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一条河，每个人都在河里挣扎着。而命运，又是多么无力的东西，不过是河流里的一个小小漩涡，每一个漩涡互相交缠，每个人都是别人命运的推手。

我逃离城市，回到故乡，是在一个冬天。天空阴郁得如同濒死之鱼的肚皮，惨兮兮地铺在视野里，西风肃杀，吹得枯枝颤抖，几只麻雀在树枝间扑腾，没个着落处。

我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拖着行李箱，缩着脖子，回到了这个久别的村庄。

父亲在路边接我，帮我提箱子，一路都沉默。自打我小学毕业，就被姨妈带离家乡，只回来过一次，那次也行色匆匆。这么多年来，沉默一直是我和父亲之间最好的交流方式。但我看得出，他还是很高兴的，一路上跟人打招呼时，腰杆都挺直了许多。人们都惊奇地看着我，说：“这是舟舟？变了好多！好些年没回来了吧，听说现在在北京坐办公室，干得少、挣得多，出息哩！”

父亲连忙摆手说：“干得也不少，干得也不少。”

这样的寒暄发生了四五次，可见我沉默的父亲平时是怎么跟乡亲们夸我的。但如果他知道我撞见女友劈腿，随后因心不在焉而被公司辞退，生活崩溃，回来之前退掉租房，并且删了所有人的联系方式，不知是否还会保持这份骄傲。

现在，面对这些粗粝的面孔，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每张脸都记得—我是在他们的笑声、吼声、骂声和窃窃私语声中长大的，但现在都叫不出名字，像是一面被时光磨过的玻璃挡在了我们中间。我只能对每一个人笑笑点头。

父亲把我带回了家。记忆中的小平房已经消失了，一栋两层小楼立在我面前，但已经不新了，毕竟在风中挺立了几年，墙皮都有些剥落。楼房前是一块水泥平地，青灰色的，像倒映着此时黯淡的天空。这块平地用来晒稻谷和棉花，夏天的时候，父亲和母亲肯定会把饭桌搬出来，在渐晚的暮色中吃完晚饭。父亲照例会喝上二两黄酒。

厨房就在水泥平地的对面，母亲已经做好了饭，系着被烟熏火燎而显得焦黑的围裙，搓着手，看着我。我已经离开母亲多年，此时有些哽咽。

“回来了。”她说，“来来来，先吃饭。”

吃饭的过程中，父亲一直沉默着，扒几口饭，就一筷子菜，然后抿一口酒。倒是母亲一直在说话，絮絮叨叨着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大伯的儿子退伍后跟几个混混儿一起在街上游手好闲，抢人脖子上的项链被抓了；隔壁家老来得女，但脑子有问题，五岁多了还坐在门前，冲路过的人傻笑，一笑就流口水；老唐家嫁了女儿，结果在喜宴上，新郎嫌老唐给的茶钱少，当时就把桌子给掀了……

“老唐家？”我放下筷子，抬头问道，“是住在村口路旁的那家吗？”

母亲说：“对对，是那家，我还以为你都忘了呢。对了，你以前跟老唐家的丫头经常一起玩，还记得吗？”

我沉默了，扒了一口饭。

“人家现在都结婚三四年了，唉，就是她男人不省心，天天喝酒，一喝酒就吵架，吵架还爱砸东西。电视机砸坏了好几个，前几天把摩托车给踹了，两三千就这么一脚给蹬没了。”母亲唉声叹气，一边说一边低头拨着煤火。

接下来母亲的絮叨我都没有听到，她的声音突然变远了。我匆忙把饭吃完，想去洗碗，母亲拦住了我。

冬天的夜晚来得特别早，不到六点，天就开始暗下来。我从北京回来，奔波了一天，在飞机、火车、大巴和拖拉机上辗转，已经很累了，于是洗漱完就在床上躺下了。

我睡得很早，但入睡之后，一场噩梦找到了我。

梦中，我悬在一条河流之上，河面上有一个漩涡，整个世界都被扭曲了，疯狂地向漩涡涌去。一切都被吞噬了。我缓缓下沉，不管怎么挣扎，也无法停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腿陷在漩涡里，被绞碎，接着是腰、腹、胸膛，最后轮到脑袋……

我猛然惊醒，瞪着黑夜，大声喘息。这个噩梦太过熟悉，同样的场景、同样的过程，总是在午夜潜入脑中。这是故乡给我的烙印，无法抹去。

我摸出手机，才十二点。夜晚风大，窗子呼呼作响，我左右翻转都睡不着，索性爬起来，按开了灯。

白炽灯的光扫开黑暗，照亮了墙角的一个木箱子，上面有些尘土。我想起睡前母亲说，她把我儿时的玩意儿都收在里面了，于是起了兴致，掀开箱盖。

里面的东西少得令人失望—没有玩具，没有记录点滴的笔记本，没有书信，只有几本小学时的课本，还有一个造型奇特的物件，顶部是浑圆的金属，下部是方形晶体，中间无缝接合。可能是小时候捡的废品吧，但我拿着它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它是如何来的了，便丢在一边。我接着翻了翻，兴味索然，刚要关上，突然看到课本底下压着几张光碟，上面有看起来很淡但依稀看得出的清秀字迹，是“哆啦A梦”。

长夜漫漫，恰好我带回来的笔记本电脑有内置光驱，我索性拿出电脑，接上电源，把这几张碟片擦干净，放进了光驱中。

“每天过的都一样，偶尔会突发奇想，只要有了哆啦A梦，欢笑就无限延长……”熟悉的旋律在这间小小的、冷清的屋子里响起，我吓了一跳，连忙调低声音。屏幕上的画面很模糊，噪点密密麻麻，偶尔还出现因碟面磨损导致的蓝色条纹。

机器猫张开了嘴，舌头上坐着另一只机器猫，它也张开了嘴，里面还有一只机器猫……

我偎在床头，电脑放在被子上，看着大雄和机器猫在久远的画面里蹦来蹦去，而静香，这个漂亮的女孩也加入了他们的冒险。碟片容量小，一张碟只有五集，三十多分钟。看完后，光驱停止转动，画面满是蓝色，我一直浑浑噩噩的脑袋却在此时清冷的空气里清醒起来。

“哆啦A梦，哆啦A梦，哆啦A梦。”

这四个音节，如同咒语，一经念起，脑子里满是涌现出的回忆。

在能够看到《哆啦A梦》之前，我的童年乏味而无趣。

在很多人的回忆里，尤其是关于乡村的回忆，童年都是充满了乐趣的—他们无忧无虑，晃晃荡荡地穿过盛夏炙热的阳光，在湖边钓龙虾，在门前打弹珠，在河里游泳……他们一边回忆一边微笑。但在当时，没有一个孩子是真正享受这种生活的，童年缓慢得就像一只烈日暴晒下的蜗牛，永远到不了夏天的尽头。他们都希望快快长大，逃离黏稠的童年，一如如今他们希望逃离空乏的现状。

