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座的各位[2]会感到疑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女性与小说”——可与《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个题目有什么关联呢？接下来我会竭力解释清楚。当得知被邀请来讲“女性与小说”这一议题后，我走到河边坐下来，开始思考这两个题眼的含义。乍一看，我需要从范妮·伯尼[3]的作品谈起；接着对简·奥斯汀的小说稍加点评；然后夸赞几句勃朗特姐妹，顺带描绘一下她们霍沃斯寓所[4]的雪中美景；可能的话，再诙谐地聊聊米特福德小姐[5]；但对于乔治·艾略特的作品就要毕恭毕敬了；最后以盖斯凯尔夫人[6]的小说收尾便万事大吉了。但再三思量之后，我总觉得这两个字眼所涉及的内涵似乎未必如此简单。关于“女性与小说”这个话题，你们可能想让我谈谈女性与她们的现状，或者女性及她们写的小说，抑或是女性与以女性为主题的小说；也可能是三个方面的集合。最后这个角度看似最有趣，但当我开始思考时，很快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即我的演讲将无法得出你们想要的结论。我无法完成一位演讲者应尽的首要使命——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把金科玉律印在你们的笔记本上，然后被当作圣典永远供奉在壁龛上。而我能做到的，只是就某个小问题提供一种见解——女性想进行小说创作，就必须有金钱的支撑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你们会发现，我的这一观点并未阐明女性的本质与小说的本质，也无法得出相关的结论。但作为补偿，我将尽我所能来阐明“女性写作与房间和金钱的关系”。接下来，我将向各位尽可能详细又自然地展示这一观点的形成过程。也许当我把得出这一论断所依据的个人经验和看法都公之于众时，你们就会明白，我的观点与女性和小说都息息相关。无论如何，当遇到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话题时——涉及两性的问题都备受争议——就不要指望有人能道出其中三昧了。人在演讲时，只能在表明怎样得到现在的观点，袒露出自己的局限、偏好和特点后，才能让听众有机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因为小说可能比事实包含更多的真谛，所以我打算行使小说家的全部自由和特权，跟大家聊聊这两天发生的故事——你们交代的这个话题让我不堪重负，以致闲暇的时候也在不停地思考。接下来我要描述的纯属虚构，牛桥大学是杜撰的，费纳姆学院亦是臆造[7]。“我”只是一个叙述称谓，并非特指某个人。我有时未免信口雌黄，但有些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需要各位辨伪存真，各取所需。如果我的演讲对你们来说毫无价值，那就请大家让它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权当一阵风吹过吧。

那是一两个星期前，一个晴朗明媚的秋日，我（称呼我为玛丽·贝顿或玛丽·赛顿，又或玛丽·卡迈克尔[8]——或者愿意叫我什么都可以，这都不重要）坐在河岸边，陷入了沉思。因为之前提到的压力，如“女性与小说”这个话题将引发听众的各种偏见和激烈情绪，以及作为演讲者需要履行得出结论的职责，凡此种种，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身旁几簇不知名的灌木丛，被秋风染成了金色和红色，好似一团团燃烧着的火焰。远处的岸边，柳枝低垂，晕开无尽的愁思。天空、小桥、灌木，任凭河水映出它们的身影，在被泛舟学生的船桨划破之后，水面上激起的一圈圈波纹又迅速合拢并恢复原状，仿佛从未被打扰。人可以整天坐在这儿沉思冥想，如同掉进思想的旋涡里。思想——这么称呼一个念头未免有些夸大其词——如同鱼线没入水流，时间一点点流逝，随着波动的倒影和摇曳的水草辗转沉浮。直到鱼钩猛然一沉——你知道鱼咬住鱼钩一拽时的那股子猛劲儿吧——突然一股念头积聚成团上钩了，我马上小心翼翼地收线，轻轻把它展开。唉，我把这个念头摊在草地上，它显得这么微不足道，就像一条小鱼。老到的渔夫只会把它丢回水中，以待长肥后再钓上来，做成盘中美味。现在我不会让你们为这个念头而伤神，不过你们足够留心的话，还是能在我下面的讲话中察觉出一些蛛丝马迹来。

我觉得，不管这个念头多么无足轻重，仍具有独特的神秘性——一旦被重新放置回脑海中，就会立刻使人兴奋起来，荡起层层涟漪；它横冲直撞，四处闪现，激起一串串思想的火花，让人坐卧难安。思绪翻飞时，我已不知不觉疾走在一片草坪上。一个男人的身影突然闪现并拦住了我。起初我并未反应过来，这个穿着晚礼服衬衫，看起来有些滑稽的男人，正在朝我比比画画，露出惊恐又愤恨的表情。这时，直觉而非理性提醒了我：他是一名学监，而我是一个女人。这边是草坪，那边是人行道。只有研究员和学者有权在此停留，石子路才是我应走的地方。这些想法转瞬而过。当我回到那条小路上，他的手臂才放下来，脸色也恢复以往的冷漠。虽然石子路比草坪硌脚，但我也没受多少苦。不管这些研究员和学者来自哪个学院，我只能对他们提起一项控诉：他们就为了保护这块三百年来被修理平整的草皮，吓跑了我的思想之鱼。

