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作为一名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学者，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政府及其行为的发展变化，尤其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而且在此方面也投入了很大的心力去探究。应该说，尽管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改革本身所引起的可喜变化和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变化和成效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等因素的深刻影响，我国政府在职能上的最大特点是“全能政府”。一方面，基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一统政府管理模式，我国政府在职能定位上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所有领域，相应地，政府的政治（行政）责任也无限扩大。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公共资源的相对有限性，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短缺经济”的长期存在，政府显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很好地履行自身设定的职责。这既导致了很多的社会经济问题，也使转变政府职能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历次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然而，1978年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政府职能的中心发生了位移，但全能政府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形成的“唯GDP主义”也导致政府工作出现了“重管理、轻服务，重经济、轻社会”的局面，尤其是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影响了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内在均衡，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给社会的和谐造成了严重威胁。
在此背景下，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也就成为新形势下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2003年9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干部专题研究班的讲话中指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四项主要职能”，“非典疫情的发生和蔓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加重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2004年2月，温家宝总理又强调指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职能”，而所谓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特别是“服务型政府”概念的正式提出，预示着“公共服务”将成为我国政府的核心职能及其转变的基本方向。而最新见证这一发展方向的便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及其研究热潮在近年来的兴起。
党的十六大以来，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问题不仅进入了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而且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从地方来看，全国各地纷纷提出要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在政府财政投入、公共文化设施兴建、服务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而在研究领域，学界近年在公共文化产品的基本概念、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主体、公共文化财政及投入方式、公共文化管理运作机制、相关文化法律法规、公共文化绩效管理与评估等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探讨，大量的研究论著也相继出版。
从某种意义上说，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由毛少莹等人编撰的《公共文化服务概论》，就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与研究热潮兴起的一个缩影和标志。
作为文化部 “全国基层文化队伍培训教材” 之一，该书是在全国加快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背景下，基于文化部培训全国24万县乡专职文化队伍和360多万业余文化队伍的现实需求而编写的。作为培训教材，它当然首先以知识普及为主要目标，但该书的追求显然不止于此。书中既对国内外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客观的描述，也对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深入的探讨，既有效借鉴了已有的理论资源，也有相当程度的理论创新，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使该书体现出典型公共管理著作的内在特色。
我一直认为，美国在过去一百多年来之所以能引领世界发展之潮流，并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众多领域执世界之牛耳，原因固然很多，但其先进、高效的公共管理体系，则是其主因之一。而美国公共管理的发达，除了基于其独特的政治制度和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现实主义取向而形成的公共管理实践，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较高的公共管理研究水平。事实上，研究领域与实务领域的密切互动和相得益彰，不仅使公共管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20世纪初的美国，而且助推美国此后引领了国际公共管理发展的潮流。这无疑给我们带来了积极的启示。
对于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而言，火热的实践同样紧迫地需要理论的支撑和理论的创新。在这方面，本书显然是个新的理论尝试：作为培训教材，其读者对象主要是在基层从事具体公共文化服务的一线工作人员，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使其在工作中产生的困惑能得到理论的解答，这是该书的实践意义；作为理论著作，其理论分析框架既基于已有的相关理论，但又努力从有中国特色的实践中探讨新的理论可能空间，这是该书的理论意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力图将公共文化服务问题的探讨纳入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研究视域，特别是，书中对公共文化政策的论述，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不足（国内相关学者关注得更多的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公共政策，而对文化领域的公共政策关注较少），而且有助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形成。其中的相关论述，对我来说是既熟悉又新鲜的。因此，阅读该书，于我也是一个获取新知识、新信息的学习过程。
此外，值得提及的是，这本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培训教材主要由深圳学者来完成，并不是偶然的。作为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在改革开放中有着公认的创新性改革和前瞻性实践，这不仅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等领域，也体现在文化领域，比如其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模式和经验在全国就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简单说来，其最大特点就是实践推进和理论探索的紧密结合。我记得在七八年前，由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完成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一书正式出版，并召开了一个理论研讨会，我作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专家受邀出席，认识了包括少莹在内的很多文化界尤其是深圳文化界的朋友，也对该书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如今，几年过去，由少莹等人编写的《公共文化服务概论》在理论与实践探索上又更进了一步，并即将交付出版，实在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作为本书编撰的主持者，少莹认为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离公共管理更近，这一点与我的看法颇为相似，也许正因为如此，她希望我为本书作序。她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感染了我，让我难以推辞；而更触动我的则是她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始终保持的文化情怀，她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从文化产业热适度转向公共文化服务热，是我国从单一的经济发展观，向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转变的一个缩影。公共文化服务问题一经提出，一定程度上就质疑着‘唯GDP’的发展观、‘平衡’着‘社会运动式’的文化创意产业热，将人们的目光从‘文化是好生意’‘文化是新经济增长点’的经济关怀上部分地拉回来，拉回到去切实地考虑如何满足每个公民阅读、审美、休闲、娱乐等基本精神需求，去营造社区和谐融洽的日常生活氛围，尤其是去关注弱势群体的基本文化权利，去形成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去追寻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简而言之，拉回文化关怀本身，对共同价值的认同、对非功利的审美与娱乐需求的正视、对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关注等。当然，这中间的关键，是对掌控着公共资源的政府，其文化管理职能与服务职责的重新审视与正确定位。”她的这番话语和观点，正式道出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管理价值特性!
是为序。
丁煌
记于武汉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