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之进化，盖可分为数端。礼与法之渐分，一也。古代各种法律，浑而为一，至后世则渐分析，二也。古代用刑，轻重任意，后世则法律公布，三也。刑罚自残酷而趋宽仁，四也。审判自粗疏而趋精详，五也。而法律必与道德合一，刑之所期为无刑，故郅治之隆，必曰刑措象刑之制，意主明耻，而不必加戕贼于人之体肤，虽未易行，要不失为极高之理想也。

刑法之可考者，始于五帝之世。《书·吕刑》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尧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又曰：“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女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五刑为后世所沿，而其制实起于唐、虞之世，知我国之刑法，其所由来昔旧矣。

成文法起于何时，不可考。《左》昭六年，叔向诒子产书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文十八年，季文子曰：“先君周公制《周礼》……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按：叔向言，“三辟之兴，皆叔世也”，则夏刑、汤刑初非禹、汤所作，犹之《吕刑》作于周穆王，五刑亦非穆王所制也。周公作誓而曰：“在《九刑》不忘”，则《九刑》实出周公以前。《周官·司刑·疏》引《尚书》郑《注》曰：“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朴赎刑，此之谓九刑。”岂九刑实唐虞之制，而周公述之欤？三辟之兴，不知仅申明法制，抑著之文字？其前此曾着之文字与否，亦不可考。予谓既有文字，即用之以记刑法，必欲凿求成文法始于何时，只可曰有文字之时，即有成文法之时耳。《周官·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悬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刑象盖施刑之象，则未有文字之先，已用图画公布刑法矣。此亦可见斤斤焉凿求成文法起于何时之无当也（楚文王有仆区之法，见《左》昭七年）。

县［悬］法象魏，盖使民观之而知畏惧。至于犯何法当得何罪，则悉由在上者之心裁。故子产之铸刑书，叔向讥之曰：“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左》昭六年）赵鞅、荀寅之铸刑鼎，仲尼亦讥之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贵”也（《左》昭二十九年）。《周官》有属民读法之举（《地官》），《管子》有正月之朔，出令布宪之事（《立政》），所读所布，盖皆人民所当守之法，而非犯何法当得何罪之典。且其法其宪，必时有改更，故须岁岁读之布之也。至郑铸刑书，晋作刑鼎，则罪所当得，悉可知矣。此实刑法之大变，故叔向、仲尼皆讥之也。

赵鞅、荀寅之铸刑鼎也，赋晋国一鼓铁（鼓，量名）。子产之铸刑书，杜《注》亦谓铸之于鼎，虽未知果然以否，然士文伯讥其“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则亦必铸之金属之器也。又定九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盖当时布诸众者，皆铸之金属之器，藏之官者，则书之竹简也。

古语有曰：“出于礼者入于刑。”由今思之，殊觉无所措手足。所以然者，一以古代社会拘束个人之力较强，一亦由古之礼皆原于惯习，为人人所知，转较后世之法律为易晓也。古者“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曲礼》），亦以此。后世疆域日扩，各地方之风俗各有不同，而法律不可异施，个人之自由亦益扩张，则出礼入刑之治不可施矣。此自今古异宜，无庸如守旧者之妄作慨叹，亦不必如喜新者之诋訾古人也。

古代之出礼入刑，其以社会惯习拘束个人，诚觉稍过，然“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学》），“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其维持道德之力实较大，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必期其“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为下者固不容貌遵法律而实挟奸心，在上者亦不容以束缚驰骤为治之极则。斯时之风俗必较朴实，而民情必较淳厚，其得失固足与自由之扩张相偿，不容以此疑古代法网之密也。

《周官》：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孝、弟、睦、婣［姻］、任、恤，即“乡三物”中之“六行”也。大司徒之职又曰：“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大司寇之职，“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职事焉（《注》：“以所能役使之。”），以明刑耻之。”（《注》：“书其罪恶于大方版，着其背。”）又曰：“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司徒固主教之官，即司寇亦欲作其廉耻，冀其悔改，而不欲遽加以刑罚。“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在古代固非空言矣。

五刑之目，曰墨、劓、剕、宫、大辟，见于《吕刑》（《书传》曰：“决关梁，逾城郭而略盗者，其刑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触易君命，革舆服制度，奸轨盗攘伤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义，而诵不详［祥］之辞者，其刑墨。降畔［叛］、寇贼、劫略［掠］、夺攘、挢虔者，其刑死。”见《周官司刑》郑《注》。按：此所谓肉刑也）。膑即剕，双声字也。《周官》司刑则曰墨、劓、刖、宫、杀。《注》曰：“周改膑作刖”。盖以意言之。段玉裁曰：“膑，去膝头骨。刖，即汉之斩趾。刖兀同音。《庄子》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即受刖刑者也。”（受刖刑者无趾，故其履曰踊。《太平广记》载有人行路遇一人，为刺足，出黑血，遂日行五百里。其人又曰：更为君去膝头骨，即可日行八百里矣。行者惧而止。即影射膑刑以为戏也）《周官·掌戮》：“掌斩杀贼谍而搏之。凡杀其亲者焚之，杀王之亲者辜之。”《注》：“斩以斧钺，若今要斩也。杀以刀刃，若今弃市也……搏当为膊诸城上之膊字之误也。膊，谓去衣磔之。焚，烧也。辜之言枯也，谓磔之。”则出五刑之外矣（斩、膊、焚、辜，合诸墨、劓、刖、宫、杀为九，岂所谓九刑者邪？郑以流宥、鞭、朴、赎合五刑为九。贾、服以正刑一加之以八，议为九，见《左》文十八年《疏》。按：古人恒言，刑者不可复属。所谓刑者，必戕贼人之肢体者也。郑及贾、服之说并非）。

《吕刑》曰：“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此《白虎通》所谓“科条三千，应天地人情”者也。《周官·司刑》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注》曰：“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则变焉。所谓刑罚世轻世重者也。”《疏》：“夏刑以下据《吕刑》而言。按：《吕刑》刖辟五百，宫辟三百，今此云膑辟三百，宫辟五百，此乃转写者误。当以《吕刑》为正。”按：《唐律疏义》（卷一）、《玉海》（《律令》）引长孙无忌《唐律疏议》，皆引《尚书大传》“夏刑三千条”，则郑《注》亦本《书传》也。

