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肖居孝贺平海杨帆◎著江西高校出版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图书在版编目（）数据CIP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肖居孝，贺平海，杨帆著.—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6.6ISBN978-7-5493-4688-2Ⅰ.①红…Ⅱ.①肖…②贺…③杨…Ⅲ.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研究Ⅳ.①D252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6364号出版发行江西高校出版社社址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总编室电话（0791）88504319销售电话（0791）88517295网址www.juacp.com印刷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经销全国新华书店开本700mm×1000mm1/16印张18.75字数225千字版次2016年6月第1版2016年6月第1次印刷书号ISBN978-7-5493-4688-2定价38.00元赣版权登字-07-2016-679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0791-88513257)退换序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习近平同志这段话阐述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法则，它来自于对中国共产党人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
一部长征胜利的历史，就是党的群众路线逐步发展完善，党的群众工作卓越开展的过程。红军长征胜利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
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江西高校出版社精心筹划，适时出版了《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一书，以纪念中国革命历史上这场伟大的战略大转移。
视角独到。长征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但全面聚焦长征时期群众路线成果的还是第一次。《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抓住了长征胜利的根本，以群众路线视角切入长征研究，是长征研究的创新性成果，填补了长征研究的空白，对长征研究做出了独到贡献。
视野开阔。《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突破了以往群众工作的研究视野。该书聚焦长征中的群众路线，拓展了群众工作的外延，不仅将红军经过的沿途地区人民群众作为工作对象，还根据红Ⅰ
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军长征时期的实际情况，把党和红军争取各方面力量的工作都涵盖其中，对长征中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做了全景式的展示。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卓有成效，让红军队伍与沿途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这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用心良苦。《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并未局限于长征时期群众工作的描述，还从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延伸和在当下的意义，把我们党从群众工作发展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宝贵历史经验，加以详细阐述，突破了一般历史著作就历史写历史的局限，升华了这部著作的主题思想，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是该书的最大亮点。
《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既具有理论高度、史料可信度，也具有通俗易读的特点，不失为一部理论性与可读性兼具的佳作。
这是我读《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这部书稿的一点观感，并以为序。
（石仲泉：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Ⅱ
前言长征胜利已整整个年头。时至今日，这场中国革命史上堪80称奇迹的战略大转移，依然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目光。年复一年，他们或伏案阅读书写，或亲历现场探寻遗迹，深耕其中。长征中的激烈战斗场景和英雄人物为大众所津津乐道。长征既是一部读不尽的“大部头”，又是一个取之不竭的革命资源宝库，值得我们穷尽一生去发掘、探索。
值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各地专家学者纷纷行动起来，或著书，或撰文，纪念这一伟大的胜利。江西高校出版社也积极筹划出版系列读物，以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经与我院办公厅副主任肖居孝教授联系并达成合作意向，在双方细致商定后，决定以长征中群众工作为主题，形成一本既忠实历史又具当代价值的读物。
经领导推荐，组成了本书的写作团队，主要成员有肖居孝教授、贺平海副教授和杨帆博士。
选题确定之后，编写组成员重新阅读了多种版本的长征历史专著，搜集整理长征时期群众工作的史料，了解当前群众工作研究成果。在前期大量准备性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国内关于长征时期群众工作研究成果，大多聚焦于当年红军所经过的地区的群众工作，如红军活动时间较长的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湖南等地。整理出来的资料分为两类：一类是散见于当地党史部门编撰Ⅲ
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的长征资料汇编中的相关文献及资料；另一类是有关红军在当地活动时期所开展的群众工作的论文。虽然红军长征主要经过上述地区，但现有的研究成果在整体上对长征时期群众工作的研究还稍显不足。此外，现有的群众工作研究范围稍显狭窄，仅仅局限于党和军队与所经过地区的群众主体之间。根据现有长征中群众工作研究状况的分析，结合出版社的要求，我们把本书写作的立足点放在以较通俗、生动的方式，从整体上描述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总结其中的经验对今天群众工作的价值。群众工作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事业成功的“法宝”之一，长征时期群众工作的复杂、艰难，从中积累的工作经验对今天做好群众工作有着非同一般的借鉴意义。本书目的是既让读者了解长征时期群众工作的基本概况，又不觉得有纯理论著作的枯燥。
在确定本书主体内容时，写作小组一致认为，长征中群众工作环境具有复杂性，群众工作对象也具有复杂性，因而群众工作的内容具有丰富性。据此，全书内容绝不能拘泥于狭义的群众工作，应该拓宽眼界，根据长征时期的实际，把党组织和红军争取各方面力量的工作都涵盖其中。从大格局看，党的统战工作、群众工作和宗教工作等都应作为红军长征时期群众工作内容的重要方面。
在确定具体内容时，写作组考虑到，既然是写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就有必要把这一时期群众工作的“特性”写出来，在坚持我党群众工作基本方法的基础上，更应该突出其区别于其他阶段的特征。
本书着眼点并非简单介绍长征中的群众工作，而是寄希望于总结长征中群众工作经验，给当前做好群众工作以启示。
基于以上认识和分析，我们确定了本书写作的主要内容和基Ⅳ
本框架：长征中群众工作的背景介绍；红军内部党群、干群工作；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军官兵的工作；对长征沿途地区群众、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宗教信众工作等以及长征中群众工作经验的当代价值。
长征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各个时期都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当前，我们仍然要借鉴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经验，把群众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重头戏”。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我们要“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
本书写作组2016年4月4日Ⅴ
目录序/Ⅰ前言/Ⅲ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01一、中国土地革命的发展/004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006三、红四方面军的长征/018四、红二十五军的长征/023五、红二方面军的长征/039延伸阅读1红军部队长征中与敌军力量的对比/047第二章新的征程新的难题/053一、长征初期“左”倾错误思想对群众工作的消极影响/055二、长征途经地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缺乏了解/058延伸阅读2中央红军血战湘江/061三、长途行军和流动作战，增加了群众工作的难度/068四、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恶劣影响/071五、桂系对地方统治的强化/072六、长征途经地区民族关系复杂/074延伸阅读3感人的小故事/078001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第三章重拾群众工作法宝/081一、遵义会议拨乱反正/083二、动员鼓舞，同甘共苦/090三、做好长征沿途群众的工作/093四、水乳交融军民情/102延伸阅读4翻越夹金山/108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13一、制定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民族工作对策/118二、宣传党的民族工作主张，坚定执行党的民族政策/122三、严守群众工作纪律，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128四、武装群众扩大红军队伍，帮助建立少数民族武装/135五、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143六、建立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权/147延伸阅读5危难见亲人军民鱼水情/151002第五章“不信神的共产党也会尊重宗教”/153一、党和军队高度重视宗教问题/155二、严守党的宗教政策，做好宗教工作/160三、尊重宗教习俗，保护宗教活动场所/165四、团结宗教人士，打击反动宗教势力/168五、坚持政教分离，彻底废除宗教特权和宗教压迫/173第六章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175一、巧用敌人内部矛盾/177二、争取敌军上层人士/185三、瓦解敌军士兵/190延伸阅读6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民党中将———张振汉/203第七章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典型/205一、毛泽东虚心听取老秀才建议/208二、模范执行民族政策的红二军团/211三、贺龙与“八大老僧”的故事/213003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四、史群英自告奋勇当群众工作宣传员/217五、一个橘子都不能动/219延伸阅读7为共同抗日奔走的团长———高福元/221第八章群众是最好的桥梁/225一、群众是取之不尽的红军兵源/227二、群众是红军伤病员的保护神/235三、群众是帮助红军过天险的最好摆渡人/245延伸阅读8刘少奇最懂得大家最需要什么/254第九章宝贵的经验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创新/257一、长征胜利证明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群众工作的法宝/260二、长征胜利再次证明群众工作是打开困难局面的金钥匙/266三、长征中群众工作的思想和方法得到丰富和发展/270四、长征中群众工作的实践与方法推动党的群众路线发展/273后记/282004第一章战略大转移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03初冬的阳光下，于都河静静的，像一个老人靠在躺椅上，微眯着双眼，享受着上天赐予的温暖。