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上善治水”中看执政能力建设

老子在《道德经》一书中表达了对水的深深热爱。老子不仅仅喜欢的是水，更重要的是喜欢水的美德。而在水的美德中，又孕育着值得我们思考的内涵。老子把水的这种美德与执政能力联系在了一起。

上善治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予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静，故无尤。

我们品读上面的一段话会发现，老子把水比作执政的主体，而“万物”和“众”都充当了执政的对象，文中的“善”则作为了执政的方法，最后的“无尤”则是执政的目标。

在短短的几句话中让我们看到了里面博大精深的执政思想，而这些执政思想的体现是和老子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和宽厚仁爱的爱民之心分不开的，正是由于老子具有这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才能看到水中蕴含着高深的执政力。

老子认为“善渊”是水的道德观。而水的这种道德观又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是相一致的。两者都是在强调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就是要先学会尊重规律，尊重实际，在尊重的基础上再学会改变自己。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我们的思想去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适应治理国家的需要，而不是让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来适应我们。这也就和达尔文进化论中所提到的观点相似，适者生存。我们只有通过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自身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老子还认为水不仅是经常变化的，而且水是很懂得知足的，把自己看成是最卑微的，它始终把自己放在最底层的位置。其实，这也就是告诉我们领导者一定要懂得群众力量的伟大，我们应该经常地关心群众，做任何事情都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要做到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一定要走群众路线。

其实作为一位领导者，他执政地位的高低不是取决于金钱、名利，而是与人民群众，老百姓密不可分的。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服务人民，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只有人民群众认可我们了，我们才是一名合格的领导干部。

从古至今，有的领导者当权没有几天就是失去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可是有的领导人却可以当权大半辈子，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领导与人民的关系。如果一个领导者不重视执政能力的建设，长期的脱离人民群众，那么他的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失去政权。；而一个时时刻刻为老百姓着想的领导者，他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人民群众也就会紧紧地包围在他的身边，他的权力不仅不会失去，而且还被人民群众保护了起来。

就拿前苏联来说，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为什么最后解体了呢？其实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苏联高层头脑们思想僵化，而且脱离群众，并且给自己很多特权，这样才导致了苏联一夜之间的轰然解体。

就连东欧的剧变，也是由于没有真正做好“处下”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时候就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新中国成立的前期，他又再一次的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今天仔细地来分析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里面的本质不也正是体现了老子的“居善地”思想吗？

在“上善之水”心目中是不存在等级观念的，它对待任何事物都是平等，兼爱。老子也正是看重了“上善之水”这个特点，从而来告诫我们，一个英明的领导者一定是勤政爱民、乐善好施的人，因为人民养育了我们，就像我们的父母养育了我们一样，没有人民就没有我我们的今天，所以我们也必须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来对象人民。

我们都知道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一个宗旨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党一直以来都没有和人民脱离关系，我们党和人民群众之间有着哥们兄弟一样的深厚感情。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称职的领导者，其实很简单，根本不需要我们去苦于思考，我们只要对人民群众有着仁爱之心，爱人民，就一定能做一名称职的领导干部。在领导干部中有很多榜样人物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焦裕禄冒着大雪看望孤寡老人，孔繁森把藏族老奶奶冻僵的双脚放在自己怀里等等这些都说明了领导者要对人民群众有真情、动真情、惜真情。

就拿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来说，他们也都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与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曾经把共产党人比作是一粒种子，而把人民群众比作是大地。邓小平也曾满怀豪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我的人民。江泽民也说过：“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胡锦涛更是强调：“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如果领导者对群众缺乏感情，脱离群众，严重一点地说这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胡锦涛同志曾经告诫全党：“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们的执政党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给予的，是人民养育了执政党，所以我们必须真心实意地回报人民，对人民怀有赤子之心，把人民看成自己的父母。要发自内心的热爱人民，关心人民，帮助人民。

在老子的“善治”思想里面其实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下面我们来举例说明，“正善治”这是“善治”思想中的一个小方面，但是别看它小，但是却就讲了两层重要的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告诉我们，既然是领导者，就要起到模仿带头作用，当别人榜样；第二层意思是说作为一名领导者一定要要用公正廉明的法制来治理国家，并且要做到廉政爱民。