《王制》曰：“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则磬于甸人。其刑罪，则纤，亦告于甸人。公族无宫刑。”《周官·掌囚》，“凡有爵者与王之同族，奉而适甸师氏以待刑杀。”《公羊》宣元年，“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注》：“古者刑不上大夫，盖以为摘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刳胎焚天，则麒麟不至。刑之，则恐误刑贤者，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贤者之类也。三年者，古者疑狱三年而后断。”“自嫌有罪当诛，故三年不敢去。”《曲礼》：“刑不上大夫。”《注》：“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八议见《周官小司寇》，谓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疏》云：“《异义礼》戴说：刑不上大夫。《古周礼》说：士尸肆诸市，大夫尸肆诸朝。是大夫有刑。许慎谨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无刑不上大夫之事，从《周礼》之说。郑康成驳之云：凡有爵者，与王同族，大夫以上适甸师氏，令人不见，是以云刑不上大夫。”按：《王制》、《公羊》、《曲礼》为今文说，《周官》、《文王世子》为古文说，今文主尚贤，古文主贵贵也。

《曲礼》曰：“刑人不在君侧。”《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士遇之途，弗与言也。屏之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此今文义。《周官·掌戮》，“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髠者使守积。”此古文义。《孟子·梁惠王下》：“罪人不孥。”《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今义（《书·甘誓》：“予则孥戮汝。”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谓孥当作奴，止于其身，且军刑也）。《周官·司厉》，“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藁。”（即后世官奴婢）此古文义也。审判机关亦如后世，与行政合一。《王制》曰：“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正盖即《周官》所谓有地治者。《周官·大司徒》，“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有地治者谓乡师、遂士、县士、方士也。监狱之制，《北堂书钞》引《白虎通》：“夏曰夏台，殷曰牖里，周曰囹圄。”《意林》引《风俗通》同此，以夏台、牖里证夏、殷之有狱，非谓夏之狱名夏台、殷之狱名牖里也。《周官》：掌囚“掌守盗贼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司圜“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虽出三年不齿。凡圜土之刑人也，不亏体，其罚人也，不亏财。”司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邪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注》：“罚谓挞击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饰，而书其邪恶之状，着之背也。”）其有过失者，三让三罚而归于圜土，皆近后世之监狱也。

听讼之法，《王制》曰：“必三刺。有旨无简，不听。附从轻，赦从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论。邮罚丽于事。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周官》：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憃愚）均足见其审慎也。

象刑之说，见于《书传》曰：“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又《慎子》曰：“有虞氏之诛，以幪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履当刖，以艾当宫，布衣无领当大辟。”《荀子》极驳之，见《正论》篇。《汉书·刑法志》亦引其说。按：象刑即《周官》明刑之类，风俗淳朴之时，刑轻已足为治，及其衰敝，则重刑犹或弗胜。故法家力主重刑，使民莫敢犯其治，异其意。期于无刑，则同象刑之说。《荀子》则战国末造之论，时异，故其言亦异，彼此不足相非也。

中国法律自秦以后始可确考。秦人用刑极为严酷，《史记·秦本纪》：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自此族诛者屡见。《汉书·刑法志》云：“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又云：“汉兴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盖战国之世，各国竞尚严刑，正不独一秦也。至汉世，而刑法乃渐趋于轻。高后元年，除三族罪、妖言令。孝文二年，除收孥相坐法。十三年，齐大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斩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奸不止，其咎安在？夫刑至断支［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于是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趾］者，笞五百；当斩右止［趾］，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然斩右止［趾］者既当死，笞五百、三百者亦多死。景帝元年，乃改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犹尚不全。中六年，又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棰令。棰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簿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通考》曰：“景帝元年诏言，孝文皇帝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则知文帝并宫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而武帝时李延年、司马迁、张安世兄贺皆坐腐刑，则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后，宫刑复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轻者，不常用也。”愚按：《汉志》言“其后，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则并在文帝之世，然此特偶有轶法之事，以大体言，肉刑固自此而除矣。

汉代用刑之宽严，视乎时主之好尚。《志》云：当孝惠、高后时，萧、曹为相，填以无为，是以刑罚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及至孝武即位，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寖密。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偏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上深愍焉，乃下诏曰：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按：尚严之主，历代有之。汉武特侈欲多所兴作耳，非必暴虐也。然则汉代刑罚所以刻深，得仁主仅能宽民于一时，得中主遂至于残民者，实以当时治狱之吏崇尚残酷，成为风气，而律令又错乱繁杂故也。路温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可见所谓狱吏者，在当时自成风气矣。而其风气，则温舒言之曰：“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郄，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炼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偷为一切，不顾国患。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可以见其略矣。《汉志》谓“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趾］，三倍有余。”诚令后世闻之酸鼻。《志》推刑所以蕃，谓由（一）礼教不立，（二）刑法不明，（三）民多贫穷，（四）豪桀务私，奸不辄得，（五）狱犴不平所致。（一）、（三）、（四）皆政治为之，（二）与（五）则法律为之也。

《汉志》曰：“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而孝武以后，则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其烦苛可谓甚矣。宣帝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谓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宣帝未及修正。元帝初立，乃下诏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成帝河平中，复下诏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史称有司“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后汉章帝纳尚书陈宠言，决狱行刑，务于宽厚。其后遂诏有司，禁绝钻钻诸酷痛旧制，解祆恶之禁，除文致，请谳五十余事，定着于令。永元六年，宠又代郭躬为廷尉，复校律令，奏称：“今律令，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请除之。未及施行，会宠抵罪，遂寝。宠子忠，后复为尚书，略依宠意，奏上三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然虽时有蠲革，而律令繁苛，迄未删定。直至魏、晋之世，而纂辑法律之业乃成（《晋志》载后汉梁统《疏》：“元帝初元五年，轻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尽四年，轻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吾国法律，相沿行用，虽有改革，迄未中断者，起于商鞅所用李悝之《法经》，距今二千三百年矣。其篇目见《晋志》。《晋志》曰：“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着《法经》。以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其后，又下诏改定刑制，令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其序略云：“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所谓十三篇者，曰《劫略律》，曰《诈律》，曰《毁亡律》，曰《告劾律》，曰《系讯》、《断狱律》，曰《请赇律》，曰《兴擅律》，曰之《留律》，曰《邮驿令》，曰《变事令》，曰《惊事律》，曰《偿赃律》，曰《免坐律》，其《刑名》别为一篇，冠于篇首。“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文帝为晋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陈群、刘邵虽经改革，而科网本密，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又为偏党，未可承用。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与太傅郑冲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毕，表上。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颁新律。”其后，明法掾张裴又注律，表上之。按：法学有所谓性法派、历史法派者，性法派谓有遍于四海永合人心之公理，历史法派则谓无之。中国之法学近性法派，故于律文不轻改动，此时以权设者为令，即系此意。后世之改例不改律，亦由于此。