远处河面上，偶尔几只小船晃来晃去，一切是那么安详、宁静，似乎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只有岸边的石碑上，“长征渡口”4个大字向人们诉说着80年前在这里发生的故事。
1934年10月的一个夜晚，数万人忙碌的身影悄悄地渡过于都河，此后多地相继开始行动，开启了后来被称为“长征”的中国革命的战略大转移。
00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一、中国土地革命的发展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共同目标下，1924—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的蜜月期。两党齐心协力，以摧枯拉朽之势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
然而，1927年，风云突变。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违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背叛了革命。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势力，疯狂地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挥起屠刀，一时间大江南北血流成河。
血淋淋的事实警醒了中国共产党人：要革命，就得掌握军队，就得有枪杆子。
正如毛泽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①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②“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重新鼓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为挽救党和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从1927年8月1日到1928年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淤.19911074.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于.199347.
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05发了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为代表的大大小小100多次武装起义。但是，由于起义目标是攻取敌人重兵防守的大城市，敌强我弱，因而所有起义都遭到挫折甚至失败。
秋收起义初战失利，毛泽东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引兵井冈山，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
在此后2年4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井冈山军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实行土地革命，发展红色政权，壮大人民武装，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崭新局面，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奠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基础，明确了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前进方向。
随着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了中央苏区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另外12个根据地。
与此同时，军阀之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闹得南京国民政府顾此失彼，焦头烂额，一个时期内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力量的发展。蒋冯阎大战结束后，蒋介石集团才意识到，共产党飞速发展的革命力量，已经由肘腋之患变成了心腹大患，成了他们稳固统治的严重威胁。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胜局已定。他立即腾出手来，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围剿”与反“围剿”成了国共双方军队之间主要的斗争形式。
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一个最大的苏区。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指导下，中央红军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连续4次大“围剿”。在反“围剿”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00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朱德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然而，第三次反“围剿”后，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将中央苏区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给葬送了。
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1934年革命根据地（1934年3月—1936年10月）1935年革命根据地1935年红军西征扩大的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会师游击区会师红六军团长征路线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会宁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红二、六军团长征路线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线过草地国民党军进攻方向国民党军封锁线翻越夹金山飞夺泸定桥四渡赤水河占领遵义抢渡大出发地强渡渡过渡河穿过四道于都乌江湘江封锁线改道贵州巧渡金沙江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图从1930年10月至1931年6月，蒋介石总共调集6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3次“围剿”。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之下，主要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总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07共歼敌7.5万余人，粉碎了“围剿”，壮大了苏区。
1931年，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但南京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坚称“攘外必先安内”，持续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发起进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者，无视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无视广大人民尤其是中间阶级强烈的抗日要求，片面夸大红军3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国民党军的失败，不顾革命斗争客观环境的变化，无视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实力对比的悬殊，一味要求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实现一省和数省的胜利，最终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首取赣州，迫吉安”的指示，向中央红军下达了攻取赣州的作战命令。但红军3次强攻不能奏效，浴血奋战33天，不仅城未攻克，反而遭受重大损失，伤亡3000多人。
由于毛泽东对“左”倾错误路线的坚决抵制，在4月和8月，中央红军转而取得了漳州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
1932年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省宁都县东山坝镇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受到错误批评，并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1933年2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开始了对各个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在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采取大兵团伏击的战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
00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吸取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部署第五次“围剿”时，采取了全新的战略：基本方针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主要军事原则是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
