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世纪哲学的风云变幻，从关注于“认识如何可能”到“语言表达的如何可能”这一哲学基础的根本变化，哲学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形态的“分析时代”，这使得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深深地铭刻着“语言”的烙印。从胡塞尔（E.Husserl）为拯救欧洲科学的危机而创建的以探索存在和意识现象为主要内容的现象学，到伽达默尔（H.Gadamer）用现象学方法寻求语言理解的诠释学（hermeneutics），从以科学为模式重建哲学基础的逻辑经验主义，到试图通过分析语言结构来揭示人类文化结构的结构主义，尽管这些哲学流派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处于对立状态，但它们都表现出对语言的强烈兴趣，将语言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运用于各自哲学理论的构造当中。即便是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通过对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取代了传统的逻辑的、思辨的研究，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使分析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所有这些不仅没有使哲学走入上世纪末哲学家所担忧的穷途末路，相反，西方哲学在这个世纪的蓬勃生长，恰恰向世人表明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随着历史而消亡的只能是某个具体的哲学理论或理念，而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哲学就不会真正走向消亡，因为人类就是需要哲学来填补的理性动物。”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哲学家看来，唯有真正的语言研究而不是那种希冀通过语言寻求某种心灵结构的研究，才无须任何被可能接受或提出的基础”[1]。

概括起来讲，这样一种哲学范式的转变具有非常显著的时代特征和哲学意义。而定向于语言分析方法的研究，则为理解和把握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这一演变的历史进程、趋势定位和理性重建的模型及其各种特征提供了最清晰的脉络。其基本特征就是哲学的语言学化和语言的哲学化。一方面，哲学的后形而上学发展要求在语言中寻求它的具体应用层面，引入语言分析手段以丰富自身的方法论特征；另一方面，语言在摆脱了单纯的工具媒介特质后趋向于抽象和理性，试图在哲学基础上奠立自身的实在或本体地位。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发生于20世纪前半期，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卡尔纳普（R.Carnap）等哲学家使用语言语形分析手段解决哲学问题，形成语义哲学；二是“语用学转向”（pragmatic turn），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奥斯汀（J.Austin）、塞尔（J.Searle）等哲学家借用语用学的成果来构筑哲学对话的新平台，形成语用哲学；三是“认知转向”（cognitive turn），发生于20世纪末期，植根于语用学对讲话者意向性、心理的关注来解决科学认知问题，形成认知哲学。[2]语言分析，特别是语用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语用学转向”以来形成的语用思维，成为哲学研究的新的出发点和生长点，它既总结了“语言学转向”的合理成就和经验教训，又为“认知转向”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此外，语言哲学和语言分析方法富有生命力的发展还表现在20世纪哲学理性的一系列“转向”上，这就是以“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解释学转向”（interpretive turn）和“修辞学转向”（rhetorical turn）为背景，对科学实在论和科学哲学的生成和发展进行了新的理解和构建，“三大转向”为理解和把握科学实在论和科学哲学演变的历史进程、趋势定位和理性重建的模型及其各种特征提供了最清晰、最本质的脉络。具体而言，语言学转向“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核心的分析哲学的广泛运动，试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逻辑分析，去把握隐含在语词背后的经验意义，从而推崇科学主义的极端观念和形式理性的绝对权威。语言学转向，作为一种运动对20世纪科学哲学的长期影响及其最终的衰落，播下了科学实在论全面复兴的星火”[3]。解释学转向的宗旨“就是要把人类的行为、科学、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本文来阅读，强调作为对话的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协调和互补，从而在一切本文的社会性意义上超越语言学转向的狭隘性和片面性。解释学转向作为一种运动，它的深入发展，在更广阔的时间序列和社会空间上影响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修辞学转向的目的“是要把科学修辞作为一种确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充分地揭示科学论述的修辞学特征，从而在科学论述的境遇、选择、分析、操作、发明和讲演中，给出战略性的心理定位和更广阔的语言创造的可能空间。这一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兴起，促使科学实在论者们更进一步排除存在于理性与非理性、语言的形式结构和心理的意向结构、逻辑的证明力与论述的说服力、静态的规范标准与动态的交流评价之间的僵化界限，进一步消解单纯本体论立场的独断性，强调心理重建和语言重建的统一”[4]。尽管在其理论特征和动因上，这些“转向”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但它们无一不是以“语言”为基本定位和出发点，试图通过语言的研究来寻求科学哲学甚至整个哲学的发展趋势和演变特征。

