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难经过

“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火一响，我就对朋友说这件事情要扩大。朋友说，北平以东方为缓冲地带，塘沽是有条约的，日本一时不会再有举动，恐怕此事是误会。我说《塘沽条约》(即《塘沽协定》)乃受日本人欺骗，日本侵略，绝无止境，此次恐怕我们政府不能容忍了，而宋哲元他们还抱着讲和的希望。过了两天日本军队进了北平，我就把我所有国剧学会的东西安排装箱，把它保藏起来。事还未起手，一日在东交民巷散步，遇到友人余天休君，他坐着汽车，看到我赶紧跳下车来，背人问我：“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我问：“何事？”他说他才由日本使馆出来，见抗日人员单上有我的名字。我问：“我向来与政治无关，何以有我的名字呢？”他说：“我也知道你向来不搞政治，但是单子上确有你的名字，你得预备。”我听到这话，自己寻思，总是半信半疑。晚间与家兄竺山讨论此事，家兄云：“我们虽然不搞政治，但日本欺侮我们，我们心中当然是极愤恨的，我们又爱随便说话，平常谈话中，常常露出这种论调来，有时且至大骂，由这种地方得罪了日本人或汉奸们，也是有的事情。我认识人少，得罪人也少，你认识人多，当然得罪的人也多。此事不可疏忽，应该早些预备，倘被他们抓进去，虽然不敢说一定要命，但他收拾的罪过就受不了。”

我想这话很有道理，当即说：“我们反对日本人侵略我们，这是人情之常，是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如此，但我们并没有做过抗日的工作，这正是我们应该惭愧的地方。他虽说我们是抗日分子，但他绝对不会有什么凭据，我也不会有什么罪过的，可是倘抓了我去一审问，我可就有罪了，因为我虽没做过抗日的工作，但这‘不抗日’三字，我一定不肯说，安能没有罪呢？”当即想托东方文化会理事长桥川代为一询，又一想，我同他虽极熟，但此时亲身去问，有点不妥。乃托与他相熟之友人代问，旋即得到回话，说他往使馆去查过，确有我名，并云至晚三两日内，必要前来逮捕，嘱我早为躲避要紧。当天我就躲到亲戚家去，家兄舍弟，也都暂且躲避。次日夜间果然来了，而且是五个人，两个巡警，两个便衣，一个刑警，这足见很严重了，叫门时家中只剩妇女，当然受惊不小。叫开门后，在门洞中问了许多话，问这是齐如山家不是，又问有几人同居等这些话，问了十几分钟，才进内检查。检查得倒很严重，查完后走的时候，一个穿便衣的人说：“我从前在富连成，我认识齐先生。”家人等一夜当然都未睡好，第二天一早家人来告知此事，家兄亦到，我们听到这些情形，以为很奇怪：叫开门先问话，有一刻钟之久，才进内检查，这明明是有放人越墙逃走之意，暗思何以这样紧的逮捕，又放人逃走呢？过后托人探听，才知道彼时日本虽已进城，但他们的特务、宪兵及警察等，还未行使职权，一切案件，先嘱中国旧警察局办理。承办此案者，为余友人蒲子雅君。蒲为福建人，正在警局任司法处长之职，他派人办此案之时，对五人说明此案，并问：“你们知道齐某人吗？细瘦高身材，常穿一蓝布大褂，他与前任白朵乡处长认识，所以我见过他。”白为蒲之老师，十余年前，曾任警局司法处长，亦余好友。他说这套，是明明有放走之意，常办案的警察，对此还有不在行的吗？一听就明白，所以此案便缓和了许多。

