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博士生导师李宗桂教授，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文化哲学研究领域内颇有建树的中青年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以中国古典哲学、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三个研究方向为阵地，着力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努力摸索当代中国新型文化体系的创建，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瞩目和肯定。如果说他的《中国文化概论》一书是在文化“热”中的“冷”思考，那么，他继后出版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一书，则是在文化“冷”中的“热”展望，都典型地凸显了李宗桂教授在文化哲学研究领域中“从传统观照现代，从现代反思传统”的学术风格。这一学术风格同样也在其“中国哲学思潮的文化审视”和“社会转型期的人文关怀”两大问题视域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并且逐渐浓缩为对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理性期盼。

1.从知识青年到文化研究专家

李宗桂教授1952年出生于四川省眉山县（现眉山市东坡区）一个工人家庭。他1959年开始读小学，1965年进中学，按照这些年社会上的划分，他属于“老三届”的中学生，是“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一届。

1968年年底，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于1969年1月以刚过16岁的年龄，下乡到农村，成为当时最小的知识青年之一。1973年，邓小平出来治理整顿，将大中专招生由原来的推荐改为推荐加考试，他被录取到眉山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眉山县三苏中学教书。

1978年，青年李宗桂参加全国高考，被录取到四川师范大学，成为该校高校哲学师资班的学生。1982年，大学毕业并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师从李锦全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1985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他经常玩笑地说，不是留校工作，而是“留校察看”，结果一直“察看”到如今）。1991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4年，成为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于1991年授予他“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学位获得者”称号；1992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广东省授予他“广东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称号。他是《人民日报》社向海外介绍的中国文化研究专家之一：2001年3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介绍了其文化研究成果，并配发了他的照片。

最近十多年来，除了个人著作外（下文会分别谈到），李宗桂教授主编了3套文化丛书：一是《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丛书》（5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二是《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17本，已出16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2002年出版）；三是《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丛书》（7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他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化、推动文化，发表大量论文，出版数部个人著作，主编3套文化丛书，主持国家和省部级文化研究课题十多项，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十多项，在欧美日韩、中国港澳台以及澳洲和东南亚讲学、访问、研究、出席会议。凡此种种，无不表明李宗桂教授是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颇有成就的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而且这一切又跟他从知识青年时代以来的坚韧追求密切相关。

2.文化“热”中的“冷”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思想解放的春雷激荡，一场以“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为标志的文化反思热潮席卷神州大地，置身于这种时代背景与文化氛围中，李宗桂教授很自然地走上了文化哲学研究之路。

1988年10月，李宗桂教授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处女作——《中国文化概论》。这本书是他毕业后3年多在中山大学讲授全校选修课“中国文化概论”的理论结晶，是他在风景秀丽的校园内一间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硬拼数月的呕心沥血之作，更是他对整个中国文化历程和当时文化讨论热潮进行独立思考的理性产物。

1949年之后，文化史研究很少有人问津，一直处于冷落状态，系统的文化研究专著更是凤毛麟角。李宗桂教授的《中国文化概论》作为当时国内第一部从宏观上、总体上对中国文化进行探讨的论著，作为第一部高校中国文化概论教材，受到广泛好评并产生轰动效应，这是十分自然的。美国，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等地60余家报刊、电台、电视台报道、评介了该书，该书先后荣获1988年度“中国图书奖”、第三届“全国优秀图书奖”、原国家教委第二届优秀教材奖中青年奖，分别在中国台湾、韩国出版了繁体字本和韩文本，现已多次再版重印（2002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修订本《中国文化导论》），国内近百所高校以及韩国多所高校均将其作为教材使用。毫无疑问，《中国文化概论》显示了李宗桂教授“博取众长，独出己意”的研究能力，也确立了他在国内文化哲学研究领域内应有的学术地位。