当时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念头促使我如此大胆地踏上那块草坪，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在十月的那个晴朗的早晨，如果说和平之光能从天堂照射到人间，牛桥大学校园里的建筑便沐浴在这柔和温暖的晨光中。所以当我漫步在几个学院古老的回廊里，之前所感受到的冷冽和不快被驱散了不少。我仿佛被一只神奇的玻璃樽罩了起来，外界的声音全部被隔绝了。我便也摆脱了现实世界的纷纷扰扰（除非再去踩踏那块草坪），可以自由随性地沉浸在任何与此时此景相契合的深思中。于是，不经意间我想起过去的某篇散文[9]，讲的大概是作者在一个悠长的假期重访牛桥大学的经历。这又让我想起查尔斯·兰姆——萨克雷[10]曾将兰姆的一封信高举头顶，称其为“圣人查尔斯”。的确，在所有的已故作家中（我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兰姆是最和蔼可亲的，可以当面向他问出“请告诉我你是如何写散文的？”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在散文创作方面，兰姆甚至超越了马克思·比尔博姆[11]，尽管后者做得足够尽善尽美了。因为兰姆充满了极其丰富又狂野的想象力，在行文中所迸发出的天才的灵感和火花，让他的散文闪烁着诗意的光芒，因此瑕不掩瑜。兰姆大概一百年前来过牛桥。他在一篇文章中——题目记不得了——提到他在这里看到过弥尔顿所写的一首诗的手稿，应该是《利西达斯》吧。兰姆在文中写道，当他意识到这诗稿中的词句有可能与现存的版本不同时，他大为震惊。在他看来，想到弥尔顿会改换诗中词语的念头都是一种对诗人的不敬。于是，这引起了我的兴致，开始搜罗脑中《利西达斯》的诗句，猜想会是哪个单词曾被弥尔顿改动过，以及原因是什么。接着，我突然想起兰姆当年所看过的诗稿就被放置在几百码之外，我正好可以追随他的脚步，穿过四方庭院，到珍藏诗稿的著名图书馆[12]一睹为快。在我动身前去的路上，又记起萨克雷的手稿《埃斯蒙德》[13]也被保存在这座图书馆中。在文学评论家的认知里，《埃斯蒙德》是萨克雷最完美的作品，但我认为这部小说矫揉造作，并且有模仿18世纪写作风格之嫌，这会将读者拒之门外。除非萨克雷的文风恰与18世纪相合——只要辨别手稿中的刻意改动是为了塑造文风还是为了充实文意，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不过这需要先区分何为文风、何为文意。在这个问题上——不经意间我已经走到了图书馆的门口，并且我确定是把门拉开了，因为此时一位白发苍苍、面目和善的绅士正站在我面前，如同这座图书馆的守护天使，只不过他并没有长着洁白的羽翼，而是身披一袭黑袍。他摆了摆衣袖让我退到门外，稍带歉意地低声解释道，女性只有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下，或出示介绍信，方能入内。

一位女士的诅咒对于一座著名的图书馆而言，是无足轻重的。这座庄严肃穆的建筑如同一头沉睡的狮子，将所有的珍宝护于掌中，心满意足地进入梦乡。我觉得它会永远长眠不醒。我愤怒至极，边下台阶边发誓道，以后绝不会再踏入这里半步，绝不会从这里乞求半点优待。离午餐时间还有一个小时，该怎么消磨这段时光呢？到草坪上散散步，还是在河边坐着发发呆呢？那天上午的确秋高气爽，落叶飘红，无论做什么，时间都很容易打发掉。这时，一阵音乐传到我的耳畔，应该是有人做礼拜或举行某个庆祝活动。我循着乐声来到教堂门口，管风琴如泣如诉，静谧的空气中回荡着基督教徒们低沉的悲祷声，他们更像在缅怀过去所经历的苦难，而非单纯表达自己的悲伤情绪。连古老的管风琴发出的呜咽声也一同融入这片安宁之中。即便有权进入教堂，我也无意为之了。或许这次轮到教堂执事将我拦下，让我出示受洗证明或者教长的介绍信。这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内外同样引人注目，并且看着教徒们聚集在教堂门口，像蜜蜂一样围在蜂巢口，进进出出，忙忙碌碌，也挺有意思的。很多教徒头戴方帽，身着长袍；有的肩上披着毛皮穗带；有的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还有的虽正值壮年，却已经满脸沟壑，身体在生活的重压下扭曲变形。他们的样貌如此怪异奇特，让人联想到水族箱底的巨型螃蟹和龙虾，每挪动一步就累得气喘吁吁。我倚着墙上下打量这所大学，它就像一个收容了各色怪异人种的庇护所。一旦把他们解散出来，丢到斯特兰德大街上自谋生路，肯定很快就活不下去了。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这些老院长和老教授的陈年旧事，传说他们一听到口哨声便拔腿就逃，我刚鼓足勇气要冲他们吹口哨——这些聚集在门口的教徒已经进去了。只剩下这所教堂的外墙供我打量，从远处眺望教堂那高高耸立的穹顶和尖塔，它像一艘永不靠岸的航行中的舰艇，一入夜便会亮起点点灯火，透过层峦叠嶂，绵延数里都能看得到。目之所及，现在这间四方庭院内草坪齐整，建筑雄伟，或许这里过去只是一片荒草萋萋、猪猡拱食的沼泽地。想必曾经有一批批的牛马车队从千里遥远的乡下将一车车石料拉过来，工人们经过无休止的劳作把这些灰色的砖一块块垒起来，我才得以在这墙下乘凉。接下来画匠把他们带来的玻璃装嵌到窗户上，在随后的这几百年中，泥瓦匠们拿着瓦刀在屋顶上涂抹油灰和水泥，不停地修修补补。一到周六，就会有人拿出皮袋子，将金币银币大把大把地倒到这些工匠的手心里，让他们喝喝酒、打打九柱戏[14]，放松快活地过一夜。我觉得，只有将金钱如流水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这个庭院，才能保证石料的供应，泥瓦匠们才能继续劳作：整地、刨土、挖沟、排水。这是一个有信仰的时代，大量的钱财涌进来，把地基打造得坚实深厚，把砖墙砌得结实牢固。之后，又会有更多的金钱从国王、王后和王公贵族的金库里滚滚流出，以确保圣歌能继续在这里传诵，知识能继续在这里传播。学校不仅被赐予大量的土地，还有权征收什一税。即使虔于信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理性的光辉普照大地，财源仍然不断，学校还利用这笔钱增设研究员和讲师职位。只不过这些金子银子不再是从国王的金库里抬出，而是出自商人、制造商们的钱箱里，还有厂商们的钱袋子里。因为这些人曾在学校习得一技之长，作为回馈，他们在遗嘱中捐出一大笔财富用来给学校添置桌椅，聘请更多的讲师和研究员。于是，学校陆续建了图书馆、实验室和天文台；玻璃柜中摆放上了精密昂贵的仪器设备。可有谁曾想到，几百年前这里杂草丛生，野猪乱跑？当我在庭院里四处闲逛时，发现由金银打造的地基确实深厚无比，铺就的人行道也将荒草遮盖得严严实实。头顶托盘的男服务员在楼内上上下下地忙活着。窗台花盆里的鲜花浓烈地绽放着。屋内的留声机发出喧闹的音乐。这些都会引起我的遐想——不管想到什么，终究会被打断，因为钟声报时了，该去赴午餐会了。

