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之生业，必始自渔猎，进于畜牧，乃渐及于农耕。畜牧种植之利，皆在日后，非演进太浅之民所知也。
寒地之民好肉食，热地之民则多食草木之实。我国古者盖兼此两者而有之。《礼记礼运》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王制》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此盖皆食草木之实。又曰：“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此盖皆食鸟兽之肉。中国未进化之时，地偏于东南者，其俗盖与夷蛮同；偏于西北者，其俗盖与戎狄同也。然我族之进化独早。
《古史考》曰：“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是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说，号曰燧人。”（据《绎史》卷一引）《白虎通》曰：“燧人钻木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含文嘉》曰：“燧人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复腹疾。”此并足征燧人为游猎之世首出庶物之主。伏羲之号，盖谓其能驯伏羲牲。亦曰庖羲，则谓其取牺牲以充庖厨也。伏羲盖游牧之世首出庶物之主也。燧人、伏羲、神农并称三皇（详见本书第十章附录《三皇五帝考》），俨然代表生计进化之三时代焉。其年代不可确考。姑以通行之说计之，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周八百年，三代合千八百年，五帝在其前，约计二百年，三皇距周末当在二千年左右也。神农事迹明见《易系辞传》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此确为教民稼穑之君。我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之基，肇于此矣。
黄帝、颛顼、帝喾之时，人民生计如何，古书难可确考。然《系辞传》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下文所述九事，盖皆指黄帝、尧、舜时言之也。其九事，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系辞·传·正义》：“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惟农业盛，故蚕织与之并兴也。曰“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惟农业盛，故盖臧多须谋守御，而数石之重，中人弗胜，非如畜产可躯而行，故陆运有待于马牛，水运必资于舟楫也。曰“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其与农事相资，尤不俟论。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戎器皆资于木，亦耕稼之世，民斩伐树蓺，故能然也。曰“上古穴居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惟去猎牧，事耕农，不得不去岩穴而居平土，故所以蔽风雨者必资栋宇；亦惟种树既盛，材木日繁，故宫室棺椁咸有所取资也。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书契者，《九家易》曰：“百官以书治职，万民以契明共事。”郑云：“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盖《周官》质剂之论。农业盛，故通工易事，随之而盛也。以情事度之，黄帝以降，穑事之日兴，无可疑矣（少昊究为帝王与否难定，其时代则必在黄帝、颛顼之间。《左》昭十七年述其官有“九扈为九农正”，可见五帝之初，农业之盛也）。而尧、舜之尽力于民，事尤有明征。《孟子》述洪水之祸曰：“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孟子·滕文公》上）此容以后世之情形推度古事，然《尧典》详载尧命羲和四子“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授时为古代农政要端。又《禹贡》于兖州言“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与《孟子》言“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及治水功成，“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合（《孟子·滕文公》下）。居于平土，固耕稼之民所急也。即谓此等皆不可尽信，而《生民》一诗，实周人自颂其始祖之辞。后稷教民稼穑，必非后人所附会明矣。然则当时之洪水，以正当农业既盛之时，故觉其为祸之烈也。
唐虞以后，农业之盛，可以《书》之《无逸》为征。是篇首言“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下文历举殷之贤君中宗、高宗、祖甲以至周之太王、王季、文王，盖皆重农之主也（其称高宗之辞曰：“旧劳于外，爰暨小人。”称祖甲之辞曰：“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称文王之辞曰：“卑服，郎康功田功。”皆可为其重农之证）。《史记·周本纪》曰：“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此后稷指弃以后相继居稷官者，非一人）。后稷卒（此后稷为不窋之父，最后居稷官者也），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周之先世，盖皆以能修农业而兴者也。读《公刘》、《绵》、《七月》诸诗，而其世德可见矣。
《禹贡》一篇，或谓非夏时史官作，盖诚然。然无以证其非追述禹时事。后史追述禹事，诚不敢必其可信，亦无以必其不可信也。古人考证，诚不如后人之精，然风气质朴，伪造之事亦必少。如今人疑古之说，几于古书十八九皆出作伪，实予所不敢从也。《禹贡》述九州之田，雍州居最，而周人实以农业兴，即其可信之一证矣。何休称《周官》为六国阴谋之书，其所述盖皆东周后事。合二书所载九州土田及农牧所宜，可见古代农业之一斑矣（见下表）。
禹贡周官
州名
土田
田
州名
畜 谷
冀州
白壤
中中
冀州
牛、羊
黍、稷
幽州
四扰（马、牛、羊、豕）
三种（黍、稷、稻）
并州
五扰（马、牛、羊、犬、豕）
五种（黍、稷、菽、麦、稻）
兖州
黑坟
中下
兖州
六扰（马、牛、羊、鸡、犬、豕）
四种（黍、稷、稻、麦）
青州
白坟
上下
青州
鸡、狗
稻、麦
徐州
赤埴坟
上中
扬州
涂泥
下下
扬州
鸟、兽
稻
荆州
涂泥
下中
荆州
鸟、兽
稻
豫州
壤坟垆
中上
豫州
六扰
五种
梁州
青黎
下上
雍州
黄壤
上上
雍州
牛、马
黍、稷
三代之世，我国既已重农，而田猎畜牧之事，遂退居其次。其时非不田猎，然特以祭祀宾客所须，习惯相沿，不能不有取于此（《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桓四年，《公羊》、《谷梁》皆同）。又其所重者在讲武，意不在于得禽也（《左氏》隐公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可见古代田猎，意最重于讲武）。“从兽无厌”，“弃田以为苑囿”，并为人君之大戒；而田猎之意，亦以为农除害（《月令》孟夏，“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公羊》桓四年何《注》曰：“已有三牺，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为己之所养，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兽多则伤五谷，因习兵事，又不空设，故因以捕禽兽，所以共承宗庙，示不忘武备，又因以为田除害。”述田猎之意最备）。畜牧之事，特行之远郊之地，任之敷泽之民（《周官》太宰以九职任万民，“四曰薮牧，养蕃鸟兽”，载师“以牧田任远郊之地”）。农耕与田猎畜牧之重轻，昭然可见矣。至于渔则仅足以供口实，不足以肄武事，而古人于口实之中，亦不以此为贵（古以鱼为贱者少者之食。《王制》曰：“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此以牛羊犬豕为贵者之食也。孟子言：“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此以鸡豚狗彘为老者之食也。又言“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与“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并举，此则少年之食也。《无羊》之诗曰：“牧人乃梦，众维鱼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笺》云：“鱼者，庶人之所以养也。今人众相与捕鱼，则是岁熟相供养之祥也。”此以鱼为贱者之食也），故尤视为鄙事，为人君所弗亲。
斯时可供猎牧之地，盖已不多，故所以管理之者甚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犹以为小，固由其与民同之，亦由其时土尚广，民尚希尔。战国之齐，鸡鸣狗吠相闻，连于四境。而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杀麋鹿如杀人之禁，民亦将以为大矣）。“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礼记·曲礼》）“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虽曰仁不尽物，亦无暴天物之意也（《公羊》桓四年，“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注：“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为飞鸟未去于巢，走兽未离于穴，恐伤害于幼稚，故于苑囿中取之。”案：《左》、《谷》、《周官》、《尔雅》皆四时，已无古制也。《左氏》春搜、夏苗、秋狝、冬狩，见上。《周官》、《尔雅》皆同。《谷梁》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搜，冬曰狩。”）。渔猎畜牧之事，一切设官管理，虽所以导民，亦珍惜其物之意也（《周官》管理田猎者为迹人，管理捕鱼之事者为川衡、泽虞。《月令》仲春“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田猎置罘，罗网，毕翳，餧〔喂〕兽之药，毋出九门”。仲冬“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七十者可以食肉”，庶人少壮之食，止于鱼鳖，仍设“数罟不入洿池”之禁，可见口食之艰矣。此田猎畜牧所由进为农耕耶。
