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 想
鄙人兹有请示于先生者，祈先生不吝教诲，示一路径，以免茫无适从之苦，今后得见光明，快何如之。仆自民国十三年因家务问题，辍学以来，迄今六年余矣，兹于今秋九月间由里来沪，欲谋一职业，暂以栖身，不愿再增家庭之担负，以洗生活不能独立之耻。但仆求知之念甚切，每欲投身新闻界，认为此路比较可行，维持生活与增进学识可以两全。但局外人之悬想，未知切合于事实否？尚祈先生赐教，以决进止。仆对于新闻事业，仰慕已久，苟能置身于报馆的编辑部，担一任务，则裨益于仆者必可极大。先生以为然否？尚祈指示详尽为祷。
王孟宾
答：能给各人以相当的机会，使各人得尽量发展其特性所长以自助助人，这便是社会上的一种好现象。能自省察自己特性所长，依此方向努力进修，努力学习，如炼金，如琢玉，尽量发展其特性所长以自助助人，这是人生一件最愉快的事情，我以为父兄对于子弟所当特别注意的是子弟的特性所长，师长对于学生所当特别注意的是学生的特性所长，我们各个人对于自己所当特别注意的也莫大于自己特性所长。我常以为人人应该立志作最大的贡献，我所谓“最大的贡献”，不是说人人要做世俗所谓大人物，我以为各人能就各人自己特性所长作尽量努力的贡献，便是他的最大的贡献，这样看法，不以事业的种类为对象，是以本人的特性所长为对象。
以上所说的一般话，虽是就普通而论，但与王君所欲商榷的问题也很有密切的关系。关于新闻业的内容，《生活》第四卷第四十期的《信箱》里有《想念新闻学》一文可供参考，兹不复赘，我此处所欲提出来说的是要劝王君对于“投身新闻界”的志愿，须从自己特性所长方面详加考虑，如自省自己特性所长确是近于此途，不妨设法尝试，否则当再注意自己特性所长到底在那里——到底近那一途。如仅说“求知”，何业不须“求知”？何业不可“求知”？如仅说“维持生活与增进学识”，只要干得好，何业不可以“维持生活与增进学识”？这都不足以作为“投身新闻界”的标准，重要的标准是在考虑自己特性所长是否近于这一途。论到甘苦，各业有各业的甘苦，只有特性所长与某业相近的人，对此业才能觉到其甘，同时能战胜其苦，或竟觉虽苦犹甘，好像对于心爱恋人，虽自己有所牺牲而心里情愿，不但不怨，并且觉得快乐，仍旧死心塌地的爱她。
昔贤劝人立志，我要加上一个条件，我以为我们要立自己特性所近的志。自己特性所近的志立定后，其次的重要步骤当然是千方百计求达此志。如王君自省自己特性所近的志愿是要“投身新闻界”，所谓“路径”，或入新闻学科肄业，或寻觅新闻界职业的机会以资实习。也许有人说志固立了，一时得不到相当机会，奈何？这确是事实上可有或常有的情形。我以为倘因经济关系，只得先就他业，用心服务，也可得到应人接物及办事的阅历经验，同时仍继续于公余就自己特性所长进修，时常留心可以利用自己特性所长的机会。就我闻见及经验所诏示，一人果有特长，果能努力准备，机会不至永远辜负有心人的。
我们的读书合作
我是一个商店里的小伙计，所以我所接近的人物，当然也只是限于小伙计——同一店中的同事。但虽然我们一群都是小伙计，可是我们并不愿意自弃我们增进知识的机会。固然我们在现在难得冲出经济压迫的重围去，而不得不过着不合理的生活，但我们终希望努力做一个真正的人。所谓真正的人，并不是醉生梦死虚度一生的人，而是知道人生的意义，自己的责任，及对人群社会不无些许贡献的人。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努力于求知。说到求知，就非从读书开始不可。但我们都是一般无钱的人，在过去，我们中终算有两个进过中学，但其余几个人，不是进过高小而未能毕业，便是私塾出身；在现在——在这教育贵族化的时代，我们更无求学的可能。虽然这里有不少的夜校，但我们既然没有钱，也就不能进去。而且那种市侩式的投机的学校，实在也没有一点切实的知识教给人，只是贩卖着他往昔在学校里所贩买来的一些浅薄得可怜的东西，我们实在也不愿意进去。