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重拾群众工作法宝107在羌族群众居住区，红军指战员不烧不杀，不抢不夺，而且积极帮助群众背水、劈柴、治病，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强调加强各民族的团结。红军的模范行动和民族政策颇见成效。许多羌族群众打消了原先的疑惧心理，把红军视为亲人，纷纷杀猪宰羊，献馍敬酒，载歌载舞，慰劳红军。一些跑到深山老林去的羌族群众，也陆续回家。有不少羌族青壮年还报名参加了红军。

在藏族群众居住区，红军抓住汉、藏统治阶级同藏族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尖锐矛盾，提出了打倒汉官和反动土司、分田分粮的口号，并不断进行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红军在各县、区、村相继建立了人民政府，吸收了一批藏民积极分子参与政权，当家做主。此外，红军还逐步建立了藏民地方武装组织，并在有些地方建立了党、团支部。翻身的藏民兴高采烈，以极大的热情拥护红军。许多藏民分得土地后，把“分配土地证”当神物供奉起来，烧香念佛，祈求神灵保佑土地、保佑红军。

正确的政策、规章使红军队伍做好群众工作有章可循，让群众工作有了抓手。长征开始以后，群众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逐渐有了起色，逐渐摸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办法。严明的纪律，让红军队伍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红军队伍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地，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即便寒冬腊月，大多数红军指战员仍然顶风冒雪，坚持住在群众的屋檐下或露宿街头、路边，尽量不打扰当地群众。红军所到之处，以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让群众认识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工农解放而斗争的队伍。他们自觉为经过的红军队伍带路，把家里不多的口粮无私地提供给红军。许多地方的青年人掀起踊跃加入红军的浪潮，壮大了革命队伍，聚集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正能量。

10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长征途中，这些衣着不整但精气神十足的队伍相继离开了曾经战斗过的一个个村庄，重新踏上漫漫征途。他们的身影消失在了乡亲们视线的尽头。红军战士们远去了，他们留下的是各地群众对党和红军赞叹不已的口碑，留下的是各地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工农红军深深的情谊，更留下了乡亲们眼光中满满的期待：可爱的红军战士们，什么时候你们才能再回来？

延伸阅读4翻越夹金山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最艰苦的岁月就是渡过了大渡河，来到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区之后的日子。从年月到月，短短一193578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部队先后几次经过这里，翻过了十几座雪山，走过了遍地沼泽、荒无人烟的大草地，也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泪下的故事。

在参加了长征的红军战士们心中，雪山好像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这个“敌人”不用枪，也不用炮，光靠着刺骨的寒风、鸡蛋大小的冰雹和阴晴不定的天气，就埋葬了我们多少可爱的战士。

飞夺泸定桥、进入四川境内后，党中央召开了会议。

此时，红军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向东进军，抵达茂县、松潘地区，但蒋介石已在这条路上布下了重兵，走这条路有极大的危险；二是向西，沿一条山路到达四川西北的丹巴、阿坝地区。但这条路上少数民族众多，而且由于国民党的压迫，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多数仇恨汉族人，一旦发生冲突会给行军带来许多不便，也不利于保持民族团结；经过反复研究，第三条路———翻越夹金山成了唯一的选择。为了尽快甩开追在身后的敌人，胜利北上开辟新的根据地，中第三章重拾群众工作法宝109央红军决定，选择雪山草地一线敌人较少的地区，以达到快速行军的目的。

年月初，红军来到了硗碛藏乡，这有此行必经的第一19356座、也是最大的一座雪山———夹金山，红军准备翻越这座海拔4900多米的大雪山。

硗碛是夹金山下的一个村镇，人烟稀少，森林密布，一派原始的风景，居住在这里的藏民就像居住在世外桃源。红军要从这里翻越雪山，到小金县达维镇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而夹金山是必经之路。

由于时值盛夏，战士们身上都穿着单衣，翻越这座常年冰封的雪山就成了十分艰难的路程。无数的战士倒在了这里，夹金山成了一座最壮烈的天然“红军坟”。

“夹金”是藏语的音译，意思是弯曲的道路，是说这座山又高又陡，很难翻越。当地的居民叫这座山为“仙姑山”，他们认为只有仙姑才能飞过去。是的，这座山到处是耸立的岩壁，山峰十分陡峭。山上常年积雪，根本没有什么路。下了雪，刮了风，就结成又厚又滑的冰层，翻越时一不小心就会摔进万丈深渊。

月日，刚刚抵达山下的红军战士举目四望，只见刺眼的611白光笼罩着整座大山，那漫山的白让人有些晕眩，就像整座山都是用雪堆成的一样，看上去既神秘又虚幻。

明明是六月天，这里依然是银装素裹的世界。半山腰围着一层层厚厚的云雾，突然刮起的风吹落一片片的白雪，打在脸上，令人浑身发抖。迅速降低的温度更是让人有些瑟瑟发抖。

为了让战士们能比较安全地过山，红团的领导当晚就到当4

地居民家，讨教过山的办法。老人们佩服红军的精神，将过山要注意的事情一一告诉给红军指挥员：要上午点之后登山，下午点9311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之前下山———因为早晚太冷，中间时段的温度高一些；不要在山上过夜；要用布条遮挡眼睛，防止雪光弄坏了眼睛；上山要走稳，不要停留太久，千万不要坐下；山上寒冷，要多穿点衣服；带上烈酒、辣椒等，好抵御寒气等等。

红军指战员在翻越前的动员大会上仔细传达了这些注意事项。有一位藏族青年和一位在当地居住的汉族青年对红军十分钦佩，自告奋勇要给红军当向导。于是，月日点，红军在山脚6129下集合，开始翻越夹金山。

刚刚开始行军，气温就越来越低，战士们脚下踩着冻得像镜子面一样的冰，每人用一根木棍支撑着，顾不得寒冷，紧跟着大部队往山上爬。由于山太高了，空气十分稀薄，越往上爬，呼吸越困难，心跳得越厉害。战士们觉得头晕目眩，两腿又酸又软，只能一步一喘、一步一停地挪动着。

有些山沟已被常年的积雪填平了，和山背一样高，走在上面不知哪里是实地，哪里是山沟，十分危险。战士们就踏着前面战士走过的脚印，一步一步地小心前进。老人们的经验牢记在红军心中，就算十分疲惫，他们也不敢停下来歇一歇，因为要是坐下来，很可能就永远也起不来了。

虽然正值初夏，但山上还是异常寒冷，更不用说红军指战员们刚从长江边上打过来，都只穿一件单衣。在山下时，同志们还热得汗流浃背，可到了山上，别说出汗了，把被子拿出来披在身上都无济于事，还是冷得浑身哆嗦、牙齿打战。

走了一小半路，晴得好好的天突然阴云密布，刮起了山风，红军战士们没有防备，好多同志都被山风卷起的雪扑了一身，原本就冷得浑身发抖，这一下更是雪上加霜。很多战士一时支持不住，一不小心就从山上直接滑了下去。红军队伍中不时传出惊叫声。但红第三章重拾群众工作法宝111军战士们没有被困难和死亡吓倒，各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拼尽全力，互相搀扶着、鼓励着，艰难地向上攀登。

就要接近山顶时，天空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比刚才不知大了多少倍的风呼啸着吹来，大雪夹着鸡蛋般大小的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有的伤病员经不住冰雹、风雪、寒冷和饥饿的袭击而牺牲了；更有许多同志还来不及反应，就被风雪和冰雹打入了山崖下，再也没能爬上来……有许多同志连名字也没留下。但更有许多坚韧不拔的战士，顶着饥饿和寒冷的侵袭，冒着冰雹和风雪的打击，艰难地向前行进。

冰雹过去了，夹金山上又是万里晴空，经过几个小时紧张的攀登，疲惫的红军战士全部到达了山顶。他们为自己的阶段性胜利感到万分喜悦，虽然十分劳累，但谁也不敢停下来。

站在夹金山的山顶，俯视下去，红军们为这奇异的银白世界感到惊奇。极目远眺，方圆百里看不到别的颜色，满眼都是冰雪覆盖的地区，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白色山头连绵不断。回看来时路，还在攀爬的红军战士组成了一道长长的灰色人墙，沿着山顶上红军们走过的路曲曲折折地上来，十分壮观。

许多在半途中牺牲了的同志，在队伍两旁，以各种姿态静止着，早已失去了生命的迹象。但他们冻僵的脸上坚定的神情，还有在生命最后一刻还在努力攀登的身姿，都让还在前进的战士们感动。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们就此长眠于长征路上！

下山时已不像上山时那么吃力，但下山的危险性更大。“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在爬雪山的过程中也不例外。战士们必须更加小心，因为山高路滑，下山时很可能以极大的速度摔下山去。而刚刚下了冰雹的雪山并不稳定，随时有再变天的可能。

为了鼓舞士气，红军指战员命令战士们唱起歌来，一首接着一11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首，嘹亮的歌声响彻大雪山周围，将山谷震得轰轰直响。大雪山也在战士们高昂的斗志面前屈服了，没有再出现恶劣的天气。

来到山脚下时，一道深沟阻断了下山的路。红军战士们小心地绕道而走。突然，前面传来几声枪响，战士们立刻警觉起来，低声说：“敌人注意隐蔽”同时握紧了手中的武器，准备与敌人来一场!!

厮杀。

这时，一个侦察员跑了过来，边跑边兴高采烈地叫：“是红四方面军是我们的同志啊”!!

与此同时，前方也传来战士们清晰的喊声：“我们是红四方面军”!

“欢迎红一方面军的同志”!

红军队伍里顿时一片欢腾毛泽东神机妙算，真的在这里找到!

红四方面军了战士们欢天喜地地冲下山，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紧!

紧拥抱在一起。终于见到亲人们了！他们紧握的手上洒满了激动的热泪！

就这样，红军指战员们带领战士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经过近小时艰苦的行程，与残酷的自然环境进行英勇的搏斗之后，8

于月日当天晚上，翻过了夹金山，并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的615先头部队成功会合。

夹金山这座没有硝烟的战场，终于被红军将士们翻越了，两大主力红军的先头部队也会师了！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红军各部，使山两边的红军战士都鼓足了干劲，准备迎接新一轮的战斗!

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15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红军长征经过的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等省区，是壮、瑶、苗、土家、侗、布依、仡佬、彝、白、纳西、傣、羌、藏、回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也是环境最艰苦、斗争最激烈、战斗最频繁的地区。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国民党政府、军阀、地主、土司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他们的经济、文化发展远远落后于内地，许多少数民族同胞生活在贫困状态中。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各民族还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壮、瑶、苗、土家、侗、布依、仡佬、白、纳西、羌、回等民族和分布在黔、滇的彝族，主要是封建地主制；川、康、滇、甘一带的藏族，基本上停留在封建领主制阶段；聚居在四川凉山的彝族，还保存着野蛮落后的奴隶制。各族劳动人民和汉族劳动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瑶族人民中流传的顺口溜对这种社会状态做了深刻的控诉：“想起从前我瑶家，茅草下面三个叉，三块石头做锅架，半边锅头煮南瓜。”而在封建领主制和奴隶制下生活的农奴和奴隶，遭受鞭打、买卖和屠杀时常发生。红军进入越西城时，“监狱里还监禁着几百彝汉群众，这些群众都是因为苛捐杂税未完，被统治者敲诈勒索未遂，或稍有反抗而被关押的。反动派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对彝族人民各家支实行‘换班作质，轮流坐监’的办法。有些家支因人少，人质需终身坐监；有些家支虽寡妇、妇女，也要轮班11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关押。”①大汉族主义者联合少数民族上层对少数民族底层人民的压迫造成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隔阂，互不信任，戒备森严，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严重的民族对立和敌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还对中国共产党与红军进行大肆造谣和污蔑。红军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军阀与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中的反动头人、土司做出种种规定，严禁当地群众给红军任何帮助。制定了诸如凡给红军当通司（翻译）和向导者，凡卖粮给红军者，均处以死刑；若不执行坚壁清野者，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等政策。

在各民族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某些少数民族相互之间，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民族隔阂和民族成见。红军长征时，国民党反动派便竭力利用、扩大这些矛盾，挑拨少数民族与红军的关系，收买、利用反动的民族上层分子和宗教上层分子，组织反动武装，阻挠红军过境，并欺骗和强迫群众抛弃生产，运走粮食，赶走牛羊，躲入深山，设置重重障碍，破坏红军进军。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懋功后，国民党为了“围剿”红军，将红军消灭在川西北和康区，便阴险地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影响，通过宗教上层人士对藏族群众进行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企图挑起藏族对红军的恐惧和仇视，以配合其对红军的围剿。

红四方面军进入康北地区后，“同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问题”。②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剥削，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当地藏族普遍存在着对外来汉族的敌视。特别是国民党利用藏族上层人物大肆造谣污蔑红军，这些都反映到藏族群众对待红军的态度上了。虽然红军做了艰苦和耐心细致的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淤..198690.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1986271.

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17作，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的态度有所改变，但几万红军每天的日常生活消费不可避免地要与当地藏族在粮食和物资上发生矛盾。

当地部分反动的藏族上层利用这一矛盾，煽动和胁迫一些藏族群众埋掉粮食，赶走牛羊，上山躲藏，不与红军合作，这就给红军在粮食、物资和兵员补充上造成了更大的困难。红四方面军在康北的困难状况，亲历其境的老红军回忆道：“部队到了甘孜以后，全军面临着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甘孜、炉霍一带地广人稀，……藏族居民中的贫苦群众，深受层层剥削压迫，早已一贫如洗，连糌粑都吃不上。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更无着落，基本上就靠野菜充饥。时值隆冬，部队的棉衣也无着落。有的仍旧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就把未曾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穿在身上。大军初到，与藏民语言不通，由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在藏民中散布的恶劣影响，使许多藏民都对我们存有戒心。上层土司则更是一听我军到达，就将牛群羊群赶得远远的。指战员们个个面黄肌瘦，部队迅速减员，一个军里的伤病员多达千人。”①可见，如果得不到当地居民的支持和配合，红军要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十分困难。如何做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群众工作，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直接影响着红军的战略转移，关系到长征的最后胜利。因此，红军长征中始终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工作放在重要位置。长征胜利结束，是和党的有效群众工作，尤其是民族工作分不开的。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做好民族工作，是长征过程中群众工作的中心内容之一。

萧永正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长征路上与张国焘淤....

分裂主义的斗争天津文史资料（第七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30-31.

11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一、制定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民族工作对策为做好长征中的民族工作，党和红军注重从理论上认识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重要性。1934年11月，红一方面军长征进入广西前夕，中共中央预见到民族问题在战略大转移中的重要地位，即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告诫各军团：“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的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1935年5月，《斗争》第73期发表了《中国的民族问题》，之后，凯丰在《前进》上发表了《关于彝民中的工作》和《番民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根据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基本情况，探索了中国民族问题，为党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1935年5月19日，为提高红军指战员对民族工作的认识，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训令阐明了民族工作对实现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影响，指出了民族工作应注意的具体事项，规定了民族工作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可以说，训令体现了长征初期党和军队民族工作的基本思路。

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①（1935年5月19日）各军团政委、政治部：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地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995344-345.

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19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

（甲）必须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及其必须注意的事项：（1）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

（2）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如回教之不吃猪肉，夷民的男女授受不亲，黑夷之敬重灶君等等）。

（3）严厉的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

（乙）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利用少数民族对于刘文辉及当地汉族统治者的仇恨，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口号，动员他们帮助红军，反对刘文辉及当地的汉族统治者。

（丙）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在最初的时期，即使个别的亦是可宝贵的。政治部对于这些份子在生活上、政治教育上都应加以特别的注意，在人数较多时，应成立某个少数民族的单独的连队，并特别注意与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

（丁）必须进行深入的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并依据这个发布切合于某个少数民族的具体的宣传品、布告、传单、图画、标语等等。

（戊）各政治部（处）应将本训令及中央、总政以前关于少数民族的原则的指示，提出在政治部讨论，并报告其采取的步骤与方法。

总政治部19号5时12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正在少数民族番夷民占多数的区域，红军今后在中国西北部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我们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最可靠的武器。只有根据这种理论与方法，我们在工作上，才能有明确的方针与路线，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①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部署各个部队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并且结合长征中各个部队遇到的民族问题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认真调查和研究民族问题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好党的民族政策，切实做好民族工作。

各个地方和部队根据民族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制定了合乎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红一军团政治部发布《关于加紧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指出“冕宁、越西两大道以北多蛮夷人团居，为扩大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和加紧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必须立即进行部队中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教育”“师团政治部处各据对蛮夷民调查所得材料，特别是关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随时向战士宣布，保证不触犯他们”。为此，要“努力争取蛮夷民，组织和武装他们，扩大他们来当红军；绝对不打蛮夷民的土豪；严格遵守红军纪律，绝对不脱离蛮夷民□众”“师团政治部处及连队政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995613.

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21治工作人员必须切实领导这一工作，随时注意纪律的检查，扩大的蛮夷民新战士统集中师政治部转军团训练”①。1935年6月5日，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作出《关于党在番人中的工作决议》，决议要求在做番人工作时，“一开始首先就要去细心了解番人里边的政治经济状况，人口分布情形，生产情形，剥削关系与统治制度，阶级划分、文化、宗教风俗、习惯，出产、地形、道路……过去国民党汉官对他们压迫和剥削的事实，番人生活贫困情形，以及他们的迫切要求。根据这些实际材料，要立即提出适宜于当地群众要求的口号和斗争纲领”②。

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把少数民族工作提升到关乎红军战略转移的胜利、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决策位置上，建立在对少数民族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深化了党和军队对少数民族工作的认识。另外，决议确定了党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是在无条件的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即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他们的内奸卖国贼、土司喇嘛与他们自己的剥削阶级”③。

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北京：解放淤..

军出版社，：2002105-10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于.19923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盂..1995612.

12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二、宣传党的民族工作主张，坚定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红军长征时期，党在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工作中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宣传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就是要让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群众首先真正了解并深刻认同党的民族政策。

1934年11月29日，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知疲倦地解释汉族的劳苦群众同样受着帝国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军阀、官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压迫。瑶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众的敌人。

瑶民与中国劳苦民众是兄弟，所以联合起来协力同心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而奋斗。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瑶民等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必须坚决反对在中国劳苦群众中间的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汉族的统治阶级利用中国民众来反对瑶民等弱小民族的。同时揭发在瑶民中间所存在着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害处，这些狭隘的民族主义，必然会破坏瑶民民族同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联合”。“各级政治部必须照各地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情况，加以具体化通俗化。”①12月24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发《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示》指出：“最近我军经过之地，地瘠民贫苗民甚多，各部队更应向战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二）北淤..

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981-982.

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23士详细解释，严格督促：（一）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二）山田牛少，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土豪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

（三）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犯群众、脱离群众行为。”①1935年5月25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发布《红军对番民十大约法》：第一，消灭贼娃子邓锡侯；第二，红军不杀一个番民；第三，取消一切捐税款子；第四，一不拉夫二不抽丁；第五，开仓把粮分给穷人；第六，增加工钱改良待遇；第七，番民自己武装自己；第八，番民自己组织政府；第九，买卖自由公买公卖；第十，番民自己信教自由。

为了顺利通过彝民聚居地区，红军总司令朱德在5月下旬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②：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二）北京：淤..

解放军出版社，：2002992.

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于.198329.

12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这则布告以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既揭露了国民党军阀的罪行，又向群众宣传了党和红军是怎样的党、是谁的队伍。许多彝族群众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了党的主张。

红军长征在四川期间，宣传部门下达指示、开会讲解中央的意图。根据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的情况，充分利用党和军队各种报刊向广大指战员进行宣传。送达指战员手中的报纸除了红军政治部出版的《红星报》《前进报》之外，还有各方面军和军团部的油印报纸，如红四方面军出版的《红色战场》《干部必读》杂志，红一军团出版的《战士》，红二、六军团出版的《战斗报》等等。这些报刊都及时送到红军指战员的手中，对于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措施为广大指战员理解并正确执行起到十分重要作用。

红四方面军在进驻康北地区之后，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对少数民族的各项政策，并把对待少数民族的一些注意事项，编成歌曲：藏民工作中注意的事情，努力执行四要六不准。

努力大宣传我们的主张，对待藏民兄弟一个样，细心来调查藏民的情形，号召藏民一起回家庭。

不准说“蛮子”，说话要注意，免得引起他们的误会，不准乱抢不准乱没收，不准乱拉群众的牛羊，不准毁坏经堂和神像，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25不准拿经书擦屁股，要优待通司，学藏民语言，大家要时刻执行并努力，不准乱屙屎，十项大家要记牢。①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效果显著，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执行民族政策的自觉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改善了与少数民族紧张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当地居民“争食”的矛盾，完成了北上的准备工作。

长征路上，红军各个部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贯彻落实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通令和训令，沿途张贴布告，书写标语口号和召开少数民族群众大会、座谈会，向各族人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政策。红一方面军在渡过大渡河后，总政治部根据当时的情况编成不同类别的标语，其中就有对藏、番、回、苗等少数民族的内容的口号，于1935年6月9日以《渡过大渡河后适用的标语口号》为题向全军发布，使地方工作人员在向不同对象开展宣传时有所遵循。

1936年4月1日，红四方面军《战斗准备时期政治保证计划》要求“进占炉霍、甘孜及前线各部队，应加紧对少数民族宣传，注意对番民武装及一般社会情况的调查，派遣代表向外活动，多印藏语宣传品，对番反在其缴械投降后，一律予以优待”。②红二、六军团进入四川藏族地区时，贺龙在四川省稻城发布布告：“本军以辅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进入康川。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幸望沿途番民群众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淤..1986279.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于.1992454.

12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及喇嘛、僧侣，其各安居乐道，勿得惊惶逃散。尤望各尽其力，与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绝不强制。如有不依军令，或故意障碍大军进行者，本军亦当从严法办，切切此布。”①根据红军总政治部的指示，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在桂北沿途采取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演文明戏等形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红军经过的桂北五县都有大量的宣传标语，至今仍保存完好的有100多条。在灌阳县文市镇唐家村民房的墙上至今还留有红三军团写的标语12条；在龙胜县泗水乡的白面龙舌岩内壁上，红三军团曾写下“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等标语；红三军团途经兴安、灵川、龙胜三县交界的才喜界观音庙时，派干部召集因1933年桂北瑶民暴动被国民党通缉而长期躲在深山的瑶族小头领进行座谈，并进行安抚，使他们深受感动。1935年农历正月，当地瑶苗同胞在才喜界观音岩的石壁上刻下一首诗：“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甲戌孟冬月，瑶胞把家还。”1935年8月，红265团俘获德格土司的军事涅巴（头人）夏克刀登后，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亲自和他谈话，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

甘孜绒巴岔的藏族群众也把红军对他们的态度与国民党的不同之处告诉了夏克刀登等人，希望他们不要与红军作对。通过反复的宣传解释，夏克刀登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于是写了一封藏文信，派人送到绒巴岔，令集结在那里的土司武装不要再和红军作战，立即退回德格。

红三十军进占甘孜的寿灵寺后，该寺的世袭相子（管家）益西多吉由于受到反动宣传的影响，逃到炉霍北面的泥巴沟躲藏了起来。他的亲信绍古将红军在炉霍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情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996118.

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27告诉了他。同时，红军也派人向益西多吉作解释和动员工作，使他基本消除了对红军的疑虑。益西多吉返回后，看到红军的所作所为，十分感动，决心与红军合作。他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向当地有影响的喇嘛寺及土司头人说明红军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劝他们不要与红军为敌。红军有效的民族工作，为红军顺利进军甘孜、瞻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红军一入贵州，更尽力在汉民苗民中活动。红军以民族平等，解放苗家，反对贵州军阀压迫苗家之宣传取得苗家之拥护，并鼓动苗家汉人到当地平日压迫汉苗贫民之区公所长等的家里，把财物谷子散给汉苗民，间有缴获民团枪支者，亦发给苗家，武装苗民。红军时时防备不使引起与苗民冲突，而且处处给苗家以利益。如红军在黎平时，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队，在苗家区域中绝对遵守纪律，并叫红军兵士每人备一件东西送给苗家。贵州一般的贫苦汉人与苗家，确受红军之宣传甚大。当萧克由湘边转入湘西时，亦由此经过，也给当地汉苗居民以好感。

故当毛泽东朱德部红军一至，汉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红军者，并有时询红军何时‘安民’者。红军因有汉苗人民之助，故在此贫瘠之区未受饥饿。贵州汉苗贫民之所以拥护红军之主张，不仅因红军之活动的结果，亦由贵州当地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造成。

贵州人民受军阀之压迫，亦非江浙人士所能想象，军队则抽丁、苛捐杂税、勒种烟苗（作者注：指鸦片烟），使农民之生活，终年辛勤而不得一饱。此次红军入黔，侯之担已勒收过两次‘剿赤’捐。军队既不能卫民而反是害民，此实为共产党取得人心之一大助力也。”①红军长征过广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淤.1986234-235.

12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三、严守群众工作纪律，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各少数民族在其长期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惯和风俗，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由于受到封建剥削制度和大汉族主义的长期剥削压迫，少数民族因为自己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受到歧视和侮辱，内心深处产生民族隔阂，这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和谐相处、真诚交往的主要障碍。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不了解、不信任甚至怀有敌意。“行胜于言”，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就是尊重少数民族人民，尊重民族平等，这是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大问题。严守群众工作纪律，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采取实际行动实现和维护好各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解开民族矛盾、民族隔阂的“金钥匙”。

红军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全体指战员做到“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绝对地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严厉地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①红军各部队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并通过各种方式同少数民族群众增进感情，搞好关系。

1934年11月29日，红军政治部发布《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如：“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苗族与汉族的工农起来共同扫平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反对苗汉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995344-345.

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29族的对立，只有苗族与汉族的工农一体，同心打倒共同的敌人，苗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解放弱小民族的。”①1935年5月22日，《红星》报刊登了一篇《蛮？》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当时有些标语中，“发现有用‘蛮’字的，必须纠正，因为‘蛮’字是汉人骂彝人的，彝民听到是很不高兴的”。此外，在写“傜”“侗”“倮倮”等字时，常常沿用“犭”旁，这同样是少数民族所不愿意的，也应纠正，一律改用“亻”旁。这是从政治上、文化上平等对待少数民族的又一实例。

长征过程中，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带头遵守民族工作纪律，自觉做到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长征中，贺龙总指挥给红二方面军下命令：帮助少数民族剿匪；不经房东许可不得进屋；对少数民族的衣着不得干涉。1935年9月底，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规定：“遵守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红军的模范纪律，是有重要和决定的意义，红军必须严格遵守颁布的对回民之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各级政治部必须经常检查与督促执行，如有违犯应给以纪律制裁。”②毛泽东同志具体地向红军战士介绍了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他说：“回族人民忌讳说猪，不吃猪肉，吃牛羊肉也要请阿訇宰的。”吴焕先、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回族聚居的宁静县兴隆镇时，为了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军政委吴焕先对部队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并宣布了纪律，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党史资料汇编（）：红军在黔南：淤1.198374.

②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印军事文献（三）：..939.

