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冷战与冷战后国际问题 / 蔡佳禾著.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1
（学人文丛）
ISBN 9787305215575
Ⅰ. ①亚… Ⅱ. ①蔡… Ⅲ. ①冷战－国际关系史－研
究－亚洲 Ⅳ. ①D8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3476号
出版发行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汉口路22号邮编210093
出版人金鑫荣
丛书名学人文丛
书名亚洲冷战与冷战后国际问题
著者蔡佳禾
责任编辑官欣欣编辑热线02583593947
照排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35×9651／16印张 34.5字数450千
版次2019年1月第1版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215575
定价1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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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亚太论丛》
主办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列）
蔡佳禾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蔡永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洪银兴南京大学商学院
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石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孙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月清南京大学哲学系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张凤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委员会
主编石斌
副主编李里峰毛维准
成员祁玲玲舒建中赵光锐
吴小康宋文志
《学人文丛》编辑组
石斌蔡佳禾李里峰
毛维准舒建中李恭忠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得于2016年夏初创设并渐次成长，“南京大学郑钢亚太发展研究基金”之专项全额资助，实乃一大助缘、大善举；众多师友、同道的鼓励、扶持乃至躬身力行，同样厥功至伟。
此一学术平台之构建，旨在通过机制创新与成果导向，以国际性、跨国性与全球性议题为枢纽，将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具有内在关联之学科方向、研究内容与学术人才，集成为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群”，对大亚太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并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所谓“亚太”，取其广义，乃整个亚洲与环太平洋地区之谓。不特如此，对于相关全球性问题的关切，亦属题中之义。盖因世界虽大，却紧密相连。值此全球相互依存时代，人类命运实为一荣损相俦、进退同步之共同体，断难截然分割。面对日益泛滥的全球性难题，东西南北，左邻右舍，各国各族，除了风雨同舟，合作共赢，又岂能独善其身，偷安苟且？所谓“发展”，固然有“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多重意蕴，亦当有“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之价值取向，其理亦然。
吾侪身为黉门中人，对于大学之使命，学人之天职，理当有所思虑。故欲旧话重提，在此重申：育人与问学，乃高等教育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大学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养成人格”，非徒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大学之根是学问，学问之道，在“善疑、求真、创获”。二者之上，更需有一灵魂，是为大学之魂。大学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内核，即人文价值与“大学精神”：独立、开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与信念。大学之大，盖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学乃享誉中外之百年老校，不独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且英才辈出、薪火相续。于此时代交替、万象更新之际，为开掘利用本校各相关领域之丰厚学术资源，凝聚研究团队，加强对外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展示亚太中心学术同仁之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彰显南京大学之研究水平与学术风格，我们在《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集刊已相继问世的基础上，决定再做努力，编辑出版《南大亚太论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设门户、画地为牢，绝非智者所为。所谓“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如群流，归于大海”，对于任何社会政治现象，惟有将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方能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否则便如朱子所言，“见一个事是一个理”，难入融会贯通之境。办教育、兴学术，蔡元培先生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论丛》的编纂，亦将遵循此种方针。
