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力量悲情英雄的张韶华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1

前言“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无数英雄先烈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不断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崇尚、关注英雄，多次发表关于英雄的精辟论述。“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①“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勠力同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②在习近平总书记“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感召下，我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撰写了《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书中壮写了30多位悲情英雄，其中有很多人的英雄故事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陪伴我。记得小时候物质生活较为贫困，精神生活也极为贫乏，所以听老人们讲英雄故事便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必需品，甚或是奢侈品，可以说英雄们的故事在那个时候便在我们心里扎了根。村上能讲英雄故事的老人不是很多，记忆深刻的有娄金升、张庆云、姜先生（张延军祖父张俊卿，乳名姜又当，为人耿直，坚持真理，秉公办事，写一笔好字，“姜先生”是村上人对他的尊称）、宋振田等几位爷爷辈的，还有一位老奶奶辈的叫鲁瑞英（张志新的奶奶），再有就是父亲张振山、叔父张振宇、张振凯、张希恩、宋之知等几位父辈的。还有村上较有学问的几位青年才俊张秀东（村上人尊称“四哥”）、刘奎富、娄润春等。很有可能是那个时代，这些人对英雄故事资源的掌握也很有限，以至于很多故事我们都听了上百遍。上学之后，我们从张德兴、张泽琴、刘淑芳、张泽忠等老师那里听到了更多关于英雄们的光辉事迹。再后来就是上了高中、大学、读了研究生之后从老师那里听来的，从专业课上学到的或者是在各种书籍以及媒体上了解到的。这些光辉事迹给予了我们丰厚的精神滋养，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如何行①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②2015年9月2日，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

2事。当年听着英雄故事长大的这一些人，现在从事着不同职业，但无论他们身处何位、身居何职，却始终有一颗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仁爱之心，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克己奉公，无私奉献，他们都在各自平凡岗位上述说着自己的不平凡，实现着自己的价值，书写着自己的壮丽人生。

其实，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积极传播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至真、至善、至美的主旋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多少年来虽然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始终是见仁见智，但是有一句话却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这些英雄人物的人格力量，必然会对纯洁广大读者的心灵、焕发广大读者的进取精神、培树广大读者正确的“三观”产生积极的、深远的正面影响，从而为使大家凝心聚力、撸起袖子加油干起到重要作用。

看一看时下热闹喧嚣的一些影视作品，我们悲哀地发现，“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娱乐调侃的工具，并且这种贬值和遮蔽民族文化的举动反而成了炮制者们追求商业利益的法宝。再来看看近年来颇为繁荣的历史小说创作，不少人都争先恐后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宫廷之中、庙堂之上和群僚间权谋权术的运作上，将权谋文化等同于传统文化或封建文化。上述种种现象都将造成文化题材的严重失衡，而且有可能对历史知识相对贫乏的青少年产生误导。鉴于此，我感到自己肩头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也正是这种责任和压力促使我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之旅，即一方面积极以丰富翔实的历史事实为基本素材，在努力还原历史本真的同时，注重发掘历史现象背后的文化资源、精神资源，对民族历史中杰出人物、英雄人物的文化人格进行热情讴歌与认真反思；另一方面坚定地站在现代民主政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立场，将历史叙事纳入文化的视域中并加以人性化的和审美的把握，从而使中华几千年优秀社会科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推广和普及。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现在最迫切、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要用先进的力量、英雄的力量塑造人、鼓舞人、鞭策人。

英雄者，乃胆识过人、聪明智慧、无私忘我、不辞艰险、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英勇奋斗令人敬佩的人。英雄是时代的辉煌、历史的记忆，英雄是国家的荣耀、民族的偶像。千百年来，关于英雄的界定，可谓是见仁见智。汉代文学家3

刘劭云从字面上给英雄下了定义：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①有人认为，英雄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一般是指在普通人中间有超出常人能力的人，他们能够带领人们做出重大的对人们有意义的事情，或者他们自己做出了重大的事情。

有人认为，英雄者，有凌云之壮志，气吞山河之势，腹纳九州之量，包藏四海之胸襟；英雄者，拥有藐视一切之能力，傲视群雄之气势，世人对其无不敬畏；英雄者，深明大义，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的辩证道理，其本主旨离不开“国”“民”二字，头顶正义、肩扛民族、手托国家是英雄永恒的担当。有人认为，在国家出现危难之时，总有一些人挺身而出，为国效力，这样的人，称为英雄。有人则从英雄的构成条件给英雄下了定义，即认为：大凡英雄一是才能勇武过人；二是具有英雄品质；三是无私忘我，不辞艰险，为人民利益而英勇奋斗，令人敬佩。

中华文明之所以上下五千年灿烂不熄，是因为英雄们将文明的圣火代代相传；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巍然屹立，是因为英雄们用血肉之躯铸就了宁折不弯的民族脊梁。中华民族敬英雄、爱英雄，炎黄子孙英雄辈出；中华大地育英雄、造英雄，华夏儿女英雄辈出；英雄故事在我们脑海中萦绕、在山川回荡；英雄精神在历史中传递、在我们血液中流淌。古今中外，英雄如天上繁星，多不胜数。然最为特别者，却寥寥可数，而终极完美者则了无一人。这就是说，英雄也是人，既然是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存在，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使其不可能成为终极完美者。

相反，英雄们由于其杀身成仁的英雄气概，又总是和悲情、悲剧紧密联系在一起。

《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给我们展现了30多位悲情英雄。他们是纵有经天纬地之才，精于立国强兵，但不会做人的伍子胥；在理想王国里为民请命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醉心建功立业、杀妻求将的吴起；明知不可为而强为的刺秦英雄荆轲；力拔山兮气盖世、生离死别爱妻虞姬、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项羽；身受胯下之辱、更有震主之威、不知急流勇退的韩信；但教千古英名在，不得封侯也快人的李广；能够将自身悲剧与所著《史记》中英雄之悲剧进行巧妙对话的司马迁；中国古今贤相第一奇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纵有文治武功，因被疑脑后有反骨被逼就范的魏延；内儒外道，表面归隐，其实极想入仕的陶渊明；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的一代女皇武则天；“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南唐后主李煜；与诗①出自汉灵帝时代的文学家刘劭的《人物志·英雄》。

4共着生命的北宋文坛巨匠苏轼；欲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直捣黄龙府迎请二圣还朝的爱国名将岳飞；“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英雄词人辛弃疾；凄凄惨惨戚戚、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词人李清照；英雄失路的爱国诗人陆游；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不知低调做人的明朝开国功臣蓝玉；才大力雄功未成的刘伯温；忠臣廉吏典范的于谦；“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惨遭凌迟，血肉被争食，忠魂依旧守辽东的爱国英雄袁崇焕；知其不可为而为，独耀民魂的史可法；未能登上皇位的摄政王多尔衮；一生短暂凄苦的清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背负着太多历史责任和屈辱骂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雍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负气出走、坚持分裂、光明磊落的杰出农民领袖石达开；曾经背负汉奸骂名的抗日名将张自忠；享有“不抵抗将军”盛名的千古功臣张学良，等等。

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许多年来虽然一直有争议，但是有两句话毋庸置疑，一是他们的确是各自时代的杰出代表人物，二是他们确实属于悲情英雄。这当中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因素综合起作用，但这些杰出历史人物的悲剧人格因素却是把他们造就成悲情英雄的内因。

人格在伦理学上是指个人行为特质中品格的特质。根据伦理学的观点，一个完整人格的体现，至少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性、二是情、三是志。“性”是品性，是善恶，是贯穿人格的灵魂；“情”包括喜、怒、哀、惧、爱、欲等；“志”包括志向、心胸、气度、应变能力、承受能力、含忍能力等。上述杰出历史人物显然在这些方面有着这样那样的缺憾。

当我们为这些悲情英雄扼腕痛惜的时候，当我们对他们在成为悲情英雄前提出种种期许和假设的时候。其实，我们早已陷入了形而上学或唯心主义的泥淖。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要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又不要想当然，从自己的主观意愿出发。

《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这些悲情英雄，都为当时他们所处的那个国家、民族、时代做了自己该做的，可以说，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作出了巨大牺牲，然而却遭受了委屈，不是一度不被理解，就是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甚至多年后还骂名滚滚。之所以会这样，从根上讲，还是同构成他们独特人格的某些因素有关。

《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还告诉我们，既然连英雄们都有优缺点，作为一般人5

的我们更是集各种优缺点于一身的矛盾统一体。每个人都有长短，因此，用人单位，尤其是组织部门、人事部门等在选人用人的时候，不要求全责备，吹毛求疵，而是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因为任何人的长处，大都有其固有的条件和适用范围。长只是在特定领域里的“长”，如果不顾条件和范围，随意安排，长处就可能变成短处。

每一级领导都要以下属的专长为思考点，安排适当的位置，并根据下属的优缺点，作机动性调整，使团队发挥最大的效能。最糟糕的领导就是漠视下属的短处，随意任用，结果总是使下属不能克服短处而恣意妄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在带领成员时，并不是不知道人有短处，而是知道如何发挥他人的长处。

然而，如果一个人的短处足以妨碍其长处的发挥，或者妨碍到团队组织的纪律以及正常运作与发展时，那么领导者就不能视而不见，且必须给予严正地处理，尤其是在品德操守方面。正所谓：人的品德与正直，其本身并不一定能成就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品德与正直方面有缺点，则足以败事。所以，领导者要容忍短处，但也要设定判断及处理的准则。

英雄不论成败、不问出处。在抗击外来侵略时，民族英雄是为捍卫本民族利益和尊严，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英勇抗争的人；在民族和平发展变革时，民族英雄是为本民族的发展繁荣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①今天，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需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需要以此来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踏着英雄的足迹勇毅前行、接续奋斗，张开双臂去拥抱新时代，激荡新气象，成就新作为，我们就一定能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

①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目录伍子胥——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只会做事不会做人....................1屈原——在理想王国里为民请命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15吴起——醉心建功立业而不择手段...................................35荆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刺秦英雄...............................46项羽——具有双重悲剧性格的悲情英雄...............................58韩信——受胯下之辱，有震主之威，不知急流勇退.......................68李广——但教千古英名在，不得封侯也快人...........................78司马迁——能够与《史记》中英雄悲剧进行巧妙对话...................88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中国古今贤相第一奇人..................104魏延——纵有文治武功，因被疑脑后有反骨而被逼就范................119陶渊明——内儒外道，表面归隐，其实极想登堂入室..................133武则天——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的一代女皇........................149李煜——“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唐后主................166苏轼——与诗共着生命的北宋文坛巨匠..............................184岳飞——欲踏破贺兰山阙，迎请二圣还朝的爱国名将..................208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英雄词人.................223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词人..................239陆游——英雄失路的爱国诗人......................................256文天祥——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留取丹心照汗青...................275蓝玉——不知低调做人的明朝开国功臣..............................286刘伯温——才大力雄功未成........................................297于谦——忠臣廉吏的光辉典范......................................310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抗倭名将..................326袁崇焕——惨遭凌迟，忠魂依旧守辽东的爱国英雄......................343史可法——知其不可为而为，独耀民魂...............................361多尔衮——未能登上皇位的摄政王...................................376纳兰性德——能与南唐后主李煜比肩的短命词人.......................393雍正——背负着太多历史骂名的雄才大略皇帝.........................411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430石达开——负气出走、坚持分裂、光明磊落的杰出农民领袖..................447张自忠——曾经背负汉奸骂名的抗日名将.............................465张学良——享有“不抵抗将军”盛名的有功之臣.......................482伍子胥——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只会做事不会做人1伍子胥——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只会做事丌会做人京剧中有一出戏《文昭关》，演的是伍子胥因父兄蒙冤受害，愤而离楚奔吴，行至昭关遇阻，一夜之间，须发尽白，后得到东皋公相助，才设计混出昭关，到了吴国借兵报仇的故事。剧中某些细节虽出于虚构，须发尽白也不一定是事实，但是伍子胥其人其事，确是于史有证的。伍子胥原本楚人，其祖上世代为楚高官。因受小人构陷，其父兄为楚平王所杀。伍子胥先逃亡至郑，后又投靠于吴。见吴国公子光素有大志，便献计助他夺得王位，即吴王阖闾。此后，伍子胥与大军事家孙武共同辅佐吴王西破强楚，南服越人，北镇晋国，使吴国称霸一时，伍子胥也由此博得著名军事家、谋略家的美名，在民间享有盛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吴国老臣，于国有功的大军事家、大谋略家，最后竟落得被吴王夫差赐剑自杀的境地，一生功名毁于一旦。伍子胥的一生都在和命运作斗争，他自知永世都会活在人们的非议中。先后有许多人说他是叛徒。然而，人世间，又有谁能做到伍子胥这样，身负血海深仇，忍辱负重，历经艰险为自己和亲人讨一个说法，他明知道自己的下场，可是他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一、伍子胥的悲剧人生伍子胥（前559—前484），名员，字子胥，楚国人，春秋历史上的奇男子。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伍子胥的传奇人生经历，举家遇害、仓皇逃难、历尽艰险、偶遇明主、策划政变、为父报仇、辅佐少主、含冤而死，如此跌宕起伏的人生，春秋三百年，即使风流人物不可计数，如他者，也找不出第二人。

1.父兄遭害，自楚奔吴伍子胥，其祖父伍举，父伍奢，兄伍尚，俱为楚国忠臣。楚国原是南方一个古老的大国，在今江汉流域，地域广袤，物产丰富。春秋初年，周朝王室衰微，楚国乘机灭掉周围小国，国力迅速强盛起来。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后，排除宗室贵族异己，整顿内政，选贤任能，北上争霸，曾一度夺得中原霸主地位。后经共王、康王、灵王传至平王时，由于荒淫残暴，大兴土木，沉重的徭役使得人民疲惫不堪，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楚平王宠信谗臣费无忌，使之为太子建少傅。平王命费无忌为太子建娶秦女为妻，费无忌见秦女貌美，为讨好平王，乃进谗言说：“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娶妇。”(《史记·伍子骨列传》）平王听了费无忌的话，乃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纳秦女为夫人，而另为太子娶齐女为妇。费无忌恐将来太子继位，于己不利，于是又唆使平王“使建守城父(今河南宝丰)，备边兵”。过了不久，费无忌又日夜向平王说太子的坏话，诬称太子“外交诸侯，将入为乱”。(《吴越春秋》卷三)平王命人召太子太傅伍奢按问，伍奢直谏，力言太子无罪。费无忌又乘侍宴之机，以“王今不制，其事成矢，王且见禽”来激怒平王。平王下令囚禁伍奢，而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司马奋扬使人先告太子亡去，太子出逃至宋国。费无忌又向平王进谗说：“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为质而召之。”平王遣使者驾驷马，封函印绶，往许(今河南许昌市东)诈召伍尚和伍员入都加官封侯。伍尚欲往，伍员（即伍子胥）对其兄说：“尚且无往，父当我活；楚畏我勇，势不敢杀。兄若误往，必死不脱。”(《吴越春秋》卷三)伍尚以父为念，决定冒死赴召，而使伍子胥逃走以报父兄之仇。伍尚入京后，与其父俱被斩首。平王派出大军画影图形追捕伍子胥。