13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回族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要求部队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红二十五军的军政领导还召集当地的知名人士和阿訇开座谈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政策，并拜访了清真寺，赠送了匾额礼品。后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毛泽东同志还夸奖红二十五军过陕甘回民区的民族政策水平高，执行得好。

中央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与四川大凉山彝族咕基家首领果基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传为佳话，这就是红军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具体体现。结盟后，在彝族同胞护送下，红军顺利通过了大凉山彝族地区。

普通干部战士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故事也广为传播。

1935年6月11日，红军先遣队到了宝兴县的硗碛寨。进寨后，随先遣队来的杨参谋向额德姆等20多名喇嘛和群众宣布了红军纪律：一、不进老百姓的住房；二、保护寺院；三、不随便吃群众的东西；四、不拿走夷家一点财物等等。杨参谋还给红军战士们定了一条纪律：不准任何人进入喇嘛寺的经堂。红军来的第4天，喇嘛进殿念经，杨参谋不准战士们去围观，还派了两个战士在楼口站岗。

红四团主力到达央金山下的扎角坝时，这里的十几户人家，由于听信反动谣言跑上了山。他们听到有人在山上喊了一声“忆米戈壁！”（藏语“兵来了”）便急忙躲藏起来。他们暗暗地看着红军通过扎角坝，不见一个红军进自己的房子。夜间，红军沿路边露营，从附近山上拾来柴草，烧起一堆堆篝火，也没有人去拿他们堆在房前屋后的柴火。红军对藏民秋毫无犯的军纪，深深地感动了藏民们。

红四方面军进占木尔宗时，当地头人对百姓欺骗道：红军来了，要把娃娃煮来喂牲口，大人全部活埋。要求壮年青年都要到松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31岗去打红军，老人、小孩全逃到山里躲起来。于是，村寨里的百姓逃亡一空。在斯里村内只剩下一位年逾古稀、重病缠身的老喇嘛藏在离寨子不远的帐房里。后来，红军战士发现了他，将他扶回寨中，给他铺上温暖的被窝，而红军战士们却都睡在潮湿的地上。战士们给老人煮饭熬药，精心照料他，并对他说：“红军来自百姓，是穷人的队伍，是保护群众的。”还请老人向群众宣传，叫他们回家，不要在外面受冻挨饿了。经老人劝说，逃散的群众陆陆续续回到家中。在木尔宗还流传着“一个糌粑盒”的故事：村民阿斯足家的老喇嘛，因年老体弱，行动不便，不能随众人逃离，只好决定到距家4里的斯米寨躲藏。当他拄着拐杖蹒跚地走在羊肠小道时，迎面走来一位红军，亲切地与他招呼并问长问短，将他扶回寨子，铺上厚厚的氆氇毡子，扶他睡下，并送来食物和水，撤离前，给他留下满满一盒糌粑。老喇嘛不能听懂汉语，但他仍把糌粑盒保留下来，以表示对红军的怀念。

对于违犯少数民族工作纪律的行为，红军一向严肃教育严格处理，坚决维护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时任红二十五军政委的吴焕先，率部每经过一地都深入调查研究，根据不同地区的民情风俗，适时地提出一些新的政策、纪律规定，教育指战员严格遵守，切实做到秋毫无犯。牲口吃了农民的庄稼，他也要求红军当面赔礼道歉，按价补偿损失。路过留坝县庙台子时，部队就住宿在张良庙内，烧火做饭，弄得到处都是柴草烟灰，纪律也不太好，吴焕先当下就把有关单位领导召集起来，进行批评教育，要求整理好庙内卫生。听说军供给部把庙内的一对铜鹤收藏了起来，准备带走留作供给经费之用，他立即找到供给部领导，让其把一对铜鹤送回原处。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一对铜鹤是很值钱，但它是庙内的文物古董，值钱再多，我们也不能拿走，更不能变卖！雁过留声，人13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过留名。我们从此路过一回，拿走了留侯祠的文物古董，将会落下个千古骂名。我们红军队伍再穷再苦，都不能做出这种遭人唾骂的事，落下个盗卖文物的罪名!”他还讲了西汉名士张良的故事，介绍了几块明清两代名人的留题碑刻，要求部队爱护名胜古迹，对庙内的一切陈列物品，都不得随便挪动。指战员都很敬佩军政委的做法，临走时把庙内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片清新，僧俗游人们无不交口称赞。

在进入回民聚居的兴隆镇之前，吴焕先就找贫苦群众、地方乡绅、小学教员、货郎小贩促膝相谈，深入了解了回民地区的社会情况，结合当地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及时为部队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对部队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严格要求部队贯彻执行，不得违犯。到了兴隆镇以后，吴焕先同志又邀请几位颇有名望的人士和清真寺的阿訇到军部做客。他向这些人士讲道：“我军进驻兴隆镇，一不向你们派捐款，二不向你们催粮草，三不拉你们的民夫壮丁。大家尽管放心，红军决不骚扰老百姓。我们也不在此地停留，稍作休整之后，很快就走！”随后又讲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第二天，他还跟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一起，在军号、锣鼓、鞭炮声中拜访了清真寺，并赠送了匾额和礼品。受此影响，马庆年等六七个回族子弟自动参加了红二十五军。“红军好”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陇东高原。后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毛泽东同志还夸奖红二十五军过陕甘回民区的民族政策水平高。

对于欺压百姓的反动武装，红军严厉打击，维护百姓的利益，真正赢得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支持。许世友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深夜，在窗外丁当的雨声中，奔波了一天的骑士们早已进入梦乡。我和各团的指挥员还在研究第二天的行动方案。从各团汇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33报的情况看，筹集的牛羊和粮食还远远达不到上级的要求。从一般牧民群众那里虽然可以筹集到一些牛羊和粮食，但数量很有限，而占有大批牛羊和粮食的土司头人，大多不愿出卖，或者勉强卖给我们少量的，还是完不成任务。我们既不能强买，更不能去抢，只能做耐心细致的宣传说服工作。我们确定第二天再找土司头人交涉。刚刚躺下休息大约半小时，骤然而起的一阵枪声把我惊起。一名哨兵大声对我说：‘军长，反动土司兵来袭击我们了。怎么办？’我出门一看，反动土司兵像一群野鸭子似的扑来。看来，这些反动土司软的不吃要吃硬的。我立即指挥部队上马出击。这些人是反动土司豢养的武装，以能骑善射著称。但他们毕竟是乌合之众，没有政治，不懂战术，只懂吃喝嫖赌。我们一次飞马冲杀就把他们打得像受惊的野鸡，纷纷逃生。被我们抓到的几个俘虏，供出了反动土司的牛羊秘密转移点。我们连夜搜索，按方面军总部规定‘破坏抗日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的政策，把反动土司的8000多头牛羊全部收缴。接着，我们继续北上，在西倾寺、壤倘等地，又筹集了3000多头牛羊和5万斤粮食。”①郑维山在回忆录中说：“从甘孜出发西行约70里，很快就到达绒坝岔。这里是甘孜管辖的一个重镇，四周地形开阔，是一片茫茫的大草原，夹有一些丘陵起伏地。镇子就坐落在起伏地的低洼处。居民大都是藏族牧民，只有少数汉人，后来都成为红军的‘通司’（翻译）。由于长期以来，反动统治者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加上当地国民党反动派保安团的威胁，我们到达后，镇子里已空空如也，一个老乡也看不到。部队住下后，我和营、团干部立即研究筹许世友草原漫忆长征档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第二卷）北京：中共党史出淤...

版社，：2006850.

13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粮等问题。大家认为，只要先把群众找回来，就会有办法。我们决定，首先派出武装宣传队，外出宣传，动员群众回来。宣传队在绒坝岔南面的一个山沟里，发现了那个国民党保安团，他们约有百八十人，都是一些兵痞流氓和烟鬼赌棍，平时打家劫舍，欺压藏胞，无恶不作。红军一到，又把牧民裹胁出去，企图切断我军与群众的联系，伺机对我突袭。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们派出两个连的兵力，两路包抄，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我们从保安团那里已经缴获了不少罐头、好酒及虾皮、木耳、鱿鱼、海参等山珍海味。有些东西，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我们一举歼灭了那股反动民团后，被裹胁去的藏族同胞开始还有些胆怯，不敢接近我们。宣传队的同志通过通司反复喊话，向他们说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工人农民及各族人民自己的队伍，这个队伍专门打国民党反动派和欺压人民的反动军阀；红军和藏胞是一家人，不会白拿藏胞的东西。

有几位年长的藏民带着试探心情首先回到镇子上。他们回到家，看到一切东西完好无缺，态度和蔼的红军战士给他们端水端饭，顿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很快就和我们亲热起来了。他们说：‘大家不知道还有你们这么好的队伍。这一看，什么都明白了，人可以叫回来。’他们连夜赶到藏胞躲藏的山沟里，介绍红军的这些实际行动，并作动员解释。第2天藏胞们便三三两两地陆续回来了。群众回来后，事情好办得多了。”①红一方面军进入广西龙胜时，国民党广西军阀派特务化装成红军，放火焚烧侗族村寨，以挑拨红军与侗族群众的关系，这不但给侗族群众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活上的困难，而且给红军在中国现代史学会长征档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中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淤..

社，：2006863-864.

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35政治上和经济上也造成极大的损失，最重要的是给红军在群众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面对敌特的破坏，红军各个部队积极应对。每遇到敌特放火，红军指战员便奋不顾身，全力救火。红军救火的举动使侗族群众大为感动。同时，各个部队加紧侦查，及时查明并严惩纵火犯，揭穿特务阴谋。龙坪寨大火后，抓获了3名嫌疑分子，经审讯证实了其中两名是国民党桂军派来纵火的特务。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揭穿特务的诡计，宣布他们的罪行。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红军当场处决了那两名特务。这样，终于戳穿了“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对于在大火中受灾的群众，红军发放银元给予救济，赢得了群众的广泛好评。

红军各部队严格执行民族纪律，对群众秋毫无犯，甚至引起国民党军队高度关注。1935年3月，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在一份抄发高珙十二县联团办事处电呈的训令中供认：红一方面军入川后“实施不住民房，不拉民伕，赈恤贫乏”的政策，与川军、民团“征发便利，拉伕指价”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川南各族人民，“不畏匪（红军）而畏团队”，使蒋介石大为惊恐。他在3月6日给刘湘、潘文华的密电中称：“据报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并严令刘湘、潘文华整顿军队、民团，借以消除红军在各族人民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四、武装群众扩大红军队伍，帮助建立少数民族武装长征中，少数民族群众一直是红军争取的重要力量，正确的13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少数民族政策不仅可以扩大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直接壮大红军队伍，还可以沉重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动势力，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解放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同时也是国民党和少数民族地区反动势力极力威胁、拉拢的对象。1935年6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长征进入“四土地区”①，当地土司惊恐万状，立即互相联络，并在国民党军阀的授意下，大肆污蔑，恶毒攻击红军，欺骗群众去阻击红军。松岗、党坝的土司叫嚣道：“藏族的优秀子孙要团结起来，打败汉族侵略者。”“你们要为我们部落而战。”一些上层喇嘛也在鼓噪：“你们要勇敢地杀红军，杀死一个红军等于念了一万句玛尼，死后就能升天。”②1935年初，当地土司下令每个男性百姓必须准备明火枪一支，火药5斤以上，火绳3丈以上及一个月的口粮，整装待令，以部落村为军事单位，由各村寨的地主“统领”。各村寨的地主立即拉起“队伍”，并借机摊派各种费用。家中无男人或无壮年男人的农户要上缴许多名目古怪的税费，如“启征税”“跨岗税”“作战费”等等，粮、酒、银元得如数按期交给地主，反之就要大祸临头。当阻击红军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地主下令实行“坚壁清野”，连水磨石头都必须挖地三尺埋藏起来。

因此，积极主动地把少数民族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党领导下的少数民族武装，是摆在红军和各地党组织及苏维埃政府面前的一件亟待解决的大事。

总政治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中的原则指示及对苗瑶民的口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马尔康县。马尔康藏语意为“火苗旺盛的地方”，是以原嘉绒土司中卓淤18克基、松岗、党坝、梭磨四个土司属地为雏形建立起来的，因称“四土地区”。

②马尔康地方志办公室《红色记忆》编委会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四土四川：巴蜀书社，：.

..200831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37号》指出：“瑶民有权利组织自己的工农红军或人民革命军。”“苏维埃与红军，不但是汉族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而且是中国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在苏维埃与红军中间，已经有着许多弱小民族的代表参加。我们欢迎瑶民同志大批地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为着瑶民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指出：“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因此，康藏民众必须武装起来，组织赤色的游击队、自卫队、人民革命军，以便与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巩固革命政权、镇压反革命活动。”②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中，总政治部再次强调：“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在最初的时期，即使个别的亦是可宝贵的。政治部对于这些分子在生活上、政治教育上都应加以特别的注意，在人数较多时，应成立某个少数民族的单独的连队，并特别注意与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③总政治部在《夏洮战役政治保障计划》中规定：“红军对于回、番及其他少数民族新战士，为估计其习惯，可以成立单独的连队，而派得力的干部去工作。”④地方党组织也加大了工作力度。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关于党在番人中的工作决议》指出：“应当用一切方法动员番人参加红军，同时组织番人自己的红军、游击队、自卫军。这些民族的军队中间，必须以本组的穷苦群众做领导骨干，同时要设法选择穷苦中共桂林地委《红军长征过广西》编写组红军长征过广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淤..198684.

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于..,1991288.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盂..199534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榆..1995635.

13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番人中的积极分子到红军大学受训练，养成番人军队中的干部。”“对于番族中原有的武装组织，只要他赞助番族的独立解放，愿意打国民党军阀，我们可和他们建立有条件的军事同盟，派人到里边工作，逐渐转变他里边的领导成分，并加强对里边的政治训练。”①中共川康省委《关于赤化川陕甘与通过草地时地方党的工作指示》指出：“在番民回民中，应当具体进行组织番民游击队、回民游击队、番人红军、回人红军、红色骑兵、人民自卫军……不但领导他们打汉官、发财人，同时要领导他们打本族的反动土司、头人和发财人。在斗争中扩大这些武装，应当发动大批番民、回民参加红军。”②在急于行军打仗的长征环境下，不少战士认为在白区不能扩红，或者在一个地方时间很短无法扩红。对于这些消极的现象和思想，总政治部采取多种方法予以回应，如持续发布扩红捷报、表扬扩红模范批评消极思想；同时提出具体的扩红目标激励广大战士，使各部队、军团、连队竞相完成扩红任务。在深入动员战士参加群众工作的过程中，政治部最主要采取了榜样激励和革命竞赛的方式，如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举行集体或个人的扩红竞赛、号召争当遵守纪律的模范等等。写标语竞赛要求“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条至十条标语；每人每天都写一个至五个标语”③，由各政治部（处）检查、统计。在这样的激励下，“赤”④直属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淤.199240.

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131.

③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的政治工作红星（）.21934-10-25,为了保守军事秘密，长征中各部队机关一律用代名，隐蔽原来的番号名称。年月榆19341013日，中革军委重新规定了军委和各军团代名，师以下代名由各军团自定。此处涉及的代名中“，红星”为军委，“福州”为红军团，其余代名为师以下各团。

3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39三天内共写了对白军士兵标语六百余条，其中司令部写了二百多条，保卫局也有一百多条。“①全”师宣传队、“化”团机关连、“云”团四连流动宣传组天黑了就点火把写标语。“山西”在两天之内共写了14800多条标语，其中，“铎”部写了一万条。②扩红竞赛在各军团里广泛开展起来。“争”政治部接到火线扩红号召后，党团小组自动提出比赛，并在军人大会上提出与保卫局单位比赛，此后每到一地，大家都自动去做扩红工作，短时间内扩红25名，成为全军团扩红的模范。③扩红模范个人不断涌现，最多的“挫”部二连新战士李德望一人扩大了11名红军。④在先进典型的鼓舞下，在你追我赶的氛围中，群众工作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红军上下整体的工作。

红军各部队贯彻执行总政治部指示，在宣传、组织、武装少数民族群众的基础上，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参加红军。少数民族群众在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在红军实际行动的影响下，逐渐认识到只有红军才是为各族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军队，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获得解放。因此，他们不仅想方设法尽其所能帮助红军队伍，很多少数民族人民群众还自觉加入红军队伍，掀起了加入红军的热潮。时任红三军团第4师11团政治委员王平回忆红军在川西南扩红的情形时说：“红十一团部队经过越西时，汉人和彝民都向红军送状子，互相指控对方。团政治处经过调查，召开群众大会，指出军阀、地主豪绅为了压迫剥削劳苦大众，挑动彝汉群众械斗仇杀，彝汉的贫苦工农都一样受压迫受剥削，应该戳穿坏人的写标语的模范连队红星（）淤.12.1938-3-10.

学习山西写标语的模范红星（）于.13.193缘-4-5.

两个扩红的模范连队红星（）盂.6.

山东军团在开展着扩红热潮红星（）榆.13.1935-4-5.

14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阴谋，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军阀、土豪。这样越西群众更加拥护红军，汉彝青年踊跃要求参加红军。”①四川人民为长征提供了大量的新鲜血液，据不完全统计，长征中四川参加红军的各族青年达4.5万多人，居各省首列。现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区域内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青年就有5000多名，茂县有1000多名羌族民众参加红军，丹巴县巴底乡随红军北上的有270人。理县藏族妇女斑登卓，时年已50多岁，为给红军带路、当翻译，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参加了红军。羌族土司安登榜，深受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教育和感染，毅然放弃家业率200名羌族勇士随红军踏上征途，成为红军中唯一一位土司出身的指挥员，后在进入草地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天宝脱下袈裟当红军的故事广为流传至今。②天宝，原名桑吉悦希，曾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等职，1917年2月出生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党坝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天宝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革命性的变化。这一年也就是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来到阿坝。“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灭族灭教”……红军来之前，国民党散布的谣言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不但土司头人和有钱人家跑到城里躲避，连普通的藏民群众也有不少人逃到山里。“我们家穷，三兄弟都还没有结婚，我又是个扎巴（藏语喇嘛的意思），不怕。”天宝虽然觉得自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还是跟着乡亲们跑到山上去了。藏民们在偷偷地观察这支从未见过的被称做“红军”的汉人队伍。胆子大些的年轻人，渐渐敢同红军接王平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992102-103.

②跟随红军长征的藏族战士中国民族报，.2006-10-13.

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41触了，有的甚至参加了红军，与天宝相熟的一个年轻人还当了队长。天宝动心了：“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当呢？”没有同父母亲商量，他报名参了军，当即脱去袈裟，穿上了一套不太合身的半新不旧的军装。当过扎巴的天宝懂一点藏文，在参军的年轻人中算个知识分子，因此被任命为副队长。天宝这时才知道，他们这个队伍不简单，叫做“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任务是为红军筹集粮草，打土豪，分田地。同年，天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批藏族战士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我参加红军的时候，不认识一个汉字，汉话也说不了几句。”在谈到学习汉语的过程时，天宝不无自豪，“前有敌人阻挡，后有追兵围剿，没有吃的，缺乏弹药，我们还是保持高昂的斗志，一路上不但要走路、要打仗，还要学文化”，走路也要学习。天宝的步枪和背包上就写着汉字，后面的人看着他的学，天宝则看着前面的学。会念、会写、记住了，又换一个字。“休息的时候还要考试，考不及格，要挨批评的！”不但学认字，还要学唱歌。一路歌声，一路宣传。战友们都知道天宝是藏族人，就要他唱藏族民歌。“我是喇嘛出身，唱不好，但大着胆子，高声唱，鼓舞士气呗，也不参加评奖。”天宝说，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斗志比什么都重要。

据不完全统计，除了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云、贵、川共扩红近2万人，其中不少是少数民族群众，仅黔西北就有苗、彝、回等族新战士5000人，黔西有彝、苗、布依等族新战士5000人。红军在越西一地就有700人加入红11团，其中仅彝族就有百余人，并单独编成一个连队，成为“倮倮连”。云南的宣威、会泽、曲靖、祥会等地有彝、苗、回、白等族新战士2000多人。

甘肃也有上千名回族青年参加红军，北上抗日。红四方面军也在阿坝争取各族儿女踊跃参加红军，其中茂县和金川参军人数达14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1000多人，理县380人，汶川135人，小金县210人。波巴政府领导下的波巴自卫军等地方武装，后也成建制地转入红军队伍。在四川，不仅8万多四川儿女长征前参加红军，扩大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就是在红军踏上长征路以后，四川至少有4.5万多人参加了红军。这些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怀着共同的革命目标，走上了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独立、自由的革命道路，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争取少数民族解放的主要斗争形式。要争取少数民族自身解放，巩固少数民族自己的革命政权，就必须要有少数民族自己的武装。因此，红军各部队特别重视帮助建立少数民族的革命武装。红军在贵州长时间的活动帮助建立了许多少数民族地方武装。1934年12月，红军在贵州黎平县帮助建立了第一支苗族、侗族武装自卫队。1935年4月，红军在大定县八堡帮助组织苗民自救会，成立了苗民自卫队。1936年2月，红军又帮助大定八堡建立了苗族独立团。据统计，红军帮助黔西北各族人民共建立了95个游击团，在猫山、松桃建立了苗民游击队。红军帮助下建立的少数民族武装几乎遍及省内各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怒潮。

在红军转战四川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帮助少数民族人民成立了少数民族武装，在四川冕宁帮助建立了“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和抗捐军，在甘孜博巴政府中设立军事部，组建藏民骑兵师，负责人都由藏族干部担任。红军大金省军区还成立了总兵力达2000多人的金川独立师、丹巴独立师和番民骑兵连、回族独立连。在四川“四土地区”，建立了番族人民自卫军、番民骑兵连、游击队、少先大队、赤卫军和革命军。红四方面军在临潭组织了由各族群众参加的“中国抗日救国军第一路军”，在岷县、漳县、陇西一带成立了“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二路军”等地方武装。

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43红军帮助建立的少数民族革命武装是保卫民族革命政权、维护地方治安和打击地方敌对势力的有生力量。这些红色武装不仅是单纯的军事力量，也是开展地方工作的生力军、工作队，是乡村中聚集贫苦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组织。少数民族地区红色武装的成立，既发动和组织了群众，又壮大了革命力量。这些武装有的跟随红军主力北上，成为红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留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的行动。

五、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士在其本民族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和地位，他们对于本民族的事务决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理解，争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大力支持，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红军与土司签订《互不侵犯协定》1936年4月初，红军进占甘孜县城并已到绒巴岔的消息，很快就被德格土司泽旺登登知道了。泽旺登登是康区最大的世袭封建土司，管辖康北的邓柯、德格、白玉，石渠和昌都的同普共5个县，并拥有相当的武装。清末民初，康区统治者虽然都在上述五县委有县长，但其职守，仅只充当土司与政府之间的联络员而已。德格土司在康区的势力很大，国民党历来重视笼络利用他，不时加官晋爵，送枪送马。红军入康前夕，国民党为了利用德格土司防堵红军，除加封官衔外，还通过诺那做他的工作。1935年8月，诺那在康定举行“宣慰”大会，德格土司派其首席军事涅巴（头人）夏克刀登到康定参加大会。会后，诺那即亲自拜访夏克刀登，商谈了截14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堵红军等事宜。以后，诺那又和夏克刀登不断书信往来，互通军情。红军到达甘孜绒巴岔后，德格土司惧怕红军进入德格，立即在他所辖的五县内，调集了2000多士兵（其中大部分是骑兵），由夏克刀登率领，自德格的马尼干戈奔袭驻防甘孜绒巴岔的红军。德格土司人多势众，骑兵的攻击力又强，气势十分凶猛。当时驻绒巴岔的红军只有第88师政委郑维山率领的第265团，军力单薄，同时，也为了不和德格土司发生激烈的冲突，争取和平相处，第265团对于德格土司的武装进攻采取守势，边打边撤，全部退入绒巴岔的里拉村，利用房屋坚守。德格土司的骑兵，几次企图冲进里拉村，都被第265团用强大的火力顶了回去。当天晚上，士兵们由于长途奔袭作战，已是人困马乏，十分疲惫了。骑兵们也都下马卸鞍，三五成群地搭起了帐篷睡觉。抓住这个时机，经郑维山政委和邹丰明团长商量，决定乘夜抓一批俘虏回来，再通过他们回去做工作，以便和平解决。第265团本来就是四方面军有名的“夜老虎团”，长于夜战。半夜，第265团派出若干个小分队，夜袭土司士兵营地。由于土司武装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没有受过正规的作战训练，再加上白天鞍马劳顿，都已蒙头酣睡。第265团派出的小分队乘着夜色潜入士兵营地，摸到了宿于顾乃山的夏克刀登指挥部，将夏克刀登和另一头人曲朱土登等人俘获带回。

夏克刀登等被俘后，被送到甘孜县的朱倭官寨子。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领导人亲自和他们谈话，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甘孜绒巴岔的藏族群众，也把红军对他们的态度与国民党的不同之处告诉了夏克刀登等人，希望他们不要与红军作对。通过反复的宣传解释，夏克刀登等对红军有了认识，于是写了一封藏文信，派人送到绒巴岔，令集结在那里的德格土司武装不要再和红军作战，立即退回德格。4月23日，夏克刀登在德格土司的授权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45下，与红军代表李先念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此协定订立以后，德格土司的武装就再也没有同红军发生武装对抗，红军也未进军德格。后来，夏克刀登留在甘孜，为红军筹集粮草。5月初，甘孜中央波巴政府成立后，夏克刀登担任了波巴政府的领导职务。直到7月红军离开甘孜，夏克刀登才从甘孜回到德格。

（二）红军与土司的默契红军入甘后，为了阻止红军北上抗日，甘肃军阀鲁大昌奉蒋介石和甘肃省绥靖主任朱绍良的指令，在岷县、腊子口、西固等地布下重兵，修筑工事，并命卓尼土司杨积庆截击红军，企图阻挠红军走出迭部沟。

杨积庆对红军将要从四川若尔盖到甘境土司辖区迭部沟的消息早有所闻。1935年农历六月的一天，下迭部的仓官杨景华派心腹来到博峪衙门给杨积庆送信。来者把信交给副官赵希荣，赵即刻呈送给杨积庆。杨拆阅后觉得事关重大，会见了来人。杨积庆指示，如果红军来了，不要堵击，开仓避之，并嘱咐他们当晚返回，并嘱咐无论如何要将回信交给杨景华，不能耽误。

红军到迭部后，杨景华按照杨积庆的指示，将崔谷仓的麦粮暗中开放，接济过境红军。这个仓设两个仓库，共装小麦四五十万斤。红军走后，一个仓库内的粮食全部吃完，另一个仓库里的粮食也用去了多半。红军总政治部在仓板上写下了“此仓内粮是杨土司庄家粮，希望各单位节约用粮”等，还在仓内留下了江西苏维埃纸币两捆，支付粮款。

二郎山战役后，红军攻下岷县县城，进而沿洮河南岸西上，向洮州方向前进。红二方面军进入洮境杨土司辖区，从西尼沟经过纳浪、羊化渡洮河到临潭新堡，接着顺利地占领了新城，接管了国民党临潭县政府，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抗日反蒋。

14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杨积庆看到红军严明的纪律和民族宗教政策后，亲拟书信，派吴国屏和手枪队班长麻丑哥带马两匹、肥羊几只，连夜送到新城红军指挥部表示慰问。红军在临潭先后住了一月有余，却从不进驻山上插嘛呢经幡的杨土司辖区。杨积庆虽受委于甘肃省绥靖主任朱绍良在迭部、卓尼辖区内堵击红军的指令，但仅限于表面的应付。当毛主席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从俄界进入迭部境内时，除一些小股土匪骚扰之外，土司番兵则撤离远避。若正面遇上红军者，也只是空放几枪后躲进森林，使红军一方面军顺利通过达拉沟，进驻了土司迭部辖区的腹地旺藏寺。在没有反动派武力干扰的情况下，红军安全地在此做了休整。同时崔谷仓仓官杨景华受土司暗示，开仓接济红军，使历经千辛万苦、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熬皮带的红军在给养上得到很大的补充，为红军攻破“天险”腊子口防线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战略上起到了减少军事耗费，集中精力强攻腊子口的作用。因此，有人说崔谷仓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的加油站。

当红四方面军沿红一方面军线路进入甘南藏区后，杨土司仍然是让路护道、开仓放粮，使红四方面军顺利攻克腊子口，在临潭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当红军离开藏区后，杨土司又部署手下，收留、安置未能随大部队走的伤病员、小战士200余人，使他们免遭国民党毒手。

杨积庆做的这一切，被国民党鲁大昌部得知，鲁大昌阴险狡诈，自此视杨土司为大患。1937年8月25日，鲁大昌派其心腹营长率队潜入杨土司住地博峪，利用土司内部矛盾，策动土司手下团长姬从周、方秉义叛变，将杨土司一家包围，杨土司等人挥枪抵抗，然而终是寡不敌众，与长子杨琨、长媳、孙女等7人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

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47杨土司、藏族民众与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结下的深情厚谊彪炳史册，永励后人。1950年10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致信杨积庆先生的次子杨复兴先生，对当年杨土司让道济粮表示感谢。1994年10月，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杨积庆为革命烈士。

六、建立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权尊重少数民族，突出体现在尊重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意愿，因此，建立少数民族自己的革命政权，实现民族解放，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少数民族群众工作中的重要任务。鉴于缺少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地方工作的经验，尤其是缺少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为避免和纠正在汉族地区根据地中建立红色政权的方式、方法和经验生搬硬套地运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带来少数民族工作的失误，党中央和红军各政治机关下达了一系列指示，根据长征中遇到的实际情况，对建立少数民族地区红色政权做出明确说明和具体解释。

1934年11月29日，总政治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指出：“至于瑶民在自己的区域内是否愿意建立苏维埃政府，自成为瑶民苏维埃共和国或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域，或建立人民政府，那完全取决于瑶民自己，由瑶民自己去决定。”①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番民中的工作必须有迅速的转变。总政治部应搜集各地番民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以教育自己的干部。用一切方法，争取番民群众回家，组织番民游击队发动番民斗中共桂林地委《红军长征过广西》编写组红军长征过广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淤..1986195.

14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争，建立番民革命政府等。”①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各个部队根据具体情况，在途经地区帮助建立了少数民族红色政权。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支队在川南特委领导下，于叙永县两河镇界首山建立了苗民政府。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却是川南苗族人民当家做主的一次可喜尝试。1935年5月22日，红一方面军帮助成立了冕宁县苏维埃人民革命委员会，废除了“换班坐质”制度，救出了坐牢的彝族头人和其他人质，并销毁全部“换班坐质”档案和官私田地粮册，彝族同胞大为振奋，人人夸赞“红军好”。彝、汉民族第一次合作建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6月，红四方面军协助茂县、理县、汶川等地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绥靖县成立了回族苏维埃政府，小金、阿坝等地建立了藏族苏维埃政府。

根据各地建立革命政权的实际情况，为做好对各地建立政权的指导工作，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关于党在番人中的工作决议》指出：“建立独立的番族的人民革命政府，这一政府是领导番族民众独立解放的战斗的政府，这一政府同时又是联合战线的政府。

这一政府占主要地位的应当是番族中的穷苦群众奴隶、牧民、工人、贫农、中农和热心革命的分子，但知识分子和一部分革命的小喇嘛小土官赞助独立解放运动的也可参加政府工作。这一政府绝不能因为联合战线而牺牲穷苦群众的利益，相反的要加紧保护穷苦群众的利益。”②8月21日，中共川康省委《关于赤化川陕甘与通过草地时地方党的工作指示》指出：“一定要建立群众政权。一开始可以建立革命委员会，吸收番民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如当中共桂林地委《红军长征过广西》编写组红军长征过广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淤..1986317.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于.199239-40.