田猎畜牧所得有为国用所资者，则设官掌之，或征赋于其地之民，如《月令》所记水虞渔师之事（季夏，“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孟冬，“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季冬，“命渔师始渔。”），及逐月之牧政（孟春，“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季春，“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仲夏，“则絷腾驹，班马政。”）。《周官》所设兽人（掌罟田兽）、渔人（掌以时［渔］为梁。梁，水偃也。偃水两畔，中央通水为关孔，以簿承其关孔，鱼过者以簿承取之）、鳖人（掌取互物。互物，龟鳖之属）、牧人（掌牧六牲。六牲谓牛、马、羊、豕、犬、鸡）、牛人（掌养国之公牛）、充人（掌系祭祀之牲牷）、迹人（掌邦田之地政，为之厉禁而守之，凡田猎者受令焉）、角人（掌征齿角骨物于山泽之农）、羽人（掌征羽翮于山泽之农）、掌蜃（掌敛互物蜃物。蜃，大蛤）、囿人（掌囿游之兽禁）、鸡人（掌共鸡牲）、羊人（掌羊牲）、服不氏（掌养猛兽）、射乌氏（掌射鸟）、罗氏（掌罗乌鸟）、掌畜（掌养鸟）、校人（掌王马之政）、趣马（趣［趋］养马者）、巫马（掌养治疾马）、牧师（掌牧地）、廋人（掌十有二闲之政）、圉人（掌养马）、犬人（掌犬牲）、冥氏（掌攻猛兽）、穴氏（掌攻蛰兽）、硩蔟氏（掌覆夭鸟之巢。夭鸟，恶鸣之鸟，若鸮鹏）、庭氏（掌射国中之夭鸟）诸职是也。其中以马政为特重，盖为戎事所须。民间所养有六畜，而马牛亦特重，为县师所简阅，亦以其有关戎事，兼利交通，非若鸡豚狗彘，徒厌口腹之欲也。《曲礼》曰：“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管子·八观》曰：“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乘马数》曰：“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知耕农之世，畜养虽非正业，亦有关于贫富矣。
东迁以还，农业弥重。《管子·治国》曰：“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又曰：“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法家重农之旨，尽此数语，两言蔽之，于国求其富强，于民求其治理而已。九流之中，切于治国者，莫若儒法。儒家以天下为旨，非如法家之徒求富强，然其言治，亦曰先富后教，曰“有恒产而后有恒心”，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为究极。其所求与法家异，其所以致之者则与法家同也。秦汉而后，宇内一统，无事求富强以胜敌，然民农则朴，朴则易治，农为本业，工商为末业，及先富后教，有恒产而后有恒心等义，迄未尝变。故汉代法律最尊农夫，薄赋轻徭，唯恐不及，孝弟力田，置有常员。后世虽不能然，然法律政事之重农，则两千年来未尝改也。虽或有其名而无实，然其意则固于此矣。
然秦汉而后，重农之意虽笃，而农政实日以荒，此则封建与统一之世，政治不同为之也。举其大者，盖有两端。
一曰教民稼穑之意不复存。隆古之世，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飱而治，斯时之君，固与人民相去极近。其后省耕省敛，“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其相去犹不甚远（《诗·小雅·甫田·笺》云：“曾孙谓成王也。攘，读当为饷。馌、饷，馈也。田畯，司啬，今之啬夫也。喜，读为饎。饎，酒食也。成王来止，谓出观农事也。亲与后、世子行，使知稼穑之艰难也。为农人之在南亩者，设馈以劝之。司啬至，则又加之以酒食，饷其左右从行者。成王亲为尝其馈之美否，示亲之也。”）。而有司之巡行，田官之教道，尤为纤悉备至（《月令》：孟春，“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即田畯。噫嘻郑《笺》所谓“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者也。《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时，春，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此盖所谓田畯，则大夫也。《曲礼》曰：“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管子·权修》曰：“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古之大夫勤于民事如此。又《月令》：孟夏，“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仲秋，“乃劝种麦，毋或失时。”“乃命有司，趣［趋］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季冬，“令告民出五种，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则神农之事，时烦庙堂之厪虑，又不仅部分之吏矣）。后世则县令等于国君，名为亲民，实为高拱。三老啬夫之职既废，与民接近者，莫非蠢愚之徒，知识无异乡农，经验或且不逮。士不以农为学，有履田畴而不辨菽麦者，间有一二从事讲求，亦徒立说著书，而不能播其学于氓庶。凡事合才智者以讲求，则蒸蒸日上，听其自然迁流，未有不日益衰蔽者也。我国朝野上下，于农事莫或措意如此，农业安得而不窳敝也。
一则土地变为私有，寸寸割裂。农人既无知识，又无大土地，不克规划全局，事之关系一乡数乡、千亩万亩者，遂莫或克举，而人人自谋其私利，或且至于彼此相害焉。而农田之丰歉，遂一听诸不可知之天时（民国八年，农商部统计，全国不及十亩之农户居百之四十，不及三十亩者百之二十七，不及五十亩者百之十六，不及百亩者百之十八，有百亩以上者仅百之五耳。地产均平，固是美事，然于使用机器，作豫［预］防水旱等大工程，殊不便也）。且如水利于农田，至切之事也。古者沟洫之制详矣，后世悉颓废，间有贤牧令能讲求陂塘井泉之利者，实千百不得一，而人民贪田，退滩废堰，见小利而昧远图，则或利其开科以攘安集之功，或慑于占据者之强顽而莫敢过问，比比也。官吏如此，地方人士又莫能自谋其公益，水利安得不日坏乎？夫水利特其一端耳，他事类此者何限，一切应兴应革之事，莫或主持而听其自然迁流，此又农业之所由日敝也（沟洫之事，论者率以为难行，其实不然。今引清陈斌之言以明之。陈氏之言曰：“沟洫者，万世之利也。后世虑其弃地之多，而实无多也。一井之步约百有八十丈，其为沟者八尺而已。一成之步约万有八千丈，其为洫与涂者九，积十有四丈四尺而已。通计所弃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为之，必有虑其事之难成者，则更非甚难之事也。斌观甽田之法，一尺之畎，二尺之遂，即耕而即成者也。今苏湖之田，九月种麦，必为田轮，两轮中间，深广二尺，其平阔之乡，万轮鳞接，整齐均一。弥月悉成，古之遂径，岂有异乎？设计其五年而为沟浍，则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横沟田首，步之为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筑土，二日而毕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广深三沟，其长十之，料工计日，三日而半，七日而毕矣。及明年，以八百家之力为浍，广深三洫，其长百沟，料工计日，一旬而半，三旬而毕矣。即以三旬之功，分责三岁，其成必矣。及功之俱成，民甽田以为利，一岁之中，家修其遂，众治其沟洫，官督民而浚其浍，有小水旱可以无饥，十分之饥，可救其五，故曰万世之利也。”按《旧唐书·姜师度传》，谓其“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册府元龟》载开元八年褒美师度之诏，谓“顷职大农，首开沟洫，今原田弥望，畎联属，由来榛棘之所，遍为秔稻之所”，则固有行之而成者矣。程含章与所属牧令书曰：“水为粒食之原，百姓宁不知自谋，而顾令之不从，何哉？望利之心，不敌其虑害之心也。一陂之开，必合数十百家之人为之，且必请勘于官而后决之。众心不同，可虑也；众论不协，可虑也；众论不齐，可虑也。官司之守候，书役之需索，夫马之供顿，在在可虑也。陂水之利，杳不知其何乡，而切身之忧，纷然莫解，此其虑之在于始者也。工作方兴，人怀观望，乡邻有诟谇之声，银钱有垫支之累，陂头甫筑而挠之者来矣，沟洫所经而挠之者又来矣，伐人一木一石而挠之者又来矣，让之则功不可成，争之则讼端立起，万一半途而废，则虚糜之工料，众不与偿，跋前后，转悔此举为多事，此其虑之在于继者也。陂幸告成，水汩汩来矣，近者以其水过己前也则争，远者以其水难到田也则又争，强者恃力则又争，富者恃财则又争，争之不已，必继以斗，或伤或死，产业破亡。且新筑之工，多不坚实，大雨之后，冲决必多，怨纷腾，呼众莫应，前累未清，后累踵至，首事之心力既倦，二三年后废为丘墟，而前功尽弃矣。此其虑之在于终者也。”观程氏之言，则水利之不修，仍是人谋之不臧耳。其他兴利除弊之事，皆此类矣。沟洫之制，见于《周官·遂人》及《考工记·匠人》。《遂人》云：“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匠人》云：“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注》虽以为二法，然其释遂人遂、沟、洫、浍之深广，皆与《匠人》同，则其实不异也。沟洫所需之地，具如陈氏所计。郑《注》成方百里出田税，缘边一里治洫，同方八十里出田税，缘边十里治浍，以古有山陵川泽等三分去一之制，故引以为言，非谓治沟洫费地如此之多也。沟洫之制，人或疑其方罫如棋局，不合地势，不知古书多设法之谈，其言封建井田皆如此，沟洫亦然也。《匠人》云：“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又云：“凡沟逆地防，谓之不行。水属不理孙，谓之不行。”“凡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善沟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其重理脉如此。所谓川者，必自然之川可知矣。即遂人之川，疏家以为人造，亦未可信也。然则亦顺地势为之可矣，安取方罫如棋局哉？予谓水少之地，沟洫纯出人为者，方罫如棋局，盖尚简易。若多水之区，不妨顺水势为之曲直，深广一随自然，但岁以人力浚治，浚出之土，即于其上筑路，沟愈深则路愈高，水旱有备，而往来亦益便矣）。
要而言之，农业者，非人人各耕其地，彼此不相知之事也。在一区域之中，其利害恒相关。土地公有之世，固易于合力而谋，即使人各自私，而有专主农事之官以督之，有深明农学之人以教之，犹可以不至于大坏。而后世又一切无有，此农业之所以不振也。
虽然，时日者，进化之母也。我国农政虽云陵替，社会自然之进化固不能无。故论其大体，仍有今胜于古者，此可以其耕作之精粗判之。古者一夫受田百亩，又有爰田之制（爰，即换也。《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此为爰田之一义。一授三百亩，一新而再休之，亦爰田之一义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是也。《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即指此）。其耕作所获，则“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管子·揆度》则云：“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而今日江南，上农所耕，不及十亩，其所食未有以减于古也，则其耕作之精粗，相去远矣。江南固今日农耕最精之所，然即以北方论，其精于古人者，亦已倍蓰矣。此固由人口之日繁，地亩之日狭有以迫之使然，智巧之降而日开，亦不可诬也。
然今世各地方之耕作精粗，亦殊不一，尽有民甚惰而技甚拙者，此则又当归咎于农学之不兴，农政之不举矣。今试举一二事，以证其状。
