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国际的地位

这封信很久就想要写了，可是因为事情的缠绊，到现在才写就。

中国人在南洋群岛所受外国政府的压迫，实在是很利害，而中国政府又是要华侨的钱，不要华侨的命。军需欠款，教育欠款，建筑欠款，多晓得跑到南洋来募捐，但华侨所受列强的压迫，却好像无关痛痒似的。

美国自从击败西班牙而有菲律宾（Philippine Islands），占据到现在快要三十三年了。美政府对菲岛的政治如何，现在姑且不论。在此，所要谈起的，就是关于美政府最近限制华侨入菲的苛法，及以恶劣手段对待华侨的情形，报告给诸位读者，使我们知道中国在国际的地位是渺乎其小，列强之视我国，又好像我们人类的看蚂蚁一样！我们知道了这种情况，全国上下应该如何的奋发精神，振作起来！（中略）

此信的重要点，是在暴露列强的野蛮，和华侨在南洋所受的帝国主义不平等待遇。希望中国的政府会注意到海外侨胞的痛苦，而谋彻底的解放。

一）厦门种痘检验所的野蛮

美政府为着要扼制闽南人来菲的缘故，在厦门的鼓浪屿（Kulangsu，是厦门对面的小屿，为万国居留地，风景清幽，该屿设有工部局，地方权在外人之手），就设了一个种痘检验所。这检验所是由美政府委任一位当地的美国医生兼任。他的大名，是叫做锡鸿恩（英文名我忘记了。锡鸿恩这是他的中国名）。（中略）

第一给我们深刻在脑海中，永远不能忘却的一件奇耻大辱，那就是当民国十四年的时候，有一位华侨少妇，要来菲律宾，找她的丈夫，但当时，凡是华侨要来菲岛的，除了种牛痘而外，还要赤身裸体的在检验所的一间密室给医生检验身体，当时，这华妇的亲属就向医生疏通，请其优待华妇，免予检验，那知这医生不但不应承，反而加以威吓，最后，这华妇因为了远道来厦，设欲回家，又无同伴的，所以就忍辱进去密室，受这种世界上所未曾有的野蛮式的“身体检验”了。

在平常的眼光，我们应当如何的为这华妇表愤激的心，而为之反抗力争，然而，事情终于出乎人意料之外，当时竟有一部分的男子，反而以为有趣，在那华妇要进去“密室”受检验的时候，竟然有几个猪狗不食的男子，或作轻浮的举动，或带作讥讽的嘲笑，在这几个猪狗不食的男子，自以为这是何等的有趣，高兴，开心，那知这妇人的面部已经是由红而青，由青而白，而颤动，而战栗到举步不前了。可怜，终于可怜的华妇，在事后的数日，竟然以失踪闻，结果，是因为那天受了医生的侮辱，和一般狗男子的刺激，而为羞耻之心所攻击，终于蹈海而死了！

自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侨界大动公愤，曾作大规模的交涉，结果也只是把“检验身体”这件法律（？）取消，至于这无辜被辱而死的妇人，只是任她牺牲去，唉！残忍的帝国主义者，不彻底的中国人！

厦门的检验所，自撤废“身体检验”以后，华侨仍旧要种痘。种痘本来是一种卫生上的重要问题，为免除传染病起见，而施行这种方法，我们实不能予以反对，不过，这位锡医生的种痘，却不是为卫生上的问题起见，不过是藉此以敛财而已。他除了领受美政府的薪俸而外，凡华侨要来菲的，都要经过他种痘，每名的种痘费是二圆，此外，并设有特别种痘，每名是四圆。所谓特别种痘，也不过是一种剥夺华侨金钱的方法，如果是“特别种痘”，那只狗医生就立刻签字在“种痘证”；如果是“普通”的，他就故意刁难，一天挨过一天，一星期挨过一星期，故意不予签字，一般华侨无可奈何，也只有戴着“慷慨”的假面具，咬齿根的“特别种痘”了。