尤其是我。

我从小就不合群。上树下河，偷瓜钓虾，这些我都不喜欢。别的男孩子在操场上拿着竹竿，喊打喊杀互相追逐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游荡在田野间，有时穿过金黄的油菜花地，有时拂过一朵朵雪白的棉花，有时涉过被风吹得麦涛滚滚的稻田。

我经常走着走着就遇到了在田里干活儿的父母，他们对我这种漫无目的的、阴气森森的游荡感到忧虑，呵斥我回家去找邻居小孩们玩。我答应了，却走得更远。

这种游荡一直到村子西边的杨方伟家买了VCD放映机为止。杨方伟的爸爸杨瘸子是开酒厂的，在白酒里兑了水卖给村里人，挣了钱，就给儿子买了这个。而那时，村里有电视机的都是少数，即使有，也都是右上方有两个旋钮的那种老式电视机，加上信号不好，只能收到几个地方台。但杨方伟家里则是VCD配上大彩电，加上偶尔从镇上租的电影碟片，一下子成了村里最时髦的存在。

每个傍晚，附近老老少少都来到杨方伟家的院子里，大声喊着要看电影。杨瘸子开始没理，但人们的精力是充足的，一直喊到半夜，他连跟媳妇亲热都不成。没办法，他只能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把彩电和VCD搬出来，接好线，放上一部电影。

院子里挤满了人，自带椅子或板凳，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屏幕。人一挤就热，蚊子又多，但人们硬是一直忍到电影播完才散开。

杨瘸子每个星期天去镇上送酒，也就顺便换下一批碟片，因此每个星期天大家都知道有新电影看，人来得最多。但有一次，他把杨方伟带过去了，杨方伟在租碟店里转了半天，看到店里有新货，选了十张封面上印有圆头圆脑机器猫的。

那个星期天，人们都来了，但是画面里蹦出的不再是熟悉的少林寺众僧，而是色彩鲜艳的动画，他们都抱怨起来，说：“老杨，你怎么租的这个碟，动画片不好看，换换换！”

杨瘸子说：“你叫我换就换？租碟子一张三角钱，你给我？”

众人起哄：“杨老板莫小气，三毛钱抵不上你一斤酒里面掺的水，换嘛！”

“没得，碟片是伟伟租的，他就爱看这个。”

大家只能看动画片，耐着性子看了一会儿，夸张、稚气的画面并不能吸引他们，没多久大人们就陆陆续续地起身走了。

留下来的，全都是孩子，看得津津有味。

我也坐在中间，被电视里这只神奇的机器猫吸引了。它总是陪伴在大雄身边，兜里能掏出无穷无尽的宝贝，带着大雄上天入地、穿越时空，最重要的是，陪他去接近美丽的静香。我看得如痴如醉，腿上被蚊子咬出了好几个大包都浑然不觉。

放了两张碟之后，杨方伟站起来，对我们说：“都放了十集了还舍不得走？回家吧，明天再来。”

我问：“还是这个时候？”

“明天可以早一点儿，要是太晚了你们回去也不方便，”他转过头，朝我左边说，“露露，你家里有点远，回去要小心点儿。”

我这才发现，一直在我左边看电视的，是一个女孩子。电视机已经关了，我看不清她的脸，但看得到她的头发扎成细细的马尾，在黑暗中一晃一晃的。

我们往回走，各自散开。夏季的田野里并不全是黑暗，有星光在头顶，有萤火在身畔，我走过大路，要途经一片空旷的大稻场。我在四处游荡的时候，已经走遍了全村，所以很熟悉这条路。但走着走着，感觉身后有人跟着—是那个小女孩。一只萤火虫很近地滑过她身侧，我看到她的右边脸颊有一瞬间被照亮，即使是这样的晚上，依然可以看出她白皙的脸颊，还有黑亮的眼睛。但我再想细看时，那只萤火虫已经飞得远了。

她也停下了。

我顿时明白—稻场的周围，是一大片坟茔，村里故去的人都埋在里面。此时清冷的夜风吹过，在坟间穿梭，隐隐还能听得到一缕缕呼啸。坟茔的另一侧，是一条流淌的河，这水声就像是有人在河里走动。

女孩独自在这里穿行一定会感到害怕，所以才离我近一点儿，保持着五六米的距离。

于是，我放慢了速度。那是小学五年级结束的盛夏，我们都很矮小，步子跨得也小，走过这片深夜的稻场要花十分钟。我记起刚才看的动画片的片头曲，轻轻哼唱起来：“每天过的都一样，偶尔会突发奇想……”星空亮起来，风大起来，我们小小的身体在风里穿行。我心里没有一点害怕，连路过那个突兀地立在坟茔与稻场中间的房子时也步履轻快。

我们走出稻场，进入村口大路时发现，半里外家家户户灯火连缀着。

“谢谢。”

我似乎听到女孩的声音，但又怀疑听错了，因为这两个字太轻，像羽毛落在水面泛起的波纹。风有点大，我转过身，看到女孩已经低着头转到一条小路上。小路不远处是一栋房子，我记得父亲路过这家时，打招呼喊的是“老唐”—村里出名的酒鬼和赌鬼。

她转弯进了屋。

那个晚上，我始终没有看清她的脸。

我突然从床上跳下来，在木箱子里翻找，但里面只有书和光碟，没有那张照片。

我跑下楼，把母亲叫醒。她正在熟睡，醒来后过了好久都回不过神来，怔怔地看着我。

“妈，我的照片呢？”

“照片……什么照片？”

“就是小学毕业时候拍的合照，我记得跟课本放在一起的，你把它放哪儿了？”

灯光有点刺眼，母亲的眼睛眯着，好久才说：“我不记得了。十多年了吧，你找它干吗？”

我也从冲动中回过神来，意识到这是在深夜打扰母亲，便摇摇头，回到了房间。窗外依然是铁一样坚硬的黑暗，风在黑暗里切割着，声音凄厉。我正准备合上箱子，心里一动，把破旧的语文书拿出来，卷了卷，似有异物感，一翻开，里面果然夹着一张照片。

因为一直藏在书中，这张照片躲过了岁月的浸染，没怎么泛黄，只是摸上去有一种粗粝感。

我在照片上仔细寻找。第一排坐着三个教师，居中的是一个脸色阴沉的年老女人。她的目光比面色更阴沉，透过照片，穿越十数载光阴，落在我身上。

我掠过她，在角落里找到了自己。而我的身边，是一个清秀的小女孩。我终于看清楚了她，五官精致、秀气。她扎着辫子，嘴角有一丝扬起，不知道是在微笑还是因照片失真而引起的。她身后是一片杨树林，叶子被风托起。她的发梢轻扬。