李兆洛《凤台县志》曰：“地之值下者，止数百钱，贵者不过四五缗。一犁必驾二牛，谓之一犋（按：犋即《说文》之辈字，旧以为林字，非也。‘，二岁牛。’‘犙，三岁牛。’‘牭，四岁牛。’‘，籀文牭。’段氏曰：‘字见《尔雅·释畜》，牛体长也。’无驾二牛义。‘辈，两壁耕也。’）。贫者代以驴，佃百亩者谓之一犋牛。一夫所治，常数犋牛，唯耕获时须佣僦，余皆暇日矣。凡县中田地，当得四百万亩有奇，计亩岁收二石，当得米谷八百万石。丁口计三十万，别其士工商民不在农者约五万，计实丁之在南亩者，不过二十五万。以二十五万治四百万亩之地，人可得十六亩。家有三丁，用力合作，治其屋下之田，不为兼并所取，计岁米谷常在九十石以上。家不过八口，人日食一升，岁所食三十石。以其余具粪溉，供租赋，与工商交易其有无，为婚嫁丧葬宴会之具，又以余力治塘堰，穿窦窖，为水旱之备。塘可以鱼，堰可以树，亦足以优游乡里，长子养孙，为安足之氓矣。乃一有小水旱，菜色满野，流亡载途。郑念祖者，邑素封家也，佣一兖州人治圃，问能治几何？曰：二亩，然尚须僦一人助之。问亩之粪几何？曰钱二千。其邻之闻者哗曰：吾一人治地十亩，须粪不过千钱，然岁之所出，常不足以偿值。若所治少而须钱多，地将能产钱乎？郑亦不能尽信，姑给地而试之。日与其人辟野治畎，密其篱，疏其援，萌而培之，长而导之，熯而灌之，湿而利之，除虫蚁，驱鸟雀，虽所治少而终日搰搰不休息，他圃未苗而其圃蓏已实，蔬已繁矣。鬻之市，以其早也，价辄倍，比他圃入市，而其所售者已偿其本，与他圃并市者，皆其赢也。又蔬蓏皆鲜美硕大，殊于他圃，市之即速售。岁终而会之，息数倍。其邻乃大羡，然亦不能夺其故习也。尝行县邑，值小旱，见苗且僵矣。其旁有塘汪然，诘之曰：何不戽？曰：水少而田多，不敷也。曰：少救数亩，不愈于萎乎？曰：无其具。曰：何不为？曰：重劳且恐所得不足偿费。其愚而无虑，盖大率如此。使邑之民皆如郑之圃而募江南民为田师，以开水田，其利岂可数计乎？”
吕星垣《宝相寺记》曰：“宿松田瘠而赋重，安庆属县六，宿松次五，其广轮不及怀宁、桐城远甚。怀宁、桐城田皆三千余顷，宿松则四千四百余顷。志称明令屠叔芳虚增亩额，求媚上官，后不良于死。宿松之民，至今蒙害未已也。《诗》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此而北，高寒气候不同耳。若东南则未有逮春始耕者也。宿松濒湖，冬遂鱼蛤之田，弃田不治，始春乃耕矣。《诗》曰：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必芟柞其草木，以罨藏之，而发其土膏，未有徒耕者也。宿松举耜覆土，犹或不全，盖无不徒耕者矣。《诗》曰：千耦其耘，徂隰徂畛。盖始则周行畛隰，足治草之萌芽，使不得生也。又曰：其斯赵，以薅荼蓼。盖继则操持利器，手壅草之芜秽，使助荣滋也。宿松则有植而不芸，芸而不复至田者矣。田且如此，其他一切沟洫、蚕桑、畜牧之法，皆置不讲，然则民之贫者，困也，惰废之害未已也，不尽屠令加亩之罪也。予考天下税粮，莫重于苏州、松江，然其田直十金以上，宿松则亩不过五六铢而已。甚或弃之听人耕，又甚则出钱以资受者，求脱田而去”云云。
张士元《农田议》曰：“予不能周行天下，不知四方治田若何。然以足迹所至，咨访所及者言之，则天下之田，未有如大江以南之治者。江南本水乡，虽无古井田之法，而沟洫甽浍，防水泻水之制犹古也。其民虽有游手，然田无不耕者。阡陌之中，春荣菜麦，秋荣禾稻，桑麻茂密，鸡犬相闻。方二三千里，几尺土必垦，所以公私粮食，常取给于东南一隅也。逾淮而北，过山东、直隶之境，则平原旷野，千里荒芜，虽有种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岁收益薄，而不足之处，又不种桑而种柳枣。其民不出于农亩，则业于商贩。其尤无藉者，鬻歌取食，男女年八岁以上，十四五以下，便跕屣鸣弦，伺候客馆，而优笑滋多矣。此无他，北方久无沟洫之制，其田专仰雨水，命悬于天，田者少利，则而之末作耳。”尹会一《陈农商·四务疏》曰：“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非尽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盖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多则二十亩，力聚而功专，故所获甚厚。北方地土辽阔，农民唯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以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力疏矣。是以小户自耕己地，种少而常得丰收，佃户受地承耕，种多而收成较薄。应令地方官劝谕田主，多招佃户，量力授田，每佃所种，不得过二十亩。至耘耔之生，又须去草务尽，培壅甚厚。犁则以三覆为率，粪则以加倍为准，锄则以四次为常。棉花又不厌多锄，则地少力专。佃户既获丰收，田主自享其利。”合此两说观之，则田作最精者，厥唯江南，他处则尚多未脱粗耕之域。民国八年，农商部统计，南方田主少而佃户反多，北方田主多而佃户反少，其明验也。盖南方气和土沃，受惠于天然者多，北方气寒土燥，有待于人功者大。人事既已不修，北方之农业自不能如南方也。人事之旷废亦有其由。我国开化本自北而南，故历代政治之重心，恒在于北。其地形平衍，每值兵争，受祸必烈。又自永嘉之乱以来，阅数百年，即为各少数族贵族所蹂躏，不徒财物遭其劫掠，室庐为所摧毁，即人民粗犷之性质，亦有潜滋暗长于不自觉者焉（古代人民之性质，南剽悍而北重厚，今则南柔懦而北粗犷矣。其强弱适相反也）。此北方之农业所以衰退之大原因也。而历代帝都多在于北，率漕他处之粟以自给，畿辅之农业转致就荒，亦为一原因（历代帝都所在，不徒恒漕他处之粟以自给，而不知重本地之农业也。又往往导其民于巧伪奢侈。且如雍州，自古即以农业称，商君以农战强其国，其事尤昭昭也。乃自秦并天下，为强干弱枝之计，而徙齐、楚大族于关中。汉人踵之，复徙齐、楚诸侯功臣家等充奉陵邑，而诸陵之地，遂为斗鸡走狗、轻侠驰骋之场。周秦遗民诚朴勇悍之气衰矣，所谓爱之适以害之也。《日知录·水利》条曰：“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然自大历以至咸通，犹皆书之不绝于册。而今之为吏，则数十年无闻也已。”案：《马可·波罗游记》尚称中国北方林木郁翳，今则山皆童秃，陆行者赤日当空，无蔽荫之所矣。此可见战事摧毁实业之烈，而为少数族贵族所蹂躏，其为祸犹酷也）。
种植之物，盖随世而益精。古有恒言曰“百谷”，又曰“嘉谷”。盖其始供食之物极多，后乃专取其最美者，则五谷及九谷是也（《周官》：大宰九职，“一曰三农，生九谷。”《注》：“郑司农云：九谷：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玄谓九谷无秫、大麦，而有粱、苽。”五谷皆熟为有年，大熟为大有年，见《谷梁》桓三年、宣十六年。《公羊》宣十五年何《注》曰：“（市井）种谷，不得种一谷，以备灾害。”此亦要图也。今日又患所种之谷太少，以致易遇歉岁。于稻麦之外，提倡多食杂粮，亦足食之一策也。且所食之物多，则可以种植之地亦广矣）。菜之供食，次于谷；果之供食，又次于菜，故“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尔雅·释天》）。菜果有种于宅旁疆畔者。宣十五年《公羊》何《注》所谓“瓜果种疆畔”，《谷梁》所谓“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者也。有别辟地，秋以为场，种植时则号为圃者（《周官·场人·疏》：“场圃同地耳。春夏为圃，秋冬为场。其场因圃而为之，故并言之也。”）。《周官》：大宰九职，“二曰园圃，毓草木”（《注》：“树果菔曰圃。园，其樊也。”）；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是也（《注》：“果，枣李之属。蓏，瓜瓠之属。珍异，蒲桃、枇杷之属。”）。齐桓伐山戎，得戎菽。谷类移植中原可考者，当以是为始。其后葡萄、苜蓿等输入者亦不少，而木棉为利尤溥焉。
食物取之山泽者，《周官》谓之蔬材。太宰九职，“八曰臣妾，聚敛疏材。”《注》：“疏材，百草根实可食者”是也。亦有官掌之。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刍，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注》：“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御冬之具也。”）是也。古代此等利源，盖亦不少。故《管子》谓“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管子·八观》）韩献子谓“山、泽、林、盐，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也（《左》成六年）。后世人口日繁，则此等遗利日少，耕作之法渐变，宅旁疆畔所种，不足自给，而土地既为私人所有，山泽亦为豪强所占，于是有专事种树畜牧以取利者。《史记·货殖列传》所谓“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巵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者也。贫富之阶级，自此渐起。然就产业言之，固合于分业之理矣。
古代山泽之地，非徒蔬食所在，亦材木之所自出也。《周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所司者皆其事也。月令：季夏，“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季秋，“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盖皆取之于山。季夏，“命泽人纳材苇”，则取之于泽者也。古于林木，保护甚严。山虞“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凡窃木者有刑罚”。即《孟子》所谓“斧斤以时入山林”者也。《曲礼》曰：“为宫室不斩于丘木。”《左》昭十六年：“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拊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其法之严可想，然不能皆如是。故《孟子》言“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则“牛羊又从而牧之”，而遂至于濯濯也。古于山泽，视为人君所私有（汉世尚然），故以不封禁为美政（《王制》：“名山大泽不以封。”注：“与民同财，不得障管。”盖人君食禄，亦仅土田之所出而已，然《曲礼》“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则已视为人君之私奉养矣。《左》襄十一年，同盟于亳，载书曰：“毋壅利。”《注》：“专山川之利。”所谓专山川之利者，一设官典守，不许人民取用，《谷梁》庄二十八年“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是也。人民有取用者，税之。《荀子·王制》：“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左》昭三年：“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皆对税之者言也）。然亦因此渐失其典守之职，遂致为私家所占，而业日以荒。
《周官》：司险“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此树木于平地者。后世天下一统，无事于此，故此等人造之林木，几不可睹焉。树木之利甚多。实可食，一也。材可用，二也。芟其枝可以为薪，三也。《管子》言：“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管子·权修》）然不可植谷之处，无不可树木者，人工之省，又去树谷不可以道里计，四也（张履祥言：“绍兴祁氏，资送其女，费至千金。人怪其厚。祁曰：吾费不过十金耳。人益骇。问其故，曰：于女生之年，山中人已种杉秧万株，株费一厘。女十六七而嫁，杉木大小每株值价一钱，则嫁资裕如矣。”此所谓十年之计树木者也）。调节水旱，五也。此等利益，有属于公者，亦有属于私者。其属于公者，人民固莫能为，而官吏又莫为之倡导，坐使山原错杂，幅员万里之国，山皆童秃，地尽荒芜，营造所须，转资于外，亦可慨矣！（洪荒未辟之世，林木可资于自然，如今日之东北等是。中国春秋时之桃林，秦汉时两粤之深林密箐，盖亦此类。地日开辟，则此等自然之利渐尽，不得不有待于人为矣。森林可防水旱，中国人亦未尝不知，故间有封闭林木、禁止斩伐者。清梅曾亮《书棚民事》曰：“予为董文恪公作行状，尽览其奏议。其任安徽巡抚奏准棚民开山事甚力。大旨言与棚民相告讦者，皆溺于龙脉风水之说，至有以数百亩之田，保一棺之土，弃典礼，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于崇山峻岭人迹不可通之地，开种旱谷，以佐稻粱，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于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启事端。予览其说而是之。及予来宣城，问诸乡人，皆言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又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予亦闻其说而是之。嗟矣！利害之不两全也，久矣。由前之说，可以息事，由后之说，可以保利。若无失其利，而又不至于董公之所忧，则吾盖未得其术也。”此事在今日，一言可决耳。梅氏不为无学，而其低徊持两端如此，以见农学不讲，士大夫莫或知农事矣。李兆洛《凤台县志》曰：“晋书称八公山草木皆如人形，而《水经注》则云八公山草木为童阜耳。今北山固濯濯也，询之山民，或云不宜木，然其故老皆云：北山向时木甚美，中多栋梁，今城中老屋，多北山木所构。其产有青樌、红樌，大皆合围以上，发老屋者犹时时得之。青樌色青黑，坚致类海楠，红樌红泽，皆他处所无。明季兵火，刊伐遂尽。今欲求青樌红樌之蘖，而辨其枝叶，亦不可得矣。居民每冬月，则入山刬草根以爨，木之槎枿长尺余者，并其根掘而鬻之以为薪。”读此，可知兵燹之贻害于森林，及我国近代林业败坏之状。）
