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海滩邂逅红颜 北京城捐官受骗
上海的烟花柳巷是随着开埠而繁荣起来的。尤其是太平军定鼎金陵，东克苏常，南破杭州后，苏浙一带的富户巨室无不携款奔赴上海。因为上海有租界，太平军也不想惹，租界因此空前繁荣，以致一屋难求。有先见的中外商人都大造其屋，以高价或售或租，无不大获其利。再加上太平军禁娼，苏州、常州的烟花女子纷纷投奔上海，高张艳帜。租界工部局认为娼妓业既能创一笔可观的税收，又可吸引人气，因此也大力支持。
人分三六九等，烟花女子也是如此。在上海公开合法的妓院有书寓、长三、幺二、野鸡等名头。书寓是最高档的妓院，她们沿袭中国历代曲部教坊官妓遗风，专门为客弹唱、献艺，自幼要拜师学艺，能操琴、会说书、善唱曲，俗称的卖艺不卖身，称之为“先生”“词史”。平时到书场去说书、操琴献艺，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者，也可跟随同到住处——一般挂某某书寓的牌子。“先生”也不拒绝，就此相识后，便可随时请赴府宅、酒馆、妓院、戏馆应征，这就称堂唱，也叫出局。“先生”自带琵琶，坐一旁弹唱，不入席侍酒。如两情相悦，也只能深藏不露，绝不现之于人前，宣之于口舌。这是早期的书寓，到了后来，有些长三也冒挂书寓的牌头，这些规矩便形同虚设。长三是身份略次于书寓的妓女，因为出局陪酒、留客过夜都收银洋三元而得名。她们仅能唱曲，琴艺也不精，说书更不可能，而且嫖客可以留宿。幺二则属中等妓女，因为出局、留宿都要银洋两元而得名。与之相仿的还有二三，出局二元，留宿三元。野鸡则属下等妓院。此外还有花烟间，名义上是鸦片烟馆，其实侍候烟泡的女子也兼而卖身。此外还有为良家妇女苟且提供方便的台基、专为侍候洋人的咸水妹，还有苦力、脚夫等人光顾的最低等的“钉棚”，连妓院也称不上。
书寓、长三只有富商、买办和宦囊极丰的官员才能够光顾，因为所费不菲。口袋里银子不多，到上海来碰碰运气、看看热闹的人，是没资格留恋书寓、长三的。但也有例外，比如袁公子。
他到上海本来是投奔一位当道台的故友，想寻找发展机会，不料故友已调到广东，满怀希望的他扑了个空，心情极糟可想而知，于是到书场中打发时间，不想为“先生”沈玉兰摄去魂魄。他是爱面子惯了的人，出手阔绰，结果被误认为是阔公子，书场的明白人便劝他跟沈姑娘到书寓去结一份善缘。不料这一去竟然欲罢不能，到了一日不见食宿俱废的程度。沈玉兰也是如此，望他的一双眼睛含情脉脉，绝非卖笑人的做作。这实在大出众人意料，因为这位袁公子要钱没多少，要人物更谈不上。五短身材，肥头大耳，唯一可圈可点的就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沈姑娘说，她就是迷上了这双眼睛，还说袁公子绝非凡夫俗子。可不是凡夫俗子又能怎样？眼前就几乎难以为继了。
妓院有诸多让嫖客花钱出血的办法。要认识书寓、长三，先要“打茶围”，坐下来喝杯茶，除要付不菲的茶资外，还要对“先生”以及侍候“先生”的姨娘打赏；然后是“叫局”，因为中国良家女子是不能出头露面的，因此请客吃酒、打牌或看戏，便请“先生”到场侍候，一局除三元的局费外，还要对“先生”的跟班打赏；接下来是“吃花酒”，就是宴客时到相好的“先生”院里去办，酒菜都请书寓准备，相好的“先生”侍候来宾，说明彼此情分已深。经过这三道场面，花费近百元后才能“落水”得以与“先生”肌肤相亲，俗话称“借湿铺”。道行深的“先生”，往往是经过了这三局，依然只给嫖客“灌米汤”，为的是吊起他的胃口，让他多破费。沈玉兰便是此中高手，有人花了上千元而借不成湿铺，很为“本家”开妓院的老鸨所赞赏。谁料到她竟然栽到这个姓袁的手里，不但三局没走完就让他“借湿铺”，而且眼见还有倒贴的可能。
进了九月，上等妓院都开始装菊山，就是在院子里用洋蓝纸扎一座假山，购来大量菊花装点其上，花丛中再点置烛台。菊香幽幽，繁花似锦，叶碧如染，烛火闪烁，正是挟妓饮酒的最好氛围，也是妓院大发利市的好时候。客人进院，不拘是否相熟，下人们都跪地叩头，自然赏钱也是一笔可观的开销。菊山装好的当天晚上，袁公子进了院中。下人们习惯性地要磕头，妓院“本家”金姑娘说：“你们磕哪门子头，磕了也是白磕，没的赏钱给你们。”
袁公子尴尬地站在欢声笑语的一群人中，进退不得。
“你们都给袁公子磕一个，赏钱他早就托给我了，比别人只多不少！”这时，沈玉兰走过来挎住袁公子的胳膊，从袖管里抽出一张银票，对管理下人的老何说，“这是袁公子的五十两银票，你拿去分给大家。”
金姑娘说：“我的姑奶奶，你又何必为他人作嫁衣。我知道这五十两是你的私房，把他卖了也换不来五十两银子。”
“妈妈这话不对，只要袁公子该出的银子一分不少，你就该对他客客气气。”
“真是邪性！”金姑娘一拍大腿说，“从来没在你房里办一桌花酒，从来没叫你出一个局，你倒是贴心贴肺，只怕人家当了驴肝肺。”
“妈妈不能这么说袁公子。”沈玉兰有些赌气地说，“我愿意，何况也没坏了规矩，今晚我还要让袁公子在我屋里借湿铺。”
金姑娘不敢得罪这棵摇钱树，转而奚落袁公子，希望他知趣一点自己消失：“袁公子，不是我说你，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帮衬姑娘家，却要死皮赖脸揩姑娘的油，我要是你，一头撞南墙也不在这里丢人现眼。”
袁公子挣脱了沈玉兰的胳膊，指着金姑娘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说：“恁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说罢大踏步向外闯，因为他身矮腿短，步子迈得极为夸张，惹得哄堂大笑。唯有沈玉兰带着哭腔呼喊，希望拦住他，但无济于事。
