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19世纪俄国文学概述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不仅是俄国文学的高峰, 也是世界文学的高峰之一。其突出的艺术成就, 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原因, 也有其深厚的文化与文学渊源。

一、独特的历史文化土壤与气候——繁荣的原因

19世纪是俄国文学最辉煌灿烂、最令人感叹的黄金时代, 倏然间, 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文学大师出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这是一个颇为专制高压的历史时代, 社会动荡不安, 人们骚动不宁, 但同时也是俄国历史上群星璀璨的一个时代!以至高尔基不无自得地谈道:“在欧洲文学史上, 年轻的俄国文学是一种惊人的现象。我并非夸大事实:没有一种西方文学像俄国文学这样有力而迅速地诞生, 放射出这样强烈而耀眼的天才的光芒。在欧洲, 任何人都没有写过如此伟大并为世界所公认的作品, 任何人都未曾在如此难以名状的艰苦环境中创造出这样惊人的美。试比较一下西方文学史和俄国文学史, 就可以得出这个不可动摇的结论: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这样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 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拥有如此之多殉道的作家。”而这也正是至今仍然让不少人感到惊奇并觉得神秘的一个问题:为何恰恰在这颇为黑暗专制的时代, 并在“如此难以名状的艰苦环境中”, 俄罗斯出现了如此高水平的世界一流的文学, 而且是群星璀璨?对此, 国内外学者兴趣浓厚, 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

英国学者贝灵(1874—1945)认为, “十二月党人”起义作为政治运动虽然结果不算成功(125人被定罪, 其中5人被判处绞刑), 但这场政治运动对于文学的影响却很深远:此后, 哲学代替了政治, 自由主义又转回到浪漫主义的激流里, 就在这浪漫主义运动中, 俄国的诗歌第一次使俄国人找到了表现心情的机会。也就是说, 这是文学的一次转机:“因为它给俄国有天才的人成为作家、艺术家、诗人的机会, 保全他们的全部的精力不致消耗在徒劳无功的政治上和革命上去。”

美国俄裔学者斯洛尼姆(一译斯洛宁, 台湾译史朗宁, 1894—1976)则解释道:“生存在这样一个反动、愚昧环境中的俄罗斯知识分子, 只好转向艺术及哲学寻找新鲜蓬勃的事物。由于知识分子被限制不能反映政治和社会, 所以他们都借着研究和创作而另觅出路。这点解释了俄罗斯文学和艺术何以在尼古拉一世极权统治下, 反而造成了一个‘黄金时代’。”

以上说法虽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对整个俄国文学的突然繁荣, 还是过于简单, 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 大多数人觉得这是一种俄罗斯式的神奇。

其实, 仔细考察俄国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 以及俄国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受的外来影响和文学传承, 尤其是当时的历史气候, 我们便会觉得这种辉煌是应运而生, 理所当然, 不应再过分惊奇。

19世纪初期, 俄国还是一个沙皇专制的农奴制国家, 政治、经济、文化都颇为落后。此时, 俄国人极其崇拜法国文化, 上流社会以说法语为荣。在18世纪, 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一度接近法国启蒙思想家, 思想开明, 但因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又开始走向高压。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最初也颇为开明, 但后来也走向高压。不过, 法国大革命后欧洲蓬勃开展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影响巨大, 西方的民主思潮强劲地进入俄国, 影响了各个阶层。尤其是1812年在卫国战争中俄国打败了横扫欧洲的拿破仑法国大军, 进而攻入巴黎, 成为神圣同盟的盟主。在这火热的政治文化气氛中, 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热情被空前激发了, 俄罗斯人的才气和灵感或者说创造性也因此而热烈地喷发出来, 这在文学艺术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反法战争的胜利空前地激发了俄罗斯民族的激情, 同时也空前激发了作家们创作的才情, 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等一批诗人、作家应运而生。与此同时, 一批青年贵族也因此看到了俄国与欧洲的巨大差距, 致力于改变现状, 奠定了日后发动起义和不断要求改革的历史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正是反法战争的胜利激发了俄罗斯民族的自信心与创造力, 使得他们创造了许多世界一流的文艺作品, 也促使他们自立自强, 锐意改革, 成为世界强国。

1825年12月1日(俄历, 后同),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探望生病的皇后途中染病, 在离首都很远的塔甘罗格突然驾崩, 而他没有子嗣, 按照俄国皇位继承法, 应该由其皇弟康斯坦丁继位。然而, 康斯坦丁在波兰华沙担任波兰王国军队总司令, 并娶了非皇族血统的波兰女子为妻, 他事先早已致信亚历山大, 声明放弃皇位继承权。亚历山大收到声明信后, 立即决定让另一皇弟尼古拉继承皇位, 他授令大臣菲拉雷特草拟了一份诏书, 宣布皇位继承的变化。但这份诏书当时并未公布, 只是将它的三个副本分别存放于国务公会、圣教总会和参政院, 而诏书正本则由菲拉雷特保存。亚历山大在正本的封套上亲笔签署:“在我下达新的指示以前, 本件应存放于圣母升天节教堂内国家文件之列; 若我身后未曾留下其他指示, 则首要之事即应由莫斯科教区大主教和莫斯科总督二人于圣母升天节教堂内开启本件。”沙皇的两个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份未公布的诏书。沙皇病死后, 在彼得堡的尼古拉立即向华沙的康斯坦丁宣誓效忠, 而康斯坦丁也同样向尼古拉宣誓。由于彼得堡和华沙相隔遥远, 加上当时通信落后, 因而俄国出现了皇统中断20多天的局面。

