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1910年前美国诗歌中的中国
1.两种不同的中国兴趣
19世纪中叶之前，美国诗坛对中国的兴趣大都是应和西欧，是回声之更遥远的回声。文献中有一些零星散乱的提及，甚至有一些中国题材诗歌，很难说构成了一种文学现象。比较文学工作者对此只能做一些搜奇探幽的工作。
当时中国和美国直接交往几等于零。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事（1851-1864）与美国的南北战争（1861-1865）几乎重叠。两个民族都忙于内争而无暇他顾，刚半开启的窗户被冷落。
另一个原因更重要：真正的美国民族文学，在此时很难说已经成熟。要到19世纪下半期，惠特曼和狄金森才开启了真正的美国诗风，马克·吐温等人才开拓了真正的美国小说。在那之前，美国文学只是欧洲文学的一个卫星，一个不情愿脱离母体的抛出物，而美国文人似乎也满足于文化殖民地地位，即使标志着美国文化开始成熟的新英格兰人文主义（霍桑、梭罗、爱默生），也只是欧洲思想逸出的旁枝。19世纪末之前美国文学各种体裁，提到中国，多半也是学舌欧洲。
这两个文化要正面直接碰撞，才有可能产生更切实的文学影响。
第一次亲密接触，以相当奇特的方式出现：19世纪中期，美国中西部开拓热潮，大中西铁路和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加上突发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而中国内战迫使南方沿海诸省居民大量外迁，中国移民浪潮卷入美国，使基本欧裔的美国人突然面对一个全新的文化现实。
从这个时期开始，美国文化人才开始直接注视中国。某些英国人所著关于中国的书开始成为文化圈中的热门读物。而美国诗人也开始“翻译”中国诗。最早有卡鲁斯（Paul Carus）和斯托达德（Richard Henry Stoddard）的译本。他们的“翻译”大都是法德两国汉学家译文的转译，很难说有多少中国味保留下来。当时欧洲译者倾向于把中国诗译出色彩浓艳的异国浪漫情调，让“文化贫乏”的美国人惊喜。
与之正相反的是，当时进入美国西部并渐渐向中部东部迁移的中国劳工移民，却让美国人觉得“色彩灰暗”：诚实，勤劳，狡黠，迷信，他们带来妓院和鸦片馆，怪异的“唐人街”文化。
因此，这时期的中国题材诗，几乎被撕成互不相关的两半：一半是“现实主义”的，以中国移民为题材，大量刊印于当时涌现的地方报刊，多半是拿中国人开心的所谓幽默作品，也有侮辱移民的种族主义打油诗，成为当时美国俗文学一个特殊景观。另一半则是抽象的，书上读来的中国，用绮丽文字写入华美诗章，作者多半是“主流文人”，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色彩比较浓。
悖论的是，前一种“俗诗”，粗鲁，劣陋，鄙俗，充满“草根层”偏见，却是真正的美国本土文学，可称为“现实主义”；后一种是知识分子的诗，精雅但无生气，是欧洲传统的呼应。
有相当多的研究者，以是否“反华人”作为诗的价值判断标准，就是自找难题做了。
要等到20世纪初“诗歌文艺复兴运动”，美国诗歌主流拥抱东方诗学时，才开出一个新局面。
2.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74）
19世纪文坛领袖之一霍尔姆斯，他的一首诗至今常被人引用。1868年美国传教士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带领第一个中国使团游历西方，两个中国官员蟒袍红顶，带了30名随从，第一次出现于西方官式宴席，轰动可想而知。霍尔姆斯特别擅长命题作诗应酬。1868年8月他在为使团举行的宴会上朗诵诗。
霍尔姆斯的这首诗格调传统，押韵守律，但字顺句畅读来朗朗上口。其主题是两大民族理想主义式的拥抱——互相开门：
大开吧，你，黄金的门，
向那卷起来的龙旗！
宏伟长城的建造者，
开启你们的高山防线！
让太阳的腰带
把东西方裹成一体。
直到夏斯塔山的轻风
吹动大雪山皎白的峰巅——
直到伊利湖。把蓝色的水
融汇入洞庭湖的波澜——
直到深邃的密苏里湖
把水灌入奔腾的黄河——
第一段诗化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第二段颇有一些“殖民输出”的味道，可能是霍尔姆斯只是个诗人，或可原谅。但下面这两行名句，还是相当真诚的：
我们，夜晚的最后出生者
欢迎你们，曙光的孩子！
可能是为了押韵，谦词有点过分。不过，他把欧洲文明称作夜晚，把美国这欧洲文明的最后产物称为“夜晚的最后出生者”（the evening's latest born），而称中国人为“曙光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the morn），不仅诗句漂亮，而且识见过人。