我们现在所进的学校，只是我们自己唯一可信的自修学校。我们买书自己来研读，有不了解的，我们就彼此来研究讨论。譬如我们中有要学英文的，他就把书买来，我们中英文程度较高的就教他读；我们中有要研究文学的，我们中就有欢喜文学的，他有许多书可以借给他，指示他。对于各种学问，我们都是这样来研究。我们读的书籍，一面是如上所说的尽我们各人所有的互相流通，一面则随各人自己的欢喜随时去买。所以我们虽只几个人，书籍算起来倒也不少。我们中有人要买书的时候，终先经过我们中阅读那类书比较多的人的介绍，指定，因为他比较的知道那本书的内容和价值。我们还定有不少的杂志，但这是我们大家分了定的，譬如今年叶君定了某杂志，我就不再定，而改定另一种杂志了。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经济些。但这是我们不约而同的合作，并不要预先约定，或较量定价的贵贱——即各人出钱的多少。这种精神，我觉得尤为可贵。去年我们所定的杂志，共有十五种。今年有几种杂志停了版，我们改定了别的杂志。因为看不惯店里所定的没有声气的报纸，我们还共同定了一份《时事新报》，报费派到各人名下，只要几角钱，而所得的益处，则不可胜计。天津《大公报》，我们本也想共同去定，但因不胜两分报费的负担，后来我们就设法使也是我们经理所主持的另一公司去定，托该公司同事白天看了之后晚上拿给我们看，这样也就满足了我们的欲望。此外，我很有几个欢喜读书的朋友——当然也是小伙计，我从他们那里也可借阅许多书籍和杂志。借来了后，我们中有要读的，他就可拿去读，而转辗至于全体。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读书合作。
朱 近
答：这种读书合作的办法当然是一件极好的事情，说起它的利益，至少是（一）买书费可以经济，（二）彼此可以介绍所见得到的值得看的书报，（三）彼此都得到交友切磋的快乐，（四）彼此的学识都于不知不觉中有了进步，（五）一种书报可由好几个人享用，增加书报的效用。关于此事当然也有几点困难，其尤大者是志投意合的朋友不易得，值得看的书报不多见——除非能读西文的书报，中国的出版界实在患着贫血症，这是无可讳言的。但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抓住“不愿意自弃我们增进知识的机会”。
得意后的失望
我入职业界数年，于服务之余，愈觉知识之饥荒，一年来幸而得到工读机会，苦乐参半，兹请将所感为先生言之。
读书，不惟培养人们生活的技能，并且使人们的眼界扩大，胸襟宽阔，想象力高远，同情心浓挚。教人们做思想的主人，勿为信条的奴隶。读书本不一定要进学校，但进学校，却是读书的一个重要手段。（中略）在六年前，总算毕业于中学，虽不必负担家庭的生计，家庭也不再供给我去升学，于是时时作工读的美梦。去年，因服务机关的特许，得赴某院选课——和服务机关有关系各科——每晨二时，自八时至十时。
工读足以弥补失学的苦痛。在不荒废职务的原则之下，无论晨课夜校，均属可行。以自己工作的酬报，作求学一切的经费，既无需乎家庭的供给，复无损于个人的事业，这实是一件快事。不过还有两点使我感着得意后的失望：（一）自修时间的缺乏。大抵中等以上的教育，教者不过提示要点，融会贯通，全靠自己参考博览。单读课本或单听演讲，便是一字不忘，所得的概念，充其量，不过一本书和若干次的演讲罢了，何况事实上还不能完全记忆呢！工读时期，又不应玩忽了本职，因此每天可以供阅读的时间，不过夜晚的三数时，在此期间，只要同事或朋友来询问一件事，或随便的谈判几句，足够分散我的注意力，也足够侵占我仅有的光阴了。自信尽职的我，一面感于当局的美意，一面重视所任的职务，有时不免在夜晚办一些公务，因此预备功课的时间固有余，参考书籍的机会则甚少。阅书的量不丰富，学术的造诣，自然就很有限。（二）请益问道的困难。治学贵抱怀疑的态度，贵有深思的苦功。见着问题，发生一些怀疑，再继以思维，从思维中，获得一切有关系的知识。有时独自穷思冥想，不通其故；有时别具见解，愿与人辩。此时最好就教员质疑问难。然而来去有定时，匆匆上课，匆匆下课，不能和教员作较长较深刻的谈话。有疑莫得而指引，至为烦闷。
