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城市

学习目标

·了解城市生活的独特之处

·概述一些描绘城市生活特性的理论和历史

·通过考察一个具体案例提炼上述内容，其中邻近性似乎是

一个明确的条件

引言

在这一章里，我将探问城市生活的独特之处。我所关心的是定性而非定量的问题，我会很快地跳过诸如城市规模、人口密度这些数据问题。密度让我产生了邻近性的想法，邻近性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一大群人能够居住在同一场所的条件，对于这一点，我是根据爱德华·索亚的描述，结合苏美尔最早的城市之一加泰土丘的考古证据来阐述的。索亚认为，加泰土丘这个城市是早于其周边村庄建立起来的一种主要定居形式。我注意到，早期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和费迪南德·滕尼斯的著作，还有格奥尔格·西美尔关于都市生活的看法，都涉及了城市与乡村社会交往模式的区别；我将欧内斯特·伯吉斯和路易斯·沃思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芝加哥的著作与女性主义作家如伊丽莎白·威尔逊

(1991)的著作进行比较。最后，我参考亨利·列斐伏尔的著作，追问城市空气是自由的这一想法是否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在案例研究中，我援引伊恩·辛克莱关于伦敦有轨电车的故事(2003)、詹妮弗·罗宾逊有关普通城市的例子(2006)和一张哈桑·法赛在埃及新巴里斯(New Bariz)的实验定居点的照片(1967年建造，2005年拍摄).

概念

城市特征

城市是面积大、人口密的人类居住区，通常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从民族国家而来的政府自治权。它们一直是贸易与运输中心、防御前哨、制造业与文化生产中心。19世纪，伦敦、巴黎、马德里和柏林等城市都是政治权力的中心，它们反映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德里、阿尔及尔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还是殖民权力和竞争的中心——商业扩张的中心。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华盛顿和堪培拉国家资本的建立使政治权力的功能从商业中分离出来。19世纪和20世纪，当艺术家、作家、作曲家，包括评论家和赞助人在内，被时代氛围所吸引时，巴黎、柏林、慕尼黑、维也纳、巴塞罗那和圣彼得堡等大都市就涌现出了艺术、音乐和文学领域的新运动。还有大学城和教堂城，以及作为河流主要交汇点或港口而兴起的城市；古代城市，如特洛伊和克诺索斯因其考古遗迹而闻名于世；在西方帝国主义主流分类之外的城市，如杰内，或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都是贸易和权力中心。困难在于，当采用一系列变量时，我只是给出了一个累积性的定义，然而，回到中世纪时期的法律和行政管理，或特许权的授予，并不能更好地说明究竟是什么使一个城市看起来像今天的城市。我想问的是，可以获得的体验的多维度是否——城市作为事件，或世界性的街头生活——吸引人们到城市中居住。如今，农业的衰退、农村的贫瘠和工作的前景驱使人们以不那么高尚的方式，流向如拉各斯、墨西哥城和圣保罗这样的城市，就像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人口流向伦敦、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一样。虽然继续生活在纽约这样的城市成本很高，但是，我想人们仍然乐意如此。大城市是人群中的匿名性场所——一种自由。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一个城市?按照惯例，乡村人口数以百计，城镇人口数以千计，城市人口数以万计，大都市人口则数以百万计(Angotti,1993:6)。如今，特大城市的人口超过了两千万(Soja,2000:236)。托马斯·安戈蒂指出，一个密集的农业地区可以有与一个小城市相当的人口(Angotti,1993:6);约尔·加罗(1991)使用边缘城市这一术语指那些在空间上扩展的居住地，它拥有众多人口，却没有类似于传统城市意义上的中心。随9着规划越来越多地着眼于城市区域，人们对城市的看法也有所不同，城市的规模并不能说明究竟是什么使城市生活具有吸引力。密度因素并不那么模棱两可。欧洲城市的一个公认形象是众多街道纵横交错，人们密集地居住在那里，这是一种被浪漫化了的观念，它忽视了社会区分和街道层次。与郊区相比，城市一词仍然具有引起共鸣的力量(尤其是在市中心地产开发商的营销材料中)。也许，城市的概念与抵御原始自然或侵略军的居住地的概念相联系，即城市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者，它激发人们联想的力量，可能来自某个带有塔楼的中世纪城市的浪漫化图像，或者来自一个山巅之城的宗教形象。城市(city)和都市(urban)这两个词都来源于拉丁语：城市源于公民(civis)、都市源于城市(urbs)。一个表示一种居住行为，另一个则表示一个场所。在法语中，cité的意思是一个有围墙的场所，而bourg则指一个没有围墙但受保护的土地区域，二者都与公社(commune)相分离。公社是一个边缘性的穷人居住区(Sennett,1995:189-190),它的人口密度至少与一个cité相当，但是缺少cité的特权和神秘性。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城市是产生影响历史的事件的地方。在特权阶层看来，城市作为摆脱了土地束缚的场所，或作为商业扩张和理性发展的场所，反映并允许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其政府自治的地位。对穷人而言，城市可能是一个压迫的场所，就像之前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情况一样。

对于早期现代的城市观念、跨越公国界限的房产交易、摆脱封建主义束缚来说，自由是重要的。我们不难发现，在18世纪的欧洲，一种新的商业生活和理性哲学是如何在诸如网格规划(我会在第九章中进行更充分的讨论)等新的城市形态中被清晰地表达出来的。城市受制于传统上授予特许权、收取通行费和商品关税的统治者，并依赖于一批有文化的官员来行使权力，以及依赖于艺术家和作曲家来建立其宫廷形象。到18世纪，统治者有能力和技术资源来规划城市，然后按照规划建设城市。中世纪汉萨同盟各个城市的城门上方的题词——城市的空气让人更自由(Sennett,1995:155;Soja,2000:248)——在资产阶级中仍然流行。里斯本的拜沙区，即1755年之后重建的商业中心，用黑白相间的大理石设计的人行道和拱廊表达了这种以商业为基础的自由，挑战了宗教和基于土地的精英力量。正如肯尼思·马克斯韦尔所写的，新城市是一种社会进步：

