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晚

……孩子，你这一次真是“一天到晚堆着笑脸”[1]！教人怎么舍得！老想到五三年正月的事，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晚

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温了一遍。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我也知道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自问一生对朋友对社会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的事，就是在家里，对你和你妈妈做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这些都是近一年中常常想到的，不过这几天特别在脑海中盘旋不去，像噩梦一般。可怜过了四十五岁，父性才真正觉醒！

今儿一天精神仍未恢复。人生的关是过不完的，等到过得差不多的时候，又要离开世界了。分析这两天来精神的波动，大半是因为：我从来没爱你像现在这样爱得深切，而正在这爱得最深切的关头，偏偏来了离别！这一关对我，对你妈妈都是从未有过的考验。别忘了妈妈之于你不仅仅是一般的母爱，而尤其因为她为了你花的心血最多，为你受的委屈——当然是我的过失——最多而且最深最痛苦。园丁以血泪灌溉出来的花果迟早得送到人间去让别人享受，可是在离别的关头怎么免得了割舍不得的情绪呢？

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起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一部分罪过。可是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地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恨与热爱呢！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日（除夕）

……昨晚七时一刻至八时五十分电台广播你在市三[2]弹的四曲Chopin〔肖邦〕[3]，外加encore〔加奏〕[4]的一支Polonaise〔《波洛奈兹》〕[5]，效果甚好，就是低音部分模糊得很；琴声太扬，像我第一天晚上到小礼堂空屋子里去听的情形。以演奏而论，我觉得大体很好，一气呵成，精神饱满，细腻的地方非常细腻，tone colour〔音色〕变化的确很多。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很感动。好孩子，我真该夸奖你几句才好。回想五一年四月刚从昆明回沪的时期，你真是从低洼中到了半山腰了。希望你从此注意整个的修养，将来一定能攀登峰顶。从你的录音中清清楚楚感觉到你一切都成熟多了，尤其是我盼望了多少年的——你的意志，终于抬头了。我真高兴，这一点我看得比什么都重。你能掌握整个的乐曲，就是对艺术加强深度，也就是你的艺术灵魂更坚强更广阔，也就是你整个的人格和心胸扩大了。孩子，我要重复Bronstein〔勃隆斯丹〕[6]信中的一句话，就是我为了你而感到骄傲！

今天是除夕了，想到你在远方用功，努力，我心里说不尽的欢喜。别了，孩子，我在心中拥抱你！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屋内要些图片，只能拣几张印刷品。北京风沙大，没有玻璃框子，好一些的东西不能挂；黄宾虹的作品，小幅的也有，尽可给你；只是不装框不行。好在你此次留京时期并不长，马虎一下再说。Chopin〔肖邦〕肖像是我二十三岁时在巴黎买的，又是浪漫派大画家Delacroix〔德拉克洛瓦〕[7]名作的照相；Mozart〔莫扎特〕[8]那幅是Paci〔百器〕[9]的遗物，也是好镌版，都不忍让它们到北京光秃秃的吃灰土，故均不给你。

读俄文别太快，太快了记不牢，将来又要重头来过，犯不上。一开头必须从容不迫，位与格均需要记忆，像应付考试般临时强记是没用的。现在读俄文只好求一个概念，勿野心太大。主要仍须加功夫在乐理方面。外文总是到国外去念进步更快。目前贪多务得，实际也不会如何得益，切记切记！望主动向老师说明，至少过二三月方可加快速度。……

上海这两天忽然奇暖，东南风加沙土，很像昆明的春天。阿敏和恩德一起跟我念诗，敏说你常常背“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二句，现在他也背得了。我正在预备一样小小的礼物，将来给你带出国的，预料你一定很喜欢。再过一星期是你妈妈的生日，再过一个月是你的生日，想到此不由得悲喜交集。

Hindmith〔亨德密特〕[10]的乐理明日即寄出。……

…………

这几日开始看服尔德[11]的作品，他的故事性不强，全靠文章内若有若无的讽喻。我看了真是栗栗危惧，觉得没能力表达出来。那种风格最好要必姨、钱伯母[12]那一套。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实”，不够俏皮，不够轻灵。

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夜

音乐会成绩未能完全满意，还是因为根基问题。将来多多修养，把技术克服，再把精神训练得容易集中，一定可大为改善。钱伯伯前几天来信，因我向他提过，故说“届时当作牛听贤郎妙奏”，其实那时你已弹过了，可见他根本没知道。且钱伯母最近病了一星期，恐校内消息更隔膜。

…………

我仍照样忙，正课未开场，旧译方在校对；而且打杂的事也多地很。林伯伯[13]论歌唱的书稿，上半年一定要替他收场，现在每周要为他花四五小时。柯灵先生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又要我提意见。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

在公共团体中，赶任务而妨碍正常学习是免不了的，这一点我早料到。一切只有你自己用坚定的意志和立场，向领导婉转而有力地去争取。否则出国的准备又能做到多少呢？——特别是乐理方面，我一直放心不下。从今以后，处处都要靠你个人的毅力、信念与意志——实践的意志。……

另外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我一生任何时期，闹恋爱最热烈的时候，也没有忘却对学问的忠诚。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爱情第二，这是我至此为止没有变过的原则。你的情形与我不同：少年得志，更要想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更要战战兢兢，不负国人对你的期望。你对政府的感激，只有用行动来表现才算是真正的感激！我想你心目中的上帝一定也是Bach〔巴赫〕[14]、Beethoven〔贝多芬〕[15]、Chopin〔肖邦〕等等第一，爱人第二。既然如此，你目前所能支配的精力与时间，只能贡献给你第一个偶像，还轮不到第二个神明。你说是不是？可惜你没有早学好写作的技术，否则过剩的感情就可用写作（乐曲）来发泄，一个艺术家必须能把自己的感情“升华”，才能于人有益。我绝不是看了来信，夸张你的苦闷，因而着急；但我知道你多少是有苦闷的，我随便和你谈谈，也许能帮助你廓清一些心情。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孩子：接十七日信，很高兴你又过了一关。人生的苦难，theme〔主题〕不过是这几个，其余只是variations〔变奏曲〕而已。爱情的苦汁早尝，壮年中年时代可以比较冷静。古语说得好，塞翁失马，未始非福。你比一般青年经历人事都更早，所以成熟也早。这一回痛苦的经验，大概又使你灵智的长成进了一步。你对艺术的领会又可深入一步。我祝贺你有跟自己斗争的勇气。一个又一个的筋斗栽过去，只要爬得起来，一定会逐渐攀上高峰，超脱在小我之上。辛酸的眼泪是培养你心灵的酒浆。不经历尖锐的痛苦的人，不会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所以孩子，我很高兴你这种蜕变的过程，但愿你将来比我对人生有更深切的了解，对人类有更热烈的爱，对艺术有更诚挚的信心！孩子，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我的期望。

我对于你的学习（出国以前的）始终主张减少练琴时间，俄文也勿太紧张；倒是乐理要加紧准备。我预言你出国以后两年之内，一定要深感这方面的欠缺。故出去以前要尽量争取基本常识。

三四月在北京是最美的季节（除了秋天之外）；丁香想已开罢，接着是牡丹盛放。有空不妨上中山公园玩玩。中国的古代文物当然是迷人的，我也常常缅怀古都，不胜留恋呢。

最近正加工为林伯伯修改讨论歌唱的文字；精神仍未完全复原，自己的工作尚未正式开始。

一九五四年七月四日晨

……孩子，希望你对实际事务多注意些，应办的即办，切勿懒洋洋地拖宕。夜里摆龙门阵的时间，可以打发不少事情呢。宁可先准备好了再玩。

也许这是你出国以前接到的最后一信了，也许连这封信也来不及收到，思之怆然。要嘱咐你的话是说不完的，只怕你听得起腻了。可是关于感情问题，我还是要郑重告诫：无论如何要克制，以前途为重，以健康为重。在外好好利用时间，不但要利用时间来工作，还要利用时间来休息、写信。别忘了杜甫那句诗：“家书抵万金”！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一日午前

你的生活我想象得出，好比一九二九年我在瑞士。但你更幸运，有良师益友为伴，有你的音乐做你崇拜的对象。我二十一岁在瑞士正患着青春期的、浪漫蒂克的忧郁病：悲观、厌世、彷徨、烦闷、无聊；我在《贝多芬传》译序中说的就是指那个时期。孩子，你比我成熟多了，所有青春期的苦闷，都提前几年，早在国内度过，所以你现在更能够定下心神，发愤为学；不至于像我当年蹉跎岁月，到如今后悔无及。

你的弹琴成绩，叫我们非常高兴。对自己父母，不用怕“自吹自捧”的嫌疑，只要同时分析一下弱点，把别人没说出而自己感觉到的短处也一齐告诉我们。把人家的赞美报告我们，是你对我们最大的安慰；但同时必须深深地检讨自己的缺陷。这样，你写的信就不会显得过火；而且这种自我批判的功夫也好比一面镜子，对你有很大帮助。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不管在信中或是用别的方式），比着光在脑中空想是大不同的。写下来需要正确精密的思想，所以写在纸上的自我检讨，格外深刻，对自己也印象深刻。你觉得我这段话对不对？

我对你这次来信还有一个很深的感想，便是你的感觉性极强、极快。这是你的特长，也是你的缺点。你去年一到波兰，弹Chopin〔肖邦〕的style〔风格〕立刻变了，回国后却保持不住，这一回一到波兰又变了。这证明你的感受力极快。但是天下事有利必有弊，有长必有短，往往感受快的，不能沉浸得深，不能保持得久。去年时期短促，固然不足为定论。但你至少得承认，你的不容易“牢固执着”是事实。我现在特别提醒你，希望你时时警惕，对于你新感受的东西不要让它浮在感受的表面；而要仔细分析，究竟新感受的东西，和你原来的观念、情绪、表达方式有何不同。这是需要冷静而强有力的智力，才能分析清楚的。希望你常常用这个步骤来“巩固”你很快得来的新东西（不管是技术还是表达）。长此做去，不但你的演奏风格可以趋于稳定、成熟（当然所谓稳定不是刻板化、公式化），而且你一般的智力也可大大提高，受到锻炼。孩子！记住这些！深深地记住！还要实地做去！这些话我相信只有我能告诉你。

还要补充几句：弹琴不能徒恃sensation〔感觉〕，sensibility〔感受，敏感〕。那些心理作用太容易变。从这两方面得来的，必要经过理性的整理、归纳，才能深深地化入自己的心灵，成为你个性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当然，你在波兰几年住下来，熏陶的结果，多少也（自然而然的）会把握住精华。但倘若你事前有了思想准备，特别在智力方面多下功夫，那么你将来的收获一定更大更丰富，基础也更稳固。再说得明白些：艺术家天生敏感，换一个地方，换一批群众，换一种精神气氛，不知不觉会改变自己的气质与表达方式。但主要的是你心灵中最优秀最特殊的部分，从人家那儿学来的精华，都要紧紧抓住，深深地种在自己性格里，无论何时何地这一部分始终不变。这样你才能把独有的特点培养得厚实。

你记住一句话：青年人最容易给人一个“忘恩负义”的印象。其实他是眼睛望着前面，饥渴一般地忙着吸收新东西，并不一定是“忘恩负义”；但懂得这心理的人很少。你千万不要让人误会。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六日晚

你素来有两个习惯：一是到别人家里，进了屋子，脱了大衣，却留着丝围巾；二是常常把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或是裤袋里。这两件都不合西洋的礼貌。围巾必须和大衣一同脱在衣帽间，不穿大衣时，也要除去围巾。手插在上衣袋里比插在裤袋里更无礼貌，切忌切忌！何况还要使衣服走样，你所来往的圈子特别是有教养的圈子，一举一动务须特别留意。对客气的人，或是师长，或是老年人，说话时手要垂直，人要立直。你这种规矩成了习惯，一辈子都有好处。

在饭桌上，两手不拿刀叉时，也要平放在桌面上，不能放在桌下，搁在自己腿上或膝盖上。你只要留心别的有教养的青年就可知道。刀叉尤其不要掉在盘下，叮叮当当的！

出台行礼或谢幕，面部表情要温和，切勿像过去那样太严肃。这与群众情绪大有关系，应及时注意。只要不急，心里放平静些，表情自然会和缓。

总而言之，你要学习的不仅仅在音乐，还要在举动、态度、礼貌各方面吸收别人的长处。这些，我在留学的时代是极注意的；否则，我对你们也不会从小就管这管那，在各种manners〔礼节，仪态〕方面跟你们烦了。但望你不要嫌我烦琐，而要想到一切都是要使你更完满、更受人欢喜！

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我译的服尔德到昨夜终算完成，寄到北京去。从初译以后，至寄出为止，已改过六道，仍嫌不够古雅，十八世纪风格传达不出。……

我今夏身心极感疲劳，腰酸得很，从椅上站起来，一下子伛着背，挺不直。比往年差多了。精神也不及从前那么不知疲倦。除了十小时半以外的经常工作，再要看书，不但时间不够，头脑也吃不消了。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

寄你的书里，《古诗源选》《唐五代宋词选》《元明散曲选》，前面都有序文，写得不坏；你可仔细看，而且要多看几遍；隔些日子温温，无形中可以增加文学史及文学体裁的学识，和外国朋友谈天，也多些材料。谈词、谈曲的序文中都提到中国固有音乐在隋唐时已衰敝，宫廷盛行外来音乐；故真正古乐府（指魏晋两汉的）如何唱法在唐时已不可知。这一点不但是历史知识，而且与我们将来创作音乐也有关系。换句话说，非但现时不知唐宋人如何唱诗、唱词，即使知道了也不能说那便是中国本土的唱法。至于龙沐勋氏在序中说“唐宋人唱诗唱词，中间常加‘泛音’，这是不应该的”（大意如此）；我认为正是相反，加泛音的唱才有音乐可言。后人把泛音填上实字，反而是音乐的大阻碍。昆曲之所以如此费力、做作，中国音乐的被文字束缚到如此地步，都是因为古人太重文字，不大懂音乐；懂音乐的人又不是士大夫，士大夫视音乐为工匠之事，所以弄来弄去，发展不出。汉魏之时有《相和歌》，明明是duet〔二重唱〕的雏形，倘能照此路演进，必然早有polyphonic〔复调〕的音乐。不料《相和歌》词不久即失传，故非但无polyphony〔复调音乐〕，连harmony〔和声〕也产生不出。真是太可惜了。

文化部决定要办一声乐研究所，叫林伯伯主持。他来信和我再三商榷，决定暂时回上海跟王鹏万医生加深研究喉科医术，一方面教学生，做实验，待一二年后再办声乐研究所。目前他一个人唱独角戏，如何教得了二三十个以上的学生？他的理论与实验也还不够，多些时间研究，当然可以更成熟；那时再拿出来问世，才有价值。

顾圣婴暑假后已进乐队，三个月后上面忽然说她中学毕业不进音院，思想有问题，不要她了。这也是岂有此理，大概又是人事科搅出来的。

昨晚请唐云来吃夜饭，看看古画，听他谈谈，颇学得一些知识。此人对艺术甚有见地，人亦高雅可喜，为时下国画家中不可多得之才；可惜整天在美协办公、打杂，创作大受影响。艺术家与行政工作，总是不两立的。不多谈了，希望你多多养神，勿太疲劳！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早预算新年中必可接到你的信，我们都当作等待什么礼物一般地等着。果然昨天早上收到你波兰[16]来信，而且是多少可喜的消息。孩子！要是我们在会场上，一定会禁不住涕泗横流的。世界上最高的最纯洁的欢乐，莫过于欣赏艺术，更莫过于欣赏自己的孩子的手和心传达出来的艺术！其次，我们也因为你替祖国增光而快乐！更因为你能借音乐而使多少人欢笑而快乐！想到你将来一定有更大的成就，没有止境的进步，为更多的人更广大的群众服务，鼓舞他们的心情，抚慰他们的创痛，我们真是心都要跳出来了！能够把不朽的大师的不朽的作品发扬光大，传布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去，真是多神圣，多光荣的使命！孩子，你太幸福了，天待你太厚了。我更高兴的更安慰的是：多少过分的谀辞与夸奖，都没有使你丧失自知之明，众人的掌声、拥抱，名流的赞美，都没有减少你对艺术的谦卑！总算我的教育没有白费，你二十年的折磨没有白受！你能坚强（不为胜利冲昏了头脑是坚强的最好的证据），只要你能坚强，我就一辈子放了心！成就的大小、高低，是不在我们掌握之内的，一半靠人力，一半靠天赋，但只要坚强，就不怕失败，不怕挫折，不怕打击——不管是人事上的，生活上的，技术上的，学习上的——打击；从此以后你可以孤军奋斗了。何况事实上有多少良师益友在周围帮助你，扶掖你。还加上古今的名著，时时刻刻给你精神上的养料！孩子，从今以后，你永远不会孤独的了，即使孤独也不怕的了！

赤子之心这句话，我也一直记住的。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你那位朋友说得不错，艺术表现的动人，一定是从心灵的纯洁来的！不是纯洁到像明镜一般，怎能体会到前人的心灵？怎能打动听众的心灵？

斯曼齐安卡说的肖邦协奏曲的话，使我想起前二信你说Richter〔李赫特〕弹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的话。一切真实的成就，必有人真正的赏识。

音乐院长说你的演奏像流水、像河；更令我想到克利斯朵夫的象征。天舅舅说你小时候常以克利斯朵夫自命；而你的个性居然和罗曼?罗兰的理想有些相像了。河，莱茵，江声浩荡……钟声复起，天已黎明……中国正到了“复旦”的黎明时期，但愿你做中国的——新中国的——钟声，响遍世界，响遍每个人的心！滔滔不竭的流水，流到每个人的心坎里去，把大家都带着，跟你一块到无边无岸的音响的海洋中去吧！名闻世界的扬子江与黄河，比莱茵的气势还要大呢！……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有这种诗人灵魂的传统的民族，应该有气吞牛斗的表现才对。

你说常在矛盾与快乐之中，但我相信艺术家没有矛盾不会进步，不会演变，不会深入。有矛盾正是生机蓬勃的明证。眼前你感到的还不过是技巧与理想的矛盾，将来你还有反复不已更大的矛盾呢：形式与内容的枘凿，自己内心的许许多多不可预料的矛盾，都在前途等着你。别担心，解决一个矛盾，便是前进一步！矛盾是解决不完的，所以艺术没有止境，没有perfect〔完美〕的一天，人生也没有perfect〔完美〕的一天！唯其如此，才需要我们日以继夜，终生地追求、苦练；要不然大家做了羲皇上人，垂手而天下治，做人也太腻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六日

…………

有一点，你得时时刻刻记住：你对音乐的理解，十分之九是凭你的审美直觉；虽则靠了你的天赋与民族传统，这直觉大半是准确的，但究竟那是西洋的东西，除了直觉以外，仍需要理论方面的、逻辑方面的、史的发展方面的知识来充实；即使是你的直觉，也还要那些学识来加以证实，自己才能放心。所以便是以口味而论觉得格格不入的说法，也得采取保留态度，细细想一想，多辨别几时，再做断语。这不但对音乐为然，治一切学问都要有这个态度。所谓冷静、客观、谦虚，就是指这种实际的态度。

来信说学习主要靠mind〔头脑〕，ear〔听觉〕，及敏感，老师的帮助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你的理解力强的缘故，一般弹琴的，十分之六七以上都是要靠老师的。这一点，你在波兰同学中想必也看得很清楚。但一个有才的人也有另外一个危机，就是容易自以为是地走牛角尖。所以才气越高，越要提防，用solid〔扎实〕的学识来充实，用冷静与客观的批评精神，持续不断地检查自己。唯有真正能做到这一步，而且终身地做下去，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一扯到艺术，一扯到做学问，我的话就没有完，只怕我写得太多，你一下子来不及咂摸。

来信提到Chopin〔肖邦〕的Berceuse〔《摇篮曲》〕的表达，很有意思。以后能多写这一类的材料，最欢迎。

还要说两句有关学习的话，就是我老跟恩德说的：“要有耐性，不要操之过急。越是心平气和，越有成绩。时时刻刻要承认自己是笨伯，不怕做笨功夫，那就不会期待太切，稍不进步就慌乱了。”对你，第一要紧是安排时间，多多腾出无谓的“消费时间”，我相信假如你在波兰能像在家一样，百事不打扰，每天都有七八小时在琴上，你的进步一定更快！