也许是对于教者对于自己，期望太殷，易于失望，并且常因失望而发生痛苦的感觉。我自己想了两种救济的办法：（一）迟些睡眠，早些起身——晨六时兴晚十一时眠——年富力强的青年，一天有了七小时的睡眠足够了。反正早起有益于卫生，想不致因此而妨碍健康。（二）有疑难处，纵然不能在上课时——以免耽误同学的时间——或不及于下课后提出，可以改用书面。以诚意动教员，请他们稍微牺牲一些时间，用书面答复。先生以为如何？
吕若谦
答：吕君此信所言，都是他亲历的甘苦，所以说得那么亲切有味。他的高尚志趣，他的工读机会，都是我们所敬羡的。他说这是“得意后的失望”，我觉得不是“失望”，乃是俗语所谓“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是进步之母，与其说是“失望”，不如说是无限的希望，于此记者有一点要奉劝吕君的，就是我们对于无限的希望，作不断的进攻则可，“发生痛苦的感觉”则不可；进攻的时候，当以愉快的态度和舒适的精神进行，时间上和工作上尽管不免紧张，而在精神方面及心理方面却须常常保持坦荡荡的气象，绝对要避免常戚戚的境域。
至于吕君所提出的“两种救济的办法”，愚意以为尚有可以斟酌之处。学识要紧，健康也要紧，两者相较，健康实更要紧。有了健康，不怕无增进学识的可能，也不至有了学识而不能应实用的弊病。像吕君日间要办公，晚间有三数时的自修，我以为已够，只须持以恒心，循序渐进，学识上之日有进步，可以无疑，若更要侵略到晚间睡眠的时间，我认为很不妥当。如有过人的精力，像电学发明家爱迪生每晚只睡四小时，活到九十几岁还是健存着未死，那是例外。假使吕君也有此类异乎常人的体格，我不反对，否则就寻常的体格说，每晚至少要有八小时的充足睡眠，一时“侵略”了这种很重要的休养时间，也许不至立刻觉得不良的影响，勉支多时，不免损及健康。“早起有益于卫生”固不错，但迟睡和克扣不可少的睡眠时间却是有害的，这一点不可不注意。
关于书面商榷一层，如内容简单，尚可行，否则长篇累牍，写者答者都很费时间，似不如当面来得便当。关于这一点，我以为做教师的应于授完若干课时，酌抽上课的时间在教室内和学生讨论，任他们提出疑问或意见，作比较详尽的研究。我以为教师应养成学生的思考力和判断力，不应用注入式的死法硬把材料灌到学生的脑筋里去，便算了事。在大学里尤其要鼓励提倡这种讨论研究的精神和兴趣。如能设法商请教师采纳这种办法，吕君的第二难题便可解决了。
错误的眼光
昨今两天北平各报载着一段南京新闻通信。关于此事，我认为确有讨论一下的价值。现在先把事实的真相录在下面：
“京市八府塘京华中学，系中央大学毕业生傅况麟所创办，由傅自兼校长。本届招考录取新生中，有女生王佩棻者，亦属考取新生之一。
“王本在上海明德中学读书，嗣因家产中落，其父又业商失败，乃令佩棻从师习艺，红氍毹上，久负芳誉。今夏三度来京鬻歌于夫子庙天韵楼头，艺名为王玉蓉，珠喉一曲，听者魂消。以是捧之者颇不乏人，惟佩棻身为歌女，然好学不倦，歌余绣罢，恒一卷在握。且曩时在申，尝师事已故名士袁寒云，受其熏陶后，学问更有根底。
“最近积得花粉之资，毅然投考京华中学，以遂其求学之志。因其资质之聪颖，即告录取，乃不禁喜出望外，是后仍以佩棻学名，每晨手携书籍，前往上课，俨然一女学士矣。以王无歌女习气，故未为人识破。不图上课未满旬日，该校校长傅况麟氏，偶于日前课余之暇，涉足歌场。正在天韵楼上与三五友人凝神听戏之时，忽见绣帘启处，一美人攀帷而出，玉貌珠喉，艳若天仙。经傅氏详视之下，该歌女王玉蓉者，乃即其绛帐中之女弟子王佩棻也。同侪与之嘲笑，致傅不禁羞愧无地，傅以王贱为歌女，厕身校中，认为有玷校誉，乃于翌日到校后，即以一纸皇皇布告，将王佩棻开除校籍，不准上课。佩棻以好学心切，得此消息后，即啜泣终日，且为之辍歌。自思虽身为歌女，然公民之权，并未剥夺。且鬻歌亦属正当职业之一，焉得受此不平等之待遇？在此愤恨交并之下，乃上书于傅况麟氏交涉。经记者觅得原函，录之如下，惟不知傅校长将何以解说也：
