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建设离不开伦理道德
孔子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中最具有突出贡献和巨大影响的一位伟人，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是礼乐文明的重要依据，更是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这些又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
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有一种民族精神的存在，因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在，这就好比歌德所说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儒家的文明正是在它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孕育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成长和完善，担当着建设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重要任务，它依靠自身的生命智慧，维护着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立绵延和发展。
我们重读儒家经典会发现，孔子所倡导的伦理在当代具有了新的生命力，为我们的道德建设提供了传统的依据。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在中国长期占据着主导和支配的地位。而儒家的伦理思想则是这一博大体系中的核心部分，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已经形成了独具民族心理和性格的伦理思想，其中最具现代价值的伦理思想就是“崇尚德性，严于律己”。儒家向来是重视人的德行的，把义德摆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特别是强调人要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而这种崇尚德性的思想历来都被认为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比如孔子有“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可见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还是主张要严于律己的。儒家还特别强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在这里他们更是明确指出，苛求别人的人在道德上是不可能达到完美的，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躬身厚而薄责于人”的状态。
儒家这种倡导人们要加强道德修养，提高义德，严格要求自己，宽以待人的追求人的最高境界的想法是十分可贵的，这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升华，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走向完美，社会越来越和谐的重要条件。
作为崇尚道德、严于律己的思想，它是建立在人类深刻认识到自我与他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并利用这个原理来科学地调整各种关系，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制度，从而加强社会的道德建设。孔子特别强调“克己”，他认为这是道德修养最重要的一面。孔子其实并不主张否定自我、遏止自我的正当欲望，而是提出了“为仁由己”。但是他主张一个人要正确分析自己、对待自己，不要过分自信，不要太任性，对错误的个人利益与欲望必须克制和遏制。
由于当时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他所讲的“复礼”其实是与当时的道德是一致的，代表了秩序与和谐。在《论语?八佾》中有这样一句话：“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认为，礼节仪式只是表达礼的一种形式，但道德最重要的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可见孔子对于“礼”的坚持是处于对道义的追求。
礼的本质就是说一个人的说话和做事都要符合“道”。礼的最高境界是由内在的德性自然而然地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礼乐教育的根本是提升人的精神。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很好的把握自己，能以礼待人，能改过从善，又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社会肯定是既有秩序又有活力。而这点就对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因为我们知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都是要有道德进行支撑的。建设良好的社会公德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复礼”，这都要求社会中每个人的品德有一个提升。而“克己复礼”又是我们进行公民道德建设的关键环节，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步骤和措施。
上面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儒家伦理文化传统，那么究竟什么是儒家伦理的文化传统呢？儒家伦理的文化传统是指当代社会中那些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体现民族性格、民族价值的道德精神，是历史变迁的连续留存。通俗一点地说，它是眼下中国公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道德价值、生命样本、生存智慧和精神方向的文化基因，它甚至可以代表中国现代化特有的一种文化倾向性，这种文化倾向性与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现代化文化特征是完全不同的。
儒家伦理对于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格塑造等具有根源性、民族性、母体性、前提性、不可回避性和毋庸置疑性的重要地位，而且它总是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可以成为一种丰富的知识资源，成为构建现代化公民不可缺少的人文知识资源。这是因为，无论哪一个民族，不管它多么的先进与文明，它都是无法摆脱自己民族固有的特征的，这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力量。
在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公民道德建设是重要内容之一。现代化是包括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良性互动的动态过程。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公民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因此，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有着突出的作用。因为单纯的科学并不能全面地提升人的道德，所以现在我们更多的是用充满人文内涵的儒家经典来警醒、省察自己的生活。