法家宗旨，一在信赏必罚，一在重刑。信赏必罚者，欲使为善者必受福，为恶者必获祸，如自然法之不可逭。此其事固不易致，然以理言之，法律之设，固当如是也。重刑非临时加重，乃重之于立法之先，使人畏而不敢犯，其意亦以求无刑也。法家之旨，凡事当一任法，如衡石度量之于短长轻重。然既设法，固不宜改轻，亦断不容加重。世以严刑峻法为法家之本旨者，实大谬不然之论也。然人事之善恶，既非如短长轻重之较然易知，人情之变动，亦非如衡石度量之漠然不动，况又有巧伪以奸法任喜怒、快恩雠、利货赂以坏法者乎？流失之势，必缘本意之所偏，法家之易流于严，犹儒家之易失之纵，中道不可得见时，任儒法以矫弊而协于宜，亦理所应尔也。东周之世，定法之可考者，有子产。子产之学近于法。有邓析为名学，名法相近。有李悝，《汉志》列诸法家之首。然则周、秦之际之法律，殆多成于法家。至汉世则渐变，汉武时，淮南王反，使董仲舒之徒吕步舒治之，以其明《春秋》也。应劭言：“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汉人引经折狱之事，不知凡几，魏、晋新律，其必有儒家言羼入者矣。近人撰《五朝法律索隐》，谓五朝之法倍美者有数端，一曰重生命，二曰恤无告，三曰平吏民，四曰抑富人。重生命之法二，一父母杀子者同凡论，二走马城市杀人者不得以过失杀人论。恤无告之法一，诸子姓复仇者勿论。平吏民之法二，一部民杀长吏者同凡论，二官吏犯杖刑者论如律。抑富人之法二，一商贾皆殊其服，二常人有罪不得赎。按：父杀其子者当诛，明见《白虎通义》，其余亦多与儒家宗旨合，明魏、晋新律采用儒家之义必多矣（后世父母杀子皆从轻，此其法起于后魏，盖鲜卑之俗也。然法家释之则曰：父子至亲，至于相杀，必有大不得已之故，因而原之，非谓父可杀子也。然则晋法虽废，而其立法之意，究未尽亡矣）。

晋律为宋、齐所沿用，至梁乃复位，然其实则相承也。《隋书·刑法志》曰：梁武帝时，“欲议定律令。得齐时旧郎济阳蔡法度，家传律学。云齐武时，删定郎王植之，集注张、杜旧律，合为一书，凡一千五百三十条，事未施行，其文殆灭。法度能言之。于是以为兼尚书删定郎，使损益植之旧本，以为《梁律》。”定为二十篇。“其制刑为十五等之差：弃市已上为死罪，大罪枭其首，其次弃市。刑二岁已上为耐罪，言各随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钳五岁刑，笞二百，收赎绢，男子六十匹。又有四岁刑，男子四十八匹。又有三岁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岁刑，男子二十四匹。罚金一两已［以］上马赎罪。赎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匹。赎髡钳五岁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两，男子十四匹。赎四岁刑者，金一斤八两，男子十二匹。赎三岁刑者，金一斤四两，男子十匹。赎二岁刑者，金一斤，男子八匹。罚金十二两者，男子六匹。罚金八两者，男子四匹。罚金四两者，男子二匹。罚金二两者，男子一匹。罚金一两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以赎论，故为此十五等之差。又制九等之差：有一岁刑，半岁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一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夺劳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三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一十。论加者上就次，当减者下就次。”“其谋反、降叛、大逆已［以］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赀财没官。劫身皆斩，妻子补兵。遇赦降死者，黵面为劫字，髡钳，补冶锁士终身。其下又谪运配材官冶士、尚方锁士，皆以轻重差其年数。其重者或终身。士人有禁锢之科，亦有轻重为差。其犯清议，则终身不齿。大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条。天监二年四月癸卯，法度表上新律，又上《令》三十卷，科三十卷。帝乃以法度守廷尉卿，诏班新律于天下。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是时法官虞僧虬启称：景慈宜加罪辟。诏流于交州。至是复有流徒之罪。其年十月甲子，诏以金作权典，宜在蠲息。于是除赎罪之科。十四年，又除黵面之刑。大同十一年十月，复开赎罪之科。中大同元年七月甲子，诏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陈武帝求得梁时明法吏，令与尚书删定郎范泉，参定律令。又敕尚书仆射沈钦、吏部尚书徐陵、兼尚书左丞宗元饶、兼尚书左丞贺朗参知其事，制《律》三十卷，《令律》四十卷。其制惟重清议禁锢之科。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发诏弃之，终身不齿。先与士人为婚者，许妻家夺之。其获贼帅及士人恶逆，免死付治，听将妻入役，不为年数。又存赎罪之律，复父母缘坐之刑。其余篇目条纲，轻重简繁，一同梁法。”

后魏自昭成以前，所用皆其旧俗。至道武乃入中原，其用法始末具见《魏书·刑罚志》。《志》曰：太祖“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网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中，诏司徒崔浩定律令。除五岁四岁刑，增一年刑。分大辟为二科死，斩死，入绞。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已［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之。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沈［沉］诸渊。当刑者赎，贫则加鞭二百。畿内民富者烧炭于山，贫者役于圊溷，女子入舂藳；某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阶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年十四已［以］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岁，非杀人不坐。”正平元年，诏详案律令。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盗律复旧，加故纵、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条。高宗又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延兴四年，诏自非大逆干纪者，皆止其身，罢门房之诛。太和三年，先是以律令不具，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五年冬讫，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止枭首焉。

