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有名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到太平天国革命以来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历史意义时，明确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产生了中华民国，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促进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进入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转变过程，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变化，可以说，都是导向这次革命的。因为在这个时期侵入中国的是来自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势力，中国必须经过严重的社会改革，使自己资本主义化，才能同它相对抗。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如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曾经认为这种改革也可以用革命以外的其他方式，例如日本的方式，即依靠政府采取一些改良的方式来完成。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清朝政府除了用外国枪炮武装军队和办几个工厂以外，拒绝在政治上进行任何改革。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变就是清朝政府中当权的顽固派拒绝政治改革的坚决的表示。如果当时清朝政府在柢御外侮方面是坚决的，那末，拥护它的人也许要多一些。可是清朝政府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无能，甚至无能到了令人不可容忍的地步。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发动了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清朝政府不但不能给这个斗争以任何有效的支持，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它又屈辱地订立了《辛丑条约》，承认外国在中国有驻兵权，并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万两，以海关税和盐税作抵押，由外国派员监收。这祥，中国不仅直接地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威胁，而且还让它们干涉中国的财政收支。中国更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坑。

这个条约当时特别使人感到愤慨。孙中山先生说，以前他奔走革命，人们把他看作危险分子，不敢同他接近；而在此以后，他就得到了很多的同情者，主张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广大群众爱国心的提高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个时期孙中山先生所鼓吹的民主革命会得到很多人同情呢？这是因为有了新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当时一个新兴的阶级。它的出现大约是在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到了二十世纪初，可以说已经初步形成为一个阶级了。

试看民族工业业在这个时期的发展吧。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完全由民间举办的厂矿企业，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有一百二十二家，资本总数为二、二七七万元。到一九〇六年，就已经发展到一百三十六家，资本总数为二、七〇〇万元。其中以棉纺织业的发展最为显著。一八九六年全国纱厂十二家，其中华商七家；共有纱锭四一七、〇〇〇枚，内平商占二五九、〇〇〇枚；织机二、一〇〇架，内华商占一、七五〇架。就当时棉纺织业最发达的上海和江苏来说，一九〇二年上海共有纱厂十七家，纱锭五六五、〇〇〇枚；一九〇八年江苏共有纱厂二十三家，纱锭五八七、〇〇〇枚，织机三、〇六六架，缫丝业的发展也很显著。一八九五年上海共有缫丝厂十二家，一九〇三年增加一倍，丝机八、五二六架；一九〇九年增加到三十五家，丝机一一、〇八五架；一九一一年增加到四十八家，丝机一三、七三八架。此外，面粉、火柴、水泥、烟草、玻璃、机器制造等各种行业都开办起来了。

这些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当然还是很不够的。但是正因为不够，资产阶级就更有发展它的要求，对外国资本的威胁更为敏感，对政治改革的关心也更为迫切。以修铁路为例。中国人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并不认识修铁路是一件多么迫切的事情，这次战争以后，由于外国人的鼓吹和自己的觉悟，懂得了修铁路的重要性。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就开始大规模地修筑铁路。清朝政府早已债台高筑，哪里还有许多钱来修铁路呢？要修铁路就只有借外债。一八九六年清朝政府决定成立铁路总公司，派亲美的大买办盛宣怀为督办盛宣怀主张“借美债，用美匠”来筑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正在中国疯狂地掠夺海港和争夺势力范围，铁路投资更成为它们用来巩固在华势力范围的工具。这个借外债筑路的办法，引起了列强的竞争，也引起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反对。湖南省有个资本家名叫禹之谟，是长沙的商会会长和教育会会长，一九〇〇年参加过唐才常在湖北的起义活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六年在长沙开工厂，和同盟会一派的革命党人有联系，因此，清朝政府在一九〇六年夏天把他逮捕起来弁在一九〇七年初把他绞死了。他就是资产阶级中反对借外债筑路的一个积极的鼓动者，在做商会会长时期如此，在牢里也如此，并且把反对借外债筑路作为他的遗嘱。

这个时期，“收回利权”的呼声响遍全国。江浙人民为争回苏杭甬铁路建筑权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得到胜利，更鼓舞了全国人民。反对借外债开矿也是在当时资产阶级中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山西曾经打些人自动筹集资金，从英国人手里把矿权赎回来。反对借外债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事件，其他各省也曾陆续发生。

在这个时期里面，爱国运动差不多是一触即发的。一九〇四年冬和一九〇五年初，由于反对美国要求续订中美华工条约，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发起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这个运动波及十多个省的大小城市。

中国资产阶级还有一部分是在国外的，这就是华侨资产阶级。华侨资产阶级有很多人是从小商人出身，甚至有的是从工人出身的，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联系比较少。同时因为他们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又受到外国人的歧视，深恨清朝政府的腐畋无能，容易产生革命情绪。

孙中山先生的活动就是从华侨里面开始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但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家庭。他的哥哥早年到檀香山经营畜牧业发了家，他小时候就到那里依靠他哥哥读书，所以他本人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他所建立的兴中会，华侨占会员总数百分之七十八，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八是华侨资产阶级。他后来在沿海各地从事武装起义，也都是靠华侨在经济上给以支持的。

这些现象说明资产阶级确实是要求政洽改革的。但是资产阶级不是唯一的革命阶级。当时资产阶级还很弱小。革命派所以对革命具有信心，主要是因为广大群众的革命化。

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一年间的社会状况反映出外国资本侵入中国的严重后杲。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原是很低的。但是在外国资本侵入中国以前，不少人还可以勉强地用各种方法来维持生活。例如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民，很久以来，都是男耕女织，兼营副业或手工业，在封建统治下过着十分低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在鸦片战争以后一、二十年间，外国人还为上海和广州附近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普遍而感到震惊。可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农村出产的土布就开始为廉价倾销的洋货所代替。其他如丝织品和瓷器本来都在出口货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时却都因出口的减缩和入口的增加而衰落下去。这样，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活路少了，同时清朝政府的捐税和地主的剥削反而加重，他们的生活自然更为困苦了。所以在这个时期以“抗捐”“抗税”“抢米”一类口号发动起来的农民暴动，一年年有加无已。从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〇年，仅长江中下游所发生的“抢米”、“抗捐”事件，就有八十多起。一九一〇年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和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参加的群众都有几万人。

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屮国工人阶级的力最也逐渐壮大起来，中国工人阶级很早就参加过革命斗争。一九〇六年安源煤矿工人六千佘人参加了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举行的起义。一九一一年川汉铁路筑路工人举行起义来响应资产阶级反对清朝政府的“铁路国有”运动。此外，工人为改善本身生活条件曾进行过多次罢工斗争。

这个大动荡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日趋瓦解。在这个大动荡中，不仅许多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起来反抗，而且也冇不少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分子表现不安，想寻求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出路。出路在哪里呢？当时封建主义已经毫无出路了。要找出路只能跟着资产阶级跑。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卷入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不是变成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就是变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信徒。

正是由子全国人民口益明显地倾向子革命，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才先后出现了一些地方性的、小规模的革命团体。这些团体是由小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和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分子组成的，成分不一，但都是反对清朝统治的。一九〇五年，这些地方性的小团体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联盟，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同盟会的纲领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除了推翻清朝政府以外，还主张建立民国，并且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建议，增加了一条平均地权。这个纲领就是辛亥革命的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