蓬巴尔不仅关注中心广场和主要街道，还设计与建造了更简朴的房子，在欧洲城市中建立了最早的工业开发区之一。在大型水渠的终端，蓬巴尔开发了有丝绸厂、陶瓷厂、10纺织厂的工业郊区。

(Maxwell,2002:37)

巴塞罗那向城墙外的延伸是另一个这样的例子，我将在第四章讨论。

都市交往

商业需要个人之间的自由契约。在早期社会学中，人们在城市中形成的各种联合被认为是自愿的，与乡村生活中的限制性模式截然不同。对滕尼斯而言，当人们与家族和土地的纽带被移居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所取代时(T?ennies,1895;1940;1955),向城市的迁移就结束了乡村社会的义务。涂尔干[1947(1893)]认为，劳动分工是都市交往的关键，它依赖于能够确保不同地位的个人之间的契约安全性的一种道德共识。这可以比作理查德·桑内特描述的18世纪巴黎和伦敦的咖啡屋[1992(1974):80-87;Rendell,2002],那儿有一种特殊的弥合阶级差异的新闻讲述方式，因此信息被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起来。在评价涂尔干的《社会劳动分工论》时，彼得·马里斯指出，虽然涂尔干的“社会描述现在看来显得陈旧而过时”,但是，涂尔干所坚持的道德共识却是“所有社会民主运动的核心：认为经济关系……必须遵循公正和人道的原则”(Marris,1998:15)。滕尼斯和涂尔干的作品值得反复品读。不过，我认为，他们把城市和乡村区分开来反映了一种时间而非空间的轨迹——一种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是对现代社会不同体验之间的比较。乡村往往是城市居民食物和娱乐的来源，这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的历史性转变，即城市比乡村提供了更先进的社会发展。这种进步轨迹反映了19世纪末城市规划的一种乌托邦主义，它遵循一种明显的性别化——城市是先进的、男性的，乡村是退步的、女性的——从而变成了一种父权制的城市主义。

乌托邦主义是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正如下面的例子以不同的方式所表明的那样。埃比尼泽·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是乡村健康和城市机遇的综合(Hall and Ward,1998),并且仍然是文化活动的中心。它的慈善模式是伯恩威尔和日光港的工人阶级住房样板村模式，并且很难完全地转化为都市概念。相比之下，卡米洛·西特对慕尼黑的规划是建立新的城区，使城市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区域性整体，因此，城市变成了一个现在可以称为都市村庄的网络(Meller,2001:43-44)。在伊德丰斯·塞尔达扩建巴塞罗那的规划中(Soria y Puig,1999),所有阶层都有像样的住房、交通和绿地，街道的一半空间是行人区。在今天看来，这也是相当进步的。20世纪50年代，这种乌托邦主义转变成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的事业，它的一些成员致力于为城市工业社会设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Curtis,2000)。支撑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事业的是城市是最先进的居住形式的理念，在循环定义中，最现代的就是最都市化的，也是由科技驱动的。这给了专业知识以特权，就像战后时期北美所采用的理性综合规划模式一样(Sandercock,1998:87-91)。但城市也同样是新的工人联盟产生的地方。第一个工会成立于农业革命时期而不是工业革命时期，但是，20世纪的工会力量反映了城市工业场所的组织范围。群众政治运动的增长同样依赖于大量人口的存在。假如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始于工厂(Smith,2002:29-30),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城市是唯一可以缔造新社会的地方。查尔斯·傅立叶提出，通过空想社会村庄(phalansteries)——同样规模、同等距离的社区——重建法国社会，即工匠和知识分子共同创造一个以工作力比多化(libidinisation)为基础的社会(Beecher and Bienvenu,1983)。今天，包括获取全球通信技术在内的乡村生活条件，模糊了乡村休憩寓所与城市中心阁楼的差别。法哈·甘纳姆指出，为了寻求稳定，来自埃及农村的移民定居开罗后，仍然保留了先前的社会纽带和文化(Ghannam,1997),但是，在富裕世界里，稳定的乡村生活和断裂的都市生活这一图景是不切实际的。基于场所的社区概念在全球移民时期是有问题的(Albrow,1997;Fennel,1997;Albrow,1996:155-159),帕尔认为，作为社区场所的村庄比现实“更加接近于中产阶级的村庄形象”(Pahl,1975:41)。这似乎并没有抑制那些热衷于推广都市村庄概念的开发商们，他们通常在后工业城市中把它作为一个以场所为基础的社区。

城市发展的修辞学把都市村庄赞美为描绘封闭式公寓楼的一种方式，拓展了开始于17世纪的一种改良逻辑，这在19世纪变得尤为明显。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者把公共卫生供给看作新道德主义的组成部分，就像现代规划者认为体面的公共住房供给是为了稳定而设计的社会重构。詹姆斯·唐纳德引用了福柯(1988:67)的观点并认为，现代国家运用两种理性来维护它的权力：一12是国家理性或治理理性；二是监控理性，用于区分和识别群众。唐纳德写道：“群众成为监控和福利的目标。”(Donald,1999:32)就像唐纳德提到的统计工作一样，我把17世纪欧洲有所扩展的地图绘制(Pickles,2004)看作监控技术的一个例子。唐纳德引用保罗·拉比诺(1989)的观点继续说，“这种统计的调查网格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概念，并呈现了城市的物理结构。”(Donald,1999:32)这些参考资料构成了芝加哥城市主义的背景，这个问题会在下文讨论。格奥尔格·西美尔在著作中反对把城市视为一个不断强化控制的区域，这也影响了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

城市刺激

在西美尔看来，城市是一个过度刺激和匿名性的场所。大都市柏林成为一种精神状态。戴维·弗里斯比把西美尔的著作与滕尼斯关于社会进化是自发解体(désagrégation spontanée)的观点联系起来：“社会理论家面临着明确和把握稍纵即逝的事物的独特问题”(Frisby,1985:46)。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一文中，西美尔描写了感知的强化，即“在一瞥之中捕捉到的鲜明差异”(Simmel,1997:175):