《中国文化概论》站在现代文化发展的基线上，以专题研究形式和史论结合方式，对当时文化讨论中涉及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作了深入全面的探讨。信息量大是该书的显著特点之一，它体现了李宗桂教授一以贯之的注重学术动态、追踪学科前沿的治学风格，使得该书成为我们今天回顾、反思当时文化热潮的一部必不可少的著作。对于当时的讨论热点进行哲学的提炼与文化的观照，则是《中国文化概论》更为显著的特点。传统的理想人格、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类型、基本精神是什么，换言之，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与基本特点，是当时讨论中的热门话题。李宗桂教授认为，传统的理想人格是君子人格，而不是学术界多数人所说的圣贤人格；传统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崇古、唯上、忠君、道义；传统的思维方式表现为事实判断、价值判断、道德判断三者相互涵摄、相互渗透、相互转换的态势，具有整体直观、类比外推、比喻象征、追求形上的显著特点；传统文化的类型属于“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表现为自强不息、正道直行、贵和持中、民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务实、豁达乐观、以道制欲。这些观点以其系统综合性和理性思辨性，在全面否定民族文化的激进主义思潮盛行、西化调子甚高的当时，以其年轻学人少有的冷静客观态度和现实主义品格，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的思想学术界和大学校园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国文化概论》体现了李宗桂教授的两个研究特点：一是在治学风格上，特别注重在积累中创造，通过创造带动积累，在把握学术动态的基础上提出个人的独特见解；二是在理论立场上，以爱国情怀和学者良知超越情绪化、功利化的态度，用理性、客观的态度进行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作为文化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中国文化概论》固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本身也有所不足，但以上两个特点促使李宗桂教授超越《中国文化概论》本身，进一步探讨书中没有来得及深思的“文化重建”主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其90年代初期出版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一书中。

3.文化“冷”中的“热”展望

1989年夏季之后，文化热急剧降温，出现了几年的“文化冷”，但李宗桂教授秉持一贯的文化理念，坚持文化研究，深入思考着文化重建的问题。此时，他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近现代中国的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探讨》。经过3年多的努力，1992年6月，该项目的最终成果以《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为书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李宗桂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丛书》之一出版后，《哲学研究》《光明日报》《学术月刊》《中国图书评论》《博览群书》《瞭望》（海外版）等近20家重要报刊发表了评介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该书先后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方15省市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广东高校系统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5项省部级以上奖励。书中相当部分内容先后在报刊发表，仅《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就有两篇。

就李宗桂教授的文化哲学研究看，《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可视为《中国文化概论》的姊妹篇。两书都紧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但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中国文化概论》侧重传统文化，是从传统观照现代，辨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状，是从现代反思传统，探讨中国文化出路，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的战略性意见。从而，“从传统观照现代，从现代反思传统”，典型地体现了李宗桂教授在文化哲学研究中形成的学术风格。联系特定的时代背景来看，《中国文化概论》可以说是文化“热”中的“冷”思考，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醒认知和客观思考；《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可以说是文化“冷”中的“热”展望，即对民族文化出路的热忱关心和殷切期望。要指出的是，李宗桂教授对“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思考，早在1987年酝酿写作《中国文化概论》之际便已开始，其时还属于文化“热”时期。在文化“冷”中能够对文化问题进行执著、理性的思考，充分表明李宗桂教授业已形成自身独立的学术人格——这种人格对于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哲学研究相当重要，也是一个学者能够在这一领域中长期坚持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内在动力。

之所以说《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是文化“冷”中的“热”展望，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从宏观上、整体上系统探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和当代出路的理论专著。对中国文化在近现代的发展道路所作的“史”的勾勒、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出路所作的“论”的提炼，以及批判性、总结性、前瞻性的理论阐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得全书气势宏大、结构严谨、经纬交织，成一家之言。

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进行“史”的勾勒，是该书的重要内容。李宗桂教授认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发展虽历经坎坷，但却始终是在告别古典主义、增强现代意识、追赶世界潮流、逐渐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着。从文化变迁看，近代走的是一条由器而道的渐进变革路径，现代走的是一条道器并举的激进变革道路。在这幅新旧交锋、社会嬗变的复杂图景中，从心理状态看，出现了守旧、改良、革命鼎足为三的文化态势；从学术流变和营垒归属看，存在着西化、马列、新儒家三大学术思潮；从社会变革、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的结果看，基本上是采用“以反求正”的方式，即用激进手段达到渐进改良来实现文化变迁的目的。以上观点可谓李宗桂教授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所作的宏观概括。在微观分析方面，该书考察了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文化批判思潮和文化建构理论，以及中国港台、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种种构想，对中体西用、以夏变夷、全盘西化、西体中用、中魂西体、回归传统、复兴儒学、综合创新以及“海洋文化的新儒学”等观点都作了详尽的阐析，尤其对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诸多主张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判。已故著名学者萧萐父教授当时指出，该书“扬榷百家，自立权衡，涵盖面广，可说是10年文化讨论的一个小结”。