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习惯用空洞的话语来给别人讲道理，可是我们发现这样取得的效果非常不好，作用更是微不足道，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力量在实际中是可以转化成真真切切，而且具有巨大威力的感召力，示范力和带动力的。我们还记得在那些革命的年代，一声“共产党员跟我上”，前面就是有再大的困难都会挺身而出，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就说明共产党员是一面旗帜，是一个方向，是一个榜样。时间转眼又到了改革开放的时期，这一次又是广大的共产党员带领群众致富，摆脱了以前贫困落后的面貌，走上了小康的道路，而共产党员这一面鲜红的旗帜又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高高地树立起来，使我们党的凝聚力再一次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上面举了“正善治”的例子，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事善能”的品德。

“事善能”也是水的一个重要美德，当然，它对执政党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现在各项规章制度越来越完善的今天，我们正在积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而在建立科学机制的之前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把决策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上，一定要秉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这正体现了水“事能善”的美德。

我们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来做的。大家都知道的“三峡工程”，光是准备阶段就长达十余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专家们不断地进行论证，充分考虑各种利弊因素，广泛地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为的就是从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出发。还有北京的奥运工程。奥运会刚结束没有多长时间，奥运给中国人带来了太多的惊喜，但是在这些惊喜的背后我们是否知道奥运工程的方案曾经几经筛选，设计理念公开征集，并且通过各种渠道来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这些都体现出科学民主决策，更体现出老子所倡导的“善治”思想。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老子语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里实际是说做人应如水，水滋润万物，但从不与万物争高下，这样的品格才最接近道。也许是治水之人天天能与水打交道，无形之中被水影响，治水之人为水治，成为最能理解水流、理解世事的人。

在寻常生活中，人的欲望就如河水，制度约束就如河床，如果不遵守河床的约束，脱离制度的控制，那么人的欲望之水就会如河水之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也许不是结果，结果每个人都一样。重要的也许是享受生命的一个过程，不断追求，不但为自己的追求付出自己的努力，踏踏实实、点点滴滴的积累。

【品故事，明心志】

百善孝为先

山东曲阜孔庙有一篇《劝孝良言》，把父母对儿女的爱描写得十分生动感人。

“十月怀胎娘遭难，坐不稳来睡不安。儿在娘腹未分娩，肚内疼痛实可怜。一时临盆将儿产，娘命如到鬼门关。儿落地时娘落胆，好似钢刀刺心肝”。把屎把尿勤洗换，脚不停来手不闲。每夜五更难合眼，娘睡湿处儿睡干。倘若疾病请医看，情愿替儿把病担。三年哺乳苦受遍，又愁疾病痘麻关。七岁八岁送学馆，教儿发愤读圣贤。衣帽鞋袜父母办，冬穿棉衣夏穿单。倘若逃学不发愤，先生打儿娘心酸。十七八岁订亲眷，四处挑选结姻缘。养儿养女一样看，女儿出嫁要妆奁。为儿为女把帐欠，力出尽来汗流干。倘若出门娘挂念，梦魂都在儿身边。千辛万苦都受遍，你看养儿难不难。”

正是因为父母对儿女这般牵肠挂肚的爱，所以儿女从小就对父母有一种依恋、亲爱的情感，长大懂事以后，就想着要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这种知恩、感恩、报恩的情感，就是孝。

二、道教“经国理身”理论中的执政能力

今天，我们国家的发展开始了新的征程，如何才能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顺应时代的要求，建造和构建符合现代人精神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第一，从表面上来看，道教是一种以得道成仙为根本信仰的宗教，它的理想目标就是在世俗社会之外寻找到另外一种神仙般的世界。所以，有人认为，道教是以得道成仙为最高的理想目标，追求个体生命的长存，而并不关注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实际上道教早在创立的时候，就既关注人的长生成仙，又关注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经国理身”就是道教这两个理想目标的最好概述。

道教所强调的“理身”主要是围绕着人如何修身养性才能达到得道升仙而展开的，“经国”则主要是针对一个人如何才能治理好社会而言的。内以修身养性以求得道成仙，外以治国安民以求天下太平，这就是“经国理身”的主要内容。

我们从历史上看，“经国理身”、“身国同构”这是道教一直以来一贯主张的思想，如果追根溯源，那么这种思想在老子《道德经》中就已经初露端倪。

《道德经》在第十章提出了“爱民治国，能无知乎”、第五十七章写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静，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四十九章写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等都体现了“经国理身”的精神。以至于后来唐末五代的著名学者杜光庭在作《道德真经广圣义》之时，就认为：“夫此道德二字者，宣道德生畜之源，经国理身之妙，莫不尽此也。”他不仅把“经国理身”看成了《道德经》的根本要旨，而且将随后列出的《道德经》的38条大纲都认为是围绕着“经国理身”而展开的，从而将“经国理身”的内容更加系统化。

