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塬上传来激烈的枪声。国民党军第35师104旅208团1000余人，在一个连骑兵的配合下，由泾川方向沿着王母宫塬顶向红军奔袭而来。守卫在塬顶四坡村东北角的后卫第225团第3营当即投入战斗，凭借房屋土墙以班排为单位与敌军展开激战。

四坡村这场恶仗，马鸿宾的第208团全部被歼，但是，年仅28岁的军政委吴焕先却在战斗快要结束时牺牲了。

四坡村战斗后，敌人暂不敢向红二十五军逼近。红二十五军为继续牵制敌人，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行动，在崇信与灵台等地积极活动。这些行动，目的还是寻找中央红军的消息。他们每天派人搜集报纸，访问客商，但终因条件限制，一直没有和中共中央联系上，故对中央红军当时正在过草地的情况一无所知。

蒋介石为了消灭红二十五军，此时正在紧锣密鼓地调集部队，多路国民党军已对红二十五军形成合围之势。

在此情况下，徐海东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省委一班人经过分析研究，考虑到一时难以得到中央红军的消息，敌军已经开始实行合围，红军不易久驻危险区域；部队连日在大雨和泥泞中行军作战，已极度疲惫；连日激战，伤员日益增多，难以安置，如果继续实行无后方作战，将会更加艰难，造成十分不利的局面。鉴于这些，省委领导班子一致同意按照沣峪口、佛坪两次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红二十五军北上陕甘革命根据地，首先会合陕北红军。

8月30日，红二十五军经华亭安口窑转向北方。31日晚，在平凉县四十里铺渡过泾河，红二十五军离开西兰公路向东北前进。

8月14日到31日，红二十五军积极活动于陇东隆德、平凉、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37泾川、灵台等地，切断西兰公路18天，蒋介石不得不从堵截中央红军和川陕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抽调部队，对付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行动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

渡过泾河后，红二十五军经由镇原、庆阳县境，日夜兼程前进。

9月3日，红军渡过马莲河，进抵合水板桥镇宿营。4日晨，因部队准备出发耽搁时间过长，加之警戒疏忽，致使后卫第225团第3营遭到敌骑兵团袭击。在此紧急时刻，徐海东由前卫赶到后卫，指挥第225团第2营增援，但不幸陷入敌包围之中，徐海东亦被围其中。警卫员向徐海东的坐骑大白马猛抽一鞭，使其最先冲出敌群。卫生部长钱信忠也指挥2个交通班的战士阻击敌人，掩护徐海东突围。但敌人紧追不舍，并叫嚣要“抓活的”。危急时刻，第225团第1营在营长韩先楚和政委刘震的指挥下，迅速抢占了一座山头，以猛烈的火力压制敌人，掩护徐海东成功脱险。这次战斗红二十五军损失200余人，第225团团长也壮烈牺牲。

这是红二十五军在即将结束长征时的最大一次减员。

板桥镇战斗后，部队经东华池、太白镇之间渡过葫芦河，沿子午岭西侧的崇山峻岭向北挺进。夜晚宿营时，担任后卫和收容的部队在山头上燃起篝火，吹响军号，召唤那些被敌人冲散的战士归队。

由于沿途地瘠民贫，人烟稀少，满目荒凉，无粮可筹，且山路难行，部队疲惫不堪，步履艰难，更有大部分连队断粮了，饥饿威胁着全体官兵的生命。指战员们以草根野菜充饥，一步步向北走去。为了使同志们跟上队伍，顺利到达陕北，军政治部提出“决不能让一个同志掉队”的口号，各连广泛开展了互助活动。不少营以03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上干部为了使同志们渡过难关，把自己的乘马杀掉，让战士们充饥。

在这饥疲交加的行军途中，突然发现前面一条土沟中有群羊，大约有500多只，白花花一大片。军首长走上前去盘问那个赶羊的人，得知那个人是羊贩子。一听说羊是赶出来卖的，军首长异常高兴，马上让贩羊人说了一个价格，没有还价，把白花花的银元当即付给了羊贩子。羊贩子当初看到一群当兵的，以为今天一定要倒霉遭劫，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按照公平方式进行交易，喜出望外之余热情地告诉红军在野外吃羊的方法。

有了这群羊，暂时解决了部队吃饭的大问题。部队立即停下来，宰羊煮肉。没有盐，锅也少，有脸盆的用脸盆煮，没有脸盆的，把羊肉切成薄片放在石板上烤，有的则拿着羊腿放在火上烧。红二十五军官兵绝大多数是南方人，不习惯吃羊肉，嫌其膻腥味太重，但在此时，生羊肉也能吃下肚。多亏了这群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救命羊”，才使红二十五军坚持到了陕北苏区。

红二十五军度过了断粮的日子，向着目的地继续前进。

9月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保安（今志丹县）永宁山，与中共陕甘苏区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在永宁山稍事休息后，部队即向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开进。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和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4天后，即9月15日，部队到达延川永坪镇，结束了长征，实现了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意图，为陕甘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红二十五军成为红军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当时全军有3400多人。

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39五、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在红二、六军团会师之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已于1934年10月率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10月22日，在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时，中革军委致电任弼时、萧克、王震，命令红六军团向印江、松桃间前进，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络后，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

此时，中央红军正由江西向湖南境内转移，这一电报的用意有二：一是要红二、六军团以积极的行动吸引国民党军，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二是要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创建革命根据地，以便为中央红军提供落脚之地。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两军团领导研究了部队的战略行动方向。尽管红六军团此时刚刚结束长途转战，部队极度疲惫，减员严重，困难很大，红二军也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但两军团的首长一致决定，按照中革军委电报指示，展开积极的作战行动。根据贺龙的建议，部队发动湘西攻势，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1月16日，红二、六军团取得龙家寨战斗胜利，共毙伤俘敌3000余人，缴枪2200余支，重创了“湘西王”陈渠珍。这一胜利，扭转了红二军团自离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六军团自西征以来的困难局面，为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2月中旬，红二、六军团进击常德、桃源，不仅歼灭了一批敌人，也调动牵制了一大批追堵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在湘江战役中受到很大损失的中央红军的压力。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放弃原定的前往湘西北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西进前往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04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为配合中央红军的西进，红二、六军团主力在常德、桃源地区活动了10天，并于26日占领了慈利县城。这期间，部队通过深入宣传和发动群众，筹集了大批物资、钱款，并动员了数千名工农群众参加红军。

1935年1月初，红二、六军团主力根据中革军委指示返回大庸等地休整，湘西攻势作战结束。

这之后，在湘鄂川黔临时省委领导下，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全面展开。至1935年春，这一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普遍建立，共有5个县委、20多个区委，各乡村也分别建立了支部，先后发展了600余名党员。同时，先后建立了7个县、51个区、235个乡的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已经初具规模。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使之与转战于云贵川地区的中央红军和战斗于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相互形成了呼应之势。

红二、六军团转战期间，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下旬发起嘉陵江战役，攻占了嘉陵江以西的广大地区。之后，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西进，开始战略转移。6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后，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西北部的懋功地区会师。川陕革命根据地失去后，位于长江以南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就成为“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中最重要的柱石”。由于湘鄂川黔根据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北临武汉，南接长沙，不仅能够对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有直接的配合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因此，尽管湘鄂两省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遭到失败，但国民党当局并未放弃彻底消灭红二、六军团、摧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企图。从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在重兵“追剿”中央红军的同时，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41下令调湖南国民党军7个师到黔东，与湖北国民党军共同组织对红二、六军团的“围剿”，企图乘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立足未稳“聚而歼之”，以保证“追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主力部队侧后安全。

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贺龙主张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去作战，但这一意见没被采纳。结果，红军反“围剿”的开局几战失利，各路国民党“围剿”军向湘鄂川黔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不断逼近，红军在内线活动的区域日益缩小。

11月4日，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桑植县的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红二、六军团突围坚决打破国民党军的包围。

1935年11月，继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四方面军相继实行战略转移之后，红二、六军团也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

11月19日晚，红二、六军团主力共1.7万余人，告别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父老乡亲，分别从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开始长征。

根据贺龙的建议，部队从南边突围，先到湘中，对长沙构成威胁，以牵制国民党军，打乱敌人的“围剿”部署，然后抛开敌人，转入湘黔边以争取主动。为了迷惑敌人，红军先向东行，从湘西的天子山、张家界、索溪峪一线穿过，出敌不意，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

渡过沅水后，红二、六军团长驱直入，按预定计划展开行动。

至11月底，湖南中西部的广大地区已经被红军控制。红二、六军团在这里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其间，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补充了3000余名新兵，还在当地先后组织了38支“抗日游击队”，参加者多达1700余人。此外，红二、六军团04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还建立了“抗日大同盟”“抗日义勇军”等群众组织。

12月11日，红二、六军团分别从溆浦谭家湾、底庄、桥江等地出发，兵分两路，向东南方向进发。国民党军以为红军要东渡资水，立即调头尾随猛追。红二、六军团经过连续9天的急行军，到达湖南省武冈县以北的高沙市、洞口地区。

1936年1月1日，红二、六军团在芷江迎来了新的一年，把追踪和企图迂回包抄的国民党军全部甩在了后面。1月9日和12日，红二、六军团先后占领贵州省的江口、石阡地区。这标志着战略转移的第一阶段目标———由湘鄂川黔边转移到黔东的任务已经实现。

黔东的石阡、江口地区经济落后，人口较少，大部队在此长时间活动很难得到必需的粮食补充，加上这一带山河纵横，地形也不便于大部队行动。1月19日，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和军委分会在石阡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原定在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的计划，部队继续西进，争取在贵州西部地区创立根据地。

1月20日，红二、六军团离开石阡出发，准备渡过乌江向黔西进军。2月2日清晨，红二、六军团主力相继赶到渡口。在以猛烈火力压制住对岸守军并夺取了沿岸船只后，部队开始抢渡。当日下午，红二、六军团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数路“追剿”大军甩在了黔东。

2月5日，中革军委分会在黔西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根据中革军委电报精神，会议讨论了在黔西创建根据地的计划，认为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无论在群众、粮食和地形以及敌我力量等方面都有利于红军在此创建根据地。在目前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下，红二、六军团应该继续留在长江以南地区坚持斗争。

因此，会议决定，在黔大毕地区开展创建新根据地的斗争。同时，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43会议决定取消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成立川滇黔省委，领导开创黔大毕根据地的斗争。

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创建根据地之时，国民党军正加紧调集兵力，准备对红军发动新的进攻。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攻，红二、六军团领导贺龙、任弼时等人决定，部队向黔西南地区转移。

2月27日，红二、六军团离开毕节，再次踏上了转战的征途。

红军自撤出毕节后，在国民党军的追击堵截下，在乌蒙山中绕了一个大圈。顾祝同认为，红军已经走投无路了，下令所有“追剿”部队全部东调，积极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企图将红二、六军团消灭于镇雄西南的万山丛中。