通过对“三大转向”基本理论和特征的分析，以及在求解具体的科学实在论和科学哲学难题上的应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凸显于20世纪哲学演变中的各种语言分析手段和方法统一起来，或者说，如何集20世纪哲学发展中的“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的合理成就，创立一个系统的、完备的语言分析方法的理论体系？在此方面，“语境”（context）的方法论立场逐渐凸显出来，以语境作为研究的视角审视20世纪哲学发展中语言分析的方法论特征，目的就是要将语境构建为哲学或科学哲学理论未来发展的基点和生长点。因为，“当我们面向21世纪的发展去回顾20世纪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历程时就会感到，它们在本世纪哲学运动的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及修辞学转向的过程中，提出、解决和涉及的一系列理论难题，都在一定意义上与语境问题本质地相关。因此，我们提出语境实在论的概念，试图从语形、语义与语用的统一上去阐释重构语境概念的必然性、语境的本体论性和动态的结构规定性，说明语境的实在论的本质意义”。这就是说，“从语言转向、修辞转向和解释转向的本质一致性上，从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结合上，去探讨面向21世纪的哲学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但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基底或核心去统一它们，去推进这一趋势呢？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但有一点我们认为是明确的，那就是把语境（context）作为语形、语义和语用结合的基础，从而在语境的基底上去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语言哲学的大厦，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趋向”[5]。 因为理论实体的意义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实现的，不同的本体论态度是与不同的语境观相关联的，“人们在不同的语境中确立自身对象的本体论性，语境不同，定义实体的意义就不同；反之，实体的意义不同，其本体论性就可能不同。语境在自然而又生动的人类语言活动中有着不可磨灭的本体论性”[6]。这意味着，将语境本体论化，其目的就是要克服逻辑语形和逻辑语义分析的片面性，从而合理地处理语言使用当中所涉及的心理意向、命题态度、心理表征等非逻辑的或语用的问题，进而把外在的指称和内在的意向关联起来，扩展语言分析的界域。可以说，作为一种具有本体论性的语境实在的提出，不仅为语言的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方法的融合提供了可能，而且为整个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十分经济的基础。

对“语境”观念的这一认识也是我们近年来强烈地关注“科学修辞学”理论研究的直接动因之一。当我们用“语境”思想来整理20世纪科学哲学发展历程的时候，不难发现，“逻辑实证主义侧重于符号化系统的形式语境，历史主义强调了整体解释的社会语境，而具有后现代趋向的后历史主义则注重了修辞语境。”从语言分析的角度讲，“形式语境是必然要与语义相关的，没有语义分析的形式语境是空洞的；而语义分析必然要涉及社会语境，否则，它是狭隘的和不可通约的。社会语境的目的不能不是促进科学的发明与创造，而这一目的的实现必然要通过修辞语境的具体化来得以完成和展开，所以没有修辞语境的现实化，社会语境是盲目的。修辞语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语用分析的情景化、具体化和现实化，它是以特定的语形语境的背景和社会语境的背景为基础的，否则，它就不可能真正地生成。所以，没有形式语境就没有科学的表征，没有社会语境就没有科学的评价，而没有修辞语境就没有科学的发明。所以，对于科学修辞学的研究，不能是孤立的，它必然是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是形式语境、社会语境与修辞语境的结合”[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修辞学的研究在科学哲学中获得了自身特殊的价值，因为从修辞学的角度上可以映射出整个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本质、特征和意义，把复杂的科学哲学的宏观问题微观化，使科学哲学的论题更集中、更突出和更鲜明，进而削弱单纯本体论立场的片面决定性和独断性，从科学发明的创造性实践的界面去展示科学认识论的价值，从而进一步推进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融合和渗透。[8]