一批在反拿破仑战争中到过西方、受到西欧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贵族军官, 因“回国后看到农奴制、人民的贫困和对自由派的迫害, 心情特别沉重”(俄国贵族军官雅库什金语), 而秘密组织起来, 力图废除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 实现政治自由。他们便乘着这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 密谋举行武装起义。1825年12月14日, 他们率领几个近卫军团在彼得堡枢密院广场发动起义, 史称“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由于组织不严密、行动不果敢, 特别是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加而失败。尼古拉登基后, 对“十二月党人”进行了严厉镇压。1826年7月13日, 公布了对全体案犯的判决书, 雷列耶夫等5名特等罪判处分尸刑(后改为绞刑), 丘赫尔别凯、尼基塔·穆拉维约夫等31名一等罪判处砍头(后改为服苦役), 卢宁等17名二等罪判处“政治死刑”和终身苦役, 穆哈诺夫等16名四等罪判处15年苦役。尼古拉一世还在多方面加强了专制高压, 如19世纪30年代炮制了“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官方民族性理论, 神化自己的统治, 以便更好地控制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精神。因此, 19世纪前期的俄国, 一方面因为1812年在卫国战争中打败了横扫欧洲的拿破仑, 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另一方面则是经济上落后, 政治上从开明转向专制高压。

但西欧思想仍旧强劲地影响着俄国, 随着教育的逐渐普及,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 他们不满现状, 呼吁改革。在克里米亚战争[1]中, 俄国惨败, 改革的呼声更高。在西欧的影响和国内的巨大压力下, 亚历山大二世上台后, 这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而且锐意改革的沙皇[2], 采取了相当开明的政策, 进行了多方面的大改革, 对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成为俄国历史上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齐名的沙皇。他在1861年下诏废除了农奴制, 为俄罗斯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兴奠定了基础。他还主持了多项政治改革, 并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和司法改革等, 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权, 制订了把俄罗斯由君主制改造为君主立宪制的改革计划, 慢慢向民主进程迈进。梁赞诺夫斯基等认为:“‘大改革’朝着改变俄国的方向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可以肯定地说, 虽然俄国依然是沙皇专政, 但是它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变化。在这些变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政府的改革也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农民阶层的演变, 贵族的衰落, 中产阶级的上升, 特别是专业团体和无产阶级的壮大, 公共领域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亚历山大二世立法的影响。俄国确实在向现代国家的路途中开始迈开了大步。”

废除农奴制后, 俄国的资本主义得以大大向前发展。张建华认为:“自19世纪60年代俄国踏上资本主义道路以来, 经济增长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趋势, 开始了俄国近代的工业化历程。”“从19世纪60年代起, 直至1913年, 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保持了2. 5%的速度, 这在俄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刘祖熙指出, 俄国的资本主义化过程, 导致俄国经济发展走向的改变:“根据苏联历史学家科瓦尔钦科等人的意见, 农民经济转化为独立的自由经济、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劳动力变成商品、工业主要部门组成资本主义大生产——这一切现象大致发生在19世纪70—80年代。在19世纪60—70年代, 农民经济从自然经济转化为小商品经济, 小商品经济又转化为小资产阶级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可惜的是, 1881年3月13日, 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不幸被民意党成员炸死。他的遇刺打断了俄罗斯现代化的改革进程, 此后俄罗斯帝国基本上丧失了进行政治改革的历史机遇。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马上采取高压政策:实施地方长官制, 破坏地方自治; 限制大学自治权; 对异族强制推行俄罗斯化的政策; 迫害犹太人。然而, 俄国走向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早已不可遏止。

正因为上述原因, 人们往往认为19世纪的俄国是极端专制而黑暗的(以尼古拉一世残酷镇压革命的“十二月党人”为突出标志),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 人们现在能更理性、更客观也更公正地认识这段历史时期。

俄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米罗诺夫指出, 学者们“总是用一种悲观的调子来看待过去:民不聊生; 上流社会狂热地追求一己私利, 却忘记社会、国家和民族利益; 专制政府只关心贵族利益和自我保全; 帝国时期的所有改革几乎都是不成功的, 因为它是以巩固腐朽的专制制度为唯一目的; 贵族剥削农民, 城市剥削农村, 商人和资产阶级剥削小市民和工人, 俄罗斯帝国剥削其境内的所有民族, 而专制政府却支持剥削者; 农奴制只有残酷和痛苦; 官僚的外行和营私舞弊; 权力服务于统治阶级, 法庭可以贿买; 社会舆论受制于专制政府, 等等。”以致人们几乎一致认为, 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整个帝俄时期, 俄国社会越来越专制越来越黑暗, 是一个独裁、保守、停滞的国家。

米罗诺夫却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翔实的材料证明, 实际上俄国在这两百多年里并非如此, 而是恰恰相反, 逐渐走向并形成尊重个体和人权的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治国家:“从总体上讲, 帝俄时期基本实现了社会现代化:第一, 人民获得了个人权利和公民权利, 个人不再依附于家庭、公社和其他集体组织, 人民成了独立的人, 获得了自决权, 脱离了集体和家族的束缚; 第二, 小家庭不再受集体的监督, 摆脱了家族和邻里关系的束缚; 第三, 村社和城市公社改变了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 不断融入大社会和国家管理机制; 第四, 先是各集体组织转化成等级, 后来等级又转化成职业团体和阶级, 最后形成了公民社会, 社会不再受国家和政权机关的压制, 成为实现国家权力和管理的主体; 第五, 随着公民公法的不断发展, 国家管理机关的权力受到法律监控, 俄国逐渐变成了法治国家。总之, 帝俄时期社会现代化的实质在于形成了个性意识、小型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的雏形。在现代化过程中, 市民和农民在法律、社会及政治关系上从最高政权的臣民变成了国家的公民。”

甚至对于最被人们否定的沙皇尼古拉一世, 米罗诺夫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向社会灌输这样的观念, 即尼古拉一世是一个头脑简单、举止粗鲁的大兵, 他统治的时期尽管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却是一个停滞反动的时期。这种观念影响之深, 以至于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历史著述中的主流观点, 而且还得到了读者的认同。”其实, 公正地说:“不管怎样, 尼古拉一世执政时期应该说是改革的准备时期。正是这一时期准备了改革的方案, 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酝酿了改革的主要思想, 并培养了一批能够实现改革的人才。”