3月中旬，红二、六军团被5个纵队的国民党军包围于安耳洞一带方圆30里的狭窄地域。这一带属于乌蒙山深处，群山起红六军团领导人王震在贵州毕节与苗族群众合影04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伏，人迹罕至，悬崖峭壁如刀切斧削一般，行军十分困难。上万人的大部队被压缩在这一狭小地区内，别说吃饭，连饮水都发生了困难。半个多月来，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中不停地行军作战，风餐露宿，指战员的体力已严重消耗，部队的作战能力受到影响。随着国民党军包围圈的日益缩小，一时间，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势。

尽管陷入国民党军的四面包围之中，红二、六军团指挥员贺龙、任弼时等人却始终沉着冷静，决定从南面实行秘密突围，向滇东北前进。

接下来的乌蒙山区回旋战，历时近一个月，转战上千里，红二、六军团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终于扭转了自战略转移以来的被动局面。

3月23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给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发来电报，要求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经过慎重考虑，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做出北渡金沙江的决定。

这符合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也与全国正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形势相适应。标志着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又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3月31日，红二、六军团离开盘县西行，开始了战略转移的第二阶段。

4月2日，两军团在平彝县附近冲破国民党军滇军孙渡纵队的防线后，兵分两路行动：红二军团在右，经沾益、寻甸；红六军团在左，经曲靖、马龙，分别向普渡河方向急进。但是，此时滇军已将渡口封锁。红军渡过普渡河，从元谋渡过金沙江的计划已无实现可能，红二、六军团领导于当晚紧急研究后决定，改从滇西的金沙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45江上游渡河。

4月10日凌晨，红二、六军团掉头南下，巧妙地穿过滇军孙渡纵队和张冲旅的接合部，急行军直奔昆明而去。而当滇军主力星夜赶回昆明，普渡河东岸防守力量空虚时，红二、六军团突然一转，从富民、赤鹫渡过普渡河向滇西直奔而去，把国民党滇军甩在了身后。

现在，红军可以加快速度大步前进了。为了加快速度，凡遇公路行军方便时，部队就4路纵队齐头并行。

红4师首先到达石鼓后，立即沿江寻找船只，动员船工，同时组织工兵和当地百姓赶扎竹筏木排，做好渡江准备。先头部队找到仅有的一只渡船后，在当地5名船工的帮助下渡过了江，控制了对岸的滩头，以保证大部队安全渡江。红二、六军团主力到达后，又分别找到7条渡船，并扎好一批竹筏木排，同时，还动员了28名船工协助红军过江。

经过3天3夜的抢渡，至28日黄昏，红二、六军团全部人马顺利渡过金沙江。在抢渡过程中，红军指战员表现出了英勇拼搏、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各族船工也不顾安危、竭尽全力协助红军渡江。船工周长寿听说红军要过江，不仅主动把自己的船划来，还自告奋勇为红军撑船。抢渡过程中，他两天两夜未合眼，最后为抢救落水的红军战士不幸遇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才能百战百胜、勇往直前。为了向船工们表示真诚的感谢，红军在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给他们每人发了几十块银元作为酬劳。

得知红二、六军团顺利渡过金沙江后，朱德、张国焘发来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04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筋疲力尽的国民党军已无力再继续跟踪追击。而红军面临的考验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严重的粮食匮乏。

他们翻越哈巴雪山，通过中甸藏区，向甘孜前进。

当红二、六军团向中甸、稻城方向转移时，中革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会合二、六军为目前主要任务”。同时，中共中央于5月20日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领导，通报了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红一方面军在西北地区与东北军合作的情况。

接中革军委电令后，红四方面军派出第三十二军和第四军一部分兵力，由道孚南下，抢占东、西俄洛，将康定的国民党军阻止于雅江以东。这一行动，保证了红二、六军团北进的侧翼安全。

红四方面军总部为了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专门进行了部署和动员。总指挥徐向前要求指战员们注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根据总部安排，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广泛开展了迎接会师的准备工作，指战员们纷纷自制纪念品，如捻毛线织毛衣、毛袜，缝制皮衣等，准备送给红二、六军团的战友。同时，红四方面军政治部门还积极动员地方群众，开展欢迎红二、六军团的活动。

7月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红二、六军团齐集于甘孜附近的甘海子，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第二天，两军在甘孜隆重举行了庆祝会师的盛大联欢会。

7月5日，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两军会师之后，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坚持党的北上抗日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47战略方针，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推动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经过艰苦的行军，两军终于走出了渺无人烟的大草地。之后，红二方面军又打响了甘南战役，夺取了甘南广大地区，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从1935年11月19日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至1936年10月22日与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前后历时近1年。这期间，红二方面军先后经过了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西康、青海、甘肃、陕西等9个省区的92个县境，行程近2万里，冲破了国民党军22个纵队（军）、11个师、3个旅的围堵，共进行大小战斗110余次，先后占领县城39座。沿途广泛宣传，组织了各族群众，共补充兵员1.2万余人，不仅有力打击了反动统治阶级和封建地主势力，还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延伸阅读1红军部队长征中与敌军力量的对比一、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方向（一）红军方面中共闽浙赣边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刘畴西、副指挥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政治保卫局长周群）第师（师长寻淮洲、政治委员聂洪钧）、第师（师长王如1920痴、政治委员李树彬）、第师（师长胡天桃、政治委员张志斌）2104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二）国民党军方面赣闽粤湘桂“剿匪”预备军总司令陈调元、赣东“剿匪”总指挥赵观涛，下辖封锁“驻剿”军有：第师（师长梁立柱）、第师2155（师长李松山）、第师（师长阮肇昌）、独立旅（旅长李宗鉴）、5734独立旅（旅长刘震清）43堵截部队为安徽保安司令刘镇华下辖部队：第师（师长武64廷麟）、第师（师长刘茂恩）、浙江保安第一纵队（纵队长何凌65霄）、浙江保安第二纵队（纵队长蒋志英）、安徽警备旅（旅长阮勋）浙江保安司令俞济时率领的追“剿”部队：第师（师长伍诚49仁）、军政部第一补充旅（旅长王耀武）、第师旅（旅长李文彬）721二、红六军团西征方向(一)红军方面中共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第师（师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17第师（师长龙云、政治委员甘泗淇）18(二)国民党军方面湘军：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下辖队伍有：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第师（师长彭位仁）、第师（师1662长陶广）、第师（师长陈光中）、代理湖南保安团（司令李觉）、第63师（师长李觉）、独立第旅（旅长胡迭）；桂军：第四集团军总1932司令李宗仁副司令白崇禧下辖队伍：第七军（军长廖磊）、第师19（师长周祖晃）、第师（师长覃联芳）24三、红二十五军长征方向(一)红军方面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辖第师、第74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49师；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郭述申）辖第7582师、第师；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84军长徐海东、政治部主任聂鸿钧、政治保卫局长戴季英）辖第75师、第师78（二）国民党军方面：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所辖部队有：第三军（军长王均）所属：第师、第师；第九712军（军长郝梦龄）所属：第师、第师；第十一军（军长马鸿逵）4754所属：新编第师、骑兵第旅；第十五军（军长刘茂恩）所属：第72师、第师6465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所属：第师；第三十军（军长彭44振山）所属：第师、第师；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所属：第3031师、第师；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所属：第师；第五十七174239军（军长何柱国）所属：第师、第师、第师、第109111112115师、第师；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所属：第师、第120105107师、第师、第师、第师；此外，还有西安绥靖公署（主108110117任杨虎城）所辖：警备第旅、警备第旅、第师、第师、独125875立第旅40四、红二、六军团长征方向(一)红军方面中华苏维埃政府湘鄂川黔军事委员会主席贺龙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第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辖第师、第师、45第师；第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辖第师、第61617师、第师18(二)国民党军方面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长宜昌行营主任顾祝同05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参谋长陈诚第一路军总司令何键前敌总指挥刘建绪下辖个纵队近个旅760五、红四方面军渡嘉陵江西征方向(一)红军方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倪志亮兼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副主任傅钟政治保卫局长曾传六供给部长郑义斋第四军（军长王宏坤、副军长刘世模、政治委员许禁）辖第10师、第师、第师；第九军（军长何畏、副军长许世友、政治委1112员詹才芳）辖第师、第师、第师；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252627副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辖第师、第师8889(二)国民党军方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参谋长贺国光四川剿匪军总司令刘湘下辖个军共个师722六、中央红军长征方向（一）红军方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第一章战略大转移051总参谋长刘伯承、副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副主任邓小平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第师（师长李聚奎、代政治委员赖传珠、参谋长毕占云、政1

治部主任谭政）辖第团、第团、第团；第师（师长陈光、政1232治委员刘亚楼、政治部主任陈漫远）辖第团、第团、第团；第456师（师长彭绍辉、政治委员萧华）辖第团、第团、第团15434445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刘少奇)

第师师长洪超、政治委员黄克诚、政治部主任张爱萍辖第4()团、第团、第团；第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1011125参谋长胡震、政治部主任唐天际）辖第团、第团、第团；131415第师（师长曹得青、政治委员徐策、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欧阳6

钦）辖第团、第团、第团161718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张子荣、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第师（师长陈伯钧、政治委员朱良才）辖第团、第133739团；第师（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34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延、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第师（师长周昆兼任、政治委员黄照）辖第团、第211041团、第团；第师（师长孙超群、政治委员李干辉、参谋长吴东4223声）辖第团、第团、第团676869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05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第师（师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辖第团、第团、第378团；第师（师长周子昆、政治委员黄开湘）辖第团、第9226465团、第团66(二)国民党军方面追剿军总司令何键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第一路司令官陶广，辖第师、第师、第师166263第四路司令官李云杰，辖第师、第师1523第五路司令官李韫珩，辖第师53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第二路司令官吴奇伟，辖第师、第师、第师、第59909293师、第一支队第三路司令官周浑元，辖第师、第师、第师、第师5139699湖南省保安司令李觉，辖第师、新编师、独立第旅193432第四十三军军长郭汝栋，辖第师、独立第旅2634“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官龙云、前敌总指挥薛岳，辖第纵1

队、第纵队、第纵队、第纵队、新编第师、新编第师23458第二章新的征程新的难题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第二章新的征程新的难题055一、长征初期“左”倾错误思想对群众工作的消极影响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

党内“左”倾错误直接影响到党和军队的群众工作。

尽管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四中全会决议案》中十分明确地提出：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让“发展和逐渐提高农民群众的斗争，使之能达到直接帮助和参加苏维埃运动的程度的任务，也完全被放弃了”①。王明虽然指责李立三“将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下群众的动员与革命行动对立起来”②，但他们不仅没能清除党内的“左”倾错误，反而走得更远，做得更“左”。他们认为共产国际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必须完全依照国际的指示，纠正党的政治路线，解决党内问题和革新党的领导，以保证这一路线的执行。

党的任务就是坚决执行国际路线，“要全党如一个人一样的一致在国际路线之下来斗争”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淤.199118.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1.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7.

