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老街32号。堂皇的铁门上，横署着“慈居”两个篆字。不知内情的人，恐怕会想到这里也许是某某达官贵人的豪宅公馆。但从那警卫森严的气势来看，又像是一处阴森的衙门。这地方正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的一部分，它的公开名称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实际上却是国防部保密局在西南的公开领导机关。

如果把特务机关的分布比作一只黑色的蜘蛛网，那么，在这座楼房指挥下的特务站、组、台、点，正像密布的蛛网似的，交织成巨大的恐怖之网，每一根看不见的蛛丝，都通向一个秘密的场所。这座阴森的楼房，就是那无数根蛛丝的交点，也是织成毒网的那只巨大的毒蜘蛛的阴暗巢穴。哪怕是一点极小的风吹草动触及了蛛丝，牵动了蛛网，便会立刻引起这座巨大巢穴里的蜘蛛们的倾巢出动。

此时，这个庞大特务机构的主持正面无表情地坐在黑色的皮转椅上，认真地批阅着公文。他是一个身材粗壮，脸色黝黑，显得精明干练才30岁出头的年轻人，腮帮上的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有着两撇浓黑的眉毛和一双不怒而威，让人望而生畏的眼睛，黄呢军便服的领口上，嵌着一颗闪闪发亮的金色梅花。他的官衔太多，简单说来，就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侦防处长。仅仅因为军统的老板戴笠是戴着少将领章死的，所以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任何军统人员不能超越戴老板的军衔，如果不是如此，他的领章上完全有资格再添上一颗金色梅花。

他姓徐，名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大冶县，祖上经营实业，家境殷实。年少时，徐远举顽皮却聪慧伶俐，据说还有过目不忘的天赋。1929年，15岁的徐远举进入黄埔军校，成了第7期学员，毕业后分配到陈诚的部队，任副连长，在江西参加过围剿红军。不过，徐远举的野心并不仅限于此。他没什么背景，要想升迁，必须走特殊的方式。

1932年，他从军队脱身，加入国民党力行社特务处——军统的前身，直接受戴笠领导。徐远举的特务天赋在受训期间就彰显无疑。在特训班，戴笠对学习拔尖的学员会奖励一支金笔。毕业时，徐远举所有的口袋上全挂满金笔，四处炫耀。刚工作的徐远举得一绰号“徐猛子”——他太傲，开口闭口不离戴老板（戴笠）、介公（郑介民），其他人都不在他眼里，说话很冲。当时军统局很多人视其为“瘟神”避而远之。

1935年，西藏班禅大师到南京，蒋介石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戴季陶出面，动员蒙藏委员会的头面人物，成立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徐远举出任行署少校参谋，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39年，任西昌行辕第三组组长、军统西昌站站长。与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攀上关系，过往密切。于1948年与张笃伦（时为重庆市市长）之养女耿静雯结婚。1943年，出任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晋升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处）副处长。1946年1月，调华北出任军统北方区区长。1946年7月，又回到重庆出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

他现在肯定还不知道，他的头号敌人中国共产党重庆地下市委由于“左倾”盲动路线作祟，将会很快赐给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包围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迫使全体人员撤回延安。与此同时，在国统区所有中共公开机构和人员也尽遭驱逐。一时间，重庆政治空气沉闷，白色恐怖加剧，中共重庆地下党的活动也陷入了低潮。

1948年2月28日上午，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正踌躇满志地坐在办公桌前。他随意拆开一封朱主任亲启的信件，不料里面掉出来的竟是一份《挺进报》，用油墨印在毛边纸上的一排大字让他目瞪口呆：“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即用电话将徐远举召到办公室。

待徐远举匆匆从隔壁的二处（重庆行辕在老街34号，与“慈居”比肩而立）赶来，朱绍良一反常态地冲他吼道：“徐处长，你看看，这是什么？前几天你不是还向我信誓旦旦地保证，重庆地下党遭到毁灭性打击，近期内不可能重建吗？”

朱绍良素以儒将自诩，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动怒。

徐远举兜头挨了一腔呵斥，自知祸事不小。果然，朱绍良发完火后，扔给他一封信。徐远举赶紧拿起一看，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朱绍良怒气冲冲地说：“公开的共产党被赶走不过才一年时间，地下的共产党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共产党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把其他的一切事务丢开，务必从速将此案侦破。”

徐远举诺诺连声，答应马上去办。朱绍良立即提笔给徐远举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指令。