齐文宣命群官议造齐律，至武成河清三年，乃成十二篇，又新令四十卷。其不可为定法者，别制权令二卷，与之并行。周律成于保定三年，谓之大律，凡二十五篇。隋高祖受周禅，诏高颎等更定新律。后又敕苏威、牛弘等更定，凡十二卷。炀帝又敕修律令，凡十八篇，谓之《大业律》。齐制死罪四等，曰枭首、斩、绞，流刑未有道里之差，耐罪五等，鞭五等，杖四等，凡十五等。后周杖、鞭、徒、流、死各为五等。隋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裂之法（死刑二，曰斩，曰绞），后世遂莫之能易。《通考》曰：“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于死亡。其后乃去笞而独用髠，减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于死罪。而深文酷吏，务从重比，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议，于是伤人者或折腰体，而才剪其毛发，所欲陷者与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及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虽圣人复起，不可偏废也。”

《唐书·刑法志》：“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律之为书，因隋之旧。”其用刑有五：一曰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绞、斩、枭、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数皆逾百。至隋始定为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绞、斩。除其鞭刑及枭首、裂之酷。又有议、请、减、赎、当、免之法。唐皆因之。太宗即位，诏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其后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驳律令四十余事，乃诏房玄龄与弘献等重加删定。玄龄等以谓“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废，今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于是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宋因唐律、令、格、式之旧，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建隆初，诏判大理寺窦仪等上《编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条，诏与新定《刑统》三十卷并颁行于天下。太平兴国中，增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万八千五百五十五条，诏给事中柴成务等删定可为《敕》者二百八十六条，准律分十二门，总十一卷。又为《仪制令》一卷。当时便其简易。大中祥符中，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条。又有《农田敕》五卷，与《敕》并行。仁宗命官修定，取《咸平仪制令》及制度约束之在《敕》者五百余条，悉附令后，号曰《附令敕》。天圣七年《编敕》成，合《农田敕》为一书，视《祥符敕》损百余条。凡此皆在律令之外者也。庆历又复删定，增五百条，剔为《总例》一卷。后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七条，《一路敕》千八百二十七条，一州、一县《敕》千四百五十一条。凡此，又在《编敕》之外者也。嘉祐初，有《禄令》、《驿令》。又重编《敕》。七年，书成。总千八百三十四条。又别为《续附令敕》三卷。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日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熙宁初，置局修敕。元丰中，成二十有六卷，复下二府参订，然后颁行。帝曰：“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为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于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断狱十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之等十七，吏、庶人之赏等七十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级凡五等，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凡五卷，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元祐时，刘挚、孙觉等言其烦，诏挚等刊定。崇宁元年，下诏追复元丰法制，凡元祐条例悉毁之。徽宗每降御笔手诏，变乱旧章，由是吏缘为奸（崇宁五年，尝诏三省以常法沮格，特旨以大不恭论。见《宋史》卷二百）。高宗播迁，断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类出入吏省记。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条法与政和敕令对修而用之。绍兴元年，书成，号《绍兴敕令格式》，而吏胥所省记者亦引用焉。乾道六年，成《乾道敕令格式》。时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从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甚至隐例以坏法，贿赂既行，乃为具例。后有《淳熙敕令格式》，时以官不暇遍阅，吏得容奸，令敕令所分门编类为一书，名《淳熙条·法事类》，前此所未有也。后又有《庆元敕令格式》、《淳祐敕令格式》。淳祐十一年，又与庆元法校定为四百三十卷。度宗以后遵行，无所更定矣。其他一司、一路、一州、一县《敕》，时有增损，不可胜记焉。

天圣七年敕

庆历修司路州县敕

在编敕外

嘉祐七年敕视庆历敕

所增之数

大辟之属

一七

六〇

流之属

三四

五〇

徒之属

一〇六

一〇五

六一

杖之属

二五八

一六八

七三

笞之属

七六

三八

配隶之属

六三

八一

三〇

大辟而下奏听旨者

七一

六四

四六

辽刑法有死、杖、徒、流四等，盖亦取法于中原。其旧制不可考。《辽史·刑法志》云：“太祖初年，庶事草创，犯罪者量轻重决之。其后治诸弟逆党，权宜立法。”一归于重，欲闲民使不为变，盖本无定制也。其可考见者，如亲王有罪，或投诸高崖杀之；淫乱不轨者，五车杀之；逆父母者视此；犯上者以熟铁椎摏其口杀之。又为枭磔、生瘗、射鬼箭、炮掷、支［肢］解诸刑，均可见其用刑之酷。厥后穆宗淫刑以逞，卒亡其躯。天祚赏罚无章，终覆其国。虽曰其君之无道，未始非其部族之旧习有以启之也。神册六年，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是为契丹定法之始。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余无改焉。道宗清宁六年，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而国法不可异施，命惕隐苏、枢密使乙辛等更定《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不合者，别存之。存否以《律令》为准，盖用汉法以改旧法也。契丹、汉人相殴至死，其法本轻重不均，圣宗时乃等科之。

《金史·刑志》云：“金国旧俗，轻罪笞以柳，杀人及盗劫者，击其脑杀之，没其家赀，以十之四入官，其六偿主，并以家人为奴婢，其亲属欲以马牛杂物赎者从之。或重罪亦听自赎，然恐无辨于齐民，则劓、刵以为别。”盖凡罪皆许以财赎，故《金史·刑志》又云“金初，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刑、赎并行”也。《世纪》：始祖解完颜部及他部之斗，“约曰：凡有杀伤人者，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偶、勃牛十、黄金六两，与所杀伤之家，即两解，不得私斗。女真之俗，杀人偿马牛自此始。”可见其由来之旧矣。又云：“康宗七年，岁不登，民多流莩，强者转而为盗。欢都等欲重其法，为盗者皆杀之。太祖曰：以财杀人，不可。财者人所致也。遂减盗贼征偿法为征三倍。”可见其治盗贼亦以征偿之法行之矣。其狱掘地为之，深广数丈，盖穴居之遗习也。太宗稍用辽、宋法。天眷三年，复取河南，诏所用刑法皆从律文。皇统间，诏诸臣，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名曰《皇统制》，颁行中外。时则并用古律。海陵多更旧制，正隆间，有《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世宗即位，以正隆之乱，盗贼公行，兵甲未息，一时制旨多从时宜，集为《军前权宜条理》。大定五年，令有司复加删定，与前《制书》并用。后以正隆《制书》多任己意，伤于苛察，而与《皇统制》并行，是非淆乱，莫知适从，奸吏因得上下其手，乃置局，令大理卿移剌慥总中外明法者共校正。以《皇统制》、正隆《制》、大定《军前权宜条理》，后《续行条理》，删繁正失，阙者以律文足之，《条理》内有可常行者亦为定法，余别为一部存之。凡校定千一百九十条，分为十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条》为名，诏颁行焉。时大定十七年也。明昌元年，上问宰臣曰：“今何不专用律文？”平章张汝霖曰：“前代律与令各有分，犯令者以律决之。今制、律混淆，固当分也。”遂置详定所，命审定律、令。五年，详定官言：“若依重修制文为式，则条目增减，罪名轻重，当异于律。与旧同颁，则使人惑而易为奸，请用今制，准律文修定，采前代刑书以补遗阙，取《刑统》疏文以释之，命曰《明昌律义》。新编榷货、边部、榷宜等事，集为《敕条》。”宰臣谓：“先所定令文尚有未完，俟皆通定，然后颁行。”于是重修新律。至泰和元年，新修律成，凡十二篇：（一）《名例》，（二）《卫禁》，（三）《职制》，（四）《户婚》，（五）《厩库》，（六）《擅兴》，（七）《贼盗》，（八）《斗讼》，（九）《诈伪》，（十）《杂律》，（十一）《捕亡》，（十二）《断狱》。实《唐律》也，但加赎铜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为七，削四十七条，增百四十九条，略有损益者二百八十二条，余百二十六条皆从其旧；又加以分其一为二、分其一为四者六条，凡五百六十三条，为三十卷，附注以明其事，疏义以释其疑，名曰《泰和律义》。又《律令》二十卷、《新定敕条》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以明年五月颁行之。