以上乃是后来才知，当时仍不敢回家，乃搬到法国医院，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才知道前边说的蒲子雅这件事情，以为既是缓和了下来，似乎可以回家了，又一想，中国方面的警局虽然缓和，日本方面是否缓和，尚不得知，仍以暂躲为是。果然过了四五天，又有便衣警察来了，问人上什么地方去了，家人告以早已离开北平，至于目下在何处，也实在不知。他们说如果在北平可以出来，不会有什么罪过的，麻烦了有半个钟头就走了。有周大文者，亦余熟人，当了日本人广播电台的台长，台中我的熟人很多，其中有代我求桥川之人，他们明知我在北平，辗转找到法国医院，跟我商量，请我出去广播，并言明只广播戏剧，并且特别优待。我问第一二次只播戏剧，以后呢？他们说他们敢担保，不会广播别的事情。我自己心中说，你们保我，谁保你们呢？但在那个时期，我只可心中这样想，绝对不敢说出口来，又麻烦了会子，一位旗门中的朋友说：“最要紧的，不过是让你骂骂中央，还有比这个厉害的吗？中央并非不可骂，且离这样远，就是骂了，中央也怎么样不了呢不是？”我说：“做一件事情，但问应该做不应该做，不应该管‘怎么样的了’‘怎么样不了’。我们中央政府未尝没有该骂的地方，但我要骂，我往四川重庆去骂，我不能在此地骂。”他们听了我这话很动容，我请他们吃了一顿点心，并告诉他们，我再考虑考虑，他们才走了。他们所以能来法国医院者，是因为家兄抹不开面子，才带他们来的，当然预先跟我说好喽的。

他们走后，我同家兄说：“他们来的四个人之中，有三个满洲人。按满洲人不同蒙回藏三族，那三族都另有宗教，有地盘；地盘还是小事，宗教团结力最大。满洲人无宗教，现在完全汉化，我们一毫不应该歧视。但他们虽然汉化，有些人心中总有点不舒服，本来把他们皇帝给赶掉，全族全家，失业没有饭吃的人很多，则他们心中不舒服，也是人情之常。如今日本人一抬举宣统，他们精神为之一振，请看这几个人脸上，都有兴奋的神气，所以说了许多得意的话。我很想抢白他们几句，转而一想，此时岂可再得罪人呢？所以才说了那几句话，然这几句，他们已经很不爱听。这个法国医院，怕又住不成了，倘他们再来时，一定就不好应付了。然仍不敢回家。”家兄很以为然，出去替我安排一切，当晚又搬到亲戚家。后王叔鲁到北平，亦系老朋友，他手下我的熟人也不少，又来找。我一概未见，此后便无人再来，过了两个月，仍然搬回家去。此次回家，决定一人不见，因为我向来认识人多，倘若有人见到，则难免有人提起来，无意中便可出乱子，所以至亲本家都不见。东单牌楼裱褙胡同舍下之房，南北短而东西宽，共四个院，最东边一院，为客厅院，客厅为三间北屋，我就住在里边，把门一锁，到晚间无客来之时，方与家人相见。白天偶遇阴雨，客人来得当然少，也偶尔在廊下或院中散散步，可以换换空气，然仍嘱咐家中，倘有人叫门，必须先来告我，然后再开。如是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过了八年之久，虽夜间也没有在大门口望过一次，这可以算一种很特别的生活。在这样长久的时期中，当然也很经过些次麻烦或危险，兹在下边，大致谈几件，也算是我一生可纪念的事情。

第一先说国剧陈列馆。我既为逃亡之人，不敢出面，则这陈列馆，当然是非停办不可，乃同家兄商议，把所有物品装在箱中，觅一妥当地方暂且保存。次日带人去装，装了不多，一位傅君提出异议，说这些东西，以不收为是，倘若一收，则怕惹起日本人的注意及干涉。傅君为国剧学会帮忙之人，而且同日本人来往很多，或者他另有所闻，也或者别有用意。无论如何，先装起来再说，没等装完，又有其他中国人及日本人说来要这个房子开一俱乐部，是某一机关的俱乐部，看到这些东西，他们也不让装了，他们说他们用不了这许多房，以一半仍归国剧学会用，仍然把这些物品陈列出来，于本俱乐部也好看，于国剧学会也无损，岂非一举两得？也未答应他。此时大致已经装完，尚未能运走，又有人来说，某机关想借去陈列，并云管保代为保存，亦未应允。总之以上这几次交涉，意思虽不善，而态度尚不十分强横，倘他们强横地抢夺，彼时也无法抵抗。最末前边所说的傅君来云，他在电台做事，这项物品，可以存在电台，并可陈列，一定可以保存，两天就派车来运。此时外边的闲话已经很多，朋友都来说，姓傅的没安着好心，尤其沈兼士先生更注意此事，连来了几次，说外边人都如此说法。但彼时就是确知其如此，身后有日本人，也无法抵抗。后他果然运到西长安街旧交通部内广播电台，也陈列了一部分，只有铜的乐器等，其余均未开，想因地方不够之故耳。沈兼士兄又来云，他果然抢走了。