我译的莫扎特的论文，有些地方措辞不大妥当，望切勿“以辞害意”。尤其是说到“肉感”，实际应该这样了解：“使感官觉得愉快的。”原文是等于英文的sensual〔感官上的〕。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夜

……下午在《新民报》上看到一段消息，是新华社布拉格电，说你在Belgrade〔贝尔格莱德〕的首次演出，由人民军交响乐队伴奏，获得“异常的”成功，谢幕达十五次，加奏八次。我们真是高兴，不知怎么祝贺你才好。

这些时我正忙着誊稿子，服尔德的第二个短篇集子总算译完了（去年春天出的《老实人》是第一个集子）。去年四月译完的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在“人文”搁了十一个月，最近才来信说准备发排了。他们审查来审查去，提不出什么意见，倒耽误了这么久。除了翻译工作以外，主要得阅读解放后的文艺创作，也是“补课”性质，否则要落伍得不像话了。今年还想写些“书评”。另外是代公家动员一些美术及音乐方面的人做研究工作。上海正如别的大城市一样，成立了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备处”，内中有文艺组，主要由唐弢负责。他要我在美术及音乐两界想想有什么人才。这筹备处不久即取消，成为学术委员会；两年以后，学术委员会再分别成立各个研究所，如历史研究所、文艺研究所等等。这就仿佛是中国科学院在各地的分设机构。为了动员人，就得分别找他们谈，代他们设计。例如林伯伯的声乐研究，当然是最现成的了。沈伯伯在去年胡风运动中受了打击，精神萎靡，鼓动不起来。前天北京有电报找他去了，大概亦是这种研究性质的工作需要他。他一走，上海方面真正能研究音乐的人就没有啦。但若中央需要，地方也不能以本位主义的眼光去争。我平时就是不能不分心管管这种闲事。上周上海市委宣传部召集二十多人讨论“出版”问题，我也被找去了；一个会直开了六小时之久。这倒是有实质的会，时间虽长，究竟是有意义的。大家发表很多意见，对于编辑工作、发行工作，以及国际书店的经营作风，都有批评。我一个人发言也占据了几十分钟。同时听到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很有意思。另外，政协不久要开第二次全体大会（二月初开的是常委扩大会议），先发通知，要我们当委员的推荐人，分二种，一是增补做“委员”的，一是列席的。我推了二人：裘劭恒（列席）和杨心德（委员）。通过与否，当然权不在我。推荐以前，我就得花费时间分别和他们谈话，了解他们近年来的工作及思想情况，还有过去的某几段我不详知的历史。杨心德，我还另向政协推荐要安排他做印刷制版的研究工作。这样，我一方面要和朋友们谈话，谈过又要动笔。还有零零星星向中央或地方提意见，都吞了我不少时间。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四日

……本星期一起接连开了五天上海市政协第二次全体大会。所有的会议，连小组讨论，我都参加了。原有委员二百七十五人，此次新聘八十七人，共三百六十二人。又邀请各界人士列席四百六十七人。会场在中苏大厦的“友谊电影院”。会议非常紧张热烈。报名发言的有一百八十一人之多，因限于时间，实际发言的仅六十九人，其余都改成了书面发言。我提了一项议案（大会总共收到的议案不过二十五件），一份书面发言。我原打算只提书面的；二月初的扩大会议上我已讲过两次话，这一回理当让别人登台。小组会上大家提的意见不少，大会发言更是有很多精彩的。一个旧国民党军人（军长阶级）樊崧甫说得声泪俱下；周碧珍报告参加我国民间艺术团今春访问澳门演出的情况，港澳两处的侨胞的热烈反应，真是太动人了。我禁不住在会场上流了泪。好像我自己就是流落在港澳的人的心情。这样的激动，近几年来只在听某些音乐时才会有。当然也有许多八股，拉拉扯扯占了一二十分钟时间，全是自我检讨，左一个保证，右一个决心的空话。归国华侨、牧师、神甫，也都有发言。华侨的爱国情绪特别高，说话也很实在。有一个上海评弹（即说书）艺人，提的意见特别尖锐，他说：“我们要领导给我们干部，要强的干部；吃饭不管事的干部，我们不要，我们不是养老院……”这样的话，在这种场面的会上是破天荒的。主席台上的人都为之动容……这样的民主精神是大可为国家庆贺的。可惜知识分子（此次邀请列席的以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没有这样的勇气。大会主要讨论的是“中共上海市委”所拟订的《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里面对于今后对上海知识分子的安排，有三十二条具体规划：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改善党组织与现有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以利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潜力；（二）扩大和培养新生力量，开展学术研究和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马列主义学习加强领导与安排。第一项已经有一部分事情实行了：上海高级知识分子约有一万人，先照顾其中的三千人，例如调配房屋，使知识分子能有一间安静的书室，上海房管局已拨了五百所住房，陆续给一些居住条件特别坏而研究有成绩的教授、专家、作家、艺术家。又分发特种“治疗证”，可在指定医院当天预约，当天受到治疗；又分发“副食品（如鱼肉等）供应卡”，向指定的伙食供应站去买，不必排队等候。（这两种卡，我也拿到了。）由此你可以看出，政府现在如何重视知识分子。只因为客观条件不够，暂时只能从高级知识分子做起。另外，二月下旬，上海市委开了半个月会，召集各机关、学校、团体的党团干部近万人学习这个政策，要他们接近知识分子，做到“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对研究工作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大会上发言的人一致表示为了报答党与政府的关怀与照顾，要加紧努力，在业务与思想改造各方面积极提高自己。这些消息你听了一定也很兴奋的。我很想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做一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等等。政府既然已经做了这样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我们自当加倍努力来配合政府。改善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双方面的，绝非片面的。所以我预备写一系列的短文，挖掘并分析知识分子的病根，来提高大家的觉悟，督促大家从实践上痛下功夫，要说到做到。本来我在文艺方面想写一些书评，最近看了二十几种作品，觉得还不能贸然动笔；作品所描写的大半是农村，是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少数是关于工厂的；我自己对这些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光从作品上批评一通，一定是有隔阂的。所以想慢慢地出去走走，看看，多观察之后再写。

看了二十几种创作以后，我受了很深刻的教育。党在各方面数十年来的艰苦斗争，我以前太不了解了；人民大众为了抗日、反封建、反敌伪、反蒋等等所付的血汗与生命的代价，所过的非人的惨酷的日子，也是我以前不了解的。我深深地感到无仇恨即无斗争，即无革命。回想我十七八至二十岁时的反帝情绪，也不能说不高，为什么以后就在安乐窝中消沉了呢？当时因为眼见同班的小同学在“五卅”惨案中被租界巡捕惨杀，所以引起了仇恨，有了斗争的情绪，革命的情绪。以后却是一帆风顺，在社会上从来没受到挫折，更没受到压迫；相反的，因为出身是小地主，多少是在剥削人的地位，更不会对社会制度有如何彻底的仇恨；只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凭着单纯的正义感反对腐败的政府。这是很幼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绝对不会走上真正革命的路的。即使我也有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想法，对于共产社会也有些向往，但都限于空想。不受现实的鞭策，生在富庶而贫富阶级矛盾比较少的江南，不看见工人阶级血淋淋的被剥削的痛苦，一个人是始终走不出小资产阶级的圈子的，即使希望革命，也抱着“要讲目的也要讲手段”的那种书生之见。直到现在，从近二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近又从多少优秀的文艺作品中，从读到的少数理论书籍中，才开始发觉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才重新燃烧起已经熄灭了的热情。我并不把自己的过去一笔勾销，说成完全要不得。但我以前的工作热忱是由于天生的不劳动就要不舒服的性格来的，而不是由于对前途有坚定的乐观的信仰来的；以前对政府各种措施的批评，是站在纯客观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的立场上提出的，而不是把自己看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分子的立场上提出的。换句话说：出发点是狭小的，消极的，悲观的。我这样说也不是认为从此我已经改造好了（你当然明白我不会这样想，一向我深信一个人要活到老学到老的）；可是出发点纠正以后，无论对自己的业务或是思想，在改进与提高的过程中，情绪是大不相同的了，看法也大不相同的了。——这些思想，你妈妈也深深体会到；她事实上比我觉悟得早，只是她说不出道理来；一切都要经过我自己的摸索、观察，再加上客观的形势，我才会慢慢地，可也是很实在地醒悟过来。（妈妈也跟着我一本一本的文艺作品吞下去。）说到客观形势，这几年的进步简直是难以想象，单从报纸杂志的内容及文字来看，就比五三年以前不知进步了多少。至于基本建设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不必细说了。陈市长说得好：知识分子只有在事实面前才肯低头。这样的事实摆在面前，谁还会不激动，不大觉大悟呢？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你有这么坚强的斗争性，我很高兴。但切勿急躁，妨碍目前的学习。以后要多注意：坚持真理的时候必须注意讲话的方式、态度、语气、声调。要做到越有理由，态度越缓和，声音越柔和。坚持真理原是一件艰巨的斗争，也是教育工作，需要好的方法、方式、手段，还有是耐性。万万不能动火，令人误会。这些修养很不容易，我自己也还离得远呢。但你可趁早努力学习！

经历一次磨折，一定要在思想上提高一步。以后在作风上也要改善一步，这样才不冤枉。一个人吃苦碰钉子都不要紧，只要吸取教训，所谓人生或社会的教育就是这么回事。你多看看文艺创作上所描写的一些优秀党员，就有那种了不起的耐性，肯一再地细致地说服人，从不动火，从不强迫命令。这是真正的好榜样。而且存了这种心思，你也不会再烦恼；而会把斗争当作日常工作一样了。要坚持，要贯彻，但是也要忍耐！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下午四时

亲爱的孩子：我六月二日去安徽参观了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到十二日方回上海。此次去的人是上海各界代表性人士，由市政协组织的，有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也有非委员代表。看的东西很多，日程排得很紧，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我又和邹韬奋太太（沈粹缜）两人当了第一组的小组长，事情更忙。一回来还得写小组的总结，今晚、后天、下周初，还有三个会要开，才能把参观的事结束。祖国的建设，安徽人民那种急起直追的勇猛精神，叫人真兴奋。各级领导多半是转业的解放军，平易近人，朴素老实，个个亲切可爱。佛子岭的工程全部是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不但我们看了觉得骄傲，恐怕世界各国都要为之震惊的。科技落后这句话，已经被雄伟的连拱坝打得粉碎了。淮南煤矿的新式设备，应有尽有；地下三百三十公尺深的隧道，跟国外地道车的隧道相仿，升降有电梯，隧道内有电车，有通风机，有抽水机，开采的煤用皮带拖到井上，直接装火车。原始、落后、手工业式的矿场，在解放以后的六七年中，一变而为赶上世界水平的现代化矿场，怎能不叫人说是奇迹呢？详细的情形没工夫和你细谈，以后我可把小组总结抄一份给你。

五月三十一日寄给你夏衍先生的信，想必收到了吧？他说的话的确值得你深思。一个人太顺利，很容易于不知不觉间忘形的。我自己这次出门，因为被称为模范组长，心中常常浮起一种得意的感觉，猛然发觉了，便立刻压下去。但这样的情形出现过不止一次。可见一个人对自己的斗争是一刻也放松不得的。至于报道国外政治情况等等，你不必顾虑。那是夏先生过于小心。《波兰新闻》（波大使馆每周寄我的）上把最近他们领导人物的调动及为何调动的理由都说明了。可见这不是秘密。

…………

看到内地的建设突飞猛进，自己更觉得惭愧，总嫌花的力量比不上他们，贡献也比不上他们。只有抓紧时间拼下去。从黄山回来以后，每天都能七时余起床，晚上依旧十一时后睡觉。这样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因为出门了一次，上床不必一小时、半小时地睡不着，所以既能起早，也能睡晚。我很高兴。

你有许多毛病像我，比如急躁情绪，我至今不能改掉多少；我真着急，把这个不易革除的脾气传染给了你。你得常常想到我在家里的“自我批评”，也许可以帮助你提高警惕。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孩子：又是半个多月不写信给你了。最近几个月很少写长信给你，老是忙忙碌碌。从四月初旬起，结束了服尔德的小说，就停到现在，一晃四个月，想想真着急。四个月中开了无数的会，上了黄山，去了淮南、梅山、佛子岭、合肥；写了一篇书评，两篇小文章。上周北京《文艺报》又来长途电话要写一篇纪念莫扎特的文字，限了字数限了日子，五天之内总算如期完成。昨天才开始译新的巴尔扎克。社会活动与学术研究真有冲突，鱼与熊掌不可得而兼，哀哉哀哉！这半年多在外边，多走走，多开口，便到处来找。政协的文学—新闻—出版组派了我副组长；最近作协的外国文学组又派我当组长；推来推去推不掉，想想实在腻烦。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时间也不会多于二十四小时，怎么应付呢？挂挂名的事又不愿意干。二十多年与世界大局（文坛的大局）完全隔膜了，别说领导小组，就是参加订计划也插不上手。自己的兴趣又广：美术界的事又要多嘴，音乐界的更要多嘴。一多嘴就带来不少事务工作。就算光提意见，也得有时间写出来，也得有时间与朋友来往、谈天，否则外边情况如何知道，不明情况，怎能乱提意见？而且一般社会上的情况，我也关心，也常提意见，提了意见还常常追问下落。

一九五六年十月六日午

没想到昨天还能在电话中和你谈几句：千里通话，虽然都是实际事务，也传达了多少情言！只可惜没有能多说几句，电话才挂断，就惶惶然好像遗漏了什么重要的嘱咐。回家谈了一个多月，还没谈得畅快，何况这短短的三分钟呢！

你走了，还有尾声。四日上午音协来电话，说有位保加利亚音乐家——在音乐院教歌唱的，听了你的音乐会，想写文章寄回去，要你的材料。我便忙了一个下午，把南斯拉夫及巴黎的评论打了一份，又另外用法文写了一份你简单的学习经过。昨天一整天，加上前天一整晚，写了七千余字，题目叫作《与傅聪谈音乐》，内分三大段：（一）谈技巧，（二）谈学习，（三）谈表达。交给《文汇报》去了。前二段较短，各占二千字，第三段最长，占三千余字。内容也许和你谈的略有出入，但我声明在先，“恐我记忆不真切”。文字用问答体；主要是想把你此次所谈的，自己留一个记录；发表出去对音乐学生和爱好音乐的群众可能也有帮助。等刊出后，我会剪报寄华沙。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深夜

这两天开始恢复工作；一面也补看文件，读完了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颇有些感想，觉得你跟我有些地方还是不够顾到群众，不会用适当的方法去接近、去启发群众。希望你静下来把这次回来的经过细想一想，可以得出许多有益的结论。尤其是我急躁的脾气，应当作为一面镜子，随时使你警惕。感情问题，务必要自己把握住，要坚定，要从大处远处着眼，要顾全局，不要单纯地逞一时之情，要极冷静，要顾到几个人的幸福，短视的软心往往会对人对己造成长时期的不必要的痛苦！孩子，这些话千万记住。爸爸妈妈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些。

学习方面，我还要重复一遍：重点计划必不可少。平日生活要过得有规律一些，晚上睡觉切勿太迟。……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下午

谢谢你好意，想送我《苏加诺藏画集》，可是孩子，我在沪也见到了，觉得花一百五十元太不值得。真正的好画，真正的好印刷（一九三○年代只有德、荷、比三国的美术印刷是世界水平；英、法的都不行。二次大战以后，一般德国犹太人亡命去美，一九四七年时看到的美国名画印刷才像样），你没见过，便以为那画册是好极了。上海旧书店西欧印的好画册也常有，因价贵，都舍不得买。你辛辛苦苦，身体吃了很多亏挣来的钱，我不能让你这样花。所以除了你自己的一部以外，我已写信托马先生退掉一部。省下的钱，慢慢替你买书买谱，用途多得很，不会嫌钱太多的。这几年我版税收入少，要买东西全靠你这次回来挣的一笔款子了。

说到骄傲，我细细分析之下，觉得你对人不够圆通固然是一个原因，人家见了你有自卑感也是一个原因；而你有时说话太直更是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你初见恩德，听了她弹琴，你说她简直不知所云。这说话方式当然有问题。倘能细细分析她的毛病，而不先用大帽子当头一压，听的人不是更好受些吗？有一夜快十点多了，你还要练琴，她劝你明天再练；你回答说：像你那样，我还会有成绩吗？对付人家的好意，用反批评的办法，自然不行。妈妈要你加衣，要你吃肉，你也常用这一类口吻。你惯了，不觉得；但恩德究不是亲姐妹，便是亲姐妹，有时也吃不消，这些毛病，我自己也常犯，但愿与你共勉之！从这些小事情上推而广之，你我无意之间伤害人的事一定不大少，也难怪别人都说我们骄傲了。我平心静气思索以后，有此感想，不知你以为如何？

留波学习问题，且待过了明年再商量。那时以前我一定会去北京，和首长们当面协商。主要是你能把理论课早日赶完，跟杰老师多学些东西。照我前一晌提议的，每个作家挑一二代表作，彻底研究，排好日程，这一二年内非完成不可。

平日仍望坚持牛奶、鸡子、牛油。无论如何，营养第一，休息睡眠第一。为了艺术，样样要多克制自己！再过二年的使徒生活，战战兢兢地应付一切。人越有名，不骄傲别人也会有骄傲之感：这也是常情；故我们自己更要谦和有礼！

我也代你买了一份第七集《宋人画册》、《麦积山石窟》、刘开渠编的《中国古代雕塑集》共三种；你在京是否也买了？望速来信，免得那么厚重的图书寄双份给你。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Bronstein〔勃隆斯丹〕一月二十九日来信，说一月十九日直接寄你（由杰老师转的）下列各谱：……都是她托个熟朋友到纽约过假期觅来的，真是得之不易。另外你向马先生借过的那本意大利古曲，也已觅得，她要等Mozart's 36 cadenzas〔莫扎特的三十六个华彩乐段〕弄到后一块儿寄。

…………

上海这个冬天特别冷，阴历新年又下了大雪，几天不融。我们的猫冻死了，因为没有给它预备一个暖和的窠。它平时特别亲近人，死了叫人痛惜，半个月来我时时刻刻都在想起，可怜的小动物，被我们粗心大意，送了命。

…………

我修改巴尔扎克初译稿，改得很苦，比第一遍更费功夫。……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夜十一时于北京

三月二日接电话，上海市委要我参加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四日动身，五日晚抵京。六日上午在怀仁堂听毛主席报告的录音，下午开小组会，开了两天地方小组会，再开专业小组会，我参加了文学组。天天讨论，发言，十一日全天大会发言，十二日下午大会发言，从五点起毛主席又亲自来讲一次话，讲到六点五十分。十三日下午陆定一同志又做总结，宣告会议结束。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毛主席每天分别召见各专业小组的部分代表谈话，每晚召各小组召集人向他汇报，性质重要可想而知。主要是因为“百家争鸣”不开展，教条主义顽抗，故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过话，立即由中宣部电召全国各省市委（宣传文教）领导及党内外高教、科学、文艺、新闻出版的代表人士来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深夜于北京

亲爱的孩子，昨天寄了一信，附传达报告七页。兹又寄上传达报告四页。还有别的材料，回沪整理后再寄。在京实在抽不出时间来，东奔西跑，即使有车，也很累。这两次的信都硬撑着写的。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至二十六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地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地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我的感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是数十年的教育事业，我们既要耐性等待，又要友好斗争；自己也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所谓自我改造，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我认为主要有下列几个原因：一是阶级斗争太剧烈了，老干部经过了数十年残酷内战与革命，到今日已是中年以上，生理上即已到了衰退阶段；再加多数人身上带着病，精神更不充沛，求知与学习的劲头自然不足了。二是阶级斗争时敌人就在面前，不积极学习战斗就得送命，个人与集体的安全利害紧接在一起；革命成功了，敌人远了，美帝与原子弹等等，近乎抽象的威胁，故不大肯积极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门道。三是革命成功，多少给老干部一些自满情绪，自命劳苦功高，对新事物当然不大愿意屈尊去体会。四是社会发展得快，每天有多少事需要立刻决定，既没有好好学习，只有简单化，以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应付。这四点是造成官僚、主观、教条的重要因素。否则，毛主席说过“我们搞阶级斗争，并没先学好一套再来，而是边学边斗争的”；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边学边建设呢？反过来，我亲眼见过中级干部从解放军复员而做园艺工作，四年工夫已成了出色的专家。佛子岭水库的总指挥也是复员军人出身，遇到工程师们各执一见，相持不下时，他出来凭马列主义和他专业的学习下的结论，每次都很正确。可见只要年富力强，只要有自信，有毅力，死不服气地去学技术，外行变为内行也不是太难的。党内要是这样的人再多一些，官僚主义等等自会逐步减少。