对当代中国文化出路所作的“论”的提炼，则是全书的重心所在。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进行历史回顾与反省，使得李宗桂教授确立了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变迁史观，把当代中国文化出路探讨与创建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看做同一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进而对创建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许多前沿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性见解。他认为，建构现代新型文化体系必须坚持四个思想原则，即发展商品经济与更新文化传统相统一、拓展价值领域与提高国民素质相一致、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两不偏废、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立足于这一思想原则，李宗桂教授强调，应该把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看做一体三元的多维文化系统。所谓一体，指社会主义的价值系统；所谓三元，指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虽不相同但又密切联系的特定领域；当代中国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说到底是要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现代化的新型价值系统。为此，必须对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标志有着高度明确的认识，即对社会制度的创建、价值系统的奠定、文化模式的确立、文化大传统的形成等基本要求和标志有一前瞻性、战略性的把握。创建新型文化体系，必须树立立足现实、依托传统的古今融合论，以我为主、兼取众长的中外互补说，创造转化充满活力的文化发展观。唯有如此，才能在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下，真正找寻到当代中国文化的出路。这样，才能做到传统与现代、中国和外国的辩证统一、双向互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并行不悖、有机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相渗透、比翼双飞，古典精神与现代意识的交相辉映、相辅相成。

不难看出，正是因为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历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的批判性总结，对“一体三元”的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战略性思考，决定了《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在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占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学术界不少名家评论，该书在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上极大地超越了《中国文化概论》，是李宗桂教授文化哲学研究步入深层次、上到新境界的重要体现。如此，说《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一书是李宗桂教授和国内学术界文化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代表性著作，当不为过。

4.中国哲学思潮的文化审视

国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哲学之“纯化”和文化之“泛化”密切结合的显著特点。换言之，学者们大多哲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交错进行，并在综合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文化哲学研究思路及成果，研究方式和学术成果也往往是哲学折射出文化、文化内蕴着哲学。中国哲学专业科班出身的李宗桂教授亦不例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历程进行理性探讨的同时，他也长期致力于包括董仲舒思想和现代新儒学在内的哲学研究。从服务于其文化哲学研究看，从它是文化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和重要组成看，李宗桂教授的中国哲学思潮研究具有从文化审视哲学、以哲学丰富文化的内在品格。

（1）董仲舒与中国文化。

董仲舒思想研究是李宗桂教授学术研究进路中的重要步骤，也是其整个学术研究在方法探索和理论创造方面的重要实践。1985年，他在知名学者李锦全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董仲舒——秦汉思想的统一者》的硕士学位论文。该文后来收入知名中青年学者杨玉圣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1981—1994）》（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990年，他承担了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董仲舒与中国文化》。截至2008年，他在海内外发表了董仲舒专论28篇，《哲学研究》1986年第9期、1987年第9期先后发表的《相似理论、协同学与董仲舒的哲学方法》《秦汉医学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尤为代表作。其呕心沥血之作《董仲舒与中国文化》，以董仲舒思想为点，以汉代思想文化为面，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为线，点、面、线结合探讨思想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探讨思想家本身的思想特质、贡献及其局限，进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并给董仲舒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富有创见的定位。该书的写作，从初稿到最终定稿，反复修改、完善并出版，历经了二十余年的沉潜。作为董仲舒研究专家，他被选为全国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日本东京大学池田知久教授不仅向日本学术界介绍其董仲舒研究成果，而且在中国台湾讲学研究期间，专门推荐台湾研究董仲舒和汉代思想的青年学者到广州来拜访他。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也向自己的美国博士生桂思卓（Sarah.A.Queen，现已是哈佛大学康涅狄格学院教授）介绍其董仲舒研究成果。1995年，桂思卓和李宗桂教授曾在哈佛大学当面探讨董仲舒和汉代思想研究问题。他约请桂思卓教授撰写了《董仲舒研究：欧洲北美新趋势》一文，并推荐发表在《中国哲学史》杂志1998年第1期上。