故此，《论丛》之内容，并不限于一般所谓国际问题论著。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诸层面，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重要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举凡个人专著、合作成果、优秀论文、会议文集，乃至特色鲜明、裨利教学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学术前沿的迻译之作，只要主题切合，立意新颖，言之有物，均在“网罗”、刊行之列。此外我们还将组织撰写或译介各种专题系列丛书，以便集中、深入探讨某些重要议题，推动相关研究进程，昭明自身学术特色。
要而言之，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所执守之学术立场，亦即《论丛》之编辑旨趣：一曰“本土关怀，世界眼光”；再曰“秉持严谨求实之学风，倡导清新自然之文风”；三曰“科学与人文并举，学术与思想共生，求真与致用平衡”。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冀望学界同仁、海内贤达继续鼎力支持、共襄此举，以嘉惠学林，服务社会。值出版前夕，爰申数语，以志缘起。
石斌
2018年元旦于南京
亚洲冷战与冷战后国际问题
目录
目录
上篇亚洲冷战史研究1
“放蒋出笼”与美国的远东新战略3
一、杜鲁门政府时期的“放蒋”问题4
二、艾森豪威尔“放蒋出笼”的主要动机7
三、“放蒋出笼”与远东战略的新考虑11
四、有关“放蒋出笼”的反应和后果16
五、结论19
替代法国——美国滑入越南泥潭的关键一步21
一、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新目标22
二、围绕吴庭艳去留问题的美法冲突27
三、取而代之却无法回头33
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与李弥残部对云南的骚扰活动37
一、中情局对华进行“秘密战”的企图38
二、国民党李弥部在滇缅边境开展游击战的策划41
三、美国对李弥残部的利用43
四、美台的“秘密战”行动及其曝光46
五、中情局的军事与政治失败50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54
一、1952年美国大选和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争论54
二、新政府有关“新面貌”战略的思考68
三、“向下调整”：修改1954年度财政预算76
四、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新战略85
五、“新面貌”战略的面面观96
六、对美国“新面貌”战略的历史回顾108
周恩来与1954年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
——从多边外交视角进行的研究117
一、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的基本进程117
二、周恩来对与会各方的引导与协调123
三、周恩来对舆论环境的高度重视128
四、中国取得成功的几点经验13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133
一、中国谋求和平与合作的努力136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过程157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探析（1954.11—1955.8）170
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171
二、第一次台海危机前夕的美国对华政策176
三、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国际背景180
四、“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184
五、美国的政策变化与台海危机的发生190
六、美国促发台海危机的原因分析196
七、共和党政府的新分歧与政策再度调整198
八、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为缓解危机所作的努力203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探析218
一、日趋紧张的台湾海峡局势218
二、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与调整235
三、以战争边缘对战争边缘——危机的第一阶段249
四、逐步降级——危机的第二阶段274
五、结论：危机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三方政策的影响298
20世纪50—60年代中美关系研究述评303
一、进展和成果304
二、存在的问题与挑战315
三、对今后的研究方向的意见319
肯尼迪政府与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321
一、中印边界冲突前美国对印政策的变化322
二、边界冲突时期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和援助329
三、中印冲突与美国的南亚战略计划336
肯尼迪的对华政策与1962年的台海危机345
一、美台关系中的“四重危机”345
二、肯尼迪政府的“门缝”政策350
三、肯尼迪政府对1962年台海危机的处理355
四、结论361
冷战与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与南亚关系的变化365
一、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缓慢发展365
二、各国政策的调整与互动370
三、冷战和地缘政治——谁更优先380
四、结论387
下篇美国对外政策研究389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道德原则391
一、强调道德原则的历史原因392
二、道德原则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395
三、对外政策中道德原则的构成与变化400
四、美国未来政策中的道德原则问题404
二十世纪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优先选择409
一、美国东亚战略优先的四次调整410
二、影响战略调整的地区性因素419
三、影响战略调整的全球性因素421
四、对美国未来东亚战略优先的思考423
在远景与渐进之间
——美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对外部资源的利用426