“‘况麟先生暨各先生钧鉴：佩棻在贵校一纸牌示之后，退出贵校的大门了。佩棻操清唱业，先后来京三次，相片登在各报，先生等尝读各报，在人情上说，不能说是见到佩棻，不知佩棻是歌女。佩棻在上海进德女校及明德中学读书，原来的名字就叫佩棻，并不有要进贵校改名朦混的情形。佩棻此次到贵校求学，并不是讲人情进去的，完全是由贵校考取的。佩棻到校上课已将一周，自问洁身自好，并未稍犯校规，及不端行为与言语。现在先生等突发牌示，说佩棻身为歌女，有伤贵校名誉，应即开除。不知道歌女不能在贵校读书，贵校章程有明白规定没有？歌女在中华民国的国民平等有特殊阶级没有？佩棻有伤贵校名誉有事实没有？先生等在教育界也算闻人，在法律上，况麟先生是大律师，开除佩棻学籍，当然想有相当的根据，请先生等明白的向佩棻宣示。佩棻是一个弱者，为生活压迫，万不得已才来鬻歌谋生。在先生等看来，以为一开除就可了事，但佩棻为歌女的人格计，为人类平等计，为整个的社会问题计，敬请先生等注意理性。佩棻求学的宝贵时间不会再来，今年的时间，因为贵校的开除而牺牲，若无充分的理由，应请先生等负牺牲的全责。被开除学生王佩棻上’”。
我们看过以上的事实和王女士上校长的信，对于此事已得到两种观念：一是“该校校长傅况麟氏”的头脑简单和思想腐陋；一是王女士与环境奋斗的勇敢和人格的纯洁。吾人对于“该校长”的压迫女性既表示极端反对，对于王女士所受的大打击，复表示深切的同情。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认清两种原则：一是歌女的人格问题；一是歌女的读书问题，以南京为中央政府所在之地，既能允许歌女的存在，当然要承认它“亦属正当职业之一”。但是历来的歌女都受封建社会的卑视，在提倡女子人格平等和打消阶级观念的今日，这种眼光是错误的，应当承认歌女的人格平等。我们明瞭此点以后，可知歌女为同等国民无疑，若是能与环境奋斗而得到求学的机会，是值得提倡的。
王女士因为环境所迫，落为歌女，确实可怜。但她能超脱环境，而“无歌女之习气”，并且决心继续求学，“积得花粉之资”，“以遂其求学目的”，同时仍要“鬻歌谋生”。她的奋斗的勇气和不幸的遭遇更是可歌可泣。至于她“到校上课已将一周，自问洁身自好，并未稍犯校规，及不端行为与言语”，诚不知况麟君认为王女士“有玷校誉”的事实在什么地方？
况麟君与友人在歌场“凝神听戏之时”，遭“同侪与之嘲笑”，结果“不禁羞愧无地，……乃于翌日到校后，以一纸皇皇布告，将王佩棻开除学籍”，可见王女士之被开除，乃是校长先生“羞愧”的余怒在那里作祟，而毫无事实的根据。他以为歌女的人格卑贱，自不能以歌场为高尚的娱乐场所，但自己身受过高等教育而又是中学的校长，反倒偕友人前往“凝神听之”，不知他将何以自解？诚如南京某报所评，谓：“校长既可涉足歌场，而学生就不可为生活压迫而去卖艺，如认卖艺为不正当，则办学校当校长何异于商人之做生意耶？”
陈文泰
按：傅校长的眼光错误，王女士的义正词严，陈先生的义愤填膺，我们看了这封信，都“洞若观火”，再清楚明白没有的了，记者原不必画蛇添足，再说些什么，不过记者还有一点感触的，便是教育的资产化阶级化和商业化的问题。不把这种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制度根本改造，责备一二人，恐怕在事实上没有多大的效果。