很显然，在这种联系中，都市精神生活的复杂特征变得可以理解——与更深刻地依赖感觉和情感关系的小镇生活相比，后者更多地植根于精神的无意识层面，更容易生长于稳定的不间断的居住节奏中。(Simmel,1997:175)

这种看法重申了滕尼斯对乡村与城市的划分；但是，西美尔构建了一种与乡村精神共存的大都市精神，更具有智性生命的抽象性。他把这种精神与货币经济联系起来，当人们摆脱了亲密关系时就会表现为个人主义。他把金钱的投入与都市体验的平淡无奇结合在一起，感官(神经，像他说的那样)的过度刺激导致人们“不能用适当的能量对新的感觉做出反应”——一种厌倦(blasé)的态度——一种“苍白与冷漠”,它“掏空了事物的内核、它们的个性、它们的具体价值以及它们的不可比性”(Simmel,1997:

178)。与在小群体里相比，个人受到更少的保护，西美尔认为，当人群把人从传统身份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个人在一切社会和知识关系中的充分自由的活动”(Simmel,1997:184)就是大都市生活的一个关键维度。这种活动可能与如下不相容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即艾利斯·马瑞恩·扬对群体差异的肯定(1990)、路易斯·沃思的城市是竞争丛林的观点、波德莱尔作品中的“闲逛者”观念(见第三章)。西美尔接着说，大都市的情况产生了一种缄默13态度：“我们甚至常常不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们的邻居是谁”——虽然“这种缄默……给予了个体在其他任何条件下都不可比拟的充分的个人自由”(Simmel,1997:179-180)。这就重构了一种形成关系密切的小群体的趋势，这种取代了家庭的新关系依赖于社会参与，像涂尔干一样，西美尔认为这种新的关系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

城市转型

城市作为自由场所的观念是有问题的，并且被性别化了，但是，它暗示当自由的潜流威胁到监管机构时，城市为什么被认为是充满活力的。沃思看到一个城市给它自身的策略留下了不连贯性：

一般来说，城市，尤其美国的城市，是由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具有高度差异的生活方式构成的，在那里往往只有最微弱的交流、最极端的冷漠和最广泛的宽容，有时也会有激烈的冲突，而且常常形成最鲜明的对比。(Wirth,2003:102)

他通过指出城市“亲属纽带的弱化和家庭社会意义的下降”来回应早期的社会学理论，并且认为城市居民被“逃离苦差事”的景观所吸引(Wirth,2003:103)。因此，他写道：

由于把一种事实上无能的舞台简化为个体，都市人必须与具有相似兴趣的他人共同加入有组织的群体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导致自愿组织的急剧增加，有多少人类需求与兴趣，就有多少目的……在原始社会和乡村社会里，一般来说，根据少量的已知因素预测谁属于什么,谁会与谁交往是可能的……而在城市里，我们只能猜测群体形态和归属的一般模式，而且这种模式会呈现出许多不一致性和矛盾。(Wirth,2003:103)

沃思认为，群体形态在一个城市中是重要的，但是，他以一15种否定的方式认为无法提供一个整体的未来前景。在我看来，沃思的著作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的反乌托邦主义(Davis,1990;Smith,1996),他参考了“精神崩溃、自杀、犯罪、不法行为、腐败和混乱”(Wirth,2003:104)——当一切都陷入混乱时，这些现象就强化了专家作为城市未来仲裁者的理由。米歇尔·彼得·史密斯概括了沃思的观点，他说，事实上，“自治政府沦为一切由于竞争压力集团的不稳定平衡而产生的东西”(Smith,1980:20)。沃思抽象地写道，个人“脱离了整合社会的有组织的机构”,就构成了“流动的群众，从而使城市社区的集体行为变得难以预测”(Wirth,2003:101)。他的城市类型——易变的、自私自利的都市人不关心他人的需求——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推断，史密斯引用沃思的观点说，利益集团之间产生了冲突：“相互之间更好的认识往往就是彼此之间更强烈的憎恨”[Wirth,1964(1948):329,in Smith,1980:5]。

案例研究1.1

摘自伊恩·辛克莱《伦敦轨道》

西大街沿途的建筑物并不想待在那儿；它们宁愿在卫星城里，或者在拉斯维加斯。凤凰城、亚利桑那州，都有斯肯索普的气候。它们想更接近希思罗的混合语。地中海的绿色玻璃。低层房子带着某种慵懒的优雅。《超级戛纳》的功能主义夹杂着五十年代的洞穴。一家河边老酒馆的传统牌匾“天鹅&.酒瓶”已经被它们的企业经营者“厨师&酿酒师”驱逐到了一根木杆子的顶头。它傲慢地盯着那座华而不实的鞋盒子一般的建筑物：X(文档施乐公司，XEROX)。施乐大厦被设计得像办公机器一样，一台碎纸机或打印机。窗户是一片神秘的蓝绿色。像氯。西大街施乐公司的旁边有一个游泳池。因为重力的神奇作用，水不会从池中流出来。也就是这个概念：智能水。X就是这个地方的标志。阿克斯布里奇(Uxbridge)来自X建筑群。就像撤销了打印稿的纹路。田野里布满了铁丝网。