袁公子气咻咻回到栖身的客店，因为已经欠了两天店钱，只怕遇到老板。结果怕什么来什么，一进门正遇到老板从账房里走出来，满怀希望地问：“袁公子，可借到店钱了？”
袁公子硬着头皮充大方道：“几个小钱，难道俺会欠你的不成？”
老板立即拉长了脸：“小店挣的就是小钱。如果袁公子连这几个小钱也没有，那就卷铺盖走人，小店不侍候了。”
袁公子只好抹下脸皮道：“老板再容俺几日，今天没找到故人，明天必定能想到办法。”
老板极不情愿地说道：“再一再二不再三，如果明天袁公子还弄不到钱，就别怪小店不近人情了。”
袁公子进了自己的客舍，冷冷清清，又气又愧，好不烦恼。这时对面房客到了廊上大声喊：“伙计，有什么好吃的，尽快给我弄几样来。”
伙计顺口报菜名，客人胡乱点了几个。袁公子情不自禁咽下一口唾沫，中午只花了几枚钱买了一只茶叶蛋，灌了一肚子茶水，此时听对面点菜，饿得更厉害了，他也走到廊上说：“伙计，有什么吃的随便给俺送房间里来。”
伙计回道：“老板吩咐，袁公子要菜，没有。”
“菜没有也罢，给我来碗面条也行。”
“阿拉上海人不吃面条，只吃白米饭。”
“来碗白米饭也行。”
“白米饭也没有。”
袁公子禁不住火起，骂道：“真是势利小人。”
伙计不与他计较，哈一哈腰说道：“袁公子，您请便。”
对面客人看不过，走到廊上说：“伙计，你们也太不像话了，谁都有个手头不便的时候。把我的菜都上两份，拨一份给这位公子。”说罢回了房间。
萍水相逢，一饭相赠，无论如何要过去道声谢。袁公子敲开对面的门，双手抱拳至胸口作揖说：“素不相识，劳您破费，实在不好意思。”
对门的房客也是个年轻人，与袁公子年纪相仿，抱拳还礼道：“不过一顿饭，不敢劳您感谢。听公子口音好像是河南人，敢问贵姓？”
袁公子拱手道：“兄弟姓袁，名世凯，字慰廷，小号容庵。请教兄台台甫？”
对方回答：“敝姓阮，梁山阮小七的阮，名忠枢，字斗瞻，安徽合肥人。”
“哦，是李中堂的小老乡。”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淮军领袖李鸿章家是合肥，因此袁世凯有此说法。
阮忠枢回道：“不瞒慰廷兄，本家父兄皆在淮军寻碗饭吃，受李中堂关照，日子还过得下去。”
袁世凯感叹道：“李中堂不愧为天下督抚之首，眼界非常人可比，他走到哪里就把洋务办到哪里，天下无出其右者。”
“慰廷兄也对洋务感兴趣？那有得好谈了。”
这时伙计把饭送来了，阮忠枢又说：“不必送袁公子屋里了，都摆在这里，我要与袁公子边吃边聊。”
两人对洋务其实都没有认真研究，多是道听途说，阮忠枢因为经常出入淮军大营，对淮军装备的洋枪洋炮多有见识，谈起来头头是道。两人谈得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阮忠枢盯着袁世凯看了老大一会儿才说：“兄弟对面相之学略有心得，依我看袁兄绝非碌碌之辈，为什么到了今天这步田地？”
“说来话长，一言难尽。”
的确是一言难尽，但不妨长话短说。袁世凯两次乡试名落孙山，对科举视为畏途，既然仕途无望，能做生意挣来真金白银也不失为一途。上海华洋杂处，又是长江第一繁华港口，听说给洋人当买办的人都成巨富，因此他到上海投友，不料扑了个空。本来带的川资不多，一盘桓便捉襟见肘了。至于迷恋书寓沈玉兰的事，当然不宜相告。
阮忠枢摇手说道：“我不是说袁兄目前的窘境，这算不得什么。袁兄前途极为远大，钻到钱眼里翻跟头可惜了。”
“那有什么办法？兄弟少年无状，玩心不退，荒废了时光。不过，懂事后也曾发奋用功，不瞒阮兄说，我曾看书累到吐血，无奈下场莫论文，两次都是孙山外，如今我对入闱是想也不敢想了。大丈夫难道非要在一张考卷上讨出身？我从小喜欢练武，最心仪的是投笔从戎，于千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只是如今国家承平，已没了父辈们与长毛、捻匪作战在军功上讨出身的机会。”
“不然。”阮忠枢大摇其头，“内乱虽已不足为虑，但外洋入侵却是日甚一日。俄国占着伊犁，左大帅正在虎口讨食；法国人又在打越南的主意，早晚要出乱子；就连东洋的倭寇也不是省油的灯，北面觊觎我属邦朝鲜，南面又虎视台湾。将来大清必与洋人开战，所以我说军功上讨出身仍然有机会。”
果然见解不一般，听阮忠枢侃侃而谈，袁世凯深为佩服：“真是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按阮兄的说法，从军还是有前途的？”
“当然有前途。袁兄的志向好得很，既然不愿走科举独木桥，又有志投笔从戎，怎么又想到商场上混？”阮忠枢又问。
袁世凯感慨道：“家里人不同意，还逼我下场再试，我是赌气南下的。”
“家里人望子成龙，原也没错。目前要寻前程，还有条捷径，那就是办洋务。李中堂身边那些洋务红人，不少人并非科甲出身，擅长的是办实务，捐个前程照样被委以重任，飞黄腾达。无论是从军或者是去搞洋务，我建议袁兄先要弄个顶戴，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捐一个。头上有个顶戴，办起事来方便，不然一点点去熬资历太费事。尤其像袁兄这样前程远大的人更要有垫脚石，才好站得高行得远。”
阮忠枢为袁世凯分析，有一个七品的底子，如果有提拔的机会，那至少就是从六品或者六品；如果有知府的底子，那就有望弄个道台的顶戴。捐纳的出身也是出身，不必故作清高，不屑一顾。
“受教得很！”袁世凯茅塞顿开道，“前些年一门心思要科场上讨出身，不屑于捐纳，听了阮兄的教导，我倒要好好盘算一番。”
阮忠枢笑道：“袁兄不要一口一个阮兄，实在不敢当，我是咸丰十年十月生，敢问袁兄是哪一年？”
袁世凯回道：“我痴长一岁，是咸丰九年九月生。”
“那我要叫一声袁四哥了。”
“那我就叫声阮二弟了。”
阮忠枢说：“四哥现在动身，回家筹笔银子进京找门路，如果一切顺利，年前能拿得到官凭。”
“说起来惭愧，如今我连店钱都还欠着，哪里有盘缠北上。”袁世凯说罢长叹了一口气。