当年在中央苏区拥有无上权力的李德，后来辗转回国了，于1973年正式出版了《中国纪事：1932—1939》一书。在这本书里，李德有许多情绪化的语言，但下面这几句话，说得倒是比较客观：“所有这些措施，当然对老苏区居民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在国民党部队里却发生了一定的作用，敌人在第五次‘围剿’中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者。”①试想一下，如果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也发生一次类似第四次反“围剿”之前的宁都起义，那么，中央红军很有可能抓住机会打败敌人的“围剿”。
但是，不要说这样的大规模起义，连被俘的敌人都很少，红军的战斗意志可想而知。更要命的是，敌人变得聪明了，而我们却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作战有效的战略战术。
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不懂军事，所以李德以所谓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中央苏区以后，博古便将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权拱手让给了李德，于是形成了一整套更完备也更脱离实际的战略战术:战略指导：“御敌于国门之外”；动员口号：“不丧失根据地一寸土地”；战术原则：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寻求战略上的速决；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以阵地战拼消耗；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战略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北京：东方出版社，：淤[]..200449.
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09转移准备神秘化、搬家式的撤退。
中央红军在这套战略战术原则指导下，虽经广大将士浴血奋战，然而局面却越来越困难。
1934年4月，国民党军以11个师的兵力进攻广昌。博古、李德调集中央红军9个师的兵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决战”。从4月10日战斗打响到27日晚红军撤出战斗，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红军将士浴血鏖战，毙伤国民党军2626人，但红军损失更为惨重，伤亡了5093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
一战伤亡5000多人，这在湘江战役之前的红军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广昌保卫战的失败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中央红军要在根据地内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不可能了。
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中央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去开辟新的苏区。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同意。中共中央随即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开始战略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
10月初，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紧缩包围圈，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中央红军发起最后攻击，首都瑞京（瑞金。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决定首都定在瑞金，并改瑞金为瑞京）危在旦夕。至此，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中央红军被迫实行远距离的战略转移———长征。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之前的3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动，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人们后来常常提到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京待01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命。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在接见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和粟裕时，当面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最后到达的地域为皖南。那个地区有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因而，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要求红七军团要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
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是当时中央赋予红七军团的任务。实际上，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更加直接的目的，是希望这一行动能够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大转移。
可是在整个接见过程中，中央领导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中央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中，虽然表达了要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促使敌人变更战略部署的意图，但在“左”倾宗派主义控制下，这两份绝密文件并没有传达。当事人之一的粟裕后来说，他也是若干年后才看到的，当时对于中央这个“调敌”的重要战略意图，并不知晓。①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江西瑞京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
先遣队先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10月下旬到达闽浙赣（赣东北）苏区。11月初，红七军团与原在赣东北的红军第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
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解放军报淤...1981-7-26.
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11这次行动历时6个多月，行程5600多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樟湖坂、福州、桃源、罗源、庆元、清湖、大陈、分水、旌德和谭家桥等30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及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蒋介石调集大军不间断的围追堵截下，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加上孤军深入，远离苏区，得不到苏区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和支持，这次进军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处境。
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到严重损失，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8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之后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
继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中央苏区北上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决定派出红六军团，作为红一方面军转移的“探路”部队，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
与中央苏区紧邻的湘赣苏区，到了1934年夏，随着金华山、松山地域防御作战的连连失利，斗争形势日益恶化。敌军主力已深入苏区腹地，原有的整片苏区，已被8个师的敌人分割包围成若干小块。
当湘赣苏区在敌人围攻下日益缩小，红六军团处境危殆之时，7月间，中共中央讨论了红六军团的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当时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央红军向西边去，“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没有采纳毛泽东01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的意见，只赞成红六军团突围向湖南中部转移。①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发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训令》，责成湘赣省委及军政首长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队伍中的任何悲观失望情绪，并依据这个训令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进行各种具体的准备工作，加强游击活动及部队中的政治工作。训令要求，突围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统限8月中旬进行完毕。
8月7日下午3点，红六军团第17、18师和红军学校9700多人，在湘赣独立第四团的掩护接应下，兵分两路，一路从江西遂川县横石出发，经五斗江、大坑，另一路从遂川县衙前出发，经五斗江、上坑突围西征，在顺利地连破3道封锁线之后日夜兼程，于11日到达湖南桂东以南的寨前墟，成功突出重围。
23日，部队到达湘江右岸蔡家埠一带，准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
由于红六军团每天都要向红军总部报告自己的位置，敌人很快破译了红六军团的电报密码。敌刘建绪部发现红六军团抢渡湘江的意图后，急忙调重兵防堵湘江。
为此，红六军团决定放弃在零陵地区抢渡湘江的计划，挥兵东移，绕过敌侧翼，日夜兼程急转南下，采取兜圈子战术，9月4日在全县以南的界首顺利渡过湘江。
9月8日，红六军团在西延（今广西资源县）车田接到《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以后行动的补充训令致任弼时、萧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淤.1893~1949.2002432-433.
