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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 : 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再
研究 / 朱斌著.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4
（东华湖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系列丛书 / 朱进东主
编）
ISBN9787305217890
Ⅰ. ①技… Ⅱ. ①朱… Ⅲ. ①马克思主义－相对剩余
价值－理论研究 Ⅳ. ①A811.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7407号
出版发行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汉口路２２号邮编210093
出版人金鑫荣
丛书名东华湖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系列丛书
书名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再研究
著者朱斌
责任编辑张婧妤编辑热线0258359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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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52×9601／16印张 1325字数 160 千
版次2019年4月第1版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305217890
定价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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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沉思（代总序）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沉思
（代总序）
朱进东朱进东，哲学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江苏省“333”工程。美国埃默里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国家级精品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核心主讲人。著有《马克思和蒲鲁东》、《黑格尔哲学译述集》、《〈大纲〉研究》、《政治传播学》、《自选集之我学故我在》。译著有《黑格尔》、《20世纪思想史》、《黑格尔传》、《理性的主张》、《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人际传播新论》、《杜威全集卷一》、《欲望与利益》、《先锋派散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有着经济上的性质。当前不能仅仅去数世界上还存在多少社会主义国家，而更重要的是要正视实际发生着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自马克思等人创立第一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从古典马克思主义到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和国际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现实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从第一国际到第五国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证明了这一点。自2006年第五国际（无产阶级联盟）或第五国际联盟的面世，针对帝国主义在全球统治造成的种种灾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对全球资本主义做毫不妥协的斗争；主张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的国家；主张保护生态环境。不管第五国际联盟是不是举着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其内容实质上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而当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握有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话语权。
历史上几个时间节点带给人们启迪。1905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同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1910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1640年发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16年清王朝建立。16世纪欧洲盛行文艺复兴运动，1919年中国才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类无法使历史言说，而历史自身却在言说。人类究竟应该在历史深处看到什么呢？有些东西确实是用血与火写进人类编年史的，纵使历史中夹杂着谎言，但谎言终究无法完全代表历史。对于某些现象，首先要认同它们是历史的，而后才可对它们加以解析。德意志大哲人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应该从历史中吸取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也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上面对比历史上的具体时间，意在表明我们的国家虽然在不断向前发展，但不管具有何种特殊的国情，皆不是发展得慢或贻误发展战略机遇的理由。我们眼下应该参与和利用好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革命。无论是善意的批评者，还是打着人权幌子干预中国内政的帝国主义，他们谅必不可能看不到，从1921到2013年这近百年间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用了不到30年时间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用了64年（到2013年）时间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是自1978年以来的事情，中国人只用了30多年就走完了别人两三百年才走完的路。稳步前进不等于保守徘徊，国家事业越向高端发展，越要尽量避免犯急性病，越要准备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虽知“高处不胜寒”，却也要勇于登攀。
当今的中华民族是理性的、成熟的民族，饱经苦难的磨砺，志向更加坚定。民族品格决定了我们善于知己知彼。在古代以科技发明著称的我们正面临世界范围内新的科技革命。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东西，这自己的东西就是民族的根本之物。每个民族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一定是自觉自愿的选择，因为唯此才有可能使它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中华民族是个理性、成熟的而非强权、霸道的民族。理所当然地，我们拒绝别人强加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但是我们同样善于借鉴和吸收别民族的成功经验，当代中国人已告别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天朝迷梦。我们已经是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我们自己的主心骨，能够做到临危不惧、处乱不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的民族精神告诉我们，作为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华民族，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对人类世界的责任和担当。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振兴中华文明的中国梦，此三者构成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大智慧的出场成为必然。摒弃冷战思维的老套路势在必行，所以力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标志着当代中国政治家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走势；彻底摒弃零和思维，坦诚表露中国对世界应有的担当，相信世界必会对中国做出应有的尊重。新丝绸之路的开辟，进行第二次改革，破除特定群体利益固化，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需要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哲学大智慧来引领。
中国奇迹背后的沉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军事外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我们有过成功的喜悦，也接受失败的教训，但我们始终在挺胸阔步、勇往直前。改革开放使我国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正能量的释放引起世人极大的关注。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领域的矫正，经历了对西方文化抉择的认同，经历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上的艰辛探索，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稳步发展，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有这些都堪称中国奇迹，而这奇迹背后的东西非常值得我们去细心思考。
从历史上看，中国不乏鼎盛时期，如汉唐两代（甚至唐代思想文化对异域的影响至今还脉脉可感）。然而，每当关乎民族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人所表现出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是古人所无法比拟的。不管是我们的思想一次次解放，辩证地接纳西方科学技术，理性地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公允地对待作为“社会主动轮”的资本，还是圆满地完成抗洪抢险，群策群力抗击“非典”，成功地主办奥运，取得抗震救灾的胜利，周密地处理复杂多变的外交事宜，我们的国家都表现出大国应有的风范，这些都证明我们的民族是理性的、成熟的民族。从广义上说，所有这些都可称作中国奇迹。这其中当然包括30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这一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每逢关键时刻，“解放军”、“共产党员”这两个词变成了晶莹剔透的符号，绝对堪称生命精神的澄明。恐怕单用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兴解释不了这样的奇迹。从民族性格角度看，中华民族自古就具有“和”的理念。如果这能够解释中国奇迹，鲁迅先生就不会蒸出“人血馒头”。诚然，在民族性格方面，何止中国人有着丑陋的一面。大和民族、美利坚民族性格中难道都是阳光的东西？更不能从人的本能和贫富这两个方面来解释这样的奇迹，因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从古至今争论不休，斯世“拔一毛为天下而不为者”大有人在。
那么，出现中国奇迹这种现象到底应该做出何种解释呢？或者说中国奇迹背后的支撑物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闯过激流险滩，每逢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都能做到人心稳定、万众一心、临危不惧、处乱不惊、化险为夷。我们以为，这与我国长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引领主流意识形态，使国民心灵深处形成稳定的思想根基结构有关。在我国，之所以能够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把高校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宣传阵地是分不开的。毋庸置疑，我党的领袖人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受众首先是广大青年学生（从中学生到研究生这个群体）。与此同时，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国民中普及，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完全应该编撰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我国高校的教学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征程中凝心聚力的精神支柱，从而使国民在心理层面达成识大体、顾大局、乐于奉献、自我牺牲、他人胜过自我的精神上的高尚的共识。
如果单就中国经济30多年奇迹般发展的原因来说，除去可以归结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人民齐心合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外，还与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在中国学界得到深透的研究有关。当今的现实状况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砖国家的引领者，振兴世界经济的巨大引擎。应该说，这是我国人民以大智慧克服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众多问题，甚至极其棘手的难题，才把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契合中国现实的经济学理论，而且相应的政治理论或哲学、伦理学、文学、法律领域都要与之齐头并进。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了我国的理论家们确实做到了这些。那么，中国为何从改革开放起，就能够拿出一系列高妙的经济学理论呢？它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或理论家们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较高的理论起点的，那就是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学界就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着全方位的深度研究，特别是对《资本论》第一卷几乎做到了逐字逐句的解析。经济学家们游历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心路历程，他们在经济学上的起点非常高，具有更加开阔的理论视野，拥有了犀利的经济学解剖分析刀，因此，他们可以对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给予快刀斩乱麻式的解决。完全可以这样断言，大凡当代中国有见地的经济学家，几乎都是从《资本论》出发的，无论他们是赞同《资本论》还是批评《资本论》。所以，中国经济30多年奇迹般的发展，不管其中有多少原因，对马克思《资本论》深度的解读和研究肯定构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说我们的民族表现出的是一个理性、成熟的民族，意味着这个民族不会动辄头脑发热，而能够做到方圆互化，得失进退平衡，分寸拿捏得当，未雨绸缪，居安思危。我们党始终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深知，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已在金砖国家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但是，我们的确应该看到打造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也势在必行，由于我国经济运行中不确定因素的增加而使遇到风险的概率增大。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显得有理、有利、有节、大气坦荡，而非小肚鸡肠。我们完全能够利用当代中国的政治大智慧极大地减少腐败；腐败现象着实令人触目惊心，而整治腐败却也使我们的人民对我们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充满信心。必须说的是，要想把一百年前还没有民主和科学概念的国度建成世界强国，这就要求我党在领导我国人民完成这项前无古人的伟业过程中绝不能犯急性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完成更为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们需要两个一百年，但这绝不能构成被他人用做对我国说三道四甚至威胁我国的借口。
我们的民族心理上具有更强的承受力，正在和将要继续勇敢地接受内生环境和外生环境的不断挑战。改革开放为何在中国取得成功，为何在同时期的伊斯兰世界没有产生这样的改革开放，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具备了相当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试想，在到处布满荆棘般封建藩篱甚至原始图腾般东西的国度，是绝不可能具有改革开放的清洁的思想根基的，而没有这样的根基，则西方的文明不容易被接纳，纵使接纳了也活不了多久，因为至少资本主义的文明与封建文明是格格不入的。诚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认同西方文明，不能连糟粕也一起接受了，拿来主义不是包罗万象，什么都要，就像振兴中华文明不能连糟粕也一起振兴一样。那么，怎么到了我国开始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就拥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基础了呢？我们封建文明古国给今人留下许许多多旧的东西，那新思想、新风俗、新文化、新习惯是如何建立的呢？国人不能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更不能掩耳盗铃式地回避这个问题。历史是由一个个时段组成的，不能要这个时段而舍掉另一个时段。共和国不同时期的领袖用以使人民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手段不同，而无论是采用何种方式（如阶级斗争或改革开放和法律手段），其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整体上是相同的。
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的态度的沉思。
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以外的东西，像查尔斯·泰勒将黑格尔哲学看作一种文明那样，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当属人类文明之列。马克思主义是汇入人类文明的东西，因此，它难以用使用时间去量度。这就证伪了所谓“过时论”。凡是文明皆具有通约性、共享性和合类性。不能说《易经》过时了，《奥义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在讲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我们还崇尚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阐释中不断绵延发展。政治不是文明的附庸，它本身就属于文明的元素。无论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看待，还是当作纯粹政治的东西看待，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做出的有悖于历史和现实的误读。马克思主义引领意识形态，但它本身不是意识形态，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弄成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这里不是担心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在“表面的”意义上说的，它背后的东西即为经济的决定作用；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绝不可由此得出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否则，传统习俗这类规范性的东西真的就丧失它们自己应有的地位。从这个角度上讲，意识形态是类似柏拉图意义上的“影子”。毋庸置疑，这里的虚假已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假的假。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就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无法超越的，后来法国后马克思主义者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主张用马克思的思想去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某些问题。一种文明扎根于世界且生机盎然的重要的标志在于能够接受来自他方的挑战，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在应对种种挑战中显示出自身的勃勃生机。
中国近代史表明，我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我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首先是历史的时代的事实，而不是首先需从理论上阐释其必然性；只要大家面对历史事实，就能够认同这样的选择。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而绝不意味着社会现实都要从理论上予以阐明。中国近代史告诉人们，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先后出现了100多个党派，最终国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出现过不少主义，历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不是玄而又玄的理论问题，更不能人为地将其上升为高深莫测的理论问题。若想要去说清这类选择具有合理性和客观必然性，首要的是，不能上来就高谈阔论而必须直面历史事实。如果人为地将事实提升为理论，那么就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这样就会越说越糊涂，以致使人如坠烟海，茫茫然不知所云。我们学理上曾犯过这样低级的错误。