唐露……在被回忆的潮水汹涌吞没前，我念出了她的名字。

那个炎热的盛夏，我停止游荡，每天吃过早饭，就跟其他孩子一起，守在杨方伟家里。他也够意思，碟片放完了就让他爸去镇上带回来新的。

杨方伟的家境优渥，是村里第一个铺上瓷砖地板的。我们坐在地板上，凉丝丝的，在夏天特别舒服。

经常有来他家买酒的人，看到我们一大群人老老实实地坐在杨方伟家里看电视，都会啧啧称奇。有一次，一个又瘦又黑的男人过来买酒，看到我们，冲角落里说道：“露露，去，给我打一斤酒。”

一个女孩站起来，低着头，接过了他手里的酒瓶，走向杨家院子的酒窖。

我正好尿急，也出去上厕所，看到唐露走到杨瘸子身前，怯生生说：“杨叔叔，我给我爸打一斤酒。”

杨瘸子叼着烟，斜睨她一眼，说：“你爸爸给你钱没有？”

唐露摇摇头。

“嘿嘿，这老唐，赊了我那么多酒，自己不好意思，让个小丫头来打酒—回去告诉你爸爸，不给酒钱，我这小本生意也做不下去。”

但是唐露也没有走，低下头，开始抽泣：“买不到酒，我爸爸会打我的。”

“这狠心老唐，迟早遭报应！”杨瘸子把烟扔下，踩灭了，“跟你爸说，最后一次了啊！”

我怕错过电视，匆匆上完厕所就回到房间，孩子们都在看电视，老唐也坐在一旁，龇着满口黑牙说：“这动画片有什么意思，听人说杨瘸子藏了几部外国电影，自己一个人偷着看。哎，杨方伟，你知道你爸爸把碟片藏在哪儿吗？找出来放，我老唐带你们早点见到真正的女人，比这个动画片有意思多了！”

杨方伟皱着眉头，没有理他。其他人也露出嫌恶的表情，但老唐浑不在意，继续满口胡言。

幸好唐露很快提着酒进来，递给老唐。老唐乐呵呵地接过，转身就走了。唐露坐回之前的角落，但周围的人都挪了挪屁股，离她远了一些。

她低着头，好长时间都没有抬起来。我看到一滴眼泪落了下来，很快洇湿了她的棉布裙角。十多分钟后，电视里放到大雄被胖虎和小夫欺负，夸张地哇哇乱叫，她才忍不住抬起头。她脸颊上尚有隐约的泪痕，却被大雄倒霉的画面逗得笑了起来。

这个表情美丽又哀婉，让我记得很深，此后每次看到雨中的花，都会想起她边流泪边笑的脸。

“《哆啦A梦》有多少集啊？”流鼻涕的王小磊没注意到我们，一边看一边问，“这么好看的动画片，可别给看完了。”

杨方伟一摆手，说：“放心吧，我去租碟片的时候，看到好厚一摞呢。老板跟我说，这个动画片有几百集、几千集呢，而且还一直在画，永远不会结束的。”

杨方伟跟我同年级，但比我们都要高大一些，说起话来，有一种在村庄里少见的气质。他让我们在他家看动画片，俨然已经是孩子头了。

我也被他的话吸引了—“永远不会结束的”。这世上，鲜花常凋，红颜易逝，没有什么会天长地久。时间会将所有我们心爱的人和事终结。但哆啦A梦不会，杨方伟说，它永远不会结束，它会一直陪在大雄身边。那一瞬间，我不禁有些热泪盈眶。

“那我们也能一直看到老了？”我情不自禁地问。

几乎是同时，另一个颤颤巍巍的声音也冒了出来，说：“我要一直看下去。”

话音刚落，我和说话的人互看了一眼，正是昨天跟在我身后的女孩。她有些怯生生的，白皙的脸上泛着微红。她的五官太精致，我不敢直视，低下了头。

“你脸怎么这么红？”杨方伟纳闷地看着我，然后对女生说，“露露，你放心，你在我家里能一直看下去。”

但是杨方伟的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很快，杨瘸子给他买了一台游戏机，那可是最高级的玩意儿，连上电视，插一张卡，就能用手柄操纵比尔·雷泽，在二维画面里冒险。所有的男孩子都被它吸引，聚集在杨方伟家里。杨方伟固定用一个手柄，另一个给其他人轮流玩，轮不上的就算是看也看得津津有味。

孩子们都兴致勃勃，只有我和唐露非常失落，《哆啦A梦》的VCD光碟被杨方伟退了，换成了一张张游戏卡。我们站在一屋子围观打游戏的孩子们的身后，看了一会儿，默默转身走了。

我往家走，唐露跟在我身后，但直到过了她家，她还是跟着我。“你怎么不回去呢？”我问她。

她指指自己的家，低声说：“我爸爸……”

我于是明白，长长地叹了口气。

四周起了风，吹起她的刘海儿。我们站在风中。那一个下午，天气有些阴郁，我和她都无处可去。

回忆把我推进了睡梦中，醒过来时，天已经大亮。故乡的冬天特别阴冷，没有暖气，我缩在被子里不愿意起来。但母亲过来叫了我几次，只能挣扎起床。

春节将近，家里要办年货了，往常本是父亲搭别人的机动三轮车去镇上买，但他年纪已大，腿脚不好，爬上三轮车后车架时脚滑了几下。我上前拦住了他，说：“我去吧。”

父亲没说什么，进屋给我找了件棉衣。“风大，车开的时候，要裹住脑袋和手。”他叮嘱我说。

这棉衣又破又旧，我拿在手里都有点嫌弃，不愿意裹住手。但三轮车一开，冷风就瞬间变成了刀子，划过我身上每一处裸露的皮肤。我连忙把羽绒服的帽子戴上，转过身，背对风口，同时裹住了手。

三轮车在崎岖坎坷的乡间路上行驶，掠过路两旁枯瘦的小杨树，枝丫孤零零的，在冷风中晃啊晃。冬日的村庄，全被一种“灰”笼罩了—灰色的天，灰色的田野，灰色的道路和人家，仿佛所有鲜活的色彩，全都在这个萧索的季节里褪色了。

村里离镇上远，办年货不易，通常都是一辆三轮车载好几家的人过去，每家收十块钱路费。我所在的这辆三轮车，在村里七拐八弯，又接了四五个人上来，都蹲在车架上。

其中一个年轻人我觉得眼熟，正思索着，他先开口了：“胡舟？”

这张脸迅速跟记忆里那个意气飞扬的孩子王重合了。我笑了笑：“杨方伟，好久不见了。”

