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①那么，《水浒》（《水浒》同《水浒传》，为方便行文，二者均有用）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水浒”二字，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

《水浒传》——落草传

要解开这个谜团，可能还要到中国的另一部伟大作品中去寻找，这部作品就是《诗经》。“水浒”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诗经》中。

非常有趣的是，《水浒》一百零八将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史进。关于史进这个名字，包括金圣叹在内的诸多评论家都试图揭示其含义。我想，“史进”

就是“诗经”的谐音，暗示读者该到《诗经》中去寻找“水浒”的真正含义。

那么，“水浒”这个词出现在《诗经》的什么地方，又有着什么含义呢？《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意思是，古公亶父大清早骑着马，沿着西方的水滨，一直来到岐山下。

他带着妻子姜氏，来寻找安居的地方。这几句诗不仅清晰地出现了“水浒”这个词，而且还暗含着另一个重要的词——梁山。

孟子对此历史有比较明确的说明。《孟子·梁惠王下》：“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过去太王住在邠地，狄人常来侵犯。太王用兽皮和丝绸来侍奉他们，但是不能免受侵犯；太王只好又用好狗、名马来侍奉他们，但也不能免受侵犯；于是，太王又用珠宝、玉石来侍奉他们，但还是不能免受侵犯。于是，太王召集邠地的长老，告诉他们： “狄人所要的，是我们的土地。

我听说，君子不会让那些原本养活人的东西成为祸害人的东西。你们何必担①陈晋著：《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107—108 页。

忧没有君主呢？我不能连累你们，我将要离开这儿。”他离开了邠地，越过梁山，在岐山脚下建筑城邑定居下来。邠地的人说： “这是一位仁人呀，不可以失去他。”于是，追随他的人成群结队像赶集一样。

我国古代研究《诗经》的著作《毛诗故训传》所记，与《孟子》一书的记载相差无几。我们注意到，这里提到了“梁山”。在中国，叫“梁山”的山，至少有六座，其中就有孟子提到的陕西乾县的梁山和《水浒》中提到的山东梁山。虽然这两个地方的梁山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并不妨碍作者借周太王被逼迁徙来提醒读者，“水浒”这个名称隐含的意思，就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的人的安身之所。可以说，水浒，就是野草水洼之地，就是落草者的渊薮。

史进在大闹史家村后，避难少华山山寨，朱武劝他在山寨中落草，他说：“我是个清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点污了？你劝我落草，再也休提。”什么叫“落草”呢？为什么梁山好汉中，很多人一开始都不愿意“落草”

呢？清代程穆衡《水浒传注略·第二卷》： “落草，取弃掷之意。”落草就是落到野草上去了，有明珠暗投的意思。人们常说，落草为寇；又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落草是失败者的下场，是失败者的去处。难怪《水浒》好汉中，一开始不愿意落草的，都是一些有地位有财力的人，像史进这样的地方财主，又涉世未深，对这个世界、世道还抱着淳朴的信任的年轻人，都不愿意落草。

而李逵、时迁等出身低贱者，却绝无此担忧，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落在野草上了。

《诗经·小雅·北山》又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说，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的土地；天下的人，也是王的人。但是，这个天下的范围，也就到“率土之滨”，就是到土地消失、大水苍茫之处为止；水的那一边，就是被王抛弃的了，是不受王的恩惠保护的地方。所以，金圣叹认为：水浒，就是水的那一边。他解释说“：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

金圣叹此话的意思是，宋江之流，罪大恶极，为天下人共弃，所以，不能让他们住在王土，不能让他们住在我们身边，只能把他们抛弃到水浒边荒之处。

如果我们抛开金圣叹的主观倾向，单就这段文字来说，他的说法确有合理之处：天下之大，往往还真没有英雄们的安身立命之处。《水浒》英雄中，从史进到鲁达，到林冲，到杨志，到武松，人人都在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但他们每个人最终都是一败涂地，不得不落草为寇。这难道不是王土之内，无立足之地吗？所以，他们都到这个边远荒芜之地来，寻求安身立命之所，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尊严与体面。这里固然不受王的恩惠与保护，但也不受王的约束和迫害。

这又要提到《诗经》中的一首诗。《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梁山，水浒，岂不就是落草人的乐土？汉语有一个词，叫“王道乐土”，其实，乐土往往不在王道所在的地方，恰恰在那王道不及的遥远的水浒。

