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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化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
作者：李滨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1
ISBN：9787305175220
第三版序
经济永远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财富与权力往往是孪生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是现实生活的重要内容。政治经济学则是探索这一现象的知识。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我们会发现，经济是最大的政治。从最直观的结果来看，经济的好或坏带来的是增长或衰退、就业或失业，产生的政治结果是社会的稳定或动荡，政府的合法性或危机。如果更进一步探讨，可以发现，不同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产生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决定了“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权力与分配关系。它们构成了国家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和物质基础。然而，“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经济运行会遇到一个既定的政治框架。这种既定的政治结构对经济运行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有时是关键性的影响。
国内如此，国际也是如此。只是国际范围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较之于国内更为复杂。它是在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央权威的条件下进行的，其中不仅涉及个人、企业，还涉及国家与国际组织。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市场不断地扩展，触及全球各个角落，不仅改造了国家，也改造着世界政治；同时市场的国际拓展，不但受历史遗留的地缘政治影响，也受历史传承的国内政治影响。这种经济与政治的国际范围的互动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第三版相较原来两版（2005年第一版、2008年第二版）最大的修改是加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色，突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强调的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马克思《导言》中首先强调物质生产是政治经济的起点，并特别提出，这种物质生产不是“工艺学”上的特殊部门的生产，而“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生产。同时，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从一般到具体，即把像“生产”这样的抽象经济概念放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下去考察，分析既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如何影响生产，形成具体的有时代特点的生产的。这种历史的、具体的考察政治经济关系的方法既强调了生产的基础作用，也重视既定的外部政治环境对经济的反作用，从而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机械性。根据这一逻辑与方法，第三版加强了对生产全球化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影响的分析，着重分析其给全球生产关系、民族国家、国际地缘政治和全球治理带来的影响；同时，也探讨了既定的世界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作用，如对民族国家、国际地缘政治的作用。为了强调生产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基础作用，第三版在结构上进行了一些调整，把跨国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放在贸易、金融内容之前。
第三版第二个特点是增加了自2008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出现的新形势带来的政治影响，如国际金融危机、区域性贸易集团、全球经济治理、世界政治经济中中国因素等方面的内容。
第三版删除了第二版中一些不必要的、过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分类，仍按世界观对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进行分类；吸收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如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帝国论”等。
根据以上的修改与调整，本书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一、全面地回顾了自近代以来，国际范围内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各历史时期国际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与变革的过程的分析，探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与市场之间各具特色的关系，从中展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经济与政治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
二、通过历史地考察国际性生产的发展过程，从民族国家间传统国际分工到当今全球化生产的网络化分工的演化历史中，分析国际生产不同阶段对世界政治的影响，特别是分析当今生产全球化给国家与国际政治带来的政治影响，并且探讨了当今跨国生产的全球治理现状。
三、结合国际生产的发展变化，探讨国际交换（国际贸易）及其相关体制的特征和变化发展，着重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贸易制度的基本特点，以及这一制度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且分析了当今全球贸易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四、主要探讨了国际金融体系演变的过程及其政治经济影响，特别是二战以后国际金融体系的特点及其变革；分析了当今全球金融体系形成的政治经济根源以及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并结合近年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分析了当今金融全球治理的现状及相关改革的努力与探索。
五、通过探讨发展问题的特征及演变过程，分析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怎样的发展难题，世界经济秩序留给了它们怎样的战略选择空间；并且探讨了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崛起是否会带来国际政治冲突的问题。
六、结合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以及它所带来的最主要的全球性问题，探讨了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及其原因；通过考虑当今全球经济治理的现状，分析了当今全球经济秩序的分配正义缺损，探究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调查当今各种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尝试的特点。
