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鸦片烟荼毒中国 清朝廷禁弛游移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夏天，珠江口外的伶仃洋上十分热闹。
对中国人来说，伶仃洋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南宋名臣文天祥抗元战败被俘，乘囚船过伶仃洋，著有名诗《过零丁洋》。零丁洋也就是伶仃洋，是同一个地方。
伶仃洋的位置在珠江口以南，方圆一百余里，西面是被葡萄牙人占据了快三百年的澳门，东边是新安县所属的香港岛，居民并不多，颇显荒芜，但因为在通商上的便利，已经为英吉利人所觊觎。
伶仃洋的热闹，完全是因为鸦片交易。洋人输入鸦片已经有些年头了，鸦片害人也早为世人所知，从雍正朝开始，就采取禁止的办法。但禁而不绝，洋货和鸦片向粤海关纳税后便可公开买卖。嘉庆登基，禁令更严，废除海关鸦片税例，把黄埔港停泊的鸦片船全部逐出内河。鸦片不再是合法交易，但鸦片走私量却逐年增加，到了道光年初年，已经超过万箱，而道光十八年，已经近四万箱！伶仃洋，正是鸦片走私的总码头。
伶仃洋面上，停着十几艘高大的趸船，高出海面二十余米，巍巍然，仿佛比远处的小岛还要高大。趸船是英国人发明的，英文名称“store ship”，就是水上仓库的意思。这种无动力装置的平底船，通常固定在岸边，本来是作为“浮码头”以供船舶停靠，上下旅客，装卸货物。但自从鸦片走私船被赶出黄埔后，东印度公司便对浮码头进行改造，增长增宽增高，长达上百米，连底舱达到三层、四层，甚至五层。舱内设备俱全，可仓储，可贸易，可居住，可娱乐，乘季风由海船拖带而来，成了鸦片买卖的庇护基地。船上，几根手臂般粗的锚链坠下，直落水下几十米，几吨重的铁锚紧紧咬住江底，一些相互为邻的趸船，还以粗缆连接，互相依傍。
当然，也有些趸船并非是浮码头改造，而是本来就是鸦片走私船，看到作为鸦片仓库，每月每箱有五六块洋银的租金，有利可图，就停在了伶仃洋，也做了鸦片“趸船”。米罗普号、萨马龙号、狄金尼号、詹姆西亚号、克罗加将军号……二十多艘趸船，不远不近地停泊在伶仃洋，等着鸦片商人的到来。
除了趸船，伶仃洋上往来穿梭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船只。最小的是舢板，多是贫苦渔户，并无力走私鸦片，为趸船上送米粮、小吃、器具，赚点儿小钱。大点的是“快蟹”，又称“扒龙”。“快蟹”本是海盗船，船身狭长，帆张三桅，两侧各置桨数十具，每桨配身强力壮水手两人，举桨时如蟹脚伸缩，其速极快，故名“快蟹”。元明时期，“快蟹”就闻名珠江口外，海盗用之抢劫财物，后来则用之走私鸦片。船上装有枪炮，官兵追缉时便加速逃窜，开炮拒捕。官兵莫可奈何。到了后来，水师也配备了“快蟹”，算是以毒攻毒。伶仃洋一带的“快蟹”有六七十只，名义上都有正当营生，其实无一例外都走私鸦片。
再大的船是近年来从美国商人那边时兴过来的“飞剪”船。这种船船身细长，船头尖削，空心，且有一杆斜桅；船身装置高耸入云的桅杆三根或四根，每杆上有五道帆或六道帆，在顶桅帆上还挂有月亮帆和支索帆，船身两侧还有外伸帆桁，可挂翼帆。因为帆多，面积大，可乘八面来风，尤其是逆风的时候，可以通过调整帆的角度，走之字形，照样可以借逆风行船。因船身低矮，几乎贴着海面剪浪而行，因此被称“飞剪”。“飞剪”不以载重量见长，最大的不过装四五百吨；它是以快取胜，从伶仃洋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只需四十多天，而一般的帆船则需要八九十天。做生意，快一步就有钱赚。特别是中国的茶叶，早一个月运到伦敦，“新到中国雨前茶”，牌子一挂，趋之若鹜，那是多大的一份利！
西南方向，有一艘三桅大船驶来，看吃水，就知道所载不下两千吨。这是只有海洋霸主英国的商人才会有的大船。看到老主顾到来，便有趸船派出小舢板驶去，把商船夹带的鸦片一船船运回到趸船上。远处就有专管鸦片缉私的水师官船，上面挂着“韩”字大旗，都知道那是水师韩副将的座船，他的座船前还有两艘“快蟹”巡船。但不用去管，因为早就取得默契，他们此时是不会干涉的。
商船卸完鸦片，便向东北方向驶去，目的地是广州，在那里，他们将继续进行茶叶、生丝、布匹、绸缎、大黄、白铅、瓷器及糖等合法生意。同时，他们带去了少量的鸦片样品，与设在广州的窑口商人或大商贩派出的代表谈妥，一手交钱，一手交提货单。提货者再雇快蟹到趸船上凭单取货。取了货，或者乘夜运往广州，或者运往他处，由此流向大清的角角落落。这个交易程序，其实尽人皆知。水师的巡缉船当然更知底细，但他们很少去巡缉，彼此都有背后的沟通，一般到不了撕破脸皮的程度。
看到鸦片运到趸船上，水师的巡船该上场了。果然，一艘“快蟹”举桨飞驰，向趸船驶来，到了趸船边戛然而止，贴着船舷停了下来。趸船上的洋人连跷大拇指，口中叫着：“good、good！”中国雇工则吱呀呀把一架铁舷梯摇下来，垂在“快蟹”边。韩副将和文书还有两个护兵先后登上趸船。
英国船主早就由通事陪着，站在舷梯口等着，通事向韩副将打千请安，英国船主行的是鞠躬礼，弓腰伸手做一个请的手势。趸船上好不热闹，甲板上堆满了鸦片箱，箱子上贴着两支箭穿过一颗心的商标，那是东印度公司的标志，显然，这是最昂贵的“公班土”，是鸦片中的上品，都是由英国人从加尔各答贩来。还有贝勒那斯所产称“刺班土”，麻尔洼所产“白皮土”或“白土”“小土”。这些都产自印度。此外，还有一种“金花土”，产于土耳其，由美国商人贩运，质量和产量都无法与“公班土”相比，但价格便宜。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购买鸦片的买主们正在打开箱子，拿出一个黑褐色的鸦片球，拿小刀剜起一块送到齿间咬几下，凭他们的一条舌头，就可品出鸦片的真假和质量。他们都认得韩副将，尴尬地一笑，然后各忙各的。
甲板上帆布下盖着的是几门火炮，那是用来对付海盗的；韩副将明白，如果闹僵了，这些火炮也会用来对付他的水师巡船。他知道自己的水师在这些火炮前，几乎是不堪一击。好在大家没闹崩，船主和通事陪着韩副将向船舱里去。舱门口摞着一箱箱的洋银元，还有铸成元宝形状的中国纹银。这些钱财就那么不经意地摆在那里，连看守的人也没有。进了客厅，韩副将坐下，仆人敬了雪茄和咖啡后，他和蔼地问：“刚才好像又进了一批，有多少箱？”
通事代船主回答：“不多，三四十箱。”