作为一种文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时间维度的。纵使某种文明不在场，那也无法借此否定它曾经的存在。江河文明、海洋文明均属于人类文明之列。时间不会对文明作为人类精神化的东西起到束缚的作用。文明呈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段中，又构成历史的在场的东西。从逻辑上说，马克思主义既然有它自己的出场路径，那么，它本身就不会是永无收场的时候。如果说世上有永世长存的东西，那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恶无限”（或“坏的无限”）。所以，恩格斯才从黑格尔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和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命题中得出“凡是现存的都是应该灭亡的”这个革命的结论。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本质精神的。作为一种文明，马克思主义必须被看作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否则我们就复归黑格尔对待自己哲学的看法。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来自社会生活的活生生的政治智慧。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过时论”实质上是教条主义的懒汉思想的翻版。历史表明，教条主义是唯书唯上。作为一种顽症，教条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是产生“过时论”的温床和土壤。中国共产党党史表明，教条主义思想路线曾给我党带来惨痛的经验教训。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懒汉式地抱住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不放，使马克思主义变成空中楼阁，不接地气，这样难免就会犯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之类的错误。说穿了这是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懒汉式的态度，是将马克思主义变成包医百病的口头禅式的“灵丹妙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用马列主义老太太来形容某些对马克思主义夸夸其谈的人们，这些人说的是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当面一套而背后是另一套，对人一套而对己是另一套。“过时论”本质上属于“本本主义”。“照镜子，正衣冠”首先是正自己的衣冠。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但是有人把它弄成教条主义的东西。“过时论”在于硬要将马克思主义不具有的功能强加给马克思主义，这就会使其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们对反马克思主义者如波普、曼海姆、福山等应做出回应）。教条主义形式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神化，实际上不是敬畏马克思主义而是糟蹋马克思主义，甚至让马克思主义变得庸俗化。说到底，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是思想上的、实践上的懒汉，表面上神话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在败坏和糟蹋马克思主义。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绝不等于使马克思主义不在场或失去话语权或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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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何一门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它自己的科学功能。马克思主义具有严密、完整的思想体系域或理论场域；它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是智慧、是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地分析人类社会生活；科学社会主义是给人类社会发展定向。马克思主义分析人类生活中的经济生活现象，而又不是纯经济式的分析；所以，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关注的。政治从来都是附着经济生活的，经济现象也都反映着某种政治价值取向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那里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前史，这就抛弃了历史循环论；人类社会的本真状态就是它的原生态的社会状态，就是意味着要朝着人类的终极目标所指方向迈进。马克思主义有着自身的功能，不能期望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它原本就不具有的功能；如果期望马克思主义具有它自身不具有的功能，那么就会令人大失所望，因为这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功能泛化或放大，就是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功能。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上和理论上，而更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历史的东西来对待，从而避免使马克思主义神学化，从而避免将马克思主义变为蒙昧主义。
不管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永恒的，还是期待马克思主义拥有它原本不具有的功能，都是将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化。而某些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搬弄西方哲学话语范畴，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别出心裁的解读和阐释，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弄得不伦不类，变成只有阐释者自鸣得意而使受众莫名其妙的东西。如果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精英们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后果将是更加可怕的。在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接受群体的青年学生中，这样的精英们因硕果累累而成为莘莘学子心目中崇高的学术偶像，作为偶像的精英们一颦一笑皆直接影响着青年学子的思想世界。思想理论领域的精英们搬弄马克思主义名词术语，将马克思主义弄得不伦不类，沉醉于马克思早期带着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话语范畴，从学理上恣意阐释马克思主义，这些恰恰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诚然，穿越受众心理底线时会给精英们带来一种游刃有余的快感，而带给青年人精神世界的却是些杯盘狼藉的东西。
在马克思那里，崇尚的是历史的东西，而永恒的东西在他看来充其量只不过是文学上的夸张。早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处于繁荣阶段，马克思就曾明确断言，资本主义是历史形态的东西或资本主义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它也是一种历史的而非永恒的东西。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一个孕育、产生、发展和将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过程。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来就有的，不是空穴来风，不是人们拍脑袋拍出来的。永恒的非历史的东西最终都是神学的东西，而神学是无法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解读的。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将会完成它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个问题似乎是避而不谈的。在我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而只要从历史的观点看，也是可以超越的，只是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比中国共产党更卓越的政党（尽管有着许多党派）。放眼世界，美国不也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按某些人的逻辑，美国不应该只是由两党交换统治，但这就是美国政党执政方面的现实状况。而中国是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如果哪一天中国出现了多党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那一定是中国政党史上的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样看待和前瞻我们党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现实生活中，有人还会将马克思主义当作超历史的东西看待，譬如，他们往往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当作是永恒的、终极的东西，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共产主义社会。这实际上不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神学化，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的联系，而且这与资产阶级辩护士们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说成是历史的终结本质上毫无二致。这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化了，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却肢解甚至阉割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有些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只是与马克思主义攀亲结缘，急功近利式地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他们自己的敲门砖。解读马克思主义确实有多种模式，但不管采用哪种解读模式，都必须尊重马克思主义应有的稳定的语境，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任人煎炸的面团；反对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样会将马克思主义变成“非鱼非肉”的东西。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不能没有底线，不能关起门来解读，而要了解和研究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阐释，要和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接轨。不能试图用中国文化来溶解马克思主义；如果这样，就类似于给马克思主义洗硫酸澡，过分膨胀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特质，这势必会在表面上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水土不服。
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沉思。
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传入中国，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了。没有哪一个概念能够像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一样对中国社会产生如此空前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不应忌讳“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主张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在西方学界，通常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称之为“古典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理论。古典不等于不在场或失去话语权，更不意味着陈旧、过时。只有依据马克思主义谱系准确地把握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才能科学地定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蕴。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中的“古典”绝不意味着古典马克思主义不在场或失去了话语权。古典绝不代表缺席或沉默。就德国古典哲学来说，黑格尔哲学到目前有过五次复兴（最近一次复兴正在进行着），20世纪依然是康德的世纪，因为康德提出的哲学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人类。
科学地领会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有助于定位正统马克思主义是介于古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有助于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尽快归宗入谱，证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旁门左道或异端邪说。自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较早受到国内学界研究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种。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著问世，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度与人本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并列为三大社会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场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强调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视野之外的文化进行研究；二是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属于古典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把某些看似不入宗不入流的人物纳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范畴，譬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之一——卢卡奇，这位20世纪马克思主义大理论家的著作当然应该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古典与经典是两个需要加以辨析的概念。古典马克思主义有经典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有经典著作，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葛兰西的《狱中笔记》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无论古典马克思主义著作或经典著作，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或经典著作，都属于马克思主义著作范畴。只是说后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这等于没说，因为它没有点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如同后现代主义不可简单地理解成不是现代主义一样。后马克思主义与古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学界和学者必须加以辨识清楚的问题。至少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存在断裂关系。这里的“后”也不纯粹是时间上的后，而标志着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特征倒是和后现代这一概念中的“后”有着某种相似的所指。
无论古典马克思主义还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都置身于马克思主义谱系中，而且古典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谱系中占据着始祖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表明，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着实旨在通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未竟之作）来系统地阐述古典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样的阐述在于使古典马克思主义更加系统化，消除古典马克思主义自身中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成分，这就从而形成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经过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列宁所捍卫和发展；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在西欧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发展出的知识马克思主义，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精致、更加开放和更加流行，这是值得肯定的；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还考察了正统马克思主义领域以外的文化问题，这应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贡献。应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统马克思主义受到来自新左派和新的社会运动导致的知识流派和政治流派发起的挑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列宁主义即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样，列宁主义中既有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又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成分。由此不难看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加以辨识所具有的理论价值。
现实中，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运用要求我们拥有稳定的语境。当人们说到在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引领时，这里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这里既不可将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泛化，也不能使它的含义变得太窄，但人们实际上对这个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理解上不是太窄就是过于宽泛。因此，要消除这种理解上的缺位，就必须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实实在在地弄清马克思主义谱系及其谱系中各家各派之间的牵连；古典马克思主义是源，而之后生出的思想派别是流，换句话说，古典马克思主义与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诸思想派别间是源和流的关系。十分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样态，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尽管绝大多数外国学者通常做出这样的等同。在视市场为上帝的美国人那里，市场不但不可监管甚至监督也是不可以的。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是蒲鲁东。绝对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单地归结为市场社会主义，而确实早就有人说过，谁能够理论上将“市场”和“社会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市场是个中性的、工具性的东西，资本同样具有这样的特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源头可追溯到古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含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元素，但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叠加，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拥有它自己的独立的门户和安身立命的东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最高端的表现样态。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占据着独树一帜的地位，而且它的现实走向代表着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体趋势。厘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谱系及其谱系内各个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整合进而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智慧文明的理论场域，以便让世人名正言顺地分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中各家各派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应当互联互通，彼此接纳，弥合门户高低贵贱之分，从而形成高端共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智慧文明。如此态度和做法，不会降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历史地位。在放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唯我独尊的身段之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容易做到实事求是地定位自身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地位。这样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就自然而然入流归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中的重要一支，从而消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难以入流的尴尬现象。