伍子胥闻太子建在宋，乃前往宋国，途中遇到楚大夫申包胥，向他倾诉了父兄被害经过，并发誓报复楚国，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对他说：“子能亡之(楚)，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吴越春秋》卷三)伍子胥到了宋国，正值宋国大夫华氏与国人发动变乱杀掉国君宋元公，伍子胥乃与太子建一同奔往郑国。太子建暗中联合晋国力量，欲先夺取郑国政权，再打回楚国去，结果，事情败露，被郑国处死。伍子胥怕连累自己，便携带太子建之子公子胜出奔吴国，途经昭关(吴楚交界，今安徽含山北)，乘关吏一时未辨真相，伍子胥与公子胜独身步走，侥幸得脱。

他们行至江边，为渔父所渡；中途病困，曾乞食浣女，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吴国。

2.辅助姬光，谋取王位伍子胥进入吴国国境后，由于不了解吴王的态度，为了慎重起见，乃隐去原形，披发佯狂，跳足涂面，吹箫乞食于吴市(今江苏苏州市)。吴国市正（即市场管理官员）把他的情况报告给吴王。吴王僚召见了他。伍子胥历陈父兄被楚平王杀害情景，并向吴王陈说进兵伐楚之利。吴王僚深表同情，意欲发兵攻楚。姬光谏阻说:“彼伍胥父兄为戮于楚，而劝王伐楚者，欲以自报其仇耳，伐楚未可破也。”(《史记·伍子胥列传》)姬光为什么要在吴王面前阻止伍子胥的伐楚谋略呢？原来吴王寿梦有4个儿子：诸樊、余祭、余昧、季札。季札最贤，深得寿梦的宠爱，并想立他为太子。

季札谦让不受，于是立长子诸樊为太子。寿梦临终时，对其四子说：“以后要把王位传给兄弟，让季札当王。”诸樊当王后，让位于季札，季札坚不肯受，诸樊死后伍子胥——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只会做事不会做人3只得由余祭继任；余祭死后，传给余昧；余昧为王三年死去，吴人想立季札为王，季札不受而出走，于是吴人立余昧之子姬僚为王。公子姬光是寿梦的长孙，诸樊的长子，他认为既然叔父季札出走在外，这个王位就应当由自己来继承，才符合宗法制度的传统。因而他一心想发动政变，夺取王位。

伍子胥心知姬光有异志，想要杀害吴王僚而自立，同时他也了解姬光是个有作为的人。为取悦姬光，他便退耕于郊野，并把勇士专诸推荐给姬光。专诸，堂邑(今江苏六合北)人。伍子胥在逃亡入吴境时，曾和他在路上相遇，见其与人争斗，有万夫不当之勇，遂专门把专诸请来，帮助姬光夺取王位，振兴吴国。伍子胥则想利用姬光和吴国的力量来攻打楚国，报父兄之仇。因此，三人成为至交。姬光以极其隆重的礼节来款待专诸，专诸了解到王僚嗜食鱼炙，乃去太湖从名师学习烹鱼技术，三个月后学成，安居姬光家中，专候差遣。

周敬王五年(前515),楚平王死，平王所夺太子建秦女生子继承王位，是为昭王。

吴王僚趁楚君新丧之机，派他的两个弟弟掩余和烛佣将兵袭楚。楚国发兵绝吴军后路，吴军不得还，吴国国内实力空虚。姬光认为这是谋杀吴王僚的好机会，伍子胥也认为理应如此。于是姬光召见专诸，对他说明准备消灭吴王僚的意图。这年4月，姬光事先在府中地下室里埋伏好了武士，派人请吴王僚来府中参加宴会。王僚身着三重铠甲，派出大批卫队，从王宫一直排列到姬光的家门，宴会厅的前后左右也都站满了带着武器的亲信。酒过三巡，姬光假托脚痛，进入地下室去包扎，暗中嘱咐专诸把“鱼肠剑”放在炙鱼肚里献上来，乘机行刺。当专诸把鱼送上宴席时，便从鱼肚中取出短剑，朝吴王僚猛刺过去。锋利的宝剑刺穿了吴王僚的铠甲，戳入胸中，王僚大声惨叫，气绝身亡。吴王僚的左右见状，蜂拥而上，将专诸杀死。在混乱之际，姬光指挥事先埋伏好的武士进攻吴王僚的卫队，全部消灭。姬光自立为王，就是吴王阖闾。

阖闾登上王位后，乃任伍子胥为行人(掌朝觐聘问之官)，待以客礼，协助姬光管理国家大事。任命另一个从楚国逃亡过来的贵族伯嚭（pǐ）为大夫，伍子胥推荐大军事家、齐国人孙武为将军。为了巩固和扩大吴国的统治，阖闾向伍子胥问以强国兴霸之道，伍子胥以“安君理民”为对。阖闾采纳他的建议，委托伍子胥筑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吴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在伍子胥等人的谋划下，逐渐得到加强。阖闾积极图谋大举攻楚。

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3.导吴入郢，鞭尸泄愤周敬王八年(前512)，吴王阖闾准备大举攻楚。孙武认为“民劳，未可，旦待之”。(《史记·吴太伯世家》)伍子胥认为：“若为三师以肄(劳)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疲困于道)。亟(屡次)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既疲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左传》昭公三十年)阖闾采纳了他的建议，遂于次年先后出兵占领了楚国的夷(即城父)、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北)，并进而围弦(今河南潢川西南)，忽南忽北，袭扰达6年之久，使楚军疲于奔命，为吴国攻楚创造了有利条件。

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冬，吴王阖闾亲率其弟夫概王和伍子胥、孙武、伯嚭等人，出兵攻楚。吴国大军乘船沿淮河西进，过州来(今安徽凤台)以后，把船留在淮汭(今河南满川西北)，大军舍舟登陆，沿淮河以南继续前进，乘楚军连年作战疲劳，北部边防薄弱之机，迅速地通过楚国北部的大隧(九里关，今河南信阳东南)、直辕(武胜关，今河南信阳南)、冥阨(平靖关，今河南信阳西南)三关要隘，直向汉水挺进。

楚国急派令尹子常和大夫史皇等率军在夏汭(今湖北汉口)以西，沿汉水右岸进行防御，和吴军夹汉水而阵，同年11月，吴楚两军列阵于柏举(今湖北汉川以北)。吴军士气旺盛，子常率军勉强应战。阖闾弟夫概王率领5000人首先向子常的部队发起进攻，子常所部在吴军攻击下，一触即溃，楚军主力随之大乱。吴王阖闾乘机以全力投入战斗，大败楚军。楚令尹子常逃奔郑国，大夫史皇及其部属全部战死。

楚军在柏举战败后，纷纷向西溃退。吴军乘楚军没有主帅、部队混乱的时机，实施战略追击，在清发(河名，即今湖北安陆、云梦之间的涢水)追上了楚军。吴王阖闾正要下令进攻，夫概王劝阻说：“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他提出“半济而后可击”的建议(《左传》定公四年)，得到吴王阖闾的同意，吴军于楚军渡河一半时发起进攻，大败楚军。

吴军继续追击，在雍遂(今湖北京山西南)再败楚军，经过5次战斗，终于在11月29日攻占了楚国的郢都(今湖北江陵)，楚昭王逃往随国(今湖北随县)。

吴军进入郢都后，伍子胥因未捉到楚昭王，在强烈的复仇心理下，使人掘开楚平王的坟墓，取出他的尸首，鞭打了三百下。他“左足践腹，右手挟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谈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吴越春秋》卷四)。这时，楚大夫申包胥已逃入山中，他听说伍子胥鞭尸挞墓后，派人去对伍子胥说：“您这样报仇，太过分了！我听说：‘人多可以胜天，天公降怒也能毁灭人。’您原来是平伍子胥——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只会做事不会做人5王的臣子，亲自称臣侍奉过他，如今弄到侮辱死人的地步，这难道不是丧天害理到极点了吗？”伍子胥对来人说：“你替我告诉申包胥：‘我就像太阳落山的时候，路途还很遥远。所以，我要逆情悖理地行动。’”于是申包胥跑到秦国去报告危急情况，向秦国求救，秦国不答应。申包胥站在秦国的朝廷上，日夜不停地痛哭，他的哭声七天七夜没有中断。秦哀公同情他，说：“楚王虽然是无道昏君，有这样的臣子，能不保存楚国吗？”就派遣了五百辆战车拯救楚国，攻打吴国。6月间，在稷地打败吴国的军队。

4.谏吴伐齐，饮恨殒命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越王允常死，其子勾践继承了王位。吴国乘机攻越，吴军和越军战于浙江嘉兴。越军利用吴军的疏忽，进行偷袭，击败了吴军，越将灵姑浮用戈刺吴王，阖闾受了重伤，在回军的路上死去。阖闾的儿子夫差继承王位，任命伍子胥为相国，伯嚭为太宰(掌王家内外事务)，积极训练军队，加强吴国的军事力量。过了两年，夫差为报橘李之仇，出动精兵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椒山)大败越军。越国只剩下5000人，退保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越王勾践派大夫文种以美女、宝器，通过吴国太宰伯嚭向吴求和。吴王夫差将要应允。伍子胥表示反对，他说：“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并引夏代一度亡国，后来少康中兴的历史，劝谏吴王说：“勾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于是乎克而复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左传》哀会元年)夫差争霸中原心切，听不进伍子胥的话，吴国最终和越国达成协议，准许越国成为吴的属国。勾践和大夫范蠡（lǐ）囚吴三年，由于能卑事吴王，买通伯嚭，终于取得夫差的信任，被释放回国。勾践回到越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改革内政，充实国力，对吴国君臣采用麻痹、腐蚀和离间的政策，积极进行复国灭吴的准备工作。

周敬王三十六年(前484)，夫差闻齐景公死，国君新立，大臣争宠，就要发兵北上攻齐。伍子胥劝谏说：“吴有越腹心之疾；臣闻勾践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

此人不死，必为国患。齐与吴，疥癣也。愿王释齐先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但夫差称霸心切，急于求成，认为越已臣服，危害不大，决定亲率大军北上，在艾陵(今山东泰安东南)，打败了齐军。其后四年，吴王夫差又兴兵伐齐，越王勾践用子贡之谋，率领越军助吴，以示忠心，并以重金贿赂伯嚭，伯嚭日夜在吴王面前说越王的好话。吴王听了伯嚭的话，对于伍子胥的计谋越发不信任。伍子胥对此深为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忧虑，再次向夫差进谏说：“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词诈伪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愿王释齐而先越，若不然，后将悔之无及。”(《史记·伍子骨列传》)这时，夫差已对伍子胥的忠言感到逆耳，便派他出使齐国。

伍子胥预见到吴国将被越国所灭，在完成出使齐国任务返回吴国前，对儿子说：“吾数谏王，王不用；吾今见吴之亡矣。汝与吴俱亡，无益也。”于是把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伯嚭因与伍子胥有隙，便借此事诬陷伍子胥“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说他“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夫差听信伯嚭的话，怀疑伍子胥有二心，在伍子胥回到吴国后，便派人赐给伍子胥一把属镂剑，命他自戕。伍子胥见此情景，知道吴国国事无望，乃仰天叹息说：“嗟呼！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然后对其舍人说：“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吴王夫差听了伍子胥的话，异常恼火，在伍子胥死后，他命人把伍子胥的尸体裹以马皮，投之江中。这一位对吴国的发展曾作出过很大贡献的忠臣，竟这样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

二、伍子胥的悲剧人格分析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评价颇高，还专门为他做《列传》，认为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其实不然，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伍子胥正是因为其胸襟狭隘，多疑残暴，重小利而失大义，才造成了命运的悲剧。

1.面对多人的舍命相助，伍子胥却猜忌多疑当伍子胥得知楚平王派兵来捕，便知父兄终不能幸免。只有逃命才是唯一的出路。但逃跑免不了要拖家带口，如此将拖累逃亡；不带的话，自己的家人定会惨遭楚兵毒手。伍子胥的烦恼被妻子贾氏看破，其妻对伍子胥说：“大丈夫含父兄之怨，如割肺肝，何暇为妇人计耶？子可速行，勿以妾为念！”妻子说罢竟进里屋自缢而死。

还有，伍子胥在逃亡的过程中，途经溧阳（今江苏溧阳北），此时的伍子胥已经身无分文，而且又病了一场，为了活下去，他只能沿街乞讨。在溧水河边，饥肠辘辘的伍子胥发现有一位“漂母”正在洗衣服，她的身旁放着一个盛满饭食的篮子。

伍子胥低声下气地哀求漂母施舍一点饭给他填肚子，溧水漂母犹豫再三，见伍子胥甚是可怜，便施舍了饭食，但转念一想，男女授受不亲，这事违反了礼法。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怎么办？漂母随即自沉于水，以证清白。

当初，伍子胥携楚国公子建逃亡至郑。公子建联络晋国谋反一事暴露被杀后，伍子胥又投吴逃奔至昭关，因苦于无船渡河而一夜白头。正在又愁苦又担忧的时候，一船飘然而至。待安全过河，伍子胥感激涕零，因多日逃亡，盘缠早已用光，只好伍子胥——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只会做事不会做人7解下腰间的宝剑递给渔夫说：“这口剑值百金，送给您作为酬谢！”渔夫也是好样的。他说：“楚王早已传令，抓住伍子胥，赏五万石粮食，封上大夫的爵位。那些我都不动心，何况百金的宝剑？”渔夫婉言谢绝了伍子胥，伍子胥却放心不下，再三叮嘱渔夫事勿外泄。渔夫一声长叹：“我敬公是国家忠臣良将，才冒死相救，公却不信于我。”言毕，将船划至河心自沉以表心迹。因为伍子胥的多疑猜忌，竟枉害了救命恩人。