毛主席的话和这次会议给我的启发很多，下次再和你谈。

从马先生处知道你近来情绪不大好，你看了上面这些话，或许会好一些。千万别忘了我们处在大变动时代，我国如此，别国也如此。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的。苏联的失败经验省了我们许多力气；中欧各国将来也会参照我们的做法慢慢地好转。在一国留学，只能集中精力学其所长；对所在国的情形不要太忧虑，自己更不要因之而沮丧。我常常感到，真正积极、真正热情，肯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的朋友太少了，但我还是替他们打气，自己还是努力斗争。到北京来我给楼伯伯、庞伯伯、马先生打气。

自己先要锻炼得坚强，才不会被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往下拖，才有剩余的精力对朋友们喊“加油加油”！你目前的学习环境真是很理想了，尽量钻研吧。室外的低气压，不去管它。你是波兰的朋友，波兰的儿子，但赤手空拳，也不能在他们的建设中帮一手。唯一报答她的办法是好好学习，把波兰老师的本领，把波兰音乐界给你的鼓励与启发带回到祖国来，在中国播一些真正对波兰友好的种子。他们的知识分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我也和马先生、庞伯伯细细商量过，假如改往苏联学习，一般文化界的空气也许要健全些，对你有好处；但也有一些教条主义味儿，你不一定吃得消；日子长了，你也要叫苦。他们的音乐界，一般比较属于cold〔冷静〕型，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个老师对你能相忍相让，容许你充分自由发展的，很难有把握。马先生认为苏联的学派与教法与你不大相合。我也同意此点。最后，改往苏联，又得在语言文字方面重起炉灶，而你现在是经不起耽搁的。周扬先生听我说了杰老师的学问，说：“多学几年就多学几年吧。”（几个月前，夏部长有信给我，怕波兰动荡的环境，想让你早些回国。现在他看法又不同了。）你该记得，胜利以前的一年，我在上海集合十二三个朋友（内有宋伯伯、姜椿芳、两个裘伯伯等等），每两周聚会一次，由一个人作一个小小学术讲话；然后吃吃茶点，谈谈时局，交换消息。那个时期是我们最苦闷的时期，但我们并不消沉，而是纠集了一些朋友自己造一个健康的小天地，暂时躲一下。你现在的处境和我们那时大不相同，更无须情绪低落。我的性格的坚韧，还是值得你学习的。我的脆弱是在生活细节方面，可不在大问题上。希望你坚强，想想过去大师们的艰苦奋斗，想想克利斯朵夫那样的人物，想想莫扎特、贝多芬；挺起腰来，不随便受环境影响！别人家的垃圾，何必多看？更不必多烦心。做客应当多注意主人家的美的地方；你该像一只久饥的蜜蜂，尽量吮吸鲜花的甘露，酿成你自己的佳蜜。何况你既要学piano〔钢琴〕，又要学理论，又要弄通文字，整天在艺术、学术的空气中，忙还忙不过来，怎会有时间多想邻人的家务事呢？

亲爱的孩子，听我的话吧，爸爸的一颗赤诚的心，忙着为周围的几个朋友打气，忙着管闲事，为社会主义事业尽一分极小的力，也忙着为本门的业务加工，但求自己能有寸进；当然更要为你这儿子做园丁与警卫的工作：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乐趣。多多休息，吃得好，睡得好，练琴时少发泄感情，（谁也不是铁打的！）生活有规律些，自然身体会强壮，精神会饱满，一切会乐观。万一有什么低潮来，想想你的爸爸举着他一双瘦长的手臂远远地在支撑你；更想想有这样坚强的党、政府与毛主席，时时刻刻做出许多伟大的事业，发出许多伟大的言论，无形中但是有效地在鼓励你前进！平衡身心，平衡理智与感情，节制肉欲，节制感情，节制思想，对像你这样的青年是有好处的。修养是整个的，全面的；不仅在于音乐，特别在于做人——不是狭义地做人，而是包括对世界，对政局的看法与态度。二十世纪的人，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内，更需要冷静的理智，唯有经过铁一般的理智控制的感情才是健康的，才能对艺术有真正的贡献。孩子，我千言万语也说不完，我相信你一切都懂，问题只在于实践！我腰酸背疼，两眼昏花，写不下去了。我祝福你，我爱你，希望你强，更强，永远做一个强者，有一颗慈悲的心的强者！

一九六○年一月十日

看到国外对你的评论很高兴。你的好几个特点已获得一致的承认和赞许，例如你的tone〔音质〕，你的touch〔触键〕，你对细节的认真与对完美的追求，你的理解与风格，都已受到注意。有人说莫扎特第二十七《协奏曲》K.595〔作品五九五号〕第一乐章是healthy〔健康〕，extrovert allegro〔外向快板〕，似乎与你的看法不同，说那一乐章健康，当然没问题，说“外向”（extrovert）恐怕未必。另一批评认为你对K.595〔作品五九五号〕第三乐章的表达“His〔他的〕（指你）sensibility is more passive than creative〔敏感性是被动的，而非创造的〕”，与我对你的看法也不一样。还有人说你弹肖邦的Ballads〔《叙事曲》〕和Scherzo〔《诙谐曲》〕中某些快的段落太快了，以致妨碍了作品的明确性。这位批评家对你三月和十月的两次肖邦都有这个说法，不知实际情形如何？从节目单的乐曲说明和一般的评论看，好像英国人对莫扎特并无特别精到的见解，也许有这种学者或艺术家而并没写文章。

以三十年前的法国情况做比，英国的音乐空气要普遍得多。固然，普遍不一定就是水平高，但质究竟是从量开始的。法国一离开巴黎就显得闭塞，空无所有；不像英国许多二等城市还有许多文化艺术活动。不过这是从表面看；实际上群众的水平，反应如何，要问你实地接触的人了。望来信告知大概。——你在西欧住了一年，也跑了一年，对各国音乐界多少有些观感，我也想知道。便是演奏场子吧，也不妨略叙一叙。例如以音响效果出名的Festival Hall〔节日厅〕[17]，究竟有什么特点等等。

结合听众的要求和你自己的学习，以后你的节目打算向哪些方面发展？是不是觉得舒伯特和莫扎特目前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加上你特别有心得，所以着重表演他们两个？你的普罗科菲耶夫[18]和肖斯塔科维奇[19]的《奏鸣曲》，都还没出过台，是否一般英国听众不大爱听现代作品？你早先练好的巴托克协奏曲是第几支？听说他的协奏曲以No.3最时行。你练了贝多芬第一，是否还想练第三？——弹过勃拉姆斯的大作品后，你对浪漫派是否感觉有所改变？对舒曼和弗兰克是否又恢复了一些好感？——当然，终身从事音乐的人对那些大师可能一辈子翻来覆去要改变好多次态度；我这些问题只是想知道你现阶段的看法。

近来又随便看了些音乐书。有些文章写得很扎实，很客观。一个英国作家说到李斯特，有这么一段：“我们不大肯相信，一个涂脂抹粉，带点俗气的姑娘会跟一个朴实无华的不漂亮的姊妹人品一样好；同样，我们也不容易承认李斯特的光华灿烂的钢琴奏鸣曲会跟舒曼或勃拉姆斯的棕色的和灰不溜秋的奏鸣曲一样精彩。”（见The Heritage of Music-2nd Series〔《音乐的遗产》第二集〕，p.196）接下去他断言那是英国人的清教徒气息作怪。他又说大家常弹的李斯特都是他早年的炫耀技巧的作品，给人一种条件反射，听见李斯特的名字就觉得俗不可耐；其实他的奏鸣曲是pure gold〔纯金〕，而后期的作品有些更是严峻到极点。——这些话我觉得颇有道理。一个作家很容易被流俗歪曲，被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偏见埋没。那部Heritage of Music〔《音乐的遗产》〕我有三集，值得一读，论肖邦的一篇也不错，论比才的更精彩，执笔的Martin Cooper〔马丁?库珀〕在二月九日《每日电讯》上写过批评你的文章。“集”中文字深浅不一，需要细看，多翻字典，注意句法。

有几个人评论你的演奏都提到你身体瘦弱，由此可见你自己该如何保养身体，充分休息。今年夏天务必抽出一个时期去过暑假！来信说不能减少演出的理由，我很懂得，但除非为了生活所迫，下一届订合同务必比这一届合理减少一些演出。要打天下也不能急，要往长里看。养精蓄锐，精神饱满地打决定性的仗比零碎仗更有效。何况你还得学习，补充节目，注意其他方面的修养；除此之外，还要有充分的休息！！

你不依靠任何政治经济背景，单凭艺术立足，这也是你对己对人对祖国的最起码而最主要的责任！当然极好，但望永远坚持下去，我相信你会坚持，不过考验你的日子还未来到。至此为止你尚未遇到逆境。真要过了贫贱日子才真正显出“贫贱不能移”！居安思危，多多锻炼你的意志吧。

一九六○年二月一日夜[20]

亲爱的聪，我们一月十一日发出的信，不知路上走了几天？唱片公司可曾寄出你的唱片？近来演出情况如何？又去过哪些国家？身体怎样？都在念中。上月底爸爸工作告一段落，适逢过春节，抄了些音乐笔记给你做参考，也许对你有所帮助。原文是法文，有些地方直接译作英文反倒方便。以你原来的认识参照之下，必有感想，不妨来信谈谈。

我们知道你自我批评精神很强，但个人天地毕竟有限，人家对你的好评只能起鼓舞作用；不同的意见才能使你进步，扩大视野：希望用冷静和虚心的态度加以思考。不管哪个批评家都代表一部分群众，考虑批评家的话也就是考虑群众的意见。你听到别人的演奏之后的感想，想必也很多，也希望告诉我们。爸爸说，除了你钻研专业之外，一定要抽出时间多多阅读其他方面的书，充实你的思想内容，培养各方面的知识。——爸爸还希望你看祖国的书报，需要什么书可来信，我们可寄给你。

附：音乐笔记

关于莫扎特

法国音乐批评家（女）Hélène Jourdan-Morhange〔海兰娜?乔当-莫安琦〕：“That's why it is so difficult to interpret Mozart’s music, which is extraordinarily simple in its melodic purity. This simplicity is beyond our reach, as the simplicity of La Fontaine's Fables is beyond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莫扎特的音乐难以诠释，它旋律明净，十分简洁。这种简洁是我们难以企及的，正如儿童难以理解拉封丹简洁的寓言一样。〕要找到这种自然的境界，必须把我们的感觉（sensations）澄清到immaterial〔非物质的〕的程度：这是极不容易的，因为勉强做出来的朴素一望而知，正如临画之于原作。表现快乐的时候，演奏家也往往过于‘作态’，以致歪曲了莫扎特的风格。例如断音（staccato）不一定都等于笑声，有时可能表示迟疑，有时可能表示遗憾；但小提琴家一看见有断音标记的音符（用弓来表现，断音的nuance〔细微变化〕格外凸出）就把乐句表现为快乐（gay），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了。钢琴家则出以机械的running〔急奏〕，而且速度如飞，把arabesque〔装饰乐句〕中所含有的grace〔优雅〕或joy〔欢快〕完全忘了。”（一九五六年法国《欧罗巴》杂志莫扎特专号）

关于表达莫扎特的当代艺术家

举世公认指挥莫扎特最好的是Bruno Walter〔布鲁诺?瓦尔特〕[21]，其次才是Thomas Beecham〔托马斯?比彻姆〕[22]；另外Fricsay〔弗里克塞〕[23]也获得好评。——Krips〔克里普斯〕[24]以Viennese Classicism〔维也纳古典乐派〕出名，Scherchen〔谢尔切恩〕[25]则以romantic ardour〔浪漫的热情〕出名。

Lily Kraus〔莉莉?克劳斯〕的独奏远不如duet〔二重奏〕，唱片批评家说：“这位莫扎特专家的独奏令人失望，或者说令人诧异。”

一九三六年代灌的Schnabel〔施纳贝尔〕[26]弹的莫扎特，法国批评家认为至今无人超过。他也极推重Fischer〔费希尔〕[27]。——年轻一辈中Lipatti〔列巴蒂〕[28]灌的K.310〔作品310号〕《第八朔拿大》[29]，Ciccolini〔奇科利尼〕[30]灌的几支，被认为很成功，还有Haskil〔哈斯奇尔〕[31]。

小提琴家中提到Willi Boskovsky〔威利?博斯考斯基〕[32]。一九五六年的批评文字没有提到Issac Stern〔艾萨克?斯特恩〕[33]的莫扎特。Goldberg〔戈德堡〕[34]也未提及，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的唱片目录上已不见他和Lili Kraus〔莉莉?克劳斯〕合作的唱片；是不是他已故世？

莫扎特出现的时代及其历史意义

原题Mozart le classique〔《古典大师莫扎特》〕。一切按语与括弧内的注是我附加的。——原注）

“那时在意大利，艺术歌曲还维持着最高的水平，在德国，自然的自发的歌曲（spontaneous song）正显出有变成艺术歌曲的可能。那时对于人声的感受还很强烈（the sensibility to human voice was still vif），但对于器乐的声音的感受已经在开始觉醒（but the sensibility to instrumental sound was already awaken）。那时正如民族语言（即各国自己的语言已经长成，不再以拉丁语为正式语言）已经形成一种文化一样，音乐也有了民族的分支，但这些不同的民族音乐语言还能和平共处。那个时代是一个难得遇到的精神平衡（spiritual balance）的时代……莫扎特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出现的。”（以上是作者引Paul Bekker〔保罗?贝克〕[35]的文字。——编者注）

“批评家PauI Bekker〔保罗?贝克〕这段话特别是指抒情作品（即歌剧）。莫扎特诞生的时代正是‘过去’与‘未来’在抒情的领域中同时并存的时代，而莫扎特在这个领域中就有特殊的表现。他在德语戏剧（按：他的德文歌剧的杰作就是《魔笛》）中，从十八世纪通俗的Lied〔歌曲〕和天真的故事（寓言童话）出发，为德国歌剧构成大体的轮廓，预告Fidelio〔《费黛里奥》〕[36]与Freischiitz〔《自由射手》〕[37]的来临。另一方面，莫扎特的意大利语戏剧（按：他的意大利歌剧写得比德国歌剧多得多）综合了喜歌剧的线索，又把喜歌剧的题旨推进到在音乐方面未经开发的大型喜剧的阶段（按：所谓Grand Comedy〔大型喜剧〕是与十八世纪的opera bouffon〔滑稽歌剧〕对立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而暗中侵入纯正歌剧（opera seria）的园地，甚至予纯正歌剧以致命的打击。十八世纪的歌剧用阉割的男声（按：早期意大利盛行这种办法，将童子阉割，使他一直到长大以后都能唱女声）歌唱，既无性别可言，自然变为抽象的声音，不可能发展出一种戏剧的逻辑（dramatic dialectic）。反之，在《唐?璜》和《费加罗的婚礼》中，所有不同的声部听来清清楚楚都是某些人物的化身（all voices，heard as the typical incarnation of definite characters），而且从心理的角度和社会的角度看都是现实的（realistic from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point of view），所以歌唱的声音的确发挥出真正戏剧角色的作用；而各种人声所代表的各种特征，又是凭借声音之间相互的戏剧关系来确定的。因此莫扎特在意大利歌剧中的成就具有国际意义，就是说他给十九世纪歌剧中的人物提供了基础（supply the bases of 19th century's vocal personage）。他的完成这个事业是从Paisiello〔帕伊谢洛〕（一七四〇—一八一六），Guglielmi〔古列尔米〕（一七二八—一八〇四），Anfossi〔安福西〕（一七二七—一七九七），Cimarosa〔西马罗萨〕（一七四九—一八〇一）（按：以上都是意大利歌剧作家）等等的滑稽风格（style bouffon）开始的，但丝毫没有损害bel canto〔美声唱法〕的魅人的效果，同时又显然是最纯粹的十八世纪基调。

“这一类的双重性（按：这是指属于他的时代，同时又超过他的时代的双重性）也见之于莫扎特的交响乐与室内乐。在这个领域内，莫扎特陆续吸收了当时所有的风格，表现了最微妙的nuance〔层次〕，甚至也保留各该风格的怪僻的地方；他从童年起在欧洲各地旅行的时候，任何环境只要逗留三四天就能熟悉，就能写出与当地的口吻完全一致的音乐。所以他在器乐方面的作品是半个世纪的音乐的总和，尤其是意大利音乐的总和（按：“总和”一词在此亦可译作“概括”）。但他的器乐还有别的因素：他所以能如此彻底地吸收，不仅由于他做各种实验的时候能专心一志地浑身投入，他与现实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并且还特别由于他用一种超过他的时代的观点，来对待所有那些实验。这个观点主要是在于组织的意识（sense of construction），在于建筑学的意识，而这种组织与这种建筑学已经是属于贝多芬式的了，属于浪漫派的了。这个意识不仅表现在莫扎特已用到控制整个十九世纪的形式（forms），并且也在于他有一个强烈的观念，不问采取何种风格，都维持辞藻的统一（unity of speech），也在于他把每个细节隶属于总体，而且出以 brilliant〔卓越〕与有机的方式。这在感应他的前辈作家中是找不到的。便是海顿吧，年纪比莫扎特大二十四岁，还比他多活了十八年，直到中年才能完全控制辞藻（master the speech），而且正是受了莫扎特的影响。十八世纪的一切酝酿，最后是达到朔拿大曲体的发现，更广泛的是达到多种主题（multiple themes），达到真正交响乐曲体的发现；酝酿期间有过无数零星的incidents〔事件〕与illuminations〔启示〕，而后开出花来；但在莫扎特的前辈作家中，包括最富于幻想与生命力（fantasy and vitality）的意大利作曲家在内，极少遇到像莫扎特那样流畅无比的表现方式：这在莫扎特却是首先具备的特点，而且是构成他的力量（power）的因素。他的万无一失的嗅觉使他从来不写一个次要的装饰段落而不先在整体中叫人听到的；也就是得力于这种嗅觉，莫扎特才能毫不费力地运用任何‘琢磨’的因素而仍不失其安详与自然。所以他尝试新的与复杂的和声时，始终保持一般谈吐的正常语调；反之，遇到他的节奏与和声极单纯的时候，那种‘恰到好处’的运用使效果和苦心经营的作品没有分别。

“由此可见莫扎特一方面表现当时的风格，另一方面又超过那些风格，按照超过他时代的原则来安排那些风格，而那原则正是后来贝多芬的雄心所在和浪漫派的雄心所在：就是要做到语言的绝对连贯，用别出心裁的步伐进行，即使采用纯属形式性质的主题（formal themes），也不使人感觉到。

“莫扎特的全部作品建立在同时面对十八、十九两个世纪的基础上。这句话的含义不仅指一般历史和文化史上的那个过渡阶段（从君主政体到大革命，从神秘主义到浪漫主义），而尤其是指音乐史上的过渡阶段。莫扎特在音乐史上是个组成因素，而以上所论列的音乐界的过渡情况，其重要性并不减于一般文化史上的过渡情况。

“我们在文学与诗歌方面的知识可以推溯到近三千年之久，在造型艺术中，巴德农神庙的楣梁雕塑已经代表一个高峰；但音乐的表现力和构造复杂的结构直到晚近才可能；因此音乐史有音乐史的特殊节奏。”