其实, 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早就指出:“通常认为尼古拉的统治是反动的, 它不但反对12月14日人士所宣布的企望, 而且反对过去的整个执政方针。可是, 这种议论未必十分公正。”比如说, 尼古拉一世在1847年颁布法律, 允许那些因还债卖掉的领地上的农民带着土地赎身, 1848年又颁布法律, 赋予农民拥有不动产所有权的权利, 而“显而易见, 所有这些法律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在此以前, 贵族阶层当中盛行的观点是, 农奴同土地、工具等一样, 是占有者普通的私有财产。所以, 把农奴当作物品进行日常交易时往往忘掉了这样一种观念, 即农民不可能成为这种私有财产……这些法律把占有农奴的权利从民法范畴划归国家法范畴, 所有法律宣布一个观念, 即农奴本人不是私人的普通财产, 首先他是国家的臣民。这是一项重要的成果。这一成果本身就能证明尼古拉为解决农民问题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是有效的”。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也认为:“在尼古拉统治末期, 俄国形成了一个高级法律官员的预备队伍, 他们受过良好的法律教育, 有资格指导并执行法庭的决定。至此, 一个‘规范’国家的框架第一次成型, 这也为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因此, 暂且不论尼古拉在个人集权问题上的倒退, 就其自身而言, 他仍是一个有建设性的政治家。”亚历山大二世时期, 俄国更是全方位地走上了现代化进程。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 尽管采取了高压政策, 但现代化的趋势早已不可阻遏, 俄国社会逐渐走向公民社会。

即便是一向被人们诟病的书刊检查制度, 也并非是毫无可取之处。首先, 担任书刊检查机关负责人的, 不少是一些视野开阔、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的作家或诗人, 如冈察洛夫、丘特切夫等, 他们的思想颇为开明, 而且也懂得艺术。其次, 从另一角度来看, 书刊检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它过滤了一些艺术性太差的非文学作品, 阻挡和否决了一些过于露骨或过于直接因而也缺乏艺术性的宣教之作, 迫使反映现实甚至反对政府的作品以更隐晦更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文学的基本品位, 促进了作家们更关注文学作品的艺术表达, 因此提高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

上述两方面再加上俄国教育的逐渐普及、紧随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的较大发展, 使得19世纪的俄国作家能够完全以开放的心态, 接受本国和外国的文化和文学, 并熔铸成独具俄国特色的文学作品。

19世纪俄国文学是在综合融汇本国和西欧文化与文学的基础上, 形成俄罗斯民族的独特风格并自成体系的, 也就是说其文学渊源, 包括西方渊源和本国渊源两个方面。

西方文化和文学深深影响着俄国, 不仅仅是拜占庭和东正教, 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和文学, 德国的古典哲学特别是谢林和黑格尔, 还有西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17世纪的古典主义, 18世纪的启蒙主义, 18世纪后期兴起的感伤主义、浪漫主义, 19世纪的现实主义、唯美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 都在俄国开花结果。其中, 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德国浪漫主义、英法现实主义对俄国19世纪文学的影响尤大。

米罗诺夫指出:“俄国的国家制度、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主要起源于欧洲……在基辅时期, 俄国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 接受了基督教和文字。后来数百年不利的外部和内部条件虽然阻碍了俄国沿着欧洲道路发展, 但欧洲模式却从未彻底消失, 也并未被其他模式所替代。……从历史的角度看, 俄国基本上是沿着欧洲发展的道路前进的, 只是比欧洲迟了一步。”而且, 正如拉伊夫说的那样, 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 “俄国与俄国文化欧洲化的愿望已被内在化了”。西方文化深深影响着俄国, 其中, 法国的启蒙思想和德国浪漫主义及其古典哲学影响尤大。

米罗诺夫宣称:“1825—1850年, 在俄国知识团体中盛行启蒙思想和浪漫主义思想。”德国古典哲学对俄国的影响更大, 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尼采, 分别在19世纪初期、中期、后期深刻影响了俄国知识界, 尤其是谢林和黑格尔, 其中谢林影响更大, 以致著名作家奥多耶夫斯基(1803—1869)兴奋地谈道:“在19世纪初, 谢林就像是15世纪的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1451—1506)一样, 他为人类开启了他自己内心世界的未知部分, 在这个未知区域内, 他的寓言和传说, 就是他心灵的全部!跟哥伦布一样, 他发现了他并没有打算去探索的事物; 像哥伦布一样, 他唤醒人们对看上去无法逾越的困难抱有希望; 他仍然跟哥伦布一样, 为人类活动指明了新的方向!于是所有的人都奋力扑向了这个神奇而美妙的王国。”

与此同时, 19世纪俄国文学也继承了本国民间和书面的文学和文化传统, 并在此基础上融合西欧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独具的特色。其中, 特别值得一谈的有四个方面。