注重从社会思潮嬗变和民族文化发展来审视中国古代哲学，是李宗桂教授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基本方法。例如，其硕士论文指出，董仲舒把前人探索过而未实现的王霸结合的统治术和思想统一的宏大理想具体落实到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上，完成了思想统一的历史重任，从而开创了自汉代以来的思想面貌和学术风气，中国封建社会灿烂的文化自此之后形成；但是，思想统一也统死了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由此受到不良影响。又如，他在《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发表的《董仲舒道德论的文化剖析》一文中认为，董仲舒的道德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为依托，以加强社会控制为目的，继孔孟道德修养论之余绪，折中荀韩治国方略，使思想境界培养方面的强制灌输与自我反省熔铸为一，从而确立了封建道德的总原则，建构了封建道德的基本体系，在理想人格、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等文化学深层结构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年；在实现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创造性转化的今天，我们对于董仲舒思想应从文化价值论的层面给予理性的阐析，从而为现代文化建设提供思想鉴戒。

（2）现代新儒学与中国文化。

现代新儒学是当代中国哲学文化思潮中极富冲击力的一个学派，1985年前后进入国内学术界的理论视野。1986年，毕业留校刚一年的青年学者李宗桂成为方克立、李锦全教授主持的“七五”国家重点研究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的重要骨干。第二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宣州会议”，并受课题组委托撰写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由来和宣州会议的争鸣》一文，向海内外澄清了关于课题研究的实际情形。1991年，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第七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他宣读了《新儒学的形上追求及其现代意义》，该文后来发表在中国台湾辅仁大学主办的《哲学与文化》杂志。他多次参加过在中国台湾和香港举行的现代新儒学研讨会，还承担了原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博士点项目《现代新儒学与中国文化》。其论文自选集《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共分三篇，其一就是“新儒学篇”，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对现代新儒家的历史把握和理性认知。2004年，他应台湾现代新儒学重镇淡江大学的邀请，在该校做了为期两个月、以《当代新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主题的访问研究。诚如著名学者方克立、李锦全教授所说，李宗桂教授是国内现代新儒学研究领域中颇有建树、富有影响的少数青年学者之一。

国内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从所谓“文化生命”的角度研究，这种方式及其结论容易出现简单地为现代新儒学评功摆好、盲目认同的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对现代新儒学持彻底否定态度，忽视现代新儒学在学术上的贡献，容易导致简单化；一种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去探讨，重在解析现代新儒学的文化特质，为撰写客观持平的现代文化史、哲学史提供依据，为建设当代中国文化提供思想资源。李宗桂教授赞成第三种思路和方法，并在研究实践中自始至终践履着文化哲学的研究方式。

在《人民日报》1989年3月6日发表的《现代新儒学：由来、发展及思想特征》一文中，李宗桂教授指出，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花果飘零的文化心态、我族中心的文化观念、多维开阔的文化视野、强烈的主体意识、鲜明的独立人格、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是现代新儒学的显著思想特征。长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坚持认为，从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进程看，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它追求“返本开新”的文化价值观，以返回传统儒家心性之学为根本，试图开出现代科学与民主政治，则不符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进程，其所主张的复兴儒学以解决中国现代化的构想以及“海洋文化的新儒学”的蓝图，也只能是一相情愿的。进入21世纪，他在《文史哲》2003年第2期发表了《当代新儒学发展的若干难题》一文，强调指出：兼容天下的开放意识与守道护统观念的纠结、复兴儒学的宏图大志与儒门淡薄的落寞现实的差距、“返本”的传统价值准则与“开新”的现代意识的矛盾、批评精神与自我反省意识的脱节、儒学现代化意图与边缘化现实的悖反、儒学价值理想载体的整体性缺失，正是当代新儒学发展面临的六大难题。