例如试就资产化的一点说，现在的教育制度完全建筑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有钱的人就是笨如猪猡都可以入校求学，没有钱的人就是特别聪明也只得被摈于学校之外，这显然是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但这是全盘制度的问题，要铲除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非没法把全盘制度改变不可，否则要想一二学校独异，入学以智力或志愿为唯一标准，完全免费，在事实上无法办到。这不是要替现在这样不平等不合理的学校有所辩护，因为这种学校非根本改造不可，绝对没有替它辩护的必要。记者此处所欲指明的是要铲除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须大刀阔斧的从大处落墨，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所能奏效。其次请言阶级化，阶级和资产当然有相当的联带关系；有钱的人往往就是有势的人，有势的人往往就是更有钱的人。所以资产化的教育当然同时是阶级化。像王女士倘若不是“家产中落，其父又业商失败”，也不致“为生活压迫，万不得已才来鬻歌谋生”；换句话说，因为缺了孔方兄做伴侣，便由“钱”的“中落”而连带陷入“势”的中落，致受“不平等之待遇”，“愤恨交并”。关于傅校长将“王佩棻开除校籍”一事，我们试作进一层的研究，还与学校的商业化有很大的关系。商业化的学校靠学生的学费为收入的大宗，学生人数愈多，这一方面的收入也愈多，所以商业化的学校当局对于招徕学生的技术方面不得不下切实的工夫。凡有碍于学生的招徕，便是有碍于学费的收入，这是命根所在，绝对不肯轻轻放过的，王女士“身为歌女”，在傅校长“认为有玷校誉”；其实不仅傅校长一人有这样的“错误的眼光”，“与之嘲笑”的“同侪”也具有同样的心理；其实不仅傅校长和他的“同侪”而已，陈先生固已说出，“本来中国人的脑子里存着封建思想太深”，也具有和傅校长同样的“错误的眼光”的人恐怕不在少数。在这种情形之下，傅校长一定想到留着王女士在他的校里，和他具同样眼光的人势必纷纷把他们的女儿改入他校，在他已有的学生人数上不免发生影响，对于将来招徕新生的策略上也受很大的打击。这样一来，对于学校收入方面当然有很大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学校是不得不十分重视的。就这方面的研究，与其说傅校长觉得“身为歌女”在人格上有什么令他不满意的地方，不如说他恐怕因此影响到他的学校的收入。所以记者以为此事和学校的商业化有很大的关系。
资产化阶级化商业化的教育的制度是应在打倒之列，这是无疑问的。不过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非从制度本身作大规模的改造不可。傅校长之“压迫女性”诚应引起我们的“极端反对”，王女士所受的“绝大打击”也诚应引起我们的“深切的同情”，这我都和陈先生表示同意。不过记者所希望的，是这个局部的突发的事实应能引起我们对于全盘的社会制度（教育制度也包括在内，是全盘的社会制度之一部分）的深刻的观察，看出傅校长的“错误的眼光”的背后实伏有很复杂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因素。这个局部的突发的不平等不合理的事实，应能引起我们改造整个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努力。这是记者于表同情于陈先生的卓见之外所欲补充的一点管见。
不能两全