05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人激烈反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把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确定的红军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子、做群众工作彻底取消，变为单纯打仗。他们认为，做群众工作是地方政府的事。他们对群众工作不管不问，完全忽视党的群众工作。

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转移，去开辟新的苏区。但是在布置战略大转移的准备阶段，“左”倾错误领导人既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战略转移，也没有在广大干部、战士之间进行政治动员工作，广大干部战士完全不明确战略转移的目的和动机。

对此，李维汉曾经这样回忆：1934年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

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他还说：“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提出名单。”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中央红军要转移了。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别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粤赣省委书记是刘晓。传达后，我又回到瑞金。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第二章新的征程新的难题057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在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一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的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博古、李德等依然是秘密进行，没有在红军和群众中进行广泛动员。①但是，那个所谓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后来竟然辩解说“:突围成功的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围行动的成功。”②长征开始后，以博古为首的中央依然不顾实际，教条主义地服从国际指挥，没有独立自主地分析、认识全国形势的新变化，不懂得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迅速改变自己的战略决策，更不懂得建立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主要敌人的重要性，反而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做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于敌人的过分强大，白区和苏区配合不够，否认自己和李德忽视党的群众工作和在军事指挥上犯的严重错误。

在对博古《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的集中讨论中，“红军总司令朱德批评带有‘左’倾教条主义的党中央统治中央苏区以来，把红军的三大任务改作单纯的打仗，不做群众工作，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淤..2013263-264.

②德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06.

05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不筹款，使红军脱离了群众，又得不到给养补充；临时中央压制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只依靠外国人李德瞎指挥，红军受到削弱，游击队被敌人吃掉，结果把根据地丢失了。”①“左”倾路线执行者不仅没有对广大干部群众和官兵进行政治动员，让广大干部和群众了解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离开之后又要到哪里去，还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对群众工作不闻不问，使红军中的群众工作处于非常被动之中。由于忽视党的群众工作，红军处处被动挨打，不到3个月，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红军面临被消灭的险境。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地位，使群众工作的被动局面彻底扭转，逐步走上正轨。

二、长征途经地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缺乏了解红军在长征中经过的地区大多是新区，没有经历过大革命和1927年开始的土地革命的洗礼，党的群众基础薄弱，群众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等缺乏了解，广大群众对红军、对党、对苏维埃几乎一无所知。长征中经过的地区大部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区域，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地区。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机关报《红星》指出，“我们困难主要的却是在于我们一开始在白色区域中得不到像苏区内那样的群众的热烈拥护，甚至我们有朱存福中央红军在遵义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淤..199237.

第二章新的征程新的难题059时还会遭受到部分被欺骗群众的敌视。”①可见，尽管党内的“左”的错误还没有完全肃清，党和红军对长征途中的群众工作的基本形势还是保持着清醒的判断。《红星》的报道中提到的就有瑶族、苗族、彝族、回族、侗族、藏族等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的统治方式、思想习惯以及宗教仪式等都各具特色，稍有不慎便极易引起他们的反感与敌对。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受汉族的民族政策压迫和军阀官僚的残酷剥削，一般对汉族有着仇视心理，而民族内部极为团结，并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如：“瑶民的土司管事等在瑶民群众心目中还有极大的权威与威信，他们依然还是瑶民民族利益的唯一代表者，一切对外关系都为他们垄断。”②在许多彝民眼里，当兵的个个都是土匪。他们采取一切办法对付当兵的。

索尔兹伯里对西南地区彝族人做了这样的描述：彝族是中国西部缅—藏民族中的一支。他们惧怕汉人，同时也仇视汉人。这种恐惧心理，如果不是几千年前至少可以说几百年前就已存在。发达的汉族文明和原始的彝族之间的冲突造成了这种心理。汉人统治者把彝人逼上山，彝人只好靠在山上放羊和种点玉米、小米来糊口。他们穷得大多数男人只有一件破烂不堪的斗篷，妇女只有一两身破衣服，孩子们则什么也不穿。后来，他们又受到军阀和国民党的压迫。不待说，在他们眼里，这些当在新的环境下的政治工作红星（）淤.2.1934-10-25.

②关于瑶苗民族工作中的原则指示红星（）.2.1934-10-25.

06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兵的个个都是土匪，他们采取一切办法对付这些当兵的。

他们念过咒，施过魔法，放过滚石，射过毒箭，也放过从国民党游哨那里缴获来的冲锋枪。他们甚至用神奇的泉水当武器。水中含有一种物质，能彻底破坏人的声带系统。①红军先遣队经过冕宁时，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就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的彝民堵住了去路。他们“呵呼！呵呼！”吆喝着，人越聚越多。红军工作团的冯文彬带着通司（翻译）上去答话。一个小头目说：“娃娃们要点钱就让你们通过。”冯文彬问，“要多少？”对方回答：“要二百块。”红军马上给了他们200个银元，彝民一抢而散。一会儿，又来了一群彝民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支的，他们是果基家支的，红军又给了200个银元。正在交涉之际，后面来人报告：“工兵连遭到袭击，被抓去的人在被剥光了衣服以后全部放回来了。同时，沿途树林中又有人放冷枪。”②由于在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马尔康县等地的群众对红军毫无了解，加之在国民党军阀授意下，土司、头人、地主、上层喇嘛长时间有组织的欺骗性宣传，使得不明真相的百姓听到汉人、红军便胆战心惊，被迫按照授意“坚壁清野”，扶老携幼，赶着牛羊，留着眼泪，离开家园，或逃入人迹罕至的茫茫林海，在高山岩洞里过起拥挤不堪、人畜同舍、缺水少吃、饥饿难耐的生活；或者含着悲愤逃往举目无亲的异地他乡过着形影相吊的悲催日子。

有些地区因为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如同“世外桃源”，群众对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986227.

②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83.

第二章新的征程新的难题061党和红军几乎一无所知。红军经过冕宁地区时，当地的彝民没有听见过机枪的声音，红军枪炮一响，就纷纷被吓跑，根本谈不上对红军有所了解。所以，这些地区的群众与红军初次接触时不是躲得远远的，就是袖手旁观。许世友后来很是感叹，“在发动群众和开辟根据地方面，虽也做了大量工作，但因该地区系汉人和藏民杂居的地方，社情极其复杂，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的煽动下，民族隔阂较深，使我们红军在这一地区难以站稳脚跟。”①“显然，在当时要他们能够很快地从本质上理解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是很困难的。”②要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红军必须比以往更深入地接触群众，宣传组织群众。

这些对红军开展群众工作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延伸阅读2中央红军血战湘江过湘江之前，中央红军以较小的代价通过了国民党的三道封锁线。

年月日至日，《福建党史月刊》《海峡都市报》记20069715者组成联合采访组，对中央红军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认为，年月日红军由湘、桂交界的永安关、19341125,雷口关陆续进灌阳、全州有中央领导机关编成的中央军委两个,

许世友草地漫忆长征档案（第二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淤...2006847.

②蒋风波回顾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57.

06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纵队和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万余人；作战部队为,712个师，个团。①36湘江战役，主要由三场惨烈的阻击战组成。

（一）新圩阻击战月日下午点，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强渡湘江，突破敌人11255第四道封锁线，命令部队分四路纵队由湘南进入灌阳，向湘江前进：第一纵队（第一军团主力）由道县蒋家岭过永安关，经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第二纵队（第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及第五军团第师）由雷口关进入灌阳，经文市以南向全州前进；第三13纵队（第三军团，军委第二纵队及第五军团第师）经小坪、邓家34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灌阳县城，然后向兴安前进；第四纵队（第八、九军团）经永明过三峰山进入灌阳，向兴安前进。后因邓家源山道不通，三峰山攻而不克，第三、四纵队均未实现原进军计划，分别由永安关、雷口关进入灌阳。

自日起，红军以第一军团为右翼，第三军团为左翼，分别25由永安关、雷口关进入灌阳的文市、水车，其余部队相继跟进。红军先头部队进入灌阳后，一方面在苏江、泡江一带布防，警戒灌阳县城之敌，一方面前出全州、兴安，侦察湘江渡河点，抢占要地。同时，在文市、吉田、宾家桥、水车等灌江渡口架设浮桥，为抢渡湘江开路。为防止右翼灌阳方向桂军的截击，日军委命令第师师275长李天佑率领该师第、团及军委炮兵营赶住新圩至马渡桥1415一带布防，并指示如灌阳县城桂军不在一团以上则应攻占之。

桂系为截击红军和防止中央军尾追红军入境，令原南撤部队彭山，宜洪亮鏖战湘江图存亡———新圩、光华铺、觉山铺三大阻击战战地纪行福建党史月淤..

刊，（）：20061083.

第二章新的征程新的难题063由恭城返回灌阳，并向新圩方向扑来。同时，蒋介石得知湘江无兵防守，大为恼火，指责桂系放弃职责，严令湘、桂军按原定计划堵击，务歼红军于湘江以东，永安关、雷口关以西之灌、全、兴地区。

受令后，湘军刘建绪率三师之众，由全州向兴安界首方向推进，妄图封锁湘江。日上午，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向红师前沿阵地285进攻。红军沉着应战，以密集火力封锁公路，杀伤大量敌人。下午点，敌人向红军侧后迂回，红军前后受敌，损失很大，前沿阵地4

山头上的一个排只剩下一名战士了。当晚，红军后撤至公路两侧最高峰的平头岭和尖背岭一线阵地。

日拂晓，敌人出动飞机狂轰滥炸，由班排进攻改为整连整29营猛烈进攻。红军战士毫无惧色，与装备精良、数倍于己的敌人英勇搏斗，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许多阵地上的红军全部壮烈牺牲。午后，红军交替掩护，且战且退，在板桥铺附近的虎形山构筑数层工事，集中兵力死守。红军指战员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誓言“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进到新圩”！战斗愈来愈惨烈，在数公里长的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尸横遍野。在两天的阻击战中，红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师参谋长胡震、第514团团长牺牲，第团政委、第团团长、政委负重伤，两个团的1415营、连干部大部分伤亡，损失余人。下午点多钟，红师100045接到撤退命令，遂将防务交给红师第团，迅速赶往兴安抢渡618湘江。

新圩阻击战打了天，红军以牺牲多将士的代价，保住32000了从文市、水车到湘江的通道。也就在日，中央纵队渡过了湘30江，红军主力和后续部队通过了灌阳。

（二）光华铺阻击战月日，三军团第师从界首渡过湘江，并前出至界首兴1128406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安之间地域进行侦察，河东只留有一个营，其余当晚集结于界首。

日晨，师第团向光华铺进行侦察，在光华铺与塘家市之间29410的松树丘陵地带布置防线，抗击从兴安方向的来犯之敌，堵其侧击和突入界首渡口封江。、日，桂军师从平乐先后赶来增282945援。在兴安和塘家市有敌个团，光华铺兴安之间（湘江）东岸驻3

敌个团，防我进占兴安县城，威胁桂林。

1日下午点，军委电令三军团要立即侦察兴安县城的守297兵、敌堡及袭取的可能性。任务下达后，当晚半夜过后，红军发现桂敌沿湘江河边偷袭我界首渡河点，已迂回到我身后直插渡口，不久即与团主力发生激烈战斗。营营长张震同志急忙带着103部队往回打，与敌遭遇，混战一场，连连长谢兴抱负伤，拂晓与9