“是啊，好多年了。小学毕业以后就没见过吧。”

的确，自从小学毕业，我跟姨妈去了山西，从此确实没有联系过。但他说得也不对，我回来过一次，村子毕竟这么小，还是见过的，只是我跟他关系有些尴尬，远远见到对方，都不会打招呼。现在，我们都缩在一辆顶着寒风前行的三轮车后架上，都缩手缩脚，不说话尴尬，开了口却不知如何往下继续。

耳边呼啸着冷风，沉默了几分钟后，我问：“对了，你现在在哪工作？”

“本来是在重庆当老师，但是当老师吧，”他咧开嘴笑了笑，嘴唇被冻得苍白，因此让他的笑容显得有些苦涩，“挣不到钱，所以年后应该不回去了。”

“那你要去哪里？”

“准备过年了去深圳看看，找份工作吧。”

“深圳压力会很大吧。”

他看了我一眼：“哪里压力不大呢？”

我点点头：“是啊，哪里压力都大。”

“不过跟你不能比啊！”他又笑了笑，“听人说你在北京，做……是做动画片吗？”

我做的其实是漫画，刚想解释，但觉得没有必要，点点头。

“我老婆也快生了，有了孩子就更要钱，我爸的酒厂欠了一屁股债……”他缩了缩肩膀，身子缩成小小的一团，“听你爸说，你一个月一万多呢，顶我四五个月工资。你看，你是过日子，我是熬日子。你是文化人，你说对不对？”

“谁不是熬呢？我过得也很不好。”

但我这句话他显然不太信。他笑了笑，就没话说了。

接下来，我们一直沉默着。三轮车在冷风中呼啸，许多枯树从我们身旁掠退。四周逐渐由零星的房屋变成街道，人越来越多，摆满了货物的店铺一个挨着一个，看不到尽头。

“到了，你们下车去买年货吧，我买点药。”开车的赵叔叼着烟，吼道，“十二点在这里集合。”

我们蹲得腿脚发麻，下车后活动了好久。杨方伟一边抽烟一边跺脚，几大口就抽完了一根，蹍了几脚准备走。这时，我却叫住了他。

“你知道—唐露过得怎么样吗？”

他站住了，转头看着我。

我突然感到了一阵没来由的窘迫，解释道：“我听我妈说她过得不好，是真的吗？”

杨方伟下意识地又点了一根烟，一口抽掉大半根，“是的，她过得不好。”在朦胧的烟雾中，他的表情有些看不清，“过得很不好。”

没了哆啦A梦，我又恢复了闲逛的状态。但与之前不同的是，唐露一直跟着我，在那个遥远夏天的尾巴上游弋。

我们这两个小小的人影穿梭在田野里一株株将要绽开的棉花间，也穿行在村庄纵横交错的小路上。大人们看见我俩，总会大声调笑说：“舟舟，你都有跟班啦！”每到这种时刻，我就气呼呼地昂着头走过去，而身后的唐露则脸红得低着头，羞怯地跟上我的步伐。

在那些漫无目的的、游荡的日子里，我把我在村子里发现的所有秘密都告诉了唐露：杨方伟的父亲之所以瘸，正是因为掺假酒被人打的；还有村尾的赵老鬼，总是悄悄把别人系好的牛牵走，在田里藏一夜，第二天再给人牵回去，以此换得一声感谢和十块钱。

唐露听得十分入神，这个村子以另外一副面孔出现在她眼中。她说：“原来你知道这么多秘密啊。”

她清亮的眼睛中闪着光，这光让我豪气干云，拍了拍胸脯，说：“这些秘密算什么，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没告诉你呢！”

我把她带到河边。这条河是村子的命脉，听说是长江的二级支流，灌溉用水都从这河里面抽取。它也流经稻场，绕着坟茔而过。关于靠近坟茔的这个河流段，有许多恐怖的传说，隔壁王三傻曾说夜里路过时，听到地下传来嗡嗡嗡的声响。“不知道是河水在流啊流，还是棺材里有人翻身……”这个傻子一边吸着鼻涕，一边用阴森森的语气说。

这种鬼故事，村里还流传了很多—一头水牛在吃草，吃着吃着头就不见了，血喷了十来米；从前，有人掉进河里，十多年后才回来，却还是跟以前一样的样貌……大人们就是用这种故事让我们不要乱跑的，但我向来不信，唐露也不信，只是还是有些害怕。

我们小心沿着河边走。左侧是一座座土坟，唐露颤巍巍地跟着我，同时小声地对墓碑说着对不起。

走了没多久，我们走到了一处河畔前。这里非常隐秘，藏在两座荒坟后，鲜有人至。河畔上长着一棵歪脖子树，都快平行于水面了。我扶着树干站稳，指着水面，对唐露说：“你看这水有什么奇怪吗？”

唐露战战兢兢，看了半天，摇了摇头。

“看好了。”我从地上捡起一根枯枝，扔往河面。枯枝顺水缓缓向下流，但快到我面前这一块儿的水面时，像是水里有什么拉住它，迅速下沉，连“咚”的一声都没发出。

“咦？”唐露满脸疑惑，又捡起树枝，但接下来几次都一样—树枝在水面漂得好好的，流到某一处水面，便会立刻下沉。

我说：“别说再用树枝试了，就算用泡沫盒、书包、皮球，流到这里都会沉下去。我都试过的！怎么样，我说这是村子里最大的秘密吧！”

“你是怎么发现的啊？”

“前阵子我做了小木船，放在河上，它顺着水漂，我就在岸边跟着它，看它最后是不是能漂到海里去。但是我走到这里，它就突然沉下去了，所以我就发现了这里。”

“你告诉过别人吗？”唐露昂着头问我，斜阳下的脸被染上了橘红色。

我摇摇头：“我本来跟我爸爸说过，非要拉他来看看，他就给了我一巴掌。我现在只告诉了你，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啊！”

“我不会的！”唐露郑重地抬起手起誓，然后又问，“不过你知道为什么水面上的东西到这里就下沉吗？”

这个我倒是没想过，老老实实地摇了摇头。

唐露却转了转眼珠，看了下水面，又看了下我，说：“我猜这就是哆啦A梦的口袋，可以装进无穷无尽的东西。说不定水面下，就有一只机器猫呢！”

她转眼珠的样子实在太可爱了，我一时有些兴起，压低声音说：“说不定水下面都是死了的人哦，就像王三傻说的一样，谁在水面上，就把谁拉下去！”

唐露被吓得像受惊的兔子，眼圈顿时红了，紧紧抓住我的袖子。我有些后悔，便由她拉着袖子，慢慢走在河边，穿过坟茔，回到稻场。夕阳垂在天边，金色余晖铺满整个村庄，尤其是河面，一片片的金鳞泛动着。