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49地有一部分汉人、回人，也应当有他们自己的代表参加革委。革委担负的仍是临时政府的任务，它必须发动群众的斗争，武装群众积极革命，同时树立番民的各级人民革命政府、独立政府或劳动苏维埃。”①总政治部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在回民中广泛的发动反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压迫与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进攻，与回民切身利益和要求联系起来，以启发回民的民族觉悟与斗争，以便争取与团结回民，并把斗争一直提到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建立回民自己的政权。政权的组织可以回民居处的情况，用以下的两种方式：（1）在回汉人杂居的乡或区，在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的原则之下，组织回汉两民族的乡或区的混合政府，其正副主席、代表及政府的委员人数，以该乡或区的回人与汉人数量多少为比例决定；（2）在完全是回人集居的乡或村，则组织回人单独的回民政府，凡是愿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訇及一切回民都可参加，并可与附近的第一种政府或完全汉人的人民政府建立联盟的形式，以取得工作上、行动上的联系与配合。在进行建立第一种政府工作时，应在回人汉人中作广泛深入的宣传解释工作，提高回汉两民族的联合与团结，打破民族的界限，消除民族的仇恨，使回民及汉人均能了解，只有回汉及其他被压迫民族一致联合奋斗，才能各求得其民族解放。”②1935年11月8日，在红四方面军的协助下，格勒得沙共和国在绥靖县宣告成立，同时成立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主席是克基，副主席为杨海山、孟兴发。中央政府内设内务、粮食、宣传、妇女、土地、少共等部。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992131.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于.2002343-344.

15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任务是领导藏、羌等各族人民，开展反对封建剥削制度、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受中共大金省委领导，属于中华全国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格勒得沙中央政府统一领导松理茂赤区和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下设绥靖、崇化、绰斯甲、懋功、抚边、丹巴、阿坝、卓克基、金汤、阿坝特区10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各县下设区乡苏维埃政府。

为了让新建立政权真正由少数民族群众自主管理，充分发挥各族群众自觉性，避免各地新建政权不敢放手工作，过于依赖红军的状况，1936年3月，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在已经建立政权的区域，政治机关应该派得力的同志去帮助政权和人民革命党的工作，应该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去教育革命党，加强其作用，消失他们的懦弱、依靠红军的倾向。”①1936年5月5日，德格、甘孜、炉霍、道孚、泰宁、瞻化、白玉、邓柯、石渠、同普、雅江、大小金川等共16个县的700多名代表汇聚在甘孜，出席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告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府的领导成员，多德任主席，达吉、孔撒、格达任副主席，他们都是藏族。此外，担任主席、副主席和各部部长等职位的，大多是赞同“兴番灭蒋”的大土司、大头人等。

1935年夏秋之际，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建立了9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每个苏维埃政府的主席或副主席都由当地的少数民族人士担任，如永保县苏维埃主席田玉祥（土家族），郭亮县苏维埃主席彭兴富（土家族），慈桑联县苏维埃副主席钟芳清（白族）。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992455.

第四章“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511936年，根据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的规定，红四方面军在甘肃、宁夏交界的豫旺、海原一带回民聚居区，建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延伸阅读5危难见亲人军民鱼水情年月下旬，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广西灌阳县。

193411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运用了各种力量和手段进行围追堵截。灌阳县水车村村长带着狗腿子东奔西窜，满村贴布告，到处造谣，并威胁如有给红军做事或提供粮食的，格杀勿论。

翟顺修夫妇无可奈何地带着刚满两岁、正发高烧的独生子离开村庄，加入“逃难”的行列，躲进深山。一路上，他俩抱着软绵绵的孩子，摸着他热得烫手的头，心如火燎。

“走，回家去，就是死，也要跟孩子一起死在家里。”夫妇俩横下一条心，带着孩子离开了深山。

傍晚，红军大队人马进村。翟顺修夫妇俩提心吊胆，等着“大祸”临头。不一会，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推开翟顺修的家门，轻轻地走到翟顺修夫妇跟前，见他们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愁眉苦脸，心里明白了，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一会儿，那位红军战士提着马灯又来了，后面还跟了个岁50开外的军医，说是给孩子看病。开始，程顺修把孩子抱得紧紧的，怎么也不肯。后来，他见红军医生态度和蔼，没有半点伤害孩子的恶意，才勉强松了手。红军医生仔细检查了孩子的身体，安慰说：“小孩子发高烧，没关系，吃点药就好了。”说着就从药袋里取出3

包药，并告诉他们服药方法。

15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翟顺修夫妇半信半疑地接过药，给孩子灌下。半夜，摸摸孩子的头，没有那么烫手了；过了一会，孩子醒来了，并吵着要喝水，夫妇俩惊喜万分。

第二天清早，红军医生又两次来到翟顺修家给孩子看病，很快，孩子就能下地走路了。红军医生走时，翟顺倍夫妇找来个鸡6

蛋、个柑子、个铜板，用篮子装好，还特意盖上一张红纸，高高840兴兴地送给红军医生。红军医生却连连摇手，并笑眯眯地拍着翟顺修的肩膀说：“我们红军和穷人是一家人，不要老百姓的东西。”翟顺修夫妇激动得热泪盈眶，不知怎样报答红军的恩情。这时，他们看到很多红军战士抬着木料往江边走，一打听，才知道是准备架桥渡河。翟顺修二话没说，丢下篮子，急匆匆地往家里跑，将家里的木头、桌子、门板、楼梯、床架全部搬了出来，给红军架桥用。

河水又急又深，浮桥难以生根，时值大白霜天，寒风割面，冷水刺骨。翟顺修脱下衣服，下到水里帮助打桩，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敌机轮番狂轰滥炸，战士们一个个倒下，鲜血染红了漓江。江中不断升起几丈高的水柱，水浪一次次将翟顺修推倒，但他毫不畏惧，又一次次爬起来继续干，红军指战员都竖起大拇指夸奖他。

在翟顺修带动下，村上几十个群众主动出来协助红军架桥。

桥很快架好了，红军战士一个个从桥上冲过去。抢渡中，桥墩不时被炸断，翟顺修和乡亲们干脆跳进江里，用肩膀扛着桥板。红军大队伍踏着翟顺修和乡亲们用肩膀顶起的渡桥，胜利通过漓江西进。临走，一位首长模样的红军还特意送给翟顺修一床棉被。

翟顺修夫妇闪着泪花，深情地目送着远去的红军，自言自语地说：“多好的军队啊！”（摘自中共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桂林革命故事》，广西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71-73页。）第五章“不信神的共产党也会尊重宗教”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第五章“不信神的共产党也会尊重宗教”155中国流传着多种宗教，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宗教信仰与民族的传统、习惯融合在一起，成为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左右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

对此，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感触很深：“番民极迷信宗教，他们信奉释迦牟尼的喇嘛教。喇嘛有自己的日历，还懂得一些天文、地理、医药之类，完全垄断文字事业，并操有极大的财富与高利放债，大喇嘛寺且保持有枪支。结果，番人不管什么事，不管是下种、牧畜、疾病、婚丧、生儿育女都要去找喇嘛，于是，喇嘛的无上权威便在番人群众中建立起来了。无怪乎每家番人都有精致的经堂、经书，无怪乎捣毁了他的经堂比挖他的祖坟还要厉害，要和你拼个死活。”①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宗教的重要影响，历来的统治者，不管是清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很注重利用宗教的力量。红军长征要想取得胜利，也必须严格遵守党的宗教政策，尊重当地群众的宗教信仰，做好宗教工作。

一、党和军队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康区是藏族聚居的地区，人们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喇嘛教）。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992208.

15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寺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也统治那里人们的思想。遍布康区的几百个大小喇嘛寺，往往是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懋功后，国民党为了围剿红军，将红军消灭在川西北和康区，阴险地利用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藏族地区的影响，通过宗教上层人士对藏族群众进行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企图挑起藏族群众对红军的恐惧和仇视，实施对红军的围剿。

对民族人民群众宗教信仰的态度如何，常常被看作对这个民族的态度，对这个民族的人民群众的态度。不尊重某个民族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亵渎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就会伤害广大教众，也无法在这些地区开展工作。因此，能否真正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信众的宗教情感，是决定红军处理与经过地区群众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宗教工作中，各级党组织和红军部队在宗教工作上稍有疏忽或者怠慢，就会影响党群、军群关系，甚至造成红军与当地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多种宗教流传的基本国情，重视开展宗教工作。1923年6月，中共三大党纲草案中提出，“实行义务教育，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①193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关于对内蒙的“民族政纲草案”中明确提到“政教完全分离，信教自由”。②1930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淤.1989142.

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于...1991138.

第五章“不信神的共产党也会尊重宗教”157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能许其存在。”①这些文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基本态度，即主张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教会组织及宗教活动必须遵守法律，不得干预世俗权利，实行政教分离。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第二条阐述广大民众如何实现真正民权主义时，明确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凡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一切法律命令等对于劳动者不分男女，不分种族（如汉、满、蒙、回、藏、苗、黎、高丽以及安南等族），不分宗教的信仰，都是一律平等的看待”。②中国共产党一视同仁地保护信教群众和非信教群众的权利。对于违反苏维埃法律的反动教会势力则采取专政的手段，比如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致陕北特委及游击队政务、指挥员的信中明确指出：“广大农民反对法国帝国主义教会占据土地的斗争，亦日益剧烈起来而成为西北革命的一支生力军。”③长征开始后，红军各部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1935年5月5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要求各部队“遵从回、番民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信教自由，男女一律平等。”“对回民清真寺应遵守他们的规矩，不准随便进行东摸西搞，一切要切实遵守他们的风俗习惯。对回、番妇女更要绝对遵守她们的礼节。”④5月19日，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全体指战员要做到：“绝对地遵从少数民族群众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淤...1991208-209.

②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22.

③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38.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榆.199222.

15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的宗教的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如回教之不吃猪肉，夷民的男女授受不亲，黑夷之敬重灶君等等）。”①5月25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发布的《红军对夷民十大约法》规定：“番民自己信教自由。”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明确指出：“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同时人民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宗教不得干涉政治。”②8月，在藏族地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司令部发布布告《红军到地约法十章》指出：“信教自由。”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的哈达铺、通渭回民区。回民信仰伊斯兰教，党为尊重伊斯兰教及回民的宗教习俗，红军政治部特颁布《回民区域政治工作》③，规定：（1）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遣代表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获得许可后，才准进入回民乡村宿营，否则应露营。（2）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3）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在回族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4）宣传红军民族平等之主张，反对汉官压迫回民。

1936年3月，总政治部《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在宗教问题上，我们仍然应该不侵犯其宗教自由，但人民有信教的自由，同时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政教必须分离，喇嘛寺绝不能干涉政权机关。”④根据长征中工作积累的经验和宗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政治部进一步把涉及宗教问题的工作方法细化。5月29日，总政治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995344.

民族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于1921.71949.9.1991289.

蓝宇翔，周锡银主编四川少数民族红军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盂...1996305.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榆.1992454.

第五章“不信神的共产党也会尊重宗教”159部颁布的《关于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明确规定：“对宗教问题：1.保护喇嘛和喇嘛寺以及经书神像；2.喇嘛寺土地不没收，可以出租；3.信教自由，不得强迫信教，已当喇嘛的，有还俗的自由，并可分得土地；4.政教分离，喇嘛寺不得干涉政府行政，但喇嘛个人有参加政权的权利；5.在法律上，僧俗一律平等，喇嘛犯法一样依法处理；6.改进喇嘛教；7.宣传无神论（但不要妨害番民的宗教情感）。”①为了更好地让党的政策真正被信教群众听得懂、听得进去，红四军政治部采取了丰富活泼的形式宣传党的宗教政策。除了沿途通过标语、口号、布告和集会等各种形式向信教的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外，红四军政治部还组织人员编写歌曲，提出“不准毁坏经堂和神像”“不准拿经书擦屁股”“不准乱屙尿”等“十不准”政策，教育干部和战士尊重藏民的习俗。

此外，文艺工作者主动学习少数民族的舞蹈，也有助于宣传工作深入开展。宣传工作中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语言问题，为此，红军主动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宣传党的主张，请回族阿訇与藏族喇嘛把有关党的宗教政策的布告、标语、口号等翻译成阿拉伯文、藏文，还编了常用汉藏语对照表供红军指战员开展宗教工作时参考之用。

各个地方也结合具体情况，制定了符合实际的宗教政策。中华苏维埃中央波巴政府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喇嘛和喇嘛寺暂行条例》，其基本内容有：（1）保护喇嘛和喇嘛寺以及经书佛像；（2）喇嘛寺土地不没收，可以出租；（3）信教自由，不得强迫信教，已当喇嘛的有还俗自由，并可分到土地；（4）喇嘛寺不得干涉政府行政，但喇嘛个人有参加政权的权利；（5）喇嘛有出外念经的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992494.

16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由，但报酬得由群众自愿；（6）喇嘛及喇嘛寺有经商自由，但不得用大斗小秤与高利盘剥；（7）喇嘛及喇嘛寺之枪支，必须在政府登记，领取使用证；（8）喇嘛修理寺庙及举行斋醮时不准派差、派款或估要财物，但群众自由乐捐，政府不禁；（9）法律面前无论僧俗一律平等，喇嘛犯法一样依法处理，执法之权属于政府；（10）喇嘛寺堪布由喇嘛寺全体喇嘛公推，经由当地政府呈请中央政府批准授职。

二、严守党的宗教政策，做好宗教工作长征中的红军各部队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宗教政策，在行军过程中严格贯彻、遵守各项措施，正确处理僧俗关系和党群、军群关系，为长征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寿灵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位于甘孜州炉霍县城新都镇内鲜水北岸的“色登龙然苏”山腰上，是“霍尔十三寺”之一。寿灵寺是炉霍县最大的喇嘛寺，位于县城之南，背靠六山，俯瞰县城，易守难攻，位置十分险要。寺内有喇嘛1500余人，常备快枪40余支，另有火枪和刀矛。住持格聪活佛是国民党“边政设计委员会”的西康助理员。在红军入康之前，格聪活佛曾到成都谒见蒋介石，表示如遇红军将竭力抵抗。从成都返康途中，格聪又在康定拜见了十六军军长李抱冰，商量防堵红军的对策。2月底，诺那一行从道孚逃到炉霍，正碰上寿灵喇嘛寺举办一年一度的木郎法会，全寺喇嘛及炉霍老百姓都到寿灵寺参加这个宗教盛会。诺那见此机会，即以活佛的身份，以“讲经”为名，在法会上向寿灵寺喇嘛和其他会众作蛊惑人心的宣传，并在会上组织喇嘛念大经来诅咒红军。会后，诺那又同格聪活佛等上层喇嘛共同策划防堵红军。此后，诺那即赠给寿灵寺100支步枪，近万发子弹。当红军逼近炉霍时，诺那却率随从第五章“不信神的共产党也会尊重宗教”161寿灵寺逃向甘孜，留下格聪活佛组织了900多精壮喇嘛阻击红军。

红四方面军第88师在包围寿灵寺后，接总部指示，对寿灵寺采取了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围而不打，力争和平解决，以体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从而打开民族和宗教工作的新局面。

第88师在围寺后，红军通过通司（翻译）向寺内喇嘛进行喊话宣传，大意是：藏族同胞们，我们是工农的队伍，是为藏族同胞谋翻身求解放的军队。我们不杀人、不放火、不乱拿乱抢。红军主张信教自由，保护喇嘛寺，你们不要受别人的骗，我们双方都不要打，派代表来谈判解决。但是寿灵寺的上层喇嘛不顾红军诚意，悍然开枪，将喊话的两位通司打死。接着第88师又派两个从丹巴带来的通司进喇嘛寺去送信，同样也被杀害。双方相持了10天，虽时有交火，但红军仍未对寿灵寺发动强攻。寿灵寺之后联合炉霍的朱倭、甘孜的东谷、白利、阿都等土司头人武装，向红军围寺部队进攻，一度冲进红军一个团的指挥所，红军团长牺牲。红军队伍加强力量，击溃了反动武装。红军进入寿灵寺后，从寺内获取了大16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批粮食和羊毛等物资，但对寺内的大殿和经堂，均派岗加哨，严加保护；对经书、佛器，也严令不准损坏；喇嘛仍让他们住在寺内，并照旧念经作佛事，还给予食物。当红军进占寿灵寺时，该寺的世袭相子（管家）益西多吉由于受反动宣传影响，逃到炉霍躲了起来。

红军派人向他解释了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消除了他对红军的疑惧。益西多吉回到炉霍之后，见到红军的所作所为，十分感动，决心与红军合作。他利用自己在炉霍和康北一带的影响，派自己妻子的哥哥曲吾太和寿灵寺喇嘛罗绒多吉，给朱倭的觉日喇嘛寺、甘孜喇嘛寺及甘孜县的土司头人送去他的藏文亲笔信，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说明红军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指出红军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劝他们不要自不量力，与红军为敌。这为以后红军顺利进军甘孜、瞻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理化长青春科尔寺是康南最大的喇嘛寺，连同其分寺一起，有喇嘛3000多人，枪700余支，是理化最大的一支地方武装力量。同时，长青春科尔寺还能利用其宗教地位，调动理化所有土司头人武装为其所用。如毛丫土司武装就被调到理化、瞻化交界的地方去防堵红军。从长青春科尔寺在理化的地位及拥有的武装力量来看，本可以与红军在理化一战。但该寺在红军进入理化之前，即接到瞻化喇嘛寺写来的信，信中称红军到瞻化后，不杀不抢，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对喇嘛寺秋毫无犯。后来，康北最大的甘孜喇嘛寺，也写信给长青春科尔寺，以该寺为例，说明只要不与红军为敌，红军也不会给寺庙带来任何危害，希望理化寺不要与红军发生冲突。同时，红军在进入甲洼后，十分注意执行民族和宗教政策，用事实教育了长青春科尔寺的僧众。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长青春科尔寺决定不与红军为敌。但根据他们过去和汉族军队打交道的经验，也不敢完全相信红军。于是，他们决定留下第五章“不信神的共产党也会尊重宗教”163长青春科尔寺20多个喇嘛看守寺庙和接待红军，让留守喇嘛尽力满足红军的要求，不要与红军发生冲突，一定要保全喇嘛寺不受损害；其余的喇嘛，则由住持香根活佛率领，带上贵重财物到毛丫牧场躲避。由于这个喇嘛寺不与红军为敌，6月9日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进军理化时，未受任何阻击，顺利进入县城。进城后，红军进行了几天的休整补充。在这几天里，长青春科尔寺的留寺喇嘛支援了红军一大批粮食和酥油。红军也未进驻喇嘛寺，并赠给喇嘛寺一批银两和财物，双方关系处得很好。后来红军离开理化后，留寺的喇嘛都因办事得力，保全了喇嘛寺而受到寺庙的提拔和奖励。

对于不遵守党的宗教纪律的人，红军一向严肃处理。贺敏仁是贺子珍的小弟弟，他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3纵队当战士。第3纵队扩大为红六军时，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并且有点骄傲自大。长征的时候，他年纪小，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指战员再三命令战士们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遵守民族政策。这16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拿走1000多个花边（银圆）。于是，师部将他五花大绑，要枪毙他。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10个铜板。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子珍，反映这个情况，救他一命。但这封信没来得及写。当时那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报告这件事，等批复后再执行。那时候发份电报很麻烦，要先给电池充上电才能发报，有时候充电不足还发不出去。总之，发这份电报延误了些时间。师部政委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结果，等中共中央的电报回来，指示要缓期执行时，人已经被枪毙了。贺子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客观地对这件事作了调查，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他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起800块银圆，他根本拿不走1000多块银圆。况且，他随身就只有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银圆也没处放。据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拿的是铜板，100多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说他拿了1000多块银圆是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后来重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贺子珍态度很平静。她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①裴健湘魂———毛泽东的家世北京：群众出版社，：淤..1992148.

第五章“不信神的共产党也会尊重宗教”165三、尊重宗教习俗，保护宗教活动场所宗教习俗是由对宗教信仰而产生的，宗教色彩浓厚但约定俗成并为民间所接受的传统习俗，如祭祀、庆典、法会及有些宗教对教徒的婚丧、嫁娶、饮食等方面的规定，慢慢地演变成某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或宗教习俗。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就会伤害这个民族的感情。宗教活动场所，如寺庙、观宇、教堂、清真寺等，对于宗教信徒来说是极为神圣的地方。

红军各部队在长征沿途严格执行党的宗教政策，采取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和保护宗教活动场所等具体措施。红军各部队为此制定并完善了对待信教群众的宗教政策和相关纪律。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藏区以后，首先派人调查当地藏民的风俗、语言、宗教、禁忌、人口、经济等方面的情况，整理资料发给各个部队，要求各个部队要尊重藏民的风俗和信仰，不得进入喇嘛寺庙，不动藏民供奉的神像、神龛、香炉等，不准撕毁藏民贴在门上封门的“神符”和插在房顶、寨边、山上的经幡，确保藏民的宗教习俗不受亵渎。8月21日，中共川康省委发布《关于赤化川陕甘与通过草地时地方党的工作指示》强调：“不要毁坏喇嘛寺和经书，不要毁坏经书和神像，不要伤害番人的宗教感情。”①1936年2月7日，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关于处理公共机关的决定》指出：“下列各机关不论其如社会团体或个人的均不得没收、侵扰与驻扎部队，并应保护之……宗教机关如喇嘛寺、清真寺、群众有相当信仰之庙宇，同善社等。”②1936年3月，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992131.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于3.2002268.

16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面军在炉霍县为保护白利喇嘛寺发布布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红三十军在甘孜地区发布了保护寺院的布告：“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扰，此告。”4月，道孚县波巴政府主席觉洛，副主席张德喜、荣中签署的另一份布告称：“来往部队同志们：这个房子是佛都喇嘛的，要求凡来往部队不要随便侵入此房任意乱翻和毁坏及收拾经堂用具，凡室内之一切东西，需要应用，必须经过本人同意才能取去，绝不要强借，特此要求为荷。”5月24日，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为了争取回民，为了与回民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首先能取得回民的拥护和信仰，则红军的模范的纪律，是有重要和决定的意义，故红军进到回民区域，必须严格遵守所颁布的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汉团结）“因为只有我们对于回民的风俗和信仰没有丝毫的侮慢，且尊重他们的风俗和信仰，保障他们的信仰自由与保护清真寺。每个红军战士更应该以和气亲热诚恳的态度去接近回民，这样来取得他们对我们更大的拥护和信任，是争取回民的良好先决条件。”①6月13日，总政治部《关于进入回民区域的指示》要求各部队：“特别是不得侮辱回教和破坏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得和回民谈论猪，不要拿猪肉到回民屋里去，没有得到回民的完全同意不得动用回民锅碗，部队不能进清真寺，非回教徒不准手摸可兰经（回民的经书），借住回民的房屋要打扫清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3.2002344-345.

第五章“不信神的共产党也会尊重宗教”167并让一部给回民住。由于过去回民传统的对汉族的仇恨，特别需要以兄弟的态度对待回民，拿实际行动来消除回民对红军的恐惧与不信任，争取广大回民参加革命。”①总政治部及各部队、地方政权颁布的各种规定，成为规范各部队保护宗教活动场所的行动准则，对做好党的宗教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进入隆德县兴隆镇，为了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军政委吴焕先对部队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教育，并宣布了纪律，禁止驻扎在清真寺，禁止打回族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要求部队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不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要求全体指战员高度重视、严格遵守，切实做到秋毫无犯。

定乡是康南重镇，气候较好，出产较丰，在历史上，这里的藏族人民曾多次进行反抗汉族封建官僚统治的武装斗争。红六军团到此之前，红四方面军即通过瞻化的喇嘛寺，写信给定乡、稻城的喇嘛寺和头人，宣传红军提倡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尊重和帮助藏族人民的民族政策，同时，也告知红军兵力强大，希望定乡及稻城喇嘛寺和头人不要与红军为敌。中甸喇嘛寺内的定乡籍喇嘛，也派人送信给定乡喇嘛寺，告知红军在中甸礼待喇嘛的情况及红军军威。定乡和稻城的喇嘛上层及头人，在红军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感召下，权衡利害得失，决定不与红军为敌，同红军进行友好合作，同时，他们也企图趁机报复平时压迫他们的国民党官员。在红军入境前，定乡的大头人彭错大吉即在喇嘛寺的支持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992498.

16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以要国民党定乡县长请兵来县保境安民为借口，将定乡县长赶走，县署人员遣散。稻城大头人甲骨倾真，也用同样的办法，赶走了国民党的稻城县长。

5月14日，红六军团进入定乡县城时，不但未受到任何阻碍，还受到了定乡最大的桑披喇嘛寺代表的欢迎。红六军团对喇嘛寺也以礼相待，不准部队进驻喇嘛寺。红六军团萧克、王震等领导还亲自到喇嘛寺去参观访问，赠送礼物。定乡喇嘛寺为红军良好的纪律所感动，在红军休整的几天里，喇嘛寺号召四乡的群众卖给红六军一大批粮食，红六军团还给运粮的群众专门发了通行证。5月17日，军团在这里召开了全军团积极分子会议，王震政委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会师西北与创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战斗任务的报告，对部队作了继续北进的动员。红六军团在定乡休整了7天，5月20日，在各界群众的热烈欢送下，离开定乡，沿硕曲河上行，翻越无名山向稻城前进。

四、团结宗教人士，打击反动宗教势力红军攻占寿灵寺后，红四方面军总部规定要对“寿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予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对喇嘛政策”。红军指战员在进寺之后，严格遵守宗教政策，向该寺神职人员积极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并采取措施保护寺庙，受到当地僧俗群众的热烈欢迎。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活佛被俘后，被红四方面军送往甘孜看管。据诺那弟子韩大载《诺那呼图克图行状》记载，红军总部五局局长王维舟夫妇“俱宽厚”，“待师意善且周”；“陈昌浩力白红军不杀人、放火”，向第五章“不信神的共产党也会尊重宗教”169诺那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诺那在党的宗教政策感召下，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红军指战员经常向他学习藏文，诺那“传授以字母，伊呀不置（止），并制藏歌”，教红军演唱。不久诺那身患伤寒，经红军医务人员救治无效，圆寂于甘孜。红军请来红教寺庙的白马丹尊等8个活佛按宗教仪式为诺那举行火葬，并按照诺那遗言，让韩大载将诺那骨灰送至内地，安葬于山西五台山。红军严格执行党的宗教政策，获得了僧俗各界的衷心拥护。

白利土司家庙主持活佛格达，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1902年生于甘孜县生康乡德西底村的一户贫苦农奴家庭。他7岁移居白利寺，作为第三世格达活佛坐床，17岁到西藏噶丹寺学经，是格鲁派的虔诚信徒。红三十军所部进驻白利寺土司官寨前夕，他听信诺那对红军的污蔑宣传，悄悄在寨子里隐藏起来。红军进驻后，他见红军秋毫无犯，保护寺庙，渐渐打消了疑虑，准备回寺庙去。碰巧在过河时遇见了几位红军领导干部，于是上前和通司（翻译）攀谈起来。当他从几位红军领导干部口中弄清了红军宗旨后，甚为感动，对他的随员来来说：“我作为活佛，是用佛经超度人民的灵魂到极乐世界中去，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穷人。”回到寺里，他见经堂、佛像等完好无损，更增添了对红军的热爱之情。从此，他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要他们安心生产；动员白利寺所属农奴，把粮食拿出来支援红军；到附近的更龙、亚拉等喇嘛寺，向这些寺庙的活佛宣传红军宗旨，要求他们尽力支援红军。解放后征集到的一张三十军政治部署名的收条上写道：“今收到白利寺拥护红军粮食一百三十四石另八斗”可证。格达活佛热诚支援红军的事迹，很快传遍甘孜地区，受到了红军指战员的高度重视。不久朱德总司令到了甘孜，亲自到白利寺看望格达，与他亲切交谈，鼓励他为藏17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族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在朱德总司令的谆谆教诲下，格达活佛工作更加积极，甘孜地区建立波巴政府后，他担任了政府中的重要职务。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后，他保护了大批红军伤病员。1950年西康省解放不久，格达活佛受中央委托前往西藏做噶厦地方政府的工作，不幸于昌都圆寂，为西藏和平解放贡献出宝贵的生命。

仁波寺是一座规模比较大的喇嘛寺，有500多名喇嘛，还有自己的武装。该寺处于红军北上的必经之地。红二军团经过仁波寺时，由于对红军不了解，该寺利用坚固的防御设施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封锁路口，阻止红军通过。红军没有强行进击，而是通过谈判，向仁波寺的主持说明红军是北上抗日路过此地，并不是要占领寺院，绝不伤害喇嘛，不侵犯仁波寺的生命财产。主持看到红军确实有诚意，同意让红军通过，而且卖给红军一些粮食和牲畜，红军则照价支付银元。红军的举动，赢得喇嘛们的好感。有一位叫拉波的喇嘛还主动为红军带路，一直带到甘孜。

红军队伍得力的宗教工作，争取了宗教神职人员和广大信教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为长征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严厉打击反动宗教势力是保障人民群众宗教自由的重要举措。长征过程中，对于那些多次做工作仍执迷不悟，坚决对抗红军、危害群众的寺庙和反动僧人，红军部队则严厉打击。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到达黔西北，大定县双山区凉风丫口庙内恶僧周儒德坚持反动立场，诅咒红军，敌视红军，顽固不化。他平时作恶多端，经常侮辱进香妇女，利用庙产土地重利盘剥佃户，罪行累累，民愤极大。根据当地群众的揭发，红军处死了这个恶贯满盈的“花和尚”，当地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行列里，有一支英勇顽强的妇女武装———妇女独立团，后来被扩编为妇女独立师。长征中，这些第五章“不信神的共产党也会尊重宗教”171女战士们同男同志们一起凭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惊人的毅力，爬雪山，过草地，行军，作战，完成各种作战任务，历尽艰辛。妇女独立团奋勇强攻喇嘛庙的故事至今还让人们津津乐道。①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驻守在镇江关、茂县、理县、威州一带，这里是汉、藏、羌、回等民族杂居地区。妇女独立师在执行后方警卫、维护交通治安、为部队筹集粮食的任务中，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回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女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访问贫苦群众，帮助群众劳动生产，做家务活，深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她们还刻苦学习藏族语言。女战士们的实际行动教育了少数民族群众，解除了他们对红军的疑虑。

但是当地也有少数藏族反动头人与国民党特务勾结，纠集匪徒扰民作歹。在杂谷脑以北四五里的大山上的一座喇嘛庙里，盘踞着一股匪徒。他们杀人放火，抢掠牛羊财物，骚扰当地群众；红军到来后，又散布谣言，欺骗群众，袭击红军和我地方政府机关，严重妨碍红军开展地方工作。红军多次对其说服教育，做争取工作，但这股顽匪依仗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负隅顽抗，继续作恶。群众的痛苦，同志的牺牲，激起了红军女战士的怒火。她们请求上级批准消灭这股匪徒。红四方面军总部批准了女战士们的请求，并派来总部机关少数兵力和妇女党校、省委妇女部保卫队协助。

妇女独立第2团的干部去侦查地形。庞大的寺院坐落在半山腰上，绿瓦灰墙，狮、豹、虎、象等雕刻，虽然离得远看不清，但那个模样可以想象得出。敌人居高临下，红军从山下仰攻肯定要吃亏的。团长说，咱们兵分三路，两路由正面佯攻，一路爬到寺庙后面，王长龙主编长征人话长征（）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淤..8.1997201-203.

