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5页。

10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中国古今贤相第一奇人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国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形象大放异彩：为江山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忠心不贰，兢兢业业。他上通天文、中通人事、下通地理，聚千百年之政治、军事、语言文化之传统智慧于一身，这些都使得诸葛亮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著名人物。然而不管诸葛亮多么聪明智慧，但就其预定终极目标来看，他仍然是个失败的英雄，他的人生似以喜剧开场，却是以悲剧落幕。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是一个悲剧人物，造成他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时代背景、社会历史因素等客观原因，也有他个人“心地偏狭，恪守旧制”“一生唯谨慎”的自我保护法则；“事必躬亲”的执政手腕；“屡兴军旅，好大喜功”不计社会负担；杂用儒、法、道家谋略，假正统来达到自我实现特立不群的书生意气；“知其不可而强为”等个人主观因素。

一、时代背景、社会历史因素使然（一）真实的历史是诸葛亮悲剧的基础历史上的诸葛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刘备得诸葛亮辅佐后，也曾对关羽、张飞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说明诸葛亮的才能不仅得到了时人的赞许，也得到了刘备的充分肯定，“卧龙”之称，绝非浪得虚名。诸葛亮在辅佐刘氏父子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全面地展示了他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卓越才干。巧取荆州，联吴抗曹；进军西蜀，三分天下；七擒孟获，六出祁山。

这些事件在《三国志》中均有记载，比较准确地勾勒出诸葛亮的真实形象。诸葛亮在处理军国大事的同时，对科技和兵法的进步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称他：“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诸葛亮才能之超群，连他的对手司马懿也不得不由衷地赞叹他是“天下奇才”。(《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不过，诸葛亮历来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忠贞、坚毅、矢志不渝的品格。《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刘备白帝城托孤之时曾对诸葛亮说：“君才胜曹丕十倍，必安国而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中国古今贤相第一奇人105其时，关、张已死，诸葛亮在西蜀的地位无人可比。而到了南平孟获、六出祁山的时候，诸葛亮更是集所有军政大权于一身，其权势、威信比当年的曹操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要取刘禅的帝位，真如探囊取物一般。然而，诸葛亮却从未有过非分之想，而是在刘备死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内修法度，外伐曹魏，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兵出祁山，屡败屡战，即使累死在军中，也毫无怨言，真正兑现了他在白帝城向刘备许下的诺言：“巨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注重法度，律己极严，在马谡失街亭后曾上疏“请自贬三等”，这样的气度在历代宰相中并不多见。诸葛亮一生俭朴，虽然位极人臣，却从不奢侈浪费，他曾上表刘禅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倾，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他死后，果然如其所言。如此尽心竭力、赤胆忠心，诸葛亮的确堪称古代忠臣之典范！

在《三国志》中，诸葛亮的品行操守、智慧才干罕有可匹，可是，这位近乎完美的西蜀丞相，倾尽毕生心血，也未能实现振兴汉室的宏大抱负，最后忧劳成疾，郁郁而终，享年54岁。这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忠实地记录了诸葛亮悲剧的全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生于西蜀，曾先后在蜀汉和西晋担任史官，他在为诸葛亮作传时，实际上具有西晋史官与西蜀遗民的双重身份。因此，他笔下的诸葛亮既符合西晋统治者的要求，又融入了蜀人的见解。

诸葛亮与司马懿为敌数载，屡次使其蒙羞；司马懿进攻蜀国时，又有诸葛亮的后人奋起抵抗，诸葛亮与司马懿应当积怨甚深。而身为西晋史官的陈寿却在《三国志》这部官修正史中对诸葛亮不吝溢美之词，这恐怕不是一句“秉笔直书”就能解释的。或许西晋司马懿也对这位西蜀贤相充满敬畏之情，陈寿只是代为表达出来而已。如果真是这样，诸葛亮则更添一层悲剧色彩：英雄失败原已极悲，失败的英雄又赢得了胜利者的尊敬，而这种尊敬却完全于事无补，岂不更悲？

（二）传统文化的强大约束力是造成诸葛亮悲剧的根本原因造成诸葛亮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在诸多原因之中，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观念对诸葛亮思维与行动的强大约束力，应当是造成诸葛亮悲剧的最根本的原因。

诸葛亮最后选择皇叔刘备为君主不是偶然的。诸葛亮身处封建社会，他的思想10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无疑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思想。在三国群雄并起争霸天下的时代，诸葛亮必然选择刘备而不是有叛逆性格的曹操，不仅因为刘备爱民如子，仁慈贤德，更重要的是他的汉室宗亲的身份，所以诸葛亮自以为选择了明主。历史规律表明，真正的明主应是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且有全新的社会认识。而诸葛亮所选择的君主在这方面与当时鼎立的曹操、孙权相比，是最弱的，因而导致他在后来连年的纷争中做出了很多不必要的挣扎和无奈的抉择。尽管他出世后有不少举世震惊的战例：博望烧屯、火烧新野、占徐州、借东风等，但丝毫没有改变他的悲剧命运。

诸葛亮出山后，跟随势力弱小的刘备，风险已是极大；而在刘备死后，他明知西蜀国力大伤，却还要屡屡以弱国之军，犯强敌之境，“知其不可而强为之”的举动，使人不禁联想到古希腊著名的悲剧人物俄狄浦斯王。这位遭到命运捉弄的君王，不论他与命运进行了多么强烈的抗争，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捉弄，最终酿成了杀父娶母的人伦悲剧。他和诸葛亮一样，都在为一个永远也不能企及的目标而不懈奋斗。

诸葛亮拥有超常的智慧和过人的胆识，这又让人想到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凭借他的聪慧和机敏，发现了叔父弑君篡位的滔天罪行，完成了为国除奸、替父报仇的壮举，同时自己也惨遭暗算，中毒身亡。这与诸葛亮凭一己之力，苦撑危局，最后劳累致死的情形颇有几分相似。

当然，诸葛亮的悲剧与俄狄浦斯王、哈姆莱特的悲剧也有着显著的区别。俄狄浦斯王和诸葛亮都是被某种不可抗拒的无形力量毁灭的悲剧英雄，但是，他们各自所面对的敌人却不尽相同。俄狄浦斯王的敌人是命运。杀父娶母的厄运就像一张古怪的大网笼罩着他，他越挣扎，这张网收得就越紧。面对命运的铜墙铁壁，俄狄浦斯王可以义无反顾地去搏斗，但他永远也不可能战胜命运。而诸葛亮并非完全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司马徽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后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亦有“使之斡旋天地，扭捏乾坤，恐不易为也”的议论。耐人寻味的是，当诸葛亮听说徐庶向刘备举荐了自己，“闻言作色曰：‘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可见，诸葛亮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扶汉兴刘的结局和自身的命运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甚至可以说，他和司马徽、崔州平一样，对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早有预料。既然如此，他自然有机会避开这条布满荆棘的危险道路，这对于智慧超群的诸葛亮来说，原本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然而，诸葛亮却放弃了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刘备死后，诸葛亮权倾西蜀，这时他拥有更多选择，比如把阿斗踢到一边，自己取而代之，或者死守西蜀，安度晚年。可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中国古今贤相第一奇人107是，他又将种种选择都一一放弃了。如果说俄狄浦斯王是命中注定要成为悲剧的主角，那么诸葛亮则是自愿承担起演绎悲剧的重任。

哈姆雷特与诸葛亮都拥有过人的智慧和才华，他们鲜明的性格特点也成为各自悲剧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哈姆雷特的性格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耽于思考、优柔寡断。他沉迷于对每一步行动的反复思考，却总是不能把思考的结果付诸行动，这是造成他复仇计划屡屡延宕的主要原因。而诸葛亮不仅思虑周详，而且行动果敢，从不拖泥带水。虽然他对匡复汉室的过分执着直接导致了“星陨五丈原”的悲剧结局，但这并不能被看作是诸葛亮的缺点，反而是他性格中最为闪光的一面。性格上的明显缺陷造成了哈姆雷特的悲剧，而近乎完美的性格同样没把诸葛亮从悲剧中拯救出来。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伦理道德。从春秋战国开始，无论是在史书记载还是在民间传说中，就传颂着无数个“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悲情故事。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后世绝大多数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道德也成为评判一切事物价值高低的最高标准。

儒家所讲的道德以人伦关系为基础，而君臣关系又是所有人伦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所以，诸葛亮要具备的最基本的美德就是对君主的无限忠诚。这种忠诚在诸葛亮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刘备至少还算是个有道明君，诸葛亮跟着他也不是十分委屈。刘禅则是个除了吃喝玩乐、捣蛋添乱之外什么也不会做的糊涂虫，而诸葛亮这位最伟大的贤相却要为阿斗这个愚蠢的昏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除忠君之外，诸葛亮还表现出许多为儒家所提倡的高贵品质：他放弃闲逸的隐居生活，投身于风高浪急的政治、军事斗争，完全符合儒家入世思想的要求；他“知其不可而强为之”的做法，是儒家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他严以律己、约束子弟、修明法度、赏罚分明、善待下属、安抚百姓，这都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作出了极好的注解。

诸葛亮头脑中的儒家伦理道德严格了其与君主的界限，尽管刘备与他达成了鱼水之谐，他也不敢乱了分寸，甚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屡屡受到制约。这是造成他命运悲剧的关键因素。荆州是古时的战略要地，历来为兵家所争。曹操统一北方后，首先南下夺取荆州，孙吴集团也向往荆州，孙策就是在争夺荆州之战中死去的。诸葛亮十分重视此地，取了荆州后，他亲自坐镇，辅之以关羽、张飞两员大将。当西川吃紧时，诸葛亮不得不离开此地。刘备授意他将荆州交给心腹关羽，诸葛亮虽然10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认为关羽不是合适人选，也曾十分犹豫，但还是听从了刘备的意见，结果关羽把荆州丢失，这是其一。其二，刘备听说关羽被杀，感情用事，决意出川讨伐不应讨伐的东吴，破坏了西蜀早已制定的战略决策。诸葛亮也曾出言相劝，但却是点到为止。

就是在辅佐了刘禅以后，他也在战事正盛的情况下见了刘禅的一旨文书便速速而归，丝毫不敢怠慢，以致一再贻误战机。这一切都表明诸葛亮的悲剧结局不是偶然的。

在历史上曾因品德高尚而备受推崇的诸葛亮，在道德极度完美的同时，一种种美德也像一条条看不见的枷锁紧紧地束缚住了诸葛亮的思维和身体，让他完全失去了拯救自己的机会。如果留在隆中，他可能会一生悠闲自在；如果废掉阿斗，他也许不会处处受到掣肘；如果稳守西蜀，他的寿命大概还能多延续几年。智计无双的诸葛亮，对于这一切自然非常清楚，但他无法按照智慧的指引去行动，因为这不符合道德的要求。史书里的诸葛亮终究不能逃脱忠君思想的束缚，离开草庐、辅佐刘禅、六出祁山，在这一系列生死攸关的抉择中，道德在与智慧的争斗中始终牢牢占据上风。诸葛亮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智慧，却仍然无法摆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强力挤压，心甘情愿地戴着道德楷模的桂冠走上了传统文化的祭坛，成为了一件无比完美的祭品。

（三）个人力量与集团力量的不平衡使然诸葛亮刚开始时所领导的集团还勉强是一支实力比较雄厚的队伍，有五虎上将张飞、关羽、赵云、马超、黄忠等人，又有魏延、马谡、王平等，但这些人后来都暴露出其性格中的某些阴暗面：张飞暴躁；关羽骄傲自大；魏延难以驾驭；马谡纸上谈兵。他们都给了西蜀一次次致命的沉重打击。诸葛亮说：“此病不在兵寡，在主将尔！”可是蜀国除了诸葛亮一人外，再无和他媲美的其他主将可用。所以诸葛亮只得让关羽守荆州、华容，让马谡守街亭，让刘封、孟达守上庸。而这些人连连违背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政策，包括刘备在内。最后诸葛亮指定降将姜维为帅，也只因朝中无能人为之。有些评论家认为，诸葛亮的悲剧是他两次用人的失误，由此可见，这种失误也是必然的，况且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蜀国后方的臣子都把入世当作谋生手段，无人思谋匡复汉室。故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在三国政治集团中，诸葛亮作为人臣，处境最为优越，君主对他言听计从，文武群臣拥戴有加。但实际上，无论从外在环境，还是从内心看，诸葛亮都长期处于悲剧性的孤独之中。

表现之一，诸葛亮充满智慧的战略思想，特别是与蜀汉前途关系重大的深谋远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中国古今贤相第一奇人109虑未获得真正的理解、重视及完全的实施。刘备三顾茅庐，与诸葛亮鱼水和谐，历来被视为理想君臣关系的典范。但正是刘备，一手摧毁了诸葛亮的战略梦想。诸葛亮隆中决策的要点之一是联吴抗曹，吴蜀矛盾的焦点是荆州之争。刘表曾让荆州给刘备，诸葛亮示意接受，刘备坚辞；表死，蔡氏集团拟献荆州与曹操，亮建议消灭蔡氏，占领荆州，刘备又不忍“执其子而夺其地”。至赤壁之战，荆州理应由东吴占领，尽管诸葛亮巧计成功偷取，但自后不得不面临东吴的一再催讨，并埋下失荆州、吴蜀成仇的种子。诸葛亮深知荆州地位的重要性，亲自镇守，庞统身亡后，他急赴益州，在后任人选上，刘备极力举荐关羽继任。“刚而自矜”的关羽无视诸葛亮谆谆嘱托，致使吴蜀反目，痛失荆州、关羽惨死的惨剧。关羽死后，刘备完全丧失了理智，不顾诸葛亮及群臣的苦谏，倾国伐吴，致彝陵惨败，蜀国力大伤，刘备亦病逝白帝城。尽管诸葛亮对刘备出兵的恶果洞然于胸，在刘备“已择期班师”时，也只能“怏怏不乐”，发出“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也”这样的无可奈何的叹息。至于昏聩的刘禅，更无法理解诸葛亮对蜀汉的耿耿忠心及其战略构想，他不仅“亲小人，远贤臣”，甚至在诸葛亮北伐之时，听信谗言，以“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诏回，一无他事”的混账理由将之从前线召回。因此，在实现匡扶汉室、统一天下的战略目标时，诸葛亮时常处于不被理解的孤独状态。

表现之二，在蜀汉集团中，诸葛亮犹如天上的一轮孤月，虽光芒四射，却缺少群星的辉映，显得特别孤单。刘蜀政权前期，可算得上是人才雄厚，但无法找到堪与诸葛亮比肩的人物。水镜先生曾有言“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然这位“凤雏”（庞统）与“伏龙”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取益州时，他身为副军师，不仅不听诸葛亮的劝告，反疑诸葛亮妒其独建大功，因此冒险轻进，死于非命。诸葛亮手下，堪当大任的人才也不多，除了有勇有谋的赵云外，其余人等，事无大小，诸葛亮总是再三嘱咐，放心不下。关羽、张飞勇猛有加，但常自行其是，难以倚重。

刘禅时期，蜀汉更是弄到“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狼狈地步，得到可传衣钵的姜维时，蜀汉已经气数已尽。人才如此窘困，诸葛亮纵有横空出世的绝代才华，也无力回天。

表现之三，诸葛亮认为，他应该独自承担维护蜀汉基业的重任。刘备的“知遇”之恩，使诸葛亮产生极强烈的图报感情，以至形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不相信别人也会像他一样的尽忠尽责，每件工作，哪怕是最微小的工作也唯恐他人难以胜任。

在蜀屯军五丈原、司马懿坚守不战之时，亮以妇人衣遗以激之，司马懿问使者孔明11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寝食及事之繁简，使者答：“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懿回头对诸将说:“孔明食少事繁，其能久乎?”使者归以懿言告孔明，孔明叹曰：“彼深知我也。”主簿杨颙（y?ng）谏孔明不必事事皆身亲，致“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在这里，诸葛亮如同一个孤独的殉道者，以生命报答刘备的相遇相知，人格道德上令人感动。但作为一个政治家、蜀汉事业的灵魂人物，其“舍我其谁”的孤独状态，无论对蜀汉，还是对诸葛亮本人，都是悲剧性的。

二、诸葛亮的人格特质是其悲剧命运的重要成因（一）“一生唯谨慎”、心地偏狭、量小多疑这是造成诸葛亮悲剧的第一个层次。据三国史籍记载，“诸葛瑾才略虽不及弟诸葛亮，而德行尤纯”。①这是史家对诸葛兄弟较为公允的评价。诸葛瑾“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屡次为“狂直”的虞翻说情。②而诸葛亮为了达到排除异己、满足唯我独尊的高傲自负心态，对难驾驭的奇才名将，不是宽容疏导，而是或废为庶民，远徙边荒(如废廖立、李严等)；或借机“除之”，如彭盖、刘封和魏延、杨仪等都先后成了他废除异己的牺牲品。

据史载，刘备找刘封的岔，欲治其罪，“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③对于刘备赐杀刘封，诸葛亮从守旧的狭隘个人利益出发，不但不尽力挽救、劝阻，相反，直接递刀剔除异己刘封。

对于彭盖，诸葛亮虽不是直接递刀，却是借刀除之。彭盖“恣性骄傲，多所轻忽”，说服庞统，进见刘备而深受重用：“先主亦以为奇，数令盖宣传军事”“先主领益州牧，拔盖为治中从事”，由于“盖起徒步，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诸葛亮虽外接待盖，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盖行事，意以稍疏，左迁盖为江阳太守。”④性格骄傲，轻率随便的西蜀怪才狂士彭盖，经庞统、法正推荐，起步于平民，忘乎所以，得意忘形，出言不逊，伤害刘备，刘备盛怒之下，将其下狱治罪。当时，能知情达意的庞统、法正均已谢世，唯有诸葛亮能担当解救彭盖的重任。于是，彭盖在狱中①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版，第991页。

②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版，第990页。

③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版，第813页。

④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版，第815页。

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中国古今贤相第一奇人111上书诸葛亮，痛陈己非，求其救援，谁知诸葛亮不仅不救，反而早在刘备面前进谗打小报告，要刘备除去彭盖。这样，正当青壮年的彭盖“竟诛死，时年三十七”。①对待魏延和杨仪，是诸葛亮人品胸怀和器量狭小的综合体现，魏、杨之死只是形式不同，实质一样，二人最终成了诸葛亮悲剧人格的殉葬品，可以说是刘、彭悲剧的继续。正是诸葛亮这种“小器”的人才观，才加速了蜀汉人才的奇缺。“魏延反，马岱斩”，这句俗话表达出了诸葛亮临死还处心积虑地秘密授计铲除异己所酿成悲剧的史实。《三国志·蜀书十》载：“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②刘备看出魏延是个了不起的将才，加以破格提拔，并任为汉中太守，“一军尽惊”。据史载，刘备重用魏延时，还像如今一样举行了盛大的就职答辩会：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③魏延不辱使命，“善养士卒，勇猛过人”④，北抗曹操，使其终不敢窥汉中。就是刘备死后，诸葛亮北伐，所倚重的大将也仅仅是魏延而已：斩王双、败郭淮??威名大震。纵观魏延的一生，可以说是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蜀汉王朝的创建、巩固立下了不朽功勋，是对蜀汉政权忠贞不贰的人才。再说，魏延的战略战术也很有独见：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

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⑤其实，魏延的这条出其不意、迂回夹攻的“子午谷”奇谋妙计⑥，是在对敌情、路途、后勤供需等诸方面的全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较为合乎当时实际的冒险行动计划，故受到历代政治军事家们的称许。1984年，李先念到武侯祠参观时评价说：诸葛亮“作战谋略不行，他不用魏延出子午谷取长安的建议，坐失良机”；“若是采用魏延的建议，早就打到长安去了”。⑦可惜“一生唯谨慎”、缺乏开拓精神的诸葛亮对魏延的奇计却“以此为悬危”“制而不许”⑧，只是按部就班、照他的正面进攻战术的老套路，终于屡屡败北，六出祁山却徒劳而归。“诸葛亮的错误就是没有用魏延。”⑨显然，魏延“子午谷奇谋”未经诸葛亮同意有些不满，照人之常情推测，魏延“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表示出不①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版，第815页。

②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版，第819页。

③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版，第819页。

④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版，第819页。

⑤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版，第819页。

⑥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版，第819页。

⑦冯世斌：《三国用人艺术》（第2版），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⑧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版，第819页。

⑨冯世斌：《三国用人艺术》（第2版），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11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满甚或发发牢骚都是情理之中的事，谁知诸葛亮的心胸偏激、难容人，久已埋下对魏延的偏见和成见，魏延也因此不知不觉为自己埋下了悲剧的苦果。令敌人胆战心惊的魏延没有战死沙场，却冤死于小人杨仪的刀下。替蜀汉王朝立下赫赫战功、深受先主刘备重用的魏延，其悲剧与诸葛亮偏激地对待他有极大的关系。与其说魏延是个人悲剧，不如说是社会悲剧、封建权力悲剧和时代悲剧的综合体现。据史记载，其悲剧是这样人为的：234年，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时一病不起，但他还要了结最后一桩心事，背着魏延秘密地“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作出“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①的决定，从而导致了其尸骨未寒，内讧暴起，大伤蜀汉的元气。这么大的军事决定既避开大将魏延，又试图把魏延陷入敌军追击的重围之中，甚至甩开魏延的军事指挥，不管魏延孤军的死活，这样的用心不能说不险恶。因而无形激怒了魏延，使与魏延“有如水火”的小人杨仪有机会和借口铲除自己的对头。不少历史学家都有不平的明断。

诸葛亮曾多次规劝后主刘禅“亲贤臣，远小人”，可小人杨仪就在自己身边，却任其猖獗，岂不是莫大的讽刺。

然而，一旦利用完杨仪，诸葛亮却“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②，使得杨仪“宜当代亮秉政”的目的落空，最后只好羞愤自杀。诸葛亮如此动机：临死还不放过异己，并授密计把不放心的异己铲除干净，对生前所倚重的魏延、杨仪，死后却利用其矛盾一一清除，其人品胸怀和器量容人是不言而喻的了。

（二）事必躬亲，后继乏人“事必躬亲”是诸葛亮悲剧的直接原因，是构成诸葛亮个人悲剧难以超越的事业人生障碍。由于“事无巨细，咸决于亮”③，诸葛亮谨小慎微、事必躬亲，大权独揽，所以刚愎自用，好用人短，既怕他人超过自己，又偏狭、徇私，忽视人才的培养，造成蜀汉人才的匮乏，也增加了自己工作的超负荷。由于过度操劳，终于积劳成疾。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就是专权不放权，集权不分权。自然会使部属缺乏一种开拓创新或大胆工作的责任与担当。诸葛亮主政期间，蜀承汉制，一直无多少更改，政治体制陈旧，明显落后于魏、吴，难以适应三国时代的发展需要。

为了维护个人的名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满足其高傲自负的心态，诸葛亮把北伐曹魏、劳民伤财、空劳师旅、无功而返的过失责任全部推诿给部下，如马谡①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版，第819页。

②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版，第821页。

③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版，第760页。

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中国古今贤相第一奇人113等人。诸葛亮的用人原则，要求必须符合自己的性格特点，尤喜好谨小慎微、夸夸其谈和因循自负者，而稍微有个性或独见的人才，不是被排斥，就是被置于死地(如魏延、刘封、彭盖等)。所以，能对蒋琬、姜维委以重任，尤其喜好马谡，犹如亲兄弟。

诸葛亮在临终前将蜀国大事托付蒋琬、姜维，其实，这些人的才华都远不及魏延等。有如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评价的：“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①蒋、费、姜都是诸葛亮所倚重的，因他们的个性特点符合诸葛亮的因循守旧，不更政制的要求。

众所周知，一个朝廷的兴衰，一个统治集团是否有生命力，关键在于人才。三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人才最密集、最兴盛的时期，各统治集团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的同时都很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争夺。曹操战将千员，更有郭嘉、荀攸等一班谋士，形成了一个以曹操为核心的智囊团，每逢军国要事都群策群力，郭嘉之后有荀攸，荀攸过后有司马懿。正是因为地大物博，又有坚实的后继力量，才使曹魏集团统一中国。再看吴国孙权，“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周瑜之后有子敬，子敬之后有吕蒙，吕蒙之后有陆逊，英才辈出。相比之下，蜀国人才少得可怜，刘备得孔明，如鱼得水，朝廷大事，全以委亮，白帝城托孤，平庸糊涂的后主刘禅事之相父，发展到事无巨细，咸决于他；诸葛亮毕竟是人而非神，凡夫俗子，终有心力不支之时，更何况他面对的是吴魏两个超级大国。作为掌握蜀国军政大权的实际最高决策者，诸葛亮大小事务统揽，既要忙于治理国家，筹粮备战，又要亲率大军一次次地远征，长年累月起早贪黑，汗流浃背，连责罚二十军棍这样的案件都要亲自审理，而这又岂是每天只不过喝几碗稀饭的身体所能承受的。

诸葛亮也知道蜀汉后继乏人，在《出师表》中说：“今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但他没有相应调整既定的战略战术及相关政策，没有尽力招揽培养人才，而是走上了一条相反的不归路：出祁山，交兵战，继续事必躬亲，不相信他人，没有很好地注重后继力量的培养，只收一个姜维怎能一柱擎天？诸葛亮过多地亲自处理具体事务，下达任务连细节都预先交代，动不动就给锦囊，客观上压制了部下①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版，第863页。

11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部下长期被动服从，一切行动听指挥，很难成为栋梁之材。

司马懿对诸葛亮的处事为人、个性特点了如指掌。当诸葛亮围魏时，“数挑战”，司马懿仍坚守不战。五丈原上，主簿杨颙曾谏道:“某见丞相常自校簿书，窃以为不必。夫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①他不仅讲了“治家之道”，让耕地的、烧火做饭的各司其职，主人就能从容自在，高枕饮食。还例举陈平“不知钱谷之数”（皇帝问他一年判决多少案件，收多少钱粮。他说这些事可问主管部门，丞相只主管群臣，不管这些事)的典故，劝诸葛亮不要亲理细事，汗流终日。诸葛亮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②终于，诸葛亮累倒了，一颗忠贞不贰、智谋超群的心停止了跳动，“蜀汉大厦”随之崩塌。

（三）军旅屡兴，好大喜功纵观三国大势，当时民心所向的是天下大治。整整四十年，九州大地战火不断，生灵涂炭，百姓心里盼望的是“安定”二字，而不是“恢复汉统”这种崇高的空中楼阁。诸葛亮忽略了百姓最急迫、最基本的生存渴求。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仅此一点，就注定了诸葛亮的失败、蜀汉的失败。况且从地理位置上看，魏国占据富饶的关中和中原地区，吴国当时虽然还称不上是锦绣江南，但丰富的资源和道道天险注定了它此后的发展潜力。反观蜀汉，国土面积是三国中最小的，仅仅靠着一个都江堰造就出来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来维系着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应先保住自己的小朝廷。

然而，诸葛亮的目标是恢复汉室，明知国力黯弱，仍大举进兵。连年北伐，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姜维九伐中原，未得寸土，使蜀国民众长期征战，民穷力敝，国库日益空虚。蜀汉末年，国赋民粮，多资前线；木牛流马，运易产难。诸葛亮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结果“出师未捷”，病死五丈原。作为托孤重臣，在“危急存亡”之秋，诸葛亮更应体恤民情，修养国势，以求国泰民安，粮库充盈，先图偏安再去攘外，羽翼丰满再思一统，完成卧龙鸿鹄之志。但是，诸葛亮太急了。

蜀汉当时的天时、地利都弱于魏、吴两国，只有人心、人和可以利用。宋代苏轼《诸葛亮论》说得十分明白：“孔明之所恃以胜之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而“孔明迁刘璋，既已失天下义士之望。”“而欲以天下响应，盖已难矣。”“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人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①罗贯中：《三国演义》，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54页。

②罗贯中：《三国演义》，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54页。

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中国古今贤相第一奇人115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①对于诸葛亮的“以弱攻强”，宋代苏洵在《权书》中也给予了否定：“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国，取一阵，皆如是也。”②尽管后世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极力为诸葛亮辩护，“以攻为守，而不可示其意于人”，认为诸葛孔明“以弱攻强”的联吴抗魏的谋略被张飞、关羽所破坏③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诸葛亮有名的《隆中对》与早于他200余年的王莽篡汉时公孙述手下的功曹李熊献计如出一辙，献计的时代背景有相似之处，王莽篡汉以后，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当时在蜀郡临邛任太守的公孙述，乘乱占据西蜀地区，自称蜀王，有东向争天下的大志，所以李熊只就西川形势作了分析。

而三国时代，战事连绵，皇帝的威信已名实俱亡，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浮沉起伏，诸葛亮在隆中回答了刘备复兴汉室的三步计划(夺取荆益，修政抚边；形成“鼎足”，图谋中原；复兴汉室，以成帝业)。二者相同之处：一是说益州是富庶之地，可建立根据地；二是说有了根据地便造成有利形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三是说用兵之势是北出三秦，东向荆、扬。二者的差异，不过是刘备要占有荆州、再据巴蜀，而公孙述却先巩固益州，再图荆、扬而已。④李熊献计是在24年，而诸葛亮“隆中对”却在207年。其实，“天下未变蜀先变”，关羽兵败身死，诸葛亮“两路出兵”之计泡汤；刘备复仇一败，精锐全失；诸葛亮的“隆中对”只完成了前一部分，一半成了泡影。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战略远见、目光等也很为一般。

诸葛亮虽屡兴军旅，却缺乏冒险精神，既不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又以弱攻强，如《蜀记》所载：“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六出祁山，连年动众”，徒劳无功。在《三国志》中，陈寿虽对诸葛亮推崇备至，极力美化，收集整理《诸葛亮集》，然而也不得不承认，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长欤？”（四）感情用事，影响霸业诸葛亮用马谡守街亭，马谡纸上谈兵，被司马懿杀得大败。一出祁山就此夭折。

失街亭，影响战略大业，其实诸葛亮要负全部责任。马谡随诸葛亮南征北战，屡出奇谋，克敌制胜，为蜀汉大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如献计征服孟获，离间魏帝与司马懿，都是良好的计策且取得成效。但马谡只是一个好高参，不能胜任主将，诸葛亮①苏轼：《苏东坡全集》(下)，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780页。

②苏洵，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裕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③王夫之：《读通鉴论》，《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85页。

④刘逸生：《三国小札》，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11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心知肚明。因此，马谡请缨，他劝之再三；马谡走时，遣王平相劝；马谡走后，“犹豫不定”；当诸葛亮看了王平所绘制的街亭图时，拍案大惊：“马谡无知，坑陷吾军矣。”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误事？而当初刘备白帝城托孤之时曾嘱咐诸葛亮：“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刘备身为帝王，本为金口玉言，更兼是临终肺腑之语，谁敢违背，大概只有自负的诸葛亮了，诸葛亮身受托孤之重任，当时时牢记刘备临终之语，临事却公然违背。因此，失街亭之责全在诸葛亮感情用事，一念之差。

诸葛亮在马谡问题上的感情用事。斩马谡前，马谡说：“丞相视某如子，某以丞相为父。”诸葛亮也说：“吾与汝义同兄弟，汝之子既吾之子，不必多嘱。”①可见二人平时感情极好。然而正是这段感情迷惑了诸葛亮，诸葛亮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如此重要的地点，将全军的命运系于一疑惑之人身上，有了一些侥幸心理。错用马谡，失守街亭，使蜀汉遭到重创，造成了“进无所据”，退无所守的局面，只得被迫放弃已取得的陇西三郡，退守汉中，导致首次北伐的失败。实乃诸葛亮感情用事之缘故。也正是诸葛亮性格悲剧因素之一。

诸葛亮在关羽问题上的感情用事。说到感情用事、待人不当，首推诸葛亮吹捧关羽。当关羽听说马超来降，向诸葛亮询问情况时，诸葛亮本应如实相告，但他却对关羽曲意奉承：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②信中极尽阿谀奉承之意，诸葛亮完全从刘备与关羽兄弟之情出发，盲目吹捧，这种不合实际的吹捧(当时武将中武艺高超者当属吕布、马超、典韦诸公，而文武兼备者则有吕蒙、赵云、张辽等辈)，事虽小，后果却很严重。

关羽拿此信遍示众人，日益骄横，结果大意失荆州，兵败麦城，蜀国失一天然屏障，也夭折了隆中战略。如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指明守荆州事大，关乎刘蜀政权之稳固，警告关羽要千万当心，结果可能会相反。换了赵云、魏延，诸葛亮绝对要换一种口气写信。两次感情用事，两次影响大事，此正为诸葛亮性格中悲剧因素之所在。

（五）军师到丞相——性格心态的蜕变诸葛亮的性格心态以蜀汉建国为界，表现出两种不同形态。前期任军师时为乐观进取型，后期为丞相时为沉稳忧患型。

①罗贯中：《三国演义》，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11页。

②罗贯中：《三国演义》，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49页。

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中国古今贤相第一奇人117前期的诸葛亮英姿勃发，乐观自信，对凭借自身的智慧才智，实现理想抱负充满了必胜的信念。无论是面对强大的曹操还是江东枭雄孙权，皆傲视一切，永不言败，视胜利如探囊取物。赤壁之战时，曹操百万大军下江南，东吴一片投降聒噪，诸葛亮豪迈宣称：“吾视曹操百万之众，如群蚁耳。但我一举手，则皆为菌粉矣。”他智激孙权、舌战群儒、促成孙刘联盟；草船借箭、借东风、定下破曹妙略；智算华容道，使曹操破胆，整个战役发展尽在其神机妙算之中。惊天地、泣鬼神的才智、履险若夷的风采动人心魄。这一时期，诸葛亮的天才智慧得到尽情施展，妙计、巧计层出不穷，多么高明的对手在他面前总输一筹，多么危急的局面他也能转危为安。

攻取南郡、巧借荆州、三气周瑜，妙招连出；火烧新野、白河用水等奇谋妙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使曹兵闻风丧胆。

后期诸葛亮则变得谨小慎微、忧心忡忡。尽管“汉贼不两立”、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犹在，但对战胜强大的曹魏已失去了必胜的信心，后《出师表》坦言:“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而亡，孰与伐之？”完全没有前期胜算在握的心态，只有势不得已的忧患与悲凉。最后一次出师，更是流露出浓重的悲观情绪。主观心态的改变，使诸葛亮变得非常谨慎。

初出祁山，他拒绝了魏延兵分两路，由子午谷、斜谷进击，“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的大胆构想，认为“此非万全之计”，而“从陇右取平坦大路，依法进兵”，终无功而返。诸葛亮后期指挥的大小战争，除了一次“空城计”之外，都显得小心翼翼，明显缺少前期的冒险精神和创造力。对自我的智慧才智，诸葛亮已失去了前期的极度自负和自信。伐魏之前，听说司马懿总领凉州兵马，诸葛亮“大惊”，遂用反间计迫使司马懿下台，“孔明闻之大喜”，遂上表北伐。其后，司马懿官复原职，“孔明大惊”，言“所患者唯司马懿一人而已”。这与以前“视曹操百万之众如群蚁”、三气周瑜时的诸葛亮简直判若两人。诸葛亮的智慧确也失去了前期笼罩一切的光芒，没有那种略施小计即获成功的风采、不计暂时成败的风度，面对困难挫折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悲观绝望。初出祁山，错用马谡痛失街亭；三出祁山攻陈仓城，面对魏无名守将郝昭，诸葛亮“昼夜相攻，二十余日，无计可破”。四出祁山，错用陈式、魏延败于箕谷；六出祁山，中司马懿之计，攻渭滨北原惨败；南征途中，蜀军误饮毒泉，诸葛亮竟悲观求死，前期永不言败的风流倜傥已经消失殆尽。

诸葛亮性格心态前后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客观形势的影响，前期天下安定，群雄争霸，曹、吴、刘分拥“天时”“地利”“人和”，各有优势，尚不知鹿11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死谁手。诸葛亮凭借超凡的智慧实现理想抱负尚有可能，因此，有乐观进取的现实依托。后期尽管表面上呈现三国鼎立的局面，但实际上，国力对比的发展对偏守巴蜀的刘汉日益不利。刘备倾国伐吴遭到惨败，“吞吴”已是不能；曹魏的强盛不仅使“灭魏”成为一厢情愿，自身被灭的危机倒是愈来愈紧迫。严峻的形势发展使诸葛亮不能不时时忧患蜀汉的前途，性格心态也随之改变。又如身份变换的影响，前期，诸葛亮任刘备军师，相互之间亦臣亦友，言行举止较少羁绊，又值血气方刚的盛年，因此意气风发，英气逼人。后期任丞相，行为处事当虑及君臣关系，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自由挥洒。刘备死后，诸葛亮既承受“托孤之重”，独支蜀汉大局，自身压力可想而知，出现谨慎忧患的性格心态在情理之中。但不管怎样，诸葛亮性格心态的改变，从一个乐观进取、充满理想主义魅力的天才军师，成为小心谨慎、充满忧患意识的蜀汉贤相，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蜀汉的事业，都是悲剧性的。从个人而言，诸葛亮失去了藐视任何强敌和任何艰难险阻的乐观主义精神，失去了为实现理想敢于迎接一切挑战的超人意志，失去了表现其无穷才智的创造激情，由一个天才盖世的智慧化身成为普通的贤相，迷失了理想主义光辉。对蜀汉而言，诸葛亮作为无以替代的灵魂人物，一旦其对前途缺乏必胜的信心，才智就不能尽情施展，陷于悲观忧患，彻底失败的结局也就为期不远了。

魏延——纵有文治武功，因被疑脑后有反骨而被逼就范119魏延——纵有文治武功，因被疑脑后有反骨而被逼就范魏延（？—234），字文长，义阳平氏（今河南桐柏县）人。三国时期蜀汉将领，深受刘备器重。诸葛亮不可谓计谋不深，死后都可以杀掉魏延。魏延不可说不是悲剧人物，一个跟随刘备阵营十几年的将领，竟惨死在自己上司的手里，被灭三族，且还要背负叛逆的骂名。魏延的悲剧是其自身的人格和时代所赋予的这样的精神下的结果。时代不能容忍这样具有主见、具有反叛精神且不与时代相融的将领。时代不容许这样具有独立个性的人物。从这一点上来看，魏延的死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他的悲剧是注定的。

据《三国志·魏延传》载，魏延是在刘备危难之际追随其入蜀的。在创建和巩固蜀汉政权的戎马生涯中，“数有战功”：镇守汉中，捍拒曹操；西入羌地，大破郭淮；负重北伐，坚持讨魏。史称：谋略出众，善养士卒，勇猛过人，魏延临危受命，镇守边境，是一员战功显赫的骁将。特别是在蜀国“五虎大将”关羽、张飞、黄忠、马超、赵云先后亡故的困境中，独立支撑蜀国危局，甘冒矢石，英勇奋斗。

刘备对魏延甚是器重，对魏延的施战方略，“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曾先后破格提拔魏延任汉中太守、镇北将军等要职，参与军国大事。①但是，这位集雄才大略于一身的将军，正当他奋力北伐时，却蒙冤被杀。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悲情英雄。

千百年来，《三国演义》在我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在西南巴蜀民众中广泛流传，真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三国演义》塑造的许多英雄人物，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尊崇和爱戴。唯有魏延，因为被认为“脑后有反骨”，成了不光彩的角色，身后也没有留下什么清名。虽然，在分析导致魏延悲剧的原因时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魏延是冤屈的。

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不仅是在学术界，甚至包括像朱德、邓小平这样的战略家、军事家，也都想还魏延一个公道。朱德元帅曾评价诸葛亮，分析“六出祁山”，从中引出对魏延悲剧的重要见解。②他这样说到：诸葛亮被人神化了，他虽然很有本事，有过许多高明的见解，干过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对蜀国的贡献也很大，对后人又有很多启发和教育，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以致于广大人民群众都喜欢他，①陈寿：《三国志》卷4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02-1004页。

②见《共和国元帅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转引自《书摘》1997年版，第1页。

12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把他当作智慧的化身，当作无所不知、无往不胜的神仙，但诸葛亮的缺点错误也很多，有些还相当严重。以指挥作战来说，“六出祁山”就很笨。按照当时情况，魏延建议孔明率主力去斜谷，魏延率步兵出子午谷直插长安，两路人马夹击曹兵的意见是正确的。司马懿也是这种主张，说“若是吾用兵，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但诸葛亮不敢用此计，坚持只出祁山的错误主张，一而再，再而三，以至六出祁山，完全是顶牛阵，老一套。结果一事无成。论工作方法，诸葛亮有严重的事务主义，事无巨细，包办代替，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结果自己累得要死，大家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事情也未能办好。司马懿看准了诸葛亮的这一弱点，定下了和他打持久战(蘑菇战)的方针，硬把诸葛亮累死、拖死了。论用人，诸葛亮有宗派主义倾向，只喜欢顺从自己的人，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这一点比曹操、孙权差多了，关云长、魏延、马谡都未用好，不该用的用了，不该杀的杀了，弄得后继无人。

再看邓小平的评析。1963年，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到成都武侯祠，面对文臣武将廊，他发表这样的见解：“这些塑像，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又有了。比如魏延就该有，但没有塑像；诸葛亮的错误就是没用魏延，这个塑像的人在为诸葛亮打埋伏。”①与朱德元帅一样，邓小平也认为诸葛亮在用人上有错误，没用魏延，是不公正的。多少年来，魏延被蒙上了莫须有的恶名，湮没了丰功伟绩。

这是站在巩固政权的高度来看待魏延的悲剧。仔细分析起来，魏延悲剧的酿成，确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诸葛亮处于执掌朝政的尊位，他居高临下，出现这样的不幸，主要的原因是他用人上的不当，或如朱德元帅所说，是用人上的宗派主义。

一、造成魏延悲剧的蜀国内部政治生态环境（一）魏延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容于蜀国统治集团魏延总是得不到诸葛亮的认同，魏延的人生悲剧似乎与诸葛亮的心胸狭窄有关，其实不然，真正的原因是魏延在三国时期天下大乱的背景下形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两汉时期的儒家文化以及与以汉室继承人自居的蜀国文化氛围不相容。

魏延本来是刘琮的手下，在刘备走投无路投奔刘琮被拒的时候，魏延未征得刘琮同意，杀死守门士卒，擅自邀请刘备入城。这件事引起刘琮内部的自相残杀。后刘备投奔他方。魏延找寻刘备未果，只好投奔长沙太守韩玄。后来刘备拓展势力，①见《小平同志，武侯祠职工想念你》，载1997年2月27日《四川日报》。

魏延——纵有文治武功，因被疑脑后有反骨而被逼就范121派关羽争夺长沙。由于韩玄本人“性急，轻于杀戮”，引起手下不满。魏延借机率众杀了韩玄，投降关羽。这两件事使得魏延落下“敢于犯上作乱”的印象，这也是诸葛亮称魏延有“反骨”的重要原因。

不过《三国演义》中多次出现“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臣”的事例，曹操更是以唯才是举著称，魏延在蜀国众多将领中，其才华可谓屈指可数，刘备后来任命他为汉中太守，而他在任上也很好地履行了职责，诸葛亮虽曾多次称赞魏延英勇善战，但在心底始终不能接受、容忍魏延，其实是与蜀国、刘备集团作为两汉文化的传承人有关。两汉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尽管诸葛亮本人信奉道教，但他作为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魏延多次目无上级，甚至杀死上级，这在诸葛亮看来是不可容忍的。《三国演义》中蜀国另外一位大将赵云也是投降过来的，他的遭遇与魏延也有相似之处，在诸葛亮主政期间也曾一度得不到重用。因此，魏延命运不幸的重要原因是他的品行与蜀国延续的两汉文化的伦理规范不相符。

（二）魏延的用兵方略与诸葛亮相悖诸葛亮一出祁山时，魏延曾经进献过“子午谷奇谋”，建议诸葛亮“分拨自己一万军队出子午谷，夺取雍州、长安和潼关，诸葛亮自祁山攻雍州，然后异道会于潼关”。这个计谋从军事上来说具有可行性。当时魏国派驻防守汉中的是安西将军夏侯楙（mào），此人是曹操女婿，“素无武略”“又多蓄妾”，只因是魏文帝曹丕的妹婿才获得这一重要职位。魏延看准这一机会向诸葛亮提议，自带军队沿秦岭向东疾进，直抵长安，认为这样不出十日就可抵达长安，快速占领咸阳以西地区，这时即使魏国发现派兵出征，但也为时已晚。从军事的角度看，魏延的计划虽然冒险，但有很大的成功可能，因为他镇守汉中多年，对当时敌我形势及当地地形都有清晰的了解和判断。

但是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魏延的战略不一定有效。因为，魏延此一战略的直接目标是占领潼关以西的关中地区，这一地区其实距离蜀国政治经济中心较远，即使取得关中也难以管理，很容易丢失。“失荆州”就是一个例子。除非蜀国将政治中心迁往关中，但如此，蜀国又可能丢失益州。关中相对于益州一方面与魏国之间缺少天然屏障，直接毗邻，且关中的自然条件和版图面积均不及蜀，在与魏国竞争中势必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诸葛亮不是不知道取关中，而是担忧取得之后将成为“烫手的山芋”。正是因为这样，魏延的计谋得不到诸葛亮的采纳。

12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既然如此，诸葛亮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祁山劳师远征，主要是因为蜀国内部的矛盾。刘备率军进入益州之后，在蜀国内部形成了外来的，以关羽、张飞、赵云等人为核心的外来军人集团，和以蒋琬、费祎、董允、谯周、李严等为代表的土著文人集团。蜀国所在的益州原属汉朝，刘备又自称汉室贵胄，旨在复兴汉室，因此，在蜀国建立后他以汉朝代表的身份取得相对于两个集团共主的地位。诸葛亮作为一国宰相尽心尽力辅助刘备，想方设法化解两个集团的矛盾。刘备去世后，因为汉室象征不在，诸葛亮只能以恢复汉室的名义不断远征，用共同的军事行动将两个集团团结起来。然而，蜀国本身实力弱小，又偏居西川，难以撼动魏国，诸葛亮多次远征多因粮草不济无果而终就是明证。但诸葛亮为了维持蜀国内部的政治稳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为了避开曹魏主力，故意选择远离曹魏实力强大的核心地区，将出兵的路线选择在偏僻的西部——祁山。尽管如此，劳师远征还是成为蜀国的沉重负担，引发益州居民的不满，谯周就曾两次劝阻诸葛亮出祁山北伐，后李严作为托孤之臣就因为供应军粮不力被削职为民。所以“伐魏兴汉”的实质不是真要恢复汉室，而是借此化解蜀国内部矛盾，维持蜀国两大集团之间的平衡与稳定。不过，魏延对此缺少认识，反而对诸葛亮不采纳自己的建议耿耿于怀。

（三）魏延的悲剧同时也是蜀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如前所述，蜀国国内其实存在两大政治集团。刘备在世之时，通过建国称帝，封官赐爵，加上刘备的汉室血统，双方可以和平相处。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李严成为托孤之臣，前者主政，后者统军。其实已经形成两大集团对峙的格局，诸葛亮为政公正公平，同时，通过“伐魏兴汉”、凭借“托孤之臣”的身份，加上自己的努力与才干，基本上赢得了两大集团的拥护。但诸葛亮作为军人集团一同进入蜀国，这使他无法回避地成为外来军人集团的代表，而李严则成为本土派的领袖，对诸葛亮心怀不满，对诸葛亮的北伐大业处处作梗，诸葛亮不得不将其削职为民。至此，外来的军人集团取得暂时的胜利，但随着关羽、张飞、黄忠、马超、赵云等所谓“五虎上将”和诸葛亮去世之后，军人集团的势力大为削弱。魏延作为随刘备入川的、幸存的又颇具才华的将领，实际上已经成为军人集团的代表，也成为文人集团攻击和防范的主要对手。

魏延与杨仪的矛盾实际上就是这种矛盾的缩影。《三国志》中记载魏延和杨仪素来不和，《三国演义》中说杨仪在诸葛亮健在时就曾不断当面诋毁魏延。诸葛亮去世之后，两大集团的矛盾公开化，魏延自认为功勋卓著，急于继承诸葛亮的职位。

魏延——纵有文治武功，因被疑脑后有反骨而被逼就范123但从蜀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来看，随着外来军人集团逐步走弱，“伐魏兴汉”将失去政治价值，蜀国国内土著的文人集团必将日渐增强，国家战略必定是割据自治，专心内部治理。诸葛亮对此已有认识，因此，他把自己身后的政治军事大权全部交给了土著的政治力量，向后主推荐蒋琬、费祎继任宰相，杨仪接管最高军事指挥权。

杨仪本人具有一定才华，又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但他职位低下，只是一个长史而已，急于向上爬升，因此他成为文人集团反对军人集团的先锋，也成为文人集团新的代表。

诸葛亮去世之后，军人集团与文人集团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魏延与杨仪之间的矛盾公开化。此时，文人集团和军人集团之间的实力对比已经判然分明。就在魏延和杨仪从前线不断向后主传文指责对方叛乱时，蜀国王宫之内，蒋琬、费祎、董允等皆以身家性命担保杨仪，指责魏延造反，而支持魏延的人一个都没有。魏延的结局就此注定。

（四）魏延的直接领导与重要竞争对手的性格首先，我们来看看诸葛亮的性格。

魏延、杨仪之间的矛盾，诸葛亮心知肚明，但“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①不过，这只是诸葛亮主观上的愿望，在他的骨子里，对那些桀骜不驯的武将有一种本能的顾忌。早在刘备时代，刘封犯了罪，诸葛亮就极力劝说刘备趁机除之。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②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对武将的防范就更加严密了，所以他宁可亲赴前线、亲冒矢石，也不愿让魏延等放手一搏，而总是把他们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像魏延，在刘备时代已经能独当一面，可是在蜀汉后期兵少将寡的情况下，反而始终没有得到大用，这也难怪他要“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了。

诸葛亮对武将的顾忌跟其谨慎的性格有关。对于谨慎这一点，诸葛亮从不否认，而且他也知道，刘备之所以对他那么放心，就是因为谨慎。这诚如《出师表》中所说的:“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③刘备去世后，以一身而系国之安危。诸葛亮越发小心翼翼，生怕有什么闪失:“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①陈寿：《三国志·杨仪传》卷4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05页。

②陈寿：《三国志·杨仪传》卷4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54页。

③陈寿：《三国志·杨仪传》卷4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20页。

12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以伤先帝之明。”①“寝不安席，食不甘味”②，事无巨细，都得亲自过问:“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③以这样的性格，当然不喜欢锋芒毕露的魏延，更不会冒险采纳“子午谷奇谋”。所以，第一次北伐，宁可放着现成的魏延不用，硬是让谋士马谡充当先锋。

过分谨慎的性格，使得诸葛亮根本不指望其他的将帅，总觉得只有自己才能尽心尽责，只有自己才能担当得起兴复汉室的大业，所以每每亲自在外统兵，而且迫不及待地希望统一大业能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身为丞相，却要事事躬亲，纵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好在身边有位能干的杨仪，着实为诸葛亮减轻了不少负担，所以尽管杨仪缺点明显，仍被诸葛亮视为左膀右臂。诸葛亮对魏、杨的“不忍有所偏废”，只是权宜之计，一旦到了关键时刻，两者必须作出抉择时，亲疏立见。诸葛亮明知道魏、杨之间难以调和，干脆就瞒着魏延安排后事，而且明知道魏延可能不服，竟任凭去留，其偏心可想而知。此时的魏延早成了诸葛亮眼中的累赘了，这就难怪魏延要愤愤不平了，比起廉颇来，魏延还算是克制的。诸葛亮贵为一代名相，但在魏延问题的处理上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国演义》出于对诸葛亮的维护，硬是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向魏延，一口咬定他“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杨仪的性格。

在蜀汉集团，杨仪也并非泛泛之辈。刘备第一次与他晤面，“与语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大悦之”，⑤当即委以重任“亮数出军，仪常规划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⑥这些记载都可见出此人才思敏捷，办事干练，精力充沛。

可惜杨仪器量狭小而性情急躁，即诸葛亮所说的“性狷狭”⑦。也因此，杨仪与同僚的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早在刘备时代，他就因“与尚书令刘巴不睦”而被降职⑧，后虽得诸葛亮器重，委以长史要职，但老毛病不改，又与魏延“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⑨两人为何而争，谁是谁非虽难究其详，①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卷35，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20页。

②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卷35，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23页。

③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卷35，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26页。

④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53页。

⑤陈寿：《三国志·杨仪传》卷4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04页。

⑥陈寿：《三国志·杨仪传》卷4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05页。

⑦陈寿：《三国志·杨仪传》卷4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05页。

⑧陈寿：《三国志·杨仪传》卷4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04页。

⑨陈寿：《三国志·费祎传》卷44，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61页。

魏延——纵有文治武功，因被疑脑后有反骨而被逼就范125但就性格而言，一个矜高，一个狷狭，本就容易引发冲突，大概是魏延的傲慢使杨仪看不惯，言语之中不免夹枪带棒，而杨仪的不给面子又进一步惹恼了魏延，闹到最后，一个恼羞成怒，动刀动枪，一个恨极而泣。两人的争吵，表面上杨仪吃了亏，但从杨仪一贯的“言语不节”“辞指激切”的表现来看①，其争吵中的用语定然十分难听，魏延正是因为受到了这种言语上的极大刺激才忍无可忍。后来魏延被斩，杨仪边踩踏魏延的首级边恶狠狠地说：“庸奴！复能作恶不？”②面对死人居然还不解气，充分暴露了杨仪心胸狭隘到何等地步。

对比两人，杨仪的品德远不如魏延，魏延固然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但他想得更多的是一展抱负，当年对诸葛亮的不满，不过是因为“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后来诸葛亮病丧，他想取亮自代，也是为了能“率诸军击贼”。而杨仪则是一个私心极重的人，尤其是对权力的大小，表现得尤为斤斤计较。史载：“亮卒于敌场。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③没想到诸葛亮早有安排：“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杨仪“自惟年宦先婉，才能逾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并在私下里大发牢骚：“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④虽然这只是一些气话，但气话之中还是暴露了杨仪的卑微心理，那就是他投靠蜀汉是奔着权位来的，所以除了关心自身的利益、前程外，他不会太多地替大家考虑，因此，进一步说，此人对蜀汉究竟有几分忠诚也是颇值得怀疑的。

不幸的是魏延偏偏与杨仪同朝，而杨仪又偏偏是个有才无德之人，尤为不幸的是，杨仪偏偏身居号为三公辅佐的长史要职，抬头不见低头见，冲突也就成了必然，自相残杀也早在人们意料之中。所以魏延的悲剧，除了自身的原因外，更是魏、杨对立性格冲突的结果。假使魏延面对的不是杨仪而是蔺相如，其结局肯定大不一样。

再次，我们不妨把魏杨矛盾与廉蔺和欢进行一下比较。

虽然历史上廉颇的声誉远远超过魏延，但细细考究起来，其实两人都属同一路人，正如魏延一样，廉颇也“以勇气闻于诸侯”⑤，以至于连强秦都对他忌惮三分。

与魏延一样，由于资格老、功劳大，廉颇也是矜高的个性，瞧不起他人，更无法容忍位在其上的同僚，特别是像蔺相如这样的文官，所以当蔺相如“拜为上卿，位在①陈寿：《三国志·杨仪传》卷4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05页。

②陈寿：《三国志·杨仪传》卷4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04页。

③陈寿：《三国志·杨仪传》卷4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05页。

④陈寿：《三国志·杨仪传》卷4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05页。

⑤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卷81，岳麓书局1988年版，第610页。

12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廉颇之右”时，廉颇大为不快，声称：“我为赵，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①如果换成杨仪，听到如此一番辱骂，恶语相敬那是免不了的，以两人的性格，谁都不会让步，到最后“并坐争论”。廉颇很难说不会像魏延那样做出“举刃拟仪”的举动来。总之，最终将相交恶，“有如水火”，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好在廉颇面对的是蔺相如：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②相如的这一示弱的做法连其门客都引以为耻辱：“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③的确，以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会等所立的功劳，他完全可以像杨仪那样不买廉颇的账，但相如考虑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国家的安危：“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④杨仪因其“狷狭”的性格激化了与魏延的矛盾，终至互相残杀；而蔺相如则以宽宏大量、顾全大局的品格化解了将相之间的冲突。“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⑤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魏延面对的是蔺相如，被斩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当然，魏延为蜀汉效力也必将一如既往地持续下去。反过来，如果廉颇遭遇的是杨仪，那么廉颇也必将不会有好的命运，他的功名也不会那么传之久远。

二、魏延的人格缺陷在《三国演义》中，魏延性格的最大特征，正如诸葛亮所言，“反骨”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这虽然与古人的命相之术有关系，但个人性格绝不是所谓神秘命相之说所能决定的，它与人物的社会行为和处事原则有着密切的联系。造成魏延悲剧的正是他的悲剧人格。

(一)凭着一腔热情做事，缺乏理智和远见这在魏延一出场时就显露无遗。当时，正是曹军大举压境，刘琮束手投降的危①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卷81，岳麓书局1988年版，第612页。

②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卷81，岳麓书局1988年版，第612页。

③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卷81，岳麓书局1988年版，第612页。

④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卷81，岳麓书局1988年版，第612页。

⑤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卷81，岳麓书局1988年版，第613页。

魏延——纵有文治武功，因被疑脑后有反骨而被逼就范127险时刻。魏延对此十分不满，他大声疾呼：“蔡瑁、张允卖国之贼，刘使君乃仁德之人，今为救民而来，何得相拒。”而且在未经许可之下，他斩关落锁，开门迎接刘备，“共杀卖国之贼”。①尽管他的动机非常好，然而他却忽视了刘备和荆州群臣两方面的因素，即刘备为了保全仁义之名，决不愿乘人之危，接纳魏延，取而代之；荆州群臣畏敌如虎，为了保全自家性命和荣华富贵，弃大义于不顾，甘愿攀龙附凤，献城投降，大势所趋之下，这是魏延个人所不能扭转的；蔡瑁为刘琮之母舅，岂能让魏延杀之而后快，况且蔡瑁、张允手握重兵，又岂是兵微将寡、名爵不显的魏延所能杀得了的。然而这一切的成败利害，魏延似乎并没有认真、透彻地想过，一介赳赳武夫，他头脑简单，热血沸腾，只知匡扶正义，妄图凭一己之力，扭转大局，结果险些断送了身家性命，最终只得落荒而逃。不仅如此，这一切在长沙之战中很快又得到了印证，魏延杀韩玄、救黄忠、献城池等举动，没有考虑到“受害者黄忠是否领情”，也没有考虑到蜀军是否欢迎他。结果他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反而差一点丢了性命。虽然诸葛亮杀他，为的是“杀一儆百，叫那些投机分子，少来这一套”②，但在这背后，恐怕与魏延的行事过于鲁莽和粗疏有关系，更重要的是在备受传统观念熏陶的诸葛亮眼中，魏延此举多少有些悖主求荣的味道。这不仅使得二人关系十分微妙尴尬，也为后来二人的冲突埋下了伏笔。仅从上述的两次举动就可看出，尽管魏延浑身正气，但他办事毫无顾忌，缺乏理智和远见，直率得近乎天真，丝毫没有意识到其处世方式的粗疏和鲁莽。也正由于此，他常常任意妄为，不仅失去了取得诸葛亮谅解、与其和好的一次又一次机会，还导致了自己走上了为人所不齿的“叛逆”道路。也许，魏延至死也没有想明白。

（二）具有开拓精神，总爱给领导提意见魏延悲剧是由他个人性格和时代精神的碰撞造成的，古老国土还没有形成开放型的民族意识时，历史阴差阳错地造就了一个另类的魏延。对此，鲁迅的见解更为深刻：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③自从加入蜀汉集团后，魏延喜欢思考，善于运用谋略，不是简单苟同他人的见解，而且总能出奇制胜，射曹操，擒孟获，斩王双，败郭淮，杀张都就是明证，而且他“出生入死，冲锋陷阵，坚毅①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6页。

②曾仕强：《剖析〈三国演义〉》，鹭江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③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12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果敢，有勇有谋，常与赵云、黄忠比肩而立”，丝毫没有任何悖逆的念头和行为①，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不安于现状、充满开拓精神的魏延，却总是爱给领导提意见，这往往会引起诸葛亮以及众人的不满和猜忌。对于刘琮，他擅自开门迎纳皇叔刘备；对于诸葛亮，他希望以奇谋制胜，兵出子午谷，夺取战争的胜利，这些建议固然无可厚非，且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忘记了诸葛亮一生谨慎的性格，②不允许有任何冒险的军事行动和计谋，即使有可行之处，诸葛亮谨小慎微的性格，也会予以断然否定，更何况二人已有芥蒂在前。即使这样，率直天真的魏延还是一再坚持己见，毫不退缩，这不仅令诸葛亮十分反感，而且也易于招惹同僚们的猜忌。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③更为重要的是，魏延意气风发的开拓进取性格，不仅与诸葛亮的用人方略格格不入，而且与传统民族意识相背离。虽然魏延在蜀汉后期称得上是一步百计、智勇双全的栋梁之材，但纵观诸葛亮所重用的蒋琬、费祎、赵云、姜维等人，这些人无一不是唯诸葛亮马首是瞻，且循规蹈矩、稳重老成，这与魏延相比形成了鲜明的性格对照。反观魏延，既不安于本分，又善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忠贞不贰的楷模”诸葛亮看来，魏延在讲究道德修养、推崇忠信仁义的传统社会中无疑是一个“另类”人物。④为此，诸葛亮只是“怜其勇而用之”，他不仅对魏延的建议大泼冷水和不屑一顾，甚至让魏延充当诱敌之“饵”，挑着司马懿的头盔，在阵前如泼妇般骂街，叫阵挑战，这些都使魏延倍感屈辱，而这一切都成了魏延发泄不满、争权夺利的导火索，以致于发展到魏延公然对抗诸葛亮的临终遗嘱。当然在这之中，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传统民族文化性格使得诸葛亮常以有色眼镜来看待魏延的举动，并且“为了证明自己早识‘反骨’的先见之明，设下各种计谋硬逼魏延造反。”⑤（三）恃才傲物，很难与上级及同僚相处《三国志》中说魏延“勇猛过人，又性矜高”。《三国演义》中借孙权之口说：“此人勇有余，而心不正。”自负、有野心是魏延性格中的缺憾，而“心不正”则是魏延人品的不足。他在韩玄那里就因为得不到重用，心怀不满，最后将韩玄杀死。

在西征益州的过程中，他先与黄忠争功邀宠，几乎死于非命。后与张飞争功，导致自己中箭受伤。在随诸葛亮征讨南夷时，对诸葛亮不重用自己心生不满，竟撺掇赵①沈伯俊：《沈伯俊说三国》，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8页。

②(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20页。

③(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49页。

④王前程：《〈三国演义〉与传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105页。

⑤郭英德：《读三国说英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

魏延——纵有文治武功，因被疑脑后有反骨而被逼就范129云擅自出兵。正是由于性格冲突，使得诸葛亮与魏延二人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一切由来又与关羽有着一定的联系。关羽因骄傲自负对诸葛亮的自比管乐就不以为然，并在言语之间多有折损诸葛亮声望的意思。而且在许多地方，关羽不服从诸葛亮的调度，多次与诸葛亮唱反调，如：违背诸葛亮军令，私放曹操；为了逞个人意气，欲与马超一较高下，迫使诸葛亮不得不在书信中对其大加赞誉，才平复了矛盾。可以说关羽的种种举动，令诸葛亮在心里十分不满，但迫于刘备和蜀汉大业，却又无可奈何，只好隐忍不言。对于这一切诸葛亮并非无动于衷，在《后出师表》中，他就曾委婉地批评过关羽。在某种程度上说，诸葛亮对关羽的不满，正是因为关羽的骄傲，才导致了蜀汉一系列的失败。而眼前的魏延，犹如关羽一样如影随形，对其大政方略指手画脚，这令诸葛亮十分的厌恶和反感。即使魏延劳苦功高，也很难改变诸葛亮对其的成见和不满。而魏延冲动和鲁莽的个性，也使其对诸葛亮十分不快，在随诸葛亮北伐时魏延对诸葛亮不接受自己的“子午谷计谋”也是极度不满，对诸葛亮出祁山的战略公开质疑，称：“丞相若听吾言，径出子午谷，此时休说长安，连洛阳皆得矣。今执定要出祁山，有何益耶。”他甚至公然违抗军令，擅自率军出箕谷，直驱祁连山，致使军队陷入重围。他“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①并多次在众人面前大谈自己的策略如何高明，而这些不满与牢骚又岂能瞒过聪慧过人的诸葛亮，这一切使得二人本就十分紧张的关系，变得雪上加霜。诸葛亮去世之后，他梦到自己头上生出双角，司马赵直对他说此为“大吉之兆，变化飞腾之象”。

魏延大喜，直称：“如应公言，当有重谢。”另外，诸葛亮死后，一想起种种备受屈辱的压制，魏延的不满便不可抑制地总爆发了。他对诸葛亮安排杨仪在他去世后掌管军事更是严重不满，自认为是诸葛亮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公然宣称：“丞相虽亡，吾今现在。杨仪不过一长史，安能当此大任？他只宜扶柩入川安葬。我自率大兵攻司马懿，务要成功。岂可因丞相一人而废国家大事耶？”②虽然他言辞凿凿、合情合理，但骄傲的个性，使他一叶障目，丝毫没有看到国家需要安定的大局，最终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另外，魏延恃才傲物的性格，使得他与同僚的关系也十分紧张。蒋琬、董允二人的评价无疑代表了当时蜀国君臣大多数人的看法：“魏延平日恃功务高，人皆下之。”③可见，魏延的性格缺陷使得他的人际关系十分差。更可悲的是，魏延的亲信部将马岱最后却成了他生命的终结者，亲信心腹尚且如此，更①(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03页。

②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7页。

③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3页。

13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别说他人了。在魏延的性格中，自负、有野心、暴戾、等级观念缺失等都不容于当时的文化语境。

（四）爱出风头，喜于争强好胜魏延在加入刘备集团之后，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尽管他成长很快，几经磨炼，终于成为仅次于关羽的汉中门户镇守将军，但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缺点也暴露得十分明显。入川时，为了与老将黄忠争功，擅自行动，贪功心切，险些命丧敌手；在迎战马超之时，不顾刘备的军事部署，争先出战，却遭马岱暗箭伤害；在守街亭之时，他便叫嚷着要争头功：“某为前部，理合当先破敌，何故置某于安闲之地？”①这一切都显示了魏延的初衷虽好，但他忘却了他人的感受和想法，一味地逞强斗胜的个性，这使得蜀国除了有识人之明的刘备之外，很少有人能够忍受他任意妄为的举动。难怪孙权说他：“此人勇有余，而心不正。”由此可见，魏延在征战中，“舍生忘死，他爱出风头，好打硬仗，是一位争勇好胜的战将。”然而，在具体处世方略中，由于狂傲不羁的个性，使得他的智商几乎低于常人，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遗憾和不足。

（五）牢骚满腹如果说魏延爱出风头、好给领导提意见，尚有情可原，但他爱发牢骚的性格特点却成了致命性的弱点。如果据此断定魏延就有反叛之心，这显然是冤枉了魏延。

因为魏延具有开拓精神，使得他往往期待着别人的认同和赞许，但在现实中，他却一直招惹来许多非议和不满，甚至是压制。备受冷落的际遇，让高傲的魏延实难接受，因而，在种种不满情绪的驱动下，他时常郁愤难耐，隐忍不住便经常发一些牢骚，这在北伐曹魏的过程中显现得十分突出。在一伐中原时，魏延对诸葛亮兵出祁山战略就大加质疑，并将这种不满溢于言表：“丞相兵从大路进发，彼必尽起关中之兵，于路迎敌，则旷日持久，何时而得中原?”不仅如此，在言谈举止之中，他也将这种不满显现在了脸上：“怏怏不悦。”②这与先主刘备的器重和赏识相比，诸葛亮的嘲笑和不屑，使得魏延倍感憋屈。可以说争强好胜的性格，使他一旦遭遇冷遇，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将这种情绪带到具体军事行动中。在第四次北伐中，魏延的不满情绪就来了一次集中暴露。当诸葛亮遣人变更军事部署时，魏延想起往日种种的冷眼待遇，便大放厥词，对诸葛亮大加诋毁，借此煽动陈式的好战情绪：“丞相若听①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0页。

②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3页。

魏延——纵有文治武功，因被疑脑后有反骨而被逼就范131吾言，径出子午谷，此时休说长安，连洛阳皆得矣，今执定要出祁山，有何益耶？

既今令进兵，今又教休进，何其号令不明！”①言下之意不无讽刺和挖苦之意。大敌当前，肆意诋毁上司，煽动不满情绪，导致不应有的损失。如果说初次北伐时，不满情绪虽然使得他出言不逊，但他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这一次就多少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了。经过翻阅有关史料，我们发现魏延并没有深刻反省往日的失误和不足，反而由于待遇的不公正，使他心态渐渐变得疯狂而不可抑制，直至诸葛亮病死，大军要撤回汉中时，他便借对杨仪的不满而大发雷霆，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种种委屈和牢骚一泄而发：“丞相当时若依我计，去长安久矣。吾今官任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安肯与长史断后！”②可以说，魏延这次走得更远，由于控制不住满腹牢骚，他肆意诋毁诸葛亮，谩骂同僚，甚至于刀兵相加，这不仅不能为他争得相应的地位和荣誉，反而使他的累累功勋为之黯然失色，与此同时，这不仅给蜀汉集团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也给自己招致了杀身灭族的大祸。精明的魏延也许忘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质，不是他三言两语就能抹杀的，但在暴怒和不满的驱使下，他忘乎所以，只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丝毫没有考虑由此而带来的恶果。

不仅如此，怨言不断、牢骚满腹，使他不能审时度势，服从大局的安排，而且在不知不觉中，由于积怨满怀，魏延的举动在无形之中走上了对抗蜀汉的道路。如果说他对刘琮、韩玄的背叛，尚有“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美好愿望在其中，那么他在蜀汉后期的举动，就渐趋背离了他的初衷。如在第三次北伐时，诸葛亮急需魏延去对抗曹魏大军，但他却消极观望不前：原来孔明密令人哨探，见魏兵半路而歇。是夜，孔明唤众将商议曰：“今魏兵来追，必然死战，汝等须以一当十，吾以伏兵截其后：非智勇之将，不可当此任。”言毕，以目视魏延。延低头不语。王平出曰：“某愿当之。”孔明曰:“若有失，如何？”平曰：“愿当军令。”孔明叹曰：“王平肯舍身冒矢石，真忠臣也??”③诸葛亮的目视，显然是希望魏延能够舍身而出，担当大任，然而魏延却由于对以往所受委屈耿耿于怀，不肯应声领命，但魏延绝非贪生怕死之辈，大概是想给孔明制造些麻烦，以引起上级对他的重视，或者，他是想让孔明当着众将的面指出“这个需智勇之将担当的艰巨任务非魏延不可！”以求得上级的赞誉。从孔明赞叹王平的言行看，魏延由于牢骚满腹而引发的消极怠工，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令诸葛亮对他的忠诚产生了怀疑。这①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1-1222页。

②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7页。

③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页。

13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在以官本位为主的社会秩序中，魏延此举无疑非常危险。可惜的是魏延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焚烧栈道，以绝大军退路；与杨仪大打出手，导致祸起萧墙，致使蜀国一时几乎出现了岌岌可危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魏延因个人的得失任性妄为的结果。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①假如魏延能多从国家利益方面考虑，多能念及先主的知遇之恩，多一些宽容和大度，少一些意气之争，也许就不会落得身败名裂、众叛亲离的可悲地步了。

魏延死了，一个争取个性独立的人被杀了，一员大将未死于敌人的刀枪下，却屈死在自己上司的手中，实在是一种悲剧。魏延的悲剧既属于他个人，又属于历史。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陶渊明——内儒外道，表面归隐，其实极想登堂入室133陶渊明——内儒外道，表面归隐，其实极想登堂入室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东晋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市）。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死后亲友私下给了他“靖节”的谥号。自古及今，世人多论及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以追求静谧（mì）安逸、真诚无欺的古朴社会，追求淡泊高远、身无外求的人生，不肯沉浮应世，而选择辞官归隐、躬耕自励之路，来注解其隐逸形象。但是综合考查陶渊明的整个人生经历、性格本质以及诗文的写作目的、思想内涵等，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陶渊明从“官场”到“隐居”，是身隐而心未隐，是生活和价值取向的转变，是其从政到从文的转志。

一、陶渊明人生选择的时代背景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发生巨变的时代。在经济上，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开始减弱，独立庄园经济逐渐兴起；在政治上，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已经解体，独立的或具有相当程度独立性的政治势力迅速发展起来。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儒家思想受到历史性的冲击，读经—入仕—扬名这一封建文人最高的人生理想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而口谈玄理、不问政事则成为高雅的举措、脱俗的象征，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同。

这种局面的出现使相当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在思想深处由对国家和皇帝无条件地绝对忠诚、对入仕的极端崇尚和向往转向对个人、对家庭的注重，以及对自我享乐、自我满足、个性自由的追求，这种转变虽然有消极的一面，但同时也是魏晋时期“思想解放”和“人的自觉”的一种表现形式。

与“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及固有的价值观、道德观的破坏相伴随的，是当时仕途的坎坷、政局的凶险，在这政局险恶与思想解放并存、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的时代，如何在远离政治的前提下自主地寻找自己的人生出路，是摆在具有较强自我意识和现实感的士人面前最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当时他们大体上是沿着三个方向来寻找自己的人生出路的。

第一，归隐。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在政治腐败或仕途碰壁之后，往往会萌生归隐的念头，因而“归隐”是热衷仕宦的一种主要补充。

第二，混世。在中国历史上做到真正归隐的士人并不多，而“选择”混世生活13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的士人数量则非常庞大，因为获取功名富贵的诱惑总是那样的强烈，无法有效地抗拒这种诱惑正是他们远离政治、维护自由的主观愿望终究无法真正实现的最为重要的原因。阮籍是踏上这条人生道路的士人的典型代表。

第三，在远离政治的前提下，在立足现世生活的基础上，通过现实的努力，使人生的内容得到充实，使精神境界达到超世的高度，使自我得到相对的全面发展。

这一作为思想解放积极结果的人生选择是部分魏晋士人能够始终有效地维护自主自由的最为坚实的基础。嵇康和陶渊明正是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这条人生道路，并最终在历史和社会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人生目标的杰出代表。相对于嵇康来说，陶渊明的生活方式内涵更加丰富、更富于现实性，因而也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借鉴性。

陶渊明人生选择的现实性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他排除了归隐的可能。“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篙”便是这种选择的典型表现。

其次，他没有将生活希望寄托于冥冥中支配着世间万事万物的神秘“存在”，没有指望把对这种存在的认同和遵从作为人生出路，而是提出“天道幽且远”，这在本质上与孔子的“信鬼神而远之”是完全一致的。

再次，他也没有把人生的希望寄托于来世，而是认为“鬼神茫昧然”“死去何所知”，这无疑表明在他看来对来世的向往完全是不可靠的。

最后，他还清醒地认识到“我无腾化术”，因此曾对魏晋士人产生过强大诱惑的羽化登仙的幻想并没有对陶渊明产生实际影响。

在上述一系列否定和排斥的基础上，陶渊明一如既往地选择且全身心投入到丰富多彩的现世现实生活，并通过这种选择和投入，使其人生充实起来，使“人性”丰满起来。

陶渊明选择生活的丰富内涵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对农耕生活的体验和认识。陶涵明在亲身参加农业实践的基础上，对农耕的意义产生了十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①“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擔石不储，饥寒交至。顾余俦列，能不怀愧。”②从这里可以看出，陶①陶渊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②陶渊明：《劝农》。

陶渊明——内儒外道，表面归隐，其实极想登堂入室135渊明对“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已有了朦胧但却十分深刻的认识。陶渊明对农耕活动的体验和认识，使得他的整个人生历程相比其他文人的现实生活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更加扎实的根基。

第二，对人际交往的注重和体验。陶渊明与老农的共话桑麻一直被传为千古佳话，这一行为的产生与陶渊明对人的价值——所有人的价值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

他曾把一位仆人交给自己的儿子，且满怀温情地叮嘱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说明陶渊明已经认识到任何一个人的存在都是有价值的，任何一个人都应得到与“人”的称谓相适应的最基本的尊重。这种认识无疑表明陶渊明已成功地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局限。另外陶渊明积极主动地靠近“素心人”（指没有其他胡思乱想，欲望杂念的人）及与其共赏奇文的行为表明，陶渊明一直在积极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默契和精神沟通。

第三，与先哲进行思想和精神沟通的注重和体验。丰富多彩的现世现实生活使陶渊明充分感受到了“不绝俗的”平凡人生的快乐，体验到有限生活中的无限与超越。正是这种对人生切实的欢愉体验，而不是阿Q式的虚幻满足，使陶渊明真正感受并深刻认识到自己所选定的生活比“混世”更有价值、更值得追求。如他曾这样坦率、坚定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①这表明陶渊明并不像某些人那样绝对否定追求富贵的内在欲求的合理性，但同时他也十分清楚，获取富贵是以抛弃自己更加向往和热爱的生活方式为沉重代价的，因此当两者不可兼得的时候，他便毅然舍弃了前者，这无疑是理性精神的重大胜利。

通过内涵丰富的现世现实生活，陶渊明还实现了有限度的个人自由。即陶渊明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条件下积极认真地生活及在此基础上的思想、道德、情感、才智等的全面发展。陶渊明正是以“田园”为基础和依托，通过农耕实践，通过人际交往，通过读书和写诗，通过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深入思索，实现了自己有限度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就实现了有限度的个人自由。因此陶渊明的人生选择是十分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我们从不否认把个人价值和自由的实现与整个社会完美结合起来的人生选择，但在陶渊明生活的历史时期，这种完美结合的社会条件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必①陶渊明：《咏贫士七首》。

13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须承认陶渊明现实选择的相对完美性和积极性。

二、陶渊明的矛盾人格（一）陶渊明矛盾人格的具体表现1.理想人格与现实行为的矛盾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塑造士大夫的理想人格时，形成了符合现实标准的儒家理想人格标准，具体表现为内圣外王、君子、圣贤、豪杰和大丈夫等。内圣外王是儒家奉行的最高原则，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层次。内圣是就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而言的，外王则是就个人在社会中的事功与作用而言的。具体说来，内圣外王首先要求士大夫修身立德，效仿尧舜，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行为准则，具有良好的道德文化修养，使自己的行为成为社会行为的规范。达到这个目标之后，就鼓励士大夫积极参与时政，用自己所学的儒家学说干预政治，实现兼济天下，安邦兴国的抱负。

陶渊明出身于东晋的一个世代书香兼官僚的家族，从小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耳濡目染，内心深处接受着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的熏陶。他对儒家理想人格的接受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陶渊明对儿子的期望可以看出他对儒家理想人格的接受。他在《命子》《责子》和《与子俨等疏》等篇目中写道：“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这表明，他希望儿子们发奋读书，温恭谦和，谨遵兄悌弟义，而这些都是儒家教育士大夫的重要内容。陶渊明用这些思想教育自己的孩子充分体现了他对儒家思想的认同。

第二，陶渊明身体力行地实践儒家理想人格。从陶渊明诗歌中的“潜弱冠薄宦”“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或大济于苍生”等都可以看出陶渊明确实渴望建功立业，兼济天下。在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也是按照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来要求自己的。他积极进入官场，施展抱负。《宋书·隐逸传》记载陶渊明“起为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赢疾”。清代丁宴《晋陶靖节年谱》记载陶渊明做官依据，认为陶渊明在隆安四年（400年）庚子到隆安五年（401年）辛丑之间担任镇军参军，在义熙元年（405年）乙巳和义熙二年（406年）丙午之间担任建威将军参军。《南史》中记载陶渊明曾担任过彭泽令。可以看出，陶渊明早年曾积极入仕，分别担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将军参军和彭泽陶渊明——内儒外道，表面归隐，其实极想登堂入室137县令等官职。然而，当他真正进入官场，才发现儒家倡导的理想入仕生活与现实中经历的实际情况存在着很大落差。因此，他在进入仕途后不久就辞职了。

陶渊明辞职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社会政治黑暗，无法施展抱负。东晋后期，司马道子专权，朝政腐败，任用奸佞，排挤有识之士，使陶渊明发出“大道既已丧”的感慨。鉴于当时的社会形势，陶渊明意识到建功立业、安邦兴国无望，所以决心辞职。第二，为了躲避政治动乱，保全自身。担任镇军参军期间，陶渊明看到桓玄的不臣之心，他害怕陷入其中不能脱身。为了躲过这场政治动乱，恰逢母亲病逝，陶渊明便立即离开了桓玄幕府。第三，厌倦官场纷争，喜好自然纯真。在担任建威参军时，他看到同僚之间的相互倾轧，厌倦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加上本性热爱自然就解职而去。第四，个性直率，不屈志节很难适应官场的生活。据《宋书·隐逸传》记载：“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林，五十亩种粳。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2.仕进之心与归隐之念的反复龚斌在《陶渊明传论》一文中指出“陶渊明在仕途前后总共十年，期间忽而仕，忽而隐，每次出仕的时间都不长，在仕与隐的矛盾中痛苦徘徊。直到辞去彭泽县令，才彻底告别仕途，走上坚持隐逸的道路。”陶渊明一生呈现出仕与归隐，然后再出仕与再归隐的循环模式，这源于他仕进之心与归隐之念的矛盾。陶渊明的仕进之心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第一，祖辈们的功绩鼓舞着少年陶渊明实现出仕愿望。陶渊明是东晋大司马陶侃之后，门第显赫，到了父辈这一代还做着类似于太守这样的官职，到了他这一代，由于其父早逝，家庭贫寒促使他积极进入仕途。从《命子》中的“桓桓长沙，伊勋伊德”“磋余寡陋，瞻望弗及”，就可以看出，祖辈们的功绩是促使陶渊明进入仕途、建功立业、光耀门楣的动力。第二，儒家文化的积极入世思想对陶渊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将“修己以利百姓”和“兼济天下”作为职责和努力的目标，并积极进入仕途，展现自我抱负。陶渊明的仕进之心贯穿了他的一生。少年时，他效仿圣贤，志向远大，积极入仕，有着济世安民和兼济天下的决心，渴望以己之力造福百姓；中年时期的陶渊明把自己的进仕之心寄托在了孩子们身上，希望他们学习先贤，振兴祖业；归隐田园之后的陶渊明虽然整天与田园庄稼相伴，但也不时发出“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感慨。陶渊明虽然早年拥有积极的进仕之心，但是，当他真正看清官场后，加上热爱自然，心中便早早有了归隐之念。陶渊明的一生在进13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仕与归隐之间反复纠结也有其必然性：一方面，他受儒家学说影响，积极入世，渴望实现抱负，然而现实社会却没有给他提供施展抱负的政治环境，只能选择退居隐逸；另一方面，他本性自然，渴望回归田园，有强烈的归隐之情。

（二）陶渊明矛盾人格的深层次文化原因1.传统士大夫人格发展的局限性士大夫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特殊群体，有着独特的人格文化，其人格发展具有时代局限性。由于儒、道等派别对于人格发展的多种解释相互矛盾，使得士大夫们从小受到了这些矛盾思想的熏陶，从而陷于无尽的矛盾与痛苦之中。这种矛盾思想在孔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孔子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积极入世，奔走于列国，却不被国君赏识。孔子认为他没有办法实现政治抱负，主要是因为社会混乱，政治腐败。为此，孔子提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他渴望改变天下混乱的局面，建立礼仪有序、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孔子本身最是主张积极出仕，然而也是他提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两种观念本身就很难统一。天下无道的现实本就是孔子汲汲于世、奔走于诸侯之间的动因，然而后来却又变成了他主张归隐的前提。可见，孔子入世与隐逸的主张是十分矛盾的。

陶渊明的矛盾人格形态正是传统士人人格发展缺陷的典型。陶渊明处于动乱不定的东晋社会，士人的人格文化尚未成熟，未能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加上这时期的儒家哲学思想仍处于缓慢发展阶段，思想家们的人格思想还存在着多面性与复杂性，对陶渊明这样的传统士大夫人格发展并没有任何实际的理论指导。更糟糕的是，儒家学派对于人格发展有着多种矛盾的解释，这给了陶渊明巨大的困扰。这些复杂的思想使得他陷于无尽的矛盾与痛苦之中。

陶渊明在痛苦的煎熬中曾寄希望于道家思想，企图在老庄哲学中找到精神解脱之路。但是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加之他并没有勇气冲破儒家思想的牢笼，也不能完全抛弃儒家的思想内涵，因此，只能时而入仕，时而隐逸，在为官时默默忍受官场中看不惯的行为，希冀着隐逸之乐与田园之乐。当他真正归隐时，在享受隐逸的田园之乐时，又惦记着朝堂的事。

2.儒道两种文化的交叉影响与矛盾冲突陶渊明在思想上表现出进仕之心与隐逸之念的反复，在行动上表现出理想行为与现实行为的矛盾，是由于深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道家消极避世思想的影响。以陶渊明——内儒外道，表面归隐，其实极想登堂入室139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创造了一套针对儒家士大夫的社会道德要求。“学而优则仕”，孔子认为，士大夫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入仕为官，安邦兴国、建功立业是士大夫学习最根本的动力。孟子也怀着平治天下的愿望，认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也”，把积极入仕做官当成知识分子应尽的义务。

陶渊明出身于东晋世家大族，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的教育，儒家入世思想在陶渊明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也是他积极入仕，进入仕途的思想支柱和精神支柱。

然而，当时兴起的玄学思想和道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也极深远。道家思想主张消极避世，追求超脱，主张崇尚自然、随心逍遥和任情率真的思想，但追求此思想的前提是远离官场。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是反对做官的，庄子认为在官场很容易让人丧失本性，因而他主张回归自然，主张隐逸。当时玄学则追求自然，追求精神自由，保持人的自然本性不丧失。总之，道玄思想都主张回归自然，达到精神超脱。

道家思想家反对做官、主张归隐的思想正好与儒家的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用自己的学说干预政治的主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陶渊明在受到儒家入世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受到道玄远离官场、回归自然思想的影响。这两种思想对人格理念有多种矛盾解释，而陶渊明身陷其中，无法调和其思想的矛盾性，因此导致了他时而为官，时而隐逸。

三、陶渊明的人生追求（一）实现儒家入世之志陶渊明本身是儒士，其理想是实现儒家入世之志。他喜读儒家典籍，同时也深受乡学的浸润。陶渊明青年时期，范宣、范宁二人提倡经学，江州人士深受熏染，他亦受到了影响。但是，“他虽生长在玄学佛学氛围中，但他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却都在儒学。”①首先，入仕表明其有建功立业之心。陶渊明有多次入世经历。其次，无论是归隐之前还是归隐之后，他都保持着对世事(尤指政治)的密切关注。并写诗来讽咏现实。再次，以儒家标准为行事准则。以儒家标准来评价人事，要求自我和晚辈。梁启超评价陶渊明：“他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他对于身心修养，常常用功，不肯放松自己。”②他为孩子取名：“名汝曰俨，字汝求思。”③正①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九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页。

②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九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页。

③逯钦立：《陶渊明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9页。

14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是取意于儒家经典《礼记·曲礼》“毋不敬，俨若思”①，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做到“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②。陶渊明有很浓厚的先祖崇拜意识。《命子》和《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诗中追念先祖功业，追慕外祖父孟嘉的嘉言逸行。且孝亲敬友，其所作祭文几乎都是悼念亲人。最后，以儒家人物为楷模。

如赞美并立志学习贫士、三良、荆轲、精卫、夸父等儒家人物的进取精神。此外，用诗文来寄托自己情感这一行为正是儒家“诗言志”文学观的表现。

（二）高度地实现自我陶渊明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和个体意识。其性情内向且善感，较为关注自我的生存状态、内心变化和需求。这从他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中可以看出。其作品中的山水、花鸟、松云等，都是即目之景，随意点化，就成为一首美妙的诗。以著名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句为例。“采”“见”是连贯自然的两个动作，“悠然”则说明诗人的心态。十个字就描绘了一个具有叙事意味的优美场景，且表现出诗人的情感和心态。而同时期诗人谢灵运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虽也描绘了一幅画面，“生”“变”二字亦很机妙，但充满雕琢感。谢灵运的诗可以说是构造的，而陶渊明的诗则是从眼前、心底自然流泻出来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地方也充满诗意。钱志熙称陶渊明之学是“为己之学”。“为己”“不是今人所说的自私自利，一切为自己着想的意思，而是高度地实现自我。”③其自我之实现表现为不愿受外部环境阻碍，而是从内心出发，敢于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勇气是自主性和人格丰富性的土壤，“个体以勇气面对生存困境，承认自己的有限，承担起选择的责任，并接受可能由选择而导致的悲剧性结果的主观体验。”④陶渊明做到了这一点，他敢于做出选择，并为选择的后果负责。所以，他的存在是本真的，其人格魅力即源于此。

（三）对“高密度”和“诗化”生活的追求1.对“高密度”生活的追求。陶渊明对“高密度”生活的积极追求与时代精神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魏晋思想的显著特点是个性心灵的觉醒和理性精神重新占据重要地位，而这两者又突出地表现在对“死亡”真实含义清醒理智的认识，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带有浓重感伤色彩的迁逝感。对个性心灵已经觉醒的人来说，既然①李学勤：《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②逯钦立：《陶渊明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9页。

③钱志熙：《陶渊明传》，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50页。

④刘翔平：《神经质人格》，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220页。

陶渊明——内儒外道，表面归隐，其实极想登堂入室141生命只有短暂的一次，那么面对这具有永恒“悲剧”意味的现实，人们更应该珍视宝贵的生命，努力追求“生命的密度”，即在短暂的一生中最大限度地追求浓烈的欢娱和充分的满足。

陶渊明对“高密度”生活的追求归结起来有以下要点：其一，着眼现实，抓住现在。做到这一点往往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人们很容易忽视“平凡”的“现在”，而总是在追忆过去、憧憬未来。其二，在摒弃虚名等的前提下，追求实实在在的现实快乐与满足，使自己在短暂的一生中最大限度地体验人生快乐，并以此为基础使自己经常体验精神升华后的极度喜悦，使人性得到超世的张扬。

2.对“诗化”生活的追求。在追求“高密度”生活的同时，陶渊明以诗人对生活超凡的认识和理解，以诗人特有的心境和敏感，从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不平凡的、富有诗意的内容，同时给日常生活涂上了其原来所没有的诗的色彩，这两者的结合，就是日常生活的诗化。对诗化生活的体验是陶渊明精神升华的一个重要途径，这种体验使其精神升华到了超世的澄澈恬静的境界。生活的诗化和精神的升华使陶渊明充分感受到极高层次的快乐和满足，而所谓的“高层次”主要表现在这种快乐和满足本身，也是极富诗意的：“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一》）陶渊明对诗化生活的追求无疑是十分积极的，但其积极性长期以来也一直没有得到广泛充分的理解和承认，作为这种追求必然结果的高层次的快乐与满足甚至还被一部分学者视之为阿Q式的自我满足、自我解脱和自我麻痹。实际上陶渊明对诗化生活的追求，无论在主观感受上还是在客观结果上，与阿Q式的精神胜利均有本质的不同。

四、陶渊明的失意人生（一）穷困潦倒的忧暖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曾做过太守一类的官，但到陶渊明这一代，家道已经衰落了。在诗文中经常提及穷困问题，“少而穷苦”(《与子俨等疏》)、“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畴昔苦长饥”(《饮酒二十首》之十九)等，说明在出仕之前一直过着“穷苦”的生活。

出仕除了实现其“猛志”外，现实的原因是“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兮辞序》)“将养不得节，冻馁（něi饥饿）14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固缠己”，(《饮酒二十首》之十九)生活所迫的陶渊明不得不通过出仕以解决衣食问题。在时断时续长达13年的仕宦生涯中，衣食基本上无忧，却又因“性刚才拙，与物多忤（wǔ违逆，反对）(《与子俨等疏》)回归田园了。

陶渊明的后半生一直生活拮据，穷困潦倒。“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五柳先生传》)“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撰田舍获》)“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二十首》之十六)“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爱喝酒却买不起，曾一度戒酒。陶渊明的生活要求并不高，“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有会而作》)“营已良有极，过足非所钦。”(《和郭主簿二首》其一)唯“知足饱和”而已，但这样的条件有时也未能满足，418年的天灾，使陶渊明近乎绝收，连赋税都无法缴纳，酒粮常绝，生活艰难困苦。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把家庭穷困潦倒的原因揽到自己身上，“在己何怨天”，晚年进而达到乞食的地步。

作为一位家长，一家人的生活问题始终困扰着陶渊明，是一块心病。辞官归田后，愧对儿子：“吾年过五十，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勤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与子俨等疏》)透露了“勤勉辞世”的良苦用心是为了远离“俗患”，希望能得到儿子们的理解。陶渊明还担心自己病逝后儿子们的生活问题，“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刘柴桑曾劝其隐居庐山，陶渊明于心不忍，回绝道：“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和刘柴桑》)面对这样的生活境况，陶渊明通过咏古代贫士，来表达对饱受饥寒的家人的内疚之情，“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

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咏贫士七首》其七)这些都说明，陶渊明是一个对家庭较为负责任的人，始终对家庭的贫困耿耿于怀。陶渊明没有像当时的一些隐士那样走极端，不近人情，为了自己的解脱而置家庭亲情于不顾。

陶渊明一生饱尝艰辛，多忧生之嗟，郁郁寡欢，临终前的浩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道尽了一个封建士人无尽的悲哀。

陶渊明——内儒外道，表面归隐，其实极想登堂入室143（二）爱子不才的无奈在子女的教育上，陶渊明做得更是一塌糊涂。“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陶渊明是一个极为严谨的封建士人，肯定会重视儿子的教育问题。儿子后来是否成才未见史书记载，但上述情形有悖于陶渊明的初衷。陶渊明对儿子的命名都煞费心机，勉励其成才，不要辱没祖辈的光荣风范。

“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命子》)上述情形恐怕是陶渊明始料不及的，也肯定不是其所愿见到的。有人把陶渊明儿子的智力平庸归罪于其嗜好饮酒，而又有人认为陶渊明的《责子》是戏谑之辞①，以风趣幽默的口吻责备儿子们不求上进，希望儿子能好学奋进，成为良才，表达的是深厚、真挚的亲子之情、骨肉之情。

陶渊明是一个极其现实的文人，五个儿子都距其期望值较远，现实都已经这样了，也毫无办法了。也许这正是陶渊明想要得到的结果，乱世保全性命最为重要，因为智商高的大多都死于非命。实际上，陶渊明“为了追寻个人内心真实愿望，而部分地放弃了对社会尤其是家族与家庭的责任，致使五个孩子均不成器。”（三）壮志未酬的悲愤从受教育的情况看，陶渊明主要接受的是儒家思想，“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其十六)“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做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样的教育背景，再加上受其曾祖父功业的鼓舞，使“闲静少言”的陶渊明少年时就有济世之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出游。谁言行游迈？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其八)希望能像曾祖父陶侃那样有所作为，为陶氏家族光宗耀祖。

陶渊明少时生活虽然穷困，但“不坠青云之志”，学习刻苦达到了“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的程度，积极准备入仕的举动由此可见一斑。以致在辞官时“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兮辞》)辞官后不时泄露内心的悲痛“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九日闲居》)他不想一生一事无成。其实陶渊明一生都在思考如何实现“猛志”的问题，其前半生表现得颇为积极，“先师遗训，余岂云坠???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时来苟冥会，宛髻憩通衢。

①《陶渊明资料汇编(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页。

14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随时准备出仕。而根据他当官的情况来看，也不适合当官，即使当了官，由于缺乏为官“韧性”，时间也不会太久。曾五次出仕，都未果而终。

陶渊明离开官场后，一直过着躬耕隐居的生活，庆幸于避祸远嫌、保命全身。

也曾学汉末士人的样子及时寻乐，以了此残生。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前途当儿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杂诗十二首》其五)壮志未酬，不敢止步。

想到古人惜寸阴，自己时时有畏惧之心。

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中年时的“有志不获骋”，再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被痛苦纠缠着。放弃人生理想，毕竟太难。当一意识到理想不能实现时，通过讴歌夸父、刑天、精卫、荆轲等失败的英雄来对其理想进行补偿。离开人世之前，怀着对人生的深深遗憾或者不满甚至激愤进行了自挽自祭。①五、陶渊明的归隐（一）归隐的原因1.道家思想的影响。陶渊明除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之外，还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人生无常”与“听任自然”上。“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叙川》)“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杂诗》)如果把陶渊明的这些诗句单独摘出来看，他简直就是一个消极无为的遁世主义者。我们知道，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就是一个因不满现实，却又无力反抗而走上归隐道路的隐士。他的放荡不羁、蔑视礼法和权贵以及对统治者的不合作态度，对陶渊明显然是有影响的。

深受父辈和儒、道两家的影响，在陶渊明的内心深处，积极进取和消极隐退两种思想，在他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同时并存了。只是在他出仕以前，他身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占据主导地位罢了。

2.逃避无可奈何的政治。陶渊明作为封建社会一名接受正统教育的知识分子，自青少年时期就有“猛志逸四海”的志向和壮怀，希望像韩信那样辅佐明君干一番大事业，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理想。为此，他起为参军，又做桓玄官吏，再做刘裕镇军参军、刘敬宣建威参军等，在时断时续、前后跨越十三年的仕途生活中进①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

陶渊明——内儒外道，表面归隐，其实极想登堂入室145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尝试。但是，面对南北分裂的动荡社会环境，“九品中正”的取士制度，造成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官场格局，以及东晋政权、政治的黑暗，上层统治集团的相互倾轧、残酷斗争，陶渊明不无忧惧之感：“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也使出身寒门的陶渊明逐渐认识到，社会现实与自己通过入仕建功立业的追求相去甚远。为了躲避黑暗的政权，陶渊明不得不退出仕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怡俗患。”(《与子俨等疏》)逃避乱世，深知仕事不可为是陶渊明决意隐居的重要原因。

因此，他的隐逸，并不是真正看破了红尘的退隐，也并非出于对人生意义的虚无主义理解，他更多的是在逃避——他要逃避的是无可奈何的政治。他的心底，似乎总是暗暗地涌动着一股被压抑着的情绪，为在现实中没有机会实现的抱负。在隐遁身形的背后，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奈，他常常以酒寄怀，在这些文字里感叹自己壮志未酬和愤愤不平的复杂感情。他的创作和生活，都反映出他对现实和人生的执着。如他的《归去来兮辞》，通常我们认为是陶渊明绝弃官场的声明，但也能体味到他对官场纷乱、污浊和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他着意描写他的田园生活以及表达自己“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林”的迟暮之感，正表露了隐藏在他内心的苦闷，反映了他对自己理想和抱负的不得实现，怀有终生遗憾的情绪。

3.觉得自己走入了误区。第一，自己“质性自然”，不适合在官场中尔虞我诈。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①陶渊明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禀赋性情，他从小就在田园中长大，心思只在田园与琴书中，一旦走入仕途，矫厉性情，违己交病，他怎能不思念他早已习惯了的田园生活。第二，委屈自己性情去求得口腹之欲很不值得。他在《饮酒》中写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口腹之欲可上可下，而自由闲适的心境是千金难买的。陶渊明心中有个理想的做官模式，那就是既做着官，赢得人人尊重，又能“任怀得意，融然远寄”，而以陶渊明的耿介，是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的，他只有两个极端的选择，要么轰轰烈烈，“节义为士雄”，要么终老归田里。第三，坎坷的仕途经历使他越来越心灰意懒。陶渊明面临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道，昨天是霸主的，今天却成了刀下鬼，连皇帝都朝不保夕，更何①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饮酒二十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页。

14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况陶渊明不善处理人事关系，又没有什么卓著的军事才能，所以他的豪气日渐消损，他感叹道：“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于是“投冠还旧墟”便是自然的事了。

第四，陶渊明在很多诗中表达了自己老大无成的遗憾和珍惜光阴、热爱生命、及时行乐的心情。《饮酒》中写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杂诗》中说：“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陶渊明深切地感受到，人生苦短，来日无多，如果把有限的人生美好时光都花费在那渺茫的功名上，恐怕此生就只有行役的奔波，违心的痛楚，而毫无享乐可言了。

第五，靠封官受爵来求田问舍会委屈自己的心性。陶渊明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态了，曾祖父陶侃那样的生活是不可企及的了，靠封官受爵来求田问舍太委屈了自己的心性，也太难达到目标。陶渊明只能退而求其次，一是在物质生活方面降低标准。不求挥金如土，只要浊酒一杯，“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二是靠躬耕陇亩来维持生活。回到田园的陶渊明，一无祖上遗产，二无官爵田仆，他名分虽为“士”，实质与陇亩民无不同。陶渊明确实选择了与当时士人不同的道路，连田父都不解：“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①。

4.家庭生活的影响。首先，贫困的生活使陶渊明在思想感情上更远离上层统治者，而与劳动人民则保持了一种亲密的友情；也使他能更冷静、更客观地观察社会的种种弊端，从而激起他变革现状——“济苍生”“怀国邦”的雄心壮志。其次，贫困的生活磨炼了陶渊明的意志，促使了他耿介性格的形成。这对他归隐以后矢志不渝地“固守穷节”有很重要的意义。再次，贫困的生活，使陶渊明比起一般的仕族地主子弟更有机会受到大自然美的陶冶，使他从小就酷爱大自然。而这一切，又成为他日后归隐田园的直接动力。

（二）归隐的实质——从政到从文的转志陶渊明的归田并非消极隐居，而是从政不可为的转志，是因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以期文学中求得一席之地、做出一番事业的追求。陶渊明的这种转志以诗文创作的方式呈现出来，常常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以文为表现方式，表达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探索。在日常生活中，陶渊明不仅“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有时甚至使他忧虑地“终晓不能静”。(《杂诗》)他既痛惜时光易逝，人生易老：“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①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饮酒二十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页。

陶渊明——内儒外道，表面归隐，其实极想登堂入室147川》)也愁虑生命行将结束：“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杂诗》)他既愤慨世道的不公平“人皆尽或宜”，也哀叹自己营生无方：“拙生失其方。”(《杂诗》)在第二次归隐后，陶渊明相继写了《停云》《时运》《荣木》等。《停云》诗前《序》说，“《停云》思亲友也。”实际是借思念亲友，抚今追昔，表达对乱世的关切之情；《荣木?序》说，“念将老也”，慨叹自己“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同时诗中又表达了他的进取精神，“驱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他以驱车驰马作喻，表达自己准备前去求取功名的愿望，并说纵然路途遥远，只要坚持不懈，就能达到目的，表达出再展宏图的愿望。

其二，不热衷于封建仕途，以文为战斗武器，抨击黑暗的现实。在对待时政上，陶渊明更没有做到“无复独多虑”。他最后一次出仕即做彭泽令辞归后，他仍写过不少涉及时政的诗作，如《述酒》《拟古九首》《咏荆轲》《咏三良》《读山海经十三首》等，名为咏史，实为述怀，均表明晚年的陶渊明对政治仍未忘情。如《读山海经十三首》中的第十首：“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诗人通过对神话人物为实现理想而顽强奋斗精神的赞美，寄托着自己长期以来理想抱负不得实现的感慨。

鲁迅先生说陶渊明歌颂精卫和刑天的诗，是“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证明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尤其是第十三首：“岩岩显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废共鲧（gǔn一种大鱼），重华为之来。仲父献诚言，姜公乃见猜。临没告饥渴，当复何及哉！”这首诗与其说是对桓玄进行的抨击和批判，不如说是对东晋统治者的告诫。

乃至最后在《桃花源诗并记》中，他竟然以逃避现实的艺术构思寄托着自己对现实的深刻批判，其中的无君论思想正是对东晋末年战乱频繁、政治腐败、生产凋敝、生灵涂炭的一种控诉。

其三，文学上独标一格，以文传世。陶渊明在辞世前一年在《有会而作》中感叹：“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志，诗文之“述”，不只是以诗述贫，更是以诗述志。陶渊明承继《诗经》的农事诗，独创田园诗，扩大了诗歌题材。同时，从文学样式上看，陶渊明驾驭了先秦到晋各种诗体，四言、五言皆备，尤其是五言诗是唐前五言古体的最高成就；辞赋，抒情特色浓烈，清新朴素；散文、传、记、赞、述、疏、祭文，样式齐备，各有特色，无不在标志着诗人的创作追求，力求诗文传世。由此可见，陶渊明“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酣觞赋诗，以乐其志”的从文志趣不能看作是中小地主的诗酒隐逸之乐，而是自觉以文学14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为业，是以诗人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在方式上的转移。

其实，陶渊明的隐逸，是身隐而心未隐，是其从政到从文的转志。这种转志拓宽了古代知识分子以诗文传世、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也较好地调和了儒道人生观之间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陶渊明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武则天——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的一代女皇149武则天——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的一代女皇武则天(624—705)，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生于利州(今四川省广元市)，是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之母。14岁时进了后宫，24岁削发为尼，32岁成为大唐皇后，61岁失去二儿子，流放了三儿子，囚禁了四儿子，66岁登上女皇大位，81岁那年准备一块无字碑。从她参与朝政，自称皇帝，到病移上阳宫，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史称“贞观遗风”。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然而，由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由男权政治为主导的时代，那些头脑中牢固树有“男尊女卑”思想的男性们对于武则天以女人身份君临天下这一事实始终耿耿于怀，为了防备后来的优秀女性效法武则天重掌神器，于是拥有历史书写权的封建卫道士们便利用史书极力地歪曲、丑化、贬斥甚至诬陷武则天，只有把武则天描写成一个丧尽天良的暴君、昏君和淫君，这样才能找回男人在“武则天时代”失去的颜面，才能震慑那些欲效法武则天的优秀女性。于是，在历史的典籍里，武则天就成为一个身侍二夫的乱伦者，成为一个欲登高位而不惜亲手杀子屠女的凶手，成为一个包养面首的淫妇，成为一个阴谋的篡权者和滥杀无辜的暴君。往事越千年，我们想知道：武则天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一、武则天的历史功过（一）武则天的历史功绩武则天当政时期是唐代发展的重要阶段，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政绩是较为突出的。主要表现在：1.打击了保守的门阀贵族。武则天天性聪颖机智，在被立为皇后以后，为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权力，她扫除了参政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既为登上皇帝宝座扫清了道路，也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开创了科举考试中的殿试和武举。武则天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不计门第出身，一律做到量才使用。为了广揽人才，她发展和完善了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她别出心裁，叫及格考生到大殿前来再考一次，由皇上亲自出场主持殿试，这样既增加了考试的严格性，又增加了考生的光荣感，更加忠君爱国。此外，鼓励各级官吏举荐人才，还允许有才能的人自荐。通过种种措施，打破了原有的传统制度，为一15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般的社会下层参政创造了更多的机会。武则天通过科举、自举和别人推荐，选拔了一批杰出的人才，成为武周政权的中流砥柱。武则天称帝后，还破例开了武举，即在科举考试当年同时进行武举考试，内容有骑射、步射、马枪、负重等内容，考中的可以任用为武官，等等。

3.社会经济持续向前发展。武则天执政期间，唐朝仍实行均田制，几乎所有农民都有地可耕，但她仍然强调重农政策。武则天还很重视边防要地的屯田事业，不仅发展了农业生产，也巩固了国防。不仅如此，武则天还注意地方吏治，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监察督促，兴修农田水利。武则天的这些措施，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因此，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是相当安定的，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4.巩固了边疆。唐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与周边各族保持友好的关系。武则天时期也做了很多努力。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坚持边军屯田的政策，对边区开发、减轻人民转输之劳，以及巩固边防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5.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由于武则天十分重视科举和人才，到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了“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良好社会风气，正是这种文化的普及，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繁荣，具体表现在：富家漠、陈子昂创作了第一批唐文。唐文以质朴刚健的文风，取代了六朝以来柔弱华丽的文风。

至唐代后期，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创作了成熟的唐文，他二人也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前两名。这些充分说明了，武则天一生，能文能武，为国为民，知人善用，领袖群才，治国有方，威信崇高。在政治、军事、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她都有作为一个英明的国家领袖人物的才能、见识、眼光、风度。

（二）武则天的过失武则天为了扫清其登基称帝的障碍，大肆诛杀李唐皇族势力，她玩弄权术，重用酷吏，奖励告密，使不少像来俊臣一样的污吏横行一时，这些措施虽然消灭了一些政敌，但也不免滥杀无辜。她放手选官，使官僚集团急剧增大，官僚机构膨胀，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她崇仰佛教、建寺院、筑明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耗费大量财资和劳力。宠爱男妾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二人狐假虎威，作威作福。武则天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武三思等，祸乱朝纲。

武则天的这些错误和过失，毕竟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的支流。总的来说，武则天统治时期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在各方面都发展了贞观之治，并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武则天——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的一代女皇151础，特别是重视人才，继承和发展了唐太宗时期发展农业生产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使唐朝成为空前隆盛的封建王朝，而在当时世界上，唐朝是一个超级强大、繁荣、文明的大国，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

二、武则天与吕后的对比及评价为了说明武则天的文治武功，为了说明武则天功过是非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在这里要把武则天与中国历史上另一位杰出的女性政治家吕后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对比。

（一）武则天与吕后的对比1.时代背景对比。吕后生活在秦末到汉初、女性地位较为低下的社会时代。吕后亲眼目睹了秦末农民战争和丈夫刘邦建汉历程，受夫权思想束缚较为严重。而武则天生活在唐朝欣欣向荣、富国强兵、社会稳定的社会时代，受鲜卑母系遗风影响，妇女地位普遍很高，且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社会的开放，推动了思想和舆论的自由，这和西汉时期的社会环境是有所区别的。

2.生平对比。从家境来看，《史记》中对吕后(雉)父亲的家世只说“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意思是：吕公与沛县的长官要好，吕公因避仇人到沛县县令家做客，于是就在沛县安了家。）而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yuē)是唐朝开国功臣，后改封应国公，相比出身平凡的吕雉，武则天从小对官场风气耳濡目染，为日后争权夺势打下了坚实的心理基础。同时二人的婚姻都具有悲剧性质，吕后跟随刘邦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当上皇后，尤其是因刘邦还做了两年人质，受尽屈辱，回来后自己地位几度不保，儿子的太子地位也几番受到威胁，从而激发起她内心仇恨的滋长和对权势的渴望。武则天虽以才人为起点，但并不被重视，后又因太宗去世被送入寺庙更是跌入人生的低谷。

3.心理特征对比。吕后的心理特征随着她人生发展而变化，与刘邦结婚初期，她在贫困动荡的环境中渴望摆脱普通的农耕生活。汉朝建立后，吕后陷入谋权并与戚夫人等争权夺利的矛盾之中。刘邦死后，吕后的心理走向极端，她分封诸吕姓为王，迫害戚夫人和赵王。但是，“这一时期吕后政治上的所为，就是她要安定天下，其个性心理的需要，就是个人功名的建立”。①武则天心理上的不断变化也是她步步谋权直至称帝的内在动力。做才人时，她渴望有机会向外寻求发展，做高宗皇后时，①刘昌安：《吕后的个性心理特征及其形成》，《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15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她逐步掌控大权，封为“天后”；后又临朝称制，为当女皇打下铺垫，称帝后虽年事已高，她仍日理万机。吕后与武则天都经历了从低到高、从弱到强的心理发展历程。二人都从平常生活起步，都经历了动荡的人生变故，形成不断谋权谋利的强势心理，具有坚不可摧的特点。这也是她们日后得以执政的主要内因。

4.性格对比。吕后是一位具有双重性格的女性。一方面，她温柔善良，吃苦耐劳；另一方面，她刚毅强悍，辅佐刘邦，正如《史记》中所述“扩汉族淮阴，夏，诛彭越，旨吕后计”。①后来女性的嫉妒心态令她走向极端，将戚夫人残害成“人彘”，毒死赵王如意。吕后的“政治思维是一种女性思维模式妄图以婚姻和血缘关系来维系政权”。②也正因此为她的统治留下漏洞，导致刘章与人联合，将吕氏家族击溃，结局悲惨。相比之下，武则天的性格发展则是直线型的，她是一位不甘忍受命运摆布的女性，从才人、尼姑、昭仪和皇后这些身份的转变可以看出她坚韧的个性、超乎寻常的气魄。

对比看来，吕后与武则天的性格里都磨砺出了非凡的胆略。二人都经历过人生动荡与变化，承受过失去丈夫宠爱的人生落寞的打击，武则天却通过自己的心智和手段取得高宗专宠，封为皇后，逐步走向了人生的高峰。而吕后只能通过拢权发泄不满和情感重创。这不仅是两位女性个人经历影响产生的后果，也是封建社会逐步走向高潮的体现。此外，吕后只是一心维护刘氏江山，少了武则天的大胆与狠辣，在气魄和胆略上略差一分，这正是她没有称帝的原因。

5.政治才能对比。吕后开启了女性政治家改朝称制的先河，武则天则是自己做了皇帝。对比看来，吕后受夫权束缚，以各种手段维护丈夫刘邦打下的汉朝江山。

武则天实现了改朝换代，空前绝后地挑战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的男权观念，提高了后人对妇女社会地位的认可。她知人善任，从善如流，借助贤才的力量巩固江山，开拓武姓疆土。而吕后在执政时期却广封吕姓王，不仅失去贤能之才的辅佐，也激化了朝廷内部矛盾，这是她被击溃的主要原因。吕后与武则天的统治都使各自统治的帝国稳定，尤其是吕后与匈奴化干戈为玉帛，继续推行和亲政策，保证了汉初发展的稳定局面。在武则天统治时期，除了秦汉的关东、关中、益州三大经济基地外，又增加了江南地区、辽河流域和河西走廊。③在社会经济方面，二人都采取轻徭薄赋和休养生息政策。吕后相继重用萧何等①司马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41页。

②高发香：《试论史记中的女性形象》，《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③刘希为：《关于武则天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

武则天——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的一代女皇153开国功臣，轻赋税，重农但不抑商，在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吕后还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宴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①武则天也是坚持与民休息，不夺农时，注重农桑生产，社会经济发展，粮食产量和人口增长，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是吕后与武则天政绩的最大共同点。武则天时期的社会习俗则比吕后时期更为开放，男女交往较为自由。而且，武则天对佛、儒、道三家的思想兼收博采，维持自己的权力。这不仅促进了思想界的活跃，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发展和繁荣，这是西汉时期没有的。

（二）公正地评价武则天与吕后从审视女性的角度出发，吕后与武则天都不算完美，吕后凶狠毒辣，武则天荒淫不堪，吕后的嫉妒和狭隘导致她残忍地对待赵王与戚夫人，武则天的阴险使她不择手段地杀害了自己的儿女。但二者的残忍，很大程度上来自政治斗争的残酷，从某种程度上讲，她们只不过是以女子身份去统治大一统帝国的牺牲品而已。两人性格上的阴暗面虽值得批判，却又是在其命运发展的情理之中。从历史的角度看，两位女性的政治功绩都不可忽视。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吕后单独列传，并将《吕太后本纪》放在叙述历代君主政绩的本纪中。文景之治与开元盛世离不开她们在不同时代奠定的良好基础。无论是巩固政权还是安定社会，无论是维护疆土还是淳化社会风气，吕后与武则天都利用自己的政治才能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对比看来，武则天的雄才大略确实比吕后略高一筹。武则天重视人才，重视文化发展，并创立殿试，初设武举，使科举制度不断走向完善。这些政绩的取得与其所处的大环境不无关系，武则天所处的是生机勃勃的唐代，有了李氏江山打下的良好基础。而吕后面对的是丈夫刘邦刚刚建立的汉朝，百废待兴。所以，吕后的政治功绩也是不可小视的。

吕后与武则天并不完美，在崇尚男权的封建社会中，她们从普通女性逐渐取得政权，指点江山，安定国家，取得卓越的成绩，堪称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到了对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最有力的挑战，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她们两个都是具有刚毅的性格、果敢的政治手腕和完善的经济策略的杰出女性政治家。

①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7页。

15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三、武则天的悲剧人格分析（一）族人的欺凌及对武则天人格的影响在父亲武士彟病逝后，武则天母女受到了武家族成员武元庆、武元爽及武士彟兄之子武惟良、武怀运等的欺凌。武则天童年的噩梦开始了。关于武氏族员欺凌武则天母女的详情，史载不详，但杨氏为夫守灵不满一年就带着三个女儿离开文水，去长安投奔堂兄杨师道，可见武氏族员欺凌之甚。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罗丽说成年后的武则天“实现了自我丰满的人格之后的反压抑”①。其中提到武则天所受到的压抑，应当主要是来自男性族人的压抑。武则天母女被欺凌是从贞观九年(635)武士彟去世开始的，那年她12岁。这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关于武氏族员欺凌武则天母女的详情，史书中并无记载，我们只能根据他们日后的关系来推知前情。武则天立后不久，武氏族兄皆有超越常制的升迁。杨氏“尝置酒”，谓武惟良等曰：“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何如？”杨氏提及的“畴昔之事”即指他们的欺凌行为，不仅包括他们对杨氏的“不礼”，还应包括他们对武则天的“不悌”。因为杨氏提及旧事的前提是武则天立后给武家带来了莫大的恩惠和荣耀，此言是提醒他们“今日之荣贵”得益于武则天，要看他们羞惭悔过的洋相。不料，武氏兄弟并不买账，他们明确指出自己“早登宦籍”是由于父亲的缘故，并且表示“揣分量才，不求贵达”“曲荷朝恩，夙夜忧惧，不为荣也”②。这种尴尬场面充分说明了当年他们矛盾的深厚和长期的纠缠不清。那么，当初武氏兄弟到底是怎么欺负武则天母女的？以致于多年之后，妹妹贵极天下并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了，他们仍然不肯低头？

我们知道，武则天有非常明显的暴力人格，屠戮亲属、残杀政敌、血洗朝堂等一系列行为均说明了这一点。其实，她初次入宫就有过一番骇人言行。“太宗有马名狮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武则天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挝挝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③这非常明显地流露出少年武则天虐待动物的暴力倾向。也就是说，她的暴力人格在此时就略现雏形了。当时她虽然并不受宠，但也并无受罚、受虐经历，也没有经历过战争等暴力场景，其暴力倾向只能从她此前的生活中寻找原因。武则天入宫前一直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父母感情良好，均无①徐深整理，罗丽：《女学者论武则天》，《文艺研究》，1995年11月第6期。

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49页。

③[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544页。

武则天——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的一代女皇155暴力倾向。她与父母关系良好，其暴力倾向应与父母无关。此前她唯一的负面经历就是族兄的欺凌。也就是说，族兄极有可能对她有过肢体暴力和精神摧残。

武元庆、武元爽的具体生年至少应在武德五年(622)前。根据他们日后不接受杨氏的情况来看，他们可能已与生母建立了深厚的母子之情。这时他们应该至少5—7岁。杨氏武德七年(624)生武则天。也就是说，他们两个至少要比武则天大7—9岁左右。武士彟去世时，武则天12岁，两个兄长至少已经19岁了，正是血气方刚、张扬跋扈的年纪，也有能力欺负继母和妹妹了。武士彟去世前，他们对武则天应该是以冷眼漠视为主，谈不上欺凌。父亲去世后，继母和妹妹柔弱无助，他们的胆子就大得多了。加之他们自幼丧母，读书不多，缺少素养，丧父后又无人管制，他们极有可能对武则天有过肢体暴力和精神摧残。前文提及武则天立后后，他们不买继母的账。武则天立即将他们贬为龙州刺史、濠州刺史。武元庆“至州，以忧卒”，武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①。他们忧惧的原因当然是自知难逃报复，我们可以据此反推他们当年行为的恶劣。堂兄武惟良、武怀运也被贬往外地担任刺史。十余年后，武则天将狙杀魏国夫人之名扣在二人头上，将其诛之并改其姓为蝮氏，意思是他们心如蛇蝎。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推知，武元庆、武元爽两位异母兄长对继母多有不敬，对武则天还有过肢体暴力和精神摧残。堂兄武惟良、武怀运等族人偏袒武氏兄弟，对武则天母女冷眼相加，堂兄武怀亮之寡妻也对她们甚是无礼。杨氏母女均为势单力孤的女流之辈，只能隐忍不发。这种暴力欺凌和精神歧视发生在武则天12岁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些遭遇必定对她的人格大有影响。入宫为才人让武则天彻底脱离了寄人篱下的家庭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暴力影响的消失。一般来说，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往往会产生报复、焦虑、恐惧、不安、压抑、自卑等心理。武则天就是如此。她发迹后不久，就对族兄一一进行报复，他们先后不以寿终。他们死后，武则天也不让他们的子孙承袭父亲爵位。唐人流行夫妇合葬的习俗，但是杨氏遗嘱不归葬武氏文水先茔，而要葬于其父杨达的墓旁。武则天遵从遗嘱，“割同穴之芳规”，将母亲墓迁于咸阳县杨达旧茔之左。其后又鉴于父母“陵茔吵隔，长悬两地之悲；关塞遥分，每切百身之痛。遂命大使备法物，自昊陵(父墓)迎魂归于顺陵(母墓)”②。即是宁愿迎父魂来陪于母，也不愿让母魂陪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50页。

