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闻，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事业。
从1974年开始，二十多年的新闻职业生涯，正是我人生路上最执着、最投入、最忘我，也是最成功的一段里程。当然，所付出的代价也最昂贵。因为我突然发现了自己人生路上的两大憾事，既没有对父母尽孝，也没有安排好个人生活。仔细想想，虽然不是有意要放弃什么，但是对事业的狂热，使我忽略了家庭。
为什么对事业会这般忘情？因为新闻是一个施展才干、释放热情的高尚职业吗？原因一言难尽，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新闻的吸引力，或者说是在寻找新闻过程中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不掺杂任何人际关系和名利思想、一心一意干事业的单纯感、成就感、好心情。现在想想，都觉得那么可贵。后来，有了点名气和地位，引人注目了，工作反倒不那么简单了，有许多问题烦扰，有许多关系要挣脱，干事业难以一往无前了。
二
整理过去的新闻作品，同时整理这美好的回忆，有些难以割舍，由此萌生了结集的想法。
三十多年，三百多万字，细细检索，感到最有品位、新闻性最强的还是入选的这百余篇作品，尤其是那些曾经获得全国和省级好新闻奖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不足三十万字，只占所发表新闻作品的十分之一，但是，每每看到它们，为之奋斗的身影便会跃然眼前。难道这就是我美好人生的轨迹吗？我不知道。
当年，从众多社会现象中挖掘新闻线索；现在，从大量新闻作品里寻找新闻感觉，我才发现新闻竟是那么震撼、那么美！
像当年一样，我发现最耐人寻味的还是这些社会问题报道。二十几个基层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凭借权势赊账吃大户，把一个刚刚盈利万元的个体饭店吃得负债四五万元。在报道事实的同时，我提笔写了评论《这是一笔什么债》，指出：他们赊欠的是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务，那是一笔政策和法纪观念债，它严重刺伤了个体户的心！记得当时报社总编辑十分支持这组报道，破天荒地在一版连续让欠债者亮相，逐笔点名道姓地报道其还债情况，使这些政府官员颜面扫地，报道可谓淋漓尽致。省政府各相关部门也纷纷下发文件予以批评管束，各基层组织和个体户也都把我的报道当成“文件”学习讨论，举一反三，不仅使相关政策更加深入人心，也促使一些疑难问题得以迅速解决。一时间，这组报道轰动了全省。
轰动全省的报道，那几年，竟然每年我都有几篇。
见闻《双城设卡勒索进省菜车》。目睹双城市一些执法人员在进省城的公路上强行扣押菜车收费，我亮出了省报记者证。只见刚刚还对司机横眉立目的“执法”者，此时脸上挤出了不自然的笑容，收钱的手顿时也颤抖不停。
老百姓说这是“仗势欺人”，记者说他们是“执法犯法”。这些市场经济的“怪现象”，如今仍不失为最抢手、最震撼、最有新闻价值的新闻。
能有机会在省报上为市场经济发展加油，为勤劳善良的劳动者说话，记者感到十分欣慰。
通讯《“小八”出生前后的风波》。这是一组坎坷中伴着风险的报道，当地干部、职工和群众无不欢迎记者前去采访，可是当事人的长子却在准备炸药要轰走记者。作为一个主管职工教育的干部，竟然一口气生了八个孩子，还把“小八”当作长子的儿子落户。对此“奇闻”，不仅党纪国法难容，老百姓也不能理解，记者想不冒险采访都不行。可以说，这在全国也是数得上的新闻了。因此，一时间竟有许多国家级媒体来信向记者约稿。
消息《区长深陷会海》。由于长时间在新闻事件中摸爬滚打，磨砺了敏锐的新闻触觉，突然发现哈尔滨市六大行政区的区长比谁都忙，采访找不到，预约安排难，更不用说让他们深入基层见百姓了。
他们在忙什么？他们在忙开会。
六天之内六位区长必须参加的2小时以上会议就有53个，而且多是会中套会，这个会还没散就得去赶那个会，何况会外还有一堆文件等着批阅。结果，仅“文山会海”就把他们逼成了“官僚”。