如果说，老子对“经国理身”的论述还不够，那么，创作于两汉时期的《河上公章句》则明确提出了：“用道治国则国富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强调“圣人治国与治身同也”的道理。这种“身国一理”的思想无疑对道教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由于道教起于民间，所以它对最终理想的设计是建立在现实社会和人生的不完美以及局限性基础上的，特别是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生活理想。因此，早期道教所关注的不仅是人的生命能否长久，而且还有还特别关注社会是否太平，因为只有社会太平了，人的生存才有保障。所以我们应该明白，道教创立的最初原因，不只是单纯的为了拜神仙，求长生，而是希望能够在人间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够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

现存最早的一部道教经典《太平经》就以“道”为中心来展开经国理身，一方面从人体内部寻找长生成仙的根据，通过“爱气尊神重精”的形神双修以求个体生命的无限延长；另一方面，又大力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反对统治阶级聚敛财富，强调“治国之道，以民为本”，提出自食其力、救穷周急等一系列社会改良的方案。因此明代的白云霁在《道藏目录详注》中评价《太平经》写到：“皆以修身养性，保精爱神，内则治身长生，外则治国太平”。

虽然不同的时代，会出现不同的道教人物，对“经国理身”的诠释也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没有改变道教将“经国理身”作为最终理想这一基本事实。即使像葛洪这样一位对长生成仙痴迷追求的神仙道教的代表人物，也主张“内以治身，外以治国”。他的代表作《抱朴子》的《外篇》中详细论述了“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可见，神仙道教在追求个体生命能够长久，以得道成仙为最高理想目标的同时，并没有漠视对社会政治的关注。

道教的“经国理身”是以老子的“无为之道”为立论根本的。杜光庭曾明确指出：“老君垂教，以清静为用，无为为宗，清静则国泰身安，无为则道成人化”。“经国理身”的重要特点就是通过清静无为，而恢复事物和人的自然本性。“理国执无为之道，民复朴而还淳，理身执无为之行，则神全而气王，气王者延年，神全者升玄，理国修身之要也。”

“经国理身”还包含着道教“身国同构”的理念，这一理念体现在道教遇到问题应该从宇宙、社会和人相互联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这一基本特点。葛洪说：“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葛洪所认为的是，人的身体就好比一个国家，因此，治身之道，也能用于治国。

道教“经国理身”的核心就是重视生命。重视生命的意义不仅仅是追求肉体生命的长存，而更强调通过“理心”来培养一个人高尚的精神境界。道教认为，道为万物之本，人禀道而来，所以人性本来是清静的，无杂无染。但人的生命形成之后，就必须生活于世俗的世界之中，人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而往往偏离清静的本心。当人起贪心的时候，物欲膨胀，就会随外界的种种诱惑而生情。当情欲制约人心时，人也就迷失了真道，丧失了善的本性，从而万恶丛生，行为失道，身心健康受损。

因此，在道教中，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一向是与生命的长短相联系的，“善自命长，恶自命短”更是成为了道教的一个不容质疑的真理。道教不仅从人心的角度向我们阐释了善与恶的根源，而且将如何促使人为善去恶，从而消除后天之情对先天本性的遮蔽，作为“理心”的主要内容，以促使人在生活中能够排除杂念，回归真道，延寿益年，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道教的“经国理身”往往与“理心”紧密联系。道教认为，人通过修炼，可以达到身正而德纯。身正而德纯的人，必然能感化周围的人。“修身理国，先己后人，故近修诸身，远形于物，立根固本，不倾不危，身德真纯，物感自化矣。身既有道，家必雍和，所谓父爱、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信、妇贞，上下和睦。如此则子孙流福，善及后昆矣。”(《道德真经广圣义》，《道藏》第14卷，第509页)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身正而德纯”，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尊其长老，敬其幼小，教诲愚鄙，开导昏蒙，少长得宜，尊卑有序”，就会促进这一地区风气的改善。如果每一个地区都“风教肃肃，礼乐诜诜”，就可以促进整个国家和社会“礼行化美，君信臣忠，境内无虞”。如果领导者能够体道恤民，敬天顺地，那么就能实现“王道无不被”的天下太平了。这种由“理心”而至理身理国的过程，就是将“道”由个体推及家、乡、国乃至天下的过程，也是道教终极理想得以实现的过程。

第三，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已经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发展趋势。虽然今天道教会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但是以“经国理身”为终极理想的道教依然会以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在人们的精神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这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原因：

（1）道教不仅积极寻求长生成仙之道，而更为重要的是向往建立一种合道而太平的理想社会。道教的“经国理身”思想所表现出的与世俗生活相衔接的济世利人的精神，在今天也将成为人们努力创造美好家园的理论依据。

