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自然主义者。对于希腊我只知一点皮。我来西西里旅行，主要的目的，不是观察埃特纳火山的奇异现象，亦不是为我或为他人，来弄清希腊古代作者关于西西里的叙述。我来此首先是为了寻找眼睛的快乐，在这个奇异的地区，风光是甚为优美的，据说，有点像非洲。但有一点对于我却是确切无疑的，这就是，它只有一点像意大利：无法满足的。一旦西西里人燃起爱情或仇恨的烈焰，人们便可以说，对于他们，不存在“不可能”这个词。在这个美丽的地区，仇恨从来不是产生于金钱利益。

在英国，尤其在法国，我注意人们经常提及“意大利”，也就是人们十六十七两个世纪在意大利发现的过于热烈的感情。今日，在模仿法国的风俗习惯以及巴黎或伦敦时髦的行为方式的阶层，这种美好的感情已不复存在，完全不复存在了。

我知道，有人会说，从查理五世时代（１５３０）起，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甚至罗马，都有点模仿西班牙的风俗人情。不过这种高尚的社会习惯不正是以无限尊重心灵活动来作为基础的吗？每个名副其实的人都应该怀有这种尊重。这种社会习惯远没有排斥活力，而是将它夸大。而那些模仿黎塞留公爵的傻瓜的头一条准则，却是装着“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目前在那不勒斯，人们模仿英国的胜过模仿法国傻瓜。而英国的准则，不正是假装比一切都高明，对一切都厌倦？

因此，一个世纪以来，在这个国家的高雅圈子里，“意大利”不复存在。

我们的小说家颇为自信地谈论这种“意大利”。为了对它有所了解，我不得不查询历史。可是那些才华横溢的人写的重大的，常常过于庄严的历史，对这种细微的东西几乎不置一词。它只肯注意王公贵胄的爱情。我想从每座城市的独特历史中寻求帮助。可是那么多的材料吓得我不敢问津。一个小小的城市自豪地把它的历史拿给你看。那是四开的印刷本，有三四卷之多。手抄本就有七八卷了。里面充满了缩写符号，字形怪异，几乎不可辨读。尤其是一些最有趣的地方，充满了当地使用的表达方式，走出百把里，这些话就变得不可理解。因为在意大利这个爱情种下许多悲惨事件的美丽国家，只有佛罗伦萨、锡耶纳和罗马三座城市，口语与书面语相接近。其他地方，口语与书面语相隔千里。

被人们称为“意大利”，即力求自我满足，而不是“使邻人对我们个人产生某种美好想法”的感情的东西，始于十二世纪社会复兴之时，终于（至少在高雅圈子里）１７３４年前后。在这个时期，波旁家族通过堂卡洛斯这个人前来统治那不勒斯。他是法耳纳丝再婚嫁给腓力普五世后生的儿子。腓力普五世是路易十四的孙子，生性忧郁，烦恼，但在枪林弹雨中英勇无畏，尤其酷爱音乐。我们知道，在二十四年间，优秀的阉人歌手法力奈利每天给他唱歌，天天都是那三支他最喜欢的曲子。

对在罗马或那不勒斯感受到的的细节，一个哲学家可能会觉得好奇，不过我承认，那些给主人上意大利名字的小说，比什么都让我觉得荒谬。难道我们不是同意，每往北走一千里，就变化一次，难道在马赛和巴黎是同一种爱情，最多人们可以说，长久以来遭受同样一种统治的地位，社会习惯有某种外表上的相似。

正如和音乐，人们往北走三四度，风景也要发生变化。如果人们尚未习惯——哪怕在意大利——欣赏那不勒斯美丽的自然风光，那末把那不勒斯的风光移到威尼斯就会显得荒谬。在巴黎，我们更糊涂，我们以为那不勒斯的风光和威尼斯一样，都有莽莽丛林被耕种的平原。而且我们还希望卡那莱托和萨尔瓦多·罗萨画的画颜色完全一样（注：两人都是意大利画家，前者出生在威尼斯，后者出生于那不勒斯附近。）。

一个英国妇女，具有她的岛国的种种优点，却被认为缺乏描绘爱与恨的能力，甚至在那个岛国也是如此，这难道不是极其荒谬的事情？安娜·瑞克莱芙夫人她那部著名小说《黑衣苦修士的告解座》的人物安上意大利名字，并加上强烈的。

这篇十分真实的叙述很是素仆，有时甚至粗糙，令人不快。我把它交给读者的宽容心，不作任何修饰润色。比如说，帕利亚诺公爵夫人对表兄马赛尔·卡佩斯求爱的回答，我就是照实翻译的。这段专门描写一个家庭的文字为什么接在手抄本巴勒莫史第二卷末尾，我也不知其原因，因此我也不能提供任何详细情况。

对这篇叙述我忍痛作了大量删节（我删去了许多很有特点的场景描写）。说它包含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的有趣故事，不如说它描写了不幸的卡拉法家族最后一些艳遇。文学上的虚荣心告诉我，通过进一步展开叙述，即把故事里的人物所感觉的东西推测出来，并详细地告诉读者，未尝不可以增加好些场景的趣味。不过我这个年轻的法国人，出生在巴黎北部，有把握推测出这些生活在１５５９年的意大利人的心灵感受吗？我最多能希望的，就是推测出１８３８年的法国读者觉得优雅有趣的东西。

这种热情的感觉方式于１５５９年前后在意大利风行一时，它要求的是情节而不是言语。因此，在下面的叙述里，读者将读不到多少对话。对于这篇译文，这倒是个不利之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小说人物的冗长对话；对这些人物来说，一场谈话无异于一场战斗。我请求读者对这个故事持宽容态度，因为它展示了某种由西班牙人引入意大利风俗的罕有特色。我没有超出我的译者角色。在我看来，对十六世纪的感觉方式，甚至一个历史学家（从表面上看，他是不幸的帕利亚诺公爵夫人属下的一位绅士）的叙述方式的忠实模仿，就是这篇悲惨故事的主要优点，假如有优点的话。