此报道一发出，立即有反响，搬“文山”、填“会海”被列入日程，市政府下了狠茬子：“预告”结合“监督”，每月全市性会议（含活动）锐减到五个。
特写《不能愧对农民》。那是在安徽省的六安市，那是一个屡出革命将领的红色山区。然而几十年过去，先烈们的后人却还在过着刚能填饱肚子的日子。
虽然天灾不可避免，但是人患却不能原谅。中央的政策不落实，村干部变着花样克扣农民，对此地方政府责无旁贷。可是农民不知情，还打心眼里感谢政府让自己有了饭吃。多么有担当、知感恩、厚道而又本分的农民啊！
此情此景，令记者心里十分酸楚，一路上思绪万千，全部报道瞬间凝结成一句话：不能愧对农民！
……
这类报道多了，记者的名气也就大了，仅省长和市长立即在当天报纸上批示的就有十几篇。那些年，还不断有人来报社点名找我，要求帮助落实中央政策，为其鸣冤诉苦。
当然，在所有报道中，还是正面的居多。不仅因为新闻报道的需要，也因为记者有着一颗善良的心灵，更喜欢真善美。尤其是那些报告文学（见《文学卷》）、通讯和人物特写。
报告文学《登上6250》。主人公赵宝安，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竟然千方百计研制出世界一流水平的数字组合磁头，而且还在不同档次上一再为祖国添补空白。
那时，“文革”余孽未除，科技不受重视，搞科研没人支持，研制条件又十分简陋，作为科技人员的赵宝安唯有心智未泯，他一心要登上6250。记录密度从556到800，又攻下1600，直逼顶峰6250，这一路他仅仅用了十几年时间。十几年，赵宝安就让祖国赶上了美欧诸国的三十年。
采写这样的事迹，书写这样的人物，感动接着感动，激情追逐激情，新闻感觉油然而生。似乎不用记录，也不必苦心琢磨，文字便汩汩涌动，文章自然成形。进行这样的采访报道，如食甘蜜，如览太空，连记者自己都觉得瞬间成长了不少。
《放羊娃的思考》中那位率先拿下重大环保课题的杨永林，《激流勇进》中那位锐意金融改革、助推农民致富的行长王祥，《在希望中》的那些曾经几度游离于希望之外又重新找回希望的文学青年，还有《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国际知名学者叶嘉莹先生，等等，都以其特有的魅力跃然纸上，都以其巨大的精神能量长存记者心中，伴随记者阔步行进在美丽的人生路上。
还有关于日趋活跃的金融市场、关于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造、关于省城节日市场供应的，等等。那么多重要的新闻，那么多快慰的报道，都吸引记者一路狂奔，乐此不疲。财、税、银、商、粮、供，六大财经战线，既是记者负责报道的领域，也是国民经济的核心。那些年，天天采写这些重要的财经新闻，上知省府号令，下闻百姓心声，记者如同身处社会生活舞台的中心一样，离国民经济很近、很清晰，似乎时时都能感受到社会发展的脉动，不仅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更明白自己在写什么，如数家珍。当然其中也不乏官样文章，如：政要新闻、会议消息等都带有浓厚的“任务”色彩，因为记者责无旁贷。
还有那篇记者述评《信贷管理的一场革命》。银行信贷工作专业性很强，当时记者负责对中央媒体供稿，报道既要说明白，又不能太“业务”，分寸难掌握。但是经过飞奔到广东实地采访，记者被这场变革中的人和事深深打动了。竟然像写那些熟悉的领域一样，不仅迅速写出了报道，而且还边述、边评，简洁生动，得到了许多权威人士的赞许，《经济日版》、《金融时报》等专业媒体也都拿去刊发在重要位置上。
那个年代，“提笔就兴奋，文思如水流”，这似乎已经不仅仅是人们的赞誉了。的确，记者一提起笔来，就进入一种完全忘我的状态，忘了时间，忘了吃饭，忘了疲劳，甚至忘记自己是在做什么。心无旁骛，似乎只有停下笔来才能回到现实中，才觉得腰酸腿痛了。
有了极为敏感的新闻触觉，加之天性勤奋，那时候总能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挖到新闻。甚至常常能发现一连串的新闻题材，刚刚见报一篇，手里又写着一篇，包里还背着一篇采访记录。那时最多一个月竟连续发稿二十多篇，而且大多是要闻版的重头报道……那感觉真好！