“差不多到文艺复兴的黎明期（约指十三世纪）为止，音乐的能力（possibilities of music）极其幼稚，只相当于内容狭隘，篇幅极短的单音曲（monody）；便是两世纪古典的复调音乐（指十四、十五世纪的英、法，佛兰德斯的复调音乐），在保持古代调式的范围之内，既不能从事于独立的（即本身的一套法则的）大的结构，也无法摆脱基本上无人格性（impersonal即抽象之意）的表现方法。直到十六世纪末期，音乐才开始获得可与其他艺术相比的造句能力；但还要过二个世纪音乐才提出雄心更大的课题；向交响乐演变。莫扎特的地位不同于近代一般大作家、大画家、大雕塑家的地位：莫扎特可以说是背后没有菲狄阿斯（Phidias）的陶那丹罗（Donatello）。（按：陶那丹罗是弥盖朗琪罗[38]的前辈，一三八六—一四六六，等于近代雕塑开宗立派的人；但他是从古代艺术中熏陶出来的，作为他的导师的有在他一千六百多年以前的菲狄阿斯，而菲狄阿斯已是登峰造极的雕塑家。莫扎特以前，音乐史上却不曾有过这样一个巨人式的作曲家。）在莫扎特的领域中，莫扎特处在历史上最重大的转捩关头。他不是‘一个’古典作家，而是开宗立派的古典作家。（He is not a classic， but the classic.）（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他以前根本没有古典作家，所以我译为开宗立派的古典作家。）

“他的古典气息使他在某些方面都代表那种双重性（上面说过的那一种）：例如the fundamental polarities of music as we conceive it now（按：fundamental polarities of……一句，照字面是：像我们今日所理解的那种音乐的两极性；但真正的意义我不了解）；例如在有伴奏的单音调（monody with accompaniment）之下，藏着含有对位性质的无数变化（thousands inflections），那是在莫扎特的笔下占着重要地位的；例如a symphonism extremely nourished but prodigiously transparent resounds under the deliberate vocalism in his lyrical works〔他的抒情作品中，有一种丰富而清澈的交响乐，蓄意安排如声乐一般，激荡回响〕。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所有他的音乐都可以当作自然流露的melody〔旋律〕（spontaneous melody），当作a pure springing of natural song〔如泉涌的自然歌曲〕来读（read）；也可以当作完全是‘艺术的’表现（a completely‘artistic’ expression）。

“……他的最伟大的作品既是纯粹的游戏（pure play），也表现感情的和精神的深度，仿佛是同一现实的两个不可分离的面目。”

——意大利音乐批评家Fedele d'Amico〔费代莱?达米科〕原作载56年4月《欧罗巴》杂志

什么叫作古典的？

classic〔古典的〕一字在古代文法学家笔下是指第一流的诗人，从字源上说就是从class〔等级〕衍化出来的，古人说classic〔古典的〕，等于今人说first class〔头等〕；在近代文法学家则是指可以作为典范的作家或作品，因此古代希腊拉丁的文学被称为classic〔古典的〕。我们译为“古典的”，实际即包括“古代的”与“典范的”两个意思。可是从文艺复兴以来，所谓古典的精神、古典的作品，其内容与含义远较原义为广大、具体。兹先引一段CeciI Gray〔塞西尔?格雷〕[39]批评勃拉姆斯的话：——

“我们很难举出一个比勃拉姆斯的思想感情与古典精神距离更远的作曲家，勃拉姆斯对古典精神的实质抱着完全错误的见解，对于如何获得古典精神这一点当然也是见解错误的。古典艺术并不古板（或者说严峻，原文是austere）；古典艺术的精神主要是重视感官（sensual一字很难译，我译作“重视感官”也不妥），对事物的外表采取欣然享受的态度。莫扎特在整个音乐史中也许是唯一真正的古典作家（classicist），他就是一个与禁欲主义者截然相反的人。没有一个作曲家像他那样为了声音而关心声音的，就是说追求纯粹属于声音的美。但一切伟大的古典艺术都是这样。现在许多自命为崇拜‘希腊精神’的人假定能看到当年巴德农神庙的真面目，染着绚烂的色彩的雕像（注意：当时希腊建筑与雕像都涂彩色，有如佛教的庙宇与神像），用象牙与黄金镶嵌的巨神（按：雅典娜女神——相传为菲狄阿斯作——就是最显赫的代表），或者在酒神庆祝大会的时候置身于雅典，一定会骇而却走。然而在勃拉姆斯的交响乐中，我们偏偏不断地听到所谓真正‘古典的严肃’和‘对于单纯sensual beauty〔感官美〕的轻蔑’。固然他的作品中具备这些优点（或者说特点，原文是qualities），但这些优点与古典精神正好背道而驰。指第四交响乐中的勃拉姆斯为古典主义者，无异把生活在荒野中的隐士称为希腊精神的崇拜者。勃拉姆斯的某些特别古板和严格的情绪mood〔气氛〕，往往令人想起阿那托?法朗士的名著《塔伊丝》（Thais）中的修士：那修士竭力与肉的诱惑作英勇的斗争，自以为就是与魔鬼斗争；殊不知上帝给他肉的诱惑，正是希望他回到一个更合理的精神状态中去，过一种更自然的生活。反之，修士认为虔诚苦修的行为，例如几天几夜坐在柱子顶上等等，倒是魔鬼引诱他做的荒唐勾当。勃拉姆斯始终努力压制自己，不让自己流露出刺激感官的美，殊不知他所压制的东西绝对不是魔道，而恰恰是古典精神。”（Heritage of Music〔《音乐的遗产》〕，p.185—186）

在此主要牵涉到“感官的”一词。近代人与古人（特别是希腊人）对这个名词所指的境界，观点大不相同。古希腊人（还有近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以为取悦感官是正当的、健康的，因此是人人需要的。欣赏一幅美丽的图画，一座美丽的雕像或建筑物，在他们正如面对着高山大海，春花秋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吹拂着纯净的海风一样身心舒畅，一样陶然欲醉，一样欢欣鼓舞。自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深入人心以后，二千年来，除了短时期的例外，一切取悦感官的东西都被认为危险的。（佛教强调色即是空，也是给人同样的警告，不过方式比较和缓，比较明智而已。我们中国人虽几千年受到礼教束缚，但礼教毕竟不同于宗教，所以后果不像西方严重。）其实真正的危险是在于近代人（从中古时代已经开始，但到了近代换了一个方向）身心发展的畸形，而并不在于sensual〔感官的〕本身：先有了不正常的、庸俗的，以至于危险的刺激感官的心理要求，才会有这种刺激感官的（即不正常的、庸俗的、危险的）东西产生。换言之，凡是悦目、悦耳的东西可能是低级的，甚至是危险的；也可能是高尚的，有益身心的。关键在于维持一个人的平衡，既不让肉压倒灵而沦于兽性，也不让灵压倒肉而老是趋于出神入定，甚至视肉体为赘疣，为不洁。这种偏向只能导人于病态而并不能使人圣洁。只有一个奇大无比的头脑而四肢萎缩的人，和只知道饮酒食肉，贪欢纵欲，没有半点文化生活的人同样是怪物，同样对集体有害。避免灵肉任何一方的过度发展，原是古希腊人的理想，而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正处于一个平衡的阶段，一切希腊盛期的艺术都可证明。那阶段为期极短，所以希腊黄金时代的艺术也只限于纪元前五世纪至四世纪。

也许等新的社会制度完全巩固，人与人间完全出现一种新关系，思想完全改变，真正享到“乐生”的生活的时候，历史上会再出现一次新的更高级的精神平衡。

正因为希腊艺术所追求而实现的是健全的感官享受，所以整个希腊精神所包含的是乐观主义，所爱好的是健康，自然，活泼，安闲，恬静，清明，典雅，中庸，条理，秩序，包括孔子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怨的一切属性。后世追求古典精神最成功的艺术家（例如拉斐尔，也例如莫扎特）所达到的也就是这些境界。误解古典精神为古板，严厉，纯理智的人，实际是中了宗教与礼教的毒，中了禁欲主义与消极悲观的毒，无形中使古典主义变为一种清教徒主义，或是迂腐的学究气，即所谓学院派。真正的古典精神是富有朝气的、快乐的、天真的、活生生的，像行云流水一般自由自在，像清冽的空气一般新鲜；学院派却是枯索的、僵硬的，矫揉造作，空洞无物，停滞不前，纯属形式主义的，死气沉沉、闭塞不堪的。分不清这种区别，对任何艺术的领会与欣赏都要入于歧途，更不必说表达或创作了。

不辨明古典精神的实际，自以为走古典路子的艺术家很可能成为迂腐的学院派。不辨明“感官的”一字在希腊人心目中代表什么，艺术家也会堕入另外一个陷阱：小而言之是甜俗、平庸；更进一步便是颓废，法国十八世纪的一部分文学与绘画，英国同时代的文艺，都是这方面的例子。由此可观：艺术家要提防两个方面：一是僵死的学院主义，一是低级趣味的刺激感官。为了防第一个危险，需要开拓精神视野，保持对事物的新鲜感；为了预防第二个危险，需要不断培养、更新、提高鉴别力（taste），而两者都要靠多方面的修养和持续的警惕。而且只有真正纯洁的心灵才能保证艺术的纯洁。因为我上面忘记提到，纯洁也是古典精神的理想之一。

论舒伯特——舒伯恃与贝多芬的比较研究

〔法〕保尔•朗陶尔米 著 傅雷 译

要了解舒伯特，不能以他平易的外表为准。在妩媚的帷幕之下，往往包裹着非常深刻的烙印。那个儿童般的心灵藏着可惊可怖的内容，骇人而怪异的幻象，无边无际的悲哀，心碎肠断的沉痛。

我们必须深入这个伟大的浪漫派作家的心坎，把他一刻不能去怀的梦境亲自体验一番。在他的梦里，多少阴森森的魅影同温柔可爱的形象混合在一起。

舒伯特首先是快乐、风雅、感伤的维也纳人。——但不仅仅是这样。

舒伯特虽则温婉亲切，但很胆小，不容易倾吐真情。在他的快活与机智中间始终保留一部分心事，那就是他不断追求的幻梦，不大肯告诉人的，除非在音乐中。

他心灵深处有抑郁的念头，有悲哀，有绝望，甚至有种悲剧的成分。这颗高尚、纯洁、富于理想的灵魂不能以现世的幸福为满足；就因为此，他有一种想望“他世界”的惆怅（nostalgy），使他所有的感情都染上特殊的色调。

他对于人间的幸福所抱的洒脱（detached）的态度，的确有悲剧意味，可并非贝多芬式的悲剧意味。

贝多芬首先在尘世追求幸福，而且只追求幸福。他相信只要有朝一日天下为一家，幸福就会在世界上实现。相反，舒伯特首先预感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个神秘的幻象立即使他不相信他的深切的要求能在这个生命（按：这是按西方基督徒的观点与死后的另一生命对立的眼前的生命）中获得满足。他只是一个过客：他知道对旅途上所遇到的一切都不能十分当真。——就因为此，舒伯特一生没有强烈的热情。

这又是他与贝多芬不同的地方。因为贝多芬在现世的生活中渴望把所有人间的幸福来充实生活，因为他真正爱过好几个女子，为了得不到她们的爱而感到剧烈的痛苦，他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中有充分的养料培养他的灵感。他不需要借别人的诗歌作为写作的依傍。他的朔拿大和交响乐的心理内容就具备在他自己身上。舒伯特的现实生活那么空虚，不能常常给他以引起音乐情绪的机会。他必须向诗人借取意境（images），使他不断做梦的需要能有一个更明确的形式。舒伯特不是天生能适应纯粹音乐（pure music）的，而是天生来写歌（lied）的。——他一共写了六百支以上。

舒伯特在歌曲中和贝多芬同样有力同样伟大，但是有区别，舒伯特的心灵更细腻，因为更富于诗的气质，或者说更善于捕捉诗人的思想。贝多芬主要表达一首诗的凸出的感情（dominant sentiment）。这是把诗表达得正确而完全的基本条件。舒伯特除了达到这个条件之外，还用各式各种不同的印象和中心情绪结合。他的更灵活的头脑更留恋细节，能烘托出每个意境的作用（value of every image）。

另一方面，贝多芬非惨淡经营写不成作品，他反复修改，删削，必要时还重起炉灶，总而言之他没有一挥而就的才具。相反，舒伯特最擅长即兴，他几乎从不修改。有些即兴确是完美无疵的神品。这一种才具确定了他的命运：像“歌”那样短小的曲子本来最宜于即兴。可是你不能用即兴的方法写朔拿大或交响乐。舒伯特写室内乐或交响乐往往信笔所之，一口气完成。因此那些作品即使很好，仍不免兀长拖沓，充满了重复与废话。无聊的段落与出神入化的段落杂然并存。也有两三件兴往神来的杰作无懈可击，那是例外。——所以要认识舒伯特首先要认识他的歌。

贝多芬的一生是不断更新的努力，他完成了一件作品，急于摆脱那件作品，唯恐受那件作品束缚。他不愿意重复：一朝克服了某种方法，就不愿再被那个方法限制，他不能让习惯控制他。他始终在摸索新路，钻研新的技巧，实现新的理想。——在舒伯特身上绝对没有更新，没有演变（evolution）。从第一天起舒伯特就是舒伯特，死的时候和十七岁的时候（写《玛葛丽德纺纱》的时代）一样。在他最后的作品中也感觉不到他经历过更长期的痛苦。但在《玛葛丽德》中所流露的已经是何等样的痛苦！

在他短短的生涯中，他来不及把他自然倾泻出来的丰富的宝藏尽量泄露；而且即使他老是那几个面目，我们也不觉得厌倦。他大力从事于歌曲制作正是用其所长。舒伯特单单取材于自己内心的音乐，表情不免单调；以诗歌为蓝本，诗人供给的材料使他能避免那种单调。

舒伯特的浪漫气息不减于贝多芬，但不完全相同。贝多芬的浪漫气息，从感情出发的远过于从想象出发的。在舒伯特的心灵中，形象（image）占的地位不亚于感情。因此，舒伯特的画家成分千百倍于贝多芬。当然谁都会提到田园交响乐，但未必能举出更多的例子。

贝多芬有对大自然的感情，否则也不成其为真正的浪漫派了。但他的爱田野特别是为了能够孤独，也为了在田野中他觉得有一种生理方面的快感；他觉得自由自在，呼吸通畅。他对万物之爱是有一些空泛的（a little vague），他并不能辨别每个地方的特殊的美。舒伯特的感受却更细致。海洋，河流，山丘，在他作品中有不同的表现，不但如此，还表现出是平静的海还是汹涌的海，是波涛澎湃的大江还是喁喁细语的个溪，是雄伟的高山还是妩媚的岗峦。在他歌曲的旋律之下，有生动如画的伴奏作为一个框子或者散布一股微妙的气氛。

贝多芬并不超越自然界：浩瀚的天地对他已经足够。可是舒伯特还嫌狭小。他要逃到一些光怪陆离的领域（fantastic regions）中去：他具有最高度的超自然的感觉（he possesses in highest degree the supernatural sense）。

贝多芬留下一支Erl-king〔歌〕的草稿，我们用来和舒伯特的Erl-king[40]做比较极有意思。贝多芬只关心其中的戏剧成分（dramatic elements），而且表现得极动人；但歌德描绘幻象的全部诗意，贝多芬都不曾感觉到。舒伯特的戏剧成分不减贝多芬，还更着重原诗所描写的细节：马的奔驰，树林中的风声，狂风暴雨，一切背景与一切行动在他的音乐中都有表现。此外，他的歌的口吻（vocal accent）与伴奏的音色还有一种神秘意味，有他世界的暗示，在贝多芬的作品中那是完全没有的。舒伯特的音乐的确把我们送进一个鬼出现的世界，其中有仙女，有恶煞，就像那个病中的儿童在噩梦里所见到的幻象一样。贝多芬的艺术不论如何动人，对这一类的境界是完全无缘的。

倘使只从音乐着眼，只从技术着眼，贝多芬与舒伯特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极大的差别！同样地有力，同样地激动人心，同样地悲壮，但用的是不同的方法，有时竟近于相反的方法。

贝多芬的不同凡响与独一无二的特点在于动的力量（dynamic power）和节奏。旋律本身往往不大吸引人；和声往往贫弱，或者说贝多芬不认为和声有其独特的表现价值（expressive value）。在他手中，和声只用以支持旋律，从主调音到第五度音（from tonic to dominant）的不断来回主要是为了节奏。

在舒伯特的作品中，节奏往往疲软无力，旋律却极其丰富、丰美，和声具有特殊的表情，预告舒曼、李斯特、瓦格纳与法朗克的音乐。他为了和弦而追求和弦，——还不是像德彪西那样为了和弦的风味，——而是为了和弦在旋律之外另有一种动人的内容。此外，舒伯特的转调又何等大胆！已经有多么强烈的不协和音（弦）！多么强烈的明暗的对比！

在贝多芬身上我们还只发见古典作家的浪漫气息。——纯粹的浪漫气息是从舒伯特开始的，比如渴求梦境，逃避现实世界，遁入另一个能安慰我们拯救我们的天地：这种种需要是一切伟大的浪漫派所共有的，可不是贝多芬的。贝多芬根牢固实地置身于现实中，绝不走出现实。他在现实中受尽他的一切苦楚，建造他的一切欢乐。但贝多芬永远不会写《流浪者》那样的曲子。我们不妨重复说一遍：贝多芬缺少某种诗意，某种烦恼，某种惆怅。一切情感方面的伟大，贝多芬应有尽有，但另有一种想象方面的伟大，或者说一种幻想的特质（a quality of fantasy），使舒伯特超过贝多芬。

在舒伯特身上，所谓领悟（intelligence）几乎纯是想象（imagination）。贝多芬虽非哲学家，却有思想家气质。他喜欢观念（ideas）。他有坚决的主张，肯定的信念。他常常独自考虑道德与政治问题。他相信共和是最纯洁的政治体制，能保证人类幸福。他相信德行。便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也引起他的兴趣。他对待那些问题固然是头脑简单了一些，但只要有人帮助，他不难了解，可惜当时没有那样的人。舒伯特比他更有修养，却不及他胸襟阔大。他不像贝多芬对事物取批判态度。他不喜欢做抽象的思考。他对诗人的作品表达得更好，但纯用情感与想象去表达。纯粹的观念（pure ideas）使他害怕。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与他有什么相干呢？政治与他有什么相干呢？对于德行，他也难得关心。在他心目中，人生只是一连串情绪的波动（a series of emotions），一连串的形象（images），他只希望那些情绪那些形象尽可能地愉快。他的全部优点在于他的温厚，在于他有一颗亲切的，能爱人的心，也在于他有丰富的幻想。

在贝多芬身上充沛无比而为舒伯特所绝无的，是意志。贝多芬既是英雄精神的显赫的歌手，在他与命运的斗争中自己也就是一个英雄。舒伯特的天性中可绝无英雄气息。他主要是女性性格。他缺乏刚强，浑身都是情感。他不知道深思熟虑，样样只凭本能。他的成功是出于偶然。（按：这句话未免过分，舒伯特其实是很用功的。）他并不主动支配自己的行为，只是被支配。（就是说随波逐流，在人生中处处被动。）他的音乐很少显出思想，或者只发表一些低级的思想，就是情感与想象。在生活中像在艺术中一样，他不作主张，不论对待快乐还是对待痛苦，都是如此，——他只忍受痛苦，而非控制痛苦，克服痛苦。命运对他不公平的时候，你不能希望他挺身而起，在幸福的废墟之上凭着高于一切的意志自己造出一种极乐的境界来。但他忍受痛苦的能耐其大无比。对一切痛苦，他都能领会，都能分担。他从极年轻的时候起已经体验到那些痛苦，例如那支精彩的歌《玛葛丽德纺纱》。他尽情流露，他对一切都寄予同情，对一切都推心置腹。他无穷无尽地需要宣泄感情。他的心隐隐约约地与一切心灵密切相连。他不能缺少人与人间的交接。这一点正与贝多芬相反：贝多芬是个伟大的孤独者，只看着自己的内心，绝对不愿受社会约束，他要摆脱肉体的连系，摆脱痛苦，摆脱个人，以便上升到思考中去，到宇宙中去，进入无挂无碍的自由境界。舒伯特却不断地向自然（按：这里的自然包括整个客观世界，连自己肉体与性格在内）屈服，而不会建造“观念”（原文是大写的Idea）来拯救自己。他的牺牲自有一种动人肺腑的肉的伟大，而非予人以信仰与勇气的灵的伟大，那是贫穷的伟大，宽恕的伟大，怜悯的伟大。他是堕入浩劫的可怜的阿特拉斯（Atlas）[41]。阿特拉斯背着一个世界，痛苦的世界。阿特拉斯是战败者，只能哀哭而不会反抗的战败者，丢不掉肩上的重负的战败者，忍受刑罚的战败者，而那刑罚正是罚他的软弱。我们尽可责备他不够坚强，责备他只有背负世界的力量而没有把世界老远丢开去的力量。可是我们仍不能不同情他的苦难，不能不佩服他浪费于无用之地的巨大的力量。