此时北平学界人大多数人都已知道，南边袁守和诸君也得到此消息，大为不平。盖傅君在学界向不利于众口，尤其是北大、孔德、清华、辅仁、燕京等大学及国立北平图书馆这些地方，他想进门都进不去。他运走后，家兄大为难过，且很生气。我对家兄云：“不必生气，此事我已想到，这背景确有日本人。年余以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组一班学生毕业后旅行，共五十余人，先到上海，后到北平，参观的地方当然不少，最注意的是图书文物。他们来国剧学会参观的工夫很长，且有一班人又来过一次。他们回到东京，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此次到北平，所看到的东西，自以国立北平图书馆存书为最多，‘但其中除四库全书外，其余我们国中都有，且都看见过。唯独国剧陈列馆所陈列的物品，大多数都是我们没看见过的’。以上这段报，我虽未亲眼得见，但告诉我的是很靠得住的人，则此事不至假。如此是他们早就注意到这些东西了。此次他们抢这项东西，是奉机关之命抢？抑系他们私人抢了去预备将来卖出发财？则不得而知。但他们想要这项东西，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不过此事可以放心，无论他搬到什么地方去，将来我们一定还能要得回来。因为此次战事与从前不同，从前友邦也未尝不想帮忙，但因自己不争气，友邦无从帮起，所谓有力使不上；倘自己不要强，专靠别人替出力，那是永远没有希望的。要抗战到底，则友邦自然帮助，因为我们果然败了，他们也受不了，所以知其必帮，如此则我们焉有不胜之理？此时只管任其所为，胜利之后，他运到什么地方，都能找得回来。”

一次沈兼士兄来谈（此时我已不见人，他来时总是与舍弟寿山谈天），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从前总是不赞成你们把国剧学会的东西让别人拿去，现在却明白了。”舍弟问何以明白，他说：“现在傅某之兄，已进国立北平图书馆了。我问馆中为什么要他，他们说，背后有日本人，敢不要吗？国剧学会当然也是如此。”后来屡有朋友来信问及此事，由中央来的信也很多，有的只是不平，有的因为认识日本人，想替挽回此事。我对家兄说：“这件事情最好不提，倘再翻腾起来，难保不另生枝节。”对友人热心，一一婉谢才罢。这票东西，在西长安街电台存了一年有余，又搬至东城南小街禄米仓左右一所房中，在此处并未打开，存放而已。后来美国出来，日本渐渐不支，家兄向他要过几次，总不肯交还，又托几位友人代为说项，亦未交还。按他们已经抢去几年了，何必此时这样着急呢？实因珍珠港事已起，则美国定有时要轰炸日本，倘他们运到东京，则难免被炸，我们这些东西，倘被炸毁，实在有些冤枉。然要不回来，也是无法的事情。在日本投降之前两个月，又找人去问，他们说可以运回来，大概他们也是看日本快支持不住了，所以才肯交回。于是雇车运到顺治门外自己的栈房中保存，此事才算告一段落，然其中要紧的物品，则已丢了几件，只好将来再说了。