阮忠枢笑道：“这有何难，我带的川资充裕，匀给四哥就是。”
袁世凯有些尴尬：“萍水相逢，怎好向阮二弟伸手？”
“我说过，四哥将来前程不可限量，我今天算是在四哥身上押一宝，将来四哥发达了别忘了拉兄弟一把。”阮忠枢笑着拿出两张银票递给袁世凯。
袁世凯非要写一纸借据，阮忠枢连连摇手：“四哥这就见外了，你如果是耍赖的人，写了借据又有何用？如果四哥是一诺千金之人，没有借据又何妨？而且我说过了，我不要四哥还钱，只要四哥将来记得这份交情，别忘了兄弟。”
阮忠枢如此义气，很投袁世凯的脾气。他开门出去，站在廊上大喊伙计加菜、上酒。伙计回应道：“袁公子，你连晚饭还是阮公子赏的，要酒要菜容易，请问您老有银子吗？”
袁世凯大骂道：“你甭管有没有银子，遇到阮老弟这般投缘的兄弟，就是当掉裤子也要喝一杯。”
这时阮忠枢也走出来吩咐伙计：“就按袁四哥说的办，好酒好菜侍候，我要与袁四哥一醉方休，酒菜就记我账上。”
两人重新回到室内，彼此感觉好像是十几年的老友，阮忠枢拱手道：“四哥口袋里没有一钱银子，照样不把钱放在眼里，豪爽义气，兄弟实在佩服。”
两人大杯对饮，一直喝到半夜。袁世凯喝多了，是伙计扶回房中。
第二天袁世凯醒来已经十点多了，脑袋发蒙，眼睛发涩，后脑勺还一阵阵疼，想想昨天的经历，恍如梦中。他爬起来去敲对面的门，开门的却是一个中年人，一脸戒备。这时小伙计解释道：“袁公子，阮爷已经走了，现在住的是新客人。阮爷临走时把您的欠账都结了，您可是遇到财神了。”
袁世凯非常懊恼，受人资助，连声谢谢也未来得及说。人家起程，也未相送，不但失礼，而且谈兴未尽，不免遗憾。他一个人呆呆地坐着，口里发干，却连喝茶的心绪也提不起来。
正在百无聊赖，听得院子里小伙计欢天喜地的招呼：“啊，沈姑娘，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店里来了？是哪位贵客叫的局？”
沈玉兰说：“是住你们这里的袁公子，他在家吧，快领我去见。”
小伙计笑道：“袁公子真是撞了大运了，总有贵人扶持。”
袁世凯连忙开门相迎，那一脸的憔悴让沈玉兰大动恻隐，眼圈一红说：“我不来你就不去看我了？他们都是势利小人，可我沈玉兰不是，我一颗心全在你身上，你晓不晓得？”
“谁也不怪，只怪我穷途末路。”
“你才不是穷途末路，你的前程远着呢。”沈玉兰坐到袁世凯身边，紧紧抱住他的胳膊，生怕他跑了似的。
“你也这么说，真是奇怪了。”
沈玉兰警惕起来，问：“除了我，谁还这么说了？男的还是女的？”
“当然是男的。”袁世凯刮一下她小巧的鼻尖，又努努嘴说，“就是住在对面的一位阮兄弟，自称会相面，说我将来有大富贵。”
“就是嘞！堂子里的人都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只有我把你当个宝。不过窝在我那里，能有什么前程？我今天来，就是想劝你走，回去好好下番功夫，总有金榜题名的时候。”
袁世凯已经打定主意北上，正愁没法跟沈玉兰说，他接过话茬说：“我也打算回去，好好为自己的前程做一番打算。”
“你要将来富贵了，会不会把我忘到九霄云外？你要真那么没良心，我就做杜十娘，投到黄浦江里喂鱼。”沈玉兰有些后悔了，她为自己设想的结局悲伤得不行，眼泪说来就来了。
袁世凯的一颗心被她的眼泪湿透了，说：“怎么可能，我袁世凯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等我发达了，一定要娶你。”
沈玉兰问：“什么是发达了？你要总不发达，我还是要跳黄浦江。”
“兰儿，不要张口就跳黄浦江，我袁世凯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跳江。那你说，怎么才算发达了？”
沈玉兰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说：“做官做到道台，就算发达了。”
“这算什么发达，怎么着也要当个巡抚总督。”
沈玉兰不再开玩笑：“后年就要秋闱了，你回去好好准备，如果高中举人了，那就算发达了，那时候你就要大轿子来抬我。”
“你放心，就是不中进士，我有了正经前程，稍稍安顿后一定来接你。”
“你走后，我就从堂子里搬出来，买个小院为你守身如玉，只等你来接我。”沈玉兰说着从袖管里摸出一个小包，一方粉红的杭绸小帕子，一层层打开，是一张五百两的银票，还有一支金簪，递给袁世凯说，“我知道你银子都花光了，你做盘缠吧。”
“我没有银子给你，已经心中有愧，无论如何不能再要你的银子。不瞒你说，昨天晚上对面住的阮兄弟，已经给了我北上的盘缠。你一个人不容易，省着点花。”袁世凯帮她重新包起来。
“穷家富路，在家十日好，出门一日难。你多带点银子在身上方便。”
袁世凯却无论如何不肯收。沈玉兰见他态度坚决，就道：“这只簪子你要带在身上，时时刻刻不要忘了我。”
袁世凯把簪子收下，小心地放进口袋里。
袁世凯水陆兼程，一个多月后才回到老家河南项城县东南30余里的袁寨。项城属陈州府，东与安徽临泉相接，地势低洼，东南一带尤甚，每年雨季常成泽国，在陈州府算是穷县。袁寨名副其实，是一个规模颇大的堡寨，占地二百余亩，兴建时正处于中原捻军勃兴之时，为防御所需，修得异常坚固。寨墙高三丈余，护城河宽两丈，寨角还建有六座炮楼。寨子里是分东中西三路多重院落，大小房屋二百八十余间，袁氏家族便在寨内聚族而居，在项城也算得上巨室望族。