民国十九年的暑天，菲岛政府忽然好像白天见鬼一样，说甚么厦门发生了脑膜炎的流行病，（其实，那个时候，记者还在厦门的江声报社当新闻记者，并没有这件事。）从此厦门的种痘检验所就戒严起来。他的办法，就是凡往菲的华侨，应该拘禁在检验所两星期之久，在拘禁的期间内，绝对不得外出，每日除受医生的种痘的检验而外，还要纳膳食费每天二圆，而所供给的饭食，又是几乎不可入口的。（中略）

二）菲岛海关移民部对移民律的不平等

关于菲岛海关移民部的对华苛待，最大的问题，是在移民律的不平等。怎样呢？因为别国的人民，如日本，英国，法国，他们往菲岛，只要有本国政府所给的出国护照，就可以很快便的登陆，居留本岛。中国人呢？虽然有本国护照，但好像是拿了一张破纸一样，连一点效力都不能发生。于是一般初次来菲的华侨，要先由“大字馆”（这三字的名目，太奇异了，所谓“大字馆”，就是一般有财有势的华侨所组织的，而以包办华侨入菲的一切对移民部手续，每名要给该“大字馆”菲币三百余圆为运动费）做担保字，证明书，还要预先由“大字馆”转纳与政府以担保金每名一千圆，始许登陆。（中略）

三）惨同地狱的“水厝”

“水厝”，这个名目也稀奇的很，但想不到名目稀奇，却连待遇也稀奇得连世界上都没有了。所谓水厝就是华侨临时拘留所，这拘留所就是专以招待（？）一般华侨新来菲被审无居留权，而待配回的拘留所。（中略）

四）最近在建筑中的巴石河“水厝”

前年驻菲中国总领事邝煦堃（今年三月间已去职）曾经一次反对，与前菲督一度磋商，请其改良拘留所。领事的用意不过是请其改良待遇而已，不料因此引起了菲督借题发挥，就假藉了“中国领事要求改良拘留所”的名义，而从事计划建筑规模广大的拘留所。（中略）

五）侦探，码头工，关员之敲竹杠

料想不到，文明国人也有这一类的卑鄙下流东西的行为。华侨除受了上述一切痛苦而外，还要受些金钱的损失。这损失也不为少数。（下略）

蔡超雄

按：现在有一班人不喜欢谈到我国失却体面的事情，我们谁愿中国失体面？但既失了体面，不让大家知道，共同来设法挽救，“失却的体面”难道便会自己跑回来吗？这种讳疾忌医的心理不拔除，实是不求进步的一种重大原因。我们要时常把眼光向外望望，如不能在国际上争气，尽管在国内恣肆横行，得意洋洋，像煞有介事，都是极可怜可恨的状况。

我们倘能常把眼光向外望望，看见别人以国家的威力来压迫我们，侮辱我们，我们便不应该在国内自己对自己人妒忌，倾轧，捣乱，闹意见，营私利，应当众志成城，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来抵抗外侮。彼以群来，我们也须以群往，始能抵抗得住，决不是少数个人摩拳擦掌所能争得气出的。

江北人三字

江北人三字，已给我们脑海里留了很坏的印象。籍贯是江北的人，在谈吐间是尝尽冷讥热嘲，尤其是在街上行走的时候，竟像亡命之徒，回到故国警备森严的都会，重谋起事一般的怀着鬼胎，比旅居异邦的侨民之被人家轻视，还要难受；这是我数月以来亲身经历的况味。

当然江北人不尽是汉奸，少数“害群之马”，把整个的江北都拖下汤锅，殃及池鱼，是多么痛心的事！不过我们要溯本穷源，追求所以使他们做汉奸的环境。我这次回故乡——泰兴——看到农民生活的痛苦，工商业的凋敝，交通的阻滞，教育的腐败，一切的一切，无非紧迫他们去做汉奸。“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样贫苦到了极点，愚顽到了极点的人民，怎能叫他们不丧心病狂，微利熏心呢！