17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从山上往下压，怎么样?大家都同意。作战方案就这样定下来了。

天一黑，主攻部队攀藤条登峭壁，向寺庙后面迂回。正面佯攻的部队开始挖工事，一条条堑壕像蜘蛛网似的伸向寺院。天漆黑，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沙沙”的挖土声。平素爱说爱笑的小鬼们，此时都收起了笑容。第二天拂晓，战士们隐藏在堑壕里观察匪徒们的部署和动静。

庙门紧闭，里面鸦雀无声。很明显，敌人企图凭借墙高壁厚，粮弹充足，守在庙里同我们对峙。入夜，红军从正面两路先以小部分兵力发起攻击。匪徒们见我军攻击力不强，毫不在乎，不紧不慢地还击。后来，匪徒看我们不像真进攻的样子，就打开寺院大门冲了出来。我军依托堑壕，远的用机枪打，近的用手榴弹炸，敌人第一次反击被打退了。接着，我军组织了一次反击，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石头，一起向敌人打去。这时寺院后山上响起了枪声，我军主攻部队从山上压了下来。敌人腹背受攻击，顿时惊慌失措，连忙退进庙里，关上庙门。三路红军战士把寺院团团围住，敌人向外突围几次均未得逞，只好龟缩在寺院内。妇女2团2营奉命突击寺院大门。6连连长刘国英抱着炸药包，在敌人密集的火网下，冲向寺门。敌人见势不好，就放火烧寺内的粮食、物资。刘国英同志半路中弹，身负重伤，但她以顽强的毅力终于炸开了寺院大门。女战士们跃出堑壕，高呼着冲进寺院，将寺院内的残敌或击毙、或俘虏，接着扑灭了大火，缴获了大批粮食、盐巴、酥油、牛羊肉、藏布、枪支弹药及其他物资。战后，妇女独立师受到了总部的嘉奖。

因为红军根据宗教界上层人士的不同情况、不同态度，采取了争取、分化和打击的宽严结合的灵活策略，尊重和团结宗教界上层的进步人士，打击、分化反动的宗教人士和武装，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第五章“不信神的共产党也会尊重宗教”173五、坚持政教分离，彻底废除宗教特权和宗教压迫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进入封建社会后，存在着政教合一的状况，藏传佛教最为典型，伊斯兰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也带有政教合一的色彩。政教合一是剥削阶级，特别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用宗教维护本阶级统治的最充分的表现，也是宗教与政治相结合的最高形式。

当时在川西北和康北农牧区盛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喇嘛教寺庙拥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较大的寺庙下辖有部落，有委派所属部落土官的权力。寺庙内设有监狱、法庭、刑律等，并拥有武装。寺庙当权的上层喇嘛都与当地的土司、土官、头人等相互勾结。他们既利用喇嘛教神权，又依赖于土司、头人们的世俗权力对藏民进行压迫奴役，从而形成了农奴主、牧主和寺庙当权的上层喇嘛联合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在川西北和康北地区，当地喇嘛教的影响几乎遍及藏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活佛和大喇嘛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政教合一的制度是一种十分野蛮而反动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中，明确反对政教合一，严禁宗教干涉革命政权各项事务。长征期间，各级党组织和红军部队在涉及宗教问题上多次强调了这些主张，并制定了贯彻党的宗教政策的具体措施。红军为了更好地动员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帮助各少数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其中较著名的有1935年夏在川西北懋功、瓦钵梁子等地建立的藏族苏维埃；1936年夏在甘孜建立的中华苏维埃波巴政府；1936年3月在陕甘宁建立的豫海县回民自治区政府；1935年9月在甘肃天水地区徽县成立的苏维埃政府等等。这些政权的负责人多数由各族人民民主协商17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选举产生，其阶级成分以藏、回下层劳动人民为主体，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政策明确规定：“活佛大喇嘛只许传教，无权过问政治。

一切政治权力归苏维埃或人民革命政府，一切权力归奴隶牧民工农兵苏维埃。苏维埃或人民革命政府不设在喇嘛寺内，喇嘛寺应设法转变成为番族人民革命和文化教育机关。”①1935年6月道孚县波巴政府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喇嘛和喇嘛寺暂行条例》总结了以往的宗教工作经验，比较系统具体地阐述了党的宗教政策这一条例，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废除宗教特权和宗教压迫，主张民主管理事务等。

红军正确制定宗教政策，严守宗教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红军各部队做好宗教工作的根本保证。做好宗教工作，尊重和保障广大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最广泛地赢得了群众支持。同时，也有效地宣传了党和红军队伍的性质和主张，为最大限度争取信教群众，为长征胜利和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老红军杨定华在回忆录《从甘肃到陕西》中这样说：“红军平素在思想上是反对迷信的，但他们遵守信仰自由之原则。红军这样多人住在庙里，对于所有神佛像并未加以丝毫损坏。无怪乎红军足迹所至，不管任何省份地区，所有佛教徒、回教徒、天主教徒、耶稣教徒，对于红军莫不热烈欢迎，甚至直接加入红军效劳。单就甘肃一省而论，就有成千的回教子弟加入红军。红军为尊重其信教的习惯起见，特将他们集中一块，成立独立的连队。不少天主教徒和耶稣教徒出身之医生在红军中尽忠服务，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红军遵守信教自由的原则所致。”②林华明红军长征与民族工作党史通讯，（）淤..19869.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北京：人民出版社，：于.1955405.

第六章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第六章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177今天，当我们站在长征路线的沙盘前，看着蜿蜒于崇山峻岭中曲曲弯弯延伸的长征线路，似乎还能听得到当年响起的枪炮声，看得见弥漫于山谷或是江面上浓重的硝烟。即便是再丰富的词汇，在描述红军指战员的长征壮举时也显得苍白。

中央红军长征行军经过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省，途经地区覆盖祖国的大西南和西北部分省区。在红军长征的征途中，每一个方向，每一支队伍在长征行军中，都面临着后有追兵，前有围堵的境况，每一支队伍都面对几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

红军为什么能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长征？

国民党元老和新生势力之间、中央和地方军阀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瓦解敌军，或者根据敌军内部对我党的同情争取支持，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这是壮大我军实力的“巧办法”。

长征时期，我党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为红军赢得了“巧实力”，既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又团结了可争取的力量，扩大了党和红军队伍的影响。

一、巧用敌人内部矛盾长征路上，各个长征队伍面对着国民党中央军和各地方军阀17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部队的围追堵截，如果一味和他们硬拼，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下的队伍和家当早就拼光了。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利用国民党内各种矛盾，找到既不损害他们自身利益，保存他们地盘不受到威胁，又有利于我红军长征的办法抓紧开展统战工作，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创造了有利于我的生存环境。

（一）争取“南天王”陈济棠（1890—1954）是粤系军阀代表，长时间主政广东，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有“南天王”之称。

陈济棠既害怕红军入粤，也不愿意被蒋介石“借刀杀人”，尤其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尾随红军入粤，占领他的地盘。第五次“围剿”红军时期，这位粤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南天王”，在南方战线上与红军作战时就比较消极。为了自保，他还开始同红军进行试探性接触。1934年9月，陈济棠秘密派人到瑞金，联络停战谈判事宜。陈济棠的信使在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晤，并将陈济棠的密函当面交给了周恩来。信的内容，正合周恩来所想。

早些时候，周恩来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这个问题。至于要不要与陈济棠谈判，因为当时党内最高权力和军权分别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周恩来、朱德也做不了主。于是，他们立即找博古和李德商议此事。经过周恩来、朱德反复劝说，最后，博古授权周恩来和朱德全权处理谈判事宜。

随后，朱德回复陈济棠，表示愿意派代表在筠门岭与其代表谈判。朱德在给陈济棠的回函中说：“日本帝国主义大侵略，愈趋愈烈，……东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

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若贵部能于此时由杭、永出击，捣漳州、龙岩，击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以第六章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179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为了让这件事情尽快落实，朱德提出了5条建议做谈判的框架：“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身实行武装民众。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做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五、请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输。”①陈济棠收到朱德复函后，立刻复电同意双方举行秘密会谈，并商定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参加谈判的人员。何长工、潘汉年被确定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何长工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粤赣军区是与粤军最近的红军防区，其最高军事长官何长工自然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

1934年10月上旬，在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方面的代表，经过三天三夜的艰苦谈判，终于达成五项协议：第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第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第三，解除封锁。第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第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1934年10月14日至18日，红一方面军渡过于都河，向粤北突围转移。长征开始阶段，红军“搬家”式的突围其实犯了兵家大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淤.198317-19.

18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忌，这也为后来湘江之战的惨重损失埋下了伏笔。这时候，陈济棠部有心腹将领主张乘机消灭红军主力，以夺取头功。陈济棠面对个别爱将的这种蠢蠢欲动，嘿嘿一笑“:看样子今天要重创红军并不是太难。可消灭了红军，老蒋还会发给咱们这么多军饷？我们在老蒋眼里还有什么利用价值？等他腾出了手来，首先要倒霉的还是我们这些不肯完全听命于他的杂牌武装啊！”陈济棠这一席话，其实也是向大家解释他为何会心甘情愿地为红军“让道”并送军火给红军的原因。于是，大家心领神会，相视一笑。陈济棠按照协议，给红军让出了一条宽40华里的通道。这样，使红一方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

蒋介石得到消息后，当即命令陈济棠在粤北组织第二道防线继续阻截红军。

陈济棠得到命令后，一面下令在仁化、乐昌、汝城等地设防，一面向部下宣布粤军已与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红军只是借道西行，粤方要让出红军西行的道路。当粤军中少数顽固军官违令与红军交火时，即遭上级撤走和训斥。陈济棠还秘密通知各高级军官，只要红军不射击不袭击粤军，粤军不准开枪不能出击。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关于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西进道路，如粤军自愿撤退我军应勿追击的指示告诫各军团：“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承诺。故当粤军自愿地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削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①在双方就红军西进路线提供通道问题上达成默契后，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995108.

第六章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18129日，红一方面军下达了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同样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红一方面军于11月4日顺利地突破国民党的第二道封锁线。

得知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蒋介石恼羞成怒，急令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

在此过程中，红一方面军认真执行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是沿着粤北边境西行。陈济棠方面也比较好地执行了协议。红军过粤北期间，陈济棠给前方一线部队明确的任务是“保境安民”，规定的战场纪律是“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陈济棠警卫旅为做到“不与红军打仗”，前线指挥员少将副旅长黄国梁与少校政训员黄若天商量，将中校团副郭士槐等一些与共产党有仇的人借故留在了后方。由于陈济棠方面的合作，红一方面军未遇粤军顽强阻截，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1980年，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陈济棠的儿子陈树柏时，亲笔书写鲁迅先生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相赠，以示对陈济棠这位一度与中共合作、帮助过红军的“南天王”的关注和谅解。陈树柏没想到共产党对他父亲有如此客观的评价，深为感动。

（二）力劝“云南王”周素园（1879—1958），贵州毕节县人。

他毕生勤奋，执着追求真理和进步。他热爱祖国和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追随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到西南地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副省长，是一位坚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并周素园18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懈的爱国民主人士。

长征时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周素园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领导人。

根据红军领导同志的意见，周素园利用在川、滇、黔军政界的名望和影响，给滇军上层人士龙云、孙渡、鲁道元等人写信，“拿护国首义的光荣传统来鼓动他们，争取他们同情抗日，和红军一致行动”。

在给龙云的信中①，周素园向龙云说明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政治主张。

他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跃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使你把红军打垮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会是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在给孙渡的信中②，周素园写道：目前中国已到千钧一发最危险的时候，国家的独立仅存口号，民族解放将付东流。只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尚尔艰苦奋斗，欲挽此垂危之命。

阁下！我想纵然不接受共产主义的人，对予他们的这种精神，也不能不十分钦佩。他们的策略非常进步，路线非常正确。鉴于目前形势，最近决议扩大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反日反蒋的力量来组织抗日救国的政府和抗日救国联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成都：四川人民淤..

出版社，：199016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成都：四川人民于..

出版社，：1990168-169.

第六章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183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必有新局面的大开展。因为爱国之心谁不如我，沉机观变大有其人。只要不甘心做亡国奴和卖国的走狗，当然要求一条新出路。尤其是我们云贵佬，是富于倔强和自信心的。别人用势力压他不肯屈服，别人看他不关轻重，他却能埋头于其工作，护国成功就是先例。

我听说阁下平时对于虚荣和享乐都不大注意，然则具有丰富的知识，怀悲悯的志量，将泯泯以没世乎？必不然矣！

我不是学政客策士来游说你，更用不着拿升官发财来鼓励你。我是劝你以宝贵的血花造光荣的历史。我和你讨论的问题，也另函达龙主席。你能自动自决，固我所盼望，即不然也请你迅电龙主席，促其早定大计。积极则回戈杀敌，消极则保存实力。我们将以你的实际行动，来测定你的回答。

这两封信以他自己的亲身感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使孙渡在与红军的对抗中改变了态度。

正如萧克（红六军团团长）所说的：“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周素园的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就在咸宁、昭通按兵不动。国民党追击军主力从东面向我进攻，但孙渡纵队在西面，按兵不动的态度，就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能在毕节停留近20天，休整补充。”①当红六军团攻克贵州盘县时，孙渡却率军西去云南曲靖。当红军二、六军团向云南嵩明挺进，准备强渡普渡河之际，卢汉传达龙云的命令，要孙渡在普渡河夹击红军，孙对卢说：“普渡一条小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现代史研究，（）淤..19801.

18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河，不能成为红军通过的障碍，即使不能通过，也只能促使红军多兜几个圈予，拖我们的部队多跑些路而已，不会收什么歼灭之效，但我尽力去做就是。”后来，孙渡也没去普渡河夹击红军。类似“消极则保存实力”的态度，孙渡在滇军与红二、六军团的对抗中一再有所表现，为红军顺利通过云南，渡过金沙江天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与四川军阀达成默契中央红军从四川清溪（当时汉源县城）北进途经荥经县境时，蒋介石命令四川军阀杨森布防堵截红一方面军。因为早年曾与朱德有过交往，杨森为保存实力，授意驻荥经的侄子、旅长杨汉忠出面与朱德总司令联系，要求与红军互不侵犯。杨汉忠派亲信给朱总司令送去求和信及该部的联络信号、番号等。朱总司令当即复信：“来函悉。吾侄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殊堪嘉许。按照来意饬敝部先头部队与贵军切取联系。”联系建立后，杨森信守诺言，令杨汉忠朝天放枪，让红军通过。中央红军顺利地通过荥经县境北上。

1935年12月25日,朱德发表给川军的公开信，呼吁川军担当起抗日的责任，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而战斗；建议川军在结束内战，保障人民有组织和武装自己成为抗日志愿军的权利；在川军的全部区域内给人民民主权利，与红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7月14日，朱德又给驻防川陕甘边，阻拦红军北上的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孙震写信，诚恳告知：“抗日红军，大举北上，实行团结全国抗日反蒋反卖国贼力量，收复东北失地，惟不愿与先生等兵戎相见于四川”，希望与之“联盟救国”。

8月7日，朱德又致信川军总司令、四川省主席刘湘，晓以民族大义。指出在国难艰深，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凡我黄帝子孙不愿做亡国奴者，莫不亟谋团结以抗日反蒋，争取民族独立，川军将领当莫例外。”针对蒋介石趁“追剿”红军之机阴谋消灭四川地第六章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185方实力派的现实，恳切指出“四川抗日军人，必须坚为联合”,并与红军结成统一战线才有出路，否则只会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通过这些工作，使川军将领理解了红军北上抗日的诚意，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红二、四方面军出川北上基本未遇大的阻拦。

党在长征中利用国民党各军阀间的矛盾，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手段，争取国民党军队上层人士的理解与支持，既有效避免了和国民党军队直接作战，减少了红军部队损失的可能，又为配合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战略转移起了积极作用。

二、争取敌军上层人士国民党阵营中，不乏对国家、民族前途深深忧虑的爱国将领，他们打内心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力主放下国共分歧，全民一心，共同抵御外侮侵略的宣言，深深感动了他们，赢得了他们对共产党人的同情和尊重。

（一）邓宝珊主动让行红军长征期间，邓宝珊任国民党军新一军军长，部队驻防在甘肃定西等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外朋友，早就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

1935年夏秋，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西征北上，党中央率陕甘支队向陕北进军时，国民党驻甘绥靖主任朱绍良命令邓宝珊部堵击过路红军，邓宝珊却命令驻在定西一带的部队固守阵地，不准出击。因此，当红军经过时，邓部不出击；遇到红军攻城时，即朝天放枪，表示“拼命阻截”；或放枪“抵抗”后迅速撤退，让红军通过；战后，向上级虚报战绩，说与北上红军进行“殊死战18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斗”，斩获很多。这样，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在北上过程中，都顺利地通过了邓宝珊部防区。

（二）捉放郭登瀛1936年2月至5月，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东征期间，红军开展了争取晋军的工作。5月5日，党中央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重申团结抗日的主张。红军在东征中俘虏了晋军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红军待之如宾。毛泽东亲自对他进行教育，让他做阎锡山的工作，并问他：“红军走了山西南北好多县份，发展很大。我现在向阎锡山提出三个条件，你看是写信好呢，还是回去报告好呢？”郭答：“写信也可以，口头报告也行。主席让我回去，我会把主席的意思传达到的。”接着，毛泽东说明了三个条件：1.在绥远让出十几个县，作为红军抗日的根据地；2.如果第一条办不到，可在雁北让出一条路，允许红军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3.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5月25日，毛泽东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郭登瀛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设宴饯行，毛泽东把他写给阎锡山的信和中共中央的回师通电交给他。郭回太原后，把毛泽东的信和回师通电面交阎锡山，转达了中共提出的三个条件。阎锡山对三个条件不置可否，默不作答。不久，他同意红军派代表驻晋。经过彭雪枫、南汉宸、薄一波等同志的积极努力，1936年9月，阎锡山终于接受了中共提出的下述条件：1.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不应受到限制；2.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都做，不利的事不做；3.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障人身安全。这样，中共与阎锡山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红军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成果。

第六章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187（三）争取东北军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陕北后，非常重视争取东北军和张学良的工作，把这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抗日的重大步骤。为了争取东北军，中共中央和红军采取了一系列步骤：1.军事上予以打击。东北军是对陕甘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主力，张学良是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红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三战三捷，沉重打击了东北军，使张学良认识到“剿共”没有出路，必须另找出路。2.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兼主任，专门负责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并选择东北军驻扎的重要地点设立专门机构，具体进行争取东北军的工作。3.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徐海东等红军将领发表了《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阐明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指明抗日反蒋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表示红军愿意与东北军联合起来，“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4.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明确规定“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指出我们工作的原则：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使他们在抗日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力量；也不是把东北军转变为红军，而是使他们成为红军的友军。5.优待和教育东北军俘虏。红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俘虏了大批东北军官兵，红军在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领导人亲自对他们讲话、上课和个别谈话，使他们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更加高涨。经过教育后对他们全部予以释放，有力地扩大了党和红军在东北军中的影响。特别是东北军团长、曾任张学良卫队营长的高福原有强烈的抗日要求，释放回东北军18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以后，对张学良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架通了红军与东北军的直接联系。6.宋黎、刘鼎、刘澜波等共产党人曾先后奉派到东北军，做东北军上中层军官的工作。7.积极开展争取东北军下层的工作。红军与东北军阵地相接，红军与他们开展战场联欢，白天两军严阵以待，向天空鸣枪开炮，“兵戎相见”，晚上在各自的阵地上唱和《救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使东北军广大下层官兵要求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的情绪更加强烈。8.党中央领导人亲自做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工作。1935年10月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1936年夏秋毛泽东致函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9月22日致函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10月5日致函张学良；周恩来于1936年4月22日致函张学良。这些信件对促进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良好作用。1936年二三月间，党中央派李克农到洛川会见王以哲，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了友好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通商和交通问题等口头协定。1936年4月9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双方参加会谈的还有李克农、刘鼎和王以哲。这次谈判双方开诚布公，感情真挚，在联合抗日的许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就停战、通商、互派代表问题达成协议。这次谈判成功，对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从此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我党与张学良的统一战线关系开始正式形成。党中央与张学良统一战线关系的建立，是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成果，也对红二、四方面军长征的胜利，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争取西北军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对争取杨虎城和西北第六章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189军（十七路军）的工作很重视。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绥靖公署主任。他是一个有民族意识的将领，与蒋介石有矛盾，并在“围剿”红二十五军中受到沉重打击，认识到“剿共”没有出路。我党决定争取杨虎城，并从各方面进行了工作。

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在天津工作的南汉宸，委托杨虎城驻北平的代表申伯纯到南京去见杨虎城，告知我党《八一宣言》的内容，建议“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并提出了实行合作的6条具体办法。1935年12月，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带上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去见杨虎城，转达联合抗日的希望。杨虎城接受了联合抗日的主张。12月下旬，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到西安与杨虎城继续商谈，达成了共同抗日的4条协议。1936年4月，党中央派刚从国外回来的王炳南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系，决定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协定。1936年9月，为全面落实前几次商谈的条款，毛泽东又派秘书张文彬到西安与杨虎城谈判，最后达成了3条口头协议：1.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杨负责抑制民团，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2.

取消经济封锁。设专门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十七路军负责掩护。

群众自由通商，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十七路军食粮；3.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如有纠纷，双方磋商解决。协议确定后，张文彬即以红军代表身份留在西安，公开职务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并在西安、淳化、宜川、洛川等地设立了6处秘密交通站。自此，我党与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关系正式形成。这是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的伟大成果，对以后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三、瓦解敌军士兵红军长征途中，先后遭遇了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各军阀队伍，如国民党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西北军和东北军等。这些敌军内部情况不同，对我党我军的认知和基本态度也不一致。因此，从长征开始，瓦解敌军队伍，争取敌军士兵加入革命队伍就被放至我党我军的工作日程上来。

（一）瓦解敌军是形势发展的需要红一方面军长征到湖南境内时，就开始做争取国民党士兵，瓦解敌军队伍的工作。1934年11月20日，总政治部在《关于目前瓦解敌军工作指示》中特别强调，“瓦解白军的工作方式应该适合于新的运动战环境”①。当红一方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加强了对敌军的瓦解工作。1935年1月1日，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根据贵州军队中不少白军士兵是被强迫当兵的苗、瑶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士兵生活条件恶劣，长期受到长官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强调要特别做好对苗、瑶族少数民族士兵的瓦解工作。

针对贵州敌军特点，提出了瓦解敌军的口号和具体办法———1.贵州白军之特点：（1）组织成分上以贵州人占多数，且包含极多苗、瑶等少数民族籍。

（2）大多数士兵吸鸦片，组织涣散，战斗力薄弱。

郑广瑾长征事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淤..199682.

第六章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191（3）由于贵州经济条件落后，士兵生活极端恶化，并受着长官极残酷的，封建式的虐待与压迫。

（4）因为贵州士兵与红军直接接触的机会较少，所以红军的政治影响在士兵中比较薄弱，而反革命的武断欺骗宣传容易在士兵中产生影响。估计到这些特点，对贵州白军士兵应提出以下斗争和宣传的口号，进行瓦解的工作：①不打抗日红军，哗变拖枪当红军打日本！

②红军为解放贵州群众而来，哗变拖枪当红军来打土豪分田地，赤化贵州！

③反对国民党军阀王家烈强迫苗瑶民族当兵！

④苗瑶弟兄不替压迫苗瑶民族的国民党军阀当兵，哗变拖枪到红军来！

⑤苗瑶弟兄红军赞助苗瑶民族解放，哗变拖枪到红军来！

⑥汉族弟兄与苗族弟兄一致配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王家烈！

⑦不受冷、不受饿，要求立即发棉衣穿，要吃饱饭！

⑧反对野蛮的肉刑，反对打骂与虐待士兵！

⑨红军欢迎贵州白军弟兄来当红军！

⑩红军优待白军俘虏兵，欢迎俘虏兵当红军!

各级政治机关必须深入调查工作，针对贵州白军各个不同的情况，通过火线上的喊话及大量的散发宣传品，把以上这些斗争的口号加以具体化、通俗化的深入到贵州白军士兵中去，煽动与争取他们哗变拖枪到红军中来。

2.正因为贵州白军极大多数是贵州人及苗瑶人，更需要我们加强地方居民及苗瑶民族中的工作，发动他们特别是白军士兵家属给白军士兵写信散发宣传品等，以散布红军影响。

19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3.对贵州白军俘虏兵的工作，必须依照下列各点进行：（1）在原则上尽可能的争取俘虏兵当红军，吸鸦片只要瘾不深的能限期戒去的应争取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营或新兵营的训练，在这些时期把烟戒去，然后补入部队。

（2）俘虏到时，各级工作人员必须全体动员到俘虏中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工作与解释工作，完全消灭他们对红军的怀疑与误会。在他们了解与相信红军的主张的基础上，争取他们当红军。

（3）经过细密的清查之盾，将俘虏军官及流氓化的分子等全部交保卫局处理，其余所有的俘虏兵按班、排、连组织起来，加以有系统的训练。

（4）对苗瑶士兵必须注意到他们的民族意识，依照湘江政治部关于苗瑶少数民族工作指示的原则进行教育。

（5）在生活上须尽量保证俘虏兵有饭吃并吃饱，有开水吃，并设法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如草鞋等），使之从实际的红军生活中了解红军优于白军。

（6）俘虏兵中坚决不愿当红军的，应给他们深入的宣传鼓动，遣散他们回去在白军士兵中及扩大群众中散布红军的政治影响。

各兵团政治部必须经常随时将对贵州白军工作执行的具体情况报告本部。

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瓦解白军工作必须真正开始。”①1935年2月20日，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目前瓦解敌军工作的几项重要指示》指出：“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完成创造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淤10.1991473.

第六章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193苏区的任务，瓦解白军部队，争取白军士兵到革命方面来，是极端重要的工作之一。”“各军团政治部应加强对积极破坏白军工作的领导。军团政治部破坏部对团政治处破坏干事应随时给以具体的指示和实际的帮助，同时应派得力的工作人员到弱的连队中去进行突击，坚决肃清一切对瓦解白军工作机会主义消极的偏向。”①四渡赤水过程中，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瓦解白军的命令》指出：“瓦解白军，夺取广大白军士兵是现在最紧急任务之一。依靠此工作，使我们顺利战胜四面的敌人。”②5月23日，红一方面军在渡过金沙江后，《干部必读》登载的《进取松理茂的意义和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一文中指出：“在当前白色士兵成群结队的哗变和参加红军潮流中，我们尤其要抓紧白兵工作，深入火线上宣传和提出白色士兵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斗争，来组织更大的哗变，这完全是有可能的。”③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瓦解敌军的重点内容也开始转变。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进犯华北地区，1935年6月10日，中共临时中央局《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就提出了“我们党在敌人军队中的工作的目的，已不仅在于使之瓦解，而且更多注意于争取他们到武装挽救中国斗争方面来”，在完成这个任务中，不仅要做好普通士兵的工作，“而且要抓紧中下级甚至高级军官与军中法西斯的争斗以至与蒋介石的冲突及其愿为武装保卫中国而对日作战的热情，去组织反日反蒋的武装冲突与酝酿以至与红军协定共同反日反蒋的大的军事行动”④。由此可见，随着国郑广瑾长征事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淤..1996103.

②刘一丁长征中的红色艺术中国艺术报，..2006-9-15.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盂.1992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榆10.1991513.