一、美国的土地扩张和移民政策427
二、从引入资本到输出资本432
三、美国利用外部资源方式转变的原因437
四、对外新政策和新秩序443
退向未来——保守主义思潮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448
一、保守主义为何来势凶猛449
二、自由主义在对外政策领域中的危机452
三、对外政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观点456
四、保守主义势力的基本政策要求459
五、保守主义要求对政策的影响和限度465
保守主义回潮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469
一、保守主义势力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基本看法470
二、保守势力关于台湾问题的看法和影响472
三、对保守主义势力影响程度的估计474
摆动中的回归
——保守主义思潮对G.W.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479
一、保守主义思潮在美国重新崛起的原因479
二、保守主义思潮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基本要求484
三、保守主义思潮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新看法488
四、保守主义思潮中的政策分歧与限制因素493
在多边体制中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499
一、全球化与多极化趋势下的复杂国际环境499
二、在多边体制中维护和推进国家利益502
三、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多边体制507
四、亚太地区多边安全体制：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支柱
512
2050年的中国、东亚与世界
——基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分析515
一、1949年之前国际秩序的发展历程516
二、中国在国际秩序中逐渐崭露头角518
三、中国在构建21世纪国际新秩序中的国际诉求521
后记531
上篇
亚洲冷战史研究
上篇亚洲冷战史研究
亚洲冷战与冷战后国际问题
“放蒋出笼”与美国的远东新战略
*
*本文原发表于《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借口防止朝鲜战争扩大，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这实际上是美国政府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变台湾为美国西太平洋沿海岛屿链这一战略部署一部分的侵略活动。同时，为了确保美国不被国民党残余力量拖入中国内战，杜鲁门也要求第七舰队阻止国民党“对大陆的一切空中和海上行动”。在美国的官方文件中，这一行动被称为台湾海峡的“中立化”。
1953年2月2日，新上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其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宣称，新政府“已开始确立一种新的积极的对外政策”。在介绍了这种新政策的主要原则后，艾森豪威尔宣布了一项具体行动。他说，“我已发布命令,第七舰队不再被用来保护共产党中国。请允许我把这些事讲清楚，这一命令并不意味着我方有侵略意图，但我们当然没有义务去保护一个在朝鲜同我们作战的国家”。艾森豪威尔的新命令意味着美国仍要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但台湾国民党力量却有了进攻大陆的可能。因此这一行动后来被评论家们称为“放蒋出笼”
Department of State, U.S.A.,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50—1955, pp.6365.。
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艾森豪威尔的行动出自什么样的背景，它和远东地区的国际形势发展有什么关系，它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及远东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这一行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
一、杜鲁门政府时期的“放蒋”问题
在杜鲁门政府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之后不久，“放蒋”的呼声就已经出现。1950年11月底，由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远东地区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蒋介石派兵增援朝鲜的请求。12月30日，麦克阿瑟要求政府把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解除对台湾守备部队现有的限令，让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薄弱地区进行牵制性进攻”。考虑到扩大战争可能导致中苏同盟发挥作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同意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但他们也提出“着手准备对赤色中国进行海上封锁，……解除对蒋军的限制，向他们提供后勤支援”等建议
奥马尔·布雷德利著：《将军百战归》，廉怡之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780、804、818页。。
麦克阿瑟的建议得到了美国保守势力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从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之时起，这些保守势力就一直对民主党的对华政策表示不满。麦克阿瑟的建议为他们提供了抨击杜鲁门政府的新材料。1951年2月20日，“院外援华集团”的头面人物科尔伯格（Alfred Kohlberg）在一封致政府的公开信中责问道：“为什么我们的第七舰队保护共产党中国的港口不受蒋介石空军和海军的封锁？”“为什么你们拒绝蒋介石提供军队（赴朝参战）？”科尔伯格求要杜鲁门政府接受麦克阿瑟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的建议