评论

辛克莱行走在有轨电车M25的大致路线上，他从这里看到的伦敦与大家对这个城市的普遍看法没有什么关系。一切都格格不入，也许别的地方更好，这里支离破碎或残破不堪，从来就不醒目显眼。他玩起了文字游戏：“施乐大厦就是自己复制自己”,并且在“如流水般的绿色玻璃”(Sinclair,2003:219)的漂流中看到了这条河流的隐喻。大地景观是过渡性的，是通往一个机场和许多工厂的路区，并运用交通把这些地方连接起来。这种景观往往是游客对一个城市的最初体验，却忽略了如果没有商业地产的开发，这里的土地价格就会低于市中心。但是，这些荒地上有了房子，因而也就有了邻居。这片没人的土地有人居住了：“那些被束缚在玻璃蜂房里的工蜂和雄蜂们，沿着斯劳路，拖着沉重的脚步朝着阿克斯布里奇的标志走去”(Sinclair,2003:219)。这是都市线的尽头，却不是一个都市场所，几乎没有西美尔所说的过度刺激。辛克莱补充说：“女人们把第二个包挎在她们的肩上，用来装私人物品”(Sinclair,2003:219)。辛克莱的叙述中，既没有多少关于从家庭或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城市功能线索，也没有比乡村生活更优越的线索；并且与同等的农业工人群体相比，在男性和女性工作群体之间几乎没有更多的隐私。想象力只会变成飞往菲尼克斯或拉斯维加斯的幻想，这反映或解释了一种世俗的沉闷和对其他事物的需求感。或许，它可能终究是平凡的。关于运河，他评论说：“船民们总是埋着头，只想着自己的事情——这常常是为了生存(新的颠覆)。”(Sinclair,2003:221)对于玻璃钢筋的建筑景观来说，这或许构成了一个相反的维度。或者，对于公司和交通建筑的非场所性而言，它们复制了全球性的视觉编码。我人生的头十一年都住在通往希思罗机场的航线下的一个有露台的房子里，它靠近辛克莱在摘录中所写到的西大街。我讨厌我家1961年搬去那个更体面的郊区，我不得不逃离那个地方去寻找城市。作为一名学生，当我可以决定住在哪里的时候，我在伦敦市中心附近找了一个房间；在学术生涯的第一阶段，我住在梅达韦尔一个几乎没有房子的公寓区，那里只有一些糕饼店和一群20世纪30年代从中欧移居过来的人，这使那里变得好像既不是英语区也不是郊区。小时候我经常在机场附近的荒地里玩儿，到围栏边看飞机起飞，这是我非常愉快的记忆。经常和我一起在建筑工地的土堆中挖玩具车隧道的，是这条街上和我家隔着两个门的小男孩，他现在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批判理论。可是，我从没有找到过城市，最近我搬到了托特尼斯——一个德文郡的小镇，它坐落在绿树成荫的山丘上，下面是一条蜿蜒流淌的河，阳光照耀在河面上，波光粼粼。

我反对沃思把竞争归结为一种生物学的事实，而且我反对规划。欧内斯特·伯吉斯还用生物学的比喻来描绘向内迁移浪潮之后过渡区域的演变，这“类似于体内新陈代谢的合成和分解过程”(Burgess,2003:160)。他的同心圆图式看起来像一个生物学模型，这是规范性的而非描述性的。迈克·萨维奇和艾伦·沃德说，作者们提及这个问题只是“为了证明他们感兴趣的主题并不能轻易地适合它的维度”(Savage and Warde,1993:16),但是， 16它的重复使中心商务区的模型正常化了。

在F.思拉舍的《黑帮》(The Gang,1927)以及对其他城市类型中的流浪汉和舞女的研究中，芝加哥社会学也具有民族志的一面。这些研究更多的是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伯吉斯的图式，提供的不只是城市环境的还原图像。在萨维奇和沃德看来，运用参与式观察的田野工作方式的思拉舍是现代都市人类学的先驱。20世纪30年代，本·海默尔参照英国的经验，把民意调查写得“平凡而富有诗意”。例如，他通过对博尔顿公房的饮酒情况和人们对人造黄油的看法的直接观察，收集了上千份关于普通生活的报告(Highmore,2002:75)。但是，无论是说明性的图表，还是个人饮酒习惯的细节，都不能让我了解生活在城市的独特之处。这可能会让人把注意力首先转移到问题的不足之处——想要一个一般化的答案，却同时拒绝可能提供给它的一般化概念。然而，多重体验中可能存在共性，也许那就是一种自由的观念。

桑内特指出，一个典范的城市是“人们可以自由行动和呼吸的地方……是流动着动脉和静脉的地方”(Sennett,1995:256),这出自安德烈·艾利考特1792年所描绘的皮埃尔·查尔斯·L.朗方1791年为华盛顿特区所做的规划(Sennett,1995:266)。在这个多中心的城市里，权力中心和社会生活中心共存，购物中心被设计成具有肺的功能，是一个社会融合的地方，连接了居住着不同人群的城市各部分(Sennett,1995:270)。由此，一个公共领域可能与公共空间相一致，社会通过对话决定前者的价值和组织，后者作为社会融合的场所可能就是城市所特有的，它需要只有城市才能提供的批判性群众，取决于不同阶级、种族、性别的人的融合程度。在华盛顿情况并非如此，它的部分居民是奴隶和其他被剥夺了权利的人，因为他们是女性或穷人，这和古典时期的雅典极为相似。也许把一个城市作为民主交流的场所的想法更多地取决于启蒙运动的城市神话化，即城市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兴起，而不是社会研究中可能揭示的城市生活现状。

观点

从对芝加哥都市主义和桑内特等人的最新论著(1990;1995)的批评性解读中，我可以暂且认为，城市是复杂的环境，社会形态一再变化，权力和财产被争夺，不可见的社会交往结构的踪迹掩盖着可见的环境，这种环境本身由于过去几代人的影响而承载17 着一个城市的多重概念踪迹。这就给了我变动性的看法，并使我认识到城市是被生产的而不是被简单设计出来的——尽管一个城市的象征性观念仍然对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例如，今天有这样一种趋势，即城市设计师都把新的公共空间当作发展方案的体面性标志。不同阶级、性别和种族背景的人，对一个城市的观念及其与可能的神话自由之间的关系做出不同的理解，都有其历史的理由，这并不奇怪。

彼得·马尔库塞表明，城市是由商业、权力、工业和住宅的重叠区域构成的，其中的每种区域都是不同的，这些区域产生了一种“多维度的聚集，彼此之间既有相关性和一致性，又有相互独立性”(Marcuse,2002:102)。把对城市形态的关注转向居住行为的城市文化分析，这是日常实际或多或少忽视了的极为重要的设计。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认为，统一的设计空间经常被城市空间使用中一个不断重构的意义和联想维度所打断——即使受到它的影响，生活空间也不会被统一的设计空间所连接。后面我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现在特别要说的是公共空间、公共纪念碑和宏伟建筑的可见城市的性别化。在这里，文化规范的力量明显地体现在视觉对触觉或听觉的优先性上，并且显示了某种社会、政治态度和假设的优先权。