我这里所说的，只是江北一隅，在敝县以北，如泰县，兴化，盐城，阜宁等处，更是百孔千疮，不可收拾；所以我认为谆谆的宣传，恳挚的劝告，功效都等于零，急待解决的，就是如何舒裕民生？如何灌输知识？使知有国，使能知耻，做一个有血气的人民，这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中略）

写到这里，已是涕泪交并，方寸欲碎，可知江北人中之所以多汉奸，我辈盖亦不能辞其一部分之咎，深望今后各地江北同乡会，能对症下药，谋彻底的补救，知多言无益，毋事纸上之空谈，则幸甚矣。

秉　谦

按：周先生对于江北贫苦民众之愤慨，我们一样的深表同情。现在政府当局一来就责备国民爱国，其实一般国民在苛政之下之倒悬苦况，并不知有国与无国究竟有何分别，益以教育幼稚，或甚至无教育可言，当然眼光浅近，如何知爱？但是这是一般民众而言，却不能为汉奸作一概的辩护，因为此次沪变中的汉奸巨头大半都是浴室老板，跻身于小小资本家之列，其甘心为虎作伥，实属恬不知耻，并非由贫困所迫，所以无可曲恕。

有什么可笑？

我是一个甘肃人；为了苦于经济，虽然不是《生活》的定户，但由借阅和图书室的供给，倒也是一个《生活》的读者。我个人爱护《生活》和敬佩先生的心，也可谓与《生活》的历史同日并增，可是七年来的《生活》什么都谈论到了，只是关于西北的社会少发言论；这当然因为西北的交通不便，消息蔽塞，致先生无从谈论起，所以也不甚注意。其实人间的一切惨酷悲痛的活剧，在那蔽塞的无人注意的地方，也扮演得有声有色！（中略）

这次《生活》的新年特大号上忽然提到了甘肃，我个人当然欣感万分；同时又对那“吃树皮草根”和“大姑娘还没有裤子穿”的事情，不由自主的流下泪来。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当我正对着那几行字流泪的时候，忽然有几位同学跑来问我道：“你们甘肃人真是吃树皮草根吗？”“大姑娘真的不穿裤子吗？”待我还未开口，已经哈哈的大笑起来了，而笑的脸上似乎带着一种鄙视似的情态。我顿时惊奇起来，我想《生活》上的言论，很明白的是说明甘肃的苦况，以觉醒醉生梦死的国人。现在读过了《生活》的人，正应当略表同情，方才合理，为什么不表同情，倒反笑起来，这有什么可笑？难道《生活》上的那一段引例是供人们的笑料吗？因之，我是更加伤心到不能开口了！

中略）

先生！我们甘肃在从前，即在民十以前，的确是中国的典型农村经济社会，地方的幽静，人民的厚朴，实堪称为“世外桃源”，及至民十以后，由冯军的独括，而至群雄的分括，由群雄的分括，而至川陕两军的对括，又由川陕两军的对括，到如今便成括得精光的地层了。在这样的景况之下的朴诚厚重的老百姓不吃树皮草根，大姑娘不光着屁股，再有什么法子呢？还有最大的惨事，便是每当政变的过渡期，就有多股的土匪出现了，他们夹杂在混战的局面中，焚杀掠夺；于是在十七年以后，全省的六十四县，没有一县不曾遭过破城的浩劫，而且三五年来还闹着旱灾。朴诚厚重的老百姓，不死于旱灾的，就死在土匪手中；不死于土匪手中的，就死在军阀的铁蹄之下。三四年中全甘的人口由九百万减少到六百万。死里逃生的零余者，他们不吃树皮草根，不光着屁股，有什么法子可想呢？邵力子先生主甘已近一年了，邵先生是有名的学者；然而有名的学者，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会使老百姓再不吃树皮草根，也没有力量能使大姑娘有裤子可穿的呀！