这也正如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R.Rorty）所说，修辞学转向是人类理智运动的第三次转向，构成了社会科学与科学哲学重新建构探索的最新运动。但问题是，随着从语境角度对科学修辞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语言语用学可能是解决修辞学难题的最有前途的方式”[9]。 因为在任何一个科学的语境中，语言学语境强调的是语形和语义，诠释学语境突出的是叙述和解读，而修辞学语境侧重的是劝导和发明，这就需要在具体的语言使用的语境中，通过对话和交流，超越科学家的语词的文字意义去理解信念意义，超越科学文本的意义去把握语用的推论，所以，修辞学和语用学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特征，修辞学的认识论重建需要语用学发展的支持，并且只有通过语用分析方法的扩张，才能使修辞学的理论完备起来，并在科学的实践中获得自身目标的实现。用语言语用学来解决修辞学难题，成为最有前途的方式和科学修辞学研究的最新趋势。

这样，从最初“三大转向”的理论建构到科学实在论和科学哲学问题的具体实践，从语境实在论的提出到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方法的融合，从科学修辞学的认识论重建到科学语用学的元理论构筑，在研究方法、内容和视角等方面都试图具有新颖性和开拓性的“语言分析方法与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便战略性地形成了。而基于此种研究思路，这些年来，笔者已经完成了一系列学术工作，其中包括：在导师郭贵春先生指导下，写作完成《哲学对话的新平台：科学语用学的元理论研究》博士论文（获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并作为专著正式出版[10]；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了35篇学术论文，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分别为《论语用学转向及其意义》（2003年第3期）和《经验知识、心灵图景与自然主义》（2013年第5期）；在《哲学研究》发表了四篇相关论文，分别为《论指称理论的后现代演变》（1998年第4期），《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变——论后分析哲学视野中的“语用学转向”》（2002年第7期），《语境主义世界观的特征》（2006年第5期），《重审心灵与世界——论麦克道尔解读塞拉斯的哲学思路及其意义》（2011年第1期）；此外，笔者在该方向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1项，其他各类项目8项。

这些研究工作及成果的发表，目的就是想把我们在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方面的研究提高和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和层次上，能够寻求与国外相关领域专家进行有效交流的基点，同时也为在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一些先在的理论背景和坚实的知识基础。本书“语言分析方法与当代科学哲学”既是我们的科学哲学思想和语境论观念在语言哲学领域内的反映，更是整个思想体系构建的必然走向和结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本书以“语言分析方法”为主题，以语言分析方法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为目标，以语言分析方法为视角，对哲学实践和科学难题进行重新求解，对科学哲学发展和演变的方向进行把握，才具有了在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意义。此外，也应该看到，正是对语言问题的共同关注，使得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或对抗情绪的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诠释学与分析哲学在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走向沟通与融合，语言分析方法为它们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基本的平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语言哲学是20世纪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融合的桥梁，而语言分析方法则构成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融合的当代形式。所以，上面所述既是本书的写作主旨和基本定位，也是写作本书过程中所走过的思想历程。

综上所述，本书正是立足于20世纪语言哲学的发展趋势，揭示出语言分析方法的语形、语义和语用维度，并分别提炼为逻辑—语形分析、本体论—语义分析、认识论—语用分析，试图提出一个哲学对话和沟通新平台，来重新审视和求解科学哲学的难题。这对于理解和把握哲学的发展路径，促进哲学、逻辑和语言学研究的统一，解决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融合难题，以及探究哲学方法论的演变和哲学思维的演进，并深度介入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相关哲学争论，都具有一定的基础意义和理论价值。

基于这样的思路，对本书所具体涉及的内容有必要做如下说明：

绪论部分是全书写作的基本思路、主旨和提纲，澄清了一些基本概念和观点，提供了一些正文中没有涉及的背景知识、研究和写作思路等，立足于20世纪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发展，系统地阐明了本书选题的目的及其价值、意义。作为全书内容的简介，这一部分为我们勾勒出了此项研究的整体框架。