19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内形势的发展，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使得瓦解敌军的工作重点发生了重大调整。白军工作由简单瓦解国民党军队转向争取联合抗日，白军工作策略由单纯争取士兵向争取包括中上级军官在内的广大官兵转变。

瓦窑堡会议后，为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白军工作逐步转化为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1936年2月8日，总政治部《关于白兵工作运动周的决定》指出：“在执行目前党的新的策略任务下，就应该把党的对目前形势的正确主张，深入到白区白兵中去，以瓦解敌军，以推动新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形势向前发展。”要求各部队“把边区和警戒前面的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配合红军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自然首先要从解决群众切身利益和宣传白军罪恶联系到国亡家无、抗日反蒋的任务，才能激动群众。”“在目前执行党的新的策略路线下，只有用各种方法广播我们的主张到白区白军中去，才更能掀动起许多最下层的群众到民族革命的道路上来。”①6月27日，总政治部《关于瓦解与争取敌军官兵工作决议（草案）》指出：“在目前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前面开展民族革命新高潮，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蒋介石卖国统治，争取中国土地完整和自由独立的斗争中，瓦解与争取当前敌军官兵工作是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假如根据现在党的新的策略路线，我们来检查过去对于白军的工作，就可发现许多地方和策略都是不适宜的。我们为了要开展目前对白军的工作，首先就要反对过去当地关门主义和狭隘经验。”当前，兵运策略和工作是：“现红军长征在四川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淤.1986398.

第六章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195在中心问题是民族革命实行统一联合战线，必须确定兵运的基本任务，是利用发展团结与组织敌军中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①不难看出，长征开始后不久，党和红军意识到必须做好白军工作，而做好白军的工作关键是在瓦解白军。对于如何瓦解敌军，各级党组织和红军各队伍的认识，也随着长征进程的推进、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以及党和红军任务的根本变化而不断调整。

长征之初，瓦解敌军仅仅是为了削弱敌军力量，减少敌军战斗部队，打击敌军战斗力。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大侵略中国的力度，不断侵蚀中国领土，瓦解敌军的内容也随着党的战略重心调整发生重大转变，瓦解敌军不仅是削弱敌军队伍，而是尽可能争取他们加入抗日队伍；不仅针对广大中下级官兵，也把瓦解的焦点扩大至中高级军官，最大限度地扩大抗日队伍，提高抗日武装的战斗力和影响力。

什么是政治？毛泽东的回答简单明了，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弄得多多的，把敌人弄得少少的”。从长征时期瓦解敌军的实践看，我们不仅要“把敌人弄得少少的”，尤其要“把我们的人弄得多多的”，这是我们瓦解敌军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做好敌军士兵的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瓦解敌军的工作上从来不缺“高招”。“攻心为上”，打好对国民党军队官兵的宣传战在红军长征时期屡试不爽。

为了做好对敌军官兵的宣传工作，红军总政治部总结以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992546-548.

19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成功经验，结合长征过程中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对如何做好敌军官兵宣传工作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工作方法。

针对贵州的苗、瑶族官兵，应该“发动他们特别是白军士兵家属给白军士兵写信散发宣传品等，以散布红军影响”①。

根据当时红军处于运动战的特点，为适应运动战的环境，总政治部要求各部队“估计到敌人将要经过的地方，大量地散发宣传品到白军士兵容易看得见的地点（如厕所禾草中、门板后面、破房庙堂等），在墙壁上写动人的大字口号标语，并在火线上尽量利用可能的机会进行喊话宣传（必须估计到在运动战环境下面喊话的机会较少，因此喊话应简短具体而富有鼓动性）”。

总政治部还强调：“各兵团政治机关除尽量设法派人（经过必要的训练）打入白军部队中去以外，应特别注意吸收地方居民中与白军有社会关系的分子参加瓦解敌军工作，这里除白军家属及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以外，还可以争取当地的民团团丁、流氓、兵油子到白军中去进行活动，派出到白军中去工作的同志应尽量设法同他们取得联系。”长征中，红军各部队沿途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鼓动白军士兵脱离国民党军阀队伍，或者直接接受改造，加入红军队伍。

红一方面军瓦解敌军主要依靠写标语、散发宣传品、战地喊口号等形式。

1934年11月20日，在湖南境内，红一方面军根据湘军何键部队中部分士兵在土地革命之初，参加过暴动，在进攻红军中屡战屡败的情况，提出很多瓦解士兵的口号，如“不替豪绅地主军阀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淤..1985103.

第六章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197当兵，大家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赤化湖南”“参加过大革命时代农民与湖南暴动的兄弟大家到红军中去”“自动派代表到红军中来，共同组织停战抗日同盟”。

到了贵州境内，根据当地军阀队伍中有不少被迫参军的苗族、瑶族士兵的情况，红一方面军提出了“反对国民党军阀王家烈强迫苗、瑶当兵！”“苗、瑶兄弟不替压迫苗、瑶民族的国民党军阀当兵，哗变拖枪到红军中来！”“红军赞助苗、瑶民族解放”“汉族弟兄与苗、瑶弟兄一致配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王家烈”等口号。

四渡赤水时，红一方面军在沿途写下大量瓦解敌军的标语，如“红军优待川军！”“红军医治白军伤员！”“川军兄弟，你们的枪口要瞄准反革命官长，奉劝逃变当红军！”“官兵要一律平等，反对官长打骂！”“向王家烈清算欠饷，要求言论结社自由，要求优待遇！”“打倒强迫士兵和工人修马路、工事的王家烈、尤国才！”“不发欠饷不打仗，欢迎白军弟兄们过来当红军，赤化全贵州，继续消灭王、吴军阀胜利”等等。

1936年3月10日，《红星》登载《大家学习写标语的模范连队》，表扬红一方面军“赤”直属队3天内共写了白军士兵标语600多条。“化”团机关连到宿营地时天已黑，战士们打着火把写瓦解敌人的标语。

在遵义县一户农民家板壁上，至今还留有字迹清晰、保存完好的4条标语：“官僚军阀面团团”“帮助红军，打平天下”“荷花出水有高低”“告白军”。

红二十五军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大宣传力度，沿途书写争取白军士兵的口号和标语，争取国民党官兵哗变投奔红军队伍。

还在鄂豫皖根据地斗争后期，根据鄂豫皖省委会议的要求，19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红二十五军迅速编印了“最近的口号标语大纲”，加大了对白军士兵的宣传。针对东北军，宣传提纲提出“奉军士兵们，你们的老家被出卖了，你们的父母兄弟妻子都成了帝国主义的奴隶，你们要回老家去，不要当亡国奴”“你们不要到鄂豫皖苏区打自家兄弟———工农红军”“起来，收回东北失地”等口号，加大了对东北军的政治瓦解力度。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言》号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进行反日工作，特别提出：“国民党任何部队执行三个条件；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武装抗日群众；群众言论结社之自由；欢迎与我们订立抗日作战的协定，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在红二十五军决定向陕西进军之时，11月30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明确指出：“红军帮助白色士兵组织士兵委员会，为士兵的利益而斗争，哗变到红军来的士兵，允许他当红军或给路费回家。士兵有分得土地的权利。欢迎各处的穷人来当红军，穷人当红军当给安家费并优待其家属。红军对于民团中的穷苦团丁，当作穷苦的白色士兵一样优待。”1934年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张贴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传单清楚地指出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工人农人贫民士兵出身，因而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红军里面不要豪绅地主资本家当兵，因为他们是剥削压迫穷人的；红军里面待遇是平等的，指挥员（军长、师长等）与士兵的关系绝对没有像国民党军队的官长那样辱打士兵，克扣军饷的事情。总而言之，红军是代表穷人利益的，国民党第六章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199军队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利益的。不过，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也是穷人出身，所以红军欢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到红军中来。

1935年2月，红二十五军在陕东南相继取得蔡玉窑、文公岭战斗大捷，重创敌军。与此同时，红二十五军广泛印发《告国民党士兵书》文告，向国民党官兵宣传抗日，让他们弃暗投明。文告指出：红军是工人、农民、苏维埃政府的军队，红军是真正反帝国主义、保障中国统一独立自由的军队，红军是为农民得土地、工人增加工资而战的军队。红军里面官长、士兵的待遇是平等的，红军战士可以分得好土地，享受代耕。红军家属得受廉价买货、免费医病、免费读书等种种优待…………亲爱的士兵兄弟们，你们都是中国人，你们当然不愿意做亡国奴，请你们赶快起来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你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出身，请你们来当红军，为得土地，为增加工资，为得自由，为得到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这就是你们光明的出路。

亲爱的士兵和下级官长们兄弟们!赶快组织起来，枪决压迫士兵的上级官长，哗变到红军中来，我们十二万分的欢迎你们！

8月20日，总政治部在《夏洮战役政治保障计划》中，对敌军宣传工作做了具体布置：“1.利用一切方法散发宣传品。张贴各种告敌军士兵的宣传20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品标语传单。宣传品的基本内容应是指明士兵生活的痛苦，国民党的卖国，断送华北，号召士兵不打红军，北上抗日，及哗变到红军中来（特别对胡部、十九路军、东北军于学忠部）。2.利用一切可能进行火线上的喊话，并揭破敌人的武断宣传。”瓦窑堡会议后，根据新形势，总政治部选取了12条口号作为白兵斗争的中心口号，如“不打抗日红军，联合红军抗日！”“枪口对着日本和汉奸蒋介石瞄准！”“不愿当亡国奴的任何物质联合起来，组织抗日联军！”“抗日红军是白军官兵的朋友！日寇、蒋贼是白军官兵的敌人！”红三十军政治部要求各部队必须纠正过去那种防御的宣传方式，实行进攻的宣传方式，要做到没有一个反革命的欺骗口号回答不到的现象。白兵工作小组要健全，宣传品要完全散到敌人手里去，并着手以争取哗变数目为标准。

红二、六军团宣传队在沿途书写号召白军官兵与红军一致抗日救国的标语口号，张贴各种对白军的传单和宣传品；在城市中洗刷各种反革命标语，对各地白军印发专门的传单、标语；在辰溪、溆浦、黔西、大定、毕节，印发了不少军分区的布告，经过白区邮局邮寄给各地的白军。

6月27日，总政治部《关于瓦解与争取白军官兵各种决议（草案）》中，明确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甘肃“五马”军阀、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策略，要求各部队“要完成目前对白军工作的任务，首先要健全白军各种部门本身的组织。建立经常有系统的工作，培养兵运干部，改善散发宣传品与喊话方式，在整个部队中进行关于瓦解敌军的教育，在行动中要发动多写标语口号、歌谣，所到之地设法组织居民中的兵运小组”。

红军长征在四川期间，为达到动摇，瓦解敌军，增强革命力量第六章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201的目的，一直坚持不懈地以革命道理和红军主张向敌军士兵进行宣传。红军中团以上各级政治部内分别设有“白兵工作部”“白兵工作委员会”“白兵工作小组”，负责部队对敌军士兵的宣传、争取工作。总政治部也经常制订、印发对敌军士兵工作的指示和材料，对全军瓦解敌军的工作给以指导。红军战士不仅在所经之地张贴，刻写传单、标语，而且在阵地上冒着枪林弹雨，利用喊话，唱歌等形式，向敌军发动政治宣传攻势。

红军对敌军士兵的宣传，1935年底以前，主要是动员他们放下武器，回家生产，反对军阀，参加红军等。如对“中央军”的标语：“中央军弟兄是工农出身，国民党军阀拉夫来当兵，当个中央军真是好伤心。”“周、薛部下弟兄们，你们每天跑百多里路，还要做工事，真是比牛马还不如。快起来打倒白军的官长。周、薛部下弟兄们，你们缴枪过来当红军，不愿当红军的发路费给你们回家。”“胡宗南部的北方弟兄，你们家里正在闹水灾饥荒，国民党军阀又加紧压迫你们，不当白军回家去！”如对川军的标语：“川军士兵不当白军当红军！反对军阀刘文辉抽丁当兵！欢迎川军弟兄哗变拖枪过来当红军！打倒反动派强拉夫当兵的国民党政府！”“川军弟兄都是工农出身，不要打红军、工农，反对白军官长打手心！川军弟兄不当兵回家看妻子耕田做工去！”“红军优待白军俘虏，缴枪有钱发，回家发路费，当红军更欢迎！”“白军弟兄哗变到红军中来打绅粮救千人！”这些宣传都取得了实效。

长征中，在红军总政治部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红军各部队主动、积极而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让白军官兵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让他们一步一步认识到：对于出身于贫苦人家的广大国民党官兵而言，只有这个党、这支军队，才和他们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也只有这个党、这支军队，才能对他们有20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着真挚的感情，对他们平等相待，把他们放在心上。

（三）策反、争取敌军官兵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进占平武，部队散发了西北军区政治部、红警卫师政治部印制的对白军官兵的《政策宣传》。宣传中运用川军三路军新编23师罗泽洲部“营、团长官二十几个缴枪投诚完全被释放”的事例，说明红军对投诚缴械的白军官兵宽大为怀，不咎既往，保证安全，去留自由。正在躲藏的坝子场民团中士班长萧坦了解到红军的政策后，消除了疑虑，主动向驻地红军投诚，交出了民防团埋藏的枪支48支，子弹280夹。他的这一行动，受到了驻地红军的赞扬，奖给他大洋200铜元20吊，并发给保护通行证书。

红四方面军由平武西进松潘时，松潘守敌急调县民防团常练1中队、3中队及骑兵中队赶赴木瓜墩增援松东团队，构筑坚固工事，凭险阻截红军入境。4月26日，红三十军89师268团一部在叶塘与松潘民防团黎登辅部接火激战，迫使敌军撤至玉泉山恃险据守。红军展开了对白军士兵的阵前喊话宣传，黎登辅部前哨班长张盛久等5人于27日夜间携带枪械逃出敌方阵地向红军投诚。此举动摇了守敌士气，引起松潘县地方军政首脑惊恐不安，接连急电“屯署”及孙震，一再哀求火急派兵增援。

长征途中，做好被俘虏国民党官兵工作是争取他们脱离反动军队，甚至加入革命队伍的重要策略。

1935年2月，遵义战役后，红一方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2个师又8个团，俘获敌军3000多人。战役结束后，红军将俘虏组成新编师，每人发缴枪费3元，专门派出共产党员对他们进行教育和训练。这批俘虏中4/5被争取加入了红军，对那些不愿意加入红军的人每人发路费送出红军警戒线。

第六章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203在陕西，红军在重创国民党军队的同时，加强了对俘虏的教育，就连国民党官员都不得不赞叹共产党的策反工作。国民党蓝田县长在给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电报中说：此次柳旅（指陕军第126旅，旅长柳彦彪）奋勇剿赤，死伤实有300以上，而被俘亦如此数。连日回来徒手兵已达200名，匪给每名洋2元，烟土2两，并在葛牌镇开欢迎十七路官兵大会，演新剧，宴会聚餐，对郑效仁之团丁且发3元，并给皮袍。其宣传工作无微不至。

延伸阅读6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民党中将———张振汉年月，国民党紧急调集万兵力围堵红军。为掩护19341011主力撤退，贺龙、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留守湘鄂交界处，准备阻击国民党军队。他们最大的对手，是国民党十军41师师长张振汉。张振汉连续数月对红军实施围剿，并扬言“亲手抓住贺龙”。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师师部不仅被红军一举捣毁，41自己还被贺龙活捉———年月，贺龙和任弼时在忠堡设下19356埋伏，包围了师主力，张振汉负伤被红军俘虏。

41当被俘的张振汉被带到贺龙面前时，贺龙向他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并让卫生部门给他好好治伤，这使张振汉十分感动。由于张振汉是学炮兵出身的，贺龙劝他留下给红军当教员。

贺龙对张振汉说：“当年，我听陈赓说，蒋介石把黄埔一期学生叫来，大骂一顿。他说人才都当了共产党，就剩下你们这群蠢20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才。这开头一句话，蒋介石没有讲错，错在下面一句。剩下来的未必都不是人才嘛！他反人民、反革命，人才再多也不行。

你莫以为打了败仗，当了俘虏，就没才气喽。”在贺龙劝说下，张振汉留下当了红军，成为红二、六军团随营学校高级班的张振汉教员。

年月，红二、六军团也开始战略转移。在军团最高级193510别的军事会议上，贺龙、任弼时、萧克请来张振汉为转移路线出谋划策。根据张振汉提供的国民党军队布防情况，贺龙、任弼时等决定南下湖南中部，突破国民党沅江、澧水防线。年月，红193511二和红六军团长征开始。红军攻打湖南龙山县城时，看到红军缴获了国民党几门山炮但没人会用，张振汉就进行示范，帮助红军迅速占领了龙山。年月过金沙江，也是张振汉提出的扎竹19362筏的主意，保证了红军安全渡江。年月，红军三大主力胜193610利会师，张振汉作为唯一一位跟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民党中将，来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

“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委托张振汉利用关系回到蒋统区，以成功商人的身份再次进入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圈子，年又成1943了国民党的中将高参。如此一来，张振汉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和国民党将领商讨抗日大计。年，张振汉利用自己在湖南的威1949望，秘密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与当时的军政界人士一起策划了湖南和平解放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张振汉历任长沙市副市长、湖南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第七章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典型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第七章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典型207毛泽东曾经说过，“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树立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随时叨念‘争取群众’”①。

长征时期，红军面临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包括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始终处于流动突围的状态中。即便如此，红军依然是转战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而且能够针对当时当地的实际来开展群众工作。

考察这一时期的群众工作，我们可以发现，党和红军主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开展。

所谓内部，就是在红军内部开展的群众工作。主要是严明红军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实行官兵平等，确立新型上下级关系。

所谓外部，主要是指党领导红军与人民群众建立的血肉联系。主要是积极宣传群众，帮助长征沿途群众了解党和红军的主张；真诚帮助群众，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等实际行动，真心诚意地帮助沿途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解决实际问题；重视开展民族工作，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1935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了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设置的第一个专门处理民族事务的工作机构。长征中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等民族政策，明确要求红军部队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

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淤...199112.

20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加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群众工作的模范。

一、毛泽东虚心听取老秀才建议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北上准备过大渡河。蒋介石一方面命令薛岳率部紧追，一方面严令大渡河的川军加紧布防，妄图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毛泽东当然知道石达开的悲剧，对全军过河考虑得非常周密。在提议刘伯承担任中央红军先遣队的司令员具体负责渡河指挥的同时，他不但随时掌握敌人动向，还多方了解大渡河的周边环境、社情民意，尤其是石达开在此全军覆没的详细情况。

恰在这时，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告诉毛泽东，说安顺场有一位年龄已届90岁的清末秀才，熟悉石达开在这里兵败的详细情况。

毛泽东一听，非常高兴，连忙让两名警卫员提着马灯立即去请这位前清老秀才。

当年的安顺场不大，只有一条街。不一会儿，老秀才来到了毛泽东的住房。

老秀才叫宋大顺，是安顺场的童馆教师，当年曾亲眼目睹石达开在此失败的情况。

待老秀才休息片刻以后，毛泽东笑容可掬地问道：“老人家，听说你知道石达开当年在安顺场失阵落马、全军覆没的情况，能给我们说说吗？”第七章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典型209老秀才一面喝茶，一面抹了抹银须，说：“长官面前，老朽就班门弄斧了。纰缪之处还望长官不吝赐教。”老秀才告诉毛泽东，现在的安顺场，当年叫紫打地。光绪二十八年秋天，紫打地被洪水淹没，后来选地重建新场。新场建好后，取“山镇永安，河流顺轨”之意，将新场更名为“安顺场”。

老秀才看见毛泽东推心置腹，态度诚恳，便一五一十将他看到的、听到的石达开悲剧娓娓道来。

在讨论石达开失败的原因时，老秀才对毛泽东说，有人分析了石达开饮恨大渡河的教训，称“达开不自入绝境，则不得灭；既入绝境，而无彝兵四面扼制，亦不得灭”。石达开自己在供词里也承认：“到紫打地，方被兵勇夷人击败。”老秀才建议红军应千方百计争取尽快脱离安顺场这块彝汉杂居，隘口险窄，不利于大部队活动的危险地区。在离开毛泽东住地之前，老秀才又一次对毛泽东说：“长官勿停留！”毛泽东认真考虑了老秀才的建议，又反复思索和分析了导致石达开悲剧结局的各种因素，还特别想到刚才老秀才讲的石达开未能过松林河前往泸定桥这件事。

送走老秀才后，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负责人以及刘伯承、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等人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向大家详细介绍了他从老秀才那里听到的情况，请大家讨论如何尽快过江。

大家认为，由于大渡河水流太急无法架桥，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有了4条渡船，就算是昼夜不停摆渡，全军2万多人过河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而敌中央军主力正向大渡河急进，只有几天的路程，堵截的川军主力也将陆续赶来，红军必须另找出路。

21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林彪、聂荣臻给王开湘、杨成武飞夺泸定桥的作战命令5月26日上午，红军总部决定夺取距离安顺场北面约160公里的泸定桥，作为全军过河的生命大通道。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对红军兵分两路行军的意见：红1师和陈赓、宋任穷率领的干部团仍从安顺场渡河，为右纵队，归刘伯承、聂荣臻指挥，循大渡河右岸前进；林彪率红一军团军团部、第2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左岸赶往泸定桥。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也从泸定桥过河。

这是一步险棋。

毛泽东也深知其险，他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提出假如右纵队和左纵队被分割不能会合了，刘伯承、聂荣臻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川西去搞个局面”。

然而神勇的红军却涉险而胜。

作为先锋的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一昼夜竟然强行军240第七章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典型211里山路，有如神兵天降，经过两小时激战夺取了泸定桥，全军由此安全渡过了大渡河。

这个结果，与毛泽东坚持走群众路线，认真调查研究，虚心听取老秀才的意见和建议密不可分。

二、模范执行民族政策的红二军团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宗教思想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活动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对于普通信众和绝大多数群众而言，从事具体宗教工作的神职人员承载着人们对神秘宗教的各种寄托，各级神职人员就是他们心中的“神”，尤其是影响一方的宗教领袖，在人们心目中具有绝对的权威。

红军长征到了这些地区，如果能够得到上层宗教人士的帮助，不但可以减少与当地武装的冲突，而且还可能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得到更多的便利和帮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中央在1935年8月要成立“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这样的专门机构来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及有关的宗教事务。

1936年5月1日，红二军团来到滇、川、藏三省区交界的云南省中甸县城及其附近休整。这里是康藏高原的一部分，海拔3000米以上，横断山脉纵横南北，高山峡谷白雪皑皑。中甸县城附近是一片辽阔的草原，终年放牧。这里主要聚居着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还处在封建农奴制下，广大藏族人民，世世代代过着悲惨的生活。

由于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加上历代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中甸县城和归化寺广大僧俗群众对红军有猜忌和21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惧怕，有些人上山躲避，有些人闭门不出。

红二、六军团在进入藏区前，对藏族的社会情况、风俗民情所知甚少。但因为有了在贵州境内与苗族等少数民族同胞沟通的经验，深知平等和尊重是获得理解的重要方式，所以，在部队中深入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教育，要求指战员们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严守群众纪律，筹措物资要买卖公平。

经过教育动员，红军在中甸县休整的几天，各个部队都能模范地执行民族政策。

大部队到来的前一天，红军前卫第4师先到中甸。住在中心镇的藏族老大妈司那央都约集了一些没有跑的贫苦藏胞，来到街上欢迎红军。有人要合掌跪下磕头，红军连忙劝阻。骑在马上的红军指战员，下马亲切地和藏族同胞握手问好，给藏族同胞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接下来的时间里，红军每天在中心镇宣传红军的各项政策，并向藏胞学习藏语。红军官兵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喝碗水，吃块粑粑都要付给比当地价格多一倍的钱。请群众缝补衣服，磨青稞面，也付给报酬。水在中甸地区是较缺乏的，群众帮红军背水，得到的报酬极高。红军拿了已跑上山的迪卡达家3斗青稞，在粮柜上放了一叠银元，他回来看到这情景，万分感动。

许多上山躲避的藏族群众，闻此情形纷纷下山。他们帮助红军磨炒面、缝衣、打草鞋。红军刚开始吃糌粑不习惯，藏族人民就做粑粑给红军吃，表达对子弟兵的热爱。祁家土司的奴隶丹珍，是留下守家的，她见红军真是代表受苦人利益的军队，便亲自跑到山上说服小商贩回来做生意，供应红军。

此外，红军还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第七章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典型213信仰和风俗习惯。最初来到中甸的广大红军，夜里顶着高原寒风，坚持宿在露天下。看到纪律严明的红军，群众十分感动，纷纷腾房屋，请红军住到里面去。藏族人民的房梁上，一般喜欢插一面红布藏经旗，表示吉祥如意，每次国民党兵来了，都要强行将之拔掉。

这次红军来了，藏民开始都怀着不安的心情，后来看到红军连家门都不进，放了心。他们说：“自古以来，藏族人民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三、贺龙与“八大老僧”的故事藏族人民信仰喇嘛教。中甸的喇嘛寺———归化寺，是藏族著云南中甸归化寺21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名的“十三林”之一①，也是云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喇嘛寺。它是当地封建统治的中心，寺庙拥有广大的土地和牧场，通过征收名目繁多的地租，强迫徭役，掠夺剥削藏族人民。寺内有八大“康参”，每个“康参”管理着一个地区的喇嘛，“康参”的统治者叫“老僧”，8个“老僧”组成“老庄会议”，是全寺最高权力机构。他们又和土官、头人相结合，统治全寺喇嘛以及寺外劳动人民，控制着全中甸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

红军的到来，使归化寺里慌做一团，寺门紧闭。他们看到汪学鼎打了败仗逃跑回来，又看到红军人马众多，力量强大，并且已取得广大藏族人民的信任，决定派喇嘛前去和红军谈判。夏拿古瓦②自愿前往和红军谈判。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造谣污蔑红军杀人抓兵，夏拿古瓦自然非常惧怕红军。临行前，他向喇嘛寺提出了以下条件：我去见红军时，如果发生意外，家中老小的生活应由喇嘛寺负责。

红军下一步将进入人烟稀少的雪山草原，军团首长们整天都在为筹集粮草忙碌。当军团长贺龙一听到喇嘛寺来人谈判，立即在中心镇经堂热情地接见了夏拿古瓦。

贺龙首先安慰夏拿古瓦，告诉他红军不打人，不骂人，请他不要害怕，要他转告跑上山的藏胞回来安心生产生活，并转告喇嘛寺的“老僧”，红军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喇嘛寺里的一切，红军都予以保护。最后，贺龙诚恳提出，现在红军粮食有困难，希望喇嘛清康熙年间，藏区崇尚黄教，达赖五世奏请朝廷，在康藏地区建立个大喇嘛寺，名“十三林”。

淤13康熙十八年（）扩建的中甸归化寺为“十三林”之一。它的扩建标志着黄教在中甸地区占据统治1679地位。

夏拿为其姓，古瓦为职务名称，负责保管寺内的青稞和跳神用的衣服，在喇嘛寺中是一种低下的于

职务。

第七章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典型215寺帮助筹集，解决困难。

听了这些话之后，夏拿古瓦想起红军进中甸后，确实纪律严明，跟其他军队不同，悬着的心放下了。他当即表示筹粮问题回寺请示后再答复。

贺龙将这次谈话的意思，写了一封信，让夏拿古瓦给八大“老僧”捎去。这封信全文如下：掌教八大老僧台鉴：（一）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

（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

（三）你们须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

（四）本军粮秣，请帮助操办，决照价支付金钱。

（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贺龙与此同时，贺龙还命令红军在喇嘛寺门前张贴了布告，规定红军不准进入寺庙，并且加岗放哨，绝对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红军指战员军纪严明，深深感动了喇嘛们，特别是大部分下层喇嘛。

夏拿古瓦回寺后，转达了红军的政策，解除了喇嘛们的顾虑。

八大“老僧”根据贺龙来信的要求，决定以喇嘛寺的名义，帮助红军筹集粮食。

很快，在喇嘛寺旁边的小街上就铺上了毡布，小喇嘛把青稞背出来，放在毡布上，一时间粮食堆积如山。

21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喇嘛寺还破例支援了红军不少红糖。要知道，这个地方并不产糖，糖在康藏高原可是极为珍贵的东西。

喇嘛寺还决定举行一次“跳神”盛会欢迎红军代表。贺龙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率领红军代表40余人应邀入寺。八大“老僧”为首的喇嘛们热情接待了红军代表。贺龙代表红军向喇嘛寺献了哈达，八大“老僧”则代表喇嘛寺向红军献了哈达。贺龙在欢迎仪式上讲了话，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和北上抗日的决心，对喇嘛寺提供的帮助表示了感谢。贺龙还代表红军将一幅写有“兴盛番族”4个大字的锦幛赠送给喇嘛寺，8个“老僧”深表感谢。

贺龙赠送给喇嘛寺的“兴盛番族”锦幛喇嘛寺的“跳神”活动，在藏族地区属于较隆重的活动，只在每年冬月举行一次，是庆祝丰收和吉利的表示。这次“跳神”是由第七章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典型217于喇嘛寺见到红军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纪律严明，非常感动，破例举行的。

红军尽管得到了中甸地区藏族人民的支援，但中甸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荒僻小城，筹粮有限，喇嘛寺支援的粮草，也满足不了上万红军的需要。因此，部队决定提前出发。

考虑到在藏区通行的特殊性，贺龙又给“八大老僧”写了一封信，希望喇嘛寺能派兵护送，信中说：本军将取道得荣、定乡进入康川，以兴番灭蒋，扶助番民独立，为番民解除痛苦。仰该八大老僧即日动员骑将两队，每队各三四十人马，并各带武装，为本军作前驱，沿途与番民接洽大军通过事宜。本军到达得荣、定乡后，当将此两队骑将各赏厚资退还，仰即遵照为要。