②[唐]武三思：《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见[清]董浩：《全唐文》卷229，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417-2423页。

15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于父墓，可见母女衔恨武氏亲属之情。

这种负面经历给武则天留下了终生的精神印记:其一，她早早失去了父亲庇护，族人的欺凌再次提醒了她丧父的后果，不仅加深了她对父亲的追念，还引发了她对亲情的怀疑。武则天认识到，在强弱斗争中，强者为尊，其余的人都偏向强者。道理和感情在实力、地位、权力面前都是软弱无力、不堪一击的。有实力、地位和权力者才有生存权和话语权。武则天过早地对亲情失望，这对她日后夺取权力、剪除异己而不顾惜亲情的行为具有经验指导作用。

武则天性格中还有专权的一面，也与她失去父亲庇护后的痛苦体验有关。武则天成年后表现出对权力嗜血性的追求，晚年不肯放权给朝臣亲信，到了80多岁被政变人员团团围住仍然坚持不传位，都可看出其对权力的钟爱。这种钟爱即与她早年丧失“权力”庇护的伤痛经历有关。

其二，一般来说，没有父兄庇护、母亲又柔弱隐忍的女孩出于自我保护心理，很容易产生崇男心理，也容易养成刚强自主、斩断果决、泼辣有为、不让须眉的性格。

其三，父爱的过早缺席容易使女孩产生恋父情结。武则天丧父时12岁。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即将进入青春期，独立人格尚未形成，对父母的依赖很强，父爱的缺失很容易使她寻找情感替代品，即产生恋父情结。另外，关于武士彟之死，太宗是知道内情的，出于愧疚补偿心理，他或许对武士彟之女武才人存有一些怜惜之意。

其四，武则天尽管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她一生都未能摆脱精神上的困扰。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雷家骥说她是一个人格失调者，即与早年的负面经历有关。

她不得不借助宗教、医学等手段来消除这些不良情绪。她寡淡亲情的冷酷、追逐权力的狂热就是来自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丧失。她好大喜功、张扬显示，一方面打压高门，混乱士庶之分；另一方面又拼命抬高武家门第，都是这种心理的流露。按说她受到高宗非常恩遇，但是她仍然无法消除内心的不安，还要安插耳目处处监视，并一再与之争权。晚年她精力衰颓，对两个少不更事的面首存有严重依赖心理，除却享乐之外，未尝不是在寻找一种情感慰藉。

这种负面经历也影响到了武则天处理家庭关系的方式。她眼见母亲未能生子，在武家地位不保，也深知继母不好当，没有血缘关系根本不可能得到继子、继女们真正的尊敬和爱戴。她对继子、继女们非常反感和无情，尽管有些继子、继女并没有威胁到她的利益。王氏养子李忠被废后，由于害怕武则天竟然精神失常，史载他武则天——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的一代女皇157“颇不自安，或私衣妇人服以备刺客；又数自占吉凶。或告其事”。①李素节和李上金先后被武则天贬斥，不得朝见高宗。后李素节被杀，其子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

②李上金闻此消息“恐惧，自缢死”。③李素节的姐妹义阳、宣城二公主也被“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④后太子李弘提及此事，武则天随即将她们嫁给身份卑微的守城卫士。

这种负面经历还对武则天暴力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家庭暴力造成的长期精神紧张一旦受到刺激，很容易转化为外在的攻击行为。武则天也表现出了这一点。

她早年以铁鞭、铁挝、匕首驯狮子骢一事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她残忍好杀的人格特征，她的整个人生道路都贯穿着这种凌酷之气。她一听说两个儿媳(李旦二妃)有异心，没有调查清楚就草率动手暗杀，一听说一向信任的李昭德有专权嫌疑，不加审查就立即贬谪处死完事。她一再屠戮亲属，大兴酷吏峻法，都与此有关。我们来看一下她的残虐行为。

从数量上看，据林语堂统计，武则天自从永徽六年(655)立后起到神龙元年(705)政权倒台，共谋杀93人，遭到牵连的人就不可计量了。其中，近族有23人，其中包括儿子两人，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一人，孙子三人，孙女一人，姐姐一人，外甥女一人，其余李唐宗室34人(其中18人遭到灭门，其余人等家属中仅弱子或幼孙存活一二)，有威望的文武大臣36人，其中不少人对武周政权立有汗马功劳??⑤其实，武则天屠杀的远远不止这些人。史载她通过酷吏之手及其他手段共“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⑥后因武周政权已经稳固，酷吏积怨过多，再无利用价值。她又将他们“杀之以慰人望”。⑦从手段上看，武则天的屠戮方法多种多样，有判罪、谋杀、阴谋诬陷、割裂、虐杀、饿死、鞭杀、杖杀、磔(zh?)杀等，还有不少人在流贬途中和贬所不堪劳顿忧惧，郁郁而终。她降低被杀之人的丧葬待遇，以示贬损侮辱之意，如李素节死后被葬如庶人。她甚至连死人也不肯放过，郝象贤临刑前多有谩骂之言。她命“支解其尸，发其父祖坟，毁棺焚尸”。⑧她还对杀戮对象进行精神上的侮辱。她一生迷信文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0，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21页。

②[后晋]刘昫等：《引日唐书》第九册卷86《高宗诸子·泽王上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27页。

③[后晋]刘昫等：《引日唐书》第九册卷86《高宗诸子·泽王上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26页。

④[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2，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77页。

⑤林语堂：《武则天正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

⑥[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5，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85页。

⑦[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4，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72页。

⑧[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4，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48页。

15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字力量，经常将他人姓氏修改为凶恶不雅之字，以示凌辱贬损之意。如王皇后家人被改姓蟒氏，萧淑妃家人被改姓枭氏，燕王李忠、泽王上金、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常乐公主等人的后代均被改姓虬氏，武惟良、武怀运均被改姓蝮氏。

（二）武则天的自卑心理与性格特征武则天是一个具有强烈自卑感的历史人物，并不像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刚毅、自信。她因为早年家庭不睦、出身低微及曾为太宗才人等原因而产生自卑心理。这种心理决定了她的性格特征，即权力欲强、残酷毒辣与迟疑多变。这些特征的产生发展与自卑心理的催化作用密切相关，且随着自卑心理的变化而变化。

1.自卑心理的形成生活经历对人的心理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武则天的早年生活对其自卑心理形成影响很大。

（1）家庭不睦，使武则天在童年时期便产生了自卑感。武则天的母亲是其父继娶的妻子杨氏。一般来说，再婚男子都希望找一个能很好照料前妻孩子的女人。杨氏在武士彟生前究竟对武氏兄弟如何，根据《资治通鉴》卷二〇一载：士彟卒，元庆、元爽及士兄子惟良、怀运皆不礼于杨氏，杨氏深衔之??后即立，??荣国夫人尝置酒，谓惟良等曰：“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何如？”对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贵达，岂意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夙夜忧惧，不为荣也。”荣国不悦。看来杨氏与武氏兄弟的关系在武士彟死后是相当恶劣的，双方相处不好与杨氏也有很大关系。

第一，从上面引文看，杨氏并非有心胸、能容让的传统贤德女性，女儿武则天立为皇后，身份与地位尊贵显赫，她还要居高临下地进行炫耀，以奚落武氏兄弟，一副小人得志的丑恶嘴脸，全无大家风范与雍容气度。据此推断，杨氏在武士彟在世时，恐怕很难与武氏兄弟和睦相处。而武氏兄弟在武则天已贵为皇后时，仍振振有词地顶撞杨氏，可见也非逆来顺受之辈，当年对这个虽出身高门却只生了3个女儿的继母大约不会采取谦恭的态度。

第二，从婚姻基础看，杨氏出身名门，是隋文帝杨坚的宗室，嫁给商人出身的武士彟恐怕并不满意。因高祖李渊亲自主婚，为杨门增光不少，而武士彟本人也毕竟是当朝三品高官，才使杨氏勉强接受这门婚事。但对出身微贱的前妻留下的两个儿子，大概不会放在眼里。

第三，从婚龄看，杨氏出嫁时已40多岁，属大龄女青年。因此，心理上、性格武则天——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的一代女皇159上的可塑性都很小，不像年轻女子那样容易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①由于上述原因，杨氏很难善待武氏兄弟，至于关心爱护、委曲求全当然就更谈不上了。这样势必造成两种矛盾：一是在武士彟生前，出于父子之情，他肯定不满意杨氏对前房之子的态度，影响夫妻感情，造成家庭关系不睦。二是武士彟死后，武氏兄弟当家，便“不礼于杨氏”，百般刁难，使她们无法在家中容身。武士彟死后仅一年多，杨氏就带着武则天姐妹离开文水来到长安，投奔亲戚。按传统习惯，她们应守孝三年，可见武氏兄弟的“不礼”让她们无法忍受，否则寡母孤女决不会轻易弃家外走。

贞观十一年（637），武则天入宫时14岁，她的整个童年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毫无温馨气氛可言的家庭中度过的。在这样的家庭中生长又处于屈辱地位的孩子，产生自卑感是必然的。

（2）出身低微，由此产生的自卑感几乎困扰了武则天一生。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早年是个木材商，致大富后，不满足自己只富不贵的社会地位，便投奔了李渊。

以后官至兵部尚书，封应国公。尽管如此，由于士庶之别，像武士彟这样由一介商人跃为当朝显宦者，还是被人看不起。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出身名门，而且是隋朝皇室的亲戚。但当时血统从父系计算，武则天在一般人眼中，不过是个政治暴发户的女儿。在她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低微的出身使她每每受到攻击，于是，她便不断采取措施来设法抬高自己的家族地位。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她内心自卑的反映，因为“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争取优越感的补偿行动必然会同时出现”②。如：上元元年(674)，武则天上表高宗，主张父亲虽在母亲死亡，子女仍要守孝三年，改变过去只为母亲守孝一年的规定。如果说武则天此举是要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不如说是要通过提高母亲的社会地位来炫耀自己母亲的出身，强调自己血统中的高贵成分。又如：开耀元年(681)，武则天的爱女太平公主下嫁薛绍，当得知薛绍兄之妻萧氏与弟之妻成氏并非贵族出身时，武则天马上高傲地宣称：“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这种对门第高下的过分强调，正是自卑心理的绝好注脚。

(3)曾为太宗才人的经历，是令武则天十分难堪又十分自卑的一大心病。尽管高宗即位后，她又重入宫帷，由嫔妃到皇后，直至登上女皇宝座，但她曾经侍奉先王的经历，使她不断地受到鄙视与中伤。在皇后废立事件中，褚遂良便当众顶撞欲立①[英]霭理士：《性心理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44页。

②[奥]阿德勒：《自卑与超越》，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8页。

16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武氏为后的高宗说：“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这番话刺中了武则天内心最敏感、最自卑的角落，致使她难以控制情绪，竟不顾体统地在帘后粗俗地怒喝：“何不扑杀此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光宅元年(684)徐敬业起兵反武，骆宾王为其传檄天下，当武则天读到那篇对她曾为太宗才人极尽辱骂却又文采飞扬的檄文时，竟毫不动怒地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资治通鉴》卷二〇三）这大度为她赚得不少爱才的赞誉。其实，这不过是成熟政治家口是心非的表演罢了。兵败后，不仅徐敬业、骆宾王等首要者丧命，武则天还穷治其党羽，杀了与起兵有关和可能有关的所有人。

2.自卑心理与权力欲武则天是一个既有严重自卑感又有强烈权力欲的人。其权力欲的产生、发展都与自卑感的催化作用密切相关。

武则天的权力欲萌芽于为太宗才人时。她14岁时，“太宗闻其美容，召入宫，立为才人。”（《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临别之际，她对悲痛欲绝的母亲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可见，她是满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勃勃的野心踏进皇宫内院的。谁知武媚娘在唐太宗身边备受冷落，一连当了13年才人，童年时产生的自卑心理此时进一步强化。

如果武则天是个普通女子，可能就会在自卑心理的阴影下，加入千百年来无数皓首宫人的行列，但她所具有的男女双性化气质以及自卑感的驱动作用使她不甘寂寞，耐心地寻找机会，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第一，移情太子李治。史载，李治为太子时，“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武则天在唐太宗身边不得志，便把注意力转向皇位的继承人太子李治，很快她就由太宗的才人变成太子的情人，准备日后出人头地。

第二，武则天驯马。太宗有一匹名狮子骢的宝马，肥壮暴烈，无人能驯，武则天说：“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挝（zhuā抓）以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资治通鉴》卷二〇六）这种残忍的驯马方式已经偏离了驯服马匹的本来意义，是君主控驭臣民政治手段的反映，它折射出武则天心灵深处强烈的权力欲望。

第三，武则天第二次入宫后，能在宫廷斗争中频频得手，迅速击败王皇后、萧淑妃，谋得后位，当是此时冷静总结经验的结果。

武则天——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的一代女皇161以皇后身份参政阶段，武则天基本没有什么过激的举动，而是谨慎地接近权力中心，与她一生相比，表现出相对平静的特点。这是因为，一是自卑感得到补偿。

武则天出身低微产生的自卑，因唐高宗立后诏书中强调“武氏门著勋庸”与《姓氏录》列后族为第一等得到补偿；在太宗身边受冷落及其才人经历带来的自卑，因唐高宗的专宠得到补偿；立为皇后，本身就是对其自卑感最大的补偿。二是认识到封建君权的强大。武则天立为皇后，起关键作用的是唐高宗，这是因为他对武则天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恋母心理。立后的过程使武则天意识到一国之主的权威。麟德元年(664)上官仪掀起的废后风波，使武则天更清醒地认识到封建君权的强大，母仪天下的皇后，在至高无上的皇帝那里，实在算不得什么，一纸诏书便可打发她去步王皇后与萧淑妃的后尘。所以，这一时期武则天一方面巩固自己的皇后位置，贬杀长孙无忌等人与诛杀上官仪都是为了这一目的；一方面小心翼翼地、稳步地接近权力中心，终于由皇后而“天后”，为自己赢得了“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太后进止”的决策大权。

称帝前后，武则天的自卑感与权力欲都发展到了顶点。高宗死后，武则天控制政权的形式无法由皇后干政过渡到母后临朝。因为母后临朝的前提是夫死子幼，武则天的儿子已成年，理应继承皇位，而武则天却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武则天自当皇后便开始涉政，已近30年，皇权特有的魔力使她不愿归政于子；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居心理”的作用。此时，武则天的处境十分艰难：内心受自卑感的困扰，身边没有一个可以真正信任的人，外部又有政敌的武装反叛。这使她十分怀念力排众议立她为后、以后又对她专宠终生的高宗，在《哀册文》中她深切表达了这种痛苦悲切的心情：“??所以割深哀而克励，力迷衿而自强。”①“割深哀而克励，力迷衿而自强”反映出此时武则天已产生“自居心理”，这种以丈夫自居的心理不断强化，是武则天称帝的重要动因。

武则天临朝称制时，“追王其主，立武氏七庙”及“圣母神皇”的称号，已表露了她试图称帝的倾向。母后临朝包括皇后参政，不过是夫权制下的代夫言事，体现的仍是父系家长的权威和意志。而试图以女性身份称帝，则意味着要改变政治经济生活中男尊女卑的大局，破坏封建的伦理基础，是对封建道德的反叛。武则天以一介女子而要干政问鼎，实现其野心和报复，毋庸讳言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不道之①《全唐文》卷96《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

16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举。她在政治上缺乏信心，自己也感到理不直、气不壮。武则天极力利用《大云经》中女子可以为王的说法来证明女子称帝的合理性，便是她因女子身份自卑、信心不足的最好证明。

同时，由于武则天试图称帝的举动意味着向数千年的封建传统宣战，所以，反对者蜂起，前有徐敬业扬州起兵，后有李唐王室的武装反抗，但这两次起兵对她称帝起了推动作用。徐敬业起兵的檄文，极力攻击武则天的出身与曾为太宗才人的经历，并用一系列女子干政的恶果进行隐喻，这些正是她最自卑之处；李唐宗室的起兵又使她清醒地认识到：皇室后代都是龙子龙孙，都有当皇帝的可能，也容易得到具有正统思想的群臣的支持。而她本人既非皇族，又是出身寒微的女性，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她在李唐宗室面前十分自卑。所以，为使自卑感得到补偿，她便竭力追求优越感，希望自己能成为整个世界注意的中心，成为四面八方景仰膜拜的对象。徐敬业兵败后，她“大开告密之门”，怂恿酷吏横行，表明其称帝决心的增强；李唐王室起兵被镇压后，她将唐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的皇子几乎全部杀尽，则表明她已经毅然作出走向皇位宝座的决断。

3.性格中的残酷性残酷毒辣是武则天突出的性格特征之一，也是史家公认的事实。当统治者为争夺或维护皇权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时，往往表现出激烈、残酷的特点，甚至兄弟、父子相残。但残酷程度如武则天者，实属罕见。

第一，自卑者的残酷。因为各种原因具有严重自卑感的统治者，往往是极为残酷的统治者。隋文帝杨坚“以阴谋得天下，而性尤猜忌，往往欲杀人以立威”；明太祖朱元璋因出身贫寒，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十分自卑，因为“光”“僧”“贼”等字的谐音杀了许多人；清世宗胤禛因即位问题而背负篡位弑父之名，产生自卑心理，手段更是残酷凶狠。他的大哥、二哥、八弟、九弟都命丧他手，三弟、十弟、十四弟皆被囚禁终身。同时，屡兴文字狱，实行特务统治，致使许多人无辜被杀。武则天与他们相比，除出身、经历与得位不正带来的自卑外，以女性身份称帝，又使她比他们又多了一层自卑，当然也就更多了几分残酷。

第二，宫中残酷环境的熏陶。武则天性格中的残酷性在做太宗才人时开始形成。

一般来说，男性比女性富于攻击性，女性则正好相反。再加上封建传统文化的教化，女性往往表现出依赖屈从的特点。不过，具体到后宫女子，由于她们基本上没有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机会与权力，在一个远比男性、甚至比一般民间女子更狭窄的武则天——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的一代女皇163环境中竞争，她们的进退、荣辱、甚至生死，全系于皇帝一念之间。因此，她们在至尊的皇帝面前，自卑到了极点，而当对同类进行攻击时，自卑者的残酷性便表现得淋漓尽致。武则天在宫中斗争的残酷性铸就了武则天性格中的残酷性，为太宗才人时的那次驯马，便是这种残酷性格的一次表露；此后将王、萧二人制成“人彘”；实行“酷吏政治”等都是武则天残酷性格的典型表现。

关于告密制与酷吏政治。告密制与酷吏政治几乎是同时实行的。史载，武则天二次入宫后，“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可见，在武则天争夺后位的斗争中，她收买的这些兼职“特务”，窥测监视、通风报信，起了很大作用。而告密制不过是武则天把同情敌斗争的成功经验运用于同政敌的斗争中去罢了。酷吏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因为这些人是武则天临朝称制和称帝的主要反对力量，不铲除他们，则难以达到其政治目的。大开告密之门、重用酷吏的结果，使武则天因之坐移唐鼎。需要指出的是，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固然是为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为当女皇扫清道路，但权力欲望的驱动力是自卑感，酷吏政治仍是武则天自卑心理的表现。

4.性格中的犹疑面由于自卑心理的作用，武则天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刚毅果敢，在她的性格中有迟疑犹豫的一面。

(1)犹豫不决。徐敬业起兵前后即武则天预谋称帝阶段，她的自卑感达到了顶点，犹豫不决的心态表现得也十分充分。

徐敬业起兵前，武则天虽然已临朝称制，但却废掉了昏庸无能的中宗李显，改立颇有心计的李旦为睿宗，这说明她对是否称帝并未作出决断。因为如果想独揽朝纲，昏庸的中宗是最好的傀儡；如果想正式称帝，对付中宗也可少费手脚。立李旦为帝表明她希望有一个理想的皇位继承人，还是有归政于子的打算的。武则天一手提拔的刘之曾明确指出这一点，说：“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她之所以没有归政，是因为在归政与否的问题上徘徊不决的缘故。这一时期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者有三人，左仆射刘仁轨在镇守西京时，武则天写信自比刘邦，说：“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当刘仁轨表示不愿当萧何，并以吕后为戒进行规劝时，武则天不仅没责怪，反而表示自己“愧慰交集”，称赞刘仁轨有“劲直之风”。（《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尚书左丞冯元常认16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为，武则天临朝称帝后，四方争相报祥瑞，是“状涉馅诈，不可诬罔天下”，武则天尽管不高兴，也不过打发他去陇州做刺史而已。中书令裴炎坚决反对武氏建七庙的逾制行为，并用吕后之败进行劝谕，武则天也未深究。（《资治通鉴》卷二〇三）这与越王起兵后，武则天矢志做皇帝，对一切反对者斩尽杀绝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

说明此时武则天对是否称帝尚在犹豫，所以对反对者较为平恕。

徐敬业起兵后，武则天由于自卑感增强，称帝的决心也相应坚定，但仍未做出最后决断。表现之一是她曾于垂拱二年(686)正月，“下诏复政于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诚心，奉表固让；太后复临朝称制。”（《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看起来武则天似乎是故作姿态，但这一举动说明她在还政与否的问题上还在犹豫。表现之二是垂拱四年(688)四月，武承嗣使人献石，上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字样，武则天因而加尊号“圣母神皇”。既是圣母，又是神皇，进则去“圣母”为“神皇”，退则为“圣母”去“神皇”，又想当皇帝又给自己留好退路，恰是武则天在称帝问题上徘徊犹豫、首鼠两端的真实反映。表现之三是武则天在徐敬业起兵后，至越王起兵这段时间，虽对反对派实行“酷吏政治”，态度较为强硬，却又留有余地。这一时期与徐敬业起兵有牵连的11人中，被杀6人，下狱、流、免5人，这和徐敬业起兵前武则天对政敌的平恕态度相比，表明她称帝决心增大，但与越王起兵后她那种格杀勿论的做法相比，又显出几丝平和，说明这时由于武则天并未做出称帝的最后决断，所以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留有余地。

(2)缺乏自信。武则天是一个迷信狂，似乎什么都信。她崇佛、重道、笃信神灵、迷信祥瑞，又看重文字的力量，且动辄将政敌改姓。其实，什么都迷信，恰恰说明内心深处没有真正的信仰，对什么都不真信。因为自卑，她缺乏自信，所以需要靠迷信为自己壮胆、鼓起勇气。

另外，就是年号频繁变更。在她之前唐太宗统治的23年中只用了1个年号；在她之后的唐玄宗统治的44年中用了3个年号；而武则天涉政、执政的50年中，竟用了32个年号。如此频繁的更换年号，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是非常罕见的。年号的频繁变动，表面上看，是武则天迷信的表现，实质上是她内心极度空虚杂乱、缺乏自信的反映。

(3)用人杂滥。武则天用人既杂且滥，在她重用的人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既有狄仁杰、魏元忠等行能俱佳的骨鲠之臣，也有许敬宗、李义府等品行低劣的无耻之辈；有徐有功、杜景俭这样执法平恕的良吏，更有周兴、来俊臣等近乎心理变武则天——功过是非任由后人评说的一代女皇165态的虐待狂；有大批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也有不少像侯思止、薛怀义、二张之类的政治垃圾；甚至在宰相班子中，也有傅游艺、吉顼（xū）等酷吏以及武承嗣、武攸宁等外戚。以中枢机构宰相班子为例，唐太宗统治的23年中，任用了21位宰相；唐玄宗统治的44年中，任用了29位宰相；而武则天涉政执政的50年中，任用的宰相竟达119人，其中被罢贬、流杀的81人。（据《新唐书》卷六一《宰相表》统计）武则天这种博猜广疑，对朝臣普遍不信任的心态源于她内心的自卑感。由于自卑而缺乏自信，使她对任何人都十分猜忌，想重用又不信任，造成了用人杂滥无序、朝枢动荡不已的病态政治局面。

16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李煜——“国家丌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唐后主“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话用在李煜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作为一代国君的李煜是失败的，而作为一代词人的李煜则是成功的。并且，正是因为李煜有由帝王沦为阶下囚的经历，他才会有那么多真挚、沉痛、深切而又凄恻动人的词篇。

南唐后主李煜拙于治国，工于制词，兼精书画，谙熟音律，以超越的才华，以至真至性、句不用典、字不雕饰、迥异花间习气之阔大境界引领中国词坛，并以其从国主到囚徒的“平生遭遇实堪伤”①的沧桑巨变，给世人留下了荡气回肠、余音绕梁、千古不朽的名篇佳作。李煜的独绝之处在于，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位励精图治的帝王，于整个封建统治无关紧要，可中国词坛少了李煜，便“已输了春风一半”。

李煜的前期词多描写风花雪月，抒发对宫廷富丽、堂皇、豪华、享乐生活的迷恋，风格绮丽柔糜、幽雅浪漫，未脱“花间”习气。974年秋，宋军攻陷金陵，南唐灭亡。作为君主的李煜死了，而作为词人的李煜却获得了新生。冷酷的人生骤变使李煜不能不从醉生梦死的生活中清醒过来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亡国的悔恨，对江南故国的思念，对往昔君主生活的追忆，对今日囚徒生活的感慨，伴着孤寂、悲凉的心境，使他的词提高到一种深邃开阔的境界，其词风也从昔日的柔媚婉约变为沉厚豪放，词的题材也从过去的风花雪月转而为更宽广的关于人生的思考，关于国破家亡的感叹。由此也诞生了李煜在词史上很为感人、成就也非常高的一批词作。

这些词在今天乃至未来都将以其永恒的艺术魅力辉映于中国词坛。

作为词人的李煜如此牵动人心，可这竟是以牺牲一个国家为代价的。可他如果没有亡国破家之痛，怎么能吟咏出一首首千古绝唱？怎么会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间得到那么多读者的偏爱？只能说，不该让他生在帝王之家，不该拿世俗琐事去打扰他，而应该让他安安心心地做个词人。

一、李煜悲喜交集的人生李煜(937—978)字重光，号莲峰居士，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李煜个性宽厚，外表俊秀，天资聪颖，才艺出众，为时人称颂。他喜读书，纵观百家，横贯六经，晓音律，工书画，精于鉴赏，文章诗词俱佳，李煜短暂一生的传奇性恐无第二①曹雪芹：《红楼梦》，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35页。

李煜——“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唐后主167人可比。他经历了由王子、太子、君王到囚徒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生巨变，从“天堂”急转至“地狱”。如果没有这一巨变，他深痛的人生体验肯定不会淋漓尽致地流泻到词中，因此也就不可能成就千古词帝的美名。他的一生总令人联想起陶渊明的诗句“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①。这个仙品一样风神秀逸、心如赤子、魂系诗书的人儿，本无心觊觎帝位，偏偏无力于命运安排，被推上乱世扰攘的前台，可怜绝代才子，遂成薄命君王。

（一）李煜的喜剧1.公子变皇孙。937年7月7日，李煜出生之前，他的祖父只是南吴的一位高官。他出生3个月后，他的祖父李昪（biàn）就改朝换代，从吴国杨氏手中夺取了帝位，建立了南唐国。于是，一夜之间，李煜由贵族小公子变成了帝王家的小皇孙，受尽百般的宠爱、千般的呵护。

2.老六成老大。李煜，原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按照封建时代的长子继承制，做太子，当皇帝，本来没有他的份儿。他自己也没那个愿景，只管每日读书习字，从不问政事。他的长兄弘冀，在李璟登基后就被立为太子。弘冀为人残暴专断，使李璟极为不满，李璟曾警告弘冀，如果不改专横暴虐的太子爷作风，就把他废了，另立他的叔父景为王位继承人。弘冀不仅不收敛，反而派人把他叔父毒死，以绝后患。不知是报应，还是什么缘故，弘冀谋杀叔父后不久，自己也突然暴病而亡。由于李煜的其他几位兄长都过早夭折，使得李煜由老六变成了老大。25岁时按顺位坐上了太子的交椅，同年就登上了龙位。

3.酣睡卧榻旁。李煜于961年7月继位为南唐国主。在李煜继位的头一年，宋太祖赵匡胤在北方建立了赵宋王朝。赵匡胤志在统一天下，南唐自然也在他的统一规划之内。如果宋太祖开国就统一南方，也就没有李煜做国主的份儿了。只是宋太祖先要平定其他小国，一时无力收拾南唐，于是李煜得以做了15年的“唐主”。宋太祖曾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而李煜居然在赵匡胤的卧榻之旁，酣睡了15年。毕竟李煜睡在赵宋的卧榻之下，难得安宁，生怕哪一天被灭掉，于是做了几年的“唐主”之后，自个儿降为“江南国主”，表示南唐只是一个“自治”的地方政权，不敢与赵匡胤统治的中央政府对抗。但不管什么名分，作为一国之主，李煜是享尽了荣华富贵。

①陶渊明：《陶渊明集·归园田居》，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1页。

16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4.双娇配才子。李煜是天生的才子，人又长得英俊潇洒，史书上说他神骨秀异，目有重瞳，生性聪悟，喜好读书。他工书法，善绘画，能诗擅词，精通音乐。他的书法，自成一家，创造出了“聚针钉”“金错刀”“撮襟”等体式。他画的“林木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他创作的乐曲，也很“奇绝”。亡国之前创作的《念家山》《念家山破》等乐曲，“宫中民间日夜奏之，未及两月，传满江南”。

身为国主，找几位天姿国色的后妃，本属平常，不算稀罕。可李煜与众不同的是，他的两位王后是亲姐妹，不仅长得好看，而且多才多艺，与李煜是情投意合，堪称绝配。

大周后，小字娥皇。比李煜大1岁。19岁嫁给李煜。29岁时，因爱子夭折，哀痛过度而死。临死前，她心满意足地对后主说：“婢子多幸，托质君门。冒宠乘华，凡十载矣。女子之荣，莫过于此。”大周后病重时，后主朝夕陪伴，“药非亲尝不进，衣不解带者累夕”。娥皇死后，后主伤心得骨瘦如柴，要凭拐杖才能站起来。

足见他对娥皇的深情。小周后，像她姐姐一样，也是“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静”，风情万种。她与李煜，是先恋爱，后结婚。大周后病重期间，小周后来宫中探望，李煜就爱上她了，两人频频约会。后来李煜娶她，只是“成礼”而已。这对姊妹花，让李煜体验了女人的真爱，饱尝了爱情的甜蜜。

（二）李煜的悲剧1.被俘虏的国主。李煜在强大的赵宋王朝的威胁下，小心翼翼地做了15年的江南国主，到开宝七年（974），厄运终于降临。宋太祖在平定其他小国之后，得以抽出手来收拾南唐，先是让李煜入朝相见，想和平解决，李煜明知入朝没有好果子吃，就托病推辞。赵匡胤见李煜软的不吃，就来硬的，派重兵前去攻打。开宝八年(975)11月，宋兵拿下金陵，李煜被迫投降，南唐国亡。李煜的爷爷李昪压根不会想到，曾给他带来好运、见证他顺利夺得帝位的小孙子，39年之后，就亲手把南唐江山拱手让给了别人。想到“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葬送在自己手里，李煜也不禁痛心疾首。开宝九年（976）正月，李煜被俘至汴京。当年的江南国主，被宋朝的天子封为违命侯，软禁居住。过去无忧无虑的生活，如今变得拮据紧张。李煜曾向宋太宗诉说生活贫困，日子太苦，希望提高待遇，改善生活。一贯颐指气使的他，如今日夜被人监视，行动不得自由，门口有吏卒把守，自家人和来访客进出，都得看老吏的脸色。可想而知，他从国主变囚徒，无异于从天堂跌落到地狱。“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正唱出了他内心的极度悲哀。失落的极度痛苦，心理的巨大李煜——“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唐后主169落差，不是常人可以体会得到的。正因为他品尝过极度的欢乐，也体验了极度的悲哀，他才能在词中真切地表现出人生的极乐与极悲，创造出独特的情感世界。

2.被污辱的丈夫。当俘虏，被软禁，没有了尊严，丧失了自由，已经让他够伤心的了。更使他屈辱的是，他心爱的小周后公然被宋太宗叫进宫里受尽污辱。李煜刚到汴京的时候，是宋太祖赵匡胤坐天下，太祖对他还比较友善。没想到，当年10月，太祖驾崩，太宗赵光义继位。太宗好色，常常将李煜的小周后叫进宫去，一入宫几天才能出来。小周后回来后，又哭又骂，可怜的李煜，只能“宛转避之”。妻子被宋朝天子玷污，作为丈夫，李煜只能忍气吞声，默默承受着人格的屈辱与灵魂的痛苦。

3.被毒死的降王。北宋王朝，对李煜这类降王，心存猜忌，稍不顺眼，就凶残地置之死地。太平兴国三年(978)7月7日，正是李煜42岁的生日。李煜长期抑郁苦闷，想开个生日派对来散散心，于是让跟随来宋的南唐乐伎演奏音乐，不料声闻于外。早就对李煜心存不满的宋太宗听说后，顿起杀心，立即派人以御赐美食的名义，用牵机药毒死了李煜。就这样，词史上的一代天王，以一种中毒的最痛苦的方式，永恒地解脱了他灵魂的痛苦。

二、南唐后主李煜之功作为君主，李煜当然算不上有为，但他还是识时务的。实际上在他继位之前，南唐除了服从后周和宋朝外，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南唐全盛时的辖境也不过今淮河以南的安徽、江苏、江西和湖北东部、福建西部，即使不考虑正统和非正统、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因素，仅以人力、物力而言，要与后周抗衡也非易事。等到淮南丧失，与后周划江为界，双方的实力相差就更加悬殊。如果李煜真能“潜修战备”，倾南唐的国力抵御宋朝，总能支撑一段时间，造成宋军一些伤亡，但最终的覆灭还是不可避免的，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更大。就在南唐举国投降时，江州指挥使胡则杀了刺史谢彦实，固守江州(今江西九江市)达四个月之久，最后城破被杀。胡则的忠贞不贰或许能成为道德的典范，他求仁得仁，可以死而无憾，但满城百姓却因此全部被杀，成了他的殉葬品。要是李煜像胡则一样，整个南唐也将沦为屠场。李煜的投降使宋军基本上兵不血刃地统一了南唐全境，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他最明智的选择，也是他对历史的贡献。李煜虽失其为君，却未失其为人，即作为一个国君，他未能称职，但作为一个人，他的人品和为人处世，还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17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一）对臣下和百姓的“宽宏”李煌做南唐国主时期，治国之策是失败的，他失其为君。但以一个据有“三千里地山河”的国君来讲，他对臣下的宽宏，对百姓的仁爱，在封建帝王中应该说是做得较好的。他的施仁政、以民为本，曾受到当时及后来的历史学家、学者们的广泛赞誉。

李煜继位为南唐第三代国君时，南唐已经是一个国土被蚕食，北面称臣于宋，随时有被吞并而亡的破烂摊子。面对这种江山残破、国库日空、朝不保夕的国家形势，历史上多少君王都是穷极搜刮、转嫁于民以求醉生梦死地挥霍，但李煜并非如此。李煜继位后，首先抓经济，他“大赦境内”，打击贪官、减免赋税，受到百姓热烈欢迎，同时也稳定了南唐形势。

李煜对刑狱相当慎重，每每亲自过问，极力反对酷刑。这恐怕不能仅仅以李煜尊崇佛门、乐行善事来做解释。这种以皇帝国君身份直接问刑狱，甚至亲自去监狱释放在押囚犯的做法，多次招致大臣非议，中书侍郎韩熙载即面奏：“狱讼，有司之事；囹圄，非车驾所宜临幸。请罚库内钱三百万以资国用。”大臣敢于提出给皇帝处以罚款，这本身也说明了李煜运刑宽松，较为“民主”。

正因为李煜力挽国势、实施“仁政”，所以南唐才在宋朝已经建立之后，仍能以金陵(南京)为都城，维持15年之久。对此，历代学者几有定论。距李煜仅30年的欧阳修在其《新五代史》中称赞李煜“天资纯孝”。清代杰出思想家王夫之在他的《读通鉴论》中称赞李璟、李煜父子“无秧兆民，绝彝伦淫虐之巨慝（ta邪恶）??”应该说，欧阳修、王夫之等人在封建社会都是比较正直、进步、爱国爱民的，因此，他们对李煜的评价之高，足见李煜的爱国爱民。

中国古代的封建帝王，即使是一些开国英主，在对待臣下的态度上，也多是一面使用，一面猜忌，专制、冤杀之事不胜枚举。但李煜对待臣下，总的讲，还是宽宏平和的。据大量史料记载，除个别情况外，李煜还是能容谏劝、宽以待臣、勇于自责的。

李煜在位时，因宠爱皇后，沉湎于音乐词作，荒废朝政。监察御史张宪切谏，语气尖厉，李煜高兴地奖励了张宪：“赐帛三十匹，以旌敢言。”大臣张泌上书批评朝政，“词甚激切”，然“言为理之要”，李煜立即“手召慰谕，征于监察御史”。

李煜之妻昭惠后去世，李煜立其妹为皇后，史称姐妹二人为“大周后”“小周后”。

立小周后时，遭到部分大臣反对，以韩熙载为首，竟然作诗讽刺。然而李煜不但不李煜——“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唐后主171生气，还称赞韩熙载“尽忠，能直言，欲用为相”。李煜也曾错杀臣下，曾在徐铉、张洎等人的挑唆下，怒杀了潘佑，并监禁了附议潘佑的李平。但李煜很快查明潘佑忠心，即刻痛恨不已，于是不但厚抚其家，而且语及潘佑之事，则往往停食投箸，为作感伤自责之文。李煜能奖励或重用敢于批评朝政的大臣，对自己的某些过错也能自责并设法加以弥补，在君权至上的封建社会的帝王中，应属于贤明之列。

（二）对宗室和家族的“仁爱”自古以来，宗室内部因继承王位、争权夺利而上演了无数钩心斗角、互相残杀的丑剧、悲剧。重耳被逼出亡，赵高谋杀扶苏，汉武帝逼杀太子，曹丕煮豆燃萁，隋炀帝弑父篡位，武则天杀唐宗室自立，等等。南唐也不例外，宗室内残杀不已：李煜叔父李景将继李璟位，被李璟长子李弘冀毒杀，而一个月之后，李弘冀未及登基又突然死去。然而，李煜在对待宗室家族内部关系上，却表现得较为“仁厚友爱”。

李璟去世，曾几次更换继承人，并未打算立李煜。但依次递补而继位的李煜却能努力团结兄弟，没有出现宫廷斗争。他能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显示出他的“宽怀仁厚”。李煜七弟李从善曾与大臣钟谟相勾结，在李璟面前进谗言，诬李煜“器轻志放”，不宜做国君，请李璟立自己为太子。李煜继位后不予追究，加封七弟李从善为韩王。后李从善出使宋朝，被宋太祖扣为人质，李煜“手疏求从善归国，太祖不许??而后主愈悲思，每凭高远望，泣下沾襟，左右不敢仰视”。从此，李煜废掉了四时宴会，并写《却登高文》《谢新恩》等词怀念从善。

对曾有前嫌的七弟尚能如此，对其他家族成员，李煜也大都友善和睦。八弟从镒（yì）出镇宣州，并非远行不归，李煜仍亲率大臣于绮霞阁为其饯行，并作诗劝慰：“咫尺烟江几多地，不须怀抱重凄凄。”李煜词作中那难以排遣的忧愁，其背景也往往是家族亲友的离别悲事。

李煜身为国君，若以政治建树、将才武略讲，他无法与历史上的雄主相比。然而，他并不草菅百姓，嫉杀功臣，残害手足，滥施君威。身为帝王却有着寻常人的“善良”品德，实属不易。

（三）对爱情和婚姻可谓“严肃”曾有人给李煜扣上了“纵情声色”“荒淫无耻”“淫靡”等帽子。实际上，李煜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还是较为严肃的，甚至可以说，在封建帝王中，能与李煜相比者实属寥寥。作为封建帝王，绝大多数没有爱情可言，三宫六院，嫔妃无数，都不过是玩物而已。而李煜一生只先后宠爱过两位皇后，即大周后、小周后。

17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李煜18岁与大司徒周宗的女儿娥皇结婚，24岁（961）继位即立娥皇为皇后，即昭惠后、大周后。大周后通书史，精于音乐歌舞，尤工琵琶，且容貌出众。这对精通书史、工于书画、洞晓音律、擅长词作的李煜来说，实在是天作之合。因此，他们夫妻感情极深。以至李煜为与昭惠后共同研讨声律、填制新词、欣赏歌舞而屡屡不问朝政，招致大臣严厉劝谏。婚后十年，昭惠后染疾病重，李煜“朝夕临视，药非亲尝不进，衣不解带者逾月”。昭惠后死，李煜“悼息痛伤，将赴井，救之获免”。史载，昭惠后在世时，李煜曾为其写多篇诗词，及其去世，李煜又自称“鳏夫”，亲作数千言诔文哀悼她。妻病夫侍药，妻死夫悲绝，生死恩爱如一，这是普通人的美德，身为皇帝国主的李煜能如此，实属难能可贵。

昭惠后去世时，李煜28岁，3年后，他娶了昭惠后的妹妹为皇后，即小周后。

历来指责李煜“淫乱”者，文章多做在李煜与小周后的关系上。据多种史书的记载，都称昭惠后病重而小周后入宫服侍时，李煜即与小周后有了私情，李煜还写词数首送给她。但是，对这件事，应该历史唯物主义地具体分析，而不能以今论古；应该从李煜的特定身份去考察，不能用不合时代的标准去强求。自古以来，无论是官宦人家还是平民百姓，姐死妹续弦、姨妈成妈妈的事情，屡见不鲜。其次，关于如何看待李煜与小周后婚前私情的问题。第一，李煜生活在一个允许一夫多妾的封建社会，何况他也还是个皇帝，不能用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评判他。第二，昭惠后死，李煜绝无他爱，只爱小周后一人，直到南唐灭亡，李煜被俘北上为囚徒，始终只有小周后甘苦为伴，而李煜被害半年之后，小周后也悲痛而死，证明了他们之间爱情是始终如一、忠贞的。李煜并未利用皇帝的特权任意玩弄女性，而是能以较平等、真挚的感情对待大周后、小周后，李煜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还是比较严肃忠贞的。

（四）面对强敌，虽无力抗争，但并非一味屈服1.表面称臣，实则备战。李煜继位后，虽然仍要向宋朝称臣纳贡，但他却采取各种政策力图复兴。《宋史》说李煜“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潜为战备”。①宋太祖对此也有察觉和防范，因此“虑其难制”，两次派人召李煜入宋，李煜深知此中阴谋，以病推辞，坚决不去，并宣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直至国灭被俘，他始终未离南唐一步。

2.积柴宫中，以死抗争。宋军南下，隔江对峙，李煜命人在宫预积柴草，准备①[元]脱脱：《宋史·列传（第237）》，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859页。

李煜——“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唐后主173一旦都城失守，则与宫殿俱焚。北宋龙衮的《江南野史》记此事：“初，后主即违朝旨，拒命不行，尝谓人曰：‘他日王师见讨，孤留躬授穿戎服，亲督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如其不获，乃聚室自焚，终不做他国之鬼！’。”这实际上是李煜在向南唐全国做战斗动员。

3.断绝邦交，兵戎相见。宋军发动进攻，夺取南唐池州(今安徽省贵池县)之后，李煜终于下令：命大将朱令赟（yūn）率15万军队沿长江布防，迎战宋军。朱令赟战死，他又急命张洎（jì）作蜡丸帛书求救于契丹。一切失败，金陵城破，他又意图自杀，被左右力止，无奈才最终以宋军不得屠城、伤害百姓为条件，出城受降。

4.知耻守志，以词抒怀。南唐亡国，李煜被俘押解北上，976年初到达汴京(今开封)。赵匡胤因其屡屡抗命不从，甚至与宋军交战，故意让李煜白衣纱帽“待罪明德楼下”，最后召见并给了一个带侮辱性的封号——“违命侯”。李煜从此虽身为囚徒，却以“违命”为旨，并未乞饶，而是消极软抗。他知耻守志，以词抒怀，对故国深挚的爱，对亡国深切的恨，对往事深刻的悔，都如一江春水倾泻在笔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李煜正是以词描述了这沧桑之变，既形成了他词作的主要内容和独特风格，也说出了各种身处苦难之中而知耻守志者的共同感受。

可以说，以词抒怀是李煜的特殊抗争方式。

5.追求觉醒，招致杀身。李煜被俘两年多，仍不屈从赵宋，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当然不放心。一日，太宗命降宋南唐故臣徐铉觐见李煜，“后主相持大哭，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这与李煜此时所写《破阵子》词中“几曾识干戈”之语一样，应看成是李煜长期囚禁生活中“反思”的结果，反映了他除去悔恨之外，已开始了觉醒。悔杀潘佑、李平，是认识到任用贤人以利兴国；感叹“几曾识干戈”，是终于明白了未能早日加强军事力量的后果。然而，这一切不又都是为了重振南唐、北抗赵宋。宋太宗终于决定：李煜不能再留，必须杀掉，否则将是祸根。于是在978年即李煜被俘第三年的七月初七，宋太宗用毒酒毒死李煜。李煜被害的消息传至江南，已经做了三年大宋子民的南唐人，竟然“父老有巷哭者”，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李煜在南唐故国仍是一面旗帜。

6.知耻守志，勇敢抗争。如果拿历代亡国之君包括与李煜先后降宋的其他国君相比，就更可以看出李煜的知耻守志，勇敢抗争。臭名昭著的阿斗刘禅，乐不思蜀；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国亡被俘，竟请狱监转奏隋文帝：“愿得一官号”；与李煜同时的南汉后主刘鋹，被俘后，每每献媚，言曰：“愿执挺为降王长”。这些亡国之君，17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遭到历代人士的鄙视和唾弃，但是，对于同是亡国之君的李煜，人们从未如此鄙弃、责备，这绝不是因为李煜词写得好，“一俊遮百丑”，而恰恰是因为人们看到李煜身上还有点骨气，有人格，有抗争精神。李煜自称终日以泪洗面，王国维说李煜后期词是“血书”，实际上指的是李煜的抗争精神。

三、李煜的悲剧人格历代词评家对南唐后主李煜的词都给予很高的评价。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①清周之琦《词评》：“予谓重光天籁也，恐非人力所及。”②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五：“十国时风雅才调，无过于南唐后主。”③清王鹏运在《半塘老人遗稿》中更盛赞李煜为“词中之帝”④。后主词有如此大的魅力，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我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其“天籁”，即其人生际遇中所表现出来的悲剧人格。

（一）生在帝王之家，却无帝王之志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二记载：“煜字重光，初名从嘉，璟第六子也。煜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五子皆早亡??璟卒，煜嗣立于金陵。”⑤这段记述明确告诉我们，李煜自小就缺少雄心壮志，虽生于帝王之家却不瞩帝王之位，一心埋头读书，属文书画。即便做了国君，也是上天赐予的。上面的五个哥哥相继亡故，继承人自然非他莫属。换句话说，天生是个多才多艺的文人，却偏偏让他做了一国之君。这在弱肉强食的五代时期，其人生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李煜从无帝王之志，才会导致日后的政治无能，荒于政事，国势日衰，直至覆亡。

以杨敏如先生编写的《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一书为据，李煜流传下来的词作共36首，根据内容判断，其中23首是失国前的作品，13首是失国后的作品。而在前期作品中，可再把它细分为三个时期：忘忧时期、怀念大周后时期、怀念七弟从善时期。

忘忧时期的词作所反映的都是歌舞狂欢、奢侈冶荡、美女思归、男女幽会等一类内容。如反映帝王宫廷生活的《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刻画歌女形态的《一斛珠·晓妆初过》；描写后宫佳丽的《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表述对吹笙女子一见钟情的《菩萨蛮·铜簧韵脆锵寒竹》；与妻妹偷欢的《菩萨蛮·蓬莱院闭天①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②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③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④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⑤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李煜——“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唐后主175台女》等。其实，早在中主李璟在位之时，南唐国势已是每况愈下，以至割地臣服，到了李煜这里，更是四面楚歌，但李煜竟能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女丛中、筵席之上，满怀真情写出这些充满灵性的作品，且亦感人至深。更出人意料的是，李煜身为国君，竟然羡慕渔翁的消闲自由，写出两首渔父词，羡慕渔人的“万顷波中得自由”，这在别的君王身上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二）登上国主之位，却无国主之行《新五代史》记载：“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①后周的陶榖《清异录》卷上：“李煜在国，微行倡家??乘醉大书右壁曰：‘浅斟低唱偎红依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②按理说，既然登上国主之位，就要对宗庙社稷负责，对人民百姓负责，他却不务国事，整日忙于作诗填词，书法绘画，美人歌舞，信佛高谈，焉求国之不亡？清余怀《玉琴斋词·序》中说他是“误作人主”③。且看李煜是如何做国主的：忘忧时期：“寻春须待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子夜歌》)；“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彻遍”(《玉楼春》)；“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雨云深绣户，未便谐衷素”(《菩萨蛮》)“铜簧韵脆锵寒竹”。

怀念大周后时期：大周后死后，李煜便陷入深深的怀念之中，常靠回忆打发日子：“晓月坠，宿云归，无语枕凭欹。梦回芳草思依依，天远雁声稀。啼莺散，余花乱，寂寞画堂深院。片红休扫尽从伊，留待舞人归。”(《喜迁莺》)这种情怀还流露于五首《谢新恩》中的三首：“秦楼不见吹箫女”“庭空客散人归后”“冉冉秋光留不住”，大有《长恨歌》中“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旷久思念和痛楚。后主一面怀念大周后，一面与别的女子有染：“双鬓不整云憔悴，泪沾红抹胸”(《谢新恩·樱花落尽阶前月》)；“彻晓纱窗下，待来君不知”(《谢新恩·樱花落尽春将困》)。

怀念七弟从善时期：其弟从善至宋进贡被扣，他又陷入怀念弟弟的情绪之中：“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回首边头，欲寄鳞游，九曲寒波不沂流”(《采桑子·辘轳金井梧桐晚》)。可以说，是大周后的去世与七弟的被扣，才使这位国主陡增了忧愁，这从该时期词作中大量运用愁、苦、恨、梦、空、醉、离、独等字眼可以明显看出。总的来说，前期的三①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②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142页。

③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17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个阶段，要么沉迷歌舞升平，要么怀念大周后昭惠，要么思念七弟从善，就是不见安邦治国的雄心壮志、豪言壮举，没有一丝一毫国主的言行。

（三）身处国君之尊，偏怀赤子之情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①作为人君，本该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商汤周武、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莫不如此，然而后主李煜恰恰缺乏这些，偏偏只怀赤子之情，这对国君来说，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悲剧。然而，正因为李后主有如此赤子之心，才成就了李煜词的无穷魅力。

李后主的赤子之心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女子真诚相爱。无论是昭惠后、妻妹、宫女乃至其他女子，李煜皆是以真诚怜爱之心去对待。读完李煜的前期词，找不到趣味低下的内容，即便如“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一斛珠·晓装初过》)“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雨云深绣户，未便谐衷素”(《菩萨蛮·铜簧韵脆锵寒竹》）这些容易引发艳情的句子，放在李煜的词中，从整首词境的情调来考虑，也就消解了它的俗艳，显出李煜对待女子的一片真诚爱惜之情，而非玩弄。

第二，对女性平等相待。李煜对他所爱的女子，从不居高临下，尤其是对宫女或歌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难找到第二位的。如在描写歌女樱桃小口的《一斛珠·晓装初过》中，很纯情地欣赏歌女称自己为“檀郎”；在描写与小姨子偷情的《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中，特别喜欢她称自己为“郎”；在安慰曾经垂青而今已老的宫女庆奴的《柳枝词·风情渐老见春羞》中，充分表现出他的仁义、同情、体贴入微。总之，无论对妻子、情人、宫女，李煜皆是纯情相待，不摆国主架子。

第三，对弟弟一片赤诚。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云：“后主李煜仁厚，对待诸弟，忠诚笃爱??李煜依序该当国主，但中主平素最喜从善??李煜即位后有大臣奏从善有凯觑王位之嫌。李煌不但不究，反对他格外友爱。”②后来迫于局势遣从善至宋进贡而被北宋扣留，李煜自此忧虑不安，在词中多次书写对从善的怀念担忧。如“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别来春半》)；“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归去》）等。

①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②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李煜——“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唐后主177（四）挚爱帝后昭惠，却又染指妻妹“李煜十八岁时，娶周宗的女儿娥皇为妻。他认为这是自己平生第一得意事。

娥皇不仅貌美，而且通书史，知音律，擅长歌舞。李煜实心实意地爱着她??结婚十年后，娥皇紧跟着他们的第一个爱子死去。历史上记载：李煜‘哀苦骨立，杖而后起’。并亲撰诔词，自称‘鳏夫’。当然他也有与娥皇之妹偷情之事。娥皇死后，李煜守礼三年，才纳小姨子为后。史称大、小周后。但李煜对小周后的爱宠，始终没能超过大周后。”①李煜与昭惠后的爱情是建立在兴趣、爱好相同的基础之上的。

龙榆生先生就认为：“煜对歌词之成就，于家庭父子夫妇间，与当时风气，皆有绝大影响，尤以大周昭惠后精通乐律，从旁赞助之力为多焉。”②李煜既对大周后如此挚爱，却在妻妹进宫探视其姊病时暗生私情，这不能不说是李煜悲剧人格的又一表现。

且看李煜的《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后主显然是以欣赏、愉悦、得意、激动的心情写这首词的。再如另一首《菩萨蛮》：“蓬莱院闭天台女，画堂昼寝人无语。抛枕翠云光，绣衣闻异香。潜来珠琐动，惊觉银屏梦。

脸慢笑盈盈，相看无限情。”单从词意看，此时的后主似乎又完全沉醉于与小姨子的情爱之中了。

李煜的“泛爱”却也给大周后造成很大的痛苦。宋马令《南唐书·女宪传》：“后主继室周氏，昭惠之女弟也。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静。昭惠感疾，后常出入卧内，而昭惠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帐前，昭惠惊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识嫌疑，即以实告曰：‘既数日矣！’昭惠恶之，返卧不复顾。”③宋蔡居厚《诗史》：“先是后寝疾，小周后已入宫中，后偶掀幔见之，怨至死，面不外向。”④无论李煜对昭惠后的感情多么深厚，但客观上还是给她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以致“怨至死”，这是昭惠后的悲剧，更是李煜的悲剧。

（五）欲保做人尊严，却又懦弱怕死李煜儒雅仁爱而懦弱怕死。这从年轻时的言行举止已可看出，尤衮评价他是“好①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②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③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④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17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学而能诗，天性懦弱，素昧威武”①。尤其在宋军陷城、降宋被囚、小周后被辱这些节骨眼上，这种悲剧人格就表露得更加充分，以致让人扼腕叹息。宋马令《南唐书》卷五记：“先是，宫中预积薪。煜誓言社稷失守，当携血属赴火。”②但终究怕死，还是跪拜纳降了。且看他在弟弟从善被宋扣留，以及失国后的一系列词作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字词上就可不言而喻。“离恨”“愁肠断”“故国梦”“垂泪”“无言”“独上西楼”“往事已成空”“不堪回首”，等等。就是不见充满英雄气概的言语。

《浪淘沙·往事只堪哀》中唯一出现“壮气”一词，但紧跟着却是“蒿莱”。可见李煜是真的懦弱怕死。但他毕竟又是曾经的国主，即便纳降后由“违命侯”改为“陇西郡公”毕竟还是“侯”是“公”，做人的尊严还是要有的，然而现实却将他的尊严剥得一点不剩。“例如太宗当面试他的诗才，然后对众人评道：‘好一个翰林学士。’又如对他说：‘这里的书都是你的，你可以读书嘛!’他只有顿首谢恩。他虽有官衔，有封号，但想请求一个旧臣当文书，都不被允许。只有一二老兵，负责供应。

他日用短缺，清贫难忍，‘日夕以泪洗面’，外面无人得知真相。最难堪的是小周后岁暮朝谒，常常被皇帝污辱，回来便对后主涕泣咒骂，他也只有忍气吞声。”③（六）身陷囹圄之中，却又不忌言辞成为阶下囚，当然无自由，既然想保命，就该时时留意，处处小心。但李煜的最后惨死就在于身陷囹圄却不忌言辞，这是其悲剧人格中最为致命的一点。

李煜跪拜称臣后，宋太祖封他一个带有羞辱性的“违命侯”的称号，却还不至于把他处死，因为凭他的一贯所作所为，根本不会对北宋的统治有所影响，至于宋太宗照顾他的一点脸面，改封为“陇西郡公”大概是想显示一下帝王的“胸怀”与“皇恩浩荡”，假如李煜在言行上小心谨慎，要保命应该说是可以的。坏就坏在胸无城府，不忌言辞。这既是他的弱点，是自取灭亡，也是他率真性情的流露，是词的魅力所在。因为李煜后期不单单是用情写词，简直是用血和泪在写词。唐圭璋的《屈原与李后主》中说：“屈赋及后主词，纯任性灵，不假雕饰，真是字字血泪。”④且看他的纯任性灵：“烛残漏滴频欹（qī倾斜）枕，起坐不能平。”(《乌夜啼·昨①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②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③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④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李煜——“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唐后主179夜风兼雨》)“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多少恨，昨夜梦魂中。”(《望江南》)“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特别是他的那首《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和《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另据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17记载：“宋太宗使徐铉见后主于赐第。后主忽吁叹曰：‘当时悔杀潘佑、李平。’铉不敢隐，遂有赐后主牵机药之事。”①这正和前面因写词暴露自己和小姨子的私情一样，是因写词而暴露自己的不忘故国之情与失国之恨，这些言辞不避忌讳，直抒胸臆，招来杀身之祸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李煜的自我救赎与悲剧的必然学术界通常将李煜的人生经历和词创作分为亡国前和亡国后两个阶段：亡国前的词奢侈淫靡，是空虚和雍容生活的投影；亡国后思想和感悟突变，词作境界辽远深邃，前后期看似分明，实则一脉相承，只是在表现方式和载体上有所不同。前后期作品都呈现出自我解救的诉求和悲剧性的挣扎。

（一）人生困境中的自我救赎1.出身困境与追求的错位李煜由于与生俱来的忧郁敏感导致他虽然身在显赫的帝王之家，却过早地认识到生命本身的难度和虚无，这种对生命本体的体认使李煜走上了困境中的自我解救之路，也使他的词作通过极致的感情达到了普遍的人类意义的高度。

慧心灵性的李煜对宇宙人生的认识达到超常的意境。“他对于宇宙人生的认识不是外延的，而是一种内展的。他的内心有一颗敏感的诗心，像是一池春水，你只要向它投下一块石头，不需要多，只要打在水的中心，它的水波就自然向外扩散展开出去，自然就扩充到一个绝大的意境。”②出身与追求的错位似乎构成了他对宇宙人生体认的一个核心，指向了“愁情”“愁思”。因此在李煜的词作中，用得最多的是“恨”与“愁”。其次还有“哀”“惆怅”“断肠”“伤”等。忧郁贯穿了他的一生，在其生命体验中，一直存在着某种困境与挣扎，在他的词里近似白描的平浅清丽的文字背后奔走的是一个孤独寂寞的流浪汉形象。

①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②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页。

18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身为皇子的李煜，是中主第六子，按照帝王传承的惯例，是当不上皇帝的。但是，由于出众的相貌，过人的聪慧，被阴险狡诈的长兄弘冀看作是未来争夺皇权的劲敌。为了避免引来杀身之祸，李煜自少年就自甘寂寞，将功名利禄看成身外之物，遇到政事，退避三舍。为了夺权，长兄弘冀杀死叔父，这一悲剧深深地烙在李煜的脑海中，使他的情感积淀中从此多了一分苍凉和绝望。像李煜这样感受力极强的人，一点点生命本质的暗示足以在他的心底印上深重的底色，身为皇子的他，在富贵繁华中却直视了人生的残酷与生命的无常。

人生充满着变数，如果李煜的任何一个兄长当了皇帝，他或许真可以过一个艺术家赋诗作画的生活，可以和那真实的残酷隔着一层面纱，不去揭开那背后的凄怆和绝望。然而，太子弘冀和几个兄长的早逝迅速地将他推上了看似九五之尊实则风雨飘摇的皇帝宝座。人生的错位和悲剧从此拉开序幕并最终走向了高潮。李煜的这种人生错位，清人做了最好的概括：“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①如果说李煜完全不想当皇帝，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这意外的福气使他惶惑不安。长兄费尽心机而得不到的皇位被他无意间得到，敏感的他由此体验到的是一种命运的错位和人世的无常与荒谬。朱光潜认为：“悲剧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自己的受难负有责任。”②李煜根本就是一个艺术家，他不具备一代君王所应有的果敢、坚韧、英明等气质，也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只是一个被历史和命运阴差阳错地推上皇帝宝座的才人，在政治上他不可能运筹帷幄。作为艺术家，他过早地目睹了帝王家为了权势的猜忌、争斗和钩心斗角。因此，多愁善感的艺术家心灵与崇尚权术的政治家之间、渴望自由的纯情天性与苟延残喘的末代帝王之间，就形成了极大的矛盾，这种矛盾纠结了他的一生，是他痛苦和追问生命的根源。

2.真实而虚幻的生命体验李煜热爱生命，他不愿因为那些真实的虚无而放弃眼前的快乐，所以他抓住人生中匆匆而过的一点快乐来掩盖生命的痛、麻痹过于清醒的灵魂。“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子夜歌》）享乐的背后是对生命本体的洞察，是一个清醒而焦灼的灵魂。这就是李煜为什么一生都在倾诉“愁”与“恨”。无论是贵为帝王或是沦为囚徒，他都在执着地追问人生、反省人生，他的困境来源于他对生命的执着，来源于他彻底地追寻人生的终极真理。

①唐圭璋：《唐宋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

②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李煜——“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唐后主181前期的李煜，身为帝王，拥有一切，却无法将自己从精神的困境中救赎出来，因为他的困境是生命的困境，是哲学意义上的困境，是永恒的困境。他以真挚的心灵体验着生命的内涵和真相，饱含血泪抒写出来。而后期，亡弟、亡子、亡妻、亡国，人生的悲剧接踵而至，以极端的方式展现给李煜，虚伪的面纱被彻底地撕碎。

沉痛的家国之恨使得他的词作不忍卒读，身世之悲和家国之恨的人生无奈深化着现实的悲剧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着诸如仙、自然、酒、梦之类的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①然而柔弱而痴情的李煜面对命运，一面自救，一面挣扎，未能走向悲剧的消解，却最终走向了悲剧的深渊，正是这绝境和悲哀成就了他词作的高度。

（二）悲剧性的必然李煜的自我救赎是失败的。他的悲剧是智者面对人生困境必然的悲剧。生性的柔弱和执着，导致他不可能用恰当的方式来化解这种悲剧感。人类总是会在某一个时刻由某一类人来承担人类的共同困境和限制，李煜选择了承担和直视，这是李煜不同于众多中国文人的地方。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史，就会发现其中缺少一种因灵魂的折磨而带来的情感痛苦和悲剧意识。众多文人学会在自然、文学与宗教中安放自己的灵魂，这是一种生命的智慧和策略，而李煜缺少的正是这种智慧和策略，他无法面对现实生活，却从不回避和躲藏，相反还执着地探究生命，在他身上凸显出一份难能可贵的对生的率真和勇气。

1.他洞察了生命终极的虚无与空幻李煜多次通过梦境感慨往事如烟，浮生如梦，可以说“梦”的意象是他对生命体验的一种表达。他用梦写一切，写男欢女爱，写生命感怀:“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清平乐》)“梦回芳草依依，天远雁声稀。”(《喜迁莺》)“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李煜频繁咏叹人生如梦，突出往事难再的虚空。正是这种生命终极虚无空幻的体验，使李煜对人生进一步展开彻底的追究：“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十重，自是人生常恨水长东。”（《相见欢》）词中虽然包含了家国之恨，但又不仅仅是家国之恨，而是一种对自己人生的反省思索，继而扩大为对人类生命终极的一种思考，一种对人生的寻根问底。“林花”“春红”这样美好的事物，总是稍纵即逝。然而不仅于此，更难堪的是，当生命十分美①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

18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好的时候，却要备受摧残，“朝来寒雨晚来风”，自然界与人世间的无情摧残了多少美好的生命，因此词人不得不喊出“自是人生常恨水长东”，对人生展开了彻底的批判与怀疑。

2.直抒人生固有的缺失和遗憾生命是不完美的，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李煜是敏感的词人，在他的词作中，通过艺术直感，用生花妙笔对生命的残缺发出了哀艳凄婉的吟咏：“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子夜歌》)人生在世，无论古今，无论贵贱，任何人都得承担生命中的哀伤，正因为看到这种缺陷，体验了这种缺陷，李煜的词体现了一种深广的情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捣练子令》)“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声还满??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在这些词中所表达的已不是一己的哀愁和伤感，而是站在人类的高度，抒写人类生命的悲欢，表现出对自然、对宇宙、对人生的悲悯。

3.对内心深处孤独、无常的真切体验“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乌夜啼》)“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出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纠缠词人的是浓浓的无法化解的孤独，这是与生俱来的体验。这些词背后，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极为敏感和痛苦的灵魂，不堪人生的种种重压，辗转挣扎，躁动不安，我们仿佛听到一种在反省人生中赎罪，以求解脱的声音。

李煜词的悲剧色彩根源于他对生命本体的感受。他的愁不是闲愁、轻愁或一己之愁，而是由于对人生深刻的领悟，增加了其词之悲的深邃的底蕴和巨大的震撼力。

李煜词的能量来自于他对生命的挚爱和饱含血泪的生命体验。“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李煜将痛苦的体验，深刻的思考，以一种近似白话的语言，缓缓道来。面对一轮明月想到无限的往事，当年“待踏马蹄清月夜”的佳兴，“月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的情味，都不可重复了，词中雕栏玉砌及无限江山都改了颜色，而李煜也由帝王沦为阶下囚，更为痛心的是天下也改了姓。天上人间的境遇使他悲从中来，无法挽回的亡国恨、家国痛，只能用痛苦的内心承担。

李煜——“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唐后主183在李煜的词中，我们尽管会看到泪水，看到悲哀，但看不到恐惧，看不到卑微。

李煜将人类的绝望变成了一种尊严和高贵，他用生命的能量，神奇地将这种大绝望、大悲哀演绎得无比深广和辽远。隔着历史的烟云，感动和震撼着一代代人的心灵，给予人们超越时空的启示与审美的享受。

18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苏轼——不诗共着生命的北宋文坛巨匠大唐的风烟、大唐的繁华连同大唐的那些曾经耀眼的星辰刚刚逝去，大宋的帷幕徐徐拉开，巴山蜀水间走来了一位风骨绝代的大家，顿时划亮了大宋王朝历史文化的星空。他就是苏轼，天才的、灵动的、超逸的、多情的、别致的、写不尽的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

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仙逝至今已900多年，但是他那鲜明的个性、丰富的情感、卓绝的才智构成的多彩形象，一直令人魂牵梦绕。也正是几次被贬的政治风波，让苏轼在政治上失意，却在另一方面造就了他文学成就的巅峰。可见，一路的平顺，有时会埋没一个人，而经过一段苦苦挣扎的自我交战和调适历程，却很可能使一个人在才情上大放异彩。

苏轼是宋代最为杰出的文学大家，是可与屈原、李白、杜甫比肩的超级文化巨人，像他这样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史学、文论、医药、饮食等各方面都卓有建树的人，环视华夏史海，都极为少见。他一生积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佛家、道家思想营养和精髓，加以有机融汇与扬弃，形成了自身三教合一的文化内涵。

他是个多才多艺，性格多面，刚直、真诚、忘我、爱民的文学斗士。他以其丰富、独特的文化人格，不仅在宋代民众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对后世文化人格范式的形成也具有模范、启迪与仿效作用。

苏轼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直处于新旧党争之中，并深受两党的排挤，饱尝宦海浮沉。但他始终能够把投身于“经世”“救民”的积极入世精神与“逐客”“闲人”的闲适乐观生活态度完美统一起来。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没有苏轼——与诗共着生命的北宋文坛巨匠185忘记国家现实、民生疾苦，苏轼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众多的文化艺术精品、为官一方造福百姓的显赫政绩，主要是他身居逆境的积极进取和豁达达观的精神以及刚直不阿的人格魅力。

一、苏轼多方面的才情表现（一）众多艺术精品，各领风骚苏轼现存诗2700多首，题材、内容丰富多彩。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写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开发煤矿、兴修水力等，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大胆发掘，取材广泛，命意新颖，留下很多传世佳作。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赠刘景文》）“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晚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苏轼的词今存350首，多为怀古伤今，咏史咏物，说理谈禅，书怀言志，农村风光，抒情叙事等，冲破了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旧框框，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一改词儿女情长、离合悲愁的主题及柔媚纤巧的语言风格，以其宽阔的胸襟，雄大的才力，大大地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还使词离开音乐而独立存在。

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巧用词来表达。最有名的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定风波》：“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雨夜宿净行院》：“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罪，三万六千场，一叶轻舟穿淼茫。”《临江仙?夜归临皋》：“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彀纹平。

小舟从此适，江海寄余生。”《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些名篇名句，千百年来人们爱不释手，吟不离口。苏轼词既有大江东去的瑰伟壮丽（《念奴娇》），也有悼念亡妻的一往情深（《江城子》），咏唱杨花的幽怨缠绵（《水龙吟》），描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蝶恋花》）。他的词或豪迈奔放，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各领风骚。

18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苏轼的文、赋、散文共有4000多篇，苏轼的散文，可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的散文相媲美。在宋代，苏轼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苏轼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神韵。文脉晓畅，文采飞扬。因为苏轼才华超群，学识渊博，所以不但出口成章，而且气势恢宏，常常引经据典，雄辩滔滔；左右捭阖，任意挥洒；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的名篇《喜雨亭记》、前后《赤壁赋》历来为人们所称颂，一直被作为大中学校的语文教材。湖北黄冈因为苏轼的《赤壁赋》而获得“文赤壁”的雅号，成为旅游胜地。

苏轼的书法居宋代四大书法家苏（苏轼）、黄（黄庭坚）、米（米芾）、蔡（蔡襄）之首。他的《黄州寒食帖》被评为天下第三行书。（第一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第二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轼在绘画方面的成就也很高，是“文湖州画派”的重要成员，苏轼擅长画竹、石头、墨菊，是中国写意画的中坚力量。

此外，苏轼在教育、音乐、医药、数学、金石、美学、烹饪以及农田水利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二）坚持执政为民，政绩辉煌苏轼21岁考取进士，开始从政，虽然只做了一些地方官，但却有激进的政治思想。他在26岁时的《进策》和稍后二年的《思治论》中分析了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各方面危机四伏的形势，提出了革新弊政的建议，而且对具体措施也作了一些探索，大胆议论“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初步显示出他的政治才能。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苏轼在新法推行时虽上书神宗表示反对，但对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的措施，却表示赞同，支持王安石的免役法。

苏轼仕途第一站是陕西凤翔府做了4年的签书判官，其间，协助郡守宋选、陈希亮修改衙规，解除水工之苦，释放了一批囚犯，其实是被无辜关押的老百姓。他还上书宰相韩琦，取消了盐茶等生活必需品只能由政府经营的政策，改为老百姓也可以经营。

苏轼——与诗共着生命的北宋文坛巨匠187由杭州通判升任密州郡守之后，带领老百姓消灭蝗虫，接着赈济灾民，禁止滥杀耕牛，避免给农民和农业生产带来灾祸。担任徐州郡守时，黄河决堤，他亲自上堤指挥，奋战70余日抢修。保证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苏轼调离徐州时，百姓依依不舍，揽辔送行。

苏轼曾在登州做过5日知州，就在这短短的5天时间里，他就完成了两件利国惠民的好事。一是当了解到以煮盐为生的“灶户”们自从朝廷推行食盐专卖制度以后，纷纷破产，官府所屯之盐因价格过高而“有入无出”，“一二年间即化为粪土”。

结果是朝廷无利，百姓遭害。他毅然上书朝廷，力陈罢行榷盐法的利害。当即获得皇帝准奏，为登州百姓争得生计之路。

登州城北当时有一座水军寨，是防御北辽的重要军事基地。苏轼上任后发现，这里武备松弛，且屯兵多有外调的严重问题。就在上任后的第5天，在接到受封为礼部郎官诏书的同时，又上书朝廷，直陈登州武备松懈之忧，短短5日，苏轼先后两上奏折，一惠民一忧国，以其任职时间与所上两折之比例看，可谓“政绩显赫”。

再度担任杭州郡守后，正值杭州灾荒，瘟疫流行，百姓苦不堪言。苏轼到任后，立即抗病救灾，他加紧研制药粥，既解饥，又医病，救治了许多人。他又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办了一所医院，收治病人。他还创造性地把赈济灾民与疏浚西湖结合起来考虑，对疏浚西湖的劳动者，免费供应一日三餐，许多灾民都蜂拥而来，工程进展神速。还因为挖出来的淤泥太多，无法运走，苏轼就让他们用淤泥在湖中堆筑了一道堤，后任太守林希把它命名为“苏堤”，“苏堤春晓”也成为西湖一道亮丽的风景。苏轼疏浚西湖的举措既赈济了灾民，又治理了环境，还未花朝廷一分钱，可谓一举三得。

1089年夏，苏轼出任杭州知府，7月初抵杭州时，米价才六十钱一斗，到11月米价已是九十钱一斗，因此，苏轼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稳定米价，他上书朝廷获批从上运朝廷的漕粮中留下20万石救灾，这些粮食他也不用来设棚施粥，而是在12月就投放市场，平抑粮价。饥民有粮可买，粮价立马就降下来了。朝廷不但省去了漕粮来回数万贯的运费，还回收了十五六万贯粮钱，官民两利，皆大欢喜。

此外，各地的东坡井、东坡书院，惠州的东坡孤儿院，海南的东坡医疗所??

也都是苏轼为民创下的实绩。

以上是苏轼三十多年为官生涯中几项大的民生工程，只因苏轼在文学上的大师光环太耀眼夺目了，使得这些本来值得大书特书的德政鲜为人知了。

18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三）乐于扶危济困，爱民如子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有一天，他路过清河坊，看到一个小伙子在卖画儿，苏轼觉得一幅月梅画得不错，遂将画买回家中。过了些时日，苏轼经过清河坊，又看见那个面带愁容的卖画小伙子，得知卖画人叫宋文新，自幼刻苦用功，画得一手好画。父亡母病后，只好靠卖画打点生活。因为宋文新没有名气，买画人大都一看到落款，就一走了之。苏轼听完，毅然提笔，在一张画上写了“此画苏不及”五个字。

这件事发生后，一传十，十传百，不几天全杭州人都知道了，纷纷来看小伙子的画、买他的画，他的画很快都卖出去了。

1089年秋天，苏轼为杭州知府的时候，杭州的税官抓来一个欺诈漏税的犯人交给苏大人发落，苏大人一看人犯的穿着打扮倒像一个乡村学究，赃物是两大包麻纱。

行李包上收件人为苏辙，发件人为苏轼。乍一看真像是假冒苏氏兄弟名义的偷税案。

苏轼经过审问得知此人是南剑州人，名叫吴味道，因要进京应试，没有盘缠路费，乡邻凑些钱给他仍不够，只好用乡邻们凑的钱买了些当地土产建阳纱带到东京变卖，以作在京城近一年的花销。可是一路上关卡重重，赋税繁重，若按规矩缴税，所剩无几。由于素知苏氏兄弟大名且有善心，于是便盗用名衔，以便逃税。苏轼既赞吴味道的经济头脑，又同情寒门学子的困难处境，帮助这位寒门学子渡过了危机。吴味道一帆风顺地到了京城变卖了建阳纱，第二年秋天考中进士。

苏轼任杭州知府的次年夏天，一场经济官司又摆在面前。原告是绸缎商，约定给被告价值两万钱的一批绸缎，三个月后本息一起还清。可过了一年，被告分文未付，原告只得对簿公堂，不求利息只求本金。苏轼听原告所说有理，便叫被告说明欠钱不还的原因。被告承认原告说的事实。他是个做绸扇的，因为前一年大旱，造成饥荒，没有人买扇子。今年又是阴雨连绵，人们无须买扇消暑，加上父亲病故，实在无力偿还积欠。原告说的是天理，被告说的是实情。可惜，那时没有银行能贷款给企业主。爱民如子的苏轼在天理和实情之间很有些犯难，苦苦思索，终于找到一个能解决问题的良策。苏轼让扇商拿来二三十把扇子，欣然拿起案上毛笔，圈圈点点，涂涂抹抹，远山近水，茂林修竹，假山怪石，花鸟虫鱼，扇子上顿时出现了各种悦目图画，再加上苏大人的诗词名句、名号。年轻的扇商抱起扇子就出了知府衙门，片刻工夫就满头大汗空手跑回来，禀告知府大人，扇子被一抢而空，一千钱一把，不但还清了原告的两万钱陈账，还有一些余资可维持生计。

苏轼——与诗共着生命的北宋文坛巨匠189（四）注重博采众长，思想情操高尚苏轼在思想上以儒家为本，又博采佛道之长，努力从儒释道中提炼自己的人生观。

苏轼一生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非常大，他倾慕屈原、诸葛亮、陆贽等经世济时的人物，渴望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奋厉有当世志”。而在失意、逆境时，佛老思想便成为他的处世哲学。佛老思想一方面使苏轼把生死、是非、贵贱、毁誉、得失等等闲视之；另一方面，又帮助他在观察问题时客观通达，在一种旷达态度背后，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和追求。履危难而处之泰然，历沧桑而洞观人生，心胸豁达，恬淡自适。苏轼巧妙地将儒家思想与佛老思想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当他入仕从政时，则主要信奉和推行儒家的政治理想，当他贬官在野时，佛老思想则成为他的主要思想倾向。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可移来评论苏轼。

苏轼始终坚持着高尚的道德操守。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在变法派实力强大、炙手可热的时候，他敢于指出新法的缺点和错误，乃至身陷囹圄；后来变法派失势，保守派执政，废除所有新法，苏轼也没有因为保守派重用他就偏袒他们，他不随波逐流，而是秉持公心，为新法辩护，置可能再次遭受的迫害于不顾。苏轼贵在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由于他不同于当时一些官僚的阳奉阴违，直言敢谏，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祐，更受摧折于绍圣，一生遭受了很大的政治磨难。也许有人认为苏轼不成熟，不能顺应形势，因为，凭他的才能完全可以仕途通达。但他正直、果敢，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不盲从于新旧党的政治势力，的确是值得称道的。

苏轼也是一位正直敢言、疾恶如仇的人。因此也得罪了不少的人，给自己惹了不少的麻烦。他自己曾写诗自嘲道：“自笑平生为口忙。”御史李定的父亲去世早，母亲改嫁后，他就不认母亲了，母亲去世后，也不去“丁母忧”。而另一位官员朱寿昌，7岁时，生母被逼改嫁。他长大做官后，一直寻找母亲，等到在陕西大荔找到母亲时，母亲已70多岁。苏轼在高度赞扬朱寿昌的同时，尖锐地批评了李定。李定便怀恨在心，抓住苏轼写诗讥讽新法一事笼络党羽搜集材料弹劾他，炮制了“乌台诗案”。

苏轼对理学家程颐也很不客气，他认为程颐这个人和他的学问一样，奸诈虚伪。

19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有一天朝廷正在明堂举行庆典活动，突然传来宰相司马光去世的消息，高太后即令停止庆典，去吊唁司马光，程颐主持司马光的丧事，不让大臣们去吊唁，理由是“庆吊不同日”。苏轼硬要前去吊唁，说程颐是“鏖（áo）槽陂里的叔孙通”，讥笑程颐是山野乡村的礼仪家。苏、程矛盾后来愈演愈烈，发展成为“蜀党”“洛党”之争，直接导致苏轼第二次自请外放。

（五）真诚待人，人际关系良好苏轼虽然先后与李定、程颐等交恶，但他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宋代还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经常被放逐的官员却有着那么好的人缘，文人骚客、士大夫者自不必说，难得的是他与野老村夫、渔樵僧道等，都能找到沟通的话题。

苏轼结交了许多上层人物，首先是他少年时仰慕的四位人杰中的三位：韩琦、富弼、欧阳修。他考中进士时，范仲淹已经去世，他常以此为恨事。制科进士考试即将开始时时，苏辙病了，韩琦就给皇帝上书，将考试推后一个月。结果使苏轼兄弟如期参加了考试，且双双高中。苏轼兄弟高中进士的主考官就是欧阳修。苏洵也是欧阳修推荐给皇帝的。欧阳修对苏轼非常器重，认为苏轼必将主宰北宋文坛。苏轼和欧阳修的儿子还是儿女亲家。

苏轼和当时有才华的诗人关系也很好，经常对他们的诗进行评点指导。所以有“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苏门六君子”（前面四人再加上陈无己、李方叔）之说。苏轼和他们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

苏轼在凤翔做官时，有一河南人叫马正卿，十分崇拜苏轼。苏轼获罪被贬黄州，他也跟去，帮苏轼开垦荒地、料理家务。苏轼被重新启用后，给他谋了一个县令，他干了不长时间就辞官不干了，仍跟着苏轼。苏轼很是感慨。苏轼被贬黄州后，当地的许多文人都主动靠近他，如潘彦明、郭兴宗、古耕道等，众星拱月般地围着他，帮他开荒、掏井、种地，当然也谈文论道，赋诗作词。

苏轼也有许多僧人、道士朋友，最有名如佛印、参寥子等。参寥子是一位诗僧，苏轼和他的唱和诗很多。道士中最有名的是杨世昌，他长期住在苏轼家，苏轼在《赤壁赋》中“客有吹洞箫者”的客就是杨世昌。

在“乌台诗案”中，苏轼被关在监狱里，和狱卒梁成也交往甚厚，梁成对他照料十分周到。晚上给他打水洗脚，经常报告外面的消息，他把自己写的两首绝命诗托梁成带出去交给自己的兄弟。

就连苏轼极力反对的王安石对他也很钦佩，劝神宗不要杀苏轼，他说：“安有苏轼——与诗共着生命的北宋文坛巨匠191盛世而杀英才乎？”神宗也就把这个面子给了王安石，免苏轼不死，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对社会底层的人很好，关注他们的生活，同情他们的遭遇，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他们办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晚年被贬海南，和当地百姓关系很好，还结识了许多当地的读书人，如黎子云兄弟、朱崖人姜唐佐等，姜唐佐专程从琼州来拜他为师，苏轼发现他是个人才，就留在家里半年之久。离别时苏轼在姜唐佐的扇子上题诗作纪念，但只写了两句：“沧海何曾断地脉，朱崖从此破三荒。”剩下的待姜唐佐进士及第后再行续写。姜唐佐后来果然高中进士，而且是我国海南第一位进士。

苏轼这时已经去世，苏辙满含热泪替兄长续写完这首诗：生长云间已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

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坡翰墨场。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锦衣何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

有一个四川老乡叫巢元修，在苏轼飞黄腾达时，没有找过他。得知他被贬海南，以73岁高龄，不远万里，从四川去海南儋州看望苏轼。可惜走到新会被小偷偷去行李盘缠逃跑到新州，他又追到新州抓住小偷。由于十分气愤，竟一病不起，逝于新州。

还有一位朋友叫吴复古，苏轼得意时，他躲得远远的，苏轼被贬惠州，他专程去惠州拜访；再贬海南，他又去海南看望，还给苏轼带去了药材、衣物、书籍等。

苏轼与他们这种纯真的友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六）豁达乐观，胸襟博大人们喜欢苏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豁达乐观。苏轼因先后不容于改革派和守旧派，在仕途上几起几落，被贬达十余年之久，然而，横遭贬谪也好，自请外放也好，他都没有颓唐丧志，不管身居何处，无论爵位高低，他都能随遇而安，有所作为。

始终有一颗乐观的心。被贬黄州的时候，苏轼自己盖房，自己种地，发明了很多东坡菜，自得其乐。我们看苏轼这时的诗词，很少有怨天尤人的，也很少有穷山恶水的，这也是他豁达的表现。苏轼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借遥想公瑾，抒发了自己积极报国的激情。后来来到岭南，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句19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诗就是当时他心情的写照。在海南岛，肉食没有，水果吃不惯，苏轼就勇敢地尝试各种海鲜。

具有坦荡的胸襟。苏轼的不合时宜可以说是很著名的。最早王安石推行改革的时候，苏轼认为改革太过猛烈，和司马光一起反对改革，被认为是守旧派的代表，直接导致自己被外放。后来守旧派掌权，苏轼被调回中央。但此时他发现守旧派太过墨守成规，完全废止新法也不利于国家发展，所以又同情支持改革，结果导致自己又一次被外放。他的这种不合时宜，正是他胸襟坦荡的表现，这就是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考虑个人的得失。

还有苏轼拜访王安石时，见王安石书桌上有“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的两句未写完的咏菊诗。苏轼心想，菊花哪有秋天落瓣的，于是他就自作聪明地在王安石未写完的诗后续道：“秋花不比春花落，报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回来看后，心中大为不快，心想你苏轼恃才自傲，目中无人，等到苏轼“乌台诗案”被贬，便建议神宗把苏轼流放到黄州。这里，虽然王安石极力规劝宋神宗不杀苏轼，但执意让苏轼去黄州，也有些小心眼之嫌，和苏轼贸然改动他的诗不无关系，让苏轼去黄州，就是让苏轼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顺便看看菊花在那里秋天落不落瓣。

苏轼来到黄州后，看到黄州的菊花，果然秋天落瓣，顿感羞愧，更加仰慕王安石渊博的文学修养。元丰七年（1084），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专门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见虽不同，但私交甚密。

王安石变法失败辞世后，宋哲宗昭命苏轼代拟敕书，苏轼丝毫不以政见不同而在敕书里公报私仇，反倒是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文中有一段曰：“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个给予王安石的评价，苏轼自己也是当之无愧的。东坡居士的这种高风亮节、大公无私的精神实在令后人感动。

苏轼的情感世界丰富多彩。他在给亡妻的那首《江城子》里写到：“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十年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变迁，都没有冲淡诗人对亡妻的一片深情，且历时愈久而愈深、愈浓。这首词所流露的感情之真挚、心境之凄凉，不知打动了多少女儿心。

苏轼与其弟苏辙的手足亲情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永远是历史长卷中璀璨夺目的华章。苏辙说苏轼：“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说苏辙：“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那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小序上写明是“怀子由”的。那“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殷殷期盼，无不充溢着浓浓的手足深情；因“乌台诗案”苏轼——与诗共着生命的北宋文坛巨匠193入狱后，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苏轼首先想到的是弟弟。“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自海南返乡途中，苏轼病重，心中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患难与共的弟弟子由。兄弟情深，以至于此，夫复何求？

（七）才思敏捷，机智幽默苏轼曾给他的朋友刘贡父说，他们父子三人当初来汴京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住在兴国寺，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每顿饭只有一碗白米饭、一碟白萝卜丝、一撮盐，这种饭他们叫三白饭，即皛（jiǎo）饭。尽管如此，他们每顿饭都吃得十分香甜。过了几天，刘贡父请他吃皛饭。苏轼猜出他的意思，不动声色地到他家，刘贡父让人端出来一碗白米饭、一碟白萝卜丝、一撮盐，苏轼很香甜地吃过走了。又过了几天，苏轼请刘贡父吃毳（mǎo）饭。刘贡父坐了很久，早已过了吃饭时间，还无饭可吃，便大喊：“饿死我也！”苏轼笑着说：“我请你吃的是毳饭是没米饭、没白萝卜、没盐。”当然，玩笑开过之后，饭还是要管的。

苏轼婚后不久，应邀去黄庭坚家做客，才到那里，仆人就赶来请他马上回去，说夫人有急事。黄庭坚讽刺道：“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一味中药）。”一句话含有三种果名，一种药名。苏轼起身便走，边走边说：“奈这事（柰，苹果之属、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也用一句话回了三种果名，一种药名。苏轼的才思实在令人折服。

苏轼和佛印乘船游览西湖，佛印大师突然拿出一把提有东坡诗词的扇子，扔到河里，并大声道：“水流东坡诗（尸）！”苏轼略微一愣，笑指着河岸上正在啃骨头的狗，吟道：“狗啃河上（和尚）骨！”苏轼约其弟苏辙并佛印大师三人结伴同游，佛印即兴出句：无山得似巫山好。

关键在“无”“巫”谐音。苏辙对上：何叶能如荷叶圆。苏轼则对：何水能如河水清。佛印与苏辙一听，甚是钦佩，因为以“水”对“山”，胜在对仗更加工稳。

苏轼挚友佛印虽是出家人，却顿顿不避酒肉。这日，佛印煎了鱼下酒，正巧苏轼登门来访。佛印急忙把鱼藏在大磬（木鱼）之下。苏轼早已闻到鱼香，进门不见，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故意说道：“今日来向大师请教，‘向阳门第春常在’的下句是什么？”佛印顺口说出下句：“积善人家庆有余”。苏轼拊掌大笑：“既然磬（庆）里有鱼（余），那就积点善，拿来共享吧。”苏轼邀黄庭坚来家做客，小妹见兄长亲自出门迎接，便出了个上句相戏，句云：阿兄门外邀双月。“双月”合为“朋”字。苏轼当即对道：小妹窗前捉半风。“半”19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对“双”，“风”对“月”，甚为妥帖。有趣的是，“风”的繁体字“風”，半风即“虱”，意思是说小妹在窗前捉虱子。小妹气得扭头就走。

北宋时期，辽邦进犯，朝廷居心求和，辽邦使者带来一对联上联要宋人答对：三光日月星。如对出下联则撤兵议和。此联看似简单，实不易对。出句的数字恰与后面的事物相符，而对句所选数字对应事物都会多于三或少于三。恰逢回京述职的苏轼，只见他略加思索，巧妙对上下联：四诗风雅颂。因为《诗经》中有“大雅”“小雅”，合称为“雅”。加之“国风”“颂诗”共四部分，故《诗经》亦称“四诗”。对句妙语天成，辽使佩服至极。

二、苏轼在元祐党争中四面受敌元祐时期是苏轼一生中最为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是政治上最为风光的时期，另一方面又是遭受攻击最多的时期。

（一）苏轼在元祐党争中的处境苏轼在元祐党争中的处境，用风光与无奈来概括较为准确。一方面，元祐时期的苏轼风光无限：入为朝廷重臣——“三入承明，四至九卿”。①出为方面大员——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与前代的司马迁、东方朔、李白等相比较，苏轼是真正进入过权力中枢的重臣，深得当时最高权力者高太后的赏识与特别保护，离相权仅一步之遥。另一方面，从元丰八年(1085)12月入朝直到元祐八年(1093)9月出知定州，苏轼始终处于政治旋涡中，是非和攻击如影随形，总是处于辩诬的境地，不得不多次上章辩白，也不得不多次自请外放，显得颇为无奈。这些无奈的辩诬材料，是《苏轼文集》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将这些无奈的辩诬材料，结合《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宋史》以及宋人的相关笔记进行疏理，大致可以发现苏轼被围攻的一些特点。

从攻击的时间点分析。攻击的时间点一般都选择苏轼在朝的时间段上。每当苏轼在朝，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具体说，苏轼“三入承明”也就成了三次被攻击的高峰。

从攻击的对象分析。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直接关乎苏轼的。政敌直接指控苏轼最主要的罪状也就是所谓“发策草麻”而已，这反而证明苏轼的确没有什么把柄被政敌抓住。二是涉及苏轼的同乡、朋友的。如吕陶、孔文仲、胡宗愈、范百禄等，指责其川党复盛，朋比为周。三是涉及苏轼的门生、故旧的。用苏轼自己的话①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20页。

苏轼——与诗共着生命的北宋文坛巨匠195说就是“臣所荐士，例加诬蔑”。①从攻击的对象分析，虽然五花八门，但实质性的内容并不多，大多流于情绪化的攻击，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错误。

从攻击的手法分析。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一是无限上纲，深文周纳。纵观对苏轼的攻击，对先皇不忠是政敌攻击的重点所在。无论是苏轼的发策制麻（如学士院考试题等），还是苏轼的诗歌创作(如扬州竹西寺题诗)，台谏无一例外地攻击苏轼对先皇不忠，用意非常明显——苏轼政治上不可靠。二是信口雌黄，无中生有。

如苏轼知贡举，赵挺之攻击“苏轼主文，意在矫革”，苏轼自谓“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②，的确是实情。另外如贾易指责苏轼“杭州不当法外刺配颜章、颜益父子”，贾易连颜章、颜益是兄弟还是父子都没有搞清楚就信口雌黄，进行无中生有的攻击、陷害，只能说明攻击者的不择手段。三是指鹿为马，指黑为白。如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疏论苏轼浙西灾伤不实，置百万生灵于儿戏。四是采用谩骂手段，进行人身攻击。以王觌（dí）、赵挺之等最为典型。对苏轼纵横家似的为文到轻浮的为人，进行全面的人身攻击。五是株连附会，构陷其结党营私。从弟苏辙，到门生黄庭坚、秦观，故旧王巩、孔文仲、胡宗愈，以至于同乡吕陶、范百禄，无不在攻击之列。

六是轮番进攻，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特别是“一入承明”时期，发动的五波攻击都带有明显的预谋和目的性。

从以上可以看出，苏轼“三入承明，四至九卿”时期绝不像表面上那样风光。

从遭受攻击的时间、内容、手法诸方面分析，苏轼绝大多数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处于四面受敌的状况，更多的是无奈的辩白。

（二）苏轼在元裕党争中四面受敌的原因探析1.攻击者的动因攻击者为什么对苏轼进行围攻？原因是多方面的，且头绪繁多，扑朔迷离。据粗略统计，对苏轼展开直接或间接攻击的，有孙升、朱光庭、傅尧俞、梁焘、王岩叟、王觌、韩川、贾易、杨康国、赵挺之、刘安世、王彭年、杨畏、赵君锡、黄庆基、董敦逸等。这些人中部分与苏轼有个人恩怨，但绝大多数则牵涉到更为深刻的体制原因和讳莫如深的权力斗争。

一是个人恩怨因素。比如朱光庭，特别是贾易，攻击苏轼的确有为其老师程颐抱怨的成分，苏轼自己对此也很清楚：“臣与贾易本无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颐之奸，①孔凡礼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28页。

②孔凡礼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28页。

19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形于言色，此臣刚褊之罪也。而贾易，颐之死党，专欲与颐报怨。”①贾易把为老师程颐报怨作为政治使命，近乎丧心病狂。另外，像赵挺之攻击苏轼，也的确与苏轼存在个人恩怨：“其后挺之以大臣荐，召试馆职，臣实对众言，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②攻击苏轼最为厉害的王觌、黄庆基也大致可以从个人恩怨找到蛛丝马迹。王觌为韩维所推荐，黄庆基为王安石亲戚，苏轼与韩维、王安石都有政见分歧，引起他们的攻击，勉强也可以说存在个人恩怨因素。

二是当时体制的原因。从攻击苏轼的构成人员的公开身份看，无一不是台谏人员。台谏制度是宋代立国的根本性制度，在宋代立国的权力架构中，台谏被赋予风闻言事的特权，是维持权力制衡的一项重要制度。从法理上说，台谏对苏轼的攻击是具有合法性的。这既是他们的权力，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问题是，任何好的制度都需要人去执行。自熙宁时期王安石首开利用台谏驱逐、清除政敌的先例后，台谏从“君主之耳目”逐渐演变为“大臣之私人”,成了巩固权力、打击政敌的工具。

“台谏权重，发空言而不负言责，互荐互引，党祸遂起。”三是权力争斗。司马光去世后，旧党由谁来挑头支撑大局，是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苏轼深谙历史，吏事精通，才华出众，深得最高权力者赏识，无疑是最有可能出任执政或者宰相的人选。从元祐元年9月司马光去世到元祐三年4月，执政大臣调整到位为止，在这一年半时间内，苏轼可能出任执政或者宰相已经在圈内人士中成为公开的秘密。因此，才会受到台谏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一波接一波的攻击应该说达到了目的，等到正式宰执班子完全调整到位后，台谏对苏轼的直接攻击马上偃旗息鼓，转为攻击出任执政的胡宗愈，苏轼只是遭受了胡宗愈的池鱼之殃。

2.苏轼自身的“不合时宜”外因取决于内因，性格决定命运。导致苏轼在元祐党争中四面受敌的原因，还与苏轼不合时宜的独立政治取向、耿介的政治操守、真挚无饰的性格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

一是苏轼“不合时宜”的独立政治取向。从王安石变法开始，统治集团就分裂为新旧两党。元祐时期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打击、排斥新党人员，更加剧了这种分裂的趋势。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新旧两党已经势如水火，按照政治潜规则，站队已经高于是非，政治取向成为第一考量因素。一方面，苏轼反对新法，对王安①孔凡礼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30页。

②孔凡礼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28页。

苏轼——与诗共着生命的北宋文坛巨匠197石路线始终持保留态度，这一政治立场是一贯的，这也是元祐时期司马光重用苏轼的原因。苏轼也的确不辱使命，《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是苏轼写得最为满意的公文，也大致能够反映苏轼对新法、新党人员的否定态度和真实想法。这必然招致新党人物的集体反感。另一方面，苏轼又反对尽废新法，并与司马光因为役法问题由私下讨论发展到朝堂上的正面冲突。由于“好同恶异”是当时政治，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的特色，苏轼必然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独立不倚的政治取向，使苏轼成了政治上的另类。苏轼在党争中的站队既得罪了新党，也不见容于旧党，旧党和新党都将其视为异类。有主见、不盲从、不附和的政治取向和政治人格，是不为任何当政者所喜的，苏轼一生的政治浮沉大致都能从其独立不倚的政治取向找到答案。

二是苏轼“不合时宜”的耿介性格。负责地表达自己的政见，勇于为义，不患得患失，苏轼耿介的性格是其遭受攻击的又一重要原因。与司马光为役法问题争论特别彰显了他这一性格特点。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中，苏轼与司马光曾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乌台诗案苏轼贬谪黄州，司马光曾受牵连，苏轼的复出也与司马光的推荐有关。无论公谊、私交，苏轼与司马光都是同一战线的同志，但当牵涉到国计民生的役法存废问题时，司马光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更不理智的尽废新法的做法，导致了苏轼与其在朝堂上发生了公开争执。苏轼耿介的个性使他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三是苏轼“不合时宜”的真挚个性。真挚、外露、疾恶如仇的个性，也是苏轼易于招怨使其成为政治对手攻击的重要原因。如“臣又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①，公开指斥赵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②以及“轼在翰林，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③等。这种真挚无饰、“刚褊（biǎn狭小）疾恶”的个性，当然会“见疾于群小”。

（三）苏轼的“为”与“不为”1.苏轼在党争中的“为”首先，是担当精神。为了报答高太后的知遇之恩，苏轼尽忠国事，不但在其位谋其政，而且不在其位也谋其政“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对明确的是非观可能招致的麻烦和带来的后果，非常清楚，不计个人得失，勇于担当，显示了宋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襟和豪迈情怀。这与范仲淹、欧阳修等前辈“先天下①孔凡礼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3页。

②孔凡礼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28页。

③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036页。

19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一脉相传，也践行了早年与母亲对话做范滂一样人物的诺言。

其次，是批判精神。为了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苏轼绝不粉饰现实，是永远的不满现状者，也是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对元祐时期“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①的状态，苏轼“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虽陛下广开言路，无所讳忌，而台谏所击不过先朝之人，所非不过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济水’，臣窃忧之。故辄用此意，撰上件《策问》，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②这与当时认为元祐更化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不能同道。

再次，是强烈、坚定、独立的主体意识。苏轼具有坚定的政治操守和独立的人格操守，绝不是所谓的纵横家。苏轼在熙宁时期被王安石冠以“纵横家”的恶名，如果真是所谓纵横家，就像苏轼自己所说“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③如果苏轼真是所谓纵横家，作为被司马光迅速提拔的政治人物，只要唯政治正确的司马光马首是瞻，不批评时政，做到明哲保身，是可以避免成为众矢之的的。从熙宁到元祐，苏轼之所以成为当政者打击的重点对象，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苏轼具有坚定的政治操守和独立的人格操守。所谓坚定，就是不因政治形势、政治利益计较“贪得患失??改其常度”；所谓独立，就是决不“随世俛（fǔ）仰，改其常度”。④苏轼曾在《杭州召还乞郡状》对此有自述：“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少报万一。”⑤“自陈入仕以来进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⑥这应该是苏轼对自己一生操守最好的诠释。

2.苏轼在党争中的“不为”元祐时期虽被后人冠以“贤人政治”，但当时的政治生态其实是恶劣的，先是旧党政治人物极力打击新党，后是旧党内部党争，主要集中于人事纠葛、个人攻击、权力斗争。苏轼想办的事总有人反对。面对这样恶劣的政治生态，苏轼除了不得不做出辩白外，基本上没有热情去参与，经常充满无可奈何的厌倦之感，这种被动应①孔凡礼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90页。

②孔凡礼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90页。

③孔凡礼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2页。

④孔凡礼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3页。

⑤孔凡礼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3页。

⑥孔凡礼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4页。

苏轼——与诗共着生命的北宋文坛巨匠199付与熙丰时期的主动出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苏轼在元祐党争中选择“不为”，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是“既欲参政又畏祸及身”①的被动选择，而是当时形势下的主动选择。

首先，绝不效法当时流行的恶劣政治手法，如对政治对手进行深文周纳、利用台谏打击政治对手、为了权利死缠烂打等，政治上光明磊落，维持了政治斗争的品位和作为士大夫的尊严。苏轼经历过“乌台诗案”，是该案最大的受害者。元祐二年10月，当赵君锡等人对叶祖洽熙宁三年(1070)3月策问进行历史清算，恶意构陷其有“讥讪之言”时，苏轼作为当事者，不以自己的个人好恶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对叶祖洽廷试策状进行分析。对蔡确车盖亭诗案也反对构陷：“臣与确元非知旧，实自恶其为人。今来非敢为确开说，但以所系国体至重。”②利用台谏打击政治对手，同样是熙丰到元祐流行的政治手法。元祐初，张商英请苏轼推荐他入台，为其充当政治打手，苏轼没有这样做。张商英后来出任宰执，是有相当能力的。苏轼没有像刘挚或者苏辙一样笼络、借助台谏打击政治对手，政治上的确光明磊落。为了权利死缠烂打，更是王觌、贾易、赵挺之、刘安世等人的惯用手法。苏轼不愿陷入无聊的、特别是为权力展开的恶斗，更不愿“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多次主动请求外放。苏轼不愿做政治动物，更不愿做权力动物。

其次，在个人进退上，苏轼淡泊名利。故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可杀不可辱”之语。苏轼重视“名节”，视“爵位利禄”为“鸿毛敝屣（xǐ鞋）”。当政治斗争沦落到个人攻击、权力角逐时，道家的“不为”思想无疑成了苏轼的主导思想。远离朝堂，出任地方官；远离官场，回乡、归隐。苏轼在元祐时期多次主动选择请求外放，就是为了避免陷入这种无聊的政治斗争使自己沦为笑柄。从出知扬州开始，苏轼开始写作和陶诗，更加明显地透露出归隐田园的信息，甚至做好了回乡的具体规划。家乡，是苏轼在血腥、冷酷的政海浮沉中内心深处保留的一块净土和圣地，是苏轼在近乎荒漠的政坛中的心灵绿洲，更是苏轼灵魂皈（guī）依的精神家园。

三、苏轼以儒释道三家思想为坚实基础的文化人格苏轼以其颖异的资禀，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主干儒、释、道三家思想并对之加以有机的融合，形成一个三教相辅相成的文化整体结构，使得苏轼的文化人格以其独①肖庆伟：《论苏轼熙丰、元祐年间的政治取向》，《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1期，第56-59页。

②孔凡礼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37页。

20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立性、丰富性与多面性而富有独特魅力。

（一）主体精神与人格独立中国旧时代的士大夫阶层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进取精神，他们必须靠自己的学识能力立足社会，又必须依赖皇权的帮助，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甚至还要依附于某些政治集团，有时还被卷入没有任何主体性可言的朋党之争。苏轼作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员，其人格的独立性与依附性同样兼而有之。他对皇帝的知遇报恩忠心不渝就显示了其依附性的一面。然而他的主体独立精神，在士大夫中，又是极为突出、最具典型性的。

首先，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苏轼人格的独立性。苏轼对传统思想兼收并蓄，以一种开放的兼容态度，汲取儒、释、道三家之精义，形成了一个博大丰富的思想体系与学术体系。本于儒而不为所囿，参佛老而不为所溺，立说自有根基，论道能出己意。力求独立思考，不做无条件认同与追随，显示其在学术思想上的独立精神。同时苏轼取儒释道思想用于其人生态度与行为方式的选择与确立，也独异于以往的士大夫。苏轼巧妙地把儒家的积极入世与道释的超然出世变为共时性的同步，道释之出世思想不仅未成为否定其用世思想的消极因素，反而成为一种独立于污浊现实之上的人格精神支撑。他的卓然不随，既有独立的见解，又不为进退得失所累，这种独立的人格精神，正是基于他正道直行与齐得失、超生死的人生观。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的巨大的独立人格力量。

其次，从政治斗争来看，其文化人格充溢旺盛的独立精神。在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把王安石称为革新派，把苏轼称为保守派。但“王、苏之争，实乃激进与渐进之争”①。王、苏乃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王安石的改革着眼于理财，新法接连出台，而宣传不到位，中央不统一，未能集思广益而树敌太多，把稳健老臣与持不同意见者看作对立面。实施过程中又操之过急，造成整个社会生活、经济秩序的大混乱。苏对王的批评，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改革，而是基于自己的政治定见而又主要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消极面。例如发放青苗钱，本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到了实施方案的官吏那里，不问农民需要与否，一概采用强贷的方法，而农民得了青苗钱，未必都能用于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或增加农业投入。还有，王安石以政见合己者择吏选官，其改革班子多为新进险刻之徒，急于求成不择手段，假改革以济私，带坏①薛瑞生：《苏门、苏学与苏体》，《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第61页。

苏轼——与诗共着生命的北宋文坛巨匠201一代士风，党同伐异，党祸连年。靠他们去实施改革，产生流弊是可想而知的。另者，改革中的一些措施，是王安石任地方官期间试验过并取得相当效果的，但他把局部经验作为普遍方法在全国推开，势必使模式变形、措施变质，积极效果甚微而消极效果易见。如果我们全面地分析苏轼在他的制策、奏议、谢启中提出的改革主张，就会认为他的改革思路或许更贴近现实。他针对当时的“三患”(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等一系列改革主张，①苏轼深知改革是一项异常艰难的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故寄予“磨以岁月”“十年之后”的持久式的渐进改革，是不难理解的。对封建社会数千年的积弊，非猛攻不足以摇其本，非扎实稳健不足以毕其功，所以，王安石的激进在这个意义上是必要的，而苏轼的稳健也自有其道理。

再次，苏轼在政治上所表现出的充满独立精神的人格力量，不但在于他对社会改革有自己的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更表现在一生为党人倾轧、小人构陷而不屈，一贬再贬而不悔，体现了中国士大夫文化人格的卓绝品性与浩然正气。苏轼之所以为苏轼，就在于他不为名利富贵所诱，不为祸辱所困，不扭曲自己，表现出卓特的政治品质。当王安石执政之时，神宗很赏识苏轼，“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②，但苏轼却直陈新法之弊不愿“附会”而自请外任。后来旧党得势，他原与司马光私谊甚好，只要愿“随”，也可“柄用”，但他又挺身而出，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遭到新旧两党的排挤和打击。

（二）矛盾统一与性格多面苏轼文化人格的某些特征，不是单一的平面的组合，而往往呈现为矛盾的两个方面，这种相互间对立矛盾方面的统一，又形成了其文化人格的多面性立体性。

1.放旷不羁，又极理性节制苏轼自谓“我本放浪人”“从来性坦率”③，又常以“麋鹿”“野鹤”自称，表现了他率直放旷、风流洒脱、追求自由、充满落拓不羁的个性气质。在这一点上，酷似李白。即使身遭贬逐，自尊心受挫，苏轼仍保持一种豪俊放达之气，与友人夜饮江上，尽情感受江面际天、风露浩然之壮美景色，又引吭高歌，向往遁迹江海寻求精神自由，抒发不愿受入仕羁绊的潇洒情怀。凡读苏轼作品的人，无不被他豪迈不羁的才情气概所倾倒。然而苏轼又绝不同于晋人的放达与唐人的豪迈。他的放旷①苏轼：《思治论》，《苏轼文集》卷4，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7页。

②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苏轼文集》卷32，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2页。

③苏轼：《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苏轼诗集》卷39，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14页。

20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不羁，是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舒展，而非行为上的出奇放纵。虽然他向往“何时自驾鹿车去”的自由潇洒，赞颂李白“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chēn怪罪）”的傲岸气概，但他绝不会如阮籍之佯狂烂醉三月不醒，如刘伶之裸身于室幕天席地，更不会如李白令贵妃捧砚、力士脱靴。苏轼一方面放旷不羁，热情奔放，一方面又保持冷静，有着极强的理性精神。

2.刚褊孤介，又极仁厚平易苏轼在奏议、谢表及书信中多次言及自己“刚褊”，谓己刚直褊狭不能容人以致招怨。从实际来看，他的刚正不阿、勇于为义，的确极易触犯群小而引发冲突，使他处于寡不敌众的危险之地。苏轼实因刚褊而“与世龃龉（jǔyǔ抵触，不顺达）”，孤介寡合。但他又极仁厚平易，与士大夫交，以诚相待。尤其是外任与谪贬期间，所至则遗爱于其地，故其民亦爱之。离徐州任时，“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①；离黄移汝时，黄州父老“鸡豚（tún）社酒，相劝老东坡”，依依别情感人至深。离儋耳时，“有十数父老皆携酒馔，直至再次相送，执手泣涕而去，且曰:‘此回与内翰相别后，不知甚时再得相见’”②。可见苏轼与当地父老情谊深厚。

3.超然脱俗，又极寻常入俗苏轼极为超然，他能超脱贫富得失祸福荣辱等一切世俗功利观念对人心灵的束缚，用他的话说，“了无丝发挂心，置之不足复道也。”③又说：“还从世俗去，永与世俗忘。”④“绝弃世故，身心俱安。”⑤意在抛开世俗之纷扰，获得一种心灵的宁静高远，以此为最大的快乐与理想之境界。他对所谓生离死别之“人之常情”也多能超然待之。贬惠时，好友陈季常欲差人看望他，他回信说：“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⑥苏轼之超然于此可见。他的超然缘自理性，源自对人生形而上的悲剧性存在的了悟，故超然中亦深含悲慨。苏轼又是一个极寻常入俗的人。

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常人生活始终怀有一份亲和感。他在黄州写信给李常说：“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⑦一种极平淡的常人生活，一份极自然温馨的天伦之乐，①苏轼：《苏轼文集》卷1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8页。

②陈敏政：《遁斋闲览》，《苏轼资料汇编(上)》，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87页。

③苏轼：《与陈季常第十六首》，《苏轼文集》卷5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70页。

④苏轼：《游惠山》，《苏轼诗集》卷18，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44页。

⑤苏轼：《与王定国第四十首》，《苏轼诗集》卷52，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31页。

⑥苏轼.：《与陈季常第十六首》，《苏轼诗集》卷5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70页。

⑦苏轼：《与李公择十七首(其九)》，《苏轼诗集》卷5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99页。

苏轼——与诗共着生命的北宋文坛巨匠203在苏轼看来是“人间第一等好事”，全然没有那种求荣华富贵排场的欲念。他追求普通人的生活，是他的入俗处，也正是他的脱俗处。

4.参透生命，又极珍重生命苏轼受佛道思想的浸染，视人生为虚幻，时常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感喟。如“人间如梦”(《念奴娇》)“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等等。这种感喟，不完全是一种消极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对生命的参透。既然浮生若梦，万物逆旅，有生必有死，故苏轼对生命取通脱达观之态度。但苏轼又极关爱生命。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宇宙历史的无限性，对生命的珍重与对死亡的恐惧，对死后声名不朽的希企，产生士大夫清醒的生命意识与生命焦虑。而苏轼将之归于把握当下，珍爱生命。

故其一生养气学道而以爱身躯重生命为首位，实因生命之短暂易逝而又不可重复。

5.思乡怀归，又随遇而安苏轼从出仕起即有浓厚的思乡怀归情绪。如云“万里家山一梦中”①“乡音无伴苦思归”②他曾寄语朱寿昌：“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满江红》)叹惜自己如同“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③，他在《跋李伯时卜居图》中说得最为明白：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虽为缙绅，奉养犹农夫。然欲归者盖十年，勤请不已，仅乃得郡。士大夫逢时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归田古今难事也。④这种怀归之心，一方面在于他看重故土家园的自由温馨天伦之乐，而对宦游生活极易产生一般人通有的漂泊感，“我今漂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⑤；另一方面则在于仕宦生活给人的心灵以巨大的压迫与束缚以致给人留下浓厚的阴影，以至于使那些致仕者“至今清夜梦，尚惊冠压头”⑥心有余悸，不得舒展自由。因此，早归蜀中田里，过闲适而充满人情味的乡居生活，是苏轼整个仕宦生涯的一种梦想。可惜他“归田可必”的夙愿“垂老竟未践”，便溘然辞世。虽然苏轼自入仕即怀有浓厚的“归田情结”，但因他深知“外物不可必，当更临时随宜”之理，故而他又能挣脱对故土的依恋感以及客居的漂泊感，随遇而安，四处为家。

①苏轼：《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苏轼诗集》卷8，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2页。

②苏轼：《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苏轼诗集》卷11，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3页。

③苏轼：《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苏轼诗集》卷7，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9页。

④苏轼：《跋李伯时卜居图》，《苏轼诗集》卷70，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16页。

⑤苏轼：《苏轼诗集》卷20，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55页。

⑥苏轼：《苏轼诗集》卷4，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5页。

20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四、苏轼文化人格的巨大魅力苏轼文化人格以其独立性、丰富性、多面性而达到人格的至高境界，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与魅力。苏轼之人格魅力以其丰富与多面倾倒文人士大夫。

（一）奋厉有当世志一是对人民生活的深切关怀。苏轼一生在政治上的信念和理想是：忠君、报国、爱民，三方面不可分割，而以爱民为核心。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关心人民生活，初入仕途任凤翔签判，大胆地改革“衙前役”。任杭州通判时，从宽处理囚犯，就是从关心民瘼（m?病，疾苦）出发的。他在一首诗中记述了自己在除夕之夜勤于政事的情况，表达了对那些怨苦囚犯的深切同情。诗中有“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的句子。①他还协助杭州知州陈述古疏浚六井，造福人民，并作《钱塘六井记》记其事，文中表达了他关心民瘼的感情和防患于未然的远虑。他知密州时反对单纯以武力治盗，而主张以纾民困为治盗良策。最感人的是他知徐州时亲率军民抗洪的事迹。

在徐州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的紧急情况下，他宣告：“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他于是动员武卫营的战士和他一起筑堤抗洪，苏轼三过其家而不入，终于取得了抗洪的胜利。第二次到杭州出任知州，带领杭州市民疏浚西湖，用西湖的淤泥在西湖南北修筑长堤，人称“苏公堤”，至今仍为西湖一大美景。后来在扬州任职，虽然仅有半年时间，政治境遇也不好，仍然尽力为百姓做好事。最为称道的是他以极大的魄力与胆识罢扬州“万花会”，为当地人民除一大害。

二是为民请命，敢于对皇帝提出批评和谏议。在苏轼的心中，忠君和爱民是统一的。但当“尊主”与“泽民”发生矛盾时，他却能勇敢地将“尊主”服从于“泽民”。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年轻时冒死所写的《谏买浙灯状》。熙宁二年(1069)，神宗下令减价收买浙灯4000余盏，有司立即执行，“尽数拘收，禁止私买”。苏轼立即上疏，批评神宗“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指百姓)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并进而提出皇帝的宫廷生活亦应遵从“俭约”的原则：“愿陛下将来放灯与凡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皆饬有司，务①《苏轼诗集》卷32，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23页。

苏轼——与诗共着生命的北宋文坛巨匠205从俭约。”①虽然结果是神宗很开明地采纳了苏轼的意见，但这种“冒犯天颜”的上疏，在封建时代是有杀头的危险的。苏轼冒死请命的大胆行为是出于对人民生活的深切关怀。一个封建士大夫，在至高无上的皇帝的权威面前，敢于“渎犯天威”，不顾生死为民说话，其人格之崇高，令人景仰。

三是不在其位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苏轼在政治上失意，甚至遭受恶意贬斥打击，境遇非常险恶时，仍能甘冒“僭（jiàn）越”之名，时时处处不忘政事，忧国忧民，并力所能及地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促进有利于国家人民的种种措施的实现。他“处穷”时不但独善其身，而且仍能“兼济天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他被贬谪时，他的政敌时时都在窥视着他的一言一行，寻找迫害他的种种借口，而苏轼完全将之置之度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时，正巧当地有溺婴之俗，苏轼一面写信给当时的鄂州知州朱寿昌，希望他能从法律、教育、救济等方面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一面又同别人一起组织“育儿会”加以救济，劝富人出资，他本人也出资资助。他远贬惠州时，无论生活条件还是政治境遇都十分恶劣，但仍不忘关心人民，关心国事。他的表兄程正辅时巡按广州，苏轼写信给他，冒着干涉公务的危险，在为修桥、整修诸军营房事，以及为岭南米贱钱荒扰民事等诸多政事方面提出许多利民的建议。晚年远贬儋州、穷困潦倒时，听说早年自己提出的黄河北流入海的治黄方案已获实现，竟兴奋、感慨地写下这样的诗句：“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②诗人在这里借三国时吴国的虞翻以自比，抒发了自己因远贬而产生的内心忧愤，同时又为自己过去的建议终被采纳而充满喜悦和欣慰。

他无论处于何种境地，其喜怒哀乐都是与国与民息息相通的，这正是苏轼崇高人格之所在。关心人民，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人民总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苏轼死后，人民给了他最公正的评价：“吴越之民，相哭于市??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死后能得到各阶层人民如此深挚的怀念和爱戴，实在是不多见的。

（二）忠言谠论，直而不随苏轼很重视做人的品德节操，特别看重“诚”和“正”，反对口是心非。他在给苏辙的信中曾经这样赞美子由：“子由为人，心不异口，口不异心，心即是口。”③这其实正可移用来作为他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苏轼一生，赋性刚直，为人正派，①《苏轼文集》卷25，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8页。

②《苏轼诗集》卷43，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43页。

③《苏轼文集》卷60，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34页。

20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能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坚持“守道”。他初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后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都是在两人做宰相权势极盛的时候，他并没有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而去趋附和吹捧他们，而是从自己的政治认识出发去反对和批评他们，利害得失置之不顾。他这种直而不随、刚正不阿的品格，“用之朝廷，则逆耳之奏形于言；施之郡县，则疾恶之心见于政。虽知难每以为戒，而临事不能自回。”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品格和处世态度，致使屡遭嫌忌，一生忧患不已，屡遭贬谪，确是跟他这种直而不随、坚持操守的品格分不开的。但难能可贵而值得万世景仰效法的，是他明知会遭到忌恨、打击、迫害，但仍不改其操守，并将守道、重名节放在生命之上。