以上乃是第一件麻烦的事情。第二件则是普查户口，我想这件事情，真不容易应付了，听说是家家要查，且须全家站齐，一个个点名验看。在这期间，跑到谁家去也不成，不用说人家不敢留，就是敢留，也难免连累人家，自己也不肯。自己正在想法子的时候，忽然有一友人来了，一进门就大哭，哭完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前几天就听说要查户口，以前他检查就检查，没什么关系，我们也不是搞政治的人，家中更不会有违禁的物品，任凭他检查，没什么可怕的。昨天果然来了，来了两个日本人，两个中国巡警。这两个日本人，不但不够尺寸，且长得不像个人，一进门就嚷：‘都出来。’当然就都出来了，他又说：‘站齐喽！’我说：‘你们要检查谁就检查好了，何必站齐喽呢？’他一句话没说，就给了我一个嘴巴，巡警也喊：‘快站好喽！’家人害怕，都赶紧站齐，且劝我赶紧也站好。他点了一次名，都细看了一看，倒没有搜检身上，各屋中都看了一看，也大致检查了检查就走了。我们堂堂华胄，黄帝的子孙，就让他们这样侮辱吗，这以后还怎么活着呢？”说罢又大哭。家人说：“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劝了好久才罢，晚上家人把此事告诉我，我听到这话，又添了许多烦恼，固然可以说是“素夷狄行乎夷狄”，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倘挨一嘴巴，乃是终身之辱。而且我的事情，还不在站齐不站齐，而是可以出面或不能出面，岂不更多一层难处？于是想届时伏在房顶上，或藏在一木箱中，或装病。房顶地方，已经看好，并在一间破屋中，放上一个大木箱，都预备妥当，等他来时，再随机应变。过了不到两天，有人来送信，说某友人去世了。问他什么病？他说因为日本人检查户口，命其站班，他受刺激太厉害，登时脑充血，就躺在地下，当晚即去世。我听到这话，更是难过，心中说：此公比我有血性，然仍应留有用之身，做将来的事业，故仍以躲避为是。

又有人来谈，某人因恨日本人，随手写了“小日本”三字，即掷于字纸篓中，日本人去检查，看见有此三字，便打了某人两个嘴巴，并命他说“大日本”，他无法，说了三声“大日本”才饶了他。家人听此，就想把家中旧纸都烧了。又有人说，都烧了不成，字纸篓中无纸，他说你有了预备，他倒疑惑你，最好还是设法写上一点恭维日本的话，放在字纸篓里，还得让他看着像无意中写的，倘若他看着你是故意写的，也许出麻烦。家人说，反对日本的话，固然是不敢写，恭维日本人的话，也不甘写，只好听其自然吧。然而终归把各字纸篓，详细检查了一次。以后听到的这种事情很多，不必尽述，也无法可想，只好到时候随机应变了。幸而舍下住的裱褙胡同，前后左右都是日本人，二十余年以来，就是如此，谁家是怎么回事，彼此也都知道，而且住的日本人极多，于是他对这一带的住户，注意力较小，检查的比别的地方松得多。他来检查的那一天，家人也没有站齐，我在床上躺了一个钟头，也没有问，含含糊糊就过去了，这总算不幸中的一个大幸，以后虽然仍不断有这种麻烦，但因日期长了，尤其东单牌楼一带，几乎都是日本人，就是检查也容易应付了。

还有麻烦的就是租房，舍下之房，在裱褙胡同，是日本人最多的地带。前边已经说过，当然有许多人想占此房，最初是天天有人来看房，当时我正在医院，都经家人应付过去，也是因为我们房虽多，但住的人也太多，无一间空房，所以容易应付。只有两次较难：一次是一女子来租房，面貌相当漂亮，她说她奉某机关命令，来租此房，倘租不成，她回去不但受申饬，恐怕饭碗就得丢了，“至少也得租给我一两间”，说罢大哭。其实这话一听就是假的，一个机关，倘若要占，至少也要占一整所，岂有只用一两间之理。说了许久，她不应允，看情形光说好话是无济于事，后来对她说起大道理来，问她你们是什么机关，可以随便就用人家的房，你们政府有这种命令吗？倘乎我们这房是空闲着，还可商量，现在我们每一间屋都有人住着，你让我们搬到什么地方去？你说一两间都可以，请问一个大机关，在此要两间房，有什么用处？你让我们把两间中之人搬到什么地方去？你机关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同你去见你们长官，我们可以央告他，也要跟他讲讲理；我想你们政府，也不能允许这样做法。一套话说得她闭口无言，又说了一会儿，她才说她回去商量商量，就走了，以后没有再来。