一是与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日耳曼人的《尼伯龙根之歌》并称为中古四大英雄史诗的《伊戈尔远征记》, 这部作品首次在俄国文学史上明确地反对个人英雄行为、宣扬集体团结、表现爱的力量[3], 这成为19世纪俄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普希金的叙事诗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是俄罗斯文学中有一种很有特色、影响深远的公民诗歌, 它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 强调履行公民职责, 歌颂尽忠报国, 描写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重大事件; 第二, 和一切阻碍祖国顺利前进的东西作斗争, 具体表现为:关心人间苦难, 抨击社会乃至宫廷里的专制与黑暗。这种诗歌由康捷米尔(1708—1744)奠基, 经过罗蒙诺索夫(1711—1765)、苏马罗科夫(1717—1777)、杰尔查文(1743—1816)、拉吉舍夫(1749—1802)等人的继承和发展, 到19世纪, 终于形成蔚为壮观的局面, 出现了由普希金、涅克拉索夫以及雷列耶夫等为代表的“十二月党人”诗人的作品构成的公民诗歌, 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三是致力于反映俄国现实生活、社会问题的文学作品。其最早代表主要有两位。一位是冯维津(旧译冯维辛, 1745—1792), 主要作品有喜剧《旅长》(1769)和《纨绔少年》(1781)。这两部作品较早偏离长时间统治俄国文坛的法国古典主义的法则, 而转向真实地反映了俄国现实问题。《旅长》嘲笑领地贵族的愚昧落后, 同时批判京城贵族追逐法国时尚的空虚浅薄、崇洋媚外; 《纨绔子弟》揭露和批判了没有文化、庸俗粗鲁、自私自利、愚昧野蛮的乡村贵族。冯维津的巨大贡献在于, 是他第一个在俄罗斯戏剧舞台上推出了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 并且真实地反映了俄国的现实生活和国民气质(或国民性)问题。另一位是拉吉舍夫(1749—1802), 这是俄国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 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贵族革命家。他的代表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 共26章, 每章的标题大多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途经的地名, 表面上像是一部游记, 实际上借用这一形式作为障眼法, 全面、生动地描写和揭露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下农奴的悲惨生活, 对被折磨被虐待的农奴表达真挚的同情, 是一本抨击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著作。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读后大怒, 批示:作者想“揭露当今统治的缺点和罪恶”, “其目的在于唆使农民反对地主, 煽动军队违抗政府, 以断头台来恐吓沙皇”, 作者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拉吉舍夫随即被捕, 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也几乎被全部焚毁, 只剩下数十册被人们传抄, 直到1858年赫尔岑在伦敦发行了第二版。《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强烈的反专制农奴制的倾向、揭露黑暗现实的勇敢精神、同情底层大众的人道关怀、承担社会使命的公民意识, 影响了整个19世纪的俄国文学。而作品开头的“我举目四望, 人民的痛苦刺痛了我的心”, 以及书中对社会的不公与黑暗的揭露与批判, 对下层人民的关心与同情以及他被流放的遭遇, 也使拉吉舍夫成为俄国第一个知识分子和第一个殉道者。

四是东正教的巨大影响。对俄国文学影响更大的, 首推既是俄国的宗教又是俄国的哲学的东正教。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 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 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诗好比一株花, 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 土壤不肥沃, 根就不能深, 花就不能茂。西方诗比中国深广, 就因为它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其实何止是诗, 整个文学, 整个文化, 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 何尝不是如此。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化一向以其浓烈的忧患意识、突出的超越精神、独特的道德体系、深广的博爱情怀著称, 且构成其震撼人心的独特魅力, 这不能不主要归功于既是其宗教也是其哲学的东正教。

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国教, 也是基督教的三大派(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之一, 对俄罗斯的文化气质和民族精神有着巨大的影响, 俄罗斯现代著名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指出:“东正教表现了俄罗斯的信仰。”俄国当代一位神学家甚至断言:“俄罗斯民族文化是在教会里诞生的。”的确, 东正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统辖着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 对其社会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的发展, 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要较好地理解俄罗斯, 理解俄罗斯文化, 理解俄罗斯文学艺术, 首先必须对东正教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

基督教原为犹太教中的拿撒勒派, 公元1世纪产生于巴勒斯坦, 公元135年成为独立宗教, 公元392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公元395年, 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 基督教会也随之渐渐分裂成东西两派。东派教会的经书和崇拜仪式用希腊文, 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 西派教会则用拉丁文, 以罗马为中心。1054年, 几百年的分歧随着历史、地理以及双方领导集团争夺教会最高统治权的冲突而达到顶点, 导致东西教会的最终决裂。东部教会为标榜自己的正统性, 自称“正教”(意即继承基督教正统教义教规), 因为地处欧洲东部, 所以又称“东正教”, 又因其在崇拜仪式中使用希腊礼仪, 称为“希腊正教”。西部教会则强调自己的“普世性”, 称为“公教”, 因其领导中心在罗马, 又称“罗马公教”, 汉语译作“罗马天主教”或“天主教”。

俄罗斯正式接受东正教作为国教, 是在公元988年。这年, 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科尔松城的圣瓦西里教堂, 接受了东部拜占庭教会大主教的洗礼, 皈依了基督教。不久, 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并禁止俄国流行已久的多神教。当然, 这件事并非如不少人认为的是一蹴而就, 而是由来已久。俄国当代学者约·阿·克雷维列夫在其《宗教史》中指出:“罗斯的基督教化, 是一段漫长而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开始, 早于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公国的建立, 而其终结则在公国消亡以后几百年。弗拉基米尔的‘罗斯受洗’不过是这段历史中的一个插曲。因此, 不应当把东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化同他在公元988年前后所采取的这次行动混为一谈。似乎‘罗斯受洗’一举就彻底完成了罗斯的基督教化, 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在长期的发展中, 俄罗斯的东正教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第一, 教权为王权控制。第二, 强调“因信称义”, 注重修道生活。第三, 教义具有传统性和保守性。第四, 注重形式, 讲究华丽、庄严的仪式。第五, 议事制的教会结构。第六, 渗入了多神教的成分。第七, 富于神秘主义色彩。[4]