玛莎·麦斯基蒙(1997)认为，现代性城市在视觉上往往很壮观，多丽·马西(1994)提出，视觉性是感知城市的一种方式，它赋予男性一种权威。马西写道，“这种视觉的特权通过剥夺其他感官形式而使我们变得贫瘠”,并且“给予视觉特权的理由显然就是它所谓的超然”(Massey,1994:232)——它始终出自一个特定的观点。马西引用了葛蕾塞达·波洛克的观点，认为(1988)当需要一个基于新分类学的新艺术史时，把女性艺术添加到男性艺术史中是不充分的，马西说，现代主义反映了一种把女性身体客观化的男性性征。传统城市规划可以被评价为一种鸟瞰的或上帝的城市视角，是视觉文化如何把仔细调查中有争议的方法中立化的一个例子。麦斯基蒙认为，现代艺术家描绘了一个城市的缝隙，如夜间街道、酒吧、咖啡馆或妓院这些犯罪多发场所，而不是城市的巨大空间。她写道：“所有这些空间都体现了社会阶层，或者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两性之间的危险聚会。”(Meskimmon,1997:9)可以补充的是，现代主义艺术家和艺术运动拒绝传统的单一视角透视，而支持用多个参照点关注现实，就像在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中所表现的那样(尽管这些运动仍然是男性主导的)。

案例研究1.2

摘自詹妮弗·罗宾逊《普通城市》

我并不把一些城市看得比其他城市更加先进或更有活力，或者认为一些城市展现了其他城市的未来，或者通过等级类别把城市分为等量的城市群，而是认为应把所有城市看作普通的、相同分析领域的一部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要看到城市的不同方面，而不是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分析中所强调的那些方面。

首先，可以把普通城市理解为更大过程的独特聚集——在某种分类中，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当然，城市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我主张最好把它们看作杂乱地分布在城市之间，而不是根据给定的范畴整齐划一地分派……

其次，……普通城市存在于一个相互作用和流动的世界里。它代替了聚焦小范围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的方法……普通城市汇集了大量不同空间范围的网络和循环，聚集了许多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

(Robinson,2006:108-109)

经济的驱动力……给那些急于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的政治家和官员以极大的鼓励。然而，假如不关注更为广泛的城市语境的话，普通城市的多样性就很难实现这一目标。最贫穷居民的需要在选举层面上是重要的，国家城市立法授权给了发展型的地方政府，并且对基本需要的分配给予高度关注。因此，约翰内斯堡的战略前景必须采取一个更加微妙的视角……经济被描绘成具有潜在的优先性……但是，对经济发展的任何政治支持，都必须……包括对基本服务供给的关注。

(Robinson,2006:138)

评论

詹妮弗·罗宾逊把全球城市(Sassen,1991)和世界城市(Oldsand Yeung,2004;Gilbert,1998;Douglass,1998)以外的城市纳入主流讨论中。卢萨卡、吉隆坡和约翰内斯堡是前殖民地城市，这个类别包括所有城市，而没有考虑到其他类别的分布。她认为，赋予经济机制优先性的观点，没有看到决定经济目标如何实现的因素；一个城市的未来是在社会和政治因素、全球通信网络、经济力量和政策的复杂作用中产生的，正如约翰内斯堡(她详细讨论过)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罗宾逊挑战了一种只书写那些被认为有优势的城市的倾向——无论是巴塞罗那文化重塑的成功，还是洛杉矶的反乌托邦状况——并且把它当作其他城市未来发展所依赖的模式。在对2030年约翰内斯堡的展望中，罗宾逊读出了一种“强烈的有关可能的城市未来的世界性想象”(Rob-inson,2006:148)。这种世界性想象利用了全球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如城市的高楼大厦、种族隔离时代希尔布洛塔的象征性结构， 引入了对国际贸易和旅游版图上的某个地方的全球性竞争，并且坚持要求城市成为一个现代性全球文化想象的场所(2006:147);这也是把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城市重新呈现为非洲和世界的中心的一种策略。罗宾逊引用约翰内斯堡一个政治家的话说，对于2030年的未来前景来说，这些模式包括巴西的阿雷格里刚、英国的伯明翰和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案例。罗宾逊认为，这一前景依赖于多样化的历史，而这种历史是以为城市人口提供基本服务的需要为中介的，并重新引导人们关注当地实情。与忽略这些需要的城市相比，这种需要没有使约翰内斯堡成为一个普通城市，而使它变成一个城市发展的特例，而其他案例都以同样普通的方式代表了在世界观与一系列条件之间商定一个坐标轴的方式。

规划和放松管制之间也有一个坐标轴。公共事业的私有化已经出现在新南非的一些城市里，尽管一些地方的居民拒绝向私有供水公司缴费。罗宾逊没有提到这一点，但她的书提醒我，这些问题在任何一个城市里都不是特有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由当地和全球情况具体决定的。普通城市的观点有助于坚持把多样性作为城市生活唯一具有普遍性的条件，因而是想象城市未来的唯一基础。我喜欢罗宾逊对芝加哥学派此地/此时和彼地/彼时的二元概括的评论：“这些幻想增强了城市规划者的兴奋感，他们喜欢把这看作自己的奇特经验……对于后殖民时代的城市研究来说，这是一种最不恰当的基础。”(2006:7-8)