有趣的是，作家们在写小说时总能说服读者去相信这么一件事，那就是午餐会之所以能令人难忘，皆因席间人们的机智谈吐或高雅举止。他们极少会浪费笔墨去描绘食物本身。小说家们形成了这样的默契，对炖汤、鲑鱼或乳鸭只字不提，仿佛餐桌上的食物无足轻重，仿佛没人会在吃饭时吸烟或者喝酒。但是，现在，我就要冒昧地打破这一惯例，给你们详细描述一下这次午餐会的菜品：前菜是鲽鱼，校厨把做好的鱼放在深盘里，铺上一层白花花的奶油，褐色的鱼肉星星点点地露出来，像极了母鹿身上的斑点。主菜是山鹑，如果你认为这道菜只是几只烧熟了的小鸡，那就大错特错了。烤山鹑上了很多只，并且搭配的酱料和配菜都不同，有辣有甜，百般滋味依次在舌尖跳跃；土豆片薄如硬币，软硬适中；甘蓝只留中间的嫩芯，宛如玫瑰花苞，味美多汁。我们刚刚享用完烤肉和配菜，一旁默不作声的侍者，也许就是之前遇到的那位学监，只不过他的表情变得更温和了，立刻将甜点摆在我们面前。甜点四周以餐巾装点，夹起来时大量的糖霜翻涌似波浪。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是什么，但肯定不是布丁，因为布丁让人联想到大米和木薯粉，一点也不上档次。在品尝美味的同时，酒杯里斟满了黄色或红色的琼酿，一杯接一杯地被我们饮入肚中。渐渐地，酒精顺着喉头滑到脊柱中央，所谓灵魂的栖息之地被点燃了，所发出的并非电光石火般的机智之光，那只会迸发在我们浅谈时的唇齿之间，而是一团燃烧起来的熊熊的金色火焰，出现在更为深邃、微妙、隐晦的理性交汇处。不必急于求成，不必锋芒毕露，不必效仿他人，做自己就好。我们都会上天堂，凡·戴克[15]也会同去——换句话说，点上一支好烟，找个靠窗的椅子，让身体陷入柔软的坐垫中，会发现生活是多么美好，它给予人们的回报是多么慷慨，人世间的埋怨、妒忌是多么微不足道，志同道合的友情是多么令人向往。

如果手边恰巧放着一只烟灰缸，如果不必无奈把烟灰弹到窗外，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就会有所不同，就不会看到那只无尾猫。这个没尾巴的小动物踏着轻柔的步伐悄无声息地穿过四方院，它的突然出现让我潜意识里恢复了一些理智，胸中的火焰也熄灭了不少，仿佛头顶上方有道阴凉投下来。或许这美味的莱茵白葡萄酒正在慢慢地失去它的效力。接着，我看到这只马恩岛猫[16]驻足在草坪中央，好像也在探寻着这个宇宙。这个场景让我感觉好像哪里缺失了什么东西，又像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到底是缺少了什么？哪里不对劲呢？周围的人们在自顾自地聊天，我不禁暗暗自忖。为了寻找答案，我不得不让自己的思绪飘离这个房间，回到一战爆发之前，眼前浮现出另一场午餐会的场景。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只不过那时所发生的一切都与现在不同。当我浮想联翩的时候，宾客们正聊得尽兴，他们人数众多，大部分是年轻人，有男有女；聊天的氛围轻松融洽，他们的对话随意、自在又有趣。接着，我试着把他们当下的交谈放置在战前那场午餐会的背景下，对比这两场谈话时，我发现两者似乎别无二致，于是便断定这一个是上一个的完美延续。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不同，只是当我竖起耳朵仔细分辨言语背后的那种气韵时，是的，没错，不对劲的地方就出在这里。虽然在战前战后类似的午餐会上，大家交谈的话题和内容大致相同，但听到耳朵里的感觉却不同。因为在战前的日子里，人们的交谈像是低声吟唱，咬字吐音虽不清晰，但悦耳的韵律让词语本身带了些乐感，不禁让人心驰神往。我们能否把这些音符转化为文字呢？借助诗人的神力或许可以。我随手翻开身边的一本书，映入眼帘的是丁尼生的诗歌，于是我听到丁尼生在吟唱：