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13克、王震电》。这是一个严禁向下传达的绝密电令，只允许中央代表任弼时及军团级首长知晓。
电令要求，红六军团在城步、绥宁等地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为了完成上述任务，电令还就红六军团如何转变行动方式提出了5条具体的指导意见。
此后，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于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26日，两军进至四川酉阳县南腰界，在这里召开了会师大会，任弼时宣读了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与此同时，红三军经党中央批准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以后，两军团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所以命令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主要意图仍然是希望通过部分兵力出击外线，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1943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谈起红六军团西征和红七军团北上的意图时就曾明确地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①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向心压缩”的“围剿”部队，已经推进到中央苏区的腹地。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京县的田心、梅坑等地向集结地域出发。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7日，中央红军五个主力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约8.7万人，分别从于都、花桥、潭头圩、赖公庙等10个渡口南渡于都河，踏上了战略转移的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淤...1998341.
01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漫漫征途，开始了闻名中外的长征。
中央红军原本计划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发现后，随即部署重兵围追堵截，但由于国民党军队间矛盾重重，加之中央派何长工等人同陈济棠部谈判达成协议，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前三道封锁线尽管有伤亡，总体来说还算顺利。
1934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从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奋战5昼夜，在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后，终于渡过了湘江。
但是，红五军团第34师、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被敌人截在湘江东岸，全体将士奋力拼杀，直至最后一兵一卒。
中央红军和机关工作人员出发时有8.6万余人，湘江战役之后，加上突破前面几道封锁线的减员，只剩下3万多人。
蒋介石判明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后，再次集结重兵，重建封锁线，妄图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改变原定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中央决定向贵州方向进军。12月31日，在贵州乌江南岸的猴场会议上，中央确定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强调，今后军委的决策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就是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在敌人实力相对较弱的黔北地区，中央红军获得喘息之机。
根据时势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促成的。
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15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如期召开。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部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等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始，博古（秦邦宪）做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正报告”。
他没有正视党内的“左”倾错误，片面强调客观因素，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周恩来做了“副报告”，侧重于从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在自我批评的同时也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张闻天根据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做了“反报告”，系统地批评了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明确了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会后，张闻天以他自己的报告提纲为基础，综合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在行军途中写成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指出：单纯的防御路线和阵地战堡垒战是导致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丢失苏区是“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决议》认为，由于没有明确的行动目的，没有充分激发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以至于突围成为“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军事上、战略上、组织上的错误“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决议》具体分析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强调“为了粉01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另外，在会上，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代表中央下最后决定。2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组成的新“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红军长征的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关。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之后，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面对着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展开了灵活的运动战。从1935年1月底到3月底，毛泽东用兵如神，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进入贵阳以北的息烽地区，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
红军二渡赤水时，于2月25日攻克了娄山关，这是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毛泽东心情无比激动，战斗结束不久，就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17娄山关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之后，尽管依然征程漫漫，还要面对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但是正如毛泽东在词中所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谁也挡不住中央红军胜利的步伐了。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中央红军一路闯关夺隘，所向披靡，于6月18日到达懋功地区。在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之后，中央政治局9月27日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队伍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