（三）超然物外，旷达乐观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不平，遭受许多不幸和打击，但他从未被痛苦和悲伤所压倒，而是善于排解，随缘自适，随遇而安，做到不为世俗的祸福苦乐所拘牵，不为得失生死所烦扰，处处表现出达观旷放的人生态度。在这方面，也显现出苏轼超乎常人的人格魅力。苏轼获罪贬黄，过去的一些亲友因为怕受牵连而很少与他往来，他曾在《送沈逵赴广南》一诗中写道：“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①内心的孤寂苦闷是可以想见的。但另一方面，苏轼又能寄情山水，从大自然中获得无穷的乐趣，表现出一种开朗乐观的生活态度。如他在《初到黄州》诗中虽也流露出被贬后的牢骚和不平，带着一种自嘲自慰的意味，但同时却又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之句，写出黄州的风物之美，表现出他身处逆境而能心境安适，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从中得到安慰、满足。后来远贬岭南，生活境遇更加险恶，他仍以安适的心境处之：“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饮酒、赏梅、读书、赋诗，生活虽然简朴粗陋，却过得相当安适。这种安适的生活和心境最突出的反映在那首《纵笔》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据说，因为诗中表现的那种安稳的生活和安适的心境，让他的政敌章子厚看了很不舒服，于是再贬儋州。再贬儋州以后，生活环境更加险恶。苏轼当时是做了葬身海外、一去不回的思想准备的，与子迈“诀别”时，先“处置后事”，到海南后的安排是“首当作棺，次便作墓”。即便如此，他仍然写出“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的诗句。②九死一生，好容易熬到遇赦北归，在惊喜之余，①《苏轼诗集》卷24，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70页。

②《苏轼诗集》卷41，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45页。

苏轼——与诗共着生命的北宋文坛巨匠207却又写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①这样超脱于世俗生死、苦乐观念的诗句。

（四）与诗共着生命苏轼确实是一个与诗歌共着生命的人。他越是处于艰险的生活条件之下，生命的活力，生命的创造，生命的价值，就越是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

早在黄州时期，因为“乌台诗案”的巨大打击，苏轼对作诗就已怀着畏忌心理，曾自誓“焚笔砚，断作诗”②。他的顾忌是有根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被一贬再贬，直至流放到当时荒僻之地的岭南，都跟写诗作文有关。特别晚年远贬儋州，其时的境遇和心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流离僵仆，九死之余。”“举动艰碍，忧畏日深。”③处此境况，不仅他自己，就连深爱他的弟弟苏辙和关心他的朋友，也屡屡写信劝他“痛戒作诗”。④然而，跟历史上许多伟大诗人一样，写诗已经成为苏轼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与诗歌共着生命，又是一位生性自由不羁、感情丰富的人，除非生命止息，他是不可能真正辍笔停吟的。他热爱诗歌，也热爱生活。对他来说，除了诗(当然还包括他同样熟练并造诣很高的散文和词)，他无法倾吐对生活的爱和内心的喜怒哀乐。创作是他人生理想和追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写诗虽然要冒很大的风险，而辍笔却会给他带来更大的痛苦。这样，一面因惧祸而不愿作或不敢作，一面又因在生活中心有所感，产生强烈的不吐不快的欲望，而不能不作。他是自禁而不止，欲罢而不能。就在这种矛盾痛苦的心态中，苏轼艰难地坚持着创作。苏轼跟他所景慕的前代诗人陶渊明一样，在他的晚年，可以说是靠诗和酒来支撑着生命的。作诗乃苏轼从内心发出的自然之音，是不能强其发，也不能强其不发的。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热爱诗歌、热爱生活的诗人坚毅的创作意志，看到了他极可宝贵的气骨和诗胆。与诗共着生命，正闪现出苏轼人格魅力的耀眼光辉。

①《苏轼诗集》卷43，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67页。

②《苏轼文集》卷6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60页。

③《苏轼文集》卷50，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58页。

④《苏轼文集》卷54，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97页。

20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岳飞——欲踏破贺兰山阙，迎请二圣还朝的爱国名将岳飞（1103—1142），字鹏举，宋相州汤阴县（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人，抗金名将，中国历史上著名军事家、战略家、抗金英雄，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首。

宋太祖赵匡胤曾经立过一个誓约，禁止杀大臣和上书言事的人。因此，有宋一代的确很少杀大臣。一般来说，流放到岭南蛮荒之地（就是今天的广东、海南地区），已经算是最重的处罚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曾经约定不杀大臣的宋朝，开160余年之先河，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了岳飞。岳飞的人生悲剧在于被自己效忠的王朝冤杀，一个坚持抵抗外侮的高级将领被杀害，其根本一点就在于朝廷的政治决策和其个人政治主张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尤其是岳飞的某些主张直接和专制皇权以及皇帝本人产生矛盾。因之，岳飞的人生折射出时代的无助无奈和自身的悲苦凄凉。

生于末世，起于民间，幸存于汤阴洪水之中，练武于国家急需之时，投身行伍而有“精忠报国”之志的岳飞，于宗泽帐下论兵时语惊四座，为宗泽赏识而拔起。

当靖康之变，二帝被掳，康王南下而国脉留存，岳飞受命抵御且多有胜绩，至于大战朱仙镇，以“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激励部众，收复失地，光复大宋似有可望。而此际，高宗皇帝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皇权，倘若北伐成功，二帝还朝，那么自身将置于何处？何况天下纷乱，武人当道，四节度使中，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皆领命行事，唯皇帝马首是瞻。而岳飞屡败金兵声望日隆，所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在四个节度使中权限最大。当此功高震主之时，唯急流勇退方可全身。而通晓兵法的岳飞，则以“士为知己者死”的愚忠，不但不知进退，反而多次过问高宗帝位传承之事，诚为手握重兵之封疆大吏最忌讳之事，岳飞虽为江山社稷之稳固而虑，却触犯皇帝本人的私处。所以，虽有还我河山之雄心壮志，空负满江红之英雄气概，军事一流却政治懵懂，冤死风波亭也就不难理解了。

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农历大年三十的前一天，皇帝批准赐岳飞死，并将判处徒刑两年的岳云，亲手改判为与张宪一同处死。判决公布后，杭州城凄风苦雨，多日不绝，众多市民为之泪下。

岳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英雄人物，深受广大民众的敬重和爱戴，但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在风波亭，成为悲剧式的人物。纵观岳飞39年的短暂人生，给后岳飞——欲踏破贺兰山阙，迎请二圣还朝的爱国名将209人留下了太多的感慨。岳飞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的乐善好施，母亲的言传身教都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成为中华民族家喻户晓的爱国篇章。在两宋期间国破家亡的形势下，岳飞怀着一颗赤胆忠心，救民于水火，“收复中原，迎回二帝”成为他毕生追求的目标，也成为他悲剧人生的根源所在。

一、南宋王朝的有关政策首先，看一下南宋的有关国策：北宋从开国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始，逐渐削夺了大将的兵权，并通过严格的制度集中军权、集中行政权和财政权。宋朝采取的内重外轻、高薪养士的一系列措施，造成北宋中期出现冗官、冗兵、冗费等严重的社会危机，虽然经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却仍未改变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在金军战争成本低、战斗力强大的打击下，北宋的投降和灭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南宋建立后，仍沿袭北宋的一系列政策，不改变国策方针，仅仅依靠岳飞等几名大将和他们所领导下的强有力的军队，虽然可以打几个漂亮的胜仗，取得局部胜利，但无法改变整个战争的被动局面。

其次，“淮西之变”坚定了宋高宗防范、裁抑武将兵权的决心。淮西之变对宋高宗赵构的影响十分明显。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认真地反省过自己，但从此便坚定地开始了对武将的防范、猜疑与裁抑。淮西之变成了南宋王朝抗金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转折点之前，尽管有许多三反四复，毕竟赵构还是从临安，也就是杭州来到建康，带有御驾亲征的含义，表明了北望中原、收复失地的锐意进取。转折点之后，几个月内，绍兴八年二月，赵构就相当决绝地离开建康，将“行在”，也就是临时首都放回到临安，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建康。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或者象征，此后发生的一切，揭示了这一象征背后的意义，那就是，南宋政权已经相当稳固，赵构从此将彻底放弃收复中原失地的念头：他很清醒很明白，既不糊涂也不庸懦，他宁愿偏安于东南一隅，也不愿意再冒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拥兵自重的风险了。因此，绍兴八年以后，赵构放弃金国内乱和岳飞屡屡重创金兵精锐、打到河南开封等机会，一心一意地只做两件事：裁抑武将与屈己求和。

淮西兵变，一个措置不当，顷刻之间数万大军便呼啸而去。敌我情势，随即大变。这使皇帝对那些领兵将领随时可能的翻脸无情深感寒心与绝望。假如这一次不是郦琼，而是岳飞萌生了异心，以其能征善战、深得民望，再加上十万大军，恐怕自己能不能逃上海船都成问题。想想岳飞不辞而别，径直回到庐山，分明没有把自21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己这个天子放在眼里。作为皇帝，怎么可能不耿耿于怀。当年，周世宗柴荣在世时，赵匡胤何等忠心耿耿，何等出生入死、万死不辞地为皇帝效力，但成为拥有压倒优势的大军统帅后，老皇帝刚刚离去，后周天下立即变成了赵家江山。赵构想到8年前护卫亲军的叛乱以及眼前的淮西兵变，逐渐明白，当年祖宗杯酒释兵权不是没有道理的，与其用朝廷的兵马钱粮养大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武将，还不如与金国讲和更划算。也就是说，只有与金国讲和才能抑制、防止武将拥兵自重。

再次，当高宗对和谈有了比较确切的把握时，便加紧了裁抑武将、以文制武的步伐。1139年初，即绍兴九年正月，南宋帝国正式公布了对金和议的内容：一、宋对金称臣，南宋皇帝的称号必须由金国皇帝册封；二、宋每年向金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三、金归还占领的河南、陕西之地，但宋不能擅自撤换金委派的官员；四、金归还宋徽宗遗体、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和宋钦宗。宋对金合议的条件开出后，双方一直在讨价还价。1141年，即绍兴十一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刚过，就传来金兵在兀术率领下，又一次南侵的紧急军报。这次战役，成为这一阶段宋金两国关系史中的又一个转折点。双方交火之后，先是宋军取得柘皋大捷，地点在安徽巢县西北；紧接着，金兵在淮西之战中，又大败宋军；随后，金兵撤军。通过这次战役，金国强硬主战派领袖兀术和南宋皇帝赵构，都意识到了双方战略态势的逆转，和谈才有了比较切实的把握，于是，皇帝赵构大胆裁抑武将，加紧恢复以文制武传统的步伐。

随后，朝廷宣布撤销三大将的宣抚司，解散了他们的统帅部，规定：“遇出师临时取旨”；将调兵权收归朝廷，将管理权分散到了偏裨诸将手中，而统帅一级的将领则临时由皇帝派出。从而，大体上实现了宋朝历史上的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实际上，这是一次军事体制的重大改组。强行剥夺三大将兵权的同时，先后压缩各路大军编制，将行营护军的番号改为御前诸军，并且将各路大军拆散肢解，化整为零。这种设计的潜台词相当明确，差不多等于公开宣布：帝国将要全面采取收敛的战略防守态势，将要全面恢复以文制武、守内虚外的帝国传统。也就是说，帝国军事战略的重点在于防止内部的叵测之事，对外则以称臣、纳币为条件，换取和平。军事力量只是一种必要的辅助手段，或者顶多形成一种平衡与威慑就可以了。

从绍兴十一年开始，这种思路成为南宋政权的基本国策，再也没有得到改变。于是，收复失地，恢复中原，便与当年的燕云十六州恢复一样，成了一句口号、一个帝国的梦想，一个历时150年，直到帝国覆灭都没能实现的夙愿。

岳飞——欲踏破贺兰山阙，迎请二圣还朝的爱国名将211二、岳飞与高宗的矛盾一是高宗求和不成才重用武将的。高宗重用武将的目的只是自卫，并没有北伐恢复的打算。岳飞收复的失地，实际是从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手中夺取的。岳飞出兵前，高宗明白他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特地下手诏，告诫他只需收复伪齐所夺之地，千万不可领兵北上，触犯金人，否则就算立下战功，也定要严惩。这一纸诏书，牢牢地束缚了岳飞的手脚，因此岳飞只好在收复襄汉后，率主力退守鄂州。

二是收回失地，迎回二圣不符合高宗的思想。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是北宋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宋钦宗的弟弟，他的母亲宫女出身，地位低下，得不到宋徽宗的宠爱，在封建时代母凭子贵、子以母荣的社会环境下，赵构从小就过着一种不被人重视、落魄失意的皇子生活，如果不是靖康之变时他被派出与金人谈判恰好不在汴梁，而成为赵氏王朝唯一幸免于难的骨血外，赵构做梦也想不到皇帝的桂冠有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在专制主义条件下，中央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封建制度下，让宋高宗把皇帝的桂冠有朝一日再送还给自己的哥哥，简直是白日做梦，在岳飞与金人的作战中，收复中原可以，迎回二帝则万万不能，这就与岳飞的理想抱负差距很大。

当金国和南宋双方在战场上势均力敌时，和谈就成为两国的共同需求，而和谈一旦成功，南宋武将的命运就将再次改写。事实就是这样，宋高宗和秦桧密谋陷害中兴四将时，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要么全身而退，要么加入陷害岳飞的阵营，成为皇家的忠实走狗，中兴四将之首的岳飞由于率直、任性、功高、力强而成为和谈交易的牺牲品。

三是面对金人的进攻，高宗始终不愿放弃投降求和。尽管绍兴四年以后，岳飞、韩世忠等率军先后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但高宗并不想利用这绝好时机进行北伐，宋军的战果只是为他与金朝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绍兴七年年底，宋使王伦从金朝带来了议和条件，金朝要求南宋称臣、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徽宗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高宗得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屈膝求和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派王伦使金，与金朝商量具体的和谈事宜。高宗议和的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其中几位手握重兵的大将的意见，对和议能否顺利签订至关重要。张俊向来害怕金兵，在历次对金作战中都极力避免与金兵交锋，其为人又善于逢迎，所以马上表态支持议和。而韩世忠与岳飞则坚决反对，21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岳飞更是对高宗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不禁使高宗对岳飞心生嫌忌。

四是岳飞负气出走，给高宗要挟君主的错觉。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10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

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五是建议高宗早立太子。绍兴七年八月，返朝不久的岳飞好心好意建议高宗早立太子。高宗的独子赵旉（fū）8年前夭亡，他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高宗时年才30岁，内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时立太子，在他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所以，岳飞的建议又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高宗对他的忌恨。

六是岳飞接连取胜，不利于高宗议和。高宗以为和议之事已成，从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便大赦天下，给文武大臣加官晋爵。岳飞在接到升官诏书后，当即上书表示拒绝，提醒高宗不可相信金人，并重申自己率师北伐的宏图大愿。高宗和秦桧此时对岳飞切齿痛恨，除掉岳飞的阴谋已经在酝酿之中了。果然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五月，金人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军又奔赴抗金前线。随着金兵在川陕、两淮等地的进攻相继受挫，宋军进入战略反攻，岳飞进军中原。他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过黄河，联络河北义军，结成“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以实现他确立的“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同时亲自领兵长驱直入，进驻郾城。七月，金将兀术集结大军，从开封直扑郾城，岳家军以寡敌众，大败金兵。接着，兀术又转攻颍（yǐng）昌，岳飞对此早有防范，事先已命长子岳云前往支援，兀术在颍昌再遭岳家军的沉重打击。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了距离开封只有45里的朱仙镇。

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收复了黄河南北的部分州县。金兵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并打算放弃开封，渡过黄河北逃。岳家军的接连胜利当然不利于高宗和秦桧与金朝重开和议，他们连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

岳飞——欲踏破贺兰山阙，迎请二圣还朝的爱国名将213三、宋高宗杀岳飞的缘由1122年，岳飞从军时只有20岁，但是由于过人的神勇智慧，一开始就成为军中著名的战斗英雄。1130年，28岁的岳飞第一次觐见宋高宗赵构。他的军事才识深得赵构赏识。1133年，31岁的岳飞升任神武后军统制。宋高宗亲赐御书“精忠岳飞”锦旗给他，又将牛皋、董先、李道等所部拨归岳家军，使岳家军兵力得到扩充。此一阶段，二人之间的君臣合作堪称楷模，属于蜜月时段。和谐的君臣关系最终以杀戮结束的原因很多，从宋高宗这一方面来看，他杀害岳飞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确保自己的皇位永固。赵构继位的时候，父兄虽然被金人掳去，但是尚在人世。而岳飞虽然身为武将，却有内蕴的儒家士大夫气节，力主北伐，迎回二帝，这就触犯了赵构的忌讳。到了1137年第二次北伐的时候，岳飞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不再提及迎还“二圣”或者“渊圣(宋钦宗)”之事，只将钦宗包括在“天眷”之中。本来第三次北伐是出于赵构的授意，但是赵构后来想到，一旦北伐成功，迎回自己的哥哥，两人之间的位置很难摆平，故再度出尔反尔，岳飞则以撂挑子的态度表示了自己的强烈不满。而关于皇位的问题，赵构思考得远比岳飞复杂。岳飞从军事的角度着眼，时刻备战，时刻督军，严格训练，在军中威望日高。另外，为了北伐成功，岳飞希望掌握更多的兵权，但是赵构对此却有自己的意见：这样的将领，任由其发展，他们会不会再来一次黄袍加身？因此，随着军事斗争的深入，岳家军越强悍，赵构的心病则越重。朱仙镇大捷中，岳家军的五百铁骑冲击十万金军，而金军一击则奔溃，几乎彻底放弃南侵的企图。至此，宋高宗终于觉得外部的军事压力已经缓解了，不仅连下十二道金牌召回岳家军，在岳家军班师以后，还借故解除了岳飞、韩世忠等将领的军权，使岳飞彻底脱离了军队。

二是拿岳飞做交易。这是岳飞冤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金国与南宋之所以在议和的时候掌握绝对的主动权，除了赵构变态地恐惧金军实力(高宗早年出使金国，被金军的强壮吓得留下了严重后遗症)，主要还在于金国手中扣押着徽钦二帝以及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妃。因此，当自己的父亲徽宗的死讯传来的时候，赵构的心理上立即崩溃，居然亲口告诉金国使者：“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无及矣!今立誓信，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惮用兵。”(《宋史·后妃传下》)赵构自己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了对手，金国自然乐意利用。宋高宗的宗旨是以战求和，而金军屡遭岳家军痛击，急切希望除掉自己的心头大患。因此，议和的金国使者向秦桧转达了金军主帅完颜兀术的要求——“必杀飞，始可和”。秦桧将这一要求转达21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给了宋高宗，高宗予以默许。

三是顺应内斗要求。这是岳飞冤死的直接导火索。客观地说，宋高宗并不昏聩，作为帝王，他有起码的政治修养，断断不能直接答应完颜兀术的打脸要求，总要有所遮掩。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秦桧及文官集团是配合宋高宗冤杀岳飞的帮凶，尤其是秦桧，其与岳飞之间几乎是水火不容的态势。秦桧残害岳飞的原因有三：第一，秦桧是金国势力的代言人。无论是朱熹或是现代学者的考证，还是档案与史实资料，基本上已经把秦桧的这一可耻身份固定化了。第二，岳飞反对议和，并且把矛头明确地指向了秦桧。因此，秦桧要报复岳飞，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第三，宋代的政体是文官宰制，几乎所有的政策都由文官集团提出，帝王有了一些现代君主立宪的意味，这也是宋朝所有幼年帝王能平稳继位的重要原因。但是到了赵构这里，原来非常憋屈的武将的地位，因为军事斗争的需要大大提高。武将不仅得到的赏赐远远高于文官，而且经常提出政治主张，文人宰制的传统局面受到了极大威胁。而宋代历史上只要出现了类似局面，文官集团都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制。由于文官集团的嫉妒，岳飞下狱以后，虽然民间为其求情的呼声很高，但是几乎没有内廷大臣为其求情。韩世忠感念岳飞的恩德，询问岳飞的冤情，居然得到秦桧“莫须有”的轻蔑回复，更典型地反映了文官对武将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

四、岳飞的卓越品质与宋高宗的低素质形成强烈反差首先是君臣之间的忠义不交投。即君主缺乏公义、缺乏正义，单纯要求臣下愚忠而不是精忠报国。这既反映了君主的不成熟，更是专制体制内忠孝文化的固有痛点。赵构冤杀岳飞，就是在典型的君主高于一切、君主利益高于一切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赵构看来，个人的帝位重要，个人的安全生活重要，连个人的亲情需要也要高于国家利益、正义的需要。因此，他力主求和，杀掉主战以收复故土的岳飞。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赵构个人的安全需要极度膨胀。高宗自己很孝顺母亲韦太后，但是当岳飞守孝的时候，他却忘记了孝道这个义理，拿国家的安危说事，三次亲笔下诏宣岳飞返还军队，上前线御敌，其中还把忠孝不能两全，应该以国家为重的道理说得很清楚。但实际上，高宗却将自身的利益摆在整个国家利益之上。高宗防范武将既继承了既有的宋朝传统，自己又加大了尺度，在他看来：“武臣少能知义理。”因此，他对武将是完全不信任的。

其次是岳飞的卓越品质。《宋史》评论说，像韩信、彭越这样的名将，古往今来并不少见；但若论起像岳飞这样文武全才、仁智皆备者，则很罕见。这种看法，岳飞——欲踏破贺兰山阙，迎请二圣还朝的爱国名将215在岳飞死后的八百多年里，基本是被人们认可的。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历史记载中不断看到的那样：假如岳飞是一个心怀不轨、无法节制的军阀，他就断然不会被朝廷如此呼来喝去，并最终自蹈死地。须知，他当时统率的军队至少占了全国军队的四分之一，而且，是各路大军中战绩最为辉煌的。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岳飞真的是有野心不受节制的话，整个南宋、甚至南宋以后的中国的历史恐怕都要改写。其实，导致岳飞被杀的，正是他所具备的这样一些卓越品质。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里，这些品质集中到一位手握重兵、又失去了皇帝信任的将军身上，尤其足以构成此人必须死的理由。

再次是皇帝赵构的低素质。赵构与他的祖先赵匡胤的确很不一样，赵匡胤有大智慧，很少耍小聪明。在冲锋陷阵中形成了威望、自信与才干，对再能干的文臣武将基本都能够收发如意、摆布自如。或者换句话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军阀，具有超人的军事才干，因此他并不惧怕那些小军阀，不怕他们功高盖主。赵构则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是凭着皇家正宗子孙的血脉登上的皇位，意志与毅力都相当脆弱，远远说不上强悍，特别是由于缺少军事才干，没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厮杀的经验与阅历，没有由此建立起来的威望与自信，于是，在内心深处，对军人可能的尾大不掉、拥兵自重充满恐惧。这样一个二流角色，能够维持住南宋偏安的局面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的人品、才干、意志力等，实在都不足以谈论中兴与恢复大业。由此，我们知道，在帝制传统下的中国，帝王本人的素质对这个国家前途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五、岳飞悲剧人格因素分析（一）不知低调做事现代人研究岳飞之死的时候，也找到了大量岳飞不知自保的言行，岳飞曾经拿自己与宋太祖赵匡胤相比，说自开国以来只有太祖与自己才能在30岁刚出头的时候当上节度使。后金军队、老百姓乃至友军称呼岳飞统率的部队为“岳家军”自然情有可原，但是岳飞自己在文书上也把自己的军队称为“岳家军”，难免让人疑惑岳飞是否要改变军队为国家所有或者为赵家所有的性质。岳飞也曾数次撂挑子。1135年，岳飞“入觐，封母国夫人；授飞镇宁、崇信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进封武昌郡开国侯”，但是“飞以目疾乞辞军事，不许，加检校少保，进封公”(《宋史·岳飞传》)。岳飞以身体有毛病撂挑子，赵构不但不许他辞职，反而加官晋爵，以示宠信。刘光世离开军职以后，赵构原本想把刘家军划拨给岳飞，但由于21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张俊等人的阻挠，最终变卦。岳飞觉得很受委屈，当即撂挑子。以后岳飞又因为人际矛盾两度撂挑子，显然对上不敬是事实。为什么岳飞习惯于高调行事？因为对于军事将领尤其是弱势军队的将领来说，高调往往是其治兵的需要，彰显了藐视一切的勇敢精神。内蕴的崇高职业精神则难免会侵染其他的领域，如社交领域。因此，军事将领在为人处世上即便有过，也应该可以原宥。岳飞一直很高调，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客观上岳飞所掌握的权力很大；二是宋朝的专制色彩较为淡薄，言论上的自由度比明朝大许多；三是岳飞在与赵构相处过程中，建立了更好的私交。

赵构信任岳飞似乎到了无以复加地步，曾经说过：“听飞号令，如朕亲行。”从正当回报的角度来看，岳飞出于忠心提出自己的诸如立太子的政治建议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尤其是宋朝的臣民都非同寻常地感恩宋太祖、宋仁宗建立并延续的宽松恤民的国策。因此，臣工在与君主相处过程中，高调与张扬虽然有错，即错在没有特别注意君主的威信，也就是中国文化中面子的需求，但至多属于不检点的行为。作为君主，应该了解其中的具体缘由，臣工并不是出于谋反之意，怎么就犯了死罪呢？

宋高宗秉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私有观念，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致使岳飞悲剧的发生。

(二)临阵多有自主而不服调教的文化习惯中国的军事文化中，自古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对于军事胜利来说极为重要。一旦君主插手具体军务，往往会与将军发生矛盾。对于将军不服从君主指令的行为，君主必须分析具体情由，对于那些能够从战场实际出发的抗命行为，不仅不应该指责，反倒应该嘉奖。因此，大敌当前的时候，宋高宗赵构能够宽宥岳飞的不守节制，如宋高宗曾赐岳飞其亲笔书札：“设施之方，一以委仰，朕不遥度。”(《宋史·岳飞传》)但只要危机稍有缓和，部属不服调教的行为就会被君主当作不可以宽宥的过错。比如，郾城大捷、朱仙镇大捷之后，岳飞希望一鼓作气，直捣黄龙，但是赵构却连下十二道金牌急令其班师回返。其时，岳飞还想继续抗命不遵，但由于郾城大捷从根本上改变了既往的战争态势，国家的危机被彻底解除，不仅赵构不容许岳飞抗命，岳飞的友军乃至部将也不愿再遵从其号令，他们均以万众欢腾之态度响应赵构的班师命令。因此，即便岳飞想抗命，继续北伐，也不能延续胜利。当然，由于赵构从一己利益出发，耽误了岳飞的乘胜追击，最终的板子还是落到了他自己身上。当20年之后，金军撕毁和议南进的时候，太上皇赵构不仅颜面尽失，而且犹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

岳飞——欲踏破贺兰山阙，迎请二圣还朝的爱国名将217（三）岳飞缺乏政治头脑1.岳飞不善于与上级搞好关系首先，岳飞与自己的老上级王彦关系不好。二人曾多次发生冲突，而且最后岳飞一气之下，拂袖而去。按照大宋军法，凡部属擅自离开主将，均以逃兵论处，罪当斩首。岳飞不可能不知道这条军律。但是宁愿顶着如此重大的罪名离去，很有可能是这两个人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他们都自视甚高，个性都很倔强，军事才华不相上下，同样是坚定的主战抗金派，两个人对当朝的两位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同样不以为然，同样当面言辞激愤地忤逆过两位宰相。王彦领导八字军抗金，威震河朔，并屡屡冒犯当朝权贵。于是，很早就犯了忌讳，被剥夺兵权转成文职官员，成为治理一方的地方大吏。当时的舆论很多是为他不平和惋惜。但是王彦却由于事亲以孝，居官清廉兼才干出众而很快在文官的职位上也享有了很高的声望。岳飞与王彦本来应该是相当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同志和战友。结果，却极其可惜地反目成仇。而且，二人之间的嫌恶如此之深，以至于七八年以后，岳飞成为方面军统帅，驻屯在襄阳；王彦也成为声名卓著的文职大吏，被委派为知襄阳府、京西南路安抚使。这时，已经年届知命的王彦，宁肯辞职，也不愿和岳飞同处一地共事。这真的令人十分惋惜。

其次，岳飞和张俊的关系是先好后坏。岳飞曾经在张俊的推荐、重用下，在一连串的恶仗、硬仗中，以少胜多，连战连捷，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整个帝国最为耀眼的一颗将星。后来，当高宗对和谈第一次有了比较切实的把握，加紧裁抑武将，努力恢复以文制武的传统时，张俊迅速见风使舵，加入了整治主战派的行列，开始派人在军中搜集韩世忠的谋反材料。在岳飞通风报信、韩世忠躲过此一劫后，张俊与秦桧合谋，以王贵为突破口，自己亲自操刀，一手主持锻造出了岳飞的罪名，从而酿成这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冤案。这也就是张俊变成西湖边上四尊铁铸奸臣之一的由来。

再次，岳飞与宰相秦桧关系也极不融洽。岳飞曾经直截了当地指斥秦桧，作为宰相，谋国不臧。“臧”在古代汉语中有善、好等含义，这等于是告诉皇帝，秦桧不称职。还有一次，岳飞骂曹操是奸贼误国。曹操也是宰相，秦桧为此恨之入骨。

他很有可能认为岳飞是在指桑骂槐。所以，当高宗对和谈第一次有了比较切实的把握，加紧裁抑武将，努力恢复以文制武的传统时，秦桧加紧了陷害岳飞的步伐，在秦桧等人提供给皇帝的岳飞罪证里，有几条相当骇人听闻。其一，他们告诉皇帝，21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淮西战败之后，岳飞曾经当众骂道：国家了不得了，皇帝又不修德。这句话，今天听不出什么了不得的意思。然而，放在当时，已经足可以让一个人家破人亡了。其二，朱仙镇班师之后，岳飞和他的主要助手张宪，曾经当着不少人的面，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岳飞问张宪：天下事该怎么办？张宪回答说：就看您想怎么办。其三，据说，岳飞曾经说：自己与太祖赵匡胤都是30岁就当上了节度使。当时，这样三句话连起来，的确可以要了岳飞的命了。至于说这些话的前因后果，上下联系，则没有人愿意考证。据说，至少第三句就有问题。岳飞是32岁做的节度使，他当时的原话是：三十二岁建节，自古少有。这顶多是一句飘飘然的自鸣得意而已，居然被演绎成了胸怀异志的弥天大罪。

2.岳飞不会使用政治手段岳飞作为封建国家的一员武将，虽然也能写出像《满江红》这样气势磅礴的诗句，但他毕竟不是通过科考步入仕途的文官，官场文化几乎一无所晓，不懂潜规则，不知不觉就触了红线。比如宋高宗封岳飞做知府，岳飞就坚辞不受，并且向宋高宗上书说：自己一味要收复中原，迎回二圣，把自己的母亲、妻子儿女送到京城作人质，让宋高宗允许自己在金国占领区招募军队。这就让宋高宗很尴尬，不知如何回答。

1139年，宋金议和成功，对赵构来说，他很有可能是真诚地欢迎这次议和成功。

因此，对军队干部，从上到下普遍给予赏赐，重要一些的中高级将领则“进秩一等”，就是普调一级的意思。对此，岳飞连续三次坚决谢绝。他认为，此时的局面，“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认为朝廷这么论功行赏，很有拿丧事当喜事办的嫌疑，让敌人耻笑，搞得自己在向部队传达时，感觉很丢人，愧对大家，等等。这种表现，令沉浸在成功之中、感觉极佳、兴高采烈的皇帝与宰相心中极度不快。

还有，当太行山脉与河南河北地区的抗金武装约40多万人，打着岳家军的旗号，乘势而起，自愿接受岳飞节制，积极配合打击金兵时，出现了自宋金开战以来，收复失地、恢复中原的最佳时机。岳飞相当激奋，对手下将领说出了同样成为历史名言的一句话：“这一次，我们要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然后，岳飞秣马厉兵，准备直捣开封，横扫燕云，恢复两河之地为汉家江山。就在这种情势下，发生了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一天之内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故事。

淮西之战后，高宗加紧了削夺武将兵权的活动。绍兴十一年七月，秦桧死党万俟卨(m?qíxia)秉承上意，弹劾岳飞，他抓住岳飞曾经擅离职守、私上庐山以及没有及时回援淮西等事，大做文章，并把张俊撤除淮东防务的事情栽赃到岳飞头上。岳岳飞——欲踏破贺兰山阙，迎请二圣还朝的爱国名将219飞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上书辞职，恳求高宗能放过自己。但高宗对岳飞的厌恶由来已久，根本不打算手下留情。

1141年，即绍兴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岳飞被正式逮捕入狱。在此之前，曾经有人劝他仿效韩世忠自救。岳飞拒绝了。他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能往哪里逃呢?”3.刘光世的政治手腕刘光世是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之一。此人是名将之后。他的父亲是战死沙场的著名将领刘延庆。到绍兴年间，南宋政权稳定下来之后，这位将军厌倦了刀头舔血的戎马生涯，陶醉于酒色之中，对光复国土、抵御外侮之类毫无兴趣。于是，他统率的五万大军便成了“军律不整”的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却很有一套。因此，朝野上下颇有微词。听到风声之后，正中这位仁兄下怀。

他倒是不贪恋权位，马上上书，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能安排一个闲职。赵构赏赐给他了一些珍宝古玩，刘光世大喜，津津有味地把玩到了后半夜四更时分。就是赏玩了一夜，天都快亮了。这种表现，令皇帝相当满意。在中国，这种人政治上的安全系数一般都会很高，而且生活幸福。

4.韩世忠的政治手腕在讲这一话题前，先给大家讲一故事：战国末年，在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征伐楚国时，秦王嬴政嫌威望素著的老将军王翦（jiǎn）保守，派李信统兵出征。王翦便称病回家了。不久，李信大败。秦王嬴政亲自跑到王翦家，请求王翦挂帅复出。王翦临出发时，狮子大开口，向嬴政要求赏赐众多的上等田宅，嬴政很不以为然，说是只要打赢了，还愁不能富贵吗？王翦却说出一番惊人的话来：“趁着大王还用得着我，我得为子孙早做打算。”秦王嬴政大笑。后来，在行军的路上，王翦一连派出五拨信使，不为公事，就是一再请求封赏田园。嬴政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有人嫌王翦丢人，讽劝他怎么这么掉价儿。结果，王翦说出了一番话语惊四座：“秦王猜忌多疑。如今几乎把全国的兵马都交给了我，我不请求田园加深他的信任，难道要让他疑心我吗？”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但从种种迹象上判断，韩世忠很有可能也使用的是这一套思路。这位大将军治军有方，连岳飞都很钦佩。他并不把钱财放在眼里，朝廷赏赐的金银珠宝，每次他都是分给部下，自己不拿分毫，因此深受拥戴，威望极高。后来，随着功劳越来越大，韩世忠突然发生变化：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皇帝请求赏赐，22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并且要求用低价购买官府没收的庄田。先是要买临江的一处庄园，赵构索性赏赐给他，并且亲笔题名曰：“旌忠庄”以示表彰；后来，又提出要买北宋末年大奸臣朱勔（miǎn）的庄园和另外一千多亩田，赵构又顺水推舟地全部赏赐给了他。最后，大将军终于在西湖边上买了个大庄园，索性全家都住到了皇帝的眼皮底下。这些，可能是赵构后来网开一面放过他的重要原因。

被夺去兵权之后，韩世忠成为宰相秦桧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岳飞发现张俊按照宰相的意图，在军中收集韩世忠谋反的证据时，连夜派人给韩世忠送去一封急信，使他在天罗地网合拢之前，侥幸逃出。韩世忠接到密报后，立即单身一人来到皇宫求见皇帝。他跪伏在地，脱下衣服，请赵构看自己胸前背后的累累伤疤，又举起双手，请皇帝看自己两只手上残存的四个手指，他伏地大哭，告诉皇帝，那是中了金人的毒箭之后，自己用双手去拔，也被毒所伤而导致的。

此时的赵构，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拉着韩世忠的手，委屈得大放悲声的皇帝了。

十数年惊涛骇浪，他已经心如铁石。可能毕竟想起了这双手曾经对自己的巨大意义，且今日已经无害。于是，终于还是放了韩世忠一马。

从此，韩世忠夫妇二人闭门谢客，绝口不谈军事，绝不和老部下来往。居家十数年，淡泊自如，就像从来没有过权位一样。此时，韩世忠自号清凉居士，喜好释、老，甚至开始填词作诗，而且所填之词居然相当有味，感觉很是到位。史书说：在西湖边上，时不时可以看到他带几个童子，骑着一头小毛驴的身影。

5.张俊的政治手腕与韩世忠比较，张俊走的则是另外一个路数。史书记载说，张俊“好骑射，负才气”，投身军旅后，屡立战功，升迁得很快。早在赵构做河北兵马大元帅时，张俊就投奔到了他的麾下，据说，赵构第一眼看到张俊，就很欣赏他的英俊魁伟，加之张俊表现得有勇有谋，战功卓著，所以，极迅速地成了一路大军的统帅。在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中，张俊的声望仅次于韩世忠。

与张俊早期赫赫战功同样有名的，是他的贪财敛财。这位将军只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人，却在十几年时间里，使自己既跻身大将军之列，又跻身于大地主的行列；而且是极有名、极富有的大地主。据说，他一个人拥有的田地，每年光是田租就能收上六十多万石，相当于当时南宋帝国最富裕的绍兴府全年征收的秋税。张俊的部队里，有一支特种兵，专门挑选了一批年轻力壮、身材高大的士兵，从手臂以下一直纹身到脚，号称“花腿军”。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张俊就让自己的部下，无偿地岳飞——欲踏破贺兰山阙，迎请二圣还朝的爱国名将221为自己家从事各种劳役。他做过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为了防止家中的财宝被窃贼偷走，他把家里的白银统统铸成1000两一个的大银球，取名为“没奈何”，意思是不管什么样的窃贼都拿这大家伙毫无办法。

不久，赵构找张俊谈了一次话，皇帝很随意似的问张俊：“你可读过《郭子仪传》？”张俊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臣才寡识浅，未尝读过。”赵构教导他说：“我对这个传记百读不厌。为将之道，应当是不与民争利，不大兴土木，你要切记。”张俊慌忙称是。

据说，秦桧答应张俊，如果配合好这次杯酒释兵权，今后就将兵权全部交给张俊。张俊不是一个单纯的武夫。从他一边当着将军，频繁地在战场上厮杀，一边还能聚集、经营起偌大一份产业来看，此人的脑子肯定足够机灵。他不会不明白，皇帝决意求和，对于自己这种手握重兵的职业军人意味着什么；他当然也会知道，在这种关键时刻迈错步子意味着什么。因此，他将自己与夫人的通信拿给皇帝看，恐怕并非一时急智之下的“灵机一动”；倒是很有可能出于一种韬晦之计和早已做好的策划，以此解除皇帝对自己的戒心，并进而取得皇帝的信任。

历史记载显示，张俊“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他主持了对韩世忠部队的拆散瓦解工作。这也没有错，毕竟这是在贯彻朝廷的既定方针。他错在不该按照秦桧的旨意，在韩世忠的部队里，制造置韩世忠于死地的口实，差一点就要了韩世忠的老命。须知，在将近15年的战争岁月里，张俊与韩世忠志同道合，出生入死，是一对具有生死情谊的战友；在南宋初年的一些重大历史关头，时常可以看到二人并肩作战的情形。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两个家庭何以会结成双重的儿女亲家。按理说，张俊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其权势、地位并不比秦桧差很多，他完全可以不这样做。

但他还是这样做了，我们只能将其归结为张俊人性深处的不可捉摸。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倘不是至情至性之人，断然写不出如此壮怀激烈之词。而纵观岳飞一生为人行事，又与这首词惊人地吻合。岳飞自20岁从军，到39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时时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领导的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沉重打击了南侵的金兵。有人曾问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他答道：“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确，像岳飞这样既不22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蓄姬妾又不营私财的正派官员，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岳飞越是廉洁正直，高宗和秦桧对他就越是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代抗金名将最终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所保卫的朝廷之手，不禁令后世之人对他更生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

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英雄词人223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英雄词人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南宋豪放派词人、将领，有“词中之龙”之称。时势造英雄，辛弃疾所处的特殊时代，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战士”和“诗人”形象，造就了一个人性丰满、人格内涵丰富的爱国将领、爱国词人形象。辛弃疾又是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宦海沉浮、精忠报国又壮志难酬，在他的悲剧命运里浸泡着深浓的忧国爱民情怀，贯穿着矢志不渝的复国之志和重人格、轻生死的凛然正气，顶天立地，气贯长虹。他既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壮志豪情，又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柔情百转；他与苏轼齐名，号称“苏辛”；与李清照同乡，并称“济南双安”。辛弃疾一生的追求和斗争代表着时代的必然要求和历史的发展动态，而这一要求与其实际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便构成了这个爱国“战士”个人人生的悲剧和整个南宋王朝历史的悲剧。

一、辛弃疾的“超我”人格（一）“生在金地，誓为宋子”南宋绍兴十年（1140），辛弃疾出生于当时已被金国占领的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四风闸村，在他3岁时，父亲辛文郁不幸撒手人寰，从此，爷爷辛赞就担负起抚养孙儿的责任。辛赞在各地为官期间，一直将辛弃疾带在身边，并教他读书识字。在爷爷渊博知识的熏陶下，辛弃疾从记事起就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彪悍与儒雅兼具的历城民风，无论对辛弃疾的文风还是性格，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4岁那年，在爷爷的引荐下，辛弃疾拜刘瞻为师，学习典籍经纶、诸子百家，闲暇时则阅览唐汉诗赋。读书之外，他还闻鸡起舞，苦练剑术，并向刘家庄园的农户学做农活。在这段时间里，他与一同求学的党怀英结为莫逆之交。在求学兼游历的过程中，辛弃疾时常感怀诸如在金国为官的爷爷辛赞、词坛大家蔡松年等“身在金国，心在大宋”的纠结，还有如恩师刘瞻等不愿为金国出力的“无奈山野，报国无门”的惆怅，确立了“生在金地，誓为宋子”的情怀。

15岁时，辛弃疾与好友党怀英第一次同赴燕京参加金国的科举考试。党怀英抱着“赢得功名，造福一方”的念头，辛弃疾却怀着“熟悉北朝，知己知彼”的心态。

22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在其他学子苦记诗书之际，辛弃疾却把主要精力放在牢记燕京周边的地形、布局、设施及兵力布置上，以备他用，虽然两个人皆没进入最后的殿试，辛弃疾却不以为然。三年后又一次科举考试，辛、党二人再次结伴同行，结果再次名落孙山，两人都忧心忡忡，而辛弃疾实为燕京的城防之固、金国的骑兵之强、金主完颜亮准备再次南侵而忧。最令辛弃疾悲伤的是，当第二次赶考回家时，他再也见不到抚育他成长的爷爷了，只得到“向南报国”的遗言。辛弃疾从小既汲取了祖父渊博的传统文化的滋养，也继承了祖父刚正不阿的民族气节。祖父临终时屈身事虏的悲哀倾诉，对他以身许国、恢复中原的叮咛嘱托，以及祖父焚毁金国诰命，身披大宋官服溘然与世长辞的举动，使辛弃疾更加清醒地坚定了弃学从戎的决心，看清了自己未来人生奋斗的方向，同时他也深切地体味到加在自己肩头这历史重任的分量，如此明达而稳重的思想对一个还不曾有社会斗争经验的青年人来说当然是难能可贵的。

（二）辛弃疾周围聚集了一批有血有肉的生命群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辛弃疾具有极强的“超我”人格，“屡挫屡战”的戎马生涯刻绘出辛弃疾清坚决绝的性格和顽强坚韧的斗志。正是这样的超我人格使得在辛弃疾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有血有肉的生命群体，如他的妻子范瑞敏秀外慧中，识大体、顾大局,她对丈夫无私的理解与支持，关爱与体贴以及两人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的夫妻感情都是辛弃疾精神慰藉的坚强后盾；还有辛力、马全福、赖传铭等战友的忠心耿耿，舍命相助；虞允文、范邦彦、陆游、陈亮、朱熹等人生挚友的知遇唱和，惺惺相惜。他们皆是支撑辛弃疾超常人格的“内驱力”，从而与中心人物辛弃疾相映生辉。

（三）英雄与词人完美统一更令世人称颂的是，辛弃疾不是只知作战的一介武将，而且还是辉映南宋词坛的一代巨擘（b?大拇指）。在卓越的政治军事眼光之下还掩藏着一颗澎湃纤敏的“诗心”,现世的愤懑和感伤无时无刻不与他资质灵慧的才情交合。辛弃疾的豪放词作既如苏词般清雄旷放，又反映了比之更开阔、更激荡的社会现实。洗雪国耻、恢复统一的呼唤，对南宋偏安局面的愤慨，对统治集团昏庸怯懦的指斥,对投降派的鞭挞,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和关注，这一切，都是服从于“爱国”这一主旨的。因为辛弃疾有其他文人不曾体验过的军旅生涯，他借助追忆自己的战斗经历从容驾驭报国豪情的大主题。充满了英风豪气的《鹧鸪（zhagū）天》，从回想当年与金兵拼杀中率兵南归的紧张场面到由往事引发理想落空的悲戚与怨愤,是他刚勇之气的写照。神采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英雄词人225飞扬、光芒四射的辞章——《破阵子》,抒写了他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憾恨！还有那耳熟能详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似乎在冥冥中与爱人共赴一场神灵契合的邀约，至今读来仍含情脉脉，柔肠百转。更有“惜春长怕花开早，可怜落红无数”的伤春哀戚和落寞之情，还有“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的《清平乐》让人颇感神清气爽，恬淡芳香。再有“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西江月》）记录了他被弹劾罢官，回到带湖家居，虽然过着投闲置散的退隐生活，但一直重视农业生产和同情民间疾苦的生命光辉历程。

辛弃疾壮岁即被投闲置散于乡里达20余年之久，北发宏图，蹉跎成空，其将相才略，无处发挥，一腔忠愤，尽抒之于词。可以说，辛词是宋词中横竖烂漫、坦荡磊落，如天地奇观的第一大家，辛词完成了自苏轼始的词史视域上的转换，弥补了歌词创作自身发展的不足。体现在，从审美方面完成了以阴柔为美的婉约词向以阳刚为美的豪放词的转换，改变了婉约词一统天下的格局：从题材内容方面完成了向“言志”这一古老诗歌传统的复归，使抒情与言志水乳交融，美妙结合，既有词体本身所独具的深美宏约，又贯注了中华民族至大至刚的堂堂正气。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辛词的艺术魅力即源于作者人格与文格的高度统一。

（四）辛弃疾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辛弃疾幼年起即身陷虏地，对沦陷区人民的抗金斗争有着亲身的经历，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南来之初，他对恢复大业充满着信心和希望，前辈英雄人物，如岳飞、李纲、赵鼎、胡栓、张元幹、张孝祥等人伟大的人格和爱国主义精神直接感染着他，而他们所作的词，充满了极强烈的抗敌志向和遭受压抑的无限悲愤，也直接影响了他。辛弃疾的一生，一直追随着这些英雄人物，始终走在斗争的最前列，在文学上继承和发扬了前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在事业上继承和实践着他们的“收拾旧山河”的壮志宏图。然而，腐朽的南宋朝廷无意北伐，对辛弃疾并不重视，只委派他做闲散的地方官。辛弃疾写于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的词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从水天空阔的境界入笔，在流年光景之中寄寓国破家亡的伤感和报国无路的苦闷心情；接着以张翰、许祀（sì）作对比，说明自己抗敌的决心和“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意念。在忧愁风雨中，年华平白地消逝了，而北伐抗金的夙愿却一筹莫展。

辛弃疾一生坚持抗争，但始终受到主和派的打击、排挤，不能施展抱负。在他22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的词里，表现这种愤激不平之情最沉痛的，莫过于《摸鱼儿·暮春》，这是1175年他由湖北转运副使转为湖南转运副使临别时作的词。这首词伤时感世，纯用比兴。

辛弃疾南归是为了报效国家、民族，希望有所作为，但是受到当权者的极端冷落，“佳期”一误再误，作者的愤激之情，蓄积于胸，以一位失宠美人相比，将自己遭到冷落、虚度岁月的身世之感打并入内，集中描绘美人见妒、失宠的苦闷心情及其不满情绪。还以邀宠误国的玉环、飞燕终化为尘土，警告朝中弄权者不要猖狂得意、胡作非为。最后申说自己忧国之苦，只写斜阳烟柳，一片惨淡迷离的景象。梁启超以为这首词“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深切反映了南宋王朝的腐朽现实，表现了对主和奸臣们的无比憎恨和热爱祖国的无限忠诚，它的实质正是屈原《离骚》爱国主义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辛弃疾的一腔爱国之情，至老也没有丝毫消减。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首先写登高临水，思念中原大好河山；接着借歌颂孙权的功业，对南宋最高统治者苟安一隅的无耻无能提出谴责。同年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中大量用典，贴切中肯，内容深刻、风格沉郁、意境深宏，表现了忧深思远的心理状态。爱国主义是辛词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题材和思想，是辛弃疾人格力量的重要构件，也是辛词能够激扬奋厉，感佩、鼓舞读者的内因所在。

辛弃疾是以英雄的身份登上词坛的。刘辰翁《辛稼轩词序》就早已指出，辛弃疾的词是“英雄感怆”。他是唐宋词史上罕有匹敌的、文韬武略兼备的英雄词人。

他在国难当前的灾难年代，以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意识和英雄豪气自动地把雪耻救国当作自己的职责，表现出无畏的忘我精神和坚强勇敢的可贵品质。他的词中所创造的抒情人物(自我)形象，是唐宋词史上唯一的一位性格丰满、情怀复杂的悲剧英雄。辛弃疾的英雄主义体现为辛词中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使命感、坚定的进取精神和执着的人生信念，以及对民族社会与个体人生的忧患意识。面对神州的南北分裂，民族的被侵略奴役，辛弃疾立志“克复神州”“誓清中原”，使南北一统,民族独立。“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南北”(《满江红》)。无论遭受何种打击，身经多久的磨难忧患，虽然也有苦闷彷徨失望之时，但始终不放弃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所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看依然，舌在齿牙牢，心如铁。待十分做了，诗书勋业”(《满江红》)。天生“命世大才”、深怀“济时远略”，他决不甘心平庸地了却此生，而希望有所作为。他也坚信此生必有机会实现他的壮怀理想，“男儿事业，看一日，须有致君时”(《婆罗门引》)。

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英雄词人227“古来寒士，不遇有时遇”(《归朝欢》)。他是在失望中求奋进，痛苦中展望着未来：“莫信蓬莱风浪隔，垂天自有扶摇力”(《满江红》)。辛弃疾的进取精神、执着信念，还体现为主动的自我实现和人生奋斗，所以他不甘心于独乐、独善其身。

英雄的天然使命是为社会、民族、民众而奋斗，在自我个体悠闲舒适中，他是感受不到真正的欢娱快乐的。他的人生乐趣是为崇高理想、历史使命追求奋斗。这也就是为什么辛弃疾虽然住在堂皇优雅的带湖、瓢泉别墅里却仍然痛苦悲愤得近于发狂的根本原因。诚然，他说过“古来贤者，进亦乐、退亦乐”(《兰陵王》)，但这“乐”是在他永恒痛苦中的调节与间歇，是他苦痛、焦灼灵魂的暂时镇静与松弛。

人在得志的环境中，具有进取心并不难，而在失意的逆境里，要保持进取心则需要坚定不移的生命意志。辛弃疾的进取精神，就恰在失意的逆境中顽强地保持着。

在“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的破屋里，人虽落魄；当“布被秋宵梦觉”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在酒醉中，也未沉沦：“壮怀酒醒心惊”(《临江仙》)。辛弃疾思念的仍是“万里江山”(《清平乐》)，希冀着扫清中原；在梦里渴望“了却君王”上，典型地体现出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辛弃疾的壮怀理想越是崇高，进取精神和人生信念愈是坚定执着，一旦最终理想破灭，“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后，其悲剧力量就愈是强烈、深沉、崇高。英雄的感召力往往不在于他所成就的事业，而在于他在追求事业、奋斗拼搏过程中所显示的生命意志和人格力量。

作为英雄，辛弃疾的忧患意识表现为民族社会意识与个体人生忧患意识的交互影响。他忧患民族现时的苦难，更忧患民族未来的命运、前途。他的社会忧患感具有“超前性”。另一方面，他不仅表现出对民族苦难、社会忧患的积极思考、探求造成民族苦难和社会悲剧的根源，而且深刻批判这种造成民族苦难、人间悲剧不能解脱、拯救、免除的朝中当权者，饱含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战斗性。他从小经历了人生的不幸和民族屈辱的痛苦，形成了“思酬国耻”的决心，“忠愤所激，不能自已”。

而理想的幻灭、希望的落空，跌入惨淡人生的失望、痛苦之境，他的人生忧患感、苦闷感就更加深重。从小形成积淀下来的思酬国耻之心和“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念，也就使他难以平复由早年的辉煌人生变为中晚年的惨淡人生所形成的心理落差，他的人生忧患苦闷就更加强烈持久。在表现个体人生压抑苦闷时，辛弃疾直接展现出个体与社会的对立冲突，是统治者压抑排斥造成了自我的人生悲剧，壮怀成空。是一群奸佞小人的忌妒排挤造成自我的壮志难酬。是最高统治者的贤愚不分，忠奸不22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辨，无爱才之心、用才之道，使自我忧患苦闷。上有无能之君，中有专权妒才的愚侯之臣，下有残害贤能的群小，层层叠叠的压抑排斥，使辛弃疾无用武之地，因而他深感“人间路窄酒杯宽”，所以他不停地怒号悲歌：“拔山力尽忽悲歌，饮罢虞兮从此君奈何。人间不识精诚苦，贪看青青舞。”(《虞美人》)辛弃疾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正是醒醉、智愚的颠倒，贤恶、庸能的错位，使英雄辛弃疾有“恢复”之才而难施展，民族有“恢复”之机而未把握。辛弃疾对造成他个体人生忧患苦闷的社会有着十分清醒深刻的认识，从而也更深刻地展现出自我个体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他的个体人生忧患意识中饱含着更深刻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悲剧英雄的抗争勇气、批判精神。同时，对个体人生忧患苦闷，辛弃疾力图超越，以强力对抗忧患，以狂放的态度，用狂饮、狂歌的方式来“压制”忧患苦闷，所谓“昨夜酒兵压愁城，太狂生，转关情”(《江神子·和人韵》)显露出英雄的狂豪个性和不甘屈服的抗争精神、人格力量。辛弃疾还以一种特有的幽默精神，笑傲态度来面对苦恼人生，对抗人生忧患，具有人生忧患“使我不得开心颜”而“老子”偏要“开心颜”的兴味。

这不仅在于辛弃疾写了许多幽默诙谐词，更在于他常常含笑，用“笑”来表现他对人生的苦闷态度，如“我笑共工缘底怒”(《旧朝欢》)“仰天大笑冠答落”(《兰陵王》)“醉里且贪欢笑”(《西江月》)等。虽然这是苦涩的笑、含泪的笑，但毕竟比哭更能显示出一种乐观、昂扬、不甘屈服的抗争精神和血性男儿的力度、劲气、豪放。对待人生忧患苦闷的这样一种笑傲态度，也是作为英雄的辛弃疾的人格精神、人格力量的体现。瑞士著名思想家、心理学家荣格曾说过：“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人格，以道德为基础，不断吸取人类文化、文明的精华，成为支撑每个人直立行走的“筋骨”。这就是辛弃疾理想执着、目标坚定,对人生的追求锲而不舍。辛弃疾是不朽的，他伟大的人格是不朽的，他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力量是不朽的。

二、辛弃疾的爱国抗金一是写成《九议》，直陈富国强兵良策。为了阻止宋金议和的事态，表达自己主战伐金的意愿，辛弃疾在修改了《美芹十论》的基础上写成切中要害的《九议》，他完全忘却了君臣间的禁忌，直率大胆地进谏皇帝,坦言符离战败的原因，直陈个人富国强兵的良策。

二是组织抗金义军归附朝廷。“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是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词中的名句，这句词既表达了作者的满腔豪情，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英雄词人229也透出现实中无法实现驱除胡虏、收复山河壮志的无奈。虽然如此，词人还是在做着最大的努力，不管环境如何变化，抗金志向痴心不改。这里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经典战例，就是辛弃疾亲率士兵50人，深入5万人的敌营，生擒敌军主将，而后全身而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161年，金国的海陵王完颜亮率领大军主力侵入长江以南南宋国土，而后方的兵力相对空虚。不愿当亡国奴的北方汉族人民乘机发动起义，辛弃疾也在济南南部山区拉起了2000多人的抗金队伍，随后加入耿京领导的规模浩大的起义军。进入到江南的金国人发生内乱，完颜亮被杀，金军向北撤退。

新皇帝金世宗一面跟南宋讲和，一面使用招抚和镇压两种手段对付北方的抗金起义军，企图建立一个稳定的后方。耿京的地盘受到了严重威胁，辛弃疾建议耿京，应该和南宋朝廷取得联系，以便进可以杀金兵，退可以撤到南宋境内。耿京遂派辛弃疾具体操办。1162年正月，辛弃疾来到临安(今杭州)，朝见宋高宗赵构，高宗很快答应了起义军的请求，并分封了耿京、辛弃疾的官职。完成任务的辛弃疾一行人走到海州(今连云港)时，却听到了耿京被害、起义军四散的消息。原来是起义军的将领张安国等人设计杀害了耿京，率领部分起义军将士投靠了金国，张安国被金国委任为济州知州。辛弃疾带着50名随从纵马直奔济州张安国的5万人大营。当时张安国正在和一些将领饮酒作乐，见辛弃疾带一帮人气势汹汹地闯入，想做反抗已然来不及了，辛弃疾命令手下把张安国捆了起来，很干脆地绑到了马上，并乘机号召大家不要再给金人卖命，响应者上万，辛弃疾带着这些起义军长驱南下，并把张安国押到了临安交给朝廷处决。高宗皇帝连声感叹：真是好一个壮士！让他担任江苏江阴的签判。从此，辛弃疾便留在了南宋，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

三是筹建飞虎军。接任湖南安抚使后，辛弃疾力主整军精武，筹建飞虎军，他不顾市井奸商的阻挠和诬陷，改税酒为榷酒，以增加官府收入，筹措军费。飞虎军是辛弃疾心目中抗金北伐的起点和希望，他立志：“为了飞虎军，丢掉这只乌纱，我心甘情愿。”于是当突然接到皇帝停建飞虎军的诏书时，他毅然冒着欺君之罪的危险藏起诏令日夜加紧督工。威风凛凛的飞虎军终于在一月内如期建成，而辛弃疾也因抗旨拥兵被贬往江西救灾。一名臣子为了国家的大局竟敢公开对抗君命，忤逆圣意，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这恰从反面印证了辛弃疾的爱国之心是何等赤诚和无私，他以这种近乎朴拙的方式履践着自己的人生信仰。

四是在各个职位上都展现了出色的政治才干。在戎马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辛弃疾，以其舍生取义的精神和骁勇果敢的品质名满天下，25岁便被任命为江阴签判，其后23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还当过知州、安抚使以及京城的大理寺副卿，他在各个职位上都展现了出色的政治才干。然而，并非真心抗金的南宋朝廷，对辛弃疾却时弃时用。在福建任上，辛弃疾曾派属员傅大声到基层复核死刑案，仔细查实，平反冤狱。县官气得拒绝招待傅大声，弄得这位属员不得不靠当衣服换饭吃。即便如此，辛弃疾依旧不怕得罪人，坚决纠正冤案。为保一方平安，辛弃疾曾筹建“备安库”。为了不给百姓增加额外负担，他四处筹钱。这笔基金有两个用途：一是丰年购粮，荒年放赈，缓解饥荒；二是打造铠甲，招募硬汉，组建劲旅。

五是不在其位仍谋其政。辛弃疾屡次自愿要求效命疆场，戍边御敌，却因言官诬告，皇帝多疑而久未成行，这对抗金欲望异常强烈的将士来说是一种怎样的苦闷。

在长达8年的罢官生涯中，他不曾在寻道参禅的闲暇中消沉，而仍然一心惦记着当朝时局，书房里挂着的宋金对峙的军事形势图竟能与实际态势毫无二致。他向好友陈亮感慨地说：“最值得我辈忧虑的是邦国祸福。至于个人的进退，我早就无所萦怀了。”屡遭朝廷贬谪不被重用，他心里却全然没有“小我”得失的斤斤计较，其朴正端方的人格形象沛然而立。在蒙古族日渐强大，金统治动荡衰落，抗金呼声重又高涨起来的时刻，辛弃疾以63岁高龄受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在一个应当颐养天年的年纪，辛弃疾仿佛从绝望的边缘看到了峰回路转的希望，于是他激动和兴奋地重披甲胄到任赴命，愿以老迈之身再做最后一搏。然而在新军业已建成之际，早年的变故又惊人地重演，朝廷权臣将其一路撤官打发回家。至此，一位驰骋沙场，声威远扬，为恢复中原呼号奔走一生的爱国老臣被最终弃用，悲惨的结局湮没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一段原本可以轰轰烈烈的峥嵘历史仿佛因为英雄凄凉的收束戛然而止。

六是誓死不忘杀贼。时间来到1207年9月，辛弃疾已病入膏肓，时常会被病痛折磨得昏死过去。进府诊脉的郎中来了一拨又一拨，最后都摇摇头，对家人轻声嘱咐一句“准备后事吧，以免到时仓促”，连减痛助眠的方子也懒得开了——或许郎中们也知道辛府已经没什么积蓄了。转眼到了1207年10月3日凌晨，辛弃疾再度昏厥过去，任谁也唤不醒。这时，辛府的一位中年仆人——南剑决定冒险一试：“老爷，金贼攻来了！”全家人都被南剑突如其来的喊声惊到，不等他们发难，辛弃疾口鼻忽然喷出一股浊气，紧闭多时的双眼也终于再次费力地睁开，他喘着粗气，一双手左右抓捏，似乎在寻找什么。眼见父亲回光返照，大家激动万分，急忙凑过去准备将他扶起，但辛弃疾根本不理会大家，只顾寻找利剑。突然，辛弃疾瞪着跪在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英雄词人231床前的家人，扬起手臂，手指颤巍巍地指向北方：“家国方为天下，金贼未灭，你们还管我这个老不死的干吗！快去杀贼！”教训完儿子，他又费力地将身子转向北面那扇窗，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北方：“杀贼啊??”“杀贼！杀贼！杀贼啊！”这是辛弃疾最后留给南宋王朝的进谏。南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秋天，前枢密院都承旨辛弃疾病逝，时年67岁。

三、雄才大略，事必躬亲辛弃疾自幼怀抱保卫社稷、收复失土的雄心壮志，成年的他明察形势、精通兵法，具有雄才大略。早在隆兴二年(1164)，25岁的辛弃疾越职上书，向孝宗上呈《美芹十论》。7年之后，辛弃疾又向宰相虞允文上呈《九议》。《十论》与《九议》不是泛泛而谈的主战议论，而是在洞察大势的基础上提出的深谋远虑，堪称南宋初期最具远见卓识的战略纲领。当时的南宋朝廷，主和派往往一味夸大金人如何强大，宋军绝非其对手；而主战派则往往强调金人其实不堪一击，宋军可一战而收复中原。

只有辛弃疾深明知己知彼的重要性，他在《九议》中指出：“凡战之道，当先取彼己之长短而论之，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土地不如虏之广，士马不如虏之强，钱谷不如虏之富，赏罚号令不如虏之严，是数者彼之所长，吾之所短也。”他又指出，虽然金人的四点优势非常明显，但是我方也有四点优势：一是我方深得人心；二是我方可以迅速调集兵力，而金人后方遥远，召集兵力须一年方成；三是我方出兵由政府承担军费，金人则全取于民，会激起民变；四是金人渡淮攻我，前有长江天堑和我方水军，仅能骚扰而已，而我方渡淮攻金，即可深入其腹地。在对敌我双方的优劣进行详尽分析之后，辛弃疾得出结论说：“彼之所长，吾之所短，可以计胜也。吾之所长，彼之所短，是逆顺之势不可易，彼将听之，以为无奈此何也。”这种分析显然要比胡锉等人仅凭义愤的主战言论更加切合实际。

从理论上确立主战观点以后，辛弃疾又提出了具体的方略。首先是集中优势兵力固守沿淮前线，他指出从前宋军守淮的兵力过于分散。主张集中精兵十万，分屯于江苏淮安、安徽凤阳、湖北襄阳三处，再于扬州或安徽和县置一帅府以统领三军。

这样，无论金人从哪条路线来犯，我方都可以互相呼应，左右夹击，甚或骚扰其后方。这不但符合孙殡关于“批亢捣虚，形格势禁”的军事思想，而且有孙殡围魏救赵以及后唐庄宗用郭崇韬之计轻兵袭梁的成功先例，故为上策。

其次是在淮南地区召集归正人屯田，他指出，从前在淮南屯田所以缺少成效，是由于只用军士，而军士的来源多为市井无赖，他们入伍的原因就是不愿从事生产，23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又迫于饥寒，如今让他们从事屯田耕种，肯定会心生怨愤，“所以驱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为之任其责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己千万矣。”那么如何纠正呢？

他指出不如改由归正人来从事屯田，归正人本身就是中原的农民，只因在异族的残酷统治下无法生存，才渡淮南归。他们南归时往往拖家带口，举族同迁，如果把淮南的无主田地分配给他们耕种，再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产条件，“彼必忘其流徙，便于生养。”辛弃疾还设计了具体的实行方案：“归正之人，家给百亩，而分为二等：为之兵者，田之所收，尽以予之。为之民者，十分税一，则以为凶荒赈济之储。”再次是确立对金作战的主攻方向。宋金对峙的局势确立以后，金人把关中、洛阳、汴京三处看成最关键的战略要地，重兵防守。南宋朝廷里议战时也经常把这三处定为主攻方向，此外还有人主张从海道出击。辛弃疾指出，兵法以虚虚实实为主，我方应该虚张声势，大力宣扬关中在战略上如何重要，洛阳乃北宋诸帝陵寝所在，汴京则是故都，来诱导金人重兵防守三地。事实上则把主攻方向定于山东：“不得山东，则河北不可取。不得山东，则中原不可复。”他具体分析了主攻山东的有利之处：山东地近金人的巢穴燕地，从山东直至河北无江河险阻，山东之民劲勇好战，故一旦战事起，我方“将以海道、三路之兵为正，而以山东为奇。奇者以强，正者以弱，弱者牵制之师，而强者必取之兵也”。

除此以外，辛弃疾还对一些貌似不急之务，却有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提出对策。他指出，历史上就有“楚材晋用”的史实，如今也有在南宋不得意的士人或匠人投奔北方为敌人效力，一定要事先加以提防。他指出，朝廷往往急于求成，故不能对宰辅或大将专信久任，却在朝夕之间责其成功，这种做法一定要改变。辛弃疾的这些建议非常重要，所以在奏议中详细地论述，言辞削切，富有说服力。例如关于培育军人的勇武精神、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的意见，他痛切地指出，南宋军队士气不振的致命缺点：“将骄卒惰，无事则已，有事而其弊犹尔，则望贼先遁，临敌遂奔，几何不败国家事！”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朝廷御将不得法，由于宋朝一向奉行重文抑武的国策，辛弃疾不能置之不顾，故提议选择合格的文臣任军中参谋，让他们熟悉军务，但不能像唐代的监军那样妨碍将领的指挥权，从而使武臣既心存顾忌不敢拥兵自重，又不至于削弱其指挥作战的实权。辛弃疾还指明另一个原因是军中苦乐不均，“营幕之间，饱暖有不充，而主将歌舞无休时。锋镝之下，肝脑不敢保，而主将雍容于帐中。此亦危且勚（yì劳苦）矣。”他对兵士的悲惨命运及其严重后果感到痛心：“不幸而死，妻离子散，香火萧然，万事瓦解。未死者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英雄词人233见之，谁不生心？”在此基础上，辛弃疾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一是明令禁止将领为私事役使兵士，二是禁止将领冒领兵士的功劳，且厚恤牺牲的兵士。“如此则骄者化而为锐，惰者化而为力。守之而无不固，战之而无不克。”从以上奏议可以看出，辛弃疾是一位胸怀韬略的大将，而不是只知纸上谈兵的文士。他在论证南宋对金战争的正义性的同时，也不忘兵为诡道的性质。比如他提出应灵活运用以卑辞重币以骄敌，用离间手法挑动金人内部纷争等谋略。他是熟悉时势、随机应变的军事家，而不是固执己见、不知变通的迂儒，比如南宋朝廷里常有关于迁都建康的意见，辛弃疾亦赞成此计，但又认为目前应该缓行。

他是剑客，有出神入化的剑法；他是贤臣，爱民如子，至死忧国；他是词人，被誉为南宋第一词人；他也是军事家，带着自己的军队逐鹿中原，打得金人胆战心惊。他既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万丈豪情，又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百转柔情。

四、辛弃疾的曲折愁苦辛弃疾，一位智勇双全的爱国抗金将领，词坛上的佼佼者。有人称他是集英雄与诗人于一身的豪杰，堪与一代枭雄曹操相提并论。但在辛弃疾的一生中却充满了悲剧色彩，有着太多的曲折和愁苦。

（一）民生之愁1172年春，辛弃疾被派往滁州担任知州。面对当地百废待兴的场景，在震惊之余，他当即着手思谋对策，发表了一番鼓动人心的演讲，强调致富滁州、造福本地百姓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久便颁布了“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等一系列举措。由于辛弃疾的精心谋划加上当年滁州风调雨顺，夏粮大丰收。温饱解决之后，他立马出台新政策，规定凡来滁州做生意的商贩，按原赋税的十分之三征收。与此同时，辛弃疾为发展城镇经济往来，修建了大量酒楼驿站，为往来商人交易、存货和修整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从而也促进了滁州“城市”建设的发展。此外，放贷给城里百姓翻新房屋。在这一系列政策刺激之下，滁州可谓日新月异、焕然一新。初为地方父母官便获此成绩，辛弃疾十分欣慰，与滁州百姓一起为滁州繁荣复兴而痛饮，并建立了“奠枕楼”，专供百姓休闲娱乐。

1176年秋冬之际，辛弃疾被任命为京西路转运判官，第二年春天又被任命为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此时辛弃疾可谓是封疆大吏。当时湖北境内治安混乱，盗贼纷起，当地官员束手无策。辛弃疾上任之后见常规手段不能奏效，便采用治乱世用23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重典的策略进行“严打”，“得贼辄杀，不复穷究。”虽然过激，也引发了一些弊端，可效果却是立竿见影的，境内很快“奸盗屏迹”，治安大好，老百姓拍手称快。

1179年春，辛弃疾从湖北调任湖南转运副使。这一年正月，郴州宜章县农民因不满“和籴”政策，在陈峒的领导下迅速拉起几千人的队伍，接连攻下县城，时任湖南安抚使王佐大费周章，在当年5月才平定此次暴动。辛弃疾此时给宋孝宗打了一份报告，为老百姓喊冤。宋孝宗看后很满意，辛弃疾职务也从转运副使升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成为当地一把手。在宋孝宗的支持下，辛弃疾一手抓民生，一手抓吏治，成绩卓然。1180年春，湖南永州、邵州和郴州三地闹饥荒，辛弃疾及时上报，并建议用十万石公粮招募民工兴修水利，一举两得，既帮助老百姓渡过饥荒，又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此外，他还罢免贪占百姓租赋的地方高级官员。对地方豪强，辛弃疾也采用各种适当方式加以抑制。对当时遍布湖南成为黑恶势力保护伞的乡社，辛弃疾建议，将乡社化大为小，同时把乡社统领权交给各地县令，对乡社兵器实行严格管理。宋孝宗采纳辛弃疾的建议，顺利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百姓亦在辛弃疾的治理下得以安居乐业。

（二）仕途之愁辛弃疾在湖南任职期间善于斡旋并处理各种问题，宋孝宗对辛弃疾的努力也颇为满意。当辛弃疾提出建立一支名为“飞虎”的军队以备不时之需时，宋孝宗当即同意。初始颇为顺利，可在相关工作紧锣密鼓之际，麻烦来了，“时枢府有不乐之者数阻挠之”。就在辛弃疾历经重重困难建成“飞虎军”，未曾指挥一下自己亲手创建的军队，抱憾离任湖南时，他在湖南惹出的风波并未就此平息。1181年冬，南宋朝廷“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致使辛弃疾背上了贪酷好杀的恶名，并让他在带湖一歇就是十年。1191年冬，辛弃疾被任命为福建提点刑狱。

此后三年，他先后担任过代理福建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的职务，中间还被召回临安当了半年京官。可就在此时，状告辛弃疾的人又来了，而且这一回暴风雨更加猛烈。

从1194年7月到1196年9月，辛弃疾连续四次遭到弹劾。第一次弹劾被撤去了福建安抚使的职务，回到江西。接下来几次，也因政治斗争及其他种种缘由，他身上所留有的所有级别和待遇都被撤销。

（三）知己之愁虽然辛弃疾的铁腕作风和刚直性格为他惹了不少麻烦，可在那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年代，如他这般力主北伐、恢复中原的英雄人物是不会缺少知己的，正所谓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英雄词人235“英雄惜英雄”。正是因为辛弃疾为人刚烈直率，敢作敢为，才与南宋官场上奢靡庸碌的作风格格不入而屡受排挤。但是，依然有人被他英勇抗金的主张与志向深深打动，不少有识之士也加入其中，使辛弃疾得到了珍贵的友谊。在这其中，有两位名动天下的人物和他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陈亮，“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当时被誉为“国士”。1178年，身为一介书生的陈亮连续三次上书皇帝，提出废除合约，对金宣战，报仇雪恨，光复国家。宋孝宗深为感动。可在宋孝宗派人拜访他时，他翻墙逃跑不说，还在众大臣考察陈亮之际，因看不惯众大臣人品，敷衍了事，让众官员很是难堪。结果在宋孝宗要封陈亮官职之际，陈亮坚辞不受，并拂袖而去，潇洒离却临安。

如陈亮这般力主恢复中原、英勇抗金的狂傲书生，与一身节气、傲骨铮铮的辛弃疾简直一见如故。1187年冬，陈亮不惜从浙江长途跋涉、不辞劳苦到达江西铅山，特地前来拜访因被弹劾而闲居在家的辛弃疾。辛弃疾当时得病在身，又因弹劾心情沉闷不堪。见到陈亮突然来访，郁闷的情绪一扫而光，邀他一起共论国家大事，并常常谈至深夜，感叹相见恨晚。陈亮与辛弃疾在处所谈了十天后，便提出告别回乡。

可是辛弃疾却感到意犹未尽，并不惜冒着寒风暴雪在陈亮走后第二天奋起直追。直到来到了鹭鹅林，由于天色已晚，雪积泥滑，无可奈何之时，便住宿在临近一个村子里独自喝闷酒，为自己没能挽留住陈亮感到遗憾。半夜时分听到远处传来悲切呜咽的笛声，他忆起了和陈亮之间英雄相惜的感情，当即写了一首词，埋怨陈亮“佳人重约还轻别”，表达了辛弃疾思念陈亮的那种深厚情谊。

朱熹，当时儒家学派最有影响的改革家，他开创的“理学”在南宋士大夫中很有市场。最初他们的交往并不密切，但辛弃疾在处理一件事情时所表现出来的才能给朱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在1180年，江西出现了极为罕见的旱灾，粮食大面积歉收，到冬天便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些奸商囤积粮食，想进一步哄抬粮价，社会变得动荡不安。辛弃疾来到江西一上任就叫人在各县镇大街要道上张贴榜文“闭粜者配，强籴者斩”。而后在他一系列强有力政策的作用下，当地粮价稳步下降，社会秩序得以安定，老百姓也成功地渡过了饥荒。在此期间，朱熹也因为自己境内的救荒事情忙得不可开交，他对于整治灾荒的困难深有体会，因而对辛弃疾临危不乱、有条不紊的性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辛弃疾在福建为官期间和朱熹两个人经常传递书信，并私下见面。辛弃疾经常23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和朱熹共同探讨国事，有时候还会向朱熹请教治国方法。朱熹曾评价辛弃疾“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两人正是在这样的彼此欣赏中相互促进，辛弃疾对朱熹提出的修身养性和学问道德很是敬重，他曾在朱熹的生日时题诗给他，说他“历数唐虞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

上述内容足以说明，两人被彼此的才情所吸引，朱熹欣赏辛弃疾的才能与智慧，而辛弃疾则欣赏朱熹的才学与修养。两个人就是这样，由陌生到熟知，再由熟知到欣赏，最终建立起了一种亦师亦友的珍贵情谊。

1194年，信奉道学的宗室大臣赵汝愚担任了宰相，身为道学领袖的朱熹因此被召进京做了皇帝的老师。然而，不久之后赵汝愚在与外戚韩侘胄的权力之争中以失败告终，朱熹也因此被赶出京城。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道学”浪潮中，辛弃疾因为和朱熹以及赵汝愚之间的良好关系受到了牵连。已经退居在江西家中的他接连受到几次弹劾，原本还保留的一些级别和待遇到这时被削得一干二净。但是，危难中见真情，尽管对道学和道学家的打击和迫害越来越厉害，辛弃疾却不顾荣辱得失，始终与朱熹保持着联系，丝毫不忌讳和朱熹之间的友谊。1200年3月，朱熹怀着满腔忧愤在武夷山中病逝。听到消息，辛弃疾当即含泪泼墨写词颂扬他的名声和著作。

这年11月，朱熹正式下葬。由于韩侘胄这一派当时权势熏天，禁止道学的信徒为这位道学宗师送葬。可是辛弃疾却不管这些禁令，亲自前往武夷山，献上自己的悼念文章，痛哭不止，足见二人情谊深厚。

（四）北伐之愁1162年6月11日，宋孝宗即位，他很想在“收复失地，报仇雪耻”方面有所作为，于是制定了一系列的治国策略。他在罢斥了秦桧党人之余，又为岳飞父子平反，同时将重任托付给主张抗金的大臣和将领们，于是在朝廷中便形成了一个由抗战派来主控的局面，并为北伐做着紧锣密鼓的准备。被遣南下的辛弃疾，此时正在做江阴签判，尽管人微言轻，却鼓足勇气向江淮宣抚使张浚提出了“分兵杀虏”的计谋。1163年正月，张浚担任枢密使，并具体负责北伐的事情。他向宋孝宗提交了一份作战方案，其中一条就是先取山东，从这点来看辛弃疾的计策对他还是起了一定的影响。可是张浚虽号称“抗金名将”，但实际上志大才疏，轻敌冒进，因而发生了著名的“符离之败”。

这件事对刚刚登基的宋孝宗无疑是当头一棒，在被逼无奈之下，他只好答应在1164年11月再次和金国签订和议，历史上称为“隆兴和议”。“符离之败”和“隆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英雄词人237兴和议”的先后发生，使南宋主战派人士和士兵的士气降到了冰点，朝廷中对金兵的恐惧也逐渐弥漫开来，关于北伐之事一时间无人提起。可是就在此时，一身热血的辛弃疾却站了出来，他直接向宋孝宗献上了关于抗金恢复中原的军事文章《美芹十论》，并向宋孝宗传递了“金国并不可怕，北伐可以成功”这一鼓舞人心的信息，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军事政治措施，引起了宋孝宗的重视，“辛弃疾在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物时，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不久，辛弃疾就被调进南宋都城临安，担任司农寺主簿，负责粮食储备、仓库管理及京城官员的禄米供应。这使得一直怀有恢复中原大志的辛弃疾倍感失落和无奈。

1203年，已经年届64、身已闲置十数载的辛弃疾，意外地接到了朝廷任命他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的通知。对于从对手韩侘胄那边伸过来的橄榄枝，他不仅欣然接受任命，还专门写词为昔日的对手韩侘胄唱颂歌，这使得他的一些好朋友大惑不解，颇感意外。其实，就是因为，讨伐金国，恢复中原，是辛弃疾从小就立下的壮志雄心，是他有生以来一直都在孜孜追求的梦想。现在已经60多岁了，对于报效国家，他依然壮心不已。因此，尽管韩侘胄是自己曾经的对手，但由于他给自己提供了北伐的机会，像辛弃疾这样一个铁骨铮铮的人，怎能会甘心让自己的生命和热情销声匿迹。年逾花甲的辛弃疾终于可以再次出山，领兵参战。此时宋金之间的形势，由于数十年战与和的纷扰，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事实上，金国当时也确实陷入了内部的不稳定状态，军事实力骤降，而且北方迅速崛起的蒙古也开始对金国构成一定的威胁。韩侘胄正是出于这种考量以及对自己身后名的私欲渴求，才开始为北伐作系列准备。1204年3月，辛弃疾被派到镇江当知府，这让辛弃疾感到激动，因为他清楚，自己离当将军的理想又近了一步。由于镇江这个地方离宋金的边界很近，在军事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辛弃疾欣然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且一上任，便马上进行招兵买马、搜集情报、制定行军规划等一系列的备战工作。可是就在备战过程中，辛弃疾却和韩侘胄在北伐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在这一年9月，朝廷在虚假情报鼓舞下，决定立即北伐。在镇江积极备战的辛弃疾却对韩侘胄要立即北伐持保留意见，这无疑不合韩侘胄胃口。1205年6月，辛弃疾突然接到了朝廷的一纸调令，让他去后方隆兴府当知府。他还没有上任，就被人污为“好色贪财，淫刑聚敛”，再一次被撤职，再次回到了江西铅山家中。此后，宋军再次败北。此时，韩侘胄才想到了辛弃疾，而辛弃疾也看透了韩侘胄的真面目，终于不为其再次利用。一直到辛弃疾合眼的那一刻，他都未能实现北伐大业，只能23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抱憾而终。

辛弃疾一生力主恢复中原，一腔热血都奉献给了北伐事业，从未考虑过“身后名”，可在有生之年却仕途坎坷，到处充满了拦路虎，而只能在孤独、郁闷中逝去，充满眷恋而心有不甘地死去，令人为之慨叹，唏嘘不已。“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无疑这是对辛弃疾一生最恰当不过的评价。

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词人239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巾帼丌让须眉的爱国词人李清照（1084—1156），宋代（两宋之交）女词人，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济南）人。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卒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罕见的才女，她擅长书、画，通晓金石，而尤精诗词。她的词作独步一时，流传千古，被誉为“词家一大宗”。李清照作为婉约词的代表作家，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她的词语言朴素通俗，感情深沉真挚，风格清丽婉约，得到历代词评家的高度赞赏。如明代杨慎在《词品》中写道：“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清代沈谦也有这样的赞语：“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就连对李清照颇有微词的王灼在他的《碧鸡漫志》中也不得不承认李清照“才力华赡，逼近前辈”，“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然而这样一位堪称千古绝唱的女性，这样一位“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的词人，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在深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世人面前，显然是不合流俗的，加之她的晚年又遭遇了丧夫亡国之痛，这些都为她的人生涂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从她的词作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作者精神的苦闷，内心的寂寞和对自己不幸人生的感叹。

一、李清照的人格魅力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往往能收获爱情，而追求或拥有纯洁爱情的人常常能彰显其人格魅力，这两点在李清照身上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尤其是她追求与坚守纯洁爱情更散发出感人的人格魅力。

（一）执着追求守护纯洁爱情1.执着追求纯洁爱情人越有才华越要求爱情的质量，而才华的绽放又往往为爱情添彩增色，李清照少负才名，她把纯洁的爱情生活写入词中，千百年来一直感动着无数读者。她一生经历了两段婚姻，但始终在追求纯洁的爱情，即排他性和排功利性的爱情。未嫁前的李清照对纯洁爱情充满了向往与憧憬。如《浣溪沙》写李清照与情人幽会情景：“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香炉旁，香烟袅袅，她手托香腮陷入与情人幽会的憧憬中。“眼波才动被人猜”，幽会时瞬间的眉目传情，便让情人看透了自己心底的秘密。“一面风情深有韵”，从憧憬中回到现实中的她脸上依然挂着幽24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会时的甜蜜。“半笺娇恨寄幽怀”，于是她主动写信约会情人。“月移花影约重来”，约情人在月斜之时相会。全词流露出李清照对纯洁爱情的憧憬与渴望。婚前的李清照既然心有所属，那么，她中意的人是谁呢？我们从《点绛唇》中能找到蛛丝马迹。

陈祖美先生将这首词定为李清照出嫁前夕所写，并指定这人就是赵明诚，因赵明诚父亲与李格非同朝为官，想必赵明诚对颇有才名的李清照早有耳闻，据《琅嬛记引外传》所载那个颇似父子双簧戏的词女之夫故事，也可推知赵明诚可能早属意于李清照，故借梦传情，虽不及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那般大胆炽烈，却能鼓起勇气向李清照表白心迹，甚或上门拜谒李格非，以期一睹李清照淑姿。然而赵明诚亦正是李清照心仪之人，词中“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曲尽情愫，意态毕现。”表现了李清照对赵明诚的款款深情，赵明诚与李清照实是彼此倾心爱慕，两情相悦，诚是“草拔芝芙天作合，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2.始终坚守纯洁爱情李清照用心呵护着理想爱情和婚姻，精心经营着自己的幸福婚姻生活，对赵明诚尤是一片痴情，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对赵明诚似水般温婉柔情。从李清照身上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与丈夫分居时的柔情百转。尽管李清照与赵明诚琴瑟和鸣，但除却屏居青州时期，其实是离多聚少，赵明诚常年在外为官游学，李清照独守空闺，无从排遣的寂寞孤独感催生出强烈的相思之情，因此她创作了大量相思词，如“一剪梅”明言相思，点出无计可消除之离情，明代杨慎评曰“离情欲泪”。读此始知高则诚、关汉卿诸人文是效颦；《行香子》借七夕抒发离情别恨，借牛郎织女故事寄直于曲，附实于虚，婉转曲达思念之情；“小重山”直唤丈夫，归来也，望夫早归迫切心情溢于言表，径传心隐，一览无余；“念奴娇”写因万千心事难寄而借酒浇愁；“点绛唇”直言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是柔情回肠的真情剖白；还有“醉花阴”直抒愁永昼的凄怆意绪等。现存其词中含“寂寞”“愁”字者分别有若干首，均是思念之词，其坦露用情之深、思念之苦，感人至深，将女人的似水柔情、温婉姿态表露无遗，较之普通女子含蓄不表或表达不力更见风韵情致。赵明诚在家时两人感情甚笃，李清照更是温柔体贴，富有情调，一方面积极参与赵明诚搜集整理金石文物、校书的工作，校书是枯燥的苦活，为放松心情便玩猜书赌茶游戏，中则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氛围非常惬意欢快；另一方面为支持丈夫事业而甘愿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这种对丈夫的无限思念和对丈夫事业的倾力支持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词人241正体现出李清照对赵明诚的至真至爱。

二是对赵明诚纳妾的隐性抗争。封建社会的男人有三妻四妾本属正常，但执着坚守纯洁爱情的李清照却希望获得赵明诚全部的爱情，爱情的自私性和排他性促使她坚决固守与赵明诚一对一的纯洁爱情，她一直在努力构建美满幸福的二人世界，使纯洁的爱情保持百分百纯度，即使在赵明诚离家赴任和有意纳妾的爱情敏感期，李清照依然在词中热切地挽留丈夫和热情地抒发她的爱情，希冀丈夫能回心转意或尽快取消纳妾之念。如在“凤凰台上忆吹箫”中就试图遍唱“阳关”留住丈夫，终无济于事，只能“终日凝眸”盼夫归，为爱情“新来瘦”。她“想感化丈夫不要忘掉她别图新欢”①后赵明诚果然纳妾，李清照除被动接受现实以外，别无他法。可见，对赵明诚的一度疏远和冷遇，李清照有过隐形抗争，采取过积极措施，但终究女人在男权社会属于从属地位。李清照一生都在执着追求和坚守纯洁爱情，当纯洁爱情将遭受污染之际，她能含蓄地表达抗争，以捍卫纯洁的爱情。

3.勇于冲破传统藩篱，毅然实现再嫁、再离“靖康之变”发生后，难以计数的北方人背井离乡。颠沛流离、风餐露宿的人群中就有日后被推崇为宋朝第一女词人的李清照和她的丈夫、金石学家赵明诚。

飘流异地，多年搜集来的金石字画丧失殆尽，给她带来沉痛的打击和极大的痛苦。后来金人铁蹄南下，南宋王朝腐败无能，自毁长城。1132年赵明诚病死于建康(今南京)，更给她增添了难以承受的悲痛。李清照孤寂之时，正是国破家亡流浪于浙江民间之际，在她的生活中却突然闯进了一个人——张汝舟。张汝舟是一个混迹官场的掮客，此时正在池州职筹军务审计，以赵明诚同学的名义拜访李清照。张汝舟为骗取李清照钱财，乘虚而入，对李清照百般示好，殷勤照顾，李清照当时无依无靠，百无聊赖，便顶着世俗的压力嫁给张汝舟，因为在那个男权时代，女人改嫁的阻力很大。

李清照下嫁贪官张汝舟是她人生的一大悲剧，这时李清照已经49岁。原来张汝舟的出现是一场精心安排的阴谋。起初宋高宗宠信的御医王继先登门，提出要用三百两黄金收买李清照保存的古籍文物，李清照没有答应。王御医廉价收买藏品不成，贼心不死，便串通张汝舟，要他去娶李清照，名正言顺地得到赵明诚遗留下来的古玩书画以及其他珍宝。张汝舟之所以同意帮助王继先，是因为张汝舟之前虚报军员、①陈祖美：《李清照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24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侵吞军饷军粮，被王继先抓住了把柄。王继先答应得到藏品宝物后，帮助张汝舟打通关节，消除罪行。所以张汝舟欺骗李清照，上演了求婚的丑剧。

婚后，二人发现自己都受了骗，张汝舟娶李清照不是仰慕她的才名，而是贪图她的古董。张汝舟发现李清照并没有自己预想中的家财万贯，于是狐狸尾巴就暴露出来了，对李清照拳脚相加，施以暴力。而李清照也发现了张汝舟的虚情假意，终于看到了他的真面目。之后，便毅然决定同他离婚，但是在那个男权社会，只允许男人们休妻，不允许女人主动离婚。因此，离婚不仅需要非凡的勇气，更需要出奇的智慧。李清照采取了状告张汝舟的方式。李清照以张汝舟“妄增举数”为由，告他欺君。欺君之罪，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妄增举数”就是宋朝有规定，举子考到一定次数，取得相应的资格，就可以给你官做。但是，张汝舟说了谎话，谎报了考试的次数。还有张汝舟有多次贪污和收受贿赂的行为。最终，张汝舟被削去官职，流放外地。而采取告状离婚的方式，相当于饮鸩止渴，因为在当时，妻子告丈夫，即使丈夫有罪，妻子也要同受两年的牢狱之苦。李清照进了大牢，多亏亲友搭救，9天后被放了出来。

明清以后，也有人对李清照的“改嫁”提出质疑，但是李清照冲破传统藩篱，毅然下嫁张汝舟也是对美好爱情的追求，然后以告状的方式结束这段不幸婚姻更是对自己心中美好爱情的保护。它丝毫不影响李清照在人们心目中清丽、端庄，略带感伤的才女形象。她不仅是宋代独一无二的杰出的女词家，同时也是一位倜傥风流、有丈夫气、有胆有识的爱国女词人。

（二）诚挚浓烈的爱国情怀两宋时期，外族入侵，社会动荡不安，激发了人民普遍的爱国热情，李清照即是其中突出的爱国者之一。作为无政治话语权的一介女流，能冲破三从四德的伦理藩篱，敢于干预时政，抒发诚挚浓烈的爱国情感，更加彰显了李清照的人格魅力。

1.热切关注国家命运一是和诗表达爱国赤诚。北宋末，党争日剧，北方辽、金频繁入侵，严重威胁到宋朝统治，有识之士为免宋重蹈唐亡覆辙，便做诗文借古讽今，揭露宋朝潜藏的危机，其中就有张耒的“读中兴颂碑”。在内忧外患的情形下，李清照为国家安危感到担心和不安，于是欣然振笔响应，作“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积极干预时政，二诗深刻分析了安史之乱和唐军败退的原因，告诫统治者要亲贤远奸，吸取前车之鉴，其忧心忡忡通过委婉含蓄的笔触表达出来，可见其一颗赤诚的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词人243爱国之心。

二是抒发爱国豪情。如“上枢密韩肖胄诗”二首表达了对身处水深火热的中原黎民百姓的深切关怀，无限同情他们的悲惨生活，深刻揭露和尖锐谴责了入侵者的残酷掠夺本质，既怀椎（chuí敲打）心泣血的悲痛，又具气贯长虹的豪情，尤其末句“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豪气干云，气势雄伟，可见李清照爱国情感何等激烈。又如无题“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也寄托了愤慨统治者不思进取的爱国感情。

三是咏史斥责傀儡政权。《咏史》是李清照写的一首五言绝句。“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诗的前两句写东、西两汉和王莽建立的新朝。后两句写不愿意投降司马氏的嵇康，慨然赴死及嵇康对依附司马氏的朋友山涛的痛责。这首诗的东、西两汉暗讽李清照所处的北、南两宋，借新朝来指贬伪齐、伪楚政权。同时又借嵇康之口，用山涛来影射那些不思报国、贪恋权位的朝廷主和派。

四是作词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忧愁。如“声声慢”，今人胡云翼《宋词研究》道，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运辞之技巧，描写之真切，已经极艺术之能事的极限了。北宋灭亡、赵明诚死后，作者寻寻觅觅失落的美好事物：国家、家庭、丈夫、文物、亲友和美好回忆，随着国家灭亡、丈夫客死、文物散失、亲友分离，一切均残破不堪，恰如“金石录后序”所说“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作者孑然一身，久经飘零，无所依傍，心无寄托，凄惨悲戚情状令人心酸”。“本欲借酒浇愁，然淡酒不敌夜寒风急，适见雁过，更撩起故国之思”，只是身逢乱世，丈夫亦死，云中谁寄锦书来，故明示“正伤心，骤见满地黄花堆积”，先前，“人比黄花瘦”，今更“憔悴损，时光倍感难熬，仿佛度日如年，孤身如何熬到天黑！等到天明？”词末点明心中所郁积的浓浓愁绪，兼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不思收复失地，使李清照等爱国志士感到无比愁闷与失望，此愁显得繁杂而深沉，故言“怎一个愁字了得”，这实是一曲哀情入骨、凄苦殊甚的乱世哀歌，是一首慨叹乱世多灾、国破家亡、亲友离散的爱国词作，饱含着故国故人之思与热切深沉的爱国思想，再如深切怀恋失陷故土的蝶恋花“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留恋过去美好生活的《永遇乐·忆中州盛日》“京洛旧事和，转调满庭芳”。忆及当年胜赏情形，皆是以今昔对比寄托故国之思。

24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2.寓爱国之情于闺房雅戏李清照喜欢特立独行，她善诗词、喜饮酒、爱游玩、尤精赌，《打马图序》明言：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至晚年尚作打马系列文章，而时过境迁，心事已不在博上，而在山河破碎、时局动荡下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上，其“打马赋”借闺房雅戏、打马博弈大谈治国将兵之法，同时暗讽南宋王朝缺乏抗金良将、懦弱无能、不思抗敌的现实，表现了李清照主张秣马厉兵、抗击敌人、收复失地的爱国思想。其《打马图经论》更如一部“李清照兵法”，纵不能驰骋沙场，亦借博弈实现攻城略地、保卫疆土之英雄梦想。爱国主义是贯穿于李清照一生的情感，是李清照人格中最高尚的部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女子能突破闺情，主动关心国家命运，显示了李清照高于一般封建文人的崇高人格魅力。

（三）顽强坚定的生命意志李清照一生坎坷不平，崇宁年间，遭遇党争株连，父亲被列入元祐党籍，她上书翁舅救父未成而作诗讽刺“炙手可热心可寒”，后又被遣返回明水老家，接着翁舅被罢右仆射后不久去世，赵明诚也失去官职，从此屏居青州十年，后又在情感上遭丈夫疏远，1121年，赵明诚抛下李清照独自到他地赴任，一度曾有续妾之意。靖康二年（1127）三月，李清照思夫心切，赶到赵明诚的莱州任所，却遭冷遇，后赵明诚因奔母丧南下金陵，独留李清照处理青州书库收藏的大量文物，《金石录后序》说“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一个弱女子携带如此巨量文物转移，其艰辛可知。

《宋史》里记载了这么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说南宋赵构建炎三年（1129），时任南京知州（现市长）的赵明诚获悉御营统制官（守备司令）王亦阴谋叛乱，遂弃城逃跑，连恩爱了27年的老婆李清照也没顾上带走，差点儿做了叛军的俘虏。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咱们暂且不论，因为宋代文人史家太善于玩弄刀笔诽谤之能事了，如果要做全面考证非一朝一夕之功。单说赵明诚的“逃兵”行为，弃城弃妻，慌不择路，从中可管窥二人的婚姻状况，已经到了感情破裂的边缘，王亦叛乱平定之后，赵明诚被朝廷革职。李清照深为丈夫的临阵脱逃感到羞愧，虽然并无争吵，但往昔的鱼水和谐已经一去不返，她从此冷淡疏远了赵明诚。

不久，赵明诚又接命前往湖州上任。赵、李分别时，局势更糟。李清照也知道，夫妻分别，随时都可能遭遇兵祸。而丈夫在兵变中的懦弱也在她心中留下了阴影，于是她更担心自己保护不了如此多的物件，于是便问赵明诚，若真发生不测，那该如何是好？当时赵明诚说，若逢不测，先丢辎重，再抛弃衣物，然后依次是书册、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词人245卷轴和古器，而夫妇二人所收藏的最为珍贵的《赵氏神妙帖》不能失去，若非万不得以，只能与李清照共存亡。

李清照押运着文物与丈夫汇合后，由于形势变化，夫妻二人不得不向江西方向逃亡，一路上两人相对无语，气氛尴尬。行至乌江，站在西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的地方，李清照不禁浮想联翩，心潮激荡。面对浩浩江水，随口就吟诵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赵明诚站在她身后，闻听之后愧悔难当，深深自责。从此便郁郁寡欢，一蹶不振，不久便急病发作而亡。在封建社会，女子失去丈夫就意味着孤苦无依，既无生活上的依靠，更无精神上的依托，从此李清照恪守着要与文物共存亡的诺言四处飘零。1132年夏得病几死，给张汝舟的骗婚造成了机会，但到秋天又与之离异，直至去世。人生道路上的诸多变故，带给李清照的精神痛苦，在她的词作中多有反应，《如武陵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临江仙》：“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清平乐》：“挼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菩萨蛮》：“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等，都是李清照直面凄苦人生的真实写照，面对人生道路上种种诸如国破、家亡、夫死、流离、骗婚、离异等沉重精神打击，李清照虽然痛苦无奈，却能依靠顽强坚定的生命意志经受着各种磨难，这个生命意志饱含着对国家统一的期望、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对亲旧的依恋，等等。但这种生命的韧性正折射出李清照顽强坚毅的人格魅力。

（四）追求理想艺术的不懈精神李清照好文，并不是单纯的兴趣爱好或仅为提升自身涵养，而是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并且不断追求理想艺术。她的这种对理想艺术的不懈追求，即使在当时的男性作家中也不多见，这也正是她不同于一般男性文人的人格魅力所在。

1.积极探索词的艺术创作规律这集中体现在李清照的文学批评专著《词论》中，词从唐发源至宋已达鼎盛时期，词作品及词的流派众多，但能对词的创作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总结者却不多，而李清照却有着自己独到的创作见解与主张，她倡导词别是一家的词学观，强调词的艺术独特性。在表现手法上要重铺叙；在词与音乐关系上，提倡作词要协音律；在词的语言特点和风格上，要求词语要新颖，要时有妙语，词要文雅、典重，要言之有物、有情致，要有全局美、富态美等；并且对柳永、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大作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批评，简要点评其优劣得失。李清照这种对词与诗的区分、24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对词的艺术创作规律的探讨，至今仍有独特价值。

2.李清照词的创作实践与实绩首先，她创造了词史上空前绝后的以自己为原型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宋以前，女性意识觉醒非常有限，尽管之前也有不少男性作家创作闺情词，但毕竟是男子作忸怩态，很难真实地挖掘女性心灵深处的内在美，更多的只是注重描绘女性的形体美，记录女性瞬间的情感变化，终显隔靴搔痒，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李清照则能走出闺房，走向社会，置身自然，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对自然万物的热爱，同时尽情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愁、苦，真实、自然、全面、深入地展现自己作为女性独特的心理情感，成为宋代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塑造了鲜活而丰满的一系列女性形象。

其次，她能充分调动诸如夸张、用典、比喻、比兴、拟人、叠字等各种修辞手法，在词中创造了一种情韵细美的意境。如《醉花阴》“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凤凰台上忆吹箫》“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等。

再次，在语言锤炼上，她善于自铸新语，“如宠柳娇花，绿肥红瘦，落日熔金”等词给人以新颖别致之感，且善以白话口语入词，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等，让人感觉亲切新鲜。

另外，她还善用叠字，如“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点点滴滴”等，造成音乐声调美。正因为李清照有如此突出的创作实绩，才形成了极富女性特征的易安体词，从而奠定了她在文学史上婉约词宗的地位，她对理想艺术不懈追求的精神，绽放出一个无文化话语权的女性知识分子惊人的人格魅力。李清照身处男权社会，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规范的社会能保持独立人格，努力追求与坚守纯洁爱情，怀有深挚浓烈的爱国情怀，凸显顽强坚定的生命意志，坚持对理想艺术的不懈追求，折射出她独特而崇高的人格魅力。正如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一文中指出的: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这话用来形容李清照真是恰如其分。

二、李清照的思想品质和性格特点（一）刚柔相济、以刚为主在我国女文学家中，李清照是有她独特的性格的。清人沈曾植曾说过:“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苏、辛，非秦、柳也。”这一句话恰切地道出了李清照的性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词人247格特点。李清照的性格不同于一般女子的地方，就在于她的刚强。李清照的“丈夫气”，首先表现于她有理想、有抱负，不甘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庸人。她在青年时代曾作过一首词《渔家傲·记梦》，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李清照志向、抱负的宏大。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篷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不仅在创作风格上表现出李清照这位婉约宗匠还有豪放的一面，而且在内容上也充分显示了李清照性格中刚毅昂扬的一面。因而后人称此词“浑成大雅，无一毫钗粉气”。词中，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抒发了自己追求远大理想的胸怀。

词的上阕所描绘出的梦中境界是十分壮阔的，想象也是丰富传奇的。下阕所记诗人回答“天帝”的话更是气势磅礴。“我报路长嗟日暮”，巧妙地隐括了屈原《离骚》中的诗意，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屈原诗中道：“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里表现的是屈原那种唯恐日暮，难酬壮志的心情和他那种抓紧时间，不辞艰苦、顽强奋进探索的精神。李清照“报路长嗟日暮”，说明她既看到了任重而道远，又感到了时不我待，不甘虚度光阴。她和屈原一样，是有志向有决心的。“学诗谩有惊人句”，则是说自己并不因弄墨舞文，写点惊人的诗句为满足，显然她是有更高的追求的。

词的最后，作者以大鹏自喻，表示了自己“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宏伟志向和坚定信心。李清照的时代，女子生活于种种束缚之下。有限的活动范围和欠充实的生活内容，使这位有高度修养和才华的文学家不能不感到烦闷和窒息，她要求解脱，追求广阔的精神境界。因而，她虽身居闺阁，却勇于以大鹏自喻，希冀能像大鹏那样振翼高飞，在更广阔的境界中施展本领和才华，以求大有作为。可见她是有理想、有抱负、有志向的。

李清照志向高远，但并没有能在政治上做出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然而在文化事业上，却大酬其志，硕果累累。李清照词的创作成就早已是有口皆碑了，前人曾有“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的评语，这种评价不仅道出了李清照在词坛上的成就和地位，也抓住了李清照的性格特点。按李清照的生活条件，过上较为豪华的生活是不难的，但她却以事业为重，不仅集中精力，而且集中物力支持丈夫所从事的事业。她不重修饰，不求豪华，甚至连吃穿都力求节俭，而对丈夫“竭其俸禄”，甚至不惜典当衣物购置古器古籍的做法大力支持。屏居期间，她和丈夫勤奋工作，24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不感到单调，不以为辛苦，反而认为这种对事业的追求和努力，乐在声色犬马之上。

这种献身精神，虽然是为了协助丈夫实现其“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但也表现了她本人的远大志向。赵明诚去世之后，她还不断对《金石录》进行修订、增补，多方活动，使之版行于世。

李清照除了十分推崇历史上那些重气节的人物外，对那些在社会上建立过功勋、表现出出众才能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十分敬仰钦佩。在《打马赋》中，她极力推崇东晋时临危不惧、终于以弱胜强，取得了淝水大捷的名相谢安和慎重从事，在伐蜀战争中轻取剑阁的大将桓温。李清照对杜甫也大加歌咏：“少陵也是可怜人，更待明年试春草”，她既同情这位诗圣的一度不得志，又赞扬他虽处困境但仍希望一展其才的雄心。对这些历史人物，李清照并没有去作全面的评价，而只是肯定了他们的某一个方面，而这些方面都是表现了有抱负、有作为的内容的。李清照推崇他们，正说明她有建立功业的雄心和争当“人杰”的壮志。特别是到了晚年，当她回首往事时，深为自己壮志未酬感到遗憾，因而发出了“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的感慨。尽管她已年迈力衰，且又身处困顿逆境之中，难以再大有作为了。但她还要“说梅止渴，稍苏奔竟之心；画饼充饥，少谢腾骧之志”。(《打马赋》)这固然是一种自我安慰，但也可见她的雄心壮志是至死不渝的。

李清照的刚强，还表现在她不迷信权威。李清照早期写有一篇《词论》。对词坛前辈和当时的词苑名宿，逐一进行批评，直率地就其成败优劣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她批评李后主所作是“亡国之音哀以思”；柳永“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张先、宋祁等“破碎何足名家”；晏殊、欧阳修、苏轼等“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王安石、曾巩的词“不可读”；晏几道“无铺叙”，贺铸“少典重”，秦观“专主情致，而少故实”；黄庭坚“尚故实而多疵病”；等等。这些批评虽然不完全恰当，也掺杂了个人的成见和偏见，但她这种俯视词坛，纵横议论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她不仅敢于破，而且敢于立，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创作主张。尽管人们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和评价不甚一致，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位女文学家是有立异标新的勇气和不傍门户的风骨的。李清照的思想性格绝不是“孤高自许”，更多地表现出的是大胆泼辣、无畏无忌的风格和敢说敢道、敢破敢立的精神，显示出了她思想的独到处和人格的独立性。李清照如此敢说敢道，自然引起了某些岸然儒士的不满，他们不仅努力从各方面贬低《词论》的价值，对李清照本人也冷嘲热讽，甚至破口大骂。与李清照同时的胡仔在他的《笤溪渔隐丛话》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词人249中便引韩愈“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诗句讥讽李清照。而清人裴畅则骂道：“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这些指责，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李清照没有一般女子所难免的自卑自贱感。

晚年的李清照其锐气不减当年。与张汝舟的官司前文已提及，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李清照嘲讽张九成的事情。绍兴二年(1132）三月，高宗赵构举行殿试，进士张九成因多有乖巧谄谀之词，擢为第一，赐及第出身。张九成在对策中不厌其烦地历数春夏秋冬四季，揣摩高宗心理，迎合其需要，以求得宠，其中有“澄江泻练、夜桂飘香”等肤浅庸俗之语。李清照不满其做此游戏文字，更厌恶其乖巧投机的媚态，便将他与只擅吟风弄月的柳永相提并论，作诗嘲讽，流传下来的有一个对句：“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在皇权至上、男权极盛的封建社会里，李清照竟敢毫不客气地讽刺和嘲笑张九成这位得宠于朝廷的新贵，对他的庸俗表现出极大的鄙视，可见李清照人格的正直。她是有言则发、毫无顾忌的。

李清照对晚唐五代以来的旧婉约词是不满的，但对苏轼等人另辟蹊径，创立豪放体的革新也不盲从。她走的是她自己的路子。在创作实践上，她不去婉约衣钵，而努力于从内容和形式上对词进行充实和改造，一扫旧婉约词的浮艳绮靡，而创立了清新明白的“易安体”，婉约词在李清照手中终于得到了脱骨换胎的改造，以新的面目出现在词苑之中。李清照所走的这条路子，是别人所未走过的，所以婉约派自晚唐以来，虽然大家辈出，但唯有李清照能胜人一筹，跃居婉约宗师之位。

李清照性格中也明显地存在着柔弱的一面，虽然她不是终日戚戚然，但戚戚然之态也不是不存在的，有时也可见其显露出心头抑郁愁苦的阴影。

（二）争强好胜，胆识超群齐鲁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刚健进取，争强好胜，李清照明显继承了这一文化特质。她在《打马图经序》中说：“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打马赋》中也说：“好胜者，人之常情。”正由于她有强烈的好胜心，所以她少女时期“误入藕花深处”，与人“争渡”；新婚过后与花争艳。另据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回忆屏居青州的生活细节：“余性偶强，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从这些日常琐事中即可看出其争强好胜的性格特征。其实，李清照不光在生活上与人争胜，在创作上也是“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她在《临江仙》序中云：“欧阳公作《蝶恋花》，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句，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其声盖旧《临25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江仙》也。”言语之中欲与前贤比高低的意思甚为明显。此外她在咏梅的《孤雁儿》序中说：“世人作梅词，下笔便俗。予试作一篇，乃知前言不妄耳。”表面看很谦逊，实际上是笑傲“下笔便俗”的世人。李清照现存九首咏物词，其中七首是咏梅词，可见她对梅花的喜爱，亦可见得她与“世人”较量所抱有的自信心。正是这种可贵的争胜之心，使得她写诗填词总是追求“第一流”“惊人句”，要成“别是一家”。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前言说得比较公允：“李清照在《词论》里主张协律，又历评了北宋诸家，皆有所不满，而曰：‘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似乎夸大。现在我们看她的词却能够相当地实行自己的理论，并非空谈欺世。她擅长白描，善用口语，不艰深，也不庸俗，真是所谓‘别是一家’。”李清照词的造诣很高，往往掩盖了她其他方面的创作成就，尤其是诗歌方面的成就。她写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文字激扬，笔锋犀利。诗人一开始就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荒淫误国的唐玄宗：“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接着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唐代统治者不能居安思危，对“负国”的“奸雄”缺乏必要防备，才导致了祸国殃民的“安史之乱”。在郭子仪、李光弼平定叛乱之后，唐肃宗仍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重用宦官李辅国，以致大权旁落，终于未能出现“中兴”局面。李清照写这两首诗的时候虽然只有十六七岁，但所表现出来的气魄胆识要比张文潜《读中兴颂碑诗》谴责贵妃、同情明皇胜出一筹，更要比元结《大唐中兴颂》歌颂“二圣重欢”高出许多。北宋末年危机四伏，酷似安史之乱前的大唐王朝，李清照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她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告诫统治者“夏为殷鉴当深戒，简册汗青今俱在”，可惜“中兴碑上今生草”，“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对人们忘记安史之乱的沉痛教训深为不满。此诗写成二十多年后，终于爆发了“靖康之难”，北宋王朝随之灭亡。李清照超乎寻常的政治洞察力和非凡胆识由此可见一斑。

（三）敢作敢为，襟怀坦荡李清照出身官宦世家，父母都能诗善文，对李清照的教育比较开明和宽松，这对日后李清照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形成敢作敢为的处事风格有重要影响。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有一种“男子而作闺音”的倾向，以女性为主角的表现爱情主题的文学作品，大多是由男子捉刀代笔的，女性没有抒发感情的话语权。

李清照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勇敢地冲破了这一禁区。她从女性角度大胆率真地歌唱爱情，用生花妙笔向世人展现女性丰富的感情世界。如“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词人251青梅嗅”(《点绛唇》)，写出了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娇羞之美；“眼波才动被人猜”(《浣溪沙》)，显示了矜持之妙；“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减字木兰花》)，表现了新婚燕尔的青春欢乐。当然，易安居士的情感世界不全是阳光雨露，同样也有风霜雨雪。如与丈夫分别时：“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蝶恋花》)；空闺独守，情难自禁：“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佳节思亲，黯然神伤：“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丈夫病逝之后，她更是痛不欲生：“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这些篇章，历历如在，展现了李清照从少女到少妇再到嫠（lí）妇（寡妇）的心路历程，从中可以看出李清照追求美好生活，渴望纯真爱情，不堪丈夫亡故的一腔真情。她为此却遭到正统文人的诋毁。同时代的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指责她：“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明代叶盛在《水东日记》中甚至谩骂：“文叔(李格非)不幸有此女，德甫(赵明诚)不幸有此妇。”平心而论，李清照所抒发的都是人世间最真挚、最健康的感情，与那些依红偎翠而作的隔靴搔痒、矫揉造作的代言体作品相较，其格调自然要高尚得多。她之所以受到诋毁，其深层原因是她敢作敢为的行为方式，威胁到了男权社会男性视文学为己有的霸权地位，也远远越过了《女诫》《女论语》等封建礼教所规定的警戒线，以致于被男权社会的男性大泼污水。

李清照不光用诗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之情，而且还用诗歌表达了自己对公公赵挺之的强烈不满。在北宋党争中，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属元祐党人，而其公公赵挺之因媚附蔡京而致位权要，在激烈的党争中对元祐党人排挤甚力。李清照虽身在闺门，却心忧时局。她上诗执掌朝政的公公“何况人间父子情”(《佚句》)，但公公赵挺之并未就此罢手，李清照再次上诗直斥公公：“炙手可热心可寒!”(《佚句》)，此句化用杜甫《丽人行》“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慎”之联，把公公赵挺之比作臭名昭著、擅权误国的杨国忠，其无视上下尊卑、敢作敢为的气魄确实难能可贵。

（四）突破桎梏，大胆叛逆第一，始终关切国事，不愿墨守闺中。上诗赵挺之，是对徽宗年间政坛发表意见。南渡后，面对沦陷的北方家乡，李清照更难抑制内心的忧愤。她以沉痛悲愤的心情，写下了“南来尚觉吴江冷，北狩应知易水寒”的诗句。对南宋君臣的软弱恐25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惧、屈辱退让，李清照愤恨满腔。她以典故讥讽说：“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同时，她以历史英雄人物鼓舞时人斗志，《乌江》诗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绍兴三年（1133）五月，吏部侍郎韩肖胄使金，李清照又上古、律诗各一首，表达“闾阎嫠（lí寡妇）妇亦何知，沥血投书干记室”的关切心情。古诗末云：“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这是李清照南渡后泣血心灵的写照。李清照认定词“别是一家”，承认“诗言志、词言情”的创作传统，所以，对国事的关切这一类内容都由诗歌来表达。李清照的作为，涉足了男人的世界，南宋理学家对此同样不满。朱熹批评李清照的《咏史》诗说：“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正是立足性别歧视的立场，不满李清照的锋芒毕露。

第二，晚年再嫁和离异。李清照于绍兴二年（1132）夏嫁张汝舟，时49岁。婚后便发现“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的错误，毅然讼其(张汝舟)“妄增举数入官”，与之离异。李清照再嫁到离异，为时不过百日。这一段史实，有李清照的自述，史籍也言之凿凿。后人曲为之辩，皆没有令人信服的确证。许多学者列举大量宋人再嫁的事例，说明宋时社会风俗，以为李清照再嫁的佐证。然而，自司马光提倡“忠臣不事二主，贞女不事二夫”，至程颐云“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要求寡妇守节的呼声越来越高。北宋中叶以后，士大夫家妇女，少有再嫁者。李清照在这种社会风俗的转变之中，再适张汝舟，继而讼夫离异，举止确实惊世骇俗。

故后代学者对此屡生疑问。但是，这种行为方式，恰恰与李清照的个性相一致。

第三，敢于批评男人世界的社会名流。宋代重文轻武，许多著名文人兼为朝廷重臣，誉满全国，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社会上普遍崇拜这些朝廷要员兼文坛领袖。“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千万人随观之。”这样的例子在这些社会名流的生前身后比比皆是。李清照从不随众，她以“知音”的身份，冷静分析词坛名家的创作，一一指出他们的疵病之所在。笔锋涉及苏轼、秦观、黄庭坚、王安石等16位词人，其中许多是其父执长辈。清人裴畅评论说:“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李清照的文学批评是否公允，可以展开讨论。但从性别角度加以歧视，正是封建卫道士的眼光，反过来说明李清照的叛逆个性。

第四，文学创作独辟蹊径，自成一家。李清照开朗爽直、大胆自信的个性在其文学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南渡前，李清照真率地描写自己少女时期欢快的生活和对爱情的朦胧向往，尤其是婚后毫不遮掩地将对丈夫的爱恋、思念之情倾诉于笔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词人253端，招至“自古缙绅之家有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的指责。南渡后，诗词成为李清照的心灵哀歌。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孤苦无依之“凄凄惨惨戚戚”之情，处处可见。这些个人的悲惨遭遇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催人泪下。无论是对李清照持推崇或贬斥态度的评论家，无不异口同声地肯定李清照词“往往出人意表”“创意出奇如此”“独辟门径”，等等。李清照文学创作之巨大成功，相当大程度上得力于她“无顾忌”的个性。如果李清照稍堕“温良恭俭让”的魔道，文学史上必将少一位光彩耀人的女作家。李清照在她的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李清照的前前后后，有多少才华横溢的女子，在封建礼教的扼杀之下，个性泯灭，被默默吞噬。只有倔强自信的李清照留芳青史。

三、李清照悲剧人生的成因李清照的悲剧人生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除了社会和时代的原因之外，也和她的出身、个性以及婚姻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生活的时代和当时的社会制度使然李清照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李格非是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员外郎，且以博学名闻朝野，被称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母亲是状元王拱宸的孙女，也擅诗文。加之李格非思想开明，从不轻视和束缚女性，因此李清照受到了良好的早期教育，并生活在宽松自由的家庭环境之中，而李清照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因此造就了她的文学才能。婚后，李清照依然生活在书卷气甚浓的官宦之家。丈夫赵明诚是太学生，爱好文学，喜欢收藏金石字画，由于共同的爱好和志趣，使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勉励、促进。加上公公赵挺之官居丞相，“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这不可多得的学习条件，使年轻好学的李清照大开眼界，于是她“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

然而李清照的所作所为以及她所表现出的特殊才华却正与当时的社会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李清照所生活的宋代，正是封建礼教变本加厉控制女性的时代。那个时代，女性没有政治地位，没有经济地位，没有与男子共同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和机会，有的是封建礼教对她们的束缚，是各种清规戒律对她们的禁锢。生活在这样重重的枷锁之下，女性已完全丧失了自由，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力。而绝大多数女性也就在这种压迫之下丧失了自我，她们已经甘于自己的处境，麻木不仁，无欲无求。

但是李清照由于不同寻常的出身以及文学对她的影响，使她与众多平凡女性迥然不同。可以说家庭给了她健康成长的空间，文学开阔了她的视野，文学也唤醒了她的25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自我意识。

在李清照的词作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表现了词人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与赵明诚结婚后，赵明诚曾两次出仕，李清照未随同赴任，小分轻别，李清照写就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反映少妇相思的佳作，体现了作者对丈夫的一往情深和追求爱情的热烈执着。李清照无论是写少女对理想爱情的渴望，还是写少妇的离别相思之苦，都是出于自己的生命欲求而发出的心声。她说出了封建社会女子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道出了她们想道而不敢道的情，提出了她们想要而不敢要的爱情权利。在程朱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宋代，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意义。

李清照也有一些词作反映了她对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李清照虽为封建时代的女性，但她却并不甘于平庸，她有魄力、有思想、有主见。无论是对爱情的追求还是对人生价值的追求，都是与她所生活的时代和当时的社会制度相违背的。因此李清照的卓越才能、活泼开朗的个性以及豪迈的抱负和理想，不仅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还要受到社会力量及各种清规戒律的压制和束缚，这也就注定了她的人生具有一种悲剧色彩。

（二）幸福但并不美满的婚姻使然学术界一般把李清照的一生分为前后期，多数研究者认为李清照的前期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后期却遭遇了诸多不幸。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考察李清照的一生，前期虽然赵明诚健在，夫妻恩爱，但也有诸多方面的不尽如人意，致使李清照备受困扰；后期则由于赵明诚的去世把她推向了悲苦的深渊。所以可以说她的婚姻幸福但并不美满，即便前期也是如此，她的作品已经传达了这一讯息。

纵观李清照的词作，细心的人都会发现，其作品有两“多”，一是“酒”多，二是“愁”多，而这些作品又多是她的婚后之作。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共收易安词57首，与酒有关的就有24首之多。另外，李清照抒写愁绪的作品数量也非常多，其中直接点出“愁”字的就有十几首，其他诸如“泪”“怨”“恨”等字在她的词中也屡见不鲜。“愁”与“酒”往往是形影相随的，借酒消愁是自古及今人们最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李清照的愁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夫妻别离使李清照饱受相思之苦。李清照18岁嫁给赵明诚，由于二人志同道合，情趣相投，李清照曾经享受到了一段幸福美好的时光。但是由于赵明诚多在外地为官，夫妻聚少离多，李清照经常是空闺独守，自然少不了一怀愁绪。

