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教师家庭。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我并不认为我“生不逢时”，相反，我非常庆幸我有这一段特殊的经历。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我对社会与人生有了深刻的体认，并对我的哲学研究和学术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实际上，“经历”本身就是一笔财富。

当然，我们这一代不同于老一代。老一代在战争年代，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度过，我们这一代在和平年代，在不断的精神苦炼中生存；老一代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这一代“敢问路在何方”。我们这一代有我们这一代人的苦苦追求。

感谢邓小平，正是他老人家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使“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奇迹般地走出了历史的沼泽地，并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和地。1977年，在那个“解冻”的年代，我走进了安徽大学哲学系，成为高校招生改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并从此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86年，汪永祥教授把我领进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从此，我进入哲学研究的“快车道”；1988年，陈先达教授把我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被破格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从此，我走向哲学的深处；陈志良教授宽广的视野和无私的帮助，使我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展开了哲学研究。我忘不了我的两位导师和这位挚友。从他们那里，我不仅看到了哲学家的文采，而且看到了哲学家的风采；不仅学到了文品，而且学到了人品，并从此在哲学研究中一发而不可收。

实际上，我最初选择哲学实属“误入歧途”。中学时期，我主要的兴趣是在数理化方面，并且成绩优异；高考之前我担任过中学数学老师。所以，我最初志向是报考理科。然而，在高考前夕，一位哲学先行者——陈宗明老师告诉我：哲学是一个诱人的智慧王国，中国需要哲学，而你的天赋更适合学哲学。就是这一次谈话，竟使我“鬼使神差”般地在高考前夕改变了最初的志向，选择了哲学。

从此，我踏上一块神奇的土地，至今仍无怨无悔。今天，我已与哲学连成一体，或者说哲学已融入我的生命活动之中。哲学适合我，我也适合哲学，离开哲学我不知如何生存。当然，我也深知，哲学思维极其艰辛，谁要选择哲学并想站在这一领域的制高点上，谁就必然在精神上乃至物质上选择一条苦行僧的道路。“光荣的路是狭窄的。”（莎士比亚语）

我之所以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并不是因为哲学“博学”，无所不知，实际上，“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赫拉克利特语），而无所不知的只能是神学；并不是因为哲学“爱”智慧，实际上，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它给人以生存和发展的勇气和智慧，这是一种“大勇大智”；并不是因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或者说，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的科学，实际上，哲学并不等于科学，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使“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成为“多余”的了，在现代，企图在科学之上再建构一种所谓的关于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科学，只能是“形而上学”在现代条件下的“复辟”。

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我的这一心路历程的牵引线就是，哲学与人和“人生之谜”密切相关。无论哲学是把目光投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转向人与社会的关系，归根到底，关注的仍是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显示的仍是人的自我形象。如果说爱情是文学的不朽主题，那么，人则是哲学的永恒主题；如果哲学不重视人，人也就不会重视哲学。哲学之所以使哲学家们不停思索、寝食难安，就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始终关注着人，而“在某一意义上说，我们之所以不能认识人类，正是由于研究人类的缘故”（卢梭语）。一幕没有主角的戏是无法上演的。如果哲学甘愿把自己的主角——人让渡给其他学科，那么，它就会像浮士德一样，把自己抵押给靡菲斯特了。

“哲学关注人”并不是说它要研究人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来说，重要的是要解答“人生之谜”。在我看来，人生观是个哲学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医学、生物学、考古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等都不可能解答人生之谜，倍数再高的显微镜看不透这个问题，再好的望远镜看不到这个问题，亿万次计算机算不出这个问题……；人生观也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因为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必然渗透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生的不同看法必然包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千古绝句表明，人的生与死本身属于自然规律，而生与死的意义却属于历史规律。英雄与小丑、留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就是如何处理人与历史规律的关系。任何伟大人物一旦违背历史规律并同人民群众相对立，其结果只有一个——“霸王别姬”。人生观并非仅仅是一个对待人生的态度问题，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人生观是哲学问题。反过来说，哲学只有关注人并解答“人生之谜”，才能既可信又可爱。

我的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哲学研究，那就是：重读马克思。

重读马克思并不是“无事生非”，而是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某个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哲学的内在价值和当代意义凸现出来了，哲学家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哲学。

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坦言：马克思哲学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认为，在现时，历史研究要想超越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是不可能的。另一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杰姆逊指出，马克思哲学“是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知方式”，它提供了一种“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即“整体社会的视界”，从而“让那些互不相容，似乎缺乏通约性的批评方式各就其位，确认它们局部的正当性，它既消化又保留了它们”。萨特、福柯、杰姆逊对马克思哲学的评价是真诚而公正的。在当代，无论是用实证主义、结构主义、新托马斯主义，还是用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现代新儒学来对抗马克思的哲学，都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在我看来，这种对抗犹如当年的庞贝城与维苏威火山岩浆的对抗。