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有利于凸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应有的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一个不断生成的群体。譬如，卢森堡、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现在都被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列，但是这些经典作家都在古典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们大体上可列入正统马克思主义范畴）。作为经典作家，他们与马克思、恩格斯毫无区别，至少地位、辈分上没有明显的区别。我国学界所称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常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之后的领袖人物。这样的约定俗成式的称谓也没有突出马克思主创始人（或“老祖宗”）应有的历史地位。而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使我们能够做出如下的区分：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区别于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切地说，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应属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古典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经典作家。在我国学界，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之所以有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或比古典马克思主义更高明，有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纯属旁门左道、异端邪说，这都是因没有正视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所致。
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沉思。
按照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称谓上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尽管有过“问题与主义”之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以及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首先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不是一个理论，就像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一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很快步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自然而然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先河（国外有学者将“文化大革命”之后称为“后毛泽东时代”，这是用他们自己的理念范式来表述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直到目前以振兴中华文明为目的的中国梦。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此三者经过理论上的整合统一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历史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绝不是断裂关系，而应该是实际上也是继承关系。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不断用共产党人的智慧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在这样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才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健康蓬勃地向前发展，以至今天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正是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理论上积淀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成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振兴中华文明为目的的中国梦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延伸，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样态。
民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时段。“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如果认同黑格尔这个断言的话，当今必须对民国时期做出深度的历史反思，甚至完全可以说，当今是产生民国哲学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有马克思主义文本。马克思主义文本是“洋本子”，要中国化就必须把洋本子变成“土本子”。马克思主义主要文本大都是在民国时期翻译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于民国时期，不管是从毛泽东算起还是上溯至李大钊。民国时期出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节译本，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全译本；涌现出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家，譬如，陈望道、郭大力、王亚南、郭沫若等，他们所制定的翻译规范和所翻译的某些术语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乃至为整个西方文献的翻译确立了某种规范性的东西，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方面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为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者所传承。
在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做沉思时，完全可以断言，共产主义思想的最为高端的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中国握有最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本身及其运行机制独树一帜。有西方学者指出，中国现有经济模式显然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它化解风险和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远远强于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这绝不是用“市场社会主义”所能够解释得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奇迹般高速发展这一现象的，因为西方社会玩转的也是市场。这样的奇迹标志着我国政治哲学大智慧已经出场。可以预见，我国经济在出现持续高速发展之后，整体趋势应该不会停滞倒退，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遇到某些波折，尽管如此，市场在我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决定性作用应该是全方位的。由于国际利益集团的博弈和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在后理性时代必然会产生德性伦理世界的殊异，他者的价值观念会以自由选择或捆绑强加方式供我们选择或让我们被动接受。当今地缘政治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彰显。我们的民族应该出现且已经出现一批新的领袖人物，新领袖没有跟在先贤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也没有将先贤搁置一边另起炉灶，而是薪火相传式地继往开来，在秉持传统的同时拓展治国理政的新思路。
历史告诉我们，我国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清晰的指导思想，必须深度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体地说，必须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必须正视位于古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诚然，不是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回到古典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把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简单的叠加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弄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场域中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同西方学者所梳理出的马克思主义谱系。在追寻和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我们必须看到一种主义在一个国家产生长达一个世纪的影响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下去这一现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百年的传承，使我们有着非常成熟的中国马克思学，而眼下当务之急是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目前中国应该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或多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弱化中国马克思学或应该少些中国马克思学。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为高端的样态。
对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和从中获得什么的沉思。
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的稳定的载体。要从著作中吸收思想营养，首先就遇到如何解读经典著作问题。就一般的读书而言，古今中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最原始的、最真切的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朱熹的读书方法使人印象最为深刻）。就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而言，以往的从中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的说法现在仍然在沿用。近来有人提出多种解读马克思思想的模式，例如“以马解马”（依据马克思本人的说法来理解马克思思想）、“以恩解马”（凭借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总体评论来理解马克思）、“以黑解马”（通过黑格尔的总体思想来理解马克思），等等。拿“以恩解马”来说，依据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对〈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定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以及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多封通信（从恩格斯那里可以见到“以马解马”的源头）。“以黑解马”的根据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劳动使人获得本质的肯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进一步提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劳动与人的关系方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的见解的辨析（马克思在劳动问题上的理路是，在黑格尔关于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启发下，肯定黑格尔劳动使人获得本质的观点，提出“异化劳动”这个经济哲学概念，在终止异化劳动思路后，提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劳动所做出的系列分析，劳动价值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成为人们自觉自愿的第一需要）。“以列解马”的依据在于，列宁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来源和组成部分，只有解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才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列宁论断中可以见到以黑格尔解马克思的源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密不可分，等等。通过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可从中具体学得话语、逻辑框架、理论思路、风格韵味。解读的最终目的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从方法上来说，要以核心文本为中心带动对马克思全部思想的体悟，解读文本中潜在的东西（从空白处读出东西），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东西（孙伯的深层历史解读法，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这不但对马克思的文本而且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都是完全适用的。
跟一般经典文本一样，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可以起到开心明智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学得话语或语段时，不能实用主义式地损害语境断章取义，不能割裂甚至阉割马克思主义本真含义。这里以马克思的文本为例。要分清哪些是马克思引用或转述别人的话，有时分清哪些是马克思的话不是很容易的，特别是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往往是在批判别人的东西时闪露出自己的观点，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劳动使人获得本质”的观点的认同，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哲学的一般批判中出场的，再如，后期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阅读《德国工人党纲领》时做批注过程中闪现出自己对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及其特征的总体构想。像孙伯所说的，可以将马克思的理论概括为社会批判理论、社会革命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这就是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之后所形成的社会理论。毋庸置疑，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最大分野应该在于社会这个维度，这集中体现在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对待人的问题上的殊异。
依靠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既可澄清理论上的争论，也可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找到源头上的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提法可以溯源到《哥达纲领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资本的文明作用”和资本是“社会主动轮”的论断，意味着资本是具有工具性质的中性的东西，这就为今日我国经济社会中资本的出场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名颇具争议，到底是应称作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或新唯物主义，应该说这些称谓在马克思那里都可以找到文本依据，但马克思最为明确地为自己哲学命名的是“新唯物主义”。就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来说，要和国际学界的解读接轨。以国外对马克思核心文本的确定来说，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三次漂移：从《资本论》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到《1857—1858经济学手稿》（还有《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里，我们试以《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为例解说具体的解读视野和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总体理论结构场域。首先,必须弄熟《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文本。就是要做到对这部手稿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倒背如流。如此方能做到熟能生巧，专而精而通，触类旁通。马克思主义学术精英们只有做到这样，才能读出文本中的“真经”，悟出其中的“真谛”，才能不至于像对待面团那样随意油炸马克思文本（不是低估某些精英们的君子之心，而是他们确实是造出了某些浅入深出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这种东西无论于读者还是于社会都是贻害无穷）。其次，通过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解读，带动对马克思其他文本群的解读；在西方学者所说的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也即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再其次，掌握国外学者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解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他们那些新颖的见解。最后，放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文明场域中来解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斗胆地说，这里的四点也可以作为一般地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理论场域的结构模式。
关于马克思主义体系问题的沉思。
凡是体系都应该是某些彼此联系的东西的整体，而杂乱无章的东西虽然表面上构成整体但实质上依然无体系可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人曾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存在提出过质疑，而仅仅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或社会理论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主义是否拥有完整的理论体系问题上，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做出肯定的回答。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看不出他们俩刻意去构造自己的思想体系，倒是呈现出马克思、恩格斯深入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宫殿去竭力拯救辩证法和批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蒂纳、鲍威尔等人）死死抱住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某个部分加以任意发挥的做法。然而，这一事实这并不能够证明古典马克思主义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人（如伯恩斯坦）提出社会主义可以透过资本主义实现，因此要修正马克思主义，还有人将古典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这时，列宁站出来捍卫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以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比的方式，揭露和批判了伯恩斯坦“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继而在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内在结构，论述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完整的科学体系。
单就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哲学部分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讲究本体的（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思考值得肯定），但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本体论，那么，它的本体论超越了旧的本体论哲学；马克思主义（古典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抽象地去研究存在及其特征，而是展现出一种基础本体论，即只不过是认同“自然界”或“感性的外部世界”是基础性的东西，而不复去对这种基础性的东西溯本求源，不去重蹈逻辑上无穷回归的覆辙或不复陷入黑格尔所摒弃的“坏无限”（“恶无限”）的泥潭，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在强调“有米才有炊”，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超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任何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类哲学”的做法实质上都是在背叛马克思主义哲学。任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旧哲学本体论的做法，都是没有从根本上领会“新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着实将“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当作“共产主义者”看待，而只有“新唯物主义”才标志着马克思创立了使朴素的、机械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所无法比拟的新哲学（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历史理论、历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些都曾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看待）。在学术层面，不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用何种称谓，都不应损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更不应恣意阐释甚至阉割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人在堂而皇之地自以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可以的（不能不让这样的哲学家们言说），而将不属于马克思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甚至将当年遭到马克思无情批判的东西硬加在马克思的头上（有的学者随心所欲地解读马克思），不管怎样，这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