这两行诗，表明的“地理文化”意识，却是此后一个半世纪的绝妙预言，而且透露了美国与欧洲传统（“夜晚”）久合欲分的模糊愿望。
3.朗费罗（Henry Wadworth Longfellow,1807-1882）
19世纪最受读者欢迎的美国诗人是朗费罗。朗费罗擅长叙事长诗，几部名作至今脍炙人口，是美国文学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
朗费罗有好几首中国题材诗。他的诗集《各地方之诗》（Poems of Places）有一组专门写中国。其中第一首《罕巴鲁》（Kambalu，1864）写的是蒙古军队征服中亚，很难说与中国有什么关系；第二篇《人民的声音》（Vox populi，1870）其中国背景几乎没有仔细构筑，只是借用西欧关于神州（Cathay）的种种浪漫传说。
第三篇《瓷器》（China Ware，1877），写的是景德镇，其中很难说有多少故事情节，却把制瓷器的工艺过程描写得很仔细。另一首关于中国的诗《瓷塔》（The Porcelain Tower）写的据说是南京的一个著名景色，下文将谈到。这两首诗原是长诗《卡拉莫斯》（Karamos）的一部分，朗费罗自己很喜欢，因此重印在《各地方之诗》之中。
4.斯托达德（Richard Henry Stoddard，1825-1903）
朗费罗对中国题材兴趣强烈，他竟然在自己的诗集中重印了另一个诗人斯托达德的十首“译中国诗”。上文已说过此人是美国首先介绍中国诗的翻译者之一，但他的翻译几近再创作。他的“原文”大都是西方汉学家翻译中国经典的散文，有的来源更奇特，例如《好逑传》中的《以诗为证》。写中国这样遥远陌生的国家，他有权学术上不严密。
斯托达德关于中国的作品之多，可以说是19世纪美国诗人之最。1851年出版的《诗集》（Poems）中有《汉浦》（Kam Pou），《露露》（Lu Lu）等诗；1857年的《夏日之歌》（Songs of Summer）中有《马汉山小夜曲》（Serenade of Ma HanShan）；1871年他出版了诗集《东方书》（The Book of the East）；1876年出版的《美国的客人》一书中有专门一章诗写“中国来客”。1880年版《诗集》（Poems）则换了一个方式写中国题材。《他看到自己的家》（He Saw in Sight of His House）和《大师，我们能否》（Shall We，O Master），显然都是理雅各所译《论语》的某些章节写成诗，读来很有趣。
他的一部分“翻译诗”，用的是三音步抑扬括体，四行一节隔行押韵，颇为勉强；另一部分“译诗”用的是素体诗（blank verse），就较为流畅，自由，没有过分刻意的涂抹，保存了一部分中国古典诗的清淡风味。
斯托达德的诗歌成就不高，若不是朗费罗倾全力推荐，他很可能被文学史忘却。在当时纽约文学圈中，他却是一位大名人，主要是由于他的评论与编辑工作，以及他家的文学沙龙（其妻是当时著名的小说家）。作为活动家，他对中国的兴趣渐渐感染了美国文学圈子。
5.政论诗
在19世纪的西方，诗常被用作时评政论。“诗歌议政”（不是鼓动）是一种并不顺手的政治宣传方式，但19世纪诗歌读者的“阅读期盼”，与20世纪读者很不相同。政论性诗作，被看成是很严肃的写作方式。
政论诗歌涉及中美关系的，在19世纪的美国数量还相当多，大部分不值得在这里讨论了。我们要指出的只是诗人一般比较倾向于理想主义，因此对帝国主义行径大多持激烈反对的态度。上世纪有些文名的诗人尤金·费尔德（Eugene Field）写中法战争的诗《法国佬滚回去》（The French Must Go）作于1883年，是19世纪少见的谴责帝国主义的作品。这位诗人对中国所知极少，诗中的中国士兵都以洗衣为业，中国军官爱开鼠肉宴，但诗对中国军队大捷作了狂欢节式的描写。
美国对列强侵华，似乎置身事外，可以指指点点。19世纪末美国最重要诗人威廉·伏恩·慕迪（William Vaughn Moody，1869-1910）的《猎物》（The Quarry）一诗，指责列强，支持麦金利总统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一方面是美国要求在列强所强取的特权中分一杯羹，另一方面也向企图独占中国的欧洲国家提出了阻吓。慕迪显然把“门户开放”看得太理想化了。
另一位诗人罗依德·米夫林（Lloyd Mifflin）的十四行诗《1900年之征服》（Conquest-1900）批评英国想沦中国为殖民地，也批评了美国也手脚不干净，参加掠夺。慕迪和米夫林的诗是针对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事件而作。义和团事件及东交民巷之围攻，给了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文人一个发挥想象的好机会。一时中国题材大行其道，指责中国暴民，赞扬东交民巷守卫者之英勇之类的诗比比皆是。在这个背景上，慕迪和米夫林的作品难能可贵。