袁氏一族真正发达并不太久，是在袁世凯爷爷辈上。爷爷袁树三兄弟四人，他是老大，以“廪贡生”（县学一等生员，由官府供给膳食，简称“廪生”）的资格，被任命为陈留训导兼摄教谕；老三袁凤三捐了个“禹州教谕”实缺；老四袁重三什么功名也没有，但有经营才能，是有名的铁算盘，在家主持家业。最厉害的是袁世凯的二爷爷袁甲三，中进士点翰林，任职礼部时与侍郎曾国藩关系极密。太平军、捻军兴起后，又被工部侍郎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奏调“帮办军务”，从此投笔从戎，屡立战功，官至漕运总督，是从一品的大员。到袁世凯父亲这一辈，仍然算得上声名赫赫，父亲袁保中没有出仕为官，仅以附贡生资格捐过同知，以长房长子的身份主持家务，持家严谨，尤其严禁袁氏子弟干政，在乡间口碑不错；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跟随袁甲三与捻军作战，以军功换来红顶子，官至二品江宁盐法道；他的族叔袁保恒也是中进士点翰林，受到李鸿章、左宗棠的赏识，官至刑部侍郎；袁保恒的弟弟袁保龄受到李鸿章赏识，半年前以“北洋佐理需才”为由奏调到天津，委办北洋海防营务。袁氏一门，此时已经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四个廪贡生、八个知县以上的官员。
袁保中娶妻刘氏，生长子袁世昌，不久夭折，再生次子袁世敦，刘夫人便撒手归西；袁保中继弦刘氏，生三子袁世廉、四子袁世凯、五子袁世辅、六子袁世彤。袁世凯出生后，母亲奶水不足，而叔叔袁保庆儿子夭折，婶母牛氏奶水充足，自请哺育袁世凯，视他如己出，爱如掌上明珠。袁保庆年过四十，而两子皆先后夭折，又见牛氏对袁世凯非常喜爱，因此与袁保中商量，将袁世凯过继为嗣。袁保庆当时仕途一帆风顺，袁保中又不缺子嗣，因此欣然同意。
六岁的袁世凯便随嗣父一家走出偏僻的项城乡间，先后到济南、扬州、南京生活近十年。嗣父花重金请先生教授袁世凯，无奈他不肯实心用功，又加嗣母溺爱，学业了了。袁世凯倒是对武术颇感兴趣，在南京偷偷拜师学武，练得像模像样。然而在南京的第五个年头，袁保庆感染霍乱病死，卒年四十八岁。年方十五的袁世凯扶柩北上，回到袁寨。失去了靠山也失去了管束的袁世凯呼朋引类，惹是生非。族叔袁保恒回家探亲，发现天资并不坏的他与无赖少年日相征逐，学业荒废，十分可惜，于是就将他带到京中，请师课读，并让袁保龄亲自督促。袁世凯也发奋振作，十分用功，每天都读书到深夜，就是生父去世，两位叔父也未准他回乡。但乡试的结果却给袁世凯一瓢凉水——榜上无名。再次回到北京，袁保恒见袁世凯对读书有所动摇，就考虑为他谋求新出路，让他一边读书，一边到刑部帮办杂务。袁世凯从小就随养父出入官场，耳濡目染，轻车熟路，办起事情来游刃有余，而且人情练达、机敏周密，深得同事的赞扬。后来河南中州发生大旱，赤地千里，饥民相食，袁保恒奉旨到开封赈灾，把袁世凯带去帮赈。时值隆冬，冰天雪地，袁世凯在风雪中往来驱驰，却不以为苦，所办事项无不井井有条。袁保恒见状叹息道：“老四，你有做官天赋，称得上中上美材，如果能有两榜出身，那真是如虎添翼。”
袁世凯回道：“八股文章，纸上谈兵，百无一用，我实在没有兴致。”
袁保恒听了训道：“老四，你不能任性行事，做官至少要有一榜出身，不然难有大作为。”
叔侄两人倾心相谈，袁世凯答应回京后好好用功。然而，天不遂人愿，未等回京，袁保恒积劳成疾，病死赈灾任上，年仅五十一岁。袁世凯扶柩回老家，秋后二度下场应试，再次名落孙山。他一把火烧掉所有备考书籍，发誓不再科举：“大丈夫应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哪能困于笔砚间，自误光阴！”
按照袁保恒生前与袁保龄的建议，此时袁家已经分家。分家的原因是，子侄中赌博、抽鸦片的都有，已有败家的苗头，袁保中、袁保庆都已去世，袁保恒、袁保龄两兄弟可算袁家当家人，两人都在外做官，无精力打理家务，如果在两人手上败亡，实在有愧祖宗。于是将家产分为十二股，保字辈十兄弟每人一股，另一股作为老母养老，再一股作为宗祠祭扫公用。兄弟两人又把属于各自的那一股全献给老母养老。袁保庆只有袁世凯一个嗣子，因此他名下的那一股悉数归于袁世凯名下，其中包括陈州府城里的一处大宅院。这处宅院是袁甲三当年与捻军作战时购下的，当时捻军声势浩大，他担心袁寨不能久存，而陈州府城三面环湖，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因此购买城内闲置的一户院落，作为不时之备。陈州府城商贾云集，店铺栉比，其繁华非项城可比，自童年就在都市生活的袁世凯不愿久居偏僻的项城袁寨，因此立即举家迁居于此，嗣母牛氏及嗣父的两妾也都随迁。
袁世凯一个外来户如何在陈州站住脚是个问题，这难不住他。他备上若干份不菲的礼物，逐一拜访城内头面人物。这一套并不新鲜，许多人在冷眼旁观。接下来，他却一心只与文人墨客交往，出资搞了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时常召集他们或在自己花园中赏花饮酒，或泛舟湖上吟诗作对，极尽文人风流倜傥之雅兴。袁世凯虽然科举不顺，但诗酒唱和应付裕如，何况他久习官场，人情练达，很快就被陈州文人目为领袖，一时名声大噪，就连知府吴重熹亦经常前来聚会，令陈州绅商刮目相看。
诗酒风流是有代价的。不到两年，袁世凯继承的家产几乎挥霍一空。当时他已经娶妻生子，妻子于氏见丈夫花钱如流水，毫无理家打算，难免天天唠叨。而嗣母牛氏、族叔袁保龄仍然督促他用功备考，他不胜其烦，一气之下只身赴沪，打算投身洋人当买办。谁料买办没当成，还要靠别人资助方能还乡。
所谓近乡情怯，不过从上海弄来的一大堆礼物壮了袁世凯的胆子。那都是沪上洋人商店中惠而不费的新鲜玩意，装饰精致的小手镜，有小鸟振翅的八音盒，香气扑鼻的洋胰子，色彩鲜艳的洋手帕，一头红一头蓝的铅笔……在项城都是无从得见，每个兄弟那里都有一包，打发的皆大欢喜。给生母刘氏的一份自然特别丰厚，除了江南的小吃，还有洋人的玻璃糖、洋布花褂、老花镜，把老太太打发得合不拢嘴。袁世凯搬个小矮凳，坐在母亲面前讲上海见闻，让老太太大开眼界。母子促膝谈至深夜，仍然不能尽兴。到了第二天，袁世凯要北上陈州，老太太有些不舍，他便说道：“娘，要不我搬你到陈州住几天，也去府城逛逛。”