团部会合。因部队伤亡大，改为预备队整顿。团长沈述清率、营12与敌反复冲杀，抢回了渡口，巩固了阵地。但沈述清不幸被流弹击中，光荣牺牲，后由政委杨勇同志指挥。日，师部派团参谋长杜30中美代理团长，同时布置再次反击敌人。杜中美向营交代任务3

后，前去营阵地，刚刚爬上山头，不幸又中弹牺牲。接连牺牲两2

位团长，一天一夜的拼死血战，仅第师第团就伤亡余410400人，可想而知战斗何等激烈。

月日点，军委电令三军团打击由兴安、灌阳向我夹击11301之敌，确保距界首几公里的光华铺地域。同时又命令三军团于塘家市、石玉村、光华铺地域消灭由兴安出击之敌，特别要保持塘家市道路枢纽在红军手中。彭德怀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根据实际情况，作了部署。日是中央军委一、二纵队从界首浮桥渡江的一30天，关系重大，任务艰巨，不论战斗如何激烈残酷也要顶住，保卫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彭德怀命令已与敌对峙的第师第团做410好迎战桂敌第七军独立团和前来增援的夏威第十五军师的准45第二章新的征程新的难题065备；并命令师主力接应团，坚决阻击由兴安向我出击之敌，410并保住光华铺北端，坚守阵地。师团日上午赶到渠口地51330区（塘家市、光华铺间湘江东岸），对光华铺及塘家市东岸之敌严密防守，侦察光华铺北端渡河点。师主力点由新圩北出发赶53到渠口与团会合，接替师的防务。

134日的战斗，敌强我弱，敌人多架飞机来回轰炸，大炮猛3010击。我英勇红军拼死抵抗，打退敌人多次冲击，双方伤亡都很大。

不到中午，桂敌两个团占领光华铺，一个团在塘家市东岸，沿湘江东岸向界首逼进。三军团坚决阻击从兴安向我进犯之敌，发起多次冲击，未能收复光华铺。只好保持光华铺北端，西自石门飞龙殿碗塘岭，东至茅坪岭直至湘江边，坚守阵地。

月日下午点，军委根据全军个师此时仅有个师11305124过了湘江，还有个师在湘江东岸，并且师一部在光华铺被敌84切断，即命令三军团在界首西南收集自己的部队，遏阻敌军于界首西南，并派小部于界首之东。另派出一个团袭击光华铺之敌，从黄昏起，发起几次冲锋，敌军居高临下，经一夜浴血奋战，没有奏效。双方都有很大伤亡。

月日凌晨点半，军委致一、三军团电令，要求消灭由1211兴安、全州向界首进攻之敌，钳制尾追敌军，保证我后续部队通过湘江，对三军团的具体部署是：集中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在汽车道（桂黄公路）及其以西地域，向南驱逐光华铺之敌，并占领塘家市及西山地域。师之部留河东岸占领石玉村，掩护五、八军团及66师被切断的部队通过湘水，营仍留界首掩护，向麻子渡派队与1

五军团取得联络，在万不得已时三军团必须固守界首及其门南和东南的地域。同时要不顾一切牺牲将邓家塘至路（洛）江圩的道路控制在自己手中。月日，三军团全线开展激烈的阻击战。师121406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控制飞龙殿制高点，在界首西南一带阻击桂敌，师在光华铺北5

端，百里至界首道路以南阻击桂军，师在界首东岸石玉村一带6

阻击敌人。

日的战斗是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的关键时刻，否则1

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陷入单个被消灭的危境。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坚决阻住了敌人的进攻，成功掩护中央纵队及兄弟部队顺利渡江。

时任红师团前卫营营长的张震将军，后来这样描述4103这场关系重大的阻击战———我们自日凌晨到月日，不惜30121一切代价，在光华铺与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团长沈述清率领第1

营在与敌反复争夺战中，战死在湘江畔。上级决定由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第团团长。他赶到指挥所不久，也在下午的一次阵前10反冲击中饮弹牺牲。团政委杨勇闻讯马上接替指挥。他打仗从来奋勇当先，几度危急之时，都是他带领全团坚决实施反击，守住了阵地。我营也打得非常艰苦……全营指战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因伤亡过大，一度被转为团的第二梯队，稍事休整后又投入战斗。

由于敌我双方都没有工事做依托，在江边来回“拉锯”，反复拼杀。

晚上，红师部队赶到，但桂系的增援部队也陆续到达。面对优势5

的敌军，红师也打得非常英勇，付出了沉重代价。就这样，我们5

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在界首渡江的任务。

（三）觉山铺阻击战月日，湘军以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出动，南下向觉11294山铺发起进攻。红一军团第一道阻击阵地设在公路的两侧，红2

师阵地在东侧山峰及公路中间；红师阵地在西侧山地。当日，敌1

人的进攻很快被红军击退。

第二章新的征程新的难题067月日上午，敌人在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向觉山铺阻113010击阵地发起更加猛烈的轮番进攻，红军指战员英勇战斗，顽强阻击，大量杀伤敌人。下午，红师的伤亡重大，被敌人突破了米花1

山防线，为避免被敌人包围，红师撤至第二道阻击阵地水头、夏1

壁田一带。敌军占领米花山和附近山头后，从三面向红师团25踞守的尖锋岭阵地进攻。团政委易荡平率个连英勇地阻击敌52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至下午点，当中央纵队已4

渡过湘江的消息传来时，身受重伤的易荡平高喊：“大功告成，死而无憾！”壮烈牺牲在阵地上。

入夜，红师也退到赤兰铺、白沙铺第二道阻击阵地。月2121日凌晨，军委命令红一军团：“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西南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红师、红师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拼杀。觉山12铺阻击战，红一军团以牺牲多人的重大代价，掩护中央纵2000队和红军主力渡过了湘江。

月日，红九军团、红五军团师赶到凤凰咀渡口渡江，12113敌人已加强了对渡口的轰炸封锁，桂军也沿江赶来堵截。最后过湘江的红八军团被桂军紧紧咬住，敌机轮番轰炸，众多机枪向江东岸河滩上和半渡中的红军疯狂扫射，整个江段被鲜血染红，尸横遍野，江流为之堵塞。

战斗过后，当地一个叫李家村的村民们用了整整天掩埋红3

军尸体，而更多的尸体则沉入了江底。当地甚至流传：“一年不喝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原政委、红军诗人陈靖在《黔山湘水》一诗中写道：“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尸体遍江底。”李德也回忆，红八军团渡江前有万余人，过1

江后仅剩下余人。

120006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三、长途行军和流动作战，增加了群众工作的难度毛泽东在评价长征的意义时说：“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①还是用长征的基本数据来说话吧！

从193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跨过于都河出发长征，至1936年10月22日红二、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中央红军长征历时2年零5天，经过11个省，即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行程约为25000余里。

红二方面军从1935年11月19日至1936年10月22日，历时11个月零3天，途经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青海、甘肃、陕西8省，行程2万余里。

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3月下旬至1936年10月9日，历时1年零7个月，途经四川、西康、青海、甘肃4省，行程1万余里。

红二十五军从1934年11月16日至1935年9月15日，历时10个月，途经河南、湖北、甘肃、陕西4省，行程近万余里。

红军长征，平均日行军37公里，跨越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积雪；渡过24条河流，穿越方圆152000平方公里草地；在转战过的11省中，占领过大小62座城市，通过6个少数民族地区。

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平均每行进一公里，就有三四个红军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淤.1991150.

第二章新的征程新的难题069士献出生命。

上述数据为我们较全面勾勒出了长征时期群众工作的条件和环境。“我们没有一个巩固的地方可以安置我们的伤病员，可以取得我们人力财力的补充。此外，我们是在长途行军与不完全熟悉的环境中同敌人作战。”①和在苏区时期具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地域和工作对象相比，红军在长征中长期处于流动和被“追剿”的危险环境下，原有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也有不适应新问题新情况的方面，群众工作能力也有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发展要求的情况。

———从事群众工作的宣传人员和从事地方工作的人员缺乏在白区的群众工作方法与经验。整体来说，“大多数地方工作部与中央工作团的同志，都是基本苏区内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习惯于在基本苏区内进行群众工作，而不善于在白色区域的群众中进行工作，我们的工作方式也不适合于新的环境的工作方式。”②《红星》还列举了群众工作中缺乏经验的种种表现：有的宣传员因不懂散发宣传品的技术而浪费宣传品，行军中忘记写标语，向白区群众宣传解释时的态度过于直接急切，扩红采用强迫手段或仅用“当红军有猪肉吃”来号召等等。

如何通过学习以适应新的环境，如何转换群众工作观念，创新工作方法，是很多人面临的新问题。

———新扩大的红军普遍对党的政策理解能力不足，执行能力差。红军大部分来自不识字的贫苦农民，文化素质水平较低；而长在新的环境下的政治工作红星（），淤.21934-10-25.

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红星（），于.31934-11.

07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征沿途在白区吸收的新战士，不像苏区红军经过长期的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他们不完全理解红军的主张，不习惯红军的纪律与生活，在遵守纪律方面则表现更差，有些还有抽鸦片烟等不良习惯，这对红军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是非常不利的。《红星》的社论中，多次批评指出红军战士违反纪律的现象，如违反阶级路线没收贫农的家财，不经没收委员会同意就私打土豪、乱打土豪，打土豪不归公、不分给群众，乱拿群众的东西，强用苏维埃纸币向白区群众买东西，借群众东西不还，到处屙屎，到处丢弃禾草等等。

据统计，在《红星》64篇涉及群众工作的报道中，有关红军纪律问题的报道就有17篇之多。

可见，如何不断强化部队纪律观念，使新加入军队的红军战士们在群众中做出表率，是当时极为突出的问题。

———缺乏做群众工作的充裕时间。长征途中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行军，很多时候是夜行军，还得打遭遇战。据红一军团1936年8月统计，长征路上一共368天，有271天在行军打战，休息时间仅97天。有时军情紧急，连正常休息的时间都难以保证。红军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那么短暂，很多地方仅仅是路过，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接触群众。《红星》谈到“在最近数天的行动中，我们没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以及建立地方党与群众组织的基本工作。打土豪、捕捉反革命，差不多是我们在短促的时间内所能够做的仅有的中心工作。”①这显然影响到群众工作的深入与现实效果。

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红星（），淤.31934-11.