因此，《水浒传》可以说是“落草传”。

《水浒传》——侠义传

林冲被逼上梁山的过程，一直被看作“官逼民反”的典型。它告诉我们，天下最凶险之地，乃是官场。体制之内，几乎是死门；而生门所在，恰是体制之外的江湖。水浒者，水滨也，王化之外也。即人之生门也。

我们看到，在梁山泊的水浒之内，只有亲热相称的“兄弟”，只有泛泛而称的“头领”，而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级别不同的官职。这不仅有别于大宋官场制度，也和模仿大宋政治制度的真正的造反者田虎、王庆、方腊不同。田虎自称“晋王”，王庆自称“楚王”，方腊自为“国王”，他们是要再建一个体制，再建一个王国，而梁山好汉们，要的是这个王化之外的“水浒”。

当然，这个世界的凶险，又岂止官场？《水浒》作者在刚刚写完林冲的可怜后，马上接着写杨志的故事。这第十一回（金圣叹本）的题目《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就很有意思：这边刚落草，那边又卖刀，一样写英雄可怜！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杨志的故事里，压迫者不仅有高俅这样的政治流氓及其所代表的体制，甚至泼皮牛二也不给他活路。看杨志在东京闹市里被一个泼皮纠缠，最后不得不性起杀了他，从而身陷囹圄，被发配充军，给人莫名悲哀的感觉，哀叹这世界已无道到如此地步了。

被李贽称赞为文字“断有鬼神之助”的第二十回《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中，作者写虔婆、阎婆惜“不惟能画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这是对生活中人物真正深入了解之后才能写出的文字。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从小就读圣贤书，皆是高头讲章，然后科举为官，更是官腔官调，其赋诗言志，亦是士大夫情怀，其作文载道，更是代圣贤之言。

事实上，要了解元明时代的中国，读士大夫的诗词、散文，远不如读小说。只有在小说里，才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真情况、风俗的真状态、道德人伦的真情形。像这一回写虔婆、写阎婆惜，不仅如金圣叹所说“写淫妇便写尽淫妇，写虔婆便写尽虔婆”，而且，还写尽市井人情世故，写尽口舌中的陷阱、言辞间的刀锋。金圣叹评此回阎婆惜的形象是“刁时便刁杀人，淫时便淫杀人，狠时便狠杀人”，有“狰狰食人之状”。原来，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依赖的人，也都是磨刀霍霍的谋杀者。

堂堂大宋，皇皇华夏，简直是杀人放火的所在！

落根在大宋，就是误落死地：

皇帝欺压人。

贪官污吏欺压人。

流氓地痞欺压人。

甚至，身边的人、枕边人，都欺人太甚！

如此，不逃往水浒，又能去哪里？

如果《水浒》照此写下去，会成为一部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但显然，后来成书的《水浒》比这更好。

《水浒》的字里行间布满了作者的情思：在苦难中，有浪漫；在泪光中，有笑容；在现实中，有理想。《水浒》不仅写了英雄的可怜，更写了英雄的可敬；不仅写出了人世的寒凉，也写出了这寒凉中的一丝暖意。

一百零八人，其社会身份，不过是强盗。其可贵者，其为人所首肯、心仪者，正是他们洒向人间的那一丝温暖。

金翠莲父女流落渭州街头，恶霸屠夫镇关西强占民女金翠莲，玩够了，又赶出门去，还诈称金翠莲欠他三千贯钱，逼金翠莲每日上街卖唱，为他挣钱。鲁达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怒火冲天，打死了镇关西，为百姓除了一害，并且出手相救，救金翠莲父女逃出了茫茫苦海。

这样的故事，是《水浒》中最动人的情节。《水浒》中有邪恶，亦有正义，且正义之遇邪恶，虽有冤抑或曲折，而终于获胜，所以报大仇，雪大耻，申大冤，令读者读之血脉偾张、攘臂欲斗。《水浒》中有镇关西，即有鲁提辖；有镇关西的欺男霸女，即有鲁提辖的三拳出手；有西门庆与潘金莲之杀武大郎，即有武二郎之屠潘金莲与西门庆；有高俅父子的斩尽杀绝，即有柴大官人的接济救助；有殷天锡，即有李逵；有牛二，即有杨志；有毛太公父子，即有顾大嫂夫妻。说白了，有朝廷，即有水浒；有官场，即有江湖；有凤城春色，即有山东烟水寨。

