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被迫放弃了音乐创作后，便迷上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学。在历史变幻其侧的演进中与无数风云人物沉浮不定的命运面前，我生出无限感概，也萌发了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之所以选择了“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欢敌，这个命趁，是因为这些人物的一生，对于我国近现代史的发展演变，有着极为t要的影响。尤其是这套丛书的贯穿人物蒋介石，他的一生几乎汤盖了我国近现代史的方方面面。不仅如此，在他的身上，还集纳若我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之术。因此，我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未用较为灵活的小说体的纪传文学的形式，学习太史公“以人为史“的手法，在塑造人物的同时，尽可能真实而生动地拐示这段极为复杂的历史，希冀人们能从中体会到更为丰宫的历史文化的内酒，而有所感悟。

具体而官，我投入了几乎十年的时问，是想达到以下三个目的：

其一，蒋介石自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始，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由成都飞往合清止，在这二十多年的历史中，他在军事、欢治、文化、外交诸方面一立企图扮演主者的角色。但是，在这个颇为复杂的历史舞合上，蒋介石演得是异常艰难的。除去要与中国共产党角逐天下外，他不仅借要战胜资深位显的国民党党魁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还要击败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张学良、冯玉样、阁锡山、李宗仁、龙云、卢汉、刘湘、刘文辉等将领，他们是蒋介石欲要完成刚落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主要政敌。因此，中国这段历史，尤其是这段国民党史，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蒋介石和这些政敌们斗法的历史。

中华民族自鹅片战争开始，遂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杜会，陷入了多灾多难的深渊；辛亥革命之后，中华大地依然处于外郊支持或干预下的新兴军阀的混战之申。国家，要统一，人民思盼居安，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这点，有意地接过孙中山先生的旗帜，采用政洽的、军事的，成两者相结合的手段，力图完成国家一统。件如北伐战争，就可说是顺应历史发展的。然而，蒋介石为什么在战胜一个个政敌，消灭一个个地方实力派之后，不仅没有获得国民的支持，反而成为人民的公敌，最后偏安于台清。只能在典国炮舰的保护下荀廷残嘴，企图t&旧梦呢？这就是我希望能在这套丛书中所场示出的第一个内容。

如果说，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少的是哲学大师，多的是纵横家，那末蒋介石耽是一位集大成的纵横高手。用周恩来同志的话说：蒋介石“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质，利用矛后，操纵矛质”。例如他在处理与汪精卫的矛盾时，就是先利用很左派汪精卫击垮国民党右派元老胡汉民，然后又利用胡汉民迢迫汪精卫拱手让权，下野出国，从而使他兵不血刃地掌握了国民党最高的军欢大权。再如蒋介石在发动蒋冯阎大战的过程中，先利用冯玉样作壁上观，取得蒋桂之战的胜利，继之策动肺复集、石友三例戈，取得蒋冯之战的胜利，最后又利用张学良，离问冯玉祥和阁锡山，进而取褥了中原大战的完全胜利，其运用纵横之术堪称登峰造极。而蒋介石的外交策略就更不例外。“九一八加事变之前，他与日、美两国之间采取的是等距离外交，奉变之后才逐步过渡为联美杭日，这就是典型的因时而异的远交近攻的外交手段。在处理与史迪威、陈纳德的关系时，则是以夹制夹，从而通迫罗斯福增加军援，并违心地免去了史迪威战区参谋长的职务。这也算是蒋介石的杰作。全面地、实本求是地拐示蒋介石的历史，使人们能够历史地而又形象地认识蒋介石的手段谋略，这是我希望达到的又一目的。