韩副将说：“上面严禁，我们是吃官饭的，不能不效忠朝廷。我得向邓总督有所交代。我看，还是让人去量一量。”
走私鸦片船要向水师交纳规费，标准是拿绳子量出船的长和宽，乘起来的数目就是规费的基数。
通事与船主叽叽咕咕一通，通事说：“韩将军，水师的规费，最近已经交过了。您看，是否高抬贵手？”
韩副将说：“交是交过了，可那是一个月前了。这一个月间，进进出出，又过了多少箱，你们比我清楚。”
通事再和船主商议后，对韩副将说：“将军请到内舱说话。”
韩副将对他的护兵和文书说：“你们就在这里等我。”
约有十分钟，韩副将心满意足地走出来了，说：“按旧例，取四箱。”
水师巡缉队与鸦片船有协议，规费之外，每万箱再收四百箱作为缉私成果，上解总督府。近三年来，他每年都上缴五六百箱，总督邓廷桢上奏请奖，道光皇帝下旨赏加韩副将提督衔。
四箱“公班土”从趸船上吊下去，放到“快蟹”里，韩副将则在护兵的扶持下走下舷梯。等他坐稳了，三十多副桨同时划动，“快蟹”箭一般地驶向远处的座船。
看到水师巡船远去，一艘艘舢板、“快蟹”，还有“飞剪”向趸船聚拢过来，满载后四散而去。“快蟹”多是向北，是广州方向，那里有大批的大小窑口等货；也有向东去，方圆百余里都是他们的送货范围。“飞剪”船多是扬帆东去，他们将往厦门、福州、宁波、定海，再远甚至到烟台、天津，在那里的海面上，有老主顾等着他们的“洋药”。
这些从伶仃洋上再次起程的“洋药”，虽无脚不能自行，无翅不能翱翔，但他们借船舶之舱，驴骡之背，挑夫之肩，贩夫之小轮车，几乎登陆到大清的角角落落。流入广东的，可由梧州、浔州转销于广西，由乐昌、连州等地转销于湖南，由南许、大余转销于江西。流入福建的，由浦城、福鼎、寿宁转销于浙江。流入江苏的，由长江水道突入湖北，又经商州龙驹寨、旬阳、蜀河入陕西。流入山东的，转销于河南、直隶。流入直隶者向西销往山西，往北则由山海关、锦州流入盛京。或者从营口登陆，一路北上，以至吉林……
鸦片走私在伶仃洋上交割，合法的买卖则在广州城南的十三行进行。这片地方在广州城西关外、珠江北岸，刚兴建时这里还是广州的郊区，如今却已经是广州最繁华之地，就是皇宫所需金银及各种“奇技淫巧”的洋货，也大都向此索取，因此又有“天子南库”之称。
广州十三行的称谓到底源于何时，有多种说法。通常的说法是，追根溯源，得追到明朝的时候，葡萄牙人占据澳门，明廷设牙行，指定商人专门与洋商交易，这些商人称为行商。清初，因为战事频繁，又因为收复台湾实行禁海，对外贸易停顿。等康熙收复台湾后，重开海禁，设闽海关、浙海关、粤海关、江海关四口通商。到了乾隆年间，朝廷怕与夷人交往太多把大清国的民风带坏了，乾隆下令，改为粤海关一口通商。不过对洋人的说法是，大清国啥也不缺，没必要设这么多海关与你们互市。你们从海上来，最近的就是广州，只留粤海关与你们交易就足够了。从此，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贸易之地。清沿袭明制，洋人交易必须通过行商。大概康熙年间行商是十三家，因此有了十三行的说法。不过，有时多，有时少，并非恒定十三家。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二十八九家，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家。这些行商是与洋商交易的商人，同时又要代表朝廷对洋商进行约束管理。朝廷为什么不设官员与洋人打交道，却把管理职能交给商人？因为在大清国眼里，洋人是夷类，也就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还不配与官府打交道。而且，中国历代重农轻商，士农工商，商居其末，商人再有钱，见了官员也低三分。何况是洋商！在朝廷的公文中，一律称之为夷商——蛮夷商人。
夷商没有资格直接与官府打交道，他们有所请，得通过行商递“禀帖”。他们还不准进广州城。他们要吃喝拉撒，怎么办？就在广州西关外行商聚集的地方，由行商们投资建了馆舍，供洋商租用，称之为商馆区，中国人则称为夷馆区。建筑当然都是洋人风格，与附近的中国建筑各异其趣。夷馆区前，直到珠江岸边，是一个大操场——中国人叫校场，洋人早晨或下午，在里面跑步，遛狗，还有几排木头架子，洋人在上面吊膀子，翻跟头。
租住十三行的夷商，朝廷给出的清规戒律特别多，不准带女人来，情妇不行，使唤丫头不行，就是妻女也不行；洋人不准随便出商馆区，只有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可到珠江对岸的海疃寺游玩，每次仅限十人，必须由通事陪同，还必得在日落前回来；冬天洋人商船要借东北季风往欧洲回航，贸易结束，十三行街的洋商不能在此过冬，必须到澳门去……洋商们感到不可思议的规矩太多。他们闹不明白，为什么呀？凭什么呀？没人回答他们的疑惑。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很简单，你们是夷人嘛。
中西贸易，全由广州一口经营，这是多大的利益！不到百年，十三行成为广州乃至整个中国最为繁华之地，不少行商一夜暴富。十三行地方东西不足一里，南北一里稍多，在这个弹丸之地，洋行、商铺、货栈、商馆林立，其交易额何止万万两。“十三行商”“十三行街”“十三夷馆”“十三行货”闻名全国及至世界。
商馆区西侧有东印度公司商馆，是十三行里最气派的商馆，前面还有一片不小的花园，叫英国花园。此时，已经变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驻地。
英国政府设立商务监督，时间不长，是四年前的事情。此前，英国在华商务由东印度公司垄断，派一名大班负责管理在广州的商人。四年前，也就是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4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被取消，英国商人对华贸易进入自由阶段，驾着帆船到广州来的英国商人骤增。这些商人如何管理？中国官方是希望英国再派个“大班”来管理，一如旧制。英国政府则希望借此机会，派官员到广州来，不但管理商人，而且经手与中国的外交，建立起在他们看来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而不能再如从前，只是商务关系，更不能像从前那样通过十三行行商递交屈辱的“禀帖”。