我们正要走出稻场，突然“吱呀”一声，那间突兀地立在坟茔与稻场中间的房子的门被打开了，一个脸色阴沉的老女人走了出来，看着我们。她脸上生满了皱纹和雀斑，看上去五十多岁，但那目光却像是在寒冰中被冻住了几千年一样，只一眼便让我遍体生寒。

我赶紧拉着唐露向家跑，但背上依然感到一阵发毛。

后来，我无数次在噩梦中看到了这种眼神。

办完年货已经十一点半了。风大得有点邪门，我把包裹放在脚边，哆嗦起来，瞪着灰色的天。

赵叔慢吞吞地从药店里出来，把几盒药扔到车上，嘴里骂骂咧咧。我低头扫了一眼，都是些风湿药或肠溶片，就问：“赵叔，给你家老人用的？”

“呸！不是我家里！是那个姓陈的老不死，一大把年纪了不安生入土，每次都是央我给她买药。”赵叔点燃一根烟，深吸一口，嘴里和鼻孔里都冒出烟来。

“姓陈的？”我心里一动。

赵叔又喷一口烟，说：“就是陈老师啊，我记得小学时还教过你吧。”

我沉默了。那双噩梦中的眼睛再次浮现，我往后缩了缩身子。

十二点时，人就来齐了，三轮车吭哧吭哧地往回走。到了村口，路稍微跟之前有些不同，绕到了稻场边。我看到满地都是枯黄的细草，冬风凛冽，草在风中簌簌发抖。一座一座的坟头像丘陵般蔓延，有些修葺过的碑石很整齐，大多数无人打理，草木乱生，一派萧索。

而坟山与稻场的中间，那间屋子依然突兀地立着。它比我记忆中更破旧，原本由红砖垒砌的墙已经变成了土黄色，屋顶瓦片没了几块，有些地方是用稻草盖住的。难以想象住在这样的屋子里，该如何度过这个寒冬。

赵叔把车开到路边，并不下车，喊了声“药来了”，然后抓起那几盒药扔在屋门口，就准备开车离开。

我疑惑道：“这就走了？”

“不然还怎么？”赵叔头都没回，踩着生锈的离合，“这屋子晦气得很，难道我还要进去？你都不知道，她一个人住在这坟边，也不知在干什么。上次县里有个开烟厂的老板来买这块地，想给家里修祖坟，开价十多万啊，多少人眼红！结果这姓陈的，怎么都不卖，人家过来劝，连门都不让人进—嘿，你跳下去干吗？”

我在地上站稳，冲赵叔喊：“帮我把年货带到家。”然后转身，走到破屋子前。风吹得屋顶的稻草上下拍打，除此之外我没听到一点人声，似乎屋子里面比外面还荒凉。

我把药捡起来，叫了声，没人应，就推开了那扇已经朽坏的木门。这门发出“吱呀吱呀”声，令人牙酸。我走了进去，出乎意料的是，尽管屋里很暗，摆设很少，但一桌一椅都干净整齐。最里面是一张床，上面躺着一个老人，只露出头，但依然看得出满头白发，眼角的皱纹如一群蚯蚓般弓起。

她睡得很浅，睁开眼睛，看到了我。

我正准备说话，她却先开口了。她的脸在暗处模糊不定。她说：“胡舟，是你吗？胡舟，我眼睛不好，你走近一点儿。胡舟，你长大了。”

我一下子颤抖起来，药盒掉在地上。

我看着她，像是看着一团被岁月揉得发霉又褶皱的抹布。我厌恶这个女人，无数次想象怎么报复她，现在进门来送药，也存了想看看她过得多么惨的心。但看了一眼这样的老态，看到岁月擅自将她摧毁，我只感到一种荒诞和无力。

她挣扎着坐起来，冲我笑笑。

“你还记得我？”我把药盒捡起来，放在床头柜上。她扫了一眼，又继续看着我：“我怎么会忘了你？你和唐露，是我印象里最深的学生，而且，你是唯一一个发现我秘密的人。”

“秘密？”我有些诧异，随即醒悟过来，跺了跺脚下的地板，“你是说这里面吗？”

她却没有说话了，重新躺下，似乎刚才这简单的几句话已经耗尽了她的全部力量。她躺着，吭哧吭哧地喘着气，屋子里太暗，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从窗子外渗进来的风掠起了她花白杂乱的头发。

小学建在村口，附近几个村子的学生都来上学，曾经非常热闹，一个年级一百多人，分三四个班。但在我上到六年级那一年，一股去广东打工的风气突然刮起来了。大人去车间，一天能挣一百二十块钱，小孩悄悄地在黑屋子里穿线，每天也有三十块。这比在土里刨食要好多了。广东的厂家甚至派了车，停在村口，每天都有人带着孩子上车去往远方打工。村子就被这么一车一车地拉空了。

那时，一个在小学教书的老师守在村口，拦着每一个带着孩子上车的大人，说：“你自己去就去吧，别把孩子带走了！孩子要读书，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读书，以后怎么面对这个世界？”

大人们都很不耐烦，推开老师。老师又紧紧攥住他们的衣袖，近乎固执地说：“别把孩子带走，孩子是未来，要读书。”

“读书能挣钱吗？”大人们反问，这让老师无法回答。于是，大人们把衣袖从老师手中抽出来，牵着孩子的手，上了车。孩子们低着头，不敢看老师。

那个漫长的暑假结束后，开学不到两个月，六年级的学生就从一百多个减少到了三十多个，老师也跑了很多。于是，原本的三个班合并成了一个班，由三个老师来教。教政治课的是一个姓丁的老头儿，每天干完农活儿来教室，给我们把课本念一遍，然后匆匆回去种菜；教语文课的是个年轻人，经常因为打牌忘了来上课，或者正上课时有人叫他去茶馆，他就放下课本跑了出去。

其余科目都是让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来教，姓陈，独居，据说，就是她站在村口去拦上车人的。

第一次看到陈老师，我就心里一寒—暑假里，她站在坟场上看着我的阴沉眼神让我无比难忘。但这种害怕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很快就看到了唐露。

唐露也和我到一个班上了。

这时我才知道，这个胆怯孤单的小姑娘，之前的成绩一直是年级前列，现在唯一成绩比她好的男生已经到广东的某个地下黑屋子里去穿线了。所以她现在是年级第一，被陈老师安排在第一排坐着，与我隔着大半间教室。

下了第一节课，我就跑到教室前面，但靠近她时又慢下来了。一种属于那个年纪的特有羞涩蒙上心头，明明没有人注意我，我却觉得自己处于所有异样目光的中心。

她一直埋头做题，没有抬头，我慢吞吞地从她身边走过，也沉默着。我回到教室的时候，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做题了。