没想到老太太动了心：“也行，我去帮着你娘管教着你，省得你再胡闹。咳，好好一份家产，让你挥霍得只剩个空瓢头。都怪你那边的娘太顺着你，要是我……”
要是老太太在，袁世凯一定不敢那样胡闹。这是袁世凯生母一直的想法，但她又不想过于褒贬，因此把后半句硬咽了回去。
“娘，您也别怪我娘，都怪儿子。其实，您也别怪儿子，房产钱财终究身外之物，本来就是要让人花用的，花得得当，便是物有所值。儿子虽然花了大笔家产，但在陈州何人敢小看您儿子？这就是得。舍得舍得，先舍才能得。您也不必为儿子花出去的钱财心疼了，儿子这次从上海回来，颇有心得，要好好盘算，正正经经做点事情。”
母亲没有不疼儿子的，老太太相信自己儿子总不会错到哪里去。
袁世凯亲自为母亲驾辕，同乘一辆马车北上陈州，当天下午便到了城下。无论城门口的门军还是店铺老板或者公门中人，见了袁世凯无不热情招呼，有的叫袁公子，有的叫袁少爷，有的叫袁四哥。车里的老太太见状更是乐得不得了——儿子在陈州，果然很吃得开。
袁世凯四年前结婚，儿子袁克定已近两岁，正是牙牙学语之时。祖孙、父子相见，亲热得不得了。
当天晚上听说袁世凯老母亲到了陈州，知府吴重熹打发管家从酒店抬来了两食盒精致菜肴，为老太太接风。老太太一拍大腿说：“老四真能为，连知府老爷都送菜来，这可是天大的面子。”
嗣母牛氏也觉得脸上有光：“凯儿在陈州，面子那可真是大得很。他去上海后，几乎天天都有人打探何时回来，仿佛少了他，陈州城都不转了。”
袁世凯也笑道：“两位母亲可不兴这么夸儿子，让管家传出去就成了陈州人的笑话。”
知府管家与袁世凯也是极为相熟，哈腰道：“袁四哥这是哪里话，传出去陈州人也是都夸四哥好人缘，母慈子孝，堪为陈州楷模。”
袁世凯开玩笑说：“近朱者赤，连知府的管家也都是一肚子文辞。”
他早就准备了给知府衙门众熟人的礼物，自然也包括这位管家。
第二天一早，陈州首县淮宁县衙文案徐世昌前来看望袁老太太。徐世昌祖上是浙江，后来迁居到天津，幼年时祖父在河南做官，于是举家迁居开封。六岁时父亲去世，家境陷入贫寒。徐母为人刚毅有志气，家教甚严，典当以延师教子，并亲自督课。徐世昌与弟弟徐世光发奋苦读，不负母望。徐世昌十六岁中秀才，当年执教私塾，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十七岁就开始辗转多地，充县衙文案。淮宁知县赏识他的文采，尤其是他的一笔书法极具功力，因此聘他总司文案。徐世昌时年二十五岁，青衣布鞋，文雅清秀，他衙门薪水有限，还要补贴家用，因此处处省俭，今天登门只提一包陈州王记点心。
袁世凯接过点心，为老母介绍说：“娘，这是大才子徐菊人，在首县衙门里掌文案，俺俩是好兄弟。”
徐世昌给老太太鞠躬道：“伯母，侄子一个穷书生，只给您带来一盒点心，实在不成敬意。”
“看你说的，让你破费真是不好意思。”老太太又亲热地拉住徐世昌的手，仔细打量了一番说，“这孩子不像我那四儿子，你看人家眉清目秀，一瞅就是读书人，将来少不得中进士点翰林。”
徐世昌夸赞道：“伯母，您可不要这么说四弟。我们读的是死书，四弟读的都是活书，有用的书，特别是古今兵书，无人能及。他常说，给他十万精兵，便可横扫天下。”
老太太满脸笑容：“可别听我儿胡吹——不过，他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带着一拨人与人家厮打，比他大的孩子也跟在他屁股后面，乖乖地听招呼。”
袁世凯笑道：“菊人，你别给我娘灌迷魂汤了。快来留幅墨宝，今年是我娘五十整寿。”
笔墨都是现成的，徐世昌略一思索，写的是：“海屋筹添春半百，琼池桃熟岁三千。”拳头大的行书，笔锋凌厉，状如削玉，众人连声称赞。
袁世凯送走徐世昌后，逐一拜访熟人朋友，连忙了三四天。等忙完了，才坐下来和两位母亲商量他的计划。他要先筹一笔银子，到京城捐个前程，然后或者办洋务，或者投军，再做打算。
“儿子，哪里弄银子去，除非把这宅子卖了。”牛氏一听袁世凯又要进京活动，一则是不舍得儿子远行，一则的确是没有银子，心直口快，脱口而出。
袁世凯的生母说：“妹妹，先听老四仔细说说，他到底是如何打算。”
袁世凯就将在客店如何遇到阮忠枢，如何为自己出谋划策说了一遍。袁世凯的二姐袁让首先表态说：“我支持老四的想法，大丈夫就当出门觅前程，窝在家里算什么！老四不愿走科举独木桥，出门做事又不能没有顶戴，最可行的就是捐。”
袁让在袁家是个很特殊的人。她十四岁那年，母亲牛氏病重，她按照当时最盛行的办法，为母亲割股疗疾。但割了几下只在大腿上割出一道伤痕，她情急之中一咬牙剁下自己的两截手指作药引，扔进药煲中熬药。她的孝行传遍四方，项城知县亲笔题匾褒扬。十六岁她与毛家定亲，没想到还未过门丈夫就去世了。父亲征求她的意见，她咬咬牙说：“我生是他毛家的人，死是他毛家的鬼。”结果是抱着牌位入的洞房。独守空房的日子不好过，所以经常回娘家散散心。她与袁世凯年纪差不多，两人一起长大，姐弟情深，对袁世凯的想法无不赞同。袁世凯在嗣父家中，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三个妹妹，真正是生在女儿国。妹妹尚小，大姐已出嫁，所以有事情最愿与二姐袁让商议，自己想捐前程的事，已经向她透露过。
嗣母牛氏问：“儿啊，捐个官，那要多少银子？”
袁世凯迟疑着回道：“我也说不好，进京见了四叔再说。怎么着，也得有千把两。”
千把两不是小数目，大家都不说话。
袁让把自己腕上的一只手镯退下来，放到桌上说：“这只镯子四弟去卖掉好了，算是我的一番心意。”
袁世凯见状连忙推辞：“这是爹娘陪送你的嫁妆，怎么能卖掉。二姐快快收回。”
“你不要我就扔到阴沟里。”袁让赌气说完后，拿眼睛去扫屋子的每个人。
嗣母牛氏、两个姨娘都找了一样首饰摆到桌上。袁世凯的生母说：“老四，我走得慌张，啥也没带。你放心，我也帮你想想办法。”