如今的商务监督是查理·义律，出身于英国贵族，十五岁就入英国海军，是首任监督律劳卑的秘书。他已经是第四任监督，但改变中英贸易体制的目标仍然没有实现，他与中国官方打交道，仍然要由十三行代递禀帖。
他一直在为此努力。这天晚上，他约请了英商中的两位密友——查顿和马地臣前来密议。
威廉·查顿时年五十四岁，因为人很精明，精神头又好，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许多。他是苏格兰人，十八岁从爱丁堡大学皇家外科学院毕业，决定到东方闯一闯。他做了东印度公司一艘商船上的医生，随船十几年，捎带货物经营，不但积累了资本，更积累了经商经验。后来他干脆辞职，在广州经商。
坐在查顿对面的詹姆斯·马地臣，比他小十二岁，也是苏格兰人，也是爱丁堡大学毕业。不过马地臣出身贵族，比查顿的起家更体面一些。如果说查顿起家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上，走的是“甲板”之路的话，那么，马地臣则是从加尔各答商行的“账房”案上开始学习生意经。他大学毕业后到加尔各答叔父的公司从事会计工作。工作了六七年，有一次他叔父委托他把一封信递交给英国船长，结果他只顾在酒吧和女人浪漫，把这事忘了，等他想起来时，船已经开航了。那时候从加尔各答到中国，要借季风行船，一年只打一个来回，这一失误无可挽救，他被叔父赶回英国。一位老船长劝他说：“为何不到广州去碰碰运气呢？”反正回家也没颜面，马地臣就改变了主意前往广州一试。到了广州，他就从事鸦片走私，很快和查顿相识。后来，两个人又到同一个公司合伙做生意。当时鸦片走私的中心在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查顿和马地臣千方百计把走私船开到了离广州城二十余公里的黄埔，在他们的带领下，黄埔成了鸦片走私的新基地。到了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两人正式合伙成立了查顿·马地臣公司。
查顿·马地臣公司成立后，两人都是如虎添翼。查顿瘦高个，性格急躁，善于策划，擅长演讲；马地臣是个矮胖子，性格温和，不善言辞，但长于落实。两个人虽相差十几岁，但彼此配合很好。在鸦片走私船被赶出黄埔后，到伶仃洋泊趸船走私鸦片，就是两个人的主意；看到飞剪船速度快的巨大优势，发现其蕴含的商机，首先大量购进飞剪船用于鸦片走私的，又是他们两个；用飞剪船把鸦片运往厦门、宁波、舟山，开拓中国沿海市场的，还是他们两个。查顿·马地臣公司步步着先，迅速发展，鸦片走私量至少占英国鸦片商人的三分之一。
两人影响如此巨大，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自然会特别重视。义律反对鸦片贸易，鸦片走私商都不太喜欢他，愿意给他出主意的，似乎也只有查顿和马地臣两人。
义律见到两个人后，第一句话就是：“我听到消息，中国朝廷要严禁鸦片走私，我打算配合他们，以获取支持，为大英帝国开拓市场争取机会。”
查顿说：“我也得到消息，中国大皇帝想严禁鸦片。不过，他的臣属们能做得到吗？以我多年的经验，无非是多费些钱财去贿赂他们罢了。”
马地臣说：“是啊，中国这个可笑的政府，从两广总督，到他们的广东巡抚，再到海关监督，水师巡船，各级衙门的师爷、小吏，谁不向鸦片伸手？就连京中的军机大臣，也在等着鸦片走私的分肥。他们的大皇帝要严禁鸦片，广东的官员们一定比我们还要反对。”
查顿说：“我们不妨也学葡萄牙人的办法，筹备一个贿赂基金，专门来打点那些贪婪的官员。”
澳门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鸦片走私。从雍正朝起，朝廷就行文禁烟，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禁烟的风声一年比一年紧。不过，风声再紧，只要广州官员尤其是具体办事的官员不配合，所谓严禁，不过是只打雷不下雨。澳门葡萄牙人的办法很直接，就是行贿广州的官员。他们对运入澳门的鸦片每箱征收四十元，每年大约可征得十几万西班牙元。这笔钱就是澳门葡萄牙人给清廷官员戴的遮眼罩，官员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澳门鸦片走私得以半公开进行。
义律对此不太感兴趣，说：“走私鸦片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你们都知道，我憎恶鸦片贸易，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这种强行的鸦片贸易是一种耻辱和罪孽，我看不出它与海盗行为有何不同。我甚至认为，靠着持续、大量地走私邪恶的奢侈品而进行贸易不会有好下场。落后、愚昧的大清国，人口是那么多，市场是那么大，我更期待的是中国打开大门，自由贸易，这是个比印度更加庞大的市场。”
查顿有一张演说家的利口，他与人说话，听上去就像是一场演讲：“你和我最初到中国的想法一样。我与中国人打交道三十多年了！我刚到中国的时候，知道中国人口是那么多，我就想，如果中国人的上衣能比现在长出一寸，就足以养活伦敦所有的纺织厂。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改用刀叉，那就足够伦敦所有餐具工厂忙活十年八年。这种想法是多么可笑，中国人只重视他们的传统，他们的衣服绝对不会参照我们的式样长出一寸，我们运到中国的餐具刀叉，他们只当小玩意送人。中国人完全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他们关起门来完全生活得很好，他们不需要我们的任何东西。从他们的大皇帝到普通百姓，都是如此固执！我们贩给中国人的大宗商品是东南亚的香料，印度的棉花，欧美的银元、钟表，可是东南亚的香料正在枯竭，印度的棉花运过来赚不了多少钱，而钟表中国人已经能够制造，墨西哥革命后，白银产量大幅降低。我们没有什么商品是中国人必需的，但我们需要他们的茶叶，不光大英帝国，就是整个欧洲，都被中国的茶叶和瓷器还有他们的丝绸俘虏了！我们运回一船船茶叶和瓷器，运到中国的只有一船船白银。中国人只需要我们的白银，这种贸易逆差实在不可忍受！我们终于发现了鸦片，这是中国人唯一需要，而且嗜好的商品。中国人需要，我们运来鸦片，运走茶叶，这是公平的贸易。谁让他们需要呢？”