不幸的舒伯特就是这样。我们因为看到自己的肉体与精神的软弱而同情他，我们和他一同洒着辛酸之泪，因为他堕入了人间苦难的深渊而没有爬起来。

《罗萨蒙德》间奏曲第二号（Rosamunde - Intermezzo No.2）

《即兴曲》第三首（Impromptu No.3）

全文完）

一九六○年八月五日

两次妈妈给你写信，我都未动笔，因为身体不好，精力不支。不病不头痛的时候本来就很少，只能抓紧时间做些工作；工作完了已筋疲力尽，无心再做旁的事。人老了当然要百病丛生，衰老只有早晚之别，绝无不来之理，你千万别为我担忧。我素来对生死看得极淡，只是鞠躬尽瘁，活一天做一天工作，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杆的时候才休息。如是而已。弄艺术的人总不免有烦恼，尤其是旧知识分子处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你虽然年轻，但是从我这儿沾染的旧知识分子的缺点也着实不少。但你四五年来来信，总说一投入工作就什么烦恼都忘了；能这样在工作中乐以忘忧，已经很不差了。我们二十四小时之内，除了吃饭睡觉总是工作的时间多，空闲的时间少；所以即使烦恼，时间也不会太久，你说是不是？不过劳逸也要调节得好：你弄音乐，神经与感情特别紧张，一年下来也该彻底休息一下。暑假里到乡下去住个十天八天，不但身心得益，便是对你的音乐感受也有好处。何况入国问禁，入境问俗，对他们的人情风俗也该体会观察。老关在伦敦，或者老是忙忙碌碌在各地奔走演出，一点不接触现实，并不相宜。见信后望立刻收拾行装，出去歇歇，即是三五天也是好的。

你近来专攻斯卡拉蒂，发见他的许多妙处，我并不奇怪。这是你喜欢亨特尔以后必然的结果。斯卡拉蒂的时代，文艺复兴在绘画与文学园地中的花朵已经开放完毕，开始转到音乐；人的思想感情正要求在另一种艺术中发泄，要求更直接刺激感官，比较更缥缈更自由的一种艺术，就是音乐，来满足它们的需要。所以当时的音乐作品特别有朝气，特别清新，正如文艺复兴前期绘画中的鲍蒂彻利。而且音乐规律还不像十八世纪末叶严格，有才能的作家容易发挥性灵。何况欧洲的音乐传统，在十七世纪时还非常薄弱，不像绘画与雕塑早在古希腊就有登峰造极的造诣[42]，一片广大无边的处女地正有待于斯卡拉蒂及其以后的人去开垦。——写到这里，我想你应该常去大英博物馆，那儿的艺术宝藏可说一辈子也享受不尽；为了你总的（全面的）艺术修养，你也该多多到那里去学习。

我因为病的时候多，只能多接触艺术，除了原有的旧画以外，无意中研究起碑帖来了：现在对中国书法的变迁源流，已弄出一些眉目，对中国整个艺术史也增加了一些体会；可惜没有精神与你细谈。提到书法，忽然想起你在四月号《音乐与音乐家》杂志上的签字式，把聪字写成“ ”。须知末一笔不能往下拖长，因为行书草书，“ ”或“ ”才代表“心”字，你只能写成“ ”或“ ”。末一笔可以流露一些笔锋的余波，例如“ ”或“ ”，但切不可余锋太多，变成往下拖的一只脚。望注意。

你以前对英国批评家的看法，太苛刻了些。好的批评家和好的演奏家一样难得，大多数只能是平平庸庸的“职业批评家”。但寄回的评论中有几篇的确写得很中肯。例如五月七日Manchester Guardian〔《曼彻斯特卫报》〕上署名J.H.Elliot〔埃利奥特〕写的《从东方来的新的启示》（New Light from the East）说你并非完全接受西方音乐传统，而另有一种清新的前人所未有的观点。又说你离开西方传统的时候，总是以更好的东西去代替；而且即使是西方文化最严格的卫道者也不觉你的脱离西方传统有什么“乖张”“荒诞”，炫耀新奇的地方。这是真正理解到了你的特点。你能用东方人的思想感情去表达西方音乐，而仍旧能为西方最严格的卫道者所接受，就表示你的确对西方音乐有了一些新的贡献。我为之很高兴。且不说这也是东风压倒西风的表现之一，并且正是中国艺术家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唯有不同种族的艺术家，在不损害一种特殊艺术的完整性的条件之下，能灌输一部分新的血液进去，世界的文化才能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完满，愈来愈光辉灿烂。希望你继续往这条路上前进！还有一月二日Hastings Observer〔《黑斯廷斯观察家报》〕上署名Allan Biggs〔阿伦?比格斯〕写的一篇评论，显出他是衷心受了感动而写的，全文没有空洞的赞美，处处都着着实实指出好在哪里。看来他是一位年纪很大的人了，因为他说在一生听到的上千钢琴家中，只有Pachmann〔派克曼〕[43]与Moiseiwitsch〔莫依赛维奇〕[44]两个，有你那样的魅力。Pachmann已经死了多少年了，而且他听到过“上千”钢琴家，准是个苍然老叟了。关于你唱片的专评也写得好。

要写的中文不洋化，只有多写。写的时候一定打草稿，细细改过。除此以外并无别法。特别把可要可不要的字剔干净。

身在国外，靠艺术谋生而能不奔走于权贵之门，当然使我们安慰。我相信你一定会坚持下去。这点儿傲气也是中国艺术家最优美的传统之一，值得给西方做个榜样。可是别忘了一句老话：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你还没经过“岁寒”的考验，还得对自己提高警惕才好！一切珍重！千万珍重！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孩子，八月二十日报告的喜讯使我们心中说不出的欢喜和兴奋。你在人生的旅途中踏上一个新的阶段，开始负起新的责任来，我们要祝贺你，祝福你，鼓励你。希望你拿出像对待音乐艺术一样的毅力、信心、虔诚，来学习人生艺术中最高深的一课。但愿你将来在这一门艺术中得到像你在音乐艺术中一样的成功！发生什么疑难或苦闷，随时向一二个正直而有经验的中老年人讨教，（你在伦敦已有一年八个月，也该有这样的老成的朋友吧？）深思熟虑，然后决定，切勿单凭一时冲动：只要你能做到这几点，我们也就放心了。

对终身伴侣的要求，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事情总有正反两面：追得你太迫切了，你觉得负担重；追得不紧了，又觉得不够热烈。温柔的人有时会显得懦弱，刚强了又近乎专制。幻想多了未免不切实际，能干的管家太太又觉得俗气。只有长处没有短处的人在哪儿呢？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或事物呢？抚躬自问，自己又完美到什么程度呢？这一类的问题想必你考虑过不止一次。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有了这三样，其他都可以逐渐培养；而且有了这三样，将来即使遇到大大小小的风波也不致变成悲剧。做艺术家的妻子比做任何人的妻子都难；你要不预先明白这一点，即使你知道“责人太严，责己太宽”，也不容易学会明哲、体贴、容忍。只要能代你解决生活琐事，同时对你的事业感到兴趣就行，对学问的钻研等等暂时不必期望过奢，还得看你们婚后的生活如何。眼前双方先学习相互的尊重、谅解、宽容。

对方把你作为她整个的世界固然很危险，但也很宝贵！你既已发觉，一定会慢慢点醒她；最好旁敲侧击而勿正面提出，还要使她感到那是为了维护她的人格独立，扩大她的世界观。倘若你已经想到奥里维的故事，不妨就把那部书叫她细读一二遍，特别要她注意那一段插曲。像雅葛丽纳那样只知道love, love, love！〔爱，爱，爱！〕的人只是童话中人物，在现实世界中非但得不到love，连日子都会过不下去，因为她除了love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爱。这样狭窄的天地哪像一个天地！这样片面的人生观哪会得到幸福！无论男女，只有把兴趣集中在事业上，学问上，艺术上，尽量抛开渺小的自我（ego），才有快活的可能，才觉得活得有意义。未经世事的少女往往会存一个荒诞的梦想，以为恋爱时期的感情的高潮也能在婚后维持下去。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妄想。古语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又有一句话说，“夫妇相敬如宾”。可见只有平静、含蓄、温和的感情方能持久；另外一句的意义是说，夫妇到后来完全是一种知己朋友的关系，也即是我们所谓的终身伴侣。未婚之前双方能深切领会到这一点，就为将来打定了最可靠的基础，免除了多少不必要的误会与痛苦。

你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人，也是把真理、正义、人格等等看作高于一切的人，也是以工作为乐的人；我用不着唠叨，想你早已把这些信念表白过，而且竭力灌输给对方的了。我只想提醒你几点：第一，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莫如实际行动，最有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千万勿要求别人；自己也要犯的毛病先批评自己，先改自己的。第二，永远不要忘了我教育你的时候犯的许多过严的毛病。我过去的错误要是能使你避免同样的错误，我的罪过也可以减轻几分；你受过的痛苦不再施之于他人，你也不算白白吃苦。总的来说，尽管指点别人，可不要给人“好为人师”的感觉。（你还记得巴尔扎克那个中篇吗？）奥诺丽纳的不幸一大半是咎由自取，一小部分也因为丈夫教育她的态度伤了她的自尊心。凡是童年不快乐的人都特别脆弱（也有训练得格外坚强的，但只是少数），特别敏感，你回想一下自己，就会知道对付你的爱人要如何delicate〔温柔〕，如何discreet〔谨慎〕了。

我相信你对爱情问题看得比以前更郑重更严肃了；就在这考验时期，希望你更加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尤其要对婚后的责任先培养一种忠诚、庄严、虔敬的心情！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日

亲爱的孩子，因为闹关节炎，本来这回不想写信，让妈妈单独执笔；但接到你去维也纳途中的信，有些艺术问题非由我亲自谈不可，只能撑起来再写。知道你平日细看批评，觉得总能得到一些好处，真是太高兴了。有自信同时又能保持自我批评精神，的确如你所说，是一切艺术家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你对批评界的总的看法，我完全同意；而且是古往今来真正的艺术家一致的意见。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往往自己认为的缺陷，批评家并不能指出，他们指出的倒是反映批评家本人的理解不够或者纯属个人的好恶，或者是时下的风气和流俗的趣味。从巴尔扎克到罗曼?罗兰，都一再说过这一类的话。因为批评家也受他气质与修养的限制（单从好的方面看），艺术家胸中的境界没有完美表现出来时，批评家可能完全捉摸不到，而只感到与习惯的世界抵触；便是艺术家的理想真正完美地表现出来了，批评家囿于成见，也未必马上能发生共鸣。例如雨果早期的戏剧，比才的《卡门》，德彪西的《贝莱阿斯与梅利桑特》。但即使批评家说的不完全对头，或竟完全不对头，也会有一言半语引起我们的反省，给我们一种inspiration〔灵感〕，使我们发见真正的缺点，或者另外一个新的角落让我们去追求，再不然是使我们联想到一些小枝节可以补充、修正或改善。——这便是批评家之言不可尽信，亦不可忽视的辩证关系。

来信提到批评家音乐听得太多而麻痹，确实体会到他们的苦处。同时我也联想到演奏家大多沉浸在音乐中和过度的工作或许也有害处。追求完美的意识太强太清楚了，会造成紧张与疲劳，反而妨害原有的成绩。你灌唱片特别紧张，就因为求全之心太切。所以我常常劝你劳逸要有恰当的安排，最要紧维持心理的健康和精神的平衡。一切做到问心无愧，成败置之度外，才能临场指挥若定，操纵自如。也切勿刻意求工，以免画蛇添足，丧失了spontaneity〔率性〕；理想的艺术总是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即使是慷慨激昂也像夏日的疾风猛雨，好像是天地中必然有的也是势所必然的境界。一露出雕琢和斧凿的痕迹，就变为庸俗的工艺品而不是出于肺腑，发自内心的艺术了。我觉得你在放松精神一点上还大有可为。不妨减少一些工作，增加一些深思默想，看看效果如何。别老说时间不够；首先要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事情上——特别是梳洗穿衣等等，那是我几年来常嘱咐你的——节约时间，挤出时间来！要不工作，就痛快休息，切勿拖拖拉拉在日常猥琐之事上浪费光阴。不妨多到郊外森林中去散步，或者上博物馆欣赏名画，从造型艺术中去求恬静闲适。你实在太劳累了！……你知道我说的休息绝不是懒散，而是调节你的身心，尤其是神经（我一向认为音乐家的神经比别的艺术家更需要保护：这也是有科学与历史根据的），目的仍在于促进你的艺术，不过用的方法比一味苦干更合理更科学而已！

你的中文并不见得如何退步，你不必有自卑感。自卑感反会阻止你表达的流畅。Do take it easy！〔放松，慢慢来！〕主要是你目前的环境多半要你用外文来思想，也因为很少机会用中文讨论文艺、思想等等问题。稍缓我当寄一些旧书给你，让你温习温习词汇和句法的变化。我译的旧作中，《嘉尔曼》[45]和服尔德的文字比较最洗练简洁，可供学习。新译不知何时印，印了当然马上寄。但我们纸张不足，对十九世纪的西方作品又经过批判与重新估价，故译作究竟哪时会发排，完全无法预料。

其实多读外文书（写得好的），也一样能加强表达思想的能力。我始终觉得一个人有了充实丰富的思想，不怕表达不出。Arthur Hedley〔阿瑟?赫德利〕[46]写的Chopin〔《肖邦》〕（在master musician〔《音乐大师》〕丛书内）内容甚好，文字也不太难。第十章提到Chopin〔肖邦〕的演奏，有些字句和一般人对你的评论很相近。

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上午

亲爱的孩子，上月二十四日宋家婆婆突然病故，卧床不过五日，初时只寻常小恙，到最后十二小时才急转直下。人生脆弱一至于此！我和你妈妈为之四五天不能入睡，伤感难言。古人云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人过中年也是到了秋冬之交，加以体弱多病，益有草木零落，兔死狐悲之感。但西方人年近八旬尚在孜孜矻矻，穷究学术，不知老之“已”至：究竟是民族年轻，生命力特别旺盛，不若数千年一脉相承之中华民族容易衰老欤？抑是我个人未老先衰，生意索然欤？想到你们年富力强，蓓蕾初放，艺术天地正是柳暗花明，窥得无穷妙境之时，私心艳羡，岂笔墨所能尽宣！

因你屡屡提及艺术方面的希腊精神（Hellenism），特意抄出丹纳《艺术哲学》中第四编“希腊雕塑”译稿六万余字，钉成一本。原书虽有英译本，但其中神话、史迹、掌故太多，倘无详注，你读来不免一知半解；我译稿均另加笺注，对你方便不少。我每天抄录一段，前后将近一月方始抄完第四编。奈海关对寄外文稿检查甚严，送去十余日尚无音信，不知何时方能寄出，亦不知果能寄出否。思之怅怅。——此书原系五七年“人文”向我特约，还是王任叔来沪到我家当面说定，我在五八至五九年间译完，已搁置一年八个月。目前纸张奇紧，一时绝无付印之望。

在一切艺术中，音乐的流动性最为突出，一则是时间的艺术，二则是刺激感官与情绪最剧烈的艺术，故与个人的mood〔情绪〕关系特别密切。对乐曲的了解与感受，演奏者不但因时因地因当时情绪而异，即一曲开始之后，情绪仍在不断波动，临时对细节，层次，强弱，快慢，抑扬顿挫，仍可有无穷变化。听众对某一作品平日皆有一根据素所习惯与听熟的印象构成的“成见”，而听众情绪之波动，亦复与演奏者无异：听音乐当天之心情固对其音乐感受大有影响，即乐曲开始之后，亦仍随最初乐句所引起之反应而连续发生种种情绪。此种变化与演奏者之心情变化皆非事先所能预料，亦非临时能由意识控制。可见演奏者每次表现之有所出入，听众之印象每次不同，皆系自然之理。演奏家所以需要高度的客观控制，以尽量减少一时情绪的影响；听众之需要高度的冷静的领会；对批评家之言之不可不信亦不能尽信，都是从上面几点分析中引申出来的结论。——音乐即是时间的艺术，一句弹完，印象即难以复按；事后批评，其正确性大有问题；又因为是时间的艺术，故批评家固有之（对某一作品）成见，其正确性又大有问题。况执着旧事物，旧观念，旧印象，排斥新事物，新观念，新印象，原系一般心理，故演奏家与批评家之距离特别大。不若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形体完全固定，作者自己可在不同时间不同心情之下再三复按，观众与批评家亦可同样复按，重加审查，修正原有印象与过去见解。

按诸上述种种，似乎演奏与批评都无标准可言。但又并不如此。演奏家对某一作品演奏至数十百次以后，无形中形成一比较固定的轮廓，大大地减少了流动性。听众对某一作品听了数十遍以后，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印象。——尤其以唱片论，听了数十百次必然会得出一个接近事实的结论。各种不同的心情经过数十次的中和，修正，各个极端相互抵消以后，对某一固定乐曲（既是唱片，则演奏是固定的了，不是每次不同的了，而且可以尽量复按复查）的感受与批评可以说有了平均的、比较客观的价值。个别的听众与批评家，当然仍有个别的心理上精神上气质上的因素，使其平均印象尚不能称为如何客观；但无数“个别的”听众与批评家的感受与印象，再经过相当时期的大交流（由于报章杂志的评论，平日交际场中的谈话，半学术性的讨论争辩而形成的大交流）之后，就可得出一个average〔平均〕的总和。这个总印象总意见，对某一演奏家的某一作品的成绩来说，大概是公平或近于公平的了。——这是我对群众与批评家的意见肯定其客观价值的看法，也是无意中与你妈妈谈话时谈出来的，不知你觉得怎样？——我经常与妈妈谈天说地，对人生、政治、艺术、各种问题发表各种感想，往往使我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出一个小小的头绪来。单就这一点来说，你妈妈对我确是大有帮助，虽然不是出于她主动。——可见终身伴侣的相互帮助有许多完全是不知不觉的。相信你与弥拉之间一定也常有此感。