长期以来，国际研究一直或聚集于传统的与地缘政治有关的军事与政治的竞争（现实主义），或关注于如何促进无政府世界中国家的合作（自由主义），而对隐藏于国家间权力竞争之下的社会关系，对促进国家间合作的社会基础等方面的研究与分析十分欠缺。这些被地缘政治所掩盖的、基础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恰恰是造成国家间（甚至人类）合作与冲突最深刻的根源。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传统的国际研究越来越呈现出局限性，因为过去处于国际研究核心的美苏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让位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今天国务活动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投资、贸易、金融、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上，而且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制约着传统军事力量的效力，这一切正促使着国际研究的重心转向。国际政治经济学正体现着这种转向。
李滨
2016年3月于南京
绪论 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述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是现代经济学的前身，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学家们把影响经济运行的政治与社会因素剔除，单纯地用人、土地、资本和技术这些变量来研究经济的运行，认为社会政治因素是经济活动的外生变量，不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经济学不关注这些影响经济变量的外在政治社会因素，也不关注经济活动对这些外在的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
但是，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与发展中，经济与政治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第一位的是生存的需要。因此，物质生产是人们生产、发展的前提。因此，马克思在《导言》中，强调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在《导言》中，马克思首先就说，“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但这种物质生产不是“工艺学”上的特殊部门的生产，而是“生产一般”，并且“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生产。马克思强调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从一般到具体，即把“生产”等这样的抽象经济概念放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下去考察，考察各种规定性下或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是怎样进行的，从而去研究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这种历史和具体的考察政治经济关系的方法既强调了生产的基础作用，也重视生产之外既定的具体外部环境（包括政治在内）对经济的反作用，从而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机械性。经济决定论否认既定的上层结构对生产的反作用，忽视历史的丰富内容与结构的相互联系和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的基础决定作用不是经济决定论，它强调既定的上层结构是过去生产的产物，但在某个历史截面，既定的上层结构对生产有着重要的反作用。
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为研究起点，研究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才能发现经济政治的互动关系。生产关系才是影响政治（政体和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创者罗伯特 · 考克斯（Robert Cox）在《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生产是创造所有社会存在形式的物质基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合起来的活动影响着包括政体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同时，任何的生产都是既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既定的政治结构对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或反作用。所以，生产研究的逻辑必须建立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基础上，必须以此来研究它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同时还要结合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因素分析它对生产的影响。这好比研究中国当今以市场为组织形式的生产方式及其政治影响不能脱离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不能不注重这一环境下的政治因素对生产的反作用。
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影响政治的角度来说，在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主体是人，如土地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技术的拥有者和劳动力的支配者，他们通过生产组织形式形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或社会权力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影响着经济成果的分配，还形成了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阶级或阶层。这些阶级与阶层是构成国家形态的社会基础。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正是在这个框架下产生的，由此产生的国家法律与政策促进或巩固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及其分配格局。如在市场这种生产的组织方式中，生产要素通过市场交换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资本、土地和劳动的要素所有者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以及拥有的社会权力，决定着他们的分配结果，也构成了阶级与阶层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国家的社会基础，决定着国家的实际形态以及政治经济体制。
从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角度来说，任何一个社会生产总是在一个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或政治领导层的变化会导致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与变革。如布尔什维克革命导致俄国社会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变革，产生了计划性的生产组织方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则是政治领导层变化的产物。这种变革与变化都是对经济运行产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反应。没有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市场产生的阶级矛盾与民族国家的战争，十月革命在当时就失去了成功的条件。若非“文革”导致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的邓小平就不会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另外，如果滞后的政治体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这种滞后的政治体制也会影响经济。比如中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产生的高度集中的体制在某些方面制约了市场改革进程，是产生权力寻租的重要根源，严重影响着市场的公平竞争。但是，在谈到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时，应该强调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还是经济对政治有着基础性的作用。比如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就不会有俄国的工人阶级，就不会由此产生代表这一阶级的布尔什维克；没有高度的计划经济就不会有高度集中的官僚体制。