“Kohlberg to Acheson”, Jan. 20, 1951,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 Group 59,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N. A. Graebner, The New Isolation: A study in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since 1950,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6, p.75.。共和党保守派领袖、参议员塔夫脱（Robert Taft）在1951年1月也提出了使用蒋介石军队“减轻朝鲜的压力”的打算。同年9月他再次提出解除对蒋介石的限制，让蒋进攻大陆，塔夫脱认为这至少可以起到牵制中国的作用。1952年2月12日，塔夫脱又声称，阻止共产党进攻东南亚的唯一机会就是让国民党入侵大陆。两天后他又说他愿意让国民党军队去应付共产党中国对印度支那的进攻。另一个著名的共和党保守分子、参议员威廉·诺兰（William Knowland）在国会也多次谈到美国配合国民党反攻中国大陆的可能性
R. J. Caridi, The Korean War and American Politic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9, pp.124125; J. D. Doenecke, Not to the Swift, The Old Isolationists in the Cold War Era，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pp.218219.。
政府内部已有人支持“放蒋出笼”的要求。1951年12月和1952年1月，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当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B. Smith）两次写信，要求总统和国务卿重新考虑对台湾和远东的政策。史密斯要求把台湾变成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心理等各方面都具有力量的反共基地。他们认为应改变有关使用台湾国民党军队的政策，并认为美国应支持国民党政权返回大陆
Department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52—1954, vol.14, pp.1516; J. M. Allison, Ambassador from the Prairie, Or Allison Wonderland, Boston, 1973, p.187.。自共和党执政后，史密斯出任副国务卿，成为国务院的第二号人物。
1952年1月，共和党在对外事务方面的首席发言人杜勒斯（John F. Dulles）劝说国务院官员阿利森（John M. Allison）接受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一职。阿利森在1月初曾提出过备忘录，建议美国更积极地援助国民党，使之能更有效地防御台湾并在大陆开展游击战。阿利森也认为中共可能干涉印度支那，“有必要采取迫切行动，使中共忙于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使他们既无能力又不想去向印支扩张”
Ambassador from the Prairie, p.187.。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52年3月正式提出了改变第七舰队使命的要求。但是这同国务院的正式立场相左。杜鲁门要求双方高级官员对是否要解除台湾海峡“中立化”这一问题进行磋商。4月6日，国务院以顾问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为首的几位官员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举行了会谈。在回答为何要改变第七舰队使命这一核心问题时，海军作战部长费克特勒上将（W. M. Fechteler）说：“第七舰队现在被认为将阻止针对任何一方的行动。我们当然要阻止任何向东方向的行动，但我们认为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情况变化，以致使向西行动成为可取时，是否我们还关闭着这种行动的大门。”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W. Dulles）认为这一限制影响了蒋军的士气；如果蒋军“不相信他们有机会重返大陆，美国就不可能在台湾发展其力量”。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保罗·尼采(Paul Nitze)不同意这种分析。他认为，“如果情况使从台湾到大陆的行动成为可取，那么这种行动应该进行”。但他认为，从目前军方提出的正式要求看，它似乎涉及改变美国现有的政策，“它会被全世界解释为，美国以自己的威望和力量全力承担了把蒋介石送回大陆的义务”。尼采指出，美国现在并不打算这样做。他还谈到，美国是否要修改对华政策，要根据远东国际形势的发展来决定。波伦也指出，修改给第七舰队的命令可能要冒风险。他说，“国民党人毫不掩盖他们的目的”，“如果我们改变政策，我们就可能给了国民党把美国卷入一场同一个重要大国的战争中去的可能……中国人(指国民党)知道这是他们能够在美国支持下返回大陆的办法”。波伦说美国不能冒这种风险
FRUS, 1952—1954, vol.14, pp.1516, 3140.。
以上史料表明，“放蒋出笼”这一行动的鼓吹者主要是美国军方、共和党保守势力及亲台势力。他们的意图是：第一，以“放蒋”牵制中国的力量，扭转在朝鲜的局势。第二，增加台湾的力量，增加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可能性。第三，阻止中国进攻印度支那地区，帮助法国镇压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杜鲁门政府权衡再三，没有采取这一措施。首先，国务院显然担心采取这一措施将使朝鲜问题更加复杂化，使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其次，这会使蒋介石得到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机会。第三，美国还不打算直接卷入印度支那的事务中去。尽管杜鲁门政府已经认为印度支那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但艾奇逊在1952年6月告诉英国说“我们不能再有一个朝鲜”。第四，民主党政府了解到，西方盟国及亚洲的一些中立国家十分强烈地反对它这样做