在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中，关于城市的讨论从一致性转向了对差异性的认识。城市喜欢一种被威尔逊视为城市生命力的异质性，他写道：桑内特在《混乱的价值》(1970)一书中的说法是对的，“假如所有的冲突都消除了，那么城市生活中令人兴奋的东西便无法维持……与小社区的生活相比，大城市的生活有可能提供更大的自由和多样性”,他还说，“对于女性来说这尤为重要”(Wilson,1991:156)。在威尔逊看来，规划制度不利于城市里女性的自由，因为，在男性规划师眼里，女性意味着一种理性的城市规划不会认可的非理性：“(女性)似乎代表着混乱……文明则意味着对一切人类欲望和渴望的任性的自发性的独裁控制。”(Wilson,1991:157)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利奥妮·桑德克叙述了从20世纪60年代的倡导性规划到90年代的激进规划几种模式，把规划师和居民带入一种对话关系中(Sandercock,1998:

107-125)。在《快乐的追求》(2002)中，简·伦德尔把城市空间解读为性别化的场所，尽管如此，她还是承认女性具有新的自由，伦戴尔认为：“消费在女性生活中很重要……消费者的作用可以看作一种授权的作用，一个公共领域中自我认同和快乐的源泉。”(Rendell,2002:17,citing Dowling,1993;Wilson,1992)那么,除了沃思所说的那些残酷竞争的城市外，是否还存在着一种赋权的城市呢?对于基恩·塔巴克希而言，城市“与其说是一片领土或一个地方，还不如说是基于尊重混合身份空间伦理学的一种希望、一种可能”(Tajbakhsh,2001:183)。多样性的观念可能使城市的概念变得多余，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局部分析或者作为一种普遍特征的差异性讨论，而这种普遍性不可能被还原为一系列的视觉或触觉性质。

或许，我可以看看法国经济学家兼作家珍妮·海沃德所说的感悟(enception):“当思考过程发生时，思考者就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Waelti-Walters,1996:130 ——见第八章),它让我能够把城市看作一种不断适应和开放网络中的实体，对于实体本身是什么产生一种始终未完成的想法。我引用诗人奥德丽·洛德1979年在纽约的第二次性别会议上的评论来结束这个部分：

因为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掉主人的房子，它们会让我们在他自己的游戏中暂时打败他，但永远不会让我们做出真正的改变。(Lorde,2000:54)

定义是那些工具中的一种，线性历史则是另外一种。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微观层面上的研究才是有用的，而是城市的元概念承载着公认的假设和特权，这些假设和特权阻碍人们理解什么是城市，以及城市生活可能变成什么样。

轨迹

从类人猿到登上月球

一个源自中世纪或古老先例的、作为保护其居民免遭原始自然和外敌侵害的城市形象，是富有吸引力的，可是，这非常容易使人把城市想象成一个堡垒。我想知道，在城市是人类居住历史顶点的观念中，是不是存在更少的欺骗。如果大多数轨迹都给予最后阶段以特权的话，那么困难就是轨迹的模型。在人类居住的进步轨迹中，城市是高级的阶段而乡村是低级的阶段。同样的模型也被运用于早期的民族志表现中，在那里，被殖民民族的工艺品被去语境化地展示在玻璃柜中，而旁边是欧洲早期社会的工具(Coombes1991;1994a;1994b)。这种情况取决于文化、技术和社会进程的综合作用，进化并不像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适应没有设计的环境，而是强者生存，或者是本质上的人类本性的现实化。

一个主要城市?

加泰土丘的案例反驳了这一轨迹，这也是爱德华·索亚认为它重要的原因。至少在8000年以前用木头和泥砖建成的苏美尔加泰土丘，也就是今天的安纳托利亚，居住着大约10000人——这在当时是很大的。索亚引用戈登·柴尔德的地理历史演化理论开始他的叙述：

“地理历史”和“城市空间”术语的使用直接体现了对一种批判性空间视角的优先考虑。例如，地理历史强调了非先验的地理和历史的不可分割性，它们是必然的，而且往往成问题地相互交织在一起。

(Soja,2000:7)

索亚借鉴了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和德伊安·霍德的论著,前者在20世纪60年代挖掘过加泰土丘，后者在20世纪90年代继续从事挖掘工作。他引用了C.K.梅塞尔(1993a)《文明的出现：从狩猎和采集到农业、城市和近东国家》中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轨迹是从狩猎采集者到农民再到城市居民，在这个过程中，城邦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变。索亚在梅塞尔的论著中看到了一种丰富的地理想象，以及对邻近性动态潜能的关注。索亚的集居主义(synekism)借鉴了梅塞尔的村镇联合(synoecism):集居主义直接从村镇联合而来，实际上，这种情况起因于共同居住在一所房子(oikos)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用它来描述雅典城邦(polis or city-state)的形成。(Soja,2000:12)

索亚将集居主义定义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一种基本的和持续的力量”(Soja,2000:26),但是，他反对梅塞尔的历史分期。集居主义是城市居住而不是时间意义上的一个基本特征；他说，梅塞尔“假设了一条路径，其中小农业村庄的规模不断扩大，直到集居主义的极限被超越，真正的城市和城邦就在非常特定的地点被‘晶体化’了”(Soja,2000:25)。索亚注意到，梅塞尔把表达了一种霸权主义和依赖性意识形态的苏美尔城邦，与维持神圣后裔神话的母系首领和父系村庄区别开来：

在这些差别中，城市相对于乡村的作用显著地凸显出来。继马克思之后，梅塞尔认为，在亚洲或乡村国家的模式中，城市是“例外的”和“相当没有生产力的”,皇家“岛屿处在一片农民村庄的海洋里”。只有在苏美尔城邦，成熟的城市社会和日益分层的阶层式生产关系才占据了主导地位。(Soja,2000:25)

索亚接着引用了梅塞尔的一段话，简明地阐述城邦的城市特征：

我用城市这个词所指的是数量众多且呈核状分布的人口，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表达了村镇联合本身的原则……它最新的表达是政府的晶体化。反过来，政府通过基于书写的管理，连同体现意识形态、经济、武装力量专业化的宏伟建筑把自身表现为国家。因此，城市的第一种形态，或就国家这个问题而言，采用城邦这种形式并非偶然。(Maisels,1993b:155,in Soja,2000:25)