2.伍子胥功高震主，态度强硬在中国历史上，亚父这一角色并不少见，看似恩宠优隆，无比风光，实则高处不胜寒，身边时时刻刻都埋伏着危险。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做到功高不震主，尽力不越位，权重而君王不疑，位尊而同僚不妒。不仅要洞明世事，看得透彻，还要练达人情，二者缺一不可。一着不慎，往往全盘皆输，爬得高，跌得重，于是历史不断上演一幕幕令人扼腕痛惜的悲剧。从姜太公、管仲到范增、诸葛亮，绵延数千载。其中，管仲和诸葛亮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典型，不仅生前大权在握、得君行志，而且死后备极哀荣。而伍子胥和范增却是反面典型，尤其是伍子胥，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被赐死之后，连尸体也被投进了钱塘江。

伍子胥在吴国的地位非常敏感，不同一般人物。他不仅一手策划了刺杀吴王僚的政变，将阖闾扶上王位，又主导了吴对楚的战争。吴国能西破强楚，南败越国，一跃成为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伍子胥功莫大焉。据他自己临死前向吴王夫差表功的那番话：“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他这样一位亚父级别的前朝元老、这样一位本来就功高震主的人物公开与吴王夫差唱反调，屡屡坚持异议，尽管其初衷是忠君爱国，实际上却形成了对国君权威的极大挑战。吴王夫差所面临的不仅是战略分歧问题，更是维护自己一把手权威的问题。如果向其他地位轻微的卿大夫低头让步，还可以博得从善如流、虚心纳谏的美名。但对伍子胥不同，在伍子胥面前吴王夫差极想展示一把手的权威和自信，“我才是吴国的王”，这与伍子胥的功高震主不无关系。

所以伍子胥种种强硬的做法也逼迫吴王夫差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既然这种战略分歧已经公开，作为一国之君，难道他除了证明自己才是正确的、自己才是说了算的还有别的选择吗？尤其在伐齐大获全胜、吴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之后，也就更没有回头的余地了。此后吴王夫差连续伐齐，继续推行自己的激进称霸战略。

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其实这种情况，无论是齐桓公与管仲也好，还是齐庄公与晏子也好，在他们之间都出现过。管仲与齐桓公的合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管仲为相后，深知“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主张走稳健的路线，力劝桓公“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以休养生息、厚养民力为本。可惜桓公年少气盛，听不进管仲的金玉良言。亟欲在“治国平天下”方面小试身手，不顾齐国疮痍未复，屡屡提出“缮兵”以加强齐国的军事力量，甚至时不时想拿鲁、宋等在当时来说并不算小的诸侯国开刀。高明的管仲并没有强谏力争，而是决定放桓公一试，待他尝到苦头迷途知返之际，再加以因势利导。同时，暗中发力，维系国政，不致使齐国的局势一败不可收拾。最终，吃到苦头的齐桓公很快又回到管仲的路线上了，君臣同心勠力，共谋霸业，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辉煌功勋。

晏子与齐庄公则是另一番情况。一意孤行的齐庄公喜欢养勇士，做事不讲规矩，不顾道义，全靠武力摆平。在外交上又不顾实力不济，一意挑战如日中天的晋国的霸权，导致齐晋关系破裂，兵戎相见。晏子屡次苦谏，齐庄公不仅不采纳，还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晏子见齐庄公难以回头，他这个齐相再做下去也没意思，为避免矛盾激化，毅然辞去高官厚禄，归隐海滨。真正做到了“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对比管仲和晏子，伍子胥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只会做事，不会做人。

另外就是托孤大臣往往德高望重，权力过大，已经严重威胁到君主对天下的有效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往往会削弱托孤大臣的权力，扶持威望较低的大臣入阁主事。新阁臣正因为威望较低，权力又是君主赐予，所以在相当时间内不会威胁到君主地位。

伍子胥在吴王阖闾眼中，以前是个反楚复仇的政治工具，后来，在成为托孤大臣后，成为在吴国呼风唤雨的政治工具。伍子胥告诉夫差：“太子未有定，我入则决矣！”在伍子胥的强硬坚持下，阖闾有些无奈，只好违心地立夫差为太子。

这是伍子胥的自作聪明处，他自以为扶持夫差上位有功，夫差继位后便会奉自己为大国师，从而把吴国玩弄于股掌之下。一千年后，隋朝太子杨勇被废，晋王杨广买通了第一权臣杨素这条线，暗中运作，果然成功登上大位。杨素也以为他能完全控制杨广，结果发现杨广对他处处紧逼。杨广希望杨素早点见阎王，主要原因是杨素对杨广当皇帝有大功，每一次见到杨素，杨广都产生一种负债感，这对君主来说是极痛苦的。

夫差对伍子胥的感觉同样如此，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新君都对托孤大臣产生反感，伍子胥——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只会做事不会做人9甚至刀兵相向，问题就出在这里。权力向来是排他的，但君主的最高权力却是由大臣施舍的，这种屈辱感不是正常人能忍受得了的。伍子胥一直没有看透这一层关系，还沉浸在拥立夫差的美梦中不能自醒。等到夫差不动声色地把同为楚人奔吴的伯嚭安插在伍子胥的身边，伍子胥才大呼上当，而此时，夫差已经继位12年了。

夫差舍励精图治之越而伐日益衰落之齐的战略，可以说是吴国军事战略上的一大败笔。伍子胥几次向吴王夫差进谏，从战略的角度分别剖析了越国与齐晋和吴国的关系，指出与吴接壤比邻、山川风土相似的越国乃心腹之患，而远在千里的齐并不足以对吴国形成实质性的威胁，不过是癣疥之疾，劝夫差把心思放在对付越国上。

岂不知夫差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念念不忘报仇雪耻的夫差了，为满足自己风云人物的虚荣，哪里管得了许多？尤其是像伍子胥这样的前朝元老，总与自己唱对台戏，非得显示自己多么高明不可。事事都听你的，还要我这国君干什么？夫差心中早已对伍子胥暗怀不满，只是碍于面子没说而已，对伍子胥合情入理的分析，他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一心憧憬着征服齐、晋，称霸中原的美梦。所以伍子胥越是反对伐齐，吴王夫差越是要干下去，以证明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遂率吴精兵而出，与内乱不止的齐国战于艾陵，大获全胜。凯旋归来，吴王夫差也就更加看不上伍子胥了，以为他只是个过时的老糊涂。

初次伐齐尝到了甜头，夫差开始致力于经营北方，时不时地敲打一下邹鲁之君，俨然霸主。四年后，夫差再度伐齐，伍子胥又不合时宜地站出来反对，再次要求吴王改弦易辙，先灭掉越国。而把准了吴国脉搏的勾践君臣最希望看到的是吴国劳师远征齐国，倾力经营北方。吴国国小民少，与齐、晋等大国相比，打不起持久战，夫差致力于经营的霸业，其实是个美丽的泡沫。待到吴国与齐、晋消耗得差不多时，越国好乘虚而入，趁火打劫，在灭掉吴国的同时，也顺手摘下霸业这颗桃子。所以他们把美女、珠宝源源不断地送到伯嚭家中，让他把祸水引向齐、晋。伍子胥屡屡提起伐越的建议，等于绝了伯嚭的财路，两人矛盾激化。而伯嚭作为吴王夫差路线的坚定拥护者，正红得发紫，夫差近乎对他言听计从。在伯嚭的怂恿下，吴王日益疏离伍子胥，更加坚定地执行伐齐战略。

到了这一步，吴王夫差与伍子胥在战略上的分歧已经完全公开了。伍子胥的战略是先灭掉越国，并其土地人民，既可扫除心腹之患，又可增强吴国的实力。后方稳定之后，再考虑齐、晋的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属于稳健务实派。

而年轻气盛的吴王夫差显然不愿走这条路，他看到楚、越新败，元气已丧。而齐、1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晋两个老牌强国则内乱不止，卿大夫拉帮结派，一国分成几个山头，这是吴国称霸千载难逢的良机。因此想利用吴国积累起来的军事优势，北威齐、晋，一举成就霸业，属于激进派。应该说吴王夫差的这一战略考虑并非没有道理，像吴国这样的夷蛮蕞尔小邦，一旦秦、楚、晋、齐等老牌强国缓过劲来，基本没有争霸中原的机会。

如何处理与吴王夫差的战略分歧，这是伍子胥首先要考虑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伍子胥实际上做出了最不应该的选择。不仅造成了君臣矛盾激化、自己伏剑而死的悲剧，更使吴国在错误的道路上一去不回头。伍子胥身处亚父的地位，在与吴王夫差出现战略分歧时，不能妥善弥缝君臣关系，主动维护吴王的权威。相反，他因自己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固执己见，不肯妥协，一味用强，侵犯了吴王的权威。

“既已侵君之权，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尝有也。”最终在吴王眼中由定国元老变成了倚老卖老、带头不遵国家法度的绊脚石，即使伯嚭不居间挑拨，只怕其悲剧的结局也难以避免了。

3.不顾民族和国家大义倒行逆施伍子胥借敌国兵力灭掉自己国家的行为，大师梁启超曾经批判其为叛徒、内奸。

另有许多古圣先贤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价。在司马迁看来，伍子胥的复仇行为完全是在九死一生后的一种心理压力与仇恨的总爆发，无可厚非。孟子认为，臣对于君不是毫无原则的愚忠。楚王昏庸无道，残害忠良伍氏一家，伍子胥完全可以“视君如寇仇”。而这种“视君如寇仇”之下的举动完全是像周武王诛灭商纣一样符合天道，并非不忠。此外，《春秋公羊传》中也说，伍奢忠言进谏，却被听信谗言的楚王杀害，伍子胥复仇也完全是可以的，并非违反天道人伦。同时，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成就了“隐忍就功名”的大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并能名垂青史，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且，在司马迁的观念中，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都是兄弟，国应该是包括各民族的同一国家。他认为，伍子胥借兵复仇，本是在中国内部各个诸侯国的纷争，并非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斗。因此，在司马迁看来，伍子胥的借吴兵报仇，并非背叛祖国、不忠君、有违天道人伦，完全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合理的。

然而，伍子胥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一己私利，即：报杀父兄之仇。他提出采取“疲楚误楚”的战略方针，经过数年努力，终使吴国在柏举一战中以少胜多，打败强楚并攻入郢都。为解心头之恨，伍子胥请求吴王准许自己掘楚平王之墓并鞭尸。“手持九节铜鞭，肉烂骨折”，犹不解恨，此后更是“左足践其腹，右手抉其伍子胥——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只会做事不会做人11目”，并骂道：“汝生时枉有目珠，听信谗言，不辨忠良，杀吾父兄，岂不冤哉！”又割下平王的头，把衣物棺木全部销毁，连同尸骨弃于荒野。按理说，冤有头债有主，伍子胥找楚平王报杀父兄之仇倒也情有可原。可他仍不肯善罢甘休，又让吴兵拆楚宗室庙，奸淫楚宫室女，寝大夫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虽然孙武极力劝阻，但在伍子胥的蛊惑下，吴王根本不听。其残暴变态之举，连昔日楚国的好朋友申包胥都看不过去，让人告诉伍子胥：“你的报仇未免太过分，我听人说，人多要以胜天，但天道也能破人谋计，你从前是平王臣子，现在却污辱他，难道不是丧尽天良吗？”伍子胥却不以为然地说：“替我跟申包胥说，我像快下山的太阳已无路可走，所以我违背天理不择手段行事。”日暮途穷、倒行逆施这两个成语就是从他这儿来的。

吴军进入郢都后为非作歹，给楚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令楚人大惧，也把楚人逼上绝境。举国上下同仇敌忾，自发组织起来，鱼死网破与吴军拼死相搏，竟一夜而三败吴人，将吴军赶出国境，使得楚国成功复兴。为泄一己私愤，伍子胥不顾民族和国家大义，不仅让吴楚两国生灵涂炭，无辜百姓遭殃，也让吴国多年战争准备所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对此，后人有诗这样评价道：“知否申胥本楚人，引吴攻楚有私因。可怜祖国好儿女，半作伍家偿命身。”阖闾死，夫差继位，破越并称霸中原之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厉兵秣马，随时准备报亡国之恨。伍子胥由此预感吴国终将为越国所灭，于是谏言夫差灭掉越国这个心腹之患。夫差没有听从伍子胥的意见。此时，伍子胥的私心再度抬头，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今后不受伤害，他甘冒叛国的风险，竟乘吴王派他出使齐国下挑战书之机，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改姓王孙氏。身为吴国大臣，却把自己的子女托付给敌国照看，这无疑给了有心人以“里通外国，心怀二心”的口实。再有道的君王也受不了臣子这种公然背叛，何况本来就有些昏庸的夫差呀。于是，夫差赐剑令其自杀。

如果伍子胥拼死相谏，也算是一大忠臣。如果抗旨不遵，反戈一击，也算是一条汉子。但他选择了服从。做顺臣也就罢了，偏偏他还鸭子死了嘴硬，临死前交代手下人，一定要把眼珠挖下来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亲眼看有朝一日越国从这里进来灭吴。

4.仇恨已经占领了伍子胥的精神世界在公元前516年，当楚平王去世的消息传到姑苏时，伍子胥竟然号啕痛哭，他1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恶狠狠地告诉和他共患难的太子建之子熊胜：“你祖父死得太早了，可惜我的复仇大业！不能亲手杀死你的祖父，恨！”已经长大成人的熊胜默然无语。

伍子胥非常狠辣，为了他的复仇计划，他可以背叛吴王僚，也可以出卖吴王僚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公子庆忌。人们往往注意到伍子胥的吴国相国、大夫等重臣身份，却忽略了伍子胥还有另外一个较为隐秘的身份，就是吴国特务暗杀小组组长。

这不是诬蔑伍子胥，春秋时代有两大著名刺客，一是刺杀吴王僚的专诸，一是刺杀吴王僚之子庆忌的要离。这两位暗杀高手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伍子胥推荐给阖闾的。