看看桌上的首饰也就几百两银子，袁世凯的妻子于氏道：“要不，你去和我哥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向他借点。”
于氏的娘家是项城富户，有地千顷，几百两银子算不了什么。袁世凯第二天就骑马去岳丈家，先去与大舅子商量。大舅子对袁世凯两年间败光家产十分不满，认定他是个不成器的东西，连正眼也不瞧他说：“你要有万贯家产，去捐个总督巡抚也没人拦着你。自己要是没有，那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没本事，到了北京也没用。”
袁世凯二话不说，连茶也不喝就拨马而回，进门就对妻子说：“我要是再登你们于家门，我就不姓袁！”
于氏连忙问原因，袁世凯把马鞭扔到她脚下，连理也不理，钻到屋里生闷气。生母和嗣母都跑过来相问，听说儿子被人如此羞辱，生母也为儿子不平：“借有借的说法，不借有不借的说法，哪能这样不近人情？哼，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袁家还没败亡。老四你别急，不用人帮，娘给你想办法。”
牛氏也附和道：“就是，千把两银子，咱把屋子里扫扫也扫得出来。”
见两位母亲如此表态，袁世凯反而有些不安了：“你们也别急，让儿子再想想办法。”
次日一早，袁世凯出门想办法，生母则打发人去项城请袁世廉到陈州来。袁世廉排行老三，是刘氏亲生的四个儿子中的老大，有事当然要找他商量。
第二天袁世凯正要出门，下人来报，说二爷等兄弟四个都来了。
他们怎么都来了？袁世凯迎出去，二哥袁世敦、三哥袁世廉、五弟袁世辅、六弟袁世彤都站在前院，个个拉长着脸，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
袁世凯忙邀道：“哥哥弟弟都来了，快进屋，我让人备饭。”
四个人都不动，老五看看老六，老六时年十五，正是莽撞无忌的年纪，他指着袁世凯说：“四哥，你不要装糊涂。怪不得你屁颠颠地把咱娘接到陈州来，原来是为了谋夺她的养老田，亏你做得出！”
这把袁世凯弄糊涂了，他问袁世廉道：“三哥，到底怎么回事？昨天你来我连面也没见上你就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昨天老娘把袁世廉叫来，是商量要把她名下的财产变卖，给袁世凯捐官。袁保中分得十二股中的一股财产，临死前交代，家产分成五股，四个儿子各一股，另一股属刘氏养老。袁世凯因为已经出嗣，因此并无他的财产。
老五袁世辅也附和：“四哥打得好算盘，把咱娘那份养老田卖了你去换红顶子，然后把老娘推给我们养。”
袁世凯指着老五，气得说不出话。他转脸问袁世廉说：“三哥，你最知道我的脾气，你说，我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娘找你来说了什么我根本不知道！”
袁世廉说：“咱娘也说这事你不知道。可兄弟们不信，都觉得你给娘灌了迷魂汤。”
袁世凯看袁世敦一眼，见他把脸扭到一边，心里就有气。袁世凯兄弟四人与袁世敦同父异母，两人脾气性情相去甚远，互相不对付，便说：“两个弟弟都还小，他们信不信全看你们这当哥的怎么说，你们不用说我也知道是谁在拿我当小人。我给你们四个说，娘的养老田我绝对不会让她卖，而且我还告诉你们四个，我虽然是过继了出来，可老娘我还认，将来老娘的老我一样养。”
袁世敦撇嘴说：“你拿嘴养！不到两年你把万贯家产都挥霍光了，你到袁寨问问，哪个不说你是个败家子。”
“家产我是花掉了不少，可那不叫败家，跟你也说不明白。我还告诉你二哥，我袁世凯懂花钱，不会做抱着钱匣子睡觉的土财主。我有没有本事，会不会给袁家丢人，咱骑驴看唱本。我在这里事先声明，将来我袁世凯就是穷得光屁股讨饭，也不会讨到二哥门上。”袁世凯又转脸对袁世廉说，“三哥，娘是找你商量的，你去告诉她老人家，她的养老田不能动，真要是卖了银子，我扔到阴沟里也不会用。你们愿吃饭、喝茶，有人侍候，我还有正事要办，没闲工夫陪你们。”说罢，他扔下四兄弟出门走了。
晚上袁世凯回到家，生母便解释道：“老四，都是你二哥挑拨离间。”
袁世凯安慰道：“娘，你也别怪我二哥，你怎么能把养老田卖掉？儿子为了捐官，把老娘的养老田都要卖掉，这话传出去多难听，还让你儿子怎么见人？”
“四儿，你别狗咬吕洞宾，娘还不是为你着急？”
“您老别急，我已经从知府衙门借到了五百两，还有个朋友愿借我二百两，再加这些首饰，千把两绰绰有余。”
第二天上午，袁世廉赶过来了，拿来二百两银票说：“老四，怪三哥把事弄瞎了，三哥没本事，回去与你三嫂商量，给你凑了二百两，你先拿去用。”
在世字辈兄弟中，袁世凯与三哥最亲近，便说：“三哥，这事怎么能怪你，谁也不怪。银子我已经凑齐了，你就别再费心了。”
“老四，你要不收，是拿三哥见外。”
袁世凯只好收下，并告诉三哥，他明天一早就进京。
袁世凯的族叔袁保龄居住在京师西珠市口北面的两进四合院中。袁世凯怀揣一千二百余两银票找去的时候，袁保龄却不在京，他奉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命，到旅顺去考察船坞工程。因为北洋舰队已经粗具规模，却没有维修码头。尤其是从德国定购的两艘铁甲巨舰，排水量六七千吨，一般码头根本泊不下。朝廷已旨准李鸿章在旅顺建船坞，计划将旅顺打造为固若金汤的军港，供北洋舰队驻泊、维护。婶母告诉袁世凯，大约再过十来天就能回来，让他耐心等几天。
西珠市口北面就是京师最为繁华的大栅栏，商铺栉比，有经营中药的同仁堂，经营布匹绸缎的瑞蚨祥，经营帽子的马聚源，经营布鞋的内联升，经营茶叶的张一元，经营酱菜的六必居，此外还有一品斋、步瀛斋、聚顺和、长乘魁等著名商号。同时又是京师银号集中之地，四大恒等银号炉头不下三十家，京谣说“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恒”，这些行头只可在大栅栏办得齐整。这里不仅商业繁荣，庆乐园、三庆园、广德楼、广和园、同乐园等大戏院也都分布在此，吸引着各色人等麇集于此，饭馆、赌场自然也是异常兴隆。