义律说：“这是自欺欺人。我们都知道鸦片是毒品，大英帝国就不允许臣民吸食。我们的目光应该离开那害人的鸦片，向中国沿海，向中国如此广阔的北方望去。如果中英能够平等贸易，那将开创一个新时代！”
“那当然很好。”马地臣总是不急不躁，“但是，平等贸易实在太难了。中国人从来没把我们当平等的国家来看待。他们称我们‘夷人’，骂我们‘番鬼’，说我们的鼻子像鹰嘴，眼睛像猫眼，胡子像刷了红漆，肉白得晃眼，甚至愚蠢地认为我们腿不能弯曲，眼睛到了中午就看不见。”
查顿说：“大英帝国不是不想与中国平等，曾经派出了两个使团，都被中国人粗暴地拒绝了，监督不要再抱幻想。”
查顿说的两个使团，一个是马戛尔尼使团，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9月以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出使中国。这是欧洲国家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随员包括天文家、数学家、艺术家、医生八十余人，还有九十多名卫兵。所携“贡品”约值一万五千英镑，内有天文、地理仪器、图书、军用品、车辆、船式，总计六百箱。当乾隆皇帝知道使团并非专为祝寿而来，而是希望中国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打开中国市场，他龙颜大怒，对英国人的要求一概不准。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在回忆录中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另一个是阿美士德率领的使团。时间是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当时法国皇帝拿破仑刚在滑铁卢大败，英国实力更加强大，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中英贸易关系，因此派阿美士德率团访华，目标还是谋求中国开放口岸，扩大通商。但因为礼节问题，惹怒了嘉庆帝，使团连嘉庆帝的面也没见上，就被逐离北京。
“我见过阿美士德勋爵。”查顿说，“当时我还在随船，到广州的时候，正好使团南下。阿美士德勋爵非常丧气，他在商行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说，‘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就应当坚定果决，哪怕付之军事，唯有如此才可以取胜。’后来你可怜的前任死去了，我认为原因就是我们还不够强硬，如果当时有一支舰队，中国早就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了。教训让我清醒，我向来坚持对中国人要强硬，应该用大棒敲疼他们的屁股，甚至敲打在他们可笑的前额上，让他们明白，谁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战争不是一个外交家应该追求的选项，而且帝国政府也不支持激烈的方式改变与中国的现状。这一点詹姆斯最清楚。”义律摇头，看了一眼马地臣说。
马地臣的确回国动员过英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强硬政策。那是四年前，律劳卑去世，他代表广州英商送律劳卑夫人及女儿返回英国，他还同时带着查顿联合英商起草的一份请愿书，要求派遣一支舰队给以军事支持，作为对这位“不幸人士”、对英国国旗和这个国家所受羞辱的补偿。当时英国内阁首相是威灵顿，他对请愿书的内容很不以为然，对请愿书的激进建议更不感兴趣，他认为遵从旧例，让获取大量税款的茶叶生意、换取大量白银的鸦片生意正常运转，是最明智的选择。
查顿一提起威灵顿就上火，他哼一声说：“那是个冷血的家伙，一个恭顺和奴性的爬虫，他就不配当大英帝国的首相。他的首相只当了不足一年就垮台，这就是上帝给他的教训，也是大英帝国崛起的商人们用脚投给他的票。一个不为英国商人着想，不能维护帝国商业利益的人，是不能坐在首相的位置上的。”
马地臣说：“虽然游说政府不甚理想，但我通过公司的往来客户，联系到了曼彻斯特、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等城市的工商界。我临返回中国的时候，我为曼彻斯特商会草拟了一份《大英帝国对华贸易的无保障状况》陈情书，上呈外交大臣。我接到的国内信件说明，帝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正在走向强硬，尤其巴麦尊子爵重新执掌外交部后，他有一番雄心壮志。”
巴麦尊全名是亨利·约翰·坦普尔·巴麦尊，他是英格兰贵族，已经是第二次出任英国外交大臣。
义律摇头说：“恰恰相反，我刚刚收到巴麦尊子爵的信，他转告我，女王陛下政府不支持英国臣民违反贸易国的法律。商人们如果因违反中国法律而遭受的任何损失，必须由当事人自己承担。至于采取武力威慑以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方案，女王陛下政府现在没有看到足够清晰的理由采取这种措施。”
查顿耸耸肩说：“这是官方的姿态罢了。如今对华贸易不但为英国航运业提供了十万吨的业务，为每年三百多万英镑的印度产品提供市场，更为大英帝国提供了五百万镑的税收。而其中鸦片贸易比丝绸和茶叶的贸易之和还要多。如果没有适当的保障，贸易就势必任由行商或中国官吏摆布，英国财产天天处在险境之中，我不信大英帝国对鸦片商人的利益会无动于衷。大英帝国是建立在商船上的帝国，商人财产遭受损失，大英帝国的根基就会动摇。我有足够的信心，说动帝国政府不会对商人袖手旁观。”
马地臣说：“演说是威廉的优势，如果有他出面，凭他睿智的目光、动人的演说，一定能够打动议会。”
查顿说：“如果中国政府对鸦片贸易采取强硬手段，对英国商人财产造成损害，我就回国去争取议会的支持。我希望监督能够保持强硬，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和英国商人的利益。至于说动帝国派遣舰队前来，尽管交给我好了。”