其次是无子的缺憾使李清照备受孤独和寂寞的煎熬。对于一个已婚的封建社会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词人255的女性来说，既然没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和机会，那么丈夫和孩子便是她的整个世界，相夫教子便是她的工作和事业。然而遗憾的是李清照和赵明诚却始终未有儿女。丈夫不在身边，又无子女相伴，这种孤独和寂寞怎能不让李清照备受煎熬。而赵明诚的纳妾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婚姻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所以一方面李清照抒写孤独寂寞、思夫情怀的作品甚多；另一方面她的作品也流露出词人的愁苦与怨恨。

再次是夫死家散使李清照尝尽了人世的辛酸。如果说祖国山河的破碎和家乡的沦陷使李清照饱受磨难，那么丈夫的去世则是对她最致命的打击。因为前者并不是她一个人的遭遇，而赵明诚之死却使她几乎失去了整个世界。因此对丈夫的怀念、对自己凄凉晚年的哀叹构成了李清照后期作品的主旋律。

当然，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南宋朝廷的懦弱无能、昏庸腐败致使李清照晚年辗转逃亡、故土难归的特殊现实也为李清照的悲剧人生增添了一层鲜明的时代色彩。李清照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她的作品却把她的形象一次次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她用一篇篇词作倾诉着自己一生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她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下自己充满了悲剧色彩的一生。

25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陆游——英雄失路的爱国诗人陆游(1125—1210)，南宋诗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月十七诞生于淮河边，宁宗嘉定三年（1210）六月二十四逝世在会稽石帆别业。他12岁即能诗文，是我国现存诗歌最多的诗人。陆游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尤以诗词的成就为最。“60年间万首诗”，而今尚存9000余首，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卖国求荣的仇恨溢于言表，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陆游在思想上、艺术上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堪称南宋诗坛领袖，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南宋王朝不但积弱积贫，而且一直处于屈辱投降的气氛里，这对“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的陆游来说，其遭遇和痛苦可以想见。综观陆游的一生，爱国是其固有本性，抗战是其民族情感，他自觉地把自己的一切与国家民族的灾难联系在一起。他始终以抗金救国，收复失地为最高理想，这也因而造成了他仕途的失意及政治的悲剧，但也造就了他诗歌上的辉煌成就，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正是梁启超所说:“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①

一、陆游的悲剧人生（一）陆游的得意失意陆游一生有过三次得意时期。第一次是沉闷到34岁，熬到秦桧死亡，终于出来做官，先为宁德县主簿，再为福州决曹，初次焕发才情。第二次是绍兴三十年（1160）至孝宗隆兴元年（1163）陆游36岁至39岁，调官行在，先任敕令所删定官，又迁大理司直、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受孝宗接见，赐进士出身，再次表现出陆游的见识和才情。第三次为孝宗乾道八年(1176)三月至十月，任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到达南郑前线。虽然为时不足8个月，但亲自巡边，与敌遭遇激战，可谓人生最得意之时期，诗风由此而大变。

陆游的得意时期加起来不足6年，一生遭受的打击和挫折却达8次之多。第一次是22岁迫于母命，跟伉俪情深的前妻唐氏离婚，造成终生伤痛。第二次是29岁赴行在应锁厅试，主考官陈之茂擢（zhu?提拔）置第一，因秦桧孙秦埙（xūn）亦参加考试，又因陆游“喜论恢复”“桧显黜之，由是为所嫉”。第三次是39岁时因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版，第4页。

陆游——英雄失路的爱国诗人257与张焘论曾觌、龙大渊结党营私事，触怒孝宗，出为镇江通判。第四次是42岁时被弹劾为“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从隆兴通判任上免官。第五次是52岁时从嘉州知州任上被免。第六次是56岁时迁江西常平提举。第七次是65岁时，所任礼部郎中被免。第八次为84岁时，因支持开禧北伐，被劾落宝谟阁待制。这三次得意和八次打击挫折，激发了陆游的爱国思想和人格力量。

（二）陆游的人生悲剧陆游作为南宋著名诗人，其诗歌量多质高，成就彪炳史册，被誉为南宋“中兴四大家”之首，历代推崇不已。其实，陆游一生都在做一个梦，那就是扫胡尘、雪国耻，那就是王师北伐、恢复中原。陆游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更是那个萎靡时代、偏安朝廷里身体力行的爱国志士。

1.初入仕途遇挫折陆游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陆佃，官至尚书右丞；父亲陆宰，任过京西路转运副使、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等职。陆游生于宋金战争的烽火之中，从小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不过，他家学深厚，家教严谨，加上聪慧好学，12岁便能诗文，被时人喻为“小太白”。后来，因祖上的荫德，陆游被朝廷授官登仕郎，从此步入仕途。

陆游初入仕途便遭遇挫折。1153年，荫补登仕郎的陆游，赴临安参加由现任官吏参加的进士考试，考取了第一名，秦桧的孙子秦埙考了第二名。秦桧时为宰相，一心想要通过自己的影响，使孙子荣登榜首，状元及第，因为主考官陈之茂没有把秦埙确定为第一而大发雷霆。第二年的礼部复试，秦桧力荐心腹魏师微、汤思退为主考官。为公平起见，对于所有考生都密封看卷，陆游在礼部复试中依然名列前茅。

秦桧考虑到凭真才实学，陆游始终是秦埙前途的障碍，必须先下手为强，便因陆游“喜论恢复”，示意主考官不得录取，终于让他名落孙山。据史载，这场礼部考试舞弊现象十分严重，密封的试卷被提前拆开，中途有人翻墙报信，而考官们又是秦桧党羽，让陆游在科考中落选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科场如此黑暗，令陆游心灰意懒，从此，他再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直到38岁时，喜欢他诗歌的宋孝宗，才赐他进士出身。

1160年，陆游被推荐为敕令所删定官，后迁大理寺司直。虽不是要职，但供职权力中枢，便于表达政见。陆游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并在长辈们的影响下，形成了忧国思想和爱民情怀，很早就心存杀敌报国、济世安邦的志向。这时，相去屈辱的“绍兴和议”已经19年了，国家和百姓背负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25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双重压迫，深陷内忧外患的泥沼。面对艰难时局，陆游一心盼望着为国效命，力挽狂澜。他上书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说：“敢誓糜捐，以待驱策。”他还给高宗赵构上《条对状》，建议朝廷布政施纲时要信诏令、慎名器、察奸蠧（dù）、容直谏。

有一次，他甚至当面对宋高宗坦陈政见，慷慨陈词，坚决请求皇帝领军北伐，恢复中原，还表示自愿充当北伐先锋。说到激动的地方，陆游痛哭流涕，甚至眼泪都溅到了皇帝龙椅上。

2.支持“北伐”被贬官1162年，倦于朝政的宋高宗赵构宣布退位，以太上皇身份隐于深宫发号施令，把皇位禅让自己的养子赵昚（shan），是为宋孝宗。宋孝宗即位之初，面对官庸于上、民怨于下、异族蹂躏、国无宁日的逼人形势，也曾试图振作。他首先为岳飞平反昭雪，恢复了岳飞的原有官衔，按相应的礼仪改葬，表面上做出了一些有志恢复的姿态。甚至对陆游这样的抗金情绪激昂者，也赐进士出身，升他为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

1163年，张浚以枢密使都督江淮兵马，按照宋孝宗的指示积极准备北伐。陆游听到这一消息后，异常兴奋，在给张浚的贺启中表达了殷切的期望，还明确提醒张浚，在抗金问题上不能目光短浅，只有坚定信心，放眼长远，蓄积力量，然后全面进攻，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在孝宗的主导下，宋军匆忙北伐，结果因出兵轻率，大败而归，十天就结束了，史称“儿戏战争”。北伐失败后，宋孝宗很快就打消了收复疆土的念头，以“和戎”政策主导对金关系，投降纳贡，一隅偏安了。从此，南宋对金的国书上便赫然写着“侄宋皇帝昚，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字样云云，是为国书定式。

1164年春，张浚以右丞相都督江淮兵马，驻节镇江，又积极添置战舰、训练军队、复图反攻，声势十分浩大。陆游此时恰在镇江，便以世侄名义拜见，两人因为政治主张相近，交流颇欢。陆游借此机会，又对北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只是，张浚这时的备战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北伐的失败以及太上皇赵构的频频施压，已经使宋孝宗早下了向金求和的决心。求和就必须牺牲主战派向金表达“诚意”，于是，张浚随即罢相，贬官福州，与赵构当年杀岳飞向金国献媚如出一辙。而作为坚定的主战派陆游，也在这一余波中未能幸免，1166年，在隆兴通判任上的陆游因曾“力说张浚用兵”免归，神色黯然地回到了故乡山阴，过上了闲居生活。

陆游——英雄失路的爱国诗人2593.投身战争最前线1171年，46岁的陆游被朝廷起用为夔州通判。夔州位于南宋西北边陲，离政治中心临安越来越远了。不过，因为夔州接近抗金前线，这让他反而欢呼雀跃。入川前，他特地投诗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梁克家，表达自己效力军营、为国雪耻的希望和决心。入川第三年，他被西川宣抚使王炎招入幕府，任命为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成了一名参谋。宣抚使司治所在南郑，南郑前控三秦，后据两蜀，堪称军事锁钥，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北方人民犒劳王师、传递情报、盼望北伐的热情深深感染着陆游，中梁山下、诸葛祠前、韩信拜将坛上，留下了他跃马射猎、舞剑图强的身影。宋金对峙的最前线仙人原、大散关下的鬼迷店、广元道上的飞石铺，留下了他侦察敌情的足迹。他跃跃欲试，梦想着国家誓师北伐，梦想着自己冲锋陷阵、挥刀击贼。在南郑期间，陆游还屡屡向王炎献进取之策，认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目前关键是要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衅则守。这些，都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良策。王炎也是一位爱国将领，宣抚西川期间正在积极进行收复失地的准备，只待朝廷一声号令，便能挥师北上。然而事与愿违，当年十月，朝廷就把王炎匆忙调回，遣散了幕府。朝廷意旨陆游一看就明白，故有“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前又一秋”之叹。

陆游旋即去了成都府任安抚司参议官，又在嘉州、蜀州、荣州等地任过职。在入川的漫长岁月里，陆游无时不在盼望着王师北进，“但忧事无闻，功不挂青史”成了他一生的心病。他等待着朝廷挥师北进的冲锋号，一再渴望着杀敌沙场，以身许国。只是，朝廷的大臣虽然走马灯似的频繁调换，但“和戎”政策却根深蒂固，丝毫不能撼动。于是，在颠沛的仕途羁旅，在无尽的冷官生涯，他便常常唱酬诗友，结交剑客，寻访方外隐逸，流连歌肆酒楼，用“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这种低沉的诗句表达悲愤之情，矛头直指颁下“和戎”诏书的孝宗皇帝。这种明显有悖于朝廷“主旋律”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论调，怎会不令宋孝宗以及那些只知道“吾皇英明神武”的当权者震怒？1176年夏，他再次被罢官，罪名是“燕饮颓放”。

当然，这不过是欲加之罪罢了。所以，陆游离蜀东归时，便在缅怀黄庭坚的《叙州》一诗中，愤然发出“文章何罪触雷霆”的诘问。此后，他索性自嘲“放翁”，并以此为号。

4.救灾爱民遭罢免陆游在战乱中长大，后来虽入仕途，但很长的时间被投闲置散，游离于官僚体26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制外，与百姓有较多接触和交流，对百姓有一种超越一般士大夫的深刻理解和同情。

闲居山阴的日子里，当邻舍建房告竣，他率儿辈们过访致贺；当兵连祸结，米贵如金，乡亲们因贫困饥馑而生存艰难之时，他往往食不能咽，心痛不已；当百姓遭遇不公，他用诗歌谴责霸占田园沃野的豪强，爱民之情溢于言表；偶遇丰年，他请来乡亲父老，高兴地与他们相聚堂前，把酒话桑麻，共同庆贺；至于山村施药，治病救人，接济乡邻，均是陆游生活中的寻常事。老百姓总是念念不忘那些真正关心爱护过他们的官吏，为纪念陆游，乡亲们常常以陆游的“陆”字给孩子取名。

一流的文人都具有文人品格，文人情怀，忧国、忠君、爱民三位一体，坚不可摧。1179年冬，陆游被任命为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治所在抚州。1180年夏，抚州大雨倾盆，一连下了半个多月。田园淹没了，村庄淹没了，老百姓扶老携幼往山上奔逃。命是留住了，但仅有的一点口粮却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在百姓生命系于一发之际，陆游当机立断，一边向朝廷奏请，一边迅速安排人打开义仓，派小舟载粮食分送给被困灾民，并命令所属州县迅速开仓赈济，关键时刻帮助受灾百姓渡过了难关。然而，这件事到了朝廷却成了罪状，以给事中赵汝愚为首的同僚以陆游在救灾中擅权弹劾他，陆游又被免职。救灾爱民竟有罪，陆游不禁哑然失笑，遂吟唱着“江路迢迢马首东，临川一梦又成空”的诗句离开了江西。

之后，陆游还多次遭到弹勃和罢免，其罪名不外乎“喜论恢复”“燕饮颓放”“不合时宜”“嘲咏风月”之类。其实，陆游之所以多次遭贬，是与他的爱国情怀和政治主张密不可分的。陆游对内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对外主张抗金驱虏，恢复中原，而且这种主张始终忠贞不渝，至死不易，甚至不惜抛弃仕途上的青云阶梯，默默忍受良师益友如朱熹、杨万里等人的曲解误会，黯然面对任官期满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法筹措的困苦境地??而宋朝南渡后，被金国打怕了，“和戎”成了基本国策，主张收复山河的志士不断受到排挤和打击，陆游自然首当其冲。1189年，65岁的陆游再次遭到谏议大夫何澹的弹劾后，被罢归故里。其后整整20年的漫长岁月，除了78岁那年，曾奉旨入都修史一年外，陆游再也没有被朝廷起用过。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陆游在故乡镜湖边上的三山村安然去世，享年86岁。

二、陆游的爱国思想陆游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其诗词中的爱国情结与理想为世人所熟知，他一生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是当时风雨社会的见证者。他所处的南宋王朝积贫积弱，并一直处于投降屈辱的氛围中。在这样的环境下，陆游一直处于陆游——英雄失路的爱国诗人261悲惨的遭遇与困境中，其爱国情结及理想也由此激发出来。他常常会因为民族、国家的悲惨遭遇而忧郁。陆游一生坚持抗金，始终不忘国家的统一及民族的振兴。

（一）陆游的爱国思想的形成陆游出生于1125年，当时正值金兵南侵之际，特别是在靖康之变后，他便随家人一起逃难，并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童年。此后，无论是在地方做官或晚年闲居，虽遭困难的折磨，但其崇高的爱国思想及报国的理想从未改变。因此，从年少时起，陆游就产生了抗敌御辱的崇高理想及“少小遇伤乱，妄意忧元元”的崇高情怀，并立下了“儿时祝身愿事主，谈笑可使中原清”的崇高理想与心愿。陆游早期有两位老师韩有功及陆彦远，他们都是刚正不阿的爱国志士，他们的教育使得陆游的爱国主义理想更为坚定，他认为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的幸福，其目的是学习经世济国的本领。1142年，陆游当时18岁，并师从江西派诗人曾几，南渡后两人因坚持抗金而闻名于朝野。先辈们的忧国忧民思想、凛然的气节及师长的教诲，再加上陆游幼年时期的逃难经历，更加萌生了其爱国及以身许国的崇高信念。人的成长与发展往往与其周围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陆游的爱国思想就有着其周围环境的烙印，他曾经写过“儿时万死避胡兵”的爱国诗句，这是与其幼年因为金兵侵略而颠沛流离生活的影响使然，这是促成其爱国思想萌生的最直接原因。陆游出生在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书香门第，并有着浓厚的爱国传统。

其祖父陆佃是宋朝王安石新政的重要支持者，并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在《渭南文集》中就记载了陆游父亲与爱国士大夫谈论国事的事。陆游一生遭遇众多挫折及打击，但其优越的家庭教养及国学情操对他的爱国思想及人格魅力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深受作为爱国士大夫的父亲的言传身教，逐渐形成了其爱国情结及理想。在少年时期，陆游就博览群书并汲取了先辈们的精神实质，最终形成了其“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爱国情怀，我们从陆游留下的众多爱国诗篇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其为爱国理想而战斗的意志与决心。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诗歌的创作并不是其主要愿望，他有着崇高的理想，即做历史上那些能够辅佐君王、有功于社会的政治家。其创作的《春夜读书感怀》中“此诗倘不做，丹心向谁明”就展现了其强烈的爱国情怀。

（二）陆游的爱国情结及理想南宋时期，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分裂，特别是北方人民受到了奇耻大辱，这是包括陆游在内的众多仁人志士所不能容忍的，陆游不但是反抗侵略的时代鼓手，用其26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创作的诗歌来激励前线的将士，而且他还亲自加入到反抗金兵入侵的抗战当中，如他亲自参加了大散关战役，火热的战斗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那些歌颂其本人火热生活的诗歌，都是从现实中而来，具有特别强烈的情怀。他对金兵的入侵及朝廷的不抵抗政策特别痛恨，虽然他将恢复中原的希望寄托在朝廷身上，但是他对那些投降派，对那些坚持和议的可耻行为深恶痛绝，有着“手枭逆贼清旧京”的英勇气概。他通过诗歌的方式，对投降派进行了全面的揭露，阐述了坚持“和议”的主张对国家、对人民的种种危害，这不仅让国家要为这些屈辱的“和议”送去大量的财物，而且更打击了前线抗战的士气。“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这充分体现了陆游基于其爱国情结而展现出来的无畏强权的决心与精神。

作为一名爱国者，陆游将热爱祖国及祖国的山水融合为一体，在其《思故乡》《稽山行》等诗歌中就歌颂了其对祖国山川的热爱。正是有了强烈的爱国情怀，才能有这种真挚的感情及动人的心魄。陆游将爱国情结与理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坚定以身许国的理念，在《书愤》《书志》《宝剑吟》等诗作中，展现了其“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悲壮情怀。陆游还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理想，他的《投梁参政》《楼上醉歌》等诗作，书写了其到了晚年还“白头吾欲事功名”的理想。一有机会陆游就上书力陈抗金大计，以表达自己的抗战主张。陆游将爱国、爱民联系在一起，其创作的《太息》诗三首就为农民鸣不平，他对农民的认识超越了前人，他曾有“富豪役千奴，贫老无寸帛”“耿耿一寸心，思与穷友论”等关心农民生活的著名诗句，并与农民的关系达到了不能分离的地步。在中国历史上，像陆游这样关心农民贫苦生活的诗人是异乎寻常的。陆游的爱国理想还表现在他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上，《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关山月》《北望》等作品表达了其爱国、爱民的情结，并将其爱国理想上升为一种民族责任感。他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了“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的质问，虽然陆游多次遭贬，但是其抗击金兵侵略及报效祖国的理想却始终没有泯灭。

（三）陆游的爱国诗篇陆游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但做诗人并非陆游本愿，他的理想是做历史上伊尹、吕尚那样辅佐明主、有功社会的政治家，陆游诗词处处闪耀着爱国思想的光辉。

1.陆游诗歌的基本主题是恢复中原，统一祖国当得到武讵收复西京的消息，陆游即作《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诗，认为“胡儿敢作千年计，天意宁知一日回？”马上“悬知寒食朝陵使，驿路梨花处处开。”陆游——英雄失路的爱国诗人263在蜀州观长安城图，想到的是“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观长安城图》)即使是寻常的迎凉小事，陆游激起的也是国家一统的联想：“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理想无法实现，有时便结成梦想“腥臊窟穴一洗空，太行北岳元无恙。更呼斗酒作长歌，要遣天山健儿唱”(《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在醉酒中抒发；“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的类似诗作，不胜枚举。

2.陆游诗歌的主要精神是一心报国，景慕前贤考试被黜，陆游在云门山夜读兵书，想到的是：“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夜读兵书》)；家居时逢大风雨，想到的不是自身，而是如何为国出力：“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在有心报国而无路请缨时，陆游往往以前贤自慰：“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昔时东都宗大尹，义感百万虎与狼。疾危尚念起击贼，大呼过河身已僵！”类似诗句，俯拾即是。

3.陆游诗歌的一贯态度是反对投降，痛斥权贵这是统一祖国、一心报国的壮志无法实现的必然结果。《关山月》《出塞曲》《战城南》是苦闷中写下的仿古组诗。《关山月》借守边战士之口，揭示将军临边而不战，战士欲战而不能，遗民忍死望恢复的真情实感，痛斥主和派的错误政策，矛头竟指向下“和戎诏”的皇帝。陆游斥责“有党排宗泽”“无人用岳飞”的主和派的结党营私，置国家统一于不顾的卑劣行径。不仅如此，陆游借《读夏书》抨击那些不顾国家、不顾百姓、只顾自己享受的社会蛀虫：“巨浸稽天日沸腾，九州人死若丘陵。一朝才得居平土，俊宇雕墙已遽兴。”作为主战派中坚，陆游对主和派始终没有屈服过，这类诗歌一直写到生命的结束。

4.陆游诗歌的重要题材是热爱家乡，钟情山水所有爱国者，没有不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山水的。试看《思故乡》，开篇即动情地唱道：“千金不须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镜湖。”《稽山行》则如数家珍般歌颂家乡山川的秀丽，物产的富饶，人民的殷实，风俗的和乐。没有爱国的情感，不可能如此动人心魄。小诗如《夏日六言》：“溪涨清风拂面，月落繁星满天。数只船横浦口，一声笛起山前。”绘景绘情，读来别有韵味。又如《柳桥晚眺》：“小浦闻鱼跃，横林待鹤归。闲云不成雨，故傍碧山飞。”近观远眺，景色喜人，陆游仿26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佛融入在祖国的大自然之中。陆游前期诗歌不失这方面题材，后期尤多，特别是最后20年。

5.陆游诗歌的爱国思想是与人格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格力量是阅读陆游诗歌决不可忽视的。

一是坚定的以身许国的信念。《书愤》曰：“白发萧萧卧泽中，只凭天地鉴孤忠。”《书志》曰：“肝心独不化，凝结成金铁。铸为上方剑，衅以佞臣血。”《陇头水》设想“壮士”思乡、“我”之劝勉和“壮士”回答，谴责当权者的主和政策，最后逼出“报国欲死无战场”的一腔悲愤。《宝剑吟》借宝剑“慨然思遐征”，旨在为自己不能实现理想“鸣不平”。《金错刀行》最后所表达的是：“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可以这么说，终陆游一生，这一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

二是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思想。以身许国，得有建功立业来实现，陆游每每形诸诗歌。《投梁参政》曰：“浮生无根株，志士惜浪死。”“但忧死无闻，名不挂青史。”《楼上醉歌》曰：“丈夫有志苦难成，修名未立华发生。”即使到了晚年，陆游的这一信念也没有消失：“八十将军能灭虏，白头吾欲事功名。”(《冬夜不寐》)三是严格的注重操守的修养。《西村醉归》曰：“侠气峥嵘盖九州，一生常耻为身谋。”《送仲高兄宫学秩满赴行在》曰：“道义无今古，功名有是非。”《古意》曰：“宁为雁奴死，不作鹤媒生！”陆游一生写了160多首咏梅诗，大部分是自己人格的写照。诸如《梅花绝句》曰：“幽谷那堪更北枝，年年自分着花迟。高标逸韵君知否？正在层冰积雪时。”《落梅》曰：“雪虐风善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在一定意义上说，陆游的人格是其操守的体现。

四是顽强的决不屈服的精神。如上所述，“言者论游交结台谏”，陆游在《寄李德远》诗中便表白：“中原乱后儒风替，党禁兴来士气孱。”《示儿》诗中便比自己为王羲之和屈原：“墓前自誓宁非隘？泽畔行吟未免狂。”巨僚以“燕饮颓放”相攻击，陆游便自号放翁，在《和范待制秋兴》诗中曰：“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因赈灾而遭赵汝愚弹劾，陆游毫不示弱：“翰林唯奉还山诏，湘水空招去国魂。”比自己为被攻讦的李白和屈原。何澹“论游前后屡遭白简”，陆游便以牙还牙：“放逐尚非余子比，清风明月入台评。”“连坐频年到风月，固应无客叩吾门。”最后一次被劾落宝漠阁待制，陆游在《春日登小台西望》则曰：“乞陆游——英雄失路的爱国诗人265身七年罪未除，君恩尚许宽严谴。”可谓话中有话，85岁还如此强硬。

五是高尚的信守仁义的道德。对于有恩于陆游的陈之茂，陆游到75岁高龄，还专门写怀念诗，诗题之长，足见深情：“陈阜卿先生为两浙转运司考试官，时秦丞相孙以右文殿修撰来就试，直欲首选。阜卿得予文卷，擢置第一。秦氏大怒。予明年既显黜，先生亦几蹈危机。偶秦公薨，遂已。予晚年料理故书，得先生手贴，追感平昔，作长句以识其事，不知衰涕之集也。”此前陈之茂两次升迁，陆游均有贺启。开禧北伐失败以后，朝廷派人割了韩侘胄首级，在几乎一边倒的形势下，陆游对韩侘胄不改初衷，在《书文稿后》竟将韩侘胄比作历史上的李斯和诸葛长民：“上蔡牵黄犬，丹徒作布衣。苦言准解听？临祸始知非。”朱熹对陆游有过误解，朱熹死后，陆游的哀辞是：“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máo），神往形留，公故不亡，尚其来飨！”真是纸短情长。对前妻唐氏的怀念，非同一般。《诗稿》中至少有十首诗是怀念唐氏的。《沈园二首》曰：“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xuàn水珠滴下的样子）然。”读来哀婉动人，历来悼亡诗，可谓无出其右者。

三、陆游英雄失路的人生困境陆游一生都未曾忘怀国事，但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在南宋当权者不思振作，苟安求和的国策之下，他抗金北伐，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终究无由实现。

（一）陆游英雄失路的人生困境陆游与一般文人士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军事才干和政治潜能。在入仕之前，他就有意识地习文练武，日论恢复，夜读兵书，要把自己训练为“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①的文武全才。入仕之后，常以雄才大略自许，凡遇重大之事，都要上书直陈己见，而事实也证明了他是具有军事眼光与政治才能的。如在南渡后的迁都问题上，他是“纵横草疏论迁都”②，力主迁都建安，以利抗金事业的尽快开展。在南郑前线时，他提出了在关中挥戈北上必定取胜的一系列军事策略。他说：“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③在陆游看来，如果从江淮正面出兵，缺乏地利，就难以消灭敌人。但是，他的军事主张未能得到统治者的采纳，宋高宗最终选择临安作为都城，一步步痛失反攻金人、夺回失土的①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页。

②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③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页。

26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救国良机。南宋朝廷坚持从江淮出兵，致使宋兵屡战屡败，连挫斗志。当然，陆游的爱国之情越强烈，相对地，实现理想的阻力也就越大；而阻力越大，其迸发出的爱国之心也就更为强烈。

1.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陆游一生以抗金救国，收复失土为己任，其诗歌最为显著的内容就是呼吁抗战。

他说：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h?关闭）棺。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①从这首诗可知，陆游爱国情绪的强烈，简直是充满在他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即使他“位卑”，也“未敢忘忧国”，对统一大业念念不忘。当然，这种情绪也蔓延在陆游“病骨支离”之时，即使他在病中也忘不了、丢不开那满腔忧国忧民的心事。在他报国无门，壮志难伸，只能投闲置散，徒让岁月流逝时，仍不时地表达其欲抗金以收复故土的豪情与壮心。他说：戈船破浪飞，铁骑射日光。

胡来即送死，讵能犯金汤。汴洛我旧都，燕赵我旧疆。请书一尺檄，为国平胡羌。②即使被弹劾罢官，放置乡野，也并不哀叹个人的不幸，反而表达了其“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③的为国分忧之情。

2.少小遇丧乱，妄意忧元元陆游的爱国情感是与关心民生疾苦，同情沦陷区人民的苦难分不开的。“读书本意在元元”④，也就是说，他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对沦陷区人民深表关切同情，对国仇未报，国耻未雪，山河破碎，人民涂炭的现实，自始至终无法忘怀。他因灾区人民遭遇干旱，而“沉忧耿耿欲忘生”⑤他也为不能说服统治者北伐救民而自责不安。所以，他说：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⑥这两句诗既正面写出了沦陷区人民盼望王师而不得的心情，又从侧面表现了陆游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关心，以及反攻无望、壮志难酬的悲愤郁闷，还流露出对统治者苟安现状政策的不满。南宋偏安后，不思振作北伐，陆游为北方人民渴望恢复事业而激动地说：“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⑦赵宋朝廷幸赖“神灵扶佑”才得以偏安，但生活在金人统治下的故都及沦陷区的父老兄弟，却日①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78页。

②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75页。

③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0页。

④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26页。

⑤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92页。

⑥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49页。

⑦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78页。

陆游——英雄失路的爱国诗人267夜盼望着王师北伐。陆游感叹地说：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①诗的后两句写出沦陷区人民被奴役的苦难，渴望恢复的心情，以及屡屡失望的悲哀。“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②同样是为沦陷区人民在铁蹄下的痛苦生活而悲伤，为盼望王师不至而落泪。事实上，陆游是深知北伐无望的，但一心仍想着抗金，收复失土。有时，他只好借助想象来抒写北伐胜利的场景，“关中父老望王师，想见壶浆满路时。”③中原人民以壶盛酒，以竹盒盛饭，夹道欢迎凯旋将士，其中道出了人民共同的心声，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刻同情。

3.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陆游心怀抗金事业，然朝廷谈金色变，畏敌如虎，粉碎了他的政治理想，因而其诗中常常流露出理想失落的悲愤，英雄失路的悲叹。他说：“凭鞍寓目一怅然，思为君王扫河洛。夜听簌簌窗纸鸣，恰似铁马相磨声；起倾斗酒歌《出塞》，弹压胸中十万兵。”④陆游虽怀有“思为君王扫河洛”，但朝政为投降派把持，北上击敌的愿望终难实现。他又说：“孤灯耿霜夕，穷山读兵书。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

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疏。陂泽号饥鸿，岁月欺贫儒。

叹息镜中面，安得长肤腴？”⑤但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即使有机会驰骋疆场，一展抱负，但成功的把握却很难预料，因此，他不得不发出“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疏”的慨叹。一方面同情饥饿中的人民，另一方面为岁月蹉跎、年华流逝、壮志未酬而愁闷叹息。但是，“丈夫可为酒色死？战场横尸胜床笫（zǐ）”⑥的大丈夫英雄本色，怎能禁得起时光流逝，岁月蹉跎，所以，陆游感慨地说：“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⑦，他深知要实现这一宏大的志愿，是渺茫无期的，空有满身的胆略，也只能终日沉醉酒中，无处效力，壮志难酬，然已经是“双鬓向人无再青”⑧。陆游有感功业不就而人已老，壮志未酬恨难平。他说：“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⑨①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4页。

②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23页。

③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9页。

④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32页。

⑤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⑥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68页。

⑦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58页。

⑧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6页。

⑨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6页。

26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4.生逢和亲最可伤，岁辇金絮输胡羌陆游的政治失意，完全是由于统治者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所导致的。南宋偏安之后，高宗、孝宗、光宗、宁宗不思进取，一味享乐，主和派阻挠抗金，祸国殃民，朝野上下士气萎靡不振，以谈兵为讳，令陆游等抗金志士横遭厄运，国家半壁江山落入敌人之手。每每想起这些国耻民恨，都会让陆游痛心疾首，愤恨不已，所以，在他的诗歌中对统治者的误国、误民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说：“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①对朝廷当权者坚持主和投降政策，陆游等爱国志士空有一身才干，无由伸展，由于主和投降政策，造成南宋未来后患无穷，陆游对此表达了沉重的忧虑。他说：“百战元和取蔡州，如今胡马饮淮流。和亲自古非长策，谁与朝家共此忧？”②陆游痛切地感到和亲政策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良策，更何况南宋统治者执行的完全是屈辱的投降政策。陆游对朝廷没有趁着金人内讧发动反攻，坐失北伐良机而扼腕落泪。陆游还揭露了当时边防松弛、将军不战的乞和现实，控诉了投降派卖国、误国罪行。眼看祖国的土地继续受践踏，同胞继续受蹂躏，入侵的敌人仍然在肆虐逞狂，投降派依旧屈辱守和，他更是直接斥骂权奸贻误国事。陆游说：“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③（二）陆游仕与隐的矛盾心理1178年，在蜀当官九年之久，年已54岁的陆游被召回京城，告别了蜀中生活而渐入老年，宦游生活也随即结束。对此他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简单地说，既有慰藉和希冀，又有失望和伤怀。他的闲适生活虽说平和，情感上却时时翻滚着波澜。

虽然有着对自然的热爱，却需要反复自我开释。对闲适生活的热爱和对仕途不顺的郁闷孤苦，甚至愤懑不平，凸显了陆游仕与隐的矛盾心理。

1.在比较闲适与出仕的生活中展现心理矛盾陆游常将闲适的生活与出仕的生活进行比较以展现内心矛盾。如东归之前的《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词的开篇，陆游就先写出了自己的困境：年岁渐老，壮志无成，豪气消磨。陆游并不是为求官位与富贵出仕的，他所说的“壮志”是指深藏心中的报国素志，因此他的感慨至少并非全是消沉的。他所说的老大无成不仅仅指功不成、名不就，主要指的是恢复中原的大业未竟。所以当这样的志向豪情“向暗里”消尽，已经暗含了无奈和愤恨。“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生动地描写了自己闲散①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8页。

②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7页。

③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3页。

陆游——英雄失路的爱国诗人269的官员生活，而“叹”字则表现出这种“闲”的生活是自己所厌恶不满的。而陆游之所以感到不满，是因为这样的生活与他的志向和初衷是完全相悖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不满与感伤又无由倾诉，于是他生发了思归之心，却又欲归不得。壮志难酬的感伤、仕途生活的闲散无为、欲归不得的怅惘，构成了一张矛盾的网，而居于这张网中间的正是仕与隐的矛盾心理。陆游在词中所写的饮酒、游赏、吹笛、题诗等琐碎之事，看似无比开脱，但应注意这里的“十年”指的是他从宋乾道六年（1170）入蜀到宋淳熙五年（1178）东归的这几个年头。所以，陆游真正怀念的是蜀中的那段宦游生活，那才是他真正有所作为，被视为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这时所接触的是王炎、范成大那样的功臣名将；他的职务是出谋划策，参赞戎机；他的生活方式是酣宴、打球、阅马、纵猎，以至侦察敌情，守卫边防。一旦东归，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这段难忘经历与目前生活，即仕与隐的巨大反差，构成了一个连陆游自己都无法解释的矛盾。

2.抒写闲适中暗喻功业无成的感伤不平陆游在抒写闲适中常隐含功业无成的感伤和不平。这在他东归之后的词中更为常见。如《沁园春·孤鹤归飞》（下片）：交亲零落如云，又岂料如今馀此身。幸眼明身健，茶甘饭软，非惟我老，更有人贫。躲尽危机，消残壮志，短艇湖中闲采莼。吾何恨，有渔翁共醉，溪友为邻。

这首词可以说写得十分心平气和，冷静客观，看透了官场成败和人生得失，有着乐观积极态度，真正为“闲”而乐。但是，深究一层，却仍存在隐约的哀怨和感伤。“非惟”“更有”等语气词所表现出的抑扬进退含有解脱宽慰自己的成分，“短艇湖中闲采莼”的平静毕竟是在“消残壮志”的前提下才得到的。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虽说“吾何恨”，毕竟还是有憾恨的。纵然“有渔翁共醉，溪友为邻”化去所有的悲观情绪，也只能是陆游不得已的放弃和退让的结果。这里看似解决了仕与隐的矛盾，获得了安宁与平静，但是却让人在感受平和的同时，尝到一种淡淡的苦涩。又如《破阵子》，这是一首描写乡居生活的词，而“身闲心太平”乃是全词核心，围绕以登山、散步、饮酒、题诗、听歌等生活细节。正因为有这样的核心，使得全词透露出平和淡雅的情调，细致生动而又轻松自在。但是，怎样是“心闲”呢？

陆游在开头即指出“看破空花尘世，放轻昨梦浮名”。如果进一步去思考，这“尘世”对陆游来说更多的是指南宋江山、政治局势和民生疾苦，这“浮名”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也包含他建功立业、恢复江山的宏图壮志。陆游并非只单纯地追求功名27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利禄，或甘于闲适无为，如果有请缨上阵的机会，他宁愿“匹马戍梁州”①，而非“与君同醉醒”，只是因为朝廷不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他才不得不去“看破”、不得不去“放轻”。如果理解到追求与现实的冲突给陆游带来沉重的苦闷，以及为了排遣这种苦闷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就可以发现这里的“闲”不自觉地隐含一种无奈的哀怨。这首词在表现陆游平和自适心境的同时，其实也表现了他自我宽慰、自我消解的心理。这样的矛盾心理虽然被种种的自适加以覆盖，但它毕竟始终存在着，并有迸发出来的时候。如《鹧鸪天》中“丝毫尘事不相关”依然有那种超脱在；“卷罢黄庭卧看山”依然有那种闲适在；“不妨随处一开颜”依然有那种释然在。但是，“老却英雄似等闲”却如难以禁止、奔涌而出的江水，冲盖了前面的种种情怀，急转为激愤不平的呼喊，将抒情推向了极致，直指现实的不合理。由此可见，陆游的所谓闲适只是心理调节的结果，而非真正的完全的闲适。

3.在纯写闲适之感中流露出报国无门的悲叹不能否认乡居生活给陆游带来了轻松和愉悦，他诗词中所用的有些“闲”字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闲，那种自在之感也是发自内心的。如“翛（xiāo）然一饱西窗下，天地有闲人”②“弄笔斜行小草，钩帘浅醉闲眠”③“窗明几净，闲临唐帖”④，等等。但是在赞美闲暇的同时，他并非全然无所记挂，而仍关注着国家的命运，热切地希望有建功立业、驰骋疆场的机会，并且在作品中不停地进行诉说。将同一时期的这两类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进行比对，陆游的矛盾心理也可以从中窥探出来。

陆游在严州任上刚刚任满之时，写了一组抒发看破功名、清闲自得之感，内容上以湖光山色、垂钓渔隐为主的词。如其中之一：“云千重，水千重，身在千重云水中。

月明收钓筒。头未童，耳未聋，得酒犹能双脸红。一尊谁与同？”⑤陆游置身在山光水色之中，以垂钓饮酒为乐。又如其中之三：“面苍然，鬓皤然，满腹诗书不值钱。

官闲常昼眠。昼凌烟，上甘泉，自古功名属少年。知心惟杜鹃。”⑥有感年事渐高，难有作为，不如看破功名，追求悠然自得之乐。再如其中之五：“悟浮生，厌浮名，回视千锤一发轻。从今心太平。爱松声，爱泉声，写向孤桐谁解听。空江秋月明。”⑦人生所追求的功名只不过是“浮名”，不如“身闲心太平”的如意自在。但是，①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

②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③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

④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

⑤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⑥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⑦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页。

陆游——英雄失路的爱国诗人271深究陆游在严州的活动和同期的诗词创作即可发现，他当时的心境并不是悠闲自得的，也丝毫未放松对国家局势的关注。于北山说，“自解任返里至初冬入都，爱国诗篇制作愈富”①，大多表达自己愿意驰骋疆场，为国效力的壮志和英雄失路的悲叹。

如他在《感秋》中说:丈夫行年过六十，日月虽短志意长。匣中宝剑作雷吼，神物那得终摧藏。②将这一时期的词与诗对比来看，即可知陆游当时仍是壮志满怀而又愤懑不平的，并非词中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翛（xiāo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然世外。此外，东归之后种种表现闲暇的词，与表现爱国志气及不平之思的两首《诉衷情》下片句子“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③“时易失，志难成，鬓丝生。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④互相穿插的现象，本身也是矛盾心理的一种明确的表现。

陆游于1176年夏被免官到1178年之间在成都，于1180年到1186年之间在山阴，以及晚年近20年的家居时间，创作了为数不少的远离世俗、淡泊功名的词。这三个时期可视为陆游闲适词创作的三个阶段，足以说明了陆游思想感情的三大变化发展，即从“一片丹心报天子”的抗金复国的豪情到“报国欲死无战场”的忧伤，再到“老却英雄似等闲”的疏放。事实上，从陆游临终时所作《示儿》不难看出，他的爱国之情、对时局的关怀，始终没有改变。因而，他的不少闲适词，虽外显疏放，但字里行间却跳动着他不泯（mǐn）的报国之心。

（三）陆游消解人生困境之道生于乱世、经历战乱之苦的陆游，年少时便立下宏志——“手枭逆贼清旧京”。

他的这种金戈铁马、叱咤战场、统一中原、万死不辞的报国情怀至死不渝。然而，乱世却未能造英雄。陆游入仕后，两度因力主抗金而被罢职，终生不渝的爱国情怀无法实现。终究到头来，激扬是梦，回味是梦，悲伤也是梦。陆游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消解自己的人生困境之道。

1.以梦意象表现其爱国情志陆游自幼受爱国思想的熏陶，并且儿时万死避胡兵的逃难生活在他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切都促使他自幼立志杀敌雪耻，恢复中原。国破家亡之痛，山河①于北山：《陆游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325页。

②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1537页。

③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版，第92页。

④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版，第93页。

27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变色之悲，使陆游在少年时期就萌发了“少小遇丧乱，妄意在元元”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思想；20岁便有“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志向；32岁便誓言：“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nú儿女）。”48岁时激昂高亢地说：“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72岁时他雄心万丈地说：“自笑灭胡心尚在，凭高慷慨欲忘身。”直到82岁陆游仍意气风发：“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①由上可知，抗金救国、收复失土、统一中原是陆游一生的梦想。在现实世界里壮志难酬，但在他的梦境中却屡屡出现纵横疆场，北伐杀敌的画面。陆游的夙愿是消灭敌人，收复沦陷的山河，只有为国家重新统一作出贡献，才不算虚度此生。但是，事与愿违，入蜀八年，事业无成，却年岁渐老。虽然岁月蹉跎，但他的战斗意志并未磨灭，心中时时想的仍是如何打击敌人，收复失地，因而凝想成梦。在梦中他展开的是一场场激烈的夺关之战。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陆游将其满腔热忱与高昂志气都以“梦”意象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心志一览无遗。

2.以梦意象追忆其战斗生活陆游曾在川、陕生活了9年，尤其是他48岁那年，四川宣抚使，主战派的王炎邀请他为幕府干办公事，由此迎来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亲临前线、挥戈上阵的机会。这段“铁马秋风”“气吞残虏”的戎马生涯，虽为时仅半载，但这次身体力行的抗金之举，陆游引以为豪，终生难忘。他常以“梦”意象的形式来追忆、回味这段军营的战斗生活，以此寄予其欲重返战场、昂扬斗志的爱国情怀。如《梦至小益》：“梦觉空山泪渍矜，西游岁月苦骎骎。”②又如《感旧》：“当年书剑揖三公，谈舌如云气吐虹。十丈战尘孤壮志，一簪（zān）华发醉秋风。梦回松漠榆关外，身老桑村麦野中。”③即使年华不再，但梦境不时回到当年的军旅生涯之中。又如《建安遣兴》其中之一：“绿沈金锁少时狂，几过秋风古战场。梦里都忘闽峤远，万人鼓吹入平凉。”④陆游在梦境中回想起以往为了远征，而不在意路途遥远之事。又如其词《夜游宫·记梦寄师伯魂浑》：“雪晓清茄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

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⑤词的开头三句展开在眼前的是一幅拂晓冒雪进军的壮丽图景。陆游写的虽是梦中的揣想，但表现的却是他梦寐不忘渡过黄河，北上杀敌的心情。

①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3818页。

②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1962页。

③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1813页。

④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866页。

⑤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版，第61页。

陆游——英雄失路的爱国诗人2733.以梦意象抒发其报国无期的悲哀陆游一生之中，因坚持抗金、收复中原的政治主张而屡遭贬谪。因此，他虽胸怀大志，但“报国欲死无战场”①，而只能“明当临大江，一洒壮士泪”②；虽爱国情怀忠贞不渝，却长时间罢官闲居，所以，他有感而发：“孤臣白首困西南，有志不伸空自悼”，只能发出“百年身易老，万里志空存”③的感慨。“丈夫有志苦难成，修名未立华发生”④的陆游，自幼立志报国，素以勇略自许，用一生见证了南宋王朝的忍辱偷安，见大势已去，无能力挽狂澜，英雄无成，有泪如倾，他悲愤地说：“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即今冒九死，家国无两益。中原久丧乱，志士泪横臆。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⑤南宋当权者不思振作，国势日颓，陆游深知自己已无力可回天了，只能发出无奈的悲叹。因此可说，“一生未售屠龙技，万里犹思汗马功”⑥的陆游，在他的诗词中运用“梦”意象是以不得志之心言说不得志之事的，所以其悲愤与哀怨让人不免“太息流涕”。陆游以“梦”意象抒发报国无期、壮志难酬的悲愤与哀怨的作品，又如《怀昔》：“岂知堕老境，槁木蒙霜菅。泽国气候晚，仲冬雪犹悭。曩事空梦想，拥褐自笑孱。胡星为殒地，大弓何时弯？”⑦驱除虏敌，统一中原的梦想，终究是一场空，还是无由实现，徒留遗憾与悲叹。

“半世无归似转蓬，今年作梦到巴东”⑧，陆游在梦中又回到当时在四川任幕僚时的戎马生涯，但也只能在梦中凭吊过往，徒增感伤罢了。在《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一词中，陆游说：“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⑨，即使他梦断了故国山河，终究还是无法收复，也唯有在梦中才能实现收复失土、统一中原的理想。一旦回归到现实中来，其理想便会受到重重阻碍而无法实现。

陆游描写梦境的词数量颇多，内容丰富，成就颇高，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对抗金大业的不懈追求，在于他对自己不得志遭遇的强烈不满。换句话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改变了他的好梦人生，痛苦的生活体验，丰富了他的情感世界。陆游有太多的人生体验，灵魂时时不堪重负的压迫，而想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但又有许多①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2292页。

②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1336页。

③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1644页。

④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522页。

⑤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247页。

⑥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1445页。

⑦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1957页。

⑧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138页。

⑨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版，第56页。

27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外在因素会带来始料未及的孤独与无奈，使他无法超脱。在孤独和无奈中，他咀嚼回忆，梦回往昔，从而品味出悲凉的自我慰藉。

4.引前代仁人志士以自况自慰陆游报国无门，动辄得咎（jiù责备，处分）；投闲置散，知音不遇；但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因此常在诗中引前代仁人志士以自况自慰，曲折表露其激昂悲愤之情怀，在悬想追思与崇慕景仰中进一步坚定其爱国信念。屈原有《哀郢》诗叙都城失陷之后他沉重的爱国情志，陆游途经江陵凭吊历史遗迹，也以《哀郢》为题抒发今昔之感，其中之一说：“草合故宫惟雁起，盗穿荒冢有狐藏。《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①在陆游看来，章华歌舞虽随岁月流逝变成了雁起狐藏的故宫荒冢，但《离骚》等诗篇还没有尽到屈原的心事与孤愤，他的爱国行径在千秋之后仍能使自己泪满衣襟。因爱国而失意的陆游，此时是将屈原引为知己，对屈原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也是对自己受排挤打击而鸣放不平。他也期望像诸葛亮一样，为南宋王朝效犬马之力，他说：“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②又说：“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③陆游在诗里表达了对受命于危难之际而北伐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的由衷敬佩。他也凭吊前代诗人杜甫，对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他的遭遇，有异代同心之感。陆游说：“中原草草失承平，戍火胡尘到两京。扈跸（hùbì随侍皇帝出行至某处）老臣身万里，天寒来此听江声。”④陆游以“扈跸老臣”与“身万里”对比，既高度概括杜甫潦倒的一生，也概括自己不平凡的遭遇；既为杜甫的不幸，也为自己的不幸发出了不平之鸣。他壮心许国，满怀忠义，却连遭贬斥，处境艰难，这正与杜甫一样。陆游在此抒发了对杜甫爱国精神的向往。可见，引前代仁人志士以自况自慰，也是陆游消解人生困境之道的凭借方式之一。

①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144页。

②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578页。

③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1346页。

④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784页。

文天祥——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留取丹心照汗青275文天祥——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1236—1283），初名云孙，字宋瑞，一字履善。道号浮休道人、文山。

江西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人，南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

南宋王朝是个衰弱的王朝，也是个英雄辈出的王朝，总有些优秀人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竭尽全力捍卫国家的尊严，如岳飞、陆游、辛弃疾等，在这一系列优秀人物中，文天祥占据着重要一席，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大宋王朝可以亡，但中国不会亡。文天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爱国英雄，但他的救国理念长期得不到南宋最高统治者的理解与认同，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知必败而困兽犹斗。最终自导自演了让人扼腕叹息的人生悲剧。

文天祥有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个人生活在世上，总要给人们留下点什么，或者身后要让人们想起点什么。一名领导干部要有所建树，为人民所爱戴，更多的是要建立“非权力性威信”：诸如才智、能力、人格、品行、情感等。人能名垂千古，令人敬仰，那是因为他具备超人的智慧和令人景仰的高尚人格，这主要是“非权力性威信”使然。

读宋末历史，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文天祥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与他齐名的“宋末三杰”中的另两位，远比陆秀夫、张世杰有名得多。陆秀夫、张世杰一直陪伴在小皇帝身边同生共死，一个是背着小皇帝跳海自尽，一个是力战至死，不屈坠海。他们的悲壮程度也许还在文天祥之上，但是影响却远不如文天祥。

一、文天祥的伟大之处（一）能从颓废奢靡的生活中挣脱出来，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文天祥自从宝祐四年（1256）中状元开始，先后在各地做过地方官，和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官员一样，留下了一些让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文天祥主要是在当时南宋的后方江西、湖南一带做官，尽管当时的宋元前线战事不断，但和后方的大多数官员一样，文天祥也过着豪奢的生活，《宋史?文天祥传》记载“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尤其是文天祥‘声伎满前’，左拥右抱，忙得不亦乐乎，又哪有时间格物致知。至是（襄阳战役之后），痛自贬损，尽以家赀（zī）为军费。”当代有学者如万绳楠先生找出别的史料来证明文天祥生活俭朴，不事奢华，认为《宋史》的27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这段记载不实。我们以为这极有可能是出自想把文天祥塑造成一个完美的道德偶像的伪饰，大可不必。持此论的万绳楠先生虽然否定《宋史》中“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的记载，却又肯定其“尽以家赀为军费”的记载是实，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若不是“自奉甚厚”，又何以有“家赀”作军费。事实上，文天祥自己从不掩饰这点，他是封建时代的官员，认为弄点钱享乐一下理所当然。在1274年3月他做赣州知州时，借着给自己母亲做寿，召集赣州城内外71岁到96岁的老人1390人举行盛大宴会，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借此举提倡孝敬老人的风气。可这时，襄阳已为元军所破，国事飘摇，他居然还在以倡孝之名为自己母亲大操大办寿礼。

他有一妻两妾、有婢有仆，实在不能说得上俭朴。所以，我们以为《宋史?文天祥传》的这段记载是属实的。在他直接投入到抗元战争前线之前，他是和当时的大多数官员一样，过着声色犬马的奢侈生活的。文天祥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一开始就与这种没心没肺的奢侈生活无缘，而在于能从这种颓废奢靡的生活中挣脱出来，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更可贵的是，在后来极其艰苦的囚禁生涯中，从不动摇，没有被重返这种奢侈生活的诱惑所俘虏。

（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1274年腊月，元军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汉），顺流东下，次年正月十三，谢太后下旨各地官员率兵勤王救京师。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文天祥才一改其往日“状元官僚”的颓唐生活，转而和这个行将灭亡的王朝一起承受各种苦难。当时他是赣州知州，在当地招募了近万人的军队，开往临安方向勤王。建立这支部队时，主要得到了当地豪杰、退休官员陈继周父子和溪峒少数民族部落的支持，但仓促中召集的人马缺少足够的训练，战斗力并不强。文天祥的朋友当面对他直言：“这是一些乌合之众，带着这样一支队伍上前线，无异于赶着羊群去与老虎搏斗。”文天祥回答道：“我知道你说的是事实，但是国家养育了我们这么多年，一旦有急，征天下之兵，如果无一人一骑响应，那还怎么得了。所以，我不自量力，带着这样的队伍杀奔前线，哪怕打败了死在疆场，但可以鼓舞起天下的忠臣义士闻风响应，这样，聚集起的人多了，社稷说不定还有救。”就这样，文天祥带着这支未经过科学整编和充分训练的队伍及一腔为国牺牲的慷慨激情上路了。果不其然，这支队伍转折行进了一年左右，直到第二年初，没打过一场像样的仗。这其中的原因很多，现代的研究者，多将文天祥这一年的勤王无功归咎于中枢决策者如谢太后和宰相陈宜中、留梦炎等指挥失误。其实，冷静地观文天祥——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留取丹心照汗青277察这一时期文天祥的所作所为，发现他这支勤王之师之所以师出无功，与他本人也有重大关系。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文天祥在政治上的特点：一是他在政治上有理想、有献身精神，敢于在一切危难时机挺身而出，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勇气。二是他缺乏实际的政治才干，不去做细致的组织、训练工作，凭着热情与幻想去打仗，以这种方式行事，在实际工作中只能导致失败。这两个特点贯穿了他的一生。在天下危机的时候，响应朝廷的号召，征募义军勤王，是正确的，刚征募的义军缺乏训练也是正常的，这种道德勇气固然可嘉。但是，你不能真带着这样一支乌合之众上战场，真让部队去送死。试图以自己部队的英勇牺牲，来换取全国军民的响应，这只是他这种道德英雄一厢情愿的想象。试想，你这支部队一上战场就全军覆没了，谁还敢再跟着你学，去起兵勤王。动员天下忠臣义士起兵勤王的真正力量在于你的第一支勤王之师打了胜仗，如果你打了败仗，全国的士气受到打击，那江山社稷岂不是更没救了。实践证明，作为一个道德英雄个人的牺牲精神是不能成为解决政治全局问题的可操作手段的。

（三）文天祥已成为天地正气的化身作为能考上状元的读书人，他有着正常人的智力水平，他清楚地知道宋朝维持不下去，一定会灭亡，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宋要亡是三岁孩子都能看明白的事，而且忽必烈也不是坏人，一定会将国家治理得比宋朝皇帝好，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天下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自己坚持抵抗是没有出路的。

按照任何常人的逻辑，他都应当放弃抵抗而投降的。他忠于大宋朝，可是大宋朝的国君宋恭帝和太皇太后都投降了，而且来劝他也投降，他完全可以借口“忠于国君、服从命令”而投降，但他不投降。如果说是因为宋朝又另立了新君，还有复兴的希望而坚持抵抗，那么在他被俘之后，新立的两个皇帝也全死了，这个国家算是彻底灭亡了，换句话说，他已无国可忠、无君可忠了，但他仍不投降。他自诩要为黎民苍生着想，那么现在，元朝人一统天下，黎民百姓已经过上了太平日子，但他还是不投降。

有人将文天祥坚守下去的原因归结为他对历史的敬畏，他不是写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吗？但事实上，他对历史的虚无性也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当张弘范告诉他：你死了，没人将你写在历史上时，他并没有反驳，只是回答说：“写不写没有关系，我是凭自己的内心原则在做事。”他明白，所谓“照汗青”云27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云，只是说给别人听的，自己死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还有人将文天祥坚守下去的原因归结为孔孟先贤所代表的圣人之道，文天祥不是说过“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话吗？可事实上，那也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不是他行为的内在原因。《宋史?文天祥传》的作者都知道，有宋300年，开科取士中状元的人也近300位，读的都是圣贤书，可为什么只有文天祥能做到这一步呢？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文天祥这位思维正常、多愁善感，甚至有些脆弱的文人，做出这么刚烈决绝、常人无法承受的选择呢？没有别的原因，只能说是他的生命天性使然。

我们经过剥丝抽茧般的分析，发现朝廷、皇帝、宗庙及至历史、人民等都是外在的因素，都不能构成文天祥的行为的内在动力。在最后的时刻，人所面对的只能是赤裸裸的自我，人所能忠诚的也只能是自我。

这样看来，文天祥所忠诚的对象不是具体的王朝，不是未来的史书，也不是天下的苍生百姓，他只是忠诚于自己，而他自己是什么？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绝对理念”，关于国家的“绝对理念”。用文天祥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国亡，宰相职当死！”这确实是个永恒的原则，只要一个国家存在，就应发挥作用。

对于自己的行为动机，文天祥是有深刻的自觉的，在《正气歌》中，他就已经说明白，自己只是天地正气的一个化身，是一系列为了抽象的国家原则而献身的人物中的一员。

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延绵至今，确实是因为有这么一种先验的国家理念的存在。历朝历代都有文天祥这样的人物，而且不是一个，是一批，与文天祥同时代的张世杰、李庭芝、陆秀夫等一系列战死不屈的英雄，还有为掩护文天祥，替他而死的赵时赏、刘子俊，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所忠诚的，不是某位具体的皇帝、某个具体的王朝，而是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这种观念要求这个国家的君臣以生命捍卫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实体的存在，如果这种政治实体消失了，这些君臣的生命也就应该消失：国亡，人必须死。反之，人在，国就不能亡，这是一种横亘千古的力量，是中国千百年来经过多少次改朝换代、多少次异族夷陵，而始终没有灭亡的根本原因。

二、南宋民族英雄出现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积淀宋朝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处在一个由鼎盛到衰落的转折期。如果说中国的文天祥——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留取丹心照汗青279封建社会在秦汉时形成体制，在隋唐时达到鼎盛，那么，至宋朝则开始走下坡路。

社会的生机被扼制，社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开始减弱。意识形态及思想文化由唐朝时的儒、释、道并立，转变为宋朝的“重文轻武、以文治国”。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变是必然的和客观的，有其内在的因素，而宋朝统治者在思想文化统治策略上的转变，则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适应并促进了这一转变。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总结前朝失败的教训时，片面地认为唐朝的灭亡是“藩镇割据”造成地方权力过大所致。因此，他制定了“重文轻武、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来强化中央集权。他首先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削夺了军队高级将领的兵权，随之又把精锐军队驻扎在京都，“重内轻外”，这样，虽然遏制了边镇造反，可又造成了边防空虚；他把军队的指挥权收归中央，控制了将领的“行动”，但也使得将领无法调动军队，形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认兵”的局面，大大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他允许将领解甲归田，“多积金钱，厚自娱乐，广置田宅”，给予巨大的经济特权，人为地造就了一个大地主阶层，这虽然维护了中央集权，同时也激化了阶级矛盾，并使得整个国家经济衰退，边防不得安宁，在对周边地区用兵上，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北宋开国之初，宋太宗几次与辽交战均以失败而告终，使得宋朝不得不与辽签订“澶（chán）渊之盟”，以财物和金钱换取暂时的和平。按照盟约，宋朝每年向辽输纳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宋朝与金、西夏和蒙古的战争，亦胜少败多，最后不得不俯首供奉银绢。一笔笔巨大的赔款开支负担，最终都落在了老百姓的身上，这样就使得宋朝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和激化。

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及中央集权，采用了重文轻武的国策。所谓“重文”，也并非是重视纯文学艺术创作，而是一味强调伦理纲常说教，以达到在思想上禁锢和约束民众、防止人心生变的目的。具体表现为，在科举选官的内容上，取消了诗赋、贴经、墨文之类，代之以儒家经典，开启了把儒家经典作为教科书和考试依据的先河。于是，以儒为本的宋代理学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官方学术”。

宋朝理学把伦理纲常作为先天之理，把人性的喜怒哀乐看作情欲，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纲领，把理与欲、性与情、礼与欲直接对立起来，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做到“居敬从礼”，保持“诚惶诚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颤颤惊惊”的心态。

在长期的强制教育下，宋朝理学作为国家意志获得广泛的传播，从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通过选官制度、教育体制，深入到了民间，深化到了家庭，转化为人们28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的日常行为规范。

应该说宋朝理学的宣传教育是成功的。它在上得到了国家的承认，作为选官考核的依据；至下深入到了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成为一种社会风俗，一种大众的生活信仰，形成了“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征，使每一个人出生后，都面临着在理学的指导下，从事道德实践，通过道德主体的自觉反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可以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理想人格最多的时代，慷慨悲歌的文天祥，就诞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中。

三、文天祥的理想人格在宋朝的理学家中，有一大批创造学术体系、著书立说的人，他们的人品才学令人称道，成为一代宗师，如宋初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hào）、程颐）、朱熹等。然而，他们的贡献主要在理论上，这些理论在当时属于精英文化，并不能反映出该学说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文天祥则不同，他并不是什么学者，也没有鸿篇巨著传世，然而他所具有的信念和修养，反映出理学教化的程度。在他身上反映了那一时代民众的理想人格。通过对他人生经历的剖析，从他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现实反差中，可以得出一些发人深省的结论。

文天祥自幼饱读经书，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一举成名，考中状元，可谓少年得志。当时南宋王朝已极端腐败，北方的蒙古族军队已经占据中原。1259年，蒙古军队进攻南宋，南宋军队一败涂地，国都临安受到威胁。面对灭顶之灾，朝廷不知所措，一些大臣悄悄准备南逃。危难时刻，文天祥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要求进行军政改革，严惩投降派。但是他的主张南宋朝廷不但没有接受，连他自己也反遭诬陷被削去了官职。1274年，蒙古军队攻到国都临安城下，皇帝面临着被俘的危险，急忙诏示各地起兵“勤王”。于是，文天祥变卖家产，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起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抗击入侵者。文天祥是文科状元，对行军打仗一窍不通，更不用说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指挥没有经过训练的义军了。他的朋友以及幕僚都认为，以万余名没有训练的士兵去迎敌，等于白白送死。文天祥却严肃地说：我不懂指挥，士兵也没有经过训练，可是国家有难，拼着一死起来抵抗敌人，希望天下人都这样。只要大家一起干，国家就会有希望。1276年，蒙古军队到达离临安不足30里的地方，宋廷官员纷纷难逃。在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刻，文天祥被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成为主战派的代表，举起了宁死不屈、拼死抗敌的大旗。

文天祥始终有这样一个信念：精忠报国，不管个人付出多大的代价。在他看来，文天祥——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留取丹心照汗青281个人的财产、家庭、名利、官位，与国家和民族大业相比，算不了什么。他有爱国的情感和信念，团结民众，组织义军，全力抗敌，成为人们景仰的对象和民族英雄；他的民族气节和崇高品德，也成为当时人们推崇的理想人格。

四、文天祥的人生悲剧及原因探析文天祥所具备的品质、见识及成就，本应该受到朝廷的嘉奖，可事与愿违。他多次遭受迫害打击，在官场上屡屡受挫。文天祥本是一介书生，年纪轻轻就步入了仕途正道，有机会施展才干，大展宏图。然而腐败的政治，官场上的明争暗斗，使他屡遭打击排斥，多次被贬官。在元军兵临国都城下的危难关头，他挺身而出，组织义军，收复失地，打击了元军的嚣张气焰。但由于兵力悬殊，最终被敌军所俘。

元朝统治者为了迫他投降，搬出了降元的南宋幼君宋恭帝，元朝皇帝忽必烈也亲自劝降，许以宰相之职，文天祥不为所动，直至慷慨赴死。

文天祥是南宋统治集团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才华出众，智勇双全，能文能武，堪称全才帅才。按说，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也正是国家用人之时。然而，血淋淋的事实是，他不但没有被重用，反而被诬陷、被贬撤。人们在悲痛之余，不能不对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进行一番探讨。

首先，它是宋朝理学理论体系中理与欲绝对对立的必然结果。北宋以后，理学开始统治中国思想界，在南宋时期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宋代理学在理论上把理与欲、公与私、性与情绝对对立起来，扼杀了理论的活力与拓展空间，使理论抽象化、凝固化，成为一具无血无肉的僵尸。

宋代理学认为万事万物均可分为“理”与“气”，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在人生中，理是人性的本质，即伦理纲常；气是人的血肉之躯，理通过气来表现，气是理的载体。天理是人生的本性，人欲是禀气后产生的。理与欲是对立的，人生便是去除人欲、恢复天理的过程。宋代理学倒因为果，把封建伦理道德看作是先天正确的，看作是万事万物的本质，以便借此来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使君臣父子，各有定位，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存天理，灭人欲”，产生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禁欲主义。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理与欲、公与私是辩证的统一。人作为一种生命的存在，必须首先满足生存的需求，这是从事其他政治活动和道德修养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物质条件，精神修养变成了虚无渺茫的东西。因此，理与欲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二者可以相互渗透和转化。

28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个人的邪念和贪欲无疑是私欲，可是，满足合理的生存需要却是正当的。人们的正当的需求是合理的，满足这种需求便是天理。宋代理学把理与欲绝对地对立起来，用封建伦理束缚人性，使得修养程度越高，自觉性和创造性越低，对自身的生命存在越漠视。造成文天祥的悲剧即与此有关。

其次，它是忠君与爱国矛盾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一直提倡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学说。他们认为，君是天理的代表，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据此学说，国君本应具有大公无私、体恤天下和宽仁慈爱的品格，使万民感受到皇恩浩荡。但是，在现实中，皇帝并不是天生的圣贤和神灵，在奸臣、宦官和宫女的簇拥下，在歌功颂德的鼓乐中，很容易养成自私、专断和暴戾的人格。为了争夺王位和维护王权，皇帝大都心狠手辣。在中国历史上为了争夺皇位，父子互杀、兄弟相残的事曾层出不穷。在皇帝看来，为了保住皇位，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可以做。宋朝的皇帝也不例外。靖康年间，金兵南下，掳掠了徽、钦二帝。王公大臣纷纷南逃，在南方拥立赵构为皇帝，也就是宋高宗。由于赵构是因为金人南侵才登上皇帝宝座的，因而，对金人，他是又感激、又痛恨、又害怕。在抗金问题上，他的心里也是很矛盾的，既不希望金人灭了南宋，掀翻了他的皇帝宝座，同时，也害怕打败金人，收复失地后，迎回徽、钦二帝，动摇他的皇位。

文天祥具有崇高的爱国意识，是朝廷的辅佐良臣，国家的难得人才，公认的民族英雄。但是，他效忠的却是自私无能又无耻的皇帝，其人格和精神虽令人钦佩，其结局却令人痛惜。

再次，它是宋代理学造成的人性扭曲和奴化的必然结果。理学关于人生修养的整套理论，有严密的理论体系。从宋初开始，以四书为教材，经过上百年的宣传教化，封建的道德圣人，已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理想人格，并与农耕文化的宗族伦理秩序相融合渗透，成为普通百姓心中的楷模。据朱熹所在地漳州的《漳州府志》记载，仅漳州一地，自宋至清，有名有姓的烈女就有4498名。我们不能否认封建理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对道德修养及人伦教化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但是应该指出，这种教化越是有效，越是深入，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就越大，就会使人们愈缺少怀疑品质和自由权力，不敢追求个人幸福。人伦道德被政治所强迫推行，并施之以社会行政手段，使人们不得不接受。就是说，在人们的道德完善中，皇权稳定了，伦理纲常有序了，但是这种道德文化虽然塑造了圣贤，却缺少了个人的思索和追求，缺少了创新、进取和斗争的精神。文天祥人生悲剧产生的深层原因即在于此。

文天祥——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留取丹心照汗青283此外，宋朝以文治国、以孝治天下的政策，虽然在维护皇权稳定的意义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它却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出现个别如文天祥式的忠君文臣，也挽救不了宋王朝覆灭的命运。由此可见，无论何时，发展经济，立足于财富的积累和资源的开发，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才是首要的。

最后，文天祥的死，也是江南故国自己人对其殉国巨大期望的结果。文天祥从被俘那一天起，就有人希望他尽快舍生取义。甚至生祭他，督促其早死。

1278年12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元兵突袭，服毒自杀未成，被俘。次年4月被押解到广州，而后北上前往大都。文天祥作为俘虏进入江西时，就决心开始绝食，希望船到自己故乡吉安时像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一样饿死守节，“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在饿了八天后，却没有饿死，由于家乡已过，押解人按着鼻子灌食，文天祥没有能够在家乡殉国。他希望能够有机会逃脱，即使死也不能死在荒山野岭中，而要在世人关注下悲壮地殉节。所以，文天祥就“配合”押解他的元军，继续北上。

但是，状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时已经传遍江南，他一直不殉国，让无数人焦虑不安、坐不住了，唯恐文天祥不死，担心他投降，从而让他与大宋的贞节受损。此时，南宋王朝已经彻底被灭，“旧朝廷”的无数官宦要么被杀，要么已经投降，包括文天祥的弟弟，而百姓和原来的低级官僚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并非不爱国，甘愿接受异族统治，但他们自己不愿意牺牲，认为为国牺牲那是“肉食者”当大官者们的事。可是他们也有期待，就是希望别人为“旧朝廷”守节殉难。如今，整个江南都在看着被俘的文天祥，盼望着他早日杀身成仁。他们十分害怕再出现一个“李陵”。

喊出“沉默的大多数”心声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庐陵(今吉安)的同乡王炎午。王炎午(1252—1324)字鼎翁，是一位爱国青年。文天祥赣州起兵勤王时，王炎午满怀一腔报国热血，参加抗元斗争事业，做了文天祥勤王军中的幕僚，但很快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并“躲过”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机会。

这位当时28岁的王炎午，闻知押送文天祥的船将过江西，即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氏将《生祭文》誊写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张贴于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经过的自赣州、吉安、榉树、南昌等沿途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诸醒目处。还派人在各处宣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甲28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受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气馁”，“岂不惜哉”!

总之，文丞相应该死，而且要赶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须毁灭。

王炎午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鼓动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节，这并非个体行为。那位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并给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过后“勉励”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王炎午的行为，其实代表了当时江南在元兵铁蹄下“沉默的大多数”的道德要求，这篇祭文在当时的震动很大。

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力劝文天祥赴死，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中国文化对文人的气节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在进入宋代以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文化，但能够自觉实践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去殉难，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存在，在其后也更有发展，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胆地直接提出，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

文天祥是千古一见的英雄，但是，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传世千古，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有文天祥一人了。有人赞颂王炎午的这篇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还有人认为：“洗练凝重，气势磅礴，对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铿锵有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浪潮，同时也体现出王炎午本人悲壮激切的忠贞气节。”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下对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对于被敌人俘虏的士人以及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他们能够以死守节。中国人也许会善待被俘虏的敌人，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杀，则希望他们最好及时自杀，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贞节。投降或屈服，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如果被放回来，那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一生中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当然，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却是没有牺牲的危险的，他们“安全”地道德观望和审判，其任务只是给女人列贞节牌坊表彰，流传烈士的英雄事迹。

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壮烈下，却掩盖不住对基本生命关怀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场来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却不为的道德圣人标准，去要求妻离子丧的文天祥为了那个道德理想牺牲。文天祥的生文天祥——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留取丹心照汗青285死，需要他自己的抉择，他的生命权只能由其自己支配；其他人，无论用多少圣洁的理想或者标准，都没有要求别人去死的权利。

道德价值的实现，特别是需要生命的损害和牺牲，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王炎午劝死文，是对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现，并非什么文化荣耀，反是一种文化悲哀。

从王炎午写《生祭文丞相文》，到文天祥被杀，其间有长达三年半多的时间。

当文天祥在监狱中历尽折磨的时候，江南故国的人竟然不担心他的健康，不希望为挽救南宋作出卓越功勋的文天祥能够多活些时日，而是希望他早死。他一日不死，王炎午们的心恐怕都不会安。

让王炎午们失望的是，文天祥并没有看到他“好心”的劝死文；王炎午们也可以宽慰的是，他们显然低估了文天祥的气节，不用他们“督促”，文天祥自有杀身成仁的勇气和决心。

1282年腊月初九，文天祥终于杀身取义，壮烈殉节。千里之外的王炎午得到死讯后的反应，是悲痛，也许更是感慨，其中带着心安之情，因为文天祥的死刑早就被他判定了。在前一篇祭文的使命完成终结之后，他又作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谨此致奠，再致一言。”28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蓝玉——丌知低调做人的明朝开国功臣蓝玉（？—1393），定远（今安徽定远县）人，明朝开国将领。有胆有谋，勇猛善战，屡立战功。于捕鱼儿海战役中大破北元，基本摧毁其职官体系而名震天下。

洪武十二年（1379）封永昌侯，洪武二十年（1387）拜征虏大将军。洪武二十一年（1388）拜大将军、凉国公。为明朝开国大将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常遇春是太子朱标的岳父，蓝玉是太子妃的舅父，因极力维护太子的储君地位，与早已觊觎皇位的燕王交恶。随着太子死皇孙幼的社会现实的出现，朱标太子的武人集团班底全部被屠戮干净，最后落了个周亚夫的下场。洪武二十六年（1393），以谋反罪被杀，剥皮实草，传示各地。究其党羽，牵连致死者达1.5万余人，史称“蓝玉案”。

一、朱元璋为太子顺利接班，打造超一流武人集团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元末参加朱元璋起义军，“作战英勇，所向披靡”。

常遇春、徐达死后，他屡次领兵击败残元势力，立下赫赫战功，深受太祖器重，以功封凉国公。洪武四年(1371)四月，常遇春女册封为皇太子妃，蓝玉即为太子标舅父。这桩政治婚姻关系表明，太祖有意通过联姻，结合帝室与功臣的第二代，使功臣集团继续成为皇权的重要支柱；同时也表明了太祖欲使蓝玉更好地辅弼皇太子的愿望。而身为太子妃舅父的蓝玉自然是尽心竭力地辅佐皇太子。史载：“太祖曰:‘诸子中燕王仁孝有文武才略，能抚国安民，吾所属意??’太子闻之，密以语凉国公蓝玉。”①这则材料反映了太子与蓝玉的关系确非寻常，太子每遇重大事情，必找蓝玉商量，视蓝玉为心腹。倘若太子不早逝，蓝玉也不至于被杀戮。

（一）为太子精选文武老师太子朱标是朱元璋的嫡长子。朱元璋称帝后即按封建嫡长子继承制，立朱标为皇太子，加强对他的教育、训练，并广选“勋德老成及新进贤者，兼领东宫官”，文武将臣如李善长、徐达、常遇春等，纷纷肩负辅助太子的职责。②他们“以道德辅导太子”，“规诲过失”③。使太子从小养成良好的“德性”，日后成为贤德爱民的仁君。于此，太祖曾得意地告谕臣下：“朕于东宫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领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①《明太宗实录》卷1。

②《明史》卷115，《兴宗孝康皇帝传》。

③《明史》卷72，《职官志一》。

蓝玉——不知低调做人的明朝开国功臣287或听断不明，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隙易生。”①的确，太祖此举既有利于消除以往太子的东宫臣僚自成体系的弊病，防止太子叛乱；又有利于融洽太子和老臣间的关系，为太子顺利地实习政事铺平了道路。

（二）父子治国之道明显不同为培养太子的治国能力，早在洪武五年（1372）腊月即令太子预政，了解情况；洪武十年（1377）六月，明令“自今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告谕太子“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②，让太子正式实习政事。根据自己治国的体会，太祖提出了4条治国原则，“惟仁不失于疏暴，惟明不惑于邪佞，惟勤不溺于安逸，惟断不牵于文法”“皆心为权度”。③还以自己“优危积心，日勤不怠”④的治国态度勉励太子说：“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无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尔所亲见。尔能体而行之，天下之福也。”⑤在太祖的悉心栽培下，太子兢兢业业，处理国事，不断摸索为君之道。然因父子俩出身不同，所受教育不同，生活阅历不同，在治国之道上亦自然大相径庭。

太子生性仁慈，长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

在太子的老师中，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当推时称“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

史称“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⑥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朱标温文儒雅，俨然是个儒生。太祖主张“以猛治国”，用监狱、特务和死刑来震慑臣民。太子却大讲周公孔子之道，主张“宽大仁慈”。这与太祖一向教育太子的指导思想并不矛盾。太祖亦言：“仁义是治理国家的基础。”⑦一次，在外出观郊坛的途中，他指着道旁的荆楚，语重心长地对太子说：“古用此为扑刑，以其能去风，虽伤不杀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儿念之。”⑧显然太祖并不反对行“仁政”。问题是他身为开国君主，治理乱世就非严猛不可。正如他晚年对皇太孙所说：“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汝当平世，刑不得不轻。”⑨因而决不容许太子以宽仁之道治理“乱世”，何况太子预政旨在锻炼实习国政，以便日后担当处①《明史》卷115，《兴宗孝康皇帝传》。

②《明史》卷115，《兴宗孝康皇帝传》。

③《明史》卷115，《兴宗孝康皇帝传》。

④《明史》卷3，《太祖本纪》。

⑤《明史》卷115，《兴宗孝康皇帝传》。

⑥《明史》卷128，《宋濂传》。

⑦《明通鉴》卷10。

⑧《明史》卷115，《兴宗孝康皇帝传》。

⑨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4，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8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理军国大事的重任。故时下太子只能按太祖旨意办。如洪武十三年（1380），宋濂因孙子慎坐胡党受株连，太祖欲置之死地，太子则力主赦免。太子见父皇固执己见，泣泪谏曰：“臣愚憨，无他师父，幸陛下哀矜，裁其死。”太祖恼怒道：“候汝为天子而囿之。”“太子惶惧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帝且喜且怒骂曰：‘痴儿子，我杀人，何预汝耶？’”①这个故事可能带有后人附会的成分，但它反映的历史情况应是可信的，即太祖欲置濂于死地，太子曾力救。《明史·宋濂传》亦曰：“洪武十三年，(濂)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足见太祖虽令“一切政事皆启太子处分”，实则无任何处分权，竟连自己的师父也救不了。在太祖看来，处死宋濂是君主的事，太子是未来君主，欲赦免宋濂，待你当了天子再说吧。是以宋濂终被贬死于茂州。

为使太子能按圣衷办事，太祖在令太子实习国政的次月(洪武十年七月)即设置通政使司，“掌受京、外章奏，于早朝汇达御前，径自封奏者参驳。午朝引奏臣民言事者，有机密报，不时以闻”。②通政使司名为“通上下之情，以达于天下之政”③，实系太祖用以控制朝政的喉舌之司，自然亦包括对太子的监控。同年12月，又告谕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等曰：“前者令皇太子躬听朝臣启事，欲其练习国政，恐听览之际处置或有未当。自今诸司政事启于东宫者，卿等二三大臣更为参决可否，然后奏闻。”④这是太祖以俯首帖耳的元老大臣来进一步制约太子的举措。如此既可让太子练习国政，又不至于皇权旁落。然此后太子决事仍济以宽仁。史称“厥后百官奏事，(太子)裁决明敏，所以宽仁，故刑狱多所平减”。⑤虽太子并无实际处分权，但名义上政事仍由太子处分。太子此举势必引起太祖不满和猜忌。

（三）父子之间往往因政见分歧而渐生嫌隙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中，皇帝与太子之间虽是父子家族关系，但也有权力分配上的利害问题。从家天下出发，皇帝有教育、培养太子的义务，从现实的权力的高度集中考虑，又要限制皇太子权力。朱元璋经常提及“汉代江充之事可为明鉴”⑥。

故太祖与太子之间往往因政见分歧而渐生嫌隙。一次，太子见父皇大杀功臣，谏曰：“陛下诛夷过滥，恐伤天和。”太祖当时不作答。次日故意把一根满是刺的棘杖放①徐祯卿：《翦胜野闻》《国朝典故》卷3。

②《明通鉴》卷10。

③《明太祖实录》卷113。

④《明太祖实录》卷116。

⑤《明通鉴》卷10。

⑥《明史》卷72，《职官志一》。

蓝玉——不知低调做人的明朝开国功臣289在地上，要朱标用手去拿。见标面呈难色，说：“汝弗能执欤？使我运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刑余也，除之以安汝，福莫大焉。”太子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太祖顿时大怒，抓起椅子朝朱标打去，吓得太子落荒而逃。①这个记载反映了他们父子间的矛盾，且这种矛盾随政见分歧而加深。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子巡陕回京后，太祖派吏部尚书詹徽辅佐太子录囚，“太子减如前”②。“为帝所奖任”的詹徽，“性险刻。李善长之死，徽有力焉。”③每当太子复核审录在押犯人时，“徽辄重附，而先入奏。至太子奏帝，帝曰：‘徽所执是法也。’”太子强谏曰：“臣闻立国之道，仁厚为本。法者附也，非所以附。”太祖闻言怒斥道：“孺子乃教我！”“太子坐悸”，自是一病不起。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病情稍好转时，对世子朱允炆说：“死我者詹徽也。”④这条材料或许有史家附丽不实之词，但所言太子因政务失意而加重病情却是可信的。《明史》《明实录》均言太子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十一月巡陕回京后即病了，而太子在裁决政事时又处处受制于父皇所布之耳目，心情抑郁，自然加重病情，未及半载即病逝。由此看来，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皇帝为了独揽大权，是不允许任何人侵权的，即使皇太子也概莫能外。尽管朱元璋把朱标作为当然的皇位继承者悉心培养，但从当时权力的高度集中考虑，又处处掣肘太子，致使太子举步维艰、忧愤恐惧而死。

（四）太子早逝，蓝玉的政治使命终结太子早逝是太祖始料未及的，这对他打击颇大，不得不再考虑一个新的继承人。

为保证避免继承问题上的矛盾，太祖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九月，仍按嫡长子继承制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允炆系太子第二子，年16，母妃吕氏，性格酷似乃父，“宽厚亦如太子。”⑤因其兄早逝，得嗣嫡长孙。但年幼的太孙从未实习过政务，不像太子已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与文武臣僚的感情亦不如太子深厚。况太孙非太子妃常氏所生，常氏已经于洪武十一年（1378）去世。因而皇太孙与蓝玉的关系自然不及太子密切。太祖唯恐太孙尔后难以驾驭文武臣僚，为皇权计，在燕王的挑唆之下决定铲除一些骄横的功臣宿将，蓝玉则首当其冲。

太子健在时，蓝玉确因功大而骄横跋扈。史称蓝玉“多畜庄奴假子，乘势暴横”，霸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①徐祯卿：《翦胜野闻》《国朝典故》卷3。

②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3，《皇太子标》。

③《明史》卷136，《詹徽传》。

④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3，《皇太子标》。

⑤《明通鉴》卷10。

29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纵兵毁关入”；又“私元主妃”“待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chùzhì）将校，进止自专。”面对如此骄纵不法的功臣，太祖的反应则是“闻之不乐”；“切责玉”；初拟封蓝玉为梁国公，“以过改为凉”，“镌其过于券”；“数谯让”；最甚者亦仅是“比奏事，我不听”①。“雄猜好杀”的太祖此时不杀蓝玉，除当时诸王尚需经验丰富的将领辅佐共同藩边外，主要是由太祖、太子及蓝玉三者间的关系决定的。

蓝玉与太子情同手足，关系颇为密切；且从政多年的皇太子完全有能力驾驭蓝玉。

蓝玉虽恃功骄纵，仍要受藩王节制，不能自专。退而言之，即或蓝玉造反，太子凭借诸王之势亦足以制衡蓝玉。因此明太祖对蓝玉等功臣则主要以《铁榜》和敕谕的方式加以誓告，如先后颁赐了《武臣大诰》《武臣敕谕》《武士训戒录》等，期望他们能洗心革面，将来更好地效命于皇太子。哪知太子却英年早逝，太祖企图通过太子控制蓝玉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尽管蓝玉并没有谋反的行动与策划，仍于太子死后第二年被诛戮。

二、燕王朱棣觊觎皇位，急于清除障碍（一）燕王雄才大略，智慧超人燕王朱棣系太祖第四子，既非嫡子，又非长子。②按太祖立嫡立长制，是不会得到特殊重视的。但“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③早在初封燕王时即已表现出非凡的才略。时李文忠主持燕王府修建工事，朱棣与诸王住在凤阳。他在给李文忠的信中说：“所有宫殿，相度可存者存，若无用者拆去，须要停当。”④燕王府是利用元朝旧宫建起的，朱棣这样表示既可在明初工程浩繁之际表现自己节俭，应合太祖心思，又可保留元宫形势，得到皇宫之制。燕王府因此异于诸王府。按规定，藩王府邸应“亚天子一等”。为此，太祖还特地告谕诸王，要他们不要与燕王攀比。

足见太祖对燕王已始寄厚望。后来朱棣果然成为诸王中的佼佼者，但并非如太祖所望成为藩屏皇室的得力助手，而是伺机谋取皇权。

燕王觊觎皇位之心早在洪武十五年(1382)已初露端倪。当时马皇后崩逝，已就藩的秦、晋、燕、周、楚等五王，皆入京奔丧。葬礼过后，太祖选高僧分侍诸王，为马皇后做佛事荐福。派给燕王的是姚广孝，法名道衍，14岁为僧，通晓阴阳术数。

他与燕王一见投契，私语棣曰：“若蒙殿下不弃，当奉上白帽子戴。”⑤（王上加白①《明史》卷132，《蓝玉传》。

②黄云眉：《明史考证》(第1册)：“明史卷五考证”。

③《明史》卷141，《卓敬传》。

④朱启钤：《歧阳世家文物考述》。

⑤朱当眄：《靖难功臣录·姚广孝传》，见《古今说诲》中《说纂·杂纂22》。

蓝玉——不知低调做人的明朝开国功臣291成“皇”）燕王心领神会，与之偕回北平。姚广孝还推荐柳庄(袁珙)等人以算命方式加强朱棣夺位决心。不过太祖与太子尚健在时，燕王不敢轻举妄动，随时随地都表现得很谦恭，以免引起猜疑。《明太宗实录》卷一载蓝玉语：“殿下试观陛下平日于诸子中最爱者为谁？”太子曰：“无如燕王。”玉曰：“臣意亦然。”且臣观燕王在国“得军民心”“众咸谓其有人君之度。”“又闻望气者言，燕地有天子气，殿下宜审之。”然燕王非常谨慎，不但事太子甚恭谨，而且当“晋王数以语侵”时，亦以退让为主，“上(燕王)内怀忧畏”，以疾增剧为由求归。《太宗实录》由燕王之子仁宗主持修撰，对燕王不免有所溢美。但由此不难看出，燕王早有觊觎皇位之意，然因太子对他怀有戒心，晋王亦多与之不合，故表现得很老实、忠厚、怯懦。

但这种故意表现的谦恭有时也会露出马脚。一次，朝鲜使臣路过北平，燕王对使臣曰：“尔国王何不送马于我？”朝鲜国王得知后立即派人把马送来，还配着崭新的马鞍。事后朱棣虽报告了父皇，但仍遭严厉训斥，朝鲜使臣也因此事受到责怪。太祖气愤道：“朝鲜王何得私交？”①这件事告诉朱棣，他必须加倍小心。于是，朱棣不动声色地关注着朝廷的变化，管好北边防务，以其真才实干赢得父皇的好感。洪武二十三年（1390），他首次率师北征时，即以武力加怀柔的办法迫使蒙元乃儿不花部投降，大获全胜。太祖闻报欣然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②朱棣以其卓越的军事才干得到太祖赏识。

（二）燕王竭力设法铲除异己，扫清夺权障碍燕王就藩北平的头几年，北边军务一直由其岳父徐达主持，二人自然配合默契。

燕王在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辅弼下，不仅从徐达那里“得其用兵法”，而且训练了一支精悍的护卫军，后随朱棣起兵靖难，“立大勋绩”。③洪武十八年（1385）徐达病逝，代替徐达的是冯胜。冯胜也是一位很有韬略的开国名将。洪武二十年（1387）在平定东北中战功卓著。可就在班师途中，有人告发其“多匿良马”“求大珠异宝”等，太祖闻言勃然大怒，不待他回朝，即传令“收胜大将军印，命就第凤阳。”“胜自是不复将大兵矣。”④接替冯胜的便是蓝玉。蓝玉既是太子妃舅父，自然极力维护太子的储君地位。面对如此悍勇善战的猛将，燕王日后欲窃取皇位，恐难以得逞，必欲除之而后快。实际上蓝玉与燕王之交恶由来已久。蓝玉曾密告太子，燕王有野①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1，第133页。

②《明太祖实录》卷201。

③王世贞：《弃州史料前集》卷19，明万历四十二年刊本。

④《明史》卷129，《冯胜传》。

29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心，应多加提防。可惜太子无动于衷，且蓝玉秘告太子燕王有野心的事被燕王知道，因此，蓝玉与燕王间冲突加剧。然因太子健在，“太祖末年大政大议悉付太子暨太孙参加。”①朱棣不敢贸然加害蓝玉，以免给太子以口实，只能伺机而动，等待一举重创蓝玉的机会。机会很快来临，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太子病逝。如此良机，燕王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据《明通鉴》载，“及太子薨，燕王来朝，颇言‘诸公侯纵恣不法，将有尾大不掉忧’。上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数月而玉祸作。”②由此可知，蓝玉案的发生与燕王的挑唆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讲，此案正是燕王利用父皇“多猜忌”功臣的心理，怂恿太祖制造的大冤狱，旨在为自己日后顺利夺权扫清障碍。

三、蓝玉的不知低调，招致杀身之祸（一）喜欢高调蓝玉是一代名将常遇春的妻弟，《明史》谓之“骁勇略，有大将才”，也就是说蓝玉兼具勇武和谋略的大将之才。在朱元璋的头号战将徐达和二号战将常遇春死后，蓝玉多次率军出征，立下很多战功。

洪武二十一年（1388），在封侯后的第九年，蓝玉终于迎来人生的巅峰时刻。

这一年，元顺帝的孙子脱古思帖木儿继承皇位后，元军侵犯明朝边境，朱元璋让蓝玉率领15万大军前去讨伐。之前的几次建功，蓝玉都是副将，而这次他是主帅，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在这次出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15万大军在蓝玉的指挥下反应敏捷，运动自如，情报、行军、进攻一气呵成，堪称军事史上的范例。蓝玉又立大功了。

蓝玉当然不会想到，当荣誉和爵位再次扑面而来时，也正是他走向灭亡的转折之时。这次凯旋，部队半夜叩击喜峰关的关门，关吏未及时开门迎接，蓝玉便纵容兵士毁坏关门长驱而入。朱元璋听说此事后非常生气，本来打算封他为梁国公，后改封为凉国公，还将其过错镌刻在铁券上，以示警诫。

其实，这只是朱元璋的一次集中爆发。之前，受到宠爱的蓝玉已经渐渐变得傲慢骄横起来。他豢养了许多庄奴和义子，这些人倚仗其势横行霸道；他霸占东昌的民田，御史追查此事，他大发脾气，将御史驱走；他在军中擅自罢黜和提升将校，独断专行；在西征返朝时，朱元璋令他担任太子太傅，他不愿居于人下，说：“难道我担当不了太师吗？”??朱元璋曾经多次斥责他，可他依然不知悔改。此后上①潘柽章：《国史考异》卷3，《高皇帝下》。

②《明通鉴》卷10。

蓝玉——不知低调做人的明朝开国功臣293朝奏事，朱元璋大多不听他的意见，他更加闷闷不乐。

一个喜欢高调且一贯高调的人，永远无法理解低调的好处，对他低调的劝说只会是对牛弹琴。高调威风，高调排场，高调享受，高调过瘾??如果可以，谁不想高调呢？当年看见秦始皇的南巡仪仗，刘邦说：“大丈夫生当如此!”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项羽攻占咸阳，有人劝他定都，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高调是一种文化基因，隐藏在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

然而，我们必须在心里知道，高调是一种过度的炫耀，是一种不必要的张扬，是内心不自信甚至自卑的体现，是价值观粗俗和低级的表示。俗话说：“响水不开，开水不响。”真正饱读诗书的人不会高调，审时度势的人不会高调，目光远大的人不会高调，聪明睿智的人不会高调??不愿高调的人，因为深知高调之害。

如果恰逢位高权重，那么高调的危害就会被无限放大。位卑而高调，不致死罪；位尊而高调，杀机四伏。蓝玉的糊涂，让他付出了血的代价，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指挥蒋献揭发蓝玉谋反，朱元璋诛灭蓝玉全族，受到牵连而被杀的人多达1.5万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蓝党之狱”。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认为，造成蓝玉命运的是“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其实不然，虽然这是大多数功臣被朱元璋诛杀的原因，但徐达、常遇春则是例外。

常遇春在世，冲锋陷阵，从未败北，时称名将者，仅徐达、常遇春二人而已。

毫无疑问，常遇春比蓝玉更有资格骄傲，可他没有。《明史》载：“长于大将军达两岁，数从征伐，听约束惟谨。”他比徐达大两岁，却甘愿作为副将数次跟随徐达出征，恭顺谨慎，服从约束。洪武二年（1369），他在军中暴亡，朱元璋悲伤不已，亲自前去祭奠送葬，赐明器90件作为陪葬品，追封他为开平王，灵位供奉于太庙附祭，肖像供奉于功臣庙，位列第二。

徐达也没有盛极而衰。他一生攻克都城两个、省会三个、郡邑上百个，这在明初所有的功臣中无人能望其项背，可他却是处世低调的典范。《明史》载：“宴见欢饮，有布衣兄弟称，而达愈恭慎。”朱元璋越是跟他称兄道弟，他越是恭敬谦卑，小心谨慎。洪武十八年（1385），徐达逝世，朱元璋痛哭流涕，停止上朝，追封他为中山王，子孙三代皆封王爵，恩赐其葬于钟山之北，并亲自写下神道碑文，灵位供奉于太庙附祭，肖像供奉于功臣庙，位列第一。

蓝玉的高调，同徐达、常遇春的低调形成鲜明对比；蓝玉的命运，也与徐达、常遇春的命运形成巨大反差。蓝玉的悲剧，从他居功高调的那天起，就已注定。

29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二）居功自傲，骄横跋扈蓝玉是明朝开国名将，曾被朱元璋比作卫青，他在捕鱼儿海战役中一举击溃北元，威震天下。就是这样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最终却落得个被冤杀的结局，还株连了1.5万余人。有句话说得好，性格决定命运，蓝玉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他那强横的性格造成的。

1387年正月，蓝玉为右副将军，和大将军冯胜、左副将军傅友德率兵出击雄踞东北的纳哈出部。蓝玉率轻骑冒大雪奇袭庆州，取得了胜利。迫于压力，纳哈出决定率部二十万投降，蓝玉被冯胜任命为受降的全权代表。

受降仪式开始了，蓝玉热情接待了纳哈出和他的随从，亲自把他迎进营房，设宴款待，气氛很融洽。就在宾主推杯换盏的时候，意外发生了。纳哈出向蓝玉敬酒，以拉近关系，蓝玉看见纳哈出的衣服破旧，就脱下自己身上的外衣，要纳哈出穿上。

没想到，这个友好的举动却被纳哈出拒绝了，在他看来，这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怜悯和强求。要是换一个人就会想，人家不穿就算了。但这不是蓝玉的性格，他反复要求纳哈出穿上，并表示，如果不穿，他就不喝酒。纳哈出也犯了犟脾气说，你不喝酒我就不穿。争来争去，纳哈出就把酒泼在了地上，而蓝玉则派手下人抽刀砍中了纳哈出的肩膀。好好的受降仪式变得剑拔弩张，最后还是冯胜出面才收拾了残局。

正当皇恩浩荡之时，蓝玉忘乎所以，滋长居功自傲思想，违法乱纪。北征时私藏驮马、珍宝无数。朱元璋念其赫赫战功，又是常遇春妻弟，并未严加处置。然而，他此后更加专恣横暴，越礼犯分，竟然在床帐、护膝处饰金龙，铸造金爵为饮器。

在奉命治理兰州、凉州时，违背了朱元璋为笼络番人之心而制定的通行茶马贸易政策，为了追捕逃寇擅自带兵进入罕东。他的这些举动使朱元璋产生了疑心，命他去四川镇压月鲁帖木儿的叛乱，并令徐从政为副总兵同去，以对他监视。但即使这样，蓝玉仍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险境，一意孤行，违背了皇帝旨意，取道松叠以达建昌，后在诸将士的反对下才作罢。蓝玉的这些不顾圣意、骄傲跋扈的行为明显触怒了朱元璋，使这位开国皇帝感受到了将权和皇权间的强烈冲突。于是对其秘密展开了铲除行动。

表面看来，蓝玉居功自傲，又犯有谋反大罪，看似罪有应得，朱元璋颁布的《逆臣录》中也做了说明，但是仔细推究，其中尚有不少疑点。首先是蓝玉并未招供，《逆臣录》是犯人口供汇编，其中记录了近千人的供词，但是作为本案的重要人物蓝玉和景川侯曹振的口供却不在其中，表明两位主犯并未招供。据郑晓《异姓诸侯蓝玉——不知低调做人的明朝开国功臣295传》记载，蓝玉在审讯时也对谋反罪进行了辩驳，拒不承认。同时蓝玉在二月初八被捕，二月初十即被匆匆处斩，对于一个开国元勋来说这种处理方式未免太过草率，而且其后牵连的1.5万余人，在没有蓝玉供词，又仅仅80天时间内是怎样调查出来的，也令人生疑。其次，根据名叫蒋富的供词说，蓝玉出征回来与他喝酒，席间蓝玉告诉了他自己要谋反之事，并请他助一臂之力，将来定有厚报。但是和蓝玉商讨如此机密大事的蒋富是蓝玉家一个卑贱的打鱼猎户，试想谋反这种杀头灭族之事，蓝玉即使鲁莽也不会愚蠢到逢人就说，何况还是无足轻重的人物。再次，谋反时间。

根据洪武二年（1369）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30年间皇帝“藉田”情况来看，举行仪式的次数是28次，朱元璋亲自去的次数只有12次，其余都是派官员代行，所以皇帝去不去的随意性很强。而且仪式时间从二月初四到十三都可以举行，具体日子也是不确定的。而且，此时太子新亡，朱元璋悲痛体弱，不去的可能性很大。

而谋反必定是精心考虑了每一个细节的，怎么可能把谋反这等重要事情选定在飘忽不定的日期呢。鉴于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件轰动全国的谋反案在主犯、从犯、谋反日期等关键因素上都存在很大疑点。此外，在《逆臣录》中的记载，也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由此我们不得不怀疑所谓“蓝玉党案”不过是明太祖精心杜撰的一个大阴谋，实则是一桩“狡兔死，走狗烹”，以诛杀开国功臣、巩固皇权为根本目的的假案、冤案。

蓝玉是个好将军，却不懂得为人之道，最终因为强横惹来祸端。与人交往的时候，千万不要强人所难，要进退有度，张弛有道，学会控制不良的情绪。一个能控制住不良情绪的人，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人更强大。

（三）阻碍燕王窃取皇位被进谗言燕王朱棣有着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但是，封建社会长子为储的制度使大皇子朱标被立为太子，朱棣自然不服。为了日后能够夺取皇位，他必须竭尽全力铲除异己势力，他治理北平的前几年，北边军务由他的岳父管理，自然对他全力配合，同时他又在徐达的帮助下训练了一支勇猛的护卫军，后在靖难之役中立下大功。但是洪武十八年（1385）徐达因病去世，接替他的人是冯胜，但冯胜后因被人举报私藏良马、珠宝等而惹怒太祖，遂收回其大将军印，命他在凤阳就职。这样一来就需要有一人重新接替，而此人就是蓝玉。燕王和前面几人配合很好，但在蓝玉主持北边军务6年的时间里，却发生了“蓝玉党案”的重大劫难。蓝玉为太子妃舅父，在皇位争夺战中势必会站在太子这边，极力维护太子的储君位置，且其骁勇善战，一29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旦燕王发动战争，这样的猛将势必是巨大的绊脚石，因此，燕王对他早有嫌隙之心，欲除之而后快。据史料记载，蓝玉知道燕王喜欢骑马，在北征归来时，曾将一匹名马献给燕王，但是燕王非但不领情还训斥他，良马还没有进献朝廷如何先奉与我，称把对父皇的尊重放在哪里。蓝玉顿时羞惭不已，事实上朱棣的这种举动明显是为了取信朱元璋，他私下收藏的马匹、奇珍异宝不在少数。这件事让蓝玉和朱棣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蓝玉由于早已经意识到燕王想要窃取皇位的野心，多次提醒太子，但太子无动于衷，反倒被燕王知晓，于是二人矛盾逐日加剧。朱棣要杀蓝玉之心早已有之，只是因为当时有太子在，不敢行动而已，后来太子不幸辞世，朱棣见机会来了哪肯放过。朱棣在朱元璋面前极力诋毁蓝玉等功臣，说他们有意谋反，会给朝政带来巨大隐患，朱元璋本就多疑，且蓝玉的骄纵跋扈早已让他心生疑虑。数月之后，蓝玉便遭受了这场巨大劫难。很明显燕王的挑唆在其中直接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他利用朱元璋本就猜忌功臣的心理，抓住太子去世的天赐良机，怂恿太祖发动了这场大规模屠戮元功宿将的重大案件，从而达到了为自己顺利夺取皇位清除障碍的目的。

刘伯温——才大力雄功未成297刘伯温——才大力雄功未成三国时期，中国历史上出了一个诸葛亮，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料事如神。

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成了智慧的化身。到了明朝，又出了一个刘伯温。一部《大明英烈传》把他写得神乎其神。据说他作的《推背图》一直到解放前，还被一些江湖术士当作预言式的天书，拿来骗人。明朝有几个人物，由于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学或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加上特立独行的个人品格和魅力，而被广泛传颂，妇孺皆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刘伯温，民间已经把刘伯温神话，说他“前知五百年，后晓五百载”。

然而，翻翻后人所编写的长达几十万字的《诚意伯文集》，再看看《明史》以及有关的传记材料，历史上真实的刘伯温，并不神秘。他确实有才，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为明太祖出谋划策，帮助他完成统一事业。他精通天文历算，是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编纂了《一统历》。明朝的创建，他立有大功。但是，他却常被人诬陷，被皇帝猜疑，最后被人下药毒死，他在这方面丝毫未能未卜先知，他的“神机妙算”，对他自己并没有帮上太多的忙。

刘伯温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作为明朝的开国军师，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作为一个进士出身的传统儒家士大夫，刘伯温的理想却不是做一个军师，而是治国安邦的宰相。在他看来，做军师、打天下不过是手段，是用，做宰相治天下才是目的，是体。儒家的宰执理想，不仅是刘伯温的转仕策略，更是他的一贯理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刘伯温有宰执理想，但也止于宰执理想。由于道德文章的清誉、干练的军事才能，以及四隐四仕的资历，他在地方上的声望和地位已经非常高，他一见朱元璋就能仿照诸葛亮隆中对策首陈远略，对天下大事提出自己的建言，说明他深思熟虑过天下形势，分析比较过天下群雄，反衬出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和期待。他最后选择朱元璋为靠山，乃是希望能够通过他实现自己儒家宰执理想的政治蓝图。

可是，刘伯温的宰执理想，始终未能实现。入明未几，洪武元年八月，刘伯温就因一些小事被迫还乡。后来朱元璋觉得过意不去，又手书将其召回，并在大封功臣名单的最后补上了刘伯温的名字，封为诚意伯，不仅食禄少得可怜，而且不得世袭。即便如此，刘伯温也不过在京城多待了三年，洪武四年就被彻底清除出了官场，带着羞辱正式告老还乡——朱元璋在打发其还乡的诏书中很不客气地说：“忠臣去29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国，恶言不出。”也就是说，打了你嘴巴还不准你称委屈。即便是这样了，朱元璋还是借风水之事，又将其召回京城，形同软禁。洪武八年(1375）四月十六日，刘伯温因为病重被朱元璋“放归”。不久，在家乡青田吃了胡惟庸的药后郁郁而亡，终年65岁。如此说来，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来看，刘伯温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后来刘伯温从朝廷和民间获得了足够的赞誉，其实，这不过是历史的补偿，而这种补偿，不仅没能改变其悲剧的历史，而且充满了误解，把刘伯温日益简化成了一个连他自己都不愿要的军师形象，真乃双重悲剧。

一、刘伯温的生平刘伯温(1311—1375)，名基，谥文成。生于浙江青田县(今文成县)的书香世家，排行为二，自幼博闻强记，“于书无不窥”。少年时即著有《春秋明经》二卷。16岁考中秀才，22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其时人称刘基“诸葛孔明之俦”，“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

26岁时，刘伯温初登仕途，任江西高安县丞，以“不避强御”、廉洁惠爱著称，当地百姓称之为“刘青天”，而奸人豪强“数欲害之”。28岁时调任江西行省职官掾史，以“谠直”闻名，与幕僚不和。30岁时弃官隐居，此后读书写诗，还曾游历大都。38岁时复出为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一年后又辞职，闲居杭州，写了不少诗文。42岁时复出，为浙东元帅府都事。他招募民兵，大败方国珍的起义军。后因反对招安，坚持剿捕，被朝廷罢官，羁留绍兴，以诗文自娱。46岁时复任行省都事，后升为行省郎中。48岁时又辞官归隐，著《郁离子》，“以待王者之兴”。

1360年，刘基50岁，应朱元璋之邀赴金陵，呈《时务十八策》。朱氏筑礼贤馆居之。闰五月陈友谅发兵攻建康，刘基以计“乘东风发伏兵击之，斩获若干万”。

第二年，又出计克江州，降洪都。52岁时，刘基回乡葬母，途中平定金、处苗军叛乱。居家期间，朱元璋多次恳请他尽早回京：“以天道发愚”“赐教”“指示”。

匆匆回京后，刘伯温策划了鄱阳湖大战，击溃了陈友谅，还救了朱元璋一命。56岁时，刘基承命，卜地建筑皇宫；57岁时，与李善长一起制定律令；58岁时任御史中丞，处斩中书省都事李彬，得罪李善长；59岁与太祖讨论宰相人选，由于直言不讳，得罪汪广洋、杨宪、胡惟庸；61岁时告老归田，不问政事，唯有下棋饮酒；63岁时被政敌胡惟庸陷害，说他想霸占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作寿坟，图谋不轨，朱元璋趁机剥夺了他的爵禄，刘基为表明心迹，亲自上京师向朱元璋谢罪，并留在京城不敢回乡。65岁，在政敌胡惟庸升任右丞相时，他一病不起，被皇帝朱元璋派人护送回青刘伯温——才大力雄功未成299田老家，之后被胡惟庸下毒毒死。他死后5年，胡惟庸垮台，又过了10年，冤案被平反，朱元璋赐给刘氏家族金书铁券，凭券可免家族犯死罪者一次死。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重新受到皇帝重视，被追封为太师，谥号文成，因而后人又称他刘文成。

二、刘伯温龙韬虎略刘伯温一生功业辉煌，人称“开国文臣第一，渡江策士无双”；朱元璋称他“学为帝师，才称王佐”，“吾子房(张良)也”。其诗文也为一代宗师，与宋濂、高启相抗。杨守陈说：“汉以降，佐命元勋，多崛起草莽甲兵间，谙文墨者殊鲜。子房之策，不见辞章；玄龄之文，仅辨符檄。未见树开国之勋业而兼传世之文章如公(指刘基)者，公可谓千古之人豪矣。”刘伯温龙韬虎略，为后世所崇尚，其代表作《郁离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之一，其中的思想谋略值得当今的人们加以研究。

1.道德。刘伯温认为，胜天下之道在德；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宏不能使人安；得民心者得天下，唯修德省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方能得民心。

2.治国。刘伯温认为，治国如治病，“治乱，症也；纪纲，脉也；道德、政刑，方与法也；人才，药也。”而且，人才是为政之本，应不问系族，唯贤是用；不论农与工肆之人，不鄙侧陋，择可唯长。长则用其长，短则用其短。识别人才，则要看实质，不能被外表所迷惑，不能只凭琴之“断纹”“古”即认为它是“稀世之珍”，也不能将“狗偷鼠窃”之人，“食之以玉食，荐之以珠履”，当人才对待。治国必须廉洁爱民，奖善惩恶，“贿赂公行，必致丧失人心，室家不保”；“志利而忘民”，则“国危矣”。

3.用兵。刘伯温认为，善战者省敌，不善战者益敌。应当善于借用他人之力，来战胜对手：“唯天下至仁为能以我之敌敌敌，是故敌不敌，而天下服。”还应兵民结合，组织民丁，以耕备战，以战护耕：“有国者，必以农耕而兵战也。兵不足则农无以卫，农不足则兵无以为食。”所以，可耕战定籍，保甲连环。

4.智谋。刘伯温作为谋略家，十分重视智谋的应用。他说，豺狼本不是老虎的对手，但它善于群起而攻，犄角相应，所以老虎往往敌不过它们。赵国兵卒虽多，但于长平一战，弃戈被坑，“唯其智之不如豺而已”。他还说：“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鲜哉。”“智而能愚，则天下之智莫加焉。”“鬼神之所以神于人者，以其不30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常也。唯不常故不形，不形故不可测。”在《拟连珠》一文中，刘伯温指出：“食人之虎，不能容一猬；牵羊之绠，可以御九健。”意思是：吃人的老虎，吞不下一只刺猬；牵羊的绳子，可以拴住九头牛的鼻子。可见，防身应有术，致人亦需谋略。

刘伯温的一生坎坷神奇，慷慨有节，在民间广为传颂。特别是他的谋略，“人莫能测”，屡见奇功，为后世景仰，并被神化。尽管在这些谋略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封建迷信等成分，但作为千古罕见的文人政治家，刘伯温的名字仍然是历久弥新的。

三、刘伯温的文治武功14世纪中期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元朝由盛转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使统治集团受到沉重打击，并一步步走向衰败。1311年，在浙南大地上诞生了一位对元明改朝换代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人物刘伯温，他自幼熟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广泛涉猎天文、地理、军事、文学等知识，很快成长为忧国忧民、抱负远大的青年才俊，但他从25岁到50岁的25年间，由于受到腐朽没落势力的排斥、诬陷和打击，仕途坎坷，壮志难酬。1360年，也就是刘伯温50岁的时候，他投身于朱元璋的反元斗争，凭借政治谋略和杰出才干，很快为朱元璋所信任和重用。

在辅佐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创立大明王朝的过程中，刘伯温办了两件大事。

一是协助朱元璋运筹帷幄。首战龙江，再战鄱阳，打垮了陈友谅，接着挥师东下，平定张士诚，由此东南安定，为大明王朝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二是协助朱元璋亲力亲为。营建新都、制定律历、复兴科举、整肃纪纲，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及其巩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这正是后人对刘伯温历史地位的形象概括。刘伯温作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代表，其思想、智慧及人格魅力，颇多值得今人借鉴之处。

第一，“以民为本”。刘伯温主张，“国不自富，民足而富”，“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本”。他还主张，“生民之道，在于宽仁”。《郁离子·灵丘丈人》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山东藤县有一位老人非常善于养蜂，他成功的秘诀在于精心管理。

他每次取蜜的时候只拿走多余的蜂蜜，而不把蜂蜜全部取光。这样，原来养的蜜蜂安心定居，新来的蜜蜂也愿意在这里繁殖，家道越来越兴旺。后来，他的儿子继承家业，但对养蜂的管理却截然不同。夏天不管烈日暴晒，冬天任凭风雪覆盖，甚至蝼蛄、蚂蚁钻进蜂箱也不管，结果蜜蜂举族而去，其家道也因此败落。刘伯温借此感慨：“为国有民者可以鉴矣。”刘伯温的民本思想，不仅表现在极力主张官员廉刘伯温——才大力雄功未成301洁从政，轻徭薄赋，而且针对“厚利入私家”的现象，主张均平，“推余补不足，兹实王政始。”洪武三年(1370)，处州大旱，当地百姓殷切盼望朝廷开堤放水，解决旱灾。为解决这一难题，刘伯温巧妙地、恰到好处地把处州的香菇推荐给皇帝朱元璋。特命厨师做一道“香菇盒”，“盒”的谐音为“河”，寓意开河救灾。太祖食之甚喜，不但悟出了刘伯温献盒之意，下令掘开河堤，放水救灾；还连连夸奖香菇为“山珍之冠，素中之王”，命令处州菇农年年朝贡。从此，香菇成了处州贡品，不但立时身价百倍，而且由于宫廷的需要，品种不断开发、产量不断提高，刘伯温为处州香菇种植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当地百姓打开了香菇的销路，增加了收入。

第二，“以道事君”。刘伯温说：“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这里所说的道，主要是指治国理政应当遵循的理念和原则，也包括社会正常运行必须服从的真理和规律。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刘伯温在看待君臣关系上能够提出“以道事君”的理念，需要莫大的政治勇气。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凤阳建都、平定王保保和选任宰相等重大问题上，刘伯温都敢于在朱元璋面前直言，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和主张。当时，明初定都何处有争议。朱元璋提出除金陵(今江苏南京)之外，在临壕(今安徽凤阳)建中都，实际上是想把首都迁到老家去，尝尝荣归故里的风光，刘伯温犯颜直谏说“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轻也”。刘伯温之所以坚决反对，理由有两条：一是营建中都工程十分浩大，而天下初定，百姓尚未得到休养生息。再说，金陵与临壕相距并不遥远，在临壕营建中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二是元代著名统帅王保保仍握有重兵，对新生的明政权威胁甚大，需集中力量认真对付。但是，朱元璋对刘伯温的正确建议置之不理，于洪武二年在临壕开工营建城池宫阙，前后六年，耗费极大。加上朱元璋在同王保保的战争中又吃了败仗，死伤无数。在这种形势下，洪武八年四月，恰好在刘伯温去世之时，朱元璋最终不得不亲自撰写罪己文告，到中都祭告天地，罢建中都。刘伯温的逆耳忠言终被验证，也彰显了这位开国功臣“以道事君”的高尚人格。

第三，“以智制胜”。刘伯温从小聪慧过人，博学强记，注重社会实践，因此成为那个时代智慧超群的杰出人物。刘伯温生生不息的天道观，知必有见于行的知行观，教为政本、重德致用的教育观，试之事而后识贤的用人观等，都是他哲学智慧的结晶。刘伯温见到朱元璋时，他正面临着被东西夹击的被动局面，不知如何是好，刘伯温向他陈述了思谋已久的时务十八策，指出，东面的张士诚，据有江浙一30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带，地盘小，力量弱，但地区富庶繁华，张士诚其人，胸无大志，贪求苟安；西(南)面的陈友谅，占据江西、湖南一带，地盘大，但陈友谅其人，亡命之徒，野心勃勃，凌上欺下，不得人心。当时，朱元璋手下的将领贪图江南的富庶繁华，多主张先进攻张士诚，刘基力排众议，指出：如果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必然乘虚而入，我们腹背受敌；如果进攻陈友谅，张士诚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他提出，捕兽先捕猛，擒贼先擒强，只要拿下了陈友谅，张士诚可不战而胜。刘伯温的这番话，如同诸葛亮的“隆中对”，从全局着眼，廓清了朱元璋眼前的迷雾，认清了主攻方向，得到朱元璋的激赏，说：“先生今后有什么计谋，还请不吝赐教。”从此，朱元璋按照刘基的这个战略思想行动，事业得到快速的发展。刘伯温逝世后，人们根据他参与指挥过的军事战役和办理过的重大事项加以演绎，逐步把他神化为“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天师”。而实际上，刘伯温的“神机妙算”，并非天授，而是来自于对客观事物的周密观察和思考，来自于对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和体悟。这在他功成身退的变局中，也得到了体现。朱元璋的皇帝宝座坐稳以后，虚荣心和猜忌心大为滋长，开始杀戮功臣。刘伯温从朱元璋问相和定都等分歧中，敏锐地感觉到自己面临被冷落、被排斥乃至被铲除的危险。于是他在年龄刚过六十之时，便当机立断、急流勇退，告老还乡，闭门谢客，不再过问朝政。就是这样，淮西集团李善长、胡惟庸之流，仍不放过他。在当时的权力倾轧中，刘伯温势单力薄，难以摆脱遭诬陷、受打击的可怕命运，但他依然坦然面对、沉着应付。

第四，“以德服众”。刘伯温是一位清官，廉直恤民，秉公执法，以高尚的官德和人格魅力流传后世。刘伯温的官德，最突出的是刚正、诚信。他一生最鄙视、最痛恶的，是官场中那些弄虚作假、阿谀奉承、摇尾乞怜和尸位素餐的人。刘伯温为官口碑甚好，不肯结党营私。刘伯温死后，朱元璋对他的儿子说：“刘伯温在时，满朝都是党，只有他一个不从。”明初朝廷中结党营私之风盛行，彼此明争暗斗，争夺权力，刘伯温洁身自好，不结党、不营私，这集中反映了他的人生境界和高尚品德。1368年，在朱元璋巡视汴梁期间，丞相李善长和刘伯温留守南京。当时刘伯温官任御史中丞，专司纠察百官。恰逢中书省都事李彬贪污犯事，李善长与之关系密切，为其求情。刘伯温不买账，依旧奏请处斩李彬，由此得罪了李善长，他处心积虑意欲报复刘伯温。后来，朱元璋因事责罚李善长，刘伯温却以国事为重，为李求情。朱元璋私下对人说，李善长要害刘伯温，刘伯温反倒为他说好话。这件事反映了刘伯温为人处世不徇私情、公私分明的坦荡胸怀。

刘伯温——才大力雄功未成303第五，“实干兴邦”。刘伯温初见朱元璋即呈现思谋良久的时务十八策，确定了先打陈友谅、后打张士诚，然后一举向北统一全国的战略思想。为了保证此战略思想的顺利贯彻实施，刘基力排众议，说服因贪图江南富庶繁华、主张先进攻张士诚的朱元璋的众多将领，转而走上先打陈友谅的正确军事道路。鄱阳湖之战，面对敌我力量悬殊、朱元璋及众将疑惧重重的情况下，刘伯温泰然自若，指挥若定，与朱元璋同坐一艘白色战船坐镇指挥。激战正酣，刘伯温突然大叫一声，一把拉起朱元璋跳到了另外一只船上，朱元璋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一发炮弹飞来，将他原来乘坐的战船炸得粉碎。由于君臣二人勇敢镇定，指挥有方，经过40多天的鏖战，最后朱元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扭转了战局。其后，朱元璋按照刘伯温的既定战略，消灭张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刘伯温不只是为朱元璋打江山卖命，还要为朱元璋坐江山殚精竭虑。他靠实干显示出了“治世之能臣”的杰出才能。一是新王朝的都城南京是由他主持兴建的。二是新王朝的国号“大明”是由他提议的。三是新王朝的最初法律，是由他提议并参与制定的，这部法律，为后来的《大明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是主持制定了明朝的军事制度——卫所制，刘基本来对历代兵制就有极其深入的研究，他所制定的这种军事制度，汲取了历代兵制，尤其是汉、唐、宋几朝兵制的长处，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军队耕战结合，即“无军不屯”，这样，军队可以自给，减少了庞大的军费支出，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其次是“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将军权牢牢控制在皇帝的手中。五是设计了一种新的科举考试制度——八股取士的制度，这种制度盛行于明清两朝，对巩固专制统治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四、刘伯温的处世不够哲学（一）干预皇帝决策拿刘伯温和张良相比较，张良从来不干预刘邦的决策，当年刘邦建都洛阳，张良虽然明知不合适，但他一言不发，直到娄敬提出了，他才附和。朱元璋本来想将国都建在他的老家凤阳，可刘伯温明确地表示了反对，说：“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居然说皇帝的老家不是建都的地方，朱元璋肯定不高兴。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模仿刘邦，大封功臣。人们常将李善长、徐达、刘伯温，与汉朝的萧何、韩信、张良相比，称之为明朝“三杰”，李善长相当于萧何，徐达相当于韩信，刘基相当于张良，然而朱元璋对这三杰的厚薄却十分悬殊。对李善长，朱元璋特别加以关照，官授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爵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赐30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予铁券，凭此券，本人可以免死刑二次，其子免一次，名列功臣之首。徐达排名第二，官授太傅、右柱国、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爵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比李善长还多出了一千石，也享有免死的铁券。两个人基本上持平。这一次一共封了36人，其中，公爵6人，侯爵30人，没有刘伯温的份。虽然当时就有人认为，刘伯温的功劳远高于其中许多人，即使同李善长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可他却被排斥在外。