值得指出的是，在“从传统观照现代，从现代反思传统”这一基本原则和学理范式的导引下，李宗桂教授一直主张要努力借鉴现代新儒学的可取之处，并对当今在中国台湾、香港和海外为中华文化复兴而努力的当代新儒家给予积极的评价。譬如，他在《哲学研究》1989年第3期发表的《评唐君毅的文化精神价值论和文化重构观》一文中认为：唐君毅的文化精神价值论和文化重构观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忧患意识和文化参与意识，反映了对民族文化的执著之情和爱国之心，因而，其对民族文化精神价值的张扬和对中国文化重构的设想，有益于我们立足现实去培养自尊自信之心，以开放的心灵去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并吸纳西方文化的长处，进而建构当代中国的新型文化体系。又如，在现代新儒学重要阵营香港新亚研究所2001年于香港举行的“传统儒学、现代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上，在他和台湾辅仁大学校长黎建球教授共同创议并共同担任主席的“海峡两岸中青年哲学家学术论坛”上（2004年于澳门举行），李宗桂教授明确指出：“从当代新儒家学者的诸多学术表现来看，儒学也能适应现代化，自身也能现代化。他们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科学精神的认同是一致的，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认同的，而且是积极推动的。甚至，对于五四精神也是肯定的。即使是复兴儒学，力图实现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努力，实际上也蕴涵着现代化的用心。”在2008年于台湾“中央大学”举行的纪念现代新儒家文化宣言发表50周年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学术会议上，李宗桂教授指出：现代新儒家1958年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的文化宣言，理性阐释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弘扬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生命，实事求是地承认了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提倡中西文化相互学习，重视文化的民族性，强化了中华文化的本根意识，向全世界的中华儿女昭示了对待民族文化应有的温情和敬意，凸显了文化自觉意识。“这些，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候，仍然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借鉴。”

正因秉持着客观理性的学术立场来进行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又持守着“君子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君子群而不党”的和谐共生原则，所以，尽管李宗桂教授对现代新儒学有若干批评意见，有颇不相同的学术立场乃至政治理念，但却长期跟我国台湾、香港以及海外的现代新儒学群体保持着良好的学术友谊，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现代新儒学、认识现代新儒学，更好地研究新儒学。

（3）从“儒家主干”“哲学核心”到“多元互补”。

早在1986年，在湖南举行的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李宗桂教授（当时还是讲师）就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由儒道两家共同构成，亦即儒道共同主干说。这一观点后来清晰地表述在其1988年出版的《中国文化概论》中：“儒道两家，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心理框架和价值系统，相互颉颃，相互刺激，相互吸收，推动着民族精神的演进，从而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但是，就其学术研究的进路而言，李宗桂教授的切入点和着力甚多的地方，还是儒家思想。