农学肇端甚早，古称畎田起于后稷，区田始于伊尹，虽未必可信（《汉书·食货志》：武帝末年，“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畮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甽，长终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种于甽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耘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区田见《农政全书》云：汤有七年之旱，伊尹以此救之。其法一亩之地，阔十五步，步五尺，计七十五尺，行占地一尺五寸，计分五十区，长阔相间，通二千七百区，空一行下种。于所种行内，又隔一区，种一区，可种者六百七十五区。区深一尺，用熟粪一升，与区土相和，布谷匀覆，以手按实，令土种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锄不厌频，旱则浇灌。结子时锄区上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风。《齐民要术》谓兖州刺史刘仁之，以尺田七十步之地为之，收粟三十六石。然则一亩之收，有过百石矣。古斗斛固较今为小，然据后人所试，亦断不能多收至此，大约较诸缦田可多收倍以上，至于四五耳。区田之获丰收，在于耕之深，壅之厚，施肥充足，下种精实，爱护周至，与代田同一理也。盖古人耕作之法本粗，故寻常缦田所收，较诸区田，相去悬绝耳。若与今日耕作之精者较，其相去亦不甚多。大抵粗耕之区，人口渐增，田亩渐形不足者，教以区田之法最宜。然亦惟当变粗为精耳，不必拘执一法也），然后稷以教稼居官，其在当时，必能深通农事，有过恒人，则无疑矣。古者教稼之事，今略见于《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此辨土壤、择谷种之法也（《论衡·商虫篇》：“神农、后稷藏种之方，煮马矢以汁渍种者，令禾不虫。”）。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此变化土壤之法也（《月令》：季夏，“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庶氏“掌除毒蛊”，翦氏“掌除蠹物”，赤犮氏“掌除墙屋”（除虫豸藏逃其中者），蝈氏（蝈，读如蜮）“掌去蛙黾”，壶涿氏“掌除水虫”，则除害之法也（《诗·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毋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等若博搜古书，所得尚不止此，惜乎徒存其事，莫考其法耳。详其法者，盖在农家之书，《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神农》、《野老》之书是也（《汉志》农九家，惟此二家出于秦以前，《宰氏》不知何世，余六家皆汉世作矣），今皆亡矣。《汉志》论农家之语曰：“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此指许行言之。许行所言，乃农政，非农业。又，颜师古引刘向《别录》，谓神农“疑李悝及商君所说”。李悝尽地力之教，今见《汉书·食货志》。商君书具存，亦皆重农教战之谈，罕及耕耘树艺之事。因有谓九流中之农家，实言农政，非言农学者。《管子》、《轻重》诸篇，侈陈重农贵粟，亦古农家者流也。予谓农家者流诚多注意农政，然论种植之法者亦必有之。《管子》之《地员》，《吕览》之《任地》、《辩土》、《审时》，即论及耕种之道。始皇燔诗书百家语，不去种树之书，盖此类也，惜其语不易解耳。汉代农书以《氾胜之》为最著（《周官·草人·注》：“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胜》之术也。”《疏》：“汉时农书有数家，《氾胜》为上，故《月令·注》亦引《氾胜》。”），今亦不传。今所传者，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其最古者也。其后著名者，官修之书则有元之《农桑辑要》，清之《授时通考》，私家所著则有元王祯之《农书》，明徐光启之《农政全书》。虽详略不同，而后先相袭，唯徐氏书采及泰西水法，为取资域外耳。世有好古博闻之士，从事研究，虽不必有当于耕耘，实足考见农业盛衰进退之迹也（中国农书所该［盖］颇广。蚕桑、菜果、树木、药草、孳畜等事，靡不该［盖］焉。田制、劝课、救荒等，亦多详列。然仍有须参考他家之书，方能周全者，如茶经、酒史、食谱、花谱、相牛经、相马经等，前史皆隶农家，清《四库》书改入谱录。又如兽医之书，历代皆附医家是也。授时为古代农政要端，《夏小正》一书虽未必果夏时物，亦必出于周初。《月令》所详，皆古代明堂行政之典，虽有太尉等官名，乃后人以今语述古事，不害其书之古。不能以《吕览》有十二纪，遂强断为秦时物也。此二者当为中国最古之农书矣）。
《淮南子》曰：“古者剡耜而耕（《注》：‘剡，利也。耜，臿属。’），摩蜃而耨（《注》：‘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秽也。’），木钩而樵，抱甀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之耒耜耰鉏［锄］，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氾论训》）可见古代之农具，已几经进化矣。此等改进，后世当尚不绝，惜乎吾侪非专门之土，不能道其详也。
古代农器，率由官造，后世则不复然。《六韬·农器篇》曰：“武王问太公曰：天下安定，国家无争，战攻之具，可无修乎？守御之备，可无设乎？太公曰：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耒耜者，其行马蒺藜也。马牛舆者，其营垒菽橹也。锄耰之具，其矛戟也。蓑筛笠者，其甲胄干橹也。镢锸斧锯杵臼，其攻城器也。”此言寓兵于农，不徒用其人，亦且用其器也。当此之时，其农器不容苟简可知，惜乎后世时异势殊，而此风遂不可复睹也。
蚕桑之利，我国亦发明甚早。世称黄帝元妃嫘祖，实始教蚕，未必可信。然《易·系辞》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其时既有蚕桑之利，则可信矣。夫耕妇织，古代人并视为本业。故神农之教，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天子亲耕，后亦有亲蚕之典也。《孟子》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诗》讥“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太宰九职，“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则举国妇女能勤于织久矣，宜其当公历纪元前，蚕丝即能输入欧洲，为彼邦所珍重也（日本桑原陇藏《东洋史要》：“中国缯彩，上古即开贩路于波斯、印度，亚历山大东征以来，更输入罗马。市人得之珍重不置，指行贾者曰瑟列司，绢商之义也，指其地曰瑟里加，绢产地之义也。”）。
今日蚕利盛于东南，然溯厥初兴，实在西北。清周凯知襄阳府，尝劝其民种桑。其言曰：“《禹贡》兖州曰桑土既蚕。青州曰厥篚丝。山桑也。扬徐东南亦仅曰厥篚织贝，厥篚玄纤缟而已。《诗·豳风》：蚕月条桑。《唐风》：集于苞桑。《秦风》：止于桑。桑者闲闲，咏于魏。鸤鸠在桑，咏于曹。说于桑田，咏于卫。利不独东南也。襄阳介荆豫之交，荆州厥篚玄玑组，豫州厥篚纤纩。纩，细绵也。绛币组绶属，皆丝所织。北燕冯跋下书令百姓种桑。辽无桑，慕容廆通晋求种江南。张天锡归晋，称北方之美，桑葚甘香。《先贤传》载司马德操躬采桑后园，庞士元助之。《齐书》载韩系伯桑阴妨他地，迁界，邻人愧谢。三子皆襄阳人，襄之宜桑必矣。”案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之风气不能齐一，故蚕桑之兴虽久，穷乡僻壤庸有不知其利者。又北方屡遭少数族蹂躏，治化皆停滞不进，民生日以憔悴，民贫且愚。虽以蚕利之兴之久，至于近世，转若有待于官吏之教道焉。《日知录·纺织之利》条曰：“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华阴王宏撰着议，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生计日蹙，国税日逋。非尽其民之惰，以无教之者耳。今当每州县发纺织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募外郡能织者为师，即以民之勤惰工拙，为司之殿最。一二年间，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不烦程督矣。计延安一府，四万五千余户，户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万余人，其为利益，岂不甚多！按《盐铁论》曰：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夏不释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论》曰：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原注》：‘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妇人出草则穿纸袴，真所谓倮虫者也。’）。吾乃卖储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乃纺以教民织。是则古人有行之者矣。”（《集释》引唐氏甄曰：“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千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利也。四月务蚕，无男女老幼，萃力靡他，无税无荒。以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久，而半其利，此蚕之可贵也。夫蚕桑之地，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外此则所居为邻，相隔一畔，而无桑矣。其无桑之方，人以为不宜桑也。今楚、蜀、河东，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万里同之，而一畔异宜乎？桑如五谷，无土不宜。一畔之间，目睹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惰也！吾欲使桑遍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焉。其在于今，当责之守令，于务蚕之乡，择人为师，教民饲缫之法，而厚其廪给。其移桑有远莫能致者，则待数年之后，渐近而分之。而守令则省骑时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视其蚕之美恶，而终较其丝之多寡，多者奖之，寡者戒之，废者惩之，不出十年，海内皆桑矣。昔吾行于长子，略著于篇，可以取法焉。”）清代如陈宏谋之如陕西，宋如林之于贵州，以及唐甄、周凯等，皆可谓能行亭林之议者也（清代陕西蚕利，起于宁羌牧刘某。刘，山东人。山东夙有山蚕，刘以教其民，织成茧［绸］，称刘公［绸］，此康熙时事也。乾隆时，陈宏谋抚陕，于省城、三原、凤翔皆设蚕馆织局，招南方机匠为师。又教民种桑，桑叶茧丝，皆许卖于官。民之愿养蚕者，蚕种蚕具皆由官给，亦许借给资本。又有官雇人试养，或与民同养，以资效法焉。贵州蚕利，起于知遵义府陈某。陈亦山东人，以遵义有槲栎可饲山蚕，使至山东买蚕种，延蚕师，以教其民。后宋如林为按察使，又行其法于全省焉）。