现实世界中政治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经济总是在某种政治环境中运行，经济运行的结果总是会对政治环境产生某种促进与变革作用；政治环境对经济运行有着重要的反作用，或促进或阻碍经济的运行。上述对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的简单分析不能替代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丰富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现实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符合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这一命题，但实际的过程则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比如市场经济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从地方发展到全国，再扩展到世界，每一阶段它带来的政治影响、社会矛盾与冲突和政治秩序都各具特色。即使在不同的国家内，由于各国政治体制的特点不同，市场经济具有不同的特色，如“股东资本主义”“经营者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如果把过去某个阶段的政治经济互动关系的分析简单地应用到当今或未来的政治经济互动关系中，或者把一国政治经济互动关系不加区别地应用到其他国家，就会产生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的问题。因此，任何对政治经济互动关系的深入研究都应该结合具体的历史来进行，这样才可能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和丰富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就是研究国际层面的政治经济互动关系。它研究国际/世界经济产生的国际/世界生产关系，即对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和国际秩序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研究特定历史条件下民族国家关系和地缘政治对国际/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由于资本主义产生前，自给自足的经济占主导地位，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没有形成密切的联系。只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后，国家间经济联系才与市场这种生产组织方式逐步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生产组织方式产生后的国际政治经济互动关系。
资本主义的兴起在政治与经济领域有了两个重要的产物：市场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市场经济）与民族国家。这两者在国内以及国际上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互动关系。两者的互动使得市场经济隐含着高度的政治色彩，民族国家不断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而呈现阶段性的形态。两者的互动不仅影响着国内的政治关系和秩序，也影响着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和国际秩序。特别是当今，由于经济全球化——市场组织方式的全球性发展——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越来越呈现出国内与国际无法区分的状况，因此，有人又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GPE）。出于习惯，人们把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研究仍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因此，在此书中，我们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
怎样研究这种国际层面的政治经济互动关系？本书采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的途径是从生产入手，并把国内与国际结合起来。本书分析市场化生产组织方式每一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带来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影响，即分析它带来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矛盾，它对民族国家形态演变产生的影响，分析它形成的民族国家间权力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和平与冲突，分析它产生的国际治理模式。简而言之，本书通过考察生产的变化，来分析国内和国际/世界经济体制、生产关系和政体（polity）变化。这是一种经济作用于政治的过程考察。同时，本书关注在市场化生产组织方式发展的过程中，具体的民族国家和国际地缘政治发挥的作用，如民族国家和地缘政治因素是怎样促进和削弱它的发展的。市场这一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从地方到国家，到全球的跨国生产——带来的社会与民族国家间的矛盾是分析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化的动力与基础。
第一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渊源
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之一是海外贸易，资本主义从其萌芽开始就把这种交换活动拓展到国外。因此，现代政治经济学起源于资本主义萌芽，并且从一开始就带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分。
对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的欧洲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时代。重商主义是强调经济与政治互动关系的最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潮。重商主义者把从流通领域内获得财富与强兵富国、建立强大的专制王权联系起来，强调强大的民族经济对内是建立强大的世俗专制王权的保证，对外是与其他世俗王朝政权竞争的需要，因为民族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税源的保证，是建立强大常备军的经济保障。在此基础上重商主义者提出了许多关于国家应如何采取措施发展民族经济从而获得更多财富的政策建议。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诞生了。据说“政治经济学”一词来自法国重商主义者安徒万 · 德 · 蒙克莱田（A. de Montchreitien,1621—1775? ）。此人在1615年向法王呈上了一本关于如何富国强兵的政策建议书——《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由于资料的限制，这里我无法分析此书的作者是如何谈论经济发展同国家实力与富足的关系，以及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的。
尽管有蒙克莱田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在先，但英语国家的学者一般认可的鼻祖是英国人威廉 · 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因为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端，配第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大约在1671年，配第在其一本关于爱尔兰政治社会问题的著作——《爱尔兰政治剖析》（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中用英语写下了“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Oeconomies）这个术语。实际上，统计学家出身的配第在此是把他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政治算术”形式来使用，他希望在“土地与劳动之间建立某种对应的等号关系以便用其中一个来表示任何事物的价值”。他认为这种“政治算术”的形式比单纯思想观点的文字表述更具有说服力，更具有精确性，因为数字“在本质上具有显而易见的基础”。配第的这种思想体现了17世纪欧洲理性时代崇尚自然与科学的特征。由此可见，配第的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是用经济变量或统计数据来分析社会政治关系，这或许是当今强调统计量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先驱。