直到过了20天后，又补封了两个人，其中才有刘基，但官职只是资善大夫、上护军，爵位只是诚意伯，岁禄只有二百四十石，官职爵位既比李善长、徐达低了若干级，俸禄更是只相当李、徐二人十几、二十几分之一，既无铁券，也不世袭，在38人中排名最后。其实，出现这样的结果，与刘伯温经常干预朱元璋的决策不无关系。

（二）对朱元璋的心腹大臣不知敬而远之张良对刘邦的心腹大臣从来都是敬而远之，不招惹他们。而刘伯温以对皇帝的耿耿忠心，执法严格，不徇私情，与朱元璋权力核心集团的“淮西帮”成员一再冲突。李善长是朱元璋的第一宠臣，他的亲信李彬犯法，他出面向刘伯温求情，让他网开一面，刘伯温却不予理睬，照杀不误，于是开罪了李善长。一次，朱元璋就宰相的人选问题，向刘伯温征求意见，先是虚情假意地表示要以刘伯温接替李善长出任宰相，刘伯温婉谢了，说宰相应当是栋梁之材，而自己不过是如同绑成一束的小木条，加之又有嫉恶如仇这种刚烈的个性，是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的。接着，朱元璋又提出了几名人选。凡是涉及官员任用的事情，从来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因此，对这种事情的表态，也要十分慎重，刘伯温未必不明白官场中的这种为人处世之道，但是在刘伯温看来，既然皇帝就如此重要的问题向他咨询，就应当知无不言，他对那几名人选都表示反对，可后来朱元璋还是任命了李善长推荐的胡惟庸。可见，朱元璋并不重视刘伯温的意见，而这却为刘伯温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三）刘伯温的归隐，没有做到“心隐”刘伯温作为杰出的智者，从朱元璋的大封功臣的厚薄中，似乎察觉出、领略到了其中的些许奥妙。于是，他仿效张良，进行了归隐。1371年，他回到了青田老家，而且闭门不出，与地方官员绝不往来，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全身避祸。可是，所谓“隐”，不止于身隐，更重要的要做到“心隐”，要与政治一刀两断，不能藕断丝连。刘伯温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在青田县南约170里，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地处永嘉、台州两州交界，位置偏远，地势险峻，为官府势力所不及，而这里正是朱元刘伯温——才大力雄功未成305璋的劲敌方国珍当年发迹之处，如今也还是一些作奸犯科者的巢穴。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刘基向朱元璋建议，在这里设立巡检所，以加强控制。朱元璋同意了，并派兵把守。此时担任宰相的，正是当年刘伯温所反对的胡惟庸。胡惟庸一直耿耿于怀，如今大权在握，正想整治刘伯温，便以此事为由头，指使人上书，说刘伯温看中了谈洋的“王气”，想占为自己的墓地，百姓反对，所以他才提出设立巡检所以驱赶百姓。这触动了朱元璋对刘伯温早已存在的猜疑之心，他不分青红皂白，下书对刘伯温痛加斥责，并夺了他的俸禄。刘伯温明白，皇帝怀疑他了，青田是不能再待下去了，他必须留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以证明他没有二心。于是，刘伯温不顾老病之身，又从青田老家，千里迢迢回到南京。

（四）处在政敌的重重包围之中刘伯温1873年再度回到南京后，在受到朱元璋高度猜忌的情况下，又处于政敌的重重包围之中。他忧心忡忡，在一组诗中这样说：“侥福非所希，避祸敢不慎。

富贵实祸枢，寡欲自鲜吝。疏食可以饱，肥甘乃锋刃。”无奈，他又向往起故乡的田园了，“荣名非我愿，守分敢求余。登楼眺远郊，肆目望天街。明月出云中，照我华发疏。还归掩关卧，梦到田园居。掩门还独坐，浩然怀往昔。惟有故乡梦，可以慰岑寂。”在政敌胡惟庸升任右丞相后，刘伯温的处境更加危险，他也更为忧虑，终于一病不起。可是，这位杰出的智者，如今已经自救无术了。他卧病在床，胡惟庸借探病为名，给他留下一剂药，他服下以后不久，腹中出现了一块拳头大的肿块，他对朱元璋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担谅着不好。”朱元璋未予理睬，三个月后，即洪武八年(1375)三月，得知刘伯温已经救治无望，这才打发他回乡。

四月十六日，刘伯温病逝于家。刘伯温不是不知道胡惟庸的为人，也不是不懂药理，更不是非服用那一剂药不可，他之所以服下胡惟庸的药，是因为这一剂药大有来头，没有皇帝的授意，胡惟庸未必会来看他，更不敢擅自给他药物，这剂药不服不行，服了，自身不免一死，而不服，必将有家破人亡的大祸。这是一剂人生的苦药，是由他的智与不智配制而成，当他饮药时，心苦一定更大于药苦。

（五）刘伯温不能真正做到“心隐”原因分析为什么刘伯温不能像张良那样，及早抽身退步，反而越陷越深，终至不能自拔呢？并不是由于刘伯温的不智，而是由于两个人教育背景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生追求的不同。

张良属道家一流，老子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30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足矣”“功成而弗居”“功成名遂身退”这些思想，无疑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之所以投身政治，不是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而只是为了复仇，这个目的达到了，他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趟政治浑水了。

而刘伯温则不同，他是在儒家教育的背景下熏陶成长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的人生追求。为此，他在很小的时候，便参加了蒙元统治者举行的科举考试，他以一个备受歧视的“南人”身份，居然能一路过关斩将，顺利进入殿试，并得以高中，他对蒙元统治者无疑是怀有深深的知遇之感的。他的本意，是想在蒙元统治者的治下建功立业的，他也是这样做的，出任地方官，恪尽职守，赢得了普遍好评。当反元的起义烈火燃起时，他投笔从戎，参与了平息农民起义的军事行动，为蒙元统治者运筹帷幄，屡屡建功，他的忠心、他的才智，得到了蒙元统治者的赏识。只是由于蒙元统治集团太腐败、太黑暗了，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他投奔朱元璋，并不是对其政治主张的认同，而只是为了使自己的才智得以施展而改换门庭。

他不屑于作书斋中的扬雄，竹林中的刘伶、嵇康，也不甘于像自号“四明狂客”的唐代诗人贺知章那样，诗酒流连。他要像东晋的谢安、三国时的诸葛亮那样建功立业。试想，怀着这样的人生目的，他不会在仕途上止步，他必然要在政治这条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因为这是他实现其人生目的的唯一道路。

五、刘伯温的个人品德（一）聪明好学刘伯温聪明机敏，先天条件好，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后天非常努力。他从小酷爱读书，只要能拿到手的书，无所不读。他既通经史，又好象纬之学。这象纬之学就是古代的天文学，不仅神秘化了，而且禁止私学。刘伯温何以能学到这门禁学，不得而知。及至成年，他已是经纶满腹的学问家了。元明宗至顺年间，刘伯温小试牛刀，高中进士，分配到江西高安县当了个县丞，官职虽小，但他在任期间就获得了廉政的好名声。省里听说了他的政绩，要将他调上去，他谢辞了。后来，任命他为江浙儒学副提举。元时各处行省皆设儒学提举司，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提举司设提举一人，从五品；副提举一人，从七品，副提举也就是现在的一个副处级。正副提举掌管所在地学校的祭祀、教育诸事。刘伯温偏不顾自己位卑，要去议论御史失职之事，结果开罪了权臣，只得辞官回家。当时的人们议论到江南一带的人物时，都会提到刘伯温，而四川的名士赵天泽则将刘伯温排为江南第一号人才，认为他相当于三国时的诸葛亮。

刘伯温——才大力雄功未成307（二）清正廉洁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方国珍在台州起兵，拉开了反元的大幕。方国珍的军队迅速占领了台州、温州、庆元（今宁波）等地，当地官员奈何不得。省里面只得将刘伯温召出。刘伯温同事黄伯生在其《诚意伯刘公基行状》一文里说，省里将刘伯温召出后让他当了浙东元帅府的都事，仍是个从七品的小官，而元帅府即宣慰司，是省里的一个派出机构。刘伯温到任后，献计筑城抵御，果然使方国珍受阻。这时，左丞相招安方国珍，刘伯温认为招安不妥，因方国珍是第一个起兵反元之人，应乘胜一举将方国珍剿灭，否则后患无穷。从起义反元这一角度来看，刘伯温这一计确实很毒，若得逞，元王朝将再苟延残喘一阵也说不定。方国珍听说后，忙用重金贿赂刘伯温，希望刘伯温改变观点，为他接受招安说点好话，但刘伯温不受。方国珍便派人从海上带重金到京城，贿赂当权者们，终于打通了门路，朝廷决定招安方国珍，一面授方国珍官职，一面反而斥责刘伯温霸道。方国珍受招安不久，等到喘过气来后，再次起兵反元，而此时的刘伯温，虽又被省里重新任用负责剿捕之事，却又见疑，不给兵权。至此，刘伯温对元王朝心灰意懒，干脆辞官回家了。刘伯温回到老家青田后，专心著书，写下了反映自己政治主张的传世之作《郁离子》。

（三）铁面无私大明王朝建立后，刘伯温与左丞相李善长共同辅佐朱元璋。朱元璋巡幸汴梁（今河南开封），就让刘伯温和李善长留守京都。刘伯温对李善长说：宋、元二朝，就因为法纪松弛而失天下，因此，我们应整肃法纪。于是，令御史纠劾不要有什么避讳，该查谁就查谁。宿卫宦官有了过错，就上报太子然后按法处置。如此一来，无人再敢藐视法纪。有个叫李彬的人，任中书省都事，犯下了贪赃枉法之罪。此人一直追随李善长，和李善长关系很好，李善长要包庇他，便与刘伯温商量，希望看在他的面子上，放李彬一马。要是放在今天，第一丞相亲自出马，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知能有几个清官敢不给面子的？刘伯温与李善长虽是朝夕相处的同事，但就是不给李善长这位第一丞相的面子。他将李彬罪行上报朱元璋，申请斩杀李彬，得到了朱元璋的批准。当时，京城久旱，正在筑坛祈雨，刘伯温一拿到朱元璋的批准文书，就在祭坛下将李彬斩了。这一来，刘伯温和李善长也就结下了冤仇。而李善长是个外表谦和、内心善嫉刻薄之人，刘伯温不给他面子，他也就处心积虑要报复刘伯温。

朱元璋一回到京城，李善长就告了刘伯温一状，说刘伯温在祈雨的祭坛下杀人是对30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老天爷的大不敬，加之那些因刘伯温铁面执法而损失了利益的人也帮着李善长敲边鼓，尽说刘伯温的坏话，而求了十多天的雨，也一滴未下。朱元璋原本就是个三花脸，便对刘伯温由高度宠信转为强烈不满。

（四）刚正不阿刘伯温自然知道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借夫人身体欠佳之机请假回家。刘伯温请假回家之时，正是朱元璋商议定都之时。朱元璋以一介平民而成帝王之业，毕竟没有多少文化，只为光宗耀祖，竟然想将其老家凤阳定为都城。刘伯温不想自己帮助朱元璋好不容易才打得的天下轻易失去，临走时，还是诚恳地劝告朱元璋，说:凤阳虽然是您的老家，但那里却不是建立都城的地方。王保保（汉人，元朝将领）还活着，不可轻视啊！果然，朱元璋平定西边的战事进展得不顺利，便又将刘伯温召回京城。这次，朱元璋要给刘伯温重赏，准备封刘伯温的祖父、父亲为永嘉郡公，提高刘伯温的爵位，但刘伯温都坚决地谢绝了。由此可见，刘伯温和那些利欲熏心之辈毕竟不同，他始终是刚正不阿的。

（五）不在其位，也谋其政刘伯温告老还乡后，曾告诫朝廷：浙江永嘉台州之间有块空地名曰谈洋，往南直达福建地界，是盐盗出没之地，方国珍就是凭据这里复杂的环境起事的，因此应设巡检司守护。一旦设巡检司守护，那些不安分守己的人就不方便了。后来茗洋逃军反叛，这样的大事当地官员竟敢隐匿不报，刘伯温就叫他的大儿子刘琏报告了此事，可是没有通过中书省，因为中书省掌握在胡惟庸手中。胡惟庸正恨找不到机会出气，一看刘琏居然绕过了中书省奏事，新仇加旧恨，胡惟庸便指使手下官吏诬告刘伯温，说刘伯温精通阴阳学，看出谈洋这块地方有王气，因此想占为己有以便将来作为自己的墓地，但当地百姓不愿给他，所以他才请求设巡检司驱逐老百姓。胡惟庸这一着真是暗藏杀机，你刘伯温想死后葬在有王气的地方，就是想让子孙当皇帝。朱元璋得到报告，下旨剥夺了刘伯温的俸禄。

（六）嫉恶太甚朝廷上当权的大员，大都不喜欢刘伯温。记载他生平事迹的《行状》《神道碑》都说他“性刚嫉恶，与物多怜”，大概是指他处事严正，好说真话、直话，性子又急，因而得罪了许多人。明太祖想选一个宰相，曾举自己喜爱的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三人，问他这三人有没有这个才能。刘伯温则认为对宰相的要求，必须要心平如水、大公无私，这三人都够不上这个标准。太祖说，那么你来做宰相吧。他说，刘伯温——才大力雄功未成309他也不行，他“嫉恶太甚，不耐烦剧”。关于“嫉恶太甚”这一点，他还写进了文章。《古文观止》所选的《卖柑者言》，是他很为人们传诵的一篇名作，就是痛骂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醛(quán美酒)，而铁肥鲜”的欺世盗名者的。用这篇文章中的话来说，他称颂的是那些“愤世嫉邪”的人。嫉恶太甚，与愤世嫉邪是一个意思，这当然要招来某些人对他的怨恨。有这样性格的人，大多不懂得圆通做人之道，也不能容于世，所以刘伯温最后还是受到了暗算，送了性命。当他发觉吃了丞相胡惟庸所荐医生的两帖药有中毒现象，便立即报告太祖。本来明太祖是可以保护刘伯温的，却没有采取措施，以致中了坏人的奸计。过了十多年，刘伯温的次子刘仲璟朝见太祖，太祖对他说：“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这充分说明，刘伯温在世时，因为刚正不阿，所以孤立无援，终于受害。他虽然享受盛名，受到后人敬仰，终究还是一个悲剧人物。

31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亍谦——忠臣廉吏的光辉典范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汉族，明朝名臣，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他曾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展示了他卓越高尚的情操，但也是他命定的悲剧命运的写照。哲人曰：性格决定命运，诚然。于谦出污泥而不染，宁折勿弯，保持洁白无瑕的人格，视死如归。他与屈原、伍子胥、贾谊、苏武、司马迁、诸葛亮、颜真卿、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一脉相承，受先烈精神的感召，九死而不悔，决不向恶势力低头，名节重于生命。

于谦是明朝英景之际的朝廷重臣，其辉煌一生彪炳史册，是中国古代忠臣廉吏之典范。于谦官宦一生，政绩辉煌，可谓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统兵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挽明朝大厦之将倾，他是景泰朝改革中兴的中坚。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功臣，最终竟被他所忠诚的大明王朝“斩于市”，个中原因引人深思。

关于于谦的死因，许多学者已经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围绕皇位争夺的宫廷斗争和权臣弄权；二是于谦在复杂政治斗争中策略上的失误；三是于谦本人刚毅正直的性格，等等。但是，如果将视野放宽，将于谦的悲剧放入我国古代儒家传统思想与君主专制的关系中去认识，我们就会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一、儒家思想与君主专制集权的错位于谦作为我国古代勤政廉洁、爱国忧民的典范，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然而，于谦的悲剧不是孤立的。在我国漫长的专制主义统治时期，类似的悲剧一再重演，其中必定有某种内在的因素在起作用。由此我们想到了作为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政权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传统儒家侧重从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维护专制，但对于一家一姓的专制却并不以为然，其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政治主张，始终和专制集权存在某种程度的错位。于谦的悲剧正是儒家思想与专制君主制之间内在矛盾的典型反映。

于谦无疑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典型。无论是从他少年时代就立下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愿，还是为官后以勤政爱民、忠君爱国为主要内容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再到他正直清廉的高尚品德，公而忘私、舍生取义的君子人格等都充于谦——忠臣廉吏的光辉典范311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于谦生活的年代，专制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以儒家经典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实际上，这也是于谦据以为官宦的门径。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却是于谦最终不为这个时代所容。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由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所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大都不能与时代合拍??”将这里所说的“传统道德”理解为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道德，大致是不错的。那么，由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思想道德培养出来的于谦，其命运却是在儒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时代以悲剧告终。通过于谦的悲剧，我们清楚地看到儒家思想与专制君主制的内在矛盾。也可以说，这是导致于谦悲剧的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从明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之变”到景泰八年(1457)的“夺门之变”，是明朝的多事之秋，在这短短的八年中重大变故接踵而至，同时也将于谦推到了时代的中心。而于谦在处理这些重大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意识和英宗朱祁镇、代宗朱祁钰的种种私己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中英宗的“夺门之变”，以及“夺门之变”后以“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为由，即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复辟的“正确”，而最终将于谦这位“有功于社稷”甚至也有功于自己回朝的栋梁之材置于死地，其私己的动机昭然若揭。

代宗之立，对于朱祁钰来说，是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我们无从知道。但在拥立之初，他的表现是惊让再三的，甚至对参与拥立的群臣以“乱法”斥之。乱的是什么“法”？无非是专制君主一家一姓的继承之法。然而，在群臣默然之际，正是于谦的一句“臣等诚忧国家而非为私计”，使朱祁钰改变了态度。在我国古代，因皇帝被俘，由朝臣拥立新皇帝，朱祁钰并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就有晋憨（hān）帝、晋元帝、宋高宗等。但和前几次相比，明代宗之立，却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

前几次可以说都是在前朝廷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的，拥立新皇帝实际上意味着建立了一个新朝廷，因此并无“乱法”一说。正如《明史》卷167所言，当时“寇非深入之师，国非积弱之势”，明朝国土未失，朝廷尚存，太子犹在。在这种情况下拥立新皇帝，就更显出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的鲜明立场以及为了社稷生灵，将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置之度外的过人胆略。朱祁钰在于谦的促成下即位，在即位以后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对于谦也是言听计从。但他们各自的思想意识却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代宗在接受拥立时，还有一点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的味道，那么，在即位以后，他所考虑的就是如何确立自己的继统了，从他阻挠英宗回朝，后又急于东宫易储等一系列的举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私己动机。反观于31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谦，在拥立之时，他未尝不清楚这既有悖于礼法，同时也使自己踏上了一条不测之途，但从社稷生灵的利益出发，又不得不如此。对于谦这样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艰难但却又正确的选择。此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于谦无不以社稷生灵的利益为最高原则。至于谁当皇帝，倒在其次。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拥立代宗，还是奉迎英宗，在于谦看来，都只是社稷生灵利益的需要，如果对社稷生灵无害，那么在代宗之后，重新回到英宗的继统，也是未尝不可。从于谦后来在代宗强迫朝臣在东宫易储的奏章上签名时所表现出来的“面有难色”，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一内心活动。在代宗之立、英宗回朝以及东宫易储等一系列事件中，如果单以一个介入权力之争的政客的标准，代宗的行为逻辑是合理的，而于谦的行为逻辑则是不合理的，但正是这个不合理，衬托出于谦无私忘我的境界。实际上，代宗即位后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东宫易储及其所造成的朝廷上意见的分歧和诸多大臣对代宗的不满，在客观上对英宗复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为于谦的命运营造了必然以悲剧告终的政治氛围。因此，由于东宫易储等私己行为，代宗对于谦之死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国家处于艰难危亡之际，朱祁钰、朱祁镇这些专制君主只考虑一家一姓私己利益的思想意识和于谦这位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意识之间的差异是如此的泾渭分明。而这种差异，在我国古代传统儒家思想和君主专制的关系中又是贯穿始终的。

二、忠心爱国爱民，顾不上刻意协调人际关系于谦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他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纠错惩恶，兴利除弊，刚正严明。他从来不计个人私利，为官争理不争利，更不会阿谀奉承权贵或搞阴谋诡计；不拉帮结派，没有自己的小团体；他疾恶如仇，处世方式直来直去，不加任何掩饰。他的这种品性和处世方式使他四方树敌，陷于孤立无援之境地，也终于酿成了他的人生悲剧。

（一）于谦与明英宗朱祁镇史书中但凡述及“夺门之变”和于谦之死，都有这样的叙述:明英宗朱祁镇“南宫复辟”后，石亨、徐有贞等以“意欲”谋逆之罪奏请英宗判处于谦极刑。当时，朱祁镇犹豫地说：“于谦实有功。”不忍杀于谦。但是，徐有贞进言：“不杀于谦，于谦——忠臣廉吏的光辉典范313今日之事无名。”朱祁镇心意乃决，下令斩于谦。①无论那些正史的修撰者如何粉饰，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朱祁镇重新坐上龙椅再次操控生杀大权时，第一个要杀的应该是弟弟朱祁钰，第二个就是于谦。

“土木之变”发生，英宗朱祁镇被瓦剌掳走，沦为蒙古瓦剌部的人质。几天后，临危受命的兵部尚书于谦为了击碎瓦剌首领也先以英宗为人质要挟明朝的阴谋，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拥立郕王朱祁钰。此举第一使英宗朱祁镇成了有名无实的太上皇，第二使朱祁镇失去了人质的价值，南返的希望变得渺茫。瓦剌挟持朱祁镇至大同城下，胁迫明军打开城门，于谦举荐的大同守将郭登对瓦剌军大喊：“赖天地祖宗之灵，国有君矣。”拒开城门。②正统十四年(1449)元月十二日，也先进攻北京受挫，听从在“土木之变”中投降瓦剌的太监喜宁的唆使，以讲和为名，要求明廷派遣大臣出关迎返英宗，并索要数以万计的金银财物，于谦拒绝讲和之议，并且说：“今日止知有军旅，他非所敢闻。”③又一次使朱祁镇失去了早日南返的机会。

后来也先几次对朱祁镇说：“中朝若遣使来，皇帝归矣。”④又扬言欲送其归明廷，这时，朝廷大臣多主议和，迎归英宗，唯于谦独排众议，称“社稷为重，君为轻”。⑤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于谦的话是冒犯君王之狂言，无论哪个皇帝听了都会心存芥蒂。英宗最终得以回到明朝，但是于谦的祸机也就由此萌生。

朱祁镇要杀于谦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景帝朱祁钰易储而迁怒于于谦。易储之是非暂且不去评价，但是朱祁镇一定认为他儿子朱见深被剥夺太子位，于谦难辞其咎。

（二）于谦与明景帝朱祁钰《明史纪事本末》记述英宗复辟时的一段文字不禁让后世观史者感叹：明英宗祁镇复辟时，病榻上的朱祁钰“闻钟鼓声，大惊，问左右曰：‘于谦耶？’既知为上皇，连声曰：‘好，好’。”⑥如仅凭这一细节断定景帝对于谦很不信任显然有失偏颇。事实上景帝对于谦的态度有一个从信任到不信任的变化过程。

在“土木之变”发生之初以及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景帝对于谦的态度称得上极度信任，极度尊礼，甚至有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七，①(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5，《南宫复辟》，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②（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3，《景帝登极守御》。

③（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3，《景帝登极守御》。

④《明英宗实录》卷185，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年版。

⑤（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3，《景帝登极守御》。

⑥《明英宗实录》卷274。

31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时为郕王的朱祁钰受命监国，辅佐幼主朱见深。三天后，朱祁钰首次摄朝，就发生了群臣击死王振党徒的事件，一时朝廷哗然，班行杂乱。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的朱祁钰根本不知道如何操控，由于极度恐慌，几次想逃离现场，百官也惊恐不安，是于谦救郕王于尴尬的境地。这样一来，于谦就成了朱祁钰、皇族和群臣所倚重的人，并受命成为兵部尚书。仅仅隔了几天，朱祁钰由郕王一跃而为景帝，他很清楚于谦在拥立自己为帝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于谦雄韬伟略，殚精竭虑，扶危定邦，明朝在惊涛骇浪中渡过了劫难，朱祁钰也由此确立了威信。因此，朱祁钰对于谦自然心存感激。景帝登极之初，国势维艰，对于谦的信任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景泰初年的朝廷中，可谓是重要事务皆裁决于于谦。

有两件事情可以表明景帝对于谦的尊重：景泰二年(1451)二月，景帝怜恤于谦居所简陋，就赐给他一处宅第。①景泰五年(1454）二月，于谦“痰疾”发作，以至不能上朝，景帝令内臣兴安、舒良等携御医前往探视，还特地下诏但凡于谦治病所需费用物资全部由朝廷提供。当时，御医诊断之后汇报说，治疗于谦之药当用竹沥和药，而北方竹林很少，竹沥不易取，景帝就亲自带领内臣到万寿山，伐竹取沥。②然而，上述记载不能遮蔽景帝朱祁钰对于谦的猜忌、提防和牵制的历史真相。

事实上，于谦军权受制是朝廷中尽人皆知的事情。通过罗通等人来制约于谦的军权是朱祁钰的主要手段之一。罗通是一个品行恶劣、张狂不义之徒，历来与于谦不和。

德胜门一战胜利之后，朝廷晋于谦为少保兼兵部尚书，封石亨为武清侯。罗通自己不敢赴前线杀敌，自然没有得到任何物质奖励和职务晋升，所以就上疏捏造事实诋毁于谦、石亨等冒领战功，可景帝竟然说：“罗通志在灭贼，以国为计。”诏谕于谦、石亨、罗通等“今后同心协力，不许互相猜疑，以妨兵务”。③景帝明知于谦和罗通之间的不谐关系，故而利用处处诋毁于谦的罗通来牵制他。

景泰二年(1451）一月，朱祁钰竟然把罗通从山西召回京城协赞京营军务。④这一任命足见朱祁钰的心思。罗通虽然职务在于谦之下，但是处处掣肘于谦。当时，兵部其他官员如职方司郎中王伟等就曾上言景帝，请重新将总督军务的权力授予于谦。

国家危难时，于谦是中流砥柱，然而国事稍稍安宁之际，嫌猜者日众，怨谤随兴，身居高位的于谦成了众矢之的。景泰二年（1451）之后，朝中经常有人弹劾于①《明英宗实录》卷201。

②（明）夏时正：《怜忠祠记》，见（清）丁丙：《武林掌故丛编》第23集《于公祠墓录》卷4，光绪戊戌刊本。

③（明）于谦：《忠肃集》卷7，影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

④《明英宗实录》卷210。

于谦——忠臣廉吏的光辉典范315谦权柄太重，而景帝对于谦不信任的记录在史书中随处可见。景泰五年（1454）四月，兵科都给事中苏霖奏劾于谦权势过重，却“推诿责任”，而朱祁钰竟然嘉纳苏霖之谏，下令于谦等上陈攻守方略，不要临事推诿。①于谦当然能感觉到景帝对他的防备，所以才屡屡上章请辞兵部尚书职务。

（三）于谦与“夺门之变”中的“功臣”徐有贞、石亨、曹吉祥、张帆等人无疑是明英宗朱祁镇南宫复辟的大功臣，这些人个个都是要置于谦于死地而后快的。

首先来看徐有贞。在发动“夺门之变”的人当中，徐有贞是最痛恨于谦的。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瓦剌部自紫荆关、白羊口两路大举进犯京城，身为侍讲的徐有贞建言朝廷迁都南京，遭到于谦的厉声呵斥，于谦还上疏说：“徐理妄言当斩。”徐有贞虽然保住了脑袋，但是在朝廷上丢尽了面子，以至于很长时间无法升迁。景泰初，徐有贞多次托人游说于谦，求国子监祭酒一职，于谦无奈只有将徐有贞所请转告景帝，可是被景帝拒绝了。于谦又不便向徐有贞解释自己曾经推荐过他，而徐有贞就以为于谦贬抑他，因此衔恨于谦。②叶盛的《水东日记》记载一件事：景泰间，徐有贞治黄河不成，于谦尝笑谓同官：“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令脱土墅也！”一句戏言，足以取怨于人。③徐有贞对于谦的仇恨便愈积愈深。

其次看石亨。于谦对石亨是有恩的，因此本来完全可以与他结成同盟的，因为于谦的一纸奏疏，石亨的命运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于谦于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二十一受命为兵部尚书，二十四就奏请起用石亨，此前石亨被谪为事官，而于谦荐举其为右都督，总京营兵。也先犯京师，于谦令石亨守德胜门，因为于谦正确的指挥调度，石亨伏兵诱敌，杀死敌兵数众，论功封武清伯，继而进侯。④石亨对于谦心存感激，景泰二年（1451）石亨向朝廷荐举于谦之子于冕，史书评价石亨此举的出发点是自己功不如于谦却得以封侯晋爵，心存惭愧，但是不能否认其中有对于谦感激和示好的因素，可是于谦不仅不领情，还上疏奏劾石亨。石亨对于谦的仇恨由此而来。李贽《续藏书》说：于谦有恩于石亨，但是石亨后来恃功骄纵，于谦时时裁抑石亨，石亨心有畏惧，不敢妄动，积恨于心。⑤《明史纪事本末》说：石亨侄子①《明英宗实录》卷238。

②（明）焦竑：《玉堂丛语》卷8，中华书局1981年版；又《明史》卷171《徐有贞传》。

③（明）叶盛：《水东日记》卷11，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④《明史》卷173，《石亨传》。

⑤（明）李贽：《续藏书》卷13、卷15，中华书局1959年版。

31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石彪贪暴，于谦奏请出之大同，石亨更加衔恨于谦，故有“夺门之诬”。①可见，于谦是硬生生地将石亨这样一个本来可以成为同盟者的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太监曹吉祥对于谦也是心存嫉恨的。“土木之变”发生后，曹吉祥监京营军务，常常受到总指挥于谦的节制，而且重要决策都出自于谦，曹吉祥必定会感到失落和怨愤。何况，于谦曾经奏请裁革宦官监军之制，这一来，就得罪了身为监军太监的曹吉祥。

张軏（yua）对于谦也有切齿之恨。张軏素来骄纵不法、纳贿乱政，于谦对他多有贬抑。②景泰元年(1450）四月初五，于谦奏劾张軏“骄奢淫逸”“卤莽粗疏”，请予重惩。③都督同知卫颖也是“夺门”之“功臣”。景泰二年(1451)二月，六科十三道曾交章弹劾卫颖等军官奸宿乐妓之罪，朝廷宽恕了他们。可是于谦不依不饶，复劾卫颖等“纵欲败度”“终日饮酒为乐”“克扣军饷”，请将卫颖等调往北部边境，守边赎罪。④因此，即使是不发生“夺门之变”，徐、石等都时刻欲置于谦于死地，何况有“夺门之变”这样一个绝好机会，于谦岂能不死！

（四）于谦与不法军官于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能容忍那些陈年瘤疾继续侵蚀军队，不能容忍那些贪婪骄纵者继续危害国家，他一心要使明朝军队成为一支英勇善战、军纪严明的队伍，于是付出了惨重代价。

景泰二年(1451)初，在边境稍为安定后，于谦就着手整肃军政，当时，军中贪污成风，受贿卖军已成流弊。在于谦的建议下，景帝下令石亨等各营大小官吏尽心抚恤军士，若再受贿卖军，自都督以下不分官职大小，俱降三等，调往边卫哨守。⑤镇守宣府等处的总兵等官因受人之利而擅自纵放操备士兵，于谦坚决予以制止。⑥京军中还有一个顽疾就是一些军官克扣军饷甚至盗卖月粮，士兵饥饿难耐，只得外逃。

于谦奏请敕令石亨严加戒饬官员，修举戎政，并将违法军官纠送法司，明正其罪。

经过于谦的严厉整顿，军官克扣军饷和盗卖军粮的行为稍有收敛。⑦①（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5，《南宫复辟》。

②《明史》卷145，《张軏传》。

③（明）于谦：《忠肃集》卷7。

④《明英宗实录》卷201。

⑤《明英宗实录》卷201。

⑥（明）于谦：《忠肃集》卷1。

⑦（明）于谦：《忠肃集》卷5。

于谦——忠臣廉吏的光辉典范317“土木之变”发生后，部队扩充，况且在非常时刻，往往超常规地遴选提拔军官，因此京军中把总、管队等官，轻则无勇无谋，无法带兵上阵；重则贪图贿赂，剥削害军。于谦会同石亨对军官进行考核，力求军队任用得人，不误边事。①对于那些不法军官，无论职位的高低，无论出身的贵贱，即使是自己荐举的，也从不姑息。

仅据《明英宗实录》《忠肃集》两种文献，于谦在景泰元年(1450)的正月有四次弹劾下属的记录，先后奏劾永宁卫千户汤顺、都督王喜、杨俊、孙安纵寇殃民，败坏军纪。景泰元年(1450)三月，于谦奏劾都督王斌擅调官军，扰乱边务。②五月，于谦请治千户马青、马云之罪，他们此前出使瓦剌，擅自许诺也先以笙箫细乐以及能唱之女子，又许也先可与中国结亲，甚至透露边境消息给瓦剌。③九月，于谦奏请将协守甘肃右参将都督佥（qiān）事毛忠执付法司审问，因礼部侍郎李实曾称其屡与瓦剌相通。④十二月，因湖南苗民造反，进攻长沙、宝庆、武冈所属州县，于谦以为当地司府州县官员素无武备，坐视民患，故奏请将其交法司治罪。⑤同月，于谦奏劾宁夏总兵官张泰殊少勇敢，守则有余，战则不足。⑥景泰二年(1451)二月，于谦奏劾广东都指挥佥事王忠等畏缩无谋，失机误事。⑦四月，于谦奏劾左军都督府右都督王祯在边境多事之秋，告假回陕西省视母亲，事实上王祯妻妾随住，而老母却遭其遗弃。⑧七月，奏劾镇守湖广总督军务左副都御史王来、镇守贵州总兵官梁珐“挟奸计而玩寇殃民，坏法玩事”，请治二人罪。⑨景泰三年(1452)四月，于谦奏劾镇守广西副总兵都督武毅等不能振肃兵威，慑服奸宄（guǐ坏人），辜负朝廷之重托，地方不能得到保障。⑩六月，湖广苗民叛乱经久未宁，反而日甚一日，骚扰地方，不可胜言，于谦以为是地方各官互相推诿所致，奏请令王来、梁珐等亲领官军设法抚招；陕西都司管操都指挥同知杨得清贪图财贿，卖放私役军士，于谦请将其问罪。七月，于谦奏劾广东副总兵都督董兴、广西副总兵都督武毅贪墨玩事，纵寇长奸，以卖军得财为能事；以都指挥孙旺遇警闭门高坐，临敌束手旁观，耽酒恋色，玩寇殃民，请治孙旺失机误事、贪淫害军之罪。八月，广海卫备楼指挥佥事王俊将缴获战利品①（明）于谦：《忠肃集》卷5。

②《明英宗实录》卷190。

③（明）于谦：《忠肃集》卷1。

④《明英宗实录》卷196。

⑤（明）于谦：《忠肃集》卷3。

⑥（明）于谦：《忠肃集》卷1。

⑦《明英宗实录》卷201。

⑧（明）于谦：《忠肃集》卷8。

⑨（明）于谦：《忠肃集》卷5。

⑩（明）于谦：《忠肃集》卷3。

31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偷运回家，更为恶劣的是透露消息给楼寇，纵寇逃脱，卒难追捕，以致官军失利，于谦奏请让左都御史王翱查清此事，并请就地诛杀王俊；①又奏劾湖广宝庆府武冈州都指挥佥事范真不敢出城追剿反叛之众，畏缩失机之罪。②以上选录的少量于谦弹劾不法军官的记载，足见于谦整肃军队的决心，然而却使自己失去了军官们的支持。

（五）于谦与所谓的“朋党”王镇弹劾于谦的奏辞中称于谦“交结权宦，挟天子以令群臣；树立党私，引凶邪以充庶位”，③事实上，于谦在朝廷上几乎没有势力上的同盟者，他是孤独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满怀心事谁能识，独坐花前听鸟啼。”他持守着这份高洁的孤独，决不结党，不培植自己的个人势力，他公正无私地对待每一个人，因此即使是他自己荐举的人，也没有人成为他的盟友。上文所述，手握重兵的石亨就是于谦亲自荐举又亲手将其推向敌对阵营的。而另一些他荐举的人虽然没有成为敌对势力，但是也并没有成为同盟者。

“夺门之变”中同时遇害的范广被石亨等诬为于谦私党，这真是很可笑的事情。

范广确为于谦提拔，但绝非于谦私党，这一点石亨等心里明白得很。仅举一例就可看出于谦和范广的关系，景泰元年(1450)四月二十四，于谦奏劾范广、罗通等将领守备不严，纵敌失机，致使瓦剌300余人从石峰口入境，烧毁关门，又从石峰口出境，如蹈无人之境，请求治范、罗之罪。④于谦不树私党，因此不偏袒任何人，对范广也不例外。范广遇害的真正原因，史书里交代得很清楚，《明史·范广传》记载：范广助石亨提督团营，“石序所为不法，其部曲多贪纵，脆犷数以为言。亨衔之，谱罢广，止领毅勇一营。广又与都督张帆不相能。”又“广最为于谦所信任，以故为侪（chái同类的人们）辈所忌”，“及英宗复辟，亨、帆恃‘夺门’功，诬广党附于谦，谋立外藩，遂下狱，论死。”⑤其次是杨洪。“土木之变”后，杨洪镇守宣府，也先挟英宗命，胁迫杨洪开门相迎，杨洪拒不开城门，也先的阴谋没有得逞。于谦曾于正统十四年(1449)请封杨洪为昌平伯。⑥于谦后来还作《颖国武襄公杨洪画像赞》，称赞杨洪：“胸盘韬略而①（明）于谦：《忠肃集》卷4。

②（明）于谦：《忠肃集》卷4。

③（明）郎瑛：《七修类稿》，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10。

④（明）于谦：《忠肃集》卷1；又《明英宗实录》卷191。

⑤《明史》卷173《范广传》。

⑥《明英宗实录》卷181；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3，《景帝登极守御》。

于谦——忠臣廉吏的光辉典范319鬼神莫测，手操剑戟而星斗垂芒。摧锋万里，轰雷迅电，号令三军，烈日秋霜。功在朝廷，威震边疆，一骑前驱，万夫莫当，旌旗所指，犬羊遁藏。”①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手握重兵又是自己激赏的人，于谦既不拉拢也不结党，公事公办，决不袒护。

杨洪有个儿子杨俊，恃父势恣意妄为，尝以私愤杖死都指挥陶忠。景泰元年(1450）三月，擅将守备永宁之官军调往怀来，并将永宁城门砌塞，于谦奏劾其擅权弃城之罪。②杨洪恐儿子败坏边务，奏请杨俊还京，随营操练。可是，于谦穷究不舍，杨俊到京师后，于谦并劾其弃城、丧师辱国及发泄私仇、捶死边将之罪，杨俊被下狱论斩。③于谦所为本来就是为国家利益计，但是这一来，无疑失去了杨洪的支持。

兵部右侍郎王伟，在“夺门之变”中被诬为于谦同党而罢归。王伟，正统元年（1436）进士，改庶吉士，授户部主事。英宗北狩，命行监察御史事，集民壮守广平。王伟多智谋，于谦荐引其为职方司郎中。当时，军务繁多，王伟都能处置得当，于谦于是举荐其为兵部右侍郎，王伟后来用于谦之计除掉了“土木之变”时成为瓦剌间谍的小田儿。令人寒心的是，尽管王伟的两次升迁都是于谦所荐，但是王伟本人却担心朝廷中那些嫉恨于谦的人认为自己是其朋附，竟然秘密上奏诬陷于谦，以期自解。景帝将他的奏折给了于谦，于谦出来，正好遇到王伟，王就问：“上与公何言?”于谦笑着对他曰：“我有失，望君面规我，何至尔邪?”并拿出王伟的奏章给他看，王伟惭愧难当。④这样一个背后陷害于谦的人，也被视为于谦朋党，“朋”从何来?“党”从何来?

于谦处世的方式，强有力地证明了于谦的人格高尚，他将国家利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谨守本职，纠错惩恶，兴利除弊，刚正严明。于谦的这种品性和处世方式使他四方树敌，陷于孤立无援之境地，终于导致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悲哀结局。

当石亨、徐有贞一伙阴谋拥戴朱祁镇复辟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将这一情报送给身为兵部尚书的于谦，于是阴谋者从容地策划并实施着阴谋，轻易地将于谦送上了断头台。

三、一心只在社稷，不知不觉地卷入皇位斗争的旋涡于谦政治悲剧的根源，就在于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异族入侵、皇朝国①（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8。

②（明）于谦：《忠肃集》卷7。

③《明英宗实录》卷192；又《明史》卷173，《杨洪传》。

④《明史》卷170，《于谦传》。

32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家面临倾覆的时刻，以一介臣民而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皇权转移和更替的旋涡。明自仁宗以来，在封建皇统嬗替中，多是幼主临朝，母后主政，外戚、宦官、权臣争权互倾。正统时王振专权，昏庸的英宗对他言听计从，先是麓川用兵，耗费劳师，继而在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四，仓促率50万大军亲征瓦剌，明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与瓦剌主力相遇，仓促应战，结果溃不成军，死伤过半，英宗也成了瓦剌的俘虏。消息传至京城，群龙无首，一片混乱，皇太后遂令郕王祁钰监国。于谦排众议，挽狂澜，严斥徐有贞的逃亡南迁说，稳定民心军心；受任兵部尚书于危难中，加强战守，取得保卫北京的胜利。也先并不死心，常恃手中有英宗这张牌，以为奇货可居，时而大兵压境，威以兵戎；时而派人议和，索取钱物。于谦鉴于国家利益，力挫也先挟英宗的阴谋，曾正言：“社稷为重，君为轻”①以绝也先之望。这句话原是儒家传统主张，奉儒学为经典的历代皇帝亦时或言之，当时于谦是在特定情况下说的，并不意味着放弃迎回被掳英宗归朝的打算；只是权宜的策略，不料这句话却埋下了日后的祸根。与此同时，于谦又积极谋划，帮助主张摄政的郕王顺利登上皇位，于谦热心助代宗安邦定国，代宗又多倚重于谦行事，这些都构成了日后英宗对于谦的猜忌。

在拥立郕王祁钰当皇帝之事上，于谦是个起了关键作用的人物。在英宗被瓦剌军挟持、国中无主、政局动荡的情况下，于谦等大臣出于朝廷安危的考虑而拥立一个新皇帝，用以稳定全国上下的臣心、军心和民心，以绝瓦剌也先要挟之口实，从政治上看无疑是一个明智的决策。问题在于，在英宗还健在，而其子朱见深已被册封为皇太子的情况下，于谦等重臣拥立新皇帝时背弃了既存的皇统，没有让英宗所生的皇太子登临皇位。虽然，拥立郕王的直接理由，是国家处于危机时刻，皇太子年幼不足以担当大任，但郕王朱祁钰也并非具有文韬武略的英主，从皇权的传统看，当时于谦等大臣所应采取的更稳妥的做法，恐怕还是应该拥立皇太子即英宗长子继位为君，而由其叔郕王摄政。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毕竟也不乏年幼太子即位为君而以母后或其他人垂帘听政或摄政之例。何况，于谦等人舍皇太子而拥立英宗的弟弟为帝，实际上是对现存皇统和天命的一种破坏，这一举措在政治上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对此，甚至连当时被众臣拥立继帝位的朱祁钰本人，事先也不禁诚惶诚恐，为之“惊谢再三”。景泰帝事后还曾对诸臣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①《明史纪事本末》卷35。

于谦——忠臣廉吏的光辉典范321实出卿等。”虽然在于谦等大臣的坚持下，朱祁钰最终还是做了皇帝，但于谦等人以国家危难、太子年幼不堪大任为由，绕过既存的皇统而拥立一个新君的做法，在建功立业跃居新皇帝股肱重臣之列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有意无意间卷入了皇统继承的纠纷之中，从而为自己日后的悲惨结局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英宗被俘一年后，也先迫于形势，不得已送还英宗，然而代宗内心不愿还位于英宗。史载：“大臣王直等拟遣使奉迎，帝不悦曰：‘联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帝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①于谦这句话既安定了代宗的情绪，也埋下兄弟争位、自己身遭迫害的祸根。这句话虽是于谦权宜之计，但亦隐隐透露了他拥戴代宗的心理。一国不能有二帝，祁钰迎兄祁镇居于南宫，派人监视，实为软禁。他还处心积虑更换已封为太子的见深，景泰三年易储立己子见济为太子。这不仅仅是太子一人之易，实是祁钰要理顺帝系，以代宗子孙世代承继皇统，断绝英宗的皇统，造成既成的事实，为自己奠定世世代代的根基。

大权在握的于谦在易储问题上态度暧昧，此亦为后授人以口实，表现有二：一是史书所列上疏易储数十名大臣中有于谦之名，此等“皆言父有天下，传之子，三代享国长久，皆用此道”。二是明人已有讥于谦在此事上举棋不定，犹豫误事的。

我意于谦没有反对，随诸大臣议亦已签名，至少是默认。景泰四年已立太子的见济死，就出了“再建储”的问题，御史钟同及章纶、廖庄等“还沂（yí）王于储位，定天之大本”。代宗大恶将钟同杖死，可见此为非常敏感问题，于谦则善自避之，没有附会钟同意见。易储涉及皇统承续问题，每一大臣都有一个倾向，即二帝之间倚重于谁？于谦倾向于代宗，自此又酿成英宗从感情上憎恨于谦的根由。总之，于谦在皇位道统继承和选择拥立二帝世系之间是有失误的，这也为后来石、徐之辈在英宗面前诋毁构罪于谦的口实之一。

景泰八年代宗病重，善于窥测形势的武清侯石亨勾结都督张轧、太监曹吉祥、太常卿许彬图谋政变，遂与徐有贞(即徐理)密谋，商定正月十六晚发动“夺门之变”。

徐有贞铤而走险，冒险下赌注，告别家人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族之祸。

归，人；不归，鬼矣。”②活灵活现地表现了阴谋家、野心家兼赌徒的心理。英宗在石、徐拥簇下于景泰八年正月十七黎明重返奉天殿宝座，这就是“南宫之变”。正①《明史·于谦传》。

②《明通鉴》卷27。

32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月十八即下令逮捕于谦下狱，身患重病的代宗无可奈何只能退位，不久也就撒手人寰，一场兄弟皇位之争在权臣、宦官一手导演下终于落下帷幕。正月二十一下诏改元天顺。徐有贞、石亨等因迎立英宗有功封官晋爵。

于谦等人在专制政治的角斗场上所下的这场政治赌注，从最初看无疑是成功的。

郕王即位为帝，改元景泰，而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于谦等人因拥立之功，自然成了景泰帝的股肱、新朝的重臣。不难设想，如果景泰帝不是那么早就病入膏肓，如果景泰帝的儿子不那么短命，而是在被立为皇太子后又如愿以偿以继承大统，于谦的政治悲剧恐怕就不会发生了，于谦等人的结局很有可能位居三公、寿终正寝。

但景泰朝重臣最担心发生的事一件件成为现实：先是景泰帝费尽心机立为太子的唯一骨肉，做了没有几天皇太子就早早夭折；接下来是景泰帝的健康早早出了问题，而逊位的太上皇朱祁镇，却在武清侯石亨、宦官曹吉祥、副都御史徐有贞等人的谋划下，通过“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在一个毫无人性的专制政治传统中，太上皇复辟成功，也就注定了于谦等一帮景泰朝重臣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的悲剧性结局。

英宗皇帝复辟的当天正午，就下诏逮捕了以于谦为首的拥立景泰帝并在随后日益成为景泰帝心腹的大臣们，把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等人投入锦衣卫的大牢里。但接下来对于谦的处置，却让复辟成功的老皇帝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景泰帝是于谦推上皇位的，英宗也是被于谦废去帝号、尊为太上皇的。不处治于谦等大臣，英宗的复辟从政治上说就有点名不正而言不顺的味道。

最初，石亨、徐有贞等新朝宠臣曾准备给于谦定一个“谋逆罪”“处极刑”。

奏上，英宗尚犹豫曰：“于谦实有功。”①“土木之变”后，于谦辅佐景泰帝，调兵遣将，戮难保邦、奠安宗社，击退进攻京师的瓦剌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为保全明朝的一统江山立下卓越功勋。其实，也正是于谦等人拥立景泰帝后，南侵受挫后的瓦剌也先，眼见无隙可乘，才被迫释放英宗。对此，英宗心里比谁都清楚。

要将于谦这样一个为保全朱姓皇朝而立有大功的重臣处死，在政治上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是不难想象的。

以腐败罪论处吧，于谦又是一个有名的清官，其为政之清廉、操守之正直、人格之完美，当时就为百姓所景仰赞叹。这位诞生于杭州府仁和县太平里一个官宦世家的政治家，自幼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取向，6岁入塾苦读儒经，15岁考①《明史·于谦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550页。

于谦——忠臣廉吏的光辉典范323取儒学生员(秀才)，23岁参加“乡试”中举，翌年又通过会试、殿试，登榜进士。

进入仕途后，他慨然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笃行忠孝，淡泊名利，忠君报国，为民做主，全心全意做好官、做清官。在地方官任上，于谦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平反冤案、赈济灾荒，治理黄河水患，政绩卓著。在官场腐败、贪贿成风之世，于谦为官清正廉洁，既不肯屈节奉迎官宦，也不屑拉关系巴结朝中权贵。每次上京师奏事，除了简单的行李外，于谦从不携带巴结上司的礼物。有人劝他说：“你虽然不愿攀求权贵，向他们献上金银珠宝，总应该带一点地方上的土产，诸如香菇、头巾、绢帕之类，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回答说：“我入朝时怎么没有带东西呢，不是有两袖清风吗。”由此博得“于青天”“于龙图”的美名。

作为朝廷的股肱重臣，于谦虽然身居要职，大权在握，仍不改清正廉洁之本色，始终安于淡泊，自奉俭朴。自中年丧偶后，于谦一直鳏居，不再续娶，而倾心于国家大事。“土木之变”后，由于国事繁忙，他常常留宿宫中的朝房里，景泰帝知他生活清寒，表示要赐给他双份的俸禄，于谦坚辞不受。景泰帝得知他的住宅简陋，又要将西华门外一处豪华的府第相赐，于谦辞谢道：“如今正值国家多事之秋，哪里是臣子们安居之时？汉朝霍去病那样的人尚且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臣岂敢自暴自弃，连那小子都不如呢？”由于皇帝的坚持，于谦只好接受下来。但他只是把皇帝赐给他的盔甲、袍带、玺书等器物封存在这所豪华的府第中，自己仍然如故，住在“仅蔽风雨”的宅第里，照过俭朴的生活。在英宗派人抄没于谦家时，人们发现，这位前朝的一品大臣，竟然“家无余货，萧然仅书籍耳！”由此看来，太监佞臣之流想以腐败罪惩治于谦，还真有些无从下手。

但是，从君统的历史上说，明英宗朱祁镇的复辟成功，又无疑是一件破天荒的政治事件，这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也找不到先例。因此，通过“夺门之变”复辟的英宗，首先面临着一个如何为自己的君统“正名”的问题，毕竟千年古训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英宗复辟后颁诏改元“天顺”，废除景泰帝名号，恢复皇太后吴氏以下一切皇家成员旧有名号。从政治的角度，景泰帝既已废掉，而对当初拥立景泰帝上台的主谋于谦却不加惩治，显然还不足以证明复辟之君的政治合法性，无法向天下人昭示自己的“复辟”乃“天命所归”“职德所在”或“民心所向”。这就无以重建皇统，从而向世人作出一个合理合法的交代。

因此，当佞臣徐有贞提醒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之后，为处置于谦犹豫再三的英宗，终于下定决心，下令对于谦处以“弃市”之极刑，并抄没其家产，32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将其家庭成员押往边地充军。至此，我们不难明白，于谦的政治悲剧，其根源主要不在佞幸弄权、奸臣陷害，也不在英宗昏庸糊涂，而在于皇权转移更替过程中政治上的需要，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看，正是复辟成功的专制皇帝明英宗朱祁镇为确立其重登皇位的政治合法性，为重建由本朝列祖创制而因景泰帝继统遭到破坏的朱明皇家的皇统，才酿成了一代清官和爱国英雄于谦的政治悲剧和人生悲剧。

四、于谦的性格是导致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于谦个人品质崇高、刚毅、正直、廉洁，他时刻以国家、人民为重，淡泊功名、进退、荣辱。他曾说“大地苍生被甘泽，成功依旧入山林”。历史也已给他公正评价，《明史》本传：“才略开敏??负经世之才??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他遭冤案，世人同悲。何乔远赞叹：“真英伟丈夫！”从正面说，他这种性格是容不得半点虚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决不同流合污，与王振、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之流没有任何可以妥协或回转之处，自然会遭到他们的暗算。他自己光明磊落，却缺少防人护身之术。这种性格在封建时代官场中必然会孤立无援，如遇明主尚可，如遇昏君，小人得志，必首当其冲，祸及身、头落地尚不知为何。

作为兵部尚书的于谦，手握兵权，可以左右政局，但他思想深处仍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在二帝明争暗斗中他很恍惚，缺乏明智果断精神。虽在瓦剌强敌压城面前他可以英勇无畏，傲然不屈；在徐有贞倡南迁的廷议中，他可以严词申斥，力挽狂澜。但在南宫复辟的关键时刻，则优柔寡断，深怕危及皇权。史学家谈迁也指出于谦坐失时机，铸成大祸：“于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①这就是说于谦不是情报不灵而措手不及，不是不知道将发生的“夺门之变”和应采取的应变措施，而是他不愿介入，宁愿牺牲性命，却要保全清白之名节。如果于谦当机立断，名正言顺拥兵迎立英宗，当可避免徐、石之流的构罪机会。这些，在当时于谦是可以做得到的，只是他不愿介入迎祁镇退祁钰的宫廷内部的争斗中，他深忧二帝相斗俱伤，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显得软弱。这种性格上的软弱和忠君思想是造成于谦悲剧的一个重要内因。

于谦已经冤死550多年了，他的爱国爱民、刚毅清廉、光明磊落及高风亮节对后人影响很大，历史、人民给了他最公正的评价。明末抗清英雄张苍水以于谦自况，仰慕他的忠烈，曾写诗颂扬：“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①《国榷》卷32。

于谦——忠臣廉吏的光辉典范325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林则徐曾倡修于谦墓，题联道：“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于谦的高尚品性和伟大人格永远会激励正直善良的人们。而称雄逞强的徐、石丑类，虽可煊赫一时，蒙蔽朝野，享受荣华富贵，但身后则受到人们的唾弃，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遗臭万年。

32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抗倭名将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窝囊、称得上“奇葩”的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刻薄寡恩、暴虐残酷、滥杀功臣，这个头就没有开好。接下来的那些皇帝，从朱棣到崇祯皇帝更是一朝不如一朝，尤其是在嘉靖、万历之后，大明王朝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没有半点振作的迹象。一句话，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程度之深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与之相伴的就是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尔虞我诈，相互倾轧。阉党、浙党、闽党、齐党、东林党冲突迭生，生死相搏；红丸案、移宫案、梃击案纷至沓来，冤冤相报。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使得当时不少功臣名将左支右绌（chù），举步维艰，稍有不慎，就会遭受无妄之灾，轻则丢官，重则断头，沦为某一政治人物或某股政治势力的牺牲品。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登州(今山东蓬莱)人，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民族英雄。戚继光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称为“三朝虎臣”。世人提及“戚家军”，皆谓国之劲旅，提到“戚家军”的统帅戚继光，皆谓国之名将，其在东南沿海抗倭十余载，荡平了那里的倭寇，保护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又在北方抗击鞑靼十六年，使得“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促进了蒙汉两族的和平交往。戚继光凭借骄人的战功，官拜少保，位列一品，地位尊崇，名动天下。但在他风光无限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一颗孤寂落寞的心。时人只看到戚继光的耀眼功绩，却并不了解他的苦闷人生。作为爱国名将、抗倭英雄，戚继光的遭遇，在让后人唏嘘不已的同时，却也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偌大的大明帝国，之所以会让只有数万之众的清朝八旗铁骑一举歼灭，是因为它甚至连戚继光这样一位爱国英雄都容不下。

一、戚继光的人格魅力（一）爱国主义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倭寇盛行的时候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矢志不渝地坚持与倭寇作战，积极招募义乌农民、矿工，组成了戚家军，并且把这支军队训练成为能征善战的劲旅。岳飞和戚继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爱国英雄。戚继光的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明确地表明他为驱逐倭患、保卫海防、拯救百姓于水火，而并非追求个人功名的爱国主义崇高品质。南宋也有一位名将岳飞，他的精忠报国，世世代代激励着中华儿女抗御外侮，保家卫国。与岳飞不同的是，戚继光抗击的不是我国历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抗倭名将327史上的那些少数民族，而是东洋倭寇。从这个意义上讲戚继光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

（二）求实精神戚继光是明朝卓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也是一名孤独的将领。明朝重文轻武，到戚继光所在的万历年间，文官集团已经发展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从明王朝建国时的八千多人发展到时下的二万多人。明朝是一个以文治国的农业国家，概括来说，武将的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这种制度也是造成倭寇极其猖獗的重要原因。面对倭寇猖獗的局面，戚继光首先组织一支新型的军队。

兵源是在内地招募的志愿兵，之后称为“戚家军”。戚继光非常具有求实精神，比如说他招募兵士的原则是只收农民、矿工，原因是城市居民在打仗时易逃跑。戚继光在作战时周密而细致，什么因素都会考虑到。戚继光并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才能的将领。他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当时环境下唯一被允许的。当然也还有内阁首辅张居正对他的赏识。

（三）颇受百姓爱戴戚继光视百姓如父母，常以“军民相体”教育士兵，时时鼓励官兵杀贼保民。

“戚家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百姓“扶老携幼，快睹威颜者逆路充塞”，并“淅米而炊，扫榻以款，士卒如大宾贵客”。饱受倭寇之害的黎民百姓，无不颂扬戚继光的丰功伟绩。1582年，极为器重戚继光的铁腕人物张居正逝世，戚继光受到排挤。

第二年，明廷将戚继光调到广东任总兵官。南下之日，蓟镇居民为之罢市，哭泣相送。戚继光被免职，即将返回原籍时，市民罢市，百姓遮道，流着泪，攀着车，久久不忍离去，有的一直送到境外。戚继光的部将感此情景，赋诗一首：“辕门遗爱满汇燕，不见胡尘十六年，谁把旌旗移岭表？黄童白叟哭无边。”一次离职、一次免职，当地百姓都哭着相送，不忍离去，足见戚继光颇受人民爱戴的人格魅力。

（四）军纪严明戚继光有位舅父在军中任职，对于舅舅的违纪，戚继光毫不手软，一点也不迁就，而是将舅父当众责罚，上下惊惧，军风大振。1562年，戚继光率部夜袭林墩倭寇，遭倭寇围攻。哨长刘武等人不顾军令，惊慌地擅自后退逃命，戚继光立斩刘武等人。刘武是戚继光的宿旧，兵士们见刘武都被斩首了，知道戚继光的军令违抗不32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得，返身舍命拼杀，大败倭寇。民间曾流传戚继光辕门斩子的故事，也从侧面表现出戚继光维护军纪的坚强决心。戚继光治军法纪严明，他主张“严号令”“明恩威”“擂鼓进军，虽水火不却步；鸣金收兵，虽金银不贪图”“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戚继光带兵，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与士兵同甘共苦，每逢战斗都亲临前线冒死指挥，带头冲锋陷阵。有一次，戚继光率部行军途中遇大雨，部伍于道旁肃立不乱。当地民众邀请戚继光进屋避雨。他婉言谢绝说：“千人露立，吾何忍也。”嘉靖三十五年(1556)，戚继光率部于浙江龙山同倭寇作战。三个倭酋指挥800多名倭寇，舞刀呼啸，疯狂反扑。明军大乱，眼看就要全军溃散。戚继光纵身跳上一块巨石，弯弓搭箭，连发三矢，射杀三个倭酋，接着振臂挥剑，喝住溃军，杀向倭寇，夺取了这次战斗的最后胜利。

（五）清廉节俭张居正主政期间，有两个将领和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个是戚继光，一个是李成梁。张居正倒台后，戚继光跟着倒霉，而李成梁却没怎么受牵连，他的五个儿子皆做高官，可谓显赫一时。《明史·李成梁传》说他：“灌输权门，接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中赇，为止左右。”看来有金钱铺道，没有摆不平的事，这也从反面说明，戚继光是一个廉洁的将领。戚继光的夫人王氏，出身将门，嫁给戚继光后，能持家，且能与丈夫同甘共苦，但她性格刚强，处事或有独断。戚继光晚年，王氏因反对戚继光娶沈氏为妾而反目，将陪嫁的金银尽数带回娘家，辞官后的戚继光，由于为官清廉，没有多少积蓄，致使在老家贫病交加之时，竟无钱求医。终于万历十五年腊月初八病逝于蓬莱城，时年60岁，谥“武侯公”。

（六）人格力量戚继光不是樊哙式的一介武夫，而是一个深谙政治的儒将。他非常善于和政治家、文官们搞好关系，很多高官要人都非常赏识他。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源于他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使他能够深刻把握政治、把握官场。由于明朝的体制是以文制武，文官掌握财权、人事权，没有他们的支持，一个武将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施展（比如后来的袁崇焕）。戚继光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排兵布阵，善于作战上，还在于他训练出了威震敌胆的戚家军。历史上以一己之姓命名军队的只有两人。一是岳家军，一是戚家军，这不是说军队属于他们自己所有，而是说他们练兵有方，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的练兵高手曾国藩、李鸿章的部队只能叫湘军、淮军，与岳飞、戚继光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抗倭名将329不可同日而语。张居正和很多文人不和，但戚继光却和他们中很多人是朋友，经常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

二、戚继光的正心术军事伦理思想（一）正心术军事伦理思想的思潮渊源戚继光著有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部兵书。他的军事思想的创立，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嘉靖三十四年(1555)以前是奠基阶段；嘉靖三十四年到隆庆元年(1567)是形成阶段；隆庆元年到万历十一年(1583)是发展阶段；万历十一年以后是完善阶段。

戚继光出身于将门世家，从小立志报国，嘉靖二十五年（1546），十九岁的他就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卫国保民决心。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日本诸侯支持的海盗、商人、武士、浪人利用汉奸，开始大规模入侵东南沿海地区，沿海广大地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的战事给了戚继光一个精忠报国的机会，从嘉靖三十四年到四十五年(1555—1566)，他在东南沿海先后作战十二年，基本上荡平了那里的倭乱。嘉靖中后期，中原地区不时受到数十万蒙古部族的进犯，外夷先后掠夺了玉田、荆州、昌黎、抚宁、乐亭等地，贼势汹涌，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戚继光再次临危受命，于隆庆元年(1567)被调往北京，任总理荆昌保练兵事务（今时相当于司令一职）。以他的经验，深知蒙古部族的骑兵远胜于乌合之众的海盗，明廷如果没有一支精兵强将队伍作为后盾是守不住江山的。因此，在任期间，针对敌军的作战特点，他一手组建了车兵、步兵、骑兵，且注意各兵种协同作战。此外，戚继光还结合自己多年行军打仗的带兵心得，制定了练兵的具体条款，发放到将士们的手中，使军中人人熟悉这些条款，严格训练。他把这些条款汇编成书，就是《练兵实纪》的母本。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练兵条令的汇编。重视练将是《练兵实纪》的特色之一。

练将就是把将领训练成德、才、识、艺兼备的人。《练将篇》中的第一条就是“正心术”。“将有本，心术是也”，心术正，就能够“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纯忠纯孝，思思念念在于忠君、敬友、爱军、恶敌、强兵、任难”，“不以死生患难易其念”，“此为将之根本，建功立业，光前裕后的一道通天符契也”。他在书中特别强调将德和心术的重要性，认为缺失了德行的人，即使有张良、陈平的智谋，也是靠不住的。

人们都知道戚继光是抗倭名将，那是对他十二年抗倭文韬武略的评价。其实，33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戚继光也是御虏名将，他先后多次将来犯的蒙古部族击溃，让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多次败于戚家军之手。戚继光不仅善战法而且善育人，《练兵实纪》的内容是戚继光在“抗倭+御虏”两个阶段的总结，最早提出了练胆和练将这两个命题，特别是由练将—将德—正心术等思想的过渡，体现了戚继光的带兵育将的思想。

民间俗语：“蛇，无头不行。”这是对领导层的重视。戚继光的“正心术”军事伦理思想可以说是高层次武德教育，是以军官为教育对象，对军官进行修身正心、勤职敬业的品德修养教育，也就是将德教育。所谓“正心术”，就是以传统的儒家“正心”说为宗旨，以军事活动尤其是养兵用战的实践需要为依据，对军官端正思想作风提出具体要求。

当然，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之所以能威震东南，流芳千古，从根本上说，在于他们不仅具有良好的军人素质，更身怀高尚的武德情操，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正心术”军事伦理思想的教育与潜移默化作用。

（二）正心术军事伦理思想的将德特点“心术”可指心意的动向和性质，也代表居心。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及其军事思想家都很重视军人道德自我教育和品质养成，春秋时期孙武在他的《孙子兵法计篇》中提出“智、信、仁、勇、严”五种品德，主张用爱卒、赏罚、上下同欲等方法对军人进行道德教育，增强内部团结，做到令行禁止，培养军人的自觉性、果断性、坚持性等意志品质。这些军事伦理思想和戚继光提出的“正心术”伦理思想同出一源，其目的都是培养造就符合本阶级需要的军人。

戚继光把“心术”视为将帅立身治军的根本，意在说明，欲立将必先“正心术”，“心术”正方能将“本”固；将“本”固方能将身立，御治三军方能“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概要说，戚继光的“正心术”伦理思想特点主要有：第一，注重将德，兵儒融合。在戚继光所著兵书《练兵实纪》和《纪效新书》中兵儒融合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用儒家思想来解决军事问题。戚继光认为勇气不过是良好心理素质的外部表现，而出自内心的胆气才是真正的胆气，出自真正胆气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因此，得出了“练心则气壮”的结论。综观《练将》篇中大部分是正心、修身的内容，如立志向、明生死、做好人、坚操守、宽度量等，充分运用儒家思想观点解决兵家治军思想更为完备和成熟。戚继光强调练心，强调要练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且身先士卒，充分发挥表率作用。戚继光的思想特点就是，他笃信儒家经典但不拘泥于传统套路，不是纸上谈兵的死板教条，而是运用儒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抗倭名将331家思想解决当时军事上的问题，先后创立了“治心”“练心”思想，并且做到了举一反三，推陈出新。戚继光深谙“知心性之源头”的道理，提出“正心术”的思想，运用儒家思想侧重于将领和士兵的思想修养方面，弥补了过去兵学阐述的空白。将有将德，心术为先。可想而知，一支养德铸魂的军队是从内而外的强大，是不可战胜的。戚继光的“正心术”思想，因战事频频的明朝中后期时政而酝酿，由传统儒家思想启发而生发，这是武德文化的一种延续。

第二，克己复礼，以除“心寇”。在戚继光看来，做一名优秀的将领，必须养成七种品德，包括“正心术”“立志向”“明死生”“辨利害”“做好人”“坚操守”“宽度量”，即将领要端正思想，要志向远大，要不计较生死，要明辨是非，要做一个好人，要保持操守，要度量宽宏。同时，优秀的将领必须克服七种缺陷，包括“声色害”“货利害”“刚愎害”“胜人害”“逢迎害”“萎靡害”“功名害”，即将领不能贪恋声色，不能贪图钱财，不能刚愎自用，不能嫉贤妒能，不能阿谀逢迎，不能意志消沉，不能贪图功名。再者，身为将领，还必须具备十二种素质，包括“尚谦德”“惜官箴（zhēn劝诫、规劝之意）”“勤职业”“辨效法”“习兵法”“习武艺”“正名分”“爱士卒”“教士卒”“明恩威”“严节制”“明保障”，即将领要谦虚谨慎、遵守官箴、恪尽职守、效法先贤、熟知兵法、熟知武艺、确定名分、关心士卒、注重训练、恩威并重、懂得节制、牢记宗旨。这些要求和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相契合，包含着中国儒家的道德原则和修养方法，强调约俭己身，以德躬行。

三、戚继光在军事上的建树作为一名武将，戚继光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种荣誉。唯一遗憾的是没有被封为伯爵。要怪的话也只能怪他自己，因为他防守得太好了。没有给自己创造更多杀敌立功的机会。这就是战争的悖论。但我们还是愿意看到没有伯爵头衔的戚继光，而不愿看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凄凉。

（一）创戚家军，练兵重练心1544年，戚继光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开始了一生的抗倭御敌生涯。次年，戚继光被调任浙江抗倭。这时，天下承平已久，明朝的武备相当松弛。倭寇来袭，有的屯兵甚至沦落为倭寇耳目。戚继光见到的是“各卫所官兵大都桀骜不驯，顽钝无比”。

抗倭斗争的实践，使戚继光深深感到：当时明军官兵的素质太差，缺乏训练，战斗力弱，军纪又坏，“掠奸索食，不减于贼”。在人民面前如狼似虎，在倭寇面前却33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胆小如鼠，闻风丧胆。当时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遇倭犹可逃，遇兵不得生。”很显然，靠这样的军队是无法完成捍卫海防、抵御倭寇、保境安民的重任的。戚继光决心组建一支新军。1559年，他排除种种非议和阻挠，亲自到义乌、永康，进行广泛宣传，对矿工和农民进行说服教育，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一时间在当地掀起了一股从军热潮。戚继光对报名参军人员从出身、履历、体格等方面进行严格挑选，浮滑的小市民、过去打过败仗的、在官府中服过役的、沾染了坏习气的，一概不要。

在此基础上精选了3000名农民和矿工，而且不拘一格，从有勇有谋的士兵中选拔出各级军官，建立了队、哨、营等新编制。在沿海出现了一支不同于卫所军的新型军队，人称“戚家军”。这支军队完全不同于旧的军队，既英勇善战，又能听从指挥，恪守军纪。

戚继光练兵，最重视的是“练心”。他强调对士兵进行思想训导。首先是进行卫国保民教育，激发士兵抗倭立功的热情。他告诫士兵:“国家驻军沿海，是为了巩固海防，保护百姓。百姓纳税缴粮养兵，是为了保护家乡。然而，原来的官兵不但不能打倭寇，反而扰乱百姓，叫百姓守城杀贼来保护他们。国家养这样的军队何用，只有勇于杀敌、保护百姓的军队，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其次是对士兵先讲礼义，向士兵反复讲解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和民族大义，向士兵分析倭寇的祸害，向士兵讲明“倭寇不除，日本就会变本加厉，发动全面侵略，下一次死的就是自己及亲人”的道理。每次作战前，戚继光都要向士兵通报最新的倭寇对沿海各地同胞的残杀新闻，现场教育。这样，士兵因为激愤，由心里畏战而发展到主动请战，军心大振。

再次是特别重视军纪教育，常以“岳家军”严守号令以及“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榜样教导士兵，教育士兵养成绝对服从军令的习惯。他对士兵嘘寒问暖，执汤送药，他深知士兵攻防决战之苦，常接济士兵急难，士兵打心眼里佩服他。浙直总督胡宗宪毫不掩饰地夸赞戚继光：“勇冠三军，身经百战，累解桃诸之厄，屡扶海门之危。”倭寇也哀叹：“戚虎来矣!今而后始知犯华之不利也。”（二）重视新武器，首创“鸳鸯阵”法戚继光对军器的发明，有独到的眼光，他善于就地取材，善于模仿、借鉴、改进和提高。戚家军一系列新军器的发明，体现了戚继光咨诹善道、不耻下问、察纳民言的一面。

戚继光是一个天才的军器发明家。戚继光十分重视火器的发展与装备，戚家军的火器配置达50%，这时明军的火器装备达到鼎盛时期。戚继光相当重视火器在战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抗倭名将333争中的作用。1545年，日本发明适合倭兵使用的火绳枪，倭兵持为劫掠凶器。戚继光得悉，马上批量购买这种火绳枪，开始装备他的军队。1548年，明军缴获了一些日本人的铁炮，戚继光马上根据这些铁炮改装成火铳，很快戚继光的军队里，大批量装备这种火铳。

戚继光还组织设计发明了虎蹲炮、狼筅、戚家刀、土橇等新型军器。虎蹲炮只有五十多斤重，能够让士兵携带着在山地上行军，野战时机动性强，它能瞬间摧毁倭寇的精锐集团冲锋，能炸死倭寇冲在阵前的最勇猛的武士。狼筅的发明，是戚继光看到义乌一带老百姓赶鸡鸭的竹扫把得到灵感研制的，戚继光称此兵器为“行伍之藩篱，一军之门户”。戚继光在《纪效新书·武艺篇》对狼筅的制作和样式做了详尽的介绍。狼筅实质上就是一种长矛，竹子上安装枪头之外，还留有竹子砍下后留下的枝叶，可以抵挡倭寇的短刀，极具杀伤力。

戚家刀是专门针对倭刀而发明的军器，实战性极强。土橇是渔民在海泥上运鱼用的，戚继光看到了土橇的独特作用，将土橇也用于军队。戚家军在攻克横屿岛之战时，趁退潮时，戚继光让先头部队使用土橇滑泥，每个人都背上一捆稻草，在海涂上走一步扔一把，快速地铺成稻草行军道，并采用声东击西战法，大获成功。

戚继光把训练士兵协同作战放到一个战略高度去重视。戚继光认为，大队人马作战强调的是各种兵器、各兵种的专业分工，整体配合，而不是单兵的个人比武勇。

在《纪效新书》中戚继光讲得很透彻：“开大阵，对大敌”不同于“场中较艺，擒捕小贼”。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超前的思维。

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他还创立了鸳鸯阵等阵法，此阵法以十一人为一队，居首一人为队长，旁二人夹长盾，又次二人持狼筅，复次四人夹长矛、长枪，再次二人夹短兵。阵法可随机应变，变纵队为横队即称两仪阵，两仪阵又可变为三才阵。

这种新型阵法，曾在抗击倭寇的作战中大显神威，所向披靡。明朝军队传统的阵法是十乘十的方阵，而戚继光抛开了传统方阵列，创立了队形非常稀疏的“鸳鸯阵”，此阵法中藤牌、狼筅、长枪、镗钯、火器组成远、中、近多层的火力，还可随时变为“三才阵”“两仪阵”。这种鸳鸯阵，在实战中很实用，戚家军依靠此阵，尝尽了甜头，在戚家军对倭寇的所有战例中，戚家军以轻微的死伤，大批量地摧毁了倭寇。

后来，戚继光调至北地时，看到守卫北方的将领，大都偏重于训练士兵身体，如练跑步、练大刀等器械，讲究“弓马娴熟”。戚继光便在上疏时指出：有火器不33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能用，骑兵喜欢下马作战??这些是北地守军的八大弊端。1569年，戚继光在蓟州曾造过偏厢车，提出了车、骑、步三军配合作战的策略，配备大量的火器，保证了对敌作战的技术优势。

（三）注重海防，海陆协同作战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戚继光是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史上继元忽必烈、明郑和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海战人物。戚继光先进的近海综合歼敌的海防思想，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表面看上去，很多日本浪人、武士还有海盗组成的倭寇挟持一些汉奸，劫掠东南沿海一带，其实，倭寇背后都有日本国内的国王、大名撑腰，倭寇与日本国王、大名有真正的依附关系，连汉奸事实上也受到日本国内的势力操控。从南宋开始，就有少量倭人扰乱沿海。到元代，中国开始进入海防时代，忽必烈曾几次派大军渡海远征日本。明初朱元璋也经常派水军出海巡逻，不止一次歼灭入侵之敌。如1374年，明军就曾击败倭寇于琉球大洋，俘获大批人员及船只。随着大明王朝腐败，到嘉靖时期(1522—1566)，倭患逐步达到顶峰。

戚继光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但当时的明王朝朝廷已腐败透顶，建远洋海军已无财力，戚继光只好采取固海岸与海防兼顾的办法，实行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的多层次、大纵深的防御战略，他把招募来的渔民编成水军，精置战舰、火器兵械。

在同时代的战将中，戚继光是第一批认识到海防以及海陆协同作战重要性的开明人物。由于戚继光等战将的积极运作，明朝掀起了第二次大规模建造战船的高潮。

1561年，戚继光造船40余只，戚家军海战主要以福建生产的福船为主，戚继光注重在船上使用佛朗机、鸟铳、火砖、烟罐等装备。

戚继光十分看重陆海军协同作战。比如在南澳一战中，一开始用水师把港口封锁，阻死倭寇逃路，接着是战船进攻，水师用大船撞沉五艘倭寇小船，再进行登陆作战，把岛上倭寇一锅端掉。

戚继光新建的水军，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兵种，有利于专业的训练和战斗力的提高。这时的舰船上还较多地使用了火器。不过，这期间的海军力量虽然有明显的加强，但舰船的形制变小，每支海军都隶属于一定的防区，整个沿海没有集中统一指挥的海上力量。这就决定了海军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远海作战，只能进行小规模的近海防御。

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抗倭名将335（四）发明密码，破坏敌方情报网戚继光率军入闽作战，人地生疏，要知民情，获敌情，那么，军队懂方言明字义，是首要之举，是战略之必需。为了军中传话保守机密，戚继光根据福州语系的文字读音，首次发明了深奥的密码——反切码。戚氏密码原理与现代密码的设计原理相同，甚至比现代密码更难破译，它是使用汉字的“反切”注音方法来进行编码的。反切注音方法出现于东汉末年，是用两个字为另一个字注音，取上字的声母和下字的韵母，“切”出另外一个字的读音。“反切码”就是在这种反切拼音基础上发明的。

另外，戚继光还善于破坏敌方的情报网。当时，倭寇有一张渗透进明军内部的情报网，大量的汉奸在沿海城市甚至深入到内陆为倭寇提供情报，而且倭寇利用的汉奸如王直、徐海、陈东、叶麻这些人，搞情报都有一定渠道。因此，戚继光每一次大行动前，都是首先摧毁倭寇的侦查系统。戚继光常亲自带人先去捣坏倭寇的情报站，然后在夜间突然整队出城，军队以闪电般的速度朝倭巢奔袭而去，一击成功。

《明史》曾把戚继光与愈大猷作过比较，认为在平时操练士兵和列队、行军训练方面，戚继光不如俞大猷，而果断地抓住战机，像雷电一样快捷地出击敌人方面，则戚继光更胜一筹，因此，戚继光多次打胜仗，比愈大猷更出名。其实，戚继光的快捷，皆赖于他战前的基本功，赖于他超人的谨慎与谋略，即他事先深入前线观察地形、地貌，侦取倭寇情报，分析敌我双方实力，知己知彼，到处求师问计，有时还向当地父老乡亲们求计问策，分化、争取胁从分子；同时，通过整顿队伍，激励士气，最后制定出详尽、周密的作战计划。

四、戚继光的悲剧人生及其成因（一）戚继光的悲剧人生1.入仕逢倭乱。嘉靖二十三年（1544），贫穷的戚继光有幸承袭祖上的职位，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步入大明官场，开始了自己的仕途。不过戚继光的运气有点背，刚刚步入仕途，就遇上规模浩大的倭寇之乱。因日本南北朝分裂而产生了大批失势的贵族、战败的武士、破产的农民、经商的浪人，这些人趁着元明易代，结成武装团伙，大规模地入侵朝鲜和中国的沿海地区。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防，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以后，朝廷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倭寇气焰日益嚣张，北起山东，南到福建，东南沿海到处受到倭寇的劫掠。闽、浙一带的海商大贾，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形成海上武装走私33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集团，这些走私集团与倭寇相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嘉靖二十五年（1546）戚继光负责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嘉靖三十二年（1553）戚继光被推荐升任署都指挥佥事一职，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卫的军务和屯田事宜，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面对着故乡的大好河山，戚继光写出了“冉冉双幡度海涯，晓烟低护野人家”这样秀丽的诗句，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肩上担负的抗倭责任，以“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来警醒自己。戚继光当官了，但是却是个生逢倭寇入侵乱世的小官。

2．抗敌无精兵。由于嘉靖帝迷信道教，一味在西郊玄修，不理朝政，同时江南地区作为大明的心腹之地，一直比较风平浪静，官兵们守卫松懈，使得一股仅数千人规模的倭寇居然一路烧杀劫掠到南京城下。南京是大明的陪都，是太祖朱元璋龙兴之地，嘉靖震怒，下旨派大军会剿江南倭寇。于是戚继光便从山东率军持援，嘉靖三十四年（1555）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事并担任参将，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郡。不久，即开始了与倭寇的第一次恶战。

嘉靖三十六年（1557）倭寇进犯乐清、瑞安、临海等地，戚继光率军赶到，倭寇退走。而后，大海盗汪直的余党作乱于岑港，戚继光与俞大猷两军联合进攻，但进攻失利，朝廷震怒，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全部免职，并让他们戴罪杀敌。之所以进攻不利，主要原因在于江浙卫所的士兵有问题。戚继光的卫所兵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绍兴兵和处州兵。这两个地方的士兵各有特点：绍兴兵，听命令，不怕吃苦，善做苦力，安营扎寨、修城挖壕从不叫苦叫累；缺点是仅成军容，怯于力战，一遇敌人冲锋，就会奔逃溃散。处州兵，作战勇猛，擅长冲锋陷阵，但是喜欢和统帅谈条件，每次战前都要详细了解对手和人数，而后进行内部沟通，决定是否接战。

若认为可以打，就开打，若认为不好打，不管统帅下什么命令，都坚决不打。

这次岑港战役一开始没有进展，很大的原因就是戚继光没有彻底了解部下的作战特点和风俗习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卫所士兵的战斗力。进攻岑港战斗开始后，戚继光先指挥处州兵冲锋，处州兵勇猛无畏，接战的倭寇抵挡不住，纷纷后退，但是处州兵害怕有埋伏，不肯追击。戚继光为了扩大战果，下令服从命令的绍兴兵追击，结果中了倭寇的诱敌深入之计，倭寇伏兵一出，发动合围，绍兴兵立即溃散奔逃，止都止不住，连戚继光自己都差点被倭寇俘虏。

岑港之战使戚继光认识到，卫所兵良莠不齐，难堪大任，要真正剿灭倭寇，需要招募一批新兵，一批既作战勇猛又绝对服从命令的新军，而绍兴和处州这两个地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抗倭名将337方的人，不在招募之列。可是到哪里去招募能征善战的士兵呢？戚继光的心里没有底气，有的只有无尽的忧愁。

3.募兵乏粮饷。当岑港的倭寇准备驾船夜逃之时，戚继光率军趁机发动进攻，击沉倭寇大船。倭寇余党向闽南逃窜，趁台州防守松懈，在台州地域烧杀抢掠。给事中罗嘉宾据此弹劾戚继光久战无功，且有纵敌通倭之嫌。但戚继光因在最后关头灭了岑港倭寇而复官，改守台、金、严三郡。之后，戚继光继续考虑招募新军的问题。

正在这个时候，戚继光的防地金华府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械斗事件，地方官紧急请求当地驻军配合解决。事情起因是在义乌与永康交界的地区发现了一座铅锌矿，因为铅锌与银的颜色接近，老百姓误以为当地发现了特大银矿。为了争夺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银矿，义乌与永康两县的农民，各聚集了三四千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甚至于两地的女人和小孩也参与了。戚继光一方面积极平息事端，一方面联合当地知府，上奏朝廷，请于金华、义乌等地招募新军，嘉靖皇帝下旨照准。

征兵的檄文发出后，当地的穷苦百姓们纷纷响应，应募者云集，戚继光严格按照自己的标准选取了三千人。戚继光的选人标准，一是要虎背熊腰，体格强健；二要服从命令，吃苦耐劳；三要老实木讷，未服过兵役??其实，戚继光的新军以三千人为限，最根本的原因是缺钱。因为募兵是职业部队，募兵的薪饷完全来源于国家财政，而不像卫所军那样主要来自屯田所获，募兵的薪饷比卫所军丰厚得多，且募兵没有卫所军所携带的家属拖累，更适合东征西讨，机动作战。但是募兵制要想顺利推行下去的关键是军饷的稳定，因为募兵作为职业军人，他们没有卫所军的免税政策，他们参军就是为了生计。但募兵的饷银和军粮比卫所兵高出一倍甚至数倍，使得朝廷财政负担异常沉重。嘉靖时期，北方遭受蒙古鞑靼部的长期劫掠，国库空虚，政府拿不出钱，只能要求南方领兵将帅自筹粮饷。戚继光的自筹一是将兵饷摊派到田亩之中，二是向寺庙道观征税，三是要求需要服徭役的商民人等“提编”，即提前一年或数年服徭役，若不想服徭役，那就出钱免役。但无论哪种，都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4.功成同僚妒。戚继光在备战抗击倭寇时，发现卫所军操练不勤、兵不习战，与熟练使用倭刀、重箭的倭寇相比，战斗力实在太弱。于是戚继光决心严格训练新招募的士兵，同时结合浙闽沿海地区多山陵、遍沼泽、道路崎岖，大部队不易展开，而倭寇又善于设伏、好短兵相接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创造了一种俗称“鸳鸯阵”的战斗阵型。这种阵型以12人为一个作战单位，士兵手持长牌、藤牌、腰刀、标枪、33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狼筅、长枪、短刀等各式兵器互助，随地形和战斗需要而不断变化阵型，不仅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且攻防兼备，正好克制住倭寇的战场优势。此外，戚继光针对倭寇多配备葡萄牙火绳枪，火力凶猛的特点，也极为重视火器的运用，鸟铳、佛郎机和虎蹲炮都成为戚家军的制式装备，在戚继光的精心训练下，这支新军成为一支精锐劲旅。

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举进攻桃渚、圻（qí）头等地，戚继光率军扼守桃渚于龙山，大破倭寇。倭寇遁走之后乘虚袭击台州，戚继光一马当先手刃倭寇首领，挥军掩杀，倭寇余党走投无路全部坠入瓜陵江淹死。而圻头倭寇赶来支援，合力侵犯台州，戚继光率军于仙居将其全歼。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官升三等。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大举进犯福建，寿宁、政和、宁德、玄钟等地先后陷落，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等地告急，于是浙直总督胡宗宪传令让戚继光带兵剿贼。戚继光率部到达后，仔细分析敌情，认为应该首先攻克倭寇重兵把守的横屿岛，戚继光命将士们每人手拿一束稻草一边填壕一边前进，大破横屿倭寇，斩首两千。而后乘胜追击，连破倭寇营地六十余处，斩敌无数。此后经兴化之战、仙游之战，闽广一带的倭寇几乎被明军全歼，朝廷任命戚继光代替俞大猷为福建总兵。

当时，福建会剿倭寇的明军主力共有三支，分别是福建总兵俞大猷部、广东总兵刘显部、浙江参将戚继光部。倭乱平定有三人之功，但戚继光从参将升成总兵，而俞大猷和刘显却因故遭到朝廷贬谪、罢官，所以当时很多人说戚继光是给朝廷重臣张居正送了大礼，才让朝廷重用戚继光而抑制俞大猷和刘显的，也因此导致俞大猷部和刘显部的众将士，对戚继光极为不满。

5.北调陷党争。隆庆元年（1567）给事中吴时来向明穆宗上疏，建议让戚继光、俞大猷等人训练蓟门一带的士兵，以御蒙古。但朝议后，决定只调戚继光北上。于是朝廷任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当时佥都御史谭纶刚刚在辽、蓟一带募集了三万步兵，又在浙江招募了三千士兵，请求让戚继光对其训练，得到了穆宗的许可。隆庆二年（1568）明穆宗让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地的练兵事宜，总兵以下的官员都受戚继光的节制。同时为了统一事权，朝廷将蓟州总兵郭琥调走，以戚继光为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地。

戚继光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从福建总兵，调任神机营副将，又改任蓟州总兵，表面看来是平调，其实是变相的升迁。因为自英宗正统之后，朝官多以内调为荣，外迁为耻，蓟州总兵虽然官品俸秩与福建总兵相同，但是扼京师门户，处天子脚下，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抗倭名将339离大明帝国的最高权力中心要近得多。戚继光的这次升迁，或许是张居正出的力。

可也正因为如此，满朝贵胄皆认为戚继光是张居正的私党，这也是一种不幸，使戚继光在不自觉中陷入了党争。

戚继光镇守蓟州16年，节制精明，器械犀利，蓟门军容成为众多边防之冠。以鞑靼为代表的蒙古部落皆因畏惧戚继光的威严，不敢犯边。万历二年（1574）朝廷以守边劳苦，晋升戚继光为左都督。不久土蛮部进攻辽东，戚继光急率部队赴援，与辽东李成梁军一道击退土蛮部的入侵，斩获颇丰。朝廷封戚继光为太子少保，至此戚继光达到了自己仕途的顶峰。

可是此时的朝廷内部，在表面的平静下，暗流汹涌的党争已经悄然开始了，争斗的双方，一方为帝师、内阁首辅张居正和司礼监提督太监冯保组成的“权力双子星”，另一方则是一个权力联盟，成员包括万历帝的外公武清伯李伟、内阁次辅张四维、司礼监太监张诚、三边总督王崇古，双方皆与皇室关系密切，都处于帝国权力的最高层，而戚继光偏偏无奈地卷入其中。戚继光卷入乱局的缘由也十分离奇：武清伯李伟受家族经商传统的影响，依然从事商业活动，李伟从三边总督王崇古手中接下一桩生意，给前线军士赶制20万套棉衣。商人贪利，原本每套价值20两银子的北方野战棉服，被缩水为每套不足数两银子的劣质军服。造成蓟州总兵戚继光部士兵因劣质棉服被冻死19人。消息传到京师，注重边防的张居正大为震怒，迅速将实情告知李太后，李太后训斥了父亲李伟，李伟脸面丢尽，对张居正和戚继光恨之入骨。戚继光在得罪李伟的同时，亦得罪了与李伟交好的大学士张四维、张四维的舅父王崇古以及太监张诚等，这为戚继光日后的不幸遭遇埋下了隐患。

6.晚景话凄凉。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给事中张鼎思在继任内阁首辅张四维的授意下，趁机上言戚继光不应该放在北方，而应镇守南国，于是戚继光被朝廷调往广东。戚继光在无奈中离开了自己镇守了16年的蓟州，抱病前往已经无仗可打的广东，其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自己有大功于朝廷，且镇守蓟州、昌平、保定等地没有丝毫的懈怠，蒙古诸部闻听自己的威名，连窥边的勇气都没有，可是朝廷一句话，就把自己发配到了广东，名为镇守南国，实则是“鸟尽弓藏”。

戚继光到达广东不久，就害了大病，于是上疏皇帝，乞求归老田园。万历十三年（1585）给事中张希皋在武清伯李伟的暗示下再次弹劾戚继光对朝廷心怀不满，没有为圣上分忧的意识，反而借生病要挟朝廷，于是皇帝震怒，戚继光因此再遭贬谪。

34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事业上发生大变故，已严重摧残了戚继光的内心，同时戚继光的家庭生活也非常不幸，罢官归隐的戚少保也难以从家庭生活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原来戚继光年轻时因为原配夫人王氏不能生育，鉴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不经王氏同意，就私自纳了三房小妾，替自己生儿育女。这事严重伤害了他与王氏间的感情，导致王氏一生与戚继光不睦。后来，王氏最喜欢的养子戚安国婚后不久夭折，王氏深受打击，万念俱灰，抛下年老多病的戚继光回了娘家。而戚继光被罢官之后，回到故乡蓬莱孤独地度过了两年贫病的时光，由于万历帝已公开清算了张居正，家乡的故人、乡绅、官吏鉴于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复杂关系，纷纷避祸自保。一代抗倭名将、民族英雄，到头来竟被自己所效忠的朝廷视为寇仇，这既是戚继光的悲剧，也是明王朝的悲哀。

（二）造成戚继光悲剧的原因1.成也张居正，败也张居正。戚继光能够在军事领域有杰出的建树，除了时代的机遇和个人的努力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谭纶、张居正等朝廷要员的赏识和器重。他们对戚继光来说实有识人之明，知遇之恩。应该说，这种器重是合理恰当的，是慧眼识珠，知人善任。

戚继光在担任蓟州总兵期间，首席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十分欣赏戚继光的军事才能和担当精神，用人不疑，力排众议，果毅决断，雷厉风行，将那些与戚继光作对的当地文官迁调出蓟州，使戚继光免受各种掣肘，可以放开手脚，一展宏图。他还向戚继光的军队提供优厚的财政补给，使其拥有购买军马、制造火器与战车的雄厚财力。他处处维护戚继光，使其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戚继光也对张居正的赏识和支持深怀感激之情，经常奔走于其门下，以示自己的忠诚，并馈送张居正十分贵重的礼物，致力于联络维系感情，甚至还不惜重金购买美女以供张居正享用。显而易见，戚继光已被划为张居正圈子里的人。

张居正身任首辅期间，大权独揽，敢作敢为，大刀阔斧，厉行改革，锐意进取，无所畏惧，这种政治风格、处事方式，曾得罪不少朝中权贵，他们对其恨之入骨，一直试图报复。因此当张居正1582年逝世后不久，这些宵小之徒就聚集在一起，掀起了一股否定张居正历史贡献，清算张居正政治遗产的滔天逆流，他们攻击、诬陷张居正，诅咒他“贪滥僭奢，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以及架空皇上、算计同僚，是一个不忠不孝、祸国殃民、五毒俱全的“罪人”。昏庸的万历皇帝不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抗倭名将341辨是非，认可了这些人的意见，开始对张居正进行全面的清算，剥夺了其太师的头衔，没收其家产，勾销其子进士翰林的身份。

戚继光曾受张居正的器重，双方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是众人有目共睹、朝野皆知的。在那些必欲彻底搞倒搞臭张居正的人眼里，戚继光属于张居正的同党，也是必须加以无情打击、残酷迫害的对象，于是他们在清算前首辅所谓“罪行”的同时，亦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戚继光，甚至说戚继光有“谋逆”的嫌疑。

2.万历皇帝的刻薄寡恩。戚继光的悲剧在于他受到了那么多宵小之徒的污蔑。

可是，谣言止于智者，小人再多，你不信，他也就无计可施了。可是，偏偏有人听，有人信，所以，罪魁只有一个，那就是昏庸贪婪的万历皇帝。万历帝最憎恨臣下对自己不忠，最讨厌臣下背着自己结党营私，听了这些蛊惑挑拨的言辞后，也对戚继光产生反感和忌恨，遂下令将戚继光调离京师重地，去当无所事事的广东总兵，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从政治上对戚继光实行“边缘化”。这次人事变动，对于一心报效国家，以保卫北部疆域安宁为己任的戚继光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戚继光去世前的三个月，御史傅光宅上疏万历，请求神宗皇帝重新起用戚继光。而万历皇帝觉得，戚继光作为张居正的私党，让他回乡终老已是格外开恩了，傅光宅竟跳出来与他唱反调，颇为生气，于是给了傅光宅罚俸两年的处分。此后，朝臣们揣摩清楚了万历皇帝的心思，便再也没有人敢在朝中提及戚继光了。戚继光之所以被弹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皇帝和众多朝廷大臣，非将他完全封杀而甘心，原因全在于他和张居正那层让人忌恨的密切关系。

万历十五年（1587）腊月，一代名将戚继光于贫病交加中辞世。作为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一品高官，朝廷对他的去世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两年后，戚继光的儿子到北京请求恤典，朝廷才下诏予以祭葬。按惯例，对戚继光这样的高官朝廷应立即给予谥号，但直到万历末朝，他才被谥为“武庄”，天启年间改为“武毅”，崇祯八年，才得以在蓬莱建表功。

3.戚继光的愚忠。戚继光因政治上站错队而备受打击，遭罢官，不但不敢心怀丝毫怨恨，反而还要强装笑脸，毕恭毕敬地感谢皇恩浩荡。在他看来，被贬到广东做闲官，是皇上的“厚爱”；被罢官回乡，也是皇上的“圣眷”。到处都有皇上的恩德，到处都是祖宗所行忠义对天地的感动。由此可见戚继光的愚忠以及中国封建传统政治的虚伪性、残忍性。

4.封建传统政治的弊端。通过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封建传34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统政治中存在着一个重大弊端，这就是山头林立，结党拉派，倾轧内耗，党同伐异。

一个人是否可信，是否能在政治上委以重用，很大程度上不是根据他的才能本领，而是看他是否是自己圈子里的人，如果是，那么该人哪怕是酒囊饭袋，也无妨他平步青云，为官做宰；反之，倘若该人属于异己分子，那么他尽管才高八斗，有经邦纬国之能，有匡扶社稷之功，也当摈弃不用，甚至横加迫害，而且越是有能力，就越是有威胁，越是要受到排斥打击。

袁崇焕——惨遭凌迟，忠魂依旧守辽东的爱国英雄343袁崇焕——惨遭凌迟，忠魂依旧守辽东的爱国英雄在明末将领中，被议论和误解最多的当数袁崇焕。不管是他的老师孙承宗，或者他的部将赵率教、满桂以及祖大寿，基本都有一个定论。然而袁崇焕不同，自他死后，关于他的功过、被杀都是大家热衷讨论的话题。有说他是英雄的，有说他是汉奸的??不一而足。

袁崇焕，生于明末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他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支撑危局，其生平言行、事业功勋，可歌可泣，感人至深。但是，这样一位以一身生死，系一国存亡的抗清名将，不是战死疆场，而是被其忠心效命的君主崇祯凌迟于市，成为千古奇冤。甚至袁崇焕罹难时“不惟崇祯帝恨其引我朝兵与后金兵胁和，即举国朝臣，乃京城内外，无不恨其卖国者”，“京师小民亦群以为奸臣卖国，至有啖其肉者”①。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描写到，“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百姓以钱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颊间，犹唾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zh?）之。

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仇视无边。”可见，袁崇焕其人，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悲情的英雄人物。

一、袁崇焕的雄才大略（一）受命于危难之际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号自如，广东东莞(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人。

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福建邵武知县。史称其少年慷慨，富有胆略，喜欢和人谈论军事，遇年老退伍的军官、士兵，总向他们询问边疆上的情况，以边才自许。

天启二年正月，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天启帝朱由校破格留用，遂擢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明军广宁师溃败，京师震动，廷议尽弃关外土地，集守山海关一线。袁崇焕即在满朝风鹤之际，单骑出阅关内外，回京具言关上形势，慷慨请命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天启帝遂超擢他任兵佥事，监军山海关。②①赵翼:《廿二史札记》。

②《明史·袁崇焕传》。

34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二）骁勇善战袁崇焕受命关外，即积极推行“守关外以捍关内”的复辽方略。他募新兵、造大炮、施屯田、操士卒，十分勤勉，亲自指导整饬边备，建筑城池，先后修复边镇数十处，宁远城更是塞外雄关。明朝的国防前线向前推移了二百里。天启五年，袁崇焕劝说辽东经略孙承宗遣诸将分戍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诸要塞，又开疆二百余里，几尽复辽河以西旧疆。时后金折服，四年不敢犯边。

不久，明朝内部斗争激化，阉党高第接任辽东经略。他目光短浅，昏聩无能，认为关外守不住，下令尽撤关外防守，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死亡载途，哭声震野。袁崇焕拒不从命，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后金汗努尔哈赤看清了明朝的腐败虚弱本质，亲率13万大军围攻宁远。袁崇焕率孤军守城，朝廷上下都认为宁远必失。但袁崇焕集一万将士誓与宁远共存亡，他当场刺血为书，表示血战到底的决心。全军将士个个感动，人人效死，终于在宁远城下使努尔哈赤损兵折将，身负重伤，不久便忧愤而死。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位。天启七年，皇太极又率军进攻锦州、宁远。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城壕中填满了两军军士的死尸。袁崇焕在战斗中亲上城头督战，率军英勇抗击，又使皇太极遭到惨败，撤围远窜。

（三）洞烛先机1628年，天启帝朱由校死了，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朱由检登上皇位。他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州和关外，又召袁崇焕进京商量整顿防务的方略。袁崇焕把对明与后金双方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当面向崇祯帝作了全面正确的估计，并疏陈方略说：“计五年全辽可复。”而“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①为了实现五年复辽大计，袁崇焕要求“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可有济”。崇祯当即答应了他的要求，诏令四部大臣照办。袁担心“一出国门便成万里”，朝廷上难免有人忌能妒功，干扰他的行动，要求崇祯“任而勿贰，信而无疑”，应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安慰他在这方面不必顾虑，并特“赐袁崇焕尚方剑”。②委以“便宜”从事的大权，表示对袁完全信任。袁崇焕在边疆励精图治，边防安定，连年无大事，①《明史·袁崇焕传》。

②《崇祯实录》卷1，崇祯元年七月癸酉、癸未。

袁崇焕——惨遭凌迟，忠魂依旧守辽东的爱国英雄345崇祯下诏以兵部尚书加封太子大保，深为倚重。①二、忠心报国，却遭冤杀作为抗击女真的英雄，虽然袁崇焕的名声并没有岳飞大，却比岳飞更倒霉。如果说岳飞是死在高宗和秦桧的卑鄙心态下，那么袁崇焕简直是死在崇祯的疯子逻辑中。岳飞还有杭州的岳庙可以供人祭祀，而袁崇焕非但尸骨无存，连在北京广渠门外的荒冢也是朝不保夕。袁崇焕之死真乃是旷世悲剧，千古奇冤。

明崇祯三年即后金天聪四年（1630）八月十六（9月22日），一个犯人在刑场上遭受磔刑（凌迟）。凌迟就是通常所说的千刀万剐，行刑时在犯人身上剐上800刀，最后一刀使其断气，如果还没有剐上800刀犯人就死了，行刑人要被连坐。在袁崇焕行刑时，崇祯帝下令剐1200刀。一代名将就在这个丧心病狂的崇祯手里一刀刀死去，然而他的死并没有得到百姓的同情，却是在百姓“卖国贼”的痛骂声中死去。京城的百姓对于这个囚犯似乎是深恶痛绝，他们从刽子手手中买下犯人的肉，就着烈酒生吃，直至“血流齿颊间”才觉解恨。这个犯人就是当时的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袁崇焕临刑时留下了最后的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就在马上即将赴死的时候他还不忘辽东，不忘国家，还心系国家人民的安危，这是何等的忠肝义胆。袁大将军死后，清朝的八旗铁骑挥师入关，逐鹿中原。直到155年后清朝乾隆皇帝才给他平反，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他平反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曾经的敌人。

明崇祯二年即后金天聪三年（1629）腊月初一，崇祯皇帝在北京紫禁城平台召见袁崇焕，传谕是要“议军饷”。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同他议军饷，而是当即下令将他逮捕下狱。话要从头说起。这年十月，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亲率八旗大军和蒙古骑兵，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就是关（山海关）宁（宁远）锦（锦州）防线，通过蒙古，突破长城，攻陷遵化，直逼北京。袁崇焕巡视到山海关时，得到了皇太极进攻北京的军报。他心焚胆裂，愤不顾死，急点九千兵马，“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就是行军途中兵不再吃饭，马不再喂草，日夜兼程，赶在皇太极之前，到了北京广渠门外。

时值寒冬，大营露宿，缺乏粮料，兵饥马饿。而袁崇焕率领援军，在这样极度不利的情况下，背依城墙，先后在广渠门外、左安门外，打退皇太极军队的猛烈进①《崇祯实录》卷2，崇祯二年十月戊午。

34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攻。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甲胄上布满箭镞，如刺猬皮一般。当时场面，马颈相交，挥刀厮杀，险象环生。一个后金军勇士一刀砍向袁崇焕，幸亏袁崇焕手下的副官用刀一格，才使他幸免于难。

皇太极与袁崇焕有着难解的仇恨。想当年，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就曾受挫于袁崇焕固守的宁远城下，百战百胜的神话就此破灭，不久郁郁而终。还有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是在宁远城下被袁崇焕的红衣大炮打伤后饮恨而死的。后来，抱定决心雪耻的皇太极又在宁锦战场上败给了袁崇焕。两次兵败的奇耻大辱，父亲丧命的深仇大恨，使得皇太极不能善罢甘休。

在北京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战之后，皇太极的八旗大军没有撤退，等待时机；袁崇焕也在休整兵马，准备再战。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

此前，后金大军在广渠门战败，屯驻南海子时，俘虏了明朝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据《崇祯长编》记载：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第二天，皇太极命将杨春、王成德带到德胜门外，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和巴克什达海等，对他们加以监守。高鸿中、鲍承先等按照皇太极的旨意，夜里回营，坐在两个太监卧室的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他们在谈话中明示袁崇焕已经与皇太极有密约，攻取北京，城下之盟，很快可以成功。太监杨春、王成德假装卧睡，倾耳窃听。

腊月二十九，高鸿中、鲍承先又授命故意放走了杨太监、王太监。杨太监等回到紫禁城，将窃听到的高鸿中、鲍承先的密谈内容，奏报了崇祯皇帝。崇祯帝既惑于阉党的蜚语，又误中后金的反间计，决定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饷”。

隆冬时节，大地冰封，袁崇焕率领的军队，露宿城外，无粮无草。此时听到皇帝要议军饷，袁崇焕自然非常高兴。这里面还要插个一块面饼的故事。袁崇焕治军十分严明，在军队无粮无草、人饥马疲的情况之下，仍明令：不许官兵抢老百姓家的粮食充饥，不许砍伐老百姓的树木点火取暖。但是有一个士兵实在是饿极了，就偷了老百姓家的一块面饼。袁崇焕知道后，为了严肃军纪，含泪把这个士兵当众斩首。军队缺饷已经成为当时的最大问题，袁崇焕急不可耐地要入城“议饷”。有的军官提醒说，这里面会不会有别的事情？袁崇焕没有理会。

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北京这时是九门戒严，城门禁闭。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子下来，袁崇焕就坐在筐子里被提到城上。堂堂大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居然不袁崇焕——惨遭凌迟，忠魂依旧守辽东的爱国英雄347能从城门进去，要缒城而入。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议军饷，而是下令将袁崇焕逮捕。这件事情，学者张岱在他的《石匮书后集》里面有记载，《崇祯长编》也记载，说：“逮督师袁崇焕于狱。”就是逮捕袁崇焕下狱。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记述较详：“著锦衣卫拏（ná执拿）掷殿下。校尉十人，褫（chǐ剥夺）其朝服，杻（chǒu刑具，手铐）押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袁崇焕被剥掉官服，身受刑具，押送到锦衣卫大狱。直到明崇祯三年即后金天聪四年（1630）八月十六（9月22日），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惨遭磔刑，含冤离世。

袁崇焕死时被当作可耻的卖国贼，但他死后，明朝“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袁崇焕死后155年，清朝乾隆皇帝正式公开为他平反。在《清高宗实录》第1170卷，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四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ch?nkǔn真诚），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从此时起，才有人公开祭奠袁崇焕。袁崇焕也终于卸下了卖国贼的枷锁，重新登上民族英雄的祭坛。

三、被崇祯抛弃的袁崇焕崇祯皇帝登基之后，为了解除后金对明的边境压力，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区，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焕得知消息后率部星夜驰援京师，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反而将袁崇焕逮捕下狱。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三年》说得较为确切：明朝有两个太监被后金军俘虏去以后，被关在金营里。有天晚上，一个姓杨的太监半夜醒来，听见两个看守他们的金兵在外面轻声地谈话。一个金兵说：“今天咱们临阵退兵，完全是皇上(指皇太极)的意思，你可知道?”另一个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个又说：“刚才我就看到皇上一个人骑着马朝着明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骑马过来，跟皇上谈了好半天话才回去。听说那两人就是袁将军派来的，他已经跟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姓杨的太监偷听了这番对话，趁看守他的金兵不注意，偷偷地逃了出来。

他跑回皇宫，向崇祯帝报告，崇祯先是逮捕了袁崇焕，八个月之后以谋反罪处死了袁崇焕。皇太极的反间计漏洞百出，这八个月里如果崇祯皇帝仔细地查证，事情一定会大白于天下，但是袁崇焕还是被处死。那从崇祯这边来说，他真的相信反间计吗？我们要知道崇祯是极其优秀的政治家，而且反间计是直接取自《三国演义》，34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你觉得崇祯会相信吗？这里边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是袁崇焕失去了崇祯皇帝的信任。崇祯皇帝与历史上的亡国之君比较起来，可以说并不是那么昏庸，甚至“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

无论是朝野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是，崇祯皇帝却是一个刻薄多疑、刚愎自用的皇帝。崇祯皇帝即位的时候，大明王朝内部被魏忠贤阉党集团搞得一片混乱，派别林立，同时后金的军事力量不断骚扰明朝边境，甚至能长驱直下威胁北京。立志有所作为的崇祯帝求贤若渴，对那些他抱有很大期望的大臣，他先是授以大权，而如果他对这些大臣失望，便切齿愤恨，必杀之而后快。因此崇祯皇帝在位17年，所杀的大臣不计其数，其中总督有7人，巡抚有11人。内阁重臣更频繁替换，先后用了近50人。

崇祯皇帝起初对袁崇焕是非常信任的。4月即位后，7月就召见袁崇焕，咨询平定辽东的方略：“你不远万里应召来京，忠心耿耿，义勇可嘉。希望你把平定辽东的方略，详详细细地禀奏上来。”袁崇焕回答道：“平定辽东的方略已经全部写进了奏章。臣受陛下的宠爱，感激涕零，我请求能够得到皇上恩准，我授命在外的时候，可以根据辽东情况处理平辽大事。如果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准，臣冒昧地认为，我用五年时间就能够全部恢复辽东疆域。”崇祯皇帝非常满意袁崇焕的答复，对袁崇焕许诺说：“如果你能够恢复辽东故土，我不会吝惜封侯的奖赏，你对朕尽心尽力，你的子孙也会因此受到奖赏！”袁崇焕出关时领有480万辽饷，其中米180万石，另发内帑120万、铠甲40万具，红衣大炮10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到任后，他立即加强防守，准备收复失地，安抚流亡平民。同时裁汰军队，试图练出一支精兵，并将蓟州精锐部队充实到辽东防线。

实际上，此时的辽东边境上后金在军事力量上已经占据了优势，袁崇焕的许诺仅仅是为了安慰年轻的皇帝，但是崇祯皇帝却信以为真。崇祯二年（1629）春，蒙古部族发生大饥荒，请求开放边境贸易，于是袁崇焕上奏要求开放市场，试图通过税收来资助军队，从而减轻朝廷的军饷负担，但崇祯皇帝发布诏书斥责说：“你与蒙古贸易，这不是明摆着拿物资资助贼寇吗？这怎么能容许？”袁崇焕对此不以为然：“关外市场贸易，只允许用米布交换柴草，违禁物品，依法严禁，而且他们保证不与贼寇（后金）相通。他们都说：‘家中空空如也，如果再不进行边境贸易，用什么来养家糊口呢？’他们愿意用妻子儿女作为人质，断不敢诱导贼寇侵犯蓟辽。”但在后来的后金军队对北京城的围困中，为后金进攻北京带路的，恰恰就是这支袁袁崇焕——惨遭凌迟，忠魂依旧守辽东的爱国英雄349崇焕在奏章中认同“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的蒙古部族。因此，虽然袁崇焕力解北京之围，崇祯皇帝也对袁崇焕进行了奖赏，但之前发生的毛文龙事件，加上这次后金军队的骚扰，使得崇祯皇帝内心深处对袁崇焕已有所不满。

毛文龙是明朝边境的地方军阀，他率部在皮岛（今椴岛）至长山列岛之间流动抗击后金，同时联络山东登州一线明军协同作战，遥相呼应，构成掎角之势，一度遏制了后金军的西进和南下。尽管如此，毛文龙的部队独处海岛，朝廷很难节制，毛文龙的部下官员也有贪污、冒领军饷的行径。由于毛文龙不听调遣，崇祯二年（1629）六月，袁崇焕以谈饷阅兵为名，将毛文龙诱骗至旅顺双岛的一处古庙中，将其拘捕，历数其“冒饷饰功”“不受节制”等12条罪状，当众以尚方剑将其斩杀。

毛文龙被杀后，后金军队所受牵制大大减少，崇祯皇帝听到毛文龙被杀的消息“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以安崇焕心”。但他对袁崇焕“优旨褒答”，仅仅是在毛文龙被杀的既成事实无法改变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崇祯皇帝处死袁崇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袁崇焕与后金的和议。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未经朝廷允许，私自派使者吊唁。后金皇太极趁机遣使回复，谋求议和。

虽然袁崇焕的和议战略完全正确，而且崇祯皇帝起初也同意，但这种与皇太极关于和议的私下书信往来，让崇祯皇帝产生了怀疑。

崇祯二年（1629）袁崇焕被逮捕入狱，囚禁审讯半年后，崇祯三年（1630）八月，崇祯帝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将袁崇焕处死于西市。不明真相的京城百姓对袁崇焕恨之入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中国历史上有两大最高统治者冤杀武将从而自毁长城的冤狱。一是南宋第一任皇帝宋高宗不思恢复故土，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岳飞；一是明末崇祯皇帝错杀袁崇焕。宋高宗冤杀岳飞毕竟有其私心，他不能容忍岳飞要迎接被俘虏的皇帝回朝的论调，害怕失去自己的皇帝宝座。崇祯皇帝错杀袁崇焕则是自取灭亡，“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四、崇祯帝杀袁崇焕的四个理由崇祯帝杀大臣、杀武将几乎到了滥杀的地步。有人统计:其在位17年，换了50个大学士、14个兵部尚书，杀掉督师或总督11人，杀死巡抚11人，逼死1人，亡国自尽的时候，逼妻女自杀。但是崇祯帝在启用袁崇焕的初期，对他很是看重，也曾经给予其大力的支持。尤其是袁崇焕取得宁远、宁锦大捷之后，其不可多得的军35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事才能得到明、后金双方公认。在1628年的召见中，袁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复辽，并疏陈方略。崇祯帝喜出望外，不仅赐袁崇焕尚方宝剑，令其便宜行事，而且不顾关内严重的军需吃紧，将大量军需物资调往辽东，由袁崇焕节制。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多，大明蓟辽督师袁崇焕被下狱，9个月之后，又被凌迟处死。崇祯帝给出了杀袁崇焕的四个理由。

一是托付不效。在现代人看来极其荒谬，即便托付不效，毕竟也是你托付的，你自己难道没有责任？崇祯帝杀袁崇焕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后来才把这个问题想通。因此，1641年，杨嗣昌兵败，言官弹劾其“托付不效”的时候，崇祯帝给予了阻拦：“杨嗣昌系朕荐用，用兵不效，朕自鉴裁；况尚有才可取。”然而，当崇祯帝政治上日渐成熟的时候，死后的袁崇焕也不能被其复用了。

二是屯兵不战。这是完全不成立的借口。当时辽东的军事形势是后金的军队实力大大强于明朝军队，因此，袁崇焕的基本战术是利用坚固城池，配合大炮打防守反击战，这样做的效果也很好，宁远、宁锦大捷就是明证。而当皇太极绕过袁崇焕的正面防区，兵临京城的时候，袁崇焕立即改变既有的防守作战模式，以少击众与皇太极进行正面阵地战，虽然损失了其麾下最得力的部将赵率教，但是成功击退了皇太极的进攻，取得了胜利。因此，屯兵不战完全是初登大位的年轻皇帝的信口胡言。

三是市米资盗。有不少学者认为袁崇焕死得并不冤，就是基于这一条。但实事求是地分析，所谓的市米资盗，属于严重天灾年份的彼此互助行为，明军高价给予后金米面粮食，后金廉价给予明军军马等军需物质，大家各取所需，并不是一方单纯吃亏、一方单纯占便宜的买卖，更不是袁崇焕的刻意资敌行为，而且袁崇焕也把这一做法向崇祯帝做了汇报。崇祯帝刚开始觉得很恼怒，但经袁崇焕解释以后也就批准了。因此，袁崇焕即便有错，也不应该由他一人负责，更不应该构成死罪。

四是谋款斩帅。袁崇焕确实是临阵擅杀了坚持敌后抗金的左军都督毛文龙。《明史·袁崇焕传》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招致他自己被杀的最重要原因。在认为袁崇焕被杀不冤的学者看来，袁崇焕杀毛文龙致使后金军队南侵没有后顾之忧，因此，毛文龙被杀三个月后，就发生了后金军队兵临京城的危险局面。表面上看，杀毛文龙似乎直接损害了明军的国防实力，因为稍有军事常识的将领都应该知道，保障友军的安全就是保障自己的安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毛文龙经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在其早年，因为与后金有不共戴天之仇恨，无论是毛文龙本人还是其部袁崇焕——惨遭凌迟，忠魂依旧守辽东的爱国英雄351属都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扰乱后金的后方，使后金不能安心入关。但是到了崇祯朝的时候，毛文龙早已成为一个军阀，一个老滑头、老油子，不仅不听号令，而且杀边民以谎报军功，冒领粮饷。他为了自己的利益，盘踞在易守难攻的皮岛上，不思进取，军力萎靡程度让人惊诧。袁崇焕孤身进入毛文龙的皮岛，顺利地杀掉毛文龙的过程也说明了其行为的正当性。当袁崇焕当众宣布毛文龙有十二条该杀之大罪时，不仅毛文龙本人无法辩解，由其族亲组成的毛家军部将同样无话可说。崇祯帝得到袁崇焕杀掉毛文龙的消息的时候，虽然有些震惊，但并没有责怪，反而很高兴。

为了安定人心，崇祯帝还专门公示了毛文龙的罪行，从国法的角度完成了对于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认可。因此，即便袁崇焕不应该杀毛文龙，此时再拿此说事，显然已经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了。

五、袁崇焕悲剧原因分析对袁崇焕之死，清代史家赵翼早就指出：“固知其冤。”后代评论者，对袁之冤死，或归于群小陷害，或谓后金反间计恶毒，或曰根子乃在崇祯多疑嫉贤。君主猜疑、群小构陷、金人设间，固然构成崇焕冤狱，然而我们不应忽略，崇祯虽是冤死袁崇焕的罪魁，却也是“自毁长城”的最大受害者。因此，可以说袁崇焕的悲剧，亦是崇祯的悲剧，乃至民族的悲剧。

（一）生不逢时袁崇焕生活的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是明代最黑暗、最腐败的时代。

农民和城市居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阶级斗争，北部边疆满洲部族的兴起和后金政权不断进攻，威胁明朝政权的民族矛盾斗争，以及统治集团内部你死我活的党争，盘根错节，交互激化，构成那个时代内忧外患的时代特点。作为一个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袁崇焕自然报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而且他确实很有才，可以干一番事业。但要实施抱负，唯有通过仕途这条途径。由于朝政黑暗，他虽汲汲于仕进，却屡试不第。不知战罢多少“文场笔阵”，袁崇焕才终于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32岁时举于乡，万历四十七年（1619）35岁时成进士，登上政治舞台。这时辽疆却传来了明军在萨尔浒战役中“文武将死者310余人，士兵阵亡45800余人”的惨败消息。这次战役以后，辽东战局逆转，明军转为守势，后金则转入对明朝的大规模进犯。袁崇焕当时在京城，他一向以天下为己任，辽疆失利的消息，一定使他心情沉重。不久，袁崇焕被派任福建邵武知县，经过多年的求宦生涯，对社会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黑暗腐败的官场政治使他失望，生民涂炭的北部边疆局势，使他身在35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闽中，心系辽疆。一心向往到辽疆去办理军务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天启二年，袁崇焕进京朝觐。适逢明军广宁师溃，后金军直逼山海关。当时山海关上有残兵五万，城垣低矮坍塌，溃兵、逃民大有兽散之势。山海关一失，后金即可长驱而下北京。时局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在辽东军事屡败，明王朝又极其黑暗，将士中已无人敢议战守的时刻，“时穷节乃见”，衰崇焕挺身而出，慷慨赴国难，请命于败军之际。

从此，他在抵御后金的战斗中，披坚执锐，浴血奋斗，先后取得了宁远、宁锦和捍卫京师的胜利，一扫明军望敌军而溃的暮气，使后金的两位英雄人物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屡受挫折。袁崇焕以功高，由寒儒而将军，成为大明王朝系一国安危、民族盛衰的杰出人物，也因功，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个人私怨妒忌、党派冲突、敌人中伤、时人误解、君主猜忌的牺牲品。

袁崇焕功高获罪的人生悲剧，生动形象地告诉我们：他所生长的那个不幸时代，一方面为他提供了立功显名的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作为。他虽然轰轰烈烈地战斗了，在他生活的社会矛盾斗争的旋涡里拼命、挣扎、奋斗。可是他每一场战斗，注定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这就是明王朝和所有封建王朝腐朽统治的历史特征。