第一章：语言学转向与科学哲学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是一个“语言学对哲学进行改造”的世纪，语言学的烙印普遍存在于哲学的各个领域当中。语言本身所独具的“媒介”和“实在”的双面特征，使语言分析方法能够在对象世界和心理意识之间建构起直接的桥梁，既消除了“形而上学”的空洞思辨和烦琐论证的哲学病，又为哲学走向语言、知识和科学形成的人类生活实践语境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可能。对此，尤尔根·哈贝马斯（J.Habermas）深有感触地讲道：“使我们从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按其本质能够认识的唯一事实：语言。随着语言结构[的形成]，我们进入了独立判断。随着第一个语句[的形成]，一种普遍的和非强制的共识的意向明确地说了出来。独立判断是我们在哲学传统的意义上能掌握的唯一理念。”[11]

因此，在本书中，我们首先对“语言学转向”的动因、特征和意义做具体分析。语言分析方法作为哲学语言学转向的产物，它是语言哲学自身凝练出的方法论体系。而从语言哲学的层面来看，“语言学转向”既是一场在新的基点上探索哲学存在新方式的革命，也由于形式理性的极端迷信和科学主义的神话而日益成为阻碍科学进步的因素，使得“语言学转向”及其产生的一系列结果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挑战，但这也客观上为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和语言分析方法的演进提供了契机。这种契机也成为托马斯·库恩（T.Kuhn）后期思想转变的哲学根源，库恩后期思想体现出明显的语言学转向特征，他试图通过语言学化的途径来回应早期思想中诸多无法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这一点是库恩后期整个思想的实质所在，因而，“语言学转向”成为标示库恩后期思想的重要理论特征，这一点对于理解“语言学转向”如何影响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此外，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们从语言学转向和科学研究的实际出发，明确指出，在所有科学领域（不仅包括传统认识上的自然科学，而且涵盖了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领域），科学研究都涉及语言的表述、解释、修辞等语言使用的问题，尤其是在科学学者化和专门化的今天，对科学文本的理解日益突出起来，有时候甚至比科学研究本身对于社会的作用和大众的影响更为重要，所以，特别有必要从元理论的层面上，对科学共同体所使用的科学语言（scientific language）以及由此形成的陈述、命题和话语给予特别的关注。事实上，科学语言在科学研究中具有特权地位，语言和意义是物质世界进行任何观察的前提条件，这种优先地位使得一种语言的分析在任何科学假设中都是必要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考虑到科学语言的使用、规则和语境，我们如何能够明确地表述那些支配物质、宇宙、社会和时空的种种法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转向以及语言分析方法的产生，不仅是哲学发展和思维演进的必然，而且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章：语言分析方法与语用学转向。无论是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内在的发展趋向，还是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更迭所带来的外在驱动力，都使得语言分析方法向着语用学的方向迈进。实际上，现代符号学的发展为语用学转向和语用分析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因其涉及的是符号过程的结构和功能等问题，所以，随着符号的意义表达和传输对整个符号运行过程中语境的依赖，传统的探讨符号问题的各种方法，包括逻辑的、结构主义的和现象学的方法不再能满足符号学发展的要求，使符号学中的语用维度逐渐地凸显出来。在这一方向上，美国哲学家莫里斯（C.Morris）和卡尔纳普在各自符号科学的构建中认识到并突出了语用学的作用。而德国哲学家阿佩尔（Karl-Otto Apel）则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符号学，通过把符号学与先验哲学结合起来，建构了一种以语言的先天性代替意识的先天性的先验语用学（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12]在这样背景下展开的语用学转向既有其内在的本质合理性，更是语言分析和符号学发展的必然。