从政治经济学的早期起源来看，重商主义是作为政治的附属品出现的，目的是更好地实现政治目标，更好地分析政治，服务于巩固世俗王权这一目标，而且，政治经济学从其早期发展来看，就是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重商主义强调建设民族经济需要国家的政策扶持，注意政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强调民族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国际权力地位的巩固作用，重视民族经济的发展对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但是，重商主义的作品中，一般是对国家的经济政策进行建议，没有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阐述，重商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还没有一种系统性的理论体系。所以，重商主义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能视作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
第一个形成理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它从一开始就有关注政治经济互动关系的特征。公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创者是亚当 · 斯密（Adam Smith），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他非常强调政治是经济的重要条件，重视经济带来的重要政治结果。斯密认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这里尽管斯密强调分工是国家财富增加的重要手段，但是斯密没有忘记使分工得以实现的政治前提：政治修明的社会（well-governed society）。在论述收入分配时，斯密也没有忘记政治因素对市场运行所造成的限制与分配不均。斯密认为：“欧洲各地的货币工资及货币利润，都随劳动和资本用途的不同而大不相同，但这种不相同，部分起因于各种用途本身情况……部分因为欧洲各国的政策都不让事物完全自由发展”。这里斯密明确地把政治原因作为经济分配不均的原因之一。斯密进一步指出，欧洲各国政府的政策限制表现在：（1）限制某些职业中的竞争人数，使其少于原来愿意加入这些职业的人数；（2）增加另一些职业上的竞争，使其超越自然的限度；（3）不让劳动和资本自由活动，使它们不能由一职业转移到其他职业，不能由一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政治因素限制或过度放纵了生产要素的自然供应，限制了生产要素的合理自由流动。此外，斯密也注意到分工生产与市场交换对社会的改造作用。在《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一章中，斯密谈到都市商业可以改变封建农民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消除封建领主的“地方统治权和裁判权”，减少封建领主间相互征战以及向国王争权的情况。实质上，斯密非常重视限制市场经济交换的政治环境，以及市场经济交换对原来的政治体制的改造。他要求的“政治修明的社会”是一个赋予个人平等和自由的社会，并且他认为，如果允许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然运行，就可以创造出一个自由安全的社会。其实，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学说还有更深刻的含义。过去重商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在一个人人追求私利的社会，如果没有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公共权威，整个社会将处于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自然状态，因此，社会必须有一个“利维坦”，专制君王的“至高特权”是政治与道德所必需的。而斯密的理论改变了这一基础。从斯密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逻辑：自私的个人，可以利用“自然优势”进行分工，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引导，可以实现社会财富的成长和个人的和谐，而无须有一个专制的“利维坦”来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人的自私性不应该成为专制的政治道德动因，而自由平等才是政治道德所必需的，才符合人自私本性的要求。
斯密的《国富论》也是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斯密反对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政策，认为重商主义政策在政治上是对某种产业（羊毛生产业）业主的歧视，也是对某种产业（制造业）业主的优待，违反公正平等的精神。按斯密的逻辑，国家的贸易政策应该是国家根据其具有的自然优势（绝对成本优势）出口产品，并进口没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如果背离这种自然的法则，不但在经济上得不偿失，而且还会对消费者和一些具有绝对成本生产优势的业主的利益造成侵害。这违背了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应该体现出来的公平与平等原则。斯密就这一问题曾说：“一国君主，对其所属的各阶级人民，应给予公正平等的待遇；仅仅为了促进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伤害另一个阶级的利益，显然是违反这个原则的。”这说明，斯密已经看到，经济上“正确”的外贸政策是建立在一个公正的政府基础之上的，建立自由的贸易必须以有一个“平等对待各阶级”的公正政府为前提。
后来，斯密的建立在绝对成本优势基础上的贸易理论经过另一位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大卫 · 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更具普遍适用意义的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不仅继承了斯密理论的政治经济分析，而且进一步提出，自由贸易可以形成各国之间和平的纽带。李嘉图曾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并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得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了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了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这是说，自由贸易在政治结果上存在着这样的逻辑：任何国家，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只要从比较优势出发，进行分工与贸易，就会彼此受益，提高劳动效率、福利水平和资源利用率，进而形成经济依存，促进彼此的和平，形成一种世界性的和平社会。这种逻辑后来被孟德斯鸠概括为：和平是贸易的天然结果。它也是自由主义者倡导的贸易促进相互依存与国际和平的观点的最初来源。这使得现代形式的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国际或全球政治经济学。
在亚当 · 斯密和大卫 · 李嘉图之后，边沁、萨依、约翰 · 斯图尔特 · 穆勒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这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实质上，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从抽象的市场经济要求出发来规范政治，或者说是强调政治为经济服务的学问。它认为，没有“修明的政治”，国家就不可能增加财富。同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了经济对政治的改造与改良作用。它认为，通过市场运作的经济可以促进自由、平等与安全，通过分工形成的经济相互依存可以促进世界和平。