汤恩佳先生认为孔子儒家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有六大功能：第一，能促进世界和平；第二，能提升全人类的道德素养；第三，能与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第四，能促进中国统一；第五，能成为中国56个民族与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轴心，共同服务于中国当代文明建设；第六，能与世界各宗教平起平坐、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共同服务于中国当代文明建设。
现在传统文化所面临的挑战已经远远超过了民主和科学的范围，要应对的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挑战。而这是就要求用儒家伦理的经典来重新构建理性的民族主义，从而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
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科学技术也迅猛发展，物质财富开始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人们在追求物质文明现代化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在追求自身技能和知识提高的同时，忽视了做人的基本道德和自我完善。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特别重视“德治”的国家度，“德”被视为安身立命的基础，治国安民的根本。《论语?为政》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仅仅用刑罚来惩治，人们不做坏事是因为怕受到处罚，但是以德和礼来教化和引导百姓，不仅人民守规矩而且更有羞耻之心，这才真正达到了教化百姓的目的。而以礼乐为根基的人文教化是今天和谐社会建设的不竭资源，这是因为儒家的礼乐文化就是用来克服人性的弱点，规范人的行为，培养人道德意识的。
而现在如何运用儒家伦理来构建公民道德的价值观，就成为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很多人认为儒家伦理是一种开放的体系，能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调整充实自我，而我们今天的儒学伦理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已经注入了许多新的元素，在应用它来提高公民道德水平就有了新的内容。
第一，坚持自我实现与完满社会实现是相统一的。儒家伦理最看重的就是人的尊严，强调要把人当人，强调为仁由己、道德自觉，强调智仁勇三者兼备，这也就是《论语?子罕》中所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可见，孔子时代对人格理想的自我实现是非常重视的，就此来看，儒家伦理不仅仅是一个成熟而完备的人格价值理念传统，而是中国人文精神最经典的表达。
如果我们能够把儒家伦理与现代理性精神结合起来，就可以整合中国人特有的自我实现价值理念。
第二，在一个人成长与发展上，坚持智性修养与德性修养的统一。儒家注重德性修养的同时也强调要重视智性的修养，而现实状况是，我们忽视了自己德性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忽视了我们文化中德性文化与智性文化相互依存的生命智慧。儒家主张以德御智具有普遍的定理，这就意味着儒家对道德追求进行了一个十分周密的价值预测，并且揭示了道德是如何制约着人的创造力。
而这种自我需要的实现，需要陶冶和含蓄一个人节制欲望的功夫和能力。德治和教化的目的就是要开发人善良的心，善良的想法，以及一个人的自尊和自我实现的愿望。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说：勤奋的学习，反复感悟，不断理解“道”中的真谛，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了，这不也是很高兴的吗？别人不理解也不埋怨，这不就是一个君子吗？
行政也是一种专业，不论以前学习的是什么专业，但是开始行政就是一切重新开始。学习行政之道，就是要掌握行政的规律。在行政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一个人完成的，行政是公共事务的处理，这就必须获得大家的认可和支持。
【品故事，明心志】
体察入微，持之以公
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狄仁杰和娄师德同时担任宰相。但是狄仁杰总是排挤娄师德。有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我这么信任你，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狄仁杰回答道：“我的能力能够为朝廷办大事，不是一个无能的人，所以您才这么信任我。”
武则天想了一会儿说：“其实我以前并不了解你的情况，你之所以有今天，全是因为娄师德的举荐。”
武则天命令士兵取出了一个箱子，里面都是娄师德举荐狄仁杰的奏本。狄仁杰仔细看过以后感到很是惭愧，从此以后，狄仁杰抛弃对娄师德的成见，俩人共同辅佐武则天，将国家治理的和谐、太平。
二、礼学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自觉弘扬，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道德品味的民族，对荣辱问题一直都很重视。孔子主张“礼”，孟子则主张“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荀子也有关于荣辱问题的论述。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关于荣辱问题的深刻思考，铸就了“明荣辱，知礼义、尊德性”的民族本性。特别是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可以说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传统荣辱观的优秀成分和传统的民族精神，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荣辱问题与礼相关，那么什么是礼呢？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对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都有影响，甚至还协调着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在原始社会的时候，礼可以说是一种祭神祈福的宗教仪式。人们想对祖宗表示尊重，就通过频繁而庄重的祭祀形式来实现。
但是到了后来，随着宗法制的崩溃，周礼也就成为了历史。此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封建主势力逐渐强大，他们不满足当时社会的财富分配秩序，因此就需要出现一种新的社会规范。在这样的背景下，扮演社会制定、社会规范的“礼”上场了。到了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主张“礼”的孔子道德说，孟子的“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说等许多关于荣辱的论述。