一颗晶莹剔透的泪珠

从门前盛开的西番莲滑落。

她来了，我的白鸽，我的爱人；

她来了，我的生命，我的宿命；

红玫瑰高喊，“她走近了，她走近了”；

白玫瑰低啜，“她来迟了”；

飞燕草支起耳朵，“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百合花压低声音，“我在等待”。[17]

这是战前男人们在午餐会上哼唱的诗吗？那么女人呢？

我的心像只歌唱的鸟儿，

把巢儿筑在水嫩的新枝上；

我的心像棵苹果树，

被累累硕果压弯了枝条；

我的心像枚七彩贝壳，

在平静的海水中开开合合；

我的愉悦胜过所有的一切，

因为我的爱人即将来到我的身旁。[18]

这会是战前午餐会上女人们哼唱的诗吗？

一想到战前人们会哼唱这些诗歌，甚至在午餐会这样的场合压低声音去唱，我就觉得十分荒唐可笑，禁不住笑出声来，只能假意指着那只马恩岛猫来掩饰自己的笑声。这只可怜的猫没有了尾巴，站在草坪中央，看起来确实有点滑稽。它是天生如此，还是在一场事故中失去了尾巴？听说马恩岛上的确有这种无尾猫生存，但数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很多。这个品种的猫不算漂亮，但很新奇有趣。“有没有尾巴竟然能造成外貌上的巨大区别，真是奇怪啊”——你知道的，当午宴结束后，宾客们起身拿取自己的衣物时经常会聊这些有的没的。

由于主人的盛情款待，这场午餐会一直持续到黄昏时分。金秋十月，暮霭沉沉，我走在学校的林荫大道上，两旁落叶纷纷。身后的一扇扇大门轻缓笃定地闭合，数不清的学校管理员将无数把钥匙插进上好油的锁眼里，锁好门。这样，今晚这些装有宝藏的屋子就有保障了。林荫道的尽头是另一条路——我忘记路名了——如果不乱转弯的话，就会一直通向费纳姆学院。晚餐要到7点半才开始，我有的是时间。即便不吃晚餐都可以，因为午餐太过丰盛了。奇怪的是，那几句诗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驱使着双脚和着韵律向前踏步。在我快步走向海丁利时，这些诗词——

一颗晶莹剔透的泪珠

从门前盛开的西番莲滑落。

她来了，我的白鸽，我的爱人……

在我的血液里翻涌着。此时，随着河水拍打堤坝，我转换到另一种节奏唱道：

我的心像只歌唱的鸟儿，

把巢儿筑在水嫩的新枝上；

我的心像棵苹果树……

多么伟大的诗人啊，我呼喊道，像人们借助暮色的掩盖大声呼喊出心里的想法，他们是多么伟大的诗人啊！

怀着些许的嫉妒之心，我琢磨着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否找出与丁尼生或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一样伟大的诗人，平心而论，这样的比较着实显得非常愚蠢和荒唐。很显然，我凝视着泛起泡沫的河水思量，我们是找不到的，这两位诗人是无与伦比的。诗歌之所以让人如此心驰神往，如此忘乎所以，就在于它歌颂了人们过去内心深处共有的情感（比如战前的午餐会），因此我们能够轻易地与之产生共鸣，不必费心去印证具体是什么样的情感，也不必劳神去和当下的心情做比较。而当代诗人通过诗词所传递的情感却是生搬硬套的，他们把人们当下的情感硬生生地剥离出来。读者往往一开始无法识别这种情感，于是心生莫名的抵触情绪。每当满怀渴望地读着这些现代诗时，我们总不免将这种情感与所熟悉的那份旧情怀做比较，嫉妒和犹疑之心顿生。所以我们说现代诗晦涩难懂，也正是由于它难懂。任何一位现代诗人，不管他有多么优秀，我们最多也只能记住他的两行诗。因此——我的记忆力也有所不及——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观点。我朝着海丁利的方向继续走着，可是仍然想不明白：为何人们在午餐会上的谈话会失去了气韵？为何阿尔弗雷德不再吟唱：

