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讲话实录.会谈卷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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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至 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 2020-09-23 17: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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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书记录了从1964年到1990年,邓小平会见外国元首和中外记者时的谈话内容,涉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外交往政策、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对毛泽东的评价等问题。

会见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新闻代表团

1964年9月28日)

1964年9月2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会见了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新闻代表团。这两个新闻代表团,都是应我国新闻界的邀请在9月23日来到中国参观访问的。它们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一个来自越南《学习》杂志。

这一年,中国迎接了18个国家和地区29批次共85名新闻界的客人。这些新闻界的访客,是来看一个他们以前从不熟悉的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即开始了对中国的封锁。面对艰难的外交困局,毛泽东很豪气,他认为首先要“另起炉灶”,即是否认之前国民党政府与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建立符合新中国要求的和平外交;然后,他认为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是我们正好利用封锁的时间来进行建设,等国家建设好了,再请国际朋友们来参观。

此时全国上下各方面的建设正进行得热火朝天,中国于是积极主动地开门迎客。眼光敏锐的外国新闻界对这个神秘的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好奇,便陆续趁着这个契机访问中国。

不过邓小平此次会见的两个新闻代表团,却是中国的老朋友了。印度尼西亚自1961年与新中国签署了第一个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后,两国的文化交流就日益增多,每年都有不少代表团互访。越南则是较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长期的掠夺和战争的创伤,让越南同样在贫困线上艰苦挣扎。

面对两国朋友,邓小平诚恳地分享了新中国的建设经验:“过去我们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把指标定得太高了。我们从农民身上拿走过多粮食,伤了农民的元气。搞加快工业化,伤害了基础。事实提醒了我们,于是我们搞了三年的调整。今后,在农业方面,我们要做些扎实的工作。”

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黑暗中独自摸索着成长。邓小平的这段话,说的是中国刚刚经历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1953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国内工农业生产大幅提高。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1958年至1960年间,急于求成的中国共产党公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在“赶英超美”的口号下,全国各地开始大炼钢铁,大办万头猪场万鸡山,浮夸风泛滥,人民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八届八中全会后,“反右倾”斗争愈演愈烈,各地在粮食不断告急的情况下,仍不断追加钢年产量指标。铁矿不足,全民就不下地耕作上山采矿,燃料不足,就扔掉锄头上山伐树,不少农民甚至拿出自家的铁器用于炼铁。大量的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粮食产量急剧减少,天灾加人祸,大量农民被饿死。直到此时,中央领导才如梦初醒。

中国的建设,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一路上难免有错误。在邓小平的观念里,有错误不怕,只要勇于寻找正确的途径,就能把事情越做越好。经济建设是这样,教育也是这样。

邓小平告诉客人:“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有一部分是照抄资本主义的,有一部分是照抄苏联的。我们要发展半工半读学校,培养学生们的劳动习惯。在工厂、农村,让工人、农民也学习文化,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距缩小。”

这样的设想,虽然有过于理想化的成分,却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在邓小平看来,这种探索可以出现在任何领域,而且每一次的探索,都应找到其具有借鉴意义的方面。当时正在全国积极推广的探索,便是工业战线学大庆,农业战线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

邓小平对此介绍说:“学解放军,是学政治思想第一。大寨、大庆最大的特点是干部与群众密切联系,直接参加劳动和革命干劲加科学精神。革命,是革大自然的命,革技术的命。在政治思想领域里,是革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命。但是,单有革命干劲还不够,还要有科学精神。干部参加劳动,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准。劳动能改变人的思想。干部参加劳动,就不会变懒,就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去工作和斗争,与群众的关系就会更密切,对生产的领导就会更具体,实现领导与技术的结合,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干部有了劳动的习惯,就不会去贪污、浪费、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是毛泽东在1964年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建设中,石油是必不可少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勘察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工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1963年年底,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经过三年的奋战,终于完成大庆油田的探明和建设,结束了中国依靠洋油的日子,大庆从此成为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而大寨,是地处太行山腹地、人称“穷山恶水”的一个小山村。农村合作化后,社员们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田储水,粮食产量竟增加7倍。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大寨甚至一度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直到1980年11月,曾经被极“左”思潮利用过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经历了16年的热潮后,被指出犯有“左”的错误,卸下了神圣光环。

从现在来看,邓小平的话一语成谶。“单有革命干劲还不够,还要有科学精神”。被极“左”思潮利用的大寨成为盲目和浮夸的借口,不讲求科学,再美好的开始最终难以避免郁郁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