城市是创新和邻近性的场所，但对于索亚来说，它不是从以前的形式演化而来的。他建议“把城市放在首位，即把城市的起源推到农业革命之前的时代”(Soja,2000:26)。这不是以农业和乡村发展为城市的先决条件的案例，而是说城市是从乡村演变而来的主要居住地，那时，周围的耕种和放牧带向外迁移得太远，需要一晚上或更长时间的停留。我们可以把城市重新概念化为一大群具有相近性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这“颠倒了通常的因果关系”。

在对加泰土丘的那些发现中，有一幅没有街道的、建筑结构密集的城市壁画(Soja,2000:fig.1.6)。人们通过屋顶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搭着梯子上楼(Mellaart,1967:figs 59,60)。索亚说它就像普韦洛克村庄。我认为它接近于摩洛哥达德斯峡谷里德拉谷(ksours)的土砖村(Dethier,1982:18-19;Goldfinger,

1993:122-149)。加泰土丘居民喜欢各种各样的食物，仓库里保存剩余的谷物，并且有证据表明他们进行范围很广的工艺贸易——烘焙、编织、制篮、雕刻、工具制作、镜子制作、铜像制作和绘画，这是梅拉特给出的一份详细清单(1967:99,in Soja,2000:39)。这里可能一直都存在性别平等。梅拉特写道：“在一个生殖崇拜的农业社会里，妇女显然是很重要的，在那里女神就是主要的神祇。”(Mellaart,1967:225)霍德(Soja,2000:48,n25)对女神崇拜持怀疑的态度，而2004年发现的一个女性小雕像可能会支持这一看法。这相当于一个“城市的新石器时代”,它是“到目前为止不同阶段的一种不可能的并置”(Soja,2000:42)。

加泰土丘的第一批居民是狩猎采集者，他们的木房子在现在的木材结构建筑中得到体现。壁画的背景是哈桑达格火山，它是黑曜石的来源。索亚写道，因此，自然被纳入城市的领土文化和象征地带，“作为地方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标志着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的‘第二自然’的社会生产的开始”(Soja,2000:42)。索亚的解释遵循了简·雅各布斯《城市经济》一书中的观点(Jacobs,1969;Soja,2000:42-46),而反对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的立场——索亚认为这是“对前城市农业乡村的一种浪漫化”(Soja,2000:43)。索亚写道，雅各布斯“把城市放在首位，把农业和放牧村庄的形成归因于第一批城市，并在历史中重建她本人关于城市的看法”(Soja,2000:43)。考古证据支持城市扩张(而不是其原因)驱动农业革命的模式，而且加泰土丘把城市确立为一种主要的居住形式。

案例研究1.3

评论

由哈桑·法赛设计的、1965年到1967年(以色列入侵西奈时建设就停止了)用泥砖建成的位于埃及哈里杰绿洲的新巴里斯，占地200英亩(1英亩约等于4046.86平方米。——编者注),可容纳250户人家。它是纳斯尔总统为了减轻开罗住房压力，力图绿化被重命名为新谷的西部沙漠的一部分。它成为六个卫星村的中心。灌溉培育着肥沃的土壤，今天，成片成片的麦田和葱葱绿绿的洋葱地中断了沙漠景观。这个地方现在仅有的建筑是一个市场建筑群，这里有一个农业合作社、三座房子、一个公交候车间、一些未完工的行政办公室和一个汽车维修间。这里没有雨水。新巴里斯被保存得很好。

法赛研究了哈里杰地区现有的建筑类型，他的研究借鉴了道萨迪亚斯(Doxiades)对伊拉克住宅计划以及关于未来城市规划的讨论(Steele,1997:111-123)。虽然这些居民身份不明，但是，法赛认为，如果新巴里斯有住房的话，他会搬去那儿，不过这样的话他就无法完成在他更出名的新村项目(Fathy,1969)中尝试过但失败了的社会研究。詹姆斯·斯蒂尔把农业合作社描述为“法赛试图不用机械手段来改善极端恶劣状况的最终试验”(Steele,1997:141)。法赛运用正交设计以便在气温高达45℃的夏天获得最大的林荫地带，这里会有一个已设计(未修建)的清真寺，它与棕榈成行的广场形成斜角。自然通风、空气对流、开放与封闭空间的并置，降低了室内的温度。农业合作社通过北墙的一排集风口让空气流通，从而使存放待售蔬菜的合作社地窖的夏季温度保持在15℃—18℃。这组建筑有一个中心庭院、一些商店，还有一座拱廊。法赛写道，“唯一的选择是求助于传统的合作制度，通过寻找方法使其在非传统的条件下发挥作用……一个人不能修建一所房子，但是，十个人就可以轻松地修建十所房子”(“巴里斯案例研究”,in Richards,Serageldin and Rastorfer,1985:92)。法赛承认新村项目没有使用建筑技巧，他把建筑师的角色看成一种中介：“这意味着，我们得到了专业建筑师的帮助，恢复了农民已经丧失的经验和传统，直到建立一个新的传统。”(ibid)他补充说，涉及的家庭应该相互了解，一个集体里最适合的家庭数量是20户。我脑子里老想着的问题(see Miles,2006)是法赛的现代主义，我认为，它是民族主义语境下的另类现代主义，仍然依赖于专业性专家的力量，或者把一个城市未来的建筑和想象移交给居民。我把问题留在这里。

生存空间

空间的生产

就像索亚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所表达的那样，村镇联合(syn-ekism)也就是人居住宅合作。埃齐奥尼·艾塞尼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更加关注政治形态，他写到，在社群主义价值被转化为公民秩序机制的城市文化中，公民社会为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Etzio-ni,2004:28)。这保留了国家控制结构的信念，符合可以巩固自组织社会的一种伦理共识。考虑到前面提到的邻近性，现在我要问的是，城市条件(如由高密度居住导致的邻近性)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这一共识的形成，及其在社会形态确定性中的清晰表达。