因杜会经济的衰落，生活程度的提高，子弟的教育，发生了重大困难。不讲他是否正在培育的当儿，一朝谋得了啖饭的地方，就忍令他抛弃学校生活，到社会上去自寻生路，资格的深浅，可以不讲，就是小学教育尚未完毕，也算不了一回事的；或者资质聪颖的子弟，应受高等的教育，大家虽同有这个思想，可是因着环境的束缚，比不兑现的支票还觉得虚浮而没有实际。但是正在迈步向前的青年，虽经着无端打击，非但不能遏止他求知欲的追求，反而觉得社会的黑暗。因商学的阶段不同，以血气方刚的青年，处暮气沉沉的环境，当然是同水火的不能相容相济，更没法免除动辄得咎，因此引起青年的愤怒，对自己所处的地位，发生怀疑，感到所作非所学，或以自己的性情，决不是在商场里溷迹的一个，以此自动辞职。这是近几年来社会上很普遍的现象，而一般的言论，却又是高调的居多，大概均是这样说：有理智的子弟，他既近情于读书，自然在可能范围内，不要打断求学机会，既是天赋他聪敏的资质，要削足就履般来受这特殊环境的支配，楚才晋用，那是不可能的。言虽如此，然而我们该知道，衣食是重于一切的一切，因着生活的压迫，又那里能周全教育？所以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认金钱为生命泉源的今日，虽感觉到畸形社会的腐败，但也不能不暂时隐忍，若是一踏进商店的门槛，在没有深刻认识以前，徒以一时感情的兴奋，觉得志趣不合，便急不及待的自行告退，这完全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将有关一生幸福的大事，视同儿戏，以我的观察，约得下列的感想：
即使子弟不愿在商店里立足，家庭的力量能够允许他求学的话，但在不久的将来，也须谋到一个出路，并不是读书可以终其一生的，然而在人浮于事的今日——尤其是大脚力大资本笼罩下的今日，我侪穷苦无告的小民，那里能随心所欲，得一个美满的位置。任你是具十二万分热诚，要知这个畸形社会所需要的，并不是具有高深学问的学者，乃是大脚力大资本的夹袋中人物，有没有真才和实学，是可以不讲的，所以没有职业的留学生和大学毕业生在社会上到处可以看见，这虽是社会的病态，我们既是这个时候的过程者，应当随大众的后尘而加以奋斗，决不是飘然远引所可补救的。
世乱年荒的今日，失业的一年多似一年，社会的凋蔽已到了极点，谋一个职业已觉得非常的不易，父母令子弟中途弃学就商，当然是不得已的事，但同时也具着满腔热望，为人子的应当力求奋勉，来安慰他的父母，也就是造福自己的将来，岂可不知利害，轻举妄动，凭一个人不健的思想，毫不犹豫地决定商店之无可留恋，离开这以自己力量营养自己的阵线；事实是这样：起初的确痛快，不觉得什么不便，等到觉悟的时候，要再度寻觅职业，就发生万分困难。
吴晓晨
按：吴先生的这封信，很可以表现大多数穷苦家长和穷苦子弟对于“教育和职业不能两全”的苦衷。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似乎不外两个方式：一是彻底的解决，那只有到“社会制度根本改造”以后才有可能性；一是迁就环境的暂时的办法，那只有就各个人的可能范围内，分别求得比较认为最大限度的结果。关于第一种方式，很显然的，不平等的经济制度之打破，不平等的教育制度之推翻，不平等的杜会制度之铲除，而代以平等的经济，教育，社会制度，这都是和这个社会的改造发生密切的关联，势不能由一二或少数私人所能于急促间完成的。除此彻底的方式之外，只有第二种的方式可供酌采了，能勉强入校求学的入校求学——或由家人相助筹划，或由本人寻得工读机会——无从勉强入校求学而又不能把耗费白米的嘴巴暂搁不用，只有寻业。能寻得合于本人心意兴趣的业，固属幸事；否则只得暂时栖止，同时注意于自己能力的逐渐增进与较佳的相当机会之利用。如并此而不可能，即虽肯如此刻苦努力而在社会方面仍是报以“此路不通”，这种现象如仅占社会中极小部分，仅闻嗟叹愤慨不平之声，等到陷入此境者日多，则社会中所蕴蓄的无可忍耐的不平的意识愈广且锐，那便是种下革命种子，客观各条件具备之后，旧社会之崩溃有如摧枯拉朽，新社会之勃兴便似怒涛狂澜之沛然莫之能御了。在这种状况之下，求学与就业的难问题，便不是少数人的问题，也不是少数人所能求到彻底解决的问题，乃是社会的问题，须从总解决中求得附属问题的解决了。