袁世凯百无聊赖，日日留恋于大栅栏，逛商铺，看戏，豪饮，他本有纨绔习气，何况身上又有千余两银子，因此出手大方，如同阔少。尤其饮食，一般小店还放不下身段，必挑门脸堂皇的。北京的饭庄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叫堂的最大，既可办宴会，又可以唱堂会，店里不仅有桌椅，还有舞台和空场，很是气派。金鱼胡同的隆福堂、东黄城根的聚宝堂、打磨厂的福寿堂、北孝顺胡同的燕喜堂再加大栅栏的衍庆堂，是京中最著名的高档饭庄，袁世凯经常光顾衍庆堂，连店中伙计也与他相熟了。
这天有拨客人走后，留下来结账的年轻人却发现没带银子，他表示立即回去取，店里伙计不放行，他解下身上的一块汉玉质押，伙计又担心是假货。袁世凯想起自己在上海住店的窘迫，对伙计说：“嗨，你这伙计真是不通情理，谁都有个不方便的时候，他的账我会了。”
小伙计这才喜笑颜开放年轻人走，年轻人对袁世凯拱手说：“大哥，您稍等，我立马取银子来还您。”
袁世凯挥挥手说：“不到十两银子，小事一桩。”
袁世凯吃罢饭要走的时候，那个年轻人气喘吁吁回来了，把银子当面还给袁世凯后又说：“多谢大哥救我出窘境，大哥的义气令小弟佩服，小弟想请大哥喝杯洋咖啡，请大哥赏脸。”
小伙子是讲信义的人，袁世凯也乐于结交，于是两人去洋人开的咖啡店喝咖啡。小伙子姓倪，字惠良，是聚源银号的外街伙计，负责大栅栏一带揽储事宜，因为刚接手，正在打天下，希望广交朋友。三谈两谈，袁世凯便把自己捐官的事情说了出来。
倪惠良出主意道：“袁四哥，这点银子只能捐个从九品的小官，意思不大，以四哥的作为，至少应该捐个七品才能用得上。”
袁世凯笑了笑说：“我就这点银子，捐七品，那得多少银子？”
“不瞒四哥说，我二叔在吏部办差，捐官的事情他最门清。我最近听他说，年前因为安徽赈灾，要送出一批官帽，现银交易，只要官价的六成。七品的顶戴，本来三千多两，现在有两千两足够。”
倪惠良说起吏部的事情，事无巨细，无所不知。袁世凯动了心，但无奈银子不足。
“四哥不用愁，我有条路子钱来得快，就看四哥有无胆量。俗话说，科运不佳赌运必旺，四哥两次下场皆不顺，老天必给四哥一个公道，到赌场一试或许财运亨通。”倪惠良告诉袁世凯，他自己并不赌，但极信赌运，他的表哥就是科场不顺，但下赌场连赢三天，靠赚来的银子捐了个八品顶戴，“反正四哥也没事，只当到赌桌上打发时光，押多押少全凭四哥自主，以四哥的定力自然不会滥赌，也就不会大赔。如果手气好，三两天就可以赢来千把两银子，九品顶戴成了七品，想想美不美？”
袁世凯被说动了，问倪惠良哪家赌场人气旺。倪惠良连连摇手说：“四哥不必着急，我今天晚上先到舅舅家里去问问，安徽捐官的事还办不办，问准了再下场不迟。”
第二天，袁世凯如约到羊肉胡同找倪惠良舅舅寓所，果然找到一处四合院，挂着“申寓”的匾额。他敲门，一个下人应门说一声“稍等”就进去了，一会儿出来说：“倪公子有请。”
说话间，倪惠良已经迎出来了，拉着袁世凯的手进了前院，到东厢坐下，下人送来茶水，端来一碟瓜子。倪惠良说：“我舅舅去部里了，他说安徽捐赈已经停办，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就是在手续上倒填日期，这就需要多费周折，要打点，需多花一百两。”
袁世凯说：“一百两就一百两。”
倪惠良笑了笑说：“四哥，我倒有些犹豫了，昨夜想了一宿，觉得捐个七品很值得，但靠赌场来钱，毕竟不是正道，如果四哥定力不够，赔了本，我们兄弟如何相见？四哥不如再回家一趟，想办法弄齐两千两再回来，快点办还来得及。”
“不瞒倪兄说，就这一千多两已经费了许多周折，回家再弄银子，无论如何行不通了。放心，我从十来岁就上赌桌，向来是赢多输少。”
见袁世凯态度坚决，两人一同出门，由倪惠良带到一家宝局。进了大厅，黑压压全是人。稍等平心细看，袁世凯很快弄明白，是一桌宝，两桌牌九。这时一个大胖子过来了，穿一件油光闪亮的缎子夹袄，指头上是一枚硕大的金戒，胸前挂一根小手指粗的表链，向倪惠良拱拱手说：“倪少爷有空来玩一局？”
倪惠良拱手道：“金爷，这是我铁哥们，袁四哥，他来京公干，今天闲暇无事，过来消磨时间。你照应一下，四哥下场还是在一边看热闹，一切由他。要是手痒下了场，你可帮着参谋，别让玩成了烂局，小赌怡情，大赌败家，你比谁都清楚，可不能枉我们朋友一场。”
金爷吩咐人给袁世凯端来一杯热茶，袁世凯对宝局不感兴趣，去看推牌九。金爷又让人搬来一个小方凳，让他坐在一边看。推庄的是个瘦得皮包骨头的中年人，眼窝深陷，颧骨高耸，有点白天见鬼的感觉。他面前堆着一堆银票、银圆和碎银，大声喊：“快押，快押，别预磨。”
袁世凯对牌九门清，十几岁时就经常偷偷下场，看了两把觉得下门不错，凭自己的经验小赢一把问题不大。于是从怀里摸出一百两银票往下门一丢说：“光看没意思，我也上一手。”
果然如袁世凯所料，半天工夫已经赢了二百两。他雄心大起，把一张二百两的押了上去，结果连输几把，弄得他赌火大起。每当他接近翻本打算翻本后立即收手时，必定连输三注，欲罢不能，只有咬牙继续往里扔银票。这样到了晚上，怀里的一千多两银子尽数输光。
出了赌局，袁世凯悔恨得连扇自己几个巴掌。但愿赌服输，都怪自己定力不足，也怪自己贪心不足，非要巴结七品，结果如今连九品的银子也没了。他忽然觉得事情有些凑巧，后背不禁直冒冷汗。第二天一早，他跑到聚源银号一问，根本没有姓倪的外街伙计，前台的挡手说：“我们银号根本就没什么外街伙计，全是客人自来存取。”
袁世凯再跑到羊肉胡同，结果四合院还在，门外挂的“申寓”牌子却没了。再敲门，应门的伙计是个憨厚的中年人，一脸茫然地说：“这里不是申寓。原来东厢是租给一个姓陈的年轻人，昨天下午已经搬走了，本来说好租期一年，结果才租了不到一个月。”