（2）道教很重视修身养性，这正好适应了当今人们对不断提高生命质量的热切关注。道教既重视在人的内心精神世界树立一种少私寡欲、恭谦无争的观念，以促进人们能够自觉地去追寻“声色不能诱，自归柔弱之道”的高尚精神，同时又重视“养神养气”的身体修炼。这种双修的理身观念中所包含的许多宝贵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今天人们希望通过强身健体从而延缓衰老，长生久寿的要求，满足了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中不断提升精神境界、活得快乐充实的要求。

（3）道教的“经国理身”所强调的“理心”，包含着通过每个人的修道向善来提高全民道德素质和全社会道德风尚的向往，希望通过效法清静无为的自然之道，保持纯朴，来抵制社会中物欲横流的现象，这对促进现代社会顺应自然之道，和谐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道教的“经国理身”既是它的终极理想，也是它从宗教的角度为封建社会所构建的一种学说，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经国理身”思想中所体现的顺应自然，尊重生命，提升道德，关怀社会等现实主义价值，对于我们如何安身立命，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还是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的。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孔子说：“居于高位的人不能宽以待人，举行礼仪的时候不庄重，参加丧礼没有哀情，我如何看得下去啊？

所以，为政者参加各种礼仪活动，一定要充分展示出一个“敬”字。去看望群众的时候，为群众的疾苦，要痛于心，并动容于形。参加升旗仪式，要严肃、肃穆。国家有了喜事，更要有适当的喜色显于形，这才是真正的于民同乐。

【品故事，明心志】

十三郎脱险妙招

北宋时，一个叫十三郎的小孩非常聪明，一年正月十五，五岁的十三郎由家人领着去看花灯。由于人多，他与家人走散了，一个陌生人把他扛在肩上就走。十三郎并没有害怕，他明白自己被人拐走了。

十三郎被坏人扛着走了很远，忽然，他看见四五乘大轿从他身边过，就大声喊道：“救命！救命！”坏人吓得扔下十三郎就跑，十三郎因此得救。

三、对于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思考

从古至今对于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句话的解释有很多种，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不扰民”这一方面上。比如在《韩非子?解老》中说：“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其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扰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若烹小鲜。”

韩非子也指出，正如“烹小鲜而数扰之则贼其泽”（即失去其光润的鳞次）一样，治理一个国家的政策如果反复无、经常变动，这样的话就会让老百姓不能及时适应，会深受其害。这其实就是韩非子所理解的“治大同若烹小鲜”的道理。

在这以后的一些研究《老子》文化的人也常常是赞成，甚至是遵从韩非子的观点的。宋代的苏辙在《老子解》中更进一步发挥说：“烹小鲜者不可扰，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劳，扰则鱼烂。圣人无为，使人各安其自然，外无所烦，内无所畏，则物莫能侵，虽鬼无所用其神矣。”韩非认为烹小鲜而数扰之则“贼其泽”，苏辙认为“扰则鱼烂”，两者的程度虽然显不同，但是两者都以此句的蕴义为“治大国者不可烦”。

实际上，老子关于治国不可扰民的主张，就是源于他的“无为”思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以“无为”的姿态来达到“无不为”的目的，这样的道理自然是非常深刻的。至于以烹鱼来说治国的巧妙比喻，则更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人马其昶曰：“《毛传》云：‘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矣。’义本《老子》。”（冯振《老子通证》引）

看来，以烹鱼来比喻治国，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比喻了，而其根本的思想来源于《老子》。再后来，更有不少的政治家，还运用类似的比喻来阐述老子的这一主张。比如唐代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馳传》便以种树为例，阐明了“不害其长”，“不事苛扰”的居官理民之道。就是到了今天，这种“不扰民”的思想也越来越得到一些进步政治家的肯定，而“烹鱼”、“种树”之类的喻意更是深入人心。

我们应该说，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中的“不扰民”的思想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先要更深的去了解它，至少有两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第一，“一”与“多”和谐统一的思想。要想烹鱼，前提就是要有鱼，这便是“一”；但光有鱼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烹鱼的各种材料，这便是“多”。而将鱼与各种不同的佐料放在一起烧制，从而烹出味道鲜美的鱼来，这便是“一”与“多”的和谐统一了。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晏婴也以烹鱼为例，来谈“同”与“和”，其实也就是“一”与“多”和谐统一的问题。当齐侯问晏婴“和”与“同”有什么不同时，晏婴便告诉他：“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左传?昭公二十年》)