她来了，我的白鸽，我的爱人

为何克里斯蒂娜停止了应和：

我的愉悦胜过所有的一切，

因为我的爱人即将来到我的身旁。

我们能否将罪责归咎于战争？是否可以这样推断，从1914年8月开始，在炮声中，男人和女人的面庞在彼此眼中失去了颜色，导致浪漫就此终结了呢？不过看到在炮火的映照下统治者们的嘴脸，确实令人震惊（尤其是对那些仍幻想着能接受教育的女性而言）。他们——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看起来如此丑陋不堪，如此愚蠢至极。不管我们将责任归咎于何人何时何地，那引起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为爱人的到来而激情歌唱的美妙幻想，如今已经变得少之又少了。我们只能通过阅读、观察、倾听和回忆，来感受这种幻觉。那么，我们为何要用“归咎”这个词呢？既然这是一场幻觉，为何不赞颂这场浩劫——不管如何去定义它——因为它破除了幻象，揭示了真相？说到真相……这些省略号代表了某个地点，我就是在那里为了寻找真相而错过了去费纳姆学院的路口。是的，没错，到底哪个是真相，哪个是幻象？我问自己。就拿这些房屋来说，傍晚时分，暮色笼罩下的红窗户里散发出朦胧的灯光，看起来是多么温馨欢乐。可一到早上9点钟，屋里没来得及收拾的点心和鞋带让整个房子看起来又脏又乱，哪个才是房屋的真实面目？再打个比方，薄雾渐起，那袅袅垂柳、潺潺小溪和沿岸的花园变得隐约可见。但在日光中，它们便会披上一层金红色，究竟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呢？在此我就不向你们具体阐述我的所思所想了，因为在去海丁利的路上，我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只想让诸位知晓，我很快就发觉自己转错了弯儿，便立马折回通往费纳姆的路上。

之前我曾提到，这是十月的一天，我不敢随意更换季节，更不敢把春天盛开的紫丁香、番红花、百合，还有其他各种花卉乱写一通，免得失去大家对我的尊重，破坏了小说的好名声。小说必须忠于事实，并且越接近真实越好——大家都这么认为。因此依旧是秋日时分，黄叶依旧簌簌落下，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变化，不过是叶子飘落得更快了，因为已经到了晚上（准确来说是7点23分），稍稍起风了（确切来说是西南风）。但总体而言，有些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

我的心像只歌唱的鸟儿，

把巢儿筑在水嫩的新枝上；

我的心像棵苹果树，

被累累硕果压弯了枝条……

或许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这些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产生了荒唐的幻觉——当然这绝对只是一场幻觉——紫丁香攀上花园的墙头，小小的花瓣在风中摇曳着，引得黄粉蝶上下翻飞，扬起的点点花粉弥散在空气中。不知从哪个方向吹来一阵微风，掀起新生的片片嫩叶，闪现出一道银灰色的光芒。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窗玻璃映衬着的各种色彩愈加浓烈，紫色和金色重重叠叠，夺目闪耀，像一颗按捺不住不停跳动着的心。不知为何，尘世间的美宛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此时，我一下子推开花园的大门走了进去，因为门没有上锁，学监也不在附近）这即将消逝的尘世之美如同一把利刃，一面令人愉悦，一面令人悲伤，刀刀令人心碎。沐浴在春天的暮霭之中，费纳姆学院里这座生机勃勃的花园在我眼前一览无余，园内野草萋萋，黄水仙和蓝铃花零星地点缀在高高的芒草之间，肆意地生长着。也许，它们在最美的花期也随意伸展着自己的枝蔓，纷繁杂乱，更何况春风四起，更是随风拽着自己的根茎左右摇曳。红砖房子上镶嵌着拱形的窗户，好似轮船的舷窗，在巨浪中浮浮沉沉。春日里的云朵轻快地掠过窗棂，投下或柠黄或银白的光影。有人躺在吊床里，由于光线昏暗，人影幢幢，只能捕捉到一些模糊的身影，一半靠看，一半靠猜。有人好像穿过草坪径直跑了过去——难道没有人拦住她吗？——接着，我又看到一个人从露台上探出身来，她额头饱满，着一袭旧衫，显得威严又谦逊。她弯着腰，好像是为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看花园的景致——莫非她就是那位著名的学者，莫非她就是简·哈里森[19]——本人？这一切景象虽然如此地朦胧，却给人强烈的冲击感。笼罩着花园的薄雾仿佛一条纱巾，顷刻间被清澈的星光或冰冷的刀刃割成了碎片——某种可怖的现实将春天的心脏划开一条口子，迸发出一道寒光，因为青春——