第二章新的征程新的难题071四、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恶劣影响愚民政策一向是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人民以进行独裁统治的惯用手段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军影响力尚未达到或较小的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往往极力对群众进行关于红军的恶意宣传，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所以当红军到达越嵩县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人们都传说着红军要来了。有人说红军是专整国民党和财主们，为天下穷人办好事的；也有说红军是杀人放火的……难道世上真有专整国民党，替受苦人出气的队伍吗？”①而在红军长征行进路线附近的地区，反动派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用极为恶毒的言语对红军进行诬蔑、丑化。红军过四川时，四川军阀邓锡侯部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诬蔑红军“普烧普杀”“共产共妻”“青面獠牙”“头长八只脚”“专吃人脑花和小娃娃”等。在彝区，伪保长和甲长们也强迫群众搬家，说：“红军来了要共产，共产党不管什么人的东西统统分个精光。”不明真相的群众往往受反动派的蒙蔽，认为红军不是好人，对红军抱有恐惧和敌意，致使红军过境时，一向繁盛的居民地荒无人烟，甚至有群众以袭击方式与红军对抗。

1936年4月初，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四川藏区德荣县。贺龙等首长当时住在一个喇嘛寺的闲房里，见喇嘛头与头人们来了，贺龙起身相迎，请客人进屋就座。这位喇嘛头和几个头人见了贺龙和任弼时后，按照藏民的礼节和习惯，都跪倒在地，躬身弯腰，蒋风波，曾庆洋回顾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淤..1985248.

07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双手前撑，向前低头，几乎挨近地面，口中不断地说：“卡起欧！本巴！”（谢谢长官！）贺龙等首长赶忙上前搀扶，连声说：“别这样嘛！

快起来，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都是一家人，藏汉人民都是一家人嘛！”贺龙连声说了几次，头人们才站起身来，但还是不敢抬头，一边说着“卡起欧，卡起欧！”一边踩着小碎步向后退到墙边。贺龙请他们坐下，问他们为什么跑上山。头人们回答说：“汉官说啦，红军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破坏寺庙，还说红军女人的奶子都搭在肩膀上，伤风败俗……现在我们亲眼看到了，你们红军跟我们一样，是好人，汉官说的统统是造谣。”①在湘西大庸，“由于国民党的造谣、欺骗，群众对我们还不很了解。我们刚去时，群众大都躲着我们。比如，我们把地主劣绅的浮财分送到群众家里，他们不敢要，向他们打听哪家是恶霸，哪家是劣绅，他们不敢说”②。可见，国民党的恶意污蔑宣传，对于普通群众尤其是偏远闭塞地区的群众的消极影响尤其大，这种恶意宣传对群众的负面影响显然比单纯对红军的不了解更具威胁性。

五、桂系对地方统治的强化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处在新桂系的统治之下，作为一个重要的地方实力派，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新桂系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巩固统治，30年代初期，新桂系领导集团决定叶介甫贺龙与藏族喇嘛头的一段情缘龙门阵，（）淤..20076.

江西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长征路：于..41.

第二章新的征程新的难题073大力加强广西各项建设，乡村基层政权建设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新桂系创造民团、国民基础学校、乡镇公所三位一体的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形式，不仅使其统治基础得到极大强化，而且这一政权组织形式后来又为南京国民政府所效仿，成为推行新县制的蓝本之一。

1930年秋，滇军围困南宁3个月之久，形势危急。白崇禧率部由柳州去南宁解围时，令桂军教导师第1师师长梁瀚嵩在宾阳组织民团骚扰宾贵公路上的粤军，阻止其前往南宁增援滇军。民团与军队配合，使白崇禧得以击败滇军，省会南宁转危为安。白由此得到启发，认为民团大有可为，向李宗仁建议在广西全省普遍建立民团，以增强地方自卫力量。

新桂系办民团是解决财政不济无力大量扩军的重要举措，因而着眼于动员民众、利用民众力量以弥补军力不足，主要做法是以民团为中心力量推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大建设”。

桂系强化地方统治的这些措施，给进入广西境内的中央红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红军主力12月1日渡过湘江后，桂军及民团武装对红军的追击十分积极。同时，兴安、全县、灌阳等地的民团武装倾巢出动，协助桂军寻歼未及过江的红军掩护部队。

担任红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在永安关、水车一带阻击“追剿军”第三路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该军团第34师没有来得及过江，决定向东进入湘南山区打游击。该师在转移途中，多次遭遇广西民团武装的搜索、追击，最后全军覆没。

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后卫部队。为掩护红八军团过江，该团与桂军3个师及民团武装激战两昼夜。

07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掩护任务完成后，该团在从新圩向湘江两岸撤退时，被分割包围。

在陈家背与数十倍于己的桂军及民团武装激战后，该团大部分官兵牺牲。

六、长征途经地区民族关系复杂打开中国地图，我们可以发现，1934—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线，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这里正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红军长征经过苗、瑶、侗、壮、水、布依、仡佬、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回、东乡、裕固、蒙古等10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区。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二、六军团在少数民族地区行进时间占到整个长征路途的1/3，红四方面军则有近4/5时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①由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紧张造成的隔阂，红军长征在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形势。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以后，向湘黔边境前进。

贵州是长征过境延续时间最长的省份，中央红军曾设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之前，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红军进军的路线问题，并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黄道炫永恒的纪念———红军长征与少数民族中国民族报，淤..2006-9-10.

第二章新的征程新的难题075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①这是长征以来，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

在遵义期间，红军和群众相处融洽，许多青壮年加入了红军队伍。但是，经过考察发现，川黔边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复杂的民族关系，均不适合建立新的根据地。特别是贵州当时复杂的民族关系，影响甚大。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居和少数民族成片聚居的省份，共有包括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白、回、壮、蒙古、畲、瑶、毛南、仫佬、满、羌18个世居民族”。②红军长征前，贵州社会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整体发展落后。红军长征前贵州的民族关系：一是少数民族众多；二是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民族关系紧张。民国时期的贵州人口中，苗民占有较大比重。

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前后，“贵州人口约1100万左右，汉人约占6/10，以江西、湖南、四川籍为最多，其余4/10为洞家（苗族），洞家派别亦甚繁”③。此外，苗民本身亦不统一，种落众多，据民国时期的文献记载，贵州苗族种属多达有91种，俗称百苗。

如此复杂的民族关系，红军要在此地建立新的根据地，困难可想而知。由于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紧张，贵州当地部分李庆山大长征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淤..2006129.

②杨昌儒，陈卫平贵州世居民族节日民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4.

张曾复贵州社会拾零（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盂.17.

07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少数民族对红军本身是不太友好的，双方也有激烈的冲突，甚至带来流血事件，如1934年12月26日，红军转战黔东南的苗、瑶居住区时，“自南加堡出发以来，一方面因苗、瑶族对汉族固有之仇视；另一方面因我纪律不好，所以少数苗、瑶族人及靖匪在沿途枪杀我落伍人员不少，同时使我苏维埃军对苗、瑶族之政治影响亦不十分好，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①。

1935年2月4日,中央红军第一次入滇，14日北返。4月23日，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中央红军分5路从平彝（今富源）县第二次进入云南，至5月9日北上，在云南境内先后活动了28天。

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全国56个民族，云南有52个，少数民族占全省总人口的1/3。红军长征过云南时，彝族出身的龙云实际控制着该省，云南军队与政府中上级官员多属彝族。作为地方实力派，龙云与国民党中央在红军问题上存在冲突，蒋介石想依靠龙云围堵红军，同时又欲利用红军削弱地方势力，并趁机将势力向云南伸展；龙云则希望红军迅速离开云南，以消除蒋介石势力入滇形成的潜在威胁。所以，当年的云南，政治状况和民族状况都非常特殊，也是民族关系非常复杂的地区。

1935年初，红军进入滇东北后，针对彝族群众专门印发布告，就是为了消除彝族人民的恐惧心理，进而消除他们的对立情绪。布告说：一切彝汉贫民，都是骨肉兄弟；尊重夷人风俗，不动一丝一粟；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在官渡经过回民居住区时，朱德曾亲至清真教堂向教民首领宣传红军的民族平等主张。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北京：档案出版社，：淤...198628.

第二章新的征程新的难题0771935年4月30日，在即将渡江进入川西前，红军总政治部发出训令：“严肃的军纪，广泛的群众工作，正确的民族政策，这不但使我们能够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而且能够吸引至今还没有卷入中国革命洪潮中的千百万少数民族加入革命。这种是中国革命主要的问题之一。”①这既是对长征以来途经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群众工作的回顾和总结，也是要求红军各部队认真应对即将进入的四川复杂的民族关系的一个预告。因为四川既是人口大省，也是一个多民族、多民族语言的大省，世居少数民族有14个，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第二大藏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

红一、四方面军川西北会师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西北地区。针对西北地区的民情特点，中共中央专门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提出：“红军今后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②到了甘南，由于回民众多，为争取回民支持，红军专门颁布了《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规定部队进入回族村庄前须先派代表与阿訇接洽，得到同意后方能进入；规定不得借用回民的生活用品，禁止食用猪肉等尊重回民习俗和宗教信仰的“三大禁条、四项注意”，要求部队严格遵守；倡导学习回文，尊重少数民族文化，西征期间，要求每个战士应学会几句回语，以便进行回民工作。红军还请回族阿訇和藏族喇嘛将有关民族政策翻译成阿拉伯文、藏文，展开广泛的针对性的宣传工作。在回汉杂居的黄道炫复杂环境下的云南穿插中国民族报，（）淤..2006-9-297.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34.

07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哈达铺，红军宴请驻地周围人民时，为尊重回民习俗，特备清真单桌。

红军长征途经地区这种复杂的民族关系，大大增加了长征途中群众工作的难度。

延伸阅读3感人的小故事长征沿途，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年，红军长征过黔西南时，一支部队从安龙经过。红军1935进驻村寨城镇时，不随便进老百姓的屋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军住在城里黄友初家，首长在堂屋办公，红军没有乱拿黄家一件东西。另一部分住郭腾光家，郭由于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跑到乡下躲藏。回来后，家里的东西一点也没少，楼上放的红糖也没动一块，就连掉到床下的一块滇洋，也没有被红军拿走。一位站岗的红军战士口渴了，向老乡要水喝，还付给一个铜板。铁匠黄正祥给红军修理马笼头，不慎烧坏，又急又怕。红军战士来取货，不但没有责备他，而且还安慰他，照常给了他几张苏维埃币，老铁匠感激得泪花直转。

年月的一天，红军某连住进了今迭部县腊子口乡的朱19359立村。这是个位居半山腰的藏族村寨。傍晚，连部一位十七八岁的通讯员借了房东藏族老阿妈的瓷罐，去山溪边提水，回来的路上，一不小心把瓷罐摔碎了。

第二天早晨，红军出发前检查群众纪律时，指导员发现了打碎瓷罐的事，将全连列队集合，当众询问是谁干的。小通讯员站出来，承认是他摔碎的。按照军纪，损坏群众的东西一定要赔偿，但第二章新的征程新的难题079小通讯员除了一支驳壳枪和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外，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指导员命令通讯员脱下红毛衣，赔偿给藏族老阿妈。

旁边一位老战士解释说：“指导员，这件红毛衣是通讯员过草地时，他牺牲的母亲留下的遗物。据说还是他一家人在江西参加红军时，奶奶用爷爷亲手捻的羊毛线织成的。他的父亲是一位红军营长，在四渡赤水的战斗中牺牲了。临别前，他把这件红毛衣递给妻子，让她转交给唯一的儿子……”听到这里，指导员眼里禁不住涌出一串串泪水。最后，指导员给藏族老阿妈赔了一块银元。红军也随即出发了，翻山直奔哈达铺而去。但这个动人的军民鱼水情故事，让腊子口一带的藏族群众永远不能忘怀。