老话常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伍子胥这样的人推荐的，个个都不是善类。

专诸情况还好些，知道在刺杀吴王僚之前把老母幼子托付给阖闾，而要离做得更过分，为了骗取庆忌的信任，要离居然让阖闾把自己的妻儿烧死于市。

伍子胥的豪侠仗义，倒是和《水浒传》中的江湖第一好汉武松非常相似，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但江湖气太重，不明事理，杀人如麻，伍子胥同样如此。为了实现自己的复仇大业，伍子胥不停地在正义和邪恶之间变脸，甚至在伍子胥眼里，阖闾也不过是个复仇工具。

阖闾是个聪明人，他当然知道伍子胥只是把他当成实现复仇目标的平台。不过阖闾也不是寻常人，他为了自己的灭楚大计，同样可以做到忍人所不能忍。

伍子胥的复仇快感，在吴军士兵刨开楚平王陵、将楚平王还没有腐烂的尸体摆在伍子胥面前时，伍子胥积累十多年的屈辱、痛苦和悲愤，在他用力举起铁鞭的那一刻，烟消云散。

伍子胥对楚平王恨得咬牙切齿，虽然他面对的是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但在伍子胥看来，他屈辱地活下来，就是为了这一天。即使是尸体，也是楚平王的。

伍子胥用了平生的力气，对着楚平王的尸体狠抽了三百铁鞭。即使如此，伍子胥依然不解恨，他扔掉铁鞭，左脚踩在尸体的肚子上，右手抠出了尸体的眼睛，一边抠一边声嘶力竭地哭喊：“让你听信费无忌的谗言，害我父兄！”仇报完了，伍子胥突然失去了人生奋斗的目标，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5.只认目标不认人，更不谈所谓的感情勾践在吴都姑苏当过三年的奴隶，而伍子胥同样在姑苏当过一段时间的疯子，勾践当奴隶是在演戏，伍子胥同样是在表演。伍子胥每天披头散发，赤着脚走在姑伍子胥——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只会做事不会做人13苏的石板道上，嘴里嘟嘟囔囔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双手放在胸前摇来摇去。

伍子胥这么做的动机很简单，他在吴国人生地不熟，他是没有正常渠道接近吴国最高统治层的。伍子胥唯一的机会就是出现在公开场合，进行夸张的肢体表演，来吸引别人的注意。伍子胥相信一点，在看他夸张表演的观众中，肯定有吴国高层散布在民间的耳目，而伍子胥要等的，就是这个人。

不是所有人在街头免费表演都能得到喝彩声的，伍子胥有别人不能相比的优势，他的外形实在太帅了。据《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身长一丈，腰十围，眉间一尺”，在唯心主义盛行的古代，这样的身体条件往往会被视为奇异之人。

果然，有一位善于相面的吴国市正（市场管理官员）发现了与众不同的伍子胥，并把他推荐给了吴王姬僚。伍子胥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机会，他在和吴王僚的会谈中，侃侃而谈，伍子胥已经看出来吴王僚对他的喜爱，知道自己将有机会完成复仇计划。

其实伍子胥不仅吸引了吴王僚的注意，吴王僚的堂弟公子光也盯上了“勇而且智”的伍子胥，想把伍子胥收入帐下，留为己用。伍子胥眼光毒辣，一眼就看穿了公子光藏在内心深处不敢示人的秘密——杀僚自为吴王。

现在伍子胥面临两个选择：保僚杀光、保光杀僚。从伍子胥奔吴的目标来看，谁能替他报杀父兄之仇，他就会站在谁的船上。问题是吴王僚和公子光都有对外征服的雄心，所以伍子胥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公子光比吴王僚的野心更大，能力更强，所以伍子胥还没有和吴王僚过完蜜月，就钻进了公子光的洞房。

只认目标不认人，更谈不上所谓的感情，这是勾践和伍子胥的一个共同点。文种为勾践灭吴立下不世奇功，结果勾践一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逼文种自杀。伍子胥做事也够狠辣，吴王僚对他有知遇之恩，伍子胥却在暗中帮助公子光密谋政变。

“专诸刺王僚”，是春秋时代非常著名的一场宫廷政变，钩心斗角、暗藏杀机、步步惊魂，最终一箭穿心，成就了公子光称雄东南的不世霸业。号称春秋四大刺客之一的专诸，就是伍子胥从民间搜寻来的，并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在伍子胥看来，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就是正义，所以伍子胥不会对吴王僚有什么负罪心理。

伯嚭和伍子胥是旧交，他的不幸遭遇几乎复制了伍子胥的人生路线图，伯嚭的祖父是楚国左尹白州犁，也是因为费无忌暗中捣鬼，白州犁被杀，伯嚭听说伍子胥在吴国当官，就跑到吴国混饭吃。伍子胥常常看得清别人，比如勾践在姑苏上演的苦肉计，一眼就被伍子胥戳穿，但他往往看不清自己。伯嚭之所以能以火箭上天的1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速度在吴国官场蹿红，实际上是伍子胥自掘坟墓的结果。

吴国大夫被离看出伯嚭不是个善类，“喜之为人，鹰视虎步，专功擅杀之性，不可亲也”。劝伍子胥和伯嚭拉开距离。伍子胥只相信自己的感觉，他不听被离的劝告，说伯嚭与我同是楚人，又家遭横祸，我们是同病相怜的兄弟，伯嚭岂能害我？

事实却狠狠抽了伍子胥一记响亮的耳光，伯嚭不仅得到了阖闾的信任，身居显要，夫差继位后，伯嚭迅速取代了伍子胥在夫差心中的地位，虽然伍子胥在名义上还是第一阁臣。伯嚭曾经在私下场合多次拆伍子胥的台，他劝夫差要小心伍子胥，说伍子胥“为人强暴，大王最好离他远点”。夫差不住地点头：“寡人知之。”当伍子胥有所醒悟时，他悲凉地发现，他身边全是敌人，包括夫差、伯嚭，以及在姑苏卖力表演的越王勾践以及范蠡，甚至还包括春秋第一美女间谍西施。

屈原——在理想王国里为民请命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15屈原——在理想王国里为民请命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前340—前278），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名平，字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天问》等，与《诗经》并称“风骚”。

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群星丽天，精英辈出，屈原正是这一时代卓异的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赋“惊采绝艳”的艺术魅力和他“与日月争光”的人格魅力一直吸引着历代学者沉潜屈学，剔抉爬梳，探绩索隐。

特别是屈原的人格光芒更是烛照人类的灵魂，使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精神困境中，借解骚拟骚，自觉肩负历史的责任和文化的使命，通过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转化，铸造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之链。

诗品出于人品，风格即人格，中西诗学都注意到人格对艺术作品的境界格调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这种“德”“言”互谐的传统审美理论，尤其可以通过伟大作家的实践得到令人信服的印证。屈原，正是以其“言若丹青”的发愤之文，“直若砒矢”的悲剧人格实现了人格与诗格的交融。在先秦实践理性的光芒照耀下，他执着守卫个体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在不妥协的悲壮反抗中，以自己的孤独、血泪和生命写就了庄严的人生诗篇，铸造了伟大高尚的人格。当面容憔悴、形色枯槁的屈原毅然决然投向汨罗江的汹涌波涛时，诗人悲壮的死肯定了生的价值，那是中华民族灵魂不朽的华章。

一、屈原的人生历程（一）青壮年时期辗转于政治旋涡中1.春风得意，踌躇满志青年时代的屈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楚怀王十年左右，屈原出任左徒，很受楚怀王信任。尽管《橘颂》可能作于左徒任职之前，但作为早期作品也反映了1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此时屈原的心态和个性。它通过类比联想、托物言志、纷繁美盛的“后皇嘉树”与英姿勃发的青年屈原叠印，独立不迁、深固难徙的自然本性与屈原的完美人格统一，客观事物与主观心理融合。其所确立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的宏大志向以及“行比伯夷”的自我勉励绝不是纨绔子弟与庸常之人可比的。

全诗没有忧伤愤懑的情绪，相反，它充满着意气风发的昂扬情调。参之《涉江》开头之言“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以及《惜往日》首八句，此时的屈原活跃、自信、明快而充满了抱负，以大刀阔斧的改革者和现实的叛逆者身份出现于政治舞台。其强烈的自尊心和超常的自信心既延伸到后来的作品中，也为以后的挫折情绪埋下伏笔。

2.忧愁幽思，感伤悲慨屈原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最辉煌的时期并不长久。楚怀王十五年左右，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退守其世职三闾大夫，投闲置散。《离骚》作于壮年是明确的，乃见疏之后所作也是可信的。姜亮夫认为，“不过屈原作品二十五篇，《离骚》一篇确有概括总领的气象。”①这一看法极有见地和启发性，作为代表作，《离骚》是屈原一生经历和全部作品思想情感的写照，因而探寻《离骚》文心，抽绎屈原悲剧性人格的表现具有标本意义。

姜亮夫对《离骚》结构的划分较为符合屈原的心路历程，第一段可说是屈原对自己早年政治生涯的回顾与反思。屈原固然有着智者的优越性和政治家的敏感性，他才华横溢、博闻强记，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较为清醒的判断，对于楚国的外交和内政都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但屈原的人格特质又注定了他无法成为一个彻底的政治家。他虽有政治家的敏锐和激情，却无纵横家的圆通与韬略，以至于理想与现实相隔得太远。屈原的自恋倾向使他以自我为中心而且自负，他的完美主义使他卓尔不群又孤高自洁，他的认真性和神经质特点使他既感情激烈而外露，又执着于自己的政见而难以变通，这些特点无疑令靳尚、子兰等朝中权贵难以亲和与笼络，加上屈原的智者才华和政治地位以及力主改革楚国现状的决心更是使靳尚等人心生嫉妒，视为异己。屈原的自恋倾向也阻碍了他洞察怀王的个性和心理，其天生的优越感和过于质直的性格想必难以令一国之君的怀王受用。屈原政治悲剧的真正原因其实在于怀王对他的不接受。一是情感上的不接受：在日久天长的交往中，恐怕很少①姜亮夫：《楚辞今译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屈原——在理想王国里为民请命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17有人会喜欢一个自我意识突出、自视甚高、“露才扬己”且情感激烈的人，何况是君临楚国、心胸狭窄的怀王；二是政治上的不接受：怀王目光短浅，根本无心真正改革政治，并因屈原的直谏而疏远他。

现实激烈的内心矛盾冲突无法解决，求索的意志也焦灼得迷离恍惚，在未来憧憬的诱导下，孤独的灵魂进入一种缥缈空灵的幻想境界。“随着幻想的开展，扩张了作者忧愤的深度和广度，驰骋着人生的炽热爱恋与追求。”①屈原只不过以其浪漫奇思将“忧愁幽思”表达得更有质感。需要强调的是，幻设情节是屈原创造力的体现，而屈原人格的悲剧性因摆脱了现实的顾虑而在这里得到了本质性的体现。因为在驰骋的幻想中，情感在忘我的迷狂中将意识挤出清醒的轨道，感性的本我或曰赤子之心充分袒露，自我理想化、完美主义个性、情绪一波三折的不稳定性表露无遗，所以其自恋人格、神经质症状得以充分体现。

总之，壮年屈原刚离开政治舞台中心不久，这当中也有怀王再次重用他出使齐国的经历，到顷襄王二年被放逐，他一直司职三闾大夫，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屈原在政治上并没有绝望，所以他既没有把胸中的块垒叠化为沉郁，也没有激愤不已，无法自控，而是不断地求索，充满着信心和希望。但人格的悲剧性令屈原在一次次的矛盾冲突、内心挣扎和人生抉择中，一步步地走向悲剧的宿命。

3.悬浮感与恐惧感自疏也好，被谗见疏也罢，都还毕竟不是流放至僻壤之地的根本原因。随着怀王被囚禁于秦，顷襄王即位，翌年，屈原被顷襄王怒而迁之陵阳，历时9年而不得归乡。流放之初，屈原作《远游》表达了意欲独善其身的激烈内心冲突和暂得平复的悲凉意绪。从屈原对他那个时代士人价值取向和人格风范的认同以及一以贯之的形象化的生理洁癖和道德洁癖来看，作出世之想以暂时愈合放逐的巨大创伤，寻求“安全”的居所来安顿悬浮的心灵是可能的。屈原的无可奈何之处在于《远游》开篇所说“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所谓“时俗之迫厄”，一是此时秦兵大举南侵，复兴楚国的理想渐渐黯淡；二是自己“遭沉浊而污秽”的放逐处境，此种境遇类似后来司马迁遭受宫刑的屈辱，对一向以贤臣自居而自尊自信的屈原来说，强烈的挫折感是前所未有的。诗人对“遭沉浊而污秽”的放逐心情作了仔细描述，为出世之精神遨游作铺垫。萨义德曾指出：“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在古代，①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1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流放是特别可怖的惩罚，因为不只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地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离乡背井，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①其深邃的生命恐惧感正源自一种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似我非我的悬浮感，是后来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式的卓绝的孤独意识，豪壮而不悲痛，是人到中年，四顾无人，空“前”绝“后”的“历史中间物”，是无可奈何的幽怨。

（二）中晚年时期徘徊在境界线上1.精神恍惚，感知错幻中晚期的屈原，经常处于精神恍惚、思维紊乱的状态，随意联想，把诸多往事错杂在一起从而导致作品中地理方位的错乱和无序。在《涉江》中，他一会儿登昆仑，一会儿到了鄂渚山皋，诚所谓“迷不知吾所如”也。《哀郢》曰：“当陵阳之焉至兮，森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如果把陵阳、夏、东门都当地名解，其思维紊乱简直无以复加；即使只把东门当地名解，面对送己东来的茫茫江水，又不知将再往何方，突然又哀叹起楚迁陈后郢都废墟之荒芜，其思维的跳跃也是很随意的。

屈赋多有相同诗句或相近诗句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晚年尤甚。晚年屈原由于“怀忧苦毒，愁思沸郁（怀着愁苦和怨毒，郁郁寡欢）”的放逐压力，失眠多梦、躯体伤痛等造成精神恍惚，注意力游移，因而有重复表达、语无伦次、思维紊乱的现象是极有可能的。