10月19日，队伍抵达吴起镇。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指01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晋为发展的主要区域。
三、红四方面军的长征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同一天，鄂豫皖根据地红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从11月10日起，成立仅仅3天的红四方面军，连续进行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4次战役，取得了辉煌胜利，共歼国民党军约6万人，使蒋介石准备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的第三次“围剿”计划胎死腹中。
红四方面军很快发展到4.5万余人，鄂豫皖根据地扩大到4万多平方公里，拥有26个县级政权。但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过高估计了红四方面军进攻黄安、苏家埠等战役的胜利，盲目轻敌，要求红四方面军向平汉铁路出击。1932年8月上旬开始，红四方面军在鄂东、豫南和皖西等地辗转作战，都没能有所收获。10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10、第11、第12、第73师及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越过平汉铁路，经鄂北、豫四西进。11月，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南地区。12月，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混战及其在川北兵力薄弱之机，进军川北。至1933年2月，红军成功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
这时，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以近6万人的兵力对川陕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19根据地发动了“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经过4个多月的机动作战，粉碎了川军的“三路围攻”，共毙伤其1.4万余人，俘其1万余人，同时川陕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
6月底，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县木门镇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并根据部队和地力武装已有很大发展的情况，正式决定将原有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
这时，川陕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曾中生任参谋长。下为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傅钟、曾传六任副主任。
8至10月，为进一步扩大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乘川军新的围攻部署尚未就绪之际，进行了仪南、营渠、宣达3次进攻战役，共歼川军近2万人。至此，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均达到全盛时期。
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约8万人，地方武装除陆续补充主力红军外，仍有1.5万余人，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武装有数十万人。川陕根据地发展到东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之镇巴、宁强，纵200余公里，横250余公里，总面积达到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并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8座县城。
从1933年11月中旬到1934年9月中旬，即中央根据地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四方面军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六路围攻”作战，与中央根据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结局相反，反“六路围攻”以红四方面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历时02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10个月的艰苦作战中，红四方面军有计划地收紧阵地，适时实施反击，取得了辉煌战绩，总计毙伤川军6万余人，俘虏2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挺）、炮100余门。
坐镇南昌指挥“剿共”的蒋介石，对“六路围攻”的失败既震惊又恼火。他不顾“围剿”中央根据地的作战正处于最后收尾的紧张阶段，飞赴西安亲自策划“川陕会剿”，部署了200个团以上的兵力，企图以稳扎稳打、筑碉封锁、步步为营、南北夹击的战术，来消灭红四方面军。
面对严重敌情，红军下一步究竟如何动作？
经过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川陕根据地因战争的破坏和消耗，元气有所损伤，土地荒芜，粮食匮乏，断瓦残垣，满目疮痍，这是红军在决定下一步战略方针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是，经过反“六路围攻”作战的锻炼，红四方面军以及根据地党组织和人民作战经验更加丰富，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备受鼓舞，这些又为红军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争取更大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1934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军事会议在巴中县清江渡的一所小学校里召开。会议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主持，各军、师的军政主官及少数团的干部参加。会议总结了反“六路围攻”的经验，结合当时情况，研究部队军事建设和训练工作，制定了军事教育、参谋、经理、医务、组织等工作大纲。会议的重点是研究打破国民党军“川陕会剿”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
经过充分酝酿、反复思考，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了“川陕甘计划”。“川陕甘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主要打击的目标是“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胡宗南部，重点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并伺机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21向岷县、天水一带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22日，为贯彻清江渡会议确定的“川陕计划”，红四方面军集中18个团的兵力，主动出击、发动广（元）昭（化）战役。经过一周的激战，红军虽歼灭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但由于广、昭两城的国民党军队凭坚固守，弹药、粮食等给养充足，红军硬攻始终未能奏效。而这时，川军邓锡侯部5个旅已逼近广、昭，严重威胁红军侧背安全。鉴于敌情严重，徐向前命令红军撤出战斗，主动结束了广昭战役。
在广昭战役进行之前，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统治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就在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的当天，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要求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红四方面军接电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对中央来电做了认真研究。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策应中央红军北进，也就意味着红四方面军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如果不是中央红军处境艰难，中央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
于是，红四方面军决定部分兵力出击陕南，迷惑敌军，调动敌人北上。从2月3日开始，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先后攻占宁强、沔县、阳平关重镇。在达到调动敌人兵力的目的后，红四方面军回师川北准备渡江西进。3月28日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02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前下达渡江命令。红四方面军分三路大军强渡嘉陵江成功，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沿江敌军。