两个月没怎么说话，暑假形影相随的日子已不真切，或许她也忘了吧。

其他男生也注意到了唐露。“刘鼻涕”有一次被分到她旁边坐，高兴得连鼻涕也不流了，就是上课看着唐露傻笑。陈老师揪了几次他的耳朵，都没用，只能皱着眉把他换走了。还有一向以欺负人为乐趣的张胖子，看到唐露和几个女生在操场上跳格子后，居然一反往常的鄙夷，上去请求和她们一起玩，还让唐露辅导他。唐露细声细气地告诉张胖子跳格子的要诀，他边听边点头，俨然好学生模样。陈老师看到后把他赶开，说：“怎么不见你把这股认真的劲儿放在学习上！”

陈老师对唐露严加保护，导致没人有可乘之机。除了唐露，我们所有人在她眼中都不学无术，都游手好闲，都是愚昧父辈的延续，都注定了要在这村庄里度过一辈子。

她严格按照成绩排座位，成绩差的都坐到了后面。杨瘸子提着两刀肉去陈老师家，希望她把杨方伟安排到前面坐，结果被陈老师轰了出去。第二天，她专门点杨方伟回答问题，杨方伟回答不出，于是，她从鼻子里喷出一口气，轻蔑地说：“回去告诉你爸爸，拉不出屎来就别想占茅坑。”这句话一出，令我们哄堂大笑，杨方伟在笑声中脸红得如在滴血。

陈老师一度对我也寄予厚望。她曾经把我叫到办公室，劝我好好学习，但当她知道我只对语文有兴趣，对数学课、自然课全然无感之后，非常惊异：“为什么你会对语文感兴趣呢？这是最没有用处的学问啊！真正可以拿来改变世界的，是科学，是对量子领域的了解，是对空间物理的掌握，一天到晚背几遍‘床前明月光’能有什么出息！”

她还说了一些什么，但那些词我都没听说过，只能低着头。她见我不开窍，叹了口气，就把我轰走了。

走之前，我突然愣住了—在陈老师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小木船，槐木雕琢，模样稚拙。我看了几眼，觉得有些熟悉，突然想起暑假我丢失在河面上的木船跟这个很像，连船篷的形状和上面的刻痕都一模一样，但仔细看又不对，因为眼前这个木船失光落彩，有些地方还腐朽了，像是已经摆放了七八年的样子，而我的木船沉进水里还不到两个月。

“怎么还不走？”陈老师埋头批改作业，笔尖在本子上拖曳出一个个钩和叉。

我指着小木船，问：“陈老师，这个船……”

陈老师抬起头，眼睛眯了一下，说：“怎么了？”

“您放这里多久了啊？”

“十多年了吧。”

我“哦”了一声，就准备低头出去，陈老师叫住了我，问：“你知道这个船吗？”这时上课铃响了，我连忙摇头说：“没什么，没什么。”

后来，我成绩越来越跟不上，而且整天和杨方伟他们一起玩，上课丢字条，下课到学校后面的橘林偷橘子。陈老师也就把我归在了他们一类，平常视而不见，闹得凶了就抓住我们，要么罚站，要么用藤条来打。我们都对她恨得牙痒痒。

我跟唐露也一直没有说过话，一间小小的教室里隔开了太远的距离。我继续跟我的小伙伴们玩耍，座位越来越靠后，直至倒数第一排。

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陈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五道算术题，让我们上去写答案，算不出来就打手心。第一批的五个人没有一个答对，她气得嘴唇发抖，竹板都打断了一根。张胖子挨了三四下就哭了。我们在下面看得心惊胆战，祈祷陈老师不要点到自己。

“胡舟，杨方伟，彭浩，‘刘鼻涕’，张麻，你们五个上来，要是写不出，我把你们手打断！”陈老师直接指着最后一排，想了想，然后说，“算了，张麻你回去，唐露上来。我让你们看看，这题目是有人能做出来的。”

我们愁眉苦脸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慢吞吞地走上讲台。张麻则拍着心口，一脸庆幸，冲我们做鬼脸。

这是五道应用题，唐露做第四题，我做最后一题，她的左边还站了一个流着鼻涕的“刘鼻涕”。

我至今记得这道题目：小明看一本故事书，第一天看了全书的九分之一，第二天看了二十四页，两天看了的页数与剩下页数的比是一比四，这本书共有多少页？我站在黑板前，对着这些文字苦思冥想，脑子里却始终是一团糨糊。

陈老师提着竹板，站在我身后，令我背上生寒。我举着粉笔停在黑板前，却久久不能下笔，大腿开始发抖。

其他人也都不会做，只有唐露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着解题步骤。我瞥见了她认真做题的样子。她的侧脸被从窗子透进来的光所勾染，变成了一些柔软的线条，像是初春里生出来的柳枝。这美好的侧脸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很久以后，我学习绘画时，总是习惯性地画一个人的侧脸，用简单的线条，用明显的光影差。我一度疑惑这奇怪的习惯从何而来，原来是记忆埋下的种子，当我拿起画笔时，它就开始萌发，在画板上绽放出唐露的脸。

“看什么看！”陈老师的呵斥打断了我的思绪，并用竹板敲了一下我的头，“好好做题，做不到就下来领打。”

我摇摇头，准备丢笔放弃，这时，我听到身旁传来了轻轻的话语：“设整本书为x页。”

我一愣，唐露旁边的“刘鼻涕”也愣住了，同时侧过头看向她。唐露拿着粉笔做题，一丝不苟，嘴唇却轻不可察地颤动着：“别看我，老师会发现的。”

我俩连忙各自转回头。“刘鼻涕”看了眼自己的题目，小声说：“我这道题是求面粉和糖，没有书啊……”

“不是你，是胡舟。”

“刘鼻涕”僵了一下，两条鼻涕趁主人不注意，迅速垂下。

我反应过来，连忙在黑板上写了假设，又小声问：“然后呢？”

这时，陈老师在身后呵斥道：“说什么！”

顿了十几秒，唐露又小声说：“

，算出来x就行了。”

我把方程式列了出来，在黑板上打了下草稿，很快写出了答案。这个过程中，“刘鼻涕”一直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唐露，眼泪和鼻涕都快流下来了。唐露却没有理他，把粉笔放下，转身对陈老师说：“老师，我做完了。”

陈老师点点头：“完全正确。你们看，这题目一点都不难，你们四个好意思吗！过来领—咦，胡舟，你让开。”

我连忙往右挪，让陈老师看到黑板。她扫了一眼，扶了一下眼镜，又看看我，说：“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你下去吧。”又指着另外三个人，“你们过来！”