我的汤端上来了。晚餐设在大餐厅内。其实，现在还是十月的那个夜晚，并非春天。所有人都在这个大餐厅里就位，晚餐已经准备好了。看看我的汤吧。这是一盘平淡无奇的肉汤，汤盘里的内容激不起半点儿食欲，汤汁寡淡到能看到盘底的图案。可惜这汤盘也很普通，连花纹都没有。第二道主菜是牛肉，配的是青菜和土豆——家常菜的老三样搭配。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周一大清早地面泥泞的菜市场，市面上摆放着的牛臀肉和菜叶都发黄发蔫的甘蓝，以及妇女们提着网兜和商贩讨价还价的声音。既然这里食物供给充足，相比之下煤矿工人们的伙食肯定更差，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抱怨这普通的饭菜了。接下来上的甜品是梅子干和蛋挞，或许有人会发牢骚说，即便有软嫩的蛋挞配合食用，梅子干仍然是没有营养的蔬菜（它们不算是水果）。它们坚硬如守财奴的心肠，嚼出的汁水少得如同守财奴枯萎的血管里流淌着的血液。他们一辈子舍不得喝酒、舍不得穿暖，收敛的钱财也舍不得接济穷人。刚才还抱怨梅子干的人应该要反思反思了，因为世界上至少还有人愿意施舍这干巴巴的食物。最后端上桌的是饼干和奶酪，一时间水壶在大家手中交替传递，因为这些饼干干到令嗓子眼儿冒烟。食物全部上齐了。晚餐到此结束。所有人挪动身体把椅子吱吱嘎嘎蹭到身后，扬长而去，只见弹簧门开开合合有节奏地前后摆动着。很快桌上的残羹剩饭被收拾一空，餐厅准备就绪，以待人们明天过来吃早餐。走廊内外，楼梯上下，到处都是英格兰青年们的吵闹声和唱歌声。而作为一名客人、一个陌生人（我在费纳姆学院跟在三一学院、萨默维尔学院、格顿学院、纽纳姆学院或是基督堂学院一样，都没有什么特权），我不能抱怨“晚餐不太可口”，也无法反问（那会儿，我正和玛丽·赛顿坐在她的客厅里）“我们不能在这儿单独用餐吗”，因为一旦我说出类似的话语，就好像在窥探和觊觎别人的家底。而在外人面前，一个家庭往往会伪装出无忧无虑、乐观向上的假象。不行，这样的话是绝不能说出口的。说真的，谈话一时变得索然无味了。人类的身体结构天生如此，心脏、躯干和大脑是统一的有机体，即便再过一百万年也不会单独工作、互不影响。因此，一顿美味可口的饭菜能促成一场愉快的交谈。一个人如果吃不好喝不好，那他也别想拥有一颗清醒的大脑、谈一场甜蜜的恋爱、睡一个香甜的好觉。光靠吃牛肉和梅子干是无法点亮我们心中那道灵魂之光的。我们或许都会上天堂，期待在下一个转角遇到凡·戴克——这就是一天辛苦工作之后，只补充了牛肉和梅子干少量营养的人们游离散漫且受限的精神状态。好在令人开心的是，我的一位教理科的朋友家里有个橱柜，里面藏着一坛酒和几只小酒杯——如果再有鳎鱼和山鹑做下酒菜就更好啦——这样我们就能围炉而坐，喝几口小酒来消解这一天的辛苦和疲惫。不消一分钟，大家就热络起来，之前积攒了许多感兴趣和有意思的话题，遇到朋友自然要畅快地聊上一番，下次相聚时必定会继续交换新的见解。例如，怎么某人结婚了，那个谁还单身；某某持这个观点，某某却与之背道而驰；有人平步青云，令人惊羡，有人却每况愈下，令人惋惜——话题一聊开，就难免要对种种人性和脚下的这个大千世界评头论足一番。就在大家畅所欲言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走神了，不顾当下正在聊的话题，不由自主地进入另一个场景，于是顿觉羞愧难当。我们或许一直在谈论西班牙或者葡萄牙、书籍或者赛马，但我真正感兴趣的却不是上述这些内容，而是约莫五百年前泥瓦匠在高高的屋顶上劳作的场面。王公大臣把成袋成袋的金银珠宝运过来，化作地基贮藏在这片土地之下。这个画面始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与另一个画面交替出现：枯瘦如柴的母牛、满地泥泞的市集、蔫掉的蔬菜及守财奴的铁石心肠——这两幅毫无相似之处、毫无关联的画面并置在一处看似荒诞可笑，却总是竞相出现在我的眼前，而我却毫无招架之力。为了避免我们整个谈话因为我的开小差而变得无趣，最佳办法便是将我刚才走神的全部内容公之于众。运气好的话，或许我脑中的这两幅画面很快就会被新一轮话题所淹没，像埋在温莎古堡下老国王的头骨[20]，在棺椁被打开的瞬间，立刻褪色，瓦解成齑粉，风一吹便化作一缕青烟。于是，我简要地向赛顿小姐描述了那些多年在小教堂屋顶上忙活的泥瓦匠，还有国王、女王和贵族们，他们肩扛整袋整袋的金币银币，又一铲子一铲子把这些钱币埋进土里。而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我在想，这些大资本家是如何将大笔大笔的支票和债券放进曾经埋藏银锭和金块的地方的。我跟赛顿小姐说道，所有的财富都埋在了男子学院的地底下；而这所女子学院，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在这些艳俗的红砖建筑和杂草丛生的花园下面，埋的又是什么？我们晚餐时用的简易瓷器，还有（我没来得及停住，话就脱口而出了）品质一般的牛肉、蛋挞和梅子干，这些廉价东西的背后是哪股力量在操纵着呢？

事情是这样的，玛丽·赛顿说道，在[21]860年前后——对了，你应该也了解这段历史，她有点儿不耐烦地说，估计是翻来覆去说过很多遍了。不过她还是跟我讲了起来——我们先租好场地，成立了委员会，邮件上写好地址发了出去。然后拟定公告，召开多场会议，并宣读了各种回执，如某位先生许诺要捐赠重金，而另一位却一毛不拔。《星期六评论》还对此出言不逊。我们一直在思索该如何筹措资金来支付办公费用。要不要举办一场义卖活动？能不能找位漂亮姑娘帮我们装装门面？再看看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就此事是怎么说的。谁能说动某某报社的编辑把一封信刊登出来？能不能劝说某某夫人在这封信上签个名？不巧这位夫人那会儿出城了。六十年前，建校的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为此花费了大量的心力和时间。经历了千辛万苦，几经周折，才筹集到三万英镑[22]。显而易见，她说，我们喝不起美酒，吃不起佳肴，雇不起头顶托盘的仆人，也用不起沙发和单间。“生活上的舒适便利，”她引用某本书上的话说，“还是等等再说吧。”[23]