但是，亚当 · 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中期遭到了一些思想家的批判。在这些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另外两个学派，即经济民族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革命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前者以德国历史学派的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为开创者，后者以马克思、恩格斯为开创者。同时，亚当 · 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以后的一些继承者的发展下，逐步演变成脱离政治的现代经济学。
二、民族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
发源于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尽管也谈到市场经济的政治前提，但这种政治前提是一种为了经济发展或财富增加而预设的理想政治形态。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理想的政治形态往往是不存在的。国家不可能不对经济运行施加一定的限制，政府也不可能同等地对待各个阶级与产业。正是从这种政治现实出发，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对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后进国家超越先进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种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新重商主义，因为它与传统的重商主义有类似之处。
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中，李斯特从各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和理论的逻辑推导出发批驳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的脱离国内外政治经济现实的、普适的经济规律，提出了国家要根据国际政治的现实和自己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来具体地决定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关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与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关系，他说：“历史……向我们指出，（贸易）限制政策并不只是出于凭空的理想，而是由于利益的分歧，由于各国追求独立与优势方面的争夺，也就是由于国际竞胜与战争的自然结果；因此在国家利益上的这种冲突还没有停止以前，换个说法，就是一切国家还没有在同一个法律体系下合成一体以前，这个政策是不能舍弃的。”关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政策的关系，李斯特说：“历史教导我们的是，凡是先天的禀赋不薄，在财富、力量上要达到最高度发展时所需的一切资源色色具备的那些国家，就可以，而且必须……按照它们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他提出，处于未开化阶段的国家，应该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处于现代化过程阶段的国家应该“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处于最高阶段的国家应该“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使从事于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于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这里，李斯特实际上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从理想的政治前提出发来思考经济，而是强调从实际的政治现实出发来思考经济；反对从眼前的、静态的观点来思考经济利益，而是强调从长远的、动态的观点来看待经济利益。
李斯特还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他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鼓吹的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经济学，它的政治前提是存在一个“持久的和平局势”“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这种经济学认为“所有各国的商人是处于一个商业联邦之下的”，关注“私人经济”和否定国家存在的“世界主义的全人类经济”，并且把私人经济建立在这种人类经济上，即“个人福利是完全依存于全人类福利的”。李斯特强调，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一种“国家的经济学”，是一种建立在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公共经济”，目前各个国家处于相互分立自治的状态，彼此之间“各不相谋”，存在着利益分歧，“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国家的政策是要“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态”，而私人经济只能首先依赖于国家经济，个人福利只能首先依赖于国家的福利，而不是世界主义的全人类福利。因此，李斯特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并且混淆了因果关系。他认为，只有政治上的统一与联合，才能带来商业的联合，而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者所说的自由贸易带来世界范围内的共和国；国际政治的现状使得“保护制度是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惟一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平等实现国家间的联合，为实现自由贸易奠定基础。
李斯特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的第二个批判是：亚当 · 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短视地看待了财富，重视暂时的财富增加而轻视创造财富的手段，轻视最具财富创造力的工业生产给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带来的潜在重大作用。在李斯特看来，通过分工与交换只是增加了财富的交换价值，并没有提升创造财富的能力，而财富的创造能力的获取比财富的暂时增加更具意义。李斯特说：“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个人如此，拿整个国家来说，更加是如此”; “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李斯特认为，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牺牲眼前的利益，不能按照流行的自由分工理论来形成自己的经济政策，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并且“在自己领域以内有了周密的保护”，这样，后进国家不可能与先进国家实现平等，在自由竞争下没有保护的后进国家“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是不可能的”。李斯特特别强调工业优先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工业的发展对国家的财富、文化和权力具有重大意义，可以在政治上、经济上、民族精神与素质上产生一系列的积极外部效应。因此，工业更有被保护的必要。