（二）群小嫉陷袁崇焕不惜死、不爱钱，生就一副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这同他所生长的不幸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

袁崇焕不惜死，所以在天启初，诸阳失卫，山海孤寒之际，生死忘心，身家不顾，独以八闽小吏报效而东，履历风霜，备尝险阻，独以捍宁远而安天下，所以奋不顾身，千里驰援，风餐露宿，忍馁茹疲，背城血战，身翼神京，也所以招致“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的结局。

袁崇焕不爱钱，所以他身为大将，未尝为子弟求一官，宅第萧然，衣食如故，且加意寒生，恩施井邑，恤贫扶弱，并与士卒同甘共苦，自然也就不为贪黩腐颓、怕死又爱钱的同僚所见容。

也正因为他一不怕死、二不爱钱，所以他行事操切、敢怒敢骂、为国忘私。

终于把一切仇神召唤到自己身边，敌人仇畏、群小妒忌、君主猜疑，最后惨遭杀身之祸。

袁崇焕——惨遭凌迟，忠魂依旧守辽东的爱国英雄353（三）功高震主袁崇焕为边兵清欠饷，不避嫌疑提出“请发内币”，又在朝廷欠饷，边兵哗变，无法与后金开仗的情况下，与后金议和，重施天启时“以和为守，以守为战”的故谋，又接着矫制斩杀同样被授有尚方宝剑的明朝东江镇总兵毛文龙。这些行为均挑战了皇权，也威胁到了皇权。

崇祯作为明朝的末代皇帝，生不逢时，却偏偏继承了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血统秉性。由于洪武开国是凭自己的雄才大略，凭自己优秀的政治、军事才能，故权势独操，决事独断。而崇祯是凭血统高贵，纵然身履至尊，生性刚烈，但实际并不真正具备雄才大略。他作为一个依靠权力来维持地位的背时君主，自然时时感到来自各方面对他皇权的威胁，因此，多疑残忍、奸诈诡谲，这种恶劣品格一旦和无限制的权力结合，残忍行为的产生就在所难免了。这一点在崇祯刚上台解决魏忠贤的问题上就有所暴露，在冤杀袁崇焕身上就更显著了。

自古君王对功高震主的大臣总是用各种办法限制，剥夺其权力，甚至加以杀害。

袁崇焕当时身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官居一品，手握重兵，兵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这就足以使崇祯感到威胁。而当一个手握重兵的人物，向只有17岁的幼主追逼欠饷，并胁之以“兵欲鼓噪”，请皇帝掏腰包时，当杀了只有皇帝才能专杀的大臣时，当背着皇上同敌国举行只有皇帝才能决断的和议大事时，这在君主崇祯眼里看来，无论他动机、目的如何，都是对自己绝对权力的分割、侵犯，与夺取他的生命毫无二致。不仅如此，袁崇焕同金人议和，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国人对这件事也有先天性反感。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就想到南宋和金人的议和，自然就将“和议”“投降”“汉奸”三者联系起来。这无疑也促成了袁崇焕的冤狱。

（四）性格缺陷害了袁崇焕1.早年形成自负轻狂偏执的个性“聪明伶俐,读书刻苦”的袁崇焕，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考中秀才。后又经过九年努力，万历三十四年（1606）考中举人。然后，继续参加会试，但屡考不中。

尽管袁崇焕也曾萌生过归园田居的念头，但他最终并未气馁，而是锲而不舍，愈挫愈勇。最终会试考中，成为贡士。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才考中万历己未科进士。从中举到中进士中间经历13年，让袁崇焕很是懊恼。

袁崇焕青少年时，便喜欢游历。每次进京赶考，他总是沿途游玩，喜欢游历的他，喜好与好友谈天说地，纵论山川地形。这些都造就了袁崇焕略显张狂的个性。

35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袁崇焕个人早期的人生经历必将对他后期的人生历程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而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也深深影响了袁崇焕的人生抉择。萨尔浒之战后，明王朝和后金在军事上互换了位置：明朝转攻为守，后金则相反，明王朝边疆危机日益加深。

这一年恰好也是袁崇焕中进士的那一年，相信正在京师的袁崇焕会听到不少战况，这使他更加关心国事，忧国忧民，急切地希望投身到报国的疆场上去。

袁崇焕早年形成的性格特点，加之整个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两者结合起来，潜移默化当中，塑造出一个满腔抱负，忠君爱国，勇于为国效力，又带着轻狂偏执的袁崇焕。这些性格，对袁崇焕的未来人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自命不凡私自行事屡屡得罪上司袁崇焕中进士后，于万历四十八年，被朝廷任命为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在此，袁崇焕显现出张狂、好大喜功、行事鲁莽草率等性格特征。袁崇焕朝觐完崇祯皇帝，即单骑出阅关内外考察后金与明王朝军政要务，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袁崇焕敢于冒险，心忧天下甚切。但也可以看出另外一个袁崇焕：喜好独行，与人缺乏沟通。此种做事风格，小事则已，如遇关乎家国之大事，仍一意孤行，不沟通上下，极易造成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这种担心在后来不幸言中。等到袁崇焕出阅关外回来，他在谈论关外的形势时，竟然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这种极端自信，甚至可以说是自负狂妄的语调，是不足取的。但在当时，明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国家已无人可用，袁崇焕张扬的个性以及凸显出来的才能，为朝臣所推崇。于是，袁崇焕被推荐提拔为佥事，监管关外的军队。

胆识过人的袁崇焕报国心切，“即夜行荆棘虎豹中”“将士莫不壮其胆”，并深得上司王在晋的倚重。王在晋便提拔袁崇焕为宁前兵备佥事。而袁崇焕却对自己恩宠有加但碌碌无为的顶头上司王在晋，竟“不尽遵其令”，在具体军事部署上，与他反道而行，纵然袁崇焕维护国家利益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种悖上司之意，定然不得上司的欢心。

而后，袁崇焕在孙承宗手下做军务。因整军治边才能突出，使得孙承宗也“益倚崇焕”。袁崇焕做事果断、雷厉风行，在一次军队检查中，发现一军校虚报人数，身为监军的袁崇焕，竟然以“立斩之”来进行处罚。袁崇焕的举动，使得孙承宗勃然大怒：“监军可专杀耶？”虽然袁崇焕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军纪处罚，但其行事独断的个性表露无遗。此时的袁崇焕令很多人感到，不过是一小军官，就如此私自行袁崇焕——惨遭凌迟，忠魂依旧守辽东的爱国英雄355事，等到他日权倾一方时，那还得了。

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受命驻守宁远城。这时经略关内外的是高第，他认为山海关以外的地方是守不住的，要求所有军民一并撤到关内。袁崇焕知道辽东防线对整个战局的重要性，力争不可。请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虽然高第对此不乐意，但也拿袁崇焕没有办法，只得任由袁崇焕驻守宁远。

由上可见，袁崇焕以这样的态度和行为与上级相处，对其仕途甚至是命运的影响定然不利。何况袁崇焕处在明末党争激烈之时，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不测。

3.独断专行不善沟通失去军民拥戴在后金军队猛攻宁远城的时候，袁崇焕死守不弃，靠着个人杰出的军事才能、得当的军事部署，以及先进武器“红衣大炮”的相助，一举取得了宁远大捷，改变了明朝对后金的军事颓废局面。这一战，使得袁崇焕名声大振。在宁远之战发生之时，有一事须引起注意，可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袁崇焕这个人的性格和行事风格。

袁崇焕守卫宁远城初期，面对后金军队的疯狂进攻，城池即将被攻破，城里的军民大为担心，俱怨曰：“袁爷为己一人，累我一城百姓。”此语令人感叹：其一，叹其民多愚昧，对保卫自己的袁崇焕竟发出如此之牢骚。其二，时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叹，这中间固然有民众国家、民族观念淡薄等因素，我们也应该从袁崇焕身上找到合理解释的理由。正是因为袁崇焕与军民沟通不够，使他的与城共存亡的守城精神不被军民所理解。这也正是他做事专断，一意而为之，且与他人缺少沟通的表现。

至此，上司不满、军民不满，袁崇焕的性格让其失去了最根本的生存根基。

4.不知审时度势，低调做人仔细考察，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1619)35岁中进士，天启二年(1622)38岁单骑出关走上仕途。在天启年间的六年，直到天启七年的宁锦大捷，可谓一直春风得意。

一方面因为脱颖而出时碰到当时辽东经略孙承宗这样的好上司，另一方面也因未到达关键位置，没有进入魏忠贤的视野，他在当时也相对能委屈于魏忠贤。后来到了天启七年七月魏忠贤弹劾他，其实就因为宁锦大捷突然使魏忠贤意识到这个“蛮子”已经足够强大。可惜的是即使回乡后，袁崇焕也没能认真检讨自己的悲剧性格。七月他回乡，八月熹宗就死了，崇祯即位后，十一月他就被重新启用，中间只有五个月。等到崇祯元年的四月，他就高升当上了正二品的兵部尚书，变成最被倚重的军事首领，七月崇祯专门召见他问到：“女真跳梁十载，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有何方略？”袁崇焕当即就夸下了“徜皇上假臣便宜，五年而东患可平、35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全辽可复”的海口。然后袁崇焕提出种种要求，每提一个，崇祯便对相关大臣喝道“敢不承命！”这“敢不承命”用了三次，崇祯又亲自给他担保，称不会听信对他的“忌功妒能”，在内阁辅臣刘鸿训等建议下授予他尚方宝剑。我由此觉得，他的悲剧一方面是因为崇祯给他太大的权力，而他又不足以承担这么大的权力。另一方面是他在这权力之前不明白或者压根没想到个人之小，不知道低调做人，因此自以为整个边关大事真正可以由他独揽。

崇祯元年袁崇焕大权在握时44岁，而崇祯当上皇帝时只有17岁。17岁的崇祯意气用事，《明史》中对他的评价是“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而按例当时44岁的袁崇焕怎么也应深知“审时度势”这个道理。但他到宁远后立即彻底进行权力清理，七月到山海关，第二年六月初五就杀了不愿委屈于他的毛文龙，真可谓不留一点余地。毛文龙也算一名镇辽大将，他镇守皮岛、攻占金州后，牵制整个辽东半岛，既然挂将军印，也赐尚方宝剑，就绝非草包。当初兵部对他的评价是：“灭奴(努尔哈赤)不足，牵奴则有余。”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客观上消除了后金军的后顾之忧。崇祯听到此事先是震惊，然后从安抚角度表达了对先斩后奏行为的认可，又进一步扩展了袁崇焕的自大心理。

从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崇祯召见委以重任到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崇祯让锦衣卫当场将他拿下，之间只有一年四个半月。崇祯下决心拿掉袁崇焕，也实属忍无可忍。

其一，给你袁崇焕最大权力，你袁崇焕信誓旦旦五年全辽可复，然而仅仅过去一年多，后金军队就兵临北京城下。其二，你袁崇焕率部抵蓟州后，发觉敌军向北京进发，未阻击却是追随，使三河、香河、顺义一一失陷，又直奔京城，客观上就是把敌军引到了城下。这一着引发整个京城内外公愤，即使没有太监报告，多疑的崇祯也会怀疑他的动机。其三，皇太极退兵后，崇祯十一月二十三日召见袁崇焕，袁崇焕见到群臣后极力张扬敌军锐不可当，怂恿朝臣们主张城下之盟；见了崇祯强调情势危急，又称将士疲惫，要求入城休整；真可谓一步步促使崇祯下决心。

（五）政治上的不成熟害了袁崇焕袁崇焕是人才、是英雄，这一点无可厚非。宁远之战袁崇焕直接让努尔哈赤中弹，后破伤风九个月死亡。宁锦之战袁崇焕让首次出战的皇太极大败。这两战都是极为漂亮的，对大明的延续功不可没。然而，其政治上的不成熟，也直接害死了袁崇焕。

袁崇焕——惨遭凌迟，忠魂依旧守辽东的爱国英雄3571.不该忽悠崇祯从崇祯巧妙地将魏忠贤及其阉党一网打尽来说，他绝对是一流的政治家。

当然，开始时袁崇焕知道崇祯对自己好，同时也知道崇祯急迫需要他。所以在他看来他想要的崇祯应该都会给他，事实也是这样，要粮给粮，要人给人，要钱给钱。然后崇祯问他：你的计划是什么？袁崇焕一时蛮劲上来，心血来潮，不管不顾，看着崇祯真诚而又急迫的眼神。袁崇焕说了一句致命的话：五年，金兵必退。这话每个人都知道是不靠谱的。都打了那么多年，死了那么多人，大明的土地还越来越少。后来有人给袁崇焕点出他承诺的东西是实现不了的，他才恍然大悟，他说他是忽悠崇祯的。

当然袁崇焕这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因为他还不了解这个17岁的皇帝，崇祯是个实在人。你说五年，那就五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但是你一定要达到你的目标。

这种信任是空前的，标志是崇祯给了袁崇焕一个新的职位：督师。

这个官职很大，明朝之前都没有这个官职，到明末实在是能人太少，所以常常是一个人兼着几个省的军务。之前也就只有北京保卫战中的于谦的官职和实权与之类似。大致相当于把边关内外所有的人都给他管了，可见崇祯的期望。这官孙承宗也当过，不过他是以大学士的身份当的，而当时袁崇焕不过才是兵部尚书。袁崇焕肯定是兴奋的，难得皇帝对他表现出如此的信任。可是他可能还不太知道这份信任背后所担负的责任：五年退金，若不能做到，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的袁崇焕心里也许真的还以为可以灭了后金，也许还相信凭借自己能还大明一个完整的领土。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绝对的信念是很难支撑下去的，他知道皇太极难打，他也知道国库空虚，他还知道自己的兵其实没那么强。至少在他的兵法里，通常都是守城退敌。可是如果时间长了，把皇太极赶出了关外，再想要剿灭他的时候，就没有城池给你依靠了。打野战不是袁崇焕的强项，也更不是游牧民族的对手，虽然他有关宁铁骑，可是太少了。和皇太极全是骑兵的军队来说，这完全是不对等的。是的，还有红衣大炮，可是这玩意太笨重了，守城还行，行军就太不容易灵活机动。

袁督师现在暂时还顾不上这些，只能先安顿好边关再说。他还没去边关，就发生了士兵哗变，哗变的原因很简单，拖欠工资。这事好办，袁督师一去就解决了，他告诉士兵，朝廷马上就会送钱过来。士兵安息了，可是问题是钱呢。袁崇焕向崇35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祯要80万两，这钱当然是户部出，可户部根本拿不出钱。袁崇焕说建议皇上从内库（皇上的小金库）出。崇祯当然不同意，内库的钱是给宫里的人用的，况且80万两内库也不容易凑出。但崇祯克服千难万难，还是筹措了30万两给袁崇焕。可是这里有一个东西升级了，就是崇祯对袁崇焕的信任。信任的升级直接导致要求的更加坚定，这时你袁崇焕必须做出成绩了，不然怎么都说不过去。

2.不该杀掉毛文龙袁崇焕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如果他决定要做一件事，不管结果如何，那是肯定要做的。杀毛文龙就是他一直就想做的事情，毛文龙原先是个痞子，后来当了兵就成了兵痞了。他很会跑关系，在袁崇焕还没有成名之前，他就已经是总兵了。等到袁崇焕和努尔哈赤宁远之战的时候，他就已经占据了金国后方的皮岛了。他利用关系，在皮岛做起了生意，而且越做越大。偶尔也会去骚扰一下后金，皇太极拿他没办法。皮岛是岛，你要去打他得涉水，然后就算安全渡过了，也不一定能打赢。

皮岛驻军大约四万，而且武器精良。

由于经常给皇太极捣乱，毛文龙自然就成了后金的心腹大患。皇太极和袁崇焕谈判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杀了毛文龙，可见皇太极对他的恨。

袁崇焕讨厌毛文龙是因为他不守规矩，身为总兵，不去打仗，却天天躲在岛上，而且还经常向朝廷要军饷。毛文龙经常跟朝廷要军饷肯定是不对的，可是他总共就4万人，一年要的钱也不多，对大明王朝来讲不算什么。其次，他不打仗，可是有时候做一些事情比打仗的效果还要好。起码他在后方，皇太极还要老提防着他，毛文龙的这种牵制作用是很大的。所以，袁崇焕处斩毛文龙带来了一系列的坏处。一是杀了他就没人牵制皇太极，皇太极后方稳定了。二是毛文龙痞子出身，他手下大多也是这种人，现在毛文龙一死，这些人就没有束缚了，会出乱子。这些痞子中有三个人很有名气：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清初三藩中有里面两个。三是杀了毛文龙，袁崇焕除了心里爽以外，半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毛文龙不能杀，袁崇焕肯定知道。但是袁崇焕之所以坚持杀毛文龙，是因为他不喜欢不守规矩的人，而且还是自己的手下。

细究起来，袁崇焕是没有足够的权力杀毛文龙的。毛文龙是一品都督，唯一可以杀他的人只有皇上一个。在明朝就是一个平民犯了死罪，打勾确定秋后问斩的人也只有皇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皇上的旨意，袁崇焕是不能杀毛文龙的。袁崇焕既没有皇上圣旨，也没有崇祯口谕。有人说了，袁崇焕有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

袁崇焕——惨遭凌迟，忠魂依旧守辽东的爱国英雄359其实尚方宝剑只是个象征，毛文龙也有一把。按大明历律，滥杀朝廷大臣是死罪，但是袁崇焕根本不理会这些，权力带给他的更多的是膨胀的欲望和肆无忌惮的蛮横。

崇祯是个明白人，他知道毛文龙不能杀，所以当得知毛文龙的死讯就慌了。但是随后就镇定了，他很聪明，因为毛文龙已经死了，再怎么责骂袁崇焕也是没用的了。不得已只能说袁崇焕做得对，毛文龙杀得好。这时换了谁都会对袁崇焕有意见，但是崇祯忍了，因为他还要依靠袁崇焕。

3.守城后战的策略犯了忌讳毛文龙死了，皇太极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所以他打算出兵了，可是从他父亲和他自己与袁崇焕打的两仗来看，关宁线太坚固了，根本就不能攻克。于是就绕过关宁线，从蒙古进军，目标直指北京。皇太极带了十万精兵从长春出发，绕到蒙古，再从蒙古越蓟门，进大同，过遵化，抵达北京郊区，历时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内，袁崇焕基本没有什么动静，直到皇太极快到遵化了，他才派兵赶到。其实袁崇焕早就意识到了蓟门很薄弱，在皇太极动身之后就应该防备起来，那样皇太极也不会这么快就到京城了。在他急忙派人欲在遵化构筑防线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仓促之间，派过来的是赵率教，不可能会有很多兵力，赵率教战死，全军覆没。

这时袁崇焕才刚刚赶到北京城下，按说来了，那就打吧。然而当时的情况是袁崇焕在后面追，皇太极在前面跑，袁崇焕追了五天，不是打了五天，换言之，其实袁崇焕是在想把皇太极直接引到京城近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袁崇焕的战术是守城后战，对于骑兵对冲他并不擅长。所以他的计谋就是想以北京城为靠山，两面夹攻，彻底把皇太极击退。这个策略可以说是当时最好的战术，可问题是最好的战术在当时未必是对的。能想到这个计策的绝非袁崇焕一个人，孙承宗就是另一个。但是孙承宗知道这个计策是行不通的，他也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袁崇焕，袁崇焕根本不听。

其实孙承宗和袁崇焕都知道皇太极实在是没钱了，只是来抢东西，只要抢到东西就会走。人家不是来夺大明江山的，因为这点，袁崇焕觉得以北京外城为依靠来击退皇太极是没什么的。可是崇祯并不这样想，人家都打到北京了，你说他只是来抢东西，鬼才信呢。

孙承宗之所以不同意袁崇焕这么做，是因为这个计划有漏洞。原因简单，这里是北京。你想以四九城为底线来和皇太极一战，这很好，可是你把皇上放哪儿了呢？

万一你输了，你让皇上怎么办？

这时崇祯第二次见了袁崇焕，此时距上次见他才过去一年。一年前袁崇焕说五36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年必除后金，然后要钱要粮要人。我想崇祯其实也是知道五年也就是这么一说，也没指望你五年就真的能灭了皇太极。不过即便不会那么快，你好歹在这期间也该做点实在的吧。现在是一年后，袁督师拿了一切他想要的，但是他做了什么呢？杀了毛文龙，放任皇太极攻到北京。

可是崇祯还是很够意思，依然宽慰袁崇焕，说他劳苦功高，这次一战就全靠袁督师了。袁督师很感动，顺便提出想要进城休养，并以北京城为根基来击退皇太极。

崇祯没有同意，所以袁崇焕只能是在城墙根下扎营。

皇太极到底还是打过来了，袁崇焕和他打了两仗，幸运的是，袁崇焕这两仗居然都胜了。双方进行休整，准备下次战斗。就在这次战斗中，满桂被打伤了，传言说是被袁崇焕打伤的。不过袁崇焕不在意，因为根本就不是自己干的。

休整期间，崇祯再次召见了袁崇焕。见到之后劈头盖脸的就问了3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进犯北京；你为什么要打伤满桂。袁崇焕蒙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崇祯会这样，但是他知道崇祯是要办他了。其实前两条他还能解释一下，但是打伤满桂，他实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战斗远没有结束，皇太极还在北京近郊。崇祯就直接把袁崇焕投进了监狱。原因是之前的两仗袁崇焕胜了，既然你能打赢皇太极，为什么不在以前就阻止他进京。你袁崇焕分明是故意的。原因是，你要谋反。之前你不打也不阻止皇太极，等皇太极攻打四九城的时候你才反击。这仗的结果无非两个，胜或者败。败的话，大明江山就完了。

若胜了，谁知道你袁崇焕不会挟威而上，攻占京城，自己当皇上。这是有可能的，不然很难解释袁崇焕追而不打的原因。

反过来，我们再来看看是否真的只有依城而攻这一条路可走，显然不是，因为后来袁崇焕被捕，孙承宗就靠收罗城外散兵一步一步把皇太极逼走了。

史可法——知其不可为而为，独耀民魂361史可法——知其丌可为而为，独耀民魂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号道邻，汉族，明末抗清名将、爱国英雄，开封府祥符县人（今开封市双龙巷）。崇祯元年（1628）进士，任西安府推官。后转平各地叛乱。北京城被攻陷后，史可法拥立福王朱由崧（弘光帝）为帝，继续与清军作战。官至督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弘光元年（1645），清军大举围攻扬州城，不久后城破，史可法拒降遇害，当时正值夏天，尸体腐烂较快，史可法的遗骸无法辨认，其义子史德威与扬州民众随后便在扬州城外的梅花岭建立了史可法的衣冠冢。史可法死后南明朝廷谥之为“忠靖”。清乾隆帝追谥为“忠正”。后人收其著作，编为《史忠正公集》。

史可法以一介书生，受命于国家危难之秋。从政17载，由推官逐步升为南明兵部尚书，无不以其功德获得提升。他一生廉直恭毅，平易近人，克己奉公。在民族危亡之时，不避艰难，不为高官厚禄所诱。然而，在腐败不堪的弘光南明时期，奸臣当道，史可法孤掌难鸣，无法挽回亡国之势，以身殉国成为其追求的最高境界。

史可法的精神是民族的骄傲，在中华正气篇上不失为熠熠发光的一页。“国存与存亡与亡，巍峨庙貌甚堂堂。梅花岭畔遗香在，铁贡何时返故邦。”这是郭沫若于1962年7月在纪念史可法360周年诞辰时，为史可法写的赞诗。“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这是清代诗人张尔荩撰写的挽联。

一、史可法的民族气节（一）清廷的劝降与史可法拒降1644年5月28日，吴三桂暗引清军与李自成血战山海关下，农民军大败。7天后，多尔衮指挥大军长驱直入北京城。11月，顺治帝福临被迎入北京，成为清廷入关后第一个皇帝。1644年7月29日，也就是扬州被围城的前一年，入关不久的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致信史可法，史可法也修书作答，这就是多尔衮《致史可法书》与史可法《复多尔衮书》。这一来一往两封书信，辞藻都很优美，是历史上脍炙人口的两篇佳作。

多尔衮怀着灭亡明朝的勃勃野心，手握强大的八旗兵力，在信中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强词夺理，气焰咄咄逼人。他把清军占据北京说成是“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清是为明朝报仇雪耻的，凡是忠臣孝子，都该感恩图报。南明王朝另36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立国号，便是天有二日，是为敌国。如果不归顺清，他便要与李自成合伙，一道来消灭南明。最后多尔衮又搬出吴三桂为样板，借用东周时申包胥逃往秦国求救，在秦廷大哭三日三夜，最终感动秦王，于是借兵恢复楚国的典故，说服史可法；还用高爵厚禄向史可法进行诱降；以贬弘光帝、捧史可法的手法，图谋挑动弘光对史可法的怀疑和不满。

多尔衮还在信中吹捧、笼络史可法；借“君父之仇”转移视线；又以飞渡天堑、投鞭断流相要挟。这封“劝降书”实际上成了清朝进军中原、筹划东南的“宣言书”，同时也算得上是最后通牒，语气之强硬，文笔之犀利，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咄咄逼人的气息。

史可法的回信不卑不亢，就连后来的乾隆皇帝也承认是“语多不屈”。史可法在信中写道：“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若乘我国运中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元凶为先导??此不独辜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负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尽管史可法本可以针锋相对，对多尔衮痛加驳斥，把回信写成一道慷慨激昂的檄文，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只是把针锋相对的意思，藏于委婉曲折的语言中间，以平静的口吻表达出来。

史可法在复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试图说服多尔衮放弃灭明夺取全国政权的图谋：本朝传十六世，正统相承，继绝存亡，合乎礼法，无可指责。你们痛心本朝之难而来帮忙驱除乱逆，这也合乎道义。但若要移师东下，义利兼收，实乃违背仗义扶危之初衷。最后，史可法表达了不屈之志：“竭股肱之力，继之忠贞。鞠躬致命，克尽臣节。”史可法言谈中似有说不出的无奈。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面对早被马士英左右了的软弱无能的弘光小朝廷，面对危难形势下还在三天两头“窝里斗”的明廷阁臣、根本无法调遣的江北四镇总兵，史可法除了空怀一腔热血，再无回天之力了，他只能望洋兴叹。在复信的最后一段特别是结尾部分，软中带硬，绵里藏针，表明他并非贪生怕死之徒：“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当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史可法决心“鞠躬致命”“光复神州”。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多尔衮的诱降阴谋。事实也作了最好的佐证：史可法拒降被俘，不屈而死，以自己的行动兑现了复信的诺言。

（二）顺治《御档》有关史可法的记载《御档》中，出自顺治年间的一份题为《扬州陷落史可法遇难等事》的折件，记述了以和硕豫亲王多铎为首的清军自1645年4月5日起，至5月15日，从占领史可法——知其不可为而为，独耀民魂363北方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后一路南下，攻占南京的简要经过。其中，有关史可法及攻占扬州的文字记载为：“4月17日，遣尚书宗室韩岱、梅勒章??率师至扬州城北，获船百余艘。是日，大军距扬州城二十里列营，令署护军统领??率师自扬州城南，获船二百余艘。18日，大军兵临扬州城下，招谕其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25日，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折中文字简洁，但时间、地点、人物及其经过等交代得十分明晰，特别是对史可法不愿投降和被清军杀害的经过情况作了记述。正如一些学者所称，史可法不仅与扬州曾经的悲壮联系在一起，更与临危受命、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融为一体。

在《御档》顺治二年五月《题为多铎平南等事》的折件里，有对清廷豫亲王多铎统兵征服南方情况的描述：“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等，统兵征剿荡平流寇，底定三秦，黄河以南望风响应，两淮官民诚心归顺，惟扬州逆命未服，旋被攻克，江东将士鸟惊鱼溃，投降者二十三万余??”可以看到，清军所到之处，明军望风披靡，溃不成军之情形。一路上清军没费什么力气就轻易取得了胜利，唯独在扬州遭遇到史可法的顽强抵抗，这也是一路扛着顺风旗的清军所始料未及的。多铎还“统军西征破流贼李自成兵二十余万、攻克潼关、西安等处，又收服(复)河南，进军扬州，渡江下江宁擒福王朱由崧??”《御档》书中，还有一份成文于顺治九年(1652)题为《兵科给事中王廷谏请旨褒奖故臣史可法等事》的奏折。兵科给事中王廷谏在奏言中，请求清廷将已故明阁臣史可法作为“抗节之臣”，与以身殉国之明臣同样享受“赐褒录”的待遇。他认为史可法“抗辞不屈，虽其逆颜强项，有负天高地厚之恩，而原其杀身成仁，实关纲常伦纪之大??”在王廷谏等清朝重臣们的眼里，史可法虽然不听劝告，坚拒降清，但其杀身成仁的做法是符合封建礼教纲常伦理的，当为褒奖。

（三）乾隆皇帝对史可法的褒奖时光荏苒（rěnrǎn指时间渐渐过去），到了乾隆当朝，这时距清一统大业已过近百年。在清代君主之中，乾隆帝算是对史可法评价最高、褒奖最盛的一位君主。

乾隆从维护正统观出发，决定对明清之际殉国的士人恢复名誉，赐给谥号。乾隆四十年（1775）11月，乾隆帝“上谕”崇奖史可法等人，认为在过去的历朝历代新朝的君王，“罕有”褒奖旧朝死难之臣的，只有顺治帝在“定鼎之初”，对崇祯36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末年殉难的大学士范景文等特恩赐谥。而当年受到特恩赐谥者为数不多，是因为“当时仅根据传闻，没有进行全面搜集”，如今则可以按照《明史》的详细记载，追赐谥号。接着，突出评价“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还有刘宗、黄道周等，他们“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乾隆崇奖史可法等人的理由说得也很清楚，认为在南明福王仓促偏安，国已不再成国的情况下，“诸人茹苦相从，舍生取义，各能忠于所事，亦岂可令其湮没不彰！”乾隆很敬佩史可法，给予如此之高度评价，连他们的后代都是不敢想象的。

不仅如此，清政权稳固之后，乾隆帝特意对史可法一再表彰：乾隆三十三年(1768)下令建史可法祠，乾隆四十年(1775)则赐谥“忠正”，赐题“褒慰忠魂”。这虽为笼络人心、缓和民族矛盾打算，但也决非惺惺作态，言不由衷。而此禁一开，有清一代，凡过扬州梅花岭的文人墨客便无不追怀凭吊史可法的。

乾隆四十二年(1777)6月，在《题为史可法御制书等事》的御档里，乾隆谕旨军机大臣，命其将乾隆题诗的史可法画像以及《史可法复摄政王书》等物装裱贮存好交给两淮盐政寅著，置于扬州梅花岭史可法祠中，同时要将“卷内所有诗文画像札稿勒石祠壁，以垂久远??”在此篇御档的末端，还附上乾隆《题史可法像诗》：“纪文已识一篇笃，予谥仍留两字芳。凡此无非励臣节，监兹可不慎君纲。象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并命复书书卷内，千秋忠迹表维扬。”在乾隆看来，牺牲战场者算是“舍生取义”，能保持臣节者可称“疾风劲草”，他表示要抛弃前嫌，遵照封建正统观予以表彰。据记载，经乾隆最后核准，予以表彰给谥号的殉难明臣总数达3600人之多。乾隆帝每年都派遣官员，在扬州梅花岭史可法祠举行祭奠仪式，以纪念“忠正”明臣史可法。

一个人的气节非常重要。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他们希望自己的臣子也这样“忠君爱国”“忠臣不贰”。其实，乾隆帝刻意褒奖史可法，其意既有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意思，更在于勉励清朝的臣子效忠君王。

（四）值得赞颂的崇高民族气节对史可法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应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将人物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量，而不能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来评价昨天的历史人物。

回眸明末，扬州被清军围困前，明朝军队正忙于内讧。扬州沦陷后，多铎一路南下基本未遇抵抗，南明四镇将领仅有黄得功一人战死，其余无不望风而降。而南京献城之际，尚有23万军队，数量多于清军。对明末的这一批国家政治官员和士大史可法——知其不可为而为，独耀民魂365夫而言，国家、民族的价值原则早已失去，仅剰个人利益和利害得失。社会的人格堕落势必造成民族精神的堕落。而明代末世选择了史可法成为英雄，就是因其人品气节更能激起灾难之中的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正如一些学者所评价的：“就面对困境的坚韧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历史虽是胜利者写就的，但事实上那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敢于以弱敌强，甘愿为信念牺牲的失败者，往往更能赢得人心，同样也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从这点上看，史可法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其气节是难能可贵的。他在逆境中坚守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在关系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甘愿为信念牺牲，其人品和气节是崇高的，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样的英雄都会赢得广泛尊重。一个崇尚高尚人格的民族，才能创造高尚的历史。

二、史可法的人格魅力（一）史可法的崇高地位史可法是当之无愧的爱国英雄，曾被比作宋朝抗金英雄李纲，对南明王朝来说，史可法可谓一身系国家安危。

虽然《青燐屑》《幸存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对史可法不免有“治军之才短”的微词，但从未诋毁其纯忠大节。就此，近代著名史学家盂森先生有一段鞭辟入里的分析：“史公之可传，以纯忠大节，千载景仰。然其治军之才甚短，虑事之智亦不特殊，若用其德量诚信，辅君当道，进贤退不肖，以端政本，岂不为拨乱反正之大助？而乃使之治兵，正用其所最短??”至若明末爱国儒士阎尔梅《惜扬州》诗谓：“公退扬州为公羞，公死扬州为公愁。”这是无视当时清军已大举南下，邳（pī）州、宿迁、归德、徐州已相继危殆，无视黄得功、刘良佐辈不听命进军，无视史可法处处受制于人，却要求史可法率领帅主新丧、军心动摇的高杰部，丢下一个岌岌可危的后方扬州，孤军深入，或“西征，以徇河南”，或“北征，徇山东”，而忘记此时以保卫京都为当务之急。

清代，歌颂史可法的诗、文、剧作、史论、联对频见屡出。属于名家名作的，前有号称“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的《哀史阁部诗》、剧作家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史学家李清的《南渡录》，继有史学家兼文学家全祖望的《梅花岭记》、学者方东树的《书史忠正公家书后》，袁枚、王士祯、蒋士锉、沈德潜、顾贞观、吴锡麒等著名诗人的题像诗赞。夏慎枢《题督师史公遗像》甚至认为：“死比文山36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犹决绝，任如诸葛倍艰难。”张廷玉等撰《明史》，其中《史可法传》也记下耐人寻味的文天祥投胎转世的传说。至若，严保庸所制联语“生自有来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张尔荩所制联语“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这些楹联名作，世人至今乐诵。

对一个历史人物评价，不仅要看他生前的所作所为，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系，还要看他死后，在各个历史关头，对人民群众、对历史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

据《国寿录》：“嗣三吴兵起，咸曰可法尚在，竟借其声相慰奋。”从冯宏图、厉韶伯的冒称史可法起兵、史夫人的毁容拒辱，到江阴抗战、“嘉定三屠”、吴易于吴江起义、吕忠宣于太湖发难，到郑成功父子孙三代仿照史可法设立“礼贤馆”以延揽人才，到山东榆园军，到四川夔东十三家军，这前后长达40年的抗清斗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由史可法领导的扬州保卫战揭开序幕的。

而此序幕之所以能于扬州首先揭开，紧接着又“三吴兵起”，也是与该地区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分不开的。其时，长江三角洲一带，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萌芽，远较尚处于游牧阶段的八旗经济先进。此时，一股代表着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外来势力一旦入侵这一先进地区，理所当然地要首先受到该地区人民最强烈的反抗。也许可以说，正是清政权近300年的统治，延缓了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于此，也正可见史可法率先垂范的抗清斗争的正义性与进步性。

而入清以后，在史可法民族气节的感召下，不少知识分子或愧，或悔，或感愤，作为民族良知的民族意识被唤醒。侯方域就有《壮悔堂集》。又史可法祠建祠以后的一副副“感慨系之，笔挟风雷”的联对，几至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其中所颂扬的史可法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加深入人心，而借此灌输的民族意识，也历经清廷屡兴的文字狱之浩劫而不磨。有意思的是，京剧《连环套》所说窦尔墩事，其盗马动机，实为欲行刺康熙皇帝。此人亦与史可法有一定关系，据蒋瑞藻《小说考证》说，“窦尔墩系明史阁部将石某的孙婿”。可见，民族复仇的种子埋藏得有多深。

（二）史可法的身后影响史可法被杀后，他的部属仍在苦战中：刘肇基所率部敢死士400人，杀敌千余，全部战死；庄子固与所部700人，以“赤心报国”为旗号，全部格斗死；副将马应魁，每战披白甲，书“尽忠报国”于背，巷战死；还有副将乙邦才、楼挺、江云龙，参将陶匡祚、冯国用、许瑾，游击李大忠、孙开忠等，都以巷战死；本司员外郎何刚城破战败，投井死；参军事吴尔埙，守新城，城破，投井死；扬州知府任民育，史可法——知其不可为而为，独耀民魂367城破后，衣官服，握官印，端坐堂上，遂被杀，全家男女都投井死。还有淮扬总督卫允文、江都知县周志畏等都以不屈被杀。文武官吏壮烈殉难的在200人以上。其中的刘肇基、何刚、任尽育、庄子固、马应魁等都是史可法平素所倚仗的文武官吏，关系匪浅。除官员外，自杀殉难的还有医生、画士、市民、船夫等，难以计数。

扬州保卫战是清兵入关后在对南明王朝的攻城战中，第一次遭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它揭开了长期的更大规模、更加激烈的抗清序幕。清统治者入城后的疯狂屠杀，并没有把广大人民镇压下去，他们的抗清斗志更加昂扬。接连扬州之后，江阴、嘉定、西南地区、大江南北、大河南北以及其他地区相继爆发抗清斗争，一直持续了40多年。

扬州的抗清斗争是激烈的，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容抹杀，而且也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史可法是明朝的忠臣，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最忠诚的维护者，但他是明朝高级官吏中抗清而死的第一人。他所领导的抗清斗争在客观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否则，就很难解释：在守城过程中人民为什么要支持他；而当他被杀之后，为什么还有很多地区、很多人假借他的名义来号召抗清。

（三）史可法的人格力量身为史可法君主的弘光帝，他的生活哲学是“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身为史可法柄政的首辅马士英、兵部尚书阮大铖，是“闯贼无门，匹马横行天下；元凶有耳，一人浊乱中原”；而号称“翻山鹞”的高杰原为江北四镇中的“枭桀”，淮扬总督卫允文本是马士英一手提拔起来分夺史可法军权的“敌对”。处此四者之间，史可法终能“化强暴为忠义”(高杰殒命于北伐前线)，“变敌对为共命”(卫允文投水于城破之时)，文武官员追随其壮烈殉国的竟达200人以上，这是何等的人格感召力量。

再则，史可法领导的扬州保卫战，乃清兵入关以来第一次遇到的最猛烈的抵抗。

清军先以10万精卒，继以5万铁骑，挟带红衣大炮，从天长、六合、仪征一线兵临城下，史可法不仅屡屡严拒敌帅多铎的诱降，而且以死拒斥叛将李栖凤、高歧凤的劝降，毅然以城中单薄的三四千兵力誓师梅花岭，宣言：“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这是何等的气壮山河。

扬州新旧两城，共有13座城门，其中旧城西门的城墙比较低矮，且当清军前锋，史可法于是独任此门防守之责，并在城楼上连写五封家书，与远在南京的家人诀别。

36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城破，史可法自杀不成，至小东门，迎敌怒喝：“史可法在此！”而就义于南门城楼之时，犹说：“城亡与亡，吾死岂有恨？但扬州既为尔有，当待以宽大。而死守者，我也，请无杀扬州人。”至死，犹以民命为念。所以，中国近代明清史研究学者孟森先生指出：“即清之摄政多尔衮、督师多铎，亦皆敬公之为人，而完公致命之志。”史可法为南明王朝做了八件大事：一是主持建立弘光政权；二是自请江北督师；三是调停四藩镇；四是设立礼贤馆；五是复书多尔衮；六是疏谏小朝廷；七是苦斗在前线；八是死守于孤城。

单主持建立弘光政权一项，对明王朝就有再造之功，仅此，就足当爱国英雄之名。其余七项，自请督师的顾全大局，调停四镇的甘冒风险，设馆礼贤的广揽人才，复书清廷的坚持原则，疏谏朝政的直陈时弊，苦斗前线的忠贞勤勉，死守扬州的共城存亡，哪一项不衬托着爱国英雄的气度胸襟与高风亮节？

三、历史对史可法的误会（一）关于史可法的政治风潮与学术争议首先是两大政治风潮。一次是1935年左右的抗日战争前夕，“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华北前线，有人指责“史可法知其不可为而为”，是“不识时务”，是“抗战速亡”的实证。此论一出，竟有大小报纸竞相转载。其实，这倒是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所指出的“抗战以前，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的实证。另一次政治风潮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1966年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署名文章，指控史可法“绞杀了抗清主力军”。

其次是两度学术争议。一度是在1952年左右，《历史教学》杂志以“史可法是否民族英雄”为题，展开历史人物评价的讨论。持否定意见者，对史可法的针砭集中在两点：镇压过农民革命，又没有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少数民族出身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就作了正确的回答：“岳飞和史可法他们都有缺点，都不是完人，例如他们都忠于地主阶级、忠于封建皇帝，并且都曾经和农民为敌，但我们不可以就此说他们不是民族英雄。因为他们都曾经忠心地英勇地保卫过祖国，都企图使祖国从外来侵略的进攻中得到拯救，并且为了这样的目的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功绩就已经客观地超过了他们偏狭的阶级利益，而被提高到民族利益上了。”假如我们不要求一个封建时代的人物，没有忠君思想；不要求一个封建时代的爱国者，具有我们今天一样的爱国主义精神，岳史可法——知其不可为而为，独耀民魂369飞和史可法就应该理所应当地被称为爱国英雄。

另一度学术争议是在1979—1981年期间，《扬州师院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先后发表有关史可法的专论、评论。持否定意见者，认为“史可法消极抗清，刚愎自用，贻误战机，于民族、人民有损无益，绝不是民族英雄”，“不能与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相提并论”。或者，“史可法不一定是民族英雄。他没做什么，又不会打仗，只是后来不屈而死，不屈，是不是就一定叫民族英雄?”如此等等。这一切虽曰史学界“拨乱反正”之始的“理论建设”，实质是“四人帮”粉碎不久，其“左”的流毒未清的表现。

对这些貌似公正、客观的论调，前人实际上早已作了回答。清人顾光旭就认为：史可法“则内无(陆)秀夫、(谢)枋得之维持，外无(张)世杰、(李)庭芝之御侮，是不幸中之尤不幸也”(《史忠正公集后序》)。弘光小朝廷的腐败无能，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史可法作为南明王朝高级官员中为抗清斗争而以身殉国的第一人，他所生活的历史环境至为险恶，不愧“孤忠”。这里，恰恰是把史可法与文天祥相提并论，并且不是“不够”相提，而是“足够”并论。

（二）史可法的局限史可法是明王朝的“忠臣”，在崇祯时期爆发的农民战争中，他的阶级地位就决定了他必然站在封建地主阶级一边，与农民军为敌。他在崇祯元年中进士后不久，就积极参与了镇压农民军的活动。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他的官位由一个小小的推官上升到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在明朝官吏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次年四月，他“誓师勤王”，次年于浦口，听到李自成已攻下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杀的消息，他“痛哭，首触柱，血流至踵”。具体地表现出封建地主阶级所谓“忠臣”的阶级本质。从此以后，他和农民军誓不两立，伺机扑灭农民军，以报他的“君父之仇”。这是在评价史可法时必须加以批判的。

但是，史可法并没有绞杀抗清主力军。因为清朝的势力发展得太快，他没有力量、也没有机会进行扑灭农民军的战争，并不是说他已经忘了他的“君父之仇”，改变了他的仇视农民军的态度。他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有所表白的，在《请出师讨贼疏》中说:“痛自三月以来，陵寝荒芜，山河鼎沸，大仇在目，一矢未加。臣备员督师，死不塞责。”在弘光元年（1644）三月十九日写的《请饬禁门户疏》中也说：“闯贼东逼，一矢未加，五夜扪心，恨不即死。”(以上两文并见《史忠正公集》卷一)这具体地说明了他因为没有消灭一个农民军而感到内疚；如果他真的和农民军交37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过锋，而且取得了一些战果，想来他是不会为自己隐讳的。

四、史可法的悲剧原因（一）史可法的个人道德无法挽救大明王朝史可法的个人道德简直无可挑剔，他不贪污、不好色，这在明末的官场中非常少见。但是个人道德毕竟无法挽救一个王朝，史可法犯了一个致命但又无奈的错误。

由于弘光王朝刚刚建立，所以根本没有多少钱粮供养军队。但是无论是对抗清朝还是镇压农民军都需要军队，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史可法建议军队将领就地取粮、就地征税，这几乎和晚唐的藩镇割据没有什么区别。江淮四镇建立后，根本就不听从中央的号令。史可法这个督师大学士根本无法指挥他们，当史可法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无可挽回。四大军镇并不和睦，黄得功和高杰两个人几乎要火拼，史可法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制止了这场内斗。

然而，史可法身上的书生气太重，根本不懂灵活变通。四大军阀之一的高杰是史可法的心腹，被部下杀害，给史可法造成了沉重打击，史可法长叹中原再无法克复了。史可法赶往高杰营中处理善后事宜，立高杰子为兴平世子。此时高杰的妻子邢氏担心儿子年纪太轻，可能无法服众，恰巧她得知史可法膝下无子，所以提出让自己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虽然史可法器重高杰，但他始终忌讳高杰流贼出身的背景，因此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不愿意做这个义父。这一举动深深刺激了高杰的那些部众，清军南下之后，高杰之妻和高杰之子率领军队投降了清军。

大明王朝经过其中几个昏君的折腾，气数已尽。史可法面临的更是一个腐败昏暗的朝廷，当初他希望弘光成为光武、少康这样的中兴之主，改变“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的局面，纯属一厢情愿的幻想。他被派到扬州督师，实际上是弘光朝廷把他送给敌人，让敌人帮忙干掉他这个碍手碍脚的人。史可法来到扬州，闭城御敌，抵抗的结果是史可法根本无力抵抗，只好选择牺牲。扬州城被屠杀80余万人，投井跳河和关门自杀的还不在其内。为了一个昏庸的皇帝，为了一个腐败的朝廷，付出这样惨重的代价，体现了史可法的愚忠。

（二）在拥立新君问题上的摇摆不定1644年3月，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带着20多万军队包围了北京城，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只能在煤山自缢殉国。随着崇祯皇帝的死讯陆续传开，各地的官员陷入了一片震动，尤其是明朝的南都南京。崇祯皇帝去世之后，南京的官员们在伤痛之余，也不得不考虑拥立新皇的问题。

史可法——知其不可为而为，独耀民魂371平心而论，按照当时的伦理观念，福王朱由崧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南明的第一位皇帝。这样会少许多的麻烦，也有利于在大乱之后尽快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权。可是，由于福王朱由崧牵涉到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而有些人抓住这个历史问题大做文章，使得南明政权从一开始便陷入到明朝长久形成的党争泥沼当中，而不能以崭新的有生机的面貌出现。前礼部侍郎钱谦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礼部员外郎周镳（biāo）等人联合起来，强烈反对由福王朱由崧继统。钱谦益等人拥立潞王还有另一层用意：因为潞王本不当立，如果使潞王当选，为新君立下奇功，日后必然会受到重用。主持大局的兵部尚书史可法，他在感情上倾向于东林党人，对福王也有所顾忌。但在思想上，他又认为应该按伦序迎立福王。他对福王朱由崧做过考察后，认为朱由崧本人不是一个能掀多大风浪的人物，而舍亲立疏则可能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动，不利于新王朝。

事实上，尽管当时的舆论界掀起了强大的“拥潞”风潮，但许多有识之士仍主张由福王朱由崧继统。伦理次序在当时人们的内心深处占据何等重要的位置，而与党争无关的中间人士及广大百姓，更是以此为人生信念。

拥立潞王势必会引起巨大的混乱，这是史可法能够看得清的。但他又深受东林党人的压力，在此南明根本问题上，不具备果敢的魄力，反而试图寻求另外一种折中而完美的方式。岂不知，在时局瞬息万变的转折关头，刻意寻求面面俱到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残。

史可法处于两难的境地，当时代需要他做出雷厉风行的决策时，他却有点犹疑。

他转而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议，密议的结果是拥立远在广西的桂王。史可法对自己两全其美的决策似乎很满意，第二天就以手书告知诸臣，他的用心是非常良苦的，既避开了矛盾的焦点，使南京的官绅没有意见，而且争取了马士英的支持。马士英作为凤阳总督，直接管制着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等总兵，史可法试图借重马士英获取军队方面的支持。如此，一个各方面都满意的结果出来了。

史可法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没有想到，他所借重的马士英实则另有算盘，而一些潜在的他没有重视的势力正在暗中运作，使事态迅速逆转。

马士英自与史可法密议后，欲抢占拥立大功，马上邀请诸臣在江浦会晤，以便在新朝廷布置心腹。但南京大臣们对其反应冷淡。姜曰广没有赴约，其他大臣也多不去，给马士英面子的只有李沾、郭维经很少的几位。马士英见事不可为，迅速返37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回凤阳布置。一回凤阳，突然得知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已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马士英马上背弃与史可法的约定，转而成为拥立福王的领军人物。接着，在马士英的策动下，驻扎在江淮间的另外一支军队的总兵刘泽清也由“拥潞”转为“拥福”。如此，在南方统军最多的左良玉、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五位将领中，有四位全部拥立福王，而左良玉对此虽有异议，却远在湖北。不仅如此，马士英还贿赂了以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为首的军功贵族，阮大铖则联络了南京城内摇摆不定的投机分子，而凤阳太监卢九德则继续与南京城内的太监集团相勾结。一个强大的“拥福”势力正在形成，而史可法没有及时得知，他甚至写信给马士英，继续陈述福王朱由崧七个不可立的理由，这样的白纸黑字很快成为马士英制约史可法的把柄。

时机成熟，马士英迅速给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写信，口气强硬地宣布拥立福王的决策。南京各大臣被韩赞周邀请到家中，传阅马士英的书信，开始时都非常错愕，但随即知道此事已成定局，于是均表示同意。

明代一朝，素来文官权重，而至此特殊时期，武将拥兵自重，逐渐掌握主动权。

且马士英等人此次所拥立的福王，在文官们的内心深处，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此议一旦形成，那些“拥立潞王”“拥立桂王”的规划迅速瓦解，福王即位已成定局，却苦了史可法。史可法因有把柄落在了马士英手中，有苦难言。当然，他还是以大局为重，没有闹意见，转而护送福王至南京就任监国。殊不知，所有这些都隐藏着重重杀机：马士英居功专权，阮大铖小人得志，太监们重新跋扈，武将们拥兵自重，党争重新加剧，新朝一片混乱??而这一切的根源实与史可法有很大关系，因史可法是真正拥有决策大权的。但无论如何，千古名臣史可法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犯了一个致命的失误，对新朝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步棋就走错了，下面的棋走起来更加被动。史可法曾经多次规劝弘光皇帝，让他以国家大事为重，重整旗鼓，恢复河山，然而最终是对牛弹琴。朱由崧有一“名联”曰：“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可见其人是扶不上墙的烂泥。计六奇《明季南略》写到，这个仅仅在位一年左右的昏君，却干了别的皇帝一辈子都干不出的坏事：一是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为了装修太后宫殿，工部花银约数十万两。二是遍选秀女。从1645年八月初一直到十月，在南京、杭州等处选宫女，逼得很多人家家破人亡。三是重用阉党。阉党势力膨胀，文武大臣胆战心惊。

当清兵进攻到南方时，史可法建议把主力用于抗清，马士英却把打出“清君侧”史可法——知其不可为而为，独耀民魂373旗号的左良玉看成主要敌人。弘光黯然，竟不敢反驳马士英。马士英等还封锁清兵逼近正要渡江的消息，虚报捷音，弘光仍忙着寻欢作乐不上朝。一直到五月初十，清兵已渡江了，弘光还在看戏。玩到晚间二更后，才率领太后与内宫四五十人，跨马从通济门而逃，文武百官竟无一人知晓。

弘光逃亡到太平府，马士英一党的刘孔昭闭城不纳。他狼狈地逃到黄得功兵营。

黄得功批评他不该不死守京城，让军队还有个抵抗的盼头。两天后，降清的刘良佐奉清豫王令追到，弘光当了俘虏。五月二十五日，“弘光以无慢小轿入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见豫王之后，这位俘虏皇帝被责问得“言语支吾，汗流沾背”。这样一个昏君，当然不会有一个能起作用的朝廷，马士英们忙着拉帮结派，卖官鬻（yù）爵，斩除异己，而军队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只会糟践百姓。

（三）史可法军事指挥能力不足清军南下之后，史可法的军事指挥能力也暴露出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史可法将军队来回调动，搞得军队疲于奔命。那些将领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纷纷向清军投降，南下的清军还不到7万人，而投降的明军超过了25万。所谓的江淮四镇中，除了黄得功部，其余已经全部投降。事已至此，史可法选择了为国尽忠，他率领最后的军队死守扬州。为了震慑南明朝廷投降，清军在扬州制造了悲惨的一幕。随后清军渡江进攻南京，弘光皇帝朱由崧逃往黄得功的军营之内。黄得功对明朝确实是忠心耿耿，但是在他战死之后，他的部下们把朱由崧交给了清军。

二是史可法经常因为政治上的一些原因，而贻误战机。这也是他的一个悲剧，尽管明朝蜗居在南方，失去了中原的大片土地。但是许多官员仍然不吸取教训，偏安一隅，沉迷在江南的富贵生活之中。而史可法实际上对官场的权利斗争是不熟悉的。这就让他经常吃亏，后顾有忧，不能专心作战，甚至很多时候还会因此受累。

三是史可法不会借机行事。当大顺军和清军在北方交战正酣之时，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诸臣没有立即联结江北四镇，部署重兵阻挡清兵南下，却一心在朝中与马士英为首的阉党党争倾轧，先后牵扯出“假太子案”“妖僧案”，致使弘光帝在江南士人面前名声扫地。接着，又不顾清兵南下攻略中原的危急局面，一意孤行，派遣使臣北上议和。当时，北方地区已无明军存在，大顺军是黄河南北唯一一支成规模的抗清军队，南明政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联合大顺军，赦免李自成，共同抗击清军的南下。就算不联合李自成，也要趁此时机在江淮一带布置重兵，纵深防御，做好迎击清军的准备。可是，史可法以及以他为首的“东林君子”们却置国家危急存37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亡于不顾，继续一门心思地扑在党争上面，还把天启年间的“三大案”挖出来继续添油加醋，不仅得罪了江南士人，搞臭了弘光帝，还连带着把江北四镇也惹毛了。

以致于清军击溃大顺军以后，豫亲王多铎兴兵南下，从开封一路杀到扬州，一路上不费吹灰之力，江北四镇二刘降清，高杰被叛将所杀，只有黄得功死战到底。史可法主政南明的一年间，南明弘光小朝廷无论内政、军事都是一团糟，朝廷内部四分五裂，边将各怀私心，营私结党，根本不把史可法放在眼里。最可怕的是，史可法主政一年之间，从开封到扬州的数千里间竟连一条像样的防线都没有建成，甚至连一支得力的军队都没有驻扎，致使清军南下之后如入无人之境。从这种种迹象看来，史可法的军事指挥能力确实值得商榷。

（四）万不该“借虏平寇”李自成进入北京，仅仅一个多月之后，便被清军击败。山海关大战后，吴三桂引领清军进入北京。李自成逃回老根据地陕西，准备东山再起。此时有一个问题就摆到了南明君臣面前，联合李自成对抗清还是联合清镇压李自成。很不幸，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赞成联合满清对抗李自成，也就是联虏平寇的政策。在这些官员中，表现的最为强烈的就是史可法。在清军击败李自成并向东转移部队之后，史可法还存在着和平的幻想。直到清廷方面扣押了南明的谈判使臣，史可法才如梦初醒，认真布置抵御清军的问题。

应该说清朝为崇祯皇帝复仇的口号还是迷惑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史可法。史可法作为南明的中流砥柱，说话很硬气。此时的清军正在一路向西追剿李自成，史可法致书多尔衮，感谢清军对农民军的有力剿杀，因为正是这帮人逼得崇祯自缢，大明王朝崩塌。为了表示对朋友的真诚感谢，南明拿出了大量的粮草北运，支持清军剿贼。史可法的想法是让清军和农民军尽情相互厮杀，他好坐收渔翁之利。

为了达到效果最大化，史可法还派出自己的下属高杰北上河南支援清军。可惜高杰行进到睢州后，被河南总兵许定国刺死，发生了“睢州之变”，南明的出师计划还未接敌就已经胎死腹中。其次是李自成从北京撤出后，被清军追着打，还不到一年时间，被打得越来越少的李自成就在湖北九宫山被当地地主武装击杀。

所以留给史可法的局面是：农民军的一地鸡毛和清军的赳赳气势。面对史可法的善意，多尔衮并没有相敬如宾的意思，反而是强调自己是中华正统，让史可法等认清形势，早日无条件投降。这就很尴尬了。北宋联金灭辽最后被一锅端的教训才过去五百年，同样的宿命就降临在史可法的头上。是命运，也是自己一手造成的悲剧。

史可法——知其不可为而为，独耀民魂375（五）万不该坐失良机1645年的“睢州之变”凸显了南明内部派系之间你死我活的争夺，也让多尔衮看到了南明的虚弱。事件发生后，清军一方面继续追剿李自成，另一方面南下与南明抢地盘，南明开始直接面对清军的威胁。高杰是史可法的心腹，他的死给史可法造成了沉重打击，史可法赶往高杰营中处理善后事宜，立高杰之子为兴平世子并代替父亲。1645年2月，史可法从徐州返回白洋口。当时李自成还在西部和清军鏖战，清军在华北地区的兵力少之又少，对淮河流域的染指也是力不从心。若史可法能够扛起光复北方的大旗，南明是有很大把握驱逐清军的。当时史可法幕僚阎尔梅，劝史可法渡河光复山东，史可法不听；劝史可法西征光复河南，史可法又不听；最后劝史可法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史可法还是不听。此时的史可法不知道是伤心过度还是顾虑太多，竟一心想要以退保扬州为上策。

从1644年3月19日崇祯自缢，到1645年6月16日南明弘光政权灭亡。一年时间不短，但是留给史可法的时间却不多。史可法作为一介官僚，忠君爱国，勤勉廉洁，洁身自好，任劳任怨，是不可多得的好官。但当风云突变，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仅凭忠烈是不够的，忠大才疏是史可法的悲剧，更是南明弘光朝的悲剧。

37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多尔衮——未能登上皇位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1650），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阿巴亥第二子，明万历四十年（1612）出生于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清初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多尔衮的一生是谜一样的一生。他战功显赫，位至极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历史上的多尔衮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谜：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的关系之谜、争夺后金汗位失败之谜、争夺大清帝位失败之谜、企图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失败之谜??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孩子中最像他的，深得父皇的喜爱，努尔哈赤曾经把他视为皇位的继承人，而多尔衮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凭借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为大清王朝打下了大半江山，是清王朝真正的开创者。满人能问鼎中原，建立近300年的统治，可以说多尔衮居功至伟，远胜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和他的哥哥皇太极。设想如果没有多尔衮的智谋和骁勇，满族也就只能偏安东北一隅，不可能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就是这样一个为大清王朝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却在死后遭到被掘墓鞭尸削首的“礼遇”。

一、多尔衮的突出贡献（一）妥善处理皇位之争清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清太宗皇太极因病猝死于沈阳的清宁宫，由于在此之前他并没有明确指定谁为皇位的继承人，因此满洲贵族集团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王公大臣们在哀痛的背后，迅速酝酿着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在中国，历代的皇位继承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父死子继，一种是兄终弟及。

在当时，虽说“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①，但真正有实力参与到皇位争夺战中的便是睿王多尔衮和肃亲王豪格。皇太极有子11人，长子豪格当时35岁，正值英年且军功显赫，而皇太极生前也一直做集权的努力，促使满族社会日益封建化，这就使得长子豪格参加到了竞争中来。正黄旗、镶黄旗和正蓝旗的大臣们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希望由皇子来继承皇位，积极支持豪格。但多尔衮的实力也不在豪格之下，初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便立下战功，被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在之后的征服朝鲜和攻打明朝的战争中更是屡立战功，皇太极去世之前也一直是由他统摄六部，参与朝政。加上哥哥阿济格和弟弟多铎的支持，多尔衮更是如虎添翼。

①《清世祖实录》卷10，中华书局1985年8月版，第100页。

多尔衮——未能登上皇位的摄政王377兄弟三人掌管着正白、镶白两旗，这样，八旗中拥有正红旗和镶红旗的代善和拥有镶蓝旗的济尔哈朗便成为左右政局的力量。

皇太极去世第五天(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而“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①，以武力包围了全场。

两黄旗代表索尼首先提议说：“虎口(指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豪格以“福小德薄，非所堪当”为由假意推辞。多尔衮以此表态：“虎口王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②豪格，本意是以退为进，无奈被多尔衮以此为借口取消了继承资格。之后多铎提议立代善，但代善以年老体衰不能胜任拒绝。争执不下时，两黄旗将领佩剑向前，表示忠于帝，如不立皇帝之子宁愿死去。代善见形势不对退出了会议，多尔衮则迅速提出立皇太极的幼子福临为帝的主张，他自己与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并自誓曰：“有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者，天地谴之！”③这一方案随即得到了各方的同意：福临为皇子，两黄旗和正蓝旗的大臣无话可说；豪格虽不痛快却也是有苦说不出；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能沾光，成为辅政大臣，自然不会反对；代善本无争位之意，只求大局稳定，也没有异议。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处理了皇位争夺这一棘手的问题，基本实现了皇位的和平过渡。

在入关前夕，满族内部能够达到基本的团结与统一，是此后清兵在与农民军数次较量中取胜的关键所在，为此后清兵顺利入关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

（二）促使满汉文化顺利接轨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1644)，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进攻北京，明王朝土崩瓦解。多尔衮积极征询汉臣范文程的建议，范文程阐述了农民军必亡的原因，明确指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不是联合的对象，而是敌人，是不能与他分天下的，必须将其消灭，由清一家统治。他一再强调，如果想夺取天下，必须改变以往烧杀抢掠的政策，实行安抚民心的决策。范文程的思想对多尔衮的影响极大，他完全放弃了皇太极晚年曾设想联合农民军攻明的战略和政策，断然作出了关系清朝命运的决定：进关夺权。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七，多尔衮率兵进军中原，这与以前的“征明”“伐明”不同，这是清自开国以来第一次战略方针上的转变，而这次转变也是满族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必然结果。

恰在此时，山海关明朝总兵吴三桂发来了求援的书信。多尔衮听取建议，首先①赵尔巽：《清史稿》卷249，中华书局1977年2月版，第9520页。

②金毓黻：《沈馆录》卷6，辽海书社1985年版，第2833页。

③赵尔巽：《清史稿》卷218《列传五》，中华书局1977年2月版，第9022页。

37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明确了出师的名义。如洪承畴认为：“今易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①于是多尔衮改变了军事路线，由原来打算奔赴墙子岭，毁长城入内地，改为直赴山海关，接受吴三桂的请求，从而使清兵进入中原成为正义之举。他在回复吴三桂的书信中说，此次所“率仁义之师”是“惟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②如此，出兵的旗号已完全改变。此次行军路线改变具备战略意义，对清朝可谓是命运攸关的时刻。直入山海关，缩短了进军的时间，不仅解除了吴三桂被农民军消灭的危险，而且为清军战胜农民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略方针的转变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先是山海关一战打败农民军，清兵大举入关，之后进入北京城如入无人之境。

早在皇太极统治时期，满族文化已开始向汉族传统文化转型。皇太极所施行的广招儒生、办学校、开科举、提倡伦理道德等政策，既提高了满人的文化素质，又促进了满族社会的封建化。但在入关前，清统治者的根本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并没有改变，依旧是崇尚勇武，重财力，而汉族传统儒家文化倡导的是仁义礼孝，认为重利益是小人的行为，抢掠更为君子所不耻。这样，满族的烧杀抢掠之风不除，满汉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能缓解，夺取天下的梦想便不可能实现。皇太极未能实现一统天下的宏业，兵力不足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他没有妥善地解决好满汉矛盾。

多尔衮在紧要关头权衡利弊，认识到要夺取天下必须停止抢掠。于是他打出了“为故明臣民报君父仇”的旗号。严明军纪，从而使得清兵由凶残之旅变成了仁义之师，这是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顺利接轨的集中体现。也正因为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文化环境，所以当清兵以仁义之师报君父仇的面貌出现在广大的汉人面前时，他们的行为也就被广大的汉族臣民所接受了。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是清在实现一统基业的过程中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三）整饬吏治清初通过重开科举、沿袭明制建立了一套官僚体系。随着清政权的逐步稳定，官场积弊日渐显现，到顺治元年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清初对贪官污吏的惩治是非常严厉的。不管是封疆大员还是州县小吏，不管是京官还是地方官，多尔衮都严惩不贷。如吏部有四名书办小吏，被称为“四大天王”，有“赃私数万”。多尔衮①《清世祖实录》卷4，中华书局1985年8月版，第53页。

②赵尔巽：《清史稿》卷218《列传五》，中华书局1977年2月版，第9024页。

多尔衮——未能登上皇位的摄政王379闻讯大怒，立刻发下旨意，将四人法办。府、州、县守一级，比较典型的贪官有河南南阳府泌阳知县傅和羹、南召知县姜曰敬、邓州知州马迪吉等，分别在征收田赋时加收耗银，揣入自己腰包，违反了多尔衮“有司征收钱粮，止取正数，凡分外侵渔、秤头、火耗，重料加罚，巧取于民者，严加禁约，违者从重参处”①的规定，受到板责革职、流放三年的处分。

地方高级官员的典型贪官当数福建巡按周世科。据载：“巡按周世科，凡城外民获进者，俱指为贼。其法以大门扇将人手足展开，钉于其上；又竖木头于地，将人从后股串入，旋转如磨，谓穿心磨；又赤剥其人，以火炬烧其阴，日日如是。”结果激起福建民变。多尔衮得知后批示道：“周世科著革了职，并在内有名人犯，族督抚按拿究质对，确审拟罪具奏，敕印着即进徼。”不久，周世科等5名贪官污吏在福州被就地斩首，平息了闽省的仇怨。

清军入关之初，多尔衮多次发布令旨，严禁各级官吏为非作歹。顺治元年十月登极诏书中规定：“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后，凡在京大小衙门及在外抚、按、司道，各府、州、县、镇、协、营、路、军、卫等宫，并书、吏、班、皂、通事、拔什库、粮长、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②此后，多尔衮又在颁布平定江南诏书、平定浙东、福建等诏书中重申福临登极诏书中有关吏治的内容。一些官吏害怕在考察时被人弹劾，对下属也督查较严。如直隶大名府滑县主簿钟睿，到任时用地方三两白银为自己修缮房屋，备办家具，被上司定为“革职、责二十板，赃照追”。清初监督官员的措施主要是明朝沿袭下来的定期考核制，每三年考核一次。对地方官的考核称作大计，对京官的考核称为京察。

地方督抚和京官三品以上者自陈得失，以下者由吏部和都察院考核。多尔衮特别重视对官吏“才、守、政、年”的考核，除了把考核作为定制外还多次以皇帝名义下诏书，要求整顿官制，严格监督，严格考核。其中最著名的是顺治四年二月乙酉对天下朝觐官员颁布的诏谕：“明末积弊难除，颓风犹煽，有司贪婪成性，小民疾苦谁怜？司道官贿赂熏心，属吏好坏不辨。疮痍未平，剥削加重，百姓流离失所，未见有谁招抚；只得揭竿而起，又不见有谁去消平。朝廷屡有德意，但郡县依然如故。

天天闲游，还希望升迁。虽然对贪官污吏偶有纠参，但奸猾者经常贿赂得脱，联对此甚感愤怒。当此大计之时，已严饬各级部门重惩贪酷，不得宽恕，你们这些人暂①《清世祖登极诏稿》（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299）。

②《清世祖登极诏稿》（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297）。

38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时可以留任，但必须改正以前的错误，勉图后效，变秽浊为清廉，易烦苛为宽大，太平治理，体现朕的爱民之意，这样朕还可以表彰提升，但如果借法行私剥下媚上，巧文欺谩，庇罪保奸，仍继续以前的弊政，就绝不宽恕。”①随后，他便以考核结果对地方各级官吏加以升降。这年十月，吏部认为三年载考绩应该为定制，建议自顺治五年到七年后永远遵守，多尔衮表示同意。到顺治七年（1651）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816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经过三年多的整饬，虽未能彻底革除官僚队伍中存在的积弊，但却有效遏制了官吏贪酷的势头，对整肃吏制、安抚人心、稳定政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革除前朝弊政首先，痛革故明朝臣朋党互讦之弊，当杜立德、许作梅等劾责冯铨时，多尔衮严斥告讦无实，形同故明陋习复萌，并革一人职，以儆效尤。其次，狠煞故明官吏贪赃害民之风，廓清吏治，安定民生。顺治元年(1644)，“吏部司务傅作舟受贿，勘实弃市。”“牛录章京郭纪元强奸民妇，弃市。”“革牛录章京李都、黄得功、王奎职，以擅于昌平州牧放驼马故也。”②他曾反复告诫诸王、贝勒，八旗军卒、部院大臣及各地官员，严禁贪贿，倡导清廉。多尔衮时时训诫六部、都察院臣工切莫忘记明亡教训。他自己多次以此殷鉴，亲自处理许多纷繁复杂的问题，从根本上扭转故明政治上的颓风。同时还要求六部、都察院带头树立新风气，上下一致努力，开创一个政治清明、乾坤朗朗的新世界。多尔衮大公无私，或许与他没有嫡出子嗣有关。在多尔衮矢忠矢公、清廉勤慎精神的推动下，中央及地方官府一洗故明恶习，出现了相对清明的政治局面。他对明亡教训的认识，堪称透辟精深，他对官员的要求，堪称良吏行政的不易法则。

在明末弊政中，最让人不满的是“三饷”的加派。对此，多尔衮采取了断然措施，废除三饷加派、免除驿银加派、废除俵马之法。从而很大程度上平息民怨，解民倒悬。但多尔衮对剃发、圈地、投充、逃人等问题，虽也察觉到其间弊端丛生，也不断对一些具体问题严谕纠偏，但他却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这些均属弊政，应予彻底革除。正是这些弊政，在此后百余年的时间里制造出许多麻烦，甚至激起过一次次的政治洪波和社会动荡。但是，多尔衮作为大清一统基业的开创者，他的博大的胸襟、深邃的智略和雄勃的胆识，是谁都推不翻，抹不掉的。

①《敕谕天下朝觐官员》（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②《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多尔衮——未能登上皇位的摄政王381（五）多尔衮的文治武功1.凌厉的军事进攻首先在山海关挫败李自成起义军主力。时义军有重兵20万，实力很强，如硬碰硬，清军根本没有胜利把握。多尔衮亲自观阵，在其指挥下，将满、汉军主力布于义军阵右，趁风沙弥漫，猛攻其薄弱处，风定后，清军已冲入义军大营，李自成等离开指挥岗位，策马而逃，一时大军失控，溃不成军，多尔衮乘势追杀40余里，大挫义军主力。惶惧下，李自成决定带走北京全部财物辎重，移兵西安，让出北京。

此举给日后多尔衮迎顺治帝定都北京，君临天下，造成良机。

在战略决战初胜后，多尔衮没有驻足。后李自成被豫亲王多铎所败，弃西安据商州。多尔衮命多铎转趋江南，命阿济格追剿流贼，又命和硕肃亲王豪格直趋山东，平定地方流寇。至此，北中国疆域大部括入大清版图。多铎跨越江、淮，席卷江、浙、闽地区，多尔衮再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同衍禧郡王罗洛辉、贝勒尼堪等西征，深入大西南，全歼张献忠起义军主力。顺治五年(1649)九月，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征湖广”，两军速获全胜。至此，南中国大部分地区也逐渐归入大清版图。从顺治元年至七年(1644—1651)前后，多尔衮以不断进取的精神和凌厉的军事进攻，收复了大体相当于大明帝国疆土的广袤地区，建立了一个以北京为政治中心的新兴大清帝国，完成了大清一统基业。

2.大量的招抚和安民工作多尔衮入主中原，军事上协同汉族将领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不断夺取胜利。对起义军也大力招抚，顺治元年(1644)六月至八月，多尔衮以书招故明总兵陈洪范、唐通、马登洪，以和平方式招抚各方力量，共同稳定中原。对故明人才，多方破格拔擢，冯铨、洪承畴、陈名复等都是其倚重人物。对江南的招抚，洪承畴自然全力以赴，致使江南战事一过，迅速恢复正常。在统一战争中，大清帝国，从京城到地方，参与中央及地方重要工作的官员，几乎大部分是被招抚的故明名臣，某些地方还录用了起义军将领做好安民工作。多尔衮一直把安民工作视为重点。入关之初，多尔衮晓喻三军“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

勉励全体将士努力树立仁义之师形象。去除故明苛税，招徕逃民回籍垦耕，除正赋外，不准加一分火耗。严刹地方刁民无事生非，相互告讦，千方百计息事宁人，确保社会稳定，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经过不懈努力，“自关以西，各城堡百姓逃窜山38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谷者，皆返乡里，剔发迎降，遂以捷音驰奏。”①多尔衮安民之策，对稳定后方，保证军事上胜利进军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发展生产，如打通漕运，铸币开矿，厘定盐法，鼓励晋商、徽商正常贸易，输转物资等起了重要作用。

3.纷繁微妙的内部协调工作一统基业既成，协调内部矛盾，加强内聚力，就成了最重要的大事。这项工作难度极大，在这个问题上，多尔衮充分吸取亡明教训，不敢一日懈怠。

首先，摆正摄政王与皇帝的关系。扶保福临帝位，忠贞不渝。诸王中有反对福临，拥戴自己者，多尔衮以死拒之。进入燕京后，请准定都北京，亲迎顺治帝入京；多尔衮建议免诸王跪拜摄政王礼，只准对皇帝下跪；宣布各地文奏，直入大内以达圣聪，不再交摄政王府；在京诸王、贝勒及京官不准乘步辇，只准皇帝乘步辇，突出顺治至尊地位。顺治二年(1645)“摄政王多尔衮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大臣等开会说:今观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但知谄媚于予，未有尊崇皇上者，予岂能容此。”②最后明确指示：“嗣后有尽忠皇上者，予重之爱之，否则祖宗法典具在，决不尔宥也。”③以此表示对顺治帝忠贞不渝、决无二志，给诸王作出了表率。

其次，对诸王中重点人物，严加戒备，勿使张狂。英亲王阿济格，皇太极死后曾跪请多尔衮继承大统。他又是皇叔父，顺治正值冲龄，极易藐视当朝不听驱使。

不出所料，阿济格西征时，亲斩李自成起义军骁将刘宗敏、军师宋献策，李自成落荒而逃，不知踪迹。阿济格谎报大顺已灭，李自成已死，顺治闻之，祭告天地，遂谕班师。不久得知李自成余部仍在反抗，李自成未死。“睿亲王多尔衮责阿济格不候诏班师，又李自成未死时，先以死闻，遣人数其罪。”④阿济格集师午门，张盖而坐??对于阿济格的目无法纪、妄自尊大、欺诳君上等行为，多尔衮建议皇帝给予削亲王爵，“降郡王”的处罚。

和硕肃亲王豪格，对其九弟荣登大祚，素怀不平，多尔衮深知此人危险，不严加管束，必为僭越之举。顺治元年(1644)，豪格以语侵睿亲王，被夺去封爵，不久后又在多尔衮建议下被恢复封爵。多尔衮与豪格是亲叔侄，复原封，既表达了叔侄亲情，又促进了豪格与顺治帝的手足情谊。顺治三年(1646)，多尔衮又给豪格一次建功立勋之机，任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同衍禧郡王罗洛浑、贝勒尼堪等一起西征。

①《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页。

②《清通鉴》，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5页。

③《清史纪事本末》，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8页。

④《清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多尔衮——未能登上皇位的摄政王383豪格不负众望，当年阵斩张献忠，次年，分定诸郡县，蜀地平。五年(1648)凯旋，顺治赐庆功宴于太和殿。但正在此时，又发现他隐庇希尔根冒功，还欲拔擢罪犯杨善之弟，重蹈罪愆。“议罪削爵，系之，卒于狱。”①看来多尔衮对其侄之管束，未免过于严酷，其实他这样做，完全是为顺治帝位不受侵袭。

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同为辅政，地位平起平坐。顺治入京封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顺治四年(1647)发现济尔哈朗宅第“殿台逾制，擅用铜狮、龟、鹤”，“罚银二千两”。②“??五年(1648)贝子屯齐讦王在盛京时，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肃亲王(豪格)私议，及扈驾入关，擅令两蓝旗越次立营前行等事，降多罗郡王。”③“九月，命为定远大将军，征湖广。”④七年(1650)湖广平。当其政治野心被披露后，多尔衮同样给予立功机会，以软处理来维护郑亲王尊严。多尔衮生前济尔哈朗诚心敬畏之。顺治元年(1644)“郑亲王济尔哈朗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堂官，谕曰：嗣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应白于辅政王者，或有记注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此后他对多尔衮一向谦恭，所以两辅间关系尚属正常。不难看出，多尔衮对宗族重臣，秉公相待，恩惩兼加，赏罚分明。

多尔衮重视与内院、六部臣工的关系。由于其弟多铎，曾因谋夺范文程妻罪被罚。因此范对多尔衮心怀悸忌，多尔衮亦因此更加倚重冯铨，不料真正的难题降临。

顺治二年(1645)八月，以户部尚书杜立德为首的一批官员告讦大学士冯铨，称其为明阉党魏忠贤骨干，斥其所行多违民愿，不宜此任。杜立德等人社会名望极高，均为朝廷正直臣工。此事涉及满汉权臣间关系及内部稳定。故多尔衮亲自核查，结果是杜立德等所劾无据，科道各官均须反坐。多尔衮深知此事关系甚大，只能进行软处理。他首先宣布“冯铨自投诚后，愈发勤聪”,⑤实属良吏。其次重申故明诸臣，各立党羽，酿成祸患，以致亡明的教训。最后只革去原告方一个人的职务，并宣谕，“此番姑从宽免尔等罪，如再蹈故明陋习，不加改悔，定不尔贷。”⑥自此，内院、六部相互告讦之风渐息。同时，多尔衮极为重视协调满汉关系，入京后以帝王礼葬崇祯帝及后妃，大力拔擢汉族官员中全局之才，准旌表故明忠贞，大事尊孔祭孔，恢复科举选拔人才，弘扬汉族传统文化，大量编译经史要籍，责成刚林纂修《明史》，①《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页。

②《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③《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页。

④《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页。

⑤《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⑥《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38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总结明亡教训。多尔衮特别重视与汉族重臣间的关系。多铎曾谋夺范妻，对文程有所得罪。范因俱生隙，多尔衮对其特别关心。一次在与内院臣僚交谈时，多尔衮对范文程说：“尔素有疾，毋过劳，甲出署休沐，养善为调摄。”范感激备至，答谢说：“一介微躯，何敢当王温慰。”多尔衮强调：“予躬凡有过失，尔等勿得瞻徇，当各抒所见。”范文程说：“文程等朝夕在王左右。凡有闻见，无不面启，候取进止，无庸具本敷陈。”形成了十分融洽的上下级关系。

二、多尔衮的悲剧及其根源（一）多尔衮的人生悲剧1.身世惨。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而且是嫡子，衔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可14岁那年，一天之内父母双亡，母亲还是被自己的兄长逼死的。他本是努尔哈赤属意的继承人，汗位被哥哥夺走，自此他要谨慎做人、小心表现，引用孝庄秘史里的台词就是“仇恨留在心里，不能露在脸上，拼命忍耐”，14岁不过就是个少年，这样长期压抑的生活很累、很惨。

2.身体差。多尔衮能征善战，战功显赫，给人的感觉应该是个身强体健、威猛叱咤之人。历史上的多尔衮可没有那么壮实，虽然他也精于骑射，骁勇善战，但是从小体质就不是特别好，后来更是因为连年征战、过于疲累落下了病根，30岁以后就成天病恹恹的，患有“怔忡之症”“风疾”“咯血症”等病，也就是现在的心肌炎、偏头痛、肺结核等这些病，活到39岁就死了。多尔衮能打下天下，虽然他也没少亲自在战场上拼杀，但主要靠的是脑子、用的是智慧。所以才被称作“睿亲王”。

3.家庭生活不和美。多尔衮虽然妃子不少，但子嗣单薄，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其实他一直很喜欢孩子，对顺治帝一直都很好，生病的时候还很想念他；他弄死了政敌豪格，但对豪格的儿子却很照顾，亲自教他骑射；后来他还把弟弟多铎的儿子过继过来，视为己出。这样一个喜欢孩子的人，在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时代，却只有一个女儿，的确很悲惨。

4.与唾手可得的皇位一再失之交臂。多尔衮是清朝真正的开创者。满洲人能问鼎中原，建立近300年的统治，可以说多尔衮的功劳最大，远胜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和他的哥哥皇太极。试想如果没有多尔衮的智谋和骁勇，满族很可能只是偏安东北一隅，不可能入主中原大地至江山一统。乾隆帝称赞多尔衮“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江山是多尔衮打下的，他完全有机会自己做皇帝，非常惋惜的是，他没有拿下皇位。也许是性格决定命运的缘故，多尔衮这个人，太顾全大局，太雄多尔衮——未能登上皇位的摄政王385心伟略，太心思缜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就是想的太多了、太深了、太远了，如果他冲动那么一点点、冒险那么一点点、自私那么一点点，历史就可能改写。

我们来看看多尔衮的机会。

第一次机会，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本就是努尔哈赤属意的汗位人选。多尔衮的母亲阿巴亥在努尔哈赤身边20多年，极受宠爱，老夫少妻，偏疼幼子，乃人之常情。努尔哈赤快死的时候，多尔衮14岁，虽然没立多少军功，但看得出是一棵好苗子，多尔衮本身天资聪慧、敏而好学，的确有很大可能是努尔哈赤属意的继位人选。

努尔哈赤生前是这样分配八旗的，努尔哈赤亲领正黄旗和镶黄旗，分别是30个牛录和35个牛录，镶黄旗最强大，给了最小的儿子多铎，也就是多尔衮的亲弟弟；至于正黄旗的30个牛录，分给了阿济格和多尔衮，各15个牛录，但指定阿济格为正黄旗的旗主，多尔衮的一哥一弟都是旗主，就他不是，只有15个牛录。当时，八个旗有七个旗的旗主都已明确，只有镶白旗的旗主空缺，努尔哈赤已经在安排把镶白旗给多尔衮，但是他还没安排好就驾崩了。皇太极上台后，把镶白旗给了自己的长子豪格。

努尔哈赤的这些举动，恰好说明多尔衮就是努尔哈赤心中的汗位人选。努尔哈赤生前曾经两次立储，第一次是他的长子褚英，刚确立储位，褚英自身就有点拿大起来，更是遭到了潮水般的嫉妒，被亲贵和努尔哈赤众多的子侄们排挤和陷害，最后逼得努尔哈赤不得不杀了褚英。第二次立的是他的二儿子代善，代善战功赫赫，又非常会做人，但也遭到了众亲贵们的陷害，甚至制造出代善和多尔衮母亲阿巴亥的绯闻，代善不得不从储君之位上黯然退场。努尔哈赤发现，只要他立了谁，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甚至不得善终，所以他后来不敢再明确继位人选，就算他心中有了人选，也是不着痕迹地为这个人选设想和安排，尽可能帮助他绕开兄弟们的忌恨和嫉妒。

努尔哈赤有心要栽培多尔衮，但又不能太过明显，他给了他一兄一弟各一个旗，就是没有给多尔衮，这样做的好处是一箭双雕，即培植了多尔衮的势力，同母同父的亲兄弟肯定会支持他；又没有让多尔衮成为兄弟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努尔哈赤死的太突然，14岁的多尔衮和母亲政治斗争经验严重不足，当她们沉浸在悲伤中的时候，几个哥哥却在加紧酝谋。一天之内，父皇驾崩，母亲被逼殉葬，多尔衮与汗位擦肩而过。

第二次机会，皇太极死时。那时候多尔衮已经是清朝亲贵“第一人”，虽然还38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没有达到后来权倾朝野的地位，但在和皇太极长子豪格的皇位竞争中，他已经在八旗和亲贵中获得了一半以上力量的支持，如果他一定要奋起争位，胜算虽高，但可能会引起两白旗和两黄旗的火并。如何既不让他的对头豪格上位，同时又能避免八旗内讧，推举刚刚才6岁的福临是最好的安排。所以多尔衮勇敢地放弃了皇位争夺，认真负责地推举了福临。

第三次机会，清军入关后。这时候多尔衮的势力达到了顶峰，降清的明朝廷“只知道清国有王爷，不知道有皇上”，他上朝时，群臣都向他行跪拜礼，后来他见顺治也不用下跪了。可以说已经是实质上的皇帝，只缺一个名号，拿下这个名号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一是他的大局观在作祟，担心皇权更替影响江山稳定，毕竟天下初定，李自成余部和南明朝廷还没有被剿灭，如果这时清朝廷自己先乱，对一统江山不利。二是多尔衮读了很多汉人的书，开始认识到自己强行登基，不合法统。三是他一直在犹豫。天子之位唾手可得，他也曾动心，但是由于自己的健康状况，担心自己不能长寿，如果早死的话，又没有亲儿子，就算拿下了帝位，又能传位给谁呢？后来他是做了安排，想让多铎做他的继承人，没想到多铎得了天花居然还死在他前头了。多铎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从此以后，再也无心争夺帝位了。四是多尔衮生前，已经是“无冕之皇”，虽然没有皇帝的名分，却有皇帝的实质，没必要再图虚名。

5.与孝庄的关系只是传说中很美。少年父母双亡，一生饱受身体病痛、大志未酬的苦痛，那么是否拥有像《孝庄秘史》里描写的美好爱情呢？这也许是文学创作者们美好的期许。

首先，两个人并非青梅竹马。两人自小在不同的地方长大，一个在辽宁，一个在内蒙古，相隔几百公里，哪来的两小无猜。多尔衮比孝庄大4个月，多尔衮11岁娶亲，孝庄13岁嫁给皇太极，大概在孝庄嫁给皇太极之前俩人很难有见面的机会。

有野史记载多尔衮打仗受伤，皇太极曾让庄妃探望照顾，也许那时两人开始熟稔。

皇太极死后，一个摄政王，一个皇太后，台上台下都有很多接触机会，关系自然异乎寻常。至于到底是真心相爱，还是互相利用，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另外，太后下嫁，历史悬案。关于太后是否下嫁，各家说法不一。一说认为纯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因为正史资料上没有记载。一说认为确有其事。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多尔衮“皇父摄政王”的封号来看，表明摄政王和太后是夫妻关系。二是民间流传诗词为证，“上寿觞为合卺（jǐn）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多尔衮——未能登上皇位的摄政王387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别小看民间传闻，看似捕风捉影，绝非空穴来风。

三是从顺治帝极为仇恨多尔衮可见一斑。多尔衮死后，顺治居然把他从坟墓中拖出来鞭尸。活的时候，奈何他不得，死后居然拿尸首出气。顺治这么恨多尔衮，不仅仅是因为多尔衮大权独揽，很可能是继子对继父本能的仇恨。四是孝庄死后没有和皇太极合葬，而是另葬他处。按照清皇室的制度，后妃去世后都要跟她们的老公皇帝葬在一起，而孝庄是清王朝唯一一个葬在风水墙之外的后妃，很可能是因为改了嫁，不能和先夫皇太极合葬。

6.死后被扒坟鞭尸。多尔衮一死，顺治压抑多年的仇恨喷薄而出，一发不可收，不仅撤去多尔衮的帝号、爵位，而且据外国传教士记载，顺治还命人毁掉位于北京东直门外的多尔衮陵墓，扒坟、鞭尸、削首示众。那时候满俗应为火葬，故多尔衮被抛骨扬灰的可能性更大。无论怎样，生前声名显赫的多尔衮死后竟遭如此境遇，所有的无上荣光都烟消云散。

7.身后骂名滚滚来。鲁迅曾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的确，清军入关，在中华大地几乎都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初定了大局。老百姓只要日子过得安稳才不管你是满洲人还是其他什么野蛮人，当年蒙古人统一中原，也没有要求汉人改发易服，现在满族人打仗赢了就算了，文化上还要对汉人进行侮辱。多尔衮也是看了不少汉人的书的，难道不知道儒家文化的要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哪能说剃就剃。你看，本来大家相安无事，而剃发令一出，一下子激起无数人的反抗，尤其是在文人扎堆的江浙一带。后来民变、兵变愈演愈烈，才引发了屠城、流血事件。

江阴，军民坚持抗清81天，消灭清军近8万人，城破之后，清军血洗江阴城，大肆屠杀城中平民，城中18万人全部被杀。还有扬州，清军屠城十日，死亡人数在80万以上，百万人口的扬州城，几乎成了废墟。还有，要不是多尔衮强迫汉人剃发易服，怎么会导致汉服衣冠文化上的认知断代，旗袍居然成了国际上华人的民族服装，汉服始终得不到推广复兴。总而言之，多尔衮在清初采取的诸如“圈地”“投充”“逃人法”“剃法令”等弊政在反映了多尔衮历史局限的同时，也给多尔衮带来了身后滚滚骂名。

（二）多尔衮的悲剧根源性格有时候确实可以决定命运，或者影响到命运。在多尔衮的人生轨迹中，似乎总是和宿命的无奈形影相伴。

先说多尔衮的才能是人所共知的。而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的性格注定会不甘38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寂寞，不甘平庸，他既会心高气傲，又同时难以避免对展示才能的渴望。

首先他在母亲殉葬之后就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如果他不韬光养晦、自强不息的话，下场会很惨。后来他之所以没有被皇太极除掉，反而被委以重任，封与重爵，其实和他所表现出来的才华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正是用人之际，皇太极清楚地看到了他的才能才重用他的。反之，如果多尔衮表现出来的是庸碌无为，才智平庸，而不能有用于皇太极的话，恐怕早就悲惨收场了。

而他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比如皇太极死后的皇位之争，他不得不争，因为谁都看得出来，假如他退出的话，豪格登基，他的下场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的，所以说他绝对不是自寻烦恼。

等到后来他已经有了巨大的权力，就更没有回头之路了，就算他不为自己想，也要为支持他的人考虑。尤其他又是思虑极其周全而缜密的智者，他清楚像他这样一个功高盖主的权臣，如果放弃权力的话是不可能有机会过平静日子的，放弃了权力就等于把自己放在了任人宰割的肉案上，顺治不能放过他，政敌们不能放过他，恐怕死得比谁都惨。

所以说多尔衮并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性格注定命运，其实他走上这条路是无奈之举，而且没有回头之路，最好的结果就是自立为君，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国内形势的客观条件又不允许，再加上他并非心狠手辣之人这一主观因素铸就了这一切。

多尔衮的悲剧是必然的，应该说自从努尔哈赤疼爱他，宠爱他的额娘，交给他军队，就过早地把年少的多尔衮卷进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并且既有立他为储的念头却没有实施，又在关键时刻故去，这一切因素注定了多尔衮的悲剧，这是他作为一个睿智而才华卓然的少年，努尔哈赤最优秀的儿子所必然的命运。

三、多尔衮政治地位转变（一）从“皇父摄政王”到被开棺戮尸的罪臣多尔衮少年从军，常年跟随父兄南征北战。因英勇善战且颇具谋略，16岁的多尔衮即被皇太极封为“睿亲王”(意为“聪明王”)。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猝死，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承皇位，福临即是顺治皇帝，多尔衮成为摄政王。

由于顺治皇帝年幼，身为摄政王的多尔衮大权独揽。崇德九年(1644)，多尔衮率领清军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挥师南下，先后消灭李自成、张献忠农民政权以及南明政权的大部，为清朝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顺治五年(1648)，顺治皇帝加封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在一次围猎中不慎从马上跌落，多尔衮——未能登上皇位的摄政王389不治而死。39岁的多尔衮就这样结束了精彩的一生，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不少人为这位传奇人物的命运感到惋惜，可是对于被管制那么多年的儿皇帝顺治来说，终于获得了解放。顺治尽量做出一副很悲伤的样子，以大礼为摄政王多尔衮举办了国丧，表示了无比的尊崇。但是多尔衮的荣耀也就到此为止了。国丧一结束，顺治帝就开始了报仇雪耻。

首先是多尔衮的哥哥阿济格，由于在见顺治时没有除去佩刀，以叛乱理由而被捕，接着马上被赐死。紧接着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诸王大臣纷纷上奏，追讨多尔衮独擅威权、挟制皇帝、逼死豪格、纳其妃子等一系列罪行。这正和了顺治的心意。顺治帝遂下令，将多尔衮的罪行昭告天下；削夺多尔衮的“成宗义皇帝尊号”，抄没他的财产，将坐落在明南宫的那座金碧辉煌、雕镂奇异的睿王府毁坏殆尽，其府宅入官，养子多尔博以及女儿东莪赐予信王多尼为奴；开棺剉（cu?折伤）尸，用棍子打，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曝尸示众后，焚骨扬灰。

多尔衮生前多么荣耀，身为皇父摄政王，连皇帝见了都得给他行礼，大权在握，可以说，除了没有皇帝的头衔，他什么都有了。可是死后的惨状也是达到了极致，死后尸体还要被挖出来羞辱，最后被挫骨扬灰，还连累子女、家人、族人。也许多尔衮已经想到了后来的结局，因为摄政和顾命大臣历来都没有好下场，因为不是皇帝却是国家的实际最高领导，不仅架空了小皇帝的权力，还对小皇帝百般限制、教育，自然是被小皇帝记恨。等到皇帝真正掌权，复仇是不可避免了。不论是前朝的张居正，还是之后的鳌拜，都逃不脱这样的命运。

（二）多尔衮政治地位转变的原因从皇父摄政王到抄家毁墓，多尔衮可谓是大起大落。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呢?

1.生前飞扬跋扈，对皇帝构成严重威胁皇太极驾崩之后，皇位空虚，诸王窥伺神器，围绕皇位的斗争十分激烈。多尔衮在无法直接继承皇位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支持皇太极九子福临继位，自己担任摄政，目的就是为了独揽大权。作为孤儿寡母的福临母子只能任其摆布。多尔衮不是皇帝却胜似皇帝，以至当他入朝时，出现“诸臣跪迎”的场面。在处理朝政上，多尔衮丝毫不让皇帝插手，视皇帝为无物。顺治皇帝后来有这样一段话：“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多尔衮生前居住的睿王府宏伟壮丽，面积与豪华程度超越了皇宫。时人杨义议论：“墨39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尔根王府晕飞鸟革，虎踞龙盘，不唯凌空斗拱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而多尔衮的飞扬跋扈、独断专行不可能不给顺治皇帝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为多尔衮死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2.清军入关后，多尔衮的一些措施引起其他清朝贵族的仇视清军入关以后，为了实现清朝的长期统治，多尔衮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满汉矛盾的政策，多尔衮下令整饬吏治，在汉人中网罗人才，委以重任。多尔衮先后书招故明总兵陈洪范以及伪总兵唐通、马登洪等人。多尔衮死后，部下攻击摄政王任免官吏全凭自己的个人喜好，“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官；不合伊者滥降。”此外，多尔衮还严惩了一些清朝贵族以及军事将领的不法行为，这些都招致了不少目光短浅的清朝贵族的怨恨。

3.八旗内部集团的相互倾轧，导致对多尔衮的政治清算势在必行八旗内部政治集团的相互倾轧，是导致多尔衮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的重要原因。

“皇父摄政王对皇位咄咄逼人的攫取，在顺治的心中留下刻骨铭心的惶恐。趋炎附势之辈屡屡以献媚摄政王为晋身之阶，以刁难小皇帝为邀功之径。”当年那些拥立顺治继位的两黄旗大臣索尼、遏必隆、鳌拜等在摄政年代或遭罢黜，或被籍没，也绝不能一笑泯恩仇，必然要寻找报复的机会。顺治对多尔衮的仇恨，兼之两黄旗(正黄旗、镶黄旗)集团与两白旗(正白旗、镶白旗)集团之间的矛盾，使得对多尔衮的追讨论罪一触即发，而且一发不可收。多尔衮死后不到两个月，多尔衮生前心腹苏克萨哈、詹岱等人率先告发多尔衮的种种劣迹。正是由于两大政治集团的均势被打破，加剧了八旗内部集团的相互倾轧，使得对多尔衮的政治清算势在必行。

四、多尔衮的生活和性格恩格斯说：人的“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①一个历史人物的行为自然与他的生活和性格分不开。

1.多尔衮让人敬畏。“上上下下都怕他，据说就是达官显贵往往也不能直接同他说话，要趁他外出过路时借便谒见。”②但他始终以全副精神经营清王朝的“大业”，牢牢控制着“军国重务”。为此他一再告诫臣下，今“章疏都须检择切要者以闻”，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页。

②《鞑靼漂流记》，《清史研究集》第1辑，第378页。

多尔衮——未能登上皇位的摄政王391在文字上则要求简明扼要，不允许存“浮泛无据”之辞，以免“徒费精神”。①2.多尔衮厚自奉养。由于感到北京暑热，曾下令在古北口外筑城避暑，为此加派钱粮，福临亲政后，才令“此工程著即停止”。②李自成退出北京时，皇宫曾毁于火。多尔衮命令修复，“工部还自京外弄来工人七百名，俱皆铁锁所系。”汤若望曾以“天象与各地方不顺”进行规谏。③3.酷好放鹰围猎。礼部议定有摄政王出猎的仪礼。顺治二年（1645），有几个在北京的日本人曾目睹他出猎时的盛大场面，鹰就上千只。“街上的人和其他人等都要叩头在地等候他通过。”④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可能堕马受伤，膝创甚，涂以凉膏，太医傅胤祖认为用错了药。腊月初九死于喀喇城，年仅39岁，“八成是因打猎跌伤致死的”⑤。

4.多尔衮是想当皇帝的。暂时没当皇帝只是策略而已，这对小皇帝是个寝食不安的威胁。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他凭借自己的权力，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用皇帝的口气批文降旨。当时人写的《汤若望传》说：“他穿的是皇帝的服装。”顺治十二年（1165），福临对诸王大臣回忆当时的事说：“那时墨尔根王摄政，朕只是拱手做点祭祀的事，凡是国家的大事，朕都不能参与，也没有人向朕报告。”多尔衮一旦机会得手，亲自登上皇帝宝座，没有任何理由排除这种可能。

5.多尔衮是个好色之徒。逮杀豪格后强占他的妻子。顺治元年（1644）四月，以往支持豪格的正黄旗首领何洛会，向多尔衮告发豪格图谋不轨，说豪格后悔当初在继位大事上有失谋算。其中有一句侵犯多尔衮的话说：“我豪格恨不得扯撕他们的脖子。”多尔衮以“诸将请杀虎口王(豪格)”为理由，企图谋杀豪格，由于他的同胞弟弟顺治小皇帝哭泣不食，才得以免死。顺治五年，反对豪格的人建议将豪格处死，多尔衮假装说：“如此处分，实在不忍！”便将豪格幽禁起来，等于判了无期徒刑。数月后，豪格就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顺治七年（1650）正月，多尔衮强迫豪格的福晋(妻子)做自己的妃子，又害怕此事贻笑后人，秘密布置大学士刚林在史档中不要留下任何痕迹。多尔衮一共娶了多少个王妃妻妾，没有史籍能够说得清楚。多尔衮多次在朝鲜境内选美，又在八旗区域搜娇，至于汉家小娘更是任他随意糟蹋。

①《多尔衮摄政日记》，第6页。

②《清世祖实录》卷53，第17页。

③《汤若望传》第1册，第248页。

④《鞑靼漂流记》，《清史研究集》第1辑，第378-379页。

⑤《汤若望传》第1册，第249页。

39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6.多尔衮的机智。皇太极驾崩后，满洲的贵族王公迅速分成两派，参与皇帝宝座的争夺。一方以睿亲王多尔衮为首领，成员有多尔衮的同母兄弟英王阿济格及豫王多铎等人；另一方的首领则是肃亲王豪格，同党有索尼、鳌拜等人。德高望重的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则是没有争位之心的中间势力。阿济格向多尔衮下跪说：“你应该马上登临皇帝大位。”足智多谋的多尔衮长于审时度势，没有立即应允。皇太极死后的第四天，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在沈阳的崇政殿议立新君。一介勇夫豪格想起他父亲皇太极登基时的往事，表演我辞众劝的把戏，谦让推辞说：“我福小德薄，不能担此重任。”多尔衮随机应变，马上抢过话题说：“诸位王爷说得都有道理，但虎口王(豪格)情愿退出，没有继承大统的心愿。”多尔衮轻描淡写地就剥夺了豪格继承皇位的资格。多尔衮权衡得失，采取稳定局势、分步榄权的策略：排斥豪格，自掌实权，找个陪衬。他向诸位王爷宣布说：“立先帝的第九子(福临)为嗣君，我与济尔哈朗左右辅政，(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虽是个折中方案，但多尔衮实际掌握朝政大权，而双方再也没有理由兴起大浪。立福临做皇帝已成定议，硕托带着侄子阿达礼去见父亲代善，提出请睿王“正大位”。代善听后十分生气，立即将自己的两个骨肉交给多尔衮，要求以叛逆论处。多尔衮一见自立皇帝已不可能，不如趁此让反对派吃个定心丸。在事发的当天，立即将这两个多事的王爷以“扰政乱国”的罪名双双缢杀，连阿达礼的母亲及硕托的妻子也被绞死。杀戮拥护者，从多尔衮的角度思索，可以理解为用人家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纳兰性德——能与南唐后主李煜比肩的短命词人393纳兰性德——能不南唐后主李煜比肩的短命词人把纳兰性德收录进来，起初是因为太喜爱他的词了，在玩味、欣赏纳兰词的过程中，才逐渐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纳兰的词清新隽秀，自然超逸，无时无刻不在彰显着一种华贵的悲哀；纳兰的词哀感顽艳，情真意切，无时无刻不在流露着一种优美的感伤。朝代更替，花开花谢，三百年的风雨历练，纳兰词犹如雨后的荷花，变得更加清新柔美，楚楚动人，他那哀怨感伤的情怀犹如阵阵荷香，依旧深深感染着读者。而把纳兰性德作为悲情英雄来写，丝毫也不夸张，他的人品、他的理想、抱负、作为等都为他做了证明。

中国古代文学史，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士大夫生命价值不能实现的忧患史。如屈原、司马迁、曹植、杜甫、李煜、辛弃疾等一大批忧患文人都是文化舞台上的悲吟大师。徜徉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廊，我们没有看到大师们欢欣的面容，没有听到他们愉快的心声。映入眼帘最多的反而是他们凝重悲伤的脸庞、落寞孤寂的身影，还有他们无奈的长啸以及沉重的叹息。读着他们那些几近生命底蕴的作品，我们越发感受到了他们灵魂深处的诸多苦痛和哀伤。纳兰性德就是一个有着强烈生命悲剧感的满族词人。如果要用一个最恰当的词来概括纳兰的人格，应该是：悲情。纳兰悲情人格的形成，既是个体特有的思想和行为及其对环境的反映，又是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孕育的结果，同时又深深地植根于一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

纳兰性德(1655—1685)，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属满洲正黄旗。其父纳兰明珠，曾官至大学士、太傅，为康熙初期的四权相之一。纳兰性德自幼天资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幼年时即善骑射，17岁入国子监读书，被国子监祭酒徐文元赏识并推荐给其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徐乾学。纳兰性德18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9岁即将参加会试时，因病缺席殿试。后在名师徐乾学的指导下，用两年时间主持编纂了1792卷编的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受到皇上的赏识，又用三四年时间编成了4卷集的《渌水亭杂识》，表现出了广博的学识基础和多方面的兴趣爱好。

纳兰性德康熙十五年(1676)中进士，授乾清门三等侍卫，后升迁至一等。

然而，就是这样集荣耀于一身的贵族词人，却在他的词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悲愁情绪，悲凉况味交织盘旋、回环掩映，成为纳兰词的主旋律。而这种发自内心的39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伤痛以及真切的悲剧情怀的感验与流露又绝非没有尝试过人生酸甜苦辣的贵族公子哥所能杜撰的。

一、纳兰性德的矛盾人生纳兰性德有着尊贵门庭、绝世才情、高洁品行、迷人风采。家族的力量让他仕途无限风光，但他却只恋山水；官场生涯让他疲倦，诗人情感让他移情于花木虫鸟。

他在别人沉醉的时候醒着，在别人麻木的时候痛着。忠于内心，却也造就了自己的寂寞。这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内心却伤痕累累的清代词人——纳兰性德。

（一）易代之交的兴亡之感纳兰虽是相门之子，但非皇帝嫡亲，他的家庭和清皇室关系密切而又复杂，既是姻眷，又是世仇。纳兰生活的时代正是所谓“康熙盛世”的初期。纳兰的父亲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宰相明珠，母亲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一品诰命夫人。而其家族纳兰氏，为清初满族最显赫的八大姓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纳兰性德的曾祖父名叫金台什，为叶赫部贝勒，其妹孟古，于明万历十六年嫁努尔哈赤为妃，生子皇太极。其后纳兰家族与皇室的姻戚关系也非常紧密。其实，纳兰的祖辈和清皇室还有一段不能忽略的家族恩怨，努尔哈赤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与纳兰家族交战，导致叶赫氏的惨败而亡。据《清史稿》记载，努尔哈赤率军队攻打金台什，兵临城下，努尔哈赤劝其投降，金台什答曰：“吾非明兵比，肯束手降乎夕？

宁战死耳。”①拒降后自焚而死。后因其妹为皇妃，留少数人编入旗下，其余皆被杀戮。虽然对于身在康熙一朝的纳兰来说，先祖的争斗未必让他形成强烈的仇恨心理，但前代兴亡之业，或多或少会引起词人的思考。他的边塞词已全然消失了岑参式的浪漫乐观，也很少范仲淹式的慷慨悲壮，而是表现为更为浓郁的感伤与凄凉。

同时，纳兰的历史兴亡感，与所处时代也有一定的联系。从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清王朝已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李自成的失败带来了清帝国的建立，许多反清复明的斗争都以失败告终。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汉族文人身经沧桑之变，他们在民族失败的耻辱、家国灭亡的哀痛、个人仕途坎坷面前感到人生空幻无常，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种情绪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就形成了文学创作中的感伤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与明末那种解放思想相反，清初是盛极一时的复古主义和禁欲主义，作为明代形成的那种浪漫主义思潮和市民文艺突然萎缩，浪漫主义文学①赵尔巽：《清史稿》卷82，中华书局1977年版。

纳兰性德——能与南唐后主李煜比肩的短命词人395变成为感伤文学，成了当时文学的主要潮流。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纳兰性德不能不受到这种时代感伤思潮的影响，从而直接影响他的思想和艺术创作，以致于他对所处的地位、时代都感到厌倦，产生了消极悲观思想。

（二）盛世不和谐音符1.贵族公子、天才词人纳兰性德出身显赫，其曾祖父金台什叶赫贝勒，死时立下誓言：但凡叶赫还剩下一个女子，也要叫爱新觉罗灭亡。而30年后，金台什的孙子明珠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英亲王阿济格之女为妻，生下的长子就是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生于官宦世家，父亲是权倾朝野的宰相，母亲有着高贵的皇族血统，他一出生就被命运安排到一个天皇贵胄的家庭里。然而纳兰性德偏偏是“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他去世时年仅31岁，但他却以词的意切流畅、华丽凄婉且略带悲壮的艺术风格辉耀清初词坛，流芳中华民族文化史册，被王国维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2.贵族公子的悲苦人长得帅，剑术、骑术、武艺高超，诗词文章也堪称一流。这样的人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但纳兰性德过得并不快乐，有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在纳兰性德现存的348首词里，“愁”字出现了90次，“泪”字用了65次，“恨”字使用了39次，其他如“伤心”“断肠”“惆怅”“凄凉”“憔悴”等字句，更是俯拾皆是。纳兰性德生逢盛世，又出身豪门，本人仕途通豁，按理这种处境发之于词应该是富贵平和之音、雍容典雅之调，但他却偏偏多愁善感，其词“幽怨凄黯”“哀感顽艳”，如“正是冷雨秋槐，鬓丝憔悴。又领略，愁中送客滋味。密约重逢知甚日，看取春衫和泪”(《剪湘云·送友》)；“泪咽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凭仗丹青重省识，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南乡子·为忘妇题照》)3.纳兰性德的不如意先看他的仕途方面，纳兰性德走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18岁中举人，22岁中进士，此后一直担任康熙帝的宫廷侍卫。这一职位看似高贵，实则无法一展宏图，而且，侍卫本质上只是皇帝的仆从，其生存、生活的空间和时间都受严格限制，没有自由、没有自我。

再来看看他鄙视权贵的性格。纳兰性德认为自己生在京师的富贵之地，不过是比别人蒙受更多尘世污垢，表现出了对荣华富贵的鄙薄，及对自己高贵身份的不屑。

39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他才华横溢，不渴求浮名，只求有所作为。但现实生活却让他在富贵中虚度光阴，因而成就了他剪不断、理还乱的悲剧情结。“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采桑子·塞上咏雪花》)；“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金缕曲·赠梁汾》)。

词人落拓无羁的性格，天生脱俗超逸的禀赋、出众的才华，轻取功名的潇洒，与他出身豪门、钟鸣鼎食，入值宫禁、金阶玉堂、平步宦海的前程，构成了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感受及无形的心理压抑。

还有，他的爱情生活也是十分不幸。纳兰曾有过一段不寻常的恋爱史。其早年曾爱恋着他的表妹，并有婚姻之约，后来此女被送入宫中，遂两相隔绝。纳兰曾设法化装成喇嘛，入宫中见过一面，但宫禁森严，只能凄然而别，纳兰为之写了不少凄伤冷艳的怀恋之作。后来明珠做主，为纳兰娶妻卢氏。卢氏是两广总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卢兴祖之女，17岁嫁给纳兰性德，三年后去世。他们夫妇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感情却十分深厚。妻子的去世，对纳兰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他悲痛欲绝，常常触景生情，忆念妻子生前言行，感慨自己孤独凄凉的处境。也因此，写下了不少感情真挚、伤别怀恋、如泣如诉、风格凝重凄婉、搅人肠碎的辞章。

纳兰的这些悼亡词，都写得凄凉深沉，催人泪下，可以看出其对亡妻的深厚感情，也正是与妻子的生离死别与无法排解的相思惆怅，使得他的词到处弥漫着哀怨感伤的情调。

对职业的厌倦、富贵的轻看、仕途的不屑，使得纳兰性德对轻而易取的身外之物无心一顾，对求之但不能长久的爱情、心与境合的自然和谐状态，却向往流连。

重情、重义、重友的纳兰性德拥有的欢乐非常短暂。他一生的经历与贾宝玉颇为相似，他的悼亡词就如同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诛》。其人生观是悲剧的，眼里的世界也是悲剧的世界。纳兰性德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事业上都是矛盾的。他看轻功名，领了“康熙侍卫”这一肥缺却“惴惴有临履之忧”。纳兰性德的痛苦早已从个人的失落、苦闷，上升为关于人生终极价值、归宿的痛苦，是种即使得到金钱、地位、物质享受、家庭温暖等却仍弥漫心头的苦痛，是种剪不断、理还乱、说不清、道不明的痛苦。也正是这种苦闷，使纳兰性德总是沉浸在一逝而不复返的少年时光中，迫使他不断地探究人生的真谛、探求生活的意义。实际上，他永远不可能得到彻底解脱，反而不断把自己投入到更大的痛苦中去。

（三）背离社会主流的不和谐交友作为一个满洲贵族公子，按常规，他的朋友圈子应该建立在京城贵族青年群体纳兰性德——能与南唐后主李煜比肩的短命词人397中，但根据他人评价和其诗词来看，他几乎没有真正同等级的朋友。在交友上，纳兰性德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所交“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难者”，这些不肯落俗之人，多为江南汉族布衣文人，如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纳兰性德对朋友极为真诚，不仅仗义疏财，而且敬重他们的品格和才华，当时许多的名士才子都围绕在他身边，使得其住所渌水亭(现宋庆龄故居内恩波亭)因文人骚客雅聚而著名，客观上也促进了康乾盛世的文化繁荣。究其原因，纳兰性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汉族知识分子学到他所倾慕的汉文化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他自身有着不同于一般贵族纨绔子弟的远大理想和高尚人格，与清王朝相逆的汉族知识分子成了莫逆之交，这就显然使得他的举动背离了社会主流。这对他的思想和艺术创作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

（四）羁旅仕途的困倦之感纳兰因高中进士而被皇帝看中，做了大内侍卫，侍卫虽为帝王随身近臣，但不参政；虽是军官，但不统兵。小心警卫，谨慎行事，既不能随人乐而忘形，也不准因人悲而失态。而纳兰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是个满腹学问的俊才，康熙皇帝赐文授武职，做御从侍卫，对他来说却是一个无情的打击，纵有文韬武略、满腹经纶，也只能埋在内心深处。加之，身在官场，目睹了权门豪族的钩心斗角和相互倾轧，处身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之中，惴惴不安之情油然而生。他那些凄婉感伤的词正是这种无可奈何、患得患失的心境的真实披露。雄心壮志付诸东流，空有满腹雄才伟略，在无尽的行役侍从生涯中虚度光阴，怎能不让人产生惆怅。

二、纳兰的悲剧人格（一）纳兰的悲剧人格内涵1.纳兰的真挚痴情纳兰性德在20岁的时候娶了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为妻，卢氏“生而婉娈，性本端庄”。纳兰夫妻十分恩爱，感情笃深。但仅三年，卢氏因产后得病而亡，这给纳兰性德造成极大的痛苦，从此“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生查子·惆怅彩云飞》写到：“惆怅彩云飞，碧落知何许？不见合欢花，空倚相思树。总是别时情，那待分明语。判得最长宵，数尽厌厌雨。”纳兰在词中表达出他的悼念情深：人生，最浓最痛，当是爱到血肉相连，却不得不分开。有时，是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到，有时，是不能爱，不可以爱。欲言又止，欲说还休，万千心事，谁与共？只随浮云掠过。爱之人踪影全无，而今只落得空倚相思树的悲凉情境。

39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2.纳兰的清幽高洁纳兰在《眼儿媚·咏梅》中写到：“莫把琼花比澹妆，谁似白霓裳。别样清幽，自然标格，莫近东墙。冰肌玉骨天分付，兼付与凄凉。可怜遥夜，冷烟和月，疏影横窗。”此词虽然描写的是梅花的冰肌玉骨、斗寒开放、清幽高洁、自然标格、不与凡花为伍的傲岸节操，实际上却是诗人节操的自我比拟，但也不乏孤芳自赏、清凄自适的孤傲之情。诗人人格虽然超凡脱俗，却与时代主流格格不入，使人不禁联想到《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的才气、傲岸、痴情。

纳兰性德还多以荷花来比兴自己品格的高洁，出污泥而不染是纳兰一直所崇尚的。正像郑板桥的竹、金农的梅、曹雪芹的石一样，都是寄托文人心思、情感的文化图腾。纳兰性德所居、所乐之处一定有水、有荷花存在。至今瓮山泊畔芙蓉十里，玉泉山下芙蓉殿，渌水亭边碧水荷，皂甲屯明珠西花园遗址至今仍残留水沼，有莲花纹汉白玉栏板出土??充分说明荷花与纳兰的生活、创作有着密切关联，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已经熔铸为纳兰精神。

3.纳兰的愁苦哀伤纳兰词《长相思》中有这样的句子：“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山一程，水一程”及后面的“风一更，雪一更”写出了外出的士兵不得不离开家乡，面对自己深爱的故土所生发的热爱，以及漂泊异乡、梦回家园的凄苦意境，诗句信手拈来，真实动人，使人产生共鸣。

纳兰在代表作《木兰词》中写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纳兰以女子的口吻控诉男子的薄情，借此希望每一个恋人与意中人相处应当总像相识的时候，那样甜蜜、温馨、深情和快乐。

纳兰情感丰富、心思格外细腻，他曾说自己不是人间的富贵花，而是天上的痴情种，人间的惆怅客，让人不禁为他哀伤惆怅，并且无法自拔地被他的独特气质所吸引。

（二）纳兰的悲情人格特征1.理学滋养成就儒生本色纳兰家族有着显赫的地位，属满洲正黄旗。父亲纳兰明珠在康熙朝权倾朝野。

这样一个贵族家庭，对纳兰的影响和庇护，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加之他“自幼聪纳兰性德——能与南唐后主李煜比肩的短命词人399敏，在童子时已句出惊人，久之益工”，“幼秉异姿，丰标卓砾，怀瑜握瑾，被服儒雅，年甫弱冠”。纳兰性德很早就显露头角，14岁即精通六艺，15岁入太学就读，17岁中举，之后，因病耽误了会试，在家治学，师从徐乾学学习汉族文化尤其是儒家理学。故虽为满人，却打下了十分坚实的汉学功底。

纳兰学习汉文化、儒家理学思想，深受当时文化背景和文化政策的影响。当时，满洲贵族虽然建立了政权，但是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满汉民族矛盾和如何加强思想统治的问题。清统治者多年来忙于“武功”，偏废了“文治”。刚刚建立政权，即推行圈地、剃发、易服、迫捕“逃人”等民族高压政策，激化了满汉矛盾。如何缓和民族矛盾，加强思想统治，强化中央政权的向心力，是清统治集团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朱熹提出的“帝位在德不在人”的观点适应了当时形势，尤其是他提出的不分民族、只重德行的主张，十分有利于消融满汉民族的隔阂，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康熙下令将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理学确定为官方哲学，同时，还确定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八旗子弟中出现了竞相攻读经书、积极参加科举考试的局面。

纳兰家族受汉文化影响极深，对子女的教育，多是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出发。纳兰性德五六岁时就开始受到严格而良好的骑射技艺和包括满语、满文在内的文化教育，同时，他的父亲还对他进行伦常礼教的教导。除识字、习字外，主要是诵读《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龙文鞭影》《童蒙须知》等宣扬儒家思想学说、程朱理学观点和反映当时统治阶级思想的读物。纳兰性德15岁入太学，学习的主要内容依然是《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等书。纳兰性德17岁师从徐乾学，也从老师身上系统地接受了儒家理学的熏陶。可以说，儒学对纳兰性德世界观的形成和一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即使后来受到佛道思想浸染，也始终没有超越儒家所允许的范围，没有改变其儒生本色。

2.理欲矛盾中痛苦抗争一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御前侍卫，特别容易接近皇帝，晋升很快。但是纳兰性德对这一职位了无兴趣。他把侍卫看成皇帝的奴仆家丁。而纳兰性德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有着宏伟抱负和远见卓识。他在《金缕曲》一词中这样写道：“未得长无谓，竞须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麟阁才教留粉本，大笑拂衣归矣。”他要亲手把银河水引来，将天地冲洗一通，表明了渴望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他满以为凭借出众的才华和高贵的门第，获取进士功名后可轻而40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易举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可是，理想愈高，愿望愈多，阻力也就愈大，按照纳兰性德的才能和理想抱负，如果让其入翰林院，或让其在政治上施展才华，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大展宏图，也许正遂了他的心愿，但康熙全然不顾纳兰的个性特点和理想愿望，让纳兰充当了御前侍卫，轻易地改变了纳兰的人生道路。这使纳兰觉得十分痛苦，身不由己，理想成空，难以忍受，又无法摆脱。况且，侍卫的职责简单乏味、枯燥反复，影响了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发挥，这对于抱负宏远、清高自许又不愿默默无闻的纳兰来说，极易从心理上产生压抑感、屈辱感。

二是个性与现实的矛盾。在纳兰的诗词作品中，充满了“愁似湘江日夜潮”的情绪，他内心的煎熬，体现在他的词作中，处处言愁。他在《拟古》中写道:“予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已断。”此外，像“倚栏无绪不能愁”“唱罢秋坟愁未歇”“是一般心事，两样愁情”“一种烟波各自愁”之类的词句在纳兰词中俯拾皆是。所以，后人在评价纳兰词时，多用“哀感顽艳”来评价其风格。然而，就纳兰性德的个性气质来说，他虽然有着敏感柔弱的一面，但也并非天生的忧郁悲悯，这从他的自我评价及朋友对他的评价中可以看得出。他自己说“仆亦本狂士，富贵鸿毛轻??安得从君去，心同流水清。”“吾本落拓人，无为自拘束，惆搅寄天地，樊笼非所欲。”与纳兰有着忘年之交的顾贞观评价纳兰“其于世味也甚淡，其视勋名如糟粕，势利如尘埃，其于道义也甚真，特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肺腑。”这才是纳兰性德最本真的一面。可悲的是，这位天分极高的承平少年，虽淡泊名利，却生于一个炙手可热的富贵之家，性本高洁却置身于翩翩浊世，纯任性灵但却受到了封建上层贵族社会种种森严礼法的束缚，这一切都构成了他的个性与所处现实环境的巨大反差。

三是身世与现实的矛盾。纳兰先世为扈伦四国之一的叶赫氏，努尔哈赤将叶赫氏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之后，努尔哈赤采取与叶赫氏的“和亲”政策，叶赫氏与爱新觉罗氏之间有了一种亦仇亦亲的复杂微妙关系。康熙把纳兰留在身边充当侍卫，与其说是重用，不如说是对叶赫后人的监护和牵制。这一点，生性敏感聪慧的纳兰不会体察不到。他“性周防，不与外庭一事。”“惴惴有临履之忧。”应该说，与其身世和处境有很大的关系。

四是政治环境险恶的隐忧。纳兰性德身为侍卫，置身于官场上层，对统治阶级内部的尔虞我诈和贪婪腐朽十分了解，封建肌体斑斑驳驳的溃疡面，纳兰性德看得十分清楚，面对不合理的现实，他不能不忧心忡忡、愤愤不平。政治上的失意和对纳兰性德——能与南唐后主李煜比肩的短命词人401黑暗现实的悲观失望，造成了他政治上的苦恼。纳兰性德的父亲虽然身居高位，但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皇帝视臣子为任意取舍的棋子，群臣之间为私利而借皇帝之手除掉政敌的事例层出不穷。纳兰性德深知其父的处境险象环生，索额图与其父明珠是政治上的冤家敌手，纳兰性德在索额图及其党羽手下做事，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不祥的预兆，整日如芒刺在背。耿直方正的性格又使他缺乏应变能力，只有谨小慎微，言必三思，行必三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时小心，处处提防。

五是鄙薄仕宦与保家亢宗的矛盾。虽然纳兰的职位连连提升，皇帝也十分赏识他的才干，但理想却远在天涯，他不甘于让生命消磨在尊荣而又庸碌的位置上。他曾经把自己比作雪花，因为雪花“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从中可见他鄙薄繁华，格调孤高的性格，纳兰性德是翩翩俗世公子，置身于名利的樊篱中却超然脱俗。然而，纳兰性德虽然鄙视富贵荣华，实际上又不可能摆脱红尘。生长在“乌衣门第”的他，不得不迫使自己去适应这种生活。儒家思想给了他太深的影响，在他的脑中，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观念。他厌恶自己的差事，却又不得不忠于职守。他对父亲的结党营私、贪污腐化十分反感，但他又是一个孝子，徐乾学和韩菼都说他，“性至孝”，“其志尤在于守家不辱，保家亢宗”。这就加剧了他的内心矛盾和痛苦。

（三）纳兰悲情人格的审美意蕴人格是指人成为人的品质和格调，是人的精神面貌的总体特征。审美人格是美学意义上的人格，是关于人格发展状态的预设和期待，它应该包容人格所有美好的方面，并成为人格发展的较高境界。

独特的悲情的美丽塑造了纳兰性德独特的人格。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及种种不协调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统一在直抒性灵的诗人身上，因而，纳兰性德在审美追求上注重真情的流露。这种审美理想的追求使得纳兰性德将丰富的思想感情注入作品，使它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蕴，给读者留有一定的思想空间，任读者去想象、思考。在纳兰性德的词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血为书、以情动人，在信笔挥墨中流露出天然的美。简单说来，就是悲情的人格魅力。

有人说纳兰性德是李后主的继承者，二者词作都有着凄美的风格。他们都在悲情中体味生命的无常与短暂，通过令人忧伤感慨的文艺作品，感受短暂的充满悲剧人生的刹那美丽。

纳兰性德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少数民族词人。作为一个贵族公子，按常40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规纳兰的朋友圈子应该建立在京城贵族青年的群体上。但从他的词作、史书的记载，以及别人的评价来看，纳兰似乎没有一个真正的同身份、同等级的朋友。他的朋友大多是江南的汉族布衣文人，这在清朝贵族青年中是极其罕见的，从这点可以凸显出纳兰性德的独立人格魅力。很多评论都说纳兰不像尚武的满人后裔，反而具有汉族文人风采。清王朝建立之初，由于等级倾轧、民族歧视等政策的存在，纳兰性德与江南落魄文人之间特殊友谊遭到很多非议。纳兰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介狂生，对于自己高贵的贵族身份也认为只是偶然。他勇于打破门第之见，以诚相待，全然没有当时八旗子弟的优越感和盛气凌人。这让他在贵族圈里显得那样的格格不入。

三、悲情人格形成的原因探寻纳兰性德的心路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精神世界存在着巨大的悖论，他的灵魂承载着双重的压力，循规蹈矩的理性和诗人本真的天性不断地抗争，种种抗争周旋着、搏斗着，纳兰性德的精神、灵魂被分裂、被撕扯，呈现出一种典型的矛盾分裂人格。

（一）现实的桎梏和重压作为一个文武兼备的有志青年，殿试告捷后，既没有被派到军中去任职，也没有担任文职官员，而是到了皇帝身边当了一名侍卫，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纳兰性德对朝廷忠心耿耿，却得不到重用，时光的流逝使他焦急，年龄增长而建功立业的愿望难以实现，思想冲突和心绪烦乱却又无可奈何。当上侍卫后，纳兰几乎年年都护驾巡游，有时甚至是一年数次，过着漂泊颠沛的鞍马生活，对于满腹雄心壮志的他来说，无疑也是难以忍受的。而每天出入宫闱，亲历目睹官场的险恶，朝中朋党倾轧，小人迎合得志，才人失意落魄，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仕途上的崎岖险恶，使年轻正直的纳兰性德深切地感受到官场的可憎可怕。他的心灵一直承受着难言的痛苦：厌倦侍卫生涯却又无法把握和改变自己的命运；珍视爱情，但爱情却得而复失；拥有友谊，但友谊总伴随着别离与友人的不幸。难怪顾贞观在祭文中这样说:“吾哥所欲试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愿，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叶。”①（二）理性的选择和扭曲纳兰性德是清代满族中最得汉族知识分子文化精髓的人，儒家思想在他的心灵①顾贞观：《祭纳兰君文》《通志堂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纳兰性德——能与南唐后主李煜比肩的短命词人403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渴望能建功立业，实现“普天一洗，银河亲挽”的宏伟抱负。纳兰性德是深受康熙赏识的忠臣，是备受父母喜爱的孝子，同时也是深情的丈夫、慈祥的父亲、侠肝义胆的朋友??忠、孝、礼、义等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纳兰性德奉之为依准，而这些又远非别人强加于他，是他最理性、最真诚、最自愿的选择。他自幼便对汉文化魔幻般地向往和追求，奉行的是儒家“立志于道”“任重而道远”“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信条，自认为对“道”的实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儒家的伦理道德、圣贤教化等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了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然而，纳兰性德又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所具有的诗人性灵、敏感、自由、无羁无绊等特质，致使他注定要承受这种无法调和的强烈冲突。有人指出，如果纳兰没有如此深刻地接受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也许他不会感受到如此深的矛盾和痛苦。①（三）侍卫的优渥与难言的痛楚纳兰绝非富贵闲人，而是一个锐意进取的有为青年。与一般人相比，纳兰的仕宦道路也可以用“一帆风顺”“平步青云”来形容。然而，优渥的侍卫生涯不仅没有带给他成就感，反而形成了他浓重的悲剧情怀。

侍卫之职令纳兰的政治才华无法施展。纳兰性德是一个熟谙儒家典籍，在治国安邦上很有抱负的年轻人。可看似风光的侍卫之职却让他将大多数时光消磨在与皇帝的巡游中。他渴望能为皇帝出谋划策，然而，侍卫的职责却是“不与外廷一事”②，他渴望能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可这样的机会在他的侍卫生涯中少之又少，似乎仅在赴梭龙一战中略有展现。虽然多次得到皇上御赐的物品，可这些小物件的获得与其鸿鹄之志的距离，简直是不能换算的。这种希图建功立业的理想与看似荣光实则在马鞍上消磨时光的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反差。

壮志难酬的郁闷和痛苦使得纳兰心境灰暗，不得不借诗词消除自己的苦闷与无奈。

侍卫生涯令他饱尝羁旅的艰辛与离别的痛苦。从康熙十五年（1676）性德22岁入仕御前侍卫一直到他31岁去世，几乎每年都有御驾巡游。徐乾学在《纳兰君墓志铭》中写道:“上之幸海子，沙河，及西山，汤泉，及畿辅。五台，口外，盛京，乌刺，及登东岳，幸阕里，省江南，未尝不从。”③以纳兰并不强健甚至近乎羸弱的身体来说，这种长期漂泊，整天风餐露宿的生活无疑是难以忍受的。而对于多情的①李雷：《晏几道与纳兰性德之比较——兼论二人词作中的生命意识》，《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②韩菼：《进士一等侍卫纳兰君神道碑》，自张秉戍《纳兰词笺注·附录》，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511页。

③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自张秉戍《纳兰词笺注·附录》，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页。

40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纳兰来说，更难以忍受的是与爱妻、朋友聚少离多。“长漂泊，多愁多病心情恶。

心情恶，模糊一片，强分哀乐。”①这种离恨到达极限，就这样直白近乎控诉地被喊出来。

（四）短暂的姻缘幸运与悲剧婚姻温柔乡在古代历来是慰藉失意文人、才人的良药。如果因出身受累，在政治中失意的纳兰可以在爱情与家庭生活中得到抚慰，那么他的生活多少还会有些阳光与欢乐。他一度也以为上天还是眷顾他的，可短暂的幸运过后又是一场悲剧的演绎与循环。在中国古代，婚姻并不以感情为前提，而贵族婚姻尤以强调政治利益为前提，以巩固家族地位、繁荫宗室为目的。纳兰的初恋并不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子，更为不幸的是，她竟被康熙选秀时选中，因此这场感情注定只能以悲剧告终，这段感情在纳兰心中留下无法磨灭的伤痕和苦痛。

康熙十二年（1673），纳兰性德带着对初恋夭折的惋惜与悲痛走进了婚姻殿堂——迎娶卢氏为妻。卢氏之父是两广总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卢兴祖。

纳兰性德无从选择地踏上其父为他指定的婚姻之路。所幸这次命运之神无比眷顾他，他与卢氏在一起的时光可以说是他短暂的生命中难得欢愉的美梦。卢氏不仅貌美如花，温婉贤淑，而且还是他志趣相投的知己，是纳兰性德在黑暗的令人窒息的官场打拼后最好最温柔的憩息之地。但这种幸运与上天的眷顾并未长久，结婚仅四载，卢氏便于康熙十六年（1677）因产后患病过世。妻子的早逝让纳兰短暂的幸运后又陷入长久的悲痛之中。虽然三年后又续娶了官氏，但这场同样以政治、以家族利益为需要的贵族联姻再也没有出现像第一次那样的情景，纳兰只能在追忆与悼念中重温昔日的美好。

1684年9月，好友顾贞观携一汉族女子沈宛入京拜会纳兰性德。②纳兰因此结识了他生命中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红颜知己。那颗因为孤寂、仕途险恶而过早衰老疲惫的心仿佛又一次焕发出青春活力。这也是纳兰第一次让两情相悦的花朵结出果实。可惜，这场婚姻始终未被纳兰家族认可，因为满汉不能通婚，何况沈宛又是一介寒门布衣。最终，纳兰没有拗过家庭，沈宛伤心地带着身孕返回故乡，这场婚姻仍以悲剧收场。次年5月30日，性德就因“寒疾”离开人世。他的早逝，除了生理原因，恐怕还有终日抑郁苦闷的心理原因，而婚恋生活的不如意恐怕也是一个诱因。

①张秉戍：《忆秦娥·纳兰词笺注》，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页。

②赵秀亭：《纳兰性德行年录》，《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1期。

纳兰性德——能与南唐后主李煜比肩的短命词人405（五）对友情的珍视与由之带来的苦痛纳兰在诗中说：“予本多情人。”①的确，感情在他短暂的31年生命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不仅表现在他对爱情的追寻与执着上，还表现在他对友情的珍视与呵护中。他对朋友可以说是肝胆相照，挚诚肺腑。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与他的身份，这颗友谊之树尽管枝繁叶茂，但结出的仍是酸涩的果实。

他的第一重痛苦来自与朋友们的身份天壤之别。他最好的朋友顾贞观结识他时是年已40的去职小官，沉居下僚，被聘为明珠家的家庭教师；他的朋友梁佩兰直到60岁才中进士，做官不到一年，便告病回家，长期过着清贫的生活，“掩户二十年，坐卧唯一床”。还有诸如参加考试仅写了一首诗就弃笔离去的严绳孙、生计窘迫“作客十五年”的翁叔元等。②他与他们在无形中隔了一层帷帐，身份地位仿佛天上地下，很难同日而语。但于纳兰性德心中，这满眼的繁华背后不过是一世的悲凉，他们是难入仕途，无人赏识；而自己是用非其志，苦中作乐。他经常劝慰仕途失意、在黑暗现实中屡屡碰壁的朋友们，所幸朋友们能摒弃身份地位的悬殊，不以看待满洲一般贵族子弟的眼光看待他，真心理解他的愁苦，分享他的心事。然而，他的侍卫之职让他常处险象之中，且与友人们常相别离也是人力无法改变的。以纳兰性德这样至情至性之人，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一大痛事。友情填平了无从选择身份划出的鸿沟，却再也无力填平因职位不得不长相别离的愁苦。

他的第二重痛苦来自对政治的敏感与体认。康熙时期，对汉人的态度已由顺治时的明目张胆的排斥变为表面的笼络与利用。而康熙着意拉拢的大都是江南地主阶级，恰纳兰性德所结交的朋友，多为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虽然多数为落魄文人，在仕途上屡不得意，但与康熙大的文化政策是相一致的。以纳兰对政治的敏感与体认，不可能不知道康熙团结汉族知识分子是政治需要，也不可能猜想不到他已经被人冠上受皇命团结汉族知识分子的帽子，而把他的一切挚诚之心付予东流。但为了不挑起政治事端，更为了他与汉族文人结下的深厚友情，他只能隐忍。可这些流言对他精神上造成的损害和压力却是显而易见的。

一代贵族公子的抑郁哀愁对当时与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赵函在《纳兰词序》中所说:“纳兰氏生前得梁汾辈为羽翼，身后得珊渔辈为表彰，斯人一生幽怨芳芬之致，可以不泯人间矣。”③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正是伤心词人的不尽深情，①纳兰性德：《拟古四十首·通志堂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

②翁叔元：《哀词》，自张秉戍《纳兰词笺注·附录》，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540页。

③赵函：《纳兰词序》，自张秉戍《纳兰词笺注·附录》，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521页。

40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正是纳兰的这份悲剧情怀之深之强烈之与众不同，才赋予了纳兰词无尽的艺术魅力。

四、对悲情人格形成的原因分析纳兰的一生是生活在多种矛盾纠结之中的：他既要遵从儒家驾驭，渴望入仕做一番大事业，但又对政治生活充满畏惧；他既“性至孝”，尊重父亲明珠，又为他的纳贿和结党而不满；他“结遍兰襟”，却又为被当作政治工具而苦恼；他既对侍卫生活厌倦非常，却又不得不尽忠职守；他对佛道极尽向往，却又摆脱不了儒家思想的制约。凡此种种矛盾，始终纠集于心，使之多愁善感，哀怨非常。

(一)从纳兰性德的身世际遇上分析纵观纳兰一生，虽是英年早逝，却也可以说是早年得志。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富贵尊荣的贵介公子，词集中的“愁”“悲”“凄凉”等悲凉酸楚之语满目皆是。纳兰性德的一生，正如他的好友严绳孙所说，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这种悲情和担忧来自多方面，不仅来自他爱妻的早逝，来自于对先世的悲情，来自耳闻目睹的朝廷朋党的倾轧，而且还来自对江南汉族落魄文人、优秀人才朋友遭受摧残的担忧??