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上午

昨天敏自京回沪度寒假，马先生交其带来不少唱片借听。昨晚听了维伐第的两支协奏曲，显然是斯卡拉蒂一类的风格，敏说“非常接近大自然”，倒也说得中肯。情调的愉快、开朗、活泼、轻松，风格之典雅、妩媚，意境之纯净、健康，气息之乐观、天真，和声的柔和、堂皇，甜而不俗：处处显出南国风光与意大利民族的特性，令我回想到罗马的天色之蓝，空气之清冽，阳光的灿烂，更进一步追怀二千年前希腊的风土人情，美丽的地中海与柔媚的山脉，以及当时又文明又自然，又典雅又朴素的风流文采，正如丹纳书中所描写的那些境界。——听了这种音乐不禁联想到亨特尔，他倒是北欧人而追求文艺复兴的理想的人，也是北欧人而憧憬南国的快乐气氛的作曲家。你说他humain〔有人情味〕是不错的，因为他更本色，更多保留人的原有的性格，所以更健康。他有的是异教气息，不像巴赫被基督教精神束缚，常常匍匐在神的脚下呼号，忏悔，诚惶诚恐地祈求。基督教本是历史上某一特殊时代，地理上某一特殊民族，经济政治某一特殊类型所综合产生的东西；时代变了，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也早已变了，民族也大不相同了，不幸旧文化—旧宗教遗留下来，始终统治着二千年来几乎所有的西方民族，造成了西方人至今为止的那种矛盾、畸形，与十九二十世纪极不调和的精神状态，处处同文艺复兴以来的主要思潮抵触。在我们中国人眼中，基督教思想尤其显得病态。一方面，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是站起来了，到处肯定自己的独立，发展到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派，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进步以及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显然人类的前途，进步，能力，都是无限的；同时却仍然奉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为主宰，好像人永远逃不出他的掌心，再加上原始罪恶与天堂地狱的恐怖与期望，使近代人的精神永远处于支离破碎、纠结复杂、矛盾百出的状态中，这个情形反映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学术的各个部门，使他们（西方人）格外心情复杂，难以理解。我总觉得从异教变到基督教，就是人从健康变到病态的主要表现与主要关键。——比起近代的西方人来，我们中华民族更接近古代的希腊人，因此更自然，更健康。我们的哲学、文学即使是悲观的部分也不是基督教式的一味投降，或者用现代语说，一味的“失败主义”；而是人类一般对生老病死、春花秋月的慨叹，如古乐府及我们全部诗词中提到人生如朝露一类的作品；或者是愤激与反抗的表现，如老子的《道德经》。——就因为此，我们对西方艺术中最喜爱的还是希腊的雕塑，文艺复兴的绘画，十九世纪的风景画，——总而言之是非宗教性非说教类的作品。——猜想你近年来愈来愈喜欢莫扎特、斯卡拉蒂、亨特尔，大概也是由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气质。在精神发展的方向上，我认为你这条路线是正常的，健全的。——你的酷好舒伯特，恐怕也反映你爱好中国文艺中的某一类型。亲切，熨帖，温厚，惆怅，凄凉，而又对人生常带哲学意味极浓的深思默想；爱人生，恋念人生而又随时准备飘然远行，高蹈，洒脱，遗世独立，解脱一切等等的表现，岂不是我们汉晋六朝唐宋以来的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吗？而这些因素是不是在舒伯特的作品中也具备的呢？——关于上述各点，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而你我之间思想交流、精神默契未尝有丝毫间隔，也就象征你这个远方游子永远和产生你的民族，抚养你的祖国，灌溉你的文化血肉相连，息息相通。

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

从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古代文化，各种不同民族，各种不同的思想感情大接触之下，造成了近代人的极度复杂的头脑与心情；加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化（如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替等等），人的精神状态愈加充满了矛盾。这个矛盾中最尖锐的部分仍然是基督教思想与个人主义的自由独立与自我扩张的对立。凡是非基督徒的矛盾，仅仅反映经济方面的苦闷，其程度绝没有那么强烈。——在艺术上表现这种矛盾特别显著的，恐怕要算贝多芬了。以贝多芬与歌德做比较研究，大概更可证实我的假定。贝多芬乐曲中两个主题的对立，绝不仅仅从技术要求出发，而主要是反映他内心的双重性。否则，一切sonata form〔奏鸣曲式〕都以两个对立的motifs〔主题〕为基础，为何独独在贝多芬的作品中，两个不同的主题会从头至尾斗争得那么厉害，那么凶猛呢？他的两个主题，一个往往代表意志，代表力，或者说代表一种自我扩张的个人主义（绝对不是自私自利的庸俗的个人主义或侵犯别人的自我扩张，想你不致误会）；另外一个往往代表犷野的暴力，或者说是命运，或者说是神，都无不可。虽则贝多芬本人绝不同意把命运与神混为一谈，但客观分析起来，两者实在是一个东西。斗争的结果总是意志得胜，人得胜。但胜利并不持久，所以每写一个曲子就得重新挣扎一次，斗争一次。到晚年的四重奏中，斗争仍然不断发生，可是结论不是谁胜谁败，而是个人的隐忍与舍弃；这个境界在作者说来，可以美其名曰皈依，曰觉悟，曰解脱，其实是放弃斗争，放弃挣扎，以换取精神上的和平宁静，即所谓幸福，所谓极乐。挣扎了一辈子以后再放弃挣扎，当然比一开场就奴颜婢膝地屈服高明得多，也就是说“自我”的确已经大大地扩张了；同时却又证明“自我”不能无限制地扩张下去，而且最后承认“自我”仍然是渺小的，斗争的结果还是一场空，真正得到的只是一个觉悟，觉悟斗争之无益，不如与命运、与神，言归于好，求妥协。当然我把贝多芬的斗争说得简单化了一些，但大致并不错。此处不能做专题研究，有的地方只能笼统说说。——你以前信中屡次说到贝多芬最后的解脱仍是不彻底的，是否就是我以上说的那个意思呢？——我相信，要不是基督教思想统治了一千三四百年（从高卢人信奉基督教算起）的西方民族，现代欧洲人的精神状态绝不会复杂到这步田地，即使复杂，也将是另外一种性质。比如我们中华民族，尽管近半世纪以来也因为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后而心情变得一天天复杂，尽管对人生的无常从古至今感慨伤叹，但我们的内心矛盾，绝不能与宗教信仰与现代精神（自我扩张）的矛盾相比。我们心目中的生死感慨，从无仰慕天堂的极其烦躁的期待与追求，也从无对永堕地狱的恐怖忧虑；所以我们的哀伤只是出于生物的本能，而不是由发热的头脑造出许多极乐与极可怖的幻象来一方面诱惑自己一方面威吓自己。同一苦闷，程度强弱之大有差别，健康与病态的分别，大概就取决于这个因素。

中华民族从古以来不追求自我扩张，从来不把人看作高于一切，在哲学文艺方面的表现都反映出人在自然界中与万物占着一个比例较为恰当的地位，而非绝对统治万物，奴役万物的主宰。因此我们的苦闷，基本上比西方人为少为小；因为苦闷的强弱原是随欲望与野心的大小而转移的。农业社会的人比工业社会的人享受差得多，因此欲望也小得多。况中国古代素来以不滞于物，不为物役为最主要的人生哲学。并非我们没有守财奴，但比起莫里哀与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与野心家来，就小巫见大巫了。中国民族多数是性情中正和平，淡泊，朴实，比西方人容易满足。——另一方面，佛教影响虽然很大，但天堂地狱之说只是佛教中的小乘（净土宗）的说法，专为知识较低的大众而设的。真正的佛教教理并不相信真有天堂地狱；而是从理智上求觉悟，求超度；觉悟是悟人世的虚幻，超度是超脱痛苦与烦恼。尽管是出世思想，却不予人以热烈追求幸福的鼓动，或急于逃避地狱的恐怖；主要是劝导人求智慧。佛教的智慧正好与基督教的信仰成为鲜明的对比。智慧使人自然而然地醒悟，信仰反易使人入于偏执与热狂之途。——我们的民族本来提倡智慧。（中国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而不是追求信仰。我们只看见古人提到彻悟，从未以信仰坚定为人生乐事〔这恰恰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幸福〕。你认为亨特尔比巴赫为高，你说前者是智慧的结晶，后者是信仰的结晶：这个思想根源也反映出我们的民族性。）故知识分子受到佛教影响并无恶果。即使南北朝时代佛教在中国极盛，愚夫愚妇的迷信亦未尝在吾国文化史上遗留什么毒素，知识分子亦从未陷于虚无主义。（即使有过一个短时期，但在历史上并无大害。）——相反，在两汉以儒家为唯一正统，罢斥百家，思想入于停滞状态之后，佛教思想的输入倒是给我们精神上的一种刺激，令人从麻痹中觉醒过来，从狭隘的一家一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纪元二三世纪的思想情况之下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对中国知识分子拘束最大的倒是僵死的礼教，从南宋的理学（程子朱子）起一直到清朝末年，养成了规行矩步，整天反省，唯恐背礼越矩的迂腐头脑，也养成了口是心非的假道学、伪君子。其次是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不仅束缚性灵，也使一部分有心胸有能力的人徘徊于功名利禄与真正修心养性，致知格物的矛盾中（反映于《儒林外史》中）。——然而这一类的矛盾也绝不像近代西方人的矛盾那么有害身心。我们的社会进步迟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若断若续，封建时代的经济基础始终存在，封建时代的道德观、人生观、宇宙观以及一切上层建筑，到近百年中还有很大势力，使我们的精神状态，思想情形不致如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的人那样混乱、复杂、病态；我们比起欧美人来一方面是落后，一方面也单纯，就是说更健全一些。——从民族特性，传统思想，以及经济制度等等各个方面看，我们和西方人比较之下都有这个双重性。——五四以来，情形急转直下，西方文化的输入使我们的头脑受到极大的骚动，正如“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侵入促成我们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一样，我们开始感染到近代西方人的烦恼，幸而时期不久，并且宗教影响在我们思想上并无重大作用（西方宗教只影响到买办阶级以及一部分比较落后地区的农民，而且也并不深刻），故虽有现代式的苦闷，并不太尖锐。我们还是有我们老一套的东方思想与东方哲学，作为批判西方文化的尺度。当然以上所说特别是限于解放以前为止的时期。解放以后情形大不相同，暇时再谈。但即是解放以前我们一代人的思想情况，你也承受下来了，感染得相当深了。我想你对西方艺术、西方思想、西方社会的反应和批评，骨子里都有我们一代（比你早一代）的思想根源，再加上解放以后新社会给你的理想，使你对西欧的旧社会更有另外一种看法，另外一种感觉。——倘能从我这一大段历史分析（不管如何片面如何不正确）来分析你目前的思想感情，也许能大大减少你内心苦闷的尖锐程度，使你的矛盾不致影响你身心的健康与平衡，你说是不是？

人没有苦闷，没有矛盾，就不会进步。有矛盾才会逼你解决矛盾，解决一次矛盾即往前迈进一步。到晚年矛盾减少，即是生命将要告终的表现。没有矛盾的一片恬静只是一个崇高的理想，真正实现的话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凭了修养的功夫所能达到的和平恬静只是极短暂的，比如浪潮的尖峰，一刹那就要过去的。或者理想的平和恬静乃是微波荡漾，有矛盾而不太尖锐，而且随时能解决的那种精神修养，可绝非一泓死水：一泓死水有什么可羡呢？我觉得倘若苦闷而不致陷入悲观厌世，有矛盾而能解决（至少在理论上认识上得到一个总结），那么苦闷与矛盾并不可怕。所要避免的乃是因苦闷而导致身心失常，或者玩世不恭，变作游戏人生的态度。从另一角度看，最伤人的（对己对人，对小我与集体都有害的）乃是由passion〔激情〕出发的苦闷与矛盾，例如热衷名利而得不到名利的人，怀着野心而明明不能实现的人，经常嫉妒别人、仇恨别人的人，那一类苦闷便是于己于人都有大害的。凡是从自卑感自溺狂等等来的苦闷对社会都是不利的，对自己也是致命伤。反之，倘是忧时忧国，不是为小我打算而是为了社会福利、人类前途而感到的苦闷，因为出发点是正义，是理想，是热爱，所以即有矛盾，对己对人都无害处，倒反能逼自己做出一些小小的贡献来。但此种苦闷也须用智慧来解决，至少在苦闷的时间不能忘了明哲的教训，才不至于转到悲观绝望，用灰色眼镜看事物，才能保持健康的心情继续在人生中奋斗，——而唯有如此，自己的小我苦闷才能转化为一种活泼泼的力量而不仅仅成为愤世嫉俗的消极因素；因为愤世嫉俗并不能解决矛盾，也就不能使自己往前迈进一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怕经常苦闷，经常矛盾，但必须不让这苦闷与矛盾妨碍我们愉快的心情。

一九六一年二月八日晨

记得你在波兰时期，来信说过艺术家需要有single-mindedness〔一心一意〕，分出一部分时间关心别的东西，追术艺术就短少了这部分时间。当时你的话是特别针对某个问题而说的。我很了解（根据切身经验），严格钻研一门学术必须整个儿投身进去。艺术——尤其音乐，反映现实是非常间接的，思想感情必须转化为emotion〔感情〕才能在声音中表达，而这一段酝酿过程，时间就很长；一受外界打扰，酝酿过程即会延长，或竟中断。音乐家特别需要集中（即所谓single-mindedness〔一心一意〕），原因即在于此。因为音乐是时间的艺术，表达的又是流动性最大的emotion〔感情〕，往往稍纵即逝。——不幸，生在二十世纪的人，头脑装满了多多少少的东西，世界上又有多多少少东西时时刻刻逼你注意。人究竟是社会的动物，不能完全与世隔绝；与世隔绝的任何一种艺术家都不会有生命，不能引起群众的共鸣。经常与社会接触而仍然能保持头脑冷静，心情和平，同时能保持对艺术的新鲜感与专一的注意，的确是极不容易的事。你大概久已感觉到这一点。可是过去你似乎纯用排斥外界的办法（事实上你也做不到，因为你对人生对世界的感触与苦闷还是很多很强烈），而没头没脑地沉浸在艺术里，这不是很健康的做法。我屡屡提醒你，单靠音乐来培养音乐是有很大弊害的。以你的气质而论，我觉得你需要多多跑到大自然中去，也需要不时欣赏造型艺术来调剂。假定你每个月郊游一次，上美术馆一次，恐怕你不仅精神更愉快、更平衡，便是你的音乐表达也会更丰富，更有生命力，更有新面目出现。亲爱的孩子，你无论如何应该试试看！

…………

一月九日与林先生的画同时寄出的一包书，多半为温习你中文着眼，故特别挑选文笔最好的书。——至于艺术与音乐方面的书，英文中有不少扎实的作品。暑中音乐会较少的期间，也该尽量阅读。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孩子，寄你“武梁祠石刻楯片”四张，乃系普通复制品，属于现在印的画片一类。

楯片一称拓片，是吾国固有的一种印刷，原则上与过去印木版书，今日印木刻铜刻的版画相同。唯印木版书画先在版上涂墨，然后以白纸覆印，拓片则先覆白纸于原石，再在纸背以布球蘸墨轻拍细按，印讫后纸背即成正面；而石刻凸出部分皆成黑色，凹陷部分保留纸之本色（即白色）。木刻铜刻上原有之图像是反刻的，像我们用的图章；石刻原作的图像本是正刻，与西洋的浮雕相似，故复制时方法不同。

古代石刻画最常见的一种只勾线条，刻画甚浅；拓片上只见大片黑色中浮现许多白线，构成人物鸟兽草木之轮廓；另一种则将人物四周之石挖去，如阳文图章，在拓片上即看到物像是黑的，具有整个形体，不仅是轮廓了。最后一种与第二种同，但留出之图像呈半圆而微凸，接近西洋的浅浮雕。武梁祠石刻则是第二种之代表作。

给你的拓片，技术与用纸都不高明；目的只是让你看到我们远祖雕刻艺术的些少样品。你在欧洲随处见到希腊罗马雕塑的照片，如何能没有祖国雕刻的照片呢？我们的古代遗物既无照相，只有依赖拓片，而拓片是与原作等大，绝未缩小之复本。

武梁祠石刻在山东嘉祥县武氏祠内，为公元二世纪前半期作品，正当东汉（即后汉）中叶。武氏当时是个大地主大官僚，子孙在其墓畔筑有享堂（俗称祠堂）专供祭祀之用。堂内四壁嵌有石刻的图画，武氏兄弟数人，故有武荣祠武梁祠之分，唯世人混称为武梁祠。

同类的石刻画尚有山东肥城县之孝堂山郭氏墓，则是西汉（前汉）之物，早于武梁祠约百年（公元一世纪），且系阴刻，风格亦较古拙厚重。“孝堂山”与“武梁祠”为吾国古雕刻两大高峰，不可不加注意。此外尚有较晚出土之四川汉墓石刻，亦系精品。

石刻画题材自古代神话，如女娲氏补天、三皇五帝等传说起，至圣贤、豪杰烈士、诸侯之史实轶事，无所不包——其中一部分你小时候在古书上都读过。原作每石有数画，中间连续，不分界限，仅于上角刻有题目，如《老莱子彩衣娱亲》《荆轲刺秦王》等等。唯文字刻画甚浅，年代剥落，大半无存；今日之下欲知何画代表何人故事，非熟悉《春秋》《左传》《国策》不可；我无此精力，不能为你逐条考据。

武梁祠全部石刻共占五十余石，题材总数更远过于此。我仅有拓片二十余张，亦是残帙，缺漏甚多，兹挑出拓印较好之四纸寄你，但线条仍不够分明，遒劲生动飘逸之美几无从体会，只能说聊胜于无而已。

…………

此种信纸[47]即是木刻印刷，今亦不复制造，值得细看一下。

另附法文说明一份，专供弥拉阅读，让她也知道一些中国古艺术的梗概与中国史地的常识。希望她为你译成英文，好解释给你外国友人听；我知道大部分历史与雕塑名词你都不见得会用英文说。——倘装在框内，拓片只可非常小心地压平，切勿用力拉直拉平，无数皱下去的地方都代表原作的细节，将纸完全拉直拉平就会失去本来面目，务望与弥拉细说。

又汉代石刻画纯系吾国民族风格。人物姿态衣饰既是标准汉族气味，雕刻风格亦毫无外来影响。南北朝（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之石刻，如河南龙门、山西云冈之巨大塑像（其中很大部分是更晚的隋唐作品——相当于公元六至八世纪），以及敦煌壁画等等，显然深受佛教艺术、希腊罗马及近东艺术之影响。

附带告诉你这些中国艺术演变的零星知识，对你也有好处，与西方朋友谈到中国文化，总该对主流支流，本土文明与外来因素，心中有个大体的轮廓才行。以后去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美术馆，在远东艺术室中亦可注意及之。巴黎还有专门陈列中国古物的Musēe Guimet〔吉美博物馆〕，值得参观！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孩子，越知道你中文生疏，我越需要和你多写中文；同时免得弥拉和我们隔膜，也要尽量写英文。有时一些话不免在中英文信中重复，望勿误会是我老糊涂。从你婚后，我觉得对弥拉如同对你一样负有指导的责任：许多有关人生和家常琐事的经验，你不知道还不打紧，弥拉可不能不学习，否则如何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呢？既然她自幼的遭遇不很幸福，得到父母指点的地方不见得很充分，再加西方人总有许多观点与我们有距离，特别在人生的淡泊，起居享用的俭朴方面，我更认为应当逐渐把我们东方民族（虽然她也是东方血统，但她的东方只是徒有其名了！）的明智的传统灌输给她。前信问你有关她与生母的感情，务望来信告知。这是人伦至性，我们不能不关心弥拉在这方面的心情或苦闷。

…………

不愿意把物质的事挂在嘴边是一件事，不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地丢失钱是另一件事！这是我与你大不相同之处。我也觉得提到阿堵物是俗气，可是我年轻时母亲（你的祖母）对我的零用抓得极紧，加上二十四岁独立当家，收入不丰；所以比你在经济上会计算，会筹划，尤其比你原则性强。当然，这些对你的艺术家气质不很调和，但也只是对像你这样的艺术家是如此；精明能干的艺术家也有的是。肖邦即是一个有名的例子：他从来不让出版商剥削，和他们谈判条件从不怕烦。你在金钱方面的洁癖，在我们眼中是高尚的节操，在西方拜金世界和吸血世界中却是任人鱼肉的好材料。我不和人争利，但也绝不肯被人剥削，遇到这种情形不能不争——这也是我与你不同之处。但你也知道，我争的还是一个理而不是为钱，争的是一口气而不是为的利。在这一点上你和我仍然相像。

总而言之，理财有方法，有系统，并不与重视物质有必然的联系，而只是为了不吃物质的亏而采取的预防措施；正如日常生活有规律，并非求生活刻板枯燥，而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节省更多的精力来做些有用的事，读些有益的书，总之是为了更完美地享受人生。

…………

裴辽士[48]我一向认为最能代表法兰西民族，最不受德、意两国音乐传统的影响。《基督童年》一曲朴素而又精雅，热烈而又含蓄，虔诚而又健康，完全写出一个健全的人的宗教情绪，广义的宗教情绪，对一切神圣、纯洁、美好、无邪的事物的崇敬。来信说得很对，那个曲子又有热情又有恬静，又兴奋又淡泊，第二段的古风尤其可爱。怪不得当初巴黎的批评家都受了骗，以为真是新发现的十七世纪法国教士作的。但那narrator〔叙述者〕唱得太过火了些，我觉得家中原有老哥伦比亚的一个片段比这个新片更素雅自然。可惜你不懂法文，全篇唱词之美在英文译文中完全消失了。我对照看了几段，简直不能传达原作的美于万一！（原文写得像《圣经》一般单纯！可是多美！）想你知道全部脚本是出于裴辽士的手笔。