3月2日，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等重要头目都参加了。朱绍良亲自莅会，一开口就提出《挺进报》事件，沉着脸把大家全都训了一顿，接着责令军警宪特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并说：“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重庆就平安无事了，从挺进报事件看，地下党还猖獗得很呐！”然后，他指令徐远举牵头，与有关机关会商，拿出限期破案的措施来。

这次会上，除中统方面有所推诿外，警察、宪兵、稽查方面都表示一定积极配合。

三天后，徐远举拿出了破案计划。他的计划得到了朱绍良的支持，并要求徐远举统一协调军、警、宪、特的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从《挺进报》入手，务必将《挺进报》摧毁，彻底打掉中共重庆地下党。徐远举手捧尚方宝剑，亲自指挥，要求各方面每天要将搜集到的情报及时上报，试图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线索。他规定：“破案立功者奖，怠慢疏忽者罚”。在他的严厉督促下，特务们四下搜查线索，挖空心思地施展阴谋诡计。

徐远举这一次可谓大获全胜，而为他立下头功的，便是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的组长李克昌。

此人面相和善，生就一脸憨厚相，衣着朴素，长年穿着蓝布长衫，从不着西装革履，只在背街小巷的茶馆、冷酒店出入，也从不在舞厅、西餐馆露面。他在街上行走，人们满以为这是个十足的乡巴佬，顶多是个乡村小学的先生。而实际上，李克昌算得上是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锟手下最得力的干将，是个极善伪装，工于心计，善于打入内线的老手。

徐远举对他的评价是：“他很聪明又能吃苦，长期深入到下层活动。……李克昌是重庆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个情报人员。”

李克昌手下的8名组员、14名利用员（即眼线），社会职业有大学生、中学教员、报馆经理、电影院舞厅的交际花，以至民主党派成员、基督教徒、可谓三教九流的人都收入网内，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他掌握的这些眼线都善于利用同乡、同行、知己、亲密者的关系，使其不知不觉落入圈套，招来杀身之祸。

早在1942年9月，李克昌就加入了军统黔江组当组员，7个月后，便晋升组长。他领导二十余名特工，四处活动，各方搜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情报，致使以乡村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翁志和与匡世中被逮捕并遭杀害。1944年4月，他调任军统重庆特区情报股编辑，因编辑情报及时，第二年一月，渝特区保送他到磁器口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渝训班高干系第三期深造。毕业后升任助理督察，负责渝特区内部的防奸保密和纪律督察。1946年9月，他又升任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组长，指挥手下二十多名特工，除参加逮捕《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公开特务活动外，主要是秘密收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情报，先后开列黑名单，使65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相继遭到逮捕和杀害。

1947年8月里的一天，李克昌接到利用员、草堂学校学生姚仿恒密报：“江北盘溪草堂国学专科学校新近来了一个借住的青年，名叫陈柏林，他以前是邹容路民联书店的店员，书店被查封后到草堂暂住，带有许多’左倾’书籍，还有《挺进报》。此人谈话中对政府极其不满，估计是共党分子。”

李克昌马上派红旗特务曾纪纲以失业青年面目前往江北，由姚仿恒牵线住进学校食宿，并介绍曾纪纲认识了陈柏林。李克昌在给曾纪纲布置这一任务时还特意叮嘱他：“接近陈柏林后，切莫东问西问的，你要先和他建立感情，取得他的信任，有了感情后，他自然会向你吐露真情的。”

曾纪纲认识陈柏林后，以自己失业的亲身体会向陈推心置腹交谈，他谈苦闷、谈志向、谈追求、怒形于色地发泄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陈柏林被他的假象所蒙蔽，对曾纪纲有相见恨晚之感，对曾表现出极大的信任。他看到曾纪纲居无定所，为给曾节省一点开销，还主动邀请曾纪纲搬到书店里去与他挤住一室。果然，没过多久，缺乏对敌斗争经验的陈柏林开始向对国民党政权极度不满、渴望追求进步的失业青年曾纪纲吐露真情了。由此，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吕世锟的手中。

“《挺进报》是用铁笔磨尖后刻的，所以笔画很精细。油印时不用滚筒，是用竹片在蜡纸上刮，每划必显。”

“今天向先生到书店里来，翻翻书就走了。他走后陈柏林就拿出《挺进报》给王经理、潘星海和我看。《挺进报》是刚出的。又，重庆共产党由顾先生负责，电台安装在市政府里，《挺进报》上的一切消息，都是顾先生的电台提供的。”

“陈柏林很想与人合股开家书店，这样晚上好在书店内办报纸。消息由顾先生提供。”