义律说：“从我个人的立场，我反对鸦片贸易；从国王委派的政府官员职责出发，我必然会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但在绝望之前，我还是希望与中国政府合作，支持他们禁烟，而作为回报，我期待能够争取到两个目标。一是驻华商务监督的平等公正的地位，以及入驻省城的权力，同时可与中国地位相当的官员平等交往，而不再通过行商递禀帖。二是更自由的贸易。我期待能够恢复到一百多年前，四口通商而不是仅限广州一地，而且不能仅限与行商交易，而是与所有的中国商人。”
马地臣问：“监督打算通过什么手段达成你说的两个目标？”
义律说：“通过谈判。我支持他们禁绝鸦片，他们支持我的合理要求。”
查顿说：“我可以肯定地说，你这两个目标，恐怕一个也实现不了。”
义律说：“我会尽上我所有的努力。不成，再作他想。”
查顿和马地臣告辞，出了门，查顿对马地臣说：“我们这位监督真是像孩子一样天真。看吧，现实会让他碰得头破血流。我已经打定主意，一旦形势严峻，我就立即回国。至于公司的业务，我会完全交给你，我相信你会比我在的时候打理得还好。”
广州城内两广总督的签押房里，六十多岁的邓廷桢正在为如何回奏朝廷发愁。
一个多月前，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份奏折，痛切奏陈鸦片耗银于内，漏银于外，要求禁绝鸦片，堵塞漏厄。道光皇帝下旨，令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及各直省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
鸦片害人，当然要禁。邓廷桢是两年前接任的两广总督，都知道广州是鸦片走私的老窝，是全国鸦片毒源，他一上任就采取严禁措施，恢复设立广东水师巡船，专司缉私；又令水师驱逐了香山金星门一带的鸦片趸船，查扣了十几只快蟹走私船，扫荡了设在黄埔的几个鸦片窑口。道光帝几次下旨称赞，水师副将韩肇庆还因缉私卓有成效而赏加提督衔。效果是有，禁烟的风声是紧了不少，但真正效果邓廷桢心里一清二楚。鸦片走私，说是毫发未损当然不当，不过的确并未伤筋动骨。
不是他不想，是行之太难。广东尤其是广州的各级官员，但凡与鸦片走私摸得着边的，谁不从中贪贿？各级衙门的胥吏、衙役，十有八九抽鸦片，他们更是不肯真正禁烟。县官不如现管，如果手下人都是阳奉阴违，即使他们“嗻嗻”连声，仍然不过是水过地皮湿。他这总督又奈若何？当官的民愤大了不行，官愤大了更难以立足！
当然，拿出他两广总督的权威来，严厉推行，让鸦片走私伤筋动骨，也不是做不到。两广官员的脸色他可以不顾，但紫禁城里皇帝的脸色、军机大臣的脸色他不能不仰望、揣摩。摸不透上面的真实心思，费力不讨好倒没什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又何苦来哉！道光皇帝登基以来，严禁鸦片的皇皇上谕一道接一道，一年严比一年，但鸦片的走私量一年比一年暴增，这一事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两年前邓廷桢刚接任两广总督时，太常寺卿许乃济上了一道奏折，建议朝廷对鸦片实行“弛禁”，就是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在海关纳税，可以增加一大笔收入；让内地种植鸦片，与洋人鸦片抗衡，贩卖鸦片无利可图了，洋人自然不再做这门生意。道光帝也是把这份奏折发下，让大家讨论，许乃济惹了一身臭骂，但结果是不了了之，到目前朝廷也并未给许乃济任何处分。这说明什么？说明皇帝在是不是真正严厉禁烟上，仍然犹豫未决！
道光皇帝是有名的勤俭皇帝，龙袍上都打补丁。鸦片猖獗，白银外流，他如何不痛彻心扉？他却一直没下决心严禁，又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知道鸦片走私无孔不入，要严禁说易行难；也许让鸦片合法，海关增上百万两的关税实在太诱人；也或许，他担心严禁走私，难免会与洋人起冲突，万一动兵，朝廷何处筹饷？这次，黄爵滋的奏折发下让督抚们讨论，是不是说明皇上的心思又被严禁打动了？
黄爵滋一直主张严禁鸦片，尤其是任监察御史后，几乎年年都在折奏中提出严禁的主张。这次他提出的主张，邓廷桢实在不敢苟同。黄爵滋的主张，概而言之，四个字：重治吸食。他认为近年来白银外漏越来越严重，是吸食者越来越多，“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他奏请，无论官民，吸食者给予一年期限戒烟，若一年之后还有吸食，平民一律处死，官员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
“一年不能戒除则处死，我实在不能苟同。”邓廷桢说，“有人贩卖，才有人吸食。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贩卖鸦片好比杀人犯，吸食鸦片好比自杀。自杀的如果处死，那罪更大的贩卖者又该如何治罪？不治贩卖，却重治吸食，是本末倒置。我看，倒不如许叔舟弛禁的主张更有效。”
许叔舟就是许乃济。
他的心腹幕僚陈治鸿说：“东翁千万不要做此想，弛禁一词尤其不能出自吾师之口。鸦片害人害国，事关天下风化，无论行不行得通，只要持严禁的说法，就在道义上站得住脚，总不会错。弛禁的办法再可行，百世后，青史特书某人赞同弛禁，则会累及子孙。”
邓廷桢说：“道理我懂。不过，如何禁烟总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在书屋里慷慨陈词，闭门造车，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陈治鸿说：“关键是朝廷的决心。治鸦片之祸，无非是断绝进口，杜绝兴贩，治理吸食三个方面。东翁不妨提出源流并理，本末兼治。进口要堵，兴贩要打，黄寺卿重治吸食，一律处死的办法东翁仍然不妨附赞。这里面有个好处。”
邓廷桢问：“哦，什么好处？”
陈治鸿说：“如今要论鸦片源头，只在广州；论吸食，则全国十八行省以及盛京、吉林、黑龙江，几乎无可幸免。如果重治吸食，则各行省都责无旁贷，如果只治源头和兴贩，恐怕板子只打在广东。”
“哦！”邓廷桢恍然大悟，“要想严禁鸦片，仅广东怎么行得通？好，就该源流并理，本末兼治！”