D. R. Buhite,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Asia 1945—1954,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81, p.180.。从国内政治角度看，杜鲁门政府也不愿改变政策。长期以来，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受到共和党的指责，1952年是选举年，在此时修改政策必然被对手抓住把柄，被说成是政府已默认过去的错误，这势必影响到民主党的竞选。
二、艾森豪威尔“放蒋出笼”的主要动机
查尔斯·波伦在其回忆录《历史的见证》一书中谈到，在共和党赢得大选以后，杜勒斯曾告诉他，新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将是解除台湾海峡的“中立化”状态。在尚未入主白宫，未对国际形势作充分的研究分析之前，共和党人为何匆匆做出这个决定？他们是否真的要做杜鲁门政府权衡再三而未做的事，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呢？
了解一下1952年总统大选的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当时，中西部共和党保守势力拥戴塔夫脱竞争总统候选人资格。长期以来，塔夫脱有着孤立主义者的名声，他反对美国的大西洋联盟战略，但在远东问题上却持好战的干涉主义立场。为了防止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石——大西洋联盟在塔夫脱手上毁于一旦，东部共和党的“国际主义”势力推出艾森豪威尔同塔夫脱竞争。艾森豪威尔是西方集体安全原则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1951年他曾私下和塔夫脱讨论过，如果塔夫脱放弃对大西洋联盟政策的反对，他将不考虑参加总统竞选。塔夫脱没有接受这一条件
J. D. Doenecke, Not to the Swift, the Old Isolationists in the Cold War Er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17.。
在1952年7月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战胜塔夫脱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是要从民主党人手上夺得行政大权，艾森豪威尔还需要共和党保守势力的支持才行。9月12日，艾森豪威尔同塔夫脱举行会谈。塔夫脱在会谈后发表声明说，他将支持艾森豪威尔的竞选。塔夫脱说，在内政问题上，他的观点也反映在艾森豪威尔的哲学中。在对外政策方面，塔夫脱承认他们俩的观点有所不同，但他认为这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此言一出，民主党人的舆论哗然，说塔夫脱“输掉了提名，但赢得了被提名者”
R.D. Devine, Foreign Policy and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vol.2: 1952—1960,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4, p.59.。
从艾森豪威尔及杜勒斯为共和党竞选发表的讲话看，塔夫脱的话不无道理。艾森豪威尔大谈民主党人的赤字预算和高税收政策将使美国经济破产，攻击民主党的经济控制政策“悄悄滋生”社会主义。杜勒斯则鼓吹“解放被奴役的人民”和“大规模报复”。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指责民主党政府“丢失”中国以及在朝鲜执行了错误的政策，并提出“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口号。所有这些论调和保守势力的调子几乎没有太大差别。
执政比竞选更困难。作为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知道，他不可能大幅度削减政府的开支，也不可能立即实行减税，平衡预算短期内无法实现，取消控制也必须逐步推行。在对外事务方面，美国不可能在朝鲜谋求“全面胜利”，在欧洲问题上的分歧则可能由隐蔽而转为公开。艾森豪威尔真正要做的是在民主党的政策与保守主义要求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为此，他必须继续求得党内保守主义势力的合作。考虑到在1953年开始工作的第83届国会中，中西部共和党议员的人数超过了东部共和党议员的人数，艾森豪威尔就更有理由这样做了
S.E. Ambrose, Eisenhower, vol.Ⅱ,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4, pp.4449; M.E. Jewell, Senatori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62, p.63.。
为了把共和党的各种政治力量团结到自己的旗帜之下，表明自己的政策同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完全不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讨论后做出了“放蒋出笼”的决定，他们甚至没有就这一问题征求其军人顾问的意见。罗伯特·多诺万（Robert Donovan）指出，这是“因为他们主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在1月31日的内阁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部长们讨论了国情咨文中这段由杜勒斯起草的声明。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问道：“这一命令对美国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否有任何影响?”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不会有任何影响
R. J. Donovan, Eisenhower, The Inside Story,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6, pp.2829.。《纽约时报》的记者苏兹贝格（Arthur Sulzberger）当时就评论说，新政府宣布改变第七舰队的使命，“主要是由于内政压力，台湾政府并不处于对中国大陆进行较大规模攻击的条件下”
FRUS, 1952—1954, vol.14, p.146.。