《水浒》告诉我们，这世界虽然被封建统治者霸占着，但仍有出路，供无路可走之人奔逸，这就是水泊梁山。而梁山，就是这样一个平等理想的世界。

所以，《水浒传》，更是一部《理想国》、“侠义传”。

《水浒传》——兄弟传

林冲被陷害，刺配沧州，高俅随即安排董超、薛霸在路上结果林冲。在野猪林，林冲被绑了个结结实实，无法动弹，薛霸的水火棍往林冲脑袋劈将下来，林冲求饶不获允，自知必死，泪如雨下。就在这时，一条铁禅杖飞将来，把水火棍一隔，丢去九霄云外，接着跳出一胖大和尚，谁呢？鲁智深。面对受尽折磨的林冲，鲁智深开口俩字，便是“兄弟……”这时，谁的眼泪在飞？

除了林冲，还有鲁达；除了鲁达，还有几百年来的读者。当我们被人遗忘，被人蹂践时，有谁能出手相救，并满含温情，叫我们一声“兄弟”？

是的，“兄弟”是《水浒》中最动情的两个字。武大对武松一口一声这么叫，直叫得人心惶惶，凄凄惨惨。武大被害，武松杀掉大嫂潘金莲、西门庆祭奠时，洒泪道： “哥哥灵魂不远，早生天界！兄弟与你报仇，杀了奸夫和淫妇，今日就行烧化。”又是哥哥，又是兄弟，且一场兄弟情就此了结，读得人阁泪汪汪。

最让人热血与热泪一起飞迸的是顾大嫂的一声“兄弟”。登州城外，山中出了伤人的老虎，官府拘集当地猎户，限期三天捕捉。过期不获，猎户将会受到严厉责罚。父母双亡、相依为命的解珍与解宝兄弟，在山上埋伏了三天三夜，终于用窝弓药箭射中了一只老虎，可是老虎却在药性发作之时，滚下山坡，滚到同乡里正毛太公的后园去了。毛太公让儿子毛仲义连夜将老虎抬到官府领赏，又与儿子毛仲义、女婿王正勾结节级包吉陷害二解兄弟，押在死牢，要取他两人性命。在读者绝望、哀叹之际，却绝地逢生牵扯出一个顾大嫂来。

作为二解的表姐，这顾大嫂一得乐和的报信，得知二位表弟羁押大牢，早晚要被结果了性命，她“一片声叫起苦来”，可怜兄弟二人，可曾得到过什么人的怜惜与牵挂？什么人会因为他们的遭际而叫苦？

顾大嫂的一片叫苦声，是这死亡世界的一线生机！读者也就在心中叫一声“有救了”。

顾大嫂当即要连夜和丈夫孙新去劫牢。孙新却为了保险，提出要拉他的哥哥——登州兵马提辖孙立——下水。为了诈来大伯孙立一同劫狱救人，顾大嫂假说病重，骗得孙立来探视。孙立来到家里，见弟媳妇顾大嫂好好的，便问顾大嫂害的什么病，顾大嫂道“：害些救兄弟的病。”

试问天下有几人还能生这样高尚的病？生这样感人的病？见孙立糊涂，顾大嫂道： “伯伯，你不要推聋妆哑，你在城中岂不知道他两个是我兄弟，偏不是你的兄弟！”

“他两个”，何等亲热。他两个是我们的兄弟，他两个被人陷害，他两个身陷绝境，我们心中如何不痛？

大家商议已定，顾大嫂假作送饭，走到狱中。节级包吉呵斥她，她慢慢地向包吉靠近，待到近前，猛然掣出两把明晃晃的尖刀来，大叫一声： “我的兄弟在那里？”

读《水浒》，读到这一句，谁能不热泪横飞？这是千古兄弟！千古顾大嫂！

是的，王法没了，清官没了，但是，只要兄弟还在，就还有活路。

解珍、解宝兄弟越狱了，获救了，而劣绅毛太公父子，贪官王正、包吉，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兄弟”一词，在《水浒传》里熠熠生辉！这个词的分量，从没有像在《水浒》中那么重，那么引人唏嘘。赛珍珠的英文版《水浒传》，题目就叫“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

