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目标

·从前面章节的材料中得出一些可能性推论

·通过城市网格的案例思考城市文化形态的可渗透性

·把城市和文化的独特性重新看作相互渗透的概念

·追问城市文化的状况是否有利于城市的权利

引言

这是一本很难写的书，因为它涵盖了一个很大的领域，文化和城市的概念在这里都需要不断地重新定义。我最终有这样一种感觉，概念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尽管我并不提倡一种完全经验性的方法。因此，在观念和证据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张力中，我在最后一章开始关注文化形态的可渗透性。这不仅是城市文化的一个维度，而且在具体的街道规划形式中尤为明显，如人们熟悉的网格。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中，网格的重现并不会保证意义的一致性。很容易假设，网格是工程师根据他的想象用笛卡儿的《方法》绘制出来的规则场所中的铭文(Lacour,1996),但是，这是欧洲现代性所特有的一种想法。在本章中，我从城市网格的探索开始，以便在其特定的外观中找到不同的和相互冲突的含义，特别是塞莎·洛在《广场上》(2000)所讨论的美洲城市形态。网格仍194然意味着按照规划对空间的一种秩序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城市是可变性和多样性的场所，我想问这样一种秩序化是否可以持续。最后，我想问我如何能够通过本章和本书前面的章节来理解城市的权利究竟是什么(用亨利·列斐伏尔的话来说),以及它如何涵盖对未来城市状况的想象和实现。在案例研究中，我引用了米歇尔·图尼尔在《星期五》中对鲁滨孙·克鲁索故事的改写，以及德里的萨莱媒体实验室(Sarai Media Lab)的作品。最后，我阐述2005年放在柏林苏联战争纪念碑前的一束康乃馨。

网格

美洲

建筑师安娜·贝坦科和彼得·哈塞尔在1536年写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建立，唐·佩德罗·门多萨首先将这个城市描绘成“四面都有文字环绕的殖民网格”(Betancour and Hasdell,2000:155)。这是一种修辞手法，象征着“富人和文明的想象性乌托邦内在景观与一座尚未存在的城市之间的鸿沟”(Betancour andHasdell,2000:155)。门多萨死于梅毒——对于许多殖民地来说，这是欧洲送给美洲的礼物——这座城市沦为废墟，1580年又一次按照一种(画在牛皮上)的网格形式得到了重建。贝坦科和哈塞尔引用安吉尔·拉玛在《刻字的城市》(1996)一书中的观点，即美洲的殖民城市在文学和法律的形式中已经有所预示，如印度法律，它在欧洲文化面前把被征服的社会建设成为野蛮的自然。但是，这种关系更加模棱两可。如果像贝坦科和哈塞尔所写的那样，“西班牙殖民地网格的实施与19世纪晚期的理性城市网格非常相似”(Betancour and Hasdell,2000:156),那么,可以认为，纽约的铁网规划(1811)就是一种土地的秩序化，在那里，居住区体现了文明，而土地则不受限制。这是按照皮埃尔·查尔斯·L.朗方的华盛顿计划和威廉·佩恩的费城计划进行的，这两个计划都体现了按照可感知的自然生长规律的一种启蒙运动式的空间秩序化，但是，纽约的网格把土地分成大小相等的地块进行投机买卖(Lynch,1981:180)。格雷厄姆·沙恩引用曼弗雷多·塔夫里的观点，把纽约的网格规划解读为“启蒙运动土地测量师(他也把美国大陆划分为了网格区)实用主义机器时代精神的象征”(Shane,2002:232)。马修·甘迪把它解读为"与欧洲同行相比，资本主义城市规划的实用主义基础更为明显”(Gandy,2002:11)。中央公园于1859年冬季开放，由于引入了一种重新自然化的景观而中断了这种网格，甘迪比较了网格中的“曼哈顿岛‘第一自然’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彻底毁灭”和中央公园的虚构自然景观，“这种想象性自然的视野绝不会与19世纪城市化的基本动力相矛盾”(Gandy,2002:110)。对于征服者来说，网格提供了展示权力的空间，而纽约铁网与资本的关系嵌入一种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的框架中。进一步的研究揭示了网格的其他基础，并且这种形式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欧洲的铭文。

希腊

纽约“等待着投资的各个地块的棋盘格”(Gandy,2002:81)与希腊殖民地城市的网格形成鲜明对比。从对阿纳克西曼德残篇的文献学研究来看，因德拉·卡吉斯·麦克尤恩(1993)把希腊网格与物质文化的实用性联系起来，海德格尔对此也有不同的解释(1984:13-58)。麦克尤恩拒绝了伊莱德·马尔金(1987)希腊城市是被规划出来的——它的具体化只是实现了一个预先构建的概念——和殖民化是城邦的基础这一假设；她认为，希腊的矩形规划中街道的规律性“与这样一种观念有更密切的关系，即它允许宇宙通过韵律表现出来，而不是用现代意义上的规划”(McEwen,1993:80)。她继续说，矩形规划的出现就像制作精良的一块布上的线条，垂直编织，表达出一个宇宙的秩序；她更深刻地把它类比为精心制造的一艘船上垂直接缝的木材。外观是一种不同于平常事物的环境，是为了与一种普遍存在而又在某些事物中具有可视性的秩序保持一致而建构的性能。她补充说，当水手们成为定居者时，殖民城市就对母城产生了影响：“在大都市或者母城与新的基地之间，城市作为一艘船而存在”(McEwen,1993:80)。