艾森豪威尔政府当然意识到“放蒋出笼”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因此美国竭力在暗中牵制蒋介石的行动。杜勒斯在1月30日指示美国驻台湾“代办”蓝金（Karl Rankin）时，要“小心避免任何美国政府希望蒋介石要求更多援助的暗示”。蓝金在同蒋介石的会谈中还说到,美国希望国民党在同美军顾问团磋商之前，“不要对中共控制的领土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特别是使用飞机、坦克等武器的进攻”。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均身处华盛顿，对美国此时做出这一行动的意图有较为清楚的了解，他在3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实际上美国政府中没有一个人赞成那样做，即为了让我们恢复对大陆的统治而进攻大陆。”他的看法显然是有根据的。杜勒斯在3月5日曾向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保证说，美国“没有考虑从台湾采取任何真正针对大陆的行动”
FRUS, 1952—1954, vol.14, pp.132, 135; Warren I. Co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45”, in W. I. Cohen, ed. 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essays presented to Dorothy Bor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3, p.147; FRUS, 1952—1954, vol.6, p.904.。由此可见,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没有打算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本人也承认，这一行动是为了迎合共和党保守势力的要求。他在发表“放蒋出笼”咨文的当天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新政府一成立就发表讲话是一个失策。虽然我在就职演说中已阐述过基本原则。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而要具体谈论一系列实际问题时，则又是完全另一回事了，需要有时间进行研究、探索和分析。但是由于共和党人多年来没有执政，因此他们希望或者说需要总统发表一个讲话作为一个开端。”
《艾森豪威尔日记》，陈小思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300页。总之，艾森豪威尔必须同杜鲁门的对外政策“划清界限”，否则就不能使保守势力支持他的政策。当时艾森豪威尔采取了好些行动来满足保守势力的要求，“放蒋出笼”是其中之一。
三、“放蒋出笼”与远东战略的新考虑
“放蒋出笼”毕竟是一个对外政策方面的行动，因此它当然也同国际局势的发展有关。在1952年,朝鲜战场上的僵持状态并没有发生变化，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印度支那形势的发展。
1949年以后，胡志明于1950年1月秘密访问中国，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举行了会谈。通过这次会谈，中共中央决定援助越南人民摆脱法国殖民统治。在中国的帮助下，越南人民军从秋季开始把法军赶出了北部的高平、谅山、老街、北、太原五省。1952年春，人民军在和平地区又打败法军，一部分主力进入富饶的红河三角洲地区作战。同年雨季后，越人民军越过红河和黑水江，解放了山萝、莱州等地，挺进到老挝边界。此时，印度支那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北部地区80%土地得到解放，根据地得到连片扩展，并和中部地区根据地连接起来。面对这一局面，法国殖民当局和保大傀儡集团惊慌失措，士气日益低落
穆欣：《陈赓大将》，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669670页。。
杜鲁门政府对印度支那局势的变化极为不安，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2年制定了NSC124号文件。这个文件认为，印度支那对美国有重大战略意义，不能允许这一地区落入共产党控制下。文件决定，如果中国直接派兵“入侵印支”,美国将同英法两国合作，动用海空力量对中国进行打击。如果中国不直接卷入战争，杜鲁门政府也不愿“再有一个朝鲜”，而是继续向法国提供援助。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多次要求政府向法国施加压力，促使法国采取更加“进取”的政策，但这一立场未被政府接受。面对不断“恶化”的印支局势，国务院在1953年1月份指出，“10月以来的形势表明，那里没有增加任何军事解决的乐观前景”
FRUS, 1952—1954, vol.12, p.128131, p.111; 751GOO/11253, RG 59, National Archives.。
如果说民主党政府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进退维谷的话，共和党政府则认为那里有着调整远东战略的机会。
国务卿杜勒斯是公认的亚洲事务专家，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使他一贯对保守势力的亚洲战略抱有同情态度。他在1952年的一次演讲中谈道:“为什么我们要假定就我们的利益而言中国已经完蛋了呢？为什么我们要假定苏联共产主义在中国所做的事我们不能推翻？”他还声称美国必须有“积极”的对华政策。对新中国根深蒂固的仇视是杜勒斯考虑远东战略的基础。杜勒斯一直是赞成“放蒋出笼”的。1952年2月他声称“美国不允许中国大陆处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下”，把第七舰队放在台湾和大陆之间是“不正常的”。在杜勒斯看来，印支问题是中国造成的。1952年5月，他在巴黎的一次演说中威胁说，“应该让中国共产党人知道，如果他们公开把红军派去越南，我们就不仅要在他们选择的地点抗击侵略军，而且还要按我们的方式采取行动”。杜勒斯这里谈到的“方式”也就是他大力鼓吹的“大规模报复”政策。
P. E. Osgood, The Limited War,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1957, p.203; 793.00/31152 New Delhi to Sec. of State, Mar.11, 1952, RG 59, National Archives(NA).