此外，探讨语用学及语用思维在语言分析方法中的地位，需要交代特定的语言学背景。这也是本书的基本内容之一。当然，本书在该方面采取的是哲学的写作方式，即关注于语用学理论发展的意义而不是具体的语言学技术和经验的分析。为了澄清语用学的基本含义，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追溯语用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应当说，亚里士多德从正反两方面有效地促进了语用思维在西方哲学中的发展，这之后，延伸出探讨语用学基本含义的四个不同方向，即大陆哲学的、符号学的、形式化的和英美语言学的方向，它们交错地出现于哲学研究的主要传统国家中，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等。但是，寻找语用思维的出现比较容易，而给语用学下一个明确的、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比较困难了，这实际上涉及语用学的对象性问题，这里我们采取了当代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列文森（S.Levinson）的观点。他在其著名的语用学教科书《语用学》中，从语言使用的规则性、功能，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的区别，语用的语境性，与语义学的关系，语言的理解，语言使用者的能力，语用的外延性等不同的角度列举了历史上出现的八种“语用学”的界定方式，为我们做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总结和评述。[13]此外，他还从外延性的角度，对“语用学”研究所涉及的基本域面做了具体分析，认为语用学至少包括对指示词（deixis）、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预设（presupposition）、言语行为（speech act）和会话结构（conversational structure）的研究。[14]在此，我们采用列文森主张的“语用学”的界定和研究范围的观点是因为他的《语用学》既总结了前人的成就，又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标准的范本。国内语言学界对语用学的研究大多依照列文森的模式，比如索振羽的《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姜望琪的《语用学：理论及其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此外，从语言学角度专门研究语用学基本理论的国外著作还有：盖茨达（G.Gazdar）的《语用学：含义，预设和逻辑形式》[15]、利奇（G.Leech）的《语用学原则》[16]、梅伊（J.Mey）的《语用学概论》[17]、余尔（G.Yule）的《语用学》[18]等；国内的著作有：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19]和何兆熊的《语用学概要》[20]等。

事实上，由于莫里斯符号学的语形学（sy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的三元划分，使得所谓的“语用学”实际上只有在与语形学和语义学的比较和对应当中才能体现出本质意义，所以，有必要区别三者的界面问题。我们总结了语言哲学史上从形式的、内在论的和哲学的角度对语用学和语义学进行划界的理论，探讨了“关联理论”的新模式，并对两者划界的意义做了分析。但是对“语用学”和“语形学”的界面问题，本书没有做详细的说明，而只是散见于各章节中，只能留待以后专门进行完整的研究。不过，这里可以提供美国逻辑学家蒙塔古（R.Montague）的思路，在《语用学和内涵逻辑》一文中，蒙塔古批评莫里斯的划分过于模糊，认为“语用学是个在开始时要效法语义学或它的现代形式——模型论，这种理论最早探讨真理性和满足性（在一个模型中或一种解释下）的概念”。因此，他主张可以把语用学的语言处理为由逻辑常项、个体变项、个体常项和算子等符号化的表达式，使“语用学包含在扩展语用学之中，扩展语用学又包含在内涵逻辑之中”。从而，“语用学可以看作内涵逻辑的部分的一阶化归”[21]。可以看出，蒙塔古在此实际上是试图用语形学的方式来处理语用学，把语用学形式化。这一处理方式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尽管我们并不认为蒙塔古的愿望能够实现。

总体上看，本章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对语言分析从语义到语用的转变及其实质的考察，来揭示语言分析方法之“语用学转向”的本质特征和方法论意义。因为，“科学逻辑为科学语用学所取代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22]；德国著名哲学家阿佩尔就把自己的先验语用学的主题定位为“语用学转向”[23]；B.内利基（B.Nerlich）和D.克拉克（D.Clarke）编写的《语言、行为和语境：语用学在欧洲和美国早期的历史，1780—1930》中明确提出20世纪语言哲学的三次转变历程，即语言学转向、语用学转向和认知转向（cognitive turn），认为“语用学转向导致了对行为中的言语和言语中的行为的交流和社会研究的繁增”[24]。除了这些从语言哲学自身发展的轨迹上来研究语用学转向之外，包括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等在内的哲学家也意识到整个哲学发展方向的改变，自觉地使用语用思维来改造传统哲学，比如阿佩尔就讲道：“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25]而哈贝马斯更提出“规范语用学”（formal pragmatics）的思想用以重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甚至专门著文指出罗蒂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了语用学的转向，认为罗蒂的语用学转向是“用成功的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交流模式取代了知识的表征模式”[26]。所以，此方面研究的热烈从另一侧面也透视出研究语用学转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所体现出的学术价值。