晏婴认为，烹鱼肉必须要加上水、醋和盐等调料一起放在火上煮，然后由“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足，以泄其过”，才能做出可口的羹来。由此，晏婴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君臣亦然。”

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治理国家也需要社会中各种因素相互补充，也需要倾听各个阶层的不同意见。当然，在各种因素中会产生一种主导的作用，例如烹鱼，佐料虽然很多，但是鱼明显应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我们发现，晏婴的观点与老子的观点是十分接近的。

第二，要准确把握好事物发展的程度。我们看，烹鱼是一种过程，具体地说就是把一条鱼与各种作料，比如醋、盐、味精等和水放在一起，然后放在火上烹制的过程，这样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完成了各要素自然和谐统一的过程，也就是美味的鱼出现了。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要素之间不能做到和谐统一，那么就无法得到美味的鱼。所以，我们应该明白，在烹鱼过程中的火候掌握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火候不足，必然会导致各种要素无法充分发挥与融合，鱼肯定是不好吃的；那么火候过足呢？很明显鱼是会被煮烂的，佐料变质，鱼也不能成其为美味。因此，要将鱼烹的恰到好处，美味可口，就必须准确地把握烹鱼过程中的火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适度原则。

其实治理国家就像烹鱼一样，要使各种复杂矛盾之间取得平衡，要将各种不同的事物协调一致，并让各种事物之间能够共生共存，互相促进，这也需要把握和谐统一过程中的“度”。这一思想在后来曾被孔子概括为“中庸”。

应该说，孔子“中庸”之道的提出，既是对尧、舜以来“允执其中”(《论语?尧曰》)思想的继承，也与前面晏婴所论述的“和”是分不开的。由于客观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以必须重视“和”，即“和而不同”与“和实生物”；而要实现“和”，最好的途径便是“中”。

我们具体到老子来说，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或“中”，但他通过“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巧妙的比喻阐明了道理。当然，老子在烹鱼的这一比喻中所阐明的只是治国的道理，而孔子则将其发展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即“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

总体来说，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一语所蕴含的意义是十分深刻的。在老子看来，治理国家既不能扰民，同时也要注意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把握好一个“度”。而作为在领导者，绝对不能一意孤行，为所欲为。

因为领导者失去了信任，所以才会有不信任的事情发生；最好的治国之道应是顺其自然，不予勉强；领导者如果没有过分的欲望，天下自然会稳定、太平；相反，如果法令森严，反而盗贼会越来越多。其实这讲的道理再明显不过了：最好的管理应是顺应民意，不加勉强。如领导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用严酷的法令来干扰和束缚老百姓，那么，他们不仅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甚至还会制造出更多的麻烦。

老子对于和谐相济思想还有过这样的论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认为应该减少过分剩余来补给不足，这样才能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却正好相反——本来老百姓的生活就不富裕，但是领导者却还要剥削老百姓的财物来供自己享受。这样下去只能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穷老百姓的利益得不到关注，社会怎么可能和谐有序呢？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老子之所以要用“烹小鲜”来比喻“治大国”，其实与他的整体思想有关系。老子思想具有明显的阴性特征，也就是尚阴观念，或曰雌守观念。而鱼和水都具有阴柔的品性，所以老子不但常常把水比作道，称赞水的美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也经常用鱼以及和鱼有关的事情来阐明道——“鱼不可脱于水”、“民忘于治，若鱼忘于水”。这么一来，不但加深了人们对老子“道”所具有的阴性特征的理解，同时也使《老子》一书充满了鲜明的文学色彩。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孔子说：“不仁的人不可以长期处于穷困之中，不可长期处于安乐之中。仁者都能安于行仁，智者更是懂得行仁对于自己的好处。”

行政领域的不同部门，不同岗位肯定是有权力大小之分的，无权、权小的状态就是“约”的状态，有权、权重的状态就是“乐”的状态。对于有的人来说，没有权利的时候能够勤奋工作，安于无权。等到手中有权了，也能客观看待手中的权力，能够“长处约”、“长处乐”，这就是行政领域里的“仁人”。

【品故事，明心志】

官印失而复得的计策

唐宪宗时期，有一个名叫裴度的中方侍郎，有一次，他正和当地几名官员在园内赏花的时候，一个手下慌忙来禀报，说：“报告大人，官印被盗了。”在场的所有官员无不脸色大变，为裴度担心。可是裴度却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依然坦然自若，还吩咐下属准备晚宴。在吃晚宴的时候，手下又来禀报，官印找到了。