扼要地说, 俄罗斯东正教尽管也是基督教, 但与天主教等区别较大,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东正教不承认“和子句”[5], 因此使人不具有肉体性, 而具有神性, 从而有一种顿悟式的对精神和神性的追求, 而西欧则把神性降低到人性; 第二, 东正教不承认天主教的地狱、炼狱、天堂理论, 宣称只有地狱和天堂, 而没有炼狱。否定炼狱, 就是更强调一种体悟或顿悟, 强调人人都可以从精神上刹那间升华到神性的境界, 而西欧有了炼狱, 则把一切都理性化了, 人的得救全在于一种理性的推理, 而且, 更物质化了, 人的得救全在于他在世上所做好事的多少:全做好事则进天堂, 坏事多则进地狱, 又做坏事又做好事则先进炼狱。由此, 俄罗斯的东正教赋予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化三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 颇强的神秘主义特色(含象征)和强烈的精神追求。东正教强调“因信称义”, 并具有颇强的神秘主义色彩。西方教会分裂出来的天主教和新教认为基督来到世上, 以自己的死救赎人类, 但并非全体世人, 而只是上帝预先特选的人。东正教则认为每个人只要虔诚信教, 潜心苦修, 积极行善, 与神沟通, 都能得到上帝的恩典。也就是说, 信仰的虔诚是得到救赎和在上帝面前得以称为义人的必要条件, 即“因信称义”。在东正教看来, 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 因而, 他超然物外, 但他又存在于造物之中, 是造物中最核心的内容。由于他超然物外, 具有超在性, 他是不可感的, 但从其内在性来说, 他又是可以由人的灵魂领悟、晤见的。上帝这种内在性与超在性的统一, 要求信徒以虔诚之爱沉入冥思灵修之中, 在祈祷中与神沟通, 共同参与基督、圣母和圣者的生活, 在圣礼中呼唤主的名字, 产生内在的神秘体验, 与神灵世界接触, 成为不可见世界的参与者, 在圣光的异象中与基督照面——这种异象, 将照亮信徒的灵魂, 使之成为与基督一致的人。而这, 就是东正教徒生活理想的实现, 也即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向上帝之国的接近。东正教的神秘主义进而认为, 东正教是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先知先觉”, 是使人类能看见“真知”的光, 是融会知识和精华的真理, 是使人类充满理解和同情的爱; 东正教作为“先知先觉”不需要任何教理和教条, 真理和真神存在于信徒的信仰之中; 东正教是上帝和人、圣父和被造物之间超凡的和精神的结合, 是天国和人间的桥梁; 非信徒只有和信徒共享神秘的友情, 才能理解和了解东正教的实质; 由于东正教是上帝赐给人类的, 因而人类可以通过忏悔把心灵奉献给上帝, 通过赎罪来拯救自己的灵魂, 通过感恩祈祷得到永生, 通过“耶稣的牺牲”而得救; 在东正教精神的感召下, 非正义可以变为正义, 罪人可以变成“圣人”, 圣人一旦藐视罪人就会丧失其圣洁的价值。由此, 也产生了俄国人的另一特点:鄙弃物质欲望, 有一种强烈的精神追求。俄国人普遍认为, 人的身份地位不以其物质多少为标志, 人的富有在于其精神的丰富。这些, 影响到文学, 便表现为:强调人的豁然醒悟和对精神生活的高度重视乃至执着追求, 如托尔斯泰小说中的彼埃尔、列文、聂赫留朵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 以及自然而然形成的象征色彩(托翁笔下的橡树、陀氏书中的彼得堡, 等等)。

其二, 独特的道德体系与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东正教特别重视人的道德修养, 强调忠信、博爱、忍让和自我牺牲精神。这赋予俄国社会和俄国文学独特的道德体系。别尔嘉耶夫说:“在俄罗斯, 道德的因素永远比智力因素占优势。”东正教尤其关心人(特别是下层人)的不幸与苦难, 具有明确的人道主义传统。东正教较多地保留着早期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传统, 主要体现为:上帝“道成肉身”拯救人类、“爱上帝、爱邻人”的教义、“上帝是父亲, 人人是兄弟”的精神、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弱者和受欺凌受侮辱者甚至罪人的同情与怜悯。正因为如此, 赫尔岑宣称:“对小人物的同情心是俄罗斯文学的基调。”

其三, 深刻的忧患意识和突出的超越精神(彼岸性、世界性或终极性)。东正教关注现实社会的不公, 强调对弱者乃至罪人的同情、关心与爱护, 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精神追求, 这使得大多数俄国人具有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和突出的超越精神, 他们对现实不满, 抗议社会的不公, 深深忧虑个人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前景, 与此同时, 他们又力图超越世俗红尘, 在与上帝的关系中确立人自身, 建立理想的道德王国, 达到极高的精神境界, 追求彼岸世界, 追求终极意义。这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尤为明显, 他们既关心现实生活中人的苦难、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又极力超越世俗, 奔向彼岸, 追求无限、永恒。这样, 他们一方面有一种现实的对人间的不幸与苦难的同情与怜悯, 另一方面更有一种终极追求——竭力探寻人的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关心人的灵魂能否进入永恒, 最终能否得救。这二者的典型体现, 一为19世纪后期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人民大众过分极端的负罪感甚至“民粹派”发起的“到民间去”的运动, 一为俄罗斯的“最高纲领主义”。[6]

正因为如此, 19世纪俄国文学乃至绝大多数俄国文学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那就是与哲学乃至宗教密不可分。俄国当代著名学者利哈乔夫指出:“俄罗斯文学(散文、诗歌、戏剧)就是俄罗斯的哲学, 就是俄罗斯创造性地自我表现的特点, 就是俄罗斯的全人类性”, “俄罗斯哲学在许多世纪中十分紧密地与文学和诗歌联系在一起。因此要研究俄罗斯哲学, 就得研究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丘特切夫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

此外,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在19世纪, 俄国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和理论人才, 既有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费特、契诃夫这类伟大的诗人、作家, 又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德鲁日宁、鲍特金、安年科夫这样出色的批评家, 用他们从文学发展实践中以独到发现和面向未来的眼光归纳出来的文学理论, 引导着文学发展的方向, 促进了“自然派”和“纯艺术派”的形成和发展, 大大地推动了俄国文学向前迈进的步伐。

正是上述多方面因素的作用, 使得19世纪俄国文学才气横溢, 富于创造性, 同时善于融汇, 自成体系, 并且群星璀璨, 达到了世界文学的高峰。

二、流派迭出, 群星璀璨——文学发展概况

19世纪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文学, 出现了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民粹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众多文学流派, 和茹科夫斯基、普希金、丘特切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众多世界一流的作家, 堪称流派迭出, 群星璀璨, 因此被称为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纵观整个19世纪的俄国文学, 可以发现其自始至终一直有两条发展路线。一条是关注现实、批判阻碍祖国前进的一切现象的公民传统文学; 一条是注重诗与人生合一, 注重从宗教、哲学高度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 同时十分关注艺术形式的创新甚至发展到“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创作。