6.哈特（Bret Hart，1836-1902）的《阿新》
中国劳工潮进入美国，美国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引起反华浪潮，美国政府最后颁布遏止中国人进入美国的《排华法案》。美国诗歌中，对华人劳工的态度问题，也有所表现。
当时大量出现的侮辱华人的打油诗，本来就毫无文学价值，现在不值得一提，并不完全是因为对华人的种族主义态度。
某些侮辱华人劳工的诗，采用中西部民歌的叙事风格，不能说没有西部式的幽默。有一首称作《高个儿约翰·中国佬》，说一个在犹他州筑铁路的中国劳工，带了辛苦钱远道回旧金山去看他的中国姑娘，却在半路上被印第安人劫杀，剥去了头皮。他还站着，但当他发现自己辫子也丢了，才吓死倒下。
仇华浪潮受到自由派文人的愤怒指责，马克·吐温，乔昆·米勒（Jouquin Miller），安勃鲁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等著名文化人，都有作品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来。反华工的小报常用打油诗作讽嘲甚至谩骂，自由派文人有时也用诗参加辩论，例如比尔斯就写了一些诗，直接攻击社会党政客用华工问题骗取选票，甚至不惜煽动反华工浪潮。
以“自由派”、“反华工派”之类的标签来审视诗歌，总不免要出错的。真正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往往很难用“态度”分类，哪怕19世纪也是如此。
一个佳例是布勒特·哈特。哈特以其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与马克·吐温共同创造了现代美国小说。但哈特与吐温一样极为多产，各种文体都写。哈特在加州过了一段经历奇特的生活后，成为旧金山《远地月刊》（Overland Monthly）主编，在上面发表了一系列使他成为名作家的西部短篇小说。1870年他忽又转向写幽默诗，其中最早的一首，也是最有名的一首《异教徒中国佬》（The Heathen Chinee，1870年），使哈特突然全国闻名。
此诗最早发表于1870年，其诗行式节奏，戏仿盛名一时的英国诗人斯温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me，1837-1909）节奏铿锵的名诗《卡里东的阿特兰达》（Atlanta in Calydon）。全诗不长，主人公是西部流浪冒险者詹姆士和比尔·奈依，这二人打牌赌钱，三缺一，拉中国工人阿新。凑一桌。阿新“脸上堆满孩童般的笑容”，说他不会打这种牌，被强拉入局。惯赌比尔·奈依袖里暗藏了王牌，不料阿新手中王牌比他还多。自然，两个白人全输了：
然后我抬头看奈依，
而他两眼朝我发怔。
他站起来，叹一口气，
说道：“这难道是真？
中国下贱工人毁了我们。”——
于是他扑向异教徒中国佬。
此后发生的各种事件
我袖手旁观决不参与。
整个地板飞落纸牌，
像河滨满地是树叶——
都是阿新藏起来的牌
来玩这“他不会的游戏”。
阿新的中国衣服袖子长，藏牌多；指甲长，手法灵活。由此可证明：
各种阴险古怪的方式，
各种愚蠢的把戏诡计，
异教徒中国佬真是特别。
哈特这首诗情节幽默，语言流畅俏皮，刊出来后人人诵读。据说当时全美国很少有杂志没有引用或重印过这首诗，或对之作俏皮评论，哈特名声甚至传遍英国。1871年1月7日出版的《纽约环球》（New York Globe）说，“本刊应广大读者强烈要求，不得不再次刊印此诗。”在19世纪，幽默诗之广受欢迎，可与现在的大众歌曲媲美。
哈特的“忠实的詹姆士”幽默诗系列以阿新开场之后，题材就转开去。他后来写的诗中，中国人形象再次出现于《最近的异教徒暴乱》（The Latest Heathen Outrage）和《天使岛上的自铸银币》（The Free Silver of Angel's）等诗中。后一首诗中阿新重新出现，当他听说这些银币是“free”（自铸，白拿），就囊括一空。鬼机灵阿新的形象最后于1877年集大成于哈特与吐温合写的剧本《阿新》之中。
关于哈特的“阿新”作品，至今文学史家争论不休，尤其是近年亚美文学批评兴起，对哈特的批评就比以前更严厉了。哈特的诗一出，群起效尤，大多沦为嘲弄华工的打油诗。实际上哈特本人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他的其他作品也证明他并没有种族歧视的意图。他笔下的阿新自然不是道德完人，只不过比狡猾的西部白人冒险家们更狡狯一筹，哈特的轻松的揶揄甚至可视为嘉许。