想到这些女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工作，都很难凑齐两千英镑，却拼尽全力争取到了三万英镑，我们不禁要讥讽一番，女性到了如此贫穷的境地，实属不该。我们的母亲一天到晚都在忙些什么，怎么一点财产都没有留给我们？她们忙着往脸上涂脂抹粉，忙着逛街购物，还是忙着享受蒙特卡洛的日光浴？壁炉台上摆放着几张照片。玛丽的母亲——如果这是她的照片——也许一有空闲就会出去挥霍享乐（她为教堂里的一位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倘若她的生活真是如此快乐富足、奢靡放荡，我们为何却看不到本该洋溢在她脸上的幸福和满足？相反，照片里玛丽的母亲是一位相貌平平的普通老妇人，披着一条格子围巾，上面别着一枚巨大的彩色浮雕胸针。她坐在藤椅上，正逗着一条西班牙猎狗朝相机的方向看去，老妇人神情愉悦又略带紧张，她知道一旦快门按下去，这条狗肯定会乱动。假设当初她出去做生意，成为丝绸制造商，或是证券交易所的巨头，然后捐给费纳姆学院二三十万英镑，那么我们今晚就能惬意地坐着畅谈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学，或者探讨一下原子的属性，聊聊数学、天文学、相对论和地理学。只要赛顿夫人和她的母亲，还有她母亲的母亲，都掌握了赚钱这门伟大的艺术，跟她们的父辈和祖父辈先前所做的一样，留下自己的财富，为女同胞专门设立研究员和讲师职位，颁发各种奖项和奖学金，我们现在就可以无比舒适地坐在这里独自享用珍禽，开一瓶美酒；我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憧憬美好的未来，从事专为我们而设的职业，愉快又受人尊敬地度过一生。我们可以去探索未知世界或从事写作；可以悠闲地游览世界各处的圣地；可以坐在帕特农神庙的台阶上静思；或者上午懒洋洋地起来，十点整再到办公室，下午四点半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回到家里，然后悠闲地写几句小诗。只是，假如赛顿夫人她们十五岁时就早早地投身商业，那么——这就是此假设的症结所在——就不会有玛丽的存在了。我问玛丽，你对此有什么想法？透过窗帘的缝隙向外看去，十月的夜晚宁静而迷人，树叶渐黄的枝头挂着一两颗闪烁的星星。为了换取她母亲大笔一挥给费纳姆学院五万英镑的捐赠，她准备好放弃眼前的良辰美景，甘愿抹掉在苏格兰生活的美好回忆吗？而那里承载着她儿时的欢声笑语、嬉戏打闹（尽管人数众多，但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而苏格兰清新的空气和香甜的蛋糕也总令她赞不绝口。因为，要想资助一所学院，就势必要牺牲家庭。既要赚大钱又要生养十三个孩子——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做到两者兼顾。我们来罗列一下客观事实吧。首先，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婴儿呱呱坠地后，要至少喂三四个月的奶水，辛苦的哺乳期过后，还要花上五年的时间来陪伴孩子成长，总不能放任孩子满大街乱跑。有人曾去过俄国，看到那边的孩子没人管，到处疯跑，回来跟我们说，这些野孩子可真不招人待见。老话说，一到五岁是人的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我问玛丽，如果赛顿夫人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忙着赚钱，那么你对儿时的嬉戏和打闹会留有怎样的印象？你对苏格兰的记忆会变成什么样呢？那里的空气是否还清新，蛋糕是否还可口呢？只可惜这些问题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在这样的假设之下，你根本不会来到人世间。并且，如果赛顿夫人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即便积攒了大量的财富并投入学院和图书馆的建设当中，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同样毫无意义。因为，首先，在那个年代女性赚钱是不可能的事情；其次，即使有这个可能性，法律也会剥夺女性拥有财富的权利，哪怕这些钱财是她们靠自己的辛苦努力而获得的。直到四十八年前[24]，赛顿夫人的储钱罐里才放进去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枚钱。而在此之前的千百年里，女人的全部财产都归属她们的丈夫——正是这个规定，阻止了赛顿夫人和她的母辈们迈入证券交易市场的脚步。她们很可能会这么说，我挣的每一个便士都会被丈夫没收，交由他来管理——或许被用来为贝利奥尔学院或国王学院设立奖学金和研究员职位。所以说，即便我有能力挣钱，这个事情对我而言也没有什么吸引力。钱还是留给男人去赚吧。

不管是否要责备照片上那位逗狗的老妇人，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的母辈出于某种原因，将自己的事业打理得一团糟。她们一分钱也没有留下，来供我们享受一下“生活上的舒适便利”，更别提让我们享用美酒佳肴、雇用学监管理草坪、购买书籍和雪茄、到图书馆消磨时光了。在荒芜的地面上垒起几堵光秃秃的墙就已经达到她们能力的极限了。

我们靠在窗边一面交谈，一面欣赏夜景，和城里其他千千万万的人一样，在每个夜晚都要俯瞰这座名城的穹顶和塔楼。在秋天月夜的笼罩之下，这座城市变得越发美丽而神秘。古老的石柱显得异常洁白庄严，让我想到贮藏在那里的浩繁卷帙；想到那些挂在镶嵌有雕花木板房间里的老主教和名人的画像；想到在街道上投下各种光怪陆离的星球和新月幻影的彩色玻璃窗；想到匾额、纪念碑和上面镌刻的铭文；想到喷泉和青草地；想到静悄悄的庭院四周那些安静的房间；我还想到了（请原谅以下这些念头）令人陶醉的香烟和醇酒，可以将身体深深陷进去的扶手椅，以及柔软的地毯：高贵、优雅、端庄的品质来自奢华、清幽、宽敞的环境。当然，与这些相比，我们的母亲为我们留下来的东西完全不值一提——她们连三万英镑都难以凑齐，她们要为圣安德鲁斯教会的教士们生十三个孩子。