强渡嘉陵江的渡江战役历时24天，红四方面军总计歼灭国民党军12个团，约1万余人，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8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近150公里的广大地区。从广昭战役发起到嘉陵江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以积极的作战行动，连续奋战3个月，在扰乱国民党军“川陕会剿”计划的同时，基本贯彻了“川陕甘计划”的指导思想：依托老区，发展新区。
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就开始了长征。
嘉陵江战役后，红四方面军立即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工作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梓潼、彰明、中坝等地广大群众在红军胜利的鼓舞下，踊跃参军参战，成批的青壮年加入红军，使红四方面军得到大量补充。此外，红四方面军还成立了升钟寺独立师，下辖7个大队，共1500余人。另外，北面的胡宗南部和东面的刘湘部，一时赶调不及，这些都为红四方面军实现“川陕甘计划”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此时，红四方面军如果按照“川陕甘计划”，继续依托川陕老根据地，乘胜向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发展，建立新根据地，伺机向岷县、天水一带发展，不仅可以扩大胜利战果，而且对陕南红军第二十五军的斗争，对湘鄂川黔红二、六军团的斗争，还是对中央红军继续向川黔边发展，无疑都会起到有力的配合作用。但是，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只有撤出川陕根据地，放弃“川陕甘计划”。
由于红军主力撤出川陕根据地，川军唐式遵部于1935年4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23月14日占领旺苍坝，21日重占苍溪。至此，川军全部占领了嘉陵江东岸地区并封锁嘉陵江。经过两年多艰苦奋斗创建的川陕根据地，就此丧失。
另外，由于张国焘这个时候对以红军主力北向甘南作战犹豫不决，红四方面军丧失了发展新的根据地的难得机遇。
嘉陵江战役后期，徐向前深感进攻兵力不足，曾多次打电报催促张国焘，提议按照“川陕甘计划”，迅速把南边的部队向北集中，迂回碧口，抄胡宗南的后路，进取甘南。可这时忙着“大搬家”的张国焘对此犹豫不决，不置可否，一拖就是一个月。
这样，红四方面军前方的部队只好就地发动群众，补充兵员和给养，待命行动。
1935年5月，根据江油高级干部会议的决定，红四方面军于5月初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分数路向岷江地区西进。
5月15日，相继占领了土门、干沟和茂县。为迎接中央红军，根据红四方面军茂县会议决定，李先念、何畏率军西进懋功地区。6月初，红四方面军攻克懋功，之后奔赴懋功县城东南的达维镇。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翻过夹金山，在达维镇的木城沟与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25师第74团胜利会师。
四、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二十五军创建于1931年10月，属红四方面军建制。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做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大部随主02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力西去，其第75师第223、第224团及军部特务营则留在根据地，加上皖西新组建的第二十七军及其他留守部队，包括伤病员，共约2万多人。他们在失去统一领导的情况下，分散在根据地坚持斗争。
1932年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县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作为坚持鄂豫皖苏区斗争的骨干力量。1933年1月，根据鄂豫皖省委紧急会议精神，又组建了红二十八军。
红二十八军组建后，迅速出击皖西北，相继在四道河、胭脂坳、白沙河、叶家集、双河山、银沙畈等地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红二十五军则继郭家河战斗后，相继在黄安东北的九龙长岭，麻城北部的杨泗寨、万字山、李家寨等地与追剿之敌展开激战。1933年4月，红二十五军又在潘家河歼敌一个团。
在红军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战斗胜利之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却由此过高估计了有利形势，认为敌我已经攻守易位了，要求根据地军民夺回中心城市，首先夺取的目标是七里坪。
但是，从5月2日夜里红二十五军进入指定位置开始构筑工事，到6月13日被迫全部撤出战斗，前后历时43天的七里坪攻坚战严重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红军损失惨重，红二十五军减员近半。
尤其严重的是，7月初在新集以南的太平寨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鄂豫皖省委根据3月15日中央来信的指示精神，在会上通过的决议中，再次对形势做出了错误判断，并且在作战指导上采取了单纯防御的方针。这为以后鄂豫皖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257月17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第五次“围剿”开始。在鄂豫皖省委“与土地共存亡”的错误口号下，红二十五军以疲惫之师，与敌激战于光宇山、杨真山、紫云山、鹅公山等地，战斗力严重下降。最后，红二十五军被迫退往皖西北休整。
接连的失利，让鄂豫皖省委对过去所持的作战方针产生了怀疑。根据1933年10月16日省委扩大会议的初步酝酿和会后的多次研究，11月10日，省委书记沈泽民代表省委起草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对过去的斗争作了深刻检讨，提出了转变斗争方式的问题。这个报告标志着鄂豫皖省委新方针的开始，也成为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出现新局面的转折点。
这以后，鄂豫皖红军采取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形势逐步好转。1934年7月17日的长岭岗战斗和11月8日的扶山寨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追剿计划，为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条件。
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前后酝酿了半年多时间。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之后，红二十五军连战失利，减员严重，原来的根据地已经被分割成几个小块。省委书记沈泽民派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到上海汇报，并请求派干部来加强对省委和红军的领导。之后中共中央陆续发来一些指示，主要精神是要求红军做战略转移。
但中共鄂豫皖省委的大多数人开始对战略转移问题心存疑虑，都没有脱离鄂豫皖的思想，不敢走远，总觉得走出去没把握，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往哪去呢？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花山寨举行第14次常委会议，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等参加会议。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转达了程子华带来的中革军委02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员结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际，认真讨论了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问题。
程子华的到来和周恩来的指示，坚定了鄂豫皖省委战略转移的决心。会议最后一致同意：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
转移的初始目标为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决定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继续留在苏区，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11月16日，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当天，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率领下，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由罗山何家冲出发西进，踏上了长征之路。17日晚，红二十五军在信阳以南之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敌人戒备森严的平汉铁路，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经青石桥、黄龙寺、金桥等地，于19日进入桐柏山区。