在思辨哲学中，黑格尔为了自己唯心主义体系而到头来却扼杀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体系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并非体系肯定具有这样的弊端，体系同样可有自身的开放性，因此，我们大可不必谈体系而色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或是反体系哲学，诚如孙伯所说的那样；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是去建构什么思想体系（包括哲学体系），而是在改变世界过程中留下了思想的轨迹，在稳定的语境中呈现出自身的科学体系。毫不夸张地说，将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个源头性的思想体系理清了，其后的由完整马克思主义谱系中各个支脉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结构自然而然也就一清二楚了。在古典马克思主义中，体系是没有地位的，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建构黑格尔式的流产的人类精神体系（尽管杜林恶意地让马克思拄着黑格尔的精神拐杖）；但是，这绝不等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论没有完整的体系（而恰恰是具有科学体系的），更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理论结构场域缺乏体系。应该说，体系不见得肯定具有封闭性，而应该具有开放性。就马克思主义体系而言，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的说法只不过是列宁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种解读，而应该说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还可做出多种建构。可从基本范畴角度来理解或描述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或可用范畴作为基点来建构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从历史主义发生学的角度，依靠“深层历史解读法”解读或建构或描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也构成一条新的路径。诚然，较之描述，建构马克思主义体系花费的气力要更大些。还可以且应当从历史主义发生学切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发展脉络做出动态过程的观照和把握。
马克思主义体系及其基本范畴互通互联。在确立或厘定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方面，无论是从学理层面来看，还是从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来看，首要的是，这样的范畴要能够贯穿古典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结构的始终，但不是要求个个基本范畴都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结构中的一根红线或一以贯之的东西；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或“老祖宗”）的思想或古典马克思主义则自始至终是原发性的、根基性的、初始的因素。十分清楚，在探究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过程中，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用其取代一直沿用的泛化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提法，这是与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谱系的在场密不可分的；唯有正视且认同马克思主义谱系的真实样态，才能彰显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应有的历史地位，才能避免淹没、掩映或遮蔽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应有的历史地位。置身于２１世纪的我们，不是要去高扬我国成熟的马克思学（不要去津津乐道我国马克思学堪与西方马克思相媲美），而是要去强化和做实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续推进现已在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高端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是一项源头性的研究；当代中国确实应该少些或弱化马克思学而应该多些或强化马克思主义。
2013年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孙伯逝世十周年。我们在这里缅怀这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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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前言
前言
两年前，在恩师朱进东教授的精心指导下，我对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隐性逻辑即人与技术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
朱斌：《遮蔽与在场——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着力彰显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中被“遮蔽”的理论内涵，辨识马克思主义谱系内各家各派所持观点，明确提出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是全面理解20世纪30年代乃至马克思之后（马克思创立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即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整个西方文化特别是人与技术关系的重要理路，并就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中国是否在场、何以在场做了探讨。彼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人与技术关系这个被暂时“遮蔽”或“悬搁”的隐意。通过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本人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阐释并非局限于后人解读通常遵循的逻辑链条（即：个别资本家率先引进先进技术—赢得比较优势—攫取超额剩余价值—行业内竞相普及该技术—实现相对剩余价值），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当属其中应有之意，以往相关研究对此内涵挖掘和解读尚不充分，难免有损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完整性和丰富性。
本书依托马克思主义文本，致力于回到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原点，深度解读古典马克思主义
朱进东教授在《古典马克思主义：一个新的话语范式》中首次主张，将“古典马克思主义”话语范式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视其为当前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原初范式。“古典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的经济学理论、哲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古典马克思主义对此后形成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谱系起到统领性和规范性的作用。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揭示由古典马克思主义生成的话语范式链，有利于凸显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应有的历史核心地位，有助于打通从古典马克思主义到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路。对相对剩余价值研究的脉络，首次彰显蕴含其中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的隐意，探究资本市场筛选评价技术创新规律。从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到实现相对剩余价值，核心就是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优化组合各类生产要素，关键在于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开发与使用。凸显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毫不停歇地推进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既是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潜在主线，也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实践证明，在各种直接的、间接的融资方式中，资本市场匹配资金供需最有效率、最具活力。马克思的经典名言深刻揭示了股份制的资本集中功能，“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页。。通过股份制的形式将分散的中小资本和社会闲散资金等集中起来，有力促进技术创新及其在广阔领域的应用，从而高度契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
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支持技术创新的经验可资借鉴。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在运动中最大限度追逐价值增殖。那些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具有广阔市场前景、能够带来丰厚收益的技术创新，自然会得到风险投资的关注和青睐。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着“指挥棒”作用，引导资本投向，实现优化配置。美国硅谷创新奇迹得益于风险投资价值发现、市场运作和择机退出机制，本质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剩余价值的实现形式；纳斯达克为辨识高新技术项目创造平台，为风险投资功成身退塑造典范，成为技术创新的强力引擎。
我国资本市场孕育、发展、壮大，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变革中的重要成就。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是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存在的场域。必须明确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有着根本的异质性，社会主义制度祛除了剩余价值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资本主义特性。二者的本质区别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治环境中进行的，追求的终极目的更是迥然不同。资本主义主张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永恒性，而社会主义在承认资本和剩余价值历史合理性、注重发挥资本文明作用的同时，清楚地看到其存在的界限和最终消亡的历史必然性。要科学认识、自觉运用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特别是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的内涵，更好地利用和驾驭资本逻辑，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为破解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局，我国资本市场进行了积极探索，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雏形初显，并从“倒金字塔”结构逐步转向“正金字塔”结构。新时代资本市场承载着高效匹配技术创新投融资需求、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积极拓展对外开放空间等使命担当，必须在深刻把握我国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特征的基础上，以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为根本指针，沿着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方向，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统筹用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着力锻造新时代“国之重器”，推动我国由资本大国跃升为资本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动力和雄厚支撑，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创造更多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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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目录
目录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沉思（代总序）/ 朱进东001
前言001
第一章回到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原点1
第一节研究缘起2
一、彰显相对剩余价值理论隐意2
二、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实践5
第二节文献述评8
一、国内研究现状与评析8
二、国外研究现状与评析14
第三节创新之处19
一、解蔽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的理论内涵20
二、探究资本市场筛选评价技术创新规律22
三、呈现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当代在场样态24
第二章古典马克思主义对相对剩余价值研究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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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马克思青年时期思想探索28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理论积淀28
二、《哲学的贫困》之科学路径31
三、《雇佣劳动与资本》之初步表达33
第二节《资本论》及其手稿系统论述36
一、《资本论》前三卷集中阐释36
二、“历史文献部分”批判与扬弃45
第三节“第二小提琴手”继承与阐发52
一、捍卫历史唯物主义根本立场53
二、丰富股份制“过渡点”论断57
第四节短论61
第三章美国纳斯达克支持技术创新的启示65
第一节“硅谷奇迹”的现象与本质66
一、风险投资价值发现、市场运作、择机退出机制67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剩余价值实现形式70
第二节纳斯达克：技术创新的强力引擎74
一、搭建高新技术项目辨识平台75
二、塑造风险投资功成身退典范79
第三节短论82
第四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相对剩余价值85
第一节深刻把握我国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特征86
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伟大变革87
二、改革开放实践呼唤资本市场启航91
第二节科学认识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存在场域94
一、作为经济发展手段的相对剩余价值95
二、两种社会制度下相对剩余价值的根本异质性97
第三节辩证看待技术创新实现路径99
一、企业的双重身份：市场主体与创新主体100
二、资本市场的一体两面：直接融资与价值投资102
三、风险投资的双赢交易：企业IPO与资本增值105
第四节短论107
第五章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110
第一节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局与资本市场探索111
一、“名不副实”的中小板112
二、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创业板114
三、新三板的前世与今生117
第二节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120
一、“倒金字塔”转向“正金字塔”结构121
二、完善升降进出机制124
三、优化投资者结构126
第三节短论129
第六章锻造新时代“国之重器”133
第一节新时代资本市场的使命担当134
一、高效匹配技术创新直接融资需求135
二、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138
三、积极拓展对外开放空间140
第二节统筹用好资本市场中的“两只手”143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市场经济运行核心问题145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149
三、资本市场中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151
第三节短论154
结语158
参考文献160
后记173
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第一章回到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原点
第一章
回到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原点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石，剩余价值理论既是打开资本主义生产迷宫的“金钥匙”，也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更是经济学说史上的一场深刻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由此开启。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将剩余价值视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专利，较之简单粗放、“技术”含量不高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一种更具隐蔽性、残酷性的剥削手段。循此路径，剩余价值便与剥削等同起来，旨在阐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一般规律的剩余价值理论仅仅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相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诸多理论迷雾和实践误区均由此生发。回归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初语境，尤其是马克思本人对相对剩余价值的研究和阐释，就是要深度探寻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本真意蕴，不以熟知为真知，不以已知为全知，致力将马克思、恩格斯未予明示且后继研究者挖掘尚不充分的理论内涵凸显出来，以期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些许参考。
第一节研究缘起
毋庸置疑，马克思在创立剩余价值理论时，主要着眼日益激化的阶级斗争和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旨在为日益觉醒的无产阶级提供科学理论指导，特别是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深入剖析，着力揭露和直观呈现资本家（资本）残酷压榨工人（劳动力）的新手段。研究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从来都离不开价值判断和利益趋向，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以自然科学的精准性研究相对剩余价值，实现了阶级性与科学性相统一、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诚如恩格斯所言，“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5页。。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诸多科技创新成果跻身世界前列，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堪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硬核之一
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吸收并发展了库恩的范式概念，提出见解独到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由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这四个有机联系的部分构成。硬核意指不容置疑的初始给定，具有“坚韧性”“不可证伪”等鲜明特征，居于科学研究纲领的核心地位。硬核一旦遭受反驳和否定，便会动摇整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本研究认为，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与劳动价值论均属“不证自明”的公理，贯穿古典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和阐释的始终，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硬核”。，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充分发掘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内涵并对其当代在场进行深入探究。这项研究理论性实践性兼备，既要深耕理论土壤，又要紧扣发展实践，在深化研究中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延着螺旋式上升的轨迹慎思明辨笃行。