以往认为, 从文学发展来看, 19世纪前期的俄国文学, 在思想取向上, 进一步推进18世纪就已开始的启蒙思想的影响, 发展了俄国文学原有的公民精神。一方面大量描写下层平民百姓的不幸和苦难, 提出并思考产生这种不幸和苦难的社会根源; 另一方面把矛头直接指向农奴制乃至沙皇政府和沙皇, 号召推翻专制暴政, 彻底改变社会。实际上,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作家试图从宗教、哲学的高度来探讨、解决社会和人生问题, 从而形成了俄国文学最本质的特点:既扎根大地, 又心系彼岸, 而这是以往许多19世纪俄国文学史忽略或有意避而不谈的19世纪俄国文学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流派、思潮方面, 此时期的文学则从一元化逐渐转向多元化, 出现了感伤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

感伤主义, 又名“前浪漫主义”“主情主义”, 是18世纪后期出现于欧洲的一种文艺思潮, 否定理性, 强调感情, 注意抒写平凡人的遭遇和内心感受, 描绘美好的大自然, 常以理想化的大自然和乡村宁静纯朴的生活来否定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弊病。俄国作家接受了西方的影响,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形成了感伤主义文学浪潮, 他们反对俄国古典主义对国家的赞颂, 挺身捍卫个人的权利, 关心普通人的不幸, 描写人的内心世界, 崇拜大自然, 代表作家是卡拉姆津。

卡拉姆津(旧译卡拉姆辛, 1766—1826), 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著有11卷巨著《俄罗斯国家史》; 也是小说家、诗人, 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贵族小姐娜塔丽雅》《伯伦高尔姆岛》《城总管夫人玛尔法》和散文书信集《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集》, 代表作是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一译《苦命的丽莎》, 1791)。

《可怜的丽莎》讲述了农家姑娘丽莎为了供养母亲, 经常采摘鲜花到莫斯科去卖, 和贵族青年艾拉斯特产生了热恋, 并常在一个风景如画的池塘边幽会。后来, 艾拉斯特因为赌博输光了钱财, 只好娶一位有钱的寡妇, 抛弃了丽莎。绝望的丽莎跳进池塘殉情, 艾拉斯特知道后一直到死都十分痛苦。小说发表后获得空前的成功, 小说描写的池塘成了多愁善感的读者特别喜爱的散步场所, 太太们纷纷为丽莎的命运痛哭流涕, 因为她证明“农村姑娘也懂得爱情”。而且随之出现了一系列如《可怜的玛莎》《不幸的丽莎》《不幸的马尔加丽塔》之类的仿作。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特点, 任光宣等学者有精辟的分析:“感伤主义文学的两个核心概念是‘自然’和‘情感’。它们决定了小说《苦命的丽莎》的艺术风格。《苦命的丽莎》的艺术风格首先表现在对自然富于诗意的描绘, 通过对‘大自然图画’内在生命的展现, 突显出感伤主义‘反理性’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追求, 同时为揭示情感完成‘心—物’对应结构。其次, 在这部小说中, 作家对主人公丽莎的心理状况作了真实、细腻的刻画和描写, 展现了她的期待、矛盾、喜悦、忘我、悲伤和绝望等一系列心理特征。通过对丽莎心理过程的展示, 感伤主义小说的基本审美功能得以实现。最后, 在小说语言方面, 同古典主义文学对语言的要求相悖, 作家运用口语进行写作, 虽然这种‘口语’还不能称之为是‘大众化的口语’, 但其中毕竟出现了诸多口语词汇、口语语法等元素。与此同时, 非叙事性话语的运用也为叙事者的情感抒发提供了语言前提。这一切都为俄国近代小说的生成、发展提供了语言范例。”别林斯基指出:“卡拉姆津开辟了俄罗斯文学中一个新的时代……卡拉姆津把俄罗斯文学引入了新的思想境界……卡拉姆津第一个用活的社会语言代替了死的书本语言。”日本学者米川正夫(1891—1962)则指出, 《可怜的丽莎》唤起了人们心中对不幸的农家少女的同情和哀怜, 这种对“被虐待、被磨折的人们”的人道主义博爱精神, 正是俄国文学的基调, 对此后的俄国文学影响深远, 几乎在后来出现的全部伟大文学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其影子。

浪漫主义, 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于欧洲的一种文学思潮, 其特点主要有:第一, 表现主观理想, 抒发个人情感, 描写内心感受; 第二, 追求离奇情节、异域色彩, 塑造非凡人物; 第三, 描绘自然景物, 借大自然的美好批判工业文明和社会的黑暗; 第四, 重视民族文化传统, 喜爱中世纪。浪漫主义的发源地是德国, 随后波及英国、法国乃至整个欧美。俄国在19世纪初受其影响, 也兴起了浪漫主义。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有三种倾向:一是以茹科夫斯基为代表的宗教哲学倾向, 表现终极问题, 探索心灵的安顿和人生的出路; 二是以普希金、“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爱国、革命倾向, 充满公民责任感, 揭露社会黑暗, 力图推翻沙皇专制制度; 三是以马尔林斯基、拉热奇尼科夫为代表的传奇小说派, 往往采用传奇小说的形式, 注重描写俄国的社会风俗或者俄国历史, 表现爱情、爱国等人性之常。

这个时期是俄国诗歌的黄金时期, 以普希金为中心形成了众星捧月的诗歌局面, 出现了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巴拉丁斯基等一大批出色的诗人。但此时期俄国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 比较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家还有巴丘什科夫、巴拉丁斯基和“十二月党人”诗人。

巴丘什科夫(1787—1855), 早年曾钻研古希腊诗学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学, 深受其影响, 歌颂醇酒、爱情、友谊和人间欢乐。后来一度和茹科夫斯基受卡拉姆津感伤主义的影响, 追求内心自由和谐, 流露出悲观遁世情调。最后, 转向浪漫主义, 重视情感尤其是想象, 他强调:“幻想是诗人和诗歌的灵魂。”可惜的是, 1822年正当才华横溢的时候, 他精神崩溃了。别林斯基称他为俄国诗歌提供了“理想形式的美”, 并扼腕叹息:“这位卓越的天才被时代窒息了。”他的诗歌画面鲜明, 色彩绚丽, 音韵优美, 对普希金等诗人有较大影响。