是的，“兄弟”是《水浒》中最动情的两个字。

可以说，《水浒传》，还是“兄弟传”。

《水浒传》——英雄传

这些讲义气、爱兄弟、怜弱小、护善良的人们，他们原先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的角落，有不同的身份、地位、教养、社会关系，但或遭际变故，或因缘际会，最终都聚集在梁山泊。

他们各有各的不幸，各有各的痛苦，各有各的仇恨，各有各的无奈。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落草人。

这个社会正常、合法的生活，他们已经无法分享；这个社会的正常体制，他们已无法进入；这个社会的体面的餐桌边，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位子和餐具，他们都是被抛弃的人、被迫害的人，但是最终他们没有自暴自弃，自甘堕落，他们没有被逼成侏儒，没有被逼成奴才，没有被逼成废物。恰恰相反，他们被逼成了英雄。

明代以来，《水浒传》就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并称“四大奇书”，它们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最高成就。到清代乾隆年间，《红楼梦》盛行，超过以上四本，尤其被文人称道。但是“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为什么普通百姓最喜欢《三国》《水浒》呢？很简单，这两部书体现了老百姓的心情，表达了老百姓的愿望。《三国》写的是老百姓心目中的明君贤臣；《水浒》写的是老百姓心目中的侠客义士。

中国古代的老百姓，命运不在自己手里。掌握他们命运的，是皇帝以及各级衙门官吏。所以，他们特别向往明君贤臣、清官廉吏。

但是，这个愿望往往不能实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常常是昏君奸臣和贪官污吏。《水浒》所写的时代，就正是这样的时代。一个昏君，宋徽宗；四个贼臣：高俅、蔡京、童贯、杨戬，他们“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

在他们下面，各级官府衙门里，满目皆是贪官污吏。

于是，老百姓就只能寄希望于侠客义士。

官府不能保障的，只好靠民间；公权不能维护的，只好靠私力。

他们希望能有侠客横空出世，从天而降，解救他们。

甚至，他们也希望自己拥有一份抗暴的力量，既能保护自己，还能保护自己的亲人，保护一切他们看到的受到欺压的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很多善良的中国普通百姓的善良愿望。

所以，我们看到，《水浒》中的侠客义士，不是从天而降的，他们原来就是细民，就是芸芸众生，就是被人欺压而无处诉说的苦人。他们在黑暗势力的压迫欺凌下，一忍再忍，一退再退，最后无处可退，无路可走，于是上演绝地反击——“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由任人宰割的细民，变成横行江湖的英雄。他们不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还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他人的命运，甚至国家的命运。

根据马斯洛的五个需求理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而梁山，全部满足了这些草莽英雄、江湖盲流的人生需求，不仅最低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得到了保障，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阮小五语）而且，这些英雄还实现了归属需求和尊重需求，有了自己的群体、自己的组织，并在这个自己的群体中得到了尊重。在梁山泊内，大家互称兄弟。试想一想，当李逵、时迁、白胜、王定六、郁保四等原先社会闲杂人员、无业流民，能够和关胜、秦明这样的较高级军官，卢俊义、李应这样的大财主，柴进这样的金枝玉叶，宋江、吴用、公孙胜这样的人中豪杰互称兄弟，平等相处，他们获得的是多么大的心理满足！

当梁山好汉们最后接受朝廷招安时，甚至最高的成就感——自我实现——也得到了满足。所以，那个本来最有反抗性的李逵，在骗自己老娘时，也说：“ 铁牛如今做了官。”招安后从征田虎，梦见老娘，对老娘哭着说： “铁牛今日受了招安，真个做了官。”阮小二在征方腊时战死，小五、小七反过来安慰宋江： “为国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这更是一种精神的升华，与他们当初只求改变自身处境，博个丰衣足食相比，境界已经大不相同。

所以，《水浒传》，从根本上说，就是“英雄传”。

《水浒》中那些真英雄，体现了我们民族的阳刚气质，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精神。他们的行为和性格，展现了我们民族的血性与生气。

说英雄，叹英雄，我们就来说说《水浒》中那些顶天立地的好汉。

说说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心理，他们的人性。

说他们，也就是说时代，说文化，说社会，说人生。

从他们那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们，也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