一次又来两个日本人看房，不敢阻拦，只好让他看，亡国之惨，以至于此。各屋都看完后，说某机关须用此房，问租价若干。答以人太多无处可搬，不能出租。他说话之神气，相当客气，笑笑说不租怕是不成的，你们先打算打算，我们明天再来，说罢就走了。大家以为此二人说话虽然相当和气，但来头似乎很凶，很难应付，但也无法可想，只好应付到哪儿算哪儿。按从前与日本人，直接或间接，认的人也不少，当时北平政府的汉奸，也多系熟人。再者我被逮捕及逃亡的这个消息，大家早已知道，有许多通日本文的朋友，及与日本人有关系的朋友，前来舍下安慰，说倘有危险，务必告诉他们，定可挽回，就是现在回来，也敢保无事，就是以后倘有为难的事情，只管告诉他们，必能尽力云云。我们果然去求求他们，或能得到其帮助，斟酌了许久，我说：“这些人的好意实在可感，在我遭难的时候，还肯前来安慰，这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并且我也真知道，有几个人说话，不是假的，果真求他，他必能出力无疑。但私交是私交，现在他们都是汉奸，以堂堂男子去求汉奸，心中有所不甘，不必说我去求北平政府，就是去求他日本使馆的人，也尽有熟人。我最初求桥川，是求他给探询探询，是否果有我的名，并未求他设法帮助，倘若肯求他，我此时想已早平安无事了。最初还不求他们，现在更不必了。”家兄也说：“可以不去求他们，因为倘去求人，则房子或者可以保住，但又恐怕把你的事情翻腾起来，更要多事，更要麻烦。”家人都以为然，遂决定不去求人，倘日本人来了再说。次日果然又来，因为昨日各房都已看过，只未到客厅，一进大门，就直到客厅来。我向来由里边锁上门，我一看不好，倘他们看到由里边锁着门，就更要当心有别的事情了，赶紧把门锁开好，自己假装伏在书桌上写字。幸而我早有安排，在日本进城之后，约半个月之久，并无逮捕我的消息，所以我还常到各朋友家去走走。一次到观音寺胡同友人施秉之家中，正谈时事，忽有两日本人进来，说话很不客气，东翻西看，后见到两个日本人的名片，此名片上的两个日本人，都是日本使馆的高级职员，亦都是施君的好友。他们看到这两张名片，脸神登时改为笑容，问认识这两位吗？施君答，都是我的好朋友，并给述说了认识的经过，此两人赶紧拉手，又说了些客气话就走了。施君说：“哎呀可怕呀，幸而有这两张名片，中了大用了，否则不晓得出什么麻烦呢。”我看到这件事情，心中很有感触，以为这却是一种办法，回家来，把从前所有朋友来往的名片都找出来，共有四百多张，其中有日本人有三十几张，我把它摆在一玻璃盆内，放在条案一头很容易看到的地方，并且挑拣了几个跟日本人来往最多的中国人，摆在大面上，又把饭岛（是否名曰饭岛，记不清了）的名片放在极容易翻到的地方。饭岛者，为吾从前中央政府之顾问，自然有强迫性了，而他又是此时日本北平居留民会的会长，也与我极熟，此人是一中将，又为日本贵族，日本人之在北平者，第一必须先认识他，所以把他放在容易看到之处。

我又佯为与两三日本人写信，一为好友龙居枯山，乃大文学家龙居濑三之子，亦一大文学家；另一人为长泽规矩也，乃一汉学家，对于中国书之版本极有研究，专买中国旧书，北平之古物保存会最注意他，每逢他到北平，总有人跟着他。这些人平常就不断通信，每逢年节，必有贺年片寄来。在日本军到北平之后，龙居来过一信问候，长泽则在前十几天中，来过两信，彼时我固然不能给他们写回信，而且也不愿写，此时不得不利用他们了，也可以说是借重他们，我先写了一个信封，放在旁边，便接着写信。在这个时间，这两个日本人进来了，我立身一招呼，他便看到这个写好了的信封，他脸神为之一变，便问认识此人吗，我说是老朋友，便随手把长泽来信给他看。他便说：“我同他也是好朋友。”正说之间，那一位果然检出饭岛的名片来，手拿着来问我：“认识此人吗？”我说：“也是老朋友，我认识他，已经十几年了。”有这两段情节，就完全缓和了。一位说他也认识长泽，他来北平，永远住他的旅馆，又谈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并说打搅对不起。他们走后，家人初则害怕，后则高兴极了，说怎么这样凑巧，他们就看到这些名片，我说这不是偶然的，都是预先安排布置好了的。我就把在施秉之先生家中遇到之事说了一遍，并且说这一着总算是用上了，效力还是很大，不过幸而是他们不知道我是何人，更不知我是抗日单上的人，倘若知道，则此事怕不能这样容易就会过去。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商人，想占我们的房开旅馆。