可以说，以李斯特为首的德国历史学派继早期重商主义后又一次强调了国家对经济或工业发展的主导作用，以及经济发展与工业产生的富国强兵的政治作用，并提出了被后人称为“进口替代的战略”来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其实，早在李斯特之前，美国“国父”之一——汉密尔顿就提出过类似的思想。在美国建国之初，汉密尔顿面对外部的政治与经济威胁，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他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写道：“不仅财富，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看来都与制造业的繁荣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为了实现这些伟大的目标，每个国家必须努力设法在本国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但是，汉密尔顿所表述的具有萌芽形式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不如李斯特论述得深入与具体，也不如李斯特的思想在当时文明中心——欧洲具有影响力。
以李斯特为代表的新重商主义强调国际政治竞争对国家经济的要求，强调国家作为整个民族利益的代表必须通过自己的干预作用提升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从而提升国家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但它比早期的重商主义更具科学性与系统性。李斯特所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强调从现实的政治出发来确定经济政策，突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并且注重工业发展对国家权力和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它还突出了国家而非市场才是个人、民族财富和福利增长的保证，强调国家通过干预与引导市场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富国强兵，铸造民族精神，争取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的关键作用。这是一种以政治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现实对经济的作用，国家干预保障经济发展的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
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政治与经济是融为一体的。经济关系就是政治关系，政治关系也体现着经济利益。马克思用生产方式的概念来分析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体现着生产关系与政治关系，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最终会变革政治上层建筑，而政治上层结构决定着经济制度、分配体制。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下，生产的过程本身体现出相应的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的生产关系又决定着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政治经济学著作。以《共产党宣言》为例，它既是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一本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学著作。在这本书中，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概要性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即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导致了资本主义及其阶级的产生。随后，马克思进而指出，资本主义产生的主导阶级不断地改造了国家的政治结构，改造了一切社会关系。在政治上，资产阶级从最初封建领主下被压迫的等级，最后成为“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地位的阶级，“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在社会关系上，资本主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把家庭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把一切社会关系与亲情关系变革成金钱雇佣与交换关系，资产阶级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广到全世界，并且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了世界。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仅“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资本主义把“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变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资本主义还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总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利益改造了国家的政治社会结构，改造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塑造了资本主义文明，使这些结构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理论，是要从社会经济体制的矛盾中去发现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导致资本主义必然被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义所代替。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体制导致了经济体制的结构矛盾：商品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与消费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资本的不断集中与贫困化人口不断扩大的矛盾，利润率不断下降与社会生产延续性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这三个矛盾的背后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不断增长的政治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在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下，使得工人阶级最后必然反抗资本主义体制，导致社会主义体制代替资本主义体制。实质上，马克思强调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各阶级的经济利益存在冲突，这种冲突使得工人阶级必然要改造资本主义。首先要从政治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的有利于资本的政治统治结构，建立自己的领导权，然后改造整个经济体制。这种改造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改造过程，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改造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发展者列宁把生产的变化与世界政治经济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具有现代国际关系意义的政治经济学。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新变化，即资本主义市场化组织生产的全国性垄断，对垄断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进行区别，提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并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资本主义列强已经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攫取剩余价值的生产，生产的高度集中意味着需要巨大的海外商品、原料和资本输出市场，这种市场是经济利润的保障并有利于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垄断利润豢养工人贵族）。