一个“礼”字体现了秩序与和谐。礼，主要是确定亲疏、远近、贵贱、上下的等级，确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社会结构，整齐风俗、节制财物，理顺社会关系等等。而荀子认为，社会的整合，以及社会的秩序化，这些都是靠社会分工以及等级制度来确定的。总体而言，礼是国家处理政务的一把尺子。《礼记?曲礼上》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通过这段话我们会发现，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维持秩序的“法”，也就是所谓的“礼法”。而这些不断发展的礼法又成为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让整个社会生活更加有秩序化，这样以来它不仅仅具有了法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其中蕴含着宗教信仰和道德价值。
荣辱观自古有之，而荣辱心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都会产生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以荣辱观也不完全相同。传统的荣辱观都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它主要强调“仁义礼智信”，这也就奠定了传统荣辱观的思想基础。他强调“知耻近乎勇”，明确指出要树立鲜明的荣辱观；孟子则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用严密的论述来佐证了“舍生取义”的深刻含义；曾子更是旗帜鲜明地强调：“吾日三省吾身”，从而使得传统荣辱观思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不断地巩固和发展。
今天，我们依靠的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它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的客观实际结合在了一起。
在我国传统道德的历史上，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里的“仁”就是指爱人、仁爱，要求人们必须怀有爱人之心，用爱人之心对待他人，相互关心与帮助，这样就会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义”就是说要有正义和公理，也就是要求人们依据道德来追求自身的价值；“礼”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就是礼仪、礼制。“礼”可以说是“仁”、“义”的一种具体行为的体现。“信”是指诚信、信誉。现在人们越来越看重“信”这个字了，“信”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智”就是知识，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要掌握一定的道德知识。“仁义礼智信”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对“信”的最好理解就是体现在“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也许你会问，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荀子在《大略》一书中就告诉了我们答案。“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
荀子还有“隆礼重法”的思想，这与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的思想是相一致的。荀子认为一个安定和谐的国家一定是需要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来规定每个人的行为，这样才有治理国家的依据。
在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树立荣辱观是规范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集于一身，它对我们今天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国共产党优良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党从她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也就形成了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优良的传统。
第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特别强调以人为本，而对人的要求就是应该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这才是一个人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第三，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了参考的标准。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是一个社会、国家能否和谐的重要因素，而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以共同的价值尺度，引导和帮助我们自觉约束自己，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儒家的礼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更有着重要的现代价值。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对礼学的最好诠释。礼学不仅能够促进当代社会的发展，而且还能够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更为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说：“一个孝顺父母，尊重兄长的人很少会犯上。一个不喜欢犯上的人就不会去忤逆为乱。君子治国应该抓住根本，这样社会秩序就会和谐，而孝和悌就是仁的根本。
在治理社会中要推行仁政，首先就要抓住“孝”、“悌”这两件事。孝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无私的社会关系，充分运用这种关系去治理社会，社会就会稳定和谐。
【品故事，明心志】
人不可貌相
刘备在进入四川之前，蜀地是归刘璋管辖的。但是刘璋是一个无能、懦弱的人，所以他的手下知道四川迟早会落入他人之手，于是他们早就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
张松就借去许昌的机会向曹操求助，而且他还藏着一张四川的军事地图，如果曹操看得起他，他就把四川拱手送给曹操。
张松这个人在四川很有名气，但是相貌丑陋，身材矮小。曹操一看他是这个样子，就特别不高兴。而张松也是一个傲慢的人，一气之下把曹操手下辱骂一顿，地图也不献了，直接去投靠了刘备。
曹操是一代雄主，求贤若渴，可是却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一念之间犯下了大错。
三、仁爱思想与人民精神文化的和谐
“仁爱”是孔孟以及儒家思想文化的基础和精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仁爱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对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必须弘扬“仁爱”思想，而我们对孔孟仁爱思想的大力弘扬，就是让传统文化现代化，成为建构当代人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人文资源。
