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天空中，似乎悬着一架天平，两侧的玻璃托盘，恰好保持着平衡。他一边读着先生的书，一边会感受着这幅场景……”

文中的“他”，是芥川龙之介本人，而“先生”，是夏目漱石。漱石的作品，前期的嬉笑怒骂，中期的因果生死，后期的则天去私，“平衡”贯穿始终。漱石晚年，在写给芥川的信中说道：“戒骄戒躁，戒无度用脑，人生唯有依靠耐心与毅力。

世间最怕的，便是耐心与毅力这二者。火花虽美，却只留一瞬记忆。”但回顾芥川一生，似乎与漱石的期待恰恰相反。

“风吹走了雨，也吹散了工人的歌谣和他的思绪。他没有点燃卷烟，他感受到了，一种近乎欢愉的苦楚。”

文中的“他”，依然是芥川本人，而令他感到“近乎欢愉的苦楚”的消息，是夏目漱石的死讯。漱石对芥川说过，芥川的文章“稳重严肃”，风格“幽默俊雅”，取材“新颖夺目”，如果继续写与《鼻子》相同水准的作品，一定可以成为文坛上无与伦比的作家。芥川因为夏目的赏识而备受瞩目，他对夏目的景仰之情也无需置疑。但夏目去世之后，芥川的文章开始缺少平衡，风格逐渐阴暗，代表作中再也没有取他人故事、藏自家胸怀的独到之处了。

有人惋惜芥川只是瞬间的花火，有人认为早期的几部作品，才算芥川的代表作。

然而，没有人可以否认，芥川的死，也只有芥川龙之介的死，才可以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日本近代文学的终结。

如果芥川继续写《罗生门》，继续写《鼻子》，继续写《芋粥》，相信他不会有这样的历史地位。

我国译学，可以说始于佛经。

东汉及三国时期，大多采用直译，他们严格遵循原文句法，采取字对字的翻译。对于那时的译者来说，佛经至高无上，玄妙精深，绝不容有任何更改。

魏晋南北朝时期，鸠摩罗什已经开始“得意忘形”，润饰译文，减少句法倒置，甚至对篇幅有所增减，这无疑是一种意译。

隋唐及北宋时期，译者重视原文风格，开始制定使用音译的规范，尤以玄奘为译者重镇。

从直译，到意译，再到制定翻译标准。原作逐渐失去光环，译者逐渐强调自我。

从石凿，到木刻，再到泥塑、纸画，直到遍地男神女神。

人对神，从仰视到平视，最后俯视。

从鲁迅，到夏丐尊，再到一介无名教书匠。

我对于先人，只有仰视，但我不想，在历史中苟活。

宋　刚

2017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