当我在法国医院住着的时候，同住者有李君润章，名书华，表弟段子君二人，都是避难，白天都藏在房中，不敢见人，晚间三人谈天，都是想设法逃走，几乎天天所谈的都是此事。但各人地位情形不同，只好自己想自己的法子。过了二十几天，润章居然走了，都是法国人帮助保护。子君劝我也照他的法子去办，我是不能出面，家兄为此事也跑了几天，说：“事情可以办到，但须慎重，听说逃走的人很多，抓回来的也不少，应该暂看看风头，再打主意。”我说：“此话极对，而且我不同润章，润章认识人较少，他所认识的，只有政学两界，我则不然，五行八作，我都认识的人很多。常说笑谈，我到戏馆去看戏，观客中，我总认识百分之三十，其余我虽不认识他们，而他们认识我的人也很多。还有到公园散步，举目一看，有百分之七十的茶桌上都有熟人，当然不会全桌都认识，但总有熟人在里头。倘在火车上，有人一招呼，就许出麻烦，还是看看情形再规定为是。”后来听到，有两个熟人逃走，都被抓回。一位是赵君，他化装为工人，穿的工人衣服，脸上抹了些黑烟子等，没想到在天津车站，一下车就被日本人扣下了。天津车站的检查站，是预备一盆水，其中有一块布，日本人提起这块布来，在你脸上擦，黑颜色自然就掉了，他便扣下问话。赵君在天津被扣了两天，又押回北平，幸亏没有什么大罪过，只若能同他合作，肯帮他忙，也就可以饶了呢。家兄听到这些话，来同我述说。我听过之后，便说：“照这情形，现在万不可走，别的事不必说，就他用那一块布在我脸上抹一下，我就受不了。”另一位就是管翼贤，他也是佯为工人逃走，也是被人用布一抹，脸上颜色被人抹去，被扣留在天津，幸亏把守门口的是中国人，他花了几百元钱，就放了他。他逃到中央，因为不能如自己之意，又逃回北平，经日本人盘问了几次，他说的都是赞成日本人的话，日本才放了他。他当然得做几件投降日本人的事情，北平有句话说得“卖几手”，方能得日本人的信用，于是他便干脆做起汉奸来。他到处对人说，中央对不起他；也有人帮他说话，说北方逃去的人，中央应该特别优待，不应该不理。有人对家兄谈，说：“中央这种情形，令弟也不必往南逃走了。”家兄听到这话，很不以为然，来对我谈及。我说：“他这话自己以为很是，大家也有赞成的，但是这种思想，是整个的错了。请问他，中央是该他的，或是欠他的呢？自己逃走，是凭自己的思想，即是自己的良心，想做汉奸，就可以不逃，不甘做汉奸，就得逃走。逃走不了，是没法子的事情，不必于逃回去之后，便趾高气扬，以为大家对我都得另眼看待，中央也必须奖励我，给我好的事情。果真这样想法，那就完全错了。总之逃回去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自己做了，这岂非平常事体呢？大家为什么要恭维你呢？在中央一方面说，由北边回去的人，自然应该帮助或安插，但能帮助，自己应该感激，不能帮助，也是平常的事体，自己可不应该抱怨。再说中央处的是什么景况，所谓军书旁午，一日万机的时候，怎么能顾到一两个人呢？若因为中央没有优待，自己就逃回来，这天然是汉奸的思想，就让他当汉奸吧。”不过因为他们都说天津查得很严，其办法很多，不只用布擦脸，我当然就不敢逃走了。