一、彰显相对剩余价值理论隐意
资本具有无限追求价值增殖的贪婪本性，与生俱来地竭力裹挟一切自然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汇聚到资本扩张的滚滚洪流中。就连资本家本身，也不过是资本的化身和代言人。根据马克思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述说，个别资本家源于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驱力和迫于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强制压力，积极采用先进技术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二者之间的差额即为超额剩余价值，个别资本家借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当然，这种状况不会一成不变，该企业短暂的领先状态很快就会被打破。随着这种先进技术被广泛采用，劳动生产率得到普遍提高，生活资料价值从而劳动力价值降低，必要劳动时间随之缩短，剩余劳动时间相应延长，由此剩余价值相对地增加。可见，从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到实现相对剩余价值，核心就是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优化组合各类生产要素。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可见，在决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诸要素中，绝大多数直接或间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紧密关联。毫不停歇地推进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既是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潜在主线，也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资本家若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崭露头角抑或维系生存不被淘汰，必须对新技术高看一眼、厚爱一分，既要注重率先引进成熟适用的技术，更要立足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积极开展自主创新，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抢占市场先机。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开发周期缩短、更新换代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工厂、到市场的速度越来越快，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技术创新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从很大程度上说，谁能率先掌握核心技术，谁就能在行业中拥有话语权、占据引领优势。
创新总与风险相伴而生，没有风险就无所谓创新，创新愈大风险就愈大。企业在开展技术创新之初，无法通过生产和市场来检验成效，新技术尚未转化为新生产力，也没有同类产品相关数据参照，其价值认定只有凭借既往经验判断。技术创新与风险利益紧密关联，既可能给企业带来利益增进，也会使企业蒙受损失。尽管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不确定等显著特征，但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来看，正如从来没有什么能真正束缚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也从来没有什么能真正阻挡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渴求与脚步。企业技术创新既要拥有创新精神、创新文化、创新人才和激励机制，更离不开雄厚的资本投入。如果仅靠企业自身资本积累，远不能满足技术创新需求，这对企业的融资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商业银行作为一种重要的间接融资途径，素来注重信贷风险评估与控制，倾向于和实力雄厚的企业合作短平快项目。而中小微企业往往缺乏与商业银行的战略协作关系，那些耗时长、见效慢、风险大的技术创新项目更是难以进入商业银行信贷的视野。诸多企业技术创新备受融资难、融资贵的掣肘，创新活动难以为继，进而陷入生产经营困境，企业融资难题已成为研发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生命链中的瓶颈问题。
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不仅深刻揭示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追逐技术创新的动力之源，更内在蕴含着技术创新得以实现的机制、路径和动能。就本研究的主旨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确立并系统阐释了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成就既涵盖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两个紧密关联的方面，也深刻论述了技术创新的追逐与实现这两个逻辑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实现技术创新的最优融资平台和机制便是资本市场，即股份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马克思科学揭示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必然趋势，高度关注资本主义新变化新动向，潜心研究信用制度、资本集中、股份公司、虚拟资本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观点。在马克思看来，伴随机器大工业蓬勃发展以及分工协作日益复杂，科技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迫切要求突破单个资本的限制，迅速集中大量货币资本。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极大地迎合了加速资本周转、加快资本集中的发展需求，更直接促成股份公司和股份资本的形成。正是凭借信用，单个资本获得在一定界限内撬动、支配其他资本的权力，从而为开展技术创新、进行风险投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有力的杠杆作用。股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及其他证券将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经营，形成高度契合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运作方式，生产规模从此惊人地扩大了，单个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以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形式存在、能够为其持有者带来收益的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所有权证书，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虚拟资本运动的平台或载体就是资本市场，随着资本市场的交易更加集中、品种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广阔的直接融资平台，有力支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壮大，为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创造愈加丰厚的现实条件。
二、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实践
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5页。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内在蕴含着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制度变革与人的解放的辩证关系，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旧式分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价值追求，实现途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根本任务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建立到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迅速攀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两条根本原则的基础上，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注重发挥资本的历史的文明作用，推动全社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还是要靠发展，将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居于首位的创新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积极适应和引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新常态。实现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必须坚决摒弃高消耗、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根除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等弊病，真正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牢固确立创新驱动战略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位置，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作用，既要从宏观上强化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环境塑造和文化涵养，更要从微观上凸显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重中之重，通过掌控核心技术话语权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国际竞争力。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为例，《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暨重大科技项目启动会公布了我国第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包括：依托百度公司建设自动驾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阿里云公司建设城市大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腾讯公司建设医疗影像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科大讯飞公司建设智能语音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这是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求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首次明确提出以人工智能领军企业为应用建设平台，充分发挥其技术、数据资源等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技术为纽带的产业价值链。上述四家赫赫有名的龙头企业把握科技时代脉搏、勇立创新发展潮头，国家规划引领和市场高度认同兼备，必将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注入强大动能。然而，绝大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却只能望其项背、无法企及，技术创新活动所需的大量资金往往难以筹集，中小企业融资的“麦克米伦缺口”
为摆脱1929—1931年经济危机导致的严重衰退困境，英国政府指派以麦克米伦爵士为首的金融产业委员会对英国金融业和工商业展开深入调查。该机构提交的报告认为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资金缺口，即资金供给方不愿意按中小企业所要求的条件提供资金。此后，人们将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横亘的难以逾越的融资壁垒称为“麦克米伦缺口”(Macmillan Gap)。关于麦克米伦缺口成因的分析，后世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金融资源无法实现有效配置；治理路径主要包括积极运用政策性金融手段、最大限度降低银企之间交易成本、完善多层次直接融资体系等。仍在周而复始地上演。尤为突出的是，许多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均差强人意，更多依靠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技术落地实施过程中也没有很好地实现技术的吸收与转化，加上一些国家热衷设置名目繁多的新贸易壁垒，导致我国诸多企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企业的高端技术竞争力不强。
破解创新发展中的难题亟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科学指导，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蕴含的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的逻辑理路在当代中国仍然熠熠生辉，既要旗帜鲜明支持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追逐，大力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最大限度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潜力；更要遵循新技术从导入期、成长期到成熟期各个阶段发展规律、契合技术进步轨迹的融资需求，加快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透明、稳健高效、开放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企业实现技术创新提供最优融资支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的加速功能和倍数效应日益凸显，成功对接资本市场预示企业创新发展跨上新台阶。从一定意义上说，谁能做好技术创新的融资文章，谁就有望占据行业制高点，从而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来看，关键要依靠资本市场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但凡成功跨进高收入阶段的国家皆遵循一条重要经验，即建立和完善以资本市场为核心、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融合共生的经济运行机制，美国的硅谷和华尔街就是科技创新源泉与创新创业动力的融合发展典范。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度成为“世界工厂”，尽享人口红利。伴随中国经济悄然遭遇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赤字的“刘易斯拐点”，曾经极大展现劳动密集型产业低成本的优势日趋弱化，而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势尚未形成，特别是资本市场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支撑作用远远不够。如何充分释放资本市场功能，最大限度激发技术创新活力，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这是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
第二节文献述评
一、国内研究现状与评析
关于相对剩余价值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针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多数国企经济效益不高甚至有些持续亏损的状况，邱家洪提出要重视和运用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积极发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对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和加快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推动国企摆脱经营困境、实现扭亏为盈。柳昌清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3页。，那么“相对剩余价值的形成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依赖于生产部门科技装备水平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柳昌清：《相对剩余价值来源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载《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1期，第26页。。剩余价值不仅是剥削的源泉也是积累的源泉，社会主义企业也应以创造更多剩余价值为目标，根本途径就是采取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通过知识的积累和创新来实现。杨维、刘苍劲认为，组织管理和科学技术都是生产力，“在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大生产中，劳动过程的组织管理对劳动效率的提高、生产力的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合理的劳动组织和科学的管理方法，能够节约社会劳动，提高产品质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与科学技术和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关系可以表示为：生产力（生产成果）=[（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
杨维、刘苍劲：《论剩余价值的实现条件》，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第170页。。刘冠军提出，相对剩余价值不仅仅是身处企业现场的生产工人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在实质上是科学价值库的价值伴随技术创新和生产创新的不断进行而在经济系统中的再现，归根到底来源于科学人员的创新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刘冠军：《科技创新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一种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视域的研究》，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9期，第72页。。
关于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研究。樊纲认为，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是企业初创时期的主要融资方式，中国金融体系所缺乏的首先就是一个多层次的、能够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
樊纲：《发展民间金融与金融体制改革》，载《上海金融》,2000年第9期，第45页。赵亚明等认为，金融业结构失衡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是导致我国中小微企业陷入融资困境的重要原因，结构合理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既有助于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还能够为中小微企业的快速成长和技术创新提供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
赵亚明、张彤、卫红江：《多层次资本市场与中小微企业融资研究》，载《金融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6期，第65页。苏峻等认为，揭示资本流向与资本原理反向的“卢卡斯悖论”也适用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资本之所以未按照扩张逐利的原理流向报酬率高的中小企业，就是“因为金融支持体系的滞后而使得中小企业自身无法有效改善公司运营和治理结构，以致信息不对称变得愈发严重，有效需求仍然有可能得不到有效供给”苏峻、何佳、韦能亮：《创业板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再探——基于卢卡斯悖论的思考》，载《证券市场导报》,2011年第6期，第10页。。因此，必须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尤其是创业板的灯塔效应，形成浓厚的企业自主创新氛围，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吴元波认为，当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尚未真正形成，同质化的制度安排难以有效满足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和风险管理要求，必须加快改革创新步伐、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使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成为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祁斌提出，资本市场从三个方面为中小企业和科技创新提供重要支撑：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和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接力棒式的资金支持；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完善企业治理结构，优化企业激励机制；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并购平台、投行专业服务、市场信号导向等多方面社会资源。要从积极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壮大和发展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规范发展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加快推动公司债市场发展等方面着力，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化解中小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发展困局祁斌：《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化解中小企业发展困局》，载《金融市场研究》,2013年第5期，第1922页。。