1952年12月，艾森豪威尔视察朝鲜后乘美国巡洋舰“海伦娜”号返回美国，他和杜勒斯在途中讨论了印度支那问题。他们认为，这一问题是美国在国际关系中面临的最严重的个别问题。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说:“朝鲜是重要的，但真正重要的是印度支那，……因为我们可能失去朝鲜，但我们可以使这一损失的后果不影响别的地区。然而，如果失去印度支那，失去东南亚的话，我们就极难使这种后果不影响别的地区。”
Outline, May 24, 1954, Ann Whitman File(AWF), D. D. Eisenhower Library, Abilene, Kansas; Executive Session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History Series, 1953, vol.5, p.168.为了扭转印度支那的颓势，同时又避免美国的直接卷入，杜勒斯希望制定一套新的远东战略。12月26日，杜勒斯初次亮出了他的看法，他对来访的英国国务大臣塞尔温·劳埃德（S. Lloyd）说，“亚洲的局势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他说，西方应在远东的“中心建立某种威慑力量，以减少和印度支那这两翼不断增加的压力”。杜勒斯告诉劳埃德，“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这一问题上可能修改给第七舰队的现有指示，那样第七舰队实际上就不会再成为保护共产党中心的一种附加力量”。杜勒斯这里谈到的远东地区的中心就是指中国。显然，“放蒋出笼”的目的首先是针对中国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 Lloyd and J. F. Dulles, Dec. 26, 1952, AWF, D. D. Eisenhower Library, Abilene, Kansas.。
1953年2月16日，杜勒斯的考虑更加明确了。他说，“从战略角度看，亚洲自由世界面临朝鲜和印度支那这两翼的侵略”，他认为如果越南傀儡政权和法国打败了越盟,“中国靠近印支边界的军队就可能干预”，因此，美国应设法把集结在边界附近的25万中国军队拴在原地。按他的想法“放蒋出笼”，“在共产党中心地区制造了威胁，我们希望它作为威慑产生作用。”
793.00/21653, RG 59, NA.杜勒斯的目的是把美国在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地区的政治及军事行动协调起来，以便在中国东部制造战争威胁来寻求解决印支问题和朝鲜问题的出路。他在3月19日谈到，美国将和法国讨论“自由世界的整体性的远东政策，特别是为了阻止中共进一步侵略而需采取的特别政策”
FRUS, 1952—1954, vol.13, p.417.,使美国的远东政策不再是对各个国家的分散政策的简单组合，而是具有内在的整体性，这是杜勒斯远东政策新考虑的一个特点。
必须指出，牵制中国的目的不仅仅是防御性的。1953年1月29日，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在一份致杜勒斯的照会中指出，法国领导人仍在担心中国入侵印度支那并“以武力挽救其盟友”。阿利森认为这妨碍了法国下决心打败越人民军。阿利森指出，印度支那的僵持局面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因为法国肯定不能无限期地支撑下去”。美国的保守势力一直在叫嚷要解放被共产党“奴役”的人民，要“推回”共产主义统治，共和党在竞选中也积极支持和鼓吹这种论调。印度支那的局势似乎有着一种打败共产党的可能性，即将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雷德福（Arthur W. Radford）说，“美国如果要继续向印支提供大量援助，基本的条件是我们应对法国人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使他们采取更有进攻性的政策”。所谓进攻性政策也就是军事进攻政策。对这一点，美国军方持一种乐观的估计。美军驻越南顾问团团长特拉普耐尔（Thomas Trapnell）将军在2月初报告说，法军如能得到增援的话，“将能在18个月内打断越盟的脊梁”
FRUS, 1952—1954, vol.13, , pp.386, 373; 751.GOO/2453, RG 59, NA.。
杜勒斯也积极鼓吹这种以消灭越人民军为目的想法，他认为“加速打败越盟将威慑而不是促使中国对东京地区（即越南红河三角洲地区）的侵略”。杜勒斯期望的是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建立“令人满意的和平前景”，因此，“必须在中心制造一种控制和牵制的威胁，这样才能在两翼地区有获得某种成功的更好机会”
FRUS, 1952—1954, vol.13, pp.416417; M. Gurtov, The First Vietnamese Crisis, Chinese Communist strategy and United States involvement, 1953—1954,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7, pp.2728.。以“推回”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军事进攻是远东战略考虑的另一特点，而这一特点也需要以“放蒋出笼”作为条件。
杜勒斯的这种战略考虑在国务院内部曾遭到少数人的批评。国务院东亚司地区计划顾问查尔顿·奥格本（Charlton Ogburn）对这一拟议中的战略的批评有助于我们更清楚了解其本质。奥格本在2月13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亚洲的许多问题如没有中共政权的话也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使自己解决亚洲问题的方法，作为一个整体，被一种反对中共政权的狭隘考虑所支配”。奧格本认为这一考虑已完全被军事化了，“今天，除了军事解决这种方式以外，我们甚至根本不再讨论印支问题”。2月16日，奥格本又指出美国不能把中共政权看作一个像胡志明政权那样的可以用直接行动消灭的政权