虽然不敢轻易说走，但无时不想走，不过在北平无法可想。想求人，就得把我的名字说出去，倘说出去，就难免又生枝节；若用假名逃走，倘被查出，更是不了。北平既无法可想了，只好另想法子，彼时小儿煐在香港，舍侄焌、熨弟兄都在重庆，用别人的名义，给他们去信，问他们有法可想没有，并嘱其如“无法不必写回信”。过了一年多的工夫，焌侄来信云，已与德国顾问团及大使馆说妥，国剧学会所有的物品，一切可以交德国使馆，代为运到重庆，我本人亦可由德使馆人员保护南去。接到此信，与家兄斟酌，焌与德国顾问团中人都熟，与团长塞将军尤靠得住。家兄住德国多年，我与德使馆汉文参赞斐色耳君，也是好友，此事办成与否，或不至于有意外不幸的事件出来，不管能成功不能成功，总可前去接洽。次日家兄即到德使馆，说明来意。使馆人员却非常客气，他说他们也已经接到来信，问共有多少件。告诉他们宽高各三尺，长约四尺之箱，共三十余只。他听到此数，已经皱眉。问有多重，答以尚不能详知，但每一个空箱，总有七十余斤，因为都为寸板，且都是榆木制成，所以分量相当重。他此时已有为难之色，他问：“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吗？”答以当然可以，但其中稍有为难的地方。便将此事之经过，详详细细告诉了他。他听完后说：“哎呀，这里头还有坏人哪！”他想了一想说：“这样吧，我再调查调查，你再计划计划，我们后天再斟酌吧。”家兄回来告知此事，大家斟酌：这票物品，在汉奸手中已经存了一年有余，探听着并未损坏，亦未偷走（最初偷走几种重要物品，后来未偷），已往算是安定下去，此时再一交涉运走，恐又惹出许多是非来，《易经》上云“吉凶悔吝生乎动”，还是不去交涉的好。再说以往看到日本人的行为，凡他们抢到东西，大致都未运走，又相传日本人有命令不许运走，窥其意是将来战胜，得了中国，物品存在什么地方，也是他们的；倘战败，虽然把东西运到东京，也得给人家运回来，而且运往东京，则比北平危险得多，所以一切东西都不运走。以上乃是朋友们揣度之词，但也确极有理，如此则这票东西仍以不动为是。至于我个人，也已经平静了一年多了，或者不至于再发生任何危险，亦以不动为是。家兄又到德使馆，使馆人员又非常客气，他先说，这件事情，我们得详细谈谈，问家兄有工夫吗，家兄答以有工夫，遂拿定主意，自己先不说，光听他的。他说：“府上与敝使馆的关系与他人不同，自一九○○年，府上就与敝使馆有来往，到现在令弟之名，使馆中人无不知者，府上的少爷、小姐、姑爷等在德国留学者，有十几位，都与敝国感情很好，有几位少爷小姐，到我们国防部去过，经部长给大家介绍，都很钦佩，都很融洽。齐焌与吾赛将军，又系好友。照以往的关系说，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是应该尽力的。但有三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详细斟酌，从长的商量商量再定行止。第一个问题是，不知这票东西是他官场需要，或是私人抢去，无论哪一种，总是其中有坏人，现在以德国同日本国交的情形来看，我们要这票东西，或者要得出来，但其中既有坏人，则难保他们不另鼓动风波，由此闹得令弟也走不成，或另有事故，都不敢预定；第二个问题，这票东西相当多，运到半途，不敢保不出危险，被日本飞机炸毁，已不敢保，沿途土匪更多，也难保不出意外，再者日本小鬼，诡计多端，他虽然跟我们说得很好，但若非情之所甘，他们便可能另想坏主意；第三个问题是，以目下的战况来看，这票东西，在北平存着，似较重庆为安全。因为日本不时有飞机去炸重庆，而中国倘有一线之路，则必不肯来炸北平，这是很明显的事情。”他说完问家兄：“您以为我说的这话有理没有，我绝不是推诿，至于令弟个人走，那是没有问题的。”家兄说：“您这话极对，我们回去商议了商议，也以为是不动的好，否则又恐生出别的枝节来，就是舍弟个人，也是暂以不动为是。舍侄焌所以来此信者，他实不知此地目下之情形，我们分头各去一回信好了。”他说如此甚好。这票东西先不往回要，我自己暂且也先不走，经此次斟酌之后，才算告一段落，以后就没有人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