在场的官员都大为惊奇，对刚才裴度的表现除了佩服之外，更多的是不可理解。裴度对大家说：“我想盗我官印的人只是想借我的官印一用，如果我下令追查，反而会有可能逼他作出毁坏官印的事情。

四、法家法、术、势对增进领导力的启示

第一，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法家，以及法家所推崇的理想管理目标

法家出现在战国前期，发展在战国中期，到了秦朝时期最为兴盛，后来伴随着秦朝的灭亡而地位迅速下降，最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法家被儒家成功地进行了改造，从此儒法合流。

法家的创始人应该是战国初期魏国的李悝。李悝师从子夏。子夏正是孔子的嫡派弟子。李悝《法经》的颁布、实施及其理论的阐发，标志着法家作为学派正式诞生了。前期法家除了李悝外，主要还有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战国晚期，韩非子结合前期法家各流派的优点，融会贯通，成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我们大致来说，前期的法家可以分为“法”、“术”、“势”三派：

商鞅重视“法”，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圣明的君王“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在商鞅看来，只有法令昭彰，刑罚严格，才能够让社会稳定，政策得以实施，达到“民安”、“国治”的目的。

申不害重视“术”，认为君主只有将自己的意志、情感和内心想法深深的藏在心中不让别人知道，让别人对自己有一种不可窥测的感觉，这样才能洞察大臣的思想，从而加以控制。

慎到重视“势”，“势”也就是权势。在慎到看来，“贤知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贤人之所以屈服于那些比自己差的人，是因为“权轻”；比贤人水平低很多的人之所以服从于贤者，是因为贤者“位尊”。所以，君主只有拥有绝对的权势，才能治理好天下。

最后，韩非子在此三人的基础上，分析各自的优劣，认为必须综合采用三派的长处，才能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于是韩非子从务实、功利的价值观出发，提出人性自为自利，并由此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政治学说。

韩非子以道为旨，以国家的强大为目标，以法为行为的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对属下以势驭之，以术制之，以法来决定赏罚。

法家所期望的理想社会其实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当然，这样的社会必须是把“社会公德”置于“血亲私德”之上，因为唯有泯灭血亲私德，才可能让一个国家能够高度组织化。但是好景不长，短命的大秦王朝让汉朝统治者们对这样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产生了怀疑，于是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的时候，第一个开刀的就是法家。《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年冬十月……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没过多久，董仲舒又在上《天人三策》时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并被汉武帝欣然采纳。从此以后，法家学说似乎销声匿迹，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儒家是强调“自律”的，但是法家主要是强调“他律”。所谓“自律”，就是指个体的道德，也就是一般我们常说的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他律”，就是指社会的道德规范，也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监督及奖惩的机制。从“自律”与“他律”的关系来看，“他律”其实是相对“自律”而言的，它所强调的道德责任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的本身，而并不是出于主体自觉的道德意向，因此就具有很强的强制性；而“自律”则比“他律”更进了一步，是一个人对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它强调的是道德主体的理性和意志。在《汉书?元帝纪》中，汉宣帝的一句名言正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法家学说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第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是如何应用法家思想的？

我们不去看那些比较特殊的时期，也仅仅是以领导者为主要考量的对象。法家讲的统御术，一方面针对领导者本身心性中的本质、动机及想法，提出了应对策略；另一方面则提供被领导的人的心态，从而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制，制定法律法规，规划出治理国家的蓝图。这两方面都展示了法家学者杰出的经营管理智慧，对现代社会有着很大的启示。

首先，我们来看看领导者自处方面。

法家从道家思想得到启发，对领导者自处提出了两方面的意见：一是虚静无为，一是任势。

领导者和民众一样都是平常人，同样也具备人的常性。而领导者的心性一旦被臣下所洞悉，那么臣下必然会逢迎拍马，甚至隐恶扬善，所以领导者应该明法以去私，避免自己因为小人好恶而伤法；或因为臣下洞察到自己内在的心思而被蒙蔽。因此，“法”便顺应而生。

任何事情以法为依据，则可以善恶分明，赏罚清楚，作为领导者便能谋求国富兵强，而作为臣者也因此而不至于夺上权柄。比如《韩非子?五蠹》篇中讲到：“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英明的君主治国的方法，在于专一的用法而不追求用智，坚定的用术而不崇尚诚信，这样法治才不会败坏，而群臣也不会有奸诈的行为。

而另一方面，法家认为权势是很现实的实权和威势，是国君治国的资本。所以，《韩非子?内储说下》中写到：“权势不可借人，上失其一，下以为百”，权势必须由领导者一个人把握，绝不可以假借他人。