元初，循用金律。世祖平宋，始定新律，颁之有司，号曰《至元新格》。仁宗时，又以格例条画有关风纪者，类集成书，曰《风宪宏纲》。英宗时，复取前书加损益焉，号曰《大元通制》。其书之大纲有三：曰诏制，九十四条；曰条格，一千一百五十一条；曰断例，七百十七条。大概纂集世祖以来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谓之笞刑；六十七至一百七，谓之杖刑，皆以十递加；其徒法，年数杖数，相附丽为加减，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盐徒盗贼既决而又镣之；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死刑有斩而无绞，恶逆之极，则有陵［凌］迟处死之法。教徒犯罪与平民处治不同。蒙古人与汉人亦不平等。其见于《元史》者，如《职制》上云：“诸僧、道、儒人有争，有司勿问，止令三家所掌会问。诸哈的大师，止令掌教念经，回回人应有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并从有司问之。诸僧人但犯奸盗诈伪，至伤人命及诸重罪，有司归问。其自相争告，从各寺院住持本管头目归问。若僧俗相争田土，与有司约会；约会不至，有司就便归问。”《杀伤》云：“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皆是也。

明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吴元年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洪武六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明年二月，书成。篇目一准于唐，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其后时有增损。二十二年，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三十年，作《大明律》、《诰》成，刊布中外。《大诰》者，洪武十八年，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次年，复为《续编》、《三编》，皆颁学宫以课士，并置塾师教之。囚有《大诰》者，罪减等。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焉。弘治十三年，刑官上言：“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己私，律浸格不用。”于是下尚书白昂等会九卿议，增历年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条。自是以后，律、例并行。嘉靖二十八年，诏尚书顾应祥等定议，增至二百四十九条。三十四年，又因尚书何鳌言，增入九事。万历十三年，刑部尚书舒化等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诏令及宗藩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与刑名相关者，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条，删世宗时苛令特多。

《大诰》所用刑甚峻。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其目凡十。其第十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当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此科所由设也。自《律》、《诰》出，《大诰》所载诸峻令未尝轻用。其后罪人率用《大诰》减等，亦不复论其有无矣。《清吏律公式讲读律令》曰：“百工技艺诸色人等，有能熟读讲解通晓律意者，若犯过失，及因人连累致罪，不问轻重，并免一次。其事干谋反叛逆，不用此律。”其用意与明以《大诰》减罪同，皆欲人民通晓律令也。

清顺治三年，刑部尚书吸达海奉诏参酌《明律》，纂《大清律集解·附例》。康熙九年，大学士管刑部尚书事对喀纳等奉诏校正。十八年，特谕刑部定律外，条例有应存者，详加酌定，刊刻通行各现行则例。二十八年，台臣盛符升请以现行则例载入《大清律》内。命尚书图纳、张玉书等为总裁。至四十六年，缮写进呈。雍正元年，大学土朱轼、尚书查郎阿奉诏续成之。五年书成，名《大清律集解·附例》。高宗即位，从尚书傅鼐请，命律例馆总裁三泰等考正。五年，纂入则例一千又四十九条。自是数年修，以新例分附律后，遂称《大清律例》，律四百五十七门。雍正五年，删改增并为四百三十六门，后迄仍之，例递有增益。嘉庆六年，为一千五百七十三条。

日本织田万曰：“近世诸国，各法皆有法典，然行政法典不过学者私撰。葡萄牙虽有行政法典，然仅关地方制度，非括行政全体，仍不得以行政法典视之也。惟《大清会典》纯乎行政法典之性质。虽行政法规之全体，尚有他种成文法及不文法以辅之，然行政机关之组织权限及事务，莫不以《会典》为主，则《会典》之为行政法典无疑矣。”按：明清《会典》源于《唐六典》，《唐六典》模范《周官》。《周官》究出何时何人，辩论纷如。鄙意谓大体当出战国时。《唐六典》之作，始于开元十年，而成于十六年，实公历七百二十二至七百二十八年也，亦可谓早矣（《周官》：“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

律名例

吏职制

公式

户户役

田宅

婚姻

仓库

课程

钱债

市廛

礼祭祀

仪制

兵宫卫

军政

关津

厩牧

邮驿

刑贼盗

人命

斗殴

骂詈

诉讼受赃

作伪

犯奸

杂犯

捕亡

断狱

工营造

河防

典，以佐王治邦国。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注》：“则，亦法也。典、法、则，所用异，异其名也。”《疏》曰：“典、法、则三者相训，其义既同，但邦国言典，官府言法，都鄙言则，是所用处异，故别言之，其实义通也。”按：此则治官府与人民之法，当分别为书，古人早知之矣）。