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和红二军团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会上再次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和群众纪律教育，严令禁止一切妨碍干扰祭祀仪式和毁坏神像、经卷等行为。同时，会议明确提出，当前的任务是继续北上，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创建西北根据地，要求广大指战员们克服一切困难，做好各项准备，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四、史群英自告奋勇当群众工作宣传员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苏区来到四川北部通江、南江、巴中，10月建起了新的川陕根据地。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运21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妇女积极分子，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建立一支正规的妇女武装部队———妇女独立营。后来，独立营由于工作出色，发展很快，升级成了独立团。1935年初，独立团又升格为在红军历史上建制最大的妇女部队———妇女独立师，下辖剧团、医院、工兵营和运输队等，由张琴秋任师长，部队人数达到2000多人。

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西进，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揭开了长征的序幕，妇女独立师也随军行动。

当时，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要组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群众工作宣传队。挑谁来当队员呢？年轻的女红军史群英在一次新战士集中讨论十月革命意义的时候，自告奋勇地要求当宣传队员。

“当宣传队员？你会唱歌跳舞吗？”当时在场的张琴秋师长不禁问道。

“我会的。”史群英自信地回答。

“那你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呀？”“好！”于是，史群英大着嗓门唱起了《八月桂花遍地开》。这首歌她只听过一两回，歌词旋律根本还没熟悉，结果直唱得词曲全乱，全场大笑不止。可是张琴秋却赞许地点了点头，她觉得这个小孩胆子很大，是一块做宣传工作的料子。做宣传工作哪里能怕羞呢？

于是，史群英和女同伴们兴奋地敲着大锣，走乡串镇去做群众宣传工作。经过实践锻炼，她进步很快，后来居然能够说起顺口溜了：王老五，苦不苦？

第七章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典型219黄连加上苦瓜煮。

今天你上哪里去？

投奔红军打官府。

官府衙门兵刀多，革命哪怕丢脑壳。

打倒官府干什么？

夺得江山人民坐。

这段叫作《问老王》的顺口溜，到哪里演出，都深受群众欢迎。

五、一个橘子都不能动1935年2月2日，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到达古蔺县马蹄滩宿营。毛泽东刚刚住下，比他先到马蹄滩的朱德就来找他了。朱德用很浓的四川话给毛泽东谈到了参谋向他报告的一件事：当时红一军团为了围攻泸州的叙永县城，兼程疾进，进抵该城郊外营盘山时，发现有一大片橘子树林，硕果满枝，红遍满山。

此前，红军战士为了和敌人抢时间、争速度，急行军穿越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已经有两天多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尤其是红军右纵队由猿猴（今元厚）渡过赤水河后，爬上马鹿坝，翻越莲花山，进入古蔺北部一片方圆100公里左右的原始森林，当地人叫“黄荆老林”。那里山高林密，沟壑纵横，道路崎岖，又时值数九寒天，冰封雪盖，路断人绝。在杳无人迹的密林中，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干22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部团上干队和军委第2、3梯队的红军部队，络绎不绝地各用两天时间穿行在莽莽雪林中。战士们渴了吃一把雪，饿了就烧水吃点随身携带的干粮和野菜，天黑了便在大树下席地而眠。战士们突然之间来到叙永县城郊外营盘山，看到那漫山遍野的橘子树，兴奋之情可想而知。

有些人高兴地喊了起来：“同志们，加油啊！到山上去吃橘子！”有的说：“嗬！多好的橘林，一棵树最少也能摘百来斤。”“看，落了一地，真可惜！”还有人半开玩笑地说：“给我两个大的橘子吃，我保证能一口气冲锋15公里！”但是，却没有一个战士离开队伍走进橘林去。

拳头大的红橘把枝条压弯下来，快要触及地面。熟透了的橘子掉了不少在地上，有的已经干瘪，有的已经腐烂。一个年轻战士顺手从路边拣起一个红橘，旁边立刻有人提醒道：“同志！注意群众纪律！”这个战士把红橘放在鼻子上闻了闻，又立即放回到地上，随部队前进了。

红军先遣团的工作干部罗通等人走了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却没有给部队筹到什么粮食。当他们听说营盘山上有一大片橘林，便爬山到村子里去，准备找橘林的主人买下橘子，给部队充饥解渴。

罗通等人问了许多老乡，才查明这片橘林为叙永县一个名叫“张大爷”的大土豪所有。罗通请示了上级领导，决定将橘林予以没收。他们在橘林边插上木板，木板上写着：“这块橘林是土豪的，现没收。各部队路过这里时，应有组织地在指定地区采摘。”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先遣工作团”。

第七章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典型221红军先遣团的干部在村里群众的帮助下，把橘林划成若干片，分批让路过这里的部队采食。同时，单独划出一片，留给当地的穷人采摘。附近群众闻讯，惊喜不已，纷纷来到橘林，走进这过去不敢逾越的禁区，摘下一个个红橘，心里充满了对红军的感激之情。

这段红军严守纪律不乱摘橘子并让老百姓也分享土豪橘子的佳话，迅速在川南流传开来。新中国成立后，叙永人民在山上建起了一个纪念碑。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傅钟，就是从叙永走出去的将军。1981年元月，他为家乡的这个纪念碑题词：“营盘山上橘子红”。

延伸阅读7为共同抗日奔走的团长———高福元东北军原为地方武装集团，张作霖是东北军的首领，封建割据色彩十分浓厚。他一方面与侵占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与企图兼并和消灭东北军的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在东北军中存在着深刻的抗日反蒋积极因素。

“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其子张学良举起帅旗，易帜归蒋。但是，由于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之下，东北三省很快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

可是，蒋介石将这支易帜归顺的东北军始终视为异己，别有用心地把它推向反共的第一线，企图在内战中将其削弱或消灭。

22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年，东北军两个军个师已19349被蒋介石由华北调入鄂豫皖边区“围剿”红二十五军。同年月，红二十五11军长征后，东北军又奉蒋介石之命，对红二十五军进行“追剿”。到年19357月，入陕的东北军已达个军零个51师，号称万人。

20但是，东北军在与红军的作战中，高福元先后被消灭了两个多师，损失严重。而蒋介石不但不予补充，反而还取消了这几个师的番号，使东北军广大官兵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反蒋情绪日益加深。他们背井离乡，怀念故土，厌恶内战，不愿当亡国奴，迫切要求打回老家去。家仇国恨集于一身的张学良，更是受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早有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愿望。

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军的这种实际状况，为了推动他们迅速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停止内战，共图民族大业，于年月瓦193512窑堡会议上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叶剑英任副书记。并确定彭德怀、李克农、朱理治、萧劲光、欧阳钦、聂洪钧等参加此项领导工作，朱理治、萧劲光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为了迅速扩大党和红军在东北军中的影响，中共中央于1936年月上旬指示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立即释放在榆林桥战斗1

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元，请其斡旋红军与东北军开展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谈判事宜。

当时，对东北军俘虏的管教工作由叶剑英负责。高福元在红军中生活了两个多月，在彭德怀、叶剑英等的耐心开导教育下，思第七章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典型223想起了很大变化，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

彭德怀曾在自述中说：高福原（元）系北京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和张学良关系好，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要求。我们待之如宾，同他多次谈抗日救国的道路，谈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至消灭东北军。请他参观我们红军，观看我军演出话剧，抗日歌曲。他认为我们抗日是真的，但他对共产党抗日有许多疑问，最主要的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怎样结合？我根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讲话的精神，采取民主讨论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

他要求去被围在甘泉的一一〇师，我同意他去，数天后，他从甘泉城内回来了。他对我说，抗日救亡大事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红军与人民的关系，表现了共产党是真正爱国爱民。某晚，他又来我处，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他高兴极了，问：“你们真敢于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我说：“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他说：“明早？”我说：“好吧！欢送你。”送他元，派骑兵送他到王以哲200军防线以外。

约过一星期，他乘运送给养的飞机到甘泉，在我司令部附近，掷下大批报纸刊物。从此，红军即同东北军搭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了。外面抗日形势发展很快，高以后表现很好，加入了共产党。

高福元在红军同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年月日，他由洛川回到瓦窑堡，当面1936116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张学良对联共抗日的态度，并请红军派22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一位正式代表，与张学良具体商谈。之后，促成了与东北军重要将领王以哲达成五项协议，并最终实现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在共同抗日上达成一致。

高福元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杀害。

第八章群众是最好的桥梁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第八章群众是最好的桥梁227红军长征经过了18个省区，在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的情况下，硬是靠着双脚走遍了各种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地区，翻过高山大川、越过雪山草地，还小心翼翼地通过了苗、彝、藏、回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当时，红军既不能到处发委任状，又没有真金白银去收买人心，能够渡过这些险关，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从上到下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娴熟地运用组织、宣传、发动群众的技巧，恐怕红军的命运就要改写了。只有将群众发动起来了，红军才会得到兵源和物质的补充；才能和少数民族群众结为兄弟；才能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才可能一次次在超越人类极限的挑战中得到胜利。

一、群众是取之不尽的红军兵源红军长征是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的，每天面对的都是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对红军的长征造成了很大的阻力。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摆脱国民党飞机大炮的攻击，数万红军仅凭着血肉之躯与之较量，因此，红军的伤亡极其惨重。在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红军人员折损过半。

许许多多的红军将士，血洒湘江两岸，为革命英勇捐躯。

在迂回曲折的长征途中，云贵川高原上变幻莫测的高山、河流和沼泽地吞噬了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王平将军回忆过雪山草22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地时，几度泣不成声。他说，过了草地，彭德怀让他带兵返回接应滞留在班佑河那边的红军战士，走到河滩上，他用望远镜观察，见到对岸至少有七八百人，背对背坐着，一动不动，过河后才发觉他们都死了，最后发现一个小兵还有点气，但没有背出草地就牺牲了。尤其悲壮的是那些二过、三过雪山草地的红军战士。

烈士们一个个倒下去了，革命形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革命需要后继有人，在革命势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扩红壮大革命力量尤为重要和紧迫。

“扩红”，顾名思义就是扩大红军的力量，即为红军部队征募新兵、补充战斗人员。长征开始后，红军一路行军一路打仗，加上自然环境险恶，各部队伤亡不断，减员严重。为解决兵力吃紧问题，“扩红”一直被当作一项重要的任务而紧抓不放。

红军是革命队伍，征募新兵不能靠花钱，也不能动用武力抓丁入伙，只能耐心细致地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并通过为民谋利的实际行动来赢得人心，吸引青壮年参军入伍。

中国工农红军的成员主要是农民，农民是扩红的主要来源。

要启发农民觉悟，就必须时刻注意把动员民众参加革命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才能把许多有志青年吸引到红军队伍中来，成为革命的一分子。

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解决农民梦寐以求的土地问题，是扩红的旗帜。红军每到一处新地，扩红队就深入到群众中，认真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召开大会，书写标语，张贴告示，散发传单，把战争的形势、扩红的任务和扩红与工农群众翻身解放的关系、“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向广大群众讲清楚，“打土豪，分浮财，打倒帝国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全民选举”，“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第八章群众是最好的桥梁229蒋”①等是我党的政治主张。

但是，因环境太恶劣，扩红也很困难，工农分子来当兵，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参加红军之后，捉住了不是杀头，就是坐牢，还要牵连亲属，所以红军在行动上，对各地的土豪劣绅给予严厉打击，把其财产（布匹、衣物、粮食）主动送给缺吃少穿的穷人，把其土地分给广大农民，积极发动群众，做好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党建政，建立群众武装，开展武装斗争，释放监狱里的群众等；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对群众秋毫无犯，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做到军纪严明，不损害群众一草一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群众的东西用完归还，损坏照价赔偿；红军不入民房宿营，有的连队在房檐下，或灶房或工棚里和衣而睡，决不去打扰群众。这样，从红军的实际行动中，贫苦农民看到了光明，从而热爱红军，拥护红军。无数青年农民为了保卫已得到的革命成果，纷纷加入到红军队伍中来。

党和红军通过宣传和具体活动，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和反革命分子，激发了各地群众支援革命的热情，他们积极帮助红军筹粮筹款，夜以继日地为红军印刷各种布告、文件和传单，为红军赶制被服，踊跃欢送自己的子弟参加红军。

红军经过贵州省开阳县的翁昭、羊场、马场、冯三一带时，沿途都有穷人要求参加红军队伍。据红军干部翰文同志回忆，他当年过开阳县羊场区高寨乡时，就有一个四十几岁的穷人，当面要求当红军，还说：“你如嫌我太老，把我18岁的儿子送去，同你一道当红军。”那位青年人得到批准之后，高高兴兴地加入了队伍。

红六军团征战记（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994184.

23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开阳县参加红军的人数为45人。

在遵义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就要当红军，当上红军人人爱，为国为民立功勋。”当时在遵义有数千名优秀儿女参加红军，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加红军的场面随处可见。“总结各军团的扩红报告……总计5400余人，遵义战斗中争取的新战士在外。”①据此估算，在整个黔北地区，参加红军的劳苦大众至少有7000人。遵义人民的这项革命活动，为红军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红军队伍在黔北得到充实壮大，战斗力明显增强。

工人也是扩红的主要来源。红军在占领湖南锡矿山后，点燃了这里的革命烈火。红军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和对宝大兴北矿老板杨笃吾和南矿开源公司老板段楚贤两大矿霸的镇压和抄家，开仓放粮，打富济贫，使广大工人群众从红军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力量，认识到只有跟着红军扛枪打天下，才能打倒地主、矿霸和豪绅，穷人才能翻身解放，于是锡矿山出现了一个拥护红军，积极报名参加红军的热潮。红军在锡矿山停留的4天时间里，就扩红8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工人。

当时红军招收新兵的消息一传开，广大青年工人、农民立即涌向红军驻地,纷纷报名参军。从矿山到农村，到处可以看到挥舞红旗，敲锣打鼓的送兵场面，到处可以见到父母送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先入伍或父子、夫妻共同参加红军的动人场面，到处可以听到“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打倒土豪分田地，要耕田来有田耕……干部战士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不打胜仗红星（中央档案馆藏）淤.1935-04-05.

第八章群众是最好的桥梁231不回乡”的嘹亮歌声。有个在矿山做零工的小青年，当时只有14岁，找到负责扩红工作的营长要报名参军，营长见他年纪小个子矮，劝他过几年再当兵，可他人小决心大，红军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营长见他态度坚决，便同意了他的要求。

少数民族群众也是扩红的来源之一。红军正确的民族政策和严明的纪律，是确保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实施扩红计划的重大战略决策。红军能够顺利地通过少数民族居住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军扩红计划和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经之地，红军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向少数民族人民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解释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指明各族人民获得解放的道路，明确提出“援助少数民族”，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打酋长寨主等，用实际行动戳穿了国民党企图利用少数民族来阻止红军前进的阴谋，不仅消除了民族隔阂和误解，而且与少数民族结下了深情厚谊，获得了少数民族物质上的帮助和人力上的支持，有些人甘愿为红军作向导，从而使我军免除通过偏僻地区因冲突和饥饿而伤亡的现象，同时还扩大了红军，补充了红军。在黔大毕地区，有5000多人参加红军。红军到达广西龙胜县境时，这一带居住的都是苗族同胞。他们在国民党和土司头人的压榨下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生活十分贫困。他们受到欺骗宣传，不敢接近红军，由于广大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严明的纪律，主动找其头人谈话，帮助建立地方革命武装，成立临时革命政权等，才使他们渐渐同红军接近起来。大家都称赞红军好，许多苗族青年都争着要当红军，在苗族地区又出现了喜人现象。

此外，战俘也是扩红的来源之一。对同情红军的战俘进行改造争取，使其成为我军的一员，这种争取补充的工作，也成了红军23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保存有生力量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让开明绅士利用其名望地位和群众影响来招募人马组成地方武装，然后再编入红军，也是扩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王震、夏曦在贵州毕节城对开明绅士周素园的“毕节抗日救国会”“贵州抗日救国军”的改编就是一例。另外，红军所经之地，对群众基础比较好，有革命倾向的激进团体的群众组织的收编，也是扩红的来源之一。例如在湖南新化，一支以矿山工人为主体，有许多青年和学生参加的抗日救国先遣队，都参加了红军。

总之，出于战略的需要，出于革命的需要，扩红的对象很广，凡是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凡是一切可以争取的人，都是扩红的源泉。青壮年们踊跃参军，使我军在战斗频繁和紧张行军中减员很大的情况下，获得了不断的补充，充分保证了中国工农红军战略大转移的成功。

有位叫萧瑞林的老红军，1915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澧源镇萧家峪，高小文化。他19岁加入当地苏维埃政府工作，任青年队长，20岁加入红军，任红二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长征途中调六军团教导团，任16师政治处青年干事，长期从事扩红工作。

萧瑞林每天做的，就是对老百姓说参加红军的好，说参加红军穿得好、吃得好，如果不参加就要受欺负。长征路上，萧瑞林的工作依然是扩红。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时有2万人左右，一路上在国民党的包围圈里左冲右突，又爬雪山过草地，减员十分严重，可是到达陕北时，他们还有万余人的有生力量。这要归功于他们长征路上不间断的扩红工作。萧瑞林记得，在贵州时有个顺口溜：“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贵州的黔西、毕节、大定地区，是个山高皇帝远的赤贫之地，一家人穷得只有一条裤子穿的比比皆是，当地老乡们都说“要吃白米饭，除非还有二辈子”。

第八章群众是最好的桥梁233部队打入毕节城后，红军政治部门的同志每个人都定了个人的宣传、扩红、筹款的竞赛计划。

萧瑞林是青年干事，他的扩红方法很简单，他对任何人都是同样的一席话：“你们本身都是穷人，红军就是为穷人的，可是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怎么行，大家一起干才行，你们要是不参加，以后还要受压迫。红军吃得好，穿得好……”萧瑞林直到今天还记得扩红时唱的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打倒土豪分田地，要耕田来有田耕。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红军上下都一样，没有哪个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买办豪绅反动派，杀他一个不留情。

这么一说一唱，一转身的功夫，就有七八个人跟着萧瑞林来了。后来，萧瑞林和战友们学聪明了，采取了更加高级的扩红方法。当地的社会名流有很多并不买蒋介石的账，红军便找到名气比较大的又稍微开明一点的，跟他们讲革命大道理，往往轻松得多。这些人只要有几个被说通了，就能带动一大批人参加红军。最多的一次，一位名流带来了一个连的队伍。红二、六军团本想在这一地区创建新根据地，但是敌人的追兵不久就跟来了，他们组织当地名流成立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在黔大毕休整了21天，扩红5000余人后，被迫继续长征。在萧瑞林印象中，那段日子是他们在长征路上经历过的最辉煌时期。

长征途中，红军在会泽成功扩红的事例值得学习。1935年423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月30日，红九军团从宣威植格出发，经梨树丫口进入会泽县境内，5月1日到达者海坝子，受到者海学生、群众的欢迎。红军没收了当地土豪的财物分给群众，散发积谷，在此扩充红军80多人。

次日，先头部队7团抵达会泽县城东。会泽，旧称东川，是滇东北的一座古城。城墙高二丈余三，全用条石嵌砌，四角设有三丈高的碉堡，十分坚固，红军一到县城，只见四周城墙上民团、壮丁密布，单响步枪、毛瑟枪、“十三太保”土铳、刀、矛、杈、杆等五花八门无所不有，于是军团重机枪连和迫击炮排立即抢占了制高点金钟山、平头山。红军一方面派出宣传队向城郊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和北上抗日宗旨，揭露国民党卖国求和的罪行，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另一方面,多次写信投入城内，对县长杨茂章等晓以大义，促其开城投降；另外兵分三路，将县城团团围住，并准备了云梯以备黄昏时攻城。大兵压境，守敌为了延缓攻城时间，5月2日下午2点多投出一信，要求与红军谈判，随后派出11人为谈判代表，到红军军团部与红军谈判。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等与代表谈判，责令他们5点准时开城。

红军早已洞察了敌人的缓兵之计，在政治谈判后积极作了攻城准备。时间一到，仍不见开城门，红军开始发起攻击。红军搭起云梯，战士们奋勇当先，从东北角登上城墙打进城内，直捣县政府，迅速占领了电报局、汽车站、团防局等要地。此时“金城汤池”四门都被打开，城内百姓点起檐灯欢迎红军队伍进入会泽城。

红军进城后，县长杨茂章、刘善初（刘二老爷）二人早已躲藏起来。经群众告发，二人被活捉，还俘虏民团兵丁数百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红军砸开监狱释放了无辜群众，派红军战士守卫唐继尧故居。5月3日，红军在县政府门口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公审第八章群众是最好的桥梁235并枪决了杨、刘二人。同时开仓济贫，没收官僚财物，并将财物散发给群众。5月3日下午4点，据中央电令，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率先头部队向金沙江树桔进发，抢占渡口。黄火青主任在军团政治部接见抚慰了烈士蒋开榜的家属杨凤歧和烈士刘文明的家属刘赵氏，赠送了银元、布匹、绸缎。几天时间，城区妇女为红军缝制了不少衣服、挎包等物。红军以各种方式告诉人民群众：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红军抗日反蒋，打富救贫，不拉夫，不派款，不抓兵，实行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随着红军的政治宣传，短时间内，会泽工农群众纷纷要求参加红军，掀起了扩红热潮，成百上千的人围住在东门、十字街、西门作宣传的红军战士，成批成批地报名要求参加红军。李开常刚出狱，坚决要求参加红军。矿山的“沙丁”和山区的农民得到消息，也赶来参军。李本善正帮地主放马，他丢掉镰刀，牵着马赶来参加红军。中学校长和学生也参加了红军，有些人等在路旁，红军路过时要求参军。红军在会泽县内扩红1300多人，驻扎在城郊水城村的梨园里进行了整编，这是红九军团扩红史上空前的一次，是扩红史上的一次壮举。

二、群众是红军伤病员的保护神红军长征中伤病员的安置是一个难题，而这道难题，是沿途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解决的。这些伤病员得到了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救治、收留和保护，不少群众为此甚至献出了生命。

1935年10月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先后进入西康藏区，并在此休整和补充。甘孜会师后，留在西康的红军伤病员约3000余人，主要集中在甘孜、道孚、炉霍三县。甘孜23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藏区各县的波巴政府（人民政府）、人民群众和上层人士，倾尽全力安置和保护这批伤病员。

甘孜县波巴政府在红军北上后，安排可靠的群众，每5户照顾和供养1个重伤员。群众把红军伤病员当作亲人，领回家里，细心照顾，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波巴政府成员赵成武家中收留了5名红军伤病员。他对伤病员说：“我们都是穷人，为了穷人，你们来到了这里。现在红军走了，你们放心养伤，我一定全力保护你们。”后来，赵成武因此而被国民党杀害。格达活佛受红军委托，收留了200余名伤病员，将他们安排在白利寺内和附近村寨中。他亲自用藏药为伤病员治疗。为了保护红军伤病员，格达活佛还给他们取了藏名。伤病员痊愈后，自愿留下的,格达活佛帮助在甘孜安家；想回内地的，格达活佛派人沿途护送。

在炉霍，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及护理人员约有1100余人。为妥善安置和保护红军伤病员，县波巴政府召开了有各区乡波巴政府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1.凡愿回内地的红军，为他们准备好衣物口粮，一村一村、一县一县地护送；2.群众愿收留红军的都可领去，但要保证照顾好；3.伤重的红军由各村集中供养，专人负责；4.宣传“收养红军是积善、伤害红军是造孽、残害红军要下地狱”。

这样，炉霍的群众有一家收留一个或几个的，有几家合养一个的。

群众把红军当作自己的亲人，求医购药，精心护理，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保证红军的吃用，并千方百计地加以保护。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百姓们宁愿自己的亲人受反动派迫害，也绝不交出红军。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再次攻占遵义时，沿途与贵州、四川、云南等地方军阀部队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伤病员增多，他们不能随队行动，只得留在遵义。红军离开遵义的当天，当地开中英药房的田庆云医师与陈雪斋等人商量，决定凑钱买药，为伤病员治病。

第八章群众是最好的桥梁237由于伤病员较多，他们商议扩大募捐，并募集药品器材。他们还开义仓，以补粮食之需，并将桃源洞的几座大庙用作安置伤病员的住处，随之创办了“贫民医院”。这所医院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捐钱、捐物、捐药品、捐器材，十分踊跃。

红军长征中，群众机智勇敢救助红军伤病员的事迹很多。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过昆明后，国民党军及滇军，敌县、区、乡政权头目，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纷纷出动，织成一张搜捕红军掉队伤病员的罗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救护、收留红军战士。在富民就地养伤的3位红军战士被反动地方民团、恶霸抓住后挖坑活埋。敌人一走，当地农民立即将3名伤员从坑里挖出来，经过抢救，其中2名战士慢慢苏醒过来。农民们掩埋了牺牲的红军伤员，将救活的伤员隐藏起来，用草药医治和精心护理，并数次巧妙地转移隐藏，躲过了民团一次又一次的搜查，最终脱险。

在贵州的长顺县，也流传着很多这样的故事。据长顺县文史资料记载，有个叫刘桂山的红军伤病员无法追上队伍后，就在群众的掩护下在当地生活，与当地人民打成一片。

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我们家里请来了一位篾匠师傅，高高的个儿，年纪约三十来岁。他是个外省人，名叫刘桂山，说话我们不大听得懂。因为他与我母亲同姓，奶奶就叫我喊他二舅舅。他有很高的竹编手艺，他喜欢双腿盘坐在方桌子上用竹片编各种各样的竹具，如大小不等的簸箕、床席、晒席、挑箱、饭萝、烘笼等，甚至还可用竹片编枕席。他帮人家干活只吃饭不收钱，所以寨上的人都很喜欢他，这家请去那家请来，他也很乐意为大家编东西。

他喜欢同老年人讲故事。记得我家房当头有一棵很23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大的枫香树，寨上的人称为“保爷树”，枝叶繁茂，盖地如屋。每到夏秋之夜和逢年过节，人们都喜欢到树下的石凳上乘凉聊天，特别是老太婆们爱到树下“念佛”。我们那里的老太婆每逢农历三、六、九月和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吃斋。一有“佛会”，她们就要去朝山拜佛，因此平时她们都要编许多“佛经”，预备朝山时与其他地方的老太婆比赛。篾匠师傅对奶奶们“念佛”很感兴趣．每当她们在月明星稀的晚上搬着凳子，端着麻篮、草鞋马到树下边干活边念佛的时候，篾匠师傅也提着蔑刀，抱着竹子凑到树下。当她们念完一段佛以后，篾匠师傅总是和她们说上几句，大概是对佛词的评价吧。有时候说得老太婆们又是笑来又是点头，后来他就教她们念起“佛经”来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有这样三段：红军打仗来得凶，占了云南占广东。

云南广东一起丢，老蒋江山一场空。

红军打仗来得急，过了湖南扎桂林。

“三丁抽一五抽二”，真是活活害死人。

红军打仗来得忙，占了云南占贵阳。

云南贵阳一起占，第八章群众是最好的桥梁239吓得老蒋几头忙。

奶奶们学到刘师博教的“佛经”，就到处去念，特别是到朝山拜佛时，念起来觉得新鲜，还常教给别人。

有一年的七八月间，篾匠师傅又被请到我家来了，正碰上收包谷的时候。我们那地方以前有个规矩：白天帮谁家收包谷，晚上就要帮谁家剐包谷。剐包谷是个苦差事，有时要剐到深夜。为了消磨时间，参加剐包谷的人都要轮流讲故事。谁得到红包谷谁先讲，在大人的暗示下，我们就偷偷地把红包谷放到篾匠师傅面前。轮到他得到红包谷，大家就要他讲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日本人怕红胡子的故事》。他说日本人个子很矮，但杀人很凶，老百姓都叫他们东洋鬼子；他们不仅杀人，还把人肉煮来吃，要是他们打到这个地方来，躲都找不到地方躲，因为他们坐在飞机上用机关枪来回往山上打。有人插话说：“那我躲在洞里。”他又说：“日本人会放火熏。”但是他说：“日本人最怕一种人———这种人眉毛是红的，胡子也是红的，个个头上都有个红星星，日本人见了就要往地上滚。

这些人就是红军。”听了刘师傅的故事，我一睡到床上就想起奶奶讲的“天上竹竿人，地上扁担人，地下香签人”的故事。日本人很矮，怕就是香签人吧。为什么扁担人还怕香签人呢？红眉毛红胡子的人又是什么人呢？时间长了，有人说刘师傅就是红军。有一天我捧着他的脸看了又看，他的眉毛又浓又黑，他的胡子也是黑的。他是红军吗！是的，他就是红军，江西人。他说他三兄弟都参加了红军，而且都会做篾匠。他是1935年4月红军长征过长顺时因病被留下的，24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病好以后就在长顺、紫云一带边做手艺，边宣传红军的政策。后来，刘桂山同志到宗坝格丁招亲，1948年病故于格丁。①在贵州桐梓县的高桥乡，传颂着周庭芳收养红军的故事。当红军快到高桥时，由于这里的土豪劣绅进行反动宣传，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都躲到山里去了，只有少数人留在家里。周庭芳一家人没有走。他听说红军要来高桥，想看看红军到底是什么样子。

红军来了，他看见这支军队穿着朴素，战士个个精神抖擞，不闯老百姓家抢东西。他感到很惊奇，心想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这时有几个红军战士看见他，走过来和蔼地问他：“老乡，别人都去躲了，你为什么不走呢？”他说：“我是个穷人，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年纪又大了，有啥值得躲呢？”红军战士高兴地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打富济贫的，是保护穷人的。”周庭芳看到红军根本不是地主土豪们说的那样，心里的顾虑打消了。红军问他去青杠堡的路怎样走？他起初给红军指路，后来干脆给红军带路。在带路的途中，有一个红军战士的脚伤势很重，走路很困难，而部队又要急行军，伤员需要留在当地治伤。红军首长向周庭芳谈了此事，他毫不犹豫地说：“把他留在这里，我把他背回家去治病。”红军首长向他表示感谢，忍痛和这个红军战士分别了。周庭芳把伤员背回家，马上叫老伴、儿子给伤员铺床，接着烧水给伤员喝，给伤员擦洗伤口，最后用草药敷上。后面过来的红军听说他家收养了一个伤员，纷纷前来看望，走的时长顺文史资料第辑（内部资料）：淤1.198836-39.