生活在彭阳县青石嘴村的一些老人，至今还记着这样一个故事：年月日，一支红军队伍打完仗后进村休息。村里1935107有个叫马云龙的小孩把一名红军小战士迎进家，拿出半个荞麦馍硬塞到他手里。小战士打了一天仗，饿极了，就啃了一口，碰巧被连长看见，问他付钱没有，小战士说，我错了，这就去找钱。

连长看着又累又饿的小战士，心里虽然很难过，但还是批评他说，不付钱就吃老乡东西，按纪律要给你处分。村里一些老人闻讯纷纷跑来求情，有的甚至给连长下跪。连长连忙扶起村民，把小战士拉到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铜板，让他交给了马云龙。

多年过去了，村里的老人讲起这段往事，眼里还闪着泪花。他70们说，红军离开时，村民十里相送。乡亲们相信，这样好的军队，一定会取得胜利。

正确的政策、规章为红军队伍做好群众工作立了规矩，让群众工作有了抓手。长征开始以后，群众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逐渐有了起色，逐渐摸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办法。严明的纪律，让红军队伍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红军队伍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08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意”，每到一地，红军队伍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即便寒冬腊月，大多数红军指战员仍然能顶风冒雪，坚持住在群众的屋檐下或露宿街头、路边，尽量不打扰当地群众。红军所到之处，以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让群众认识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工农解放而斗争。他们自觉为经过的红军队伍带路，把家里不多的口粮无私地提供给红军。许多地方的青年人掀起踊跃加入红军的高潮，壮大了革命队伍，聚集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正能量。

第三章重拾群众工作法宝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第三章重拾群众工作法宝083长征开始之初，总政治部清醒地意识到：长征开始之后，各项工作的开展与根据地时期完全不一样了。“目前我们正处在紧急的转变关头，英勇无敌的红军，正担负着重大的军事的政治的任务。

在战斗上，正由短促突击的阵地战，转到广大区域的运动战，在行军上，正由苏区转到长途行军与作战的白区，对地方居民的关系上，正由发动与依靠苏区群众的参战积极性，转到去赤化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域，发展新苏区。”①要在陌生的环境里，在长期的流动作战中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必须发扬党最广泛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最大范围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做好群众工作，夯实群众基础，既要做好红军队伍中的群众工作，又要做好长征沿途当地的群众工作。这是取得长征胜利的最根本基础。

一、遵义会议拨乱反正1935年1月15日，党中央在遵义会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在对博古《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的集中讨论中，“红军总司令朱德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党中央统治中央苏区以来，把红军的三大任务改作单纯的打仗，不做群众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册）：北京：人民出版淤.15社，：1979396.

08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作，不筹款，使红军脱离了群众，又得不到给养补充；临时中央压制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只依靠外国人李德瞎指挥，红军受到削弱，游击队被敌人吃掉，结果把根据地丢失了”①。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实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充分诠释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使毛泽东的建军原则和群众工作路线得到了恢复，党和红军从各方面采取措施，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党的群众工作也重新活跃起来。

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时期群众工作的转折点。它使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重新走上正轨。

遵义会议召开当天，党中央向群众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没收帝国主义资本的企业和银行；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改善士兵生活，分配士兵土地和工作；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累进税；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②1935年2月5日，扎西会议召开，这是遵义会议的延续。会议正式确定张闻天接替博古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通过了遵义会议总决议，重新确定了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研究和部署了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战略和组织领导，确定了组织形式和斗争方针等。扎西会议承接和完成了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真正实现了长征中的战略大转变，对战略中共遵义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央红军在遵义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淤..199237.

②赵福超试述遵义会议前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群众工作福建党史月刊：...201418.

第三章重拾群众工作法宝085进行了切实的指导和部署。

至此，党和红军内部的“左”倾错误初步得到肃清，党和红军的工作全局重新回到正轨上来，红军长征大战略实现了根本转变，全国苏区和红军各部队工作重新进行了调整和布局。

还记得在战火纷飞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苏区号召“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可是不管红军战士们如何英勇杀敌，如何不怕牺牲，不但没能阻止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根据地的土地反而一寸寸丢失。在一次次血战后，身边的战友们那熟悉的面孔一个个消失了。“这次行动不像过去的战斗行动，打了胜仗就回到老根据地休整，而是要离别经过几年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离别同红军血肉相连的闽西、赣南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吗？”“从今天起，就要离开我们的老家，离开这块用流血牺牲换来的自由乐土，离开我们熟悉的山山水水，离开数百万共同奋斗的兄弟姐妹。开始经过游击区进入敌占区了。”①在湘西，根据地中心大部分都分配了土地，但受极“左”路线影响，在划阶级成分的时候，由于把富裕中农划成富农，以致地主和富农超过10%。分配土地以抽肥补瘦为基本原则，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对富农过重地征收粮食。在对待工商业者的态度上，征税太多。对游民、杂色武装、绿林会道门武装没有按照正确的政策改造他们，至少使他们中立，却解除他们的武装，杀掉他们的头目，这引起游杂武装的敌视，导致他们散落为匪。由于过“左”政策没有纠正，把许多可以争取使之中立的队伍都推到敌人那边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红军长征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1990107-108.

08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了。红军在根据地的大半年时间里，一方面消灭了许多反动游杂武装，另一方面却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游杂武装，同地主武装结合，一起反对红军，严重地影响了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及政令的实行。萧克上将回忆道“：如果当时的政策不搞得那么‘左’，就不会树敌过多，不会成为在强敌包围下非走不可的因素之一。”①中央红军从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时，总兵力为8万余人。其中红一军团19880人，红三军团17805人，红五军团12168人，红八军团10922人，红九军团11538人，军委纵队（即红星纵队）4893人，中央纵队（即红章纵队）9583人，总计86789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与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是长征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广大红军指战员虽英勇奋战，但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这些减员中，并不全是战斗减员。

中央教导师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刘伯承在中央苏区斗争最艰难时刻组建起来的一支队伍，直属中革军委领导，下辖3个团，共6000人。长征初期，中央教导师负责中央机关1000多担物资的搬运任务。“物资机器包装好了，部队的思想也‘开锅’了。大家掐着手指计算着，每人自带的枪支子弹、手榴弹、行李和干粮有三四十斤，再挑上五六十斤的担子，一共100来斤。这么重的负担压在肩上，行军的任务怎么完成？遇到高山大河怎么办？遇到敌人堵截追击怎么办？遇上刮风下雨怎么办？……总之，人人都怀疑这样能否完成突围的任务。一些人思想上动摇长征档案（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淤.20061064.

第三章重拾群众工作法宝087着，忧虑着。”①“因为我们自己也只知道敌人要打到瑞京来，红军要突围出去，至于突围到什么地方，谁也不了解。战士们回到自己住地，各种议论和不满情绪就更多了，部队开始出现了逃亡现象。

各级领导干部心里也有疑问和疙瘩，所以尽管日夜奔忙在连队做说服动员工作，也无济于事，也说不出多少道理，只得硬着头皮反复地对大家说：‘要相信党的领导，相信革命最后一定会胜利’。这些本来很能鼓舞人的道理，这时显得那么平庸无力。”②“从一开始部队的思想就比较混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怀疑和谣言，逃亡现象每天都在发生，增加了部队行军的困难。”③长征开始1个多月，教导师没有参加什么大的战斗，光是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1/3多。

陈伯钧，长征时期担任第五军团参谋长。长征路上，陈伯钧仍然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在已出版的《陈伯钧日记》中，陈伯钧描述了当时部队中存在的令人担忧的状况。在1934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是夜因渡河组织仍不十分严密，秩序较乱，所以三十七团落伍仍然不少。这几天开小差的全师计三十三名，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10月31日的日记说：“这几日逃跑现象最为严重，前后计三四十名。”11月5日的日记称：“近来落伍人员太多，有真正失去联络的，有借故掉队的，不一而足，对我之行军计划真是莫大障碍。”11月6日记载：“昨日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特别是第三十八团有两名竟拖枪投敌。昨晚，由陈云同志负责检查了一下，认为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对反革命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红军长征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淤.1.1990121.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红军长征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1990121-12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红军长征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盂.1.1990122.

08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争不深入，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均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等。”11月11日又载：“（第37团）一营代营长李发长政治动摇，有反革命企图，决定撤职逮捕送保卫局。”①萧锋，时任总政治部组织科长，长征出发时，被林彪、聂荣臻留在红1师任巡视团主任和红3团代理总支书记。他在1934年11月8日的日记中说：“战士报告，彭营长不见了。他是湘南宜章人，乡土观念重，据分析是回家了。他和我关系还好，昨晚把三千元苏区票子给我，我还以为他是交党费的，没想到他要回家。怪我太不警惕，未能挽救他。”11月16日的日记说：“一路五名新兵开了小差。机枪连扩红八名，掉队四名。”②革命高潮时，投身革命队伍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当革命遇到挫折时，一些人经不住严峻考验，也属情理之中。然而，这些战士们昨天还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豁出性命地拼杀，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怎么今天就脱离队伍远走他乡？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有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一切到底怎么了？

成仿吾在沉思：通过四道封锁线的活的事实证明，我工农红军的战斗力是无坚不摧的，我们这样的人民武装是打不散、攻不垮的。就是在数倍于我的强敌面前，只要有一个人存在，敌人休想跨过去，这方面是没有谁能提出疑问的。但是，这回为什么失败得这样惨呢？我们红军什么时候打过这样的败仗呢？根源到底在哪里呢？“这是哪里来的打法？”“这是什么军事指挥？”“成万的英雄儿女就这样中途丧命！”“这些战友们是怎么死的？”“是不是要把中国陈伯钧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淤19331937.1987318322325325-326327.

萧锋长征日记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于..20121017.

第三章重拾群众工作法宝089革命断送掉？”①是啊！每个人都在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试图搞明白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唯一能说得通的只能是“左”倾错误领导人不正视党和红军队伍现状，没能认清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态势，依然顽固地坚持错误的路线、政策和策略，致使长征初期，红军一路打一路败，丧失信心，动摇了信念。

萧克谈及这段历史时说：“大家对造成损失的领导者有怨愤情绪。”“第五次反‘围剿’，那些领导者要我们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把湘赣苏区拼完了，我们不得不作战略转移；六军团西征，又指示我们‘搬家’；沿途我们不断向中央报告多带行李辎重的不利及损失情况，但中央红军出来，‘搬家’更为厉害，损失也更大。大家都认为博古、李德等太主观，对革命不负责任。”②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指出：红军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纠正错误，稳定军心，聚拢队伍，是保证红军长征胜利的第一要务。因此，遵义会议以及此后一系列会议在群众工作方面的拨乱反正，顺乎党心军心，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遵义会议之后群众路线的调整，初步扭转了长征以来接连遭受挫折的局面。之后经过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俄界成仿吾长征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淤..200624.

②“亲历红军长征”四人谈北京：党的文献，（）.20066.