田猎畜牧，在三代时视之，即已远较农业为轻，已如前述。然当列国并立之世，其君必有苑囿之奉，牧畜之官。故郑有原圃，秦有具囿（《左》僖三十三年）。而齐宣王之囿，至于方四十里（《孟子·梁惠王》下）。其弃地不可谓不多。读《无羊》及《》之诗，天子诸侯畜牧之盛，亦可想见矣。一统而后，有人君之奉者益少，而好武之风亦渐衰，不复好驰骋驱逐。两汉之世，既以弃苑地与民为美谈，后世则此等空地益少矣。牧畜之官，唯牧马尚少留意，以为交通戎事所资也。然苑监诸职，亦多徒有其名，如唐张万岁等能克举其职者盖少。民间畜牧亦益衰，有之，则大率在边地。如《史记·货殖列传》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畜牧为天下饶是也（卜式尽以田宅财物与弟，独取畜羊百余，入山牧十余年，买田宅。弟尽破其产，辄复分与，亦以河南多山，为不食之地故也。《后汉书·马援传》：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则正以在边郡，故能就其业矣）。《日知录·马政》条曰：“汉晁错言：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文帝从之。故文景之富，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若乃塞之斥也，桥桃致马千匹，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则民间之马，其盛可知。武帝轮台之悔，乃修马复令。唐玄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马如此。唯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实录》言：永乐元年七月丙戌，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时，闾里有马成群。民有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又曰：三五年后，庶几马渐蕃息。此承元人禁马之后，故有此谕。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谕兵部，令民间畜官马者两岁纳驹一匹，俾得以余力养私马。至宣德六年，有陕西安定卫土民王从义，畜马蕃息，数以来献。此则小为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汉唐复马之令也。”读此可知汉代牧畜最盛，后世则日以式微，一由农业愈盛，牧地愈少，一由尚武之风日衰，故畜马之人日希也（《汉书·匈奴列传》：元朔六年，卫青之出定襄，“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可见民间有马者，多能事征战之人矣。私负从马，师古曰：“私负衣装者，及私将马从者，皆非公家发与之限。”）。牧畜利厚而工力省，今日内地虽已鲜放牧之区，然内蒙、新、青、藏，固皆天然牧场，苟能善为规划，十年之后，必已其效可睹矣（历代牧畜之盛，见于史者莫若辽。《辽史·食货志》谓：太祖时，“括富人马，不加多，赐大小鹃军万余匹，不加少。”又云：“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又述诸国岁贡马之数，东丹千，女直、直不古等国各万，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西夏、室韦、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各三百，其地皆今日之域内也。明代以茶易西番之马，故茶禁最严。明之西番，亦今日之域内也）。
田猎畜牧，皆以农业之盛而见其衰微，唯渔业不然，以其利在河海，与农田无涉也。我国沿海渔业，起源盖亦甚早。《史记》称“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史记·货殖列传》）《左》昭三年，晏子述陈氏之厚施，谓“鱼盐蜃蛤，弗加于海”。则三代之世，已极盛矣。汉耿寿昌为大司农，增海租三倍。萧望之谏以为往年加海租，及武帝时县官自渔海，鱼皆不出，则汉世鱼税数已不菲，且有官自采捕者矣。
矿业之兴，盖亦在五帝之世。《管子·地数》：“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蚩尤盖始以金为兵，故后世祠兵则祭之（祠兵见《公羊》庄八年。《左》、《谷梁》皆作治兵，非也。何休《解诂》曰：“礼，兵不徒使，故将出兵必祠于近郊，陈兵习战，杀牲享士卒。”《疏》曰：“何氏之意，以为祠兵有二义也，一则祠其兵器，二则杀牲享士卒。”案《史记》高祖立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即祠兵也）。或曰：《易·大传》称黄帝、尧、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禹贡》荆州之贡“砺砥砮丹”。伪《孔传》曰“砮，石中矢镞。”贾逵亦曰：“砮，矢镞之石也。”（《疏》引）则三皇、五帝时兵犹以木石为之。案《吕览·荡兵》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龙鱼河图》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说虽荒怪，必有依附，则蚩尤以金为兵，事实有之，特用之犹未广耳，然不可执是遂谓是时矿利未盛。盖古贵人多侈靡，重金玉，好事鬼神，故得金则先以铸重器。汉有司言：“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岛，皆尝享上帝鬼神。”（《汉书·郊祀志》）则其时唯好战如蚩尤，乃以金为兵。然铸金为币，以济饥困，则唯禹汤之主，又必遭值水旱乃为之耳（《管子·山权·数》。《左》僖十八年：“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以春秋时战争之烈，而得金犹不以铸兵，古代事从可推想矣）。《淮南子·本经训》谓：“逮至衰世，镌山石，锲金玉，擿蚌蜃，消铜铁，而万物不滋。”意以开矿为侈靡之事，固有由也。
《管子》言水出而金从，则其得金似由地变，“上有丹砂”云云，未知果伯高之言否。然既能以金制兵，且以铸鼎，其不能专恃水中之金沙可知，则虽谓察视矿苗之法，三皇五帝之时即有知者可也。《周官》：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注》：“物地占其形色，知咸淡也。”《疏》：“郑以当时有人采者，尝知咸淡，即知有金玉。”此亦探察之法也。《管子》又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地数》）则天下矿产，并有会计矣。要之，矿利究起何时不可考，然由来必甚久也（《考工记》：“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此化合之术也。桌氏“为量，改煎金锡则不耗”。此化分之术也，知古冶金之术亦颇精）。
古代开矿之术，视后世精粗者若何，盖难言之。然古所有金，实较后世为少，则矿业不如后世之盛，可推知也。始皇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钟金人十二，而陈涉发难，遂以揭竿斩木闻，固或形容过甚之词，然永初羌人起事，至于执镜以象兵（《后汉书·西羌传》），则秦末群雄之不尽有兵，固亦理所可有矣。古代甲兵，本藏于库，故临战有授甲祠兵之举，而始皇欲销天下之兵，汉时亦有禁民挟弓弩之议。若铜铁广布民间如后世，民岂不能自造乎？故汉时郡国有起事者，往往先劫武库。贾生说汉文收铜，勿令布，若在今日，虽黄金可得而尽收耶？然则后人艳称汉代黄金之多，亦以其聚于上见为多耳，实则古代之金，固少于后世也。盖此二千年来，举国上下，虽未尝专心于矿利，然陆续开采，所得固已不少矣（开矿之事，历代皆有之，今不复胪举）。
工业之缘起及变迁，尤为繁杂，非有专门研究之士若干人，分途并进，其史实情状，殆不易明。若以大势言之，则古代工业，率由官营，而后世渐变为民业，即其一大进化。盖官营则能者少，民业则能者多；官营则唯守成规，民业则竞矜智巧也。旧时札记中有论古代工业者一则，今录如下：
古者工业皆由官办，后世则听人民自为，此亦足征智巧之日进也。古代工业必由官办者，何也？以其时技巧未精。故《考工记》曰：“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注》：“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国工。”此特日用最切又不烦智巧者耳。若其器较难，为用较狭者，则皆不能自为。故曰：“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下文又曰：“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盖此两语之注。《易·系辞传》亦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谷梁》成元年：“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为非正，何也？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周官·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作甲者，使一丘之民皆作甲也）古列国并立，战事繁多，甲之为用亦广，然非人人所造，他有待智巧之物，皆是类矣。
职是故，古于工政颇重。《考工记》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曲礼》曰：“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郑《注》以为殷制。《考工记》又曰：“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注》：“官各有所尊，王者相变也。”）可见其由来久矣。《考工记》所载：“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注》曰：“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业，以氏名官者也。”此所谓巧者述之，守之世。《淮南子·本经训》：“周鼎着倕。”《注》：“倕，尧之巧工也。周铸鼎，着倕象于鼎。”此殆所谓圣人，如学校之有先圣也。管理百工者，谓之工师。《荀子·王制篇》：序官，“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是也。《月令》：季春，“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季秋，“霜始降，则百工休”。孟冬，“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盖工师之所以课督其下者如此。《中庸》曰：“来百工则财用足。”“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盖物非加以人工，则不可用（《考工记》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故有国有家者，百工之事孔亟，不得不谋所以招怀之也。