以上一段话是对于吴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作概观的答复。此外对于吴先生的来信，还想撮几点出来谈谈：（一）吴先生说“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认金钱为生命泉源的今日，虽感觉到畸形社会的腐败，但也不能不暂时隐忍”，此处“暂时”二字，非常重要，愚意以为此处所谓“暂时隐忍”，决不可含有劝人甘心屈伏于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而任其延续其生命，须使人彻底认识“畸形社会”之所由来与革命的正确对象，不过革命的进程非经过一段时期不可，在此时期中所以不能不依实际情形而“暂时隐忍”者，乃在积极的准备，或依本人能力而仅能作相当的一部分的暗中参加，决非消极的颓废。（二）“我们既是这个时候的过程者，应当随大众的后尘而加以奋斗，决不是飘然远引所能补救的”，这几句真是给与我们以正确态度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大众”和“奋斗”两个名词。（三）在“畸形社会”制度之下，不但“商店”，有许多职业都不能有什么可以供人“留恋”之所在，不过未得可以“留恋”的职务以前，既不能悬空起来，除在可能范围力求避免外，不得已不“暂时隐忍”，可是不必劝人“留恋”。
学校与商场
十二月十七《晨报》晚刊，载着一段《北平通信》，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事情是这样：北京大学前因免费问题，发生罢课风潮，后该校校务会议决议，开除为首学生靳瀛等九人，并延长缴费期限，风潮始告平息。乃此开除之九同学，突于日前，各接到无名氏同样信件，并汇票一纸计洋二百圆，共计一千八百圆之巨。信上略谓“你们都是有志气的青年，万恶的社会造成了你们的恶劣环境，你们为了和恶劣的环境奋斗，而遭受了现在的不幸，我对你们只有钦佩和同情；但以我能力有限，不能给你们以有效的援助，兹寄上洋二百圆，聊以济你目前之急，祝努力前进。”这九位学生接到此信后，有即登报声明，退还原款者；有捐作学校周报经费者；亦有因经济困难暂时收受者。
韬奋先生：你看到上面这段消息没有？看过后有没有感触？
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尤其在中国，社会上的一切设施几乎都为资产阶级所独占，便是教育事业也不能例外。歌女在职业轻微的罪状下便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学生因缴纳不出学费而除名，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系统之下，原是必然的现象，无庸我们惊异或怀疑的。独异在这个拜金主义的社会，居然有无名氏先生其人，不把他所有的金钱来舒适他自己，或是捐给佛庙庵堂，用以广结善缘，偏偏用来周济穷寒学生，他的热忱和慷慨是太感动我们了。只可惜天下有志的青年，因没有资产而被摒于学校之门的不知凡几，安得都像北大的九位学生那样好运气，得到这位隐名先生的帮助？况且这位先生只能周济北大几位同学于一时，但一般有了今年的学费而又愁着明年的学费的学生是这样多，试问他们能永久得到资助么？恐怕无名氏先生想到这些，也只能遏下一腔热忱，频呼“爱莫能助”了。
中略）
今日很多的大学，与其说它是高等学府，无宁称之为“知识的拍卖所”，甚至是“讲义的拍卖所”。一般教授除掉在上课时把他从他的教授那里所得的背诵给你外，对于学生很少精神上的感应，因为照例一下课便不见到教授的面，教授像一座留声机，他挟了一分讲义像蜂蝶一样在当地或附近各大学奔走背诵，除掉永远讲那么一套外更不要希望他再给予什么了。（中略）学校像是一个商场，教授学生和学校间都是些顾客和雇佣的关系，他们可以互相不认识，更不必说其他了。