在此，特别应当说明的是，我们讨论语用学或科学语用学，并将之视为语言分析方法的核心论题之一，进而使得语言分析方法在科学哲学发展中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甚至可视为解答科学哲学各类难题的重要平台之一，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这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模式和理念的反映。我们认为现代科学语用学的基本理论和思想很多都源于维特根斯坦，这当然除了他所提出的“语言的意义就在于使用”这一著名口号之外，更在于他对哲学本质的理解。在排除寻求建立哲学大厦的“阿基米德点”的可能性后，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活动，是在生活世界中有规则的语言游戏，因此是参与者（包括讲话者和听者）间的对话和交流，而不是单纯的主客体模式，这事实上恢复了苏格拉底式哲学沉思的传统，即在对话中明晰思想、澄清观念，所以，整个哲学史就是在不断寻求这种对话平台或基础的历史。随着旧平台的倒塌，新平台的建立，所有的思想观念，包括语言的、科学的、逻辑的和价值的观念都会随之重新构筑自己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科学语用学构成了“当代思维的基本平台”[27]，它为哲学的对话和辩论提供了很好的场所，各种流派、思潮均可在这一界面上进行有效的交流，而不必顾及各自的边界。因此，提出“科学语用学”这一思维平台，“我们无意于解决基础问题，而只是想强化这样一种观念，即语用学不是一种学说，也不是一种观点和立场，而是不同立场与观点彼此展开论辩，寻求相互说服的场所。语用学所提供的原理与规范无非是使论辩各方能在非强制、无扭曲的情景下达成共识”[28]。另一方面，我们关于“科学语用学”的研究是从基本层次上进行的，就是说，所涉及的是语用学的基本含义、对象、界域，语用学与语义学的界面，语用思维的历史渊源，语用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表现形态等基本问题，当然也有扩展性的研究，即运用语用分析方法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问题进行新的求解。因为随着哲学、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中“语用学转向”（pragmatic turn）的逐步形成，提问方式改变了，求解问题的方式也随之得到了相应的改变。但问题是，往往在尚未搞清基本问题，或不了解其基本内涵的前提下，就片面地使用或滥用语用学的各种观念和思维方式。

“科学语用学”（pragmatics of science）这个术语必须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在我们目前所查阅的国内外关于语用学的资料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译丛》编辑部编写的《英汉哲学术语词典》中明确地有此词条的中英文对译[29]，考虑到编辑该词典的时间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充分说明随着20世纪后半期语用学研究的日益显著，语用学的思维和分析方法正在逐渐向哲学领域渗透和扩张，对这种趋向，当时的中国哲学界已经意识到并在术语的翻译中有所反映。本书以“科学语用学”为研究对象，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就是对科学语言的使用进行研究”，但这样一来，必定存在的一个疑问就是：这岂不成了语言学的研究了吗？确实，在本书中存在许多关于语言学方面的东西，但事实上，语言哲学的研究必须是以语言为基础的，否则，也就不称其为语言哲学了。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哲学的最终形式就是语言学，或者说，哲学的真正目的就是形成特定的语法规则，包括语义的（前期维特根斯坦）和语用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应当看到，把科学语用学界定为“科学语言的哲学研究”，我们是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认识“科学”的，它是一种广义的科学，不仅包括传统认识上的自然科学，而且涵盖了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领域，因为在所有这些领域，科学研究都涉及语言的表述、解释、修辞等语言使用的问题，在科学学者化和专门化的今天，对科学文本的理解日益突出，有时候甚至比科学研究本身对于社会的作用和大众的影响更为重要，所以，特别有必要从元理论的层面上，对科学共同体所使用的科学语言以及由此形成的陈述、命题和话语给予特别的关注。事实上，科学语言在科学研究中具有特权地位，语言和意义是物质世界进行任何观察的前提条件，这种优先地位使得一种语言的分析在任何科学假设中都是必要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考虑到科学语言的使用，它的规则和语境，我们如何能够明确地表述那些支配物质、宇宙、社会和时空的种种法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科学语用学的研究，不仅是哲学发展和思维演进的必然，而且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当然，有必要区别“哲学语用学”和“语言语用学”，前者是哲学研究，后者是语言学研究，“哲学首先是语用学，然而不能说语用学首先就是哲学”[30]，这个界限不能混淆。对于哲学语用学而言，它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用学，它是一种哲学治疗方法，要求返回被传统思维抽象、还原甚至忽略掉的语言游戏的语用维度中，关注的是在何种情景下由谁进行对话和交流的问题，所以，“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31]。而语言语用学则对具体的语言使用进行语用技术的分析，是一种经验语用学。本书正是在哲学语用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语用学”这一概念的，这是一种元语言的语用研究，通过用语用学的观念来看待哲学，进而从哲学的层面上来理解科学命题和陈述的表述与使用，所以，对科学语言使用的元理论研究，也正是哲学语用学的主要领域。另一方面，使用“科学语用学”尚有更进一步的意义，就是希望为将来最终与“科学知识语用学”（pragmatic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的连接奠定基础。“科学知识语用学”这个概念是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提出的，在该书中，利奥塔把他的后现代科学哲学表述为科学知识语用学，针对当代西方后工业社会中科学知识的叙事危机，试图以语用学的方法和观念来重新解释当代的科学危机、社会变异和文化症状，如此一来，就使语用学的思维与整个社会的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连接起来，非常符合我们对语用学研究的进一步目标。[32]