李克昌指示曾纪纲：要探明《挺进报》的内情，得促成陈柏林把书店和报纸办起来。你去向陈柏林表示，自己愿意把大衣、被盖卖掉，再向老乡借点钱，反正，你要表现得是尽了一切努力来帮助他。同时，李克昌还报请吕世锟从特务活动经费里拨出500万元法币交给曾纪纲使用。

很快，民生路胜利大厦（现重庆宾馆）对面文城出版社书店换了主人，经理是王维诗，店员是潘星海和陈柏林（陈柏林也是股东之一）。由于曾纪纲是陈柏林的好朋友，也经常到书店里来，不久，便和王维诗、潘星海熟悉了。

一天，曾纪纲对王维诗说：“王经理，我想请你帮个忙，我在城里无亲无故，想到书店里寄食寄宿，这样好在城里找个工作。”

陈柏林也在旁边敲边鼓，要王维诗答应。王维诗虽心里不情愿，但为了照顾陈柏林的面子，只好勉强答应了。

万万想不到这是引狼入室。李克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在书店里安上了卧底。

不久，李克昌便收到了曾纪纲送回的一份情报：“陈柏林告诉我，他已经向顾先生汇报了我的情况，说我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希望组织上发展我。老顾的警惕性很高，叫他不要轻信人，陈柏林就很坚决地替我打包票。这样，顾先生就决定安排时间亲自和我见面，对我进行考察。听陈柏林说，顾先生住在红球坝山顶的铁工厂。”

当李克昌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站长吕世琨后，吕指示指示曾纪纲“继续伪装，扩大线索”。但是，急于破案的徐远举却等不及了，他把吕世锟和李克昌叫到他的办公室，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已经查到綦江有一个人的笔迹，与刻《挺进报》的人笔迹完全吻合，把那人抓来，就不难查出编、印、发行《挺进报》的人来。不过，为了怕影响你们你查《挺进报》，所以找你们来谈谈，通报一下情况。”

听完吕世锟与李克昌的汇报，徐远举沉默了片刻后又说：“我们先抓陈柏林，顾先生、向先生，然后再抓綦江那个刻钢板的。你们马上回去布置，曾纪纲掌握顾先生什么时候在家，就什么时候抓人。”

此后几天时间里，吕世锟每晚都去和平路姜海清裱褙铺渝组刚刚迁入的新地址，商议如何找到顾先生和向先生的住址。最后决定派利用员小龙坎教员陈桂荣和南泉新闻专科学校学生陶蜀屏去盯梢。陈桂荣紧跟陈柏林，弄清和证实了向先生的家。陶蜀屏却因神情紧张，举止不大方，差点被陈柏林识破，李克昌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改派职业特务渝组副组长李芳信、组员盛登科去跟踪。很快便弄清了顾先生在红球坝家的具体位置。并且已确定了抓捕方案。

“由我假说自己已经找到了工作，马上要离开书店，为感谢他们平素对我的好意，我决定买点酒菜在书店里办上一桌，托陈柏林请顾先生、向先生也来，如两人都来，就一并抓住，如只来一人，抓住一人后也可探出另一人的确切情况。”这是曾纪纲建的议。徐远举均认为这办法好，进能攻，退能守，不会把事情搞砸。

4月1日中午，曾纪纲备好了酒菜，再三催促陈柏林去请顾先生和向先生光临吃水酒。开初，陈柏林不愿意去，经再三恳求后才答应去请客。

陈柏林一出门，曾纪纲马上把瓶子里剩下的酱油全部倒进了阴沟里，然后用水冲洗干净。

少顷，曾纪纲见陈柏森却单独回来了，问他：“怎么，他们一个都不来么？”

陈柏林说：“算你运气好，我去时顾先生正在写帐，向先生正巧也在他那里。我一说，他们都答应了，不过，得等顾先生写完帐才能来。”

曾纪纲心中暗喜，借口上街去打酱油，马上将这一重要情报送给了装扮成修鞋匠正候在附近等候消息的盛登科。盛得到这一情报后又立即转报给李克昌。这时，吕世锟、李克昌和徐远举派来的二处上校情报科科长雷天元率领的特务早已集中在附近的警察所准备行动。

吕世锟对雷天元说：“雷科长，夜长梦多，我们马上行动为好。还有，演戏就要演得像一点，曾纪纲的身份不能暴露，我们抓人时要连他一起抓。”特务们在吕世锟的统一指挥下兵分两路，一路直扑书请店抓陈柏林和曾纪纲，另一路直扑红球坝铁工厂。正在写账的顾先生被逮捕了，睡在床上的向先生被盛登科指认，也遭逮捕。特务们接着从顾先生的房内搜出进步书籍十多本，共产党支部组织纲领一本，印《挺进报》的纸一大卷，没有搜到电台，但却发现了无线电灯管两只。年仅十八岁的陈柏林和向先生（向先生即中共地下党员向成义，地下市委工运书记许建业领导下传送《挺进报》的人员）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坚强地咬紧牙关，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企图（两人均于“11·27”大屠杀中在渣滓洞殉难）。