文艺心理学研究表明，艺术家的感知错幻与其人格特质以及缺失性体验带来的生理、心理状态有关。屈原具有明显的神经质倾向和自恋人格，在感觉表现上集中体现为敏感性。诗人气质和赤子之心更将其敏锐的感觉烙上过敏的印痕。从自疏或见疏到放逐，屈原的缺失性体验日重一日，为了克服缺失、寻求满足，屈原的认知活力特别是想象力被激发起来，并日甚一日。经过理性思维的整合，敏锐而至过敏的感觉、习得的文化记忆(特别是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对昏君佞臣的怨怼情感、对楚地奇异山川风物钟情便使屈原的想象丰富而奇异，思维跳跃而往复，从而形成壮丽奇幻的诗风。

幻觉与幻想是不同范畴的概念，幻觉属知觉范畴，幻想属思维范畴，幻想是理①[美]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4页。

屈原——在理想王国里为民请命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19性思维对表象的创造性加工的产物，主体是自知的；幻觉是不自知的。习惯性的、持续深入的幻想容易使人产生幻觉而不自知，并且信以为真。在屈原充满幻想的作品中，《离骚》《九歌》中的幻想有接近感知错幻的地方，到了放逐江南特别是怀王客死之后，《九章》的多数作品和《招魂》有了明显的感知错幻。艺术想象尤其是幻想消解了屈原的缺失，超现实的意象和奇幻的艺术境界也给读者带来了陌生的审美感受。历代学者都注意到屈原这种艺术思维的独特性，它提醒我们，艺术变形不能和心理变态划等号。但是通过幻想来消解缺失，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因为幻想中的理性成分在更强烈的缺失性体验面前往往无能为力，生理和心理状态变化更为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往往会出现感知错幻。感知错幻的程度取决于缺失的严重程度。屈原被流放到楚国的江泽地带去，深重的打击使其神志凌乱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精神上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幻觉和联想。

到了晚年，屈原处于严重的缺失状态之中，不仅美政理想化为泡影，楚国面临亡国的命运，而且自身随着年龄的老去，放逐的折磨，生理和心理上也都出现疲态。

此时屈原将心中的欲望所形成的意象往往幻化到某一现实对象上，以至将与所需对象有某种相像之处的对象错幻的感知。在感知错幻中，幻听最为常见，幻视次之，而多见鲜明生动的形象，亦可为支离破碎的人形或令人惊恐的怪物猛兽。学界多数认为《招魂》乃屈原招怀王之魂而作，有意味的是它对恐怖所做的夸饰而富于刺激性的描写：索魂的巨人身高千仞，十个太阳交替而出、流金铄石，食人土著，丛丛的毒蛇，健走千里的大狐，九头的巨蟒，还有西方的千里流沙、北方的层层冰雪、天上的豺狼虎豹、幽都的凶恶土伯，等等。这与屈原惯常描写高迈飘逸的美丽幻境迥然不同。精神病理学认为，在恐惧不安者的心中，正常世界曲折变形，并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妄想状态下出现与猜疑、恐惧等内容一致的幻觉，因此恐惧不安的世界也是一种被歪曲的世界。我们多次提到，怀王客死于秦，意味着屈原“两美其必合”的理想化为泡影，加之楚国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兵败地削，亡国迫在眉睫，屈原的心理也处在崩溃的边缘。由此，在屈原内心产生强烈的恐惧情绪和连绵的恐惧幻觉，并产生了面向崩溃“控诉”恐惧的能量和表现力。当屈原借助创作招魂词为怀王招魂时，在妄想和幻觉作用下，一方面可将内心燃烧着的恐怖感情形象化、视觉化，从而表达自我的恐惧心理；另一方面隐匿在创作背后的有种逃避恐怖现实的心理动机，既可在变形的恐怖描写中实现为怀王招魂的现实目的，也可借助迷狂心态下的创作消弭内心的恐惧。正如岩井宽所言：“变形者对自身内部不安定的控2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诉，能够使正常者看到在正常范围中难以看到的某种状态，并受到异常感动。”①2.情绪躁狂，亢进兴奋躁狂是与抑郁相对的一种精神异常状态，屈原在中晚年时有躁狂表现。这从他两种风格的作品。一是自言自语式的《涉江》和《天问》，一是对话式的《渔父》《卜居》和《招魂》可以得到印证。

《涉江》叙写了屈原渡江而南，溯沅水西上，独处深山的流放经历和心情。虽然“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但其心情高涨甚至于兴奋。“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是这首诗的主旋律，在历史的反思中，他清楚地知道“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所以他屡屡表明自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的志向和决心：“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将《涉江》与《悲回风》对读，前者清醒的自信昂扬情绪与后者低徊的自怜幽独情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天问》将情绪的躁狂推向极致，一气呵成地问出一百七十几个问题，思维之活跃、情绪之狷急是正常精神状态的人难以达到的。诚如岩井宽指出：“正常者用常识性的判断很难认识它。躁病者在进行表现时，上一个形象还没有完成，下一个形象接着又被表现。躁病者的头脑中同时有几个形象要表现时，由于没有顺序和序列，这些形象就像连射炮弹一样，同时被射出，产生重复的、非连续性的形象效果。观者很难看懂描绘者的表现意图。”②贺贻孙《骚筏》云：“《天问》一篇，无首无尾，无伦无次，无断无案，倏而问此，倏而问彼，倏而问可解，倏而问不可解；盖烦慈已极，触目伤心，人间天上，无非疑端。既以自广，实自伤也。”以创作心理论之，贺氏看到了屈原“烦懑已极”之处，在孤独无人语之的情况下，自言自语，质问苍天，连篇累牍，一气直下，不容置喙，既是屈原一以贯之的求索意志和自我中心的体现，也是躁狂亢进情绪的典型表现。

《卜居》中，屈原“心烦虑乱，不知所从”，可见他是在心灵困惑之时来卜问的，他希望得到一种心灵与精神的指引，但似乎是明知故问，问题的答案似乎已经蕴涵在提问之中，决断在做出选择之前已经定好。《招魂》借巫阳之口，“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特别是对楚国宫室、陈设、饮食、女乐、歌舞、博弈等方面的豪富堂皇极尽铺陈之能事，其铺张扬厉的气势和《卜居》中的排比气势一样，①[日]岩井宽著，倪洪泉译：《境界线的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②[日]岩井宽著，倪洪泉译：《境界线的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屈原——在理想王国里为民请命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21显然抑宾扬主，虽然是对话，但无异于自言自语，它再一次证明了屈原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也可以说是情绪躁狂在诗歌结构上的显现。《渔父》中的对话，二者是对等的，清与浊，醒与醉，进与退，儒家与道家，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在对话中展开，平等对话构成极大的张力，屈原内心尖锐的冲突也在这种张力中被放大。人们多以屈原清醒地选择注意到其人格操守的伟大之处，在渔夫莞尔一笑和《沧浪之歌》的袅袅余音中，分明有屈原内心选择的焦灼与狂躁。

3.焦虑症与绝望感我们从《远游》中可以看到屈原似我非我、若即若离的悬浮感和深邃的生命恐惧感。到了晚年，其基本需要满足的程度趋于最小值，自尊的需要在有限的范围里被自我无限地放大，完善自己的人格成为最后的支撑。对家国大限即将来临和个体之死的焦虑，使得似我非我、若即若离的悬浮感让位于从容站在死神面前的踏实感。

首先，他对楚国的命运和衰亡感到忧心如焚，焦虑楚国的盛世一去不返，亡国的灾祸马上就要降临，但自己在历史的巨轮碾过来时，一己的身躯和力量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行将就木的楚国就像一匹丢失了髻衔而狂奔失路的老马，也像没了舟楫而处于风浪中的小船，一种君国将亡的忧患和恐惧强烈地啃噬着忠君爱国的屈原的心灵，“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的男儿气概在此时再也不能赋予他力量，相反，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大厦将倾而无力回天。

其次，是他对个体死亡空前冷静的思考和自我拯救的无望。如《涉江》云：“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悲回风》言：“见伯夷之放迹”，“悲申徒之抗迹”。屈原从历代忠臣悲惨命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了命运的归宿。将古人引为同道并试图效仿，历代忠臣的命运轨迹在心头划过之后，冰冷的死亡选择的意志也变得坚决果敢。在《怀沙》中，他不仅抒写了自己即将就死的悲哀，而且在乱辞中表达了“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的决心。至《惜往日》，屈原开始痛楚地盘点自己的一生。美好的人生是怀揣丰沛的生命力上路的，那时有多少天真烂漫的憧憬和一厢情愿的使命感，可是谗人嫉妒，障壅（yōng堵塞）蔽隐，贞臣无由，在悲凉的放逐中走到今天，往古君臣遇合是那样的美好，也是那样的无常，家国在“背法度而心治”中没有理性地衰败着，冤屈的一生辜负了家族的期许，耗尽了内美和修能的青春光泽，生命的意志在辗转迁徙的流亡中磨损得粗糙如沙，最后一滴生命的灯油须将自尊与警世的希望点燃。在经历了炼狱般精神折磨后的屈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其人格意志的大我却定格在历史的时空。蒋骥感2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慨道：“夫欲生悟其君不得，卒以死悟之。”①如果屈原之死只能够使顷襄王幡然悔悟，则死亡的价值不足道哉。

徘徊在境界线上的屈原，历经磨难，饱受精神折磨的痛苦，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异常，但他对现实政治的绝望并没有让他放弃自己，他仍然执着于现实的批判和人格的完善，而且犀利批判和自我完善的激情与日俱增，这正是屈原感人至深的伟大之处。由此，站在人性的高度，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理解屈原的心理冲突与困顿中的异常，把屈原当作一个“人”而非“神”来看待，我们就不会因其心理异常而否认其人性的光芒和人格的力量。

4.以死叩问生存价值梁启超曾说过：“研究屈原，应当以他的自杀为出发点。”②对屈原的死因分析和如何看待屈原之死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自汉代以来，历代学者对屈原的死因探讨有诸多歧说异见，闻一多曾总结为“泄忿说”“洁身说”“忧国说”。③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对屈原死因的分析已大大超出了闻一多的概括，如殉国说、殉道说、殉楚文化说、政治悲剧说、人格缺陷说、赐死说等等，其中有的乃前人之说的延伸，有的乃整合而出之，有的乃新的创见。值得说明的有两点：一是20世纪40—50年代郭沫若所倡殉国说，社会影响至为深远，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倡殉道说，学术影响至今犹存。前者强调屈原自杀的外部社会政治环境的推动力，后者强调屈原自杀的主观思想和情感的内驱力。二是诸家之说虽各有侧重，但囿于学术生态环境，试图全面澄清屈原自杀迷雾的努力往往陷入主观、客观二元对立的模式之中。

“两美其必合”是屈原的人生信念和人生定位，强烈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以及早年政治上的成功更坚定了这一人生信念，对楚怀王的知遇之恩和急于成就美政理想的强烈动机让这一人生定位更加牢固。应该说，屈原的人生信念和人生定位带有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浪漫诗人的感性色彩。“两美其必合”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君必须是“美”的，是有王霸天下之气和宽广胸怀的圣君，而且他必须像臣对君忠贞不贰一样地对贤臣充分信任。但这一切终归虚妄，怀王全然没有将一个自高自大的臣子看得那么伟岸，楚宫台榭间缭绕的巫音和笙歌淹没了后宫怨妇的哭声，也淹没了屈子苦难的行吟。当漫长的等待濒临绝望之时，也是八百年楚国大厦崩塌之际。既①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

②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

③闻一多：《读骚杂记》，《天津益世报》1935年4月3日。

屈原——在理想王国里为民请命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23然“两美其必合”中失去了爱的凭借，不能实现复兴楚国的壮志，也得保全支撑了自己人生的半璧——完美的人格。屈原希望在保全自己的内美和进一步的修能中凸现贤贞的品质，等待见用的时机；他希望在更激烈的现实抨击中揭露群小蒙蔽君王、壅塞贤贞之路的行径，以期灵修一悟。忠君的梦魇如魔附体一般，在屈原的赤子之心中盘踞一生。以此观之，绝命辞《惜往日》之“宁溘（ka忽然）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恐壅君之不识”恐怕不仅仅是恐一己之祸殃之再有和恐壅君之不识己之冤屈，确有以一死这种最决绝的方式实现最醒目的人格升华的目的。

屈原之死也与他最后绝望时生理疲惫、心理异常有一定的关系。长年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从不间歇也永无止境，对生命的厌倦情绪也是极有可能产生的。郭沫若曾指出：“过着三十多年的悲剧生活的人，论道理也不会健康得起来。他的悲伤忧郁，长久不能去怀。精神和身体都不能不受损害。”①在晚年心理异常的夹击下，对生活的绝望和对生命的厌倦极易造成生命意志的断裂，而自杀也就成了必然。

在屈原死因的探讨上，黄灵庚的体察和研究极有见地。他认为，屈原内美的核心基质除了血缘之“正”外，还包蕴着一种与“正”完全相对的质素——血缘之“奇”。

“正”的人格面使他在幽昧险隘的浊世中高扬“中正”的理性旗帜，清醒、敏锐、认真、自尊、自信，自觉肩负楚国的历史使命，志向远大又意志坚强；天生的奇气异质，赋予了他完美执着、狂放不羁、注重情感、好使性气又多奇思异想的个性，使他一往情深地沉溺在远古原始巫风的激情中。以内美为基础的双重人格，是一个两极相斥的人格悖论，而自杀是屈原维持其双重人格独立完整的必然结果，所以屈原自杀与其说是社会悲剧，毋宁说是他人格缺陷的悲剧。②二、屈原的自恋人格（一）屈原的自恋人格的表现屈赋是屈原人格的诗化表达，屈原人格在其生活行为及审美创造中生成。屈原具有自恋人格倾向，这在屈赋中时有表现，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际关系和政治生命。

第一，屈原突出自我意识，重视自我关注。屈赋中一再重复着“我”“余”“吾”“联”“予”等词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屈原自我意识突出，有着强烈的自我关注①郭沫若：《屈原研究》，见《郭沫若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