古重工政如此，宜其工业甚精而日进矣，亦未必然，何也？曰凡事必日竭智巧，思改作而后能精。工既设，官随之以赏罚，则必奉行故事，以顾考成。故“工用高曾之规矩”，古人传为美谈。《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封，将从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鲁有初，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般尔以人之母尝巧，则岂不得以其母以尝巧者乎？则病者乎？噫！弗果从。”新发明之事，皆不许试用，其不能精进也宜矣。又其业守之以世，子孙之材性，不必尽与父祖同，则有长于上而不得自效，苦其事而不得去者，束缚驰骤，将败绩厌覆是惧，何暇致远，此政治为之也夫！工用高曾之规矩，非徒以考成，亦以防侈靡也。《月令》一再言：“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所以防人君之侈靡也。《荀子》言“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所以防卿大夫之侈靡也。《管子》曰：“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无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重令》）此汉景帝“雕文刻镂伤农事，锦绣綦组害女红”诏语所本，所以防庶民之侈靡者尤急。故《王制》称：作“奇技、奇器，以疑众，杀。”“不以听。”《墨子·鲁问》：“，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轮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轮子日：子之为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徒讲实用，则智巧之途塞矣。又古人最重朴质，《礼记·郊特牲》曰：“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绣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贵其质也。大圭不琢，美其质也。丹漆雕几之美，素车之乘，尊其朴也，贵其质而已矣。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同于所安亵之甚也，如是而后宜。”然则图便安、矜技巧则为不敬，为忘本，而知巧之士益无途以自奋矣。此则风俗限之者也。此皆古代工政虽重，而工业不必其精而日进之由也。
工业之由官办变为民业，何也？曰有二端焉。一由需用日繁，官不能给。孟子之诘白圭曰：“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告子》下）明古立工官，皆度民用之多少以造器。人口之增加无限，生计之程度日高，工官所造，势不能比例俱增，器用安得给足。故古四民之中，久有工。《管子》问“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问篇》）此皆名不籍于官，饩不廪于上，故其有无多寡不可知，而必有待于问矣。一亦由奇巧之物，官不肯造，则人民之需用者，不能不迫而自为。《管子》曰：“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治国》）《史记》亦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货殖列传》）工人获利之厚，正以其技艺之精也。此皆官办之工业所以渐变为民业也。
工业官办之意，汉世犹有之。《汉书·地理志》：怀（河内郡）、宛（南阳郡）、东平陵（济南郡）、奉高（泰山郡）、雒县（广汉郡）咸有工官，皆古制之仅存者也。史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汉书·宣帝纪》）陈承祚《上诸葛氏集表》亦曰“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盖官用之物，由官造者犹多，非如后世冬官，徒有考工之名而已（札记原文止此）。
工业进步，必由人民生计程度增高自然而致。往史所载一二奇巧之物，世每艳称之。此等或由智巧出众之人冥心创造，或则贫富不均，达官世家、豪民驵贾，日用饮食，殊异于人，重赏是怀，良工竞劝。夫智巧由于天授，则人云亡而其技亦湮，衒鬻专于一家，则制虽工而其传不广，优昙一现，遗制旋沦，实不足以言真进化也。然智巧之士之多少，亦足觇国民工业才技之低昂，此则简策流传，有非偻指可尽者。姑举最著者数人，我国民其亦可以自奋矣。案《论衡·儒增篇》曰：“儒书称：鲁般、墨子之巧，刻木为鸢，飞之三日而不集（案今见《淮南子·齐俗训》）。夫言其以木为鸢飞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为鸢，以象鸢形，安能飞而不集乎？既能飞翔，安能至于三日？如审有机关，一飞遂翔，不可复下，则当言遂飞，不当言三日。犹世传言曰：鲁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关备具，载母其上，一驱不还，遂失其母。如木鸢机关备具，与木车马等，则遂飞不集。机关为须臾间，不能远过三日，则木车等亦宜三日止于道路，无为径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实者矣。”仲任论事，最为核实，但言三日不集之诬，不以木鸢飞翔为罔，明其事为当时巧匠所能为也。此犹传言，无足深考。后世记载确可信据者，则如汉之张衡、魏之马钧、南齐之祖冲之、元之郭守敬（马钧事见《三国志·魏志·杜夔传·注》。余人之事，并见本传），暨造木牛流马之士人（木牛流马为蜀士人所献，见《华阳国志》），造水精椀之交、广人（《抱朴子·内篇·论仙》：“外国作水精椀，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案《北史·大月氏传》：魏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惊以为神明所作。自此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隋书·何稠传》：“中国久绝琉璃之作，稠以绿瓷为之，与真无异。”并即今日之玻璃也），咸能利物，前民无惭智者。遐稽西史，则号称近世富强文明之源之利器，印刷术、火药、罗盘针，咸自我昉。盖我之所缺者，近世之科学及据科学之理所造之械器而已，智力则固非不逮人也，我国民其亦可以自奋矣。
商业缘起，吾昔札记中亦有一篇论之，今并录于下：
商业之始，其起于各部落之间乎？孟子之诘彭更曰：“子不通工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孟子·滕文公》下）其诘陈相曰：“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滕文公》上）此为商业之所由起。然古代部落，率皆共产，力之出不为己，货之藏不于己，取公有之物而用之，以己所有之物资人，皆无所谓交易也。唯共产限于部落之内，与他部落固不然，有求于他，势不能无以为易，而交易之事起矣。往来日数，交易日多，则敦朴日漓，嗜欲日起，而私产之习渐萌。私产行，则人与人之相资亦必以为易，此则商业之所由广也。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盐铁论》曰：“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畎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水旱》）《管子》曰：“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权修》）可见古者一部落之中，及此部落与他部之间，交易皆极少。然生事愈进，则分工愈密，分工愈密，则彼此之相资益深，而交易遂不期其盛而自盛。故《管子》又谓“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矣（《乘马》。《管子·乘马》曰：“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
陈相曰：“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不论精粗，但论多少，战国时人断无从发此奇想。盖古自有此俗，而农家称颂之。许行治农家言，亦从而主张之也。交易之初，情状奚若，据此可以想见矣。
《易·系辞传》谓“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此盖定时定地为之，今之所谓作集也。斯时交易盖盛于农隙之时。《书·酒诰》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伪《孔传》曰：“农功既毕，始牵车牛，载其所有，求易所无。”故《郊特牲》谓“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也。稍进乃有常设之市，在于野田墟落之间，《公羊》何《注》所谓“因井田而为市”；（宣十五年。《陔余丛考·市井》条曰：“市井二字，习为常谈，莫知所出。《孟子》：在国曰市井之臣。《注》、《疏》亦未见分析。《风俗通》曰：市亦谓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卖者，必先于井上洗濯香洁，然后入市也。颜师古曰：市，交易之处；井，共汲之所，总言之也。按《后汉书·循吏传》：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记》云：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此说较为有据。”愚谓此说与《公羊》何《注》盖系一说。市之设，所以便农民，而设市之处，则因众所共汲之井，颜说亦此意也）管子所谓“聚者有市”者也。《孟子》曰：“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公孙丑》下）《注》：“龙断，谓堁断而高者也。”明其贸易行之野田墟落之间，所居高则易望见人，人亦易望见之，故一市之利为所罔矣。更进乃有设肆于国中者。《管子》曰：“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虑，二日定载，三日出竟［境］，五日而反［返］，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为分者万人，为轻车百乘，为马四百匹。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竟［境］，十日而反［返］。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千乘为耕田十万顷，为户十万户，为开口百万人，为当分者十万人，为轻车千乘，为马四千匹。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竟［境］，二十日而反［返］。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万乘为耕田百万顷，为户百万户，为开口千万人，为当分者百万人，为轻车万乘，为马四万匹。”（《揆度》）此虽辜较之言，然其所规划欲以给一国之人，则审矣。古者建都，必中四境之内，曰中国，而立市即在国都之中，《考工记》所谓“匠人营国，面朝后市”者也。故《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也（《万章》下。市井二字，初盖指野田墟落间之市，后乃以为市之通称）。