第三章：语言分析方法的语用传统。迄今为止，语言分析和语用学的大部分基本概念和思想都是在语言哲学家的工作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本章从历史的角度，对语言分析方法的语用传统在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发展历程做了具体的系统总结，试图从中发现语用思维演变的不同哲学背景，从而发现不同的表现形态和思维特征。这些分析主要以笛卡尔（R.Descartes）的“认识论转向”之后康德（I.Kant）和洛克（J.Locke）的思想为基点谈起，一直到最近美国实用主义之后的发展，包含了几乎所有对语用思维的发展做出贡献，或者是在其思想中有语用思维的哲学家，当然也包括一些语言学家。应当说明的是，我们在本章中所提到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按照通常的认识，他们的主要思想和观点并不是关于语言分析方法和语用学的。我们以“语用思维”为问题核心将他们组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语用思维”发展史图景，弥补了传统认识上的不足，展示了这些哲学家们许多不太引人注意的思想。

本章的具体写作由于是一种历史性的叙述，所以，我们更多地采用描述的方式，旨在真实地展示和再现历史原貌，而没有加入更多评论，因此，在这里做进一步的引申。通过绪论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语用思维在德国的发展表现出与英国、法国和美国非常不同的风格。在德国，康德把语言视为理性的外在化和异化的唯一工具，因此，对语言的关注和规范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发现理性和道德的那些先验的和最高的原则，这一立场经费希特（J.Fichte）和洪堡（W.Humboldt）等人直到哈贝马斯和阿佩尔都没有改变，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语用学”；而在英美哲学传统中，洛克所培育出来的语用思维则源于对语言的不完全性和私人性这些先天缺陷的治疗，更多地是为了知识和经验的传达而关注于语言的规则和使用技术，包括奥斯汀（John Austin）、塞尔（J.Searle）和实用主义的行为主义语用学都是在这种意义上进行语用思考的，是一种“经验主义语用学”。这就使得“语用思维”或“语用分析方法”在两种传统中表现出相当不同的功效、主题和路向。德国传统研究语用学是为了寻求“知识基础”（foundation of knowledge），或者说是为了寻求知识奠基的策略，是一种“元谈论”，是要从根本意义上解决主体间的对话和交流问题，所以特别地关注语言使用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理解（understanding）这两个重要特征，比如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就是试图“通过对语言的运用所作的具体考察，恢复语言作为‘交往行为’的中介的地位，并建立一种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33]，以作为一种强理想化的普遍预设和行为规则，对个体之行为目的的实现起规范作用，并涵盖所有形式的交流行为，将规则的“规范”和语言的“使用”内在地连接起来，从而“使得理解的实践过程成为可能的普遍前理论的和暗含的知识之重建的一种准先验的分析”[34]，所以，规范语用学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理性（精确地讲，交流理性）的重建；同样，阿佩尔更是直接地把先验哲学与语用学嫁接起来，明确地指出研究的目的：“不仅阐明先验语用学对现代科学的经验的必然性，而且也阐明用先验语用学诸概念来批判地重建康德意义上的‘批判的’先验哲学的必然性。”[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