陈治鸿说：“黄寺卿的奏折中点了伶仃洋上的趸船，东翁早有意把他们赶出去，不如趁此时机，让水师与他们交涉，让他们退出伶仃洋。不然，等皇上过问起来，面子上就不好看了。”
邓廷桢说：“我昨天已经与水师关军门商议过，大概此时他已经行动了。”
紫禁城内，天子正寝本是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但自从雍正登基，再未到乾清宫起居，而是住到了是乾清宫西侧的养心殿。一则这里设施朴素，符合雍正的心性，二则此地距离军机处很近，便于君臣就近议事，从此养心殿成了天子正寝、议政之所。
已经是辰正，养心殿西暖阁里，君臣已经议政一个多小时。
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从御座上下来，一边走，一边捶腰。御座坐起来并不舒服，时间稍久，便板得腰酸背疼。
跪在地上的五位军机大臣也都累了。这五位军机大臣，三满两汉，分别是领班军机大臣、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郭佳·穆彰阿；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潘世恩；东阁大学士王鼎；礼部尚书索绰罗·奎照；户部左侍郎费莫·文庆。这五位军机大臣，王鼎七十一岁，潘世恩七十岁，奎照、文庆都是六十有余。领班军机穆彰阿反而数着最年轻，他与道光同龄，时年五十六岁。从道光七年他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算起，已经是十一个年头的老军机了。不过还有个更早的，就是东阁大学士、管理户部的王鼎，他比穆彰阿的军机大臣还早两年，只是他属于刚正不阿一路上的人，是有名的理财能手，朝廷离不了他，但领班军机的位子，他是坐不上的。
道光皇帝需要的是穆彰阿这样的领班军机。穆彰阿是聪明人，他二十五岁中进士，在满人中算是难得的人才；他诗文也作得很不错，但为人内敛，并不轻易示人；他以爱才出名，两任乡试考官——到省里去主持选拔举人的考试，五任会试考官——朝廷最高级的抡才大典、从举人中考选进士，八次教习庶吉士——就是给进了翰林院的进士们当老师，此外兼充玉牒馆、实录馆、武英殿、国史馆总裁，两次管理咸安宫官学。不要小看这些“教职”，无论乡试还是会试考官，录取的举人、进士都是他们的门生，而这些门生大部分都将成为大清的官员，穆彰阿因此门生故吏遍天下，以致被朝野称为“穆党”。就是他的座师、汉军机首领潘世恩，也对这位学生畏惧三分。
势大未必是好事，有时会成为皇上的心病、招祸的根源。但穆彰阿没让道光心生顾虑，因为他在道光面前非常收敛，而且特别善于揣摩上意。这一点，他是从前任领班军机曹振镛那里学来的。曹振镛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仕途一马平川，年届80岁才致仕——退休，当官长达……年，道光元年起任了十五年领班军机大臣。有人请教为官之道，他说：“多磕头，少说话耳。”穆彰阿得其真传，一切以道光的好恶为好恶，从不让皇上有“骨鲠在喉”的不快。
“朕自省登基以来，以节俭为天下先，孜孜求治，去陋规，除漕弊，兴河工，用心不为不苦。可是朝廷府库日渐窘迫，百姓生计依旧艰难。原因何在？”道光边捶着腰，边对脚下的军机大臣发着牢骚，又像是自言自语。
穆彰阿碰一下头说：“都是奴才无能。”
其他四位军机也都如此领罪。
“朕没有怪你们的意思。”道光说，“你们辅佐朕，也都是竭尽心力。朕深夜难眠，思来想去，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鸦片猖獗，白银外流！朕和你们再节俭，也抵不住白银哗哗流向洋人口袋！”
道光登基后，躬身以行，裤子破了膝盖上打个“掌”继续穿，皇后千秋节（生日），以一碗打卤面大宴群臣，他的御膳，好多时候就是豆腐烧猪肝。他在位已经十八年了，一直倡行节俭，力戒侈靡，始终如一。但国与家的日子好像并未因此有起色，反而是地丁钱粮征收起来越来越难。以致有的大臣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乾隆朝挥金如土而国库充盈，如今日日节俭却民生罕裕，“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
这些议论自然也会传到道光的耳朵里。他当然不愿承认吏治比之从前更加腐败，也不愿承认他的气魄无法与康熙、乾隆相比。他越来越觉得鸦片祸害天下，是个永远填不满的大窟窿！
他又拿起御案上林则徐的奏折，向军机大臣们说：“林则徐警告说，若犹泄泄视之，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不股栗！朕是夜夜惊心！”
穆彰阿说：“鸦片戕人身体，督抚将军无一人有异议。鸦片造成白银外流，议奏的二十五位督抚将军，只有两人对此不以为然。”
自从发下黄爵滋的奏折，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督抚、将军们的复奏已经全部到京。道光已经阅过一些，今天君臣要拿个定议。
道光问：“是哪两人？”
穆彰阿说：“一个是盛京将军宝兴，他认为，财之耗，不尽耗于外夷，户口之众，百倍当年，天地生财有限，食之者众，财难免有耗尽之虞。还有一个是贵州巡抚贺长龄，他的意思和宝兴差不多，认为大清承平二百余年，生齿日繁，费用日广，白银日紧，势所必然。”
道光说：“从前朕也如此认为，不过现在看来，这是糊涂说法。康熙年间，生齿比之前明，比之前元，不是多出数万万吗？却创出了康熙盛世！把银荒财尽归之于生齿日繁，没有道理！至少，不是全部道理！鸦片造成白银外流，这么浅显的事实，他们怎么能视而不见？”
穆彰阿继续奏道：“黄爵滋所奏，限期不能戒吸者，一律论死，二十五位督抚将军，只有六人附赞。其他一十九人，均不赞同。”
道光问：“不赞同的理由是什么？”
“大家以为，可以加重吸食者罪名，但不致论死。不少督抚认为，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穆彰阿说，“督抚将军们无不赞同严禁鸦片，但严禁的办法各有意见。山西巡抚申启贤认为，黄爵滋所奏不为无见，但惜其未审情势而过用峻法，惜其治流而不治其源。他提出应当力禁海洋载运，以塞来源，重惩官署吸食，以示准则，严开馆之条，不令煽诱，加兴贩之罪，俾免流传。山东巡抚经额布认为，查禁鸦片，关键在惩奸民之兴贩，严海关之禁令，舍此二端，别无良法。吉林将军祥康认为，食烟者死，不免矫枉过甚，禁绝鸦片，首在力绝来源。”