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法家思想在管理臣子方面。

当领导者在管理手下的时候，考察手下业务水平的时候，必须掌握“刑德”二柄，也就是说，作为领导者只要制定出刑德的标准，让手下的人得以遵循，那么这个领导者就能够成就霸业。

我们都知道，法家思想的核心是“法”，依法而任官，循名而责实，信赏必罚，为的就是让整个组织有一个统一的行为标准。在法家，法首先是公平而公开实践的。其次，法的执行结果必须是信赏必罚的，只要这样做了，整个国家、社会也必然会秩序井然。

还有，法家讲“术”。韩非子给术的定义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我们可以看到，“术”包含了君主对臣下的考察、监督、奖惩等整个管理过程。

韩非子认为用术其实就是“循名而责实”。这里的“实”就是组织中那些担任职务的人。“名”就是这些人的头衔。所以领导者的责任就是把某个特殊的名分加于某个特殊的人，也就是把一定的职务授予一定的人。这个职务的功能，之前必须已经由法规定了，也已经指明了，所以领导者不需要，也不应该为他用什么方法完成任务而操心，只要通过结果来考察功过就行了。这就是君主使用、控制群臣的具体原则及方法，即“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韩非子?用人》)

在这里，韩非子并没有像孔子那样要求“正名”，而是要求“正实”，也就是用“名”作为标准来责求“实”是否与“名”相符，这显然更加的实际，也更加的理智。

我们回顾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法家的理智思索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儒家。因为当时虽然孔子、孟子所谓的仁义学说非常美好，但就当时的现实状况来讲，这些学说很多只能是理想。所以，晨门曾经讥笑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而梁惠王也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苟卿列传》)。相反，韩非子无论是对于现实问题的认识，还是解决方案的提出，都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第三，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

上面已经给大家讲到了，法家崇尚的是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在此三人的基础上，韩非子分析各自的优劣，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

在《定法》篇，韩非分析了申不害、商鞅片面的缺陷，论证了术与法两者都是不可偏废的。他认为术者，“人主之所执也”；法者，“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所以，申不害辅佐韩昭侯长达17年，当时虽然有万乘战车的强盛兵力，但是韩国也没有完成称霸于诸侯的大业。这是因为当时的君主只知道运用术，而各地方却没有尽力修治法令所造成的祸患，“托万乘之劲韩，17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

但专修“法”而不行“术”的君主也是无法完成大业的。韩非子以商鞅治秦为例。商鞅治理秦国，“徒法而无术”，建立检举和连坐制度，以求考察得到犯罪的真实情况，使居民之间都互相监视，一家犯法，其他九家如果不告发也连同治罪，对有功的人则实行丰厚的奖赏，而且说到做到；对犯法的人则施以重刑，而且坚定不移。这样完备的制度果然让秦国达到了富而兵强的目的。但“无术以知奸，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君主没有运用“术”去洞察奸邪，商鞅虽然多次修治法令使秦国富兵强，而大臣反倒利用变法成果谋取了私利。所以秦国虽有强盛的国力，却几十年都没有完成称帝的大业。

除了法、术之外，慎到的“势”论也是为韩非所认可的。慎子以“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蝼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为喻，来论证“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韩非?难势》)。韩非赞同慎子的论述，认为只要“抱法处势”，那么国家也可以治理得很好。如果“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人而辩之，不能治三家”。没有奖赏的勉励，刑罚的威慑，抛开权势放弃法度，就单纯的靠领导者的劝说，是不可能治理好一个国家的。

所以，作为一名领导者只有取长补短，将法、术、势结合在一起使用，才可以达到治世。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孔子说：“只要有志于仁道的实行，就不会有恶行了。”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是很重要的，如果政绩观正确了，就不会有恶政了。保持正确的政绩观，即使在工作中有失误和过错，也不会形成恶政，恶政的形成必然是因为人的心术不正和有意做坏而导致的。

【品故事，明心志】

耳冷眼热

有个叫王文成的人，最近被朝廷封了爵位，同僚中有个人很眼馋。有一次，王文成上朝时，戴了一顶两边有垂帛遮住耳朵的帽子。那个同僚看见了，笑话他说：“先生耳朵冷吗？”王文成回答说：“我不耳冷，先生眼热。”