“仁”在《论语》之前的很多典籍中都出现过，而孔子对“仁”作了更理论的概括和升华，形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孔子“仁”的思想包含爱人、敬、宽、信、敏、惠等多种内涵，但是仁爱思想依旧是孔子仁学最基本的含义。
孔子非常注重仁爱思想的理论建设，他的仁爱思想立足于修身，而他的仁爱思想的践行主要是通过“忠恕之道”实现的。孔子在仁爱思想系统的奠基初期，便提出“克己修身”是为了更好地去爱他人、爱天下，爱人也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自己的人格和品质，从而达到仁爱的完美境界，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在肯定“仁者爱人”的基础上，对仁爱的合理性进行了更深层面的论述和阐释。也就是说，在承认“人应该仁爱”的前提下，对“人为什么能够仁爱、仁爱实施的现实可能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孟子的仁爱思想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情感修身”，另一部分是“践行爱人”。 “情感修身”就是对自己的道德情感进行自我修养、磨炼和完善，使之具有践行仁爱的情感基础和能力；“践行爱人”就是在实践中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能够真正把仁爱施于他人，普爱天下。
在修身上，孟子首先注重开发和培养人的自然情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恻隐之心”。一个人具有“恻隐之心”才是这个人产生“仁爱”的本原和依据。通过孟子的解释，“恻隐之心”不仅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能情感的表达，更成为人存在的精神需要和价值确证之一。而在培养“恻隐之心”基础上，孟子又进一步提出了修身更高层次的要求，即“与人为善的爱人情怀”，“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除了同情怜悯别人的不幸遭遇外，也要学会帮助他人，这正是道德情感表达和人性提升所不可缺少的重要阶段。
在仁爱的实践上，孟子要求把同情、不忍、怜爱等情感施于他人，把主体的仁爱精神外化和对象化。孟子把仁爱的推行寄于三大环节——“爱亲”、“爱人”、“爱物”。“爱亲”指的是赡养关系，兄弟姐妹的一母同胞、朝夕共处的关系等，这是培养仁爱情感的摇篮；“爱人”是仁爱的中心和主体，是仁爱情感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对“血缘围栏”的突破；“爱物”是仁爱思想更高层次的升华，它标志着人的仁爱之心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孟子正是在仁爱基本精神基础上“爱亲”、“爱人”、“爱物”，通过“推己及人”、“推人及物”实现了这三个环节的依次递进和相辅相成，进而也奠定了传统人性认同的“向内反求”的基调和“天人合一”的德性提升模式，可以说孟子是在仁爱思想基础上和仁爱大同理想的指导之下完成了其一系列伟大思想，也初步建构了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雏形，从此以后一直影响着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
而现在我们精神家园的分裂与失衡实质上可以归因于“爱的陨落”，正是由于爱的丧失和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淡薄，没有限度的放纵自己的欲望，过度追求个人利益，从而毁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所以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挖掘和丰富孔孟的仁爱思想。
我们都知道，西方文化的终极价值问题往往归结于宗教信仰，而中国文化中的终极关心问题，是道德、人品问题。也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终极价值问题通常会归结于道德信仰。
在孔孟“成德成圣”思想体系中，以“仁爱”为基础，设立了一个“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错落有致而严密的精神价值体系。无论孔子的“仁者莫大于爱人”、“修己安人”、“泛爱众”，还是孟子的“仁者爱人”、“亲亲、仁民、爱物”都是对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真正思考和超越，而不是简单的停在表面。
孔孟仁爱思想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价值实现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非常伟大的，个人“成德或成圣”的修为成为了出发点，造福社会“爱天下”成为了终点，甚至“修身、齐家、平天下”可以与“爱己、爱亲、爱天下”三者之中任何一个进行很好的互相转化。
我们现在很多人面对“天国的失落”和“物化的大潮”而陷入了人类自身的矛盾和危机之中，精神世界的贫乏让我们的思想始终处于迷茫状态。从文化传统和现实看，孔孟仁爱思想立足于现实而又超现实，作为“爱的信仰”对目前中国人信仰建构是最现实和最有效的思想。
现如今我们正在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是指在一个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协作使彼此关系协调，进而使整个系统运行达到相对稳定和平衡的良性状态。“人际和谐”、“人物和谐”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处理人类彼此关系、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理想状态。但这种理想状态的实现，本质上却可具体归结于每个人“自我和谐”的实现。
由于人们欲望的膨胀造成了自我价值观念的扭曲，权力的欲望，金钱的欲望等都被错误地表达，感官快乐和物质满足已经成为众多人实现其价值的主要方式。欲望的泛滥使人们疏远了理性和道德。孔孟仁爱思想一直要求“修身养德”、“清心寡欲”。这里的“寡欲”不是纵欲，也不是禁欲，而是调节、节制不合理的欲望。仁爱道德的修养有利于控制和引导人的欲望的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为爱人，所以自己的欲望实现应该建立在尊重他人和不伤害他人的基础上。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和利益导向使人们的心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在这样的考验中，我们常常迷茫、彷徨、躁动，这是因为我们缺少 “仁爱的情怀”，因为这是实现自我和谐的最主要途径，也是实现“人际和谐”、 “人物和谐”的必要基础和前提。
我们更应该清楚的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绝对不是单纯的“弱肉强食”，也不是单纯的“经济交易”，更不是超越利益的“爱的传递”；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也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协同进化、和谐共生的关系。只有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拥有了浓厚的仁爱之情，才能真正成就“人际和谐”、“万物和谐”的情感基石。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说：“花言巧语，假装和善的人，多是不仁之人。”
这就告诉我们不要做花言巧语的人；在提拔和任用人的时候，更不能用那些花言巧语，面色伪善的人。