09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会议，中央红军根据长征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修正、调整。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

二、动员鼓舞，同甘共苦井冈山斗争时期，同样面对挫折和失败，同样是对前途不明，当年根据地斗争中有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并有蔓延之势。革命该向何处去？毛泽东及时总结经验，指出中国革命的出路在于立足农村，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八角楼的灯光”指引了革命前进的新路。干部战士们和革命群众重新坚定信念，推动了井冈山斗争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创出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井冈山道路。

革命每到艰难时刻，总会有怀疑、气馁，甚至动摇。气可鼓不可泄！长征要想胜利，就得把战士们一度低沉的士气重新鼓起来。

党中央和红军总部注意到了战士们思想情绪中出现的问题，要求各部队和各个方面加强宣传教育和鼓动工作，克服思想上的怀疑焦虑情绪。

1934年10月10日，总政治部发文要求各部队“进行充分的政治教育与鼓动，提高部队的攻击精神”。“以紧张的政治工作，发扬部队高度的战斗情绪与攻击精神，争取当前进攻战斗的完满胜利。”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册）北京：人民出版淤.15.

社，：1979396.

第三章重拾群众工作法宝091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中指出：要“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并且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①。

中央政治局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之后两天，总政治部发布文件指示各部队，“针对目前对我们行动的误解与曲解，在各连队战士中解释我们的胜利以及目前的形势与任务。”“要反对一切惧怕敌人无战斗决心与战斗勇气而企图避逃敌人的逃跑倾向，反对以为幻想有一个现场的新苏区，可以安逸地跑去放下枪弹，放下肩担苟安休息的情绪。”②这些决定和指示，传递给广大指战员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那个曾经带领大家打一仗赢一仗的毛主席回来了！中央和红军总部文件精神层层传达、学习，还有各级党员干部不懈地宣传鼓动，让战士们那颗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革命有奔头了！

给可敬可爱的红军战士们以明确的革命目标，重振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那支英勇善战、愈挫愈坚的威武之师，精气神又回来啦！

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毅在龙江书院题写了对联：“红军中官兵伕吃穿薪饷一样，白军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革命军队中无论职位高低，互相尊重，互相关爱，正因为如此，广大指战员才能团结一心，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册）北京：人民出版社，：淤.7.1979151.

刘永利红军长征中的群众工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289.

09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贺龙不但时刻注意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还时刻关心着普通战士们，把战士们的冷暖饥饿放在心上。

1934年7月上中旬，红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孜，进入川西北，准备通过几百公里的荒芜草地，前往甘肃南部哈达铺一带。8月初，总指挥部来到了位于草地中心地带的噶曲河流域。红四方面军兵站负责人杨以山向贺龙汇报说，5天前，驻守在这里的红三十军一个营准备交防给红二方面军六军团17师时，遭到敌骑兵的袭击，抢走了部分牛犊子。贺龙忧心地说，部队好不容易来到这里，等待战士们的，却依然是饥饿。他和兵站的同志一起，重新分配了剩下的牛肉。杨以山取出一份交给警卫员，被贺龙制止了。警卫员执拗地不愿交出那份牛肉，他是担心总指挥的身体。贺龙见警卫员不动，把肉接过去，亲自放回原处，对杨以山做了垂钓的手势，诙谐地说：“我会钓鱼，还是把肉留给后面的同志吧!”贺龙在洪湖打游击时就喜欢垂钓，长征中无论战斗怎么频繁，始终没丢掉他心爱的鱼竿。进了草地，他拉着杨医官常钓鱼。这样，有时大家还能吃顿盐水煮鱼，确实也解决了点粮荒。但有的河汊水浅，别说鱼，连浮游生物都没有。钓不到鱼，贺龙同大家一样吞野菜。

为了使部队渡过难关，贺龙把自己一口一口节省下来的炒面分给这个一茶缸，支援那个一小碗。洪湖根据地出来的警卫连长朱声达胸部负了重伤，口粮又吃光了，奄奄一息。贺龙把炒面用水和了亲自喂给他吃。在贺龙的带动下，军团直属队的干部战士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慷慨捐献出来，支援前卫部队，留给后卫部队，不顾死亡的威胁。

粮食吃光了，大家一起挖野菜，掘草根。为了防止指战员在吃野菜时中毒，贺龙指示各部队成立“党团员试吃组”，并带头参加。

当野菜都很难找到时，他又号召大家寻找前面部队丢下的马骨头第三章重拾群众工作法宝093和牛皮，并且教战士们吃皮带和皮鞋的方法。

正是因为官兵同甘共苦，上下同心，革命队伍才拧成一股绳，成为打不烂摧不垮的钢铁之师。经过40多天的艰苦奋战，二方面军终于走出了草地。

三、做好长征沿途群众的工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区域范围，尽管仅限于十几块苏维埃农村根据地，但是总面积有40余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有3000余万（见附表）。全国十几块根据地为党领导下的红军提供了足够大的舞台。

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苏区面积、人口一览表苏区名称面积人口说明中央苏区8.45万平方公里453万1933年夏秋统计湘赣苏区2.8万平方公里100余万1932年统计湘鄂赣苏区不详约300万1932年春赣东北（闽浙赣苏区）数万平方公里数百万无精确统计鄂豫皖苏区4万余平方公里350余万1932年夏统计川陕苏区4.2万平方公里500余万1933年秋湘鄂西苏区不详约370万1932年春，含游击区湘鄂川黔苏区不详约200万1935年9月，含游击区琼崖苏区1万余平方公里100余万人1931年春广西左右江苏区5万余平方公里100余万人1930年秋闽东苏区1.1万余平方公里近100万1934年12月西北苏区3万平方公里90万1935年夏鄂豫皖苏区3万余平方公里50万1935年夏总计32.55余万平方公里约2713万09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斗争的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相继开辟了一个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且将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土地革命帮助穷苦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彻底解放了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

获得切身利益的苏区广大农民群众把共产党看作“救星”“福星”，坚决、热烈地支持和拥护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支持和拥护工农民主专政的红色政权。

在各个苏区，当地群众给了党和革命军队以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从筹集粮食、捐款、战场救护到积极参加红军。在中央苏区，广大军民无私奉献、不怕牺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为了苏维埃，广大人民群众倾其所有，参军支前，积极支援红军。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当时赣南13个苏区县总人口约240万人，青壮年有50万，先后参加红军的有33万，支前的60余万，牺牲的有20余万人，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为10.8万人，兴国、瑞金、于都、宁都等县的烈士都在1.6万人以上。中央红军长征前夕，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号召苏区人民为保卫苏维埃而战。苏区人民响应中央政府号召，扩大红军达8.6万人，征调挑夫5000余人，借谷84万担，筹款150余万元。中央苏区人民倾其所有支援战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奉献和牺牲，在全国是罕见的、震撼人心的。闽浙赣、湘鄂西、鄂豫皖……哪个苏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又离得开苏区当地群众的无私支援与倾情奉献？

50年后，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忆起当年的情景时，仍然心第三章重拾群众工作法宝095绪难平：一军团的部队，从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漫漫长征征途。过于都河时，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

如今，我们离开了再熟悉不过的苏区，再也见不到苏区根据地乡亲们那一张张熟悉的笑脸。长征路上，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恐惧的面孔，他们还没见到红军的身影，就慌慌张张躲起来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是空荡荡的村落。

群众要是不了解不理解党的政策主张，不支持红军队伍，长征路就是一条走不完的漆黑的夜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是白区，当地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因而当地群众对红军存在着怀疑、恐惧情绪，造成红军在白区行军作战、粮弹供应、兵员补充均感困难。群众工作直接关系红军能否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完成伟大的战略转移。

如何让老百姓了解党和红军，让他们心里明亮起来？

就是要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红军各个部队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群众明白共产党和红军为谁闹革命，为谁打仗？

09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宣传群众工作从来就是党和红军队伍的光荣传统。

古田会议决议案认为对群众做好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重大的工作”。决议案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①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多为白区，白区群众对红军缺乏了解，害怕红军，加之长征过程中红军的宣传工作时间短，给红军的宣传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广大指战员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中，把这项工作几乎做到了极致。

毛泽东形象地把长征比喻为“宣传队”。行军途中，红军战士为了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以及苏维埃的各项政策，采取书写标语，画漫画、散发宣传品和口头宣传等方式进行。红军长征经过的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至今还保留着许多红军在长征中散发的宣传品。

《红星》作为长征途中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担负起了宣传群众的重要责任。

1934年10月27日，《红星》发表了《加强连队的地方工作》，文中告诫部队在地方工作中要注意宣传对象和工作方法，“如调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册·上）北京：人民出版社，：淤.5.1979510.

第三章重拾群众工作法宝097贫苦工农的人口、田地，态度是应当和善，绝对不允许跑进门便声势汹汹地问几多人口吃饭，有没有劳动力，一问便把本与铅笔摆出来，使得工农群众不敢答复”。“各连的地方工作组应当经常注意纪律的检查……以自己遵守纪律和坚决执行苏维埃政策的模范，给居民一个强有力的现实的亲眼所见的经验———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11月4日，《红星》发表社论《红军是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社论针对群众工作中宣传与组织仅仅停留在“满足一般口号”以及习惯在苏区群众中进行工作，存在着不适应在白区进行群众工作的不足。红军现实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应该“首先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开始，然后逐步进入到苏维埃的基本主张的宣传”，“建立地方党与群众组织的基本工作”。《红星》第5期还登载《健全连队中的宣传工作》一文。文章提出“健全连队中的宣传工作，开展连队写标语竞赛”“把我们的一切标语口号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斗争”。在连队中，要求“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至十条标语”“每人每天写一至五个标语”“标语可用毛笔、炭笔、石灰、石块书写”“凡是宿营和休息地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

11月7日，《红星》在社论《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中指出：“群众常常不听我们所说的好听的话，他们首先要看我们的实际行动。没有纪律的部队，一切宣传鼓动工作，都不会引起群众对于我们的同情与拥护。”“必须以最通俗的言语，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启发他们的斗争。”“红军所到地方如有群众畏惧逃跑的，则必须动员红色战士及政治工作人员到附近山上去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使他们回家，同我们亲近，只有红军的高度觉悟与阶级纪律的模范，才会造成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敬爱。”这期报纸还以《违反纪律脱离群众的家伙———一个枪毙，一个098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罚做苦工》为题，公布了某部战士行军时，故意滞留在后方，枪杀群众的猪鸡，乱拿群众的东西，经察觉纠正，竟不服从命令，仍故意自由行动，破坏红军纪律，经上级机关批准，对其执行了枪决。某部工兵连指导员私拿土豪谷子换鞋子，自行没收土豪财产，被撤职并罚做苦工。

《红星》报第48期第6版11月14日，《红星》在《值得学习的》一文中表扬“‘堡垒’的各连队自出发以来，对于上门板、捆禾草、打扫房子非常注意，经过四五次的检查，不上门板、不捆禾草、不打扫房子的现象没有发生”。

“主要原因是由于广泛地进行了关于遵守纪律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干部能够经常注意督促和检查。这是值得各部队学习的！”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后，为了保证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2师于1月10日攻占了桐梓县城。