个人身世之悲、家国之悲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差所产生的巨大压抑与困惑，引发了诗人对自我人生意义产生悲情，更加迫使诗人转入对内在生命价值的思考，这种思考是他对生命、生活苦难，情感苦难及客观世界的压力等身世的把握、提炼之后的心理积淀所形成的悲情人格。

（二）从纳兰对政治生活的态度分析一方面，他具备较高的政治才能，渴望有所建树，但另一方面他对于宦海的残酷狡诈又心存畏惧与排斥。纳兰之师徐乾学在《纳兰性德墓志铭》中，记载了他对纳兰的印象：“容若数岁即善骑射，自在环卫，益便习，发无不中。其扈跸时，雕弓书卷，错杂左右。则校猎，夜必读书，书声与他人鼾声相和”，“类非绮糯纨绔者所能堪也”。由此可见，纳兰是一个志向高远，勤奋好学且文武双全的有志之士。

纳兰具备较高的才能，自然渴望做一番大事业，纳兰说他的理想是“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金缕曲》)。因而，19岁那年，在其老师徐乾学的帮助下，他编辑了《通志堂经解》，收录经解142种，以弘扬儒理。充分体现了纳兰对入仕的渴望。

入仕，自然离不开政治。统治阶级内部的杀伐争斗在纳兰心中留下巨大的阴影。同室操戈的残酷无情使纳兰心惊胆寒。康熙初，忠懿公塔子班穆尔善尝拜东阁大学士，以鳌拜党诛。觉罗勒德洪拜武英殿大学士，后以事罢黜。觉罗吉庆以粤督有廉名，授参政，与永安州兵事失机褫职，吞烟而死。这一幕幕宦海倾覆的悲惨图景，纳兰纳兰性德——能与南唐后主李煜比肩的短命词人407自然是耳闻目睹的。纳兰身为皇帝身边的一等侍卫，且熟谙经史和人世的浮沉，自然产生一种抑郁之情。就纳兰本人来说，虽然他“性周防”“慎密”，小心谨慎，还不免会遭人攻击，他就曾发出“是蛾眉便是供人嫉妒”的感慨。一方面，他对入仕充满渴望；另一方面，残酷的政治生活又使他充满畏惧，这应该是造成纳兰多愁善感的诸多矛盾之一。

（三）从纳兰与亲友、君主的关系分析首先，就他与父亲明珠的关系来看。明珠是康熙朝一位“功不可没的宰辅”（刘德鸿《清初学人第一》），为康熙盛世的出现作出过很大的贡献。然而明珠在朝中结党营私，收受贿赂，后来也是因此而倒台。在家中，“奴有不法者，许立毙之。”明珠之妻即纳兰之母舍里氏更是“性妒忌，所使侍婢，不许与太傅交谈。一日，太傅偶言某婢子眸子甚俊，凌晨，夫人命传者捧盒太傅前，即某婢双目也”。由此可见，纳兰生活在怎样一个罪恶残暴的家庭之中。而纳兰之为人，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纳兰也自谓“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金缕曲》）。在给其好友张纯修的信中也说：“东华软红尘，只应埋没慧心男子锦心绣肠，仆本疏庸那堪能此？”凡此种种，可以看出纳兰对富贵利禄之轻薄鄙视的态度。这与其父明珠的弄权贪敛形成鲜明对比，从中可以看出纳兰对其父母的残暴作风的鄙视和不满之处。但另一方面，纳兰又是一个非常恭谨孝友的人。《清史稿?

文苑（一）》称他“事必孝，侍疾衣不解带，颜色黧黑，疾愈乃复。”韩菼（tǎn意为初生的荻）《神道碑》也载他“性至孝，未明入直，必之太傅夫人所问安否，归晚亦如之。”就以上两方面的对比，我们不难看出纳兰内心深处隐忍的矛盾：一方面，他与其父母有着因性格不同所形成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则又有父子天性之至情，两者勉力求全，必然会造成其内心的痛苦和矛盾。此应为造成其多愁善感的诸多矛盾之另一端。

其次，就纳兰与康熙的关系来看。康熙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是“明君”的代表。他崇尚理学。“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这一点与纳兰早年的思想是相同的。而对于佛道，康熙则“生来不好佛”(《康熙起居注》)只“崇正学(理儒)。”他还认为为君者信佛老无不贻笑千秋，对佛老思想一概进行限制，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9)之后，即纳兰去世之后14年，康熙因统治需要转而优待佛道。1699年之前，康熙除五台山外，很少为寺院道观写碑题额。而此后2040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多年中，他为名山古刹题碑作记几乎遍及天下，但纳兰在1685年就已去世。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佛道与儒理之煎熬中度过的。我们因而有理由认为：在思想上，纳兰与康熙是存在矛盾的。在现实中，纳兰与康熙也是存在矛盾的。徐乾学在《墓志铭》说：“外庭佥言上知其有文武才，非救且迁擢矣。”韩菼《神道碑》也说“中外咸谓君将不久于宿卫，行付于政事，是展其中之所欲施。”然而，这些只不过是“外庭佥言”“中外咸谓”，传闻而已。那么康熙任用纳兰为侍卫近臣的目的，只不过是把纳兰当作他实现某种政策的工具而已。这个政策，就是对汉族文人加以笼络。作为侍卫，纳兰除了跟随皇帝出巡，担任护卫外，还包括对一些学者，退职乡宦的言论、行踪进行关注，并且随时做一些代表官方的应酬，纳兰寄顾贞观的信中有“黄处捐纳事望立促以竣，不可以泄泄委之也”。致严绳孙也有“留仙事今已大妥，不必为念”等。纳兰如此奔走，一方面出于朋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执行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显然与纳兰的思想大相径庭。他虽满腹才学，满腔热情，却得不到统治者的重用，只被当作实现某种政策的工具，这对纳兰来说，不能不说是其矛盾痛苦之又一端。

（四）从纳兰对自己所处政治地位的态度分析一方面，他身为御前侍卫，有着满腹才学与热情，另一方面，他又无法让自己的才情得以施展，只是作为统治阶级实现某种政策的工具。当然，对于纳兰来说，给他造成痛苦最深的莫过于侍卫生涯了。如前所述，纳兰的抱负是“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然而，正当他准备做一番事业时，随之而来的侍卫生活却给他带来了一生的痛苦，改变他的一生。他的愿望是“辄欲得一官自试”，而不是“君日侍上所，所巡幸，无近远必从”，“上有指挥，未尝不在侧，无几微毫发过”的高级奴仆生活。在清初，侍卫这个官职只有镶黄、正黄、正白这三旗的将军之子，才有可能被授予。御前侍卫这一职务则“多以王公胄子勋戚世臣充之，满洲将相多由此出”。

然而这种职务实在是和差吏差不多，一切都要配合皇帝的一举一动。其生存时间和空间、活动的范围均受到严格限制。“无事则平坦而入，日哺未退以为常。”这种没有自身价值的生活远非纳兰所希望的，纳兰对这种生活自然是厌倦非常。一个多才多艺的相国公子，没能在应有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却在这样空虚无聊的生活中消磨青春，他怎能不伤心难过。他心灰意懒，写下了“年来踪迹，有多少雄心，几番噩梦，泪点霜华织。”(《摸鱼儿》)“高才自古难通显”的词句。然而，感叹和哀怨只能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教养却使他不得不孜孜不纳兰性德——能与南唐后主李煜比肩的短命词人409倦地勤于王事，对侍卫生活尽忠职守，终不能“脱屐宦海，学得海鸥无事，闲飞闲宿”，(《满江红》)他只能唱到“一身还被浮名束”。(《满江红》)在另一首《太常自题小照》中，他对逝去的远大理想进行了追念：西风乍起峭寒生，惊雁避移营。

千里暮云平，休回首，长亭短亭。无穷山色，无边往事，一例冷清清。试倩玉箫声，唤千古，英雄梦醒。全词充满了悲伤凄凉的气氛。表现出其英雄主义理想的破灭。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说：当人的努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或在接近这个目的，就产生快乐；当人的企求努力受到挫折或阻碍，不能达到或接近预期的目的，就产生痛苦。毫无疑问，这首词就是纳兰“生命在其离心活动进程中遭受阻碍的结果”，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断冲击的产物。渴望实现自己的理想、施展自己的才能以报效国家的愿望和这个愿望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矛盾冲突，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和冲击着纳兰。在他心中激起层层波澜，并凝结成一块块解不开、砸不烂的悲剧性情节。他告诉好友严绳孙：“弟胸中块垒，非酒可浇。”并发出“我今落拓何所止，一事无成已如此；平生纵有英雄血，无由一溅荆江水”的呼喊。徐乾学也认为“君自以蒙恩侍从，无所施展”。纳兰自22岁成为侍卫，直到去世时的31岁，近十年的最美好时光都在这样的矛盾和痛苦中度过了。对纳兰来说，这才是他一生中最为悲哀的。

（五）从纳兰的宗教信仰分析一方面，他编辑《通志堂经解》，弘扬儒理，体现他对于入世的渴望，但另一方面，由于自己宏伟抱负无法实现和侍卫生活的压抑，他又好像走上了消极遁世的道路。他在给严绳孙的信中说：“弟今于闲中，留心老子。”不仅如此，纳兰还把自己的词集命名为《饮水词》。况周颐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道明禅师答庐行者语，见《五灯会元》。纳兰容若诗词命名本此。”他还说“平昔紫霞心，翻然向凌烟，双吹凤笙歇，宛转辞群仙”(《拟古诗四十首》)，想做弄玉和萧史，骑鹤成仙，反映了道家思想。这个曾热衷从事编辑《通志堂经解》，把儒家性理之学奉为经典的纳兰已逐步偏向了佛老。且看这首《忆江南》：心灰尽，有发未全僧。风雨消磨生死别，似曾相识只孤灯，情在不能醒。在这里，他先是感慨现实，认为自己心如死灰，应出家为僧，摆脱烦恼，但却做不到。因为“有发未全僧”，对佛前“孤灯”也感到似曾相识，最后感慨自己终于还是为浮名和尘世所缚，不能皈依佛门，因为“情在不能醒”，表达了自己矛盾的心情。

作为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其身份和地位绝不允许他逃避现实。儒家思41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想始终在他的心里占主导地位，他在词中所表达的对佛道的向往，不过是一时的牢骚而已。他在口诵《楞枷经》时又说：“竺氏求空，不如吾道之物物皆实。”可见，他对儒理的信奉是主导的，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憔悴去，此恨有谁知，天上人间俱怅望，经声佛火两凄迷，未梦已先疑。”(《望江南·宿双林弹院有感》)现实不允许他真的“憔悴去”，然而天上人间都看不出有何乐处，经声佛火也没有消解他的凄苦和迷茫。他彻夜未眠，心里已经怀疑起来，乐土哪里有？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和消极避世的佛道思想，无时无刻不交织在他的内心。他对佛道心存向往，但封建伦理纲常在其头脑中根深蒂固，他不可能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不可能与封建伦理纲常决裂。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也是造成其多愁善感的主要原因。

（六）从文化成因上分析词是一种功能性的文体，常以柔婉的笔调、感伤的色泽、凄美的意境，表达人的悲剧性体验。词往往以离愁别绪、国仇家恨、男女相思等悲剧为题材。所以，词从它产生以来，其怨旷幽悲之音不绝，弥漫着士大夫沧桑世事、伤春离别的感伤情调。因而，以悲为美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悲情为美更是一种审美理想。而谙熟汉族文化，醉心于古典诗词的纳兰，对词的特点与特质的体认是深刻的。他认为词要“悲”要“雅”。可见，纳兰哀感顽艳悲情的抒写，离不开汉文化对其的沾溉、浸润，他也对汉文化给予了崇高的热情。从纳兰的词中，我们看到了他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无奈与悲凉，感受到了他无法超越的悲哀。历史文化使这位天才诗人过早地体验了“心字已成灰”的感伤，这种感伤正是其悲情人格的历史文化成因。

雍正——背负着太多历史骂名的雄才大略皇帝411雍正——背负着太多历史骂名的雄才大略皇帝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年号雍正，为中国清朝第五位皇帝，入关定都北京后的第三位皇帝，前后在位共13年。历朝历代的野史正传，雍正的形象从来不佳：他既没有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清太祖这些开国皇帝的雄才伟略，也没有汉武帝、唐宪宗、清乾隆这些继往开来者的振兴之才，留下的是一片不绝的骂名。

中国历史上正式登基在位的皇帝100多位，其中不乏执政几十年却默默无闻者。

雍正在位仅13年。却留下如此轰轰烈烈的骂名且经久不衰，上至官史正传，下至民间传说，足见其确有不同凡响之处。

其实，雍正帝是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皇帝，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勤于政务，锐意进取，颇有政绩。在史家眼中，雍正虽然污点较多，却值得充分肯定。然而，在民间老百姓心目中，雍正形象相对复杂。有时，英明神武、睿智聪明、从谏如流；有时，刚愎自用、残忍寡恩、嗜杀成性。作为清康乾盛世时期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作为清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皇帝，雍正一生背负着太多的历史责任和屈辱骂名。还在他生前，全国各地关于他的谣言就纷纷扬扬，说他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整整十大罪状。待到死后，又有“雍正无头”之类的传说，说他做了一流侠客吕四娘的刀下之鬼。一个皇帝，能在生前死后得到如此丰富的恶谥，实属罕见。然而，以执着、勤力、固执、忍耐为性格特征的雍正皇帝从未放弃过成为伟大皇帝的梦想。

一、雍正的奋发有为大清王朝自定鼎北京，直到末代皇帝溥仪(宣统)退位，共历十帝，雍正是第三帝。清朝最受后人推崇的皇帝，首推康熙，其次是乾隆，史家把他们的功业和开创的繁盛时代誉为“康乾盛世”。其实他们之间还有个雍正，他上承其父康熙(圣祖)，下传其子乾隆(高宗)，祖孙三代保持了治国大政的连续性，各有开拓，各有创造。

这是自清入关后，战胜艰难险阻，冲破惊涛骇浪，国势日趋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应叫作“康雍乾盛世”。

不论从康乾盛世的形成过程，还是纵观整个大清王朝，雍正朝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雍正皇帝在忠实地继承了康熙开创的帝国事业的基础上，又向前推41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进了一大步，为后继者乾隆的继续发展铺平了道路。可以说，如果没有雍正的奋发有为，就没有乾隆朝的鼎盛辉煌，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康乾盛世”，更不可能有以后清王朝的长治久安。

（一）政治体制方面1.首重吏治，刷新政风。康熙开创了盛世局面，但晚年以后，尤其是在他最后十年，由于天下承平日久，颓风渐起，吏治松弛，钱粮亏空，国家财政储备每年都在减少，而朋党斗争却此伏彼起，甚嚣尘上，国势逐渐呈下降之势。雍正帝洞悉时弊，继位之后，一改其父晚年为政宽纵之风，以政治家的睿智、胸怀、胆略，力挽狂澜，匡正时弊，重振雄风。针对吏风败坏的情况，从严从速整顿。康熙为政，历来主张“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到了晚年，遇有官员犯法，则是能宽则宽，能免则免，以致于奸宄（guǐ坏人）佞臣心存侥幸，屡屡犯禁。雍正帝则从实际出发，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年羹尧以拥戴雍正、平定青海叛乱等为功，日益骄横跋扈，目无律例法纪。到雍正三年，问题暴露，获罪92款，其中贪渎之罪18款、侵蚀罪15款。如，接受经他题补官员的“感谢银”40余万两、冒销四川军需银160余万两，等等。他通过贪污、挪用、侵占、受贿、强夺等手段，积累了巨额赃私，还经营房地产、典当、木材等生意，所聚不义之财数不胜数。其罪本应斩首，但雍正帝不忍杀他，遂改为“自裁”。拥戴雍正的首功大臣隆科多，是雍正的舅舅，权势显赫，无人可比。但他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雍正对此毫不留情，将他逮捕入狱，定罪41款，但网开一面，留下一条性命，判为永远监禁。雍正敢于将身居高位的年、隆两人依律治罪，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至于对其余的各级贪官污吏的处理，可想而知。后人多认为雍正用法苛严，不念旧情。打击贪官污吏、澄清吏治等措施的实施，既解决了财政危机，又革新了政治局面。雍正反复讲“吏治不清，民何由安!”不断申明:“朕唯国家首重吏治。”自雍正三年（1725）后，吏治渐有起色。八年（1730）四月，雍正说：近年以来，我留心体察内外文武大小官员，奉公守法，各勤本职者多了起来，“朕心深为嘉悦”。显然，他对自己8年来澄清吏治所取得的效果是满意的。直到他去世时，官员犯法行贿的事明显减少，好官、清官大量涌现，雍正帝大力表彰，树为榜样。如，河南巡抚田文镜洁己奉公，雍正帝召集满汉大臣百官，评述其业绩，称他：“实为巡抚中之第一。”惩贪与表彰清官同时进行，已表现出雍正帝作为政治家的本色。雍正帝首重吏治，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为他施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雍正一朝，也是吏治比较清明的时期。由于他的严苛，文武百官贪污雍正——背负着太多历史骂名的雄才大略皇帝413腐败、作恶多端的行径比较少。

2.创设新制，巩固皇权。雍正帝富有政治家的才能，在位时间虽短，颇多发明，给清朝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首先是巩固并发展君主专制体制。这应该是雍正帝在政治上的一项重大创建。这里，不能不提到他与八弟允禩等诸兄弟的斗争。人们常以“骨肉相残”来指责雍正帝残忍。事实上，这不是兄弟感情的问题，而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以允禩为首，有九弟允禟、十一弟允?、十四弟允禵为成员，是一个政治集团。它的存在，与雍正帝强化皇权极不相容；打击过火，又不一定妥当，但把他们从政治舞台上清除出去，势所必然。雍正帝正是在清除允禩集团、惩治年、隆两权臣的过程中，巩固了皇位，提高了皇权的绝对权威。在此基础上，于雍正七年(1729)独创军机处，使中央体制及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本由内阁及六部等部门奉旨承办的事，改由军机处直接承办。一句话，军机处成为中央权力的“总汇”，但其权属皇帝，它只是皇帝的办事机构，不再受各部与内阁的约束。

这样，皇帝把一切权力集于一人之手，达到了高度的专制。其次是建立密折制。他规定：在京的满汉大臣、外省的督抚、提镇等中央与地方官，均实行“密折”制，即秘密陈奏机密要事，主要是揭发官员们的不法事。特别要求在京的科道监察官员每人每天上一道“密折”，只说一件事，不论大小事，都要据实写明。这一制度，使群臣相互监督、相互揭发，都在雍正帝的掌握之中。有些学者斥其为“特务统治”。

其实不然。在封建时代，对各级官员实行明的或暗的监督促其自律，是必要的。再次是秘密建储。为防止皇位争夺造成内乱，雍正帝将传统的明立太子的做法改为秘密建储。雍正元年（1723）八月，他宣布了建储的新规定：由他暗定储君(太子)，将名字亲写，藏于匣内，放置在乾清宫“光明正大”匾额的后边；他还另密写一份，密封于匣内，随时携带。当他的生命行将结束时便随即打开，公布继承人。此制一直沿用到清末，再没有发生争储的斗争。最后是建立高薪养廉制度。俸禄太低是明清两朝官员贪腐的一个重要原因，雍正在举国上下穷追赃款、整顿贪官时也在思考采取“高薪养廉”举措，税收由国家明令收取并制定统一标准、统一上缴国库，然后按比例返还，这不仅使官员们的收入迅猛增加，贪腐之心大为收敛，而且尽职工作的劲头更足。

3.改土归流，整肃周边。雍正帝关注边疆，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是他又一项重大的制度改革。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四川诸省与相邻的湖南等地，是壮、黎、苗、瑶、彝多民族聚居之地，千百年来为世袭的土司所统治，41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生产力水平低下，大多“刀耕火种”。而土司制极端落后、腐朽、野蛮，实行残酷的压榨和剥削。同时，土司常常同中央对抗，引发军事冲突。雍正帝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意进行改革。雍正四年(1726)，他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实施“改土归流”：废除土司世袭制，改由朝廷选派命官管理地方，直接纳入中央的管辖之下。

很多土司抗拒改制，挑起大规模的战争。但都失败了，直到雍正十年（1732），基本实现了“改土归流”。这是西南地区沿袭千百年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实质上也是一场社会革命，推动了西南各少数民族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二）经济体制方面1.清理亏空，充盈国库。雍正帝在清理康熙晚年钱粮亏空时，查明了各级官员对国家资财的侵贪是造成钱粮亏空的根本原因。据统计，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到雍正元年（1723）11年间，几乎无省不欠，以江苏省拖欠最多，达881万两。国库钱粮不翼而飞，皆被各级地方官挪用、侵吞。雍正帝洞悉了各级官员侵吞钱粮的种种手法，制定了相应政策，解决了这一老大难问题。康熙时，对负有钱粮亏空责任的官员，至多“革职留任”。雍正元年（1723）二月规定：以后凡亏空钱粮各官，一律革职，并由本人负责“追还”所欠钱粮。三月，又加重处分：各州县官亏空钱粮，由其选任者，如督抚、布政司分担赔偿的责任。雍正二年(1724)八月，责成刑部制定了更为严厉的处分：自今以后，有挪移银一万两以上至两万两者，发到边卫充军；两万两以上者处斩，限一年补赔，予以免罪，最迟限三年赔完，如不能全完，将未完之数，照例治罪。处分确属严厉，但雍正帝重点打击的对象，就是因贪污、勒索而造成亏空的官员。雍正帝雷厉风行，大张旗鼓，清查各省及中央各部门钱粮亏空，发现一个，处理一个，革职抄家，如数赔偿。经数年整顿，康熙晚年亏空的钱粮基本追缴完毕，凡百姓欠的，大都宽免。雍正帝特置“封椿库”，放在内阁东侧，凡一切赃银等皆贮于内，至雍正末年，已达3000余万两。各省应征的钱粮按时征收，故仓廪充实。据报，“积贮可供20余年之用。”(《啸亭杂录》)2.摊丁入亩，轻徭薄赋。雍正帝在经济上的重大改革，主要是将赋税征收改为“摊丁入地”。封建社会的赋税，包括地税和人丁(人头)税两大项。明万历年间开始实行“一条鞭法”，将实物税与差徭折成银两缴纳。雍正帝在此基础上，把人丁税并入地亩税中，按地亩多少纳税。以康熙五十年（1711）各省人丁为常数，将丁税数额均摊入粮税之内，其后新增丁口不计税。“摊丁入地”是封建社会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它取消了千百年所实行的丁口税，减轻了广大农民的负担，也雍正——背负着太多历史骂名的雄才大略皇帝415使历代编审丁户渐失应有之义，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便“永行停止”编审丁户，使人身获得了自由。

3.“除贱为良”，消除歧视。清自入关以后，包括乐户、堕民、疍（dàn）户及世仆等，被称为“贱民”，世代相袭，不得改为其他职业。社会视他们为“非我族类”，而被打入社会最低层。自雍正元年始，雍正帝先后下令，将他们“改籍为良”，即允许他们另谋生业，一同编为民户。如生活在广东水上的疍户，废其贱民身份，可以登岸居住，鼓励他们垦荒种田。

（三）雍正帝的个人魅力1.励精图治，勤于政事。纵观中国历史，雍正并非最好的皇帝，但称其为最勤奋的皇帝一点也不为过。雍正在位13年，有《朱批奏折》360卷、《上谕内阁》159卷，还有《上谕八旗》等巨帙，洋洋数千万言。据现存《清史稿》《故宫档案史料》《雍正朱批谕旨》等记载，其批阅奏折、文诰、诏书、圣谕等以万计。不说其他，仅此一个数字，就能体现其勤勉程度。“当整个帝国都进入了梦乡的时候，圆明园中的雍正却仍然在工作。根据大清律例，三品以上的一千多名高级官员都可以直接给皇帝写密折，表达他们的想法。这是雍正和他的高级官员们一种重要的沟通手段，皇帝必须在每个奏折上都写下自己的意见。”据史料记载，一年当中，雍正只在自己生日那天才会休息。他在位的13年批阅过的奏折多达40000余件，留下的满汉文朱批谕旨有几千万字，平均每天下笔七八千言，他每日批阅的奏折，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要多，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不足四个小时。雍正帝的生活很严谨。他不事享乐，在位13年从不出游，不狩猎，不搞盛大的庆祝活动。他日常生活的范围，不是在森严的紫禁城，就是到近处的圆明园住一阵儿。他每天所做的，基本是定时或随时召见臣属，批阅奏章，一丝不苟，从不偷闲。他才思敏捷，颇具辩才，引经据典，出口成章；下笔如泻，挥洒自如，语言犀利，一针见血。清史研究的先驱孟森先生不禁感叹：“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雍正)者。”(《明清史讲义》)清史权威郑天挺先生也倍加赞扬：“他(雍正)对自己的职务毫不懈怠，做到了‘今日事今日毕’。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清史简述》)雍正在位13年，老百姓的赋税比较少，负担相对比较轻，基本保持温饱状态。这在当时，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2.意志刚强，办事果断，又富于感情。雍正帝跟臣下的文字往来，批答奏本，41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常有诙谐，读来成趣。最重要的是，他有思想，闪耀着智慧的火花。他的关于“名与实”之辩、满洲与直隶辩、满洲与尧舜之统的关系等，议论精辟，见解独到(以上见《清世宗实录》)。康熙去世，他首先作出评价：论继统，当为守成；论勋业“实同开创”。《清史稿》也以此评作为对康熙的总的评价。今天研究康熙的学者也未作出如此精确的评价！说雍正是思想家亦不为过。

3.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雍正帝的军事指挥才能，毫不逊色。除了上述“改土归流”过程中同土司们的军事斗争外，更有在西北地区青海反击和硕特蒙古罗卜藏丹津叛乱中表现出的卓越的军事才能。继之，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清军再次扬武西北，激战五年，于雍正十二年（1734）双方停战。雍正帝并未亲自上前线，但他的决策、军事部署和作战方略，充分显示出他的胆识、魄力与军事才能。

4.生活俭朴，没有不良嗜好。雍正一生不嗜烟酒，生活俭朴，没有不良嗜好。

雍正一朝，与其他朝代相比，其后宫妃嫔是最少的；后宫内侍、宫女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多次发放年长的宫女出宫回家。雍正自幼喜读佛典，广交僧衲，深通佛理。佛法修行讲“戒、定、慧”三个字。雍正尤其在“戒”字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戒掉了自己所有的私欲，一心从政、一心为国、一心当个好皇帝，他的努力和勤政为大清朝的百年基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雍正一生，生活非常节俭。一次，出任外官的李卫回宫，看见雍正用膳，只见膳案上放着一盘烧豆筋，一盘芹菜爆里脊，一盘清蒸素丸子，一盘炒豆芽，饭也只是一碗糙米。李卫一边行礼，笑着说：“奴才以为主子已是皇上，怎么如此节俭??

如今外任官，别说奴才这么大的官，就是州县官，正餐也不至于这么寒碜。”“朕实有四海，贵为天子，何物不可求？何膳不可进？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雍正慢慢嚼着米饭，将剩下的豆芽连菜带汤倒进碗里，吃得干干净净，指着那盘一筷未动的芹菜里脊吩咐：“这菜午膳回锅热热，朕再用。”还有一次，雍正微服夜巡黄河大堤时，肚子饿得难受，来找河南总督田文镜弄点吃的。田文镜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当时，别说吃的，就连干净水也没有。看到田文镜如此为难，雍正安慰道，你平常不吃饭么？谁要你备八珍席来着？随便弄点热汤就行了。于是，田文镜用盆子接了些雨水，做了烙葱油饼、凉拌粉丝来款待皇上。

雍正不仅自己生活简朴，对家人也是如此。其母一直想吃一口荔枝，但到死也没能如愿。朝廷还规定钦差回京，不设公筵，以廉俭昭天子之德。

雍正——背负着太多历史骂名的雄才大略皇帝417正是雍正自身的节俭，影响了一批清官。雍正的老师朱轼清贫一生，来客人连茶叶都备不起。身为两江总督的李卫从没有设筵请过客。一次，邬思道一家从很远的地方来看他，他不亦乐乎，备“席”请邬思道，还专门请尹继善来陪客。尹继善和李卫共事以来，还是头一回和他坐在一起吃饭，看一看“席”面，只有简单的六个菜：烧豆筋，青椒炒黄花，凉拌粉丝，红椒炒豆芽，只有一条清蒸鱼和一盘炒鸡蛋算是荤菜，不由感慨：想不到李卫如此节俭！

当然，雍正帝也有不好的地方。雍正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专制主义，苛察士大夫的思想倾向尤其严厉，大兴文字狱，其惨烈状况，多受后人指责。文字狱发端于康熙初年，盛于雍正，至乾隆中期后，渐行停止。文字狱无疑是雍正帝的一个污点，也是康乾盛世及整个清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历史记录。另外，雍正帝迷信佛道，在宫廷装神弄鬼；他讲“祥瑞”，为自己歌功颂德。说到他的残暴、狠毒、狡诈，也是他严猛为政，树敌太多，得罪诸兄弟、权贵及知识分子而招来的诋毁。

二、雍正身上背负的不公正评价（一）“篡位”说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雍正私改传位诏书，篡得皇位。这个说法的根据是：雍正继位，并未在康熙去世的那一天宣读传位诏书，而是令九门提督隆科多紧闭城门，在第二天宣读了诏书，而且全城戒严数天，于是趁机把诏书的内容“传位十四子”改成了“传位于四子”。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从历史上看，清代皇帝的传位诏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其文字内容是满汉合璧的，改了汉文改不了满文，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按清代皇家诏书书写制度，必须在儿子的前面加写“皇”字，还要说清楚他的名字、封号。十四皇子胤禵当时拥兵西北，正在平定叛乱，封“大将军王”，而且，其本身还曾被封“贝勒”。如果传位十四皇子胤禵，康熙皇帝的传位诏书不可能不写明其封爵和名字。或者说根本没有传位诏书，这也是不可能的。康熙皇帝是位绝世聪明者，8岁继位，12岁擒鳌拜，18岁削三藩，收复台湾领土，平定准、回叛乱??在位61年，一辈子历经无数惊涛骇浪，游刃于权轧阴谋矛盾之中的天纵之才，不可能在传位如此重大的事件中，出现马虎和疏漏。另外，单从文字角度讲，也有两种不可能，其一，汉字简化问题。现在我们使用的文字，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推行普通话而颁布实施的通用简化汉字。在这以前，中国文字都是以繁体汉字的形式出现的。“传位于”三个字在过去，起码在清代，其繁体书写应该是“传位於”。其二，汉语语法问题。在古代汉语中，“於”作为介41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词，作为动词的后缀，这种语法是固定的。“传位於”三个字由动词“传位”和介词“於”组成一个介词词组，后面接宾语。因此讲，在古代，起码在当时，这种文字上的变化，或者说修改，也是不可能的。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说雍正皇帝篡改传位诏书从而继承皇位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所谓“篡位”这条罪状也是无法安到雍正的头上的。

之所以会出现“篡位”之说，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清兵入关，满族人统治中国200余年，无论其功过是非，单从汉族人的心理上讲，是难以接受的。所以，从来没有哪一个朝代更迭时，像清朝时那样，各地的反清活动此起彼伏，且一直延绵不断。而且，清代的反清活动不仅有军事上的动作，像以明王后代为主的“官军”、帮派组织，甚至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失败后的义军等。同时，还有大量的文化反抗活动。特别是江浙一带，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化人黄宗羲、吕留良、查嗣庭、钱名世等，都以不同的形式对抗或公开反对满人的统治。所以，在清朝，由文字引起的矛盾冲突也特别激烈，“文字狱”是清廷对文人和文化的极大摧残。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人对于清朝这个“似乎”不是“正统”的统治，产生各种各样的猜忌、杜撰和讽刺，都是可能的。“篡位”一说，就是产生于这样的时代，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结党营私，密谋储位说为取得储位斗争的胜利，胤禛进行着有计划有纲领的经营。为扩展力量，胤禛破坏了康熙不许结党的规定，千方百计招揽官员，经过胤禛的多年经营，形成了一个小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有：年羹尧，他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出任四川巡抚，康熙五十七（1718）年升四川总督，康熙六十年（1721）任川陕总督，为康熙所信任；魏经国，康熙末年（1722）为湖广提督；戴铎，康熙末年（1722）官至四川布政使；隆科多，康熙五十九年（1720）出任理藩院尚书，兼管步军统领??还有十三皇子胤祥，他与胤禛关系最为密切。胤禛这个集团人数不多，身居要职的也有限，但拥有步军统领、川陕总督等人的助力，为胤禛胜利赢得储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间盛传：“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康熙是被胤禛毒害死的吗？康熙因太子的问题，一直防人暗算，他讲“五福”中“考终命”为难，说明他的警惕性极高。病人喝参汤，确是当时人们的习惯，但具体到康熙又不一定适用。康熙久病缠身，患了重感冒，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加雍正——背负着太多历史骂名的雄才大略皇帝419之高龄体虚，可能引起并发症，导致较快死亡。

胤禛的继位是否具有合法性？当时甚至现在的社会上都议论丛生，说他违背乃父意志，篡夺胤禵的皇位。而胤禛却说他承父命继位，最有权威的证据是康熙亲写的遗诏，但是从遗诏原件看：书写比较草率，有四处涂抹，甚至有一个错字。这些虽没影响原意，但也说明是仓促间写成。在康熙弥留时，《清圣祖实录》记载胤禛奉诏至畅春园，二次觐见，康熙告诉他病情转重。在斋戒期间，负祭天重任，如果不是专门召唤，是不能离开斋所的。可见胤禛多次觐见父皇，必是康熙所召，这件事可作为传位胤禛的侧面证明。

康熙经常讲择个坚固可托之人为嗣子，“天心默定，神器攸归久矣”，《清圣祖实录》就认为这个人是指世宗皇帝。这可能是胤禛性格的刚毅与康熙的要求相同的原因，这也可作为胤禛承父命继位的一种说法。

总之，胤禛讲康熙遗言传位给他，并没有留下令人确信无疑的材料，但是联系康熙生前比较看重他的情况分析，在弥留之际传位给他，并从斋所召其至畅春园继位是完全可能的。

胤禛终于结束了45年的皇子生活，由名义上的“富贵闲人”、实际上的党争忙人，变为“真龙天子”，开始实施他的新政策，以此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

（三）性格“阴骘”说这一种说法主要指雍正皇帝性格孤僻，做事阴狠毒辣、不择手段。其实，这种说法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从特定的历史条件看，皇帝自有皇帝的威仪。在古代，从来就有“无威不成官”之说。像宋代的包拯，历来有“包黑子”之名，其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假如说让他嘻嘻哈哈，性情温和，一副笑弥勒模样，他怎么能够下陈州、铡驸马、打銮驾。关键还是观念上的原因。包拯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官员，在他身上寄托了老百姓太多的希望和理想，老百姓希望封建时代的官员都能像包拯一样清正廉洁，大公无私，为百姓申冤做主；盼望国家能够在这样官员的治理下国泰民安。而雍正作为一个皇帝，是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况且又是一个“非正统”的满人，因此就会产生许多偏谬。古来就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说，说明老百姓在内心深处对于最高统治者存在一种反抗和不服的心理。另外，皇帝作为一个朝代的代表人物，他本身又具有神秘和象征的意义。老百姓在皇帝身上寄寓了很大的愿望和幻想，希望每一个皇帝都似“尧舜禹汤”，个个“文攻武略”，无所不能。相反，对于一切贪污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行为和现象，不论其42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原因和结果，都把它们作为皇帝的失误来看待。过高的期望往往产生过度的失望。

所以，普通老百姓宁愿拥戴一个“所谓”的“清官”，也不可能拥戴一个很不错的“皇帝”。千人千面，人人都有不同的性格。雍正也是一个人，性格孤僻、冷面，是一种特质，是每一个人都可能存在的特性，不能强求一律。康熙皇帝在位61年，对于臣下过于放纵，特别是在他晚年，吏治松弛，国库空虚，民风懈怠。再者，康熙朝两废太子，诸皇子争权，几近倾覆。在这种情况下，不实行高压的政策，就难以稳定朝纲，大清的江山有可能在血雨腥风、四分五裂中垮掉。因此，雍正继位，更新吏治，实行新政，平息各地的叛乱，镇压诸皇子的权争，是不得不为的。再者，历雍正一朝，四方偃平，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国库充盈，吏治更新，为后来的“乾隆盛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作为”与“不作为”说史称“康乾盛世”，历来把康熙王朝和乾隆王朝相提并论，比作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盛世。然而，作为起到承前启后重要作用的雍正王朝却没有得到公正的历史评价。“康乾盛世”实际上应该称为“康雍乾盛世”。雍正帝其实是很有作为的一个皇帝，绝不是不作为，或没有作为的皇帝。雍正继位时，国内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矛盾。首先是边疆的叛乱没有平息，四方的反清活动仍然不断，白莲教、天理教等起义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其次是政局不稳。以八阿哥胤禩、十四阿哥胤禵为首的不同势力，在放弃了争夺最高权力的同时，又开始扶持雍正的二皇子弘时的势力，以期二皇子弘时能战胜弘历(后来的乾隆皇帝)，继承皇位，以便取得似太上皇的尊位，挟持朝纲。再次是雍正继位，国库空虚，仅存不足700万两白银，维持朝廷的正常运作已属难为，应付四方灾害、出兵平叛等，明显捉襟见肘。最后是吏治松弛，百官贪污受贿盛行，且拉帮结派、党争不断??在这样危机四伏、矛盾错综复杂的环境条件下，能够保持平稳、安定，不出现大的动乱、危机已属不易。但是，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愈发显示出雄才大略的雍正皇帝的才干与胆识。继位伊始，他首先弥补国库亏空，借平抑国库之机，查处了以山西巡抚诺敏为首的一大批贪官污吏，使得朝廷财政得以迅速缓解，而吏治为之一振。然后，他选派能吏到全国各地，推行新政：实行“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化当差”“火耗归公”等措施。一面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一面整顿吏治，惩处一大批不称职或罪大恶极的官吏。经过一番努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使国库银两就达到了5000万两，各地的经济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在缓解了外部压力的同时，雍正皇帝着力解决内部矛盾。

雍正——背负着太多历史骂名的雄才大略皇帝421他不计前嫌，充分发挥众兄弟的才能，任命八阿哥允禩为上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暂时缓解了矛盾冲突，使得朝廷内部暂时出现了平静的局面，为新政的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稳固皇权冷酷无情说雍正在政权稳固后，对曾经与他争夺皇位的皇子们展开了激烈的打击与报复。

雍正先后对皇十四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三子进行打压，最终丧命的丧命，圈禁的圈禁。从派系上看，主要打击的是皇八子胤禩集团。皇八子胤禩在雍正四年，被削籍、革爵，并改名为“阿其那”(据说是猪的意思)，最后被迫害致死。

皇九子胤禟先被发配西宁，雍正三年被捕，雍正四年被改名为“塞思黑”(据说是狗的意思)，被折磨而死。皇十子胤?，雍正元年被禁，直到雍正死后才被乾隆放出。

皇十四子胤禵在雍正四年被拘，也是直到雍正死后才被放出。

在消除皇子夺权的顾虑之后，雍正又担心功臣威胁皇权。年羹尧和隆科多曾为雍正争储立下汗马功劳。雍正继位后，一方面对他们恩宠有加，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尾大不掉，对自己的皇权构成威胁，因而又伺机置他们于死地。而年羹尧和隆科多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自己的灭亡。皇十四子被召回京后，年羹尧实际上掌握了西北军政大权，但他只知进不知退，在官场礼仪中，处处仿效皇帝的排场，招致群臣攻击。雍正抓住这一把柄，迅速将年羹尧治罪。为免担“诛戮功臣”的骂名，暗示群臣为年羹尧罗织了92条罪状，最后令其在狱中自裁，并斩其子年富，其余15岁以上的儿子都发配边疆。与年羹尧相比，隆科多稍显老道，为争取雍正网开一面，他提前交出了京师军权，因此境遇稍好，但最后免不了被圈禁，抑郁而终。

雍正为稳固皇权，不惜一切手段清除种种威胁，这一面因多年的争斗中积累的冷酷无情，另一面也显出这位年龄与心理成熟的执政者对于权位的强化。

三、雍正身上背负不公正评价的原因分析（一）雍正残忍寡恩、嗜杀成性的形象雍正在世时，非法上台之说当时在民间就已经甚嚣尘上。曾静劝岳钟琪造反的案子，使雍正感到了上台是是非非的严重性，觉得有必要向大众澄清事实。为此，雍正亲自出马，编撰了《大义觉迷录》以自辩。不料定调时真假混于其中，结果是越涂越黑，不仅没有达到澄清事实的目的，反而给人以口实。雍正的死也是一个谜，主要是正常暴病而死和非正常死亡两种说法。民间流传较广的是被吕留良的女儿吕四娘刺死一说，说是吕四娘为报父仇，混入圆明园，将雍正刺死，并割去了雍正的头。

42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不合法的上台与恶有恶报的杀死，是一些人对雍正后半生的逻辑解释。雍正自身性格和做法的复杂性，加重了雍正之谜的复杂程度。比如，他死后葬于清西陵而不是清东陵，就颇为让人费解。雍正之所以在大众眼中是一个残忍寡恩、嗜杀成性的形象。原因主要有：第一，雍正对于异己的肉体消灭耗时很长，这就为对手传播历史真相或任意曲解历史真相留下了足够的时间，关于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版本的描述就有了存在空间。第二，雍正并没有用足以使大家信服的描述来很好地统一大家的认识，反而弄巧成拙。第三，雍正时代的资讯相对发达，留下来的不同史料实在太多，不仅有官方的，还有半官方的、民间的。所有这些，对雍正的大众形象的塑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特殊的年代造成了雍正复杂的性格纵观雍正的一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登基，二是治国。恰是众皇子争夺皇位、朝廷吏治腐败之极之时，这个年代造就了雍正复杂的性格。

中国是个官本位观念、制度根深蒂固的国家，当官是实现个人自身价值的最高体现，封建社会最高的官就是皇帝。为了争夺皇位，历朝历代演绎出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宫闱之战，甚至到了杀父弑兄有悖人伦的凶残程度。康熙在定废太子问题上的轻率无度，加剧了众皇子的夺位之争。雍正诚然是个济世救国的君主，但如得不到皇位，其一腔抱负终将付诸东流，夺得皇位是其治国平天下的必要前提，此举意在为民为国。当值得大书特书。但雍正的敌手，一边是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几十年的太子，一边是结成一党且有众多羽翼的阴险狡诈的八王，后又杀出个握有重兵、桀骜不驯的十四子。连号称雄才伟略，少年即显帝才的康熙都难以决断，雍正如何去争？如没有些杀伐决断的残酷手段、非常手段，何来皇位？汉吕后杀戮功臣以巩固其统治是非常手段，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杀兄夺位是非常手段，武则天废夫杀子以建大周是非常手段，明成祖朱棣起兵南下“清君侧”，一把大火烧了南京皇宫，逼得明惠帝下落不明，自己取而代之是非常手段??封建社会皇权统治下的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这些非常手段或使一些人功成名就、流芳千古，或使一些人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如没有些钩心斗角的谋略、少几分寡淡亲情的冷酷、缺几手置人于死地的凶狠，要夺得皇位，无异于痴人说梦。事实上，雍正正是集这些本事于一身。清代帝王中，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为时间最长者，而记载其实业的“实录”，在清诸帝中却是最短者，何也？雍正编修之故也。雍正为了掩饰其在争夺王位时的种种劣迹而故意删除。

雍正——背负着太多历史骂名的雄才大略皇帝423雍正登基后，面对的不仅是八王党、十四子等宿敌，还有整个朝廷的腐败官吏，还有世祖遗传的种种陋制。是一人以对天下，如没有些非常手段，到手的皇权也会得而复失或大权旁落或帝位虚位。汉献帝如此，唐高宗如此，明惠帝也是如此。雍正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何况在他身边确曾发生了八王联合八大铁帽子王逼宫的事情。

此时的雍正已大权在握，要想克敌制胜，要想实行新政，当然会充分利用这杀伐决断的至高无上权力，结果自然是用权无忌，较之以往，其凶残狠毒更甚。雍正从康熙手中接过的是一个国库空虚、官吏腐败的烂摊子，而留给乾隆的却是一个国库充盈、吏治清明的基业，其间仅十三年。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统治的一人治天下的特定制度下，判断一个皇帝的好坏当从大处着眼，即心用于何处。是国事民生还是私人小利，至于治国的手段、方略，倒在其次。毋庸置疑的是，雍正是个一心为国、一心为民的皇帝，他的玩弄权术、冷酷凶残、时时设防以至多疑，是在那个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其登基、治天下的必然手段，甚至是保全自身性命的必然手段，凭此并不能否定雍正的功业。同样，不能因为肯定雍正的功业就否认他的种种劣迹，何况这劣迹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劣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当然有失偏颇，但褒其一点不及其余同样不足取。

（三）多面人格下的政治机器1.性情中人雍正帝的房间挂着一幅写有“恩谕戒急”的四个大字。

登基以来，每当处理政务，或召见大臣时，遇有不称意的事情，雍正帝总是强压怒火，尽量把急躁的情绪降下来，毕竟其父康熙帝多次对此提出诫勉：“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谕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知子莫若父，康熙的儿子们性情各异，禀赋不同，加之宫廷特殊氛围成长下，巨大的权力宫墙阻碍了亲情，以至于出现了“九子夺嫡”这样的政治危机，严重损害了不可一世的康熙的亲情观。雍正隐藏自己所有缺点，只为兄弟们一个个斗争沦陷后，他坐收渔利。

雍正皇帝曾说，父亲曾评价他“喜怒不定”，对自尊心极强的胤禛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几年后，他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恳切请求，能否将这一评语收回：“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请将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他周旋于父皇和各个兄弟之间，尽全力把自己打扮成寡欲、温厚、孝顺、稳重的形象。正如他后来承认说：“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42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登基之前，雍正极其爱惜自己名声，尽一切手段消除档案污点，但是他的身上，表现出太多的与众不同。他自知而又自大，有时欣喜大笑，有时叹息流涕；有时兴奋，有时沮丧；有时天真，有时世故；有时传统守旧，有时前卫新潮。这些性情与九五之尊的皇帝形象判若两人。总而言之，雍正皇帝，是古往今来帝王中的一个异类。

朝鲜使臣于雍正元年(1723)回国，向国王报告，亲见雍正“气象英发，语言洪亮”。这年雍正45岁，年富力强，《世宗实录》里也称他“音吐洪亮”，说话嗓门很高，恰恰证明了他精力充沛。

通过品读《雍正朱批谕旨》这一被后人称作“天下第一痛快书”的雍正亲笔御批，仿佛看到了一个极其率真、天真的雍正。

在给臣下蔡珽的批示里，掩饰不住雍正帝的笑点：“李枝英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有面传口谕，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矣。”自己笑得如何，一定要让别人知道，这种颇有趣味的政治家实在不多见。有时，他会在谕旨里自谦道:“朕之自信，有时尚不及鄂尔泰之深。”在给王国栋的谕旨里，他发现自己弄脏了奏折，特意写上“此朕几案上所污，恐汝恐惧，特谕”。有时遇到看不起的臣下，就要讽刺一番，在给伶吉图的谕旨里这样嘲弄他说：“知人则哲，为帝其难之。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这样人!”在给胡凤翚（huī）的评语冷嘲热讽地说：“多赏你些，好为你夤（yín）缘钻刺打点之用。”雍正帝有时直抒胸臆，酣畅淋漓地表达自我感情，在给布政使张圣弼的批示里这样写道：“该！该！该！该！只是便宜了满丕等，都走开了，不要饶他们，都连引在内方畅快！”一连用了四个“该”，可见其何等性情。

雍正皇帝是个典型的工作狂，除了研究政务以外，还是一个理论修养极高的专家级人物，宣谕全国的《大义觉迷录》，雄辩滔滔。他对文玩十分感兴趣，有一次有大臣呈进灵璧石磐（pán大石头），他不满意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磐声音甚好，但‘太古之音’四字刻法不好，或者改做八分书，或去平。尔等酌量做。再绦（tāo）子甚长，做短些。架子不好，另换架子。”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雍正皇帝戴假发扮洋人的画像非常具有特色，不仅如此，他还于雍正十三年(1735)下旨“做像西洋人黑胡子”一件，八月初三做完送给他，也是他去世前的最后一个装饰品。

雍正——背负着太多历史骂名的雄才大略皇帝425雍正皇帝的嗜好十分古怪，比如将某物改成另一物。鼻烟壶改成水盛，“将口开大些，做水盛用。”狮子改洋狗：旁边的狮子不好，着改做西洋狗。图书改镇纸，“将字磨去，配做压纸用。”痰盂改棋盘，“着将此痰盂改做大棋盘，铜镀金里子拆下，另配做紫檀木痰盂。”这些特点可以发现，他是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又是性格善变、做事极端认真的人，见到养心殿东暖阁地砖色调不合，即命更换。

2.治国理政在兄弟们为皇位争得不可开交之际，他却给外界一个不问世事、看世事如浮云的超然印象。这期间，他频繁与僧人们来往，除此之外，他便专注读书，把赏心悦目的文字辑录成集，名为《悦心集》，倾力打造“天下第一等闲人”的形象，以避开政治旋涡。然而，他的心何曾安静清闲，只不过用这种障眼法去遮住对皇位更为迫切期盼的内心。

从“天下第一闲人”到“天下第一忙人”的身份转变，他自己也改口颇为自得地说：“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自负之情可见一斑。

康熙晚年由于倦政，实行“宽仁”之政。这些在雍正看来，宽仁之政无非是懈怠的废弛，帝国的机器和零件蒙上了厚厚的尘垢，为此他将操起权力的工具，开始重新打扫，努力建设一个新的政治局面。正如大臣李绂（fú）所说：“雍正改元，政治一新。”雍正皇帝改革的胃口很大，“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zhu?），则天下永享太平。”为此他决定将自己变成永不停歇的工作机器。

雍正帝理政一周年之际，他告诫臣工说：“为治之道，要在务实，不尚虚名。”这样才能“筹国是，济苍生”。雍正帝批田文镜的朱批很有代表性：“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密折制度的发展沿袭，让雍正帝编织了一张巨大的情报网，掌控了官员的动态，在军机处的紧密配合下，雍正帝处理政务虽然繁忙，却井井有条。他喜欢群臣互相告密，正如他自己所说：“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啸亭杂录》讲了这样的事情：一官入都引见，购置新帽子，为熟人所见，告知其故，次日引见时，免冠谢恩，雍正笑着说：小心，不要弄脏你的新帽子。就是说买帽子的当天已经有人报告了。鼎甲出身的官僚王云锦在新年休沐日在家与好友耍叶子戏，忽然丢掉一张。一天上朝，雍正问他假期干什么了？王云锦如实回奏，雍正对他的诚实很高兴，说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说完从袖子里把叶子拿出42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来给他看。

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和特殊成长环境的历练造就了雍正帝的自信。清查财政亏空，是雍正帝理政的一大手笔。他因此发狠说：“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具体做法：第一，限时补足亏空；第二，责任上司分赔；第三，亏空官员一律革职与“追变家产”；第四，组织官吏亲身去看对贪污官员执行死刑的场面，用血腥场面进行警示教育。

雍正帝处理朝政，自早至晚，少有休息，白天同臣下接触，研究部署政务，晚上批览奏折，即使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也是“孜孜以勤慎自勉”，半点不敢贪图放松安逸。有时候深夜还在批改，十分疲惫。他也把这种情形书写给臣下：“灯下所批，字画潦草，汝其详加审视。”“又系灯下率笔，字迹可笑之极。”在给田文镜的批谕里，他还解释说：“因灯烛之下字画潦草，恐卿虑及朕之精神不到，故有前谕，非欲示朕之精勤也。”除了勤勉，处理政务异常认真，臣下的疏忽大意、草率马虎他也必须给予纠正。礼部侍郎蒋廷锡书写奏折时，将“重道”二字误写，没有检查出来，雍正帝看时发现，特意把他叫过来，告诫他“勿谓此等本章无甚紧要，朕不详览，嗣后当愖（ch?n诚信）之”。类似的事情还很多，他自己也说：“朕于政事，从来不殚细密，非过为搜求也。”因为交付给大臣所办事务不能及时处理，发了脾气，他说：“朕整天坐在勤政殿里，又不顾暑热，想办理事情，为什么诸大臣对交代的事情毫无动静，不来回奏，若不能办的话，何不讲明原委，若不想办的话，干脆交给我，我来替你们办。”之后要求这些人每天都要到圆明园值班，太阳没出来的时候到宫门，日落以后才准下班。雍正一朝的官员大都吃了不少苦。什么样的领导带什么样的班子，终其一朝，因贪污犯罪被惩处的官员大为减少。

雍正帝反腐以及推进养廉银制度的习习清风瞬间吹遍了这个古老帝国。通过雍正帝勤勉的带动，逐步形成了“朝乾夕惕，事无巨细，亲为裁断的局面”。

十三年的理政，雍正皇帝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在数万件奏折上写下的批语多达一千多万字，每一年，雍正皇帝只在自己生日那一天才会休息。

3.御臣有术中国传统政治属于人治，而这项工作，雍正帝将之推向了新的高峰。雍正帝的情商极高，对臣下文字斗嘴极其从容，喜怒毫不掩饰，除了他痛恨的官员外，对自己欣赏的官员则是呵护备至。

雍正——背负着太多历史骂名的雄才大略皇帝427理政之后，他无情地对手足兄弟进行残酷打压，“阿其那”“塞思黑”之狱，是爱新觉罗家族史上最大的痛苦和尴尬，不管谁对谁错，雍正帝上台后的手足相残，确实过于残忍，大哥二哥都在他任内监禁致死，八弟、九弟被禁锢削籍，秘密处死。

三哥和十弟、十四弟也被永远囚禁，其他皇族成员被处死被流放者更是不计其数。

缺乏亲情的支撑，还得铲除年羹尧、隆科多等，他急需重新寻找政治上绝对可以信赖的臣下。于是，鄂尔泰、张廷玉、田文镜、李卫这些雍正班底核心成员脱颖而出。

作为他核心政务圈的李卫、田文镜、鄂尔泰、张廷玉，他都分别予以特殊关爱。

雍正二年(1724)，时任云南布政使的李卫咳血，获赐药物，雍正皇帝让他“爱养精神，毋事勉强”。李卫不是科举出身，雍正恰恰欣赏他大老粗办事的果断作风。

雍正多次对他表示关怀提醒：要他一定“谦能”待人，避免“以气凌人之咎”。

宠臣田文镜是早期雍正帝新政的极力推行者。在河南，他的努力如同黄河一般汹涌澎湃，这种巨浪的冲击有时竟会颠簸远在北京的政权大船。雍正皇帝以极大的勇气支撑他有时并不太占理的立场，称他“巡抚中第一人”，并把他当作“模范疆吏”标杆。在给他的批奏里竟说：“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政治在他眼里是极端神圣严肃，官僚队伍除了他可以随意处置，绝对不允许其他人指手画脚，有时这种防范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啸亭杂录》讲了这样一件事情：雍正有一天难得看戏，演的是郑檐打子，看到高兴处，赐给这个演戏人一点吃的，这个演戏的人受宠若惊，于是跟皇帝聊起天来。因剧中主角是常州刺史，就问今日常州太守是谁。雍正皇帝一听勃然大怒，一个伶人，怎敢问起长官。不加惩处，形成风气还得了，立即将这个演戏的人活活打死。

一定程度上，雍正皇帝能够包容与自己政见不同的臣下，前提是对方绝对从维护他的角度出发。太子太傅朱轼坚决反对雍正皇帝推行的“耗羡归公”，雍正并不发怒，反而让他做大学士，去教育皇子弘历等人。后来他又反对对西北用兵，由于每次反对都无效果，他心灰意懒，以病辞职。雍正皇帝用极其温暖的口气劝慰他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朱轼非常感动，从此不再有辞职打算。

即位不久，翰林院检讨孙嘉淦（gàn）上疏给雍正，希望他“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在权力斗争还没真正落幕的关键时刻，建议他“亲骨肉”，真正是不识42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时务地逆鳞犯讳。果然，雍正皇帝大怒，责问翰林院掌院学士此人为何如此狂妄，朱轼在一边说，此人真正的狂妄，但臣却佩服他的胆量，雍正帝沉思一会儿大笑说，我也不能不赞赏他的胆量，随即提拔他做国子监司业，且下谕旨说：“朕即位以来，孙嘉淦每事直言极谏，朕不仅不怒，且奖励他，你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相较而言，张廷玉与鄂尔泰算是雍正帝最为亲密的大臣，所以在他的遗嘱中，给了张廷玉有清一代汉族大臣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殊荣：“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功巨甚。大学士鄂尔泰志享忠贞，才优经济??洵为不出世之名臣。

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张廷玉该是整个清代做秘书最成功的一个，由于雍正帝为政细致烦琐，巨大的工作量必须要有合适人选分担。张廷玉谨小慎微，不事张扬，深合雍正意。众所周知，雍正皇帝是历史上有名难伺候的皇帝，对科举出身的汉族大臣尤为缺乏好感，张廷玉是唯一受到雍正帝宠信的汉族大臣。有一次张廷玉生病，病好后进宫，雍正帝说：“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我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他们惊问其故。我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这不就是我臂痛吗？”雍正皇帝随时都有召见他的可能，一日觐见三次，更是家常便饭。张廷玉忙到坐在轿中看文书，傍晚回到家，“燃双烛以完成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就寝。”有时候已经躺下，惦记没写完的文书，马上披衣，一直忙到天亮写完呈给雍正帝。雍正帝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张廷玉回家探亲，行前雍正皇帝赐给他玉如意：“愿尔往来事事如意”，几天后皇帝写信给他说：“朕即位十一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没有分离，我和你本是君臣，但情同密友。”如果说张廷玉是雍正皇帝内务的重要助手，那么鄂尔泰则是雍正皇帝实施政治改革的重要伙伴。鄂尔泰是一个政治家，著名的“改土归流”即是他提出得以实施的。虽然一度主管云贵两省事务，但他却替雍正帝考虑通盘政治架构，建议统一事权，为此雍正帝调整了几个省边境行政区划，他也深得雍正帝信赖。有时雍正惦记鄂尔泰熬夜：“凡夜晚办事，最是伤人，务教他（鄂尔泰）善体朕谕，以仰副垂注至意。”“鄂尔泰在朕前不过数日，朕每念之不置，偶阅伊奏折，辄为下泪，岂亦君臣夙世缘分耶！”鄂尔泰曾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雍正——背负着太多历史骂名的雄才大略皇帝429糊涂矣。”他曾对新任云南巡抚说：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只是一个至诚”。

他为讲这番道理，敢于说雍正帝的用人行政没有什么神奇的，而雍正皇帝体察到了他的真诚所在，在朱批说：“朕实含泪观之。”雍正将他作为“模范督抚”，向群臣推荐，夸赞他“居官奉职，悉秉忠诚，此专心为国，而不知其他者”。

鄂尔泰得了一点小病，雍正皇帝却小题大做，找人给他推算命理，得到的结果是大寿，他才说：“朕之心病己痊愈矣。”雍正皇帝这台孜孜不倦的政治机器在帝国政治中留下了太多让人掩卷沉思的故事，终其一生并未见其倦政，直到猝然而逝，留下了许多历史解不开的谜团??

43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1785—1850)是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民族英雄。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嘉庆九年(1804)中举，嘉庆十六年（1811）中进士，曾先后任浙江杭嘉湖道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后升任河东河道总督，提出改黄河由山东利津入海以根治水患的治河方案。1839年，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去广东禁烟。从1839年6月3日到25日，义无反顾地在虎门销毁了237万多斤鸦片。这在世界禁毒史上是空前的，此后的180年，世界各国一次性销毁毒品的数量，都没有超过虎门销烟的壮举。1840年，他又在伶仃洋、磨刀洋屡次挫败英国远洋舰队。林则徐进行的这些斗争，实际上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斗争的序幕，他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成为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开端，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

一、林则徐的爱国思想几千年来，爱国主义精神如同一面旗帜，始终激励着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林则徐的名字是和虎门销烟、鸦片战争紧密相连的。

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他人生仕途的巅峰得到了集中绽放。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一方面来自中华民族历史的光荣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斗争实践。林则徐的爱国思想，可以概括为禁烟抗英和贬谪戍边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轰轰烈烈、慷慨激昂，后一个时期则是默默无闻、凄凉悲壮。他的爱国思想，已经大大超出了狭隘的封建忠君思想的范畴，是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最深切的爱，他始终忧国忧民，不顾个人安危祸福、处境顺逆，总是竭尽心力，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他的真实写照。

（一）反抗侵略是林则徐爱国思想的核心抗击侵略，保家卫国是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林则徐生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当时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为了扩大商品销售市场、掠夺原料产地，它们疯狂到海外掠夺殖民地。而当时的中国封建统治者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奉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训，闭关锁国。面对着这样一个有着丰富资源、巨大市场又日益走下坡路的清王朝，英国资产阶级以鸦片为先锋，以大炮为后盾轰开了封建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431面对强敌入侵，林则徐积极加强海防，沉重打击来犯之敌。在从虎门到广州的海上要道，林则徐连续设置三道防线，除在要道防线安装新式大炮之外，还在第二道防线架设木排、铁链，阻止敌舰深入。同时加紧整顿水师，艰苦操练，并发动民众自行团练，以保村庄。广东人民奋起响应，组织义勇，抗英御敌，在林则徐的领导下多次打败了敌人的武装进攻。林则徐抵抗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达到他那个时代和所处阶级所能达到的高峰。虽然后来，由于战局的失败，清朝统治者将这一祸端归咎于林则徐而将其革职查办，但是他的反侵略的英雄事迹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二）富国强民是林则徐爱国思想的重要表现林则徐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担任地方大员期间，他为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

1.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林则徐任职期间，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林则徐说:“水道多一分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①1834年夏秋之际，江南发生严重水灾，当时林则徐正在江苏巡抚任上，他力排众议，挑浚刘河、白茆河。

施工过程中，“林则徐每坐小舟，数往河中，察勤惰，测浅深，与役人相劳苦。”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清正严谨的作风，尽心尽职的态度，才使得刘白二河工程顺利完工。林则徐还主持疏通治理了六七十处河流塘湖港汊，修建了许多闸坎和涵洞，这些水利的兴修，保证了当地农业生产与发展，至今还有些水利工程仍在为当地人民造福。这些兴修水利工程的事迹让林则徐的清名在江苏一带广为流传，群众称他为“林青天”。林则徐的门生冯桂芬说:“大江南北数十州之远，亿万户之众，虽乡曲妇人孺子绝不知大吏名氏者，独于林则徐名甚熟，莫不知其为好官。”（语见冯桂芬《显志堂稿》卷12)后来，林则徐在新疆等地继续兴修水利，为当地农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主张改革，维护新的生产关系。林则徐的可贵之处在于顺应历史潮流，勇于实行改革。首先，他十分重视“商人”作为“兴邦之本”的作用和地位，积极支持商人开矿，主张“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奖，歇亦不追”②，“裕国足民，利用厚生”，既解决了国家资金短缺的问题，又使商人富足。这在“农本商末”的年代实在是难能可贵。其次，为了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锐意改革。针对清王朝的漕运积弊，主①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7页。

②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7页。

43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张在北方兴修水利，种植水稻，实现北方粮食自给，废除南粮北运，以彻底解决漕运弊病。在盐政方面，林则徐积极进行改革，改变清政府垄断的“纲盐”制度，解决了盐商贿赂官吏、妄抬盐价的历史积弊，既方便了民众，又增加了清政府的盐税收入，还活跃和发展了商业资本。另外，林则徐还锐意进行了货币改革。他针对洋钱流行、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状况，从发展商业和商业资本的角度出发，力排众议，提出了允许洋钱流通、铸造银币等主张。林则徐的这些改革措施是其爱国思想的重要体现。

（三）维护祖国统一是林则徐爱国思想的鲜明特征1841年1月，林则徐被革职，奉旨在广东“协办夷务”。对琦善等的卖国行径及时进行揭露。当琦善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时，林则徐即刻召见爱国士绅商议请愿，声讨卖国贼。

鸦片战争广东战事失败后，林则徐等遭受进一步打击。1842年6月，林则徐怀着壮志未酬的情怀，告别妻子家人，踏上了戍守新疆伊犁的征程。临行前写出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豪迈诗句，字里行间浸透着爱国深情，表现了他忧国忧民、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情操。

在新疆的三年，林则徐十分关注边疆的国防建设。他早在主持编译《四洲志》时就提出沙俄和我国东北、西北接壤，要防止其对我国边疆的侵略，不可掉以轻心。

林则徐到达新疆后，开始认真钻研新疆的历史地理沿革，他走访边疆各地，建议清政府，酌情分给维吾尔族人民耕地，并实行兵民合一以巩固边防。林则徐在他撰写的《俄罗斯纪要》一书中提出警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提醒朝廷南御英国，北防沙俄，首次敲响了俄患的警钟。但是，腐朽的清王朝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以巩固国防、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被迫与沙俄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让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由此可见，林则徐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爱国主义精神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四）忧国忧民是林则徐爱国思想的主线林则徐在前往广州禁烟时就已经意识到这是一次“生死之行”，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坚决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①。当他最终因此蒙冤受非议、革职、遭流放时，也都泰然处之。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4331840年9月，林则徐被革职，仍奔走察看要隘，筹募壮勇守卫广州，反对钦差大臣琦善畏敌求和。1841年5月，林则徐开始了充军伊犁的行程。途经扬州时，他特意把《四洲志》等有关资料交给了友人魏源，魏源随后编写出《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正是源自此书。由于是治水专家，他还奉旨绕道前往黄河工地治理水患。1842年12月10日，林则徐到达了遣戍地伊犁，不顾劳顿体弱，协助伊犁将军布彦泰管理粮饷，办理屯垦和水利。

流放遣戍，本就是一个身心交瘁的过程。对林则徐而言，出于禁烟的正义之举反被贬谪，更添一分报国无门的悲愤，但他依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高度的责任感。林则徐是较早把新疆民族问题和边疆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人，非常关心屯田戍边问题，认为屯田戍边不仅有利于发展农业，更具有防备外国侵略的现实意义，因此，他大力支持伊犁将军的奏请垦田活动，并自告奋勇捐款来承办阿奇乌苏垦地。林则徐在流放中还始终渴望着“皇恩的眷顾”，希望再受重用为朝廷效力，同时也有着为“生民立命”的爱国情怀，不因职位的降低而放弃自己的责任，这份责任就是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而铸就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思想。

（五）维护民族团结是林则徐爱国思想的基石林则徐的爱国思想在经过贬谪新疆，与当地民族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坚持汉族和维吾尔族应该友好相处，平等相待，不要有民族隔阂。

①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出边防不是防维吾尔族人民。②在林则徐看来边疆的少数民族和内地的汉族人民一样，都需要发展农业，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他把自己融入当地人民的生活中去，休戚与共，在了解、帮助当地人民的同时，也对这块土地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从1844年冬起，林则徐就开始查勘南疆的荒地和筹划水利工程。他根据新疆特点，因地制宜利用水源：在戈壁滩，引水修石坝筑长渠；在吐鲁番盆地推广坎儿井，后当地人称其为“林公井”；在伊拉里克水渠的沙地，采纳旧属建议，用败毡垫渠底③；还推广架槽引水法，从山上引雪水过沙漠灌溉农田④，此外，他还教吐鲁番人民造纺车学织布，以至于当地百姓把纺车称为“林公车”。林则徐不顾“衰龄病骨”，承办开垦阿奇乌苏的荒地，并组织各族人民历①蔡锦松：《林则徐在新疆》，《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②林则徐：《林则徐全集》第8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③王钟瀚点校：《全庆传》，《清史列传》卷52，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02页。

④邓拓：《中国救荒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52页。

43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时4月有余，建成大渠灌溉荒地，这条渠后来被称为“林公渠”，至今仍为当地发挥着作用。

新疆当地有很多“林公井”“林公渠”“林公车”，这充分反映了新疆广大人民对这位处处为民着想的官员的衷心爱戴和赞颂之情。①虽然林则徐关心边疆地区群众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企图缓和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改善人民生活，从而维护清廷的封建统治秩序，但他体察民情、与民众休戚与共的举动，推动了社会生产，符合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具有维护民族团结、巩固边防的积极意义。

（六）清正廉洁、自律自省是林则徐爱国思想的重要内容在贪污腐化成风的晚清，林则徐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这源于他的清正、廉洁，源于他高于百官的自律自省。“欲正影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林则徐爱国思想的重要内容。他的廉洁自律始终如一，无论官位高低。

当他以钦差身份前往广州时，告知沿途官吏，“自雇轿夫，自雇大车”，“各州县不必另雇轿夫迎接”。表示此行“所有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靡费”。②到广州后，又张贴告示，申明“公馆一切食用，均系自行买备，不收地方供应”。③并严格要求其下属不许暗收贿赂，否则严加惩处。

④由此可以看出林则徐之廉洁，亦可由此感受出当时官员腐化奢靡风气之盛。他在贬谪新疆赐还后，清廉如初，据时任陕西粮道张集馨所记，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少翁升云贵总督，同仁馈赠概行辞却。”⑤1847年，林则徐写下《析产书》，将家产均分给两个儿子，其所有家产包括房屋、田地等折合不过二万两白银，且无现银可分，而在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为此，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说:“闻林文忠公二子分家，各得六千吊。督抚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⑥此文当然主要是肯定曾国藩的家教严格，但同时也真实反映了林则徐的为官清廉。

林则徐的努力，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清朝败亡的命运，但是在腐败黑暗的官场，他不愧为出淤泥而不染的杰出政治家，可为后世为政者所效法。在此用鸦片战争时一位英国军官的话来小结:“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所管①殷晴：《林则徐与新疆》，《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②林则徐：《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6页。

③林则徐：《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0页。

④林则徐：《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6页。

⑤张集馨：《道成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页。

⑥来新原：《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8页。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435治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对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①（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林则徐爱国思想的升华官场的坎坷并未影响林则徐内心的坦荡，也从未影响他勤政爱民的人格风范。

1845年10月，林则徐接旨获释，离开新疆。经过近2个月的行程，一到兰州，就马不停蹄开始处理陕甘事务。后又接任陕西巡抚。此间前后9个月，上奏折23份。

1847年，又调任云贵总督，至1849年10月因病回故里，前后共2年4个月，上奏折85份，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发云南矿业和正确处理回汉民族关系。在因疾归里，陪伴夫人灵柩北上，途经长沙时，在舟船中与慕名而来的左宗棠相见，通宵畅谈国事，念念不忘西域，提到“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②。在家乡还未得到安静休养，1850年11月，林则徐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早期起义，及行至潮州，吐泻交作，溘（ka）然长逝，时年65岁。林则徐去世的十几年后，伦敦的蜡像馆展出了林则徐的蜡像。其实，“在英国人中间，林则徐是作为一个不好对付的敌人而受到尊敬的。对英国人阿谀奉承的人，其实在人格上还是为英国人所轻视。”③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可以选择放弃出任以免鞍马劳顿，但他选择的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是因为“为天地立心”的信念支撑着他；再者，作为清朝的官员，作为在传统封建仕途中生存的一员，他的前途和未来系于皇帝一身，忠君就是爱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先后辗转奔波于皇帝下诏要他治理的数个地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天看来，他当初生死以之的这个国家，是封建的清王朝，是地主阶级帝王家天下的国家，因此他的爱国主义没有超出传统的忠君范畴，他的结局似乎有些悲哀，可这也正是封建时代千千万万官员的缩影。值得庆幸的是，他病逝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师的途中，没有能和太平军交锋，也就使他的政治生涯少了一些非议。

二、林则徐爱国思想的特点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这给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自然也就具有了新的时代特色。

①义律·宾汉，寿纪瑜、齐思和译：《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②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木刻本第五函卷17。

③[日]陈舜臣，卞立强译：《鸦片战争实录》，中国友谊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

43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一）由传统的忠君爱国向近代爱民族国家的转变忠君爱国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特征。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历史条件下，那些忠臣烈士爱的不是国民的国家，而是皇帝的国家和他的王朝，忠君实际上就是爱国，要爱国必定要忠君。而他们往往不分良莠地忠于皇帝，竭尽全力去保全哪怕是已经腐败透顶的王朝。

在西方列强向中国疯狂无耻地走私鸦片，对古老的中国进行疯狂侵略和掠夺的时候，林则徐挺身而出，从民族利益出发，极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坚决抗击列强的侵略，拒不妥协。还有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外敌入侵，林则徐在“民心可恃”“民力可用”的思想指导下，信民力、用民力，并在一定范围内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保家卫国。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林则徐的爱国已经突破了古代“家国一体”“忠君爱国”中的“国”，而将其赋予了近代的意义。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探讨他的这种转变有无主观目的性，客观上林则徐的爱国思想已经被赋予了近代的色彩。

当然，林则徐作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作为拿皇帝俸禄的重臣，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下也说过“雷霆雨露总君恩”。但是，在反侵略的实践中，他爱国的境界远远超过了过去的爱国英雄，开辟了近代爱国主义的新起点。

（二）由闭关自守到“开眼看世界”当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的时候，林则徐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天朝上国”的睡梦中惊醒，开始放弃封建统治阶级夜郎自大的传统作风，努力了解西方情况，成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是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时刻受命前往广州处理禁烟事务的，他敏锐地意识到，要想与船坚炮利的西方殖民者相抗衡，就必须要放开眼界，认清世界格局，改变传统思维方式，适应新的世界环境与新的时代挑战。因此，他一方面积极处理与英国商人的鸦片交涉，积极备战，加强前线防务；另一方面则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设立译馆，翻译外文书报、律例、军事技术等著作，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

林则徐早就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国防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战争，林则徐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开眼看世界的途径有三条：一是亲自造访；二是派人探报；三是购买和翻译外国书报。探寻的西方知识有两大类：一类是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437关于西方国家历史、地理、法制、鸦片生产和军事的知识；一类是关于外国的科学技术(主要是军事方面)的知识。

早在1840年，林则徐就积极开始枪炮战船的仿造工作。他从美国罗素洋行手中，购买了商船“吉赛皮克”号，作为清军水师的训练舰，后又把它改装为战舰，配备英国制造的34门大炮。这是中国从国外引进的第一艘现代化军舰。①与此同时，林则徐精心搜集中外多种战船资料，如：《花旗船图》《安南国鱼船图》《安南国大师船图》《安南大头三板图》《车轮船图》等，以便仿造。即使是被罢官发配之后，依然念念不忘整饬新式军备。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已经认识到了建立可以出海迎敌的海军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林则徐对于建设海军的这种远见卓识，使他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家乡福州的许多后人、亲属、友人以及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们，纷纷投身到“开眼看世界”的行列中去。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等人是中国维新图强的主要实践者之一，严复是福建也是全国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维新启蒙思想家之一。

除严复外，在福建图强维新思潮兴起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还有林旭、陈宝琛、陈衍、陈璧、林纾等人。甲午战争后，严复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他首先翻译了赫胥黎论文集中的一部分，取名《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1894年至1909年的十多年间，严复还先后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肄（yì学习）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著作，这些著作的译介，不仅在当时振聋发聩，而且深刻教育启迪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整整一代热血青年。毛泽东曾将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一道，作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虽然说，林则徐当时“开眼看世界”的深度和广度是有限的，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反思与启蒙远不如他的后辈们来的完备和具有系统性。但是，敢于率先突破固有的文化思维，探索新的适应时代变化的图强之路，其艰辛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其阻力也是后来者所无法比拟的。正因为如此，林则徐作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中国传统主流优秀文化传承重要转折时期的筚路蓝缕之功，应该为我们后世所敬仰和继承发扬。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①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增订本，第333页。

43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①三、林则徐的高尚人格（一）民唯邦本，爱民如子1.民本思想林则徐自嘉庆十二年到十六年(1807—1811)在张师诚的幕府待了4年之久。身份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师生关系的随员。林则徐目睹并且参与了一个省级最高长官的政务活动和军事活动，并有机会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这对其后来担任总督、钦差，都是重要的知识积累。1811年2月林则徐第二次上京应试，考中进士，开始了独立的官宦生涯。

1831年，林则徐由江宁布政使升任河东河道总督。他到济宁接任不久，便登上黄河大堤，勘察河工。一路上，他查验料垛，整顿积弊，走遍了沿途河南、山东的十五厅。林则徐深知自己不谙河务，路上特别注意访问，实地调查，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

林则徐在学习的过程中总结经验，对治河已成竹在胸。在他的督促下，所修堤工“尺寸俱属认真”②，确保了堤防的牢固，为战胜洪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还建立起完善的报汛系统，通令有堤州县，做好充分的防汛准备。林则徐身体力行，每年大汛来临，必冒着狂风恶浪，乘舟亲赴汉水、长江各重要汛地，督促防护。

在总督任上，林则徐奖惩分明。他坚守“欲图整顿，务在得人”③的信条，凡是办事认真，公正廉明的官吏，即予保举重用；对那些不称职的官员，或降职任用，或勒令休致，或奏请开缺；对于敢坚持正义，不阿谀奉承的官吏，尤为器重。

林则徐的早期政治思想即“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④的民本思想。这是封建时代的一种比较开明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这种民本思想虽然建立在封建的忠君思想基础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林则徐很好地发扬了其精华部分，即孟子所说的“民贵”，客观上已在当时的社会树起了一座丰碑。

①习近平2013年9月26日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的讲话。

②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林则徐集：中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25页。

③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林则徐集：中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34页。

④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林则徐集：中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49页。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4392.爱民如子林则徐官德之崇高，凸现在他把重民、爱民、惠民、恤民作为从政当官的第一要务。爱民，就必须勇于打击残害百姓的邪恶势力。中国早有“强龙难压地头蛇”之说，但林则徐敢作敢为，绝不明哲保身。1823年初，林则徐刚接任江苏按察使(掌管一省司法的长官)，就面临“两江案牍繁多”，仅京控案件(告到中央的案件)就有30多起。土豪劣绅操纵讼事，鱼肉乡里；贪官污吏插手刑狱，贪赃枉法。各级官吏办事拖拉，互相推诿，倒霉的是无辜百姓。

林则徐采取果断措施，密访严拿了一批“包揽妓船，开设烟馆，要结胥役，把持地方”的恶棍。为了决狱公平，保护良民，林则徐还整顿司法工作，其措施有：一是详定解案章程简化解审手续，清理积案。无关紧要的案件，由州县自行批解，无须送省，减少环节，以免各级官吏索贿行贿、贪赃枉法。二是亲自断案，所有司法文件都亲力亲为；命令各州县招募“仵作”(官府中检验尸体的差役)，学习命案验骨的方法；要求州、县官必须亲自动手，细辨尸伤轻重，不准光凭汇报，以免因工作粗疏造成案情反复或导致冤假错案。三是“严办诬告，力拿讼师”，并约束司书，防止串谋作弊。这些做法，必然触动贪官污吏、豪绅恶霸的利益，但林则徐无私无畏、毫不手软，雷厉风行地整顿，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将积压的大案、要案审结了十分之九。保护了含冤受屈的平民百姓。

爱民，就必须千方百计体恤民生。1831年，林则徐任江苏布政使(主管一省财政、民政，地位仅次于全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巡抚)。这一年，江苏遭受严重水灾，林则徐根据以往的经验，向两江总督陶澍提出了十二条赈灾措施。包括给灾民施粥、贩米、赠衣，缓解饥寒之急；发给种子、代养耕牛，发动生产自救；资送流民，收养老幼，埋殓死者等。扶危济困，生养死葬，体现了林则徐无微不至的仁爱之心。

1832年，林则徐升任江苏巡抚。这时的江苏，还没有从前一年的大水灾破坏中复苏，接踵而来的却是更加艰难的饥岁凶年。1833年夏秋之际，江、扬、淮、徐一带大雨滂沱，沿江府县，十之七八一片汪洋。江南也连遭暴风雨，晚稻损失过半，棉花收成无望。接二连三的天灾，把农民逼到“口食无资”“生计日蹙”的绝境。

农村的雇农和城镇靠纺织为生的手工业工人无处打工，被迫扶老携幼，到处流亡。

而对严峻局势，林则徐与陶澎信函来往，商量向道光帝奏报，请求缓征江南漕赋，拨发赈粮。正在此时，道光帝下了谕旨，指责“近来江苏等省几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还训斥林则徐等“不肯为国任怨”，只知沽名钓誉。

44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这等于封住了林则徐的口。但林则徐“昼见阴霾之象，宵闻风雨之声”，想到“吴民旦夕就毙”，寝食难安。爱民如保赤子的情怀，使他不顾自身安危，单衔(单独署名)上疏，为民请命。林则徐在奏折里据理力争，向道光帝说明了人民的利益是国家的根本这样一个道理；又暗示道光帝，一味追逼，涸泽而渔，农民就要起来造反了。

道光帝无可奈何，只好同意林则徐的请求。

人民心中有杆秤，林则徐爱民、恤民，受到百姓由衷的爱戴。林则徐的弟子、晚清启蒙思想家冯桂芬说：偌大一个江苏省，几十个州县，千百万人民，穷乡僻壤的妇女孩童很少知道高官的名字，但唯独对林则徐的名字很熟悉，没有人不知道他是个好官。

林则徐的爱民、忧民思想，在谪戍新疆期间而愈益闪亮。那时，林则徐是没有官职的“罪臣”，“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林则徐本来可以不管百姓的生活，但当他看到边疆兄弟民族的生活同内地一样贫困，不禁满怀同情地慨叹“穷边鸿雁倍堪怜”。林则徐在所作组诗《回疆竹枝词三十首》中，描绘了维吾尔族人民穷愁的生活:“穷户仅开三尽窦，至今依旧小门闾。”“村村绝少炊烟起，冷饼盈怀唤作馕。”“南路八城回子，生计多属艰难，沿途未见炊烟，仅以冷饼两三枚便度一日，遇有桑葚瓜果成熟，即取以充饥。其衣服褴褛者多，无论寒暑，率皆赤足奔走。”为了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状况，林则徐以衰病之躯历尽辛苦，开垦了大量农田，并且冒着“忤旨”“欺君”的风险，力主将南疆垦地的大部分拨给回民耕种。贫苦回民称颂:“林公活我。”他们建立“林公坊”来表达对林则徐的崇敬、爱戴之情。

3.倡导“民心可用”在抵抗英国侵略者的备战中，林则徐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英国人的切齿痛恨，这表明林则徐及时洞察了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在广州禁烟期间，林则徐表示，“倘该夷不知悔改，唯利是图，非但水路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致其命而有余”①，把人民群众的力量作为武装斗争的主体。当然，这并不代表他在阶级立场上的转变。相反，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国内形势的变动，此时，民族矛盾的危险性大大超越了阶级矛盾，外夷成为清王朝的心腹之患。大敌当前，将民力与统治阶级的力量凝聚起来，才是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绝佳途径。另外，林则徐也确实通晓治国之道，认为“心正”“意诚”“身修”“家齐”“国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①《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9页。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441重视民本思想，关心国计民生，这从他的个人事迹中有所考据。1837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他曾采取有效措施治理汉江水灾，提出“修防兼重”，为保障湖北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该项举措正是林则徐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把“国泰”和“民安”统一起来，以维护清廷政权最终的稳定性。当然，林则徐重视民心还有其更为直接也更为现实的原因：他深知清王朝现下的弊端，如官僚队伍腐败、将领庸碌无能，军纪松散废弛、武装设备落后??以此来看，要想战胜声势凶猛，拥有坚船利炮的英国侵略者，借助“民心”“民力”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勤政务实勇于改革开拓林则徐深知，要实现“民唯邦本”的执政理念，就必须勤勉实干。林则徐说自己“在官无一日不治事，无一日不见客，亦无一日不亲笔墨。”“终身无嗜好??

朝夕孜孜不倦者，国政民瘼，两大端而已。”表明林则徐除了把国计民生时刻挂在心头以外，没有别的追求，没有一天不办公，不接见来访的官吏，对于政务不敢丝毫懈怠。林则徐非常讲求实际，重视调查研究。1832年，他就任江苏巡抚，当时江苏的科考秩序十分混乱，成千上万的考生进场，一昼夜都进不完，以致挤死了人。

考场中没有厕所，考生只好在墙边院角随地便溺，弄得臭气熏天，蚊蝇丛集。林则徐亲临现场，实地考察，逐个解决问题。连吃饭喝水这样的小事，也都要亲自检查。

经过林则徐的整顿，考场内外混乱不堪的局面一扫而清。仅此一事，就足以说明林则徐作风的细致周到、认真实干。

林则徐既有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又有注重实践、讲求实效的实干精神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因此必然会关注各种社会矛盾和政治弊端，必然会以开拓精神进行各项兴利除弊的改革。他一生不断地被派到最棘手、最吃紧的岗位而能把事情办好，被人称赞为“无一事不尽心，无一事无良法”。

江南漕赋重，灾害多，要保障农民生活，一要兴修水利，旱涝保收；二要改良稻种，推广双季稻，提高产量。为了进行这项耕作制度的改革，林则徐做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和细致的发动工作。江南地区的租种传统是种稻交租赋，麦收归佃农，大家习惯了稻麦两季，不愿改种双季稻。有的人还以江南春寒，不比闽、粤地暖，不宜种双季稻与土地肥力受限，两季产量未必胜过一熟等理由来抵制。林则徐列举事实，富有说服力地论证江南推广双季稻的可行性。他深知事实胜于雄辩，不做出成绩，百姓不会相信。于是他雇请老农，在巡抚官署后园开辟水田，亲自种起了试验田。

试验成功后，便在民间推广，对发展农业生产，解决民食问题，产生了积极作用。

44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林则徐擢升河东河道总督，管辖山东、河南两省境内黄河、运河的防修事务。

一上任，他就深入实地考察，把整条河流的形势在墙上绘制成图，哪里平缓，哪里危险，一看就知道。这就使治河的官吏不能敷衍搪塞。林则徐深知偷工减料是官吏贪污，造成如今所说的“豆腐渣”工程，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要根源。因此，他紧抓不放，用最严格、最过细的办法检查，在每堆“料垛”当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度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束以称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垛不拆。”连道光帝也承认“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

在水利工地上，林则徐经常坐一条小船，在河流中测量水情深浅，与修河民工同劳苦；连下雨天也坚持查工，穿便服徒步于泥泞中，修堤的老百姓竟看不出他是一位高官。

林则徐重农而不抑商。1831年，他在河南布政使任上，接到江苏官府紧急公文，江苏官府请他配合在河南采购米麦，运送江苏赈灾。林则徐根据以往江苏“招徕商贾”的做法，强调要利用商业资本的积极性，指出只靠官府采买，不足以救济灾荒；若把商人动员起来，贷给资金，免其关税，他们就乐于购运粮食，补充一向为官府垄断的赈灾事务的不足。这说明林则徐对商业所具有的货畅其流、平抑物价、便利民生的作用，已有充分认识。

林则徐还在工矿、税务、漕运、货币诸多方面勇于开拓改革，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趋势，开启了近代工商业的先河，符合社会前进的潮流。

（三）无欲则刚毕生两袖清风林则徐对腐败深恶痛绝。他在《答陈恭甫前辈》这首诗中，用“有欲刚则无，此际伏病根”两句，揭示了“贪欲”是腐败的根源。林则徐毕生身体力行的则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崇高道德准则，清廉自律，足为楷模。

1839年初，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粤查禁鸦片。行前他发出“传牌”(古代一种书面命令)，对沿途接待事宜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一是明白告示此行未带亲信秘书，只有勤杂服务人员十人，不搞前呼后拥。如发现假冒，立即拘捕惩办。

二是从北京到广州沿途所用的交通工具自行解决。三是对伙食标准作了严格规定，特别强调“只用家常便饭”。四是严禁身边工作人员，收受红包馈赠。传牌最后强调“言出法随”，要求“沿途各州县驿站官吏准此”奉行。就是说，以上规定带有强制性。这道传牌，可以说是林则徐的“廉政公示”，也是中国廉政史上的珍贵文献。位高权重的钦差大臣，自奉如此之俭，律己如此之严，实在是凤毛麟角。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443林则徐到广东禁烟，首先从暗中帮助外商走私鸦片的十三行洋商开刀，他责令洋商头目伍绍荣等，迅速向外商传达他的谕令：要外商所有鸦片尽数量缴出，并写出“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书面保证。伍绍荣看到事态严重，主动陈述“愿以家资报效”，妄图以巨额行贿摆脱困境。林则徐非常愤怒，痛斥：“本大臣不要钱，要你脑袋!”伍绍荣见林则徐的态度这样坚决，只好向外商如实传达了林则徐的谕令。对于林则徐的刚正廉洁，当时敌对的英国人也很敬佩，说“林钦差的手没有被贿赂玷污过”，“他以廉洁、睿智、行为正直和不敛财著称”。

林则徐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1847年初，林则徐在西安的陕西巡抚衙署写给两个儿子的分家文书，说自己做了30多年官，没有时间经营家业。历年供养父母的俸银，老人除了帮助亲友外，舍不得享用，添置些房产，只值2万两银子，每个儿子只能分到价值一万两的房产，至于现银则无可分。这封带有遗嘱性质的信还告诫:“凡我子孙，当念韩文公‘辛勤有此，无迷厥初’(韩文公，指韩愈。这句话的意思是：辛劳节俭，才挣下这点家业，不要迷惑心智，忘记当初创业的艰难)之语，倘因破荡败业，即非我之子孙矣!”曾国藩对这件事很有感慨，他在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督抚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他曾撰写楹联：“师友肯临容膝地，儿孙莫负等身书。”表明自己是以诗礼传家，而不是以钱财传家。他认为对子孙来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教育后代保持清白家风，勤俭度日。

林则徐去世前一年，在云贵总督任上，写信给女婿刘齐衔，谈了养老的想法：父亲旧屋所在的文藻山，年年涨洪水，又不够住，修缮也得一大笔费用。他的大儿子和两个女婿是京官，本想在北京买房，一家能团聚，但在北京购置一座住宅，要万两银子，只能望而却步。林则徐信中还说了另一个顾虑，就是北京的生活费用、人情应酬比外省要多花销好几倍，粮食又贵，负担不起，进京的念头就冷了下来。

林则徐为国家奔波30多年之后，告老还乡。当时在福州，他的官阶很高，但他的养老之处，不是达官贵人会集的三坊七巷，而是父亲留下的位于平民百姓聚居的文藻山的旧屋。林则徐的长眠之地，也不是什么豪华的陵墓，而是和父母兄弟六人合葬在一个墓里。林则徐为国家、为民族呕心沥血，建立了惊天动地的功业，可自己的生活却十分俭朴，毕生两袖清风。这在中国古代高官中是罕见的，也是可贵的。

44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四、林则徐的局限（一）对外部力量认识的局限性1.对中英贸易的实质认识不清。到广州之前，林则徐对中英贸易的认识在某些方面很不清晰，甚至存在明显的错误。他认为“茶叶、大黄、湖丝，皆内地宝贵之物，而外洋所不可一日无者。”体现了他对当时中外贸易的实质认识不清。

2.对西方的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到达广州后，他亲自调查，组织多人为其专门翻译西方报刊、书籍，广泛调查、研究西方的情况。但由于时间、材料、环境的限制，再加上他的思维逻辑仍然局限在天朝大国的背景下，决定了他对西方的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缺乏对西方直接、全面的认识。

3.对英国的政治体制和运转模式缺乏了解。他认为盘踞在广州的鸦片贩子只是一些小商人，受英国政府的管制，并没有意识到鸦片贩子和英国政府是共谋这一事实。他甚至给英国女王写信，要求女王管束国民不要从事这罪恶的鸦片贸易。显然，林则徐对英国的政治体制和运转模式缺乏了解，英女王既没有权力决定这项事务，甚至她还是这项事务的支持者。林则徐渴望通过道义教化的方式，使从事鸦片生产和销售的国家和人们从内心深处认识到鸦片贸易的罪恶，希望他们自动自觉地放弃鸦片贸易，但这只是林则徐单方面的美好梦想。

4.采取强硬禁烟政策，并未考虑后果。林则徐在要求鸦片商人主动上缴鸦片不成后，采取包围商馆、人质威胁等方式迫使义律允诺上缴鸦片，他在采取这项硬性的禁烟政策时，并没有考虑到这样做所带来的后果。他多次向道光帝保证不会发生边衅，并对此深信不疑，他在虎门销烟时针对当时的局势作出了这样错误的判断:“虽其中不无波折，而大局均尚恭顺，非竟不可范围者。”①5.对英国军事实力的片面认识。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②体现了他对时局认识不清、对当时战争决胜条件的错误判断和对英国军事实力的片面认识，这不仅对当时禁烟运动的开展产生了不良影响，也误导了后来诸多政府官员和民众百姓。

6.不能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当时的清朝无人熟练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段和方法，即使是谦虚好学的林则徐也无法在短期内做到游刃有余地处理国际事务，清朝①杨国桢：《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6页。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445在多数时间内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林则徐对具结保证十分看重，他认为：“夷人最重然诺，即议一事，订一期，从不爽约，其视出结之事，绝无仅有??彼愈不肯轻易具结，即愈知其结之可靠，亦愈不能不向其饰取。是以设法办理，直使该夷计穷心慑。”①这显然也是林则徐单方面的臆想，是对外部力量认识不足所致，具结在当时那个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年代里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7.“师夷长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林则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清朝内外特殊的思想政治环境，他的“师夷长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

在鸦片战争后，清朝仍然保持原有的制度和模式，在不断的落后挨打之后才幡然醒悟，直到1861年的洋务运动，清朝才真正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府性的学习西方的行动。林则徐的思想在当时也只是起到了先声、开创的作用，并没有引起大范围、深层次的变革。主要是因为他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中认为，只要学到了西方的技术就能保证清朝有实力抵御外辱，没有看到封建制度的腐败和落后，这也决定了林则徐学习西方的行动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罢官流放后，有了明哲保身的思想1841年9月3日，道光以办理禁烟不善为由，将林则徐和闽浙总督邓廷桢革职。

次年5月，盛怒之下的道光帝因为广东战败，归咎于前任，林则徐被充军伊犁。发配新疆之前，林则徐再度上书道光帝，力言必须禁烟和重视海防，却被道光帝斥为一派胡言。此时形同屠杀的战争仍在继续。英军破一岛则一省震动，骚扰一省则各省惊恐。天朝上下，充满了一种末日来临的紧张情绪。作为“引发”这场战争的当事人，林则徐痛心疾首，寝食难安。

在流放伊犁的途中，林则徐给友人信中的一段话，道出了他不为人知的心声:“敌人大炮的射程远达十里内外，我方炮弹打不到他们，他们已经先打到我方，这是武器不如人之处；敌人放炮如放连排枪，可连续不断，而我方则是放一炮后再装填一发，辗转费时，这是技术不如人处。敌方胜过我方，就是武器精良，技术精湛??

因此要战胜敌人，第一要务就是拥有他们那样厉害的大炮。舍此而外，即使岳韩在世，也束手无策，徒唤奈何！”奇怪的是，在给友人的这封信中，林则徐明明知道大清的长矛弓箭不是船坚炮利的英国人的对手，却小心翼翼地千叮万嘱，请朋友务必严守秘密，绝不能将他这一看法透露给别人。这和那个铁骨铮铮，苦胆忧天，“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相比，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2页。

44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林则徐在饱经宦海沉浮后，开始变得瞻前顾后，忧谗畏讥。他从此不再轻易表达忧国忧民的真实想法，而将自己深深裹进明哲保身的安全外壳，以免再引起保守派官僚的攻击。连民国时期的著名史学家蒋廷黻（fú），对此都失望地说：“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公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三）“开眼看世界”看到的很有限林则徐虽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历史老人并未给林则徐从容细致研究西方的机会。对此，林则徐不得不以急功近利的态度，抓紧时间从西方文化中攫取几味灵丹妙药，以救危局。由于军情危急，他只好从西学中主要拣取最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直接应用于“驭夷”大计。他在虎门设置13座炮台，秘密购进西洋大铜炮，组织摘译有关欧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督促训练士兵尽快学会使用发射。外国的帆船无法引进，他便绞尽脑汁通过美国商人之手购买两只商船，千方百计进行改装，尽快提高清军的战斗力，以对付游弋在家门口的强敌。这些短期行为，使林则徐的西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无法自成系统，大大妨碍了他学习认识西方的广度和深度。另外，忠心耿耿的林则徐，不知道悲风骤至、日之将夕的末世清廷，已是腐朽不堪，纵使他有三头六臂，也难力挽狂澜。林则徐的西学实践只能就事论事，无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他为眼前“制夷”需要而被动学习西方的狭窄动机，注定无法解决晚清社会全面爆发的社会危机。

石达开——负气出走、坚持分裂、光明磊落的杰出农民领袖447石达开——负气出走、坚持分裂、光明磊落的杰出农民领袖石达开（1831—1863），小名亚达，绰号石敢当，广西贵县（今贵港）客家人。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前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富有谋略，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战争，把年轻的石达开锤炼成一位能征善战、深受太平军将士爱戴的军事统帅。陈玉成说他“独具将才”，李秀成说他“文武备足，谋略甚深”；而清朝统治者骂他“狡悍为诸贼之冠”。他在天京事件中顾全大局，光明磊落，取得了太平天国军民的拥护和信任。石达开出走的主要原因是受挟制、排挤，是惧祸出走，责任在洪秀全。石达开的严重错误在于远征不返，坚持分裂，给太平天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最后，他在大渡河兵败，为救三军性命而受骗被俘，在成都英勇就义。

一、石达开的人格魅力（一）太平天国杰出的军事家1.年轻的太平军统帅太平天国初期，石达开在洪秀全、冯云山的影响与动员下，加入了拜上帝会。

金田起义前夕他率领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由贵县到桂平金田村“团营”集结，与前来镇压的清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王，石达开被封为五军中的左军主将；同年秋，又在蒙山晋封为翼王，年仅21岁，就已成为太平天国的领袖之一和太平军的一路统帅。在从广西向南京进军途中，他与西王萧朝贵被一起委任为开路先锋。1852年9月，萧朝贵在围攻长沙的战斗中阵亡，开路先锋的重任落到石达开一人肩上。当洪秀全、杨秀清率太平军主力抵达长沙外围时，太平军北临坚城，西濒湘江，后有追兵，形势十分不利，危急关头，石达开率部渡湘江抢在清军之前占领了西岸的有利阵地，大大改善了太平军面临的局势。不久，清军提督向荣率部来攻，石达开在水陆州（今橘子州）依林设伏，当敌军进入伏击圈，太平军便像旋风似的进行包抄夹击，当即歼灭清军1000余人。太平军的英勇善战，使长沙城头的清军心惊胆战。不久，太平军从长沙撤围北进，石达开又率领先头部队连下益阳、岳州，太平军从岳州水陆东下，连占汉阳、汉口、武昌。1853年2月，太平军弃武昌顺流东下，石达开仍任前敌指挥，连下九江、安庆、芜湖，经过10余天的围攻便攻克了金陵。从广西到金陵，与清军大小数百战，他总是一路44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当先，所向披靡，被清军称为“石敢当”。1853年春，太平天国定都金陵，改称天京。同年秋，石达开到安庆节制西征军事，他指挥攻取合肥和皖南皖北大片土地，开辟了安徽根据地，有效地保障了天京的供应和安全。

2.指挥九江湖口之战1854年春，石达开奉命负责天京城的防卫，他依靠高大的城墙，依山就水，开掘壕沟，设立营垒，建立望楼，把全城的卫戍工作组织得像一架灵便的机器，一旦某处有敌兵进犯，各望楼依次发出信号，情况很快就能报给翼王；翼王有什么命令，也能很快传遍全城。石达开这种周密的防御部署，有效地保证了天京的安全，也使他在全军赢得了声望。1854年夏，西征军在湖南湘潭为曾国藩的湘军所败，自此节节败退，岳州、武汉相继失守，镇江防线被突破，水营船只被焚万余，湘军的兵锋直逼九江城下。在此危急时刻，石达开奉命自安庆率军西援，进驻军事要地江西湖口。为了避敌锐气，他命令驻守九江、梅家洲（湖口镇对岸）的太平军坚壁高垒，严阵以待，伺机歼敌，并于夜间出动小船，火攻湘军水师；出动陆师，惊扰敌营。

如此继以旬日，弄得湘军“彻夜戒严，不敢安枕”，疲惫不堪，企求速战。但九江城防守严密，湘军屡攻不下，曾国藩改攻梅家洲，出动水师，猛攻太平军湖口水寨。

太平军在鄱阳湖口，驻泊大批战船和大小木簰（pái），形成一道坚强的水上防线，湘军水师屡攻不能破。1855年1月，湘军水师再次来攻，又遇到太平军水师的顽强抗击，后因木簰上的火药箱被击中起火，木簰焚毁，湖口防线有被湘军突破的危险。

危急关头，石达开趁夜色，命令用大船数只装满砂石沉于中流，有效阻滞湘军水师冲入湖内，仅于西岸留一缺口。几天之后，湘军水师再攻湖口，120余只轻便战船由缺口冲入湖内，并上驶40余里。石达开见敌水师冒险深入，便果断堵塞缺口，不使敌轻便快船重返长江水道。这样一来，湘军水师就被一分为二，战斗力顿时大减。

石达开抓住有利战机，当夜出动战船，围攻设在湖口以北八里江的湘军水师老营。

这时，湘军泊于长江的都是些笨重大船，由于得不到轻便战船的护卫，“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太平军将士当夜焚毁敌战船40余只，其余船只纷纷上逃九江以西的关牌夹。十余天后，太平军又夜攻九江关牌夹湘军水师，一举缴获了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气急败坏地投江自尽，后来被左右捞起，逃入湘军陆营。湘军水师由于受到连续两次沉重打击，遂成惊弓之鸟，其余船只连夜逃往九江上游百里之外。这就是有名的湖口、九江大捷。这些战事的重大胜利，充分显示出石达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石达开——负气出走、坚持分裂、光明磊落的杰出农民领袖449（二）天京事件中光明磊落1856年，太平天国在西征和天京保卫战取得重大胜利后，杨秀清被胜利冲昏头脑，个人野心恶性膨胀。他假借天父下凡，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企图取而代之，洪杨之间的矛盾斗争加剧。洪秀全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密诏韦昌辉回天京诛杨。

韦昌辉受命后，即带兵于9月2日将杨秀清杀死，并乘机滥杀杨秀清的家属及部下，这一切都是以洪韦联合为一方，杨秀清为一方，双方争权斗争的结果，与石达开并无关系。

首先，韦昌辉是受密诏而诛杨的，石达开并未接到杀杨的密诏。按官方文件记载：当杨秀清逼封事件发生后，洪秀全一面“令群贼即于穴外所筑土城上密布枪炮，恐杨来暗算；一面遣腹贼至江西调北贼韦昌辉回金陵”①；“??急以情事潜使达北贼”②；“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回兵勤王，一以保护自己的生命，次则诛灭谋篡位者”；“当洪秀全得知东王奸谋之后，本来是同时宣召北王及翼王二人的??

