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深圳积淀了一批文化研究成果，在当今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于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诞生的《深圳十大观念》，来自民间，风行天下，被誉为总结梳理深圳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精神史”和“心灵史”，铭刻着深圳人乃至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征程中的集体记忆。“深圳观念”与“深圳速度”成为两个以我们这个城市冠名的时代产物。2019年、2020年分别是深圳建市40周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各种历史回顾和学术总结层出不穷，这是深圳精神升华的新机缘，也是深派学问长进的新机缘。老亨的《深圳传》是这种机缘的见证，并给人别开生面的感觉。

“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17世纪初叶辽阔的北美大陆只有几处零散的居民点和稀疏的人口，但开拓新大陆的生活现实逐步把三大人种的居民联系起来，并使他们的文化发生接触、冲突乃至融合。久而久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民族文化。只有40多年历史的深圳也是这样。深圳曾经是文化边缘之地，但改革开放催生的新的观念和文化首先在这里找到了立足点和生长的机会，并形成了自身的文化风格。深圳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思想观点、文化思潮在这里相互碰撞、充分交融，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奇迹，也生成了中华文化的新经验，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新可能。

人是文化的基本载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流动的人群是流动文化的承载者。人的流动正如物的流动一样，越频繁，规模越大，一个地区就越有活力。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正式拉开。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就在这一天，深圳第一家外向型“三来一补”加工企业上屋怡高电业厂签下深圳市“001号”办厂协议。自此开始，不到10年时间，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务工者云集深圳，深圳因此成为产业大城。待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越来越多的怀着不同初衷但都有一个梦想的劳动者选择来深圳。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异军突起，深圳城市品位有了质的提升，一个人口上千万的科技文化大城初具规模。

老亨他们就是1997年大学毕业之后来到深圳的，但是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学者。无论是公务员，还是企业白领，他们都有自己赖以谋生的本职工作，只是在工作之余，或者说是为了长远的生计，他们开始关注深圳，研究深圳，成为深圳学派的另一股力量。他们往往是从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出发来研究深圳。因此，在他们看来，深圳学派属于“问题型”学派。他们认为，集合全人类的智慧来创造性地解决当下及未来深圳生存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才是深圳学派的初衷。搞活经济，振兴工商，遂兴商学、经济学；改善公共治理，建设城市社区，就需要新的政治学、社会学；“大运会”要向全世界介绍深圳，证明“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那就需要对深圳作一个全球视野下的观照，并且作一个适合全球语境的诠释。因此，他们认为深圳学派不是源于“闲适”，而是源于“焦虑”；不是因为有“闲暇”，而是因为有“隐忧”。远虑近忧成就深圳学问。深圳学派“排忧解难”的深度、广度、强度，彰显其自身的学术价值。

务实地求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在这本《深圳传》中有充分的体现。从4分钱的奖金，到锱铢必较的工缴费，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土地使用费、开发建设费、房屋预售款，到不断变化的科技公司中无形资产的股权比例，老亨用掰指头算账的方式，论述了蛇口的改革开放第一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三来一补”加工经济的合理性和局限性、高新技术产业在深圳崛起的可行性，以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内在逻辑性。老亨他们提出的“深商”概念，迅速获得深圳商界和社会各界认可，看来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本《深圳传》，可以说是一本“深商传”。当然，《深圳传》也以较多的篇幅讲述了深圳文化，手法还是一以贯之的：力求发掘深圳文化繁荣背后的硬道理。譬如，深圳年轻人为什么喜欢“大家乐”？“大家乐”文化为什么会在深圳兴盛？大芬油画背后的商业逻辑是什么？商业与艺术的互动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即便对于“深圳读书月”这样的主流文化活动，老亨的论述也力求均衡，既阐述官方主张，也发出民间声音。追求合理性，但不回避不同观点，这样的学问态度贯穿全书。

老亨他们也在探索深派学问的新形式。他们认为，深圳不可能回到说唱艺术时代，不可能回到单向的（通常总是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时代。深圳扁平型的社会族群结构正好照应了扁平型的信息互联互通时代，深圳人文赖以生长的得天独厚的技术基础正是互联互通技术。这样的技术平台，可以激发无穷的创意和灵感，可以集成无数的思想与见解，可以遴选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足以深刻改变我们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的意见和意见领袖。

钱钟书先生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这自是学问之一种；书院、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又是一种；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影、电视，是又一种；BBS论坛、博客、短信、微信、电子邮件，也是一种。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深派学问不必泥古，不必食古，不必太自惭于古北京的翰墨，不必太沉溺于旧上海的音影，而应将互联网时代的便利用足、用好，方便学者，方便问者，方便用者。老亨他们在20年前就有意借助互联网平台做学问，确实有一定的超前性。

与传统学院派的叙述方式不同，老亨的这本《深圳传》采取以点带线、以点带面的方式来讲述深圳故事，互联网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很突出：纵横捭阖，通俗易懂，符合普通人的阅读习惯。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不符合正规史传的学术标准，难免顾此失彼，以偏概全。40年的深圳故事如恒河之沙，若想淘出全部真金也不可能，而且这也需要长年累月的努力。

（本文作者王京生，现为国务院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