清修《会典》始于康熙二十三年，二十九年成。凡一百六十卷。雍正十年修之，乾隆二十九年又修之，为百卷。嘉庆十八年，修为八十卷。同治十二年续修，迄未成，因义和团事起，乃中止。织田万云：“嘉庆本体裁全变，顺次及分类亦与前异，实足当简明精审之称。自乾隆修后，以逐年事例别为一书，名曰《大清会典则例》。嘉庆本合之而成《会典事例》，凡九百二十卷。旧例分局课纂辑，错杂难寻。此则统一官厅之事例，就事件性质分类，各类中事例皆按年编纂，甚易考也。”

《会典》规定，多袭前朝，修改亦止则例。其凡例谓：“以典为纲，以则为目。”乾隆时，始区则与典为二，谓“例可通，典不可变，今缘典而传例，后或因例以淆典也”。从事纂修者为会典馆，不常设。律例则五年一小修，限十个月成，十年一大修，限一年成。馆属刑部，平时亦无人，至纂修之年，临时任命，事毕即罢。

织田万曰：“典与例实不免矛盾。实际重则例，然例易变，而典不然。至例废，则典又发生效力。然则典未尝废，其与例矛盾不见引用时，只可谓停止效力耳。”又曰：“律不得轻改，而例因时变通。其性质及关系，亦如会典之与则例。律尚简，例尚繁。律断法，例准情。故律重者例可轻，律轻者例可重。有例则置律，例有新则置故，律例皆无正条，则比而稽焉。然则舍律用例，乃舍旧用新耳。”又曰：“条例不必官修，如现行《大清律例·统纂集成》，乃嘉庆时沈之奇所撰。道光时，山阴姚雨芗一再修辑，兵燹后传本颇少。同治初，吴晓帆得其原本，就会稽任彭年厘订，至六年告成。十年，吴氏又续修之。光绪初，会稽陶骏及陶念霖又加校补是也。”“凡旧例不纂入新例，即为废止。乾隆四年，《大清律例》部颁凡例曰：“颁发之后，内外问刑，衙门悉令遵照办理。其有从前例款此次修辑所不登入者，皆经奏准删除，毋得以曾经通行仍复援引，违者论如律是也。”

又曰：“则例者，官厅执务生疑义，经行政阶级顺次申中央政府转发该部议奏，经敕裁即成新设事例，其裁可之形式如此。例之本质，不过行政机关处理事务之法，然以形式设定则，对于将来之事可为准则，非仅在内部有效力，即对于人民亦有效力也。集此等事例，以一定之年纂辑之，经敕裁后即为行政可据之法规，此则所谓则例也。例之制定如此，故其效力，事实上为拘束行政官厅之先例，法律上为君主裁可发布之成文法，固非集辑先例之文书也。纂修则例，各部皆有定期，而各部不同。又有不依定期者。世所传新例，遂往往误谬脱漏，于是私修则例之事起。同治八年沈贤书、孙尔耆，光绪十五年屠焕辰皆私撰《六部处分则例》焉。”

又曰：“则例定期由各部纂修，而乾隆时概括之为《大清会典则例》，此一新例也。至嘉庆，乃更改编纂之式，会典务揭纲要，别设《会典事例》，从来之事例皆编入焉。然统各部以纂修甚难，故后不复修，《会典事例》第由各部纂修实例而已。刑部应为则例之事，编入条例中，故各部皆有则例，刑部独无之。又所谓《六部处分则例》者，乃吏部所修，以通治六部官吏，故名，非合六部之则例而编纂之也。”

织田氏又曰：“《钦定吏部则例》、《大清会典则例》等，一般则例也。《钦定物料价直则例》、《八旗则例》、《六部处分则例》等，特别则例也。《大清通礼》、《户部漕运全书》等，虽无则例之名，实亦特别则例也。省例为各省所特有，而定省例时，往往考采他省之例，使相一致，所谓各省通行之例是也。故虽名省例，效力殆与条例、则例同，纂入条例、则例中者亦甚多。纂修省例未见定期奏请中央，抑以地方职权专决，法律上亦无明证。”

又曰：“成案者，各部省之判决例也。其应永行者，编入条例、则例中，即成成文法；即未纂入时，亦有一定法力，然不为法规，故成案实为不文法。中国土广民众，各地方习俗不同，成文法不能包括，故不文法势力甚大。不文法广分之为惯习、裁判例、学说、条理四种。近世立法事业完备之国，独认惯习法，裁判例实际甚重，而不能为法，学说、条理更不待言矣。然古于此多有法力，中国亦然。又刑法依严正之解释，法无明文，无论如何不能以理论罪，中国亦许援引比附。《清律》“断罪无正”条云：凡律令该载，不异事理，若断罪无正条者，援引他律者，附应加应减定拟罪名，议定奏问，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以故失论。”

明制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皆每十为一等加减。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一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杖十及徒半年为一等加减。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为一等加减。死刑二，绞、斩。五刑之外，徒有总徒四年（遇例减一年者），有准徒五年（斩、绞、杂犯减等者）。流有安置，有迁徙（去乡一千里，杖一百，准徒二年），有口外为民，其重者为充军。充军者，明初唯边方屯种。后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军有终身，有永远。二死之外，有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诸罪者。

明《名例律》称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如二死遇恩赦减一等，即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诰》减一等，皆徒五年。犯流罪者，无不减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设而不用。而充军之例为独重。军有逃故，按籍勾补。永远者罚及子孙。明初法严，县以千数，数传之后，以万计矣。有丁尽户绝，止存军产者，或并无军产，户名未除者，朝廷岁遣御史清军，有缺必补。每当勾丁，逮捕族属、里长，延及他甲，鸡犬为之不宁。万历二年，罢岁遣清军御史，并于巡按，民稍获安。然亲族有科狱军装之费，里递有长途押解之扰。至所充之卫，卫官必索常例。而又利其逃去，可乾没口粮，每私纵之。其后律渐弛，发解者不能十一。其发极边者，长解辄贿兵部，持勘合至卫，虚出收管，而军犯顾在家偃息云。

赎法有二，有律得收赎者，有例得纳赎者。律赎无敢损益，而纳赎之例则因时权宜，先后互异。大抵赎例有二，一罚役，一纳钞。罚役者，后多折工值纳钞。及钞法既坏，则纳钞亦变为纳银、纳米焉。