古代之商，非若后世之易为也。古代生计，率由自给，生事所须，不资异国。其有求于异国者，必其遭遇灾祸，以致空无庚财，乞籴莫予，交易所得，资以续命，故必有商人焉。而其时之贸易，不如今日之流通。我所求者，何方有之，何方较贱，所持以为易者，何方有之，何方较贵，非若今日安坐可知，亿度可得，皆有待于定虑之豫，决机之果者也。故白圭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史记·货殖列传》）然则豪商驵贾，其有才智，不始晚近，自古昔则然矣。故曰“商之为言章也。”（《白虎通》。《汉书·食货志》：“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师古曰：“商，度也。”）郑商人弦高能矫命以却秦师（《左》僖三十三年），其贾于楚者，又密虑欲出荀营（《左》成三年），其明征矣。子产之告韩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弗与知。”（《左》昭十六年）所以重商如此。其甚者以肇造之国，货财或有阙乏，必恃商人致之也。卫国破坏，文公通商，卒致殷赈，亦同此理（《左》闵二年）。
曷言古者生事所须，不资异国也？《史记·货殖列传》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又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此亦其所喜好而已，谓必待以奉生送死，非情也。《周书》曰：“商不出则三宝绝。”三言其多，曰宝则亦非生活所必资矣。声子之说子木也，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襄二十六年）杞、梓、皮革，固非宫室器用所必资，亦其所喜好而已。当时商人所贩鬻者如此，故多与王公贵人为缘，故子贡“废着鬻财”，“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晁错论汉之商人，犹谓其“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汉书·食货志》）。夫固有以中其所欲，非独以其富厚也。然生事日进，分工愈密，交易愈盛，则其所恃以牟利者，不必皆王公贵人，而固在于平民。其术一时谷物之轻重而废居焉，一备百物以待取求。《管子》曰：“岁有四秋（农事作为春之秋，丝纩作为夏之秋，五谷会为秋之秋，纺绩缉缕作为冬之秋。见《管子·轻重乙》），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轻重乙》）又曰“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财，无有者卖其衣屦”是也（《轻重甲》）。故曰：“今君躬垦犁田，耕发草土，得其谷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亩之数，然而有饿馁于衢闾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轻重甲》）管子所欲摧抑者，正此等人。故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国蓄》）故曰：“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襁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襁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种饷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国蓄》）汉代之抑商，盖由此也。
计然曰：“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史记·货殖列传》）然则斯时粜价，轻重相去，盖四而又半之焉。而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农民之生谷，石以三十钱计，然则农夫所得，最下之价耳，上此则利皆入于商人矣。此农家者流，所以欲重农而抑商耶，亦势有所激也（古农家言，非徒道耕稼之事。许行为神农之言，而讥切时政，其明征矣。《管子》书最杂，昔人隶之道家或法家，实可入杂家。轻重诸篇，所陈亦皆农家言也）。
右所言乃古代之豪商驵侩，其寻常者初不能。然古者行曰商，处曰贾。商须周知四方物产登耗，又周行异国，多历情伪，其才智自高。贾即不能然，然犹有廛市以处。至求垄断之贱丈夫，则又其下焉者矣。《周官》有贩夫贩妇，盖亦此曹也。又廛人掌敛总布。杜子春云：“总当为儳，谓无市立持者之税也。”郑玄不从，而注肆长叙其总布取之。又《诗·有瞽·笺》：“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也。”（《疏》：“《史记》称伍子胥鼓腹吹箫，乞食吴市，亦为自表异也。”）此即《说文》所谓“炫，行且卖也。”此并垄断而不能得，又下之下者矣（札记原文止此）。
古人之贱商，予昔札记中亦有一则论之，今并录以资参考：
子贡废着粥财，而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乌氏保以畜牧富，秦始皇帝令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巴寡妇清擅丹穴之利，则以为贞妇而客之。晁错论当时商人，谓其交通王侯，力过吏势。其重富人如此，然言及商贾，则又恒以为贱，何哉？杨恽《报孙会宗书》曰：“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慄。”可谓若将浼焉。又其甚者，“国君过市，则刑人赦；夫人过市，罚一幕；世子过市，罚一帟；命夫过市，罚一盖；命妇过市，罚一帷。”（《周官·地官·司市》）几于刑余之贱矣。岂真以其皇皇求财利，非士大夫之意，故贱之乎？非也。隆古之民好争，唯武健是尚，耕稼畜牧，已非所问，贸迁有无，更不必论矣，是唯贱者为之。其后居高明者，非不欲自封殖，则亦使贱者为之。《货殖列传》曰：“齐俗贱奴虏，而刀闲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闲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今所传汉人乐府《孤儿行》曰：“孤儿生，孤儿遇生，命当独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王子渊《僮约》曰：“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主为府掾求用钱。推访垩，贩椶索，绵亭买席，往来都落。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儋枲。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都买茶，杨氏儋荷。往来市聚，慎护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恶言丑骂。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货易羊牛。”虽风刺之辞，或溢其实，游戏之文，不为典要，然当时贩鬻皆使贱者为之，则可见矣。《货殖列传》所列诸人，度亦深居发踪指示，坐收其利，非真躬与贾竖处也。不然，安得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哉？且达官贵人，因好利，故至于与贾竖抗礼，而语及其人，则又贱之，亦非自舛倍也。近世淮南鹾贾有起自奴仆者，士人或从之求丐，犹不欲与通婚姻。乡人有嫁女军人者，军人故盗也，戚党耻之，虽其人亦自惭恧，然耻之者亦未尝不以其从军人啜为幸。为贪财利，乃蚁慕小人，语及家世，则又自矜亢。承流品之余习，丁好利之末世，人之情固然，其无足怪（以上札记原文）。
商业之演进，不征诸富商大贾之多，而征诸普通商人之众。普通商人众，则可见分工之密，易事之烦，而社会生计互相依倚，融成一片矣。《货殖列传》谓关中自秦汉建都，“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市末也。”又谓邹鲁地小人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以地小人众而为商，其必负贩之流，而非豪商大贾明矣。今日到处皆有小商人，自此昉也。
古代之市，皆自为一区，不与民居相杂，所以治理之者甚备，监督之者亦严。其见于《周官》者，有胥师以察其诈伪，贾师以定其恒贾，司虣以禁其斗嚣，司稽以执其盗贼，胥以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肆长以掌其货贿之陈列，而司市总其成（郑《注》云：“司市，市官之长。”又云：“自胥师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胥及肆长，市中给徭役者。”）。又有质人以掌其质剂、书契、度量、淳制，廛人以敛其布。凡治市之吏，居于思次（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经市，“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莅焉，而听大治大讼。胥师、贾师莅于介次，而听小治小讼。”《注》：“思次，若今市亭也。介次，市亭之属别，小者也。郑司农云：思，辞也。次，市中候楼也。玄谓思当为司字，声之误也。”《天官》：内宰“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阴礼。”）。通货贿则以节传出入之（司市，“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注》：“货节谓商本所发司市之玺节也。自外来者，则案其节而书其货之多少，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司市。自内出者，司市为之玺节，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关门。”又云：“商或取货于民间，无玺节者至关，关为之玺节及传出之。其有玺节，亦为之传。传，如今移过所文书。”）。物之藏则于廛（《孟子·公孙丑》上：“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注》：“廛，市宅也。”《王制》：“市廛而不税。”《注》：“廛，市物邸舍。”《周官·载师》：“以廛里任国中之地。”《注》：“故书廛或作坛。郑司农云：坛读为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玄谓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区域也。里，居也。”又《序官·廛人·注》：“故书廛为坛。杜子春读坛为廛，说云市中空地。玄谓：廛，民居区域之称。”又，廛布《注》云：“邸舍之税。”又，《遂人》“夫一廛”《注》：“郑司农云：廛，居也。扬子云有田一廛，谓百亩之居也。玄谓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麻者也。”愚按：廛为区域之称，所谓市中、城中空地者，正区域之谓也。但乡间可居之区域，亦称为廛。筑室其上，亦得沿廛之称，初不论其在邑在野、有宅无宅、为民居为邸舍也。孟子言“廛而不税”，指商肆，下又言“廛无夫里之布”，则指民居。载师“以廛里任国中之地”，明言在国中。《遂人》“夫一廛”，则必在野矣。《荀子·王制》：“定廛宅”，似以廛与宅为对文。许行“愿受一廛而为氓”，则又似为通名，不必确指其为空地，抑为宅舍也），虽关下亦有之（司关“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注》：“征廛者，货贿之税与所止邸舍也。关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是货物之运贩、囤积、鬻卖，皆有定处，有定途也（《周官》：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疏》云：“大市于中，朝市于东偏，夕市于西偏，《郊特牲》所云是也。”