西班牙和新西班牙/墨西哥

有中央广场(市政广场)的网格是西班牙的城市及被其征服领土的典型特征。塞莎·洛考察了这种形态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发展。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92年4月在位于格拉纳达的圣达菲卫戍城签署了通航协议条款(capitulaciones),该协议条款是在西班牙天主教君主完成种族清洗的一年之后签署的，众所周知，这是一场驱逐摩尔人的清洗。196圣达菲的形态就是1502年巴托洛姆·哥伦布建立的圣多明戈规划的基础(Low,2000:95)。乔治·福斯特(1960)追溯了从纳瓦雷和朗格多克的巴斯蒂德斯(设防山镇)到圣达菲的形态。这两个城市在形态上都与中世纪欧洲逐渐发展的城市以及西班牙南部和北非的伊斯兰城市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塞莎·洛认为，伊斯兰花园可能产生了影响——2000:95)。塞莎·洛说，西班牙殖民地网格规划居住区借鉴了《印度法》,这是菲利普二世在1509年之后撰写，并在1537年以完整形式出版的著作；16世纪叙述的证据提供了与这一法律类似的历史。

根据他的记载，1493年，哥伦布在出版的《发现新大陆》中说，他利用毁坏的圣玛利亚号船的木料在伊斯帕尼奥拉海岸建造了一座堡垒，他称之为“拉纳维达得”。根据塞莎·洛的说法，西班牙人在那里遇到了土著城镇，“那里的街道通常是笔直的，广场是为举行仪式而建造的……一种确定的泰诺[土生土长的]建筑设计，在砍伐树木为广场腾出一个地方后，就在那里用十字形的形式劈出四条‘街道’”(Low,2000:96)。发掘的古迹显示出有用扁平的石头围合的垂直空间。弗雷·巴托洛姆·德拉斯·卡斯写的一篇文章中注意到了精英住宅前面的开放广场。塞莎·洛注意到他的作品被“人们批评是一种授权给土著居民的修正主义历史”

(Low,2000:97),不过人们认为他的证据是有用的。1502—1503年，一座容纳2500名定居者的新城运用了一种几何形的规划，这个规划是由新统治者弗雷·尼科尔·德奥万多制订的，他“协调选定城市地址，控制市政任命，并确定广场周围地段的配置”(Morse,1987:171,cited in Low,2000:97)。冈萨雷斯·费尔南德斯·奥维耶多·瓦德更倾向于把圣多明戈比作巴塞罗那：

因为这座城市是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建立起来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有机会进行整体的规划。它是用直尺和圆规勾画出来的，所有的街道都经过了仔细的测量。(cited in Low,2000:98)

这是把规划与实施分离开来的典型现代风格，并与勒内·笛卡儿对建筑隐喻的使用进行了有趣的比较：

因此，人们看到，一个单独的建筑师所建造和完成的建筑物通常比几位建筑师试图改造的建筑物更漂亮和更有序，那些建筑师把已经建成的旧墙用于其他目的。因此，这些古老的城市……与秩序井然的城镇和公共广场相比，通常都不太成比例，以至于一位工程师得根据自己的自由想象来追溯一个茫然的规划。Descartes 1963(1637):vol.I,579,in Lacour,1996:33

人们认为，笛卡儿提到的是南锡和沙勒维尔的新城市，上面引用 197的材料却比这些新城市早了大约一个世纪。

回到新西班牙的问题上，塞莎·洛得出结论说，圣多明戈的网格规划同时反映了圣达菲和伊斯兰科尔多瓦广场(Low,2000:99)。她还要继续证明一种本土的资源。像特诺奇提特兰和库斯科这样的城市都集中在周围都是寺庙的广场上，而这些遗址的规律性被西班牙人所羡慕，与他们留下的中世纪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特诺奇提特兰是一个拥有大约20万人口的城市，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1325年在一片沼泽地上建起来的。笔直的堤道通向一个中心广场，体现了由四个基点构成的一种宇宙学。纳瓦的城市也是直线型的，中心广场用于举行仪式，也可以当市场使用。塞莎·洛所引用的研究表明，社会地位是通过居民住宅与广场的距离来衡量的，她写道：“墨西哥人正在制订总体规划原则，是为了获得一种高效的城市组织。”(Low,2000:107,citing Calnek,1978;Zucker,1959)社会经济组织的相似性使西班牙人能够相对轻松地进行治理，在特诺奇提特兰废墟上重建墨西哥城包含了后来在西班牙付诸实践的本土城市规划的原理。塞莎·洛引证了有关宏伟的特诺奇提特兰的当代资料：

我们中的一些人曾到过世界许多地方，如君士坦丁堡、罗马……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规划得这么好的市场(广场)。

(Diaz del Castillo,1963:235,in Low,2000:113)

她也引用了科尔特斯的看法：

这个城市和塞维利亚或科尔多瓦一样大。主要的街道很宽，也很直……这个城市有许多广场，交易在那里进行，市场得到了保持。那里还有一个广场，有萨拉曼卡两倍那么大，四周有拱廊。

(Cortés,in Low,2000:114)

特诺奇提特兰在被围攻75天之后被摧毁了。1521年，科尔特斯改变了在一个新地点上重建城市的想法，下令在原址上重建城市；这是在西班牙重新占领摩尔人的城市之后发生的事情，在1523—1524年制订的规划中，这个广场仍然具有中心的特色。当时，拥有中心广场的网格是一种成熟的中美洲城市类型，而西班牙人的入侵则重复了摩尔人的西班牙战略——完成了第一次航海计划。