实际上，“重读”是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黑格尔重读柏拉图，皮尔士重读康德，歌德重读拉斐尔……都是为了从永垂不朽的大师那里汲取巨大的灵感和超卓的智慧，“风流犹拍古人肩”。伟人是这样，凡人更应如此了。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从马克思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再到现代西方哲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哲学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其意在于，把马克思的哲学置放到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去研究。我以为，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把握马克思的心路历程，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在何处以及何种程度上被误读了；只有把马克思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的流程中去研究，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对旧哲学变革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只有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才可知晓马克思哲学的局限性，同时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伟大所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

在这样一个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的面前便矗立起一座巨大的英雄雕像群，我深深地体验到思想家们追求真理的悲壮之美。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涉猎了社会主义思想史，同时进行理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补课”。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生物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思维则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如此。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对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以及人类学都进行过批判性研究和哲学的反思。不仅德国古典哲学，而且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英法“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以至人类学都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来源。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

重读马克思，使我得出了一个新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总体认识，即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

与传统哲学关注整个世界即宇宙不同，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是现存世界即人类世界，注目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即以现实的人及其发展为坐标来重新“安排周围世界”。这样，马克思便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人类世界，从而使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的转换。

当马克思把目光转向人类世界时，他就同时在寻找理解、解释和把握人类世界的依据。这个依据终于被发现，这就是人类实践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通过实践使自然成为“社会的自然”，从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自然与社会“二位一体”的人类世界；在人类世界的运动中，实践具有导向作用，即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为天地立心”，“重整河山”，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重建世界。换言之，实践构成了人类世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世界真正的本体。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不断生成的本体，人类世界因此成为一个不断形成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开放性体系。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为什么是实践本体论。

从哲学史上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发动一次震撼人类思想史的哲学革命，关键就在于，它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物质实践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同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或物以人的方式而存在，即成为“为我之物”。换言之，实践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马克思语）。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矛盾关系：人类要维持自身的存在，即肯定自身，就要对自然界进行否定性的活动，即改变自然界的原生态，使之成为“人化自然”、“为我之物”；人们总是在不断制造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获得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这样一种矛盾关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二者处于双向运动中；人通过实践在不断改造、创造人类世界的同时，又不断改造、创造着人本身——他的肉体组织、思维结构和社会关系。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应该说，在各种矛盾关系中，人与自然之间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否定性关系是最深刻、最复杂的矛盾关系。正是这种矛盾关系“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致使唯物主义对人的主体性“望洋兴叹”，唯物论与辩证法遥遥相对，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咫尺天涯”。而马克思哲学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对实践深入而全面的剖析，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使唯物主义和人的主体性“吻合”起来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因此也结合起来了。

我注意到，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实践”有其一席之地。但问题在于，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实践仅仅是作为认识论的范畴而被阐述的；在认识论之外，即使提到实践，也只是一种应酬式的热情。实际上，在马克思哲学的“文本”中，实践的权威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体现在认识论之中，而且搏动于自然观、历史观以及辩证法之中：在自然观中，实践是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分化和统一的基础，实践扬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历史观中，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的本质，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二位一体”的基础，实践消除了“物质的自然”与“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在辩证法中，实践是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分化和统一的基础，而且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实践使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之间达到了真正的和解；在认识论中，实践构成了认识的基础，“实践反思法”构成了马克思的认识论的根本特征，并填平了一般认识论与历史认识论之间的所谓的鸿沟。

正因为实践具有本体论或世界观的意义，所以，马克思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去理解人类世界，或者说，把“对象、现象、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新唯物主义”。实践是马克思哲学之魂。只有把实践作为主旋律导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宏伟的交响乐中，它才能表现为美妙的和谐。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全局性、根本性的定义，它所要表明的不仅仅是一种要把理论付诸行动的哲学态度，更重要的是指，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原则。换言之，实践的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感到需要重新审视、理解和解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我不能同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系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的三点概括：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物质的反映；世界及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在我看来，这种概括只是说明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共性，而没有说明新唯物主义本身的特征，即没有看出新唯物主义的“唯物“之所在，或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系统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时，引用了《神圣家族》中的一句话，即“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引，因为它把马克思对霍布斯思想的复述当成马克思本人的见解，把马克思批判的观点当成马克思赞赏的观点。马克思之所以要复述、批判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是因为这一观点集中体现了旧唯物主义，尤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的缺点：“忽视人”甚至“敌视人”（马克思语），认为“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在我看来，这一误引并不是偶然的疏忽，它实际上表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系统已经混淆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或者说，没有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系统中，我看到的是一个被误读的马克思。