先生！甘肃人民的痛苦，恐怕用尽此间所有的惨酷字样，写上十日夜，也写不完的。我希望能把这封信登出来。为了《生活》宝贵的篇幅，只是简单的写了片断；其目的是想藉此解除人们的误会，不然，先生用以激励人们的话，将会成为人们幽默的材料了。不知先生再有没有意见可以发挥；不过，我相信发生误会的人，不只有我的三五同学。

刘全吾

按：记者深信凡是读了刘先生这封信的人，对于他的不畏艰苦远方求学的精神，和痛心怀念故乡疾苦的情绪，没有不表示十二分的同情和敬意的。我们听见甘肃的同胞“吃树皮草根”，固觉酸鼻，即听见甘肃的十六七岁的同胞“没有裤子穿”，只要设身处地想到我们自己的妻女姊妹或所亲爱的女友假使处在这种窘况之中，我们的心里除感觉有如刀割外，必定没有心绪顾到“笑”，也不觉得有什么“幽默”可言了。

关于甘肃的情形，《生活》七卷第二十六期里曾登过一篇《开发西北声中的甘肃》的兰州通讯，对甘肃曾有很沉痛的叙述，但我们当然仍嫌“少”。不过我们对于国内各地的通讯，虽时常物色通讯人材，希望多登各地有精彩的通讯，总难如愿以偿，实是一件憾事。刘先生如有暇将甘肃情形分篇记述，我们很愿意择其有精彩者陆续发表，以引起国人的注意，倘能代约在甘肃的友人担任通讯，时惠佳稿，尤所感谢。不仅甘肃而已，其他国内各地如有同志以精彩的通讯稿件见赐，均所欢迎。当然，本刊所采用的有精彩的通讯稿件，其目标全在为大众的福利而努力，决不是存着私意用作攻击任何个人的工具的。

不可不辨

顷读《生活》七卷四十七期《漫笔》，见有述及最近我国两位艺术家——刘海粟与徐悲鸿——之笔墨官司，注重实际，为青年从事学业者着想，自是正论，但于艺术本身，无一言论及，未免太觉笼统，使爱好艺术者无所适从，似有补充必要。且我国今日无论何事，均患在门外汉太多，辨别力太少，使欺世盗名者得售其术，而真正专家反以不事宣传而其名不彰。此虽个人之事，而其影响及于社会，足以使一般入世未深之青年误入歧途，故尤为不可不辨。余自问对于艺术亦一门外汉，然极欢喜欣赏艺术，故近数年来参观了不少美展画展，但是参观后脑筋中所得的印象总是觉得粗制滥造者太多，而精美者极鲜。此固不足怪，因为艺术一道不能求速效，欲求专精，必须多年苦功，而一般人为生活所迫，急于吃饭，急于求售，自无精心惬意之作。但此非所语于徐氏。徐氏绘画之最大特色在一精字。徐氏不但富有绘画天才，而且留欧八年，集中力量于实际研究，不务虚名，故能深入欧洲画坛古典派之堂奥而得其精字诀，故徐氏在未出国以前，绘画尚不免在幼稚时代，及留欧归国，便大非昔比，因为已在绘画艺术上整整用了八年苦功，根本奠定了极稳固的基础，不画则已，画则必求其精，虽尺幅小笺，亦必全神贯注，一笔不苟。此非空言，民国十九年一月一二三日，中央美术会假座南京中学举行中央美术展览会，有徐氏出品大小数十幅，其时余适有事在京，曾忙里偷闲费去数小时功夫前往参观，深觉徐氏所绘无一不精，不论西画国画，或大或小，每一幅有每一幅的精彩，似乎有一种活的生命力在每一幅画上表现出来。其中有两大幅油画——田横五百士和奚我后——尤为杰作。田横五百士一幅中有数十人，面貌各各不同，而精神个个振奋，神韵生动，结构紧严，画品之精，允推杰作，至今思之，犹宛在目前，艺术感人之深有如此者！闻内家言，绘画以人体画为最难，而徐氏对于人体画则最所擅长，即寥寥数笔，亦精粹绝伦，迥非仅能画画风景及粗制滥造者所能望其项背。（下略）