我迷迷糊糊地从讲台走向教室后面，唐露已经在她的座位上坐好了，坐姿端正。我看向她，看到一缕发丝垂下，贴着她的脸颊。她的侧脸依然美丽，神情认真，似乎专注在课本上，但有那么一瞬间，她的右眼悄悄眨了一下。

办完年货，小年一过，村子里也渐渐热闹起来。茶馆里挤满了打工回乡的年轻人，在狭窄的砖屋里凑堆打牌。我闲得无聊，也过去打了一阵，茶馆里满是脏话、汗臭和烟味，待久了有一种眩晕感。摸牌、出牌、递钱和收钱，时间在这四个动作的重复中飞快溜走。

春节前一天，我去茶馆有些晚了，里面只有一桌是空的，就坐了过去。随后，陆陆续续来了三个年轻人，有两个我是认识的，另一个比较陌生。

陌生的青年又矮又瘦，坐我对面，刚坐下就掏出烟，发了一圈。我皱皱眉，没接。

“嫌次？”他自顾自点上，嘴里和鼻孔都冒出烟雾，“这位兄弟没怎么见过啊，哪家的外地亲戚？”

旁边有人接了话茬，说：“大路，你这五块钱一包的红河还好意思发给人家！他可是大老板，在北京工作，拍动画片，挣大钱呢，一个月万儿八千的！”

“动画片？嘿，我媳妇以前还挺喜欢看动画片呢。”这个名叫大路的青年把烟叼在嘴边，伸手摸牌，“来来来，打牌。”

打了半个多小时，我有些心烦，出了好几把臭牌。大路捡了空子，连赢几把，嘴都笑得合不拢了。他的笑让我更加心烦—不是因为钱，也不是因为他笑的时候露出满口的褐色牙齿，而是他的笑容里有很明显的嘲弄。

大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屋子里乌烟瘴气，空气混浊，我有好几次呼吸都感到困难了。又输了一把后，我把钱往桌子上一推，说：“今天就到这里吧。”

大路往地上吐了口痰，用袖子抹了抹嘴，一边把钱扒过去，一边说：“还这么早，没过中午呢。别扫兴啊，才输了几百。你这种大城市里的人，几百还不是肉上一根毛？来来，坐下来继续打。”

我不想理他，站起来，向外走。但这时屋门被推开，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径直走到大路身旁，说：“明天就要过年了，跟我回去收拾一下房子吧，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大路看了一眼这个女人，脸上露出烦躁的神色：“你怎么来了？没看到我在忙吗，找你爸去！”

“我爸腿不好。”女人的声音低了下来。

“也是，你爸只剩下一条腿了。”大路轻蔑地笑了笑，然后摇摇头说，“反正我不管！你自己去弄吧，不就是洗几床被褥，擦点墙上的灰吗？你一天忙得完。我现在手气好得不得了，是在给家里挣钱呢。”

女人劝不动他，也不愿走，就站在旁边。

“你别在这里，晦气！刚刚手气好赢了，现在你一来他就不打了。”大路斜眼瞪了一下女人，又看向我，“你还打不打啊？不打我再去找别人。”

我的视线这才从女人的脸上收回来，讷讷地说：“那就……那就再打一会儿吧。”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更加心不在焉了，眼睛甚至不能认清麻将上的图案。我输得更多了，不停地拿钱，大路赢钱赢得喜笑颜开。他肯定把我当一个傻子了吧。

而这个傻子正透过烟雾窥视大路身旁的女人。

女人一直低头站着，垂下的头发在烟雾中有些发白。她穿着红色羽绒服，蓬松地裹住身体，衣服上有很多褶皱，随着她身体的弯曲，这些褶皱像一张张细小的嘴巴一样紧闭着。我注意到，羽绒服的胸口处印着滑稽的“波可登”。

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是认错人了。但眼前这张侧脸，以及垂到脸颊的头发，都丝毫不差地跟记忆深处的那张脸重合着。

关于与唐露的久别重逢，我幻想过很多次，却没料到再相遇，会是在这样烟雾缭绕、人声嘈杂的鬼地方。

我的喉咙有些涩，不知是烟呛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唐露站了一会儿，见大路实在无动于衷，便转身走了。她出茶馆的同时，我站起来，对他们说：“我去上个厕所。”

我追到唐露身边时，她已经走了十来米远了。“唐露。”我喊出了这个久违的名字。

她停下来，看着我，脸上憔悴，眼中迷惑。

“你还记得我吗？”

“没见过吧……”她犹疑地摇头。

我不死心，又问：“你还有那本画着哆啦A梦的练习册吗？”

“什么哆啦A梦？”

我露出难以掩饰的失望，摇摇头：“没什么……”唐露看了我一会儿，见我不再说话，便转身走了。她的背影在冷风中有些微微的佝偻。

我回到茶馆，机械地打牌。周围的咒骂、碰牌和拍桌声混在一起，这些嘈杂声一会儿远，一会儿近，遥远的时候让我感到一阵空虚，近的时候让我耳膜欲裂。每个人都在喷吐烟雾，烟雾越来越浓，我连呼吸都费劲了。我再也忍受不了了，跑出这个乌烟瘴气的屋子，在路边弯着腰，发出一阵干呕。

自从那次黑板做题后，我和唐露就恢复到了暑假的关系，似乎这半年的隔阂已经冰消瓦解。每天放学后，她会独自走到一个路口，等我慢吞吞地赶过去，与她会合，然后一起走回去。

那时，我家里已经硝烟弥漫。我父亲跟隔壁程叔媳妇的事情被发现，程叔来我家闹了一次，母亲痛恨欲绝。争吵过后，两个大人在屋子里走动，却形同陌路。姨妈专门回乡来劝，但是没用，摸着我的头叹气。

我每天晚上回去，屋子里都是冷冷清清的，连吃饭都是在碗橱里找些剩饭菜热一热，勉强对付。

而唐露父亲酗酒的毛病更严重了，大白天都喝得醉醺醺的，有时候还会无缘无故打唐露。

所以，我们都不愿意回家，背着书包，在路上慢吞吞地走着。我记得我们会说一些话，但时光久远，大多数已遗忘，也可能是那一阵子天气寒冷，声音一从嘴边出来，就冻结在冰冷的空气中，唰唰地往下掉，就像雪花一样。

我们通常会走很久，直到把黄昏走成夜色，看到黑暗笼罩村庄，灯火沿着河岸亮起来，丝带般缠绕在远处的大地上。然后，她回她家，我背着书包走向我的家。

关于我们那些遥远飘忽的对话，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我们提到了哆啦A梦。她依然记得在去年夏天看到的几十集《哆啦A梦》，并且遗憾地说：“要是能继续看就好了。”她小小的脸蛋在冷风中发抖，说完，还叹了口气。

我心中涌起一股豪情，拍着胸口说：“没关系，我给你画！”