在驳斥了后征服时期的网格城市是殖民铭文的印度法推论之后，塞莎·洛得出的结论是，马德里的市政广场(1619)是“对西班牙—美洲新大陆设计广场之美的一种回应”(Low,2000:94), 200而且拉丁美洲的广场，“在这个意义上是综合广场，它不再是西班牙人或土著人的广场，而是经过一系列历史和社会政治进程，已经成为拉丁美洲文化的象征”(Low,2000:122)。

案例研究9.1

除非鲁滨孙能给自己提供一个比山洞或树叶屏风更好的住所，否则他不能完全重新获得人性尊严。既然他有了所有动物中最听话的伴侣(一只狗),那么,他就需要为自己营造一个适合家庭生活的环境，如一个住宅、一间房子。

他决定在洞穴的入口附近建造房子，他所有的财富都储藏在那儿，这也是这座岛上的最高点。他开始挖一条又宽又直的沟渠，大约有三英尺深，沟渠里满是树枝，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沙子。在这个排水良好的地基上，他用棕榈树搭起了围墙，在树木上凿了凹槽，并把它们嵌合在一起，缝隙里满是鳞片似的树皮，这些空隙被鳞状树皮填满，上面布满了像席垫一样的植物。他用芦苇编织的灯杆建造了一个双面屋顶，把橡胶植物的叶子铺在屋顶上，就像铺石板一样。然后，他把用黏土和碎稻草做成的灰泥涂在屋墙的外面，又用一块粗糙的石块完成了他的沙土地面，并在上面铺上山羊皮和草席。几件家具都是用柳条做成的，盘子和灯笼是他从弗吉尼亚弄回来的，望远镜、弯刀，还有挂在墙上的那杆火枪，营造出一种舒适甚至亲密的氛围，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很愉快。从外面看，第一个住所有着令人惊讶的热带木屋的外观，粗糙但很整洁，屋顶脆弱但墙壁厚实，在鲁滨孙看来，这就是他自身处境中矛盾的一面镜子。他不仅意识到了它在实用上的不足，也意识到了它在象征性上，尤其是道德上的重要性……渐渐地，在他看来，这个小木屋成为文明化生活的一种博物馆，如果没有一种特定的仪式感，他就永远不会进入这个木屋。[Tournier,1997(1967):64-65]

评论

图尼尔把鲁滨孙·克鲁索的故事改写成了一个文明重建的传奇，这个传奇发生在智利沿海的一个小岛上，而在那次海难之后这个场所就已不复存在。作为艺术的文化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相分离，正如鲁滨孙自己所感觉到的那样，他突然陷入一种必然的状态，而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他是唯一的人类幸存者。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了船上的狗——特恩，但是，其余船员的尸体都被海水带走了。他像一个非人的动物一样生活、做事，沉溺在沼泽地里，忘记了人类社会的常规；因此，在上面描述的小屋里他建立起他从前的文明生活的一种表征。可以说，随着鲁滨孙的生活方式再一次变得越来越欧洲化，这个临时搭建的庇护所就呈现出了价值的层次。他开始穿从船上打捞上来的衣服，而且找到了装炸药、谷物和大量烟草的木桶。在建造了防御和家庭生活相结合的建筑物之后，他开始用正式的服装打扮自己——夹克、马裤、长筒袜和鞋子——然后进入这个秩序化的空间。正如图尼尔所写的那样，这就好像鲁滨孙是在正式拜访他自己(或者在他自己看来最好的东西就得保留下来)。

鲁滨孙的人为的生活方式就是改变他的环境的方法。在他的危机状态下，文化作为农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作为一种有教养的感知世界的发展之间的区别消失了。逐渐地，对小岛以及他本人的培育，对小岛以及他自身的驯化，都导致了文明化的重新出现。他的农业生产有盈余，他把粮食储存起来，他的建筑被当作一种早期殖民地建成环境的模式进行了扩展。他写了一本日记，把播种和收割的数据记录下来，把各种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并认为自己比星期五更出色——因为他有这个词汇。星期五是一个阿洛柯人，他用船带着一群男人和一个巫师来到了这个岛上。当他被标记为牺牲的时候，他逃跑了，但是，他的逃离是相对于另一个人的社会来说的，因为对他来说逃离并不是一种选择。鲁滨孙和星期五之间的工作关系逐渐地发生了变化，这要求星期五接受鲁滨孙的法规和语言。作为一种信任的象征，鲁滨孙带领星期五来到他制造的那艘船上。这艘船已经散架了，特恩从被白蚁啃食的甲板上掉了下来。“逃离只不过是一堆木屑。”[Tournier,1997(1967):137]星期五大笑，他肩负起了大部分的体力劳动。鲁滨孙没有把星期五的文化归功于他自己，他现在是这个小岛的统治者，起草了一套规章制度，并因违法行为而惩罚自己。星期五偷了鲁滨孙的一些烟草。小屋和粮仓在一次爆炸中被摧毁了，这也给了特恩致命的一击。一艘船抵达这里后，鲁滨孙和船长共进晚餐，但当这艘船离开时，星期五被带走了，而鲁滨孙，以及那艘船上的侍童，仍然留在这个如今被称为斯帕兰泽的岛上。

动力

跨文化?