②参见黄灵庚：《论屈原之死》，《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1996年第7期。

2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倾向。第一人称带有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作为一种本色化的语言，尤其能够唤起人的本色体验，正所谓“言为心声”。它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身份自觉时代到来以后屈原强烈的主体意识，又表现了作为楚国贵族知识分子一员的屈原自觉担当文化使命的“舍我其谁”气概。从自我防御机制来看，这是一种自居作用。屈原一方面将自己理想化为内美与外美高度统一的神人和拯救楚国的英雄，另一方面“以道自任”，在心理上使自我与士人保持统一，迫切于自我实现。我们也注意到，在屈赋中，“我”等第一人称代词的出现，一是反复强调自己的内美和修能，如在《橘颂》《离骚》《涉江》中出现了大段的自我赞美的诗句，将自我理想化，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良好感和天生优越感。屈赋中高大巍峨、气势非凡的男性形象正为此而设。二是将昏君佞臣作为“他者”与“我”并置对照，将自己置于美丽、孤危、哀怨的境地而描述，突出自己的美丽、清高和孤独。屈赋中披花饰草、缠绵悱恻的女性形象即本乎此。从自我防御机制来看，这是一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文饰作用。当个人的行为或动机得不到满足时，为了缓释焦虑和维护自尊，便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的现实处境辩护，这就是文饰心理。在屈原眼中，灵修浩荡、腥臊并御、众芳芜秽却康娱自纵、高枕无忧，自己先后奔走、上下求索、内外兼修却屈心抑志、忍尤攘垢。而一再用重复的形式反复表述自己的心迹，似乎一直在唠叨、放大，在喋喋不休中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邓晓芒指出，屈原对人生理想的追求特别集中地体现在他对于自己人格的“自辩”“辩诬”的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上，透露出一种清高孤傲、洁身自好的自我感和疾恶如仇、愤世不平的激情。①无论自居还是文饰，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心理。

第二，屈赋诡异奇幻，但归根结底是屈原自我意识的结晶。屈赋汪洋恣肆、恢宏诡异的奇幻诗风历来为人所称道，或归因于地域文化，或导源于巫文化，但归根结底是屈原自我意识的结晶。没有香草美人之喻，不足以表达丰富复杂、难以言说的心理；没有大量的象征意象和系统的象征体系，不足以容纳深邃的穿越时空的意蕴；没有变形夸张，不足以表达强烈激荡的情感；没有情节的离奇曲折，不足以展示生命的困顿和追求的执着。我们不否认他那旺盛的创造力，但是我们也认为，原创性的奇幻诗风产生出“陌生化”的力量，在虚构想象、自我满足的同时，艺术镜像不仅吸引读者走出《诗经》克制蕴藉的世界，获取纵态情感的满足，更主要的是①邓晓芒：《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屈原——在理想王国里为民请命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25客观上可以吸引众人将目光投注于自我，获取欣赏、理解、同情的回报。而且在创作的快感中，这种心理愈演愈烈，我们看到，屈赋的诗体形式多样，不断变化，巧丽的才思，博雅的见闻，驳杂的意象，湍急的情感，夹杂着缤纷的色彩纷至沓来、炫人耳目，令人心驰神往、心旌摇荡。班固讥之为“露才扬己”在这里有了很好的注脚，上官大夫谗之“非己莫能为”也许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诽谤。以创作方式来升华是一种积极的自我防御机制，其作用是将压抑转化为社会可以接受的兴趣和活动。屈赋是屈原人格的诗意表达，屈赋标新立异的创造性正是其嘲弄传统、藐视权威、不甘寂寞的入世精神在诗歌创作上的具体表现，既是文化自恋，也是自恋人格在创作过程中的投影。

第三，采用幻想作为自我防御机制。屈赋充满想象，擅长幻想，它既是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也是塑造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标本，以投射自我的方式，表现出对自我人格的强烈认同。最著名的例证是《离骚》中的三次求女、灵氛占卜和巫咸降神。

撇开求索的象征深意，这一段幻设场景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抒情主人公与神灵等同，可用无比的神力驱遣万物，上天下地，一路还可“聊浮游以逍遥”，这是一种在想象中借赋予自己无比的神力来强化自己无力改变处境，以补偿自己在现实中遭受挫折的心理；二是求女之苛刻，俨然具有完美主义者的性格特征，诚如马茂元所说：“屈原求爱的心情是炽热的，可是他选择对象的条件则是苛刻的。他不仅追求美丽的容貌，更重要的是高尚的道德品质??同时，即使有了适当的对象，又必须通过媒介的关系。”①过度补偿心理和完美主义心态都是自恋的典型表现。

第四，屈赋对主人公形象的描述，无不带有文饰自我的自恋倾向。屈赋中峨冠博带、披铗（jiá剑柄）抚剑、驰马江皋、乘鼋（yuán）逐鱼、佩玉饰花、餐英饮露、临风浩歌、逍遥容与等对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描述，无不带有文饰自我的自恋倾向。这里既有仗剑去国、慷慨悲壮的豪杰之风，也有解佩捐玦（ju?有缺口的玉器）、送美南浦的文士风流；既有儒生汲汲于追求、漂泊辗转的憔悴身影，也有隐士纵浪大化、形骸俱忘的逍遥姿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屈原对他那个时代士人价值取向和人格风范的认同，这里再一次反映了他身份的焦虑，一种自我边缘化的焦虑。文饰自我以集纳的方式将各路士人的光芒集于一身，以期得到群体认同，他缓释了这份焦虑也表现了这份焦虑。恋君倾向是自恋的反向作用，即一种用相反方式替代受①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2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压抑愿望的机制。屈原的美政理想必须依托君王才可能实现，既然群芳芜秽、奸小不足与谋、国无人莫我知，而圣贤神眷又遥不可及，那么，即使灵修浩荡、哲王不寤，也必须尽宗室之臣的责任来除壅去障、感化君王，因而除了自恋以外，将世俗情感投射到同性君王身上也就成了唯一选择。对美政理想缺乏弹性的反省，对“腥臊并御，芳不得进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涉江》)的尖刻批判等等也都打上了自恋人格的烙印。

（二）屈原自恋人格的成因对屈原自恋人格的成因，学界曾有人推论可能与屈原童年所遭受的强烈创伤有关，造成了屈原对外在世界的厌恶和否定，以至不得不退回到自我的世界中，从而形成自恋心理。①我们不赞同此论。其一，这种假设以现有的史料无从考证。其二，这种推论并不符合心理学对自恋人格成因的实证分析。目前，心理学界对自恋人格的普遍看法是，自恋与环境的超值评价以及个体的自我塑造有关。

家庭环境是人格培育的温床。《离骚》开篇即追溯世系、详述生辰美好和名字由来，对自己出身的高贵和禀赋的内美无疑是自豪的。《史记·楚世家》曾对屈氏族谱进行梳理，屈瑕是屈原的先祖，自春秋以来，屈瑕子孙历代均担任显职，与生俱来的高贵出身在屈原的记忆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内化为精神上的优越感，这从屈原见疏于怀王、步入中年、忧愁幽思之时还津津乐道于自己的过去上可窥见一斑。

历代学者都注意到其名和字的含义，马茂元的解析至为全面：“正则，是阐明名平之义，言其公正而有法则，合乎天道；高平之地叫做原，灵均是字原之义，言其灵善而均调。”②而这蕴含着向善抑恶的名字是父亲所取。父亲的情操修养和期许不可能不对少年屈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想象，在楚文化氛围中，具有如此出生背景的屈原，一定从出生之日起就备受关注和赞誉，其父母及亲朋必定会过高地评价甚至可能神化他，这使屈原从小就确信自己是禀天地精气而生，理所当然应该是完美的，理所当然对楚国负有特殊使命。由生辰的迷信和家族的超值评价转化为天生的优越感、强烈的自尊心、近乎神化的自信心和完美主义的个性是合乎逻辑的，它与屈原的天才禀赋、诗人气质以及高贵出身一起，构成了屈原自恋人格的内在根源。

自尊心和自信心是自我意识的情感显现。阿德勒曾说：“灵魂生活结构中最重①臧策：《屈原：东方的奈煞西施——论屈原的自恋倾向》，参见郝志达、王锡三主编：《东方诗魂》，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页。

②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屈原——在理想王国里为民请命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27要的决定因素发生于童年伊始。”①心理学研究表明，建构于婴幼儿期的心灵之所以能稳定地支配个体未来的生活与发展，与婴幼儿同特定环境最初建立的肯定或否定的基本反映相关，“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个带着某种倾向性的评价系统，为了保持自身的平衡，将顽强地支配着个体在理性层次寻求与它的情感表现相一致的社会观念认同，使粗疏朦胧的评价系统变为清晰的观念，尽量使个体深层的评价系统与表层的意识趋于一致，以使其人格保持平衡或完整。”②在成长过程中，屈原从小就可能获得了有关自我价值的积极的甚至是超值的评价与体验，这为其在自我塑造过程中强化自尊提供了催化剂，同时，对自己实现父亲的期许和承担家国重任的能力产生了毋庸置疑的自信。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为其好修为常提供了动力支持，并因成功地步入仕途，参与内政外交的决策而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是完美主义的个性让他最终从政治场出局，自尊心和自信心从仕途转向了创作，诗意地自恋可以让自己暂时平衡。

如果自我意识的情感显现剑走偏锋，可以由自我意识的意志部分来调节，比如将自己行动的结果与目的加以比照，以内在的行为准则对自己的言行实行监督和主动的掌握等。但是屈原完美主义的个性一定程度上让他意志失调，他既要实现崇高的理想，又要保持自尊，甚至他自信地认为这两者就是统一的，所谓“两美其必合”也可作如是观。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尼曾这样描述完美主义者的性格特征:“完美主义者有非常高的道德和智力标准，在此基础上他们藐视别人。他们为自己的操行端正深感自豪??要求别人遵守这种标准，并因别人做不到而鄙视他们，从而将自己的自我谴责外表化。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的做法使他们对极少数通过选择的人充满崇敬，而以苛刻的或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人类的大多数。”③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本是做人常识，屈原对人苛刻，对己更为苛刻，虽然对己看起来甚缓，多以自我美化的方式体现，但这正是对自己峻洁人格的自恋与强烈认同，他最后“伏清白以死直”，正是完美主义者的临终宣言。

三、屈原悲剧性人格特质（一）屈原实现远大志向和抱负的近乎偏狭的执着屈原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并为实现它而表现出坚贞顽强的信念、超长非凡的毅力与自律以及对精神之清白近乎偏狭的执着。这是其认真性的表现。在“年岁虽①[奥]阿德勒著，黄光国译：《自卑与超越》，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②童庆炳、程正民主编：《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9页。

③[美]卡伦·霍尼著，王作虹译：《我们的内心冲突》，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2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少”之时就“行比伯夷”，表达出“受命不迁”“苏世独立”(以上引文均见《橘颂》）的人格追求和献身楚国的理想。后遭疏远与流放，仍表现出百折不回的坚强意志，如《离骚》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涉江》所说“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即使绝命之时，“知死之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其坚持人格理想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非凡的意志力。在生与死、去与留、隐与仕的矛盾选择上，他有过激烈的内心冲突，但对生命抱有真诚态度和赤子之心的屈原，不仅对自己的美政理想和生命实践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因之而“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显示出理性选择和实践的同一性，而且对生命本身也从未产生过空虚或荒谬感从而怀疑生命存在的本体意义。在《渔父》中，他表白：“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在生命的历程中，他屡屡以死自誓，在理想化为泡影时，屈原不能允许自己苟活，这种不肯折中的执着的人生态度将屈原的认真性发展到了极致。他这种认真得益于过分的执着，认真得既不能放弃理想又不容忍自己同流合污的生命态度实质上是对精神清白的执着守卫，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近于本能的洁癖。西汉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最早注意到这一点：“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承刘安之论进一步指出：“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曰：“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砒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此论正揭示了屈原忠贞清洁的完美主义个性。值得说明的是，只有将对个人身体洁净程度的迷恋升华为对社会躯体清洁度的追求，才能成为道德偶像。屈原的洁癖在于他以形象化的生理洁癖隐喻了道德洁癖，因而其作为道德楷模历来为人津津乐道。

（二）从屈原一生行事和屈赋文本来看，他应该具有典型的外倾性格这种性格表现为对人际交往的渴求和自我表现的兴奋活跃以及情感表达的激烈。梁启超曾认为屈原有着“极高寒的理想”和“极热烈的情感”，并且说：“彼以一身同时含有矛盾两极之思想：彼对于现社会，极端地恋爱，又极端地厌恶；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彼绝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故终其身与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彼两种矛盾性日日交战于胸中，结果所产烦闷至于为自身所不能担荷而自杀。彼之自杀实其个性屈原——在理想王国里为民请命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29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①梁启超在这里不仅看出了屈原理想的高度以及它所引发的深邃的灵魂孤独感，而且挖掘出屈原所谓“终日自煎自焚”“彼两种矛盾性日日交战于胸中”的焦虑和对灵魂孤独感表达的激烈。梁启超的论断至为恳切，我们进一步认为，为缓释焦虑，排遣孤独，屈原渴求人际交往，在人际交往中乐群而活跃，兴奋度高，露才扬己，“博闻强识，明于治乱”为其“娴于辞令”作好了储备；而其对楚国、楚文化的爱恨交织的强烈感，对振衰起弱、复兴楚国的急迫感和时光飞逝、美人迟暮的紧迫感让他在情感表达上表现出情感外露、易于冲动的特点。

（三）屈原具有震撼古今的力量一为人格力量，二为创造力量。其诗歌创造力量诚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所言：“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屈赋在文学流变中的继承与创造，前人多有论述。屈赋中处处闪动着创造和想象的思维灵光，这与“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有关。高贵的出身、良好的教育、崇高的使命感让他对宇宙人生充满好奇心并且兴趣广泛。所谓“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王逸《楚辞章句》)，对楚国的历史他必然熟谙于心；在楚巫官文化与华夏史官文化的比较中，他思维敏锐，洞察幽微，有着楚地哲人老庄式的智慧。但他终究是一位浸润在楚巫官文化中的诗人，他绝不苟合世俗，与时俯仰，也决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他是非传统的。在政治方面，青年时代的屈原就力主变革，《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宪令”当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九章·惜往日》所云：“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即道此事，“夺”是上官大夫欲改变宪令中有关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内容，而屈原没有“同意”。《离骚》中“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一样说明屈原骨子里反主流、反传统的那种人格，而这种人格往往具有极大的自我毁灭性。