有一位担任中学教员的朋友因肺痨死去，生前是一位好青年，死后大家非常惋惜。他家境贫寒，自己非常刻苦，在荆棘丛生社会中挣扎着，奋斗着，结果他在师范学校毕业了，找到适当的职业以自给，除掉要供给家用外，还负担两位妹妹在中学读书，严重的负担像一柄利斧，隐隐地每天在剥蚀他的生命，他虽勉力维持，但终于毁灭掉他的生命了。听朋友们说，他临死时还以两位妹妹的教育为念，希望朋友们维持她们到毕业呢！我听到这消息后，非常伤心，静默了一会，恍然醒悟了，毁灭他生命的不是那可怕的病菌，是那万恶的建筑在资产阶级上的中国教育制度啊！倘若他家境好一点，他可以有适当的营养，倘若他的妹妹们不要他的资助，他也许可以有一个养病的机会，但环境压迫他，终于把这位纯洁的青年葬送了。朋友，在现代的中国，像你这样没有钱的人，本来就不配受什么教育，中国的教育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品啊！听说你临死的时候，还以两妹妹的教育问题为念，朋友，你对于教育是太迷信太忠实了，因此你生生的被教育吞噬了！
倘若中国民族希望有出路的话，无疑的是要把现代的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一下。韬奋先生！你是研究教育的人，你对于我的话有什么批评？
星翁
按：星翁先生在这封信里揭穿了畸形社会制度中的教育病态，可谓慨乎言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事物，无往而不商品化，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上的上层建筑之一的教育，当然也免不了商品化的弊病。商品化的结果，最显著的有两种现象：一种是非有孔方兄的随伴，休想受教育；还有一种是因为畸形社会制度之内在的矛盾，受了教育也往往得不到出路。关于第一种的现象，星翁先生已略有论及。我们倘注意在人类文化历程上的教育之历史，便知道教育的最初起源实为帮助生活，其作用只是用以维持生活的手段，人人既须生活，即人人须受教育，受教育原不是一件希罕或特殊高贵的事情，到了教育“商品化”之后，教育乃成为少数和孔方兄发生特殊关系的人所独占。关于第二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教育的生产”和同一制度下的“商品的生产”有类似的地方，都是盲目的大量生产，都跑到“生产过剩”的路上去。这两方面在“无政府的生产”上简直是难兄难弟。“资本主义的生产，因为不计算社会的需要，社会的购买量，而是各个资本家竞争生产，以致发生生产过剩，引起恐慌，有多数劳动者失业等等的现象：便叫做无政府的生产。同样，在教育上，也复不计及毕业生的出路，而只管招收新生，一批一批的送往社会，于是发生就职难的现象：这也可以叫做‘无政府的生产’。”（见李浩吾著《新教育大纲》第二五七页）在这种状况之下的青年，受不到教育的固不免烦闷，因为不得入路；受到了教育的也不免烦闷，因为不得出路。这是畸形的社会制度破绽的现象。
教育不能离开政治经济而独立存在的，是要受制于经济的关系（同时也就是政治制度的关系），而为某种经济的社会的副产物，某种经济的社会的形态之反映，“要把现代的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一下”诚然重要，但决不是请几个所谓专家改改学制或课程所能解决的，乃是整个的社会制度问题中之一部分，要和社会制度连带解决的，不是教育一个部门所能单独解决的。（关于教育的管见，《生活》七卷第四十期双十特刊中有拙作《平等机会的教育》一文，可供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