我并不想把西班牙和墨西哥网格的经验图绘到其他地方，而是推断在某些条件下不同的文化形态可以相互渗透，这种关系不仅仅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例如，玛格丽特·汤普森·德雷瓦尔注意到，白人的北美文化由于吸取了前奴隶等群体的文化因素而发生了改变。她认为：“要赢得跨文化的战争就要改变主流文化自身的身份……霸权始终存在，但是，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认为的那样，霸权的内部结构必须得到更新、重建和捍卫。”(Drew-al,2000:116,citing Williams,1980:38,45)在资本全球化的体制下，发生的变化也体现在消费者的自发反应上，如富裕群体中有机食品市场的增长，尽管市场善于包容任何形式的偏离。史蒂文·费尔德认为，世界音乐服务市场的增长是在一个“消费者友好型多元文化主义”中通过“与本土性的艺术相遇”实现的(Feld,2001:213,citing Kumar,1995;Harvey,1989;see also Abu-Lughod,1991)。

约翰·汤林森认为，西方消费模式与非西方对性别和性征的态度共存。汤林森引用阿尔让·阿帕杜莱(1990)的话补充说，“运动……总是涉及翻译、变异和适应，因为‘接受文化’会给自己的文化带来可以接受的资源”(Tomlinson,1999:24)。全球化的影响是模棱两可的，正如通信技术的能力一样，“既能够增强也能够减弱权力”(Tomlinson,1999:26),尽管人类学放弃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其他文化就存在于那里，就像自然世界的动植物一样，有待于登记分类……但是从来没有想到它们本身就能够效力于实践”(Tomlinson,1999:27)。詹妮弗·罗宾逊引用了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话，他在叙述拉各斯时说，“城市理论的时间表完全翻转了，由于把非洲和南美洲场所中的城市经验嵌入西方的过去”,“被视为欠发达的条件……就成为世界各地的城市可能面对的未来指示器”(Robinson,2006:91)。汤林森得出结论说，不管西方的经济实力如何，西方文化并不代表西方“文化控制”,并且“从根本上说，全球未来比同质化和文化帝国主义201提出的话语更加开放”(Tomlinson,1999:29)。

正如列斐伏尔所认为的那样，即便允许文化发生变异，全球化也集中了经济力量：

纵观整个历史，中心地位最终会消失——有些被取代了，有些被打破了，有些被颠覆了。它们之所以灭亡，有时是因为它们的过度行为——由于“饱和”—-有时是因为它们的不足，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有驱逐不同元素的倾向，从而产生了一种反冲效应。并不是说这些因素是相互排斥的——正如古罗马所证明的那样，它既遭受了内部的饱和，也遭受了周边势力的袭击。(Lefebvre,1991:333)

对差异性事物的驱逐往往伴随着对陌生人的怀疑，如在威尼斯犹太人区(Sennett,1995:220-240)和反恐战争中那样，但是，后一种情况并没有导致世界性城市中民族餐馆的减少。当符号与所指的具体内容相分离时，文化上的交汇传播在肯定(通过规范化)差异性和通过宣称易变性来动摇主导地位方面就可能会具有一种重要作用。这并不是要否认经济现实，而是要扩大经济现实，正如彼得·沃斯利所认为的那样，“社会科学比政治经济学更广泛，也比没有文化的纯粹的结构社会学更广阔”(Worsley,

1999b:37)。我同意这一观点，并且认为存在着经济和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和政治文化生产和分配的决定因素。

改造

为了从消极的接受中改造多元文化主义，利昂尼·桑德科克提出跨文化共存是在“混血儿城市”中应对差异性的一种方式，他把它的组成部分列为“身份/差异、冲突的焦点或煽动性的民主政治、差异性的权利、城市的权利、对政治共同体的共同承诺”(Sandercock,2006:46,citing Mouffe,2000;Parekh,2000;Tully,1995;Connolly,1991)。在这样一种可能的城市文化和政治未来中，其中的一个方面可能就是伊夫·弗里曼所说的历史的极度兴奋(2002),在这种极度兴奋中，多样性的公众会组织他们自己的生活，并对世界做出解释，告诉那些活着的人们：

自我管理是指个人在没有任何专业中介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命运和未来的前景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与世界本身一样古老；除非在20世纪，我们……对此有着一种敏锐的意识。(Fremion,2002:xii)

案例研究9.2

这部城市科幻电影以一种变革性的方式充分利用了重新编码的熟悉的建筑意象。例如，在《终结者》中，洛杉矶的肖像画表现得尤为突出，其“黑色科技”的美学通过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经典美国侦探电影，诠释了科幻小说对城市的迷恋。《银翼杀手》是一部后现代新黑色科幻电影，巧妙地逆转了迪士尼主题公园对洛杉矶的地形学和城市心理学的迷恋。在当代美国电影中，洛杉矶取代纽约成为《铁血战士2《越空狂龙》和《终结者2》等科幻电影中都市想象的中心。在最近的表现虚拟现实的科幻电影中，洛杉矶也表现得相当出色，这些电影证明了网络朋克强有力的影响，这是一种主要的城市美学。然而，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纽约的肖像在从《纽约大逃亡》到《蝙蝠侠》和《最尊神探》的科幻敌托邦(dystopias)中变得引人注目。