关于企业技术创新与风险投资关系的研究。吕炜通过对不同资源配置方式下既有企业组织技术创新效率的分析，揭示企业内源性技术创新在解决现代高科技成果商业化开发的诸多方面存在机制障碍，进而深入探讨了风险投资机制的技术创新原理。风险投资企业的新的合约方式从外部组织资源，其组织结构和投资机制能有效突破技术创新障碍。任何一项无形资产或准无形资产的价值在交易时总以潜在价值的形态存在，直接交易的双方难以在价格上达成一致。最佳解决路径就是交易双方共同承担延时估价和间接评估所无法避免的交易成本，即买卖双方共同组建一个创业体，在未来潜在价值赋形于新产品和新服务市场销售的真实价值确定时，计算出双方的“产权剩余收益”。这种新的组织方式在微观上有助于实现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动机，在宏观上有助于国家经济增长获得持续的技术创新动力。
吕炜：《论风险投资机制的技术创新原理》，载《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第4856页。王亮认为，风险投资在既有企业组织外部形成符合风险企业成长要求的资源支持系统，推动技术创新系统由慢变快，进而使国家整体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王亮：《风险创业提升国家技术创新能力机理研究》，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16页。龙勇等认为，风险投资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形式，不仅能为高新技术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还能提供一系列非资本增值服务，风险投资机构通过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和重大决策等方式，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龙勇、刘誉豪：《风险投资的非资本增值服务与高新技术企业技术能力关系的实证研究》，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年第3期，第6367页。李俊江等实证分析了风险投资对美国小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认为风险资本注重企业竞争潜力、甘于承担风险，是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和做优做强的重要融资渠道，我国风险投资市场应积极借鉴美国小企业自主创新与风险投资的互动共荣，优化风险投资的运行和退出机制。李俊江、范思琦：《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与风险投资的关系——美国小企业的经验与启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6269页。姚丰桥等针对风险投资和技术创新企业之间存在的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运用博弈模型分析二者的行为选择，明确提出技术创新企业的实力是双方合作的决定性因素。
姚丰桥、陈通：《技术创新企业与风险投资的演化博弈分析》，载《中国科技论坛》,2010年第11期，第3540页。邓俊荣等利用1994—2008年中国风险投资额、R&D研发经费支出和专利申请量作为指标建立实证模型，进行二元线性回归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研究期间国内技术创新大部分归功于R&D投入，风险投资推动技术创新作用甚微，中国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的支持远小于发达国家。邓俊荣、龙蓉蓉：《中国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作用的实证研究》，载《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年第6期，第4652页。司颖洁等以中国高技术产业2005—2014年数据为样本，运用DEA模型考察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结论是风险投资相对于R&D来说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更大。
司颖洁、李姚矿：《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基于DEA模型的实证分析》，载《科技管理研究》,2017年第12期，第167171页。隋振婥等认为，风险投资活动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但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作用，风险投资的正外部性会使得投资的对象、区域、阶段等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政府应审时度势对风险投资市场进行必要、积极、有效的干预。隋振婥、金春红：《风险投资市场发展中政府干预形式的比较分析》，载《党政干部学刊》,2012年第9期，第5662页。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相对剩余价值、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进行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探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就相对剩余价值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来说，绝大多数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重视采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通过知识创新、技术进步推动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的学者认为，技术创新与组织变革可谓资本扩张增殖的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主线就是资本家通过改进技术、分工协作、优化管理等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对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从而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关于相对剩余价值创造主体不仅包括生产一线的工人更应包括相关科技管理人员的观点，既坚持了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原理，又结合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实际予以丰富发展，做出了新的判断和概括。就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与资本市场关系而言，学界普遍认同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尤其是加快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建设，是破解我国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乃至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有学者提出，资本市场不仅能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状况，为企业“供血输氧”；更有助于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经营管理、激励机制等，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全方位的资源与环境支持。就企业技术创新与风险投资关系而言，国内学界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实证分析，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开展定量研究，以期使理论观点具有坚实有力的数据支撑。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并日益积极地运用线性回归模型，量化分析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这对深化理论研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目前更多地从以创新产出为因变量与以资本投入等为自变量的直线性关系予以考虑，得出的结论往往差别较大甚至大相径庭。这一过程一方面反映出，撷取不同机构在不同时期、不同范围的统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往往导致迥然不同的结论；另一方面说明，企业技术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整体性、集合性、相关性等鲜明特征，总是受到企业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的制约，因而难以确定具体的投入产出关系。有的学者另辟蹊径，着力探究风险投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为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还有的学者提出，风险投资是一种新的合约方式、新的组织方式，买卖双方以创业共同体的形式存在，在合约范围内共担技术创新风险，当技术成果得以实现时依照约定分享收益。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视域审读，该观点实质上将风险投资视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深度契合企业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组织方式和实现机制，无异于将马克思曾赞誉有加的分工协作从企业内部延伸至外，从优化企业资源扩展为利用市场资源、社会资源。不仅如此，风险投资的组织方式还顺应了单个企业实现超额剩余价值，进展为该行业普遍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直至整个国家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逻辑理路和发展趋向。
二、国外研究现状与评析
（一） 关于资本市场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
Hicks(1969)率先提出，金融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必要前提，新技术诞生不足以催生产业革命，新技术的持续研发及其广泛应用需要接连不断、大规模投资，这种投资离不开恰当的金融安排。他还予以详细例证，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端于英国，正是因为18世纪早期英国金融市场已有较快发展，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将流动性的金融证券转化为长期资本投资，从而为新技术应用提供了密集资本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工业革命兴起。
Hicks J.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Oxford: Glarendon Press, 1969.SaintPaul(1992)强调资本市场对于分散企业技术投入风险的重要功能，认为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对企业选择技术创新层次具有显著影响。当资本市场欠发达时，企业出于短期利益考量，自然会偏向对短平快、风险小的技术项目投入，这样就在低端技术投资领域形成均衡，制约技术创新向更高层次发展；当资本市场较发达时，能有效分散企业技术创新与应用的风险，企业也会倾向于选择风险值较高、更具创新性、潜在收益更大的技术项目，从而推动高端技术投资领域形成均衡。
SaintPaul, G. Technological Choice, Financial Marke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2, 36(4): 763781.Allen(1993)通过建立理论模型，论证美国金融体系有利于新技术、新产业发展，并且美国股票市场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大大优于银行体系，因为股票投资者“用脚投票”，能够较好地反映社会公众的判断力，而银行融资只能倚赖少数银行家和贷款审批者的态度及专业水准。
Allen F. Stock Market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A]. C Mayer, X Vives. Capit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Perez(2002)指出，尽管现代创新理论之父熊彼特的后继者可能承认重大创新的扩散必定是个投资问题，新技术若无金融燃料无法成为推动经济的引擎，却一直忽略金融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而她的研究聚焦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的关系，侧重于金融资本在“技术—经济”范式变革中的作用。她认为，金融资本起先支持了技术革命的发展，继而加剧了可能引发冲突的技术—经济领域和社会—制度领域之间的互不协调。当上述两个领域之间的协调建立起来时，金融资本又成为展开期的推动力；当一场技术革命行将结束，它又有助于催生下一场革命。
Perez C.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Financial Capital: 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Cheltenham: Edward Elagar, 2002.Brown、Fazzari和Petersen(2009)采用高科技企业的动态R&D模型，对1990年—2004年美国七个高科技产业的1347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年轻的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研发投资几乎全部来自内部或外部的股权融资，发行股票是其最后的资金来源。股权融资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融资手段，促进了美国高科技产业的繁荣，也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Brown, James R., Steven M. Fazzari, and Bruce C. Petersen. Financing Innovation and Growth: Cash Flow, External Equity, and the 1990s R&D Boom.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9, 64(1): 151185.
（二） 关于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的研究
Kortum和Lerner（2000）以美国1965年—1992年间20个产业数据为样本，选取专利申请量、研发支出、风险资本投资额度为变量，采用专利产出函数进行多次不同的回归分析，并将结果平均起来，结论是风险投资对专利申请有促进作用，其效应是R&D投入的3.1倍。
Kortum S, Lerner J.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Venture Capital to Innovation.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31(4): 674692.Hellmann and Puri(2000)以美国硅谷173家新成立的高科技公司（包括风险投资公司和非风险投资公司）为样本，综合公司初始产品市场策略、后续融资模式、公司将其产品推向市场花费的时间等方面的数据，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和Probit模型(Probit Model)分析后发现，创新型公司比模仿型公司更容易也更快地获得了风险投资，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特别是创新型公司将产品推向市场的速度更快且更容易上市发行股票。他们进而指出，风险资本不但为企业创新提供“货币形式”的资本，也为企业管理决策带来不可或缺的“知识资本”
Hellmann T, Puri 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duct Market and Financing Strategy: The Role of Venture Capital.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0, 13(4): 959984.。Ueda和Hirukawa(2003)指出专利作为创新指标的弊端，首次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技术创新，通过对1968年—2001年美国制造业数据的面板自回归分析和产业时间序列分析，使用Granger检验，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随后的风险投资有明显促进作用，而风险投资增长却没有引起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个结论还因行业而异，技术创新和风险投资在计算机行业、通信行业呈正相关的关系，在医疗行业却是负相关的。
Ueda M, Hirukawa M. Venture Capital and Productivity.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2003.Keuschnigg(2004)从一般均衡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富有经验的风险投资家为创业者提供风险资本、管理服务等，创业者负责提供关键技术，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合约关系，能够大大提高创业成功率和均衡状态下的技术创新率。
Keuschnigg C. Venture Capital Backe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4, 9(2): 239261.
（三） 关于从金融投机史视角看待技术创新的研究
熊彼特认为，在新技术或新产业出现之初，社会上极易发生投机狂热，人们容易高估技术创新所蕴含的收益，从而一拥而上、过度投资。James Buchan(1997)一针见血地指出，投机者的愿景毁于他们靠不住的时间观念,“股市中的大多头试图把未来浓缩成短短几天，把漫长的历史进程打折，把整个未来折成现值收割”
James Buchan. Frozen Desire: An I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Money. London: Picador, 1997.。Edward Chancellor(1999)生动而透彻地记述了17世纪以来的金融投机史，从荷兰的郁金香狂热到日本股市的疯狂，从南海泡沫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牛市，“发明和新奇的东西总是让投机者兴奋不已。17世纪90年代的潜水设备、消防车和防盗警铃，1720年的机枪和‘永动轮’，这些都是投机者热衷于科技进步的早期例证。不过，直到工业革命以前，能够吸引投机者关注的创新要么用途有限，要么就是狂热期间匆匆抛出的骗局。然而从18世纪末期开始，交通和通信领域出现了很多真正的创新，对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首先是运河，接着是铁路、汽车、无线电、飞机、电脑以及最近的互联网。投机者对这些创新给予了热情关注，而且对它们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
[英]爱德华·钱塞勒：《金融投机史》，姜文波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页。。Perez(2002)指出，在技术革命的狂热阶段，“人们开始探索由技术革命开辟的所有可能的道路。为了创造新市场和重振旧产业，通过大量多种多样的试错性投资，人们充分挖掘了正在扩散的新范式的潜力，同时它也在整个经济和投资者的思维地图中牢牢扎下了根。因而，生产率的爆炸性增长影响到越来越多的活动，引发了生产领域中的重构过程，在这里新的或得到更新的活动繁荣起来，而旧的却是枯萎凋零。……大量多余的资金倾注到技术革命的深化进程中去，尤其是其基础设施（运河热、铁路热、互联网热），这常常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过度投资”[英]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方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伴随一些金融人才的股市资产呈几何级增长，钱生钱的造富神话激发愈演愈烈的投机狂热，越来越多的人蜂拥而至、投身其中，金融泡沫日益膨胀、难以遏抑并最终迸裂。
可见，国外学者普遍认同资本市场推动与支撑技术创新的重要功能。技术研发的试错纠错、成熟适用直至应用于生产过程均离不开持续有力的资本投入，资本市场作为各类资本融通、汇聚的主要场所之一，提供了由投资者直接承担技术创新和企业发展风险的市场化融资途径。投资者热衷发掘和追踪技术创新潜在的丰厚收益，从而有效分散企业技术投入风险，激发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攀登行业高峰的动力和活力。有的学者运用规范精确的数学方法，建立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论证了美国资本市场对于推动高科技产业繁荣发展的巨大作用，并强调资本市场支持技术创新的实际效用远超银行体系。有学者认为资本市场助力技术革命之际，必将引发技术—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不协调，当这种失谐和冲突在更高层次上逐步得以化解，资本市场又将推动接踵而来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就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而言，许多学者认为风险投资比传统融资方式更有效，风险投资内在契合技术创新的特点和需要，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产出效率，受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获得的专利量远超没有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风险投资对专利创新的促进作用大大优于研究开发投入。他们采用欧美发达国家的大量经验数据，从专利申请指标、全要素生产率、一般均衡分析等多重视角进行实证分析，尽管有些具体结论存有差异，但这些研究总体来说是富有成效的，并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基于发达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是否完全匹配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活动的实际状况？R&D投入对专利创新的促进作用是否在技术创新各阶段均弱于风险投资？照搬照套发达国家技术创新政策是否会带来潜在风险甚至造成损害？不同的国情、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技术创新融资方式的侧重和依托有很大差异，这要求我们因时因势做出具体分析，既要注重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实证研究成果，又要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视野中，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深入探究风险投资、R&D投入等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作用机理及实施成效，真正使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还有一些国外学者从金融投机史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认为金融投机与技术创新相伴相生，广大投资者对技术创新的关注、追逐直至狂热，在金融领域展现得淋漓尽致。从一定意义上说，整部金融投机史记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疯狂追求财富、形成羊群效应直至金融泡沫最终破灭的事件，尽管造成了诸多破坏性的后果，还是在客观上促进资本市场风险定价功能和直接融资功能的实现，大大推动了技术创新进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新时代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必须从系统和全局视角优化资本市场监管机制，坚持抑泡沫、去杠杆、防风险的政策导向，坚决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不断促进资本市场与技术创新、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第三节创新之处