（四）屈原的宜人性是偏低的神经质倾向对人际沟通和形成良好的社会评价无疑有负面作用，而屈原“极高寒的理想”注定落不到实处，因为其美政理想是建立在对现实楚国政治保守落后一面的强烈批判上，有这种眼光的人当时在楚国极为罕见，所以“极热烈的情感”也①陈引驰编校：《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3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难寻共鸣的知音。从个性来看，恃才傲物、愤世嫉俗的不合作姿态必然让他游离于政治主流之外，而与生俱来的贵族优越感和诗人气质决定了他无法真正与世俗融为一体，注定了他一生是孤独的战士。他的过分自我与自负、他的“露才扬己”、他的不肯俯就现实的态度，使他无心取悦也无法取悦同僚和楚王，而动辄怨怼君王，每每指斥群小使他失去复用的良机，彻底从政治场出局，实现美政理想化为泡影，最后从社会出局也就成为必然归宿。

总之，当屈原情感高涨的时候，在强烈的政治成就动机和文化使命感的驱使下，其认真性、外倾性、经验开放性表现得非常活跃。当屈原持续性抑郁时，在强烈的政治挫败感中，其神经质倾向明显，而宜人性偏低，二者互为因果，愈演愈烈，最终在无法摆脱的焦虑和彻底的孤独中纵身汨罗，这两点正是其人格的悲剧性层面的主导方面。

四、屈原的人格魅力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古代的文人贤哲，则灿若星辰。而屈原，却在这众多的诗人雅士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最早，同时也是为数极少的世界级文化名人。两千多年来，人们传颂敬仰他，学习研究他，几乎不曾中断。特别是有关“端午节”由来的各种神奇美妙的传说，让他的崇高形象显得更加光辉。探讨屈原的人格魅力，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并不是每一位有成就的诗人，都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也就是说，成为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已属不易；而成为一位既有成就，又有人格魅力的诗人，则会更难。屈原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一）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对中国诗歌具有独特的贡献。刘勰称屈原以《离骚》为代表的诗作是“奇文”。

也正是这千古“奇文”，成就了屈原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独特地位，使得无数后来者“人皆仰之”。无数评论家，早已从屈原诗作的叙事结构、抒情方式、语言形式，以及意境风格等方面论述了屈原的诗作之奇。我们认为屈原的诗作之奇，奇就奇在他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思，而前无古人地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文体，并且完全赋予这种文体以崭新的面貌。这里面的杰出代表当推《离骚》。

屈原写作《离骚》时的心情是异常复杂的。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可见《离骚》是在屈原被放逐江南，大约是楚襄王二十一年前后写的震惊世界的名篇。当时，屈原虽然犹任三闾大夫，对怀王仍有一丝冀幸之心；然而从他诗中所表现的上征飞行求帝、求女、登假王国，反映了他万念俱灭的弃世之心。在屈原——在理想王国里为民请命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31这种情形下写作，又是一位惊世之才，却又报国无门、怀才不遇，其写作的独特风格，自是不难理解的。极度的忧愤和极度的才华，对屈原本人来说，是最大的不幸；然而对于中国早期的诗歌创作来说，则成了千古难遇的“万幸”。这就使得《离骚》真正成为值得人们代代尊崇的“奇文”。

1.“奇”在格式上的创新这一点已经是许多屈原作品研究者的共识。自《诗经》以来，诗歌的形式乃是四言格式。这种格式既简明，又朗朗上口，对于表达当时人们的思想情绪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屈原在写作时，已经感到不能适应他的需要了。他需要有更加自由的方式、更大力度的抒情，即更加宏阔的结构和一种如同庄子散文那种汪洋恣肆的气势，才能抒发其胸中郁结的愤懑，才能咏叹出他的长歌当哭的情怀。正是在楚地文化的沃土上，诞生了由屈原新创作的如《离骚》这样有高度创造性的精品力作。

2.“奇”在内容上的开拓《离骚》一直被称为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为了真正做到“以情感人”，屈原在这首长篇巨制中，并没有简单地抒发自己的愤激之情，这样很容易写得空洞，难以真正地动人心弦。《离骚》把抒情与叙事熔为一炉，把他的内心苦闷、矛盾和他的理想追求化成一体，在诗的最后则表现出诗人的将要“以死殉国”的决心。内容丰富、感情真挚。诗的开头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偏重写实。“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这实际上是给全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句言屈子先在具有神与人之双重血统，这种介绍自己先祖和家世的口吻，可谓庄严而自矜，既然与楚王同宗，当然对于楚国的兴亡，显得责无旁贷。接下来更详细地叙述自己的奇异生辰以及名字的含义，再娓娓述论自己的“内美”和“修能”，亦步亦趋地表现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正因为如此，才让诗人感到困惑、郁愤、危机与紧迫。诗人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小人”偏和自己过不去，诗人也不能不对此感到深深地愤慨。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自己受委屈事小，耽误了国家大事事大。

而且，楚王已经在小人的“佞谗”中醉生梦死，国家的未来堪忧。正是在这种极度的忧患之中，诗人开始了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痛苦然而又是坚毅的探索。长诗又转入了一个新的部分，逐步地从以求实为主的叙述转入了愈益空灵感人的浪漫抒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空灵”，也并非“空洞”，而是侧重挖掘诗人内心的转瞬即逝的思绪，即他的内心的矛盾与苦闷。可见，这样的内容描述，其深刻感人，别具特色，不但在屈原以前的诗作中不曾相见，就是在屈原以后3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的难以胜数的诗作中也极为罕见。正是有了这样的特色，所以，诗人在诗的最后部分表现了自己将要以死殉国之志，才显得格外震人心灵。

（二）九死其未悔的坚定意志屈原的人格魅力，在于他的虽九死其未悔的坚定意志。英国的著名诗人雪莱在《伊斯兰的起义》中说过：“唯有人，能凭着意志的力量与天地争光辉。”屈原正是这种人的最杰出代表之一。在《离骚》中，屈原多次提到了女、灵氛以及巫咸等人对他的劝告，希望他不要过于孤忠耿直，否则难免会有杀身之祸。对于这些善意的忠告和劝说，屈原并非没有思考。特别是对自己选择的这条异常崎岖的道路，即劝谏昏庸的楚王远小人而亲君子，放弃个人的淫乐而以国事为重，这可以说比登天还难。在这种情况下，是选择“玉碎”还是“瓦全”，就不能不是对屈原意志的一种最艰巨的考验。屈原出身高贵，地位又特殊，即使能做到不同流合污，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而要抛弃自己的一切利益去扭转乾坤，则需要更大的决心、勇气与毅力。

这种铁的意志，不仅要有胆有识，而且需要一种真正的“无私”精神，即一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高度热忱的为民请命的精神。而屈原，正是具备着这一切。他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奔跑，不但不觉得苦海无边，反而充满着无比诱人的浪漫情调。可见，《离骚》的浪漫主义，正是一位为民请命的伟大诗人在理想王国里的巡游和祈祷。诗人不屈不挠，不顾天高路远，却依然御龙乘风，上叩天门，下求“佚女”，虽吃了闭门羹，又遇到美人的冷遇，却毫不后悔与动摇。所以，这种浪漫主义，愈是显得神奇怪诞，结局不佳，愈是让人读后倍感心灵的战栗。古罗马的杰出哲人马可·奥勒利乌斯在《沉思录》一书中，对坚强的意志曾做了这样生动的描绘：“像屹立于不断拍打的巨浪之前的礁石，它巍然不动，驯服着它周围海浪的狂暴。”屈原的坚强的意志非常像这块礁石。正因为有了这种坚定的意志，屈原才能在四处碰壁，走投无路的时候，仍然在苦苦地寻觅着前进的方向。所以，《离骚》中的“漫漫”长路的比喻和“上下求索”的态度，才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才能够成为东方传统文化的奇丽瑰宝，才能够具有持久永恒的魅力。

（三）思想超前而造成的“孤独”屈原的人格魅力，还在于因思想超前而造成的“孤独”。本来，人的社会性特点，决定了只有善于同别人团结的人，才是最有力量的人。然而，在历史的发展中也往往有这种情况，即因为思想的超前或是见解的前卫，使得一些杰出人物(包括政屈原——在理想王国里为民请命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33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等)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成了一个“孤独者”。对这些“孤独者”，似乎不宜简单地予以否定。世界上一些著名人物都曾对这一类的孤独者们发表过不少引人深思的言论。例如，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曾说：“孤独是精神优秀人的命运。”高尔基也说过：“一个人越不同凡俗就越伟大，也越孤独。”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则说：“孤独就是我的愿望，它成了我的朋友。”曾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也曾表示：“美国总统是孤独的，尤其是在重大决策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孤独的。”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写到：“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最孤立的人。”屈原的遭遇，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上述这些话。但是，最让我们难以忘怀的，似乎还是《渔父》的描述：“屈原既放，游于江渚，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是楚人怀念屈原的作品。十分尊敬屈原，也十分了解屈原。这一“醉”一“醒”，一“浊”一“清”，充分表现出屈原之所以“孤独”的原因。屈原对各种“劝告”，即让他改弦易辙、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则毫无通融的余地，哪怕是“葬于江鱼之腹中”，也在所不惜。所以，屈原的这种“清高”和“孤独”，实在是当时的黑暗王国的一丝光亮。尽管还很微弱，但却是极为可贵的正义和爱国的火苗。随着时间的绵延，愈益光亮照人。可见，屈原在那个特定时期的“孤独”，在今天看起来，是多么的可贵与不易。法国的狄德罗先生说过：“忍受孤寂或者比忍受贫困需要更大的毅力，贫困不过是降低人的身价，但是孤独就会败坏人的性格。”而经历过长期“孤独”煎熬的屈原，为了自身理想，也为了名声清白，最终身赴清池，以死殉国，深深地激动了亿万人的心。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深切地怀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充分表现了屈原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民俗的巨大影响，这也是他人格魅力的明证。

（四）屈原的人格还存在很多缺憾屈原的人格魅力还在于他的人格仍有很多缺憾。一是他的抗挫能力明显不足。

春秋战国时期，涌现了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得势者如战国四公子、纵横家苏秦、张仪纵横捭阖；不得势者如儒、墨、道、法家，退而著书授学，把自己的政治构想浓缩成文字，让后代领略他们的风骚，但我们发现，与之相比，屈原似乎没有留下任何政治主张和理论构想。二是过度自信。屈原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负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他3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在吉利的时辰出生于高贵的家族，注定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进入统治者队伍。同时，“纷吾既有此内美和，又重之以修能”，屈原具备了优越的出身，同时按他自己来说，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使自己具有内美。他所佩戴的江蓠、辟芷和秋兰等饰品正是他美好品质的象征，屈原自以为：既有高贵的出身，又有美好的品质，他的政治前景就应该一片光明。在这种情况下，屈原建立起高度的自信，自己各方面条件优越，怀王又信任他，自有天下非我莫属的优越感。怀王应该在自己的引导下实行“美政”，使楚国强大起来，重新称霸诸侯。三是人际关系协调方面有欠缺。屈原给自己的定位是行端品正、好修爱洁、正气沛然的君子，同时也是振兴楚国、辅佐楚王的贤臣。对周围那些不如自己的人、有这样那样缺点的人他是看不上的，还有那些他认为是小人的人，他缺乏与他们有效地沟通，自命清高不凡，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这样做的结果，直接导致他“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彻底绝望。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每当人们阅读屈原那些不朽诗作之时，总会为屈原的“不自由，毋宁死”的壮举而无限感慨。这也正是屈原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吴起——醉心建功立业而不择手段35吴起——醉心建功立业而丌择手段吴起(约前440—前381)，卫国人，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

吴起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是兵家代表人物，后世把他和孙武并称为“孙吴”，被誉为兵家“亚圣”。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吴起在任西河太守期间，根据多年的作战经验，所著《吴子兵法》48篇，现在流传下来的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其余遗失。虽仅存6篇，却充分反映了吴起杰出的军事思想，先后被译为英、日、法、俄等文字流传海外，成为军事宝库的一朵奇葩，是研究吴起军事思想的重要文献。吴起除了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还是一位变法改革的急先锋，其变法甚至比商鞅还要早30多年。吴起历仕鲁、魏、楚三国，在军事上能够以少胜多，在政治上能够强魏富楚。然而吴起的一生毁誉参半，死于自己亲自主导的楚国变法，既悲壮又耐人寻味。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高度赞扬吴起杰出的政治远见、军事才干，肯定吴起在鲁国、魏国、楚国所建立的功勋，不过他也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吴起的刻薄少恩。司马迁撰写《史记》，是要“成一家之言”，他要借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来表明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司马迁不喜欢法家人物，对严刑酷法有切肤之痛，他认为吴起“以刻暴少恩亡其躯”，与商鞅因“天资刻薄”被车裂、晃错因“为人峭直刻深”而被腰斩、李斯因极度自私自利而被夷灭三族一样，都是自掘坟墓，不仅没有殉道的崇高感，反而为人所不齿。

对于吴起，历来有不少文人墨客写诗歌咏，如骆宾王《夏日游德州赠高四》：“泣魏伤吴起，思赵切廉颇。”借泣吴起，抒发对贤才遭忌的悲愤之情。刘长卿《从军行六首》：“谁为吮疮者，此事今人薄。”歌咏吴起体恤士卒，慨叹今人不关心士兵生死。周昙《僭（jiàn）号公孙述》：“方知在德不在险，危栈何曾阻用兵。”①讥刺公孙述虽有险可凭，却无德固国，最终败亡。

一、险恶的社会环境铸成了吴起的悲剧吴起生于卫国。先后效力于鲁、魏、楚三国，是战国时期有名的将才和相才，然而最后被楚国贵族乱箭射杀，后又车裂而死，成为历史上让人为之掩涕的悲剧人物。但是铸成这一悲剧的，不仅是吴起自身的“苛暴少恩”，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①宋嗣廉：《史记人物诗歌选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页。

3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也是扼杀这位天才英雄的重要因素。

人才的产生、成长和发展是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吴起所处的战国初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折时期。群雄争霸，诸侯兼并，奴隶制度崩溃，封建制度兴起，尖锐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吴起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崭露头角、出类拔萃的。但是，吴起从鲁国、魏国到楚国，所处的具体环境却不容乐观。正是这险恶的具体环境，造成了吴起的悲剧。