巴拉丁斯基(1800—1844), 主要作品有:诗集《诗选》(1824)、《黄昏》(1842), 长诗《舞会》(1828)、《茨冈女人》(后改名为《姘妇》, 1831)等。他的大多数诗都沉浸在个人的世界里, 致力于艺术的新探索与新追求。早期的诗把忧伤和人生的欢乐糅合在一起, 致力于描写人的内心矛盾和心理变化过程, 米尔斯基指出, 其早期抒情诗使他成为19世纪20年代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诗人; 晚期接受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影响, 致力于创作哲理诗, 成为一位思想诗人。纵观19世纪俄国诗歌的发展, 我们认为, 巴拉丁斯基的这些追求, 对后来的“纯艺术派”有较大的影响, 因此, 他被称为“纯艺术的先驱”。

“十二月党人”诗人包括雷列耶夫(1795—1826)、拉耶夫斯基(1795—1872)、丘赫尔别凯(1797—1846)、奥陀耶夫斯基(1802—1839)等。“十二月党人”是俄国19世纪初期的贵族革命家, 绝大多数属于贵族军官和知识分子, 参加过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十二月党人”作家强调文学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用, 认为文学应反映时代精神, 表现爱国的和革命的思想感情, 诗人应关心人民命运, 鼓舞战士斗志。他们重视发展民族文学, 重视在创作中发扬民族风格, 把民间文学当作“我们文学最优良、最纯洁与最可靠的来源”。其诗歌充满公民的责任感和浪漫主义的激情, 揭露社会的黑暗, 抨击政府乃至沙皇的专制, 力图改变乃至推翻现存社会。

在诗歌方面, 雷列耶夫是其代表。其成名作是诗歌《致宠臣》(1820), 代表作是诗歌《公民》(1824)和21首《沉思》(1821—1823)。《公民》提出了公民诗歌的一个公式:“我不是诗人, 而是一个公民”, 后来在涅克拉索夫那里发展成著名的诗句:“你可以不做诗人, 但是必须做一个公民。”普希金写了《致西伯利亚囚徒》, 奥陀耶夫斯基则写了《答普希金》, 其中两句“我们悲惨的事业将不会落空:/星星之火必将燃成熊熊的烈焰”, 成为列宁在1900创办《火星报》的报名和口号, 也是中国名句“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来源。

在小说方面, 代表作家是别斯土舍夫(1797—1837)。他是小说家、诗人兼文学评论家, 也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 笔名马尔林斯基。其主要成就是小说, 大多为浪漫主义中篇小说, 以其叙述的曲折诱人和语言的生动俏皮, 一扫当时古典主义作品陈腐呆板的文风, 在19世纪30年代的俄国文坛名噪一时, 被公众誉为“散文中的普希金”。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考验》(1830)、《别洛尔中尉》(一译《别罗佐尔中尉》, 1831)、《巡航舰希望号》(1832)、《阿玛拉特伯克》(1832)、《航海家尼基金》(1834)等。

《考验》写贵族军官连长尼古拉·彼特罗维奇·格列明公爵, 三年前曾经和一位贵妇人阿丽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兹维兹季奇伯爵夫人相爱, 但分别后很快就忘记了她, 后来好友瓦列里安·斯特列林斯基少校马上就要去彼得堡, 格列明公爵让他刻意去追求她, 以考验她对自己的爱情是否忠贞。瓦列里安劝阻无效, 于是只好依计行事。在一次化装舞会上, 他化装成西班牙人堂·阿龙卓接近了阿丽娜, 两人在跳舞和交谈中相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随后他又以真名去拜访她, 两人在长久的接触中, 相互产生了热烈的爱情。他给格列明写了两封信, 但由于军队移防, 对方没有收到。他于是向阿丽娜求婚, 并说结婚后准备退出军队到乡下去进行农业改革, 阿丽娜让他给自己三天时间考虑。社交界盛传他俩准备结婚(阿丽娜70岁的丈夫一年前已经去世)。格列明突然后悔采用这种方式试探情人, 于是赶到彼得堡, 正好听说他们结婚的事情, 怒不可遏, 认为朋友背叛了自己, 便跑到他家里去指责他。他见到了瓦列里安的妹妹奥尔伽, 原来他曾把她当小孩子一样喜爱, 没想到几年不见, 她出落成一个光彩照人、青春美丽的大姑娘了, 而且无比温柔、纯洁, 并且一直敬爱着他。他斥责了瓦列里安, 恰巧他因阿丽娜已经三天没有回音而心绪不好, 两人发生了争吵, 并且演变到决斗。幸好这事被奥尔伽知道了, 正当决斗即将进行时, 她赶到现场, 请求挑起这一决斗的格列明放弃决斗, 并向自己的哥哥道歉。格列明本已后悔自己的冲动, 现在这位可爱的人使他心甘情愿放弃决斗, 并向朋友道歉。而瓦列里安正好在这时收到阿丽娜的答复, 愿意嫁给他并随他隐居乡间, 因此心情舒畅, 和格列明和好如初。格列明明白自己真正爱的是奥尔伽, 于是向她求婚, 得到他们兄妹的同意。于是, 他们宣布请参加他们决斗的证人和副手做他俩结婚的男傧相。小说情节生动, 一波三折, 引人入胜, 而且对上流社会的风习写得颇为出色, 对人物的心理把握得比较成功, 文辞也颇华丽, 是典型的浪漫小说家兼诗人的作品。不过, 作者的一些与情节无关的插话稍嫌过多、过长。

《别洛尔中尉》写俄英联合舰队与拿破仑法国交战, 中尉别洛尔因为救一位落水的英国水兵, 和几位战士一起被冲到荷兰, 在那里和一位荷兰姑娘热恋, 并且战胜法国兵和大自然的风险, 胜利回到俄国, 在爱情和战斗方面双双获胜。