清五刑皆同明，亦有总徒、准徒。充军分附近、近边、边远、极边、烟瘴五等，罪更重者，给黑龙江等处戍兵为奴，时曰发遣。流之地由刑部定之，军流之地则由兵部定之。宗室以罚养赡银代笞，以板责圈禁代徒流充军（代徒流者，拘禁；代充军者，锁禁）。雍正十二年以后，并施之觉罗，死罪多以特恩赐自尽。旗人以鞭责代笞杖，枷号代徒流及充军，死刑以斩立决为斩监候，斩监候为绞。宗室者，显祖之子孙，俗称黄带子，有罪革退则红带。觉罗者，显祖之旁支，俗称红带子，有罪革退则紫带。宗人府名籍，亦宗室黄册，觉罗红册焉。凡殴伤红黄带子者，罪重于凡，唯不系此带，无由知其为红黄带子时，仍同凡论。系带入茶坊酒肆亦然，以其自亵皇族之尊也。

明以刑部掌受天下刑名，都察院司纠察，大理寺主驳正，并称三法司。京师自笞以上罪，悉由部定。洪武初决狱，笞五十者县决之，杖八十者州决之，一百者府决之，徒以上具狱送行省。二十六年，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笞杖就决；徒流、迁徙、充军、杂犯死罪解部，审录行下，具死囚所坐罪名上部详议如律者，大理寺拟复平允，监收候决。其决不待时重囚，报可，即奏遣官往决之。情词不明或出入者，大理寺驳回改正，再问驳至三，改拟不当，将该官吏奏问，谓之照驳。若亭疑谳决，而囚有番异，则改调隔别衙门间拟。二次番异不服，则具奏，会九卿鞫之，谓之圆审。至三四讯不服，而后请旨决焉。正统四年，徒流就直省决遣，死罪以闻。

会官审录之例，定于洪武三十年。初制，有大狱必面讯。十四年，命法司论囚，拟律以奏，从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会议平允，然后复奏论决。继令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间及驸马杂听之。仁宗特命内阁学士会审重囚。宪宗罢。隆庆元年，高拱复行之。朝审始于天顺三年，霜后命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重囚。历朝遵行。凡决囚，每岁朝审毕，法司以死罪请旨，刑科三复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决平于冬至前，会审决之。大审，成化十七年，命司礼太监一员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于大理寺审录。南京则命内守备行之。自此，每五年辄大审。万历二十九年，不举。四十四年，复行之。热审始成祖永乐二年。成化时，有重罪矜疑、轻罪减等、枷号疏放诸例。正德元年，推行于南京。自小满后十余日，司礼监传旨下刑部，即会同都察院、锦衣卫题请，通行南京法司，一体审拟具奏。京师自命下之日至六月终止。南京自部移至日为始，亦满两月而止。春审始于宣德七年。在外会审之例，定于成化时。初，太祖遣御史治各道囚，宣宗敕三司遣官审录。正统六年，敕遣三法司官详审天下疑狱。九年，选按察司官一员与巡按御史同审。成化十七年，定在京五年大审。即于是年遣部寺官分行天下，会同巡按御史行事。此等举动，虽得矜慎刑狱之意，然参与司法之官太多，讯鞫太烦，实非法也。而廷杖之滥用，及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之残酷，尤为明代之弊制。

锦衣卫者，明之诏狱也。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后悉焚卫刑具，以囚送刑部审理。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然及成祖，复用之。镇抚司职理狱讼，初止立一司，与外卫等。洪武十五年，添设北司，而以军匠诸职掌属之南镇抚司，于是北司专理诏狱。然大狱经讯，即送法司拟罪，未尝具狱词也。成化元年，始令复奏用参语，法司益掣肘。十四年，增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毋关白本卫。即卫所行下者，亦径自请上可否，卫使毋得与闻。故镇抚职卑而其权日重。初，卫狱附卫治，至门达掌问刑，又于城西设狱舍，拘系狼藉。达败，用御史吕洪言，毁之。东厂始成祖。迁都后，以内臣提督。宪宗时，别设西厂，以汪直领之。自京师及天下，广遣侦事，后废。孝宗时，厂卫不敢横。及武宗复设西厂及东厂，皆用刘瑾党，刺事四方，无赖乘之为奸。时卫使亦瑾党，厂卫合矣。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自领之。京师谓之内行厂，虽东西厂皆在伺察中。瑾诛，西厂、内行厂俱革，东厂如故。世宗驭中官严，厂权不及卫。至魏忠贤，而厂之祸极矣。庄烈帝诛之，然厂如故，告密之风未尝息也。凡中官掌司礼监印者，其属称之曰宗主，而督东厂者曰督主。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卫官。其隶役悉取给于卫，最轻黠儇巧者，乃拨充之。役长曰档头，专主伺察。其下番子数人为干事。京师亡命，诓财挟雠，视干事者为窟穴。得一阴事，由之以密白于档头，档头视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数，金曰买起数。既得事，率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桩。番子即突入执讯，无有左证符牒，贿如数，径去。少不如意，榜治之，名曰干醡酒，亦曰搬罾儿，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牵有力者，有力者多与金，即无事。或靳不与，与不足，立闻上，下镇抚司狱，立死矣。每月旦，厂役数百人，掣签廷中，分瞰官府。其视中府诸处会审大狱、北镇抚司考讯重犯者曰听记。他官府及各城门访缉曰坐记。某官行某事，某城门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记者上之厂，曰打事件。至东华门，虽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达至尊。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卫之法亦如厂。然须具疏，乃得上闻，以此其势不及厂远甚。然厂卫未有不相结者，狱情轻重，厂能得于内。而外有扞格者，卫则东西两司房访缉之，北司拷问之，锻炼周内，始送法司。即东厂所获，亦必移抚司再鞫，而后刑部得拟其罪。故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稍弱，则卫反气凌其上。陆炳缉司礼监李彬、东厂马广阴事，皆至死，以炳得内阁嵩意。及后中官愈重，阁势日轻，阁臣反比厂为之下，而卫使无不竞趋厂门，甘为役隶矣。