（一）同僚们的嫉妒和陷害齐鲁相争，吴起事鲁，领导打败了齐军，为鲁立了大功。但这却引起鲁国大臣们的嫉妒，在鲁国国君面前造谣中伤。不仅说他事亲不孝，残忍寡情，而且说他打败齐国，会引起列国不安，它们必定联合起来对付鲁国，非但无功，而且有罪。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被鲁君所接受，从而辞退了吴起。在魏国，平平庸庸的公叔靠裙带关系当了丞相，始终感到吴起的才能对自己是个威胁。为了消除这个心头大患，公叔费尽心机，设下圈套。一面在魏武侯面前说吴起嫌魏国是小国，有轻视之意，一面劝武侯嫁公主与吴起以试之。同时，公叔这位驸马爷又当着吴起的面，在自己的夫人面前低三下四，让吴起知道驸马爷不好当。所以，武侯提亲，吴起拒亲，加深了武侯的怀疑。吴起怕遭受杀身之祸，只好离开了魏国。当然，作为改革的先锋人物，吴起的悲剧命运与别的改革家具有共同性，因为改革必然要动摇既定的社会秩序，冲撞既得利益者的势力范围，比如吴起的“废除贵族特权，选贤任能”和“明法审令，裁汰冗员”，触犯的都是有权有势者的利益，支持改革的国君活着，这些人不得不隐忍不发，一旦没有了这个保护伞，他们必然疯狂的反扑。吴起生活在嫉贤妒能、设奸计害人的小人包围圈中。这本身已经让他招架不住，防不胜防，加之他自身性格的弱点，他成了一个君子厌恶他，小人陷害他，老百姓不信任他，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人。这么低的情商，这样缺少应有的弹性和韧性的处事方式，这样偏激峻切的性格，从事的又是那样高风险的事业，吴起的悲剧命运可以说是必然中的必然。

（二）国君的疑忌吴起从卫国初到鲁国，恰逢齐鲁相争。鲁君明知吴起善战，但因吴起娶齐女而疑其不忠，所以迟迟不敢起用。吴起不得已杀妻以示忠心，鲁君才命他率军作战。

虽大败齐军，但鲁君疑心终究难平，没有多久，就听信谗言，辞退了吴起。吴起投奔魏国后，获得魏文侯信任，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但好景不长，文侯死后，武侯继吴起——醉心建功立业而不择手段37位，对吴起的信任程度大大下降。吴起希望武侯能像文侯那样励精图治。一次，武侯乘船视察西河，得意忘形地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当时以西河太守身份提醒武侯说：“魏国三宝，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魏武侯虽当面称吴起说得好，但内心却不高兴。吴起为魏国尽忠尽力，武侯也只是利用而不重用，职不过西河太守，后来又直接怀疑吴起不忠。在那种专制统治下，被国君怀疑不忠，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吴起只好离开魏国到楚国。

楚悼王早就听说吴起很有才能，就让他作了国相。吴起本是治军治国的大才，这次更是雄才大展。他一任国相，就对楚国刻意改革，走富国强兵之路。他彰昭法制，评定律令，淘汰冗散多余的官员，废除远亲公族的授爵制度，用这方面节约下来的资财资助战士，增强兵力。同时，他还斥逐高谈纵横之术的游说之士，以统一国家的舆论和人民的思想。经过吴起的改革，楚国迅速强盛，不久就南平百越，北并陈蔡，既击退了三晋的进犯，又取得了攻伐强秦的胜利，使诸侯大为震慑。但是，楚国旧日的宗族贵戚，被改革侵犯了既得利益，联合起来组成顽固的保守势力，欲置吴起于死地。果然，等楚悼王一死，他们不等悼王尸体入殓，吴起就遭乱箭射杀了，后又车裂而死。一颗天才之星就这样陨落了。

可以这样说，吴起的一生，是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抗争奋斗的一生。他所处的时代，为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遇，但没有也不可能为其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他的悲剧，是人才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这悲剧，为我们提供的历史教训，就是时代需要人才，时代造就人才，而人才更需要时代为其提供宽松和谐的环境。

二、造成吴起悲剧的内因造成吴起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当中既有当时的政治角度、社会原因等因素，但是吴起人格的性格缺陷、心理错位、品格低下等方面却是造成吴起悲剧的内因。

（一）道德与才干撕裂吴起是个奇才，可惜吴起虽然生在了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时代却选错了展示的舞台。他仕途的第一站是置身于鲁国这个特殊的生态场中，面对一群道貌岸然而碌碌无为的群小，不由让人想到一个成语——鹤立鸡群。鹤立鸡群时首先感到不爽的一定是鸡，而最后难过的一定不是鸡，而是鹤。鲁国那些倒吴派抛出的最重要的杀手锏是说吴起的人品不行。在中国文化中，道德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一个人一旦被指责道德品质有问题，那就很难做人了。吴起之所以被人如此攻击，是因为他的3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确做过有损德行的三件事，分别是“诛邻止谤”“母丧不归”“杀妻求将”。如果这三件事都确凿无疑，那吴起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但是，这三件事是不是真的呢?

对于这些“鲁人”评价吴起的话，司马迁的记录是“鲁人或恶吴起曰”，《资治通鉴》的说法是“或谮之鲁侯曰”。所谓“恶”“谮”，就是说坏话、诬陷，很显然，两位史学家的倾向很明显，似乎说其中指责虽不完全属实，但又不无道理。

吴起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国之要，在德而不在险。不过，吴起说这些话时，不知道他是否考虑了自己的德。

就在吴起说完这些话之后不久，吴起所供职的魏国要选拔一个相国。主政者，也就是主子魏文侯选中了田文，而不是絮絮叨叨的吴起。这令吴起十分愤怒，就跑去找田文理论。

吴起最后问：那为什么是你做相国，而不是我？田文答：“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相国职位)属子乎，属我乎？”当时吴起沉默良久，说，还是你田文更合适。其实，田文说得很客气。他没有言明的原因是，你吴起虽有才，但你德不行，你镇不住人的。

这就不得不说到吴起的历史。吴起是卫国人，后来，齐国讨伐鲁国，鲁国国君知吴起的才干，就准备让吴起做大将军。但吴起是有“污点”的，因为他当时娶了齐国的女子。鲁国的贵戚以此质疑吴起的忠心。吴起听到这种议论，二话没说，回家就把妻子杀了，果然获得了鲁国的重用并大败齐军。吴起杀妻求将之举，招来的是鲁国更大的质疑。一个为了将位而不惜杀妻的人，能够表明他有德吗？当然，这是吴起后来逃奔魏国的一个原因。

吴起逃奔魏国之后，迅速得到重用，这是因为他出色的军事才能。但也有他演戏的成分。他的戏份在替士兵吸疽上达到了高潮。当时，一位士兵作战受了伤，伤口溃烂，吴起俯下身去，亲自替士兵吸吮。将士都大为感动。这时候，士兵的娘听说跑了过来，大哭。周围的人就问，将军亲自为你儿子吸疽，这是莫大荣幸，为啥哭呢。士兵的娘说：前几年，孩子他爹也是受伤了，吴起亲自为其吸疽。他爹在下次战斗中，一直冲在最前面，死掉了。现在，他又为我儿子吸疽，我儿子还能回来吗？从一定程度上说，吴起这两次吸疽，都不是为了士兵着想，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地位所想。这与他杀妻之举，同出一辙。

（二）一个都不宽恕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主宰人生。”司马迁笔下的吴起虽才能出众，吴起——醉心建功立业而不择手段39但性格偏狭，心理阴暗，这些致命的缺陷，使吴起失去了社会的美誉度，缺乏成功所需要的良性的舆论环境，最后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前有险滩、后无退路的洪峰巨浪之中。司马迁在为吴起作传时，一开篇所选取的几件小事就让人心惊胆寒，一是为了应聘鲁国大将的职位，杀了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吴起之妻何其倒霉，碰到这样一个为了自己仕途不择手段的冷血动物，因为自己齐国的籍贯，被丈夫拿来祭刀了。

又据《韩非子》记载：“起，卫人也，使其妻织维而幅狭于度，吴子使更之，其妻曰诺。及成，复度之，果不中度。吴子大怒，出其妻。妻之弟重于卫君，乃因以卫君之重请，吴子不听，遂去卫而入荆也。”因为妻子织的布宽度不符合要求这么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被吴起无情的休去，连国君出面说情也不能让他收回成命，可见吴起是多么的绝情寡义，同时也可见法家人物一贯的令出必行、绝不宽容的犀利性格。孟子也曾因为其妻在卧室坐姿不雅要去妻，被他母亲一顿数落“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意思是说：去别人家拜访、回到自己家，临进门之前要先问问家里都有谁；上了台阶将要进入房内之前，应先提高声音告知里面的人自己要进去了。孟子马上认错道歉。从这件小事的对比上，也可看出儒、法的代表人物有本质的区别。从文献推断不出，被吴起休的和杀的是否同为一人。此事之后，吴起离开卫国到了楚国，是不是休妻不成，愤然出走？不得而知。合二说见之，为人妻不易，为吴起之妻，难上加难。或被休，或被杀，简直是在刀尖上讨生活。对自己的妻子如此苛刻，对别人也不可能多么宽容。有史臣对吴起的贪残不仁写诗评论道：“一夜夫妻百夜恩，无辜忍使作冤魂？母丧不顾人伦绝，妻子区区何足论。”李贽《藏书》：“吴起料敌制胜，号知兵矣，而卒困于公叔之仆何哉？其废公族疏远以养战士，所以强楚者以是，所以杀身者亦以是也，其晃错之徒矣。任事者必任怨，虽杀身可也。”①在李贽看来，一个干大事的人，要对各种风险有预见性，任劳任怨，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当然，吴起绝非等闲之辈，在自己最终无法免于一死的情况下，用楚悼王的尸体做挡箭牌，让射杀他的70余家为他的死垫背，也算是快意恩仇吧，这也恰恰是吴起“一个都不宽恕”性格的鲜明体现。

（三）睚眦之怨必报吴起未成名之前，奋斗的道路充满艰辛。吴起生活的时代，还没有科举考试，不能让士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客卿制度需要读书人在外面去游学游宦。

①韩兆琦：《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23页。

4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以吴起的为人行事，很难得到德高望重之人的举荐，于是只有用金钱铺路。在吴起年轻的时候，本来家道殷实，可经不住吴起的一再折腾，千金之家被弄得破败了。

乡邻们的嘲笑，将一心渴望成功、正面临沉重打击、心理到了崩溃的边缘、性格中又有暴力倾向的吴起推到了疯狂的巅峰，于是他切瓜砍菜般地把非议过自己的30多人全部杀了。这样血腥的暴力无疑形成了恶性循环，在他人生履历表上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历史污点，在后来的求职路上，他为此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坎坷。比如，吴起用杀妻的代价谋得的鲁国大将之职，因为一鲁国人在鲁国国君面前说的一番话，让他的大将之梦破灭。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啃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鲁国国君对吴起十分质疑，于是婉言辞退了吴起。

常言道，“为天下者不顾家”，吴起将此推到了极致。为了实现自己所谓的人生价值，猎取功名富贵，拿自己最亲近的人开刀，用自己至亲的血肉垫起往上爬的阶梯，“杀妻求将”“母死不归”，这种冷血行为，不仅违背了“亲亲为大”的基本人伦，甚至连禽兽都不如。一个连母亲、妻子都不爱的人，怎么可能寄希望他是个忠臣、义士？这样的为人行事怎么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同？用这样的视角来审视吴起的一言一行，他的任何行为都会被人变味地解读。据《吴起列传》记载，吴起在魏国做大将时，“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不仅身先士卒，且爱兵如子，与士卒同甘共苦，是让人无比景仰的，如“飞将军”李广，“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李广自杀以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可同样的事由吴起做起来效果又如何呢？听说将军吴起为自己的儿子吮疽，“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这就是两个不同品格的人做同样的事，产生的不同的社会效益。李广是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别人会认为是出自真心，而吴起因为他的极度自私自利，即便他是出于真心，别人也会认为他是“有心为善”，是作秀，是虚情假意，是拉拢吴起——醉心建功立业而不择手段41人心。这样的舆论导向，只会使吴起的奋斗之路充满荆棘，《史记评林》说得好：“吴起在卫则乡党谤之，事鲁则鲁君疑之，将魏则公叔害之，相楚则贵戚射刺之，岂其所遭然哉？观太史公首著其杀妻一节与鲁人恶起者言，则起猜忍之性，所如不合，不足怪也。”①（四）贪廉集于一身贪与廉如冰炭水火，不可能和谐完美地统一到一个人身上，可别人对吴起却恰恰使用了这样矛盾的评价。由于鲁国国君不信任他，吴起只有另谋他路。听说魏文侯贤，吴起前往魏国。魏文侯向当时魏国的名臣李悝打听吴起的情况。李悝是战国初期魏国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司马迁说：“魏用李悝，尽地力，为强君。”(《平准书》)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这些记载都表明，文侯时魏国能走上富强之路，李悝曾作出巨大贡献。

李悝和吴起由于都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他们应该属于同门，只不过由于吴起母死不归，被曾子逐出师门。李悝对吴起非常了解，对吴起的评价很权威也很公允，文侯问李悝：“吴起何如人哉？”李悝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肯定了吴起在军事才干方面超过了齐国名将司马穰苴，但指出了吴起品格方面的一个致命缺点——贪而好色。好色与否，文献没有记载，但关于吴起的“贪”，似乎与下文“魏文侯知起廉，尽能得士心”，又公叔之仆称赞吴起“为人节廉”前后矛盾，难道李悝故意在魏文侯面前说吴起的坏话？还是如董份所言：“李悝谓起贪而好色，而此言其廉平，又云节廉，岂其性本贪而因欲立功名故自矫勉耶？”②司马贞《史记索隐》认为：“李悝言起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产求仕，非实贪也；盖言贪者，是贪荣名耳，故母死不赴，杀妻将鲁是也。或者起未委质于魏，犹有贪迹，及其见用，则尽廉能，亦何异乎陈平之为人也。”这种分析很有道理，公叔之仆说了吴起“为人节廉”之后，又说他“自喜名”，珍惜自己的羽毛，看重自己的名声，吴起并不愿意贪财，他的志向不在金银财富，他看中的是功名，是人生价值的体现，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抛却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说他贪，是贪建功立业；说他廉，是廉于克制物欲。尤其是他与魏武侯泛舟那一番谏言，简直可圈可点。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①凌稚隆辑校，李光给增补：《史记评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②凌稚隆辑校，李光给增补：《史记评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4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吴起用三苗氏、夏桀、殷纣王不修德政，虽有山河之固，最终却国破身亡的教训告诫魏武侯，广修善政、民心归附对治理国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