翼王石达开不知何故，不能接到此诏谕；或已接到而不能或不愿遵行亦未可料”③；“立传谕诏召出征安徽之北王韦昌辉及奔丹阳之顶天侯，或并有其他首领回京”④。

从这些材料看，对洪秀全诏韦昌辉回京是一致肯定的，但对石达开是否被诏的问题，前两条材料是否定的，后两条材料是模棱两可的。就后两条材料而言，前者在说到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韦昌辉时是十分肯定的，后来又补充说同时召北翼二人，石达开不知何故不能收到此诏以及或已接到不愿遵行等，从口气上来看只能是作者的一种推测；最后一条材料只提到“或并有其他将领”，从这句话，我们只能理解为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即使有，也不能肯定“其他将领”就是石达开。

杨秀清当时是太平天国的实际领导人，石达开是受杨秀清领导的。从石达开的表现来看，他平时对杨秀清“敬若神明”，对杨的指挥和领导一贯服从。既然是这样，那么石达开在没有受命于更高领导人的情况下，是不会突然反对杨秀清的。

其次，李秀成的自述不可靠。以前根据《李秀成自述》中“翼王与北王密议杀东王，及其兄弟源清、辅清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杀”的话，把石达开说成是韦昌辉的同盟者。现在看来这个说法也不正确。因为东王逼封万岁时，韦昌辉在江西，石达开在湖北，他们之间不存在密议的条件。实际上石达开知道天京事件的时间是①涤浮道人：《金陵续记》，见《太平天国》四。

②张汝南：《金陵省难记略》，见《太平天国》四。

③布列治文：《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见《逸经》17期。

④麦高文：《太平天国东北王内讧详记》，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

45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很晚的，大约在韦诛杨近一个月以后才得到消息。同时，在这一时间内，石达开并无任何与诛杨有关的军事行动。可见密议之事并不存在。

再者，石达开并无与韦昌辉联合反对杨秀清的共同基础。韦昌辉与杨秀清之间矛盾是很尖锐。韦昌辉表面上处处阿谀杨秀清，但骨子里却时时企图夺取杨秀清的权位。杨秀清对韦昌辉也防备很严，对他极不信任，很少给他独立出外掌兵的机会。

如1854年，杨秀清令韦昌辉到湖北主持军事，但私下又叫人察奏挽留，并伪装不准，到韦昌辉临走时，忽然又改派别人前去。还有一次杨秀清“令韦昌辉赴湖北、安徽，行次采石（地名），杨贼复下令调回，改遣石达开往”①。除此以外，杨秀清还因韦昌辉部下张子明激变水营问题，打了韦昌辉几百杖，还经常假借天父下凡来打压他。

杨韦之间的矛盾，当时已为敌人探知，在曾国藩情报机关所编的《贼情汇纂》中就预料了“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可见杨韦之间的矛盾，在天京事件以前已经是剑拔弩张了。

石达开与杨秀清之间就不是这样。由于石达开有很高的军事才能，而且为人正直，所以杨秀清“喜其诚实厚道，屡委以军事”②。杨秀清经常派石达开担任政治与军事的重任。这说明杨秀清与石达开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杨对石是信任的。

石达开本人对杨秀清除有“平日性情高傲”③的批评外，未见有其他的什么特别不满。杨秀清无端处罚石达开岳父黄玉崑的事，被人们认为是石、杨之间积怨的重要原因。在这件事上，石达开开始可能对杨秀清是很不满的，但事后，杨秀清同意石达开将黄玉崑领回，在翼王府工作，不久又恢复了黄的职务和爵位，照样委任军事，所以这件事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即使石达开仍有不满之处也不会矛盾到要仇杀的程度。

另外，石达开因为经常在外主持军事，在天京的时间是比较少的，经常打仗，必然就要把精力集中在军事指挥上，很少会有时间考虑争权夺利的问题。由于石达开平时并无权欲的表现，因此与杨秀清之间不会有重大的矛盾，这也是杨对他较信任的原因。

石达开知道天京事件的消息是比较晚的，可是在一听到消息后马上就采取了行动。“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④“翼王①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

②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

③《石达开自述》，见《太平天国》二。

④《石达开自述》，见《太平天国》二。

石达开——负气出走、坚持分裂、光明磊落的杰出农民领袖451在湖北洪山知道京城杀害许多人，在湖北洪山营中同曾锦兼、张遂谋，狼狈赶回京都，计及免杀之事。”从这两条材料看，石达开知道天京事变的消息，是在湖北洪山营中，而且在此以前，并没有材料证明石更早地知道此事。他在知道这事以后，非常着急，想到的就是要赶快制止这场内部屠杀，所以不顾一切，只带了几个随从人员，就火速赶回了天京。这时，天京城门紧闭，气氛十分紧张，石达开只得“射书城上”，请求入城，结果只被允许只身入城。这对石达开来说是相当危险的，当时天京城内正在进行屠杀，而且韦昌辉又为人阴忍残刻，弄不好，生命是没有任何保障的。但是石达开并未考虑这些，为了革命的利益，他勇敢地进城，希望经过自己的劝说，结束这场内部的屠杀。

可是事与愿违，石达开入城后先见洪秀全，后见韦昌辉。他的一片真诚和正义行动，并未得到支持，反而使洪秀全心疑石达开要杀他的同盟者韦昌辉。石达开在韦昌辉处，责备其不应该乱杀无辜兄弟，要他停止屠杀，结果是“语不合”，并有“图害之意”。石达开发觉自己的劝说不能起到任何作用，相反引起了洪秀全的心疑、韦昌辉的仇视，因而预感到大祸将要临头，所以连夜“吊城由小南门而出，逃亡安徽”。

从石达开赶回天京到吊城逃走，前后只不过一天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觐见了洪秀全，谴责了韦昌辉，并发觉自己有被杀的危险，可见当时的形势是非常紧张的，也可以想象石达开与韦昌辉之间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

果然，在石达开逃走后，韦昌辉立即派兵包围了翼王府，他捉不到石达开，就杀了石的全家老小。据《金陵省难记略》中，韦昌辉“搜翼贼不得，疑避洪贼所，遂执妻小去要洪贼。洪贼力白其无，乃杀之”①的记述看，韦昌辉杀石达开全家是在天王府进行的。可见这时洪秀全是站在韦昌辉一边的，不然，为什么不出来制止，为什么对石达开一家的惨死无动于衷。

石达开逃离天京以后，在安庆起兵靖难。他并未因洪秀全不支持而有所忌恨，仍然顾全大局，拥护洪秀全，只要求诛杀韦昌辉，但这一要求并未得到洪秀全的允许。韦昌辉亦在天京准备负隅顽抗，并派秦日纲举兵追击石达开。这时石达开也调回了湖北洪山的军队，集合了足够可靠的兵力，于11月8日自安庆渡江进至泾县，①张汝南：《金陵省难记略》，见《太平天国》四。

45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准备向天京进军，以武力来平息韦昌辉的变乱，解救天京的危难。

得道多助，广大的太平军都同情翼王石达开，附从于韦昌辉的只是少数几个死党。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只好下令处死韦昌辉。洪秀全处死韦昌辉并非出于他的自愿，而是由于“见全体军心皆归附翼王，不得不屈从其主张”①。

石达开在整个天京事件中，始终是维护太平天国革命利益的。他事先并不知道杨秀清的逼封，也不知道洪韦的诛杨，所以就谈不上参加任何一方。当他得知事变的消息后，顾全大局，维护洪秀全，一切行动都以平息变乱、挽救太平天国的命运为目的，丝毫没有乘机夺权的表现，并且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因此，应该说石达开在天京事件中表现是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

（三）石达开的出走和远征石达开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贯表现及其在天京事件中的光明磊落，使他在广大太平军将士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②，但石达开在群众的拥护面前，并未骄傲自满，或乘机擅权，而是表现得十分谦逊，对大家推为义王，谦辞不受。

石达开回到天京以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③。“众人欢悦”这四个字，充分说明了石达开是很得人心的，大家都希望他协助洪秀全掌理天朝政务。事实上，石达开也是当时辅政最适合的人选，但洪秀全由于被杨秀清篡权弄怕了，怕石达开也要步杨秀清的后尘，但因为是“合朝同举”，又慑于石达开的实力，不得不叫石辅政。为了加强对石达开的防范，牵制石达开，洪秀全加封他的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这两个人是“既无才情，又无计谋，一味固执”④。

根本谈不上掌理军政的才能，只是被洪秀全用来专门对付石达开的工具。

名义上是石达开在“辅政”，但实际上却得不到洪秀全的信任。甚至“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⑤，据湘军李续宾所得的报告中说:“??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交结人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绕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故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⑥洪仁发、洪仁达对石达开有图害之意，应该说是反映了洪秀全的意思，因为这两个人是洪秀全特意安排的，自然要按洪的意图办事。在这样的情①麦高文：《太平天国东北王内讧洋记》，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

②《李秀成自述》。

③《李秀成自述》。

④《李秀成自述》。

⑤张汝南：《金陵省难记略》，见《太平天国》四。

⑥《李忠武公遗书》书牍，《复王鑫书》。

石达开——负气出走、坚持分裂、光明磊落的杰出农民领袖453况下，石达开的出路不外三条：与洪秀全对抗，取洪秀全而代之；继续受挟制排挤，坐以待毙；避祸出走。

走与洪秀全对抗的路，石达开是不愿意的，因为他自幼很重义气，决不愿留下一个篡权的罪名，这一点从他出走以后所发的告示、训谕等文件中，一直使用太平天国年号，并承认洪秀全是“主”的地位，可以证明。第二条路，是根本不可能被选择的，因为无论什么人也不会愿意去做无谓的牺牲。因此，石达开被迫选择了出走的路，避免与洪秀全产生冲突。

有人认为李秀成同样受到洪秀全的怀疑，可他没有出走，反而以其愚忠感动了洪秀全。因而责备石达开，认为他也应该像李秀成那样，委曲求全。事实上，即使石达开采用李秀成那套方法，也无济于事。这主要是因为，石达开在金田起义以前就是领导核心的人物，被认为是开国元勋；太平天国建国后，石达开在斗争实践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在洪秀全看来，石达开愈是功绩大，愈是威信高，就愈是有条件篡权，对他王位的威胁也就愈大，所以只要石达开存在，洪秀全的怀疑就不能消除，心也就不能安。

李秀成与石达开的情况就不同了。1857年以前，他在太平军中只是一个中下级军官，后来在“朝中无人”的情况下，才被洪秀全亲自提拔起来主持军事，因此，李秀成在太平军中的威望与地位根本无法与石达开相比。在洪秀全看来，李秀成根本没有篡权的条件，对他的王位不构成威胁。洪秀全对李秀成的怀疑，在1860年以前，是由于知道了叛徒李昭寿有给李秀成的劝降信，怀疑他要降清；在以后主要怀疑李秀成不以主要兵力保卫天京。这种性质的怀疑与怀疑篡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能用忠诚的表现去化除。

有人认为石达开出走，欺骗和裹胁了十万太平军。其实，石达开对部下没有欺骗和裹胁。石达开出走后所发的布告中，在把出走的原因阐明以后，有这样一段话，即“谆谕众军民，依然守本分，各自立功名；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这说明他对部下并不是下硬命令，而是允许他们在自己与洪秀全之间选择，或走或留都听其自便，毫无逼迫之意。另据记载，石达开出走后，曾经做过李秀成和陈玉成的工作，拉他们一块走①，但李、陈均未同意，仍留下来，可见石达开并无胁迫的行为。

因此，与其说石达开用裹胁和欺骗的手段带走十万太平军，不如说石达开的困难处①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45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境得到了十万太平军的同情，愿意跟他出走。对洪秀全来说，则是由于他不能任贤用能，任人唯亲，使“朝中之人甚不欢悦”“各有散意”。①石达开脱离天京以后，屯军安庆一带，这时如果他能从太平天国的利益出发，顾全大局，就应该巩固和发展天京西面的屏障安徽，以自己的兵力配合其他太平军作战，确保太平天国的主要地区。这样，就能够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继续有所贡献。可遗憾的是，石达开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从此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他坐视太平天国其他将领战败而不予援救，置太平天国的危难于不顾，最后带兵离开了安徽，远征不返，铸成了大错。以后，石达开虽然在名义上还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承认洪秀全是“主”，但这些完全都是空话，实际上已与太平天国脱离。

石达开将太平天国的精锐部队带走，给太平天国造成了兵力空虚的局面，使敌人乘虚而入，许多重镇相继失守，军事上陷于很大的被动。石达开带兵远征，虽然在反清上同太平天国的目标是一致的，对敌人也起到了一些牵制作用，但是由于他的兵力远离了太平天国的主要战场，所以从总体上看他的斗争对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并无多大意义。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石达开出走以后，洪秀全曾数次向其请援。据故宫明清档案馆藏的福济奏折，内有“又据六安州练总萧禀缴所获贼信，内有翼王私自出京，誓不回去，并将来天京必定空虚等语。外抄伪诏数纸，亦以石逆遁去，金陵无人主持，令各伪官百计迎回，竟不复返。”②1858年2月，石达开驻军江西时，洪秀全也“曾数次派人到抚州请援”③，这就是说，洪秀全已经感觉到石达开带兵出走给太平天国在兵力上造成很大困难，希望他能配合作战。这本来应该是石达开与洪秀全重新合作的契机，但是石达开并未响应，相反拥兵进入浙江，这种错误行为，完全辜负了太平天国军民对他的期望与信任。

自从洪秀全主动请援以后，石达开一直有重回太平天国与洪秀全合作的可能性。

例如杨秀清的族弟杨辅清，自杨秀清被杀以后，因为害怕，一直带兵在江西、福建一带流动，不敢回天京去。1857年11月，他与石达开在江西会合，共同作战。可是到1858年9月，杨辅清率兵进入安徽，东援天京，重新回到太平天国队伍。洪秀全对他很重用，命与李秀成、陈玉成等同掌兵权，后来，还封他为辅王。可见石达开要走杨辅清的路并非不可能。

①《李秀成自述》。

②见朱金甫：《故宫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浅谈》。

③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石达开——负气出走、坚持分裂、光明磊落的杰出农民领袖455另外，太平天国在以后所发的天历、文告上都照样列有石达开的职衔，在《朝天朝主图》上，还把他列在南王冯云山之下，李秀成、陈玉成之上，这也可以说是洪秀全对石达开的一种争取。

以后，石达开专听张遂谋之言，在分裂的道路上愈走愈远，特别是在到达庆远以后，对太平天国的官制等也有所改变，他的这些行动，开始使部下产生了怀疑与不满，军心逐渐涣散，出现了分离、叛降的情况。1861年，石达开的部下朱衣点、吉庆元等曾“恳求翼王到南宁、贵县系翼王生长之处，招集多兵，劝翼王返旗回京，共匡王室。”①这说明他的部下，对他分裂的错误有所不满，并产生了思归之念。但是，石达开对这些忠言根本听不进去，当他回到广西老家以后，又企图隐居山林。

吉庆元等见石达开毫无悔改之意，只好脱离他，各率所部“返旗回京”“出江扶主”，于1861年，与李秀成部在铅山会合。当洪秀全得到奏报以后，非常高兴，特地命名这支军队为“扶朝天军”。

石达开顽固坚持分裂错误，由受部下拥护变成了丧失军心，陷于孤立。他的错误不但造成了他自己必然失败的结局，而且也给太平天国革命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对他的这一错误是应该批判的。

（四）实施诈降，想用自己一命换取部众的安全1861年，石达开率军离开贵县，经湖南、湖北远征四川。1862年，在长宁受阻后，即绕道贵州至云南昭通。1863年，石达开分三路进攻四川，由李复猷率军3万从贵州边境绕入四川；赖裕新率军由宁远深入；他本人则自昭通出发渡过金沙江，企图抢渡大渡河进入四川腹地。结果，前两军皆战败，石达开所率军队亦在大渡河被清军包围。石达开进行了数次突围战斗，都不能成功，将士死伤很多，辎重也尽失去。石达开本来是想投河自尽，为国捐躯。但是，当他想到部下尚有7000多将士时，认为自己不能一死了之，应该用自己一个人的死，去换取部下的生。所以他改变了自尽的念头，军辅曾仕和献诈降计，即到洗马姑清营诈降，等到部队过河之后再劫粮反戈，突出敌围。石达开接受了曾仕和的诈降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了一封信，石达开在信中一开头就断然表示了“求荣以事二主”的事，他是不做的，这也就是说决不降清。下面的内容完全是为了“舍命以安三军”，他提出，如果清方能答应不杀其部下将士，那么他自己甘愿自刎，或受斧钺交加、身首分裂的大①《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四名将领上天王奏》（本馆抄件）。

45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苦。可见石达开投清营绝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是为救部下，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石达开率军诈降后，清军在洗马姑石达开军营附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动摇石部军心。同时，又派清将杨应刚、王松林到石军营地，要石达开作出进一步的投降表示。石达开“不得巳”，才“释兵表降”。但又让“妻妾五人携其二子沉于河”。石达开接受诈降一策，是想用自己一人的性命换取部众的安全。但石军中部属知道主帅决降，已溃不成军了。此时，清军又采取措施，把石达开及其部将押送过河，把他和两千多解甲的战士分开。这一举动，使石达开猛然清醒：诈降计拙，暗自悔恨。“舍命全己军”的幻想完全破灭。此后，他言辞谈吐没有半点奴颜媚骨的迹象。在被押解到成都途中，清将刘蓉、黄彭年曾经提讯过石达开，在场的黄彭年在记述此事时说：石达开在谈及他南北征战时，“历历如绘，其袅杰坚强之气，见于辞色，绝非他贼所能假冒。”石达开是6月25日被押解到成都的，骆秉章曾会同成都将军对石达开进行会审，开初骆秉章对石达开劝降，石达开严词以对，说：“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随后被骆秉章杀于成都，时年仅33岁。其部众两千余人，也尽被杀戮于大渡河畔。石达开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慷慨陈词，英勇不屈。

骆秉章对石达开施以凌迟，其状十分残酷，时人周询著文对此作了惊心动魄的描述：“石王与曾仕和对缚于十字桩上。行刑人分持利刃，先剜额头皮，上掩双目，次剜双腕。曾文弱，不胜其楚，惨呼。石徐指之曰：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可耳。曾遂切唇无声。凡百余刀，剜全体殆遍，初流血，嗣仅淡血，最后仅滴黄水??终刑，气早绝矣。”周洵盛赞石达开，说他“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亦均默然无声，真奇男子也。”凡是一个叛徒，其投降的目的不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求得一官半职，为敌人效劳。但石达开完全不是这样，如果他真的要投降敌人，为什么要让“妻妾五人抱持幼子二人携手投河”？如果他真的要投降，为什么要表示“不事二主”，不为清朝做事？因此，可以认为石达开绝不是投降敌人。

我们可以从石达开被俘以后的表现，来证明他完全没有怕死或乞活的表示，而是大义凛然。当石达开被解到成都以后，骆秉章等审讯他时，他对参加金田起义以来的革命经历侃侃而谈，“历历如绘”①；对清方“当世诸将负盛名者，皆加贬词”②。如①《骆文忠公奏稿》，见《太平天国》二。

②薛福成：《书石达开就擒事》，见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

石达开——负气出走、坚持分裂、光明磊落的杰出农民领袖457果说石达开是为了保命，那么他在敌人面前就会俯首帖耳，污蔑革命，美化敌人以讨好，而石达开痛陈革命经过，对敌人横加贬低。

石达开的英勇表现，使敌人都不得不承认“其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①，并断定他“非真有投诚反正之心”②。最后，石达开在“临刑之际，神色恬然”③，从容就义。

虽然石达开最后没有变节投敌，但是对他“舍命以安三军”的思想是应该加以批判的，这是他对敌人存在幻想和对敌人凶残的本质没有认清的具体表现。事实上，石达开的这种做法，非但未能达到“安三军”的目的，相反使敌人得以顺利地镇压了他的全军。

二、石达开出走天京及其败亡（一）石达开与洪秀全矛盾的激化及其出走天京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富有英雄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16岁出山，19岁统率千军万马征战疆场，20岁被封翼王，太平天国的将领们对石达开的谋略和胆魄十分敬仰。敌方统帅曾国藩、左宗棠、骆秉章等也都对石达开的谋略、胆魄、战绩等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在他死去40年后，清朝文人所写的著作《江表忠略》之中还有这样的记叙：“至今江淮间犹称??石达开威仪器量为不可及。”“天京事变”后，石达开虽然进入天京，但在洪秀全看来，他具有与自己分庭抗礼的地位和威望，也有取而代之的实力，这又正是封建帝王思想严重的洪秀全疑忌石达开的一个根本原因。尽管石达开也曾努力委曲求全，但仍然无法消除洪秀全的这种猜忌。

据史料记载，石达开的亲信张遂谋曾劝说石达开说：“身负震主之威，体兼高人之德，而势在人臣之位”，则“虽欲效股肱之力，竭忠贞之节，其可得乎？”所以他向石达开献策“废天王于深宫，诛诸洪于列朝，然后请旨上帝??南面称制”④，以架空进而取代天王洪秀全。但石达开则回答：“予惟知效忠天王、守其臣节。”⑤石达开最终选择了离开天京另谋发展的道路。

1857年5月底，石达开因惧怕重蹈杨秀清被杀的覆辙逃出天京，率所部数万人，在苏皖交界处的铜井镇渡江，于6月中旬抵达安庆。石达开的出走引起天朝一些人对洪秀全的不满，洪秀全被迫削去两个兄弟的王号，并刻了“义王”金牌一道，火①刘蓉：《养晦堂文集》，《复曾源浦中丞书》，转引自戴逸《中国近代史稿》。

②刘蓉：《养晦堂文集》，《复曾源浦中丞书》，转引自戴逸《中国近代史稿》。

③刘蓉：《养晦堂文集》，《复曾源浦中丞书》，转引自戴逸《中国近代史稿》。

④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196页。

⑤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196页。

45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速派人追赶挽留，但石达开始终不为所动，誓不回朝。据清方福济、郑士魁等人在奏折中所说：“1857年6月9日，石逆由金陵带其党羽数千，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1857年6月，石达开在布告中表达出“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的感慨，但又表明他“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①，表示并不与天国对立的心迹，只是按照他自己的战略思想去指挥千军万马与清军作战而已。

在这期间，石达开还曾提出了一个折中的缓解局势危急的方案——德兴阿在给清帝奏章中提到过这份奏章的内容，“令贼党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数万及五六千不等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据德兴阿奏报说，奏章上面还有洪秀全的批复。这充分反映了石达开心胸开阔，不计私怨，也折射石达开在被迫离开天京后，始终以保卫太平天国事业为己任。他决心以四川为坚固的根据地，以解决粮草军需供应和流动作战造成的危机。石达开曾早在1853年初就曾提出过“先行入川，再图四扰”的主张，说明石达开在此时或更早已具有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思想。

当时的四川，政局混乱，起义不断，总督更换频繁。从咸丰元年到十一年（1851—1861），四川总督换了十一次，有的担任时间还不到半年，除了两任是明令兼署外，其他还有五次是由于新任未到位而由成都将军兼任的，造成四川在十多年内没有最高军政长官的混乱局面。再加上这些人在军务上昏庸，造成了战争的困难局面。

同时四川人民起义不断，在嘉庆年间就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后，在其影响下又爆发了李永和、兰朝鼎的农民起义，义军曾打到离成都仅70余里。

然而，四川又是清政府的重要地区，是天府之国，清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同太平军作战，在北方广大地区同捻军作战，海防和边防上也有外国势力的侵扰。在这种形势下，一旦“四川不支，则楚与秦均不安矣”，“滇黔粤西无可盼之饷，荆湖无可抽之厘，陕豫且有防不胜防之虑”。所以四川被清朝看作天下安危的重要地方，清政府在四川的兵力相对薄弱，就同四川在经济、军事方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一矛盾带来了机遇也自然成为了石达开图川的重要原因。

（二）石达开“图川”及其失败1859年春，石达开率领20万大军，自南京出发，辗转浙江、福建、江西、广①《太平天国石达开布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94页。

石达开——负气出走、坚持分裂、光明磊落的杰出农民领袖459东、广西，再从湖南郴州、衡阳等地攻取宝庆，由湘入川，不料在此却遭到宝庆守军的顽强抵抗，两军对垒竟达三个多月，从而为清廷调遣援兵提供了时间。清廷急命布政使刘长佑、湖北巡抚胡林翼驰援。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未能组织有效的打援，或者调动其他各部配合作战，却一味地选择孤军作战，最终未能攻克宝庆，造成了重大损失，被迫退入广西休整。宝庆之战虽然失败，但却迫使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的湘军，惊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因势利导，全力援湘，从而打乱了湘军围困天京的步骤，客观上为天京的太平天国解了围。

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一路师行间道，于1862年初经湖北入川，自此，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石达开转战川黔滇三省，终于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突破了长江防线。同年5月，太平军到达大渡河边，此时太平军尚有四万余人。当时对岸尚无清军，此时石达开下令多备船筏，打算于次日渡河，但天不遂人愿。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根本无法行船。三日后，清军又陆续赶到大渡河布防，太平军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多次抢渡不成，粮草用尽，陷入绝境。为求建“生擒石达开”的奇功，四川总督骆秉章遣使劝降，石达开一方面决心舍命以全三军，同时打算诈降，经双方谈判，先由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随石达开进入清营，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将士全部战死，石达开也被凌迟处死。石达开未能把握好图川的时机，在湖南战场与敌拼消耗，未及时与李、兰起义军配合，共同打击清军，同时又在入川途中未能处理好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这些政治因素导致石达开的失败与个人悲剧。

（三）图川的失败及其对太平天国的影响石达开负气率领部众出走，虽然客观上对太平天国长江中下游的战斗也起了一定的牵制、支持作用，但石达开率兵出走天京给整个太平天国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却也是显而易见的。

1.分散了兵力，动摇了军心。石达开在1857年6月2日率领众人出走天京，由铜井渡江入皖，独立远征。他沿途发布告示，称尽忠天朝，却被猜疑嫉妒，唯恐被加害，所以出走天京，劝诫将领各守其职，或者随同征战，当时追随在皖者“已约有五、七万人”。就在石达开离开天京不久，清王朝抓住了这个十分罕见的机会，重新布置军力，着重提拔还在守孝的曾国藩，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攻天京而使九46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江告急，这时朝发夕至的石达开却断然不顾，致使处在皖北的陈玉成挺进湖北以支援九江。陈玉成、韦俊撤回鄂豫皖边界不久，太平天国随即丧失鄂、皖南等地，九江相继沦陷，天京直接暴露在敌军的眼皮底下。天王向达开求援，石达开不应。清将和春随即攻陷溧水、句容则移师进犯镇江、瓜州。天王特派李秀成支援，当时李秀成驻军安徽六安、霍山一带，闻命即统全军南下，进一步分散了太平天国的兵力，后镇江、瓜州相继被攻陷，太平天国危在旦夕，而此时的石达开依旧是我行我素，脱离中央，搞分裂活动。当时的清兵极度缺粮，而作为清兵筹集粮食的浙江防守薄弱，正是太平天国军队进攻的绝佳时机，而石达开在围攻江西失败后才进军浙江，又犯了经验主义错误。石达开围攻衢州三个月，并未将衢城围绝，又未猛力攻城，所掘地道也没有建功，再次走上了原来围攻怀庆时的灭亡道路。石达开辗转赣、粤、湘、桂、黔、鄂、滇、川等地，处处失利，等到败退广西后，石达开军事日趋孤弱。

从石达开的出走到1858年的夏天，天京的门户被打开，溧水、句容相继失守，镇江、瓜州随之沦陷，江西也沦丧，陈玉成、韦俊困在了潜山、太湖，太平天国处在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这一切，都与石达开的出走不无关系，战斗的残酷急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石达开本人出走以后，造成了天国国中无人、无将的被动危局，内部不幸事件接踵而来，使很多弟兄痛心，更增加了离心倾向，石达开出走严重地分散了兵力，扰乱了军心、民心。石达开与太平天国天京政权的决裂，失去了天京这个坚固的根据地，由于出走后采取流寇式作战方式，军事上处处被动，战斗力削弱。曾国藩言之：“散而不整，迥不似石逆往年情形。”2.石达开所部全军覆没，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石达开从天京出发，带走了太平天国的大部精锐，石达开负气出走是继杨韦之乱后对太平天国的又一次致命打击，据保守估计至少带走了5万—7万名勇士，这些都是久经沙场、大浪淘沙的士卒，是太平天国的精锐。石达开出走后不再受天京大本营的控制，使中央所能指挥的兵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且凭借石达开本人的威信，一路上不断有天国将士投效，天国大本营的力量不断削弱。石达开出走给清军反扑提供了机会，石达开拥有20多万精兵，可以在鄂、皖、赣任意之地打击一下清军，减少清军对天京的压力，石达开的远征牵制了大量清军部队，进军宝庆的湘军大批回援，粉碎了湘军企图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围困天京的意图。入川使得川中清军不敢出川援助湘淮军，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援了天京。石达开在大渡河的全军覆没，使得天国大本营少了强有力的牵制力量，鄂地清军源源不断地输入江浙，给天国大本营带来了灭顶之石达开——负气出走、坚持分裂、光明磊落的杰出农民领袖461灾。石达开在大渡河覆亡后，天国不到一年也终结了。

三、石达开悲剧的原因探析石达开在太平天国诸领导人中，可称得上是个全才，深孚（使人信服）众望。

军事上，能征善战；经济上，审时度势；政治上，雄才大略。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在大渡河边却是起死无术，回生无力，全军覆灭。造成他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坚持分裂主义是悲剧形成的根本原因1857年5月，石达开率领太平天国精锐部队离开天京，正式和洪秀全分裂。后虽洪秀全多次召还，他终不肯回首，分道扬镳，走向分裂。

首先，走向分裂，是其长期独立意识急剧发展的结果，也是其个人英雄主义恶性膨胀的表现。太平天国核心领导集团中，石达开是最年轻的一位。1851年12月永安建制，由于他率部参加成为起义主力之一，加上他的才智、能力，年仅20岁便被封为翼王、五千岁。太平军从长沙至岳州、武昌的每一项军事行动，石达开都参与决策，协助东王指挥作战。1853年2月，太平军进逼南京，石达开为水路前敌统帅，迅速推毁清军1800里江防，为攻克南京立下了汗马功劳。石达开的威名始震敌胆，太平军自永安趋湖南，攻长沙，破岳州、汉阳、武昌，经安徽下金陵与清军的大小数百次战斗中，唯有石达开未尝败绩。清军称之为“石敢当”，纷纷避之。1853年下半年，西征军遭受挫折，石达开奉命主持长江上游军事。他把重点放在设官踞守，建立战略基地上。在安徽、湖北设置乡官，健全基层农民政权，并试行“照旧交粮纳税”，改变过去太平天国漫无节制的“打先锋”的做法，“按亩输钱米”后经杨秀清转奏天王，定为太平天国的一项主要经济政策。他清除苛政，抑制土豪劣绅，赈恤贫苦农民，征收定额商税，受到军民的好评。1854年11月，在湘军气势汹汹进逼时，他受命于危难之中，主持西征军务。在湖口、九江大败湘军。之后，率军横扫江西，使江西13府中的8府50余县成为太平天国的管辖地。1855年6月中旬，石达开会同其他太平军，推毁围困天京三年之久的江南大营，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对石达开的才能，清政府虽极尽诬蔑之能事，但一致承认石达开“狡悍为诸贼之冠”。与此同时，石达开的个人英雄主义逐渐滋长、膨胀。诸王之中，石达开韬略与冯云山伯仲，勇武与萧朝贵齐名。冯、萧早亡，石达开年少得志，战功卓著，使他对自己的才能产生了强烈的自负感，对朝廷决策往往持个人见解，总认为自己的能力与举措比洪秀全、杨秀清高超。前面提到他的“按亩输钱米”，设置乡官，46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健全基层农民政权的做法，就是按自己主张而实施的一种措施，这些大胆而正确的措施最后被洪、杨认可并推广。行军作战时，石达开也是常持自己的见解。临事改变朝廷旨意，实施自己的举措，而洪、杨对石达开按自己意见行事的行为并未严格控制，而是在考察其变易的效益，支持与理解他的行动。这样，无形中强化了他自行其是的意识，逐渐滋长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使其不断膨胀。

其次，走向分裂与石达开农民阶级本身的局限性密切相关。对于生活在山村，只接受过低层次文化教育的石达开来说，他无法摆脱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和自私，因此，他不能正确处理同天王洪秀全及洪氏兄弟的个人恩怨与农民革命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1856年发生的天京事变，首义诸王大都卷入其中，唯石达开当时领兵湖北，置身事外。后奉诏自武昌返京，责备韦昌辉滥杀无辜，却差点被杀。他缒城出逃，兴师靖难，声援洪秀全平定叛乱。叛乱平息后，石达开被天京军民迎回天京，合朝同举他“理政务”，钦佩他“义气”，共上“义王”尊号。然而，此时的洪秀全鉴于杨、韦擅权的教训，竭力控制中央集权，既当天王又当军师。由于石达开的资历及在天京事变中的举措深得朝臣拥戴，出于疑忌，洪秀全封他的两个哥哥为安福二王，并主军事，对石达开则大加排斥，逐步解除兵权。安福二王从嫉恨石达开发展到要杀害石达开的地步。石达开由于怕遭到类似杨秀清的厄运，于是毅然离京出走。

这里，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石达开留在天京，用忠贞的行动来消释洪秀全的疑忌，巩固内部之间的团结，回到建都前那种“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张德贤《贼情汇纂》卷六)的状态，君臣释忌，手下有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青年将士辅佐，继续发挥他的才智为天国效力，那么，太平天国可能会出现崭新的局面，至少不至在短短7年内便归于失败。此外，石达开抵达安徽之后，摆在他面前可供选择的道路大有回旋余地。一种是他既安全抵安徽，不妨坐等洪秀全的幡然悔悟；一种是如果他认为同洪秀全及其兄弟不能和解，他个人暂不回京也可以，甚至可以暂不同天京发生直接联系，但他应该在他经略多年且有众多隶属部队的安徽施展才能，同当时正在和清军激战的其他太平军配合，打击共同的敌人，做到他自己表白的“用是自奋，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德，勉极主恩仁”(《石达开布告》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这对他来说并不难做到，而且有利于缓和解决他与洪秀全及其兄弟之间的矛盾。然而，他却选择了分裂的道路。

（二）分裂行径使他处处被动，导致悲剧最终形成石达开——负气出走、坚持分裂、光明磊落的杰出农民领袖463石达开构思了严重的分裂计划。1857年6月上旬，他向全军发出谕诰，在大江南北张贴。谕中极力表白自己“惟矣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世人”有“一笔难尽陈”的委屈和“疑多将图害”而不得不离开天京的原因。这份谕诰散播对天王不满，起了破坏太平天国团结和动摇军心的作用。特别是他宣称“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①实际上是公开号召分裂。由于谕诰有很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使许多不明真相的太平军相信了他的宣传而毅然跟随远征。据六安总制掌书陈夙曹透露，当时“络绎随翼王而出京者，官员兄弟约有五、七万人”②。石达开还深恐一纸布告不足以动员其众，又不断派人四处活动，甚至暗地遣人引诱拉拢天国重要将领。如九江林启荣，湖口黄文金，皖北陈玉成、李秀成。只是这些将领经过一段徘徊，最终没有跟随石达开行动。与此同时，他还派人“潜于金柱关等处粘贴告示，解散金陵旧党，愿从军者即赴安庆，不愿者给川资回原籍”。完全不顾天国的存亡，明目张胆地进行分裂瓦解太平军的活动。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立刻后悔，多次派人百计挽留，他却“誓不回京”，并对洪秀全这一有所悔悟的表示用扣留或杀害来使以回答。当溧水、句容相继失陷，清军云集镇江，洪秀全屡向石达开请求救援，尽管石达开先前曾把反清放在首位，这时却完全加以拒绝。以至洪秀全削去安福二王王爵，镌刻“义王”金牌一道，连同全朝文武求救表章送往安庆，始终没能感动石达开，他拒绝“义王”封号，坚持分裂到底。

既然石达开走向了分裂的道路，那么他率领的军队实际上就成了孤立、没有后方的流寇队伍，因而也就难免陷入被动和处处失败的境地，他的军事天才也因此黯然失色了。石达开的失败，主要是由分裂主义思想和分裂行径引起各种矛盾产生和不断激化的结果。

石达开出走后，情绪消沉，不时有隐居山林的想法。随着军事形势向不利方面发展，这种消极思想与日俱增。只是由于清政府到处悬赏严拿无处藏身才作罢。这就表明，石达开这时的反清斗争，与分裂出走前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过去是积极主动的斗争，这时变成了消极被动的活动。然而，太平军战士跟随他披星戴月，跋山涉水，却是要开疆拓土，抗清灭妖的，这就使主帅和官兵之间，在政治上不能不同床异梦。石达开对“真圣官制礼义”的部分更改也不能不在官兵中引起对“精忠若金石”的怀疑。这势必加深主帅与官兵之间的矛盾。

①《石达开布告》《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

②《陈夙曹票六安州总制》《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7页。

46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石达开分裂出走后，军事上几乎变成流窜。当他自赣江沿岸南下时，大军直抵吉水，显然不是去浙江的计划。但在吉水遇阻，便东进浙江。在浙江看来要停下来，又由于衢州久攻不下，又南奔福建。后经江西走湖南，似乎要进四川，而宝庆失利又回广西。在广西实在待不下去，又不得不另谋出路，他的对手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曾国藩强调“会散而不整，迥不似石逆往年情形”。断定石达开“无悍志，无远略”，与洪秀全、陈玉成等不同，认为石达开行经数省“流贼之象也”，既看到石达开的致命弱点，就不再把他看成可怕的对手了。曾经使曾国藩、左宗棠闻之丧胆的石达开，而今清政府只要用地方军就可以把他击退。军中部分人在清政府剿抚兼用政策引诱下，发生动摇、甚至杀害坚持抗清的官兵。

由于石达开分裂出走后屡遭挫折，士气大大受到影响，他个人的威望也日益低落。官兵们对石达开的能力、才智和战略指挥渐感怀疑与失望，离心倾向也日趋严重。相反，太平天国在陈玉成、李秀成等的辅佐下，取得了几次重大的胜利，战局渐趋好转。于是，军中出现主张重返京都的呼声和行动。杨辅清就在福建与石达开决裂，回归洪秀全麾下，被任命为中军主将。1861年，余忠扶部下官兵先行起义，欲万里回朝，余忠扶进行阻挠，为部下所杀。后又有告吉元、朱衣点等人毅然起义回朝，重返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相反，以石达开为首的一些人继续坚持分裂，特别是元宰、张遂谋等从中策划，迫害甚至杀害主张重返天京的将士。

以上矛盾的产生和激化，从根本上说都是石达开的分裂主义思想和分裂行径导致的，也是石达开悲剧酿成的直接原因。因为石达开不能在分裂道路悬崖勒马，这些矛盾就不能解决，其后果必然导致内部分崩离析，终至全军覆没。石达开个人的才智，无助于这一结局的改变，使得他多次表现过的耀眼才华，在分裂出走之后完全黯然失色。

石达开作为一位杰出的农民领袖，在和清王朝浴血斗争、创建天国的奋斗道路上显示了英雄本色，在血与火的阶级搏战中，他勇往直前，屡拯危局，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成为时代的骄子、天国军民的希望。然而由于分裂主义导致他在天京事变后走向了分裂的道路，进而丧失了赖以依靠战胜敌人的种种条件，最终酿成覆军丧身的悲剧。分裂行径贻害了太平天国，也毁了这位年轻有为的风流人物。

张自忠——曾经背负汉奸骂名的抗日名将465张自忠——曾经背负汉奸骂名的抗日名将张自忠(1891—1940)，字荩忱，山东临清市唐元村人，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在抗战时期，他被作为抗战将领光荣殉国的典范。全国解放后，他依然受到人们的敬仰。北京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路且始终保存。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国内评定的对新中国有影响的100位杰出人物中，张自忠名列前茅。一个人从被国人误解，背负汉奸骂名，到为国慷慨捐躯，成为举国敬仰的盖世英雄，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其间又要经历怎样的苦痛、煎熬。张自忠在中国鼎鼎大名，因为他是抗战时期阵亡的军衔最高的国军将领，是上将。早在喜峰口抗战的时候，他已经很有名了，接着又经历了有名的台儿庄会战，接下来是保卫武汉的会战，直至1940年壮烈牺牲。实际上，一段时间里，张自忠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

他确实是一个英雄，但是，他成为英雄的路却是极其崎岖的。

一、张自忠将军的生命历程张自忠原为西北军系将领，1930年中原大战后，接受中央政府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曾参与喜峰口战斗，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九军军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曾参加临沂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以及枣宜会战等。1940年在襄阳与日军作战中不幸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

张自忠出身西北军，西北军的将领和士兵大多出身比较清苦，但是张自忠却是出身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曾经在清朝做过五品官，虽然出身官宦人家，可是他并没有享受官宦人家的福利。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更多的养育责任是由母亲完成的。1911年张自忠就读天津法政学堂，在那里，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14年投笔从戎，1916年9月，同乡好友车震将他推荐给了冯玉祥，冯玉祥见张自忠长得高大英武，且颇有“沉毅”之气，便收留了他。张自忠的人生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他今后的戎马生涯、人生道路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冯玉祥在北洋军阀的将领中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他出身清苦，父亲是一个哨长，相当于现在的连排长。

冯玉祥在担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的时候，特别注重艰苦朴素的教育，他所招的兵，一般都是出身较为清苦、性情忠厚朴实的农民，这跟当年曾国藩的要求有点像。

车震介绍张自忠进入冯玉祥的部队，冯玉祥进行了认真的面试，张自忠相貌堂46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堂，忠厚朴实，正规学堂毕业，而且还有当兵的经历，冯玉祥很喜欢。张自忠在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逐步成长起来。一开始，冯玉祥就给张自忠安排了个排长，他当排长的时候，连长就是“十三太保”之一的石友三。石友三的品质不好，坚持“有奶就是娘”的信条。西北军有个特点，将领们坏的极坏，像石友三、韩复榘，好的极好，象佟麟阁、张自忠、吉鸿昌、杨虎城，还有何基沣、张克侠、高树勋等这些人在解放战争中起义了。西北军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一拨始终保持本色，另一拨却在不断蜕化变质。张自忠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在当时地方实力派部队里，他一身正气，充满正能量。因此，能够在冯玉祥的部队里迅速成长起来。喜峰口抗战，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台儿庄打援，板垣征四郎羞愧难当；武汉会战以一当十，击毙日军三位连队长；襄阳战役，孤军血战；枣宜会战，悲情将军殒命沙场。

二、从爱国名将到体恤民众的地方官员张自忠将军真正走入民众视野始于1933年的长城抗战。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政方针，对当时日本企图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对国联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布“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东北军不战而退，把祖国的大好河山让给了日本侵略者。

日军在侵占东北三省之后，继续向热河进发。与当时驻守在喜峰口的二十九军相遇。二十九军官兵在军长宋哲元的指挥下，浴血奋战，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用大刀夜间偷袭的办法给日本军队以沉重打击。“这也是日本入侵我东三省以来，遭遇到的第一次顽强抵抗。”①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夜袭之后，日军晚上睡觉不但头戴钢盔，颈项上还要戴上铁围脖。因为日本兵相信轮回之说，怕成了没头鬼不能转世为人。可见二十九军大刀队给日军带来的心理压力有多大。喜峰口战争中，二十九军一个班的英雄们背着刀站在夺取的大炮坦克车旁边的图片告诉我们，科学时代，勇敢依旧有用。②在喜峰口会战中，张自忠将军率领的三十八师驻守遵化城，其驻防的阵地占二十九军阵地的四分之三，张自忠率领的三十八师和冯治安率领的三十七师并肩协同作战，基本是靠夜战奇袭，靠着大刀摸上去，冲进日军宿营地里面逮着日军就砍，用这种办法确实给了日军较大的杀伤，所以，大刀队在全国一时闻名，成为抗日英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抗日名将张自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

②《国闻周报》1933年第10卷第12期，第7页。

张自忠——曾经背负汉奸骂名的抗日名将467雄的象征。张自忠的名字是这个时候打出来的，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就是为二十九军原创的，也就是说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张自忠已经是一名抗日英雄了。

虽然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态度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方针并没有改变，一心围剿共产党的态度没有改变。所以国民党政府很快与日本方面达成了妥协退让的《塘沽协定》。二十九军也最终撤出了长城防线。在张自忠将军的部队撤出防线时，很多父老乡亲痛哭流涕挽留张将军。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张将军的部队是能够保护他们的部队，这样一支勇敢的部队就应该待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战斗在抗击侵略的最前线。

长城抗战结束之后，张自忠将军先后调任地方官，主政一方。在这段时间张自忠将军逐渐走入舆论中心，从爱国的将领逐渐变成充分体恤民众的地方官员。

张自忠将军对百姓的关心也体现在之后的从政生涯中。1938年因察哈尔战乱导致社会治安急剧恶化，察哈尔土匪横行。在其代理察哈尔省省主席期间，张自忠将军数次派兵追缴土匪，很快肃清了察哈尔省的匪患。并规定“以县长为亲民之官，而应深入农村，访求民情，特定4月起每县长必须抽出四分之一的时间，亲赴各乡镇村，访问民间疾苦”①。不仅如此，张自忠将军还关心邻省的民生情况，组织成立了蒙灾赈济察省分会。察哈尔省地处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三地交界处，正处于日本从东北向华北渗透的前沿阵地，战略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日军根据《塘沽协定》规定企图占领察哈尔省。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态势，张自忠将军态度坚决没有丝毫退让，这种爱国军人的气节、不畏强敌的态度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察哈尔省的独立和完整。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张自忠将军很早就关注到了民族精神的振奋对于抵抗侵略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意义。因此规定，从1936年春天开始，“凡是有来张家口赴大同游览云冈石窟的团体特别是学校的教职员，教育厅长柯昌泅都要代表将军招待一下，对他们说明察哈尔的实在情形，唤起他们的注意。”②通过这种方式来向国人宣告察哈尔仍然在我国控制之下，这种对于领土主权的严重关切，是张自忠将军爱国意识的一个重要体现。这种意识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华北大片国土沦丧的大环境下显得尤为珍贵。

张自忠将军在是否就任天津市长一职上曾有过很多顾虑，曾对其秘书说：“宋委员长要调我任天津市长。我想我乃一头脑简单的军人，如何能应付得了天津那样①《半月来之西北简讯：察哈尔》《西北导报》1936年第6期，41页。

②张自忠将军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编辑：《尽忠保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46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复杂的局面。”并要求其秘书帮忙请辞。可以说张自忠将军的顾虑是不无道理的。

当时天津是多国势力杂糅的地方，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虎视眈眈，内有汉奸从中作乱。上一届天津市长萧振赢的坚决请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无力应对当时的外交困境。在萧振赢被日本排挤辞职之后，关于天津市长的争议也持续了一段时间。日本极力主张亲日的齐燮（xia）元，但是二十九军不为所动，坚持主张由张自忠将军担任。张自忠将军是二十九军的师长，曾经在长城抗战中战功卓越。在主政察哈尔期间对日斗争有理有节，很好地维护了国家的利益，深受部下与当地老百姓的爱戴。

因此这样一位智勇双全、体恤人民的市长上任，也让广大天津民众对天津的未来充满期望。张自忠将军在就任天津市长时明确表示要为天津市民造福，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军人的本职工作守土卫疆。

面对天津复杂的局势，面对民众们的殷切期望，张自忠将军首先加强了天津的防卫力量。《辛丑条约》规定天津周边20里内不允许驻扎中国军队，所以张自忠将军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让部队改穿天津保安队的服装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内的护卫工作，并让另外两支部队驻守在天津外围的战略要地，互为掎角之势。这样的部署充分表现出了张自忠将军的斗争智慧，既能很好地增强自己的力量又不给敌人以口实，对于天津市内的汉奸也是一种无形的震慑。在与汉奸斗争方面张自忠将军也是充满了智慧。“对其中的一部分汉奸采取敷衍拉拢，必要时再送几个小钱，随时与其保持联系，使其不再危害人民。”①张自忠在对便衣队的组成成分进行分析之后，采取夸大收容规模的方法，让其能够自谋生路，解决其生存问题。这之后天津市内的社会秩序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再也没有发生汉奸利用便衣队扰乱社会治安的问题。

张自忠就任天津市长之前，天津的走私、偷税、漏税现象屡禁不止，张自忠就任后，一再下令严厉打击走私行为。天津市走私猖獗、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势力的支持。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势力的持续增强，使得天津的走私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虽然在日方势力占主导的大背景下，缉私没有取得很大的效果，但是以张自忠为首的天津市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除打击走私、增加政府税收外，张自忠非常关心下层民众的生活疾苦。由于天津长达数年的经济萧条，失业人口非常多。许多下层人民沦为乞丐，很多人不得不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抗日名将张自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

张自忠——曾经背负汉奸骂名的抗日名将469在日本人的奴役之下求生活。为了解决这种情况，张自忠将军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方法。首先采取“以工代贩”的方法。由政府出资修建一些大的社会工程，为失业的民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于失去劳动能力的民众则通过救济院的方式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社会各界对于张自忠将军的这种善举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谭富英、金钟仁等纷纷举行义演筹集善款。”①在旧中国，慈善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份“好差事”，可以中饱私囊。为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保证善款得到有效利用，张自忠对慈善机构进行了改革，设立三个各自独立的分支，每个分支各自负责一部分。这样就有效地保证了资金的合理利用，保证了能够真正地为需要的人所用。天津部分商人也被张自忠将军所感动，组织了大型的募捐活动，救济成效显著。天津《大公报》这样写道：“本市路倒现象，以往冬季不计胜数，今年因当局扩大办理救济事业，且一度搜捕乞丐，故露宿者减少，路倒者亦少发现。”②除直接救济下层民众外，张自忠将军还特别注意维护下层民众的合法利益。民国时期，人力车是城市交通的重要工具。在当时租界众多的天津，人力车要想在天津畅通无阻地拉客，就要上缴“法国捐”“英国捐”“日本捐”“意国捐”“中国捐”等多国捐才行。不仅如此，每天还要上缴车厂租车的“车份”，忍受洋人的辱骂殴打。1936年秋天，一人力车因为车垫内的弹簧条断裂，扎了一位英国人的屁股，遭到英国人的殴打，不仅没有赚到钱，还要交纳车份。张自忠得知这一消息后规定：“英国鬼子殴打中国车夫，中国车夫可以拒绝在英国租界拉客，缴纳英国捐而未缴纳中国捐的车夫均可以到中国管地拉客。”③在张自忠将军的支持下，这次车夫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由于车夫拒绝在英国租界拉客，使得英国租界的交通濒于崩溃，不久英国租界工部局答应了车夫们的要求。这次车潮事件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张自忠这种设身处地为下层民众考虑，帮助人民同外国势力斗争的勇气和魄力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张自忠主政天津期间，天津整体的经济形势有了根本好转。天津结束了从1925年到1935年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张自忠在任一年时间里新开业的商铺增加20%，倒闭者减少了50%，对美国的出口额增加27%，进口减少48%，贸易顺差大大增加。④在①林治波：《张自忠》，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②林治波：《张自忠》，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③张自忠将军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编辑：《尽忠保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④林治波：《张自忠》，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47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面对日本加紧经济侵略以及武装入侵形式日益明朗的形势下，作为中日折冲之地的天津能够在经济方面短时间内取得这样的进步已实属不易。除经济外，张自忠在主政天津时对教育也非常关切，专门设立主管教育的教育局。张自忠在得知南开中学办学经费困难时，立即决定从市政府的专门款项中每年拿出一万元来资助其办学。张自忠在主政天津的短短一年里，给天津人民又留下了一个“实干的政治家”的印象。

三、背负汉奸骂名九一八事变之后，人民对日本侵略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而国民党政府在日本胁迫下，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华北的主权进一步丧失。1935年，日本关东军和日本华北驻屯军都向平津增兵，威胁驻在平津的中央军、东北军。蒋介石被迫撤走部队，而宋哲元立即率领饥寒交迫的二十九军火速东进，抢占平津。蒋介石觉得，二十九军进占平津，总比日本人占了好，同意二十九军进占平津，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于日本在1937年7月之前的侵略更多的是依托“经济提携、中日合办”的方式进行，日本对华北的这种隐蔽性很深的侵略方式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1937年4月，就在全国抗战爆发前这个时间节点上，日本人向宋哲元发出了邀请，诚邀宋哲元和所有二十九军的将领，集体到日本参观考察。结果宋哲元不想去，让张自忠带队去，张自忠心里很明白，他说过这么一段话，“在和平未绝望以前，我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时间，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其他毁誉我是不计较的。”①由于当时日本正磨刀霍霍，张自忠等将领跑到日本去访问，而且天皇还接见了，这在国内影响确实很恶劣，当然责任不在张自忠，但问题是他带队去的，他相当于访日代表团的团长。从张自忠的上述这段话来看，他的内心很矛盾、很纠结。但是，他还是站在一个大义的角度，从一个更长远的抗战计划出发，没有计较个人毁誉，而是把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其实，张自忠早就意识到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在中日民族矛盾不断加深，国内抗日氛围日渐浓厚的社会环境下赴日考察是不合时宜的，也是很难被国人所理解的。

所以在出国考察前发表了一次谈话。“此次出国旅行纯为观光性质，并未负有任何任务，盖因个人才识不足，未能造福地方，又未能适应世界潮流，以谋事业之改进、①林治波：《张自忠》，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张自忠——曾经背负汉奸骂名的抗日名将471深为憾事??”①在访日期间张自忠特别注意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在日方邀请他代替已经回国的驻日大使参加在名古屋的国际博览会开幕式时，在得知中国馆对面是伪满洲国馆时，张自忠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日方请求，要求日方必须撤掉伪满洲国馆，否则立即回国，并且不会出席次日的日本天长节。迫于压力，日方撤掉了伪满洲国馆。在张自忠将军出访日本时，山东籍的旅日学生有2000多人，大家对张自忠很敬佩，但是又对他这次访日的目的很疑惑。面对这些学生，张自忠开门见山:“这次日本本来是邀请宋先生来的，因为宋先生回山东养病去了，所以派我来。同学们放心，张自忠在任何时候，绝不会做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情。”②当得知旅日学生经济拮据时，当场拿出一部分钱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并鼓励大家扎扎实实学习，以后归国造福国家。

张自忠的这次访日虽然没有与政治相关的内容，但是仍然遭到了国人的误解。

在日本方面的故意渲染下，这种误解被不断扩大。日本的相关人士指出“代表团在日期间受到各方面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③。为了澄清事实，张自忠在返回天津后发表了一篇书面讲话：“此次赴日考察，为期二十五日，以在东京、大阪两处考察工厂停留最久??日本工商业近年来确有长足发展，尤其是纺织业与航空业进步神速??关于军事、市政亦略为参观，惜均因时间关系，未能详细考察，至所得材料，拟整理成辑供各界研究??曾与日本军政实业界要人会谈，但亦系普通应酬。”④但是广大舆论界对于张自忠的这篇新闻报告，并不买账。归国之后很多人都给张自忠发来了电报责备其访日的“所作所为”，很多的新闻报纸上直接对其进行各种谴责，很多报道直接把张自忠称为“汉奸”。面对国人的误解，张自忠默默承受着，因为他知道国家还需要时间。应该说这次的访日事件之后，张自忠的形象有了180度大转弯。由赤胆忠心的、有血性的爱国军人、实干有为的天津市长，变成了一个“亲日”和日本当局关系暧昧的当权派、“汉奸”。“段祺瑞、吴佩孚这种不为日本威逼利诱的正直军人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万不要学那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和自作聪明的张自忠。”⑤面对日本蓄谋已久的七七事变，宋哲元、张自忠等华北实力派因为对日本的侵略计划存在错误估计，在七七事变发生后，以宋哲元、张自忠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①《冀察国外旅行团张自忠等今东渡》，《申报》1937年4月23日第3版。

②张自忠将军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编辑：《尽忠保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③林治波：《张自忠》，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④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将军忠勇震瀛寰——纪念张自忠殉国五十周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页。

⑤林治波：《张自忠》，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47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会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导致了事态的急剧恶化。七七事变之后，张自忠陷入了一个更加被动的地步。宋哲元在撤离前，不无感慨地对张自忠说：“这个摊子就交给你了，恐怕你又要受委屈了”。张自忠跟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告别的时候，激动地说：“你和宋军长走了，你们是民族英雄了，我恐怕只能当个汉奸了，这个话是很沉痛的。”国人对于张自忠的误解，是在七七事变之后，为了保全战斗力，第二十九军奉命南撤保定，以取得紧急北上的部队的支援，与此同时，为了疏散和安置没有随军撤离的军人家属，为了京津不受重大损失，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与敌周旋，拖延时间，正是此举，使张自忠成了众矢之的的“汉奸”。

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民情激愤。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11日凡市内装有无线电收音机之商店门首，均拥有大批群众，以静候报告前线之捷音，多数人民团体通电前方以示声援，文化机关并发起募捐慰劳抗战将士。”①不仅人民群众，政府内部也是一片激愤要求抗击日军的侵略。上海党部发来电报要求：“本既定国策，遵中央指示，督率所属，尽力捍卫，本部转折。”事变发生后张自忠彻底成了一个遭人唾弃的“汉奸”、失败的“弄权者”。舆论界要求严惩张自忠等相关人员。指出“平津地方长官宋哲元、张自忠等昏庸贪鄙，无视中央，惟知曲从敌人指使，苟图不义之富贵。事前既不敢做预防之计，祸患突起，又阻挠部下抗战行动，坐使忠勇将士，失援歼灭??张自忠始则卖国求荣，罪恶难书，人格丧尽。”②面对这种质疑，张自忠辩解到:“姓张的绝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但是在群情激愤的大背景下，在平津陷落的悲痛氛围下，这种辩解显得格外苍白无力。7月28日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为了保留下二十九军的有生力量，为了拖延出时间收整军队，张自忠将军临危受命留在北平与日方周旋，同时留京的还有阮玄武。

在二十九军大部分军队撤离后，张自忠将军在美国友人福开森、商人赵自青的帮助下顺利逃离北平。可以说临危受命的这段时间是张自忠将军“处境最艰难，用心亦最苦??忍痛含垢，以处危疑之地”③。但是社会舆论与广大民众却不能理解张自忠将军内心的这种痛苦。除了直接的舆论攻击外，舆论界要求中央①《各地民气异常激愤》，《申报》1937年7月12日第4版。

②《本社同人吁请全国民众声讨宋哲元张自忠等失地将领通电》，《经世》，1937年战时特刊第2期第1页。

③张上将自忠传记编纂委员会编辑：《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2，1948年版，第2页。

张自忠——曾经背负汉奸骂名的抗日名将473政府严惩张自忠。要求将其“拿交军法处按律严办，并没收其全部财产”①。在张自忠被押解南京途经徐州时，一部分情绪激动的学生甚至强行登上了火车，要求严惩“汉奸”张自忠。这次事件让张自忠将军彻底明白：想要摘掉“汉奸”这顶帽子，最好的方法就是以死殉国。面对社会舆论的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当局在当年的10月8日颁布了关于撤职查办张自忠的命令：“天津市市长兼陆军第三十八师师长，放弃责任，迭（di?）守失地，将其撤职查办。”②四、用战功甚或生命洗刷耻辱七七事变之后张自忠历经艰难险阻逃离了北平，经烟台辗转到了济南。在济南张自忠被自己昔日朝夕相处的部下讥讽道：“以前我见你尽读些圣贤书，都学了些什么哪。”③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嘲讽，张自忠将军辩解道：“负党负国岂是我张某所为？当粉身碎骨以事实取直天下。”④可以说在之后的日子里张自忠将军一直抱着必死之心，决意为国家为民族流尽最后一滴血。

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张自忠在华北的事情是很清楚的，并没有对张自忠进行过多的苛责。但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好给他安排工作，后来给他弄了一个军政部闲职，不算是正式工作。1938年1月，张自忠代理第五十九军军长，归队当天，他对同样背负着汉奸骂名的老部下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张自忠归队的第一场硬仗，便是血战临沂，临沂之战是台儿庄战役的前哨战。日军为进攻台儿庄，由驻守济南的矶谷廉介第十师团，派出一个旅团濑谷支队直接沿津浦铁路南下，进攻台儿庄，另外由驻守青岛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派出一个旅团坂本支队直接进攻临沂，想造成夹击台儿庄之势。所以只要堵住坂本支队，剩下的濑谷支队就是孤军深入台儿庄了。但是堵住坂本支队实属不易，虽然张自忠带去一个军，还有庞炳勋的一个军团，但庞炳勋军团实际上只有5个团，武器装备很差。日军第五师团，是日本3个机械化师团之一，装备精良。庞炳勋军团很快陷入日军重围，张自忠亲率五十九军昼夜持援。张自忠拼死相救，一是跟他个人的人格魅力有关系，另外也跟西北军传统不无关系。反观国民政府的那些嫡系部队、正规军，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蒋介石驾驭军队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制造矛盾，分而治之”。冯玉祥恰恰相反，他强调西北军内部的精诚团结，在先①《本社同人吁请全国民众声讨宋哲元张自忠等失地将领通电》。

②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版，第164页。

③林治波：《张自忠》，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④林治波：《张自忠》，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47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前的战斗中，“十三太保”都有过互相救援的先例。

张自忠的部队军纪严、作风硬、战斗力强。临沂战役中，五十九军与敌鏖战七昼夜，粉碎了日军向台儿庄增援的战略企图，击溃了板垣师团，保证了台儿庄战役的大捷。武汉会战时，张自忠率队以一对十，击毙了日军3名联队长，歼敌1万3千余人，最终赢得了“鄂北大捷”。不久，张自忠又取得了“襄东大捷”。1939年12月，张自忠率领右翼兵团参加冬季攻势，1940年2月14日发起反攻，此次战役是抗战时期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发动的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就是枣宜战役。在看了张自忠的传记以后，始终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张自忠在背负了汉奸骂名以后，他实际上是一直抱着必死之心来战斗的，他刚回五十九军的时候，就跟部下说，我这一次回来是和大家一起找寻死的路的。随后，张自忠打了很多漂亮仗，受到蒋介石多次嘉奖，还被任命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但是，三十三集团军是个小集团军，指挥的仍然是五十九军、七十七军，还有老二十九军的部队。实际上，那顶“汉奸”的帽子是张自忠内心深处永远解不开的结，是他心底永远的痛。枣宜会战打到最后，实际上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撤，包括他的部下三番五次地让他走，他坚决不走，还有他实际上不用渡河去指挥作战的，他是集团军总司令，他把指挥所扎在河这边就行了，2000人的队伍完全可以找一个师长甚至团长带过去，没有必要自己去冲锋陷阵。

结果倒过来了，他让副司令冯治安带着人在河的这边，自己带人过河去打，实际上应该是抱定了必死之念。张自忠亲率2000士兵渡河作战，一方面是为了激励士气，率先垂范，另一方面是他心中那个结始终解不开，只有用生命才能解开。这一点，我们从一个小细节上就可以看出：张自忠打最后一战的时候，穿了自己的黄呢子军装，配上了金光闪闪的将官肩章，盛装出战，应该说是抱着一种必死的决心打这一仗。部下几次劝他率先突围，他都异常坚定地说：“你们可以突围，我不能突围。”说到底，他还是心中那个结解不开。

张自忠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在枣宜会战前，他多次讲，如果我们不能以死报国，与敌拼死一战，要我们军人还有何用？所以，他之前确实抱定了以死报国的决心。后来从日本的战史里面发现，有个人还记载了张自忠最后殉国的壮丽瞬间：有个日本士兵冲上去，发现一个高大的中国军人，他刚想用刺刀去捅他的时候，那个中国人瞪了他一眼，那个士兵后来回忆说吓了一跳，觉得那目光太凌厉了，他愣了愣神，后面的士兵就开了枪，这个中国军人身中数弹才倒下，倒下之后在他的身上搜出一只金笔，金笔上写着张自忠，这才知道他们打张自忠——曾经背负汉奸骂名的抗日名将475死了中国如此高级别的一个将领。张自忠的遗体随后被运到日军第十三师团部，十三师团的参谋长与张自忠认识，他亲自辨认，一看确实是张自忠。日军有这样的传统，就是越顽强的对手越受尊重，他们立即想办法为张自忠赶制了一口上好的棺材，在埋葬前专门请军医用酒精为张自忠清洗遗体，用绷带包裹好，埋葬后坟前还立了墓碑，上面刻上了“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九个大字。日军撤走以后，蒋介石专门派人来抢张自忠的遗骸，然后通过宜昌经水路转运重庆。等到了宜昌的时候，10万军民自发迎灵。对于日军当时有没有进行轰炸，有两种说法，一说日军没有轰炸，怕炸坏张自忠的遗骸，一说日军还是来轰炸了，10万军民没有跑的，这足见张自忠的人格魅力。船到重庆以后，蒋介石亲自迎灵，扶棺痛哭。张自忠是抗日战场上壮烈殉国的第一位上将，整个葬礼的标准非常高，举行的是国葬。毛泽东、周恩来当时专门题词哀悼。

现在北京城大小街道有数千条之多，其中有很多是用人名来命名的，但是只有三条马路是用现代人物来命名的，一条就叫“张自忠路”（另外两条分别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张自忠将军已经离开那么多年了，我们现代人还用那么原始、朴素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为国壮烈捐躯的上将军、真英雄、好男儿。

五、张自忠将军的崇高人格（一）张自忠治军严格西北军的将领很多人都有外号，比如说，吉鸿昌是“吉大胆”，张自忠外号叫“张扒皮”，有两个来历，一个是说有一年冬天他带着部队训练，士兵们说天气太冷无法训练，张自忠就率先把自己衣服给脱掉，带头“光膀子”，“张扒皮”的外号由此而来；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张自忠有一个口头禅，一看到士兵犯错，他就说：“你看我不扒了你的皮。”说到张自忠的治军严格，其实，他是严在官上。有一次外训回来，在排队打饭的时候，很多当官的都排在前面，而且是随意加塞，张自忠一看就火了，现场举行会议决定：凡是打饭，士兵一律排在前面；凡是打仗，当官的必须冲在前面；凡是回撤，当官的走在后面。严格地讲，张自忠的军事才能从中原大战打蒋介石的时候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当时是西北军第六师师长，他打败了蒋介石部队的张治中，但是西北军其他将领没有经得起蒋介石银弹的攻击，后来整个西北军都被打败了。第六师除了配属的十七旅投蒋外，尚有十五、十六旅一部和手枪团大部约5000人，是西北军残部中最完整的部队之一，1931年1月16日，西北军残部正式被收编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张自忠为三十八47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师师长。同年6月，第三军改番号为二十九军，退缩到靠近长城边上的地方。蒋介石虽然同意收编他们，但其实不给军饷，二十九军的标配是大刀，有少量的步枪，再有点手枪。二十九军专门请了一个武术名家创制了一套刀法，共8招，十分有效实用。当时，日军的刺杀水平比较高，但如果和二十九军的刀术相比，还是要稍逊一筹。

在台儿庄战役期间，有一天一个老大爷带着自己的闺女找到五十九军，说是自己的闺女昨晚被人糟蹋了，张自忠让父女在军营里找，女孩说没看清，不过在那个人腿上咬了个窟窿，张自忠就让部队全部集中，每人把长裤脱下来，他自己也不例外，彻底检查。结果他的警卫营长孙二勇承认了，张自忠二话不说，就直接要枪毙。

孙二勇救过张自忠的命，是替张自忠挡过子弹的人，张自忠毫不留情，就给直接枪毙了。毙了以后，部队继续开进，20天后有人向张自忠报告，说孙二勇又回来了，张自忠说不是20年后吗，怎么20天就回来了。结果是孙二勇又被那家父女以及当地百姓给救了，因为行刑的时候，枪毙孙二勇的那个士兵对孙二勇又敬畏又恐惧，打偏了，没有致命。当地老百姓十分敬仰张自忠的部队，虽然孙二勇犯了很大的错误，还是把孙二勇给救起来了，孙二勇的身体很健壮，20天后已经能下地走动，然后就心急火燎地往部队赶，大家都说你就别去了，你们军长已经把你给毙了。孙二勇坚定地说：“军长不会毙我第二次的，我一定要到抗日前线去，戴罪立功。”结果张自忠见到他之后，说了几条意见：第一，师长以上的全部军官陪他吃饭；第二，给他换衣服洗澡；第三，再枪毙一次。这件事按照我们现在来说很难理解，既要讲究原则、制度，也要有人情，一般来说，而且国外也有先例，判了死刑，执行了一次没有死掉，就算过了。张自忠“挥泪斩马谡”，是因为他想到：像五十九军这样一支装备差、人数少的部队，要打赢那么强大、那么凶残而且是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纪律就是生命，没有铁的纪律根本就打不赢。孙二勇喝了几大碗以后，喝高兴了，就把衣服扒开了，满身的伤疤，那个时候在场的各位就想了：张自忠军长应该想想孙二勇的好处，这里面的3个枪眼可都是替你张自忠挡的。这时候，张自忠就让手下的师长一个个把衣服扒开，最后他自己也把衣服打开，每个人身上都伤痕累累。孙二勇到这个时候什么话也不说了，最终又被枪毙了。

（二）与士兵同衣同食张自忠特别注意下层士兵的感受，拉近与士兵之间的距离。民国15年（1926），冯玉祥在开封创办军官学校，张自忠被任命为校长。他与以前的校长不一样，“他张自忠——曾经背负汉奸骂名的抗日名将477可以和学生打成一片，穿着钉着布围子的小短裤褂，同学生一模一样。”①不仅如此，在担任校长期间，张自忠对于士兵的饮食起居特别注意，学员们也经常到张自忠的房间去聊天。这种与士兵同衣同食的习惯一直伴随着张自忠将军。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史沫莱特在1940年华中大洪山区拜访张自忠时写道：“我们一行几人走进村社，看见一个不戴军帽，体格魁梧，身材高大的人，穿着普通士兵的蓝色棉布军装。”②张自忠这种简朴的作风给士兵们带来的亲近感，使大家对于张自忠的认同感越来越强烈。七七事变之后张自忠以戴罪立功之身担任五十九军军长。由于张自忠与士兵同衣同食，距离感很小，所以大家对于张自忠之前遭遇的不公也特别理解。在之后的临沂会战中，张自忠所率领的军队战胜了日军陆军大学毕业生板垣征四郎所率领的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后张自忠总结战胜原因时说道：“我们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将士用命。我们这个军是西北军的老底子，训练有素，官兵团结，打起仗来能执行命令??在茶叶山我们只剩下七个人仍然守住了山头。”③在残酷的战争中士兵对长官的认同能力就直接反映在实际的战斗力中。

（三）训练、作战一直冲在最前线张自忠在担任军校校长期间，在训练中经常以身作则。在盛夏时节的一次学校全副武装行军时，张自忠说道：“谁先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往返四十公里跑并且没有一个士兵掉队的队伍获得胜利。”道路上都是野茨葵，被扎到就会流血，天气又非常炎热，可以说条件非常艰苦。在演习结束后演讲的时候，张自忠抬起脚板，双脚已经血肉模糊了。冬天开封非常寒冷，张自忠在训练的时候每次都是最早到达训练场，每次都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带领大家刻苦训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个简单的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张自忠将军很好地落实这个原则，由于训练刻苦，张自忠军队的战斗力很强。在临沂会战的时候张自忠将军亲自率领全军与日军血战七昼夜，七天七夜没有合眼。因为过度疲劳，导致头疼，头疼时张自忠就弄一包头痛粉喝一下继续与敌人战斗。在张自忠这种精神的鼓舞下，部队虽然武器装备大大落后于日军，但在临沂会战中取得消灭板垣师团7000多人的重大胜利。这是抗日战争以来的第一场重大胜利。在台儿庄大战胜利之后，日军调集重兵包围徐州。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五十九决定撤出徐州。张自忠不顾个人安危，率领手枪队毅然决然走在撤离部队的最后面。部队撤离时军纪肃然，最后准时安全撤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①张自忠将军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编辑：《尽忠保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②张自忠将军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编辑：《尽忠保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页。

③张自忠将军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编辑：《尽忠保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

47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四）特别注意培养军官家属的良好品德张自忠特别创立培德学校，安排专人教授家属们文化课和国内外的局势课。通过学习，很多家属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官太太的作风越来越少，家属们的知识水平和道德素养不断提高，军官们的家庭也越来越和谐。军官们逐渐解除了作战的后顾之忧，能够勇往直前，这就大大提高了军队的作战指挥能力。而且因为家属们在学校里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无形中也拉近了军官与军官之间的关系，也就间接地拉近了各部队之间的关系，在作战时能够增强彼此之间的配合。张自忠对抗战牺牲将士的家属特别关爱。徐州会战后，张自忠偶然遇到了逃难的冉德明烈士的家属，张自忠看到家属孤苦伶仃、衣不蔽体，流下了眼泪。张自忠将军说到:“今后有我张自忠一天，就有你们母子一天。你的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由我负责。你们现在可以随队生活。以后我的家眷在哪里，就送你们去哪里，与我的家眷在一块儿。”①这种对烈士家属的照顾，也给予了广大将士们很大的鼓励，因为他们知道国家不会忘记他们抛洒的热血、民族不会忘记他们冲锋时的呐喊、将军不会忘记他们默默的付出。

（五）特别注重纪律、法规廉政建设张自忠特别注重军队的纪律、法规建设，要求士兵外出必须要请假，必须准时归队，外出时必须衣装整齐，见到友军一定要敬礼，等等。张自忠也特别注重廉政建设，因为在抗战时期士兵们都是用生命来保家卫国，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而军饷则是士兵用生命换来的。在一次清查部队账目时，发现有某营长账目不清，吞没了士兵存款，被张自忠查了出来，立即打了200军棍，撤职查办,并骂他说:“你喝兵的血，兵要吃你的肉!”②张自忠自身也一直保持着廉洁的作风。张自忠在担任天津市长时，曾有人要求承包天津的税务，愿出款65万，签立合同时可写成30万或者40万。这样张自忠就可净得25万以上为私有。但是张自忠并不为所动，拒绝了这个请求。就像岳飞说的“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张自忠将军真正做到了岳飞说的那样，用自己崇高的人格魅力带起了一支不怕牺牲能打胜仗的部队，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六）尤为注重军民关系的和谐在徐州撤退时张自忠看到，一个战士骑着一头小黑驴，后面跟着一位老汉。当即命令军队停止前进，对大家说道：“我们是革命军人，任凭饿死，是不能吃老百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抗日名将张自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②张自忠将军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编辑：《尽忠保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

张自忠——曾经背负汉奸骂名的抗日名将479姓的东西的，任凭冻死，是不能穿老百姓的衣服的。这个骑驴的却不是这样，由于他怕苦怕累，甘心败坏军纪，骚扰百姓，因此他不是我们的同志，而是国家的毛贼，团队的败类。他在民间制造隔阂，我们决不能轻饶他，军法把他立即严惩。”①这件事情对大家的触动很深，以后在行军过程中，大家都很注意尽量不给当地民众带来麻烦。但是在行军过程中，因为军队的流动性很大，有时候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会发生占用老百姓房子的事情。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张自忠规定：“借用的东西必须物归原主，如果有损坏必须照价赔偿。在部队离开之后也要派人回去查看，如有违反群众纪律的一律严惩。”②因此，当地民众对于张自忠的部队总是充满好感，在部队离开之时总是依依不舍。张自忠除了不给老百姓添麻烦外，还特别注意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张自忠住在慈化文世泰家时，一天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文世泰家的稻场上晒了花生，眼看就要被大雨冲走了。张自忠带头领着卫兵冒着大雨很快就把花生收到了屋里。”③避免了损失。在慈化期间，张自忠还特别注意让利于民，把几万军队的粮草问题交给当地人来做，努力做到“军不夺民利”。这样的举动也得到了大家的拥戴，当地的商人纷纷说道：“没想到总司令这么体察民情，为民着想。

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保证完成部队的任务！”④在张自忠将军让利于民的政策指引下，当地商人的积极性非常高，很快就完成了部队采购的任务。

（七）特别注意不给人民增加负担1929年的3月张自忠在襄河对岸打了胜仗的消息传到宜城时，群众都很激动，自发地为凯旋的部队准备了十几桌酒菜。张自忠看到后，责备主办人李子惠等说:“怎么能这么搞，这要花多少钱。”最后张自忠将军看乡亲们盛情难却就每桌喝了一口酒，表示谢意。⑤但是第二次打了胜仗之后张自忠就特别嘱托了不许再摆酒，极大地减轻了大家的负担。

武汉沦陷之后，钟祥县的襄沙公路就成了部队来往的重要通道，当时钟祥县和平乡联保主任焦良辅每天都要筹办大量的物资补助。因为战时任务比较重，而当地在战争状态下，人民生活也比较辛苦，因此筹办粮草有时候就会很困难，而且经常会遭到催粮军官的殴打。张自忠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写了个手谕“驻军和往来官兵不得骚扰当地百姓，违者严惩不贷”。有了张自忠的手谕，联保主任的工作得到了很①张自忠将军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编辑：《尽忠保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

②张自忠将军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编辑：《尽忠保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③张自忠将军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编辑：《尽忠保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④张自忠将军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编辑：《尽忠保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⑤张自忠将军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编辑：《尽忠保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

48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大的改变，驻军和官兵遵纪守礼，之前的困难一下就解决了。可以说张自忠很早就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伟大。在一次与伤兵谈话时，张自忠问大家：“单靠军队去和日本拼行不行？”“那么究竟要怎样才好？”大家齐声答必须要同老百姓联合起来，大伙一块干。张自忠微笑点头说道这就对了。①可见张自忠将军对于依靠人民群众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是早有认识的。

（八）特别注重爱国主义教育首先是特别注意加强士兵的爱国主义教育。主要是让士兵多读书，“跟士兵讲解中国传统的道德、爱国精神及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历史；让士兵唱国耻歌、爱民歌、吃饭歌、忏悔歌。”除此之外，还经常用中国古代的典故来激励士兵。可以说张自忠将军这种对士兵精神方面的培养是很到位的，也是很正确的。当时，士兵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更兼在战争情况下士兵们很难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教士兵们唱爱国主义歌曲。这种通俗生动、口耳相传的歌声影响了一大批人。精神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要超过身体，在战争血肉横飞的环境下，士兵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时支撑他们坚持下去的除了健康的体魄外，更多的是精神信仰的力量。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就很容易动摇，但是一旦有了坚强的信仰就会迸发出强大精神动力督促自己前进。

其次是特别注意加强对乡村百姓的爱国主义教育。在部队驻扎慈化休整期间，就曾举办扫盲识字班，帮助老百姓提高文化学习能力。还开办了民众抗日集训队，以全民族抗战为目标展开对大家的相应训练，“训练的第一项内容主要是讲国内法西斯战争的形势，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讲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必要性??”②张自忠经常亲自给乡亲们上课，讲解全民族抗战的必要性，讲解持久战的重要意义，来鼓舞大家必胜的信念。除了这种直接的讲解外，张自忠还注意到大部分百姓的文化程度不高，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日方针，他经常请老百姓看电影。战士和百姓观后，对日军入侵中国的罪行莫不切齿痛恨，对日军的惨败无不拍手称快。③除了电影这种直观的宣传方式外。张自忠将军还让百姓们亲身参与到这种宣传中来，切身体会这种精神的力量。1939年，三十八师在驻扎地召集地方小学学生来参加部队组织的抗日演出。演出场地两边写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精诚团结、抗战到底”的标语。

当时压轴戏是《松花江上》，观众们都是含着泪看完的，“每一次演戏都加深了老①张自忠将军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编辑：《尽忠保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②张自忠将军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编辑：《尽忠保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

③张自忠将军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编辑：《尽忠保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张自忠——曾经背负汉奸骂名的抗日名将481百姓对日军的仇恨，对抗日的了解，也加深了对张将军部队的感情。”①除了利用戏剧这种容易为大家了解的宣传方式外，张自忠还组织专人通过创作漫画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宣传抗日的主张。并派人专门去教百姓唱《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铁血歌》《向前走别退后》《流亡三部曲》等抗战歌曲来鼓舞抗战精神。通过这些通俗易懂、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老百姓都明白了只有打倒日本侵略者，国家才有出路，人民才不会被奴役。

①张自忠将军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编辑：《尽忠保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48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张学良——享有“丌抵抗将军”盛名的有功之臣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号毅庵。生于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桓洞镇鄂家村张家窝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国民革命军将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忘记西安事变，没有忘记发动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每逢12月12日都以各种方式进行纪念。1946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周恩来再次说道：“西安事变是值得纪念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是千古功臣。”①1961年12月12日，在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的招待会上，周恩来谈到仍在软禁中的张学良时，流下了热泪，他动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我们今天要单独把张学良将军拿出来，对这一悲情英雄的英雄事迹及悲剧人格进行系列分析。力求还原历史之本真。

一、张学良的忠心爱国与蒋介石的以怨报德（一）张学良的忠心爱国张学良是一位举世公认的伟大爱国者。他赤胆为国，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一心以救国为己任，不计个人恩怨得失，在极端屈辱的逆境中度过了50多个春秋。

回顾张学良所走过的漫漫长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他的一贯思想。他始终热爱自己的祖国，矢志不渝。1990年，在他90岁的祝寿会上，他满怀深情地说道：只要有为国家效力的机会，我将会以年轻时一样的心怀尽心尽力。“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张学良将军的这一不朽诗篇，充分表达了这位“千古功臣”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1.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息争御侮是张学良的一贯思想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篇章，从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①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学良——享有“不抵抗将军”盛名的有功之臣483半封建社会。进入民国之后，各军阀分别以帝国主义为靠山，据地称雄，横征暴敛，互相攻伐，兵连祸结，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偌大的中国，被弄得四分五裂，任人宰割。长期处于日、俄帝国主义夹击和控制下的东北三省尤其是破碎江山的典型缩影。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张学良，自幼就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蹂躏，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尤其是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横行霸道，使他萌发了爱国抗日的思想意识。他说，自己从小就是一个爱国狂，特别欣赏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崇拜的历史伟人，有宋朝的岳飞、文天祥，明朝的戚继光、史可法，清末的丁汝昌，以及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的加里波第将军，英西海战殉国的纳尔逊将军等。当他的父亲张作霖希望他成为一代君王的李世民时，遭到他的严正拒绝。从这里可以看出他高尚的品格和志向。尽管他是大军阀的儿子，但是强烈的爱国心却驱使他在思索和寻觅着改变祖国命运的路径。

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张学良，从一个军阀出身的少壮派军人投身到反抗侵略、救国救民的潮流中来，是以他特定的思想意识为基础的。

第一，他意识到，抵御外侮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他看来，只有国家的凝聚和结合才能迸发出一致对外的巨大力量，这是反帝爱国的必要条件。

张学良原来是希望学医治病救人，但是事与愿违，他十九岁就进了讲武堂，开始军事生涯。他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起初是为了遵循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1927年1月3日，汉口民众集会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游行队伍在江汉关口遭英国水兵刺杀。6日，英国水兵又在九江码头向罢工工人寻衅，杀伤多人。

这两起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人民的事件，时称“汉浔惨案”。当时的张学良还站在北伐军干戈相向的对立面，但1月12日，他在北京与英国要人谈汉浔惨案时却说:“中国南北之事，不过因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才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外卫国，决不因对内不一致而发生影响。此次英人，以武力对待中国民众，则凡中国人，不分南北，皆有捍卫国家之义务，责无旁贷。”①是年春，他在给留学日本的弟弟张学铭的信中写道：“此前虽奉父命出师河南作战，但念同是同种，自相残杀，心中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虽死无恨也。”②①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

②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48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1927年2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于22日下午全部占领上海。当时张学良正在郑州督战，即与奉系将领韩麟春在河南前线联名发出对时局的通电，表示“期在地方共得安局，人民悉循正轨，并望追随海内贤豪，统筹全局共图国事，息争御外，至挽颓流”。①24日，当北伐军打败直鲁联军占领南京时，帝国主义竟疯狂炮轰南京，造成军民重大伤亡。张学良得讯后，立即发表谈话，再次呼吁各方息争御侮，“决不能因一党一派之利害，危及国家。”1928年春，张学良从河南前线返回北京，力劝其父退兵出关，结束内战，南北统一。撤军时，他坚决制止炸毁弹药库和铁路桥梁，认为这些都是国家的东西，应该用于保国卫民，一旦炸毁势必造成巨大损失。在最后撤离北京时，张学良命令驻南苑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宁可被阎锡山、冯玉祥部队全部吃掉，也不许使北平居民包括外国驻华使馆、外侨受到侵扰，无辜死一人、抢一家、失一物，这一做法受到各方赞许。而事实上也避免了一次以日本为主的驻北平东交民巷和天津各国租界的驻军以保侨为借口进驻北平“维持秩序”给北平和天津人民造成灾难。这是他的一大功绩。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身亡，这使张学良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东北的狼子野心。他为东北三省的前途计，怀着“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改革”的强烈愿望，毅然于同年7月19日指令热河都统汤玉麟通电宣布该省“改易青天白日旗，一体服从三民主义”②。日本政府对此举极为不满，扬言要采取自由行动。面对这种蛮横的政治讹诈，张学良毫无畏惧，予以有力回击。他断然宣称:“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中国为本位。”③并明确表示，“东三省政治一依民意而决，东三省父老子弟如主改制，则彼个人殊无权可以违抗。”④寥寥数语，义正词严，充分表现了我中华民族不畏外力的崇高民族气节。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做好各种准备之后，通电东北易帜。

以上这些事例都有力地证实，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之前时刻考虑的已不仅仅是自己一派势力的消长与恩怨，也不是一家一姓的实力与地盘，而是从大局出发，息内争，御外辱，以解救濒临危亡的祖国。这种强烈渴望统一，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以期一致对外的决心，诚然是难能可贵的。

①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

②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③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④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

张学良——享有“不抵抗将军”盛名的有功之臣485第二，他的爱国思想，带有某种程度的国家主义色彩。为了外抗强权，他极力谋求增强国力，同时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

张学良主政东北前后，为了与日本抗衡，他励精图治，整军经武，抓教育、修铁路、建海港、办工厂，自强不息，为东北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了钳制南满铁路，继修“沈海、吉海、大(大虎山)通(通辽)铁路之后，又修筑了洮索、齐昂等铁路，建沈阳北站、东站”。①为了减少对大连港出口货物的依赖，他修筑葫芦岛港口，作为东北的吞吐港。他还先后新建、扩建了一些现代化工厂，如沈阳纺织厂、肇新窑业公司、兴奉铁工厂和东北大学工厂等。为了增强国防实力，他扩建东三省兵工厂、新建迫击炮厂，还积极准备建立奉天飞机制造厂和沈阳汽车装配厂。

为反对日本经济侵略和军事进攻作好了物质准备。张学良尤其注重教育、培养人才。

1922年他为阎宝航创办的奉天贫儿学校捐款5万银洋；他还设立汉卿教育基金会，捐赠私产500万元，创办同泽中、小学；还应邀担任了辽宁简易教育协进会的名誉会长，捐助大洋5000元作为发展活动基金。他还重视高等教育，积极发展东北大学并兼任校长，重金聘请章士钊、梁漱溟、梁思成等国内一流教授到东大任教。另外扩建讲武堂等，培养东北军的军事人才。这些都对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张学良易帜和建设现代化东北的唯一目的，是实现国内统一团结，富国强兵，一致抗日。但此后两年政治局势的发展却事与愿违。1929年3月爆发了蒋、桂战争，1930年4月又爆发了蒋、冯、阎、桂中原大战，内战频发，国无宁日，哪里还谈得上共御外辱。张学良审时度势，认为尽管蒋介石是个惯耍阴谋的政治家，但南京国民政府当时还是全国的中心，支持这个政府，才能实现全国统一。为尽快停止内战，早日实现国家统一，张学良于1930年9月18日发表了拥蒋通电，并以调整各方为名派兵进驻平津，迅速结束了延续数月的空前规模的军阀混战局面。

自东北易帜后，日本帝国主义即在我国东北地区接连挑起事端，寻衅滋事。1931年夏，蓄意制造了中外皆知的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积极为发动侵占东北三省的战争寻找借口。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东北战事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张学良曾几次急电蒋介石请示机宜。但蒋介石始终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既定方针，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妥协退让。这就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开了方便之门，①礼广贵：《张学良将军》，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48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使日本侵略军在一夜之间就轻易地占领了沈阳。1932年1月初，蒋介石命令数十万东北军退入关内，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

“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张学良眼看着生养自己的东北三省沦亡，深感切肤之痛。他千方百计地支持东北各地的民众抗日活动，特遣“救国会”车向枕、黄宇宙等人携带他的亲笔信潜入东北慰问抗日武装，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杨靖宇任政治委员的南满游击队取得联系，这对当时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起了鼓舞和促进作用。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攻占热河，随后又向长城各关口大举进犯，平津告急。

张学良闻讯，立即电召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吕正操星夜赶赴北平汇报战况，张学良听后立即表示，不惜一切代价收复热河，并命令吕正操立即赶回前线，“转告何柱国、缪徵流、孙德荃三位旅长：准备反攻，东北军全部拼上，也要打到底。”①东北沦陷，本来是由蒋介石一贯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所造成，但就在这时，张学良却因东北军奉蒋之命全部退入关内而遭到举国上下的责骂，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莫须有地加在他的头上。结果满怀爱国救国之心的张学良，在一片谴责和唾骂声中，登上了驶往欧洲的渡轮，被迫下野出国。

张学良主张实力御外，加快国家建设步伐，构成了他强烈爱国心的积极一面；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一厢情愿去依赖失去民心的蒋介石政府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从这一角度说，这也是他当时爱国热情中仍带有国家主义“超阶级”国家观的一种反映。

第三，他的爱国思想，又是与促进社会进步的强烈愿望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是当他毅然决然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惜献身时，其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升华。

张学良到欧洲考察的时期，也正是国内局势雪上加霜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将侵略魔爪逐步伸向华北地区。蒋介石为了“围剿”红军，继续对日妥协，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将察北、冀东大片国土拱手送给日本，从而使华北门户洞开，给日本随时进占冀、察、平、津提供了方便。在蒋介石媚日卖国的政策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各阶层爱国民众均有亡国无日之感。

但是蒋介石始终念念不忘的是消灭共产党，认定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他的“心腹大患”。为此，他于1934年初急电张学良回国，随即调张率东北军到鄂豫①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张学良——享有“不抵抗将军”盛名的有功之臣487皖“剿共”，后又调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赴陕甘一带围歼长征中的红军。

这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一箭双雕之计。他希望通过张、杨部队与红军的战斗，造成两败俱伤，好坐收渔人之利。

张、杨在“君命难违”的不得已情况下，加之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还缺乏正确的认识，还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剿共”命令。但是张学良的部队多次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损兵折将，蒋介石不仅坐视不救，而且不给补充，致使东北军陷入困境。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受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张学良逐渐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抗日是唯一出路。终与红军达成了停战协定，形成西北三位一体(即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相互联合)的大好局面。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1936年6月13日，张学良在会见斯诺夫人和一些中国新闻记者时，透露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我确信中国的真正统一是可以实现的，然后我们就可以齐心协力抵抗日本侵略了。我之所以抱有这样的信念，是因为自从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地区以后，许多次内战迫在眉睫，但由于中国人民实际上都想联合一致，抗击外国侵略，所以民心之所向阻止了这些内战的爆发。因而，只有抵抗外辱，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①是年6月22日，张学良发表《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讲，内称:“抗日是中华民族唯一出路和东北军的最大使命。”他在演讲里对广大东北军官兵说:“假如我的决心动摇，枪在你们手里。你们随时可以把我打杀。假如我中途被敌人致死，请你们还要坚决继续我的遗志向前进。失地收复之日，才算完成了我们东北军‘孤臣孽子’的任务。”②同年11月，张学良在向蒋介石请缨抗日的电报中称:“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殳（shū武器）前驱，为国效死之时??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尽一分之前愆（qiān过失），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今者前锋既接，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良部北上??”恳切要求蒋介石下令“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③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张学良曾多次向蒋介石苦谏、哭谏，但这一切都未能改变蒋一贯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与此相反，蒋介石却将大批军①[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译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②《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

③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张学良将军史料专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114页。

48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队调到豫陕边境，逼迫张、杨率部继续进攻红军。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扬言张、杨如不服从命令，即剥夺其兵权。在这种情况下，张、杨于是月12日清晨被迫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八项政治主张。

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发表广播讲话，说明了这次“事变”的性质和目的。指出：“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为民请命，绝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我们也曾用过种种方法请求蒋委员长即刻起来领导抗日，他始终不听，我们才不得已而行之。”同时声称:“我们希望国人了解真相。我们不愿意任何人利用这个机会造成内战，给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造成机会。我们只求有利于国家民族，至于个人的毁誉生死，早置之度外。”①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张、杨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努力，全国人民的推动，蒋介石终于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张、杨两将军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千古功臣”，名扬海内外。

2.身陷囹圄，不忘爱国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期间，被迫口头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八项政治主张。

张学良从大局出发，立即做出释放蒋介石并陪蒋返回南京的决定。他说:“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②还说：这次事变，对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走他，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现在我们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12月19日，张学良致电《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更明确表示：当蒋“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如果他们听了我所述的事实以后，认为我的举动谬误而责罚我，我愿意承受任何责罚，甚至死刑”③。由此可见，张学良对于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将受到审判和处罚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这也表明，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他是置个人安危生死于不顾的。

①陕西省档案馆藏：《东望》第6卷第6期，随军第67军参谋处刊行，1936年12月12日出版。

②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③李传信：《论张学良送蒋及被管束的前因后国》未刊稿，第5页。

张学良——享有“不抵抗将军”盛名的有功之臣489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当张学良乘坐的专机飞抵南京后，果然不出所料，立即被蒋介石扣押，从此失去自由。

张学良身陷囹圄，仍关心着抗日的前途和中国的命运。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被解往奉化天目山一座古刹中拘禁。此时他已得知西安方面为解救他将采取行动的消息。他担心因此而内战再起，抗日无望，于解往奉化的当日即致函东北军高级将领，恳切叮嘱他们“要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并谓:“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①同年2月17日在致杨虎城函中亦云：“为国家牺牲无所吝惜，凡有利于国者，吾辈何有尚惜乎?”他呼吁东北军将领要团结力量作抗日之准备，以遂初衷，并勉励东北军广大官兵“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②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学良梦寐以求的是及早奔赴抗日前线，他为不能实现这一愿望而心急如焚，痛苦万分。1938年秋，他曾反复多次向来看望的人表示：抗战一年多了，全国军民都踊跃参加，我身为军人，反而旁观坐视，我实在憋不住了，对我来说是国难家仇。我怎能忘了皇姑屯事件，怎能忘了九一八事变，我的部属望着我，全国人民望着我。

张学良渴望在抗日战场上报效祖国，为此他多次向蒋介石请缨，但蒋对他的要求始终置之不理。抗战胜利后，他为不能参加全民抗战深感内疚和遗憾，曾痛苦地表示：“自己是个军人，在八年抗战中却没有为抗日出一点力，很感惭愧。现在已被人遗忘。”③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他还念念不忘没能参加抗战这件事，并引以为终身憾事。

3.张学良爱国主义精神的显著特点一是忧国忧民，荣辱分明。张学良从15岁开始即关心国事，忧国忧民意识逐步增强。最初曾先后参加反对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运动和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赈济河北水灾的义卖活动，但痛感“东北受日俄之侵略，内乱频频”。面对这强盗世界，“自觉毫无希望”，“对国事异常悲观”。④正当张学良痛苦求索之时，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于1916年10月应邀来沈阳演讲《中国之希望》，强调指出中国之希望“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张学良听后顿开茅塞，“大悟悲观①西安事变研究会编，从一平主编：《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

②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第72页。

③沈醉：《军统内幕》第165页。

④《张汉卿先生来校讲演》，《南开大学周报》第100期，1930年12月18日。

49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之救国。”①几年之后，张学良即开始了戎马生涯。战争之残酷，民众之苦难，更增添了他忧国忧民的意识。他回顾说:“余自19岁参加实地战事。不拘胜利如何，余之所以经验者，每时感痛苦。因余所到之处，每见闻民众感受之困苦灾难。窃思青春国民之血潮流失于如此无味之争斗，洵为耻辱，此种之血潮流于守护国权，乃为当然者尔。”张学良在言行上逐步表现出同情和支持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捐助个人薪金2000元抚恤上海死伤的爱国学生，并发出致全国学生会的慰问电。1927年初汉浔惨案发生，他发表公开谈话，主张国不分南北，息内争以御外辱，一致反对帝国主义。

随着忧患意识的增强，张学良的荣辱观亦愈来愈鲜明，即以贡献自己力量建设和保卫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国家尊严为最大耻辱。他虽参加过军阀混战，但身不由己，内心十分痛苦。后经过皇姑屯事件及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于敌手，使张学良“家仇国难，丛集一身”，与日本侵略者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落得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但他发誓对日“不屈服，不卖国”，并很快组织和领导了局部抗日战争，如著名的江桥抗战。后来在被迫远离抗战前线之后，仍不忘雪耻复仇。1934年初，张学良游欧归来，虽被任命为豫鄂皖“剿总”副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决心重新做人，立誓救国。1935年秋，张学良奉调赴陕，他身在西北，心在东北，时刻不忘“披甲还乡”，报仇雪耻，赶走日军。

二是反对分裂，拥护统一。张学良坚决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竭力主张祖国和平统一，以便外御列强，内图建设。张学良于1928年底排除了各种障碍，实现了“东北易帜”，既避免了新旧军阀间的混战，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粉碎了日本对东北的图谋。“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欢呼“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大力推进了东北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文争武夺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原大战时间之长、地域之广、规模之大、破坏之巨都是空前的。张学良对此忧心如焚，思来想去，权衡利弊，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断然采取拥蒋统一之方案。1930年9月19日，东北军开入关内，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基本上结束了民国元年以来的军阀混战局面。

1935年，随着华北危局的加剧，张学良进一步认为：“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①《大公报》，1930年12月11日。

张学良——享有“不抵抗将军”盛名的有功之臣491一寸的收复，对外一省一省的退让，必遭广大群众的唾弃，结果政府与国家必同归于尽。”①1936年，张学良则彻底抛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提出了“抗日乃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的正确主张。他明确指出：国家统一，国力集中，才能抗日，“要想统一，唯有抗日，一致对外，才能求得统一”②。张学良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奠定了毅然实行“兵谏”以迫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坚实思想基础。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由拥护到怀疑，再到彻底放弃，最后坚决反对。不仅反映其为实现统一救国主张而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艰难探索历程，而且是其反对内战分裂，拥护祖国统一，实现全国抗日主张的最具体、最生动、最彻底的体现。

三是无私无畏，舍己为国。周恩来曾说过，“因为既捉了蒋，又在蒋的统治下，张、杨两将军要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抗日就要付出代价，他们是千古功臣，永垂不朽和特别使人怀念就在于此。”③早在1931年底至1932年初的锦州退兵之战中，张学良曾多次电告南京政府请求援助，再三表示：“良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良职责所在，誓放捐糜，对此大难当前，绝非有何畏惧。”④1933年2月18日，面对日军即将侵犯我热河的危急时刻，张学良领衔通电全国表示东北军誓死抵抗之决心：“舍奋斗无以求生，舍牺牲无以救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幸而战固可复我河山，雪莫大之耻辱。”西安事变之前，为了劝说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率众抗日救国，张学良不顾一切地屡次向蒋介石苦谏、哭谏，甚至准备尸谏。蒋介石不但不接受，反而变本加厉，调兵遣将，决定对红军实施最后一战。致使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决心实行“兵谏”，不惜一切代价逼蒋改弦更张。

西安事变充分说明张、杨两将军为发动全民族抗战，完全把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张学良再三表示：“我们的心地是绝对纯洁的”，“无一毫私心”，“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我们只求有利于国家民族，至于个人的毁誉生死，早置之度外。”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⑥“我①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1937年北平版，第9页。

②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1936年6月22日。

③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④《国闻周报》，第9卷第3期。

⑤《张学良广播词》，1936年12月l4日。

⑥《张学良杨虎城等对时局通电》，1936年12月13日。

49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们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①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更表现其为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毫不顾及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一人承担了西安发难的全部责任，是爱国无私的壮举。历史早已说明，张学良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在于放蒋及亲自送蒋归宁，以个人之失，换来民族之得。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接，还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②直到张学良蒙冤受辱被囚禁，他还写信激励东北军将士：“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③（二）蒋介石以怨报德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拥护蒋介石当抗日领袖。释放蒋介石并陪他返回南京也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他完全出自公心，胸怀坦荡，无私无畏，但却因此变成了阶下囚，饱尝了五十余载的监禁生活滋味。

蒋介石是个阴险狡诈、心胸狭隘的人，丧失东北，他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戴在张学良头上，逃到台湾，硬把丢失大陆的责任，要张学良担负。张学良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陪蒋回宁，蒋却认为西安事变有损自己的威信，这使他切齿痛恨必欲进行报复。因此，当他一回到南京，立即自食其言，把陪送他的张学良先是送军事法庭审判，“特赦”后又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蒋介石握有党、政、军的最高权力，又是个极端专制的独夫，因此，当时尽管有人据理力争，要求释放张学良，但无济于事。但在中外人士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还是不敢贸然处死张学良，于是便采取了对张学良永远监禁、不断折磨其身心的办法。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应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遭蒋介石拒绝。1947年元旦，旅居上海的东北籍人士乘蒋介石颁布“大赦令”之机，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但是“大赦令”的名单中没有张学良。同年2月28日，台湾人民进行了“二·二八”起义。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务必不使张学良趁乱被劫或逃走，必要时可先将他和赵四小姐打死，只是因为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张学良与赵四小姐才幸免于难。

同年10月，张治中去台湾探望张学良时，张学良又向他倾诉了要求恢复自由的强烈愿望。张治中将此愿望向蒋介石转述后，蒋对此不但断然拒绝，而且规定以后①《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1936年12月13日。

②《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1937年3月1日。

③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67页。

张学良——享有“不抵抗将军”盛名的有功之臣493非经他批准，任何人均不得再看访张学良。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不断溃退、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施展以退为进的诡计，宣告“隐退”。代总统李宗仁顺应舆情，“立刻给参谋总长顾祝同下达释放张学良的命令。给张群也拍了电报，要求释放张学良，同时还派程思远作为代理总统代表专程去台湾找陈诚商量释放张学良一事。”①结果，竟被有关人员以此事只听命于蒋介石一人，别人无权过问为由，予以拒绝。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病死。这距张学良被拘押已将近40年。蒋经国死后，台湾当政者也未及时给张学良彻底恢复自由。无论就人道、就法律、就特赦的意义而言，都没有理由将此案继续下去。1990年台湾当局出人意料地给被“管束”54年的张学良举办了九秩寿诞，其规模之大为世人瞩目。这是值得庆幸的。

二、张学良的个性人格特征（一）张学良眼中的“自我”张学良尽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动时间不到10年，但却使中国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动西安事变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功绩，这与他独特的个性密切相关。张学良曾对“自我”作出这样的评价：“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满腹忧患，胆大妄为，固执己见，不计利害??在秉性上，好勇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事变。”②由此可见，张学良特别强调个性作用并认为这是导致西安事变的最重要因素。他把自己的个性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胆大”“好勇”“自专”的秉性；二是“满腹忧患”的爱国思想；三是“不计利害”的自我牺牲精神。

1.“胆大”“好勇”“自专”的秉性勇敢、果断、有胆识是张学良人格中的一个鲜明特征。无论是孩提时代，还是指挥作战，无论是处理杨常事件，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西安事变，处处都体现了张学良的这一秉性。

张学良是张家长子，深得父母宠爱。其父张作霖以枪杆子起家，凭着过人的胆识和强悍个性，逐步成为统治东北的奉系军阀首领。为子承父业，光大门庭，张作霖寄厚望于张学良，着意将其培养成文武双全的有用之才。父亲的性格和家庭环境造就了张学良胆大、冒险的秉性。据记载，张学良12岁时，祖母病逝，张作霖请人①[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译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888年版，第315-316页。

②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494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搭起一座三层房高的布棚，当作灵堂。张学良趁家人不注意，一下子攀上顶棚，吓得家人们不知所措。①在担任东北航空处总办时，张学良请航空处教官教他驾驶飞机。

一天早晨，张学良竟然在教官不在的情况下，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独自将飞机发动起来，飞向远方。这不仅需要技术，更要有胆识。

在父亲的影响下，张学良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张作霖曾告诉他：想当军人，就要把脑袋拉下来拴在裤腰带上。②正是带着把死字扔开的想法，张学良走进了军旅生涯。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西线奉军纷纷倒戈，全线溃退。张学良英勇顽强，沉着若定，亲自指挥东路军第二梯队与直军进行殊死决战。当直军骑兵突袭司令部时，张学良临危不惧，亲自指挥不足200人的卫队迎击直军，遏制了直军对山海关的进攻，稳住了战局。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率部与吴佩孚军再战山海关，张学良指挥所部奋勇当先，势如破竹，打得吴佩孚溃不成军。处理杨常事件，也充分显示了张学良果断、“自专”的性格特征。杨宇霆、常荫槐官高位显，深得张作霖赏识，逐渐养成飞扬跋扈、独断专行的作风。张学良继承父位后，杨、常二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这对张学良控制东北大权构成威胁。张学良权衡利弊，采取断然措施，将杨常二人处死。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内“剿共”，对外妥协退让。

为挽救民族危亡，张学良违背蒋介石意志，实行联共抗日政策。1936年11月至12月间，多次向蒋进谏，建议停止“剿共”，早日抗战。但蒋介石态度蛮横，不仅严词拒绝，还警告张要“悬崖勒马”。面对压力，张学良不但没有屈服让步，反而大胆反驳到：“打内战，打内战！优秀的将才一个个战死沙场，再这样下去，你这个委员长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③可以说，敢于“犯上作乱”，当面斥责蒋介石的，在国民党内也仅有张学良一人。见蒋介石如此顽固，再谈也是无济于事。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决定冒死实行“兵谏”。在部署的过程中，他对手下将领说：“此举成功，是大家之福，是中国之福。如不成功，由我担着，我张学良提着头进南京！”没有惊人的勇气和胆量是不会做到这一点的。

2.“满腹忧患”的爱国思想爱国主义一直是张学良人生乐章中的主旋律，也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渊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内战，拥护祖国统一；二是反对日本侵略，与共产党联合。

①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②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口述实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③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口述实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55页。

张学良——享有“不抵抗将军”盛名的有功之臣495张学良20岁起随父入关作战，目睹军阀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危害，逐渐产生厌战情绪。为避免内战，张学良多次力劝父亲退守关外，保境安民。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一再表示支持国民政府的统一。1928年7月1日，他向南京政府表示：“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①虽然日本千方百计加以阻挠，甚至以武力相威胁。但张学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针锋相对。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②东北易帜，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的和平统一。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因不愿卷入内战，拒绝了交战方高官厚禄的利诱。当看到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战争惨状时，9月18日，张学良入关进行武装调停，平息内战，使中国再次出现统一局面。

日本占领东北后，随即把侵略目标指向华北屏障——热河。面对严峻形势，张学良连续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当前情况，命令东北军进入战备状态。长城抗战爆发后，张学良致电南京：“现在我的忍耐力已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③热河失守后，日本又制造了华北事变，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张学良逐步认识到：欲救亡图存，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集中全国力量。他一方面与共产党进行合作，一方面主动向蒋请缨抗战。他说：“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尽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之天职。”④同时他还入情入理地向蒋陈述了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危害：“日寇由占领东北而控制冀察，今又由冀察而进窥绥远。这种节节逼进、永无止境的野心，如再不加以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全部沦于敌人之手。”“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⑤句句都流露出了张学良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发动西安事变，将联共抗日的主张变成现实，是张学良爱国思想的又一次飞跃。

3.“不计利害”的自我牺牲精神对于自我牺牲，张学良有自己的理解：“我认为它是合理的，权力也好，生命也好，什么都可以不顾。对不合理的事，我可以抛弃财产、生命，反抗到底。”⑥张学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个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张学①张学良：《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98-99页。

②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页。

③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38页。

④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口述实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页。

⑤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口述实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49—650页。

⑥夏里：《张学良沉默五十五年后畅谈民国历史》，《民国春秋》，1992年第2期。

496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良总是把民族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毫不犹豫地作出自我牺牲。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此时，张学良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维持既得利益，关起门来做“东北王”；二是以民族和国家大业为重，服从国民政府，实现国家统一。在日本的利诱和武力恫吓面前，张学良毅然作出了第二种选择。在他看来，“欲救中国之危亡，宜速谋南北之统一。”①张学良深刻认识到国家统一比“家仇”“私仇”更为重要，所以不惜牺牲个人的权力与地位，选择了“改旗易帜”。

为顾全大局，张学良不惜忍辱负重。1933年1月，热河失陷，全国人民纷纷谴责蒋介石和张学良。但张学良没有为自己辩解，把一切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在召见张学良时，蒋指出：“现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浪潮，难免同遭灭顶，你看谁先下去好？”张回答道：“当然我先下去。”②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发表辞职通电，为维护中央和蒋介石的威信，张学良甘愿做替罪羊。

华北事变后，张学良认识到抗日是救国的唯一途径，为谋国家独立和统一，张学良决定劝蒋联共抗日。当时，从蒋介石的地位、独断专制的作风及对共产党一贯敌对的态度来看，促使蒋改变政策和做法，不但很难，而且还要承担一定风险。但张学良还是抱着不计个人得失的自我牺牲精神，做了最大努力。在多次“劝谏”无效的情况下，张学良破釜沉舟，实行了“兵谏”。事后他立即申明立场：“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制造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③在是否放蒋问题上，张学良与杨虎城及部属等存在分歧。但张学良力排众议，坚持放蒋，并亲自送蒋。几十年后，张学良对送蒋回宁作了这样解释：“就是为了接受惩罚。更明白地说，我是抱着死的决心去的，我认为自己肯定被处决，后事我都预备好了，因为我是军人，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其他的事情我什么都不考虑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不去接受惩罚，那么我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将遗留下问题。我决定为了不挑起新的无谓的争斗，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而牺牲自己。”④为救国救民，张学良放弃了一切，牺牲了一切。

①张学良：《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②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2页。

③张学良：《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0页。

④夏里：《张学良沉默五十五年后畅谈民国历史》，《民国春秋》，1992年第3期。

张学良——享有“不抵抗将军”盛名的有功之臣497（二）张学良的文化人格纵观张学良一生的浮沉起落、辉煌坎坷，除了历史环境的影响外，无一不与其独特的人格有关。

1.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性格张学良的人格是东西文化综合作用的产物。如果说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受传统文化影响更深的话，那么他的性格则更多地表现出西方人的特点。传统的中国人的性格是深沉含蓄、腼腆内向，追求稳定与安逸。而西方人则不同，他们往往是真诚坦率、热情外向，追求刺激和冒险。张学良从小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青少年时还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与异国人的频繁接触逐渐使他形成了一种“好动的外倾性格”。①一是热情外向，积极参与。幼年时的张学良聪明顽皮，优越显赫的家庭环境使他有机会接触不同层次、类型的人，逐渐养成热情外向的性格。此外，西方人独特的行为方式、生活情趣深深吸引了求异心理极强的张学良。加入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后，他积极同西方人接触，学会了开汽车、打网球、桌球和高尔夫球，甚至开飞机。这些兴趣和爱好在20世纪初的中国的确新、奇、特且摩登至极。他热衷于参加各种上层人物聚集的舞会，结交各类名流。后来又将热情转向了社会公益活动，1915年参加奉天救国储金会，1916年参加了赈灾义卖活动，1917年发起组织奉天储蓄接济会。正是这种积极投身社会的性格使他得以了解和认识到国家、民族深重的灾难，产生了为民族的独立而奋斗的理想。

二是富于冒险的精神。张学良说自己小时候就是个淘气透顶的孩子，这样的人物一般都富有冒险性。“他的嗜好，一个是打猎，此外就是喜欢开汽车和学习驾驶飞机”②，而这几项活动，无不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和刺激性。据张学良的一位勤务兵回忆，张在任东北航空处总办时，尚不会驾驶飞机，有一天，张学良在没有“老师”陪同的情况下独自进入机舱，发动了飞机，勤务兵怎么也拦不住。但从此，张学良也就真正学会了开飞机。③正是这种敢为天下先，敢做常人所不敢做的冒险精神为日后的西安事变奠定了性格上的基础。如果他胆小懦弱，那么即使有很强烈的爱国情怀也不会去冒如此大的风险，将“领袖”扣留并以武力相威胁。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冒险”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使人们去做重大决定的同时也有一种“副作用”相伴。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向部下宣布决定实行兵谏，①团结出版社：《张学良的往事和近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8页。

②团结出版社：《张学良的往事和近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6页。

③团结出版社：《张学良的往事和近事》，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09-110页。

498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目的是逼蒋抗日，他的部下于学忠问道：“有没有想到兵谏之后的下一步怎么样？”张学良反问道：“你指的是局面如何收拾？那就只有看蒋先生怎么办了。我反正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问心无愧。”①张的回答虽有一定道理，但也由此看出他并未决定将事态变化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而事后匆忙地送蒋回宁，对东北军也没有做出妥善安排。

三是真诚坦率。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一般是含蓄深沉，不愿轻易显露心迹，为人处事善于“迂回”和“客套”；而西方人则不同，他们很少掩饰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说话办事直截了当。在这一点上，张学良更接近西方人，他光明磊落，诚恳率直，无论对敌对友，或爱或憎，都坦言表白，从不推诿掩饰，全然没有传统中国人的晦涩不明和一般政客的狡猾、诡秘。西安事变结束数十年后，张学良终于接受了个别记者的采访，在回答问题时，他总是坚持自己的原则，能讲则讲，不能讲时就明确表态，并直言不讳地说是因为害怕伤害到他人，却从不用什么托词来敷衍。1975年蒋介石去世，张学良为此写下了“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ch?u）”的悼诗，短短十六字，坦率地道出了两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一位记者在采访张学良时曾问道：“日本战败时，蒋总统曾在发言中谈到，对日本要报仇雪恨，但我们没有仇恨??张先生是否也是同样的心情？”张学良表情非常严肃地答道：“不，我和蒋总统不一样。日本人应该对中国赔罪。”②蒋张之间的关系微妙、敏感，张学良也许不宜对蒋介石的言论作出什么评价，但他却丝毫不掩饰自己在对待日本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坦率地表明了自己坚定的民族立场。但真诚坦率的另一面就是单纯幼稚，对别人不设防，容易在复杂多变的政坛上受人利用。这对张学良来说也是有的：中东路事件中在蒋介石的怂恿下贸然行事；西安事变中简单相信宋氏兄妹的口头担保；在对蒋没有任何制约的情况下送其回宁，等等。就连张学良自己也承认：他“缺乏政治阅历，只知爱国，不懂世道人情，致生许多困难。”③2.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品质一是至真、至诚。众所周知，东北是在九一八事变时因张学良的不抵抗而失守的。张学良当时不抵抗的原因，公开的说法是：他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蒋介石当时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正忙着对付共产党和红军，下达不抵抗命令也在情理之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很多历史教材亦持这一观点。然①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香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5页。

②[日]臼井胜美：《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

③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香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5页。

张学良——享有“不抵抗将军”盛名的有功之臣499而，事变的真相并非如此，而且是当事人张学良自己揭开的。

首先，有张学良的日记为证。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的处境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使张大为感动。次年1月3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人民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得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

对九一八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张学良这段近乎“忏悔”的日记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正是由于他在战略战术上的一错再错，才导致他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和东北的失守。①其次，张学良的多次公开表明。张学良在多种场合一再表明：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未给他下不抵抗命令。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美籍华人唐德刚的访谈时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人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件事情。

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人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之所以下达不抵抗的命令，是为了避免跟日方发生冲突，日本人来挑衅，你就离开它，躲开它。”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已经听了50多年了，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的时候，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关政府的事，也不关蒋公的事。”不因个人恩怨而杜撰历史，张学良的磊落情怀由此可见一斑。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再次公开表明：“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提供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在九一八事变这件事上，国人几乎骂了蒋介石大半个世纪，说蒋介石沉冤莫白一点也不过分。如果张学良不主动去澄清事实真相，这黑锅老蒋恐怕还得一直背下去。因不抵抗而痛失东北三省，张学良的过失不小。但如果他不自己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他的过失恐怕无人知晓。况且少帅发动西安事变，已经成为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他没必要自损形象。按照很多人的做法，他可以保持缄默，闭口不谈这件①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重庆出版社2015年9月版。

500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事；如果实在要谈的话，亦可顺应“历史结论”，把所有责任推到蒋介石身上，反正已经“死无对证”。这样既可以不与“盖棺定论”的历史较劲，又可借机泄一泄被蒋介石剥夺自由的怨气。

翻出这段旧事来咀嚼，实因感动于张学良的至真至诚。尊重历史，敢作敢当；不诿过，敢担责——这样的人我们实在见得太少了。张学良勇敢地把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告诉世人，毅然担当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即使可能为此而受到世人的非议也在所不惜。这是对历史的敬重，对故人的敬重，对天地良心的敬重。

二是至善、至信。说到善，张学良的确是一个仁爱宽厚、极富同情心的人。他曾对帮助自己戒毒的医生讲：“我父亲是个军人，他需要我继承他的一切，我不想做什么将军，我目睹军队杀人如麻，使我十分难过，不知如何是好。我替无辜的人民抱冤，因为他们有活下去的权利，和我一样。有时，在某种情况下，我要判处人们的死刑，这也使我心里不安和恐惧。”①将普通百姓的生命看得同自己的一样珍贵，因迫不得已对他们造成伤害而受到良心的折磨，只有生性仁爱善良的张学良才会有这种痛苦，这与当时的政客、军阀、官僚视民如草芥、处处草菅人命的罪恶行径形成鲜明对比。他还经常告诫士兵要保护人民的权利，作战时尽量不扰民、不伤民。

对于爱国青年，张学良更是深切同情，无论是五卅惨案，还是一二九运动，他都坚决表明自己的立场，或捐资抚恤死伤者及其家属，或积极奔走营救被捕者。回想起他一生对亲人、对朋友、对部下、对陌生人的态度，的确应了他自己所书的四个字:爱人如己。

再谈到“信”，张学良是个办事认真、说话算数、做事负责的人。诚如赵一荻在《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一文中所写：“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他自己所做的事负责，绝不推诿。”张学良感到九一八事变丢掉东北，是他和东北军的责任，因此，收复东北，他和东北军更应负责，“甚而要负起百分之百的责任来”②。对于西安事变之责任，他更是全部揽了下来，“不要问是谁主张的，一切由我自己负责。”③即便是在被幽禁半个多世纪后，他仍是无怨无悔，对别人说：“我做事，我负责。”④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得不到答复之后便决定去华①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②周毅：《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③周毅：《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3页。

④周毅：《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7页。

张学良——享有“不抵抗将军”盛名的有功之臣501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为保护学生的安全，立即前去制止，并诚恳地对学生说：“请相信我张学良，如果大家相信我，在一星期内我用事实来回答你们。”①张学良的话不是用来敷衍学生的，他果然没有食言，的确在一周内用一个连世界都为之震惊的举动回答了学生。即使在一些小事上，张学良只要答应过就一定办到。据东大的一位学生回忆，他的一位同学家的地被东北军占用作操场，张学良知道后让这位同学写下详细地址和部队番号，几天后他就把问题解决了。②正是他心头的一个“信”字，让他赢得了东北、西北乃至全国人民的爱戴。

3.文人、侠士、英雄的气质张学良虽出身军阀之家，但却没有沾染半点军阀的霸气和粗野。相反，由于深受东方传统的诗书礼教和西方民主文明的熏陶，他给人的感觉是文质彬彬、爽快睿智的新型军人形象。由于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他的诗句文章，明设警句，暗含典故，巧妙的构思，深沉的内涵，远非一般“武夫”所能企及。对于中西文化采取了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聘请许多国学、西学的大家到东大执教，使东大成为当时与北大、清华齐名的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应该说，家庭背景对张学良的影响很大。他早年丧母，土匪出身的父亲自然对他影响最大，他的豪气、侠气和义气大概就是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做事坚决果断，从不后悔，对朋友重情重义，宁可别人负自己，不可自己负别人。这种可爱的气质自然是在他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但即使是被幽禁了50余年之后，这种侠士般的气质仍未磨灭。日本NHK记者在连续三天的采访后，“被张学良那豪爽的人格彻底征服了”③。

张学良还具有视名利如粪土、甘于牺牲自我的英雄气质。不论是九一八事变后拒收本庄繁送来的重礼，还是西安事变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登上送蒋的飞机，无一不显示出他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将个人得失视作轻烟浮云的人格魅力和英雄主义精神。正如他在为东大校友会的题词上所写：“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一位大义凛然、正气逼人的英雄形象跃然而现。

张学良用自己独特鲜明的性格、品质和气质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正直、善良、爱国、爱民的自画像。东北易帜、东北新建设、调停中原大战、建设西北、西安事变①周毅：《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4页。

②张学良及东北军史研究会：《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③[日]臼井胜美：《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

502悲情英雄的人格力量等一件件丰功伟绩，固然是特定的历史为张学良提供了客观条件，但还是他高尚的文化人格起了根本作用。正是历史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共同起作用，张学良才会在中国现代史上谱写出一曲曲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统一、富强的辉煌战歌。

张学良是有功之臣，也是一位伟大的悲情英雄，他的光辉伟大源自他的高尚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