第八章群众是最好的桥梁241候，还把一匹军马送给他家作为酬谢，他婉言谢绝了。为了治好伤员的病，周庭芳几次外出，不辞辛苦地寻找草药。他每次离家都再三嘱咐老伴、儿子，要精心护理伤员。由于红军战士的伤势较重，后来不幸牺牲。周庭芳怀着悲痛的心情找了几个人，用家里的木板做成棺材把他安葬了。

还有的红军伤病员就地养伤后，与部队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地方党组织多方奔走，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了解红军伤病员的下落，与伤病员中的党员取得联系，帮助他们恢复组织关系，建立伤病员党支部，组织他们开展对敌斗争。川南地区古蔺党组织的负责人邓伯明、熊少阳等，分别与留在太平渡养伤的红军干部刘湘辉以及留在铁厂养伤的红军干部团几名伤员取得联系，在两地建立了红军伤病员支部。不久，他们又同留在石夹口（石屏）的红1师师部侦察连长吴正国、留在高篱笆的红三军团军团部通讯排长胡金标、留在赤水河东岸贵州林滩一带的第2师第5团第7连连长周树林及宋加通、赖正清等几十名红军伤病员取得了联系，组织他们投身于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斗争中。

在有的地方，红军离开以后，国民党的追击部队过来了，对当地群众进行残酷迫害，但是群众还是一心向着共产党，想着红军。

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桐梓北上。南郊游击队许多队员参加了红军，在张高汉的带领下，也离开了桐梓。但由于游击队员们在19日这一天还在执行任务，动身稍晚，没有追上红军的大队伍，当天走到花秋宿营。第二天天还未亮，他们就遭到花秋区长邓玉章带领的反动武装包围。敌人有100多人，张高汉带的队伍才二十几人，终因寡不敌众，红军战士全部被俘。天亮后，邓玉章派人把他们押送到城里，交给王家烈部驻桐梓的部队。敌人对他们严刑拷打。21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营盘山下（现在桐梓官渡小24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学附近），杀害了张高汉同志。

南郊、西郊、东北郊革委会的成员在红军走后，也遭到敌人的血腥迫害。当红军离开桐梓时，南郊革委会主席杜绍荣送红军走了很远。国民党反动派势力反扑过来，重回桐梓，抄了他的家，把他爱人关起来，作为人质。这时他家里只有一个才几个月的娃娃。

很多穷人看见后，心里很难过，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才把他爱人保出来。杜绍荣得知反动派要抓他，不敢回家，流落到四川，靠给人干一些零星杂活维持生活。后来，他从四川古蔺摸回桐梓，但仍旧不敢回家，在外面东躲西避，不幸还是被国民党抓到。国民党对他进行拷打审问，要他说出革委会成员名单以及他们的下落，他始终未吐一字。杜绍荣被关押折磨一年多的时间，生命已经奄奄一息。南郊妇女主席李麻婆被敌人抓到后惨遭杀害。

在西郊，地主杨炳林对穷人进行反攻倒算。曾经分过他家东西的群众，他一家家进行敲诈勒索。西郊革委会主席令狐世权被他罚款14块大洋，令狐世权拿不出钱，被逼得把田卖掉。杨炳林怀着对红军和穷人的刻骨仇恨，列出为红军办过事的人员名单，妄图勾结反动军队，把这些人斩尽杀绝。

在东北郊，红军走后的第4天，革委会主席令狐正辉和他的儿子被反动军队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一年多以后，他老伴身患重病，倒在床上。为了营救丈夫和儿子，她请人卖了家产，用120块大洋才把他们赎出来。当令狐正辉从监狱里出来回到家时，他老伴因贫病交加已去世了。不久，他也离开了人间。

红军伤病员躲在老百姓家，一旦被国民党和地主武装发现，一律杀害。楚米铺的大地主陈庆云、赵力臣，在红军走以后，带着武装把两个红军伤员和一个红军卫生员从一个穷人家里抓出来拷打至死。他们还在山座（地名）的一座桥头上打死了两个红军伤第八章群众是最好的桥梁243病员。他们威胁穷人谁拿了他们家的东西，都要统统交出来，谁不交有谁好看。他们到各家去搜查，借机抢穷人的东西。有些分得他们浮财较多的穷人，被他们抓起来吊打。给红军办过事的穷人，被他们关起来。给红军打过草鞋的杨某某，被关押吊打半个月。他们还扬言要把给红军做过许多事的刘国安抓起来杀害，害得刘国安流落他乡，许多年不敢回家。

在高桥，红军走后，逃命在外的恶霸地主李明书急忙转回寨子。他看见一个掉队的红军战士没有走，就指使爪牙偷偷摸到这个战上身后，用木棒把这个战士打昏在地，然后把这个战士拖到寨子南面的水巴岩，掀了下去。过了一段时间，李明书和他的爪牙又发现一个化了装掉队的红军战士，他们就向这个战士扑去，把他捆起来。当天夜里，他们又把这个战士从水巴岩（解放后，当地群众为了缅怀红军，把水巴岩改为红军岩）上推下去。

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劣绅的疯狂反扑，更加激起桐梓人民的愤怒和仇根。他们怀念远走的亲人，心里暗暗唱道：“红军走了我在想，想他留在桐梓县。红军走了我在记，红军恩情记心间。红军走了留哪样？革命道路指方向。哪时红军转回程，定把土豪全杀光。”1935年2月18日至20日，红军二渡赤水河，24日再占桐梓。人民群众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地欢迎红军。

在贵州开阳县，也流传着类似的故事，红军走后，开阳县人民怀着深厚的阶级情谊，保护了不少伤病员。花梨街上的罗崇全家保护了一个姓李的红军。这个红军是江西人，人家喊他李老广，因踝骨受伤，隐藏在罗家。罗崇全的父亲罗积先天天给他找草药包扎伤口，最后李老广伤势痊愈。第二年，罗积先悄悄把李老广送到中坪，两人含泪分手。事后，花梨街上有人告发他“私通共匪，窝藏24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红军”，被抓到县城监狱，关了一个多月。

羊场区杠寨乡新河村民组现在还住着一位老红军黄高厚。这位当年的红军排长向我们介绍了他1930年参加红军的经过以及在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时的经历。1935年4月，他所属的红五军团第39团2营4连3排，就是在羊场后坝地区的马鞍山与敌第99师打仗。他向我们介绍说，埋伏在羊叉坳的是红五军团第39团，埋伏在杨柳冲的是第37团。黄高厚同志在羊叉坳战斗中光荣负伤。子弹从左脚外侧打穿，经过内侧钻出身体。受伤以后，红军把他抬过脚渡河到龙里牛场坝，安排到白菜坪贺太清家，还每人发了一块大洋。半年之后，黄高厚伤好了，在龙里、开阳一带帮人为生，辗转流落到杠察乡新河落户。现在，他在新河村已有了一个人口众多的美满家庭。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阳群众的保护下幸存的红军战士有李金山、李廷辉、吴明道、李德明、陈海堂、丁裕章、周海庆、郭金山、刘远红、刘树清、吴文辉等，共计34人。他们有的从此在开阳落户；有的在解放后重返家园；有的解放后被送到幸福院；有的还安排了工作，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红军老战士的关怀。红军在开阳县播下的革命种子，在开阳县人民心里扎下了根。解放后，一些曾经坚持反动立场，残杀红军战士的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处。红军留下的标语、纪念物，则成了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世世代代供人们学习、瞻仰。解放后，以红军事迹命名的红军坡、红军路，被人们永远记住。红军烈士牺牲的地方，建起了红军坡。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初步实现了红军为之浴血奋战的革命理想。

第八章群众是最好的桥梁245三、群众是帮助红军过天险的最好摆渡人中央红军长征时，在云贵高原上面盘桓了一段时间。

云贵高原位于我国西南部，西起横断山脉，北邻四川盆地，东到湖南省雪峰山，包括云南省东部，贵州全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和四川、湖北、湖南等省边境，是我国南北走向和东北—西南走向两组山脉的交汇处，海拔1000～2000米，是中国的第四大高原。云贵高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起伏的山岭间，有许多当地人称作“坝子”的山间盆地。这一带是石灰岩地貌，山地、丘陵、平原、盆地、河流、峡谷、岩洞、石林广泛分布。

红军在如此复杂的地形之间纵横腾挪，特别是要跨过不同的水系，强渡江水奔腾的大江大河，没有群众的支持与帮助，是万万不能实现的。

（一）四渡赤水赤水河，古称安乐水，为长江上游右岸支流，是川、黔、滇三省界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于四川省合江县汇入长江，全长436.5公里，流域面积20440平方公里。赤水河两岸陡峭、多险滩急流，因工农红军长征时四渡赤水而闻名。

1935年1月29日，红军经土城、元厚场向西一渡赤水。2月上旬，进至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此时，张国焘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抗拒中央命令，不仅不率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敌，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堵我北进。南面敌军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和黔军王家烈部，则由南向北机动，尾追我军；滇军孙渡部4个旅，也向毕节、镇雄等地急进。

鉴于以上新情况，毛泽东等人决定，暂缓实行北渡长江的计24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划，改向川黔滇三省边境敌军设防空虚的扎西地区行进，利用短暂时间完成了部队整编、精简，大大加强了部队战斗力，为待机歼敌创造了良好条件。

红军进至扎西地区，敌人仍判断红军将北渡长江，除向宜宾段各主要渡口增兵外，又调滇军和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地区逼近，企图对红军分进合击。

鉴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红军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红军决定出其不意地回师东进，折回贵州。红军先头1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地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0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并继续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24日占领桐梓；25日夜占领了娄山关；27日，在董公祠击溃了敌人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再次攻占了遵义城。是日中午，红军进占城南的老鸦山、红花岗、忠庄铺后，与敌驰援遵义的吴奇伟纵队2个师接触，乘敌立足未稳，发起攻击，经反复拼杀，敌军大部被歼，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被红军俘获。遵义地区的这次作战，历时5天，击溃和歼灭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红军遵义大捷后，蒋介石于3月2日急飞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攻，企图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这一狭窄地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红军将计就计，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以诱敌追进，然后再转兵西北，寻求新的机会。同时，以红三军团向西南方向的金沙佯攻，调动敌周浑元部向南和吴奇伟部向西，尔后转用兵力攻击鲁班场守敌。这一行动果然调动了敌人，当敌吴奇伟部北渡乌江和滇军孙渡部靠近红军之际，3月11日，红军突然转兵向北，于15日进占第八章群众是最好的桥梁247仁怀，16日从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敌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向川南压逼，企图再次形成合围，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地区。

为进一步造成敌之错觉和不防，3月21日，红军以1个团的兵力伪装主力，继续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引敌向西。主力部队则快速回师东进，于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再次折回贵州境内。

28日，红军穿过鸭溪、枫香坝之间的敌碉堡封锁线，直达乌江北岸。29日夜，红军先头团1个排利用雷雨掩护，乘竹筏到达对岸，顺利地攻占了渡口。至31日，除红九军团于乌江北岸继续牵制敌人外，红军主力向南全部渡过了乌江，巧妙地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

（二）巧渡金沙江1935年5月3日晚，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在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下，占领金沙江南岸皎平渡口，并歼灭国民党川康边防军1个排和江防大队一部，占领北岸渡口。为巩固渡口，干部团在通安附近击溃川军2个团，牢固地控制了渡口。红一、三军团分别抢占龙街渡口和洪门渡口，因兵多船少，大部队难以迅速过江，除留第13团在洪门渡口渡江外，主力红军全部改由皎平渡渡江。

皎平渡由当地彝族一个姓金的土司管辖。金利汉、金利瑶兄弟两个在这里开马店，独霸一方。

农历三月底，国民党禄劝县政府派人给他们送来一封有鸡毛火炭标志的紧急信，命令“封渡”，并且裹胁20多个农民充当“民团”，把守渡口。过去，国民党军阀混战，金家也曾接到过“封渡”的命令，但金家土司一般不理睬，上下游渡口“封渡”，骡马便集中到这儿，他们更可以赚大钱。可这一次来头不小，气氛完全不同，这24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让他们惊恐万分。他们赶紧按命令要求，把所有的船都划到对岸藏起来，像乌龟一样，缩起头，不敢动弹。

皎平渡第一次真正“封渡”了。

有个叫张朝寿的农民在川滇驿道的大路边开了一个小小的客栈，供来往行商歇脚，店里的窗子面临大路。这一晚，深更半夜，全村都沉睡了，只有他家的窗子还闪耀着灯火。

张朝寿光着上身，穿条短裤，斜卧在床上。突然，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张朝寿以为是赶路的人来投宿，并不在意。微弱的灯光下，他在床上偏头一看，朦朦胧胧看见10多个人影晃动，隐隐约约看见他们头上的红星和手持的武器，不禁吓得腾地从床上坐起。

“老板，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士兵，我们是北上抗日的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不打人，不骂人。”一位腰插红缨子驳壳枪的战士和蔼地向张朝寿说道。张朝寿呆呆地打量着，心中寻思：“这就是老人讲的在两湖闹革命的红军吗？”“我们红军打富济贫，杀官安民。我们还要分土地给你们。现在，我们要过江，上前方打日本鬼子。带我们去找船，好不好？”别驳壳枪的红军见他不吭声，继续耐心地跟他讲。

“渡口离这里还有多远？”红军中有人插嘴问。“不远，离这里还有5里。”张朝寿回答。“你连衣服都没有？晚上天气冷，带路，没有衣服怎么行哪？”腰插驳壳枪的红军说着，脱下自己的棉衣给他。

张朝寿是热心肠人，人穷志不穷，在村子里有威信。他在江湖中混，跟兵痞、奸商、恶棍都打过交道，从红军的语气和举止中，他已感觉到他们和国民党军大大的不同，特别是当红军给他披上棉衣时，一股暖流暖到他心窝子里。他二话不说，一骨碌从床上下第八章群众是最好的桥梁249来：“走！”说着就带领24名红军出门去找船。

张朝寿把红军带到张朝连为金土司代经营的客店门前，唤出张朝连，告诉他：“大哥，红军来啦！他们要渡江，船呢？”“县政府来信，叫金利汉、殷孟芝划到四川去了。”张朝连惊魂未定，说话磕磕绊绊，牙齿直打架。“老板，还有没有办法？”持驳壳枪的红军问道。张朝寿敦促张朝连想办法。张朝连迟疑了一会儿，回答：“金利瑶马店那里河头还沉着一只破船，但用不成了，捞起来补补，试试看！”张朝寿也想起来了，那只船成年累月摆渡骡马，给马蹄的铁掌踏得船身漏水，不能使用，金利汉不得不另用一只新船。红军战士说，不管能不能用，有了船，就好办。张朝寿、张朝连领着他们来到江边，红军纷纷下水，在齐腰深的浅水区摸索沉船。

就在这时候，隔张朝连客店几十步路的金利汉马店里，金的小脚老婆发觉苗头不对，压低喉咙骂醒民团：“还死睡！快快背东西跑！”她和民团慌慌张张拣起细软，朝笔架山狼狈逃窜。

24名红军把沉船悄悄托起，尽量不发出声响，以免惊动对岸敌人。又派张朝寿到客店买了33件土布，撕成布条，大家用枪刺往漏洞堵塞棉絮和布条。这样补塞了一个时辰，突然在夜色茫茫的江面上传来了“哗啦哗啦”的划桨声，红军立即隐伏在渡口周围，影影绰绰看见一只二叶子船划到“龙头石”靠岸。红军战士一个箭步，飞跃上船，划桨的吓得瘫痪在船甲板上。

原来，金利汉、殷孟芝逃到对岸，系住船，在岸上岩洞里躲起来。半夜，金利汉的烟瘾大发，眼泪鼻涕一串串，实在熬不住了，也不顾“命令”，让长工殷孟芝划船回来拿大烟。这不，刚好撞到枪口上，给红军“送礼”来了。

对岸渡口有两个班的民团把守，哨兵发觉有声响，便向南岸25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大声喝到：“什么人划船？”“家里要吃饭，我送米回家。”红军叫殷孟芝回答。

红军战士马上通知战友们：“云南不能靠岸，快过来！”“马上过来。”破船弃置不用了，由彝族老船工殷孟芝把桨划船，红军迅速抢渡金沙江。船一靠岸，红军战士便兵分两路，犹如插翅猛虎，抢占了山头，居高临下，包围了山脊的一排岩洞。守渡口的民团都是反动政府逼来的穷苦农民，本来就战战兢兢，度日如年，现在一听见纷至沓来的脚步声，一个个扔下手中的大刀、牛耳刀，撒腿就溜。

红军共俘获了7条小船，但缺乏船工。派出去分头找船工的红军，人地生疏，找不到人。群众受反动宣传的欺骗，锁起大门，早就躲进深山密林去了。张朝寿人熟地熟情况熟，找到船工周德安的老婆，由她出面，找到了周德安等6名船工。

当晚开始，船老大们穿梭似的摆渡。等到次日拂晓，放眼望去，北岸的马脖子山、小水井山、毛毛头山，南岸的将军石、仰天窝、营盘山、笔架山，所有的制高点，都有红军持枪站岗。

这样，从5月3日至9日，红一方面军3万多人马，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经过7天7夜抢渡，终于渡过了金沙江，摆脱了敌人的围堵。

（三）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暂时跳出敌军的包围圈，从云南北进，准备过大渡河。蒋介石坐镇昆明，一面令薛岳渡金沙江紧追，一面严令大渡河的川军加紧布防，同时宣称：“要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72年前，就在大渡河边，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全军覆灭。

第八章群众是最好的桥梁25172年后，红军无论是从到达的时间、路线、兵力和面临的困境上看，跟石达开当年确实有几分相似。这就难怪蒋介石妄想朱毛红军做石达开第二！

毛泽东当然也知道石达开的典故，不过他胸有成竹。

毛泽东建议，让刘伯承任中央红军先遣队的司令员。刘伯承在江西曾因反对李德而遭贬，黎平会议之后才官复原职，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他早年在讨袁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毛泽东多次有意放出话去：“刘伯承绰号‘独眼龙’，无论是金沙江还是大渡河，区区江河之水又岂能困住龙乎？”刘伯承是川中名将，熟悉川西的地理人情，在当地威信很高，且心思缜密。刘伯承担负开路任务后，经大凉山彝族区，走冕宁，经德昌、西昌北进安顺的羊肠小道，迅速接近大渡河边。

过彝族区之前，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海子边结盟成兄弟，比预计的时间提前3天通过彝区，就是这关键的3天改写了历史。刘伯承事后回忆：“如果不结盟，再推迟3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是石达开的下场了。”为使刘伯承顺利夺取安顺场，军委又派左权率部分兵力在大树堡佯攻，制造红军由此强渡攻打富林、雅安、成都的假象。

5月24日，担任先遣队的红一军团的第1师第1团急行军80余公里，首先赶到安顺场右岸。此时船只已大部被敌掠往对岸，红军只夺到一条小船。

能夺得这条小船，说来还真是侥幸。

红军到来的前几天，安顺场的守敌惶惶不安，急忙撤走了全部渡船，并强令老百姓迁往对岸的安靖坝。同时，他们在安顺场街道上堆满了干柴干草，准备放大火烧毁安顺场，一心要置红军于死地。眼看要放火了，恰巧安顺场的大地主赖执中前往西昌阻击25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红军败退下来，安顺场的房屋有一大半是赖执中的产业，一旦放火，赖家就要损失万贯家财，为此，赖执中和负责烧街的头目争吵起来，双方扭过河去找敌军团长交涉，交涉完毕，赖执中乘船返回安顺场，但他做梦也没有料到，神兵天降，红军当天晚上就袭击了安顺场，夺得了这条靠在南岸的唯一渡船。

这条船，关系到中央红军的安危存亡，关系着红军北上方针能否顺利实现。

5月的南方，已经进入雨季。在这样的季节，安顺场的河床宽度能超过300米。两岸悬崖峥嵘险峻，满河白浪滚滚，如万千匹野马脱缰而下，转轮似的漩涡，似乎要将一切东西吸入河底。没有经验丰富的船工摆渡，只能望河兴叹。

寻访船工成了渡河的当务之急。

红军战士们连夜深入周围的山村，走家串户，终于找来了10多位船工。战士们请船工一起吃饭，一起喝酒，坐在一起拉家常。

然而，说起渡河，船工们顾虑重重。他们认为，眼下是涨水期，如果仅仅是水急浪高，凭借多年的撑船经验，虽有些风险，尚可以对付，可是，现在面临的是对岸山崖上有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在把守，渡口上耸立着四座专门封锁渡口的碉堡，那么多枪弹居高临下，集中目标对这一条木船开火，只要有枪弹击中船工或者击穿了船身，必然是船毁人亡。战士们告诉船工，红军可以集中比敌人优势的火力，完全压制敌人，摧毁对岸的碉堡和工事。红军一路闯关夺隘，势如破竹，突破了乌江、金沙江等许多在敌人看来过不了的天险，连续打垮了很多阻拦的敌人，眼下要消灭对岸的那伙“双枪兵”，红军是有把握的。

10多位船工深深为红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感染。

经过动员之后，船工们一个个情绪高昂，表示愿意帮助红军摆渡第八章群众是最好的桥梁253过河。

5月25日上午，冲锋号吹响了，红军集中了3挺重机枪，连同轻机枪和步枪一齐向对岸的敌人进行压制射击，18名勇士每人带着一支驳壳枪、一支冲锋枪、一把马刀和8颗手榴弹，冒着密集的火力奋勇向前。

在炮火连天的惊涛骇浪中，8位船工和18位勇士一样，在极度的紧张中沉着、勇敢地划动船桨……孤舟颠颠簸簸地接近了对岸，按预先计划，船只本打算靠在对岸尖石包前，但因流水太急，敌人火力又猛，船被冲到下首几十米处的桃子湾，一下子撞在大礁石上，船旁激起一串串白浪，再往下滑，荡进漩涡，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只见几个船工猫下腰来，迅速用双手撑住岩石，尽最大力气稳住摆荡的船只，岸上的人们见此情景，一齐呼喊起来，为勇士们助威鼓劲。快到对岸时，4个船工跳下船，在水浪里拼命用脊背扛住船帮，另外4个船工使劲猛撑，让船向渡口靠拢。

对岸碉堡里的敌人见船要靠岸了，竟呐喊着从碉堡里反扑出来。

刘伯承站在河边的工事里指挥着勇士们的渡河行动，见此情景连忙命令红军神炮手赵章成炮火支援。仅有的3发炮弹在赵章成手里如有神助，炮炮命中，都准确地在敌群中和敌火力点上开花。

激越的冲锋号声中，18位勇士挥舞着大刀扑向敌群，经过鏖战，奇迹般地突破了川军一个营的把守，控制了渡口，并且又缴获了3只小船，天险大渡河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事后，这些建立殊勋的勇士，每人得到一件列宁装的奖励。

但是，大渡河水流太急无法架桥，靠4只渡船，即使昼夜摆25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渡，全军2万多人过河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而敌中央军主力正向大渡河急进，只需几天的路程，堵截的川军主力也将陆续赶来，红军必须另找出路。

无奈之下，军委把目光瞄向距离安顺场北面约160公里的泸定桥。5月26日上午，红军总部作出了飞夺泸定桥的决定。

作为先锋的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接令后一昼夜强行军240里山路，于5月29日清晨出现在泸定桥西岸，组织22名勇士爬着光溜溜的索链，冒着枪林弹雨和熊熊烈火，经过两小时激战，夺取了泸定桥，全军由此安全渡过了大渡河。

红军过了大渡河之后，在抱桐岗穿越原始森林，把从中央苏区长途尾追而来的中央军薛岳部彻底甩掉，从此完全摆脱了追兵，集中全部精力对付前面的雪山和草地。

蒋介石关于大渡河的预言落空了，他成了战斗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失败者。

延伸阅读8刘少奇最懂得大家最需要什么红一方面军长征时，随部队一起长征的有不少女红军。她们分布在医院、宣传队、文艺团等单位中，担负护理、宣传等工作，非常辛苦，但她们任劳任怨，在长征中出色地承担了一项项任务。

红一方面军野战医院有十几位女红军，在敌人围追堵截的艰苦行军途中，挎药箱、抬担架、背伤员、找粮食，来回奔跑，工作强度不亚于男红军，但她们一个个顽强地跟随着部队，谁也不愿意落在后头。

年月，红军就要过广阔空旷、杳无人烟的大草地了。

19358第八章群众是最好的桥梁255这里虽然没有了反动派的枪弹，脚下却处处有陷坑，还得忍受饥饿、寒冷的痛苦。临近出发前，刘少奇准备去看望大家。那些女红军听说刘少奇来看望她们，非常高兴。

刘少奇明显地瘦了，但他仍兴致勃勃。他和蔼地问大家累不累，苦不苦。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不苦，不累！”刘少奇高兴地说：“不简单，男同志应该向巾帼英雄们学习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大家受到首长的赞扬，心里甜滋滋的。刘少奇接着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让我传达对大家的亲切问候，并向同志们致敬！”女同志听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问候，热烈地鼓起掌来，仿佛毛主席就在身边激励她们一样。

刘少奇感慨兴奋地望着这些巾帼英雄，待掌声平静后，他又说：“为了减轻大家负担，中央决定将女同志分散到各军团去，与男同志一道过草地！”朝夕相处的女同志听说要将她们分散到各军团中去，有点不情愿，一位女同志说：“我们在一起工作配合得很好，请首长放心。为什么要分开呢？”刘少奇耐心地说服她们，说：“过草地不同走平路，你们跟随着中央从苏区出来，是女干部的苗子，可不能垮下来啊！”女同志默不作声，刘少奇继续劝说：“和男同志在一起，也是可以互相照顾、互相配合的嘛。男同志体质较好，帮助大家背背东西，还可以减轻大家的负担。”女同志听了刘少奇的话，便想通了，她们愉快地接受中央安25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排，分散到各军团中去。后来，她们其中大部分平安抵达陕北，成为陕北等各抗日根据地中重要的女干部。

年冬天，刘少奇被派往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他想到陕1935北高原的冬天风刮得厉害，气候寒冷，便趁一次去延安汇报工作之时，捎带上几十条毛围巾。

他抵达延安，汇报完工作后，特地去妇女部看望同志们。女同志听说刘少奇来了，便围坐一起，问长问短，欢叙别后情形。刘少奇说：“我给大家带来了件礼物，大家猜猜是什么？”同志们开动脑筋，有的说是笔，有的说是本子，有的说是糖，刘少奇都摇头否定。女同志有点耐不住了，便说：“首长，我们猜不出，你就亮出谜底来吧。”刘少奇笑而不答，从随身包里取出几十条围巾。

“围巾！”同志们惊喜异常，这是她们在陕北高原最迫切想要的东西，但在陕北却买不到，在当时的艰难条件下也无材料自己织。刘少奇首长是真的想到她们的心坎里去了。

女干部们非常感激刘少奇，也非常珍爱首长送给她们的围巾。平时她们舍不得用，整整齐齐地收藏起来，只有最寒冷的季节才取出来用用，每当这时候，她们就会想起关心她们的刘少奇。

此事后来被刘晓知道了，刘晓当时正从上海赶到延安。他很抱歉地对女干部说：“我出发前也想带点东西到艰苦的延安，可就是想不到应该带什么好。少奇同志长期从事群众工作，他最懂得大家需要什么。”（摘自《刘少奇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4页。）第九章宝贵的经验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创新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第九章宝贵的经验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创新259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牺牲的远征。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作战部队86000多人踏上长征之路，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全军仅约8000人。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近10万大军开始西渡嘉陵江，自此踏上万般曲折艰险的长征之路，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时全军33000多人。

1935年11月，红二方面军21000多人从国民党30万大军的合围中冲出，踏上了长征之路，1936年10月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全军11000多人。

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留下的一支红军武装———1934年11月踏上长征之路，经过数月的颠沛流离和艰苦转战，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部队，全军兵力最多时不足8000人，最少时兵力只有1000多人。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播理想的远征。

中国工农红军转战大半个中国，一路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用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传播着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长征唤醒了中国的千百万民众，给予了他们世代从未有过的向往和希望———自世界近代文明的潮流猛烈地冲击了这个东方大国之后，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赤贫的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的产业工人从共产党人的宣传中懂得了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人世间一定能够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当那面画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第一次知道了共产党26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人所领导的革命和工农红军所进行的征战可以改变世间的一切不公。他们随手抓起身边的锄头、铁锤甚至仅仅只是一根木棍，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跟随着那面红旗一路远去，他们坚信这条道路的尽头就是劳苦大众千百年来所梦想的中国———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走向一个崭新的中国的启程。

一、长征胜利证明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群众工作的法宝有一本书叫《人类一〇〇〇年》，它认为公元1000年到2000年间，长征是除火器发明、成吉思汗的帝国之外，中国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重要事件。

长征跨越了中国15个省份，转战地域面积的总和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都大。长征翻越了20多座巨大的山脉，其中的5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终年积雪。长征渡过了30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长征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那片人迹罕至的湿地的面积几乎和法国的国土面积相等。而更重要的是，在总里程超过25000里的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始终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追击、堵截与合围中，遭遇的战斗在400场以上，平均3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除了在少数地区短暂停留之外，在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的威胁下，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不但要与重兵“围剿”的敌人作战，还需要平均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以上。红军总兵力由长征开始前的30万余人减至8万余人。