案《郊特牲》云：“朝市之于西方，失之矣。”《注》：“朝市宜于市之东偏。”引《周官》此文为说，此《疏》所据也。然则一市之中，亦有部分不容紊越矣）。《礼记·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又曰：天子巡守，“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奸辟。”惟市有定地，故监督易施，而物价亦可考而知也。秦汉而降，此意仍存。《三辅黄图》谓长安市有各方二百二十六步，六市在道西，四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是汉之市有定地也。《唐书·百官志》谓：“市肆皆建标筑土为候。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有果毅巡迆。平货物为三等之直，十日为簿。”（两京诸市署令）是唐之市有定地也。此犹京国云尔。王莽于长安及大都市立五均官，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地皆有五均司市师，则大都市皆有市长矣。隋开皇中以钱恶，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于市（则天长安中，亦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则诸州邸肆皆有定所矣（北魏胡灵后时，尝税入市者人一钱）。《辽史》谓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令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他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食货志》）。则辽之市亦由官设，由官管理矣。要之，邸肆民居，毫无区别，通衢僻巷，咸有商家，未有如今日者，此固由市制之益坏，亦可见贸易之日盛也。
我国中原与边疆以及外国之通商，亦由来已久，且自古即颇盛。盖两地所有，不得尽同，易事通工，因斯而起。而两地所有之不同，则因国族之异而益盛也。《左》襄十四年，戎子驹支告晋人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以乎彼此绝无交涉矣，然此特以国交言之。至于民间，则魏绛说晋侯和戎曰：“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左》襄四年）知已有以货物易土地者矣。《史记·货殖列传》谓栎邑北却戎狄，“多大贾”。巴蜀“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杨、平阳“西贾秦、翟，北贾种、代”。上谷至辽东，“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凡接壤之处，商利几无不饶。汉初，粤地如同化外，西域尤绝未闻知，而枸酱竹杖既已远至，其地商人之无远勿届，亦可惊矣。《盐铁论》：大夫难文学，谓“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文学反难之，谓“羸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鼦旃罽，不益锦绨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一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其货以富其国。”（《力耕》）通商之为损为益，在当时已成为争辩之端矣。西域既通，来者益多。罽宾杀汉使，遣使谢罪。汉欲遣使报送，杜钦言：其“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案，历代所谓外国朝贡，实其贾人者甚多），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瞻。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丐无所得，虽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汉书·西域传》）使节之艰难如此，贾人之来往可知，而犹能矫其君命，远来东国，贾胡重利，可谓甚矣。自此至南北朝，内地与西域之交通，虽或盛或衰，而迄未尝绝（史所云绝者，皆以国交言之。若民间之往来，则可谓终古未绝也）。《隋书·食货志》言：南北朝时，河西、交广皆以金银为市。内地固不以金银为泉布，而二方独用之者，以与他处通商故也。隋唐之世，国威遐畅，西域之来者益多，大抵利贾市也。当时裴矩所招致者，盖皆此曹。日本桑原陇藏《东洋史要》曰：“东西陆路之互市，至唐极盛。先是隋炀帝时，武威、张掖、河西诸郡，为东西交易之中枢，西方贾人来集其地者，溢四十国。唐兴，中央亚细亚天山南路之路开，西方诸国来东方通商者益众。支那人之商于中央亚细亚、波斯、印度地方者，亦不少。彼素谙商业之犹太人，乘机西自欧洲、阿非利加，东至支那、印度间，商权悉归掌握。或自红海经印度洋来支那之南海，或自地中海东岸之安地凹克，经呼罗珊、中央亚细亚、天山南路，而来支那之长安。及大食国勃兴，阿剌比亚人渐拓其通商之范围，无论陆路海路，当时世界商权，殆在阿剌比亚人掌中云。”（据樊炳清译本。桑原氏之说，盖兼采西史。今未能博考其所自出，姑引其说。）
海路通商，似亦先秦即有之。《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此即后世与外地交易之品也。《汉书·地理志》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汉勤远略，不在于南，知此道必非因国家之力而开，亦贾人所通也。大秦尝欲通中国，为安息所阂，不得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其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后汉书·西域传》）。孙权黄武五年，大秦贾人字秦伦，又来交趾，太守吴邈遣送权（《梁书·诸夷列传》），亦自海道来者也。桑原氏云：“当时日南、交趾之地，为东、西洋交通中枢，西邦贾人多集其地。”时则“罗马商船独专印度洋之航海权。及佛教次第东渐，锡兰及南洋诸国与支那间，道路已通，因而支那海运渐兴，经爪哇、苏门答剌而至锡兰之航路，遂归支那人手。经南北朝以至隋唐初叶，支那商船更推广其航路。或自锡兰沿西印度海岸入波斯湾内，或沿阿剌比亚海岸至红海湾头之阿丁。当时锡兰为世界商业中枢，支那人、马来人、波斯人、哀西比亚等四方国民，来集于斯，以从事交易。及大食勃兴，阿非利加与西方亚细亚沿岸及印度河口所有港湾，前后归其版图。以故阿剌比亚人与其属境之波斯人、犹太人等，益恢张海运。遂东向经南洋诸国而通商于支那沿岸，代支那人而专有亚细亚全境之航海权。至武后天授中，阿剌比亚人之商于广州、泉州、杭州诸港者颇多，时以数万计。唐于诸港置提举市舶之官，征海关税，为岁入大宗”云（《东洋史要》，樊炳清译本）。案：国史于南方诸国记载最详者，当推《宋》、《梁》、《唐》三书，所记诸国，大抵为通市来者也。互市置官，始于隋之互市监，而唐因之。市舶司之置，新、旧《唐书》、《六典》皆不载。《文献通考》曰：“唐有市舶使，以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之。唐代宗广德元年，有广州市舶使吕太一。”案：庆立事见《新书·柳泽传》（《传》云：“开元中，转殿中侍御史，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泽上书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知见可欲而心必乱矣。庆立雕制诡物，造作奇器，用浮巧为珍玩，以谲怪为异宝，乃治国之巨蠹，明王所宜严罚者也。昔露台无费，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愤叹。庆立求媚圣意，摇荡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于天下；庆立矫而为之乎，是禁典之所无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广示节俭，岂可以怪好示四方哉！书奏，玄宗称善。”案，雕制诡物，或亦抚放异国之物欤？），吕太一事，见《旧书·代宗纪》（《纪》云：“广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度使张体，纵下大掠广州。”）。又《新书·卢怀慎传》：子奂，“天宝初，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陆都会，物产瑰怪，前守刘巨鳞、彭呆皆以赃败，故以奂代之。污吏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远俗为安。时谓自开元后四十年，治广有清节者，宋璟、李朝隐、奂三人而已。”然则唐市舶使之置，多以武人、宦官为之，黩货无厌，以利其身，损国体而敛怨于远人，云为岁入大宗，盖《东洋史要》亿度之语。泉杭诸州曾置市舶司，亦无文谓于诸港皆置提举，亦不审之谈也。及宋代而设置渐多，其可考者有杭、明、温、秀、泉、广诸州及华亭、江阴、板桥（镇名，属密州，即今青岛也）。初以州郡兼领，元丰中，令转运司兼提举，后又专置提举，亦数罢归转运。又有令提刑安抚兼领者。所税香药、犀、象，往往以酬入边充钞本，始真于国用有裨矣（《宋史·食货志》：崇宁三年，“令蕃商欲往他郡者，从舶司给券，毋杂禁物、奸人。初，广南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广州贸易，听其往还居止，而大食诸国商亦丐通人他州及京东贩易，故有是诏。”）。
蒙古勃兴，疆域广远，商业亦因之益盛。桑原氏曰：“自蒙古建国，四方割据诸小国悉灭，商贾往来日便。又新开官道，设驿站，分置守兵，旅客无阻，东西两洋之交通，实肇于此。是时西亚及欧洲商人，陆自中亚经天山南路，或自西伯利亚南部经天山北路，而开贩路于和林，及燕京。波斯与印度及支那之间，海上交通亦日繁，泉州、福州诸港，为世界第一贸易场，外人来居其地者以万数”云。按：成吉思汗之西侵，实因讹打剌城主杀蒙古人而起，而此蒙古人，则成吉思汗使随西域商人西行市买者也。先是汗尝致书于花剌子模王，请通商，各守疆场，所因者亦商人也（详见《元史译文证补西域补传》）。则知漠南北之地甫定，而西域商人之踪迹已至矣。宋时南方诸国，与我往来最密者为三佛齐（今苏门答腊）。三佛齐之南有阇婆（今爪哇）。阇婆西北海行十五日，至渤泥（今婆罗洲）。此皆今南洋群岛。又有南毗，在大海西南，自三佛齐风飘月余可止，则似在印度沿海。又有注辇，《宋史》云“距广州四十一万一千四百里”，里程必误。《宋史》谓注辇东南二千五百里，有悉兰地，悉兰地即锡兰，则注辇当在印度西岸。元史云：“海外诸国，以俱蓝、马八儿为最大。”马八儿，今麻打拉萨。“俱兰为马八儿后障”，岂即所谓注辇者邪？元时招致来朝者，为国凡十，曰马八儿，曰须门那，曰僧急里，曰南无力，曰马兰丹，曰那旺，曰丁呵儿，曰来来，曰急兰亦鲳，曰苏木都剌。而元尝一用兵于爪哇。马兰丹者，今马六甲。苏木都剌，即苏门答剌也。其余诸国，一时未暇悉考。要之，宋元二代，海路所通颇远。明祖御宇，亦使驿四通，陆路远至天方，海路几遍今南洋群岛，其袭元遗迹，播声威于远方欤，抑知胡元疆域之广，虑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抚慰之使实寓伐交之意邪？皆未可知。成祖之遣郑和下西南洋，则又袭太祖之遗迹。或谓其虑建文遁迹海外，从事搜求，则罗织之谈矣。和之航海，在明永乐三年，即西历千四百有五年，哥伦布得亚美利加事在西历千四百九十三年，当我明孝宗弘治六年，后于和者实八十八年也。自郑和航行以后，中国之声威，颇张于海外，华人之谋生南洋者不少，且有作当地大长者，《明史》虽语焉不详，亦有一二，可考见也。新大陆既发见，西人陆续东航，而通商之情形，乃一变矣。其详更仆难穷，其大略则人多知之，其利害又当别论，今不具述。
中国制度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