因此，以国家地理为概念的生产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经济竞争，这种竞争在垄断时期不但要依靠垄断集团自身的实力，还要借助国家的力量。垄断的出现使得少数金融寡头不仅控制了国家的经济，而且还控制了国家的政治，渗透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左右着国家的对外政策。这样，资本的国际竞争演变成一种国家间的政治竞争，争夺市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因为这种竞争关系到以地理划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命运。但由于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它们之间的实力必然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之后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自然要按实力关系重新瓜分世界，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战争不可避免。所以，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世界大战的根源”。可以说，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通过分析变化的资本主义的现实，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革命战略，即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环节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列宁看来，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寄生的、腐朽的，内部社会矛盾重重，而且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可以削弱帝国主义自身的力量，唤醒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这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创造了条件。这里必须看到，列宁已经把地理范围的资本主义国家（或阶级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独立实体来看待，这种国家为了更多的财富，确切地说是剩余价值，必然要争取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相对领先地位，必然要保持国家权力的相对优势地位。没有这种经济与政治权力的相对领先，就意味着经济利润的丧失、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甚至是国内社会秩序的变革。
当然，列宁的这种政治经济学在许多方面吸纳了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如希法亭、罗莎 · 卢森堡和布哈林的思想。这些人的思想都对列宁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
政治经济学自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后期逐步淡出了经济学的主流，尽管这一时期内，有许多学者写出了不少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如马克斯 · 韦伯、布哈林、列宁、约瑟夫 · 熊彼得、卡尔 · 波拉尼、西蒙 · 库兹涅茨、普列维什、保罗 · 巴兰、冈纳 · 缪尔达尔、达德利 · 西尔斯、阿瑟 · 刘易斯、沃尔特 · 罗斯托、汉斯 · 辛格等。在传统的理论中，政治经济学就如亚当 · 斯密所说，是“关于政治家或立法家的科学的一个分支”。在这种政治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十分清晰。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这种关注政治与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学已经在经济学中处于支流或边缘化的状态，而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已经把政治排斥在外的现代经济学。但到20世纪后期，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又在西方重新兴起，它重点关注国际范围内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这就是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是否会如同20世纪30年代那样，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各国争夺市场以解决国内经济危机，从而导致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首先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 · 库珀是最早进行这一方面研究的学者。他在1968年出版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一书中提出，由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需要加强国际政治合作与协调来加强国际经济的管理，从而避免国际经济动荡。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造成的相互依存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这种新的经济现实，库珀提出加强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思想，强调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会破坏目前的国际制度和秩序。
随后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相继发表了一些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查尔斯 · 金德尔伯格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权力与金钱：政治经济学与经济政治学》（1970）和《大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1973）中提出了后来被称为“霸权稳定论”的观点。他用公共商品理论模式，并结合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的历史，说明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只有在单一霸权的国际政治结构下才能提供自由国际经济秩序这样的“公共商品”，由此来保证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单一的霸权结构产生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由于众多的“免费搭车”现象必然受到侵蚀，自由国际秩序的瓦解将导致国家间经济民族主义的再次兴起，从而引发国家间的政治冲突。
库珀与金德尔伯格所关注的问题实质是国家自主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问题。由于当时的国际经济状况——频频出现的货币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的滞胀以及发达国家经济民族主义的重新抬头，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国际政治学者的高度学术关注。正是由于这种关注，在国际关系领域产生了把国际经济与政治融合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出现了大量国际政治经济学著述。