最近的千禧年和世界末日的焦虑，已经完全把纽约恢复到主流科幻电影的前沿。洛杉矶突出地表现在自然灾害的想象之中，使反环境的和以盈利为目的的人为设计服从于生态复仇的叙事逻辑，而纽约则在经典科幻电影《大洪水》《当世界毁灭时》《原子怪兽》中被摧毁了。然而，在这些新的、有着巨额预算的科幻电影中，有一种独特的影像逆转……在《天地大冲撞》中，重复破坏的图像……城市毁灭……世贸中心大楼在海啸冲击下倒塌，整个纽约城都被摧毁。(Govil,2002:82)

评论

上面这段文字摘自《萨莱读本》。萨莱媒体实验室是一个全球交流和评论的自组织频道，每年出版一本有关城市书写的选集。拉杰夫·巴加瓦在同一个版本中写道：

11月9日，有这么一则信息，是穷人、弱势群体和文化上被边缘化的人一直就想传递给富人、有权势的人和主导文化的人的，尽管不是以这种残忍的方式，那就是：我们已经意识到，对我们所做的任何不公正行为在被人们看到或谈论之前就已经被抹去了，也就是说，在当前的国际社会秩序中，我们的存在微乎其微；我们的生活方式被绝望地边缘化了，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价值。当一个全国失踪或死亡人数名单在一个国际新闻频道上一闪而过时，即便是有着世界性抱负的印度中产阶级也会痛苦地意识到这种惨境：数百名英国人，数十名日本人，一些德国人，三名澳大利亚人，两名意大利人，一名瑞典人。几个按钮之外，一个南亚频道列出了数百名失踪或死亡的印度人的名字，而另一个频道则把数千名印度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安全信息发送给了他们家乡的亲人。(Bhargava,2002:200-201)

萨莱媒体实验室总部在德里，由大约20人组成，他们通过互联网进行操作，用户可以使用免费软件，不断进行测试和调适。“萨莱”这个名字来源于sarai(或caravanserai),这是在城市里为旅行者修建的一个带围墙的围合空间，目的是给陌生人提供庇护所、食物和陪伴。萨莱设在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在那里每周都举办研讨会，主持线上跨媒体创意项目，开展有关城市问题的学术研究，从事免费计算机软件的传播和开发，并且拥有数字档案。目前的研究主题有：新媒体对印度大众文化的影响、城市生态与治理、免费软件在实验通信媒体中的应用以及新的工作和居住空间实践。萨莱形容自己是在创建一个空间：

旧的和新的媒体形式，他们的从业者，以及那些反思或批判性地审视这些做法的人，能够找到一种活跃的氛围，并且享受共同的追求，这将在城市空间内和跨城市空间中创造一种更新的公共文化。(Sarai Reader,1,p.v)

第一个萨莱读本的导论描述了一种“真实的和想象的”公共领域，它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权力空间的另类：“无论什么时候人们聚集在一起并且开始交流，不管人们使用手头的什么手段，这个没有疆域的共和国都是一个可以成为现实的主权实体”。它既没有边界，也没有政府官员，它的“部门和大使馆”设在“世界各地的咖啡馆和公共图书馆里、电影院的大厅里、剧院里、难以控制的独立电台里、网站上、免费杂志的书页间。其章程的源代码用免费软件编写，可供所有的人修改”。《萨莱读本》的一个目标就是让被边缘化和被抹去的声音能够被人们听到，并促进街头文化中看似混乱或矛盾的形式延伸到“自由和团结的异常轨道”(SaraiReader,1,p.vi)。

这里留下了这种意识如何转化为行动的问题，如果城市里或204多或少都会发生主要的政治和社会动荡，那么文化工作怎样在众多城市公众中推进?

在别的地方，我谈到过艺术实践合作中的干预主义策略(Mi-les,2004)。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认为互联网无需任何中介就能促进大众交流，并且认为移动网络有助于直接民主。我对此有一些同感，并对阿尔明·梅多什提出的看法表示赞同，即“互联网的技术和双向结构有可能打破广播媒体的模式”(Medosch,2004:143)。梅多什认为，碎片化的在线公众构成的小群体可以把全球性新闻业抹去的问题带到公众的视野中，这与桑德科克呼吁的一种对抗性政治有关。这个问题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可参阅案例研究9.2)。因此，我最后想用一种更加理论化的方式来审视桑德科克的第四个元素，即城市权利——这个概念出自列斐伏尔。

城市权利

在桑德科克看来，城市权利意味着，“一个街区一个街区、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地协商和平共处的跨文化共存，会成为公民以及城市专业人士和政治家的一项中心议题”(Sandercock,2006:48)。她的措辞带有一种维和行动的感觉。目的是坚持拥有一种城市社区和公共空间的权利，以及决定公共领域的权利。桑德科克赞同艾什·艾米宜居政治学的观点(2002)和詹姆斯·唐纳德(1999)对移民是城市未来的关键因素的认识，以及艾利斯·马瑞恩·扬的群体差异概念(1990);但是，列斐伏尔没有列入桑德科克的参考文献。他是我的一个重要资源，这种缺席是我现在要对他的重要性进行反思的原因，当他的著作被置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之前的话语中时，他运用了一种规范性的阳刚之气——在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初他撰写的重要著作中。他正与法国马克思主义进行一场批判性的对话(see Shields,1999:89-94),因为1989年和1991年碰巧赶上的事件(见第七章),如果不是1968年的话。城市权利在列斐伏尔的思想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概念，他运用了一种典型的赋格写作风格，并没有局限于作为一个概念的定义。鉴于他被引用的频率，我可以看出，为什么桑德科克可能会认为列斐伏尔不在她的研究范围之内，尽管对我来说，他的方法仍然很流行。