611.90/21353; 795.00/21653, Group 59, NA.。从奥格本的话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用军事行动消灭胡志明政权已经被作为既定方案接受了。
事实的发展的确如此。总统和国会先后同意了这一战略计划。3月24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威尔逊和共同安全署署长史塔生（Harold E. Stassen）等人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者认为“印度支那问题可能在对外政策方面具有最大优先权，在某种程度上比朝鲜更重要”。他们认为，如果法国有一个“能带来真正胜利的计划”，美国就应给法国大量援助。他们还进一步讨论了“威慑中共”，“使他们不能像过去朝鲜被打败时他们所做的那样，把军队公开派往越南”。3月25日，杜勒斯向国会两党领导人通报了政府关于印支问题的想法，这些领导人表示，只要法国给印度支那真正的自主，如果有一个能在印支取得军事和政治上成功的计划，国会就会认真考虑继续向印支地区和法国提供援助
FRUS, 1952—1954, vol.13, pp.419420, 428.。总之，从“放蒋出笼”开始，美国的远东政策走上了以军事手段解决印支问题，并以最终“推回”这一地区共产主义为长期目标的方向。把中国问题和印支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对美国以后的对华政策和越南政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有关“放蒋出笼”的反应和后果
艾森豪威尔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共和党政府的这一行动是要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在朝鲜僵持的日子为时不长了，或者是结束朝鲜战争，或者是把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去”。他还认为，美国的这一行动起了作用，它迫使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接受美国提出的停战条件
D. D. Eisenhower, Mandate for Change, The White House Years, New York: Doubleday INC. 1963, p.165.。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杜勒斯采取这一行动主要是从解决印支问题出发的。这里我们还要表明，艾森豪威尔对“放蒋出笼”后果的看法也是有问题的。
艾森豪威尔“放蒋出笼”的咨文在全世界引起很大的反应。尽管这些反应在内容上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担心远东的局势会更加恶化，全面战争的风险会进一步增加。英国正式向美国表示“遗憾”，并指出美国的行动不会有军事上的好处，也不会有助于朝鲜问题的解决。英国国际问题专家、前大臣肯尼思·扬格（Kenneth Young）还发表文章批评共和党的政策。他指出，美国人那种认为只要任何国家还处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他们就不能无所作为的言论，加上给台湾蒋介石不断增加的援助,“只会使中国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在谈判桌上的前景几乎是零”
79300/21153, 61190/41053, Group 59, NA.。
法国起先也对“放蒋出笼”表示担心。外交部长皮杜尔（Georges Bidault）在2月1日抱怨美国没有事先同法国协商此事，因为中国可能利用这种局势在印度支那采取行动。经过杜勒斯的解释，法国舆论才转而支持这一行动。西欧低地国家和北欧国家也纷纷表示不安和怀疑，它们尤其不满意美国没有预先通知它们。
在亚洲，印度舆论公开指责美国的行动是“不明智的”，认为这一行动扩大了在亚洲发生全面战争的风险。日本的保守势力支持美国的决定，但是其国内舆论仍对此表示忧虑不安
FRUS, 1952—1954, vol.5, p.1558; FRUS, 1952—1954, vol.14, p.146.。
在台湾，国民党表面上兴高采烈，2月4日蒋介石还发表声明，说艾森豪威尔的这一行动是“合理而又光明的举措”，他要求美国提供海空力量以支持他反攻大陆。然而在内心深处，国民党决策者却疑虑重重。当杜勒斯1月2日告诉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美国可能改变有关第七舰队的使命时，叶公超认为这可能意味着要国民党参加朝鲜战争，他说台湾“不赞成把其军队派去朝鲜的那种观点”。他认为一些亲台派议员过分强调了这一点。叶公超认为，健全的战略首先是要确保防守台湾，其次是使它成为一个不断加强的针对共产党中心的潜在压力的来源，而不是剥夺台湾来使侧翼的力量得到加强。显然，叶公超对杜勒斯的理论并不满意。3月19日，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向美国提出了订立正式的双边防御条约的要求。可见“放蒋出笼”这一行动减少而不是增加了蒋介石的安全感。
《人民日报》，1953年2月5日第4版；FRUS, 1952—1955, vol.14, p.14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自己也变得神经过敏起来。按照原定的援助计划，1953年4月美国必须向台湾移交先进的F84型喷气式战斗机。国务院这时却提出意见，认为应暂停交付这种飞机，理由是蒋介石可能会利用这种飞机直接进攻大陆，造成把美国拖入中国内战的后果。艾森豪威尔对国务院的这一担忧颇有同感。在4月8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说：“就在本政府取消对第七舰队的限制时，蒋介石可能走上战争道路的麻烦及危险性就增加了。”他同意在蒋介石做出不使用这些飞机进攻大陆的保证之前，美国应该暂停交付这些飞机
FRUS, 1952—1954, vol.14, pp.180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