实际上，承认自然界的“优先性”或物质第一性只是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共性，它并未构成马克思唯物主义本身的特征。确认实践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人类世界的基础，这才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唯物”之所在，或者说，是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实际上，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之初就提出，要建构一种“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这表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关注的并不是“抽象的物质”，更不是以经院哲学的方式抽象地谈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马克思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状态和普遍存在的“拜物教”的批判，揭示被物与物的关系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揭示被物的自然属性遮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马克思语）。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马克思的巨像之前，真正体验到马克思哲学为什么是“现代唯物主义”。

当马克思哲学实现了哲学主题的转换，即从整个世界转向人类世界，并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本身时，就标志着哲学的转轨，即从传统哲学转向现代哲学。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日趋“现实的生活世界”，关注人与世界的关系。用雅斯贝尔的话来说就是，“哲学所力求的目标在于领悟人的现实境况中的那个实在”。即使是后现代主义也并非专司“否定”、“摧毁”，实际上它非常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力主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的对立，并试图从人的创造活动出发给“人”一个新的定位。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后现代主义“承担了在人和他的科学、他的发现和他的世界——一个具体的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的任务”。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杰姆逊的名言了，即马克思哲学为我们确定了对待“后现代”的“恰当立场”。

从内容而不是从表现形式看，就整体而不就个别派别而言，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运行都是以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主题转换为方向的。海德格尔指出：“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这一观点颇有见地，它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现代哲学的关系。在我看来，不管现代西方哲学的其他派别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承认，马克思的确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者和现代哲学的开创者，马克思的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并具有内在的当代意义。

以上，就是我重读马克思的心路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对马克思哲学的总体认识。

显然，我的这种认识不同于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不同于“常识”。问题在于，熟知并非真知，而常识既“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方式”，同时又“包含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由此造成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人们最熟悉的往往又是他们最不了解的。马克思的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而自“工农兵学哲学”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人所共知，已成为一种“常识”。然而，我却认为，马克思的形象在这种“常识”中被扭曲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最大误区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常识往往窒息思想的发展，我不能“跟着感觉走”。于是，我重读马克思，并得出了上述不同于“常识”的认识。

我并不认为我的这种认识完全恢复了马克思的“本来面目”，这种解释完全符合马克思哲学的“文本”，因为我深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合理性，深知我的这种认识受到我本人的知识结构、哲学修养以及价值观念的制约，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但是，我又不能不指出，我的这种认识的确是我15年来上下求索的结果，是我重读马克思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这里，我力图“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院派”，它志在改变世界，其“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重读马克思不能仅仅从书本到书本，从哲学到哲学史，更重要的，是从理论到现实，再从现实到理论。换言之，应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中重读马克思。哲学当然需要思辨，但哲学不应是脱离现实的思辨王国，始终停留在“阿门塞斯的阴影”之中。作为一个中国学者，重读马克思不能忘记同当代中国的现实进行“对话”。所以，我深切地关注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期望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走上理论的制高点，走进当代中国现实的深处。我的全部研究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再次腾飞。

理论联系现实是一个双向运动过程：为了理解和把握现实，必须突破原有的理论模式；而为了突破原有的理论模式，又必须接触并深入现实。同时，在联系现实的过程中，哲学不应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反思性和批判性，不能把自己降低为现实的附庸或仅仅成为现实的解释者。“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方式，而是黑格尔哲学的思维方式。一种仅仅适应现实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哲学既要入世，又要出世；既要深入现实，又要超越现实，预示未来。哲学不仅仅是猫头鹰的黄昏晚飞，更应是高卢雄鸡的晓唱。

在理论联系现实的过程中，我充分体验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深刻感受到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不可超越性。而马克思哲学之所以在当代不可超越，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抓住了人类世界的根本——实践，并从这一根本出发向人类世界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种关系发散出去，形成一个思维整体，提供了“整体社会的视界”；是因为马克思哲学关注的问题，以及一些以萌芽或胚胎形式存在的观点契合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使这些以萌芽或胚胎形式包含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问题凸现出来，并以当代实践和科学为基础予以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使之上升为成熟的观点，并同马克思哲学中原有的成熟观点融为一体。

可以看出，我重读马克思的工作是沿着两个方向进行的，即理论与历史的结合、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我所追求的理论目标，就是求新与求真的统一；我所追求的理论形式，就是诗一般的语言，铁一般的逻辑；我所追求的理论境界，就是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

我真诚希望，我的哲学研究能为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作出贡献；我的确希望，我的哲学研究能为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一种有希望的新视野。但我也深知，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深知我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素养的不足。我衷心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与指责，但不想宽容出自恶意的攻击与嘲讽。对于后者，我的答复只能是：

“我要忠实地停留在我自己的世界上，

我就是我的地狱和天堂。”（席勒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