在《城市权利》中，——1968年该书以Le Droit à la ville为名首次出版——列斐伏尔从需求分析入手，认为社会需求(而不205是传统的个人需求模式)具有互补性：安全与开放、确定性与冒险、组织与游戏，等等。他声称，对创造性的需求在都市主义中被忽视了，而他把这解读为规划体制中一种失败的千禧年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那就是城市被农村所统治。这一看法与早期(德国)社会学相反，尽管邻近性(见第一章)等往往被认为是定义城市居住的条件，但是，列斐伏尔将工业视为一种新实践的基础(Lefebvre,1996:147-150)。

因此，他提出了两个概念：转导(transduction),是理论模型与数据关系中的一种恒定反身性模型；实验性乌托邦(experimen-tal utopia),是对社会组织乌托邦模式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及其基本假设的研究。在考察战后理性规划方法的局限性时，他指出：

知识可以构建和提出……城市现实的模型。然而，这样一种现实永远不会成为易控制的形势，而且即使是对大多数操作性的知识来说，它也永远不会成为工具。谁不希望城市再次变成它原来的样子——一种复杂思想……的行为呢?(Lefebvre,1996:154)

我对城市曾经是那样或者被认为就是那样的说法表示怀疑，因为，作为行动而不是作为场所的城市是一个晚期的现代观念；我不确定为什么诉诸一个往往会陷入阿卡迪亚或伊甸园的不明确的过往。列斐伏尔的修辞风格暗示了这一点，这个文本稍后也证实了这一点，即向前而不是向后的一种预测——在1968年5月巴黎学生和工人联盟的语境下。列斐伏尔说道：“它只能依靠工人阶级的存在和行动，这是唯一一个能够结束从本质上说与工人阶级针锋相对的隔离的阶级。唯有这个阶级，才能果断地为被隔离策略所摧毁的中心性重建做出贡献，并再一次以决策中心的威胁性形式存在。”(Lefebvre,1996:154)

1968年以后，这样说似乎有点怀旧的味道，赫伯特·马尔库塞在1968年起义失败之后的几年里，表达了社会是一件艺术作品(1968:185)的观念，阐述了欧洲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产生了(对于自由)的新的准生物学需要的论点，开始转到一种审美维度。正如斯图亚特·埃尔登指出的那样，列斐伏尔意识到了战后法国新城镇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处理城市住房等问题上存在的不足(Elden,2004:141)。埃尔登还注意到，列斐伏尔认为城市中的精英和被排斥群体的划分取代了城207市与乡村的传统划分(Elden,2004:151)。埃尔登后面这个看法指出了列斐伏尔评论中另一个层面的含义——除了政治反抗外，城市革命是一场居住的革命，从根本上说，它背离了体现乡村主义或乡村腹地城市增量发展的模式。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阐述的那样，城市就是(作为境况)的革命(Lefebvre,2003)。从逻辑上讲，它也是(作为政治策略的)反抗之地；在列斐伏尔对巴黎公社和豪斯曼对巴黎工人阶级住宅区的清理的重新思考中，在《公社的宣言》(1965年以法语出版)中，他对工人阶级语境的强调变得更加清晰(Elden,2004:153)。这些想法是在与情境主义者讨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产生了一种常规日常生活中解放时刻的理论(see Shields,1999:58-64)。

案例研究9.3

评论

我在柏林参加一个欧洲艺术教育会议，并且溜出去几小时在城市中漫步。当走在从夏洛特堡到菩提树大街(我喜欢那里的爱因斯坦咖啡馆)的中轴线上时，我出乎意料地看到了苏维埃战争纪念碑。在之前的一次访问中，我看到了一辆大巴车，车身上用大字母写着运营公司的名字：马克思(Marx)。它就停在苏维埃战争纪念碑的旁边(Lev Kerbel,1946),纪念碑的一部分是用阿尔伯特·斯佩尔从新雷希坎兹莱打捞上来的大理石建造的，这是为了纪念1945年为解放这座城市而牺牲的士兵建造的一座大型而正式的建筑物。我步入纪念碑的中心空间，看到了一束鲜花放在中心柱下的平铺石板上。我不知道是谁留下的，或者为什么要留下，但是，我猜想那是一片诚意，也许是纪念一个人，也许是感恩六十年前发生的事件，或者是普遍地认识到一种不同于市场经济的另类意识形态。所涉及的历史——纳粹的失败、苏联时期的德国民主共和国或1989年之后更为微妙的德国重新统一——都是我没有参与的历史，对此我不能给出权威的解释。……我造访有关那场革命的纪念性标志，可能是为了我并不理解的原因，不是由于这个建筑物的建筑风格具有的吸引力，也不是为了美化它们的雕像。我想，我是出于好奇和反常而去的，我是一个陌生人。鲜花是红色的，红色是工人旗帜的颜色。

回到这个文本上来，列斐伏尔坚决认为需要一场不受当前社会限制的城市改革，思考城市化时需要一种激进的富有想象力的未来。他为艺术辩护，认为艺术以特定的方式创造了可理解性；并且认为当下(20世纪60年代)的矛盾就是“社会的现实与文明的事实……种族灭绝，与……使儿童能够得到拯救或缓解痛苦的医疗和其他干预措施之间的矛盾”(Lefebvre,1996:157)。