你既对裴辽士感到很大兴趣，应当赶快买一本罗曼?罗兰的《今代音乐家》（Romain Rolland：Musiciens d'Aujourd'huj），读一读论裴辽士的一篇。（那篇文章写得好极了！）倘英译本还有同一作者的《古代音乐家》（Musiciens d'Autrefois）当然也该买。正因为裴辽士完全表达他自己，不理会也不知道（据说他早期根本不知道巴赫）过去的成规俗套，所以你听来格外清新、亲切、真诚，而且独具一格。也正因为你是中国人，受西洋音乐传统的熏陶较浅，所以你更能欣赏独往独来，在音乐上追求自由甚于一切的裴辽士。而也由于同样的理由，我热切期望未来的中国音乐应该是这样一个境界。为什么不呢？俄罗斯五大家不也由于同样的理由爱好裴辽士吗？同时，不也是由于同样的理由，莫索斯基对近代各国的乐派发生极大的影响吗？

…………

你说得很对，“学然后知不足”，只有不学无术或是浅尝辄止的人才会自大自满。我愈来愈觉得读书太少，聊以自慰的就是还算会吸收，消化，贯通。像你这样的艺术家，应当无书不读，像Busoni〔布梭尼〕，Hindemith〔亨德密特〕那样。就因为此，你更需和弥拉俩妥善安排日常生活，一切起居小节都该有规律有计划，才能挤出时间来。当然，艺术家也不能没有懒洋洋的耽于幻想的时间，可不能太多；否则成了习惯就浪费光阴了。没有音乐会的期间也该有个计划，哪几天招待朋友，哪几天听音乐会，哪几天照常练琴，哪几天读哪一本书。一朝有了安排，就不至于因为无目的无任务而感到空虚与烦躁了。这些琐琐碎碎的项目其实就是生活艺术的内容。否则空谈“人生也是艺术”，究竟指什么呢？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但愿你与弥拉多谈谈这些问题，定出计划来按部就班地做去。最要紧的是定的计划不能随便打破或打乱。你该回想一下我的作风，可以加强你实践的意志。

…………

一九四五年我和周伯伯办《新语》，写的文章每字每句脱不了罗曼?罗兰的气息和口吻，我苦苦挣扎了十多天，终于摆脱了，重新找到了我自己的文风。这事我始终不能忘怀。——你现在思想方式受外国语文束缚，与我当时受罗曼?罗兰（翻了他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自然免不了受影响）的束缚有些相似，只是你生活在外国语文的环境中，更不容易解脱，但并非绝对不可能解决。例如我能写中文，也能写法文和英文，固然时间要花得多一些，但不至于像你这样二百多字的一页中文（在我应当是英文——因我从来没有实地应用英文的机会）要花费一小时。问题在于你的意志，只要你立意克服，恢复中文的困难早晚能克服。我建议你每天写一些中文日记，便是简简单单写一篇三四行的流水账，记一些生活琐事也好，唯一的条件是有恒。倘你天天写一二百字，持续到四五星期，你的中文必然会流畅得多。——最近翻出你五○年十月昆明来信，读了感慨很多。到今天为止，敏还写不出你十六岁时写的那样的中文。既然你有相当根基，恢复并不太难，希望你有信心，不要胆怯，要坚持，持久！你这次写的第一页，虽然气力花了不少，中文还是很好，很能表达你的真情实感。——要长此生疏下去，我倒真替你着急呢！我竟说不出我和你两人为这个问题谁更焦急。可是干着急无济于事，主要是想办法解决，想了办法该坚决贯彻！再告诉你一点：你从英国写回来的中文信，不论从措辞或从风格上看，都还比你的英文强得多；因为你的中文毕竟有许多古书做底子，不比你的英文只是浮光掠影摭拾得来的。你知道了这一点应该更有自信心了吧！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你也从未提及是否备有胶带录音设备，使你能细细听你自己的演奏。这倒是你极需要的。一般评论都说你的肖邦表情太多，要是听任乐曲本身自己表达（即少加表情），效果只会更好。批评家还说大概是你年龄关系，过了四十，也许你自己会改变。这一类的说法你觉得对不对？（Cologne〔科隆〕的评论有些写得很拐弯抹角，完全是德国人脾气，爱复杂。）我的看法，你有时不免夸张；理论上你是对的，但实际表达往往会“太过”。唯一的补救与防止，是在心情非常冷静的时候，多听自己家里的tape〔磁带〕录音；听的时候要尽量客观，当作别人的演奏一样对待。

我自己常常发觉译的东西过了几个月就不满意；往往当时感到得意的段落，隔一些时候就觉得平淡得很，甚至于糟糕得很。当然，也有很多情形，人家对我的批评与我自己的批评并不对头：人家指出的，我不认为是毛病；自己认为毛病的，人家却并未指出。想来你也有同样的经验。

在空闲（即无音乐会）期间有朋友来往，不但是应有的调剂，使自己不致与现实隔膜，同时也表示别人喜欢你，是件大好事。主要是这些应酬也得有限度有计划。最忌有求必应，每会必到；也最忌临时添出新客新事。西方习惯多半先用电话预约，很少人会做不速之客，——即使有不速之客，必是极知己的人，不致妨碍你原定计划的。——希望弥拉慢慢能学会这一套安排的技术。原则就是要取主动，不能处处被动！！

孩子，来信有句话很奇怪。沉默如何就等于同意或了解呢？不同意或不领会，岂非也可用沉默来表现吗？在我，因为太追求逻辑与合理，往往什么话都要说得明白，问得明白，答复别人也答复得分明；沉默倒像表示躲避，引起别人的感觉不是信任或放心，而是疑虑或焦急。过去我常问到你经济情况，怕你开支浩大，演出太多，有伤身体与精神的健康；主要是因为我深知一个艺术家在西方世界中保持独立多么不容易，而唯有经济有切实保障才能维持人格的独立。并且父母对儿女的物质生活总是特别关心。再过一二十年，等你的孩子长成以后，你就会体验到这种心情。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九日

近几年来常常想到人在大千世界、星云世界中多么微不足道，因此更感到人自命为万物之灵实在狂妄可笑。但一切外界的事物仍不断对我发生强烈的作用，引起强烈的反应和波动，忧时忧国不能自已；另一时期又觉得转眼之间即可撒手而去，一切于我何有哉！这一类矛盾的心情几乎经常控制了我：主观上并无出世之意，事实上常常浮起虚无幻灭之感。个人对一切感觉都敏锐、强烈，而常常又自笑愚妄。不知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苦闷，还是我特殊的气质使然。即使想到你，有些安慰，却也立刻会想到随时有离开你们的可能，你的将来，你的发展，我永远看不见的了，你十年二十年后的情形，对于我将永远是个谜，正如世界上的一切，人生的一切，到我脱离尘世之时都将成为一个谜——一个人消灭了，茫茫宇宙照样进行，个人算得什么呢！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四日晨

你工作那么紧张，不知还有时间和弥拉谈天吗？我无论如何忙，要是一天之内不与你妈谈上一刻钟十分钟，就像漏了什么功课似的。时事感想，人生或大或小的事务的感想，文学艺术的观感，读书的心得，翻译方面的问题，你们的来信，你的行踪……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拉拉扯扯，不一定有系统，可是一边谈一边自己的思想也会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变得明确；而妈妈今日所达到的文化、艺术与人生哲学的水平，不能不说一部分是这种长年的闲谈熏陶出来的。去秋你信中说到培养弥拉，不知事实上如何做？也许你父母数十年的经历和生活方式还有值得你参考的地方。以上所提的日常闲聊便是熏陶人最好的一种方法。或是饭前饭后或是下午喝茶（想你们也有英国人喝tea的习惯吧？）的时候，随便交换交换意见，无形中彼此都得到不少好处：启发，批评，不知不觉地提高自己，提高对方。总不能因为忙，各人独自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少女少妇更忌精神上的孤独。共同的理想，热情，需要长期不断的灌溉栽培，不是光靠兴奋时说几句空话所能支持的。而一本正经地说大道理，远不如日常生活中琐琐碎碎的一言半语来得有效——只要一言半语中处处贯彻你的做人之道和处世的原则。孩子，别因为埋头于业务而忘记了你自己定下的目标，别为了音乐的艺术而抛荒生活的艺术。弥拉年轻，根基未固，你得耐性细致、孜孜不倦地关怀她，在人生琐事方面、读书修养方面、感情方面，处处观察、分析、思索，以诚挚深厚的爱做原动力，以冷静的理智做行动的指针，加以教导，加以诱引，和她一同进步！倘或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有什么困难，千万告诉我们，可帮你出主意解决。你在音乐艺术中固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人生艺术中，婚姻艺术中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是你爸爸妈妈最关心的，也是你一生幸福所系。而且你很明白，像你这种性格的人，人生没法与艺术分离，所以要对你的艺术有所贡献，家庭生活与夫妇生活更需要安排得美满。语重心长，但愿你深深体会我们爱你和爱你的艺术的热诚，从而在行动上彻底实践！

我老想帮助弥拉，但自知手段笨拙，深怕信中处处流露出说教口吻和家长面孔。青年人对中年老年人另有一套看法，尤其西方少妇。你该留意我的信对弥拉起什么作用：要是她觉得我太古板、太迂等等，得赶快告诉我，让我以后对信中的措辞多加修饰。我绝不嗔怪她，可是我极需要知道她的反应来调节我教导的方式方法。你务须实事求是，切勿粉饰太平，歪曲真相：日子久了，这个办法只能产生极大的弊害。你与她有什么不协和，我们就来解释，劝说；她与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协和，你就来解释，劝说：这样才能做到所谓“同舟共济”。我在中文信中谈的问题，你都可挑出一二题目与她讨论；我说到敏的情形也好告诉她：这叫作旁敲侧击，使她更了解我们。我知道她家务杂务、里里外外忙得不可开交，故至今不敢在读书方面督促她。我屡屡希望你经济稳定，早日打定基础，酌量减少演出，使家庭中多些闲暇，一方面也是为了弥拉的进修（要人进修，非给他相当时间不可）。我一再提议你去森林或郊外散步，去博物馆欣赏名作，大半为了你，一小半也是为了弥拉。多和大自然与造型艺术接触，无形中能使人恬静旷达（古人所云“荡涤胸中尘俗”，大概即是此意），维持精神与心理的健康。在众生万物前面不自居为“万物之灵”，方能祛除我们的狂妄，打破纸醉金迷的俗梦，养成淡泊洒脱的胸怀，同时扩大我们的同情心。欣赏前人的遗迹，看到人类伟大的创造，才能不使自己被眼前的局势弄得悲观，从而鞭策自己，竭尽所能地在尘世留下些少成绩。以上不过是与大自然及造型艺术接触的好处的一部分，其余你们自能体会。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四日下午

前几日细细翻阅你六○、六一两年的节目，发觉你练的新作品寥寥无几。一方面演出太多，一方面你的表达方式与技术正在波动与转变，没有时间精力与必要的心情练新作品。这些都不难理解；但为长久之计，不能不及早考虑增加“曲码”的问题。预计哪一年可腾出较多的时间，今后的日课应如何安排以便挤出时间来，起居生活的细节应如何加速动作，不让占去很多工作时间……都有待于仔细筹划。

在英国演出现代作品的机会太少，在美澳两洲是否较多呢？可是放下已久的东西，如在华沙时练好的普罗利菲埃夫与肖斯塔科维奇的朔拿大，以及巴托克的协奏曲，恐非短时期的温习就能拿出去登台，是不是？可是这一方面的学习计划不妨与我谈谈！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四日下午

聪，亲爱的孩子，又快一个月没给你写信了。你们信少，我们的信也不知不觉跟着减少。你在外忙得昏天黑地，未必有闲情逸致读长信；有些话和你说了你亦过目即忘；再说你的情形我们一无所知，许多话也无从谈起。

十日收到来电，想必你们俩久不执笔，不免内疚，又怕我们着急之故吧？不管怎样，一个电报引得妈妈眉开眼笑，在吃饭前说：“开心来……”我问：“为什么？”她说：“为了孩子。”

今天星期日，本想休息，谁知一提笔就写了七封信，这一封是第八封了。从十一月初自苏州回来后，一口气工作到今，赛过跑马拉松，昨天晚上九点半放下笔也感到脑子疲惫得很了。想想自己也可笑，开头只做四小时多工作，加到六小时，译一千字已经很高兴了；最近几星期每天做到八九小时，译到两千字，便又拿两千字作为新定量，好似老是跟自己劳动竞赛，抢“红旗”似的。幸而脑力还能支持，关节炎也不常发。只是每天上午泪水滔滔，呵欠连连；大概是目力用得过度之故。

…………

此次出外四月，收入是否预先定好计划？不管你们俩听从与否，我总得一再提醒你们。既然生活在金钱世界中，就不能不好好地控制金钱，才不致为金钱所奴役。

当然，世界上到处没有两全之事，一切全赖自己掌握，目的无非是少受些物质烦恼，多一些时间献给学问和艺术。理想的世界始终是理想；无论天南地北，看不上眼的事总是多于看得上眼的。但求不妨碍你的钻研，别的一切也就可以淡然置之。烦闷徒然浪费时间，扰乱心绪，犯不上！你恐怕对这些也想过很多，旷达了不少吧？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夜

今年春节假期中来客特别多，有些已四五年不见面了，雷伯伯也从芜湖回申（他于五八年调往安徽皖南大学），听了你最近的唱片，说你的肖邦确有特点，诗意极浓，近于李白的味道。此话与你数年来的感受不谋而合，可见真有艺术家心灵的人总是一拍即合的。雷伯伯远在内地，很少接触音乐的机会，他的提琴亦放弃多年，可是一听到好东西马上会感受。想你听了也高兴。他是你的开蒙钢琴老师，亦是第一个赏识你的人（五二年你在兰心演出半场，他事后特意来信，称道你沉浸在音乐内的忘我境界，国内未有前例），至今也仍然是你的知己。

…………

前信提到美国经理人的种种剥削，不知你为何不在他建议订下年合同时提出条件，倘仍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账单开出来，你就不考虑签新合同？你要是患得患失，就只能听人宰割；要是怕难为情，剥削者更是正中下怀。这一回的教训应当牢牢记住，以后与任何新经理人打交道，事先都该问明，除佣金外，还有哪些开支归艺术家负担，最好在合同上订明，更有保障。还有灌唱片的事，恐怕也不免大受盘剥吧？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聪，亲爱的孩子，每次接读来信，总是说不出的兴奋、激动、喜悦、感慨、惆怅！最近报告美澳演出的两信，我看了在屋内屋外尽兜圈子，多少的感触使我定不下心来。人吃人的残酷和丑恶的把戏多可怕！你辛苦了四五个月落得两手空空，我们想到就心痛。固然你不以求利为目的，做父母的也从不希望你发什么洋财——而且还一向鄙视这种思想；可是那些中间人凭什么来霸占艺术家的劳动所得呢！眼看孩子被人剥削到这个地步，像你小时候被强暴欺凌一样，使我们对你又疼又怜惜，对那些吸血鬼又气又恼，恨得牙痒痒的！相信早晚你能从魔掌之下挣脱出来，不再做鱼肉。巴尔扎克说得好：社会踩不死你，就跪在你面前。在西方世界，不经过天翻地覆的革命，这种丑剧还得演下去呢。当然四个月的巡回演出在艺术上你得益不少，你对许多作品又有了新的体会，深入下一步。可见唯有艺术和学问从来不辜负人：花多少劳力，用多少苦功，拿出多少忠诚和热情，就得到多少收获与进步。写到这儿，想起你对新出的莫扎特唱片的自我批评，真是高兴。一个人停滞不前才会永远对自己的成绩满意。变就是进步——当然也有好的变质，成为坏的——眼光一天天不同，才窥见学问艺术的新天地，能不断地创造。妈妈看了那一段叹道：“聪真像你，老是不满意自己，老是在批评自己！”

美国的评论绝大多数平庸浅薄，赞美也是皮毛。英国毕竟还有音乐学者兼写报刊评论，如伦敦Times〔《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的《导报》，两位批评家水平都很高；纽约两家大报的批评家就不像样了，那位《纽约时报》的更可笑。很高兴看到你的中文并不退步，除了个别的词汇（我们说“心乱如麻”，不说“心痛如麻”。形容后者只能说“心痛如割”或“心如刀割”。又鄙塞、鄙陋不能说成“陋塞”；也许是你笔误）。读你的信，声音笑貌历历在目；议论口吻所流露的坦率、真诚、朴素、热情、爱憎分明，正和你在琴上表现出来的一致。孩子，你说过我们的信对你有如一面镜子；其实你的信对我们也是一面镜子。有些地方你我二人太相像了，有些话就像是我自己说的。平时盼望你的信即因为“薰莸同臭”，也因为对人生、艺术，周围可谈之人太少。不过我们很原谅你，你忙成这样，怎么忍心再要你多写呢？此次来信已觉出于望外，原以为你一回英国，演出那么多，不会再动笔了。可是这几年来，我们俩最大的安慰和快乐，的确莫过于定期接读来信。还得告诉你，你写的中等大的字（如此次评论封套上写的）非常好看；近来我的钢笔字已难看得不像话了。你难得写中国字，真难为你了！

来信说到中国人弄西洋音乐比日本人更有前途，因为他们虽用苦功而不能化。化固不易，用苦功而得其法也不多见，以整个民族性来说，日华两族确有这点儿分别。可是我们能化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原因是接触外界太少，吸收太少。近几年营养差，也影响脑力活动。我自己深深感到比从前笨得多。在翻译工作上也苦于化得太少，化得不够，化得不妙。艺术创造与再创造的要求，不论哪一门都性质相仿。音乐因为抽象，恐怕更难。理会的东西表达不出，或是不能恰到好处，跟自己理想的境界不能完全符合，不多不少。心、脑、手的神经联系，或许在音乐表演比别的艺术更微妙，不容易掌握到成为automatic〔得心应手〕的程度。一般青年对任何学科很少能做独立思考，不仅缺乏自信，便是给了他们方向，也不会自己摸索。原因极多，不能怪他们。十余年来的教育方法大概有些缺陷。青年人不会触类旁通，研究哪一门学问都难有成就。思想统一固然有统一的好处；但到了后来，念头只会往一个方向转，只会走直线，眼睛只看到一条路，也会陷于单调、贫乏、停滞。往一个方向钻并非坏事，可惜没钻得深。

月初看了盖叫天口述，由别人笔录的《粉墨春秋》，倒是解放以来谈艺术最好的书。人生—教育—伦理—艺术，再没有结合得更完满的了。从头至尾都有实例，绝不是枯燥的理论。关于学习，他提出，“慢就是快”，说明根基不打好，一切都筑在沙上，永久爬不上去。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倘若一开始就猛冲，只求速成，临了非但一无结果，还造成不踏实的坏风气。德国人要不在整个十九世纪的前半期埋头苦干，在每一项学问中用死功夫，哪会在十九世纪末一直到今天，能在科学、考据、文学各方面放异彩？盖叫天对艺术更有深刻的体会。他说学戏必须经过一番“默”的功夫。学会了唱、念、做，不算数；还得坐下来叫自己“魂灵出窍”，就是自己分身出去，把一出戏默默地做一遍、唱一遍；同时自己细细观察，有什么缺点该怎样改，然后站起身来再做，再唱，再念。那时定会发觉刚才思想上修整很好的东西又跑了，做起来同想的完全走了样。那就得再练，再下苦功，再“默”，再做。如此反复做去，一出戏才算真正学会了，拿稳了。你看，这段话说得多透彻，把自我批评贯彻得多好！老艺人的自我批评绝不放在嘴边，而是在业务中不断实践。其次，经过一再“默”练，作品必然深深地打进我们心里，与我们的思想感情完全化为一片。此外，盖叫天现身说法，谈了不少艺术家的品德、操守、做人，必须与艺术一致的话。我觉得这部书值得写一长篇书评：不仅学艺术的青年、中年、老年人，不论学的哪一门，应当列为必读书，便是从上到下一切的文艺领导干部也该细读几遍；做教育工作的人读了也有好处。不久我就把这书寄给你，你一定喜欢，看了也一定无限兴奋。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