完了完了，自己被人算计了。袁世凯想姓倪的是和赌局合起伙来算计自己，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去赌局找他们。等他气冲冲到了赌局，金老板迎出来说：“袁公子，你可来了，快还钱吧。”
袁世凯惊道：“还什么钱？我哪里欠你钱了，是你们合起伙来骗我的钱。”
金老板拿出一张借据说：“这是倪少爷打的欠条，说他急用二百两银子，一会儿就托你送过来。”
“好无道理，我现在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给你送什么银子？”
金老板质问道：“你们不是铁哥们吗？我是冲着你们熟才借给他，他跑了，你还。不然我就报官，明明是你们唱双簧骗我。”
金老板逼袁世凯还钱，袁世凯怪金老板与倪惠良合伙骗他，一时争执不下。这时有人过来劝说：“我看你们两个都被骗了，你们赶紧报官。”
金爷打发人去报官，袁世凯觉得丢不起人，无论如何不肯报，费了好多口舌，金爷才放他走。一边走一边想，分明就是金倪两人做的局，偏偏没有证据。但说到底还是怪自己上赌桌，不然无论他们的骗局多么完美，自己口袋里的银子也到不了骗子手里。走到胡同口，他从地上拿起一块砖头，把手按到墙上，狠狠心要砸掉自己的两根手指头，挥砖头的手却被人抓住了。回头一看，原来是族叔袁保龄家里的下人老何。
老何问道：“四少爷，你这是要干吗？又是为哪桩？”
袁世凯强忍着眼里的泪说：“我被人骗了，我恨不得砸掉自己的手指头。”
“京中最不缺的就是骗子，一不小心就上当。四少爷别懊恼，懊恼也没用。今天晚上老爷就回来了，这不夫人让我出去买菜。你快回家吧，别犯傻。被骗子骗了就够倒霉了，你再砸伤自己，这更不合算。”老何劝住了袁世凯。
袁世凯一边往袁保龄家里走一边想，看来瞒是瞒不住了，但无论如何不能说自己上了赌桌，族叔最恨的就是赌，以后自己在袁家还怎么混？
到了晚上吃罢饭，袁世凯这才说：“四叔，我本来是来捐官的，结果让人把银子都骗走了。”
“怎么回事？”袁保龄说，“京中各种骗局层出不穷，小则骗吃喝，大则骗房产，最多的是骗赌，你中的是哪一道？”
袁世凯把受骗的经过说一遍，唯一自己下赌场那段略了，说人家让他交银子，第二天去拿官凭，结果去的时候已经人去屋空。
袁保龄叹道：“真是该有一劫！你还捐什么七品，你三叔还活着时就为你捐了从七品，没告诉你，是想让你继续下番苦功，从科场上讨出身。”
原来，当年袁世凯帮着袁保恒到河南办赈，很吃了一番苦，而且办事井井有条。袁保恒很满意，写信给袁保龄在吏部给袁世凯捐了中书科中书，并嘱咐他暂时不要告诉袁世凯，等他参加乡试后再说。第二次乡试袁世凯名落孙山，袁保龄还不死心，希望袁世凯再苦读三年，再下科场。
袁世凯听说三叔已经悄悄给自己捐了从七品官，又激动又羞愧：“我对不住三叔。”
袁保龄说：“老四，咱袁家世字辈里就你最聪明，我和你三叔原指望你中进士点翰林，给袁家门楣再增光，所以一直逼着你苦读。如今你也是当爹的人了，一切你自己拿主意，你要是还愿读书上进，四叔给你请老师。你要是实在无意科举，咱爷俩再商量出路。”
“四叔，我不是读书的料，您老明鉴。我的志向是学二爷爷、三叔他们，投笔从戎，做当代的班超。这些年我在兵书上下了一番功夫，不是夸口，给我十万人马，定能横扫天下。”
“老四，不要动不动就夸海口。横扫天下岂是那么容易，再说，现在天下太平，你往哪里横扫？”袁保龄毫不客气地批评袁世凯，“读几本兵书未必就能带兵。你二爷爷和三叔，那都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功名，哪里是看了几本兵书就能博来军功？你喜欢带兵我也知道，你偷偷看兵书的事我和你三叔都明镜似的。可是，带兵打仗毕竟是拿着命在拼，一仗打好了，立功换顶戴，可打不好，那就是要老命的事。四叔不赞同你带兵。”
袁世凯退而求其次道：“侄子总要干点正经事情。要不四叔给我想想办法，让我去办洋务。”
“办洋务不失为一条正道。天下洋务汇于北洋，可是四叔刚进北洋幕，人微言轻不说，也要避嫌，我没法推荐。”袁保龄想了一会儿说，“我找找周兰溪吧，他是李中堂最信赖的幕师，打李中堂带兵到上海就效力跟前。我们两个关系还行，让他写封八行应当没有问题。”
袁世凯一听能到名声赫赫的李鸿章麾下办洋务，十分兴奋：“四叔放心，我一定给您长脸。”
袁保龄说：“北洋幕中人才济济，你恐怕要耐住心性，苦熬几年，等弄出点名堂，才有出头之日。”
因为临近年关，袁保龄年后又准备搬到天津，因此让袁世凯先回家过年，年后先来北京，帮他搬家到天津，然后再入北洋幕。
“四叔，京城毕竟天子脚下，你搬到天津去，远离京城，好吗？”袁世凯这样问袁保龄。
“岂止搬到天津，李中堂委我的差使是筹建旅顺大船坞，等旅顺就绪，我恐怕要常驻。京中虽好，可冠盖云集，出头也不易。我到北洋帮办海防，要是干出点名堂，顶戴换得也许更快，何况咱们袁家向来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你二爷爷最后做到漕运总督一品大员，可数次受奸人攻讦，一生起起落落。他和捻匪作战，积劳成疾，在陈州家中养病时捻匪两次围攻，你二爷爷就在病榻上向守卫陈州的将吏传授破敌方法，结果陈州固若金汤，你二爷爷却心力交瘁，不满五十八岁就去世了。你三叔更不用说，你跟着他在河南赈灾，他是怎么样昼夜操劳你最清楚，可以说是办赈活活累死的。我说这些，是要告诉你，男人要做官，可也要做事。皇亲国戚、天潢贵胄天生富贵，不做事高官照做，我们这些人只有靠做事换顶戴，机遇好换红顶子，机遇不佳费力不讨好也没处诉冤，也不必戚戚。”
袁世凯回道：“侄子明白四叔的教诲，将来无论做什么，一定好好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