问题出在顾先生身上。顾先生的真实姓名叫任达哉，又名任达伦。此人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工人运动。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回南京，任达哉失业。经人介绍，任达哉认识了李克昌。在李答应帮忙找职业、给经费的吸引下，任达哉成为军统渝组的利用员，李克昌将他安插到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工作，同时负责监视民盟机关领导成员的活动情况。参加工作后，任达哉向李克昌密报过诸如《民主报》经费困难，工人闹嚷，范朴斋（川盟负责人）到重庆处理等无甚价值的情报。以后李克昌见任达哉成绩平平，便予以疏远。不久，任达哉给李克昌写来一信，说：《民主报》已停刊，我失业了。津贴不足以生活，我即日到万县另谋职业。自此后便和李克昌中断了联系。一九四七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先在四川省委工运组，后在许建业领导下做工运工作。

任达哉被捕的当晚，由徐远举和侦防课课长陆坚如亲自审讯。

当徐远举喝令特务用刑不久，任达哉开始还咬牙挺住，被打得死去活来也不招供。可是，快到天亮时，他受不了残酷的折磨，终于交代了一九四七年加入地下党的经过，供出他的领导人是重庆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杨清，以及《挺进报》在他手里的发行情况，和掌握的地下党员的情况都和盘倒出。同时，任达哉还交代了四月四日要与上级杨清联络接头的重要情况。

四月四日是个星期天，下午，按照惯常的约会时间，已经叛变的任达哉在二处渝组组长季缕等特务的暗控下，早早来到了保安路（今八一路）升平电影院东邻的嘉阳茶馆。这时电影已经开演，茶客稀落。一会儿，杨清进茶馆坐下，任达哉就以打招呼的方式给特务们点水，季缕等特务从左右两边一拥而上，把杨清挟持进南面两百米处的老街32号徐远举的特务大本营慈居。

“慈居”进门是一间堂屋，堂屋左侧是一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为特务的行刑室；堂屋后面是楼梯，二三楼是徐远举等特务的办公地。楼梯左侧外面是天井，天井南侧是一间四、五平方米的小拘留室和一道石坎梯，石梯坎下，左侧地下室是监狱，用于羁押刚逮捕来和从渣滓洞看守所提押来此审讯的政治犯，人们称之为二处看守所，由二处警卫组人员负责看押。后门有一条小路可通相隔很近的重庆行辕。

在“慈居”审刑室里，任凭徐远举、陆坚如搬出老虎凳等刑具，杨清始终只有一句话：我叫杨清，邻水人，做小本生意为生，住过街楼旅馆。搜查杨清身上，无片纸只字；派特务到过街楼查询，根本没有杨清所说的那家旅馆。

歌乐山烈士纪念馆保存的B类档136卷中有徐远举解放后的交代：

“在最初抓到陈柏林的领导人任达哉时，就是我与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逼出来的。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见面，给他布置任务。任达哉交待后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的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保安警察局对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杨清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下，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间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动态。”

杨清，本名许建业，又名许明德、许立德，另一化名杨绍武，1921年生，四川邻水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邻水县特支书记，被捕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遍体鳞伤的许建业被关进小拘留室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的床下箱子里，放着17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3份党内文件，如果落到特务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满门心思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

二处警卫组上士陈远德发现了许建业的焦急不安，他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想从犯人身上捞些好处。

此时的许建业已顾不上许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远德的假象所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老街对面中正路（现新华路）大梁子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请陈远德赶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收信人会给他四千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

陈远德拿了信后，没有立即去送，悄悄拆阅后，想，这情报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过区区四千万法币，还得担心把及壳玩脱，如果禀报上司，可能得到的好处更多，掂了掂轻重后，他没有把这封信带给刘德惠，而是交给了他的上司雷天元。

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徐远举手里。徐看后欣喜若狂，后来他交代：

“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人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里查出一个大皮包，内有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确系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时在志成公司当会计。”

徐远举一面派出左志良率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科长周则洵任经理。徐远举将黄大墉、周则洵拘传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党分子。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派雷天元率特务到兵工厂、铅笔厂按图索骥，抓走了余祖胜、陈丹墀、蔡梦慰等1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