西班牙人最严格的礼仪曾在帕利亚诺公爵宫廷盛行。如果你注意到，每个红衣主教，罗马的每个亲王都有一个类似的宫廷，对于罗马城的文明在１５５９年展示的风貌，你便可以略知一二了。你不要忘记，这是腓力普二世为了玩弄选举阴谋需要两位红衣主教鼎力相助的时期。他给他的每人二十万镑年金作为教俸。罗马那时虽无森严可畏的军队，却是世界之都。而巴黎在１５５９年，只不过是一个相当可爱的野蛮人的城市。

一篇成于１５６６年的古代记叙文的忠实翻译

让－彼埃尔·卡拉法出生于那不勒斯王国一个最显贵的家庭，可是他的行为方式粗暴、鲁莽、蛮横，与放牛的牧羊的一般无二。他穿起了长袍，年纪轻轻就跑到罗马，借助当红衣主教兼那不勒斯大主教的堂兄奥列维·卡拉法的好意照顾，飞黄腾达。先是亚历山大六世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伟人让他当了侍从（相当于我们所称的副官）。以后儒勒二世让他当了基埃蒂的大主教，保罗教皇上台后又封他为红衣主教，最后，１５５５年５月２３日，红衣主教团关起门来，经过多次密谋，争辩，把他推选为新教皇，号称保罗四世。他那时已七十有八。不久，那些把他推上圣彼埃尔宫宝座的人想到这位新主子严酷而野蛮的虔诚便不寒而栗。

这场出乎意料的任命的消息传到那不勒斯和巴勒莫，引起了一场。没过几天，罗马城便涌来了一大帮显赫的卡拉法家族成员。人人都安排了一个位置。但教皇对他兄弟蒙托利约伯爵的三个儿子格外看重。本来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老大堂胡安已经成婚，被册封为帕利亚诺公爵。这块公爵领地是从马克－昂图瓦纳·科洛娜手里夺来的，辖有为数不少的村庄和小城镇。老二堂卡洛斯是马耳他骑士团成员，打过仗。他被册封为红衣主教，兼任波洛尼亚总督和首相。这是个办事果断的人，忠于家族的传统，敢于藐视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腓力普二世，西班牙和印度之王）并向他表示仇恨。至于老三，由于他已结婚，教皇便把他册封为蒙特贝洛侯爵。最后，他准备把他兄弟第二次婚姻生下的女儿嫁给法国王储，法王亨利第二的儿子弗朗索瓦为妻。保罗四世教皇声称准备把那不勒斯王国从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二世手里拿过来，作为侄女的嫁妆。卡拉法家族仇恨这位强大的西班牙君主。但读者将会看到，这位君主利用卡拉法家族的失误，终于将它消灭。

圣彼埃尔宫的宝座是世上最有威权的宝座。在那个时代，它甚至令声名显赫的西班牙君主黯然失色。自从登上这个宝座后，保罗四世作出了各种美德的表率。这种情形，人们在他的大多数继任者那里也见到了。这是个伟大的教皇，是个大圣人。他力图革除教会的流弊，以此来疏远主教大会。尽管在罗马教廷人们普遍要求召开这个会议，可是明智的策略是不予答应。

今天，我们的时代已把那个时代的习俗忘得干干净净。按照那种习俗，圣上把他的领土交给三个侄儿统治，因为对一个君主来说，利益与自己不一致的人是不可信任的。红衣主教是首相，负责执行伯父的意旨。帕利亚诺公爵被任命为神圣教会军队的将军，而蒙特贝洛侯爵则当上了皇宫卫队统领，除了他中意的人，别的人一概不准进宫。很快，这些年轻人就滥用权力，把那些与他们政府对立的家庭的财产据为己有。人民大众不知该依靠谁才能求得公正。他们不仅为自家的财产，还为——这种事在贞洁的卢克莱丝（注：传统的罗马烈妇（？～５０９），因遭暴君之子塞克斯图斯污而自杀。）的祖国说来可怕——他们妻子女儿的贞洁得不到保证担心。帕利亚诺公爵和他两个弟弟抢夺最漂亮的妇女。谁不幸让他们中意谁就要遭抢。人民惊愕地发现，他们连那些血统高贵的人也不放过，更有甚者，隐修院神圣的围墙也不能阻止他们胡作非为。民众大失所望，不知该把怨愤不满向谁投诉，因为三兄弟使所有接近教皇的人都极为恐惧，他们甚至对各国使节都蛮横无礼。

还在伯父升为教皇之前，公爵就娶了维奥朗特·德·卡多纳为妻。她出生于一个祖籍西班牙的家庭，在那不勒斯，属于第一流的显贵。

她是尼罗河区（注：古时那不勒斯的一个居民区，区内住的都是大贵族。）的居民之一。

维奥朗特是个少见的美人，她试图取悦于人时善于使自己具有种种风韵，这些都使她出名。但更使她为人所知的，是她那失去理智的傲气。不过，也得说句公道话，她临死前，在引她忏悔的嘉布遣会修士面前什么也没招认，比这种坚贞不屈更勇敢的表现，恐怕也难以找到了。她把阿里奥斯特老爷的美妙长诗《奥尔朗多》、彼特拉克的大部分十四行诗，还有佩柯罗纳的故事熟记在心，并能无比优雅地背诵出来。不过当她屈尊与圈子里的人谈她的新奇念头时，她还要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