【品故事，明心志】
聪明人不要被聪明所误
赵武灵王派了一名臣子去打探中山国的情况，这名臣子经过打探建议赵武灵王立即出兵。
赵武灵王问：“为什么这么着急去打中山国呢？”
臣子说道：“中山国的国君喜欢找那些隐居的贤人聊天，有时候还会以平等的礼数来对待他们。”
赵武灵王听后说：“这么看来，中山君也是一个有道的明君啊？我们怎么能出兵打这种有道之君呢？”
臣子说：“非也，我们并不是师出无名，中山君的这种行为对于已经做官的人来说就很不公平，做官的人是不会好好辅助他的，这样的国家一打就垮。”
于是赵武灵王出兵，果然打败了中山君。
四、从儒学文化看如何做人
儒学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它最主要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思想。历代儒家人物都提出了很多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二是人学思想。儒学提出并阐发了极为丰富的有关人生哲学、人生哲理等人生智慧的思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儒学所提出来的关于为什么要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做人等做人的道理。
我们从哲学上来看，儒家所阐发的做人思想可以说是深刻揭示了做人的意义、目的等为人之道。在儒家看来，真正的学问就是学做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它的理论也基本上是在讲如何做人。
第一，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儒学的做人思想。
儒学对待神、怪等都是以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缺乏浓厚的理论兴趣，而更加注重人的现实生活。不论是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还是“未知生，焉知死”的反问，都充分说明儒学具有世俗化、人文化的精神特征。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以至于后世儒家继承和发展了周代以来所形成的“神民互补”、“以人为本”、“天人相分”、“重人事，轻鬼神”等原始人文主义思想，把思考的重心放在了人的心性修养、待人处世、为己之道等人道问题上。为此，儒家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做人的意义、途径、目标、方法等有关做人的道理。儒家关于如何做人的思想非常丰富，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做人的意义和价值
儒家的主要经典就是《论语》，它全面的阐述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道。孔子曾经提出了“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等为己之学。这说明，一个人要注意自我修养，注重学习与训练，注意培养自己多方面的品质，尤其要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这一切又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实际上是为了他人、家庭和国家，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可见，学会正确做人，有助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从根本上说，儒家所倡导的这些做人的道理，就是要求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社会理论和价值标准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团体、个人与国家等之间的关系，努力做到仁者爱人。
(2)做一个人要有理想
一个人要实现什么理想，这属于人格理想范畴，但是儒学也对此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阐释。一般我们认为儒学关于人格理想的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
其一，内圣外王。虽然内圣外王是在《庄子》一书中最先提出来的，但是它深刻地展现了儒家关于人格理想的构想。儒家观点认为，内圣是实现外王的必要条件。什么是“内圣”呢？“内圣”就是指具有较高道德修养的个人，而“外王”则是指在社会上能够建功立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士，不单单是指一个人。孔子、孟子虽然没有将“圣”与“王”合称，但是他们却已经认为“圣”与“王”不可分割，以为凡“王”必须具有“圣心”或“仁心”，君王的“为政之道”必须要实行“仁政”。
(3)学会做人的道理和方法
儒学不仅向我们阐明了学会做人的意义和价值，提出了关于做人要有理想的境界，还告诉了许多如何做人的方法。儒学围绕如何做人、为人、修身等为人之道与处世之道所提出来的思想是十分丰富，主要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慎独等，而最重要、影响也最大主要是“反求诸己”和“忠恕而行”。
儒家认为，成人必先成己，正人先正己，治人先修己，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加强自身修养，才能为别人作出表率，才能感召人、管理人和帮助人。同时，儒家还强调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国家之间进行合理交往的原则是“忠恕而行”。忠和恕一般也被我们称为“忠恕之道”，它们表达的都是做人和待人的一种方式，也是求仁、行仁的基本方式。《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一般认为这就是“忠道”。
可见，忠恕之道的基本精神是推己及人，也就是说我不喜欢的东西也不要强加给别人；我们自己所希望达到的，也希望别人能够达到。其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第二，我们了解了儒学的做人思想之后，会发现它在现代社会有很高的价值。
古人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虽然当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条件比古代不知道要先进和成熟了多少倍，但是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的问题，而儒家的做人思想中肯定会有不适应当代社会的内容，但是由儒家所阐述的许多人生智慧、人生哲理在当代仍具有普遍性价值，儒家的做人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发展，既能为古人效法，也能为今人所用。
（1）儒家的为人之道有助于人们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矛盾。
目前，我们道德教育的内容与现实生活脱离很大，难以做到寓情于理，以情动人，往往只是用干巴巴的教条或生硬的说教进行灌输，以至于许多人不注意修身养性，不知道怎么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导致最后开始堕落成恶人、坏人、罪人。