我一向以为一切欢治的和军事的角逐，其背后大多程度不间地存在着文化的角逐。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分析蒋介石和他的密友政敌们也许不仅可以从中看出历史发展的必然―为什么中国人民先选择了蒋介石，随之又无情地撇弃了他；而且还可能斌予这些影响我国历史发展的人物以全新的面貌。这是我希望达到的第三个目的。 因此，我在描写宋美铃和蒋介石的时候，耽特别注，从这方面着笔。宋美赞是一位受教于欧美文化的政治家。正如她自已所说：“我身上恨一可称是中国的东西是我的面孔。”而蒋介石不仅面孔是中国的，他作为欢治家的思想、文化结构、民族意识也都是地道的中国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他们夫妻之间就一定会演出非同常人的戏剧来。同时，在他们夫妻的共同生活中。这两种对立冯玉样和蒋介石文化的相互硬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也会给人以启迪。

写张学良将军时，也是如此。张将军出生在草莽之家，这种马上英雄的传奇行为，必然影响他的成长，使他好义乐施，共有板强的个人英雄主义。另外，其父张作霖深知自己文化根基浅，难以成就大业，遂把帝王之业的政治拖负寄托在张学友的身上。因此，他不惜，切，延推名师，按服他的理想立造张学民。结果，张学巨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落陶，忠君爱国的思想成为他悲剧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张学良成长于封建社会解体，各种西方文化浦入中国的动荡时代，又很自然地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 因此，当他收到孙中山先生魔对的“天下为公“的吐领，激动不已，终生格守。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把天“彼了一个大窟窿”。这无疑是他悲剧性格的另一面。在被软禁之后，炼狱之火把他身上同时并存的两种文化融为一体，如同风且涅梁一样，他的思想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既能终生不忘周恩来的友情，也不简单地嫉恨蒋对他的，管束”，他肴重的是祖国的统一两岸人民的团泉。

以上是我在写作这套丛书时心中存有的愿望，然面实现这些愿望却是颇为艰难的。数百万字写下来，甘苦自知。诚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史传文学的自身是有若界定的范踌的，它要求作品既有史传的价位。又具有文学的品格，追求的是史传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完美统一。一般来说，取材于历史久远的史传作品，写作自由就大些；反之，其写作自由枕相对小些；如果取材不仅是现当代的，而且传中的主人公或有争议，或无定论，它给予作者的自由就更小了。这套丛书的主人公们，大多是国民党中主要的党政军要人，知名度很高，多数虽盖棺但尚无定论，加之距离今天很近，受到方方面面的侧约，因而其写作难度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是在这样界定的有限的空间进行写作。这套丛书无贬是有其局限性的，对此，我希望读者能够给予理解。

由于文学体裁的不间，其陈述形式也通异。尤其是史传文学，似乎没有像其他文学样式那样明显的特征。要想达到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完美统一也更不容舟。我自己是生张文无定法，非驴非马也不错的。只要有助于展现我写这套丛书的立意，并有助于读者认识蒋介石等历史人物一切文学手段―乃至于其他非文学的手段我也都不排斤。比如，既然汪精卫和蒋介石是两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而且在不间历史时期的历史作用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作者必须引用史有定评―或史有争议的文字，以使读者能客观地了解和认识那段历史和汪、蒋两位人物。这些原始的史料文字里然与文学的要求是风马牛不相及了。结果，这套丛书中就产生了如冯牧同志所指出的缺点：“在葬重历史真实的同时，也尽可能寻找艺术真实……，在寻找这两种真实时的叙述、引用和发挥就显得不那么圆满自如。”到目前为止，我仍无法突破一些历史的和今天的诸方面的制约，使作品充分达到史传文学应有的艺术品格的统一美，这是我感到不无遗锡的。

关于蒋介石等人物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由于欢治上的原因，海峡两岸对同一题材、同一人物的评价也大相径庭。好在我不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上著史立说，给我运用这些资料带来了相对的自由。况且史有先例，像《三国演义》那样，允许作者用自己的观点去评说历史和人物，并未因“扬刘抑曹”而影响其本身的价位。

在写作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参阅了大量中外有关的专著、史料和回忆文章，还录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有的指出引文的出处，有的化入行文之中，这都是应以说明的。在此，谨向所有切助我完成这套丛书的专家、学者、前宋和用友们表示诚攀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