蒋介石获悉红二十五军突围西进后，判断红二十五军有西窜入川的企图，即命令“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张学良派出“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第115师跟踪追击，并令驻河南南阳等地的庞炳勋第四十军和驻湖北老河口的第44师进行堵截，其目的是乘红二十五军孤军离开根据地之机，以优势兵力一举消灭之。
为了隐蔽北上企图，红军继续西进，直抵桐柏县城以西20多公里处的洪仪河、太白岭、界牌口一带，并派少数部队佯攻湖北枣阳县城。敌人果然中计，迅速调动各路兵马向枣阳一带集中。红军突然于22日在枣阳县城附近掉头东进，突破敌人堵截，转向东北。23日黄昏，在击退敌人的进攻后，红军部队由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带领，绕过庞炳勋部重兵控制的通道，经平氏镇、泌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27阳城东、马谷田、刘庄铺等地北上，到达驻马店西北地区，甩开了敌人的堵截。
泌阳城东北地区，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红军要进入伏牛山区，就必须经过这些密如蛛网的村落围寨。由于围寨武装不断骚扰阻拦，国民党军派出的便衣侦探也乘机纵火烧房，袭扰红军，更有敌人的造谣破坏，红二十五军在围寨区进军迟缓。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抓住时机，召开各级干部会议，进行政治动员，要求部队转变斗争策略，不打土豪，不分田地，不进围寨，所需粮草，一律购买，严格遵守群众纪律。
同时，省委常委郑位三为了使部队顺利通过围寨，也事先给寨主写信，让当地群众提前送去，或由围寨派人一寨接一寨地传递。信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时也说明红军是借道抗日，晓以民族大义，望其保持中立，请勿阻拦，并同寨主订立互不侵犯协议，提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主张。红二十五军的宣传队每过一个围寨，都要散发油印传单，张贴标语，还对着围墙喊：老乡老乡，不要惊慌。
红军所向，抗日北上。
借路通过，不进村庄。
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红二十五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进行的抗日救国宣传也逐渐深入人心。绝大多数围寨的地主武装保持了中立；一些围寨的群众在路旁摆上了开水和饭食，欢送红军；另有一部分有志的02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穷苦青年还参加了红军。当地的地下党组织积极配合红军行动，他们组织群众，筹集粮草，为红军搜集情报，充当向导；有的还利用送信等机会宣传红军，红军的伤病员也被及时安置到群众家中。红二十五军终于顺利通过围寨区。
之后，红二十五军血战独树镇，西入伏牛山区。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的一场恶战。正如程子华所说，天时地利都不好，敌人几万步骑兵前堵后追。刘震后来回忆说，独树镇战斗，是我军长征途中一次极为险恶的战斗。在地形平坦和气候恶劣的条件下，遭敌突然袭击和堵截，能否击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关系到全军生死存亡。而刘华清更是记忆深刻，因为他在这次战斗中腿部负伤，幸亏时任军政治部主任的戴季英替他说了话，他才能够继续随军行动。他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军领导决定连夜突围。部队紧急集合，而这时绝大多数人还没吃上饭，大家感到极度疲劳和饥饿。战士们很大一部分还只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有的更小，听说又要出发，就不乐意，待在群众家里，不出来。干部们只好挨家挨户叫，总算把部队拉了出来。最不好办的是伤员，风大雨大，道路泥泞，要迅速摆脱敌人，就不能带伤员走。军领导决定把伤员就地安置，多留一些钱，动员群众保护伤员安全……独树镇之战，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的生死存亡。情势之险恶，战斗之惊心动魄，至今历历在目。
但经过血战的红军进入伏牛山之后，才发现这里有许多不利之处：一是此地人烟稀少，地域狭窄，粮食及其他物资极为匮乏；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29二是群众与外界长期处于隔绝状态，未受过革命影响，对任何军队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都怀有敌意；三是当地的封建势力非常强大，有“内乡王”之称的别廷芳在这里经营多年，反动统治十分严密；四是有些村寨的豪绅地主修了围寨，把群众圈在里面，群众不了解红军，红军也无法接触群众。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如惊弓之鸟，红军一路过，老百姓就四散而去，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地逃往深山老林。更有国民党军庞炳勋部和东北军各“追剿”队相继追来，红军根本没有时间开展群众工作，不要说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就连立脚都非常困难。
面对这些情况，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伏牛山区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不得不有所改变。
此时，东面敌人已经追来，南面是别廷芳的地盘，北面是陇海铁路，西面是陕西省南部。相比较而言，陕南的敌人相对较弱，应该对创建根据地更为有利。于是，省委决定继续西进，伺机在陕南创建新苏区。
11月30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明确指出：红军帮助群众没收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不交租稞；焚烧豪绅地主的契约债据；红军帮助群众解除压迫、剥削农民的反动武装。
之后日夜兼程，红二十五军经一行树、庙子、栾川、陶湾等地向陕西南部前进。12月9日，红二十五军翻越蟒岭，进至雒南的庾家河（今属陕西省丹凤县）宿营。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议在庾家河召开，做出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苏区。
庾家河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根据地，并提出红军承03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担的具体任务：一要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坚决转变官僚主义手工业的领导方式与和平的秩序的工作生活，实行新的活的领导方式与战斗的日常工作作风”；二要加速扩大红军队伍，并把它作为创建新苏区最首要最根本的任务，这个工作的成就决定着革命事业发展的尺度；三要集中力量进行群众工作，要求每个党团员和每个战士都要进行群众工作，要召开群众大会、分配土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成立赤卫军、少儿队）、解除民团武装、消灭境内的国民党军、建立苏维埃政府等；四要彻底执行苏维埃的土地法令、劳动法令、经济政策等，要在彻底执行苏维埃政纲、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当中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
由于敌情紧张，这次会议时间非常短。因为敌人总是跟在屁股后面追，不允许坐下来开会，所以这个会原本没打算在这时开。
可是，那天吃过早饭后，几个领导人碰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说着，会就开起来了。庾家河会议正在进行之时，突然从庾家河东山坳口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省委立即停止开会。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人迅速上山，指挥部队反击。
庾家河反击战，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又一次殊死战斗，从上午9点打到黄昏，红军将敌人全部打垮，敌人损失惨重，我军伤亡也很大，徐海东和程子华都在这次战斗中负伤。
尽管庾家河会议因遭敌人的偷袭而被迫停止，但这个会议决定的事项是至关重要的。会议及时做出了创建新苏区的决议草案，解决了新区选择和当前红军的任务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创建鄂豫陕新苏区和发展壮大红二十五军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几次惨烈的战斗，红军给追击之敌以沉重打击，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追堵计划，尾追的国民党军不得不退回河南，红二十五军进军陕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31进入陕南的红二十五军，迅速开展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他们运用“避实击虚”“先拖后打”等战略，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两次“围剿”，初步开创了华阳等4个新苏区，建立了鄂陕、豫陕2个特委，为后来红军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创造了条件。