重视儒家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价值及其现代影响，是李宗桂教授着力研究董仲舒思想并由此辐射到秦汉文化史、又从文化史逐渐深化到思想家（特别是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相互关系探讨的理论依据。关于秦汉文化研究，他已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和台湾《中国文化月刊》《鹅湖月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还计划撰写一部《汉代文化史》。关于思想家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他主编的国家“八五”“九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选取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19个大思想家（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董仲舒、王充、王弼、慧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夫之、戴震、黄宗羲），分别从其思想出发，旨在探讨中国古代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全套丛书共17本，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除了由于特殊原因目前还没有出来的一本，其余已经出版）。在《哲学研究》1993年第8期发表的《思想家与文化传统》一文中，李宗桂教授尤其集中地阐释了其“大思想家观”，认为思想家促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化保守、文化变革、文化批判、服务政治四大传统，改革开放时代需要自己的思想家群体，应该依靠思想家重建传统。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学，那么，其核心则是哲学。回顾近年学术界激烈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问题，我们现在也许应当重读他早在1988年就出版的《中国文化概论》的第10章第2节，其时他早已从哲学的价值与功能、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与功能、文化的概念与结构、参与文化讨论者的学科背景等层面，学理地证明了古老的中华民族“有”自己的哲学，而且其特点是着眼伦理本位、关心现实政治、高扬主体意识、富于辩证思考、强调整体观念、偏重直觉思维、流于经学态度、重视人际关系。他还发表过《驳“中国无哲学”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该文被国内多家重要报刊转载，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2008年4月7日，李宗桂教授又在《光明日报·国学版》撰文指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研究中国哲学究竟应当采用何种范式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研究上，与其生硬地去迁就西方哲学的范式，勉强地将其“哲理化”，不如遵从中国历史的实际，承认其伦理化、政治化的特质，在文化价值论的层面给予合理的定位和评价。同样，对于学术界普遍流行的中国文化“哲学核心论”，李宗桂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哲学核心亦即儒学主干，但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和现代新型文化建设过程中，儒学不再是文化主干，哲学核心论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蕴，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成为当代文化中的核心与枢纽。这一新时代的“哲学核心论”，是李宗桂教授长期以来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观来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的立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李宗桂教授在继后的研究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和功能提出了进一步的见解。1999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他提交了《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互补》一文。2000年，他在给赖美琴博士的《韩非与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一书的序言中，针对“儒家主干”说、“儒道互补”说、“儒法互补”说、“道家主干”说等，明确指出：“儒家主干”说侧重于社会政治影响，“儒道互补”说侧重于人生境界和进退出处，“儒法互补”说侧重于统治方略，“道家主干”说侧重于哲学框架的构建、哲学概念范畴的确立以及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认可；其实，“从人生境界和进退出处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道佛互补；从统治方略来看，是儒道法互补；从哲学框架的构建和哲学概念范畴的确立来看，是儒道互补”。

显而易见，对“儒学主干说”的现实扬弃，对“哲学核心论”的抽象继承，尤其是从“儒学主干说”“哲学核心论”创造性地转化到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和功能的“多元互补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结构和功能以及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互关系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是“从传统观照现代，从现代反思传统”这一思维方式的逻辑必然。总的说来，李宗桂教授对中国哲学思潮进行文化审视，是跟历史地、辩证地对待“儒学主干论”与“哲学核心论”密切相关的，并且逻辑地成为其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文化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研究方式及其结论，对当今的文化哲学研究不无重要的启迪。

5.社会转型期的人文关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如火如荼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引人注目的以“国学热”为特征的文化研讨热潮，有力地推动着当代中国的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然而，这一从传统迈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又是异常复杂、艰难的。人们普遍认为，社会转型需要民族精神的深层支持，越是社会转型期越需要人文关怀。李宗桂教授近年来的文化哲学研究，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并适应着这种时代需要。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市场经济负面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初步呈现、各种非人文、反人文的社会现象出现之时，李宗桂教授就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一方面，进行尖锐批判；另一方面，给予人文引导。1995年，他在《羊城晚报》理论版开辟“社会转型期的人文精神探讨”专栏，痛批社会上种种恶俗现象。诸如《穷得只剩下钱：价值理想的失落》《及时行乐：现世主义的怪胎》《物质主义：伦理精神的背叛》《现代化不等于物化：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等文章，读者仅从篇名就可强烈感受到李宗桂教授对于人文精神的坚持和弘扬。因此，整组文章全部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也就属于理所当然。他还从专题深入的层面，研究如何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培育和弘扬人文精神。他承担并主持了原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项目《当代中国人价值观与传统价值取向——建构社会主义新型价值观的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与文化建设实践研究》、教育部“十五”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研究》等课题，发表了《优秀文化传统与民族凝聚力》（《哲学研究》1992年第3期）、《民族文化素质与人文精神重建》（《哲学研究》1994年第10期）、《儒家文化与当代人文精神建设》（《东方文化》1995年第2期）、《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建设》（《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文化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人文精神建设之若干难题》（《学术研究》2003年第2期）、《文化自觉与文化发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国学与时代精神》（《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国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等论文；主编了《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主创并作为主要作者撰写了《中华民族精神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文化精神烛照下的广东——广东文化发展3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策划、主编并出版了《中华民族精神研究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近40万字的专著《当代中国文化要论》也即将出版。