上引诗中美国赌徒奈依的咆哮“中国下贱工人毁了我们”，是照录当时加州社会党排华政客的煽动口号“中国廉价劳力毁了我们”，“下贱工人”（cheap labor），与“廉价劳力”英文相同，明显在讽刺社会党政客。
7.欧文（Wallace lrwin，1875-1959）的《唐人街谣曲》
唐人街作为华人聚居区，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半中半西的文化群体。而唐人街本身也在美国文学中形成一个特殊题材。下文将谈到这个题材在美国文学中——在诗歌、小说、戏剧和电影中——绵延流长，延续至今而不衰。
最早集中写唐人街题材的诗人可能是华莱士·欧文。此人于1896年至1903年就读于旧金山之南的斯坦福大学，后在旧金山新闻界工作。1906年出版诗集《唐人街谣曲》（Chinatown Ballads）。他笔下的唐人街充满堂会械斗、妓院鸦窟、戏院庙宇，确是多色多彩。
此集共七首长叙事诗，韵律熟练甚至流于油滑，全书有不少词故意拼成中国人的误读式（如yeller=yellow，is=his等），但读来依然顺畅，是典型的轻松读物。
这些诗的故事，据作者说是很“现实”的。例如其中的中国义仆故事，读来非常老套，但欧文说是他亲历的真事：他们全家先是看不起这个中国劳工，但在1906年几乎毁灭了整个旧金山的大地震中，是这个中国仆人救出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其他诗比较凄惨。《叶和》（Yut Ho，译音）一诗写一个中国三邑（Sam Yup）老板关某，在番摊上赌光了家产，自杀身亡，留下母女二人。母亲为借钱葬夫，把女儿叶和卖给奴隶贩子。叶和听闻此事，潜逃至一基督教堂避难，在里面躲了两年。后有一白人理发师向教堂提出娶此女，教堂审核认为合格，符合教堂的全部要求，就让他带走此女。不料这白人是奴隶贩子的帮凶。叶和被绑走，关入一鸦片馆待售。最后她自杀，其鬼魂使唐人街夜夜不安。
另一首诗《严少爷》（Young Mr.Yan），其表现的中国人性格比较复杂一些。严少爷是唐人街新一代年轻人，读的是教会学院，穿的是西服，吃的是面包，早就剪掉了辫子。他的父亲却是老辈“唐人”，开餐馆兼赌场。父亲包办儿子婚姻买了一个媳妇，儿子却不同意，因为他爱一个摩登女郎。一天父亲在堂会冲突中被暗杀，儿子不愿报仇，因为他已是基督徒，要原谅仇人。实际上他只是麻痹仇家，暗等时机。最后他“按中国规矩”杀了仇家，从唐人街消失。不管信什么教，中国人还是中国人。
这几首早期诗，故事比许多后来的唐人街小说更加凄婉，更加精彩。
8.利兰（Charles Godfred Leland,1824-1903）的《洋泾浜小调》
19世纪中国题材幽默诗中，有很大一类，用一种特殊的中国式英语写成，称为Pidgin English，中文译作“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英语诗作者很多，大都是业余投稿写些幽默小诗，以博一笑。19世纪70年代初起这种诗大量冒出来，甚至“专业”的洋泾浜诗人也出现了，利兰是其中最著名者。他出版于1876年的诗集《洋泾浜英语小调》（Pidgin English Sing Song）。此书自称为给美国商人和旅行者提供语言学的方便，书后附有详尽的“洋泾浜词典”，因此利兰被语言学界公认为这种特殊方言的专家。
该诗集实际上是用幽默语调写的远东风俗指南，而且每首诗后有一个叫作阿中（Ah Chung）的人物从中国人的观点评介这些故事。自然，中西善恶标准不同。其中一首诗写一西方商人给一个中国人一把放大镜，使他能在指甲上写小字夹带作弊，此人中举做官后给此西人大笔承包合同；另一首写一中国人到伦敦，伪装成中国官员，以中国戏单顶替官书文件，伦敦社交界为之倾倒。
此书中尚有不少纯中国题材，诸如“昭君思汉”，“孔子遇老子”之类，一旦用洋泾浜英语写出，再严肃的题材也流于滑稽可笑。下面这一段，从利兰的书引出，以给读者一个洋泾浜诗的样本。
My flin,supposey you hab leed he book of kungfoutsze,
You larn that allo gleatest man he most polite man be,
An on politepidgin Chinese beat allo,up on down-
This is he molalpidgin of he song of Captan Blown.
我的朋友，假如你读过孔夫子的书，
你就明白他是伟人中最有礼貌的人，
用文雅的洋泾浜中文诗，抑扬顿挫，
他给布朗船长唱出洋泾浜道理。
我的“翻译”，录于此以俟高明教正。
本书关于19世纪美国诗所受中国影响，就结束于此。读者可以看到这部分之零散，与全书的讨论不甚相称。但不久之后美国诗人就不得不严肃地面对这三千年诗歌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