红二十五军自从1934年11月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就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因而对中央红军的行动了解不多，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也知之甚少。
1935年7月中旬，红二十五军逼近西安。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从国民党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西会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的消息，这使他们意识到配合红军主力北上已经成为重要工作。15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二十五军军部驻地，送来了中共中央4月17日发出的指示和4份文件，带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西会师的确切消息。
根据石健民带来的消息，陕甘地区是红军主力会师后的行动方向。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感到有必要对自己的行动方案做出修正，以便更好地发挥作用。当晚，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下一步的任务和行动方针。
中共鄂豫陕省委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沣峪口会议上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西征北上的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正如具有很大影响的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在1936年第7卷第3期发表的《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远征》一文中指出的，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就好像做毛泽东部队的先锋一样，帮助毛泽东部队打开往陕的途径。
03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7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根据沣峪口会议的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地区出发，再次踏上长征路。
7月2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留坝的江口镇，击溃了当地民团。在江口镇，红二十五军进行了短暂休整，以缓解连续行军作战的极度疲劳，进行西征北上行动的思想动员，同时给指战员们一个物质准备的时间。中共鄂豫陕省委适时地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提出了“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等口号。全军上下经过休整，情绪高涨，决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的到来。
8月3日，红二十五军派手枪团和军部直属队一部化装潜入两当县城，配合先头部队攻占了两当县城，俘国民党保安队数十人，这是红二十五军攻占甘肃的第一座县城。军政治部利用很短的时间开仓放粮，发动群众，镇压反动官吏，张贴标语，然后离开两当县城，翻越麦积山，直逼天水。11日，红二十五军看到部分国民党军队或已调回，或滞留不前，马上组织部队渡过渭河。
北过渭河，这是红二十五军出奇制胜的行动，把自己置于主动的地位，进可以扼住西兰公路，策应和接应中央红军，退可以转入陕北，实现与陕北红军会合的目的。
渡过渭河后，红军进占秦安县城。12日，红二十五军向甘肃纵深前进，14日逼近静宁县城，截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静宁县城驻军国民党新一军第11旅非常惶恐，急电求援。红二十五军斩断西兰公路，打乱了敌人的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红二十五军进逼静宁之后，15日进入静宁县城以北40多里的单家集、兴隆镇地区，做短暂休整。这一带是回民集中居住的地区。过去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更有民族歧视和军阀部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33队的屠杀掠夺，回汉矛盾十分突出，民族纠纷时有发生。红二十五军要在这里进行休整，首要的是要处理好民族矛盾，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回民群众。
红二十五军一直十分注意对少数民族的工作。早在鄂陕边界活动时，鄂豫陕省委就于1935年2月19日做出决议，针对在四峡口、茅坪等回民集中居住的地区开展工作中存在的“对少数民族工作的不了解与忽视”的倾向提出了批评，要求党与红军的政治部切实重视少数民族尤其是回民的工作。此后，红二十五军十分注意开展少数民族工作。部队每到一地，军领导都要根据当地的民情风俗，做出规定，要求部队遵守。
这次进入兴隆镇地区之前，军政委吴焕先已了解到这一地区大汉族主义严重，军阀部队的掠夺政策也给汉族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他结合当地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教育部队要做好民族工作，扩大红军的影响，提出革命要成功，就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就要团结各族人民。为此，他专门规定了“三大禁令”和“四大注意”。
“三大禁令”：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
“四大注意”：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
为了与回族人民搞好团结，红二十五军甚至规定在回族群众面前说话不准带“猪”字。
全军上下分别召开会议，制定具吴焕先03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体措施，做了较为周密的安排。指战员们在进入回民区时，严格按照要求办事，许多连队在进入这一地区之前将没有吃完的猪肉做了处理，或送给汉族老百姓，或是吃掉。手枪团和几个回族战士在军领导的安排下提前进入兴隆镇，将事先写好的标语、传单和布告张贴起来，向回民群众进行宣传。
红二十五军军部刚刚驻进兴隆镇，吴焕先政委就主动邀请清真寺的教主、阿訇和有名望的士绅到军部来做客。他还特意让供给部买了一些三炮台式的新茶具，并亲自给客人的茶碗里放上冰糖，向来宾介绍红军是工农群众的队伍，红军到兴隆镇来，是路过，不催粮、不派款、不拉夫。他还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特别提到“三大禁令”和“四大注意”，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请他们相信红军，并做好群众的工作，安定民心。
第二天，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领导人到清真寺拜访，并赠送了绣着“德高望重”四个大字的锦缎匾额，还用12张桌子抬着6个大元宝和6头肥羊，表达了红军对回族人民的尊重。他们受到老教主的热烈欢迎。吴焕先还对广大回族群众讲话，再次表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
老教主也投桃报李，率清真寺的阿訇、地方乡绅和回民群众到军部来回拜。他们头顶礼品，赶着一群肥羊来慰问，同时向红二十五军军部献了一块匾，上写“劳苦功高”四个大字。
红二十五军出发时，镇上的男女老幼皆来为红军送行，更有17名回族青年坚决要求参加红军，马庆年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一个多月后，中央红军经过这里。他们也受到当地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使历经千辛万苦走来的中央红军指战员们非常感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35动。毛泽东曾称赞红二十五军路过陇东回民区时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8月17日，红二十五军从兴隆镇出发，沿西兰公路东进，攻克隆德县城，歼守敌1个营大部，并活捉敌县长、保安团长等，缴获大批物资。黄昏后，红二十五军继续前进，连夜翻过六盘山，进逼平凉县城。
红二十五军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探知中央红军的消息。为得到中央红军的消息，红二十五军甚至还派人去截过邮车。
8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取得马莲铺战斗胜利。这一仗，差点活捉马家军悍将马鸿宾。马莲铺战斗结束后，红二十五军连夜返回白水镇。8月21日拂晓，红二十五军由白水镇东进，急行军40余里，到达泾川县城附近的王村。
红二十五军到达泾川的前一天，马鸿宾第35师骑兵团和第104旅第208团已经到达泾川，任务是堵击红军。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处境险恶。而此时，因连日暴雨，泾河水猛涨，部队再渡泾河已很困难。公路南侧是数十里宽的高塬，但回旋余地小。吴焕先和徐海东等商量后，决定让部队暂离开泥泞的公路，翻越王母宫塬，徒涉泾河支流汭河。
王母宫塬是一座地势突兀的高原，位于泾河和油河之间，在两河的会合处，有一座圆锥形的高岭，岭上有一座建于北魏时期的王母宫石窟，翻过王母宫塬，崖下就是汭河。
手枪团和第225团在红二十五军领导的指挥下迅速渡过汭河，占领以南高地，向泾川方向警戒。随后，军直属机关分队过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