五、《论语》治天下的深意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思想家、文学家不受《论语》这本书的影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出自《宋史?列传十五》，“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北宋起于五代的藩镇割据之乱，赵普协助赵匡胤解除了藩镇对中央的威胁，制定新朝的典章，可以说是北宋的开国元勋。《宋史》对他的评价是：“普为谋国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蓍龟圣模，宋之为治，气象醇正，兹岂无助乎。”少习吏事的经历使赵普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他在晚年更是悉心研读《论语》，这为北宋政治崇文重礼奠定了基础。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这本被中国人读了几千年，包含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与治国之道，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由于《论语》和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历代的思想家对《论语》都进行了无数的阐释和发挥，所以《论语》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已大大超出了这本书创作时本来的价值了。

提到《论语》，我们就不得不去谈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出生于公元前551年的鲁国(今山东省南部)，祖先是商的后裔。孔子的家族在孔子出生前已经没落，从《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中来看，孔子家世贫寒，他曾在鲁国任职，五十岁时，由于政局混乱，被迫退职出走。从这以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与弟子周游列国，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社会和改革理想，但是却很不顺利，处处碰壁。晚年的时候回到故乡，整理上古文献，编成六经。

孔子生前已经是人们公认的渊博学者。《论语?子罕》篇记载，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这位身处达巷的无名人氏称赞孔子学问渊博，很难用某一方面的专长来概括他的成就。孔子自称对古代文明“述而不作”，其实他的学派对古代文明进行了新的诠释，吸收了古代文明的精华，创立了一个新的文明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就像高山一样，他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我虽然不能达到夫子的高度，但追崇和仰慕他的心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司马迁读了孔子的著作，又亲自到孔子的家乡考察孔子宗庙的舆车、冠服、礼器，看到当地读书人在他家学习礼仪的情况后，迟迟不愿离去，感慨道：“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可见，孔子虽然没有成为显赫一时的大人物，但他的影响远胜于所有的天子王侯，到了明朝中期以后更是尊崇他为“至圣先师”。

《论语》中孔子最主要的治国方略就是重礼，即所谓“克己复礼”。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彭林先生曾经指出孔子对礼的阐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指周礼，就是周公所制定的西周礼制。西周开国之初，周公治理作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由此确立了道德在治国理念中的主导地位，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二是体现德治、仁政的途径。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提出了“仁”的思想。而礼则是把“仁”进行了具体化。在《论语?为政》中有这样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见孔子认为通过严刑酷法来治理国家，老百姓就会因为畏惧刑罚而不去触犯法律，但是老百姓的内心并不会感到羞耻。而用礼来保证道德目标的实现，结果就不相同了，老百姓会因为有了羞耻之心，不仅不会做坏事，而且会出现上进心，做很多的好事。

第三，礼是个人修身的手段和方法。孔子认为君子一方面要“博学于文”，积累渊博、深厚的知识，同时也要“约之以礼”，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

孔子认为社会走向秩序、实现礼制的首要措施是“正名”。有一次，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就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如果一个国君按照为君的原则做事，他就不仅有君的名分，也有君的实质。如果一个君王空有其名，而没有君王应具有的品质，即便在大众面前他是君王，其实他本质上是根本配不上“君”这个名分的。

在复杂的社会关系里，每个人都有不同责任和义务，每个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分，这就要求每个人都应当完成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孔子主张“正名”的意义。现在治理国家也要求“各尽其事”，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治理的井井有条，和谐稳定。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听到后说：“思考两次就可以了。”

“三思而后行”其实就是一个谋事的方法。按说，孔子强调“慎”，三思而后行就是“慎”的具体方法，其实有些事情思考一次就可以了。但是重要的事情，不但要三思，还应该多思。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分寸，用过了头，好的方法也不会产生好的效果。

【品故事，明心志】

为人处世要谦虚

大学士苏东坡和禅师佛印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参禅论道，谈论佛法。

这天，佛印禅师照例登堂讲法。他已事先通知了苏东坡，可苏东坡路上碰到了妹夫秦少游，耽搁了一些时辰，等到他赶到法堂时已经没有座位了。他只好东张西望寻找坐的地方，不知不觉就找到了佛印禅师的法坛下面。佛印看他东张西望的样子，就知道他在寻找座位。于是对他说：“你来晚了，人都坐满了，这里没有你的位置了。”言外之意是说他不守时间，没有时间观念，不配参禅听法。

苏东坡听后机锋相对：“这里没有座位，那我就以禅师四大五蕴的身体为座吧!”

佛印说：“如果你能回答出我的一个问题，我就把身体给你当座位。如果回答不出，你就得把腰间的玉带留给本座。”

苏东坡想都不想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只听佛印说道：“我的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请问学士你要坐在哪里？”

苏东坡听后，支支吾吾半天也没有回答上来，只得解下腰间玉带给了佛印禅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