而在儒家看来，真正的学问就是学做人。而做人的基本方法则是忠恕而行，由近及远，推己及人，也就是从最亲近的人开始，培养起孝心、爱心，然后再向周围进行扩展，逐渐把这种爱心扩大到对长辈、小辈、上级、下属以及朋友、同事等等，最后达到“泛爱众”，即对全社会民众的“博”爱，甚至“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境界。儒家的做人思想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对于我们做一个高尚的人、完善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2）儒家的做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难，做好人更难。”在如今的历史条件下，什么人可以称其为好人呢？当然是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按照儒家的做人理念，做一个好人，就是要做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的人；就是要积极汲取儒家所大力倡导的理想人格，努力做到宽以待人、爱人为人、成人之美、仁民爱物等等。
儒家把“智”、“德”视为人之所以称为人的原因，这也就是要求我们应该注意开发人的理智和道德，塑造德才兼备的人才。儒学重智、尚志、崇美的人学主张，及其所彰显的“成人之道”，对于我们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格，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有重要意义。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继承和弘扬儒家的做人思想，并不是要盲目的去复古，而是要把儒家的做人思想与当代社会对人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儒家的人生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丰富个人的人生智慧，提高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能力，塑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从而为个人、社会、国家、民族的发展给予巨大的帮助。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说：“我每天都要反省自己好几次：为别人做事尽心尽力了没有？与朋友是否在真诚的交往？先生教导的东西是否用心领会？”
曾子的这三句话完全可以作为行政工作者每天检讨自己言行的标准。
【品故事，明心志】
以德服人，树立威信
三国的刘备善于以德服人，用感情来投资，笼络人心，使自己的团队牢而不破。先是通过“桃园三结义”使关羽、张飞二人死心塌地。
在建安五年，曹操攻打袁绍，擒获了关羽。曹操对关羽是仰慕已久，以礼相待，加倍关怀，封为了偏将军，赏赐赤兔马，而关羽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来没有想过要背叛刘备，最后弃曹而走。
后来的“三顾茅庐”，“白帝城托孤”又使得诸葛亮尽心尽力帮助刘备；在当阳长坂坡，赵云曾多次杀入曹军救出刘阿斗......可见只有以德服人，才能真正树立威信。
五、时代文明需要传统美德的陪伴
我们知道，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全球性的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对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而道德建设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处于空前发展的现代化的新社会、新时代，必须立足于我国现代化的实际，立足于批判继承、改造和弘扬一切优良伦理道德遗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形成的过程中，热爱祖国、积极向上、科学文明、团结友爱等社会风气已形成我国社会精神风貌的主流意识。但是，在当前社会中，确实有一些领导干部，完全背离了共产党员的宗旨和行为准则，他们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不负责任、脱离群众。工作上，欺上瞒下，巧言令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有一些领导干部，生活上互相攀比，奢华成风，可是在工作上，却不求上进，甚至出现道德沦丧的行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为了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所确定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党的建设中所提出的执政能力的提高，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我们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必须进行深入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我们提出的一个十分艰巨而又迫切的历史任务。
胡锦涛同志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的基本观点，不仅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心愿，更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要求。
中华民族向来就是以悠久和良好的道德文明著称于世，内涵丰富的儒家文化辅佐了漫长的中国道德文化和社会发展，不仅如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几度成为东方文化的一种伟大理念，更是滋润国家发展的文化沃土。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的科学技术与文明，历史的经验教训也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发展更离不开经历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文明积淀。我们现在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让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规律性既不允许资本主义野蛮而又充满血腥的剥削方式的重演，又要摒弃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腐朽和消极的东西。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民族、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历史赋予了我们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塑道德文明的艰巨的历史使命，我们也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道德的进步是一致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由于新旧体制的转换、中西文化的碰撞、传统意识与现代观念的冲突，人们的思想一时可能还适应不了，而且市场经济会诱发出一些不良的影响，甚至社会道德出现倒退和沦丧，这也恰恰证明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新的道德规范是一件既重要又紧迫的事情。