《巡航舰希望号》写伊里亚·彼得洛维奇·普拉文舰长在“希望号”巡洋舰上工作出色, 受到沙皇的接见和奖赏, 后来爱上了公爵夫人维拉, 在舰艇远航执行任务的途中, 在英国海域, 不顾战友和部下尼尔·巴甫洛维奇中尉的忠告, 私自上岸与维拉幽会, 结果当晚暴风雨来临, 由于没有他指挥, 富有经验的中尉又因劝阻他被关了禁闭, “希望号”几经挣扎, 虽然保全了舰只, 但是牺牲了十个人, 再加上舰长发现情况不妙后, 率领小船赶往舰上, 牺牲了六个人, 一共死去了十六个人, 舰长本人也负了重伤, 在强烈的内疚和深重的忏悔之中去世。小说采用全知视角叙事与第一人称书信叙事相结合的方式, 情节曲折, 写恋爱心理细腻生动, 是其代表作之一。

《阿玛拉特伯克》是马尔林斯基较长的中篇之一, 写高加索切尔克斯族阿玛拉特伯克归顺俄国, 结果两次受别人煽动, 背叛俄国, 导致了爱情和人生的双重悲剧, 故事情节曲折, 人物形象鲜明, 富有浓厚的异域风情, 文笔也优美生动, 是马尔林斯基最出色的作品之一, 堪称其代表作。

《航海家尼基金》写俄国商人萨韦利·尼基金为了娶美女卡捷琳娜, 驾驶木船出海经商, 结果遇到了武装很好、船速很快的英国私掠船, 他们被抓上船去, 后来尼基金利用时机, 反败为胜, 占领了私掠船, 并且把英国船长杜尔尼普等作为俘虏押回俄国, 成为人人赞颂的俄国英雄。小说写得虽然更为朴实, 也更民间化, 但是前面插话太多, 后面的内容太简单。尽管有人认为这是马尔林斯基的代表作之一, 但笔者不敢苟同, 持此论者可能是因为作家一改其他小说优美甚至华丽的语言风格, 而转向朴实的民间语言, 更可能是因为他的爱国主义内容而称赞这部小说, 严格来讲, 这只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 人物形象过于简单, 写法也过于简单, 艺术加工和升华不够(小说本身就是一个真实故事的改写), 因此, 相当平庸, 特色不多。

另一位在当时影响颇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是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他1813—1815年曾参加俄国远征欧洲的战斗, 后来发表了《一个俄国军官的行军札记》。但他主要的文学遗产是三部历史长篇小说《最后一个新贵》(1833)、《冰宫》(1835)和《异教徒》(1838)。其代表作《冰宫》, 不仅是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 也是俄国19世纪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代表作。

《冰宫》主要写俄国年老体衰的安娜女皇当政的时候, 宠用德国人比伦, 而他作威作福, 搞得民不聊生, 甚至滥施私刑, 草菅人命; 与此同时, 宫廷大臣沃伦斯基也得到女皇的重用, 但他充满爱国主义激情, 与比伦势不两立, 他领导了一群爱国者, 试图把比伦赶出宫廷。但他深深陷入双重矛盾中:第一是他的爱国热情与高涨的爱情之间的矛盾; 第二是他在北方美人——妻子纳塔丽娅·安德烈耶夫娜和南国女子——女皇爱得要命的摩尔达维亚公爵小姐玛丽奥莉察·列列米科的爱情中的矛盾。在这种感情与义务、政治与爱情的冲突中, 他一再犹豫彷徨, 结果错失时机, 最后竟被比伦诬告, 连同好友一起被判处死刑。

小说很多情节具有浪漫主义的传奇性, 如玛丽奥莉察的母亲是茨冈女人, 她爱上了贵族公子, 为了保护女儿, 先是放弃了对女儿的权利, 后来在其父亲被杀时又舍身救出女儿, 并把她送给摩尔达维亚公爵, 最后又保护她, 甚至为了她的幸福, 自己毁容并且发疯; 埃赫列尔起初是比伦手下走狗利普曼的侄子, 是比伦种种恶行的培育者, 最后才揭明:他因为热爱祖国, 早已在心里投向沃伦斯基, 并且向女皇揭穿了比伦的卖国行径及其罪恶。而主人公沃伦斯基起初不爱妻子, 后来又突然深深爱上她了, 竟然为她拒绝了女皇提议的与他曾经狂热追求的玛丽奥莉察的婚事, 导致失宠并且导致自己和朋友们的死亡, 也使自己的爱国大志完全落空。这些传奇性使作品可读, 也突出了作品的道德说教性, 但有些地方经不起推敲, 尤其是沃伦斯基作为一个大臣, 一个在宫廷的政治斗争旋涡中折腾了几十年的人物, 居然像一个多愁善感的初恋小伙子一样, 分不清主次轻重, 完全任意而行, 听凭情感的主宰, 这就太不真实了。尽管如此, 总体来说, 这还是一部很有才气的作品, 作者因此被称为俄国文学中创作历史长篇小说的“先驱者之一”, 小说也被别林斯基称为“俄国文学中最出色的现象之一”。

现实主义, 是19世纪30年代初形成的, 并在整个中后期占据欧美文坛统治地位的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学流派。它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以来文学反映现实、揭露社会矛盾的优良传统, 不满足于主观幻想、抽象抗议和空洞追求的浪漫主义文学。作为一种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文学从古希腊神话时代起即已存在;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 则兴起于19世纪30年代, 发源地是法国。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 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 真实地描绘客观现实, 努力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现实主义作家不醉心于描写非凡的人物和离奇的事件, 而是强调冷静地观察和客观地描写现实生活, 揭露社会的种种弊端, 探索社会罪恶的根源。现实主义作家们所反映的生活面极广, 而且极其重视细节的描写。

第二,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主义作家主张深入细致地观察现实, 分析生活, 力求选择最能揭示事物本质特征的环境、事件和细节加以典型化, 使之能够代表一定时代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他们强调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主张通过真实的细节, 从人与环境的联系中塑造典型人物。

第三, 对社会罪恶的强烈批判精神。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理状态十分关注, 往往全神贯注地详细分析人类行为相互冲突的心理趋势, 揭示心理矛盾产生的社会原因。同时, 又以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为理想, 关注各种社会问题, 他们对社会上的各种弊病进行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无情地揭露了金钱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疮疤, 批判这个社会的利己主义的生活原则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鞭挞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