锦衣卫升授勋卫、任子、科目、功升，凡四途。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就。万历初，刘守有以名臣子掌卫，其后皆乐居之。士大夫与往还，狱急时，颇赖其力。守有子承禧及吴孟明，其著者也。庄烈帝疑群下，王德化掌东厂，以惨刻辅之，孟明掌卫印，时有纵舍，然观望厂意不敢违。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朋比为恶。凡缙绅之门，必有数人往来踪迹。故常晏起早阖，毋敢偶语。旗校过门如被大盗，官为囊橐，均分其利。京城中奸细潜入，无一举发，而高门富豪局踏无宁居。其徒黠者恣行请托，稍拂其意，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锦衣旧例有功赏，唯缉不轨者当之。其后冒滥无纪，所报百无一实。吏民重困，而厂卫题请辄从。隆庆初，给事中欧阳一敬言：“缉事员役，其势易逞，而又各类计所获功次，以为升授。则凭可逞之势，邀必获之功，枉人利己，何所不至！有盗经出首幸免，故令多引平民以充数者；有括家囊为盗赃，挟市豪以为证者；有潜构图书，怀挟伪批，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诬陷者；或姓名相类，朦胧见收；父诉子孝，坐以忤逆。所以被访之家，谚称为刬，毒害可知矣。乞自今定制，机密重情，事干宪典者，厂卫如故题请。其情罪不明，未经谳审，必待法司详拟成狱之后，方与纪功。仍敕兵、刑二部勘问明白，请旨升赏。或经缉拿未成狱者，不得虚冒比拟，及他词讼，不得概涉，以侵有司之事。如狱未成，而官校及镇抚司拷打伤重，或至死者，许法司参治。法司容隐扶同，则听科臣并参。如此则功必复实，访必当事，而刑无冤滥。”时不能用也。崇祯十五年，御史杨仁愿言：“高皇帝设官，无所谓缉事衙门者。臣下不法，言官直纠之，无阴讦也。后以肃清辇毂，乃建东厂。臣待罪南城，所阅词讼，多以假番故诉冤。夫假称东厂，害犹如此，况其真乎？此由积重之势然也。所谓积重之势者，功令比较事件，番役每悬价以买事件，受买者至诱人为奸盗而卖之，番役不问其从来，诱者分利去矣。挟忿首告，诬以重法，挟者志无不逞矣。伏愿宽东厂事件，而后东厂之比较可缓，东厂之比较缓，而后番役之买事件与卖事件者俱可息。”后复切言缇骑不当遣。帝为谕东厂，言所缉止谋逆乱伦，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不宜缉，并戒锦衣校尉之横索者。然帝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已。

清制，厅州县及直隶州厅皆为亲民之官，而府属厅州县由府审转，直隶州厅由道审转。重案报告上司曰通详。急切不知事之始末，但报其事者曰通禀。对府、道、藩、臬、督、抚同时为之，故有六路通详之名。若关军事，即武衙门亦须报，关生员以上并报学政。又按月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报府曰月报。其控官吏者，户婚、田土、钱债案件，由布政司亲讯，刑案按察司亲讯，仍会同布政司。其诉之督抚者，亦例发两司。督抚亦受上诉，有须亲讯者，有可委员审讯者，省城所设之发审局是也。再上则为户、刑部矣。凡京控，或特派员查办，或即令督抚查办。凡民事，州县皆得决断，重大者亦可申布政司。刑事，州县决徒以下，府道同。流刑由按察司亲审，经督抚以达刑部。死刑由府拟律达督抚，经秋审乃上奏。秋审，在内由三法司，在外则督抚会同两司，于四月一日行之，大抵唯就原供，问其服否，不服则发发审局或按察司重审，故其事一日即毕。五月奏闻，并咨刑部。刑部俟各省奏报齐全，于七月初汇呈御览。霜降后使三法司会审，就督抚拟律审其当否，再经御览。命内阁钦天监择日，约当冬至前两月，至日御便殿，由大学士勾决，内阁送本管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送刑部，刑部下该省督抚。勾决者行刑，否者仍监禁。在京死罪，刑部拟律入朝审。朝审由六部、大理寺、通政司、都察院会审，是为九卿。特命解京之犯亦附焉。北京民事案，由县经府达户部。顺天府得决笞杖以下，徒由刑部。京城外顺天府得决徒以下。大抵民事归大、宛二县及顺天府，刑事多由步军统领、五城御史，则习惯使然也。凡京控，刑部、提督、都察院皆得受理。都察院有具折奏闻者，有咨回各省督抚审办者，亦有驳斥不准者。嘉庆四年谕俱不准驳斥，案情较重者应即行具奏，咨回本省者亦应视控案多寡，一两月汇奏一次。宗室、觉罗由宗人府审讯，军流以上须请旨；与人民诉讼，会同户、刑部审讯。八旗、包衣由内务府慎刑司，笞杖专决，徒以上咨刑部，死罪送三法司；与汉人交涉，会同地方官。旗人由将军、都统，副都统，在京杖以下专决，徒以上送刑部。刑部得决徒流，死罪仍由三法司。民事小事专决，大事移户部。在外得决徒以下。理事同知属将军者，得审旗人。盛京乾隆六年以前，旗人之审理，魔州县不与焉。六年改之，刑事得决杖以下，以上由盛京刑部。民事小者专决，大者送盛京户部。刑部得决徒罪，死罪入盛京秋审。盛京秋审由将军、五部府尹会同审理，亦始乾隆时。蒙古由旗长、盟长顺次达理藩院。其刑徒以下罚牲，不能代以鞭责。流罪遣送内地，遣送报理藩院会刑部决之。死罪解理藩院，会三法司定之。内属蒙古亦属将军、副都统，与汉人交涉会同地方官审理。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命沈家本、伍廷芳参照各国法律，改订旧律，于是改笞杖为罚金（分五钱、一两、一两五钱、二两、二两五钱、五两、七两五钱、十两、十二两五钱、十五两，凡十等）。代徒流以工作（徒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皆依限工作。流二千里者工作六年，二千五百里者八年，三千里者十年）。死刑分绞、斩而除枭示、陵［凌］迟、戮尸，免缘坐，除刺字例。所有之军遣亦代以工作。十二年，废奴婢及满、汉相异之条，于二十九年行之。后又改刑名为死、徒（分有期、无期）、拘留、罚金焉。三十年四月，设修订法律馆。明年，改刑部为法部，大理寺曰院，各省按察司为提法司。三十三年，定《各级审判厅章程》。宣统元年，定《法院编制法》。审判之法，为四级三审制。四级者，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三审者，初审在初级厅，则上诉止于高等厅；初审在地方厅，则上诉终于大理院（唯内乱、外患、妨害国家三罪，以高等厅为初审，大理院为复审，为四级二审），盖采德、日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