有一些历史对高密度提供了否定的看法，更多地把它看作滋生动荡和异常而不是秩序的温床。在19世纪的伦敦，高密度住宅被认为是助长肮脏、疾病、犯罪和反抗的地方，它们会在建筑的重新秩序化中被清理掉，就像通过清理为伦敦的摄政街和特拉法加广场或者巴黎的新林荫大道提供空间一样。这种做法效仿了先前清除城市空气中的死亡瘴气和生存恶气的行动(Corbin,1996;Illich,1986)。在战后时期，部分是但并不完全是战争破坏的结果，英国主要城市的高密度市内住房被郊区地产所取代。同样，在北美城市，在绿地上建立的住宅规划中，高楼大厦已成为社会住房的主要形式。大西洋两岸的规划师和设计师都致力于社会福利。爱德华·罗宾斯描述了一个规划师对这些地区的看法：“对于缺乏经验的人来说，社会生活可能是没完没了的萎靡不振和衰弱不堪；那些生活在这些社区里的人甚至会发现，因为周围的环境状况而难以改变他们的命运。贫穷、懒惰和冲突似乎是这些地方的本质。”(Robbins,1996:285)罗宾斯认为，对于用户来说，市内街道是连续的、多区域的空间，新功能化环境的含义告诉他们不能为自己预定空间，这种环境是以体面住房(在卫生条件方面)的幌子提供的。这才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社会住房方案的缺陷，而不是预算或技术的问题。显然，另一种选择是要认识到居民的空间实践是对专业程度的证明，它比规划师或设计师的证明更加微妙、有价值。

生活空间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一点，我现在来看看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城市学者亨利·列斐伏尔。因为《空间的生产》被翻译成了英语(1991),他对英语世界城市主义的影响迅速增加。在许多关于城市生活和城市空间的论著之后，他的《空间的生产》最早于1974年在法国出版，这本书以一种叙事曲的方式综合了他的思想，主题和形式在这本书里都得到了反复阐明。为了给出一个核心观点，列斐伏尔把空间实践视为——人们处理和协商空间的方式——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特征。罗马的空间性关注的是交叉口和标准化、直线和曲线的结合，以及功能性路线的大小组织化：“它体现了简单、规范和系统的一致性稳定的原则，这个原则以政治宗教的名义发挥作用，也同样适用于精神和社会生活”(Lefe-bvre,1991:238);并且“由此产生的理性，不管空间上的还是法律上的，实际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是罗马精神最具体的体现：拱顶、拱门、圆环……由(同样是空间上的)表现所组织的空间实践”(Lefebvre,1991:244)。对空间的感知产生了独特的形式——这是观察过去社会遗迹时一个最直接的参照点——而且出现在两个维度中(这里我指的是像美学维度一样的理解领域，而不是几何维度)。这是一种构想空间，列斐伏尔把它称作空间(单数)再现；另一种是表征空间(复数),或生活空间。二者相互重叠，列斐伏尔的三元论不是一种让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法，而是出于辩证的目的来描绘二者的性质。构想空间是平面和立面、几何图形和数量排序的空间。生活空间是人们产生意义和欲望、召唤记忆和联想，并对空间进行重新排序的占用领域。这不是我所理解的理性和非理性空间的两极化，因为构想空间和生活空间都被直观地改变。我认识到空间的设计(在笛卡儿几何学的抽象性中)是根据它的使用重新排序的。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做法，因此，罗马的表征空间把男性的优势与女性的优势分离开来，这种女性优势被“推入大地‘深渊’,即播撒种子和安置亡灵的地方”(Lefebvre,1991:245)。列斐伏尔用直观(intuitus)这个词指特有的空间直观，他得出结论说：

感知、构想、生活的三元空间……通过相互作用促成空间的生产，把原初直观变成一种准系统：拱顶和它的魔力、拱门或水渠。在罗马的案例中，空间的组织、思想和生产在法律的标志下联系在一起。(Lefebvre,1991:246)

十年来，我一直觉得列斐伏尔的思想很有启发性，在第九章我会涉及他的论著的其他方面。因为芝加哥学派基于一种对城市功能紊乱的感知，所以在这里，我要揭示生产空间的重要性。我并不是要反对构想空间，而是要克服传统规划中对构想空间的强调，马歇尔·伯曼(1983)描绘了这样一种制度在战后纽约规划师罗伯特·莫西领导下对长期有人居住的城市的影响；列斐伏尔引用巴伦·豪斯曼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对巴黎的改建(见第三章)和勒·柯布西耶的观点，他评论说，官僚主义使抽象空间特权化，导致了“一种独断和野蛮的空间实践”(Lefebvre,1991:308)。

可以认为，伯曼反对的独断空间制度是大城市的产物，在大城市里，规划制度与那些不同的、认为不能形成价值共识的公众打交道；城市规划本身就是在更广泛的劳动分工范围内，在邻近性条件下产生的新的专业化之一。同样可以认为，在居民对城市空间的日常使用和适应中存在着相反的证明——从自制(DIY)到自建(self-built),也是从以不同方式使用街道到根据个人参照点对城市进行导航。我认为，假如生存空间是居民的维度，那么,它就是一种以特殊方式在城市里产生的领域，尤其是那些大到能够容纳各种各样公众的城市。

总结

我已经说过，在打破19世纪社会学中的农场—村庄—乡镇—城市这一轨迹上，对加泰土丘的描述是重要的，一般来说，这是一个线性的、时间的发展模型。邻近性和劳动分工的关系同样很重要，有助于文化生产和政治生活的发展，并且与之相对应的是，按照个人和共同价值观并以个人和共同的方式适应空间的能力，由此产生了一种想象或改变城市未来的可能性。假如我要提出一个总结性的观点，那就是邻近性提供了新的自由，这是城市生活的一个独特方面，它需要产生多样性的批判性大众。如果自治更有可能出现在城市里，而不是其他地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会是，这究竟是一种现代主义的愿望，还是今日的去工业化城市、边缘城市或郊区的应用。需要补充的问题是，可能要承认，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使城市的地理维度不像公民的共同利益关系(虽然有影响，如通过互联网、咖啡馆、酒吧或街头)和城市形象

的象征维度(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那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