他指出，当城市居民在绿化空间中休闲时，自然的权利是存在的，他认为这是对乡村体制的一种怀旧，城市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是它的对立面：“一种被改变和更新了的都市生活权利”(Lefeb-vre,1996:158)。就像傅立叶主义者对工匠和知识分子工作和谐一致的展望，这种展望是围绕艺术和科学的一致性展开的，也是围绕工人阶级的力量展开的。我要说的是，工人阶级能够(并且必须)放弃这种等式，列斐伏尔思想的核心仍然是有益的和富有启发性的。至于其他的理由，我要说的是，他激活了、社会化了一种乌托邦主义并且把它带入真正的政治可能性中，这种乌托邦主义在传统上(和在国际现代主义中)一直被审美化和功能化了。在《城市革命》(1970年以法语出版——1968年事件之后和《空间生产》之前)中，列斐伏尔扩展了上面的观点，他写道：“城市社会的概念已从束缚它的神话和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无论它们来自农耕历史和意识阶段，还是出自从企业领域(工业理性主义)借来的毫无根据的表征”(Lefebvre,2003:165)。我重读列斐伏尔的作品时发现，他的一些评论引起了当代关于消费和垄断资本主义争论的共鸣。其他人——指工人阶级——似乎被封存在历史之中。在他的著作中，人们强烈地渴望把乌托邦式的梦想转化为实际的城市方案；并且更多地使用都市(urban)而不是城市(city)这个术语来表示一种状况，而不是一种地理场所。我仍然感到迷惑的是，桑德科克关于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协商的共存的形象，将来是否同样会封存在一个历史性时刻中，而这种历史性时刻的典型特征就是都市冲突、恐怖、监视和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s)以及推崇差异性的学术话语。话虽如此，她关于混融城市的论文(2006)提出了一个都市化的议程，因为有一些创造性的扩展，它可能是最近十年中富有创造性的观点。

并非结论的结论

在本章中，我试图对重新思考当前城市形态的复杂性做出一些说明，把城市形态重新看作一种秩序化的渠道，并且有可能富有想象力地把城市重新概念化为各种积极的过程。但是，我发现我被语言的惯例击败了，我想说，闪现在我眼前的这种重新概念化，如在列斐伏尔那里瞥见的，已不再需要一种概念的模式。海沃德的encept(感悟)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案例研究8.1),但是很难理解，因为它偏离了标准的术语，encept体现并强化了基于观念与实施分离(如有规划的城市)的标准思维方式。我很难用一种语言来表达什么,因为我的语法很零乱，我只是用一些实验性的术语来表达，这样的话所表达的意思似乎会更加明白。我的疑虑不断地让我延迟得出本章和整本书的结论。如果要我得出一个结论的话，它可能会减少我已经写下的几个要点，我相信延长谈话的价值时讨论就会结束。我从阅读阿多诺的著作中得出的推论之一是，面对社会和审美的等级性，阿多诺的策略是不惜一切代价让争论持续下去，通常是通过拒绝两极分化来支持创造性的张力之轴。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1967年写于巴黎)的最后一段中，列斐伏尔引用了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时期的一位主人公的话，表达了某些类似的观点：

圣茹斯特说，幸福的概念对法国和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新的；对于不幸福的概念也可以这样说，因为意识到不幸福预设了其他的事情是可能的，即一种不同于不幸福的情形。也许今天，“幸福与不幸福”或者"对一种可能的幸福的意识与对一种实际的不幸福的意识”已经取代了经典的命运(Fate)概念。这可能就是我们总体痼疾的秘密。(Lefebvre,2000:206)

早在这篇文章之前，列斐伏尔就认为革命的概念仍然有效。就像在《城市权利》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他主张经济、政治和文化革命的融合，并认为这“只能是一场总体的革命”(Lefebvre,2000:197)。我很容易被这样一种惊心动魄的言论所吸引，这对我在(高等教育)机构的相对平庸的大部分学术工作来说是一种陪衬。然而，这种想法仍然存在，即革命是总体性的，如果在政治计划中没有得到实现，那是因为它总是不完整的。城市充满了事件，并且是永久的文化革命。

如果说存在一种城市生活的决定性的质量(如我在第一章中所探讨的那样),那就是一种积极的不完全性，它产生于各种邻近性的条件，但是由于它的居民而延伸到了城市生产(必然是短暂)的理论极限。在这方面，作为艺术和媒体的文化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在这里，列斐伏尔再一次告诉我——这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方式。这相当于约瑟夫·博伊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点，以及马尔库塞将社会视为一件艺术作品的看法。当然，在另一种意义上，正如简·雅各布斯所告诫的那样(1961),城市并不是一件艺术作品，而是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承认这一点与前一点之间存在张力，并把它作为一个研究议程。也许这不完全是为精英服务的传统文化生产议程，也不是服务于自律性追求的现代主义议程，这种追求反映了一种连贯的、统一的公民主题的幻想(see Belsey,1985;2001;2002;2005)。这也不是文化产业的议程，因为我坚决要求它们重申一种批判性的视野，反对以文化为主导的城市重建的言辞(见第五章和第六章)。但是，它作为一种在几种学术话语中定位的研究议程，与第八章讨论的赋权和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且受到一个复杂的世界交汇潮流的影响。也许，贯穿本书大部分内容的一条线索，是一种潜在的、有时是现存的乌托邦主义。乌托邦主义尽管在总体上失败了，但是对于改变所需的能量来说是必要的，以便认识人类、社会而不是经济的需要——正如本雅明所认为(第三章)的那样——它闪现在庸常事物中。国际现代主义的乐观主义包含这一点，甚至存在于要求文化价值适用性的旗舰文化机构之中(第二章)。它源于多样化的移民，并且最终包含了现代艺术的潮流(第四章),也源于新文化运动的明确的都市环境，源于在其中能够实现的社会交往新模式，以及源于共同感兴趣的纽带的出现，而这种纽带取代了亲属或土地的联系(第一章)。这就是本书给出的所有论点的概括，在结束本书时，我想到了奥德·洛德的论点，即大师的工具不会拆除大师的房子(2000:53-55)。我只有在有些杂乱无章的职业生涯中获得的工具，大体上都是不完善的，(我希望)能够理解手段不是指向而是产生结果。正如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形成以及再形成一样，写作也如此。