李宗桂教授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一直招收着“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3年还新增了“当代中国文化”方向，并且经常利用报刊、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呼吁必须大力加强人文文化建设。2000年以来，他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发表的近20篇文化时评，如《“恶搞”背后的文化失落》（2006年第21期）、《国际惯例与民族文化尊严》（2007年第3期）、《提升软实力重在文化民生》（2007年第21期）、《“表态文化”折射官员话语模式》（2008年第5期）、《山寨流行何必“喊打喊杀”》（2008年第22期）、《政坛生态重构：超越单一价值观》（2009年12月上期）、《网络时代谣言传播的特点及其危害》（2010年1月中期）、《段子舆情与社会思潮》（2010年6月下期）等，融思想性与批评性于一体，集学理性与通俗性为一身，尤其鲜明地昭示了人文文化在市场经济时代、网络文化时代、大众文化时代中对于精神文化建设、政治文化建设、通俗文化建设的特殊重要性。

李宗桂教授认为，对优秀文化传统和思想文化必须有一正确认识与整体把握，是社会转型期的人文关怀必不可少的理论要求。原因在于，一方面，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谐统一的博大胸襟、崇德重义的高尚情怀、整体为上的价值取向，是优秀文化传统的主体内容与当代表现；优秀文化传统在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激励进取、价值导向、民族凝聚、文化认同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思想文化在优秀文化传统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从文化类型学和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任何文化都是一定民族的文化，思想文化作为特定民族文化系统中的深层结构，有其独特的主体和整体结构；思想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构成，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其他因素所不能取代的价值整合功能和行为规范作用。要言之，以上观点是站在文化基本精神的理论高度来把握优秀文化传统，可谓“从现代反思传统”。

之所以要认识、把握优秀文化传统和思想文化，在李宗桂教授看来，目的在于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重建人文精神，努力实现社会转型期的人文关怀。民族文化素质是一个民族精神风貌的显现，是该民族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国民品性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综合素质的反映；民族文化素质中的“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是精神追求的探讨、提升，是对民族文化兴衰存亡的“终极关怀”和自觉奉献。民族文化素质、民族凝聚力、人文精神对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它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以而且应该从优秀文化传统和思想文化中去探寻。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要言之，以上观点是站在价值系统论的理论高度来探讨当代文化建设，可谓“从传统观照现代”。

6.为文化学的学科建设鼓与呼

自从1985年毕业留校以来，李宗桂教授已经在现代中国文化学研究先驱朱谦之、陈序经、黄文山曾经工作过的中山大学执教20多年。无论对于时代还是个人来说，这段时期似乎都是属于文化的。从“时代”看，80年代文化讨论的基调是批判、否定、激进，90年代文化讨论的标识是清理、肯定、保守，新世纪文化讨论的特征是诠释、构建、理性，在这个正－反－合命题的历史进程中，从辨析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到确认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是人的现代化，从肯定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到开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资源，业已表明复兴中华文明、实现现代化的时代诉求得到了充分体现。从“个人”看，李宗桂教授的学思历程首先是以董仲舒研究、《中国文化概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研讨，然后是以《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为标志的近代文化批判、现代新儒学研究，现在是以《当代中国文化要论》为重心的当代文化探索。时代发展与个人经历的有机统一，足以表征一个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既倾情学术理想，又关注社会人生的心灵追求。

当然，李宗桂教授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此起彼伏、歧路坎坷的文化讨论热潮，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评立场。譬如，他坚信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是这个时代的世界性特征，从来就不苟同“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全球文化将走向一体化”之类“高论”。在《学术研究》2003年第2期发表的《人文精神建设之若干难题》一文中，他认为，目前人文精神建设存在的主要难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取向与人文取向的悖反、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冲突、民族文化素质现状与人文精神建设目标的距离、对传统资源的现代价值的认知差距、古今思维偏向对文化建设的损毁，其解决既须知识阶层的忘我投入，又待广大民众的价值认同，更要决策部门的科学抉择。他还多次强调指出：文化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建构相当薄弱，文化学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没有受到应有重视，这是若干年来文化讨论中存在的明显不足。早在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1997年12月号的《世纪之交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新气象》一文中，他就尖锐指出：“80年代的文化研究，其显著弱点之一，就是理论准备不足，缺少应有的规范。……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由于这个弱点的存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文化研究，缺少应有的学术规范，其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不够明确，研究范围不够确定，研究目标比较盲目，学科界限比较模糊。”他认为，应当“把‘文化’作为一门‘学’来建设，创造出中国特色的文化学体系。有了科学意义的严整的‘文化学’，文化研究的规范才能真正确立”。李宗桂教授较早注意到并强调文化学学科建设的意义，因而，在这篇述评的结尾，我们还须依托《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8期发表的《文化研究的反思与前瞻——答〈社会科学论坛〉记者问》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发表的《“文化学”建设与文化现代化》等文本，更为深入地了解他是如何为文化学的学科建设鼓与呼的。