毕云程

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记者在《生活》四十七期的《漫笔》里自认“对于艺术是完全门外汉”，所以虽提起我国两位艺术家的笔墨官司，仅对于名实一点略作一般的讨论，对于“艺术本身”不敢赞一词。刘海粟先生，从前我虽在朋友处见过一两面，没有往来，后来他由欧回国后，承他们贤伉俪过访，才知道他们俩也是非常热心的《生活》读者，也是本刊的好友，但我向来主张友谊是友谊，评论是评论，公私应该划分清楚，所以自问在那篇《漫笔》里，态度完全坦白无所偏袒，这是读者所看得出的。我以为刘先生的“艺术本身”的价值，社会自有公评，把他捧得天上高的人，反而害了他。徐悲鸿先生，我愧无一日之雅，刘先生的画我在他的“欧游作品展览会”末了几天里还勉抽一些时候赶去跑一趟，徐先生的画，我还没有见过，毕先生之为人向来是很公正而毫无私见的，既承他有所“补充”，我们当然欢迎，所以把这封信发表出来。不过平心而论，有一班人对刘先生作徒招反感的过分宣传，这是一事；而徐悲鸿先生在报上所登的几次广告内容之欠妥当，却又是一事。所以我们试察一般舆论，对前者固多反感，对后者似乎也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例如美专初开办时虽不免简陋，现在固已有相当成绩，已非所谓“野鸡学校”，刘先生的艺术如何固可批评，但斥为“流氓”，似也不无过当之处。听友人中有认识徐先生的谈起，都说他平日笃学而不好虚名，今广告中所云云，不知者反觉含有酸味，不能不为徐先生惜。

这段笔墨官司最近似已偃旗息鼓，已成为艺术史上的一件轶事，本无多说必要，因毕先生惠赐这个“补充”，所以偶及所感，但毕先生来信里面似替“真正专家反以不事宣传而其名不彰”愤愤不平，这从爱护人才者的方面说，当然是十分的好意，不过从“真正专家”的方面说，只须顾到自己的工作是否能有益于大众，至于自己的“名”之“彰”不“彰”，大可不必置意。我们做一件事，能使受益的人数愈多，我们的心中便愈感到秘密的愉快（即不必发表于外的），至于受益于我们的人是否知道谁做的，这和我们已做的工作没有增减的关系，和我们所感到的秘密的愉快也没有增减的关系，那末虽“名不彰”，有何不舒服之有？当然，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最重要的前提是我们本要存心为大众而工作，非为一己而工作，只须在实际上于大众有益，属于一己的“名”之有无且不在意，“彰”不“彰”更可不成问题了。昔人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种从个人主义作出发点的营营扰扰自苦的“君子”，大可不必做！

冰心女士在她的《春水》诗集里面说过这几句话：“……我只愿我的作品……不值得赞扬更不屑得评驳……没有人批评更没有人注意……没个人听闻，没个人念诵，只我自己忧愁，悦乐，或是独对无限的自然能以自由抒写，当积压的思想发落到纸上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这是“孤芳自赏”的态度，我以为尽可写了好诗供大众的欣赏，只要大众有得欣赏了，就是不知道是谁写的，在写的人何必计较？写的人的“名”之“彰”不“彰”，更何必计较？

诚然，俗语有所谓“实至名归”，在对大众力求有所贡献而并不以个人之“名”为意的人，往往“名”从后面自己跟来，虽欲谢绝而无从，但这样的“名”，至少不是由自己有意东钻西吹得来的，离“实”愈近，苦痛愈少，作孽于社会者亦愈轻。这样的“名”之来不来，“彰”不“彰”，只须在只知对社会大众服务者对此并无所容心，毫不加计较，在他便是“秘密的愉快”之源泉，因为天下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个人的患得患失的心理。愚意艺术家也须具有这样的浩然忘我的精神，然后才能聚精会神于他的“艺术本身”，不致疲神耗力于无谓的鹜外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