之后，我起身返回这几天住的小旅店，穿行在幽深的街道间，不禁思绪万千，像那些结束了一天工作的人，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想想自己的事情。我十分纳闷儿，为何赛顿夫人没有留给我们任何财产？贫穷对一个人的心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财富呢？我记起今天早上我碰见的那些肩披毛皮穗带怪模怪样的老绅士，他们中间只要有一个人吹起口哨，另一个拔腿就跑；我想到小教堂里管风琴齐奏的轰鸣声，以及图书馆对我紧闭的大门；接着立马想起被拒之门外的感受是多么不快；而被锁在里面的感觉或许更糟糕；我又想到男性生活得富足安稳，而女性则贫困动荡。我还想到，社会传统的完备和缺失对一位作家的创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最后，我想是时候把今天所经历的各种争论和留下的种种印象、所有的愤怒和欢笑，一股脑儿打包扔进篱笆墙里。抬头望去，广袤而寂寥的蓝色夜空中，群星闪耀。面对这个神秘莫测的世界，人显得如此孤单渺小。人们都睡着了——或侧卧或仰卧，沉默无声。牛桥街头巷尾空无一人，旅店的扉门也是一推即开，仿佛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没有值班门房起身点灯，帮我照亮回房间的路，夜已经很深了。

昨晚玛丽女王有四个玛丽，

今晚她只有三个玛丽；

她有玛丽·赛顿和玛丽·贝顿，

还有玛丽·卡迈克尔和我。

[1] 1928年10月，伍尔夫分别在纽纳姆学院和格顿女子学院做演讲，本书在这两篇演讲稿的基础上加工而成。——译者注（若无特别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 指演讲时台下的听众。

[3] 范妮·伯尼（1752—1840），英国小说家、日记作家和剧作家，著有《埃维莉娜》等。伍尔夫发表了关于伯尼及其家人的文章，如《伯尼博士的晚会》和《范妮·伯尼同父异母的妹妹》，并在她的文章《女性的职业》中提到了包括伯尼在内的一系列先锋女性作家。

[4] 位于英国西约克郡，勃朗特姐妹的住所。

[5] 玛丽·米特福德（1787—1855），英国剧作家和诗人。伍尔夫写过一篇文章《米特福德小姐》，讲述了玛丽·米特福德送给伊丽莎白·巴雷特可卡猎犬的故事。

[6] 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英国小说家，著有《玛丽·巴顿》等。

[7] 牛桥大学取自牛津和剑桥的部分字母。费纳姆学院由纽纳姆学院和格顿学院组成。

[8] 暗指苏格兰民谣《玛丽·汉密尔顿》或《福威尔·玛丽》。由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四位侍女之一玛丽·汉密尔顿叙述，这首民谣讲述了她即将死亡的故事。她生下国王的孩子之后，杀死了这个孩子。民谣包括以下诗节：

[9] 指查尔斯·兰姆于1820年首次在《伦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假期中的牛桥大学》，文中他讲述了在三一学院图书馆看到弥尔顿的《利西达斯》手稿时的失望心情：“看到乱石中的美玉，我是多么震惊！交错，更正！就像‘他们的话是致命的！’”

[10] 萨克雷（1811—1863），小说家，著有《名利场》。

[11] 马克思·比尔博姆（1872—1956），散文家、漫画家，其畅销小说《祖莱卡·多布森》于1911年出版，伍尔夫在1928年曾与他见过一面。

[12] 暗指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莱恩图书馆，莱恩图书馆收藏了约翰·弥尔顿的《利西达斯》的手稿。

[13] 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将萨克雷的手稿《亨利·埃斯蒙德》捐给了三一学院的图书馆。斯蒂芬的第一任妻子哈里特·玛丽安是萨克雷的女儿。

[14] 英国的滚球撞柱游戏。

[15] 凡·戴克（1599—1641），比利时弗拉芒族画家，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时期的英国宫廷首席画家。

[16] 一种生长在马恩岛上特有的无尾猫，这种猫象征着女人被消声或被抹去的历史。

[17] 出自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独白诗剧《莫德》，第22部分，第10节。

[18] 出自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生日》，第一节。

[19] 简·哈里森（1850—1928），第一批从纽纳姆学院毕业的女性之一，并且于1898年至1922年，担任该学院古典考古学专业的讲师。她非常关注女性在希腊宗教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20] 指英格兰的国王查理一世，于1649年被斩首。他的棺椁放置在温莎的圣乔治教堂，于1813年被挖掘。

[21]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女性的屈从地位》的作者。1865—1868年，穆勒任自由党议员，并向议会提交了第一份女性选举权法案。

[22] “据说，我们至少需要募集到三万英镑……考虑到这将是大不列颠、爱尔兰及附属国唯一一所女子学院，鉴于男校能轻而易举地筹措到大笔资金，这笔钱的数额并不大。然而真正希望女性受教育的人并不多，所以，这三万英镑也算是个大数目了。”（史蒂夫夫人《艾米丽·戴维斯与格顿学院》）——原注

[23] “募集来的每一分钱都被用来建设学院，生活上的舒适便利不得不等到日后再考虑。”（R. 斯特雷奇《事业》）——原注

[24] 英国在1870年颁布的《已婚妇女财产法》规定，妇女婚后拥有保有自己收入和财产的权利。1882年，该法案被修订，扩大了财产保护的范围，不限定财产收入的来源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