回归马克思创立和阐释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原初语境，攫取超额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实现资本扩张增殖是资本家热衷采用先进技术的内在驱力，日益激化的劳资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在理论层面集中呈现，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高高擎起理论旗帜。在马克思及其后继者那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主要作为资本家剥削工人更隐蔽、更残酷的手段，对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的理论内涵挖掘、彰显、运用尚不充分，仍处在被“遮蔽”的状态。须臾不懈推进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既是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潜在理路，也是微观主体参与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创新往往意味着对旧模式旧业态的颠覆与重构，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投资量大、时间跨度长、风险指数高，离不开持续有力的融资支撑。马克思高度关注当时蓬勃兴盛的新的资本组织形式——股份制，系统探讨了信用制度、股份公司、虚拟资本等重要问题，深刻揭示资本市场作为股份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通过价值发现功能和风险定价机制，连接投融资需求，高效筛选评价技术创新，为孵化和推广引领未来发展潮流的新技术优化配置金融资源。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物的依赖性社会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存在场域。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自觉地运用和发展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发展规律和运行特点的认识，进一步完善以资本市场为战略依托、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互动互促的经济运行机制，增强利用和驾驭资本逻辑的能力，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对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支撑作用，通过持续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解蔽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的理论内涵
从认识论来讲，遮蔽反映主体对客体某种不真实的认识关系。本研究所称“遮蔽”，是指马克思未予以明示、蕴藏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之中的内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由于早期追随者在解读时失之全面准确，而诸多后继者并未紧扣马克思文本本身，对早期追随者已有论说承继有余、批判不足，没有真正做到与马克思对话，在阐释之路上渐行渐远，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遮蔽愈加难以祛除。正因如此，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阐释一直停留在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上，没有彰显蕴含其中的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的隐意。个别资本家热衷于引进先进适用技术，旨在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剩余价值。随着此项技术在该生产部门普及开来，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继而实现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创立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伊始，文本之中并没有专门就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展开系统阐述，始终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本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解蔽和澄明，通过系统梳理古典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本人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诠释，使被遮蔽的内容逐渐显现出来。进而证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不仅仅揭露了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更为灵巧的方式，更深刻洞明技术创新的内在驱力与实现机制。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正是缘于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和机器的广泛使用，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根源在于资本逐利本性和市场竞争机制。资本逻辑就是资本在运动中无休止地追求价值增殖，社会需要、市场需求就是资本逻辑的扩张指向，这实际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机制。马克思强调，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是资本乐此不疲的追求，科学本身成为致富的手段，发明因而变成一种专门的职业，科学、技术和生产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统统被纳入资本逻辑的扩张中，其规模超越了过去一切时代的想象。为实现资本增殖扩张，资本家必然积极采用新机器、新技术、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最大限度缩短商品生产的个别劳动时间，从而取得相对于其他资本家的竞争优势和超额剩余价值。随着科学技术加速度发展，新行业、新产品层出不穷，产品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仅靠被动适应、跟踪模仿难以契合日新月异的市场需求，唯有持续开展技术创新才能引领市场甚至创造需求，才能获得其他竞争者一时难以企及的超额剩余价值。风险是创新的副产品，创新本身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资本市场通过评估技术创新价值、增加资本有效供给、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分散和降低创新风险，堪称最有效率的直接融资平台乃至整个市场经济运行最具活力的环节。在马克思所处时代，股份制和资本市场开始勃兴，在经济社会生活担负日益重要的角色，迅速跃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枢地位。马克思密切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中出现的这个极为重要的经济现象，不仅深入考察了股份制和资本市场历史沿革、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还从“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9页。、“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的恢宏视域，揭示了股份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非凡价值；他不仅尖锐批判当时证券交易领域欺诈与掠夺丛生的弊端，也深刻阐明了股份制和资本市场在更为广阔的领域推动和支撑技术创新的重大意义。
二、探究资本市场筛选评价技术创新规律
马克思认为，股份资本的出现，顺应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科技进步的客观要求。19世纪中叶，以蒸汽机、纺纱机为主要标志的机器大工业迅猛发展，企业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资本有机构成大大提高，个别资本有限性与生产规模扩张、新技术新产业成长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马克思指出：“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页。仅靠单个资本滚动发展的资本积聚方式远不能满足资本积累要求，资本集中作为资本积累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开始走向前台、担负重任，通过汇聚不同来源的资本，迅速实现巨大的资本规模，广泛用于修建铁路、开凿运河、建造船舶等大规模工程。恩格斯对此深以为然，“交易所朝着集中的方向改变分配，大大加速资本的积聚，因此这是像蒸汽机那样的革命的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7页。，“交易所正在把所有完全闲置或半闲置的资本动员起来，把它们吸引过去，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通过这种办法提供给工业支配的这些资本，导致了工业的振兴（绝不应把这种振兴和商业繁荣混为一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50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集中既是技术创新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反过来也对技术创新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二者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关系。他强调，“单个的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要蛹化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还在资本主义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为适应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要求，随着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现代股份公司迅速发展起来，“一个独立的工业企业为了进行卓有成效的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的最低限额，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这种情况在竞争中表现为：只要新的较贵的生产设备普遍得到采用，较小的资本在将来就会被排除在这种生产之外”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页。。其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加快汇聚闲置资本，有效克服资本积聚有限性的缺陷，成为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其二，不同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对应不同程度的融资需求，引领行业发展的前沿技术通常对融资的规模和效率要求更高，资本市场通过择优筛选和价格发现，为技术创新提供有力有效的融资供给。有鉴于此，美国经济学家谢勒声称，“马克思不同于19世纪中期其他的经济学家，他察觉到资本主义基本的天才在于它能够把资本积累和不断的技术创新结合起来”
[美]F.M.谢勒：《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姚贤涛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大力支持企业技术创新，从金融体系安排的视角就是要建设一个能够担负与技术创新相伴而生的风险、对技术创新进行估值和定价、使技术创新的成功者获得相应收益的资本市场。换言之，完善的资本市场之所以能够成为技术创新的强劲引擎，关键在于其功能高度契合技术创新特点，也就是资本市场筛选评价技术创新的规律在发挥作用。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进入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追求收益最大化，自然会竞相追捧蕴含丰富潜力的新蓝海。由于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刚刚被垦殖出来，发展前景广阔，预期利润丰厚，在资本市场上极易受到各方青睐，有利于企业融集长期资金，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使技术创新活动以更大规模进行。资本市场具有风险定价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由于市场上存在大量投资者，只要流动性具备，技术创新企业或项目的价值总能被发现。因此，资本市场能高效甄别和处理技术创新企业或项目信息。资本市场正是通过“无形的手”筛选和发现那些真正富有价值、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前沿技术，优胜劣汰，大浪淘沙，使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好企业好项目脱颖而出，充分展现市场竞争力，带来高额投资回报，从而形成投融资良性互动。这种筛选机制即便不尽完美却是卓有成效的，被淘汰出局的企业或项目可以通过并购重组或退市等方式被市场消化。不仅如此，资本市场有助于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通过资本市场的约束力保证企业管理者实施技术创新的动力。需要强调的是，资本市场深层次的功能在于厚植创新沃土、弘扬创新文化、激发创新潜力，激励企业家、工程师等技术创新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探索试错，真正使创新创造蔚然成风。
三、呈现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当代在场样态
马克思明确指出：“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5页。剩余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基。既然剩余劳动不过是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界限而延长的劳动，剩余价值又是剩余劳动的凝结，那么剩余价值范畴就不应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专有名词，而必然具有一般属性。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社会发展三大阶段的论断：“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对“人的依赖关系”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根本超越和积极扬弃，是全人类解放的真正实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第二阶段就是要为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第三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场域中阐释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时，指出技术创新的动力源于资本家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强制压力以及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撇开制度因素，马克思的论述揭示了物的依赖性社会的一般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启迪，技术创新仍是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正如恩格斯在谈论“竞争”范畴时所说，“它正是市场的规律、交换的调料、劳动的食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无须讳言剩余价值，而应深刻认识相对剩余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
从世界历次技术革命来看，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始终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从蒸汽机和铁路时代的公司股份制，到钢铁、石化、汽车为代表的重工业时代的投资银行和制度化的金融资本融资，再到信息和远程通讯技术时代的风险资本和金融衍生工具的涌现，引领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发展的无一不是借助资本市场这个核心载体的，并且，每次技术革命的更替也是借力于资本市场的创新”殷德生：《资本市场应成为创新驱动的核心载体》，载《文汇报》,2014年9月23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经济体制转轨紧密相连，实质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强化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增强全社会发展活力。自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以来，中国资本市场20多年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持续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迸发活力，努力使社会创富源泉充分涌流，对于推动技术进步、释放创新动能、优化经济结构乃至我国经济快速腾飞、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谓功绩卓著。但也要清醒看到，较之国外成熟市场数百年发展历程，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新兴加转轨”仍是阶段性显著特征，还存在市场的包容度和覆盖面不够、风险投资体系尚不健全、法治和诚信建设需进一步加强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资本市场与高新技术企业未能充分有效对接，资源配置效率还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技术创新功能的发挥。近年来，我国单位劳动产出（劳动生产率）增速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但实际水平仍较低，特别是研发投入的强度和效益有待提高，加上一些国家采取战略性技术贸易壁垒，科技创新领域竞争愈发激烈。我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靠创新驱动，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真正使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创新驱动的最佳平台、最优途径就是资本市场，打造完善高效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是确保我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通过促进资本市场与科技资源有效对接互动，深化资本与科技融合，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与发展模式，释放更强增长动力，实现更佳质量效益。
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第二章古典马克思主义对相对剩余价值研究的脉络
第二章
古典马克思主义对相对剩余价值研究的脉络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两位伟大导师的思想就是“古典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谱系内各家各派的思想均源于古典马克思主义。要准确把握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思想脉络和逻辑理路，必须复归古典马克思主义，就是要追根溯源、走进文本，深入探究马克思本人及其亲密战友恩格斯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阐释与延伸。《遮蔽与在场——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研究》首次以马克思经典文本为据，将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发展过程大致划分为孕育、萌芽、创立、拓展四个时期。其中：孕育期的理论著述主要包括《博士论文》《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的文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萌芽期的开启以唯物史观的形成为主要标志，具体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创立期以《资本论》四卷及有关手稿为代表性著作；拓展期主要包括《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晚年笔记等内容。
朱斌：《遮蔽与在场——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本章紧扣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这个主题，不求覆盖每个环节单元，重点撷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予以深度探讨，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青年时期
关于马克思青年时期，本研究界定为从1841年3月底《博士论文》完稿（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到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期间。马克思更多的是进行哲学层面的研究和探索，逐步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尚处在孕育和萌芽状态，这个时期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无法逾越的。思想探索、《资本论》及其手稿系统论述、“第二小提琴手”继承与阐发。