同一天，中革军委电令第2师，告知他们进入桐梓的主要任务：除侦察敌情及道路，没收贵州军阀王家烈、毛光翔、侯之担等家产外，第三章重拾群众工作法宝099还必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红军的抗日主张及红军纪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及各种群众组织，扩充红军等。

第2师政工人员和全体指战员立即在桐梓的街头巷尾展开口头宣传。10日下午在万寿宫召开群众大会，向广大劳苦百姓宣讲红军到桐梓的目的和任务，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告诉群众红军与白军本质的区别等，安定了民心。万寿宫大会后，一些不明真相、外出躲藏的老百姓陆续回到县城。

继后，红军又分头在火神庙、天主堂内召开群众大会，继续深入各种形式的宣传。红军在门口放留声机，吸引大量群众，扩大宣传效果。除开会宣传外，还书写大量标语口号，四处张贴，凡是红军驻防或路过的地方，都写上各种标语。如西街王家公馆墙壁上写有：红军到，千人笑，绅粮叫。

白军到，绅粮笑，千人叫。

要使千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

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兄弟拖枪跑。

打到军阀，妙！妙！妙！

红军进入安顺场后，沿途也写了不少标语，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有：“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替军阀打仗，当红军去！”“川军兄弟们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刘文辉！”“欢迎川军来当红军！”“红军优待白军俘虏兵，回家发路费，当红军更欢迎！”“不替军阀刘文辉打仗，大家当红军!”“川军弟兄到红军来，打倒刘文辉，赤化全川！”作为长征的亲历者，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在长征路上对做好100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群众宣传工作感触很深。“我们进入贵州，那里群众没有受到我党和大革命的多少影响，对我们不大了解，有时碰到很多笑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到我们纪律好，就不怕我们，但也叫我们‘共匪’。我们问他们：‘我们怎么样？’他们说：‘你们好，你们共匪好？’我们就跟他们讲一通大道理，他们才明白过来。”①“还在我们从湘鄂川黔快出发的时候，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对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又接到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国际和中央这些精神，我们认为切合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南渡澧水后，就由夏曦同志起草了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出。这是一个好的布告，原文记不全了，但前后几句话我还记得，前面几句是：‘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末尾两句是‘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我们边走边打边宣传，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六军团到新化，号召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许多群众踊跃参军，只七天就来了一千人。新化东六十里之锡矿山，是个有机器设备而规模不小的矿区，王震同志带十六师去游击，只三四天，也有二三百人来参军。这是六军团从湘赣苏区活动以来吸收现代产业工人最多的一次。

“红二军团占领溆浦、辰溪、浦市广大地区后，广为宣传，发动群众，没收分配豪绅地主的财物，人民对红军的行动及其政治性，有了较好的认识，不过十天参军的约二千人。这样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打倒蒋介石的道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震动很大。敌人千方百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北京：中共淤...

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330.

第三章重拾群众工作法宝101计地要消灭我们，前堵后追，不断空袭，我们则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消灭敌人。我们在湘中活动一个短时间，就转向西面，敌人妄想利用湘西和黔东险峻山岳地带，构筑封锁线，阻我西行，我军打破敌人多处关隘突破了敌人层层封锁。特别在黔东、石阡以西地区，突破敌二十三师守备的40里纵深的碉堡封锁后，甩掉了新围拢来的敌人重兵集团，全军经湘西、横贯贵州，渡过干坝河，逼近贵阳，又渡鸭池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走了不少路，打了不少仗，队伍却没有减少。为什么呢？就是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红军纪律，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财物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敌人报刊说我们到处流窜、裹胁流亡。前一句从表面现象看，似乎像那样子，但他们根本不懂得我们是有政治目的，并采取灵活的运动战、游击战的军队。后一句话更荒谬了。我们为工农和中华民族利益而英勇奋斗，人民自觉的参军，既不用裹，更不用胁。”①红军指战员严守群众纪律，秋毫无犯，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就连国民党官员也不得不送上赞美之词。在转战川黔边期间，对红3军在行军和宿营过程中的表现，国民党沿河县邮政局局长戴德初在写给贵州省邮政局局长的报告中，叙述了他在红军攻打沿河时的所见所闻：……贺军长（作者按：指贺龙）以为系受片面宣传之误会，情极可原。将局长随带各物检验之后，遂令各部勿得留拦。至此始得安然回局，所有票券款项均无损失，惟局中档案被翻零乱。局长私人损失，不过价二十元，轿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北京：中共淤...

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352-353.

102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子两乘，衣物数件而已。该“匪”内部组织异常完密，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化整为零，专事游击，得城不守，着意宣传。该“匪”所过，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区团豪富教士，而于贫苦农工、失业游民，则给资赠产，备极笼络，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获其利。其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标语之多，满街满衢，门窗户壁，书无隙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

戴德初的报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三军纪律严明，宣传工作深入细致的表现。

红三军的优良表现，又何尝不是整个红军队伍纪律严明，党和红军队伍群众工作扎扎实实的缩影？

四、水乳交融军民情长征中，广大红军指战员克服了种种困难，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中。在红军经过的每一个地方，发动起来的群众极尽所能给红军以帮助。

中央红军进入湘南后，迅速展开了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成立了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建立了赤卫队，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革命同志和无辜的群众，并把没收的土豪劣绅财物分发给广大穷苦群众。红军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湘南地区人民的革命斗志。他们主动为红军送粮、带路、照顾伤病员，还有四五百穷苦的青壮年自愿参加了红军。特别是茶园、黄茅、桃花垅等地的地下党员和贫苦农第三章重拾群众工作法宝103民，还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掩护和照料红军留下来的几百名伤病员。这些伤病员痊愈后，同当地的红军游击队一起，坚持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遵义会议期间，红一、红五、红九军团分别集结在桐梓、松坎、懒板凳、珠场、湄潭等地，均以一部兵力阻击国民党军，掩护主力修整和开展群众工作。在红军总政治部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各军团都派出许多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广大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粮筹款，护理伤病员，踊跃参加红军，在短短的10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4000余人加入红军，使红军在兵员和物资上得到了补充。

在云南，红九军团进占宣威后，迅速展开群众工作，把缴获的大量驰名中外的宣威火腿和谷米分发给广大贫苦群众，被群众称赞为“红军是劳苦大众的救命恩人”，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红九军团迅速筹款3万余元，扩红约400人。红九军团在攻占东川后，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处决了罪大恶极的东川县长杨茂章和“刘二老爷”，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红九军团在短短几天内，又筹款10万元，扩红1400余人，并收缴了伪县政府300多支枪和许多布匹。

针对湘鄂西苏区肃反工作不断扩大，大量干部被残害的情况，1934年5月6日，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发来指示，指出：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犯了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将反革命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不相信群众，不相信自己的同志”，以致“武断地解散了一切党和团的组织”，由于“专门肃反而放弃了日常的群众工作”和建设根据地的工作，使红三军陷入“无目的无前途”的流动游击之中。

104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在贵州清水江流域，为了争取苗、侗族群众的支援，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指示部队向少数民族同胞广泛深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宗旨，同时命令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红军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对群众秋毫无犯。尽管黔东山区此时已是秋风习习，寒气逼人，但是为了不扰民，部队每到一地都在野外露营，不进民房；凡借用群众的东西都完璧归赵，如不慎损坏则照价赔偿；如用了躲避在外的群众家的东西，都在原地留下足够的钱款并附上感谢信。同时，部队还积极开展了争取山寨寨主和土司头人的工作。广大的苗族、侗族同胞从红军指战员们的行动中消除了对红军的误解，转而热情地支持帮助红军。当红六军团由河口西渡乌下江，进入剑河县的南嘉堡，准备由此北渡清水江时，苗、侗族同胞踊跃为红军指引渡口，帮助红军寻找船只，捆扎木排，许多群众还拿出自家的门板为红军架设浮桥。

在湘鄂川黔苏区，根据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于1934年12月1日颁布的《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在根据地内普遍开展了土地革命，没收了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广大贫雇农。同时，省委还制订了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以促进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极大地调动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红军的发展。根据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于1934年12月制定的扩大红军工作计划，根据地内广泛开展了扩红运动。在“保卫分粮分田胜利果实”“工农武装上前线”等口号鼓舞下，根据地内涌现了大量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报名参加红军的动人事迹。各级苏维埃政府也制定了对红军家属的优抚政策，坚持给红军家属分好田，农忙时派人帮助代耕等等，有效第三章重拾群众工作法宝105推动了扩红运动的发展。仅大庸县郑家坪一个乡，先后就有900余人参加了红军。

在开展扩红运动的同时，红二、红六军团还对龙家寨、浯溪河战斗中的俘虏进行了教育改造工作。经教育，不少人自愿报名参加红军。由于不少俘虏兵是吸食大烟的“瘾君子”，一些同志对能否吸收他们参加红军心存疑虑，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要求政治委员任弼时下决心，任弼时果断地说：“要，俘虏不收编，回过头来又来打你；留下，戒烟！”通过上述措施，至1935年1月中旬，红二、六军团共扩红4000余名新战士，大大充实了部队的兵员。在此基础上，以少数主力红军为骨干，合编部分地方武装，新组建了红二军团第4师第11团，红六军团第50、54团；并通过收编改造当地的2000余名“神兵”，成立了红二军团第6师第17团，部队实力进一步增强。

1936年2月8日，由任弼时主持，在大定县的孔庙中召开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出席。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贺龙当选为主席。

2月17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移驻毕节。任弼时与中共毕节中心县委书记李国斌谈话时提出，“中心县委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打土豪，在斗争中建立党的组织和乡村政权”。李国斌当即派出四个工作组，深入各乡村开展工作。在红二、六军团的帮助下，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先后建立区、乡村的苏维埃政权。

在建立革命政权的同时，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广泛开展了群众工作。各师、团成立了抗日宣传队，与当地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等进步师生一起，在毕节的大街小巷张贴布告、书写标语，并进行文艺演出，用唱歌、演戏及演讲等方式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及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川滇106红军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黔省革委会的施政纲领等，使广大群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他们利益的革命政党，红军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军队。与此同时，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并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当地700余名土豪的财产被分给了广大贫苦群众，一批企图反抗的土豪劣绅受到严惩。许多贫苦百姓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新衣，吃上饱饭。广大群众焕发了极大的革命热情，积极拥护红军，踊跃参加红军。红二、六军团在黔西期间扩红5000余名新战士。

北川、茂县、理县一带，气候高寒，多高山峡谷，系汉族和藏、羌、回等少数民族的杂居地区，其中汉人仅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徐向前回忆说“：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江）南（江）巴（中），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红四军依据《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并在《干部必读》上以编者名义发表《进取松理茂的意义和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一文，要求干部战士了解当地少数民族的情形状况，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纲和政策，学会回、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培养大批回、藏民族干部，严格尊重回、藏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扎实地抓紧少数民族工作，要使每一个干部和战士深切明了我们对少数民族的策略，绝对禁止和反对任何乱动和没收番民物件的现象，同时尊重他们的仪式风俗，来争取当地少数民族对我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