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道德传统和几千年来形成的良好民族风尚，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追求文明，讲究道德的民族。不可否认，传统道德价值观可以说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国情，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道德和文化早就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土壤之中。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传统道德价值观中，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特别是经过了十年“文革”的冲击与“批判”，传统道德文化在一些年轻干部的头脑中几乎丧失殆尽，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大力弘扬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优秀传统和道德价值观，深入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对于培养广大干部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调整人际关系，建立和谐社会，提高和加强个人与他人及社会群体的社会责任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和意义。
在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对广大干部进行深刻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并把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教育作为推进领导干部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将“八荣八耻”教育落实到年轻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第一，要努力培养广大干部为祖国、为社会、为民族而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从西周开始，就十分强调“以公灭私”、“国而忘私”、“公而忘私”的思想，后来范仲淹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都反映了中华民族仁人志士不计个人得失、为国为民而献身的美德与情操。
第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要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积极地发展和完善儒家所倡导的“厚德载物”的人际和谐思想。
我们客观地分析会发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儒家的“仁爱”思想曾一度遭受厄运，受到过严厉的批判和抨击，从而被根本否认，这其中有很多认识上的片面和误解，以致很长一段时间一些理论教科书中没有关于“仁”的论述。其实，关于“仁爱”的原则一直是中国传统道德中重要的范畴和主导思想。
从孔子开始，就提倡“仁”，并把“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观的核心。他把“仁”看作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他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思想。孔子所奠定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的道德原则，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对于协调社会人际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追求崇高精神境界的美德传统是当代领导干部需要培养和塑造的重要情感。
在儒家思想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倡导人们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理想，以及为国家和正义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它表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的人生价值的深刻内涵。
其实，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正是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阶级的英雄人物表现出来的。
第四，结合市场经济，注重当代干部“修身”传统教育，追求完善而健康的人格。
如果道德教育脱离了民族的传统美德，单纯强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格培养，就会使理论变成空洞乏味的说教，进而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目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思想在今天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在现实社会中，它仍表现出巨大的价值并发挥出积极作用，它的“合理内核”需要我们去继承和发展。
儒家思想家认为，修身是做人的根本。大家都熟悉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名言。这种为争取事业成功而要经受磨难与痛苦的精神和心理素质正是一个人成才所需要的。儒家提出的“慎独”，后又由刘少奇作为共产党员自律的原则，这些在今天仍然要提倡和发扬。洁身自好，“勿自欺”是当代每个人应具有的良好品行，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健康人格所必须的。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快，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世界各国人民在思想意识和价值选择方向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中，最值得人们注意和忧虑的就是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思想。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和进一步发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以有利于抵制一切没落腐朽思想对人们的腐蚀和毒害，这有利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因此，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干部道德品质培养，是时代提出的要求，更是中华民族发展的要求。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说：“治理千乘之国：要严肃认真的处理国家事务，讲究信用；要懂得节约，爱护百姓；征集百姓从事劳役，不能耽误了农事。”
在行政决策过程中，行政者要深谋远虑，反复思考，要广泛听取民众的意见，深入分析事情的利害关系，分析事情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分析决策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这样才能设计出好的执行方法。
【品故事，明心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