经历世间罕见的挫折磨难，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长征最终取得了胜利，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

第九章宝贵的经验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创新261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把长征称为“前所未闻的故事”“惊心动魄远征的史诗”。

“前所未闻的故事”何以发生？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广大红军战士如何成就这人间奇迹？索尔兹伯里重走了长征路，于都河边、金沙江畔、泸定桥上、雪山脚下，行进在红军战士们当年徒步走过的路线上，和当年的老船工、牧民、喇嘛的交谈中，索尔兹伯里似乎找到了答案。

红军主力就要离开中央苏区了。于都河边，前来送行的苏区群众，满含深情地唱起《十送红军》，那岂止是一首歌啊，那是群众心底里流出的对党、对红军的恋恋不舍之情！

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发展为一、三、五、八、九军团，共计86800余人。福建子弟兵占长征红军总数的1/3，以闽西的长汀、上杭、永定、龙岩、连城、武平、宁化、建宁等县为最多。各县参加红军的人数占青壮年的比例达70％～80％。“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才溪乡，88％的青壮年当了红军。长汀县的河田中坊乡，全乡100％的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当时长汀县全县有17000多人参加了红军，荣获当时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授予的“扩大红军模范区”的光荣称号，其中有6600余人牺牲在长征途中及抗日前线。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的宁化县，当年只有17万人口，有1300多人在长征前夕参加了红军。在参军热潮中，兄弟同入伍、夫妻争报名、父子齐参军的动人情景不断涌现。年已花甲的张延万一定要跟随红军长征，长征途中表现十分勇敢。上杭县输送了12000名优秀儿女参加红军，有力地支援了长征。永定县有2000多名工农子弟兵参加了长征。在中央红军各军团中的福建子弟兵同其他红军一样，吃苦耐劳，前仆后继，3万福建籍红军加入长征队伍，到达陕北后仅存2000人，其中90％在长征途中英勇献身，谱写了一26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曲极其悲壮的史诗。

红军开始长征后，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如何走下去？不靠别的，就靠群众的帮助。无论走到哪里，扎扎实实地做好党的政策宣传工作，告诉群众红军队伍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人民军队。

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一路走来，沿途群众对红军队伍由怕、躲避转而接近、亲近。军民鱼水之情因此而生。

在贵州遵义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就要当红军，当上红军人人爱，为国为民立功勋。”当时在遵义有数千名优秀儿女参加红军，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加红军的场面随处可见。据估算，在整个黔北地区，参加红军的劳苦大众至少有7000人。中央红军转战黔北期间，正值寒冬，大部分红军着装不一，穿着破烂，甚至衣不蔽体，难以御寒，急需添置军衣；长时间的行军打仗，红军精力疲惫，急需休整和补充给养。在黔北期间，遵义人民为红军赶制服装、鞋袜，筹粮、筹盐、筹款，补充了御寒衣物，保证了红军给养的供给；印制文件、布告、宣传品，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找渡船、献门板、砍毛竹、搭浮桥，帮助红军两渡乌江，四渡赤水，抢渡鸭池河、清水江；为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积极为红军带路、送情报，配合红军打击敌人，调动敌人，成功地实施战略转移，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从精神上物质上对红军给予全面支持，红军得到了全面休整，士气大振。红军进攻会泽城时，红军的革命宣传受到彝汉群众的热烈拥护。王灿章老人把红军的宣传标语、信件从城门缝里塞进城门；东门外50多岁的李大妈向民团喊话，要他们放下武器，不要为反动派卖命;周启开则沿城墙呼喊；“红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不要开枪!”盈仓村的徐天亮老人拆下家中门板，给红军作攻城用。

红军长征沿途宣传党的路线和红军的宗旨，播下了革命的种第九章宝贵的经验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创新263子，同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云南各族人民把红军看作是自己的军队，把红军当作“大救星”“菩萨兵”，积极支援和帮助红军，军民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各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为红军队伍及时补充了兵源，壮大了队伍；群众主动帮助红军筹集粮食，捐献生活物资，解决了红军的日常军需供给；主动配合红军完成军事行动或作战任务；掩护、收留红军伤病员，保存了革命力量，延续了革命火种。红军在皎平渡口依靠汉、彝、傣族36名船工和6只木船，经过7天7夜，未伤一人一马，顺利把红军3万多将士迅速安全渡过天堑！次年4月，二、六军团在丽江石鼓至巨甸5个主要渡口，得到纳西族桑乐天、尹子富、王孙等28名船工的帮助，用7只木船和几十只木筏，越急流穿江心，历时4天3夜，在长达125里的水路上，赤胆忠心竭尽全力，把18000多人马神速摆渡过江。金沙江畔，云南少数民族群众极尽全力为红军作战、给养、带路、救护伤病员提供支持、帮助。在嵩明城，不少群众日以继夜地为红军烧水、煮饭、缝粮袋，有十几个受苦人主动为红军当向导。上敦村的洪绍尧等人胸前挂着红军发给的红布字条，带着红军到邱家庵、余家村、海北村筹集军饷。

红6师为了粉碎滇军在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的围歼阴谋，将士们在六甲同滇军第7旅进行了一天的激战。由于红军通宵行军抢占六甲有利地形，接着就投入战斗，加上整天没有吃饭，仗又打得激烈，红军将士们正处于饥疲交加之时，六甲的彝、回等少数民族主动抬着担架和大锅的热饭、牛肉干巴、鸡蛋、腊肉、酸菜等送到火线上，有的还特地烧了几锅茶水送上阵地。红军在硝烟中吃到这样美味可口的饭菜，喝上清香扑鼻的茶水，顿时精神百倍、斗志昂扬，饥疲一扫而空。

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中央红军在扎西扩红3000多人，在26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会泽扩红1300多人。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在禄丰元永井时，有500多人报名参加红军，在祥云扩红七八百人。楚雄、南华、牟定、宾川等地也有许多人自愿报名参加红军。两路红军过云南，云南有数千名优秀儿女参加红军，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

四川是红军长征时期活动的重要区域。长征期间，红军活动面对的地域大多是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交通不便和物产都比较贫乏的地方，筹集粮食供给成了红军最大、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途中的粮食筹集获得了沿途苏维埃政权的大力协助。茂县为红军筹粮300多万斤，绥靖县筹粮4000石，江油县筹粮900多万斤。红四方面军留住川康北的丹巴、道孚、泰宁、炉霍、甘孜、瞻化、雅江地区时，这里的总人口在10万人左右，年产粮食不足1亿斤。红四方面军4万多人在这一地区停留5个月，红二方面军1万余人从入境到离开约有两个月。如果以最低标准每人每天耗1斤粮食计算，红军需粮食900万斤以上。这一地区人均为红军供应了近百斤粮，还有大量牛羊等各种物资。红一、红二、红四等3个方面军，长征在川时间达1年零8个月，10多万红军所需的粮食当以数亿斤来计算。同时，为了把筹集到的粮食运到前线或供应地，红军在占领区建立的各级革命政权就组织了许多人力，或肩挑、背扛、牲口驮，把粮食等物资运往前线或供应地。红四方面军从川北的江油县中坝镇到北川县有200多里，这是一段崎岖的山路，在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下，地方游击队员和年轻力壮的农民甚至妇女儿童、老年人都积极参加到运输队伍中。在平武县，大批群众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到江油县的中坝镇去为红军背盐，并随战斗的进程运往北川县、松潘县、茂县等地。四川高山河流众多，为红军架桥修路也是地方群众积极参与的重要任务之一。红军队伍的扩大，又意味着第九章宝贵的经验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创新265战斗在高寒山区，御寒物资需要量大增，为了帮助红军战胜困难，赤区的群众为红军缝衣服，做补袜子，打草鞋，缝子弹袋，捻毛线，织毛袜，做皮衣等。红一、红四方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夕，懋功县、甘孜县的藏族妇女普遍开展迎亲人活动，教红军指战员们捻毛线、织毛衣等。

当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出扩红计划后，各地的贫苦青年纷纷参加到红军的队伍中来：平武县参加红军的有1156人；茂县苏维埃政府提出扩大红军的号召后，城郊附近的1000多名各族青年加入到红军的队伍中；在天全、芦山、宝兴、荥经、雅安、名山县，参加红军的青年达4000多人。红四方面军组建的第一个骑兵师，多由藏族农牧民组成。红军长征从入川到离开，据不完全统计，红一、红二、红四等3个方面军长征在川期间，四川全省就有5万多人参加到红军的队伍中。

毛泽东曾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党领导下的红军队伍，完成了史诗般的长征胜利。当红军队伍到达陕北的那一刻，当几支红军主要部队胜利会师欢庆胜利的那一刻，再次生动地说明，群众工作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的法宝。

新的历史时期，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仍然不能丢弃群众路线这个法宝。

26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二、长征胜利再次证明群众工作是打开困难局面的金钥匙云南、广西、贵州、四川……这些地方对相当多的红军干部战士们来说，甚至只是在传说中才存在的神奇地方，从来没有想到哪一天会真正踏上这片土地。

漫漫长征路，人是陌生的，环境是陌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可预知的。置身于陌生的环境，以往熟知的一切都变了。这不可预知的漫漫长征路，像是一个环境变量，改变了进入其中的一切事物。

这条路要走多远，究竟要到哪里安家？谁也说不上。但是将革命进行下去，保存革命力量的信念，是支撑着每一个人前行的不竭精神动力。

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前行道路上的一切困难！

全新的环境里，所有的工作千头万绪，对于广大干部战士们来说，几乎是两眼一抹黑，怎么办？

1934年11月7日，毛泽东、朱德在长征路上联名散发《出路在哪里？》的传单，揭露国民党军阀出卖中国、压迫工农的罪恶，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向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指出，他们的出路就在大家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朱毛的传单，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发动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是扫除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的根本。每每长征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效的群众工作就是化解难题的金钥匙。

第九章宝贵的经验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创新267卓越的群众工作让广大红军战士们重振士气，坚定信念。

“左”倾错误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部队离开根据地，匆匆忙忙远走他乡。长征初期，同样因为“左”倾错误路线，红军队伍遭受惨重损失。一向能征善战的红军战士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连续的挫折失败让他们怀疑、甚至气馁。如何恢复战士们的信心？如何重振他们的士气？靠的还是党的群众工作。真正把每一名红军战士当成革命的主人翁，把党的政策及时向红军战士们传达，让他们清清楚楚了解党的正确路线、党的正确工作主张，明白党和军队正行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让他们觉得当前做的一切是对的！

自遵义会议以后，红军作战扭转了屡败屡战的局面，也教育了广大指战员，跟着党继续革命仍然有奔头！长征路上着实艰苦，然而，红军队伍中，各级干部对普通战士关心、体贴、爱护，干部战士们官兵同心、共同承担风雨，铸就了长征胜利的坚实基础。

卓越的群众工作让群众由“生”变“熟”，由“惧”变“亲”。长征经过的11个省，特别是祖国西部的广西、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四川省、西康、甘肃等沿线地区，大多都没有经过革命的洗礼，几乎是革命的“处女地”，他们对共产党、对红军鲜有了解。加上国民党军阀的恶意宣传，加深了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恐惧。每行军到一个新的地方，当地百姓或者躲起来，或者远离家乡，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甚至自发组织起武装，攻击红军队伍，以“保卫家园”，这似乎成为长征路上的一种常态。

党和红军各部队积极、耐心地宣传党的性质、政策、路线和主张，让沿途群众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为着穷人的党，红军是解放穷人的军队。红军战士们衣衫不齐但眉宇间英气逼人，当他们神采奕奕地站在群众面前时，群众转瞬间就明白了，共产党人、红军26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战士根本就不是“青面獠牙”的怪兽，更没有“共产共妻”的恶行。

光说不做怎么行？！从黎平出发向黄平进军途中，毛泽东看到一位因冻饿卧倒在路边的老人，立即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又从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还让警卫员拿了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并送给了这位老人。老人满眼含泪，连连道谢。

打倒反动政府，打土豪、分田地，解救被关押的亲人，救助困难的群众……红军战士们实实在在的举动让群众放下心来，这真是自己的队伍！蜿蜒曲折的长征路没有成为红军部队的危途，在大渡桥头，红军没有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卓越的群众工作让红军队伍同各少数民族之间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和睦相处。苗、瑶、侗、彝、布依、壮、土家、羌、仡佬、藏、回、裕固族等诸多少数民族，还有喇嘛教、伊斯兰教等不同的宗教信仰，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等方面的重大差异，红军部队长征途中的困难可想而知。党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事先已经预料到可能存在的困难，先后多次下发文件和指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坚持做好做实群众工作。

面对满是惊恐、怀疑甚至是仇恨的眼神，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与在各个革命根据地不同，面对着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差异巨大的沿途群众，最基本的语言沟通都是问题。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仅仅依靠当地的通司（翻译人员）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是不够的。“行胜于言”，从党和红军部队的高级干部到普通战士，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各级指战员把少数民族及宗教界普通信众当作阶级兄弟，积极同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中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主张、支持红军队伍的上层人士交朋友。极富成效的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让各个红军部队同最广泛第九章宝贵的经验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创新269的少数民族群众和宗教界各个阶层的人士真正“交了心”。回看长征路，心理上的坚冰融化了，少数民族地区盛开着民族和解、民族大团结的绚丽之花，不再是红军长征的“沼泽地”。

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让“我们的朋友多多的”。毛泽东曾说过：“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把拥护支持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句话虽然直白，但却道出了党的统战工作的真谛。红军各支长征队伍胜利到达陕北，实现了党和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党的群众工作，特别是其中的统战工作功不可没。

长征路上，敌人军队力量数倍于我，一味地和敌军打攻坚战、消耗战，绝不是聪明的做法。尽管国民党军队整体力量强大，但他们并不是全体一心，众志成城的队伍。国民党军队内部中央军嫡系部队和地方军阀队伍之间、各地军阀队伍之间存在着矛盾、罅隙，各派系势力间相互倾轧，这是我党和红军可以借力的地方。能够有效地利用其矛盾，尽量避免与其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对于保存我军实力，最大限度减少队伍的损失大有好处。这样的实例在长征路上多次发生，展现出我党我军高超的灵活的统战工作艺术。有效的统战工作不仅在当时保证了长征的顺利进行，而且为党和红军集聚了人气，结交了朋友，为建立新中国乃至建国后相关工作的推进和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鉴于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在本民族和信教群众中广泛的影响力，各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耐心做好团结、争取工作，除了让他们认识和理解党的性质、宗旨和路线、方针、政策外，极力争取他们对我党的认同、同情和支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各个地方的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上层人士为我党的民族大义、为红军指战员的至真至诚所感动，主动为我军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资上的帮助，甚至有少数民族的头人和宗教人士投身革命的感人事迹。

27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三、长征中群众工作的思想和方法得到丰富和发展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工作方法，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成为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改正自身缺点错误的制胜法宝。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群众工作的理念得到更新，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在新环境、新条件下得到创新和发展。

长征路上，党的群众工作观随着群众工作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党领导下的红军队伍，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作为做好群众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所到之处，红军各部队非常重视做好群众工作，注意建立与当地群众的密切联系。同时，党根据各个地区的特点和工作对象的不同特点，制定了正确的政策、颁布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命令和纪律，保证了群众工作的顺利开展。长征途中群众工作丰富的经验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工作的实现形式和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创新、发展。

在流动性环境下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苏区斗争时期，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作为依托，群众工作的区域相对也比较固定，有较为健全的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有历经革命教育的较为成熟的群众基础。离开苏区之后，党的群众工作环境发生根本改变。踏上长征路伊始，红军就陷入长期流动作战的困境中，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群众工作没有安定的环境，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做群众工作。因此，必须继承和弘扬党的群众工作优良传统，在实践中创新群众工作。

第九章宝贵的经验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创新271从党和红军内部来说，做好群众工作就是要提振每一名党员和红军战士的士气，克服消极悲观思想，排除万难，争取党和红军战略大转移的伟大胜利。为此，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积极宣传党的战略转移的伟大意义，尤其是遵义会议之后，及时传达党中央的正确的路线政策，让每一个人心里有底气，对党和红军的前途充满信心。其次，严明军纪，严格约束部队。红军各部队所到之处不随便进民房，不吃老百姓的饭，即使需要什么东西或吃老百姓的饭都要付钱，争取沿途群众的积极拥护、支持和帮助。再次，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关心普通干部战士，建立起患难与共的干群关系。长征途中，红军部队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关系进一步彰显。周恩来让受伤的机要参谋坐担架，彭德怀把自己身上的粮食倒出一半分给军团教导队长孙毅等事例，都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

在与沿途群众的关系上，党组织和红军各部队根据具体情况创新形式，面向群众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工作。长征路上，一些地方的群众由于不了解共产党和红军，加上受到国民党恶毒宣传影响，常常在红军到来之前就躲起来了，根本找不到人。为此，红军各部队积极拓展宣传渠道，创新多种宣传形式和方法，以宣传标语、口号、指示、训令、通令、布告、歌曲、戏剧表演、群众大会等方式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对加强党群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把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和维护群众根本利益联系起来。长征途中，红军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等实际行动，真心诚意地帮助沿途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解决实际问题，增进了当地群众对红军的理解和支持。长征期间，党领导红军在经过的地区继续开展土地革命，把土地革命和群众工作相结合，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解放贫苦群众，维护群众利益。1935年4月底，红九军团进占宣威。

27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入城后，“首先打开敌人的监牢，释放了政治犯和无辜百姓，处决了一些酷吏，又没收了由官僚资本经营的‘宣合公司’等库存的火腿以及几家土豪劣绅的3000多担谷和许多财物，大部分分给了贫苦群众”。“在红军的影响下，甚至出现红军尚未到，名声早就到的现象，常有被压迫的农民派代表要求红军绕道到他们乡里去‘解放’他们。”而对于少数民族群众和宗教信众，党中央制定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基本原则，以尊重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建立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新型民族关系为主要奋斗目标。为了扎实做好民族感召，党从实际出发，设置专门的民族工作机构，制定针对性的民族政策，积极提倡民族宗教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并领导少数民族建立自治政权和革命武装。1935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了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这是我党历史上设置的第一个专门处理民族事务的工作机构。长征中，我党颁布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等民族政策，明确要求红军部队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由于党和红军对各族群众真心实意地付出，因而也赢得了他们的回报。各族群众给予红军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甚至流血牺牲，党与群众的这种血肉联系得到了最为生动的展现。

站在长征路线图边，我们可以看到曲曲弯弯的红线从中央苏区、从湘鄂西、从湘赣、鄂豫皖等地一直延伸到陕北，到延安，这是一条明线。隐于这曲曲折折的线条之中的还有一条线，那就是自长征开始，我们的群众工作也一路发展，延伸到长征胜利的终点站。强大的群众工作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障。

第九章宝贵的经验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创新273四、长征中群众工作的实践与方法推动党的群众路线发展中国共产党最早使用“群众路线”这个词的是李立三。1928年11月，他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在同浙江地区负责人谈话时说：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但这时群众路线的含义还不太明确。

1928年夏召开的党的六大作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论断。同年11月，党的领导人提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

1929年9月，陈毅按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强调筹款工作“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而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也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这里初步揭示了群众路线的科学概念。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总结了同党内教条主义斗争的经验。

他强调：党的正确工作策略只能在深入群众调查、和群众一起实践的过程中形成，要善于向群众学习，总结他们的实践经验。

上述有关群众路线论述，为长征开始以后党的群众工作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群众工作方向。

长征途中，各级党组织和红军各部以党的群众工作理论为指导，并根据长征中的流动性行军的特殊环境，针对国民党官兵、少数民族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等特殊对象制定了群众工作政策，创新27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方法，在实践中发展了党的群众工作思想理论。

参加长征的各支队伍，严格执行党的群众工作纪律，扎扎实实开展对沿途群众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

长征途中，红军各部队真正做到了一切为了群众，为了群众利益着想。红军队伍所到之处，推翻了当地国民党政权，释放被关押的穷苦百姓，镇压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取消沉重的苛捐杂税。

红军队伍在许多地方开展了土地革命，分田到户，把打土豪劣绅所得分给穷苦群众以改善生活。在宣传教育基础上，红军队伍还在一些地方帮助当地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建立起苏维埃政府，一些过去受苦受压迫的积极分子被推选至苏维埃政权中担任负责人，实现了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

长征途中，红军各部队充分依靠群众，在各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战斗力得到及时恢复和补充，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顺利实现了战略大转移的战略目标。沿途行军作战过程中，许多当地群众主动为红军队伍当向导，当红军渡河没有船只时他们帮助找船，缺少船夫时不惧死亡为红军部队划船摆渡；红军部队重大牺牲后急需补充兵力时，各地群众踊跃参军，为红军队伍及时补充有生力量；当红军指战员缺吃少穿时，尽管各地群众生活艰苦，但仍然为红军队伍捐钱捐粮，补充物资和粮饷。

长征胜利结束后，各路红军队伍齐聚陕北，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有了落脚之地和生存空间。此前虽然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建立的陕北根据地打下了一定物质基础，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地瘠人贫的西北苏区突然增加近万人的用度，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仅仅从粮食供给方面来说，便给当地群众带来了较重的负担。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时，突第九章宝贵的经验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创新275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被雷电击死。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位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这个农民，毛泽东加以劝阻，并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调查结果表明，是因为边区机关人员庞大，百姓公粮摊派份额过多，不堪重负，故发此怨言。此后，毛泽东就组织南泥湾大开发，并亲笔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这就是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

延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发展进入新阶段。由于有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尤其是国共合作达成协议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合法政府，党的群众工作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群众工作条件得到改善，工作对象也与长征时期有很大不同。

根据当时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应该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

1937年，为解决群众过重的经济负担，抗日根据地制定了“农民减租减息、地主交租交息”政策，1942年开展了大生产运动，1946年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开展土地革命，在经济上确保了广大群众当家做主。同时，认真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如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帮助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群众工作的创新和发展，赢得了根据地群众对党和红军的大力支持。西北苏区广大军民与中央红军共克时艰，积极筹粮筹款，踊跃参军参战，动员民众参加战地勤务工作。在陕北崎岖的山路上，形成了川流不息的运粮大军；许多妇女放下自己的活计，为中27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央红军制作御寒被服；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苏维埃干部带头参军，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参军的动人景象随处可见。中央红军到陕北时，已近初冬，缺衣少鞋，苏区群众夜以继日地缝衣做鞋。据不完全统计，陕北群众做军鞋8486双，袜子553双;延川县在4天内赶制军服3000套;有的地方还组织妇女洗衣队、缝补班，为红军伤病员服务。

抗日战争的新形势要求最大限度团结各界人士。根据地政权建设中，依据“三三制”原则，团结各民主党派，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指出：“实行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容纳多方，团结抗日的各阶级阶层……政权的施政方针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级的利益，改善工农生活。”“三三制”政权作为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其抗战热情。

延安时期，教育动员并引导群众，组织群众是当时的一大特色。

在党的领导下，全力发展学校教育。在1937年春，边区仅有小学320所，学生只有5600人，到1940年春就增加到1341所，学生41000多人。1944年后，又发展起了500余所民办学校。与此同时，共产党十分注重发展文化事业，先后成立了中华文艺协会和人民剧社、锄头剧社等剧团。延安时期产生了如《小二黑结婚》《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等展现根据地精神风貌的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批优秀文艺作品，起到了动员群众的良好效果。

第九章宝贵的经验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创新277组织是党领导下的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贯彻党的群众政策、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的基本力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促进了边区总工会、边区抗敌救国联合会、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民众抗敌后援会、民众抗敌互济会等群众组织的成立，而且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各种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在动员群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优待抗属、帮助军队运输、优待抗日部队、修筑国防工事、锄奸剿匪、参加春耕秋收运动、加入自卫军或少先队、缴纳救国公粮、发展工业。群众组织聚合了群众的意愿和利益，使共产党获得了广泛资源，支持了党的事业，密切了党群关系，促进了群众工作的良好开展。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3月到1948年2月，边区参加支前抬担架的民工有198653人，参加后勤运输的民工有1282409人，参加修工事和破工事的民工有22678人，参加押送俘虏的民工有11204人，为解放军带路的群众有11720人，为解放军磨面、炒干粮、做军鞋的民工有655000人，支持前线的牲畜有1478708头，边区妇女做军鞋929000双。

毛泽东离开陕北后曾满怀深情地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①延安时期，因为有了相对安稳的环境，因为有了近20年的群众工作实践与理论的发展，因为有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党能够对群众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做深刻总结，推动党的群众路线内涵的大发展。

毛泽东文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淤6.199917.

27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战争，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仅仅依靠军队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群众做政治动员，进行经济上的改善，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这是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基本点。

1938年至1942年期间，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反对自由主义》等光辉著作。他提出：“共产党员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的重要观点；提出了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批评了自由主义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和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的错误态度。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革命的政治家们的任务就在于把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为群众谋利益是共产党员的出发点和归宿；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

1943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文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第九章宝贵的经验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创新279确。”①这标志着群众路线已经上升到哲学高度，成为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具备成熟的科学理论形态。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作为共产党人区别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作风之一。报告要求“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②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说：这次修改党章特别强调了群众路线，“因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所谓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他还强调指出：“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坚强的先锋队，人民的先锋队必须密切联系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先锋队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不能成其为人民的先锋队，就不能实现他解放人民群众的任务，而且有直接被敌人消灭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淤3.1991899.

毛泽东选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于3.19911095.

28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中共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载入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把群众路线提升为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走向成熟。七大以后，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群众路线思想更加为全党所熟悉和掌握，并在各项实际工作中得到更加广泛和自觉的运用。

新的历史时期，改革深化进入攻坚期，试图绕着矛盾走的想法已经没有任何空间。多年来，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财富再分配造成了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各阶层利益诉求差距增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利益冲突增多，甚至发生激烈的群体事件。社会的进步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和积极性大大提高，然而现行管理体制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阻碍了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对社会生活深度参与。当前，无论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还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都需要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因此，新时期与时俱进地更新群众工作理念，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党的各项事业成功的坚实基础。

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在陌生的地域、流动性的作战环境、面对不熟悉的民族与宗教文化背景，党深入研究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制定了正确的群众工作政策，并严格贯彻实施。可以说，长征时期得力的群众工作，是长征胜利的最根本保证。新形势下，面对新情况，深化改革中遇到新难题，仍然需要做好群众工作，最大限度争取群众的支持。今天，我们可以借鉴长征中群众工作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在把握时代特点、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关切群众不同利益诉求、赢得群众真心支持等方面得到启迪。

习近平同志说：“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第九章宝贵的经验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创新281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党的事业发展一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重视群众工作，把群众工作做到位了，我们的事业就会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轻视群众，甚至把群众工作丢在一边，我们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甚至可能犯下颠覆性的错误。

28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后记从2014年春确定选题开始，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的撰写。长征中群众工作的话题，由于时间久远，史料缺少，对我们来说，着实难以全面把握。我们本着多读，多思考的原则，写作小组成员之间经常交流沟通，向党史专家虚心请教。写作过程中，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我们还建立会商机制，就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写作进度等问题及时沟通，定期总结。虽心怀忐忑，但尽心尽力，几经修改，完成了这部书的编写。

两年来的写作过程，是我们认真研读、深度走入长征史的过程，是我们不断汲取革命营养的过程，更是我们经历的一段向长征时期革命先辈们学习致敬的心路历程。

长征，这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凭什么实现，为什么能完成？随着研读的一步步深入，书写章节的一页页展开，这些问题在我们脑海里一点点具体起来、清晰起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是全体红军将士们在艰难的环境下开展群众工作，奠定了长征胜利的坚实基础。在本书写作过程中，通过大量查阅资料，整理思路进而形成此书初稿，我们对于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首先，长征胜利证明了党的任何工作都离不开群众工作这个“法宝”。长征是在极不正常的条件下开始的，长征的环境极端艰难险恶。一路恶战、苦战，过雪山、草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群众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越是艰难越离不开群众工作。要不是长征时期强大的群众工作，要不是争取到沿途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支持，长征的胜利不可想象。今天，进一步深化改革同样面对着极其后记283复杂的环境，当下还得依靠群众工作，凝聚人心汇聚改革的强大合力，这是保证我们跨越各种“陷阱”的“底气”。其次，群众工作是要真抓实干。群众工作并不是停留在纸面上或者口头上。艰苦的环境中，群众工作需要耐心，需要持之以恒，甚至忍辱负重。长征中的群众工作，是靠每一个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生命。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用心地把群众工作做实，前进路上的任何矛盾还有什么不能化解的？再次，领导干部带头做群众工作的表率。长征时期，群众工作中涌现了许许多多的模范人物。其中，党员干部起到了带头作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如朱德、贺龙、吴焕先等等。

肖居孝教授负责本书的总体统筹、统稿和修改、校对，贺平海副教授负责撰写前言、第一、二、三、四、五、六、九章及后记部分，杨帆博士负责撰写第七、八章。撰写过程中，几位作者与负责此项目的江西高校出版社李目宏老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并将每一部分写出的书稿及时拿出来讨论。李老师多次来井冈山会商、指导，就写作内容、语言风格、结构等方面及时反馈意见，提出修改意见、建议，对此书稿完成起着及时而规范的指导。

对帮助此书出版的江西高校出版社及所有对本书写作起到帮助的同仁表达深深的谢意！

由于占有资料尚显不足，写作水平有限，本书还存在难以令人满意的地方。敬请读者原谅，真诚接受各方的批评和指教！

本书作者2016年4月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