记得有一天晚上5点半钟，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一结束，我便马上赶回报社写第二天要见报的头题。22点钟交稿签字，回宿舍的路上买了一个面包边走边啃。“咕咚！”一声滑倒了，后脑勺重重地磕在坚硬的冰上，也不觉得疼，站立来揉一揉，心里竟还美滋滋的……
就这样，几十年下来，总是忙得不亦乐乎。有时，我甚至想：自己是否生来就该干新闻？
三
翻阅已经发表过的这些报道，整理几十年的思路和行程，感触最深的总是离不开“新闻”二字。
有人说“新闻”贵在“新”字上。不错，但“新”并不单指时间。在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各个阶段、各个层面上，“新闻”都会不断推陈出“新”。
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十年前记者就曾做过若干报道，十年后竟还是新闻！
制止“三乱”，打击假冒伪劣，防止偷税漏税；强化市场营销，搞活城乡流通，支持贸工农一体化发展；推动企业转制，夯实乡镇企业根基，大力扶持民营和私营经济成长，等等，近三十多年中这些新闻也都层出不穷。
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三十年只是历史的一瞬，是社会发展这条长河溅出的一滴水。许多经济现象会反复出现，被反复认知，反复报道，由此也展示了市场经济起伏跌宕的发育过程。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像黄河、像长江，虽蜿蜒，虽曲折，但总是一波未平，一波新浪又起，终究滚滚向前！
在追寻新闻的漫漫征途上，为了磨砺富于感召力的新闻创意，我还曾尝试在新闻与文学体裁之间打了几个“擦边球”，我惊喜地看到：新闻鲜活了起来。
三十多年来，数千个日夜，没有八小时内外，没有年节假日，没有家庭和自我，常常白天采访，深夜交稿，睡觉时来了灵感也不忘提笔。那时，连偶尔回乡探望老母亲都成了奢望。就这样，在对新闻的追寻中，我消耗着全部思绪和心血，难说是为了什么。
回忆已经走过的六十多年人生里程，读书占去了十九年时光，是“文革”中断了我的校园生活，给我增添了四年“兵团战士”的经历，那是在兴凯湖畔。此后，还有机会就读了社科院新闻硕士研究生班。这些，都曾不断地为我火热的新闻生涯助燃。
后来，虽然承担了组织领导责任，需要拿出很多时间策划重要报道，组织采编工作，审阅稿件，但是激情未减，一有机会便带着年轻记者出去采写重大报道。尤其调京之后，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新闻报道的组织领导工作，其间还曾受托全面改革报纸。自己也是满怀期望和信心，从版面设置、采编思想到出版流程等，对整个报纸进行了全方位改革。那年，不仅热情奔放地彻底改变了报纸的整体形象，使之更具新闻性，还培训了一批年轻的编辑记者，很受赞誉。改革成果被人窃取上报领导邀功，我竟然没有察觉，得知后也并未介意，因为我一心只想办出一张一流的报纸。与此同时，自己采写的报道、评论不仅比之前还多，而且分量也都更重了，几乎包揽了要闻版所有的重头报道和评论。因为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自己的名字，后来很多报道干脆不署名了。再后来，又被调去机关专司对中央媒体的新闻报道工作，策划多了，为社会主流媒体提供新闻稿件的责任大了，但是那股执着的新闻激情和活力依然如故，一有机会就提笔采写，五年当中年均在中央媒体发稿百余篇，也受到中央一些媒体的嘉奖，仍然是个好记者。
……
如今，已过知天命、认天命之年。但是，如果重新来过，我仍愿回归新闻圈。
（此文为1998年2月作者的新闻作品选《里程》的序言，这里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