第一节马克思青年时期思想探索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有关手稿中创立并系统阐释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追寻《资本论》之前马克思的思想探索，旨在呈现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范式和必要积淀。马克思在青年时期的思想观点几经转变、逐步走向成熟，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和唯物史观，为探究剩余价值的来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和作用机制，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直至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理论积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于1844年4月—8月撰写的一部尚未完成的手稿，主要由三个笔记本组成，与《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统称为“巴黎笔记”。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居住期间悉心研究政治经济学学说史的基础上，首次从生产劳动实践的观点阐述经济学问题。尽管《手稿》仍有明显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痕迹，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并存，“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而“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后一种逻辑的基础上才能逐渐产生出来”
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193页。。《手稿》之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首要意义，就在于立足生产劳动实践的“后一种逻辑”。
在《手稿》中，马克思采取从批判到建构的研究方法，即分析批判以往政治经济学家使用的概念，继而提出自己的异化劳动概念以及其他一系列概念。马克思说：“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当作前提。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是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正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可怕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靠地租生活的人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马克思深刻阐述了他对资本的理解：“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马克思明确指出，“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扩大各个资本的积累。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积累就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只要听任资本的自然趋向，积累一般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资本的这种自然使命恰恰是通过竞争来为自己开辟自由的道路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不过是异化劳动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共产主义就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对人的社会存在的复归。
马克思深刻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页。。马克思系统阐述了异化劳动的四层含义。第一，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作为异己的力量就越大，工人受资本家的奴役就越深重。这就导致令人震惊的两个极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业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第二，劳动过程的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并不彰显人之为人的本质，不是肯定的、自由的，反而是否定的、压抑的。第三，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突出表现为人是有生命的类、自由的存在物，然而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却被现实中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掩盖和消解。第四，人与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同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98页。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与阐释，是马克思全面超越以往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重要里程碑，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形成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
在《手稿》中，马克思还深入探讨了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就是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劳动都是不可或缺的。马克思指出：“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工业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技术是人的创造物，技术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只不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力量对象化的产物非但没有促进人本身的丰富和发展，反而以一种否定的、对立的、异己的形式呈现出来，其结果就是人被奴役、被束缚、被驱使，人变得非人。
二、《哲学的贫困》之科学路径
1847年7月，马克思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哲学的贫困》（全名为：《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出版。这是马克思为了批判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及改良主义思想，全面阐述自己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而专门撰写的一部论战性的著作。关于《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马克思本人在晚年有过重要评述，“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8页。。这些“萌芽状态的东西”蕴含着马克思对相对剩余价值问题的最初见解抑或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必要沉淀，其后在《资本论》中得以确立和阐发，《哲学的贫困》可谓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思想起点。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深刻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尤其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他还特别强调劳动者在生产力构成要素中的主体地位和核心作用，认为劳动阶级本身就是最强大的生产力。马克思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对抗性，随着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激化，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而工人阶级正是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根本社会力量。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首次提出剩余价值问题。在蒲鲁东那里，“劳动商品”是永恒存在的，等同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劳动创造的价值。而马克思强调“劳动商品”只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是与一般商品不同的特殊商品，“劳动本身就是商品”正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所在。因为，劳动创造的价值比“劳动”本身的价值要大，二者之间的差额以利润的形式为资本家所占有。尽管此时马克思尚未对劳动和劳动力予以明确区分，甚至在表述上仍以“利润”指代“剩余价值”，但他已经紧紧扭住并初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开辟了科学的路径。
马克思还对蒲鲁东关于机器和分工的思想做出深刻评析，从唯物史观出发详尽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这既是《哲学的贫困》最重要的闪光点之一，也突显了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隐性逻辑。蒲鲁东认为，每个经济范畴的出现都源于历史理性，历史理性创造一个新范畴的目的是为了消灭之前一个旧范畴的弊端，如此更替演进，形成范畴发展的完整序列和经济进化的不同阶段。在蒲鲁东的理论构架中，分工是第一个经济范畴，它具有提高劳动者熟练程度和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积极作用，“可是分工的结果却使工人处于从属地位，使智力无用武之地，使财富为害于人，使平等无从实现”
[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13114页。。正因为分工导致这样的不利结果，机器这个新的经济范畴应运而生。机器将分工割裂的各个独立状态的劳动重新联结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生产劳动链条，工人通过操控机器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然而，机器应用带来的弊端也十分明显，机器逐步确立了对工人的统治，工人深陷异化状态和赤贫境地。蒲鲁东对此形象地比喻说：“一部机器和一门大炮一样，大炮除了长官之外，还需要配备一批炮手，机器也需要有一批奴隶来伺候它。”[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72页。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观点，逐次展开评析。马克思坚决批判所谓机器通过扬弃分工而诞生的论调，“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机器与分工不是逻辑反题的关系，二者都有各自发展的规律和过程，并且是彼此作用、融合互动的。就蒲鲁东对机器利弊的有关论述而言，马克思将批判焦点主要集中在蒲鲁东的唯心史观上。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所理解的观念与现实之间，的确具有深刻的一致性，但其根源在于经济范畴演进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动和发展，而不是经济进化应当遵照范畴更迭的要求。可见，蒲鲁东的立论基础不过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效仿和翻版而已。马克思深刻指出：“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可见，尽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并没有直接批判蒲鲁东仅从现象层面探讨机器应用的做法，但他已从唯物史观出发，将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明确区别开来。
三、《雇佣劳动与资本》之初步表达
如果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以及之前的著述中，主要以理论研究的方式探讨剩余价值有关问题，那么《雇佣劳动与资本》则是马克思采取通俗易懂且富有感染力号召力的演说形式，在1847年底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阐明自己关于剩余价值研究的理论成果，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公之于世，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恩格斯后来明确表示，《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足以证明，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末已经能够清晰地把握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过程。马克思指出，“劳动商品”不是一个从来就有的概念，而是伴随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才出现的，更准确地说，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才真正成为商品，“劳动商品”构成资本增殖不可或缺的条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关系，看似平等公正，却深藏着长期以来不为人知的奥秘，这就要求到交换背后探寻真相。雇佣劳动之所以能和资本交换，不因为别的，只在于它能够增加资本、增强奴役自己的资本权力。“工人拿自己的劳动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归他所有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9页。工人劳动所得到的工资，“是资产者为了偿付劳动在一定的时间或完成一定的工作而支付的一笔货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5页。。工资和利润成反比关系，二者此消彼长，一方之所得即另一方之所失，这深刻反映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虽然马克思在这里仍未精准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不同概念，但总体上并未影响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剖析尤其是对剩余价值来源的指向和探究。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中，根据马克思后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进展和科学表述，做出了极为必要的澄明，“我所做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于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正是这一字之差，使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彻底划清了界限，剩余价值理论才有可能真正确立和科学表述。
马克思进而指出，各个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竭力扩大分工和改进机器以增加劳动生产力，由此形成一种常态化的竞争方式和剥削手段。对此，马克思进行了详细分析：“一个资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卖商品的情况下，才能把另一个资本家逐出战场，并占有他的资本。可是，要能够贱卖而又不破产，他就必须廉价生产，就是说，必须尽量增加劳动的生产力。而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运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愈庞大，应用机器的规模愈广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愈迅速缩减，劳动就更有效率。因此，资本家之间就发生了各方面的竞争：他们竭力设法扩大分工和增加机器，并尽可能大规模地使用机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99页。然而，个别资本家所获得的特权和优势是十分短暂的，同样水平的分工和机器会迅速在竞争者中得到普及，大家很快又处在同一竞争水平上，新的一轮围绕分工和机器的争斗再度展开。马克思总结说：“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甩出原先的轨道，并迫使资本加强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它以前就加强过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01页。显然，马克思此处的分析已经对超额剩余价值产生以及相对剩余价值出现的动因、过程和本质，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趋向做出了较为清晰的阐述。从一定意义上说，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已雏形初现、跃然纸上。
第二节《资本论》及其手稿系统论述
马克思在青年时期经过艰辛理论探索，确立了以实践观点为基石的唯物史观，他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尤其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系统和历史进程出发剖析社会经济现象，对资本主义的深层本质及其固有矛盾、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技术的关系等核心问题做出了积极探讨。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为其系统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探索相对剩余价值问题进而实现经济学领域深刻革命指引了鲜明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本节着力考察《资本论》及有关手稿，力求清晰显现马克思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系统阐释。
一、《资本论》前三卷集中阐释
1857年7月—1858年5月，马克思潜心研究并撰写了一系列经济学手稿，一共7个笔记本，主要包括“价值章”“货币章”“资本章”等三章内容，详细阐述了他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主要观点，合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手稿》是马克思确立唯物史观以来经年累月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结晶和理论积淀，体现了从批判到建构的研究重心的转变、从探索到叙述的学术阶段的跃升，成为创作《资本论》这部鸿篇巨著的前期铺垫和必要准备。《手稿》对相对剩余价值问题做出了较为系统清晰的表述和阐释，成为相对剩余价值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揭开了经济学领域革命性突破的序幕。马克思首次超越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从理论上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抽象，明确提出了“剩余价值”（Mehrwert）这个范畴并做出科学阐释。他说：“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的剩余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资本存在的唯一使命就是无休止地追逐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任何科学理论的创立必然以若干个科学的核心范畴作为支撑，马克思确立剩余价值范畴的非凡意义就在于实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场术语革命，沿此路径继续前行，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很快就会彻底揭开。马克思在《手稿》中不仅确立了剩余价值范畴，还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既然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家就首选延长工作日这种简便易行的手段，迫使工人的劳动更多地超出必要劳动时间、延伸剩余劳动时间，从而榨取绝对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维持正常状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可能达到最大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页。运用这种手段必然受制于自然界限的上限和道德界限的底线，在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面前资本家不得不调整策略。他们开始另辟蹊径，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人劳动地提高了的生产力，由于缩短了补偿对象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为创造使用价值即生存资料）所必需的时间，因而表现为工人用在资本价值增殖（创造交换价值）上的劳动时间延长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这样，工作日中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延长，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马克思进而指出，资本家将工人的劳动力作为使用价值纳入生产过程，除了生产出维持劳动力必需的价值以外，资本家完全夺去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理由是他在购买劳动力商品时已经支付过了对价，无需再向工人支付任何报酬，那么价值的增量就成了资本自行增殖的结果，不论这种增殖是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或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的。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不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更多体现为质的差异。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亟须生产技术更新换代和自然科学迅速发展，辅以交通、通讯、信贷、教育等各个领域全方位推进，力求将社会生产力提升到极限。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即时的需要，还不断引起和创造着新的需要，造成全面的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正是由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才唤起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力量，“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相对剩余价值彰显了资本的文明作用，“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堪称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方式。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这项宏伟理论工程的研究对象，“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