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杨耕作品系列》，收入了我的四部著作，即《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

《为马克思辩护》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为理论背景展开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并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的成果重新阐释已经成为“常识”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深入探讨被忽视、被遗忘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系统论证马克思有所论述但未充分论证，同时又契合着当代重大问题的观点，并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的创立使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从“认识世界何以可能”转向“改变世界何以可能”，从而实现了对人的终级关怀和现实关怀双重关怀的统一。

《危机中的重建》以近代思辨的历史哲学、现代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为理论背景，从历史哲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唯物主义历史观，明确提出历史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双重职能。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应以马克思的实践观为基础，在深化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上强化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从而使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统一。

《重建中的反思》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新的阐释，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实践为出发点解答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出一个新的哲学空间，即一个自足而又完整、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图景。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一种内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的“批判的世界观”，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的“批判的哲学”（马克思）。

《东方的崛起》则力图把真实的描述和深刻的反思结合起来，把哲学思维力量的穿透力和哲学批判精神的震撼力结合起来，透视一个古老而又饱经磨难的民族重新崛起在世界东方的秘密，并从理论上再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再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艰难性，再现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从而展现社会主义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上实现世纪复兴和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的辉煌远景。

这四部著作没有也不可能达到高屋建瓴，但也绝不是浅滩上的漫步。这四部著作是我40年来上下求索的理论结晶，是我重读马克思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从不同的维度反映了我的哲学研究的力度、深度和广度，集中体现了我所追求的理论目标——求新与求真的统一；我所追求的理论形式——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我所追求的理论境界——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所以，我以《杨耕作品系列》（以下简称“作品系列”）的形式把这四部著作集结出版，力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当然，也许此路不通，但“谁若为我们指出了走不通的道路，那末他就象那个为我们指点了正确道路的人一样，对我们作了一件同样的好事”（海涅）。

“作品系列”的主题，就是在重读马克思的基础上重释马克思的哲学，展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创始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就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重读马克思，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理论体系。离开了这一前提，我们就会犯演丹麦王子而没有哈姆雷特的错误。一幕没有主角的戏是无法上演的。我们既不能以“原教旨主义”，即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列宁）脱离了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德里达）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死而不亡”。马克思“死而不亡”，马克思仍然“活着”，并与我们同行。

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的哲学产生于19世纪，距今170年，已经过时。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不是真理。“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既有最新的、时髦的谬论，也有古老的、千年的真理。阿基米德定理创立的时间尽管很久远了，但今天的造船业无论多么发达，也不能违背这一定理。如违背这一定理，造出来的船无论多么现代，多么“人性”化，也无法航行，即使航行也必沉无疑。任何一门科学都以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科学，就必须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正是由于所关注的问题深度地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我同意并赞赏萨特的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我同意并赞赏福柯的观点，即在当代，历史研究要想超越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是不可能的；我同意并赞赏詹姆逊的观点，即马克思的哲学是当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它“让那些互不相容，似乎缺乏通约性的批评方式各就其位，确认它们局部的正当性，它既消化又保留了它们”；我同意并赞赏海德格尔的观点，即“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萨特、福柯、詹姆逊、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评价真诚而公正。在当代，无论是用现象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还是用新实证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或是用现代新儒学、后现代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都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在我看来，这种对抗犹如当年的庞贝城同维苏威火山岩浆的“对抗”。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这就是，“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一个刚刚中学毕业、年仅17岁的青年，似乎在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实际上是为一种新的事业竖起了凯旋门。这是一个崇高的选择，这一崇高的选择决定了马克思的一生。

马克思不是“出世”的“沙漠的高僧”，而是“入世”的思想家，是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完美结合；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远离现实的“书斋里的哲学”，而是深入现实的改变世界的哲学，是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高度统一。对于这样一位从特里尔小城走出来的世界伟人，对于这样一位出生于显赫的犹太家庭而又关注着“全世界受苦人”的世界伟人，对于这样一位为了写作《资本论》而“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意志坚如磐石的思想伟人，对于这样一位用自己的思想和事业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历史伟人，我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我把这套小小的“作品系列”献给这位世纪伟人。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礼轻情意重”。

在“作品系列”出版之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挚友、兄长和领导袁贵仁教授。每当我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每当我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况时，他总是已经静静地站在那里在等着我，为我指出方向，给我智慧和力量。袁贵仁教授无私的关爱，为我的学术研究和人生发展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我从心里，从流动的血液里感谢袁贵仁教授。我深知，要是没有你，我把“栏杆拍遍，无人会”（辛弃疾）。

在“作品系列”出版之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导师汪永祥教授、陈先达教授。汪永祥教授把我领进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汪永祥教授的学术引导力引导着我走向哲学研究的“高速公路”；陈先达教授把我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不嫌我愚笨让我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陈先达教授的思维穿透力引导着我走进马克思，“走向历史的深处”。我从心里，从流动的血液里感谢汪永祥教授、陈先达教授。我深知，“要是没有你，我在这里就陷入一片虚无”（《天真汉》）。

在“作品系列”出版之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挚友陈志良教授。陈志良教授宏大的叙事能力引导着我在一个新的思想平台上展开了哲学研究。我忘不了我的这位挚友。此时此刻，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志良兄，你在“天堂”一切可好？！

在“作品系列”出版之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朋友和亲人，没有他们的友情和亲情，我不可能成长。同时，我也想起了由于种种原因对我产生误解甚至“敌视”的人，没有他们的误解和责难，我不可能成熟。对于我来说，友情与亲情、误解与责难、委屈与磨难都是一笔财富，一笔不可缺少的财富。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从1978年2月走进安徽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到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40年了，从“形式”到“内容”，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都有很大的不同了，但在这种种的变化中又有不变，在这种种不同中又有共同。这种“不变”“共同”就是我对哲学的“钟情”。哲学已经融进了我的生命活动之中，成为我书写生命的方式。哲学教会了我如何实现自我发展，懂得我们都是集体性的人物，因而力图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自我发展；哲学教会了我如何面对“过五关”与“走麦城”，懂得“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才能学会走路”（马克思），因而“我把命运的摇晃都当作奖赏，依然在路上”（《摆渡人》）；哲学教会了我“荣辱不惊”“波澜不惊”，懂得“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王勃），因而痛到肠断忍得住，屈到愤极受得起；哲学教会了我“看破红尘”“看透人生”，懂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因而在“向死而生”中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记得在《为马克思辩护》（第三版）的“后记”中我说过，“《为马克思辩护》第三版出版之后，我‘渴望思想平静’”。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过去了8年，我的思想却没有平静，相反，仍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有时甚至出现困惑与迷茫。这使我想起了诗人汪国真的诗句：

有时 感觉自己

真像一只孤独的大雁

扇动着疲惫的翅膀

望天也迷茫望水也迷茫

只是从来不想改变初衷

只是从来不想埋葬向往

杨耕

2018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