“反对重治吸食的大臣不少啊。”道光皇帝问，“邓廷桢呢？他是两广总督，他最了解鸦片走私的实情，他是什么意见？”
穆彰阿奏道：“他也反对只重治吸食者。他认为，把鸦片之弊，尽归于吸食者没有道理，尤其反对逾期论死的主张，如果这样实行，恐怕会诛不胜诛。”
道光问：“那他打算怎么禁？”
穆彰阿奏道：“邓廷桢的办法是严拿囤贩窑口及揽载之快蟹舢板，绝其出入，以清贩运之源。对这些人，他认为应当绞决而财产入官。对走私鸦片的洋人商船，应驱离伶仃洋面。”
道光皱皱眉头说：“把洋人驱离，是应当的，可是要提醒他，不要引起边衅。”
穆彰阿奏道：“奴才回头就把旨意四百里加紧寄他。”
近来道光对邓廷桢似不满意，他又问：“琦善呢？他什么意见？”
穆彰阿奏道：“琦善的意思，循流溯源，交通外夷、囤贩鸦片者为首恶，人数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广东一省；而吸食者众，散居各省。如果只重治吸食，是不治其少，而治其多；如果将吸食者论死，那么囤贩者又该如何论罪？”
“有道理，囤贩者罪不可恕，似乎比吸食者更当从严治罪。”道光点点头，又转头问潘世恩，“潘师傅，你怎么看？”潘世恩已经七十，道光尊老敬贤，因此不直呼其名。
潘世恩有些耳背，勉强知道道光是问他的意见，说：“鸦片当禁，无一人反对，只是禁的办法各有不同。老臣以为，必定源流并治，如果只重治吸食，似有不妥。”
道光点点头，再问以理财著称的王鼎。王鼎说：“鸦片当禁，且必须严禁，不然正如林则徐所言，不出数年，几无用兵之饷。严禁从哪里入手？大部分督抚将军赞同严禁海口，臣也附赞。但是有一条皇上必须首先想到，就是一旦严禁海口，势必影响海关税收，如果中西罢市，海关税收将会大打折扣。但只要朝廷下定决心，咬牙挺过这一关，暂时损失点海关税银，将来遏制了白银外流，算总账、算长远账是有利于朝廷的。”
道光说：“嗯，这一点朕也想到了。只是如果只禁鸦片，正常的贸易并不受影响，海关税收也不至于太多。”
王鼎说：“臣听说夷商十有八九贩卖鸦片，如果严禁鸦片，正常贸易势必大受影响，这一点，还请皇上特别留意。”
广州有天子南库之称，一则有粤海关，二则有十三行，粤海关一年一百多万两的税银之外，朝廷年年都有勒派，三节两敬，万寿千秋，海关也都有为数甚巨的报效。这些银子，大都来自鸦片商的贿赂，大家心知肚明。道光节俭到吝啬的程度，不能不特别顾惜这笔收入。他心里像被咬了一口，但脸上还要表现得不在乎，说：“如果能够禁住白银外流，以一百余万两换来两三千万两，朕何乐而不为！”
穆彰阿说：“只要皇上严谕一下，君臣上下一心，不愁禁不了鸦片。这一个多月来，各省严禁鸦片，收效十分可观。”
的确，这一个多月来，各省不时有查获鸦片的奏报飞递而来，八月十七日，林则徐奏报湖北缴烟一万二千余两；八月二十一日，琦善奏报拿获烟土一万六千余两，人犯十一名；九月初六，山东巡抚经额布奏报在荣成洋面搜获烟土一万三千四百余两；九月十六日，江苏苏州府地面搜获烟土六千余两；九月十七日，两广总督邓廷桢报，捣毁窑口六个，抓获贩烟团伙首犯何老近，查获烟土一万四千余两……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九牛一毛，每年广州进口鸦片数万箱，那就是几千万两！大家其实都在做样子，如果认真严禁，何止区区几万两。但许乃济“弛禁”鸦片的奏折已经上了两年多，朝廷至今对此不置可否。其实谁都明白，许乃济的弛禁，无异于不禁。既然皇帝没有拿定主意，大家何必当出头鸟？乐得观望。
现在是阴历九月下旬，京城已经很冷，而养心殿西暖阁还没有升起炭火。以节俭为先的道光没有下令，谁又敢自做主张？潘世恩和王鼎都是七十上下的老人，最先受不了，冻得抖抖索索，还不敢吭声。潘世恩只怕君臣议而不决，因此越班提议说：“臣等在军机处已经议过，穆中堂的提议大家都极赞同。”
道光转头问穆彰阿：“你们是什么意思？”
穆彰阿奏道：“奴才等认为，鸦片之来，皆由海口内地奸民与夷匪私相交易，加以弁兵纵容，受财护送，毫无顾忌，肆意畅行，痼习日深。奴才等就黄爵滋原奏及各大臣奏折，参互考订，认为明刑所以弼教，立法贵乎因时，鸦片之禁，行之经年，果能及早查拏，何至流毒如今日之甚？原因尽在大小臣工，视为具文，不肯认真查办，遂至泄沓应付，习惯成自然。奴才等以为，如今非雷厉风行，不足以震聋启聩。海贩窑口，实为祸首罪魁，必应一律从严，分别论死，方足以破奸徒之胆，而昭情法之平。巡海弁兵，假公济私，内地奸商，辗转销售，以致开设烟馆，引类呼朋，堕其术者，无不形同鬼蜮，倾家荡产，对弁兵、奸商，必当重治其罪。至吸食者，广为劝谕，逾期不能禁绝者，则课以重罪。如此，则源可塞，流可清。”
“源流并治，应当如此。”道光说，“吸食者课以重罪，是什么罪？”
穆彰阿说：“这需要奴才等详酌章程。奴才们有所瞻顾，重治吸食，说易行难，吸食者隐于千家万户，只怕胥吏巡捕以此为借口，开了扰民索贿的恶例。总之，即使加罪，似应比兴贩设馆者为轻方合乎情理。”
道光说：“好，你们尽快拿个章程出来，到时候再议。”
早朝终于散了，出了门，外面寒气逼人，大家都打个哆嗦。穆彰阿对潘世恩和王鼎说：“天说冷就冷了，您二老可得穿得厚一点。皇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让升火呢。”又对资格最浅的军机文庆说，“孔修，你先走一步，让他们备点点心垫巴垫巴，还备壶酒，让大家暖暖身。”
军机处在养心殿南，乾清门西，紧挨着内廷的西门隆宗门。穆彰阿一行出养心门往东，然后折往南，出内右门，往西一拐，就是军机处。军机处之设，始于雍正七年。此前朝廷大政秉于内阁，内阁办事的地方在太和门外，也就是俗称的外朝。雍正七年西北用兵，雍正以外朝事机不密为由，在隆宗门内，设军机房，选内阁中缜密者入内办事。西北用兵结束，军机房并未裁撤，反而事权逐步加重，到乾隆年间，已经是军政要务无所不掌，成为大清事实上的权力中心，而内阁成为可有可无的机构，内阁大学士也成了荣誉性的职衔。
军机处虽然是权要机关，但是一直属临时机构，军机大臣都是兼职，从大学士、部院大臣、各部侍郎中选，有时候督抚也可由皇帝特旨入值军机。军机处事涉机密，关防极严，外人不得擅入。军机处内的听差都是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太监，具体办事的则为满汉章京。章京三十六人，昼夜分班值守，因此有自己的小厨房。文庆提前回到军机处张罗，等穆彰阿一行回到军机处不久时，几样热菜和几壶酒已经摆好。