拓展阅读笔记

第七章至第九章

本部分的三章共同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和社会——我在世界化(mondialisation)这个意义上使用全球范围(worldwide)这个词(见第七章)——这与社会科学中超越欧洲中心论的做法相一致，因为对后殖民研究的影响在界定研究议程时被纳入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范畴。最近有几本书对这个框架进行了考察，并且包含了来自非欧洲地方的案例研究：詹妮弗·罗宾逊的《普通城市》(2006——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笔记中引用过)评价了城市中的庸常性；《大都市城市主义》(Binnie et al.,2006——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笔记中引用过)在一系列不同的情境中考察生活的差异性；《未来的历史》(Rosenberg and Harding,2005)研究了无所不在的图像、乌托邦、敌托邦叙事以及技术未来对那些遭遇它们的人或者这些表象的主体所产生的影响。加里·布里奇在《差异之城中的理性》(2005)中从不同的理论和实例角度探讨了交往理性。特蕾西·斯凯尔顿和蒂姆·艾伦编辑的《文化与全球变迁》(1999)涵盖了关于文化、发展、现代化、地方性知识、种族和抵抗等内容的具有批判性的论文。

文化交汇方面的文献并不广泛，在某种程度上我借鉴了自己的经验，但它至少包括两个有价值的来源：《社会主义空间》(Crowley and Reid,2002)、《建筑和革命》(Leach,1999)。我也用过乔治·卡齐亚菲卡(2001)编辑的《倒塌之后》;并引用了贾德·斯蒂齐尔《时尚社会主义》(2005)一书中对德国民主共和国时尚的有趣研究。关于苏维埃和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大众乌托邦，我推荐苏珊·布克-摩尔斯的《梦想世界与大灾难》(2002b),该书对这两种体系的建筑比较和当代俄罗斯艺术有深刻的见解。

关于殖民和被殖民文化与社会形态的渗透，塞莎·洛的《广场上》(2000)对西班牙和美洲的城市形态进行了复杂的批判性解读。在审视世界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形态调试方面，法里巴·阿德尔哈在《伊朗的现代化》(1999)中提供了原创性的见解，探讨了社会文化形态的复杂性。莱斯利·娜·诺尔·洛科编辑的《白纸黑符》(2000)包括一篇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章，主要涉及探戈的制作，我在关于新旧世界的互动中引用了这篇文章。我没有讨论文化迁移和移民社群之间的渗透问题，而是讨论文化研究议程上正在兴起的问题，尼古拉·米尔佐夫的《移民社群和视觉文化：描绘非洲人和犹太人》(2000)对此有所研究。

在有关当代另类、异见和激进主义艺术方面，格兰特·凯斯特的《对话片段》(2004)是该领域最具有连贯性的批判性作品，远远超出了苏珊娜·拉西(1995)和多洛丽丝·海登(1995)的贡献——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欧洲人而非北美人为重点。“基础工程”的展览目录(Kester,2005)列出了一系列社会和环境正义的艺术项目。

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笔记以及批判性评论中给出了英译的列斐伏尔著作来源(Shields,1999;Elden,2004)。在第九章，我使用了列斐伏尔的《书写城市》(1996),这本选集是由埃列诺尔·考夫曼和伊丽莎白·列巴斯精选和翻译的，我发现这本选集非常流畅，并在一篇文章中作了详细介绍，这本身就是对这一领域的贡献。《萨莱读本》是一本年度汇编(有印刷版和在线版),它可能例证了列斐伏尔在城市理论中所瞥见的持续文化革命，在深度上参差不齐，但丰富多样且具有质疑精神，读本汇聚了来自印度和西方(以及其他地方)的声音，大体偏向于主题上和文化上的城市问题。在主要基于网络的当代社会文化和批评领域，杰夫·考克斯、乔西娅·克雷萨和安雅·列文编辑的《文化经济化：论(数字)文化工业》(2004),包括公有主义、文化和商品(埃丝特·莱斯利)、自组织的交流形式(阿米恩·梅迪奇)和奇观(亚当·希米列夫斯基)等方面的研究。最后，我推荐詹妮弗·沃尔蒂-沃尔特斯撰写的《珍妮·海沃德：现代世界的理论家》(1996),我在第七章中引用了这本书中的片段。如前所述，我发现海沃德的写作很晦涩。我有时会迷失在断裂的叙述中，有时会被其急促的语调所征服。我起初觉得列斐伏尔(因为不同的原因)、阿多诺(很明显地)和诗人保罗·策兰的作品读起来也很费劲。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一些安慰——当然，这不是关键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