聪，亲爱的孩子，上月初旬接哥伦比亚来信后杳无消息，你四处演出，席不暇暖固不必说；便是弥拉从离英前夕来一短简后迄今亦无只字。天各一方，儿媳异地，诚不胜飘蓬之慨。南美气候是否酷热？日程紧张，当地一切不上轨道，不知途中得无劳累过度？我等在家无日不思，苦思之余唯有取出所灌唱片，反复开听，聊以自慰。上次收到贝多芬朔拿大，……Op.110〔作品第一一〇号〕最后乐章两次arioso dolente〔哀伤的咏叹调〕表情深浅不同，大有分寸，从最轻到最响十个chord〔和弦〕，以前从未有此印象，可证interpretation〔演绎〕对原作关系之大。Op.109〔作品第一〇九号〕的许多变奏曲，过去亦不觉面目变化有如此之多。有一份评论说：“At first hearing there seemed light-weight interpretations.”〔“初听之下，演绎似乎light-weight[49]。”〕light-weight指的是什么？你对Schnabel〔施纳贝尔〕灌的贝多芬现在有何意见？Kempff〔肯普夫〕[50]近来新灌之贝多芬朔拿大，你又觉得如何？我都极想知道，望来信详告！七月份《音乐与音乐家》杂志P.35有书评，介绍Eva＆Paul Badura-Skoda〔伊娃及保罗?巴杜拉•斯可达〕[51]合著Interpreting Mozart on the Keyboard〔《在琴键上演绎莫扎特》〕，你知道这本书吗？似乎值得一读，尤其你特别关心莫扎特。

…………

前昨二夜听了李斯特的《第二协奏曲》（匈牙利钢琴家弹），《但丁朔拿大》、《意大利巡礼集》第一首，以及Annie Fischer〔安妮?费希尔〕弹的b min.Sonata〔《b小调奏鸣曲》〕都不感兴趣。只觉得炫耀新奇，并无真情实感；浮而不实，没有深度，没有逻辑，不知是不是我的偏见？不过这一类风格，对现代的中国青年钢琴家也许倒正合适，我们创作的乐曲多多少少也有这种故意做作七拼八凑的味道。以作曲家而论，李斯特远不及舒曼和勃拉姆斯，你以为如何？

上月十三日有信（No.41）寄瑞士，由弥拉回伦敦时面交，收到没有？在那封信中，我谈到对唱片的看法，主要不能因为音乐是流动的艺术，或者因为个人的气质多变而忽视唱片的重要。在话筒面前的紧张并不难于克服。灌协奏曲时，指挥务必先经郑重考虑，早早与唱片公司谈妥。为了艺术，为了向群众负责，也为了唱片公司的利益，独奏者对合作的乐队与指挥，应当有特别的主张，有坚持的权利，望以后在此等地方勿太“好说话”！

想到你们俩的忙碌，不忍心要求多动笔，但除了在外演出，平时你们该反过来想一想：假定我们也住在伦敦，难道每两星期不得上你们家吃一顿饭，你们也得花费一二小时陪我们谈谈话吗？今既相隔万里，则每个月花两小时写封比较详细的信，不也应该而且比同在一地已经省掉你们很多时间吗？要是你们能常常做此想，就会多给我们一些消息了。

…………

长期旅行演出后，务必好好休息，只会工作不会休息，也不是生活的艺术，而且对你本门的艺术，亦无好处！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

亲爱的孩子，十四日信发出后第二天即接瑞典来信，看了又高兴又激动，本想即复，因日常工作不便打断，延到今天方始提笔。这一回你答复了许多问题，尤其对舒曼的表达解除了我们的疑团。我既没亲耳听你演奏，即使听了也够不上判别是非好坏，只有从评论上略窥一二；评论正确与否完全不知道，便是怀疑人家说得不可靠，也没有别的方法得到真实报道。可见我不是把评论太当真，而是无法可想。现在听你自己分析，当然一切都弄明白了。以后还是跟我们多谈谈这一类的问题，让我们经常对你的艺术有所了解。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哪一门艺术不如此！真懂是非、识得美丑的，普天之下能有几个？你对艺术上的客观真理很执着，对自己的成绩也能冷静检查，批评精神很强，我早已放心你不会误入歧途；可是单知道这些原则并不能了解你对个别作品的表达，我要多多探听这方面的情形：一方面是关切你，一方面也是关切整个音乐艺术，渴欲知道外面的趋向与潮流。

你常常梦见回来，我和你妈妈也常常有这种梦。除了骨肉的感情，跟乡土的千丝万缕，割不断的关系，纯粹出于人类的本能之外，还有一点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所独有的，就是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不单是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使我们离不开祖国，便是对大大小小的事情的看法和反应，也随时使身处异乡的人有孤独寂寞之感。但愿早晚能看到你在我们身边！你心情的复杂矛盾，我敢说都体会到，可是一时也无法帮你解决。原则和具体的矛盾，理想和实际的矛盾，生活环境和艺术前途的矛盾，东方人和西方人根本气质的矛盾，还有我们自己内心的许许多多矛盾……如何统一起来呢？何况旧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矛盾，循环不已，短短一生就在这过程中消磨！幸而你我都有工作寄托，工作上的无数的小矛盾，往往把人生中的大矛盾暂时遮盖了，使我们还有喘息的机会。至于“认真”受人尊重或被人讪笑的问题，事实上并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一切要靠资历与工作成绩的积累。即使在你认为更合理的社会中，认真而受到重视的实例也很少；反之在乌烟瘴气的场合，正义与真理得胜的事情也未始没有。你该记得一九五六至五七年间毛主席说过党员若欲坚持真理，必须准备经受折磨等等的话，可见他把事情看得多透彻多深刻。再回想一下罗曼?罗兰写的《名人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执着真理一方面要看客观的环境，一方面更在于主观的斗争精神。客观环境较好，个人为斗争付出的代价就比较小，并非完全不要付代价。以我而论，侥幸的是青壮年时代还在五四运动的精神没有消亡，而另一股更进步的力量正在兴起的时期，并且我国解放前的文艺界和出版界还没有被资本主义腐蚀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反过来，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国文坛、报界、出版界，早已腐败得出乎我们意想之外；但法国学术至今尚未完全死亡，至今还有一些认真严肃的学者在钻研：这岂不证明便是在恶劣的形势之下，有骨头、有勇气、能坚持的人，仍旧能撑持下来吗？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

亲爱的孩子，半年来你唯一的一封信不知给我们多少快慰。看了日程表，照例跟着你天南地北地神游了一趟，做了半天白日梦。人就有这点儿奇妙，足不出户，身不离斗室，照样能把万里外的世界、各地的风光、听众的反应、游子的情怀，一样一样地体验过来。你说在南美仿佛回到了波兰和苏联，单凭这句话，我就咂摸到你当时的喜悦和激动；拉丁民族和斯拉夫民族的热情奔放的表现也历历如在目前。

照片则是给我们另一种兴奋，虎着脸的神气最像你。大概照相机离得太近了，孩子看见那怪东西对准着他，不免有些惊恐，有些提防。可惜带笑的两张都模糊了（神态也最不像你），下回拍动作，光圈要放大到F.2或F.3.5，时间用1/100或1/150秒。若用闪光（flash）则用F.11，时间1/100或1/150秒。望着你弹琴的一张最好玩，最美；应当把你们俩作为特写放大，左手的空白完全不要；放大要五或六英寸才看得清，因原片实在太小了。另外一张不知坐的是椅子是车子？地下一张装中国画（谁的？）的玻璃框，我们猜来猜去猜不出是怎么回事，望说明！

你父性特别强是像你妈，不过还是得节制些，第一勿妨碍你的日常工作，第二勿宠坏了凌霄——小孩儿经常有人跟他玩，成了习惯，就非时时刻刻抓住你不可，不但苦了弥拉，而且对孩子也不好。耐得住寂寞是人生一大武器，而耐寂寞也要自幼训练的！疼孩子固然要紧，养成纪律同样要紧；几个月大的时候不注意，到两三岁时再收紧，大人小儿都要痛苦的。你的心绪我完全能体会。你说得不错，知子莫若父，因为父母子女的性情脾气总很相像，我不是常说你是我的一面镜子吗？且不说你我的感觉一样敏锐，便是变化无常的情绪，忽而高潮忽而低潮，忽而兴奋若狂，忽而消沉丧气等等的艺术家气质，你我也相差无几。不幸这些遗传（或者说后天的感染）对你的实际生活弊多利少。凡是有利于艺术的，往往不利于生活；因为艺术家两脚踏在地下，头脑却在天上，这种姿态当然不适应现实的世界。……

要说exile〔放逐〕，从古到今多少大人物都受过这苦难，但丁便是其中的一个；我辈区区小子又何足道哉！据说《神曲》是受了exile的感应和刺激而写的，我们倒是应当以此为榜样，把exile的痛苦升华到艺术中去。以上的话，我知道不可能消除你的悲伤愁苦，但至少能供给你一些解脱的理由，使你在愤懑郁闷中可以自拔。做一个艺术家，要不带点儿宗教家的心肠，会变成追求纯技术或纯粹抽象观念的virtuoso〔演奏能手〕，或者像所谓抽象主义者一类的狂人；要不带点儿哲学家的看法，又会自苦苦人（苦了你身边的伴侣），永远不能超脱。最后还有一个实际的论点：以你对音乐的热爱和理解，也许不能不在你厌恶的社会中挣扎下去。你自己说到处都是outcast〔逐客〕，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艺术也是一个tyrant〔暴君〕，因为做他奴隶的都心甘情愿，所以这个tyrant尤其可怕。你既然认了艺术做主子，一切的辛酸苦楚便是你向他的纳贡，你信了他的宗教，怎么能不把少牢太牢去做牺牲呢，每一行有每一行的humiliation〔屈辱〕和misery〔辛酸〕，能够resign〔心平气和，隐忍〕就是少痛苦的不二法门。你可曾想过，肖邦为什么后半世自愿流亡异国呢？他的Op.25〔作品第25号〕以后的作品付的是什么代价呢？

任何艺术品都有一部分含蓄的东西，在文学上叫作言有尽而意无穷，西方人所谓between lines〔弦外之音〕。作者不可能把心中的感受写尽，他给人的启示往往有些还出乎他自己的意想之外。绘画、雕塑、戏剧等等，都有此潜在的境界。不过音乐所表现的最是飘忽，最是空灵，最难捉摸，最难肯定，弦外之音似乎比别的艺术更丰富，更神秘，因此一般人也就懒于探索，甚至根本感觉不到有什么弦外之音。其实真正的演奏家应当努力去体会这个潜在的境界（即淮南子所谓“听无音之音者聪”，无音之音不是指这个潜藏的意境又是指什么呢？）而把它表现出来，虽然他的体会不一定都正确。能否体会与民族性无关。从哪一角度去体会，能体会作品中哪一些隐藏的东西，则多半取决于各个民族的性格及其文化传统。甲民族所体会的和乙民族所体会的，既有正确不正确的分别，也有种类的不同，程度深浅的不同。我猜想你和岳父的默契在于彼此都是东方人，感受事物的方式不无共同之处，看待事物的角度也往往相似。你和董氏兄弟初次合作就觉得心心相印，也是这个缘故。大家都是中国人，感情方面的共同点自然更多了。

你的中文还是比英文强，别灰心，多写信，多看中文书，就不会失去用中文思考的习惯。你的英文基础不够，看书太少，句型未免单调。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二日夜

好容易等了三个月等到你的信，妈妈看完了叹一口气，说：“现在又不知要等多久才能收到下一封信了！”今后你外出演奏，想念凌霄的心情，准会使你更体会到我们怀念你的心情。八月中能抽空再游意大利，真替你高兴。Perugia〔佩鲁贾〕是拉斐尔的老师Perugino〔佩鲁吉诺〕的出生地，他留下的作品一定不少，特别在教堂里。Assisi〔阿西西〕是十三世纪的圣者St.Francis〔圣弗朗西斯〕的故乡，他是“圣芳济会”（旧教中的一派）的创办人，以慈悲出名，据说真是一个鱼鸟可亲的修士，也是朴素近于托钵僧的修士，没想到意大利那些小城市也会约你去开音乐会。记得Turin，Milan，Perugia〔都灵，米兰，佩鲁贾〕你都去过不止一次，倒是罗马和那不勒斯、佛罗伦萨，从未演出。有些事情的确不容易理解，例如巴黎只邀过你一次；Etiemble〔埃蒂昂勃勒〕信中也说：“巴黎还不能欣赏votre fi1s 〔你的儿子〕”，难道法国音乐界真的对你有什么成见吗？且待明年春天揭晓！

…………

说法朗克不入时了，nobody asks for〔乏人问津〕，那么他的《小提琴奏鸣曲》怎么又例外呢？群众的好恶真是莫名其妙。我倒觉得Variations Symphoniques〔《变奏交响曲》〕并没一点“宿古董气”，我还对它比圣桑的Concertos〔《协奏曲》〕更感兴趣呢！你曾否和岳父试过chausson〔萧颂〕？记得二十年前听过他的小提琴（奏鸣曲），凄凉得不得了，可是我很喜欢。这几年可有机会听过Duparc〔《杜巴克》〕的歌？印象如何？我认为比Faure〔佛瑞〕更有特色。你预备灌Landlers〔《兰德莱尔》〕，我听了真兴奋，但愿能早日出版。从未听见过的东西，经过你一再颂扬，当然特别好奇了。你觉得比他的Impromptus〔《即兴曲》〕更好是不是？老实说，舒伯特的Moments Musicaux〔《瞬间音乐》〕对我没有多大吸引力。

弄chamber music〔室内乐〕的确不容易。personality〔个性〕要能匹配，谁也不受谁的outshine〔掩盖而黯然无光〕，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先大家意见一致，并不等于感受一致，光是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理性的了解〕是不够的；就算感受一致了，感受的深度也未必一致。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不会有什么last degree conviction〔坚强的信念〕了。就算有了这种坚强的信念，各人口吻的强弱还可能有差别：到了台上难免一个迁就另一个，或者一个压倒另一个，或者一个满头大汗地勉强跟着另一个。当然，谈到这些已是上乘，有些duet sonata〔二重奏奏鸣曲〕的演奏者，这些trouble〔困难〕根本就没感觉到。记得Kentner〔肯特纳〕和你岳父灌的Franck，Beethoven〔法朗克，贝多芬〕，简直受不了。听说Kentnter的音乐记忆力好得不可思议，可是记忆究竟跟艺术不相干：否则电子计算机可以成为第一流的音乐演奏家了。

最近正在看卓别林的《自传》（一九六四年版），有意思极了，也凄凉极了。我一边读一边感慨万端。主要他是非常孤独的人，我也非常孤独：这个共同点使我对他感到特别亲切。我越来越觉得自己detached from everything〔对一切都疏离脱节〕，拼命工作其实只是由于机械式的习惯，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无处安放），而不是真有什么conviction〔信念〕。至于嗜好，无论是碑帖、字画、小古董、种月季，尽管不时花费一些精神时间，却也常常暗笑自己，笑自己愚妄、虚空、自欺欺人地混日子！

卓别林的不少有关艺术的见解非常深刻、中肯；不随波逐流，永远保持独立精神和独立思考，原是一切第一流艺术家的标记。他写的五十五年前（我只二三岁）的纽约和他第一次到那儿的感想，叫我回想起你第一次去纽约的感想，一颇有大同小异的地方。他写的第一次大战前后的美国，对我是个新发现：我怎会想到一九一二年已经有了摩天大厦和Coca Cola〔可口可乐〕呢？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哪个阶段呢？这个情形同我一九三○年前后认识的欧洲就有很大差别。

[1]1954年，傅聪到波兰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并在波兰留学，1954年1月16日，全家于上海火车站送傅聪去北京，准备出国。

[2]傅聪赴京准备出国前，上海音协在上海原市立第三女子中学为他举办告别音乐会。

[3]肖邦（1810—1849），波兰作曲家。

[4]原为法语，喝彩用语，意为“再来一个”。

[5]波洛奈兹，波兰的一种舞曲，源于17世纪波兰宫廷礼仪的伴随音乐。

[6]勃隆斯丹，原上海音乐学院苏联籍教师，曾指导傅聪学习钢琴。

[7]德拉克洛瓦（1798—1863），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浪漫主义画家。他想象力丰富、才思敏捷，是印象主义和现代表现主义的先驱。

[8]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

[9]即梅•百器（Mario Paci），19世纪意大利钢琴家和指挥家，李斯待的再传弟子。前上海交响乐团的创办人兼指挥。傅聪九岁半起，在他门下学琴三年。

[10]亨德密特（1895—1963），德国作曲家、理论家。

[11]服尔德（Voltaire，1694—1778），又译伏尔泰，法国著名作家。

[12]必姨即杨必，英国萨克雷名著《名利场》的译者。钱伯母即钱锺书夫人杨绛女士，杨必之姐。

[13]指林俊卿，著名内科医生，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声学研究专家，曾任声学研究所所长。

[14]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

[15]贝多芬（1770—1827），德国作曲家。

[16]傅聪于1955年1月16日写给父母的信，主要报告了1月8日、9日和13日在波兰古城克拉科夫开的三次音乐会的情况。

[17]指英国伦敦的节日音乐厅。

[18]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苏联作曲家。

[19]肖斯塔科维奇（1906—1957），苏联近代最重要的作曲家。

[20]此信为傅雷夫人朱梅馥所写。

[21]布鲁诺•瓦尔特（1876—1962），德国著名指挥家。

[22]托马斯•比彻姆（1879—1961），英国著名指挥家。

[23]弗里克塞（1914—1963），匈牙利指挥家。

[24]克里普斯（1902—1974），奥地利指挥家。

[25]谢尔切恩（1891—1966），德国指挥家。

[26]施纳贝尔（1882—1951），奥地利钢琴家和作曲家。

[27]费希尔（1886—1960），瑞士钢琴家和指挥家。

[28]列巴蒂（1917—1950），罗马尼亚钢琴家和作曲家。

[29]朔拿大，现译为奏鸣曲。

[30]奇科利尼（1925—2015），法籍意大利钢琴家。

[31]哈斯奇尔（1895—1960），罗马尼亚钢琴家。

[32]威利•博斯考斯基（1909—1991），奥地利提琴家和指挥家。

[33]艾萨克•斯特恩（1920—2001），美籍苏联提琴家。

[34]戈德堡（1909—1933），美籍波兰提琴家和指挥家。

[35]保罗•贝克（1882—1937），德国音乐评论家和作家。

[36]《费黛里奥》，又名《夫妇之爱》，贝多芬写的三幕歌剧。

[37]《自由射手》，一译《魔弹射手》，德国作曲家丰伯（1786—1862）写的三幕歌剧。

[38]现译米开朗琪罗。

[39]塞西尔•格雷（1895—1951），英国评论家和作曲家。

[40]Erl-king是日耳曼传说中的妖怪，矮鬼之王，常在黑森林中诱拐人，尤其是儿童。歌德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首诗。舒伯特根据歌德的诗谱为歌曲。

[41]古希腊传说中的国王，曾与巨人一同反抗宙斯，宙斯罚他永远做一个擎天之柱。雕塑中把他塑造为肩负大球（象征天体）的大力士。

[42]雕塑在公元前6世纪至4世纪，绘画在公元前1世纪至纪元后1世纪。

[43]派克曼（1848—1933），俄国钢琴家。

[44]莫依赛维奇（1890—1963），英籍俄国钢琴家。

[45]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

[46]阿瑟•赫德利（1905—1969），英国音乐作家。

[47]这封信是用木刻水印笺纸写的。

[48]裴辽士，现译柏辽兹，法国作曲家。

[49]傅雷在信中不能确定light-weightg所指何意，故而未译。

[50]肯普夫，德国钢琴家，作曲家。

[51]伊娃，奥地利音乐学家。保罗•巴杜拉•斯可达，奥地利钢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