军机无小事，当值是不敢喝酒的。穆彰阿对潘世恩说：“潘相，今天天太冷，咱们抿一口暖暖身子，不算破例吧？”
众人都应和说：“不破例，不破例。再说，喝一口暖暖身子，不敢多喝。”
这样互相提醒着，一壶酒很快就喝下去了。
军机一班人算得上融洽。从前曹振镛领班，汉军机占优势，但曹振镛为人极圆滑，军机中并没有明显的满汉之争。穆彰阿当上领班不过两年，还不到专权的时候，何况汉军机之首潘世恩是他的老师。五个军机大臣围拢着悄悄偷酒取暖，倒显得一派融洽。
几杯酒下肚，暖和了不少。几个人正打算散值，太监前来传旨，皇上召见。
“出了什么事？”穆彰阿有些紧张，“刚出来又叫起，这种时候不多。”
的确不多。当年平定张格尔时，军情瞬息万变，一天叫起数次是常见，如今并无兵戈战事，那又是什么大事呢？
几个人来不及猜测，穆彰阿打头，鱼贯而行。他把传旨太监叫住，说：“高公公，我嘴里没有酒气吧？”说罢向高太监脸上喷一口。
太监说：“不要紧，您老说话时离万岁稍远一步准没事。”
太监打起帘子，五位军机大臣再次进了西暖阁。
道光拿着一份密折，正在若有所思，几个人磕头行礼，他连头也没抬，一边看折一边说：“琦善又上了一份密折，他查获了一艘洋船，叫金广兴号，从广州到天津来，竟然查出烟土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
这是禁烟的一大成就，可喜可贺啊。
穆彰阿说：“奴才恭喜皇上，皇上严禁鸦片……”
道光摇摇手打断穆彰阿说：“这实在没有什么喜可贺。顶多是琦善这个奴才办事认真。朕是忧大于喜，忧心如焚呢。”
五位军机面面相觑。
“想起来可怕。只一条船，就搜获十几万两！从广州北来的船，有多少条？鸦片走私如此猖獗，如果每条都如此夹带，再不严禁，如何了得！”道光一顿脚说，“朕已经下定决心，要严禁鸦片。”
穆彰阿说：“奴才等唯皇上之命是从，只要皇上拿定了主意，奴才等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道光说：“朕决定派人到广东去，专事禁烟，你们看，谁可担当此任？”
穆彰阿说：“奴才愿往。”他并不是真想去，不过是表表姿态，因为他知道皇上绝对不会放他出都。
果然，道光说：“军机上离不开你，你去不成。要从督抚中着眼。前去禁烟的大臣，必得有地方办事经验，又得操守极好，不会被烟贩收买，又能熟悉南边情形。”
穆彰阿说：“奴才举荐一个人，最合皇上说的这几条。”
道光问：“谁？”
穆彰阿说：“湖广总督林则徐。”
道光拿眼睛问潘世恩等人，众人齐声说：“臣（奴才）等附议。”
“好，下旨着林则徐进京陛见。”道光又叮嘱说，“不要多说，只让他进京就是。”
几个人要跪安，道光说：“得给许乃济个了结了。他上弛禁论两年多了，天下人都看着呢，不处分他，天下人还会游移观望，不知道朕禁烟的决心。”
穆彰阿早就料到了，他以头碰地说：“奴才请旨，对许乃济，怎么处分？”
道光想了想说：“处分就不必了吧，他也是一片忠心。就让他致仕吧。”
几个人出了养心殿，回到军机处，安排军机章京起草上谕。文庆平时在穆彰阿面前亦步亦趋，他问：“穆相，您老平时说林少穆刚直有余，变通不足，禁烟这样的大事，您怎么推荐他去呢？”
穆彰阿看他一眼说：“你说呢？”
这天，林则徐在校场监督烧毁烟枪后，返回湖广总督署时已经是午饭时分。文巡捕正巧迎到仪门，从文件袋中抽出一个大封套，说：“大帅，廷寄，正要给您送去。”
林则徐说：“到签押房看。”
所谓廷寄，就是军机大臣寄发的上谕。一尺多长的牛皮封套上，是雕版刻印的扁宋大字“军机大臣字寄”，后面是毛笔书写的“湖广总督开拆”。封口处火漆上盖有兵部捷报处的印。
林则徐用裁纸刀裁开封口，信很短，“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奉上谕：命湖广总督林则徐来京陛见。以湖北巡抚伍长华兼署总督。”
林则徐很感意外，因为他去年才交卸署理两江总督，奉旨进京觐见，而后实授湖广总督，三月到任，算到今天，才一年半的时间，又让他进京陛见，难道又要调任？或者还有一种可能，他在湖广禁烟很下了番功夫，多次受到朝廷的褒奖，莫不是皇上要听取他禁烟的意见？如果是为此事，他求之不得。对于禁烟，真有一肚子话要说。写奏折，有些话总是无法说透彻。
林则徐打发戈什哈请湖北巡抚伍长华午饭后过府说话。督抚同驻武昌城，午后不到一点钟，伍长华过来了。他要行下属见长官礼，被林则徐阻止了。林则徐把廷寄递给他，他看完了，说：“恭喜大帅，必是皇上又有重用。”
林则徐说：“圣意无从揣测。重用更谈不到，不过，我正好趁此机会，向皇上面奏禁烟主张。”
伍长华说：“长华投入大帅麾下正想好好讨教，不想才见面不及一月，大帅就进京，长华真有些不舍。”
伍长华是从云南布政使任上调任湖北巡抚，关山重重，他五个月前奉旨，一个月前才到武昌接篆，两个人真正相处的时间不到一个月。虽然时间极短，但两人配合得很好，尤其是在禁烟上，伍长华真是亦步亦趋。伍长华是南京的回民，是大清有史以来第一位回民探花。他留翰林院时，与林则徐算是同事，两人关系从那时起就不错。伍长华与林则徐一样，出了翰林院，在地方上辗转任职，广西右江道、广东学政、长芦盐运使、甘肃按察使和云南布政使，其施政风格也多与林则徐相似：特别关注民生疾苦。所以一到湖北，对林则徐力禁鸦片的举措十分支持，真是不遗余力。
林则徐说：“实生到鄂抚任上，对我鼎力支持，真是万分感谢。如今交篆觐见，别无牵挂，唯有禁烟一事，拜托实生能够切切实实抓下去，不要功亏一篑。”
伍长华说：“大帅放心，我一定萧规曹随。”
林则徐说：“按说旨到即行，不过三天后是皇太后的‘万寿节’，照例总督要主持阅兵大典。我只好奏请朝廷晚走数天。趁这几天时间，我也要稍作准备。”
要准备的事情很杂，最主要的就是准备皇上召见时的奏对。皇上为何召见？他只能猜测。但最大的可能，就是禁烟。因此，他让汉阳知府帮助整理各省关于禁烟的奏折，把各地督抚奏折的要点了然于胸，奏对起来才能有的放矢。同时，更要把他到湖北以来禁烟的情况做一个系统的总结。不仅要有措施，有效果，更要有分析。这样，他与皇上的奏对才能有理有据，更有说服力。此外，湖广的秋收、地丁、漕粮、民生，必定要问到，他也要做好准备。
他于第二天发炮拜折，报告朝廷他将于三天后起程进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