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述，从世界观的角度来分，可以分为三类：自由主义观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现实主义观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类还有其他方法，如美国学者科恩（Benjamin J.Cohn）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分为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提出美国学派以自由主义为主，但不研究现实重大问题、规范与价值取向，侧重于统计；英国学派注重重大现实问题，比较倾向于规范与价值取向，以传统方法（历史哲学）为主。然而，这一分类不如从世界观角度进行的分类更能体现各种流派的政治倾向。这种分类也是一种回避国际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策略。以对世界的态度与看法为基础的分类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它继承了政治学传统且最为公认的分类方法，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为保守主义（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从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各种流派对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的政治倾向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的态度。保守主义者一般认为，人的自私本质或恶的本性是造就人世间一切冲突与动荡的根源，由于人类的这种劣根性，人类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实现一个美好的社会，基于此，保守主义者强调尊重现状与传统。自由主义者对人性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相信人类的潜力、人类为了更美好的社会改造社会机制的能力以及人类的理性和平等性。鉴于此，自由主义者相信社会改革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他们对社会运作方式的改变不是根本性的，而是渐进式，是在尊重现存社会基本内核的前提下进行的社会改良。一般说来，激进主义对现存社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怀有强烈的不满，对现存社会制度抱有彻底的否定态度，并且把人类分为好坏两类（但更多的是分为好中坏三类），认为现存的体制制造的是不科学、不道德或者是邪恶的体制，故希望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急剧和即时的改变。当然，不是所有激进主义者都是相同的，他们之间也有激进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取决于他们的信仰程度，以及他们可能希望运用的战略和进行变革的急切程度。激进主义有左与右之分，对社会的变革倾向于一种更公正或更科学态度的激进主义往往属于左翼激进主义，而那些倾向于使社会回到过去状态甚至是旧的价值体系的属于右翼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世界观也不是绝对的，每一种实际的理论都具有或温和或激进的色彩。保守主义中有温和与强硬之分，温和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相接近，强硬保守主义似乎与右翼激进主义有相似之处。自由主义有左右之分，左倾自由主义强调平等，与左翼的激进主义接近；右倾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自由派相近。激进主义中也有温和与激进之分，温和激进主义一般认为，可以用非暴力形式实现社会变革，而激进的激进主义认为，只有暴力才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唯一途径。
根据上述分析，下面分别对三种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的各自特点与代表作品进行一定的介绍。
一、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民族主义理论是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学中的应用，它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独特的无政府结构，它促进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为相对收益而竞争。这种现象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这一流派理论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论者是从现实主义的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
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如跨国公司，服从于主权国家，企业之间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国际经济关系也服从这一法则，即民族国家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主体。
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无政府性决定的。
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的，以工具理性行事，但在权力追求最大化的条件下，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的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
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理论一般具有这样的倾向：（1）由于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财富的追求是相对收益，所以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2）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即国际经济运行体制是国际权力格局下的产物，受国际权力格局的制约；（3）由于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现状的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理论的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是以卡赞斯坦、艾文斯等人的一些作品为代表。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出发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因此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在宏观理论中，最著名的就是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 · 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形成。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以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提出如下四点看法。
（1）世界是内在冲突的。由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特征，规则、秩序、稳定和正义都是例外。无政府性是指缺乏一种由一个世界国家提供的全球力量来把秩序强加于各民族国家。在一个冲突的世界中，权力是政治的最后决定因素，国际权力资源的分配决定着国际体系中竞争的国家间关系的格局。
（2）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它被假定为汇聚和反映了市民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总和。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建立在渴求生存、寻求安全和追求权力的欲望基础之上。拟人化的国家像人一样具有相对固定的、不变的本性，它是自私的，追求自我利益的。在无政府的状态下，自私的和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国家追求一种相同的利益，它包括巩固（甚至是扩张）国家的领土，最大化地扩大其权力和财富。因为权力是为了生存与安全的需要，财富是为了更好地加强权力。
（3）国家利益是冲突的，由于没有一个世界政府，追求权力的国家处于一种“安全的困境”之中，一国的安全是以另一国的不安全为代价的。同样，在国际经济中，国家为了自己的安全，总是在追求相对收益。因此，国家间关系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这里的国家类似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角色，追求权力与财富的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