作为研究文化的科学，文化学是一门综合性、边缘性、交叉性的新兴社会人文学科，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学科。文化学研究的是文化的生存环境，文化的地域、民族、时代等属性，文化的积累与变迁、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大传统与小传统、民族化与世界化、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亦即旨在探讨文化的要素、特征、性质、动力、结构、功能、价值、生命，研究文化各系统的类型、形态、机制、历程（发生、发展、成熟、衰变），以及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传播、选择、涵化、交融、转型、整合的特点及其规律。文化学的研究对象，从构成上看，既有纵向的历史文化、现实文化，也有横向的不同地域、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从层次上看，既有理论文化，也有实践文化。

不过，与文化学研究的“学科性目标期待”相反，文化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却一直陷于“现实性理论困境”。表现之一是“文化学从业群体的极度宽泛”。多年来，千军万马都在研究文化，各行各业都在谈论文化，以致有人讽刺说：“文化是个大箩筐，什么都可往里装。”譬如，目前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区）在建设“文化大省”或“文化强省”，但真正有文化理论支撑、真正把文化作为一种事业来看待的，到底有多少呢？另外，全国高校招收博士生、硕士生的专业研究方向，许多挂有文化之名，诸如“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近代中国文化思潮”“当代法律文化”“管理文化”等，但其授予的学位还是原来的哲学、文学、史学之类。表现之二是“文化学研究成果的过于贫血”。80年代文化研究热潮兴起以后，文化理论方面的论著出版了不少，但要么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翻译或移植，要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翻版（加上几个文化名词而已），要么是在各自原有学科的基础上增加若干文化名词或者代之以文化名号的东西。表现之三是“文化学学科建设的严重滞后”。现行的学科专业设置是根据过去的社会需求和学科传统设立的，要么是传统基础学科，要么是现代应用学科，但处于二者之间的文化学学科却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设置，到教育部学位办公室的学科设置，再到全国高校本科专业的设置，不要说一级学科的设置，甚至连类似二级学科的挂靠性设置，都没有文化学的一席之地。

文化学从业群体的极度宽泛，文化学研究成果的过于贫血，文化学学科建设的严重滞后，显然是三面一体的，但个中关键又在于如何切实地在大学教育体制中落实文化学的学科建设。一方面，文化研究的泛化，甚至文化研究的泛滥，不仅不会促进文化研究的开展，反而会伤害文化研究自身，因此，纯化文化研究，加强文化学基础理论的建设，十分必要，也大有可为。另一方面，没有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也就难以真正科学地建设文化事业，也就难以有学科体制的设立和学科建设的成长，因此，不仅要大力提高政府决策部门的文化自觉意识，将文化学学科建设纳入体制之中，而且各级各类学校的相关领导以及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也要立足长远，把文化学学科的设立当做一种社会责任，当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总之，在李宗桂教授看来，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历史地展开文化学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还是逻辑地实现文化研究的科学性问题，都与体制瓶颈的突破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的文化学学科建设何其任重而道远！令人欣慰的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拟定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编写教材之一是《中国文化概论》，袁贵仁教授、李宗桂教授、陈洪教授、杨耕教授等被聘为课题组首席专家，课题组主要成员中包括来自不同学科的著名专家，例如陈先达教授、瞿林东教授、杨国荣教授、吴晓明教授、张法教授等，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当代中国的文化学学科建设将因全新的《中国文化概论》的成功编撰而获得美好的未来。

[1] 本文作者杨海文，原载于当代哲学丛书编委会编：《今日中国哲学》，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