于是，在寒假来临前，我把之前辛苦攒下来的四块钱拿了出来，去买了彩笔和练习册。练习册选的不是五角钱一本的那种防近视的黄色本，而是三块钱的那种，纸很厚，纸页的边缘还有淡雅的水墨画。这种高档货，村里小卖部是没有卖的，我顶着寒风，骑车到镇上的文具店才买到。我的钱不够，死活不走，求了老板很久，最后他才卖给我。

整个寒假，我都窝在家里，认真地用彩笔画画。我幻想着一头远古的巨龙抢走了静香，大雄在哆啦A梦的帮助下，穿梭时间，回到恐龙纪元，历经千辛万苦把静香救了回来。

记忆里的那个冬天特别干冷，画到后来，我的手都裂开了。但我没有停，把脑海里的那些画面倾泻到纸上，越画越起劲，到最后，仿佛不是我在画，而是笔拖着我的手在游走。那是平生第一次，我体会到了“创作”的乐趣。我记得最后画到大雄面对三头恐龙的血盆大口，却紧紧把静香挡在身后时，我的眼睛都湿了；而画到静香得救后，快速地吻了一下大雄的脸时，我也忍不住嘿嘿傻笑。

画完后，我在练习册的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了两行字：

每一个孤单童年，都有一只哆啦A梦在守护。

献给唐露——我的静香

开学后，我把这本厚厚的练习册拿出来，打算送给唐露。但刚一拿出来，张胖子一把抢了过去，大声说：“这么厚的本子，你不会真做了寒假作业吧？”说完，就准备打开看。

平常我没少被他欺负，通常都很怕他，但当时我眼睛都充血了，一下扑了上去，扯住练习册的一边，另一手按住陈胖子的胸口。陈胖子毕竟壮硕太多，一伸手就把我推开了。我撞倒了一个课桌，但立刻爬起来，号叫着，又扑了过去。

陈胖子大概也没想到我会反应这么激烈，有些吓到了，但同学们都看着，他不能把本子还给我。于是，我们扭打成一团。

我当然是吃亏的一方，很快就被他压在身下了。他气喘吁吁地坐在我身上，按着我的胸口，然后把练习册捡起来，说：“我还非要看看里面是什么—啊！你松开！”

我咬着他的手，死活不松口，嘴里感觉到一丝腥咸。陈胖子痛得眼角迸泪，连忙把练习册丢在我脑袋旁边。我刚松开，他却又把本子抢回去，同时狠狠地打了我一拳。

这一拳让我有些蒙，陈胖子起身之后，我还站不起来。他拿着本子，扬扬得意地说：“敢跟我横！我撕了你这破本子……”他说完，却发现同学们的目光有些躲闪，连忙回头。

果然，陈老师已经站在教室门口了。

她了解事情经过后，先是把我扶起来，问我有没有受伤。我只是有点头晕，就摇摇头。然后她打了张胖子十下手板，非常重，张胖子眼角又迸出泪来。张胖子下去后，她拿起练习册，翻了几下，看到扉页上的话后露出了嗤笑，对我说：“小小年纪，就想这个？真是跟你爸一样，臭不要脸！今天我不打你，但这个本子没收了，免得你祸害同学。”

我对陈老师有一种本能的畏惧，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拿着练习册走出教室。我沮丧地走回座位，路过唐露身边时，她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但我只轻轻摇头，错身而过。

我在不安和悔恨中度过了这一天，实在不甘心整个寒假的心血就这么毁掉了。放学时，唐露照例慢吞吞地往小路上走，我一咬牙，对她快速说了一句：“等我一会儿，等我回来！”然后转身就朝学校跑。我溜进办公室，在陈老师的办公桌上搜了搜，没有练习册，想了想，又往稻场跑去。

那一天，憋了整个冬季的天空终于开始下雪，雪粒在黄昏时分稀稀拉拉地飘下来。我跑得很快，冷风夹着雪，嗖嗖地从领口灌进衣服里。我却丝毫不感觉冷，也不畏惧坟茔的阴森，直接跑到陈老师的屋子前。

我的运气很好，看到陈老师门前那把挂着的黄铜大锁，就知道陈老师回家后又出去了。我绕着她家转了一圈，大门牢锁，窗子紧闭，只有烟囱是唯一的入口。于是，我爬上屋顶，顺着烟囱进了里屋，里面很暗，我不敢开灯，只能努力睁大眼睛，用手摸索。

我都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像是有人在我胸口敲响了急促的鼓。我的害怕并非来源于屋子外面的坟墓，事实上，我宁愿死尸们全部从坟墓里爬出来，围着这间屋子号叫，也不想陈老师突然推门而进。我实在无法想象陈老师要是看到我偷偷跑进她家之后暴怒的样子。

我找了一遍，但没发现那本练习册，心里不甘，又哆哆嗦嗦地摸索。当我摸到床前时，突觉脚下有些不对劲—床头前的一块木板是松动的。我轻轻一扳，木板就翘起来了。

木板的下面不是泥土地，而是一个幽深的地洞，有一排斜斜的台阶通向地洞的黑暗里。

我用脚探着台阶，一步一步地往下走。我以为里面会很暗，但完全进入地下之后，反而看到了通道尽头的光。

这通道不长，只有三四米，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发现尽头是一道门，光就是从门缝里透出来的。我贴在门上听了半天，里面没有动静，于是深吸口气，用力把门推开。橙黄色的光一下涌了出来，将我淹没。

里面空无一人，但我来不及庆幸，就被里面的景象惊呆了。

以后的很多次，我回忆起这一幕时，都会怀疑是不是记忆欺骗了我。因为我之所见，完全颠覆了我对这个贫穷村庄的认知，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我做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梦，而梦里的场景侵蚀了记忆，让我混淆。

因为当时，我看到一排排机器，我叫不出名的机器。

这个地下室有二十几平方米，墙壁连同地底都由一种灰褐色的金属铸成，非常平滑。墙顶上镶满了灯，令整个房间没有黑暗的死角。整间屋子都摆满了方形仪器，红绿黄这三种颜色的灯不断闪烁，地上全是电线。屋子的正中间摆着一个大桌子，由三根支柱撑着，桌面上是一个玻璃罩子，正方形，大概有我两臂张开那么宽。玻璃罩里什么都没有，但不知是不是我眼花—我看到玻璃罩中间的空气里不时闪现着蚯蚓一样的电火花，很暗，一闪即逝。

这些巨大而又精密的仪器让我不知所措。幸好，我很快看到了我的练习册就放在桌子边缘，连忙拿起来，塞进衣服里，然后准备出去。

但是在出去之前，余光一瞥，我发现有些物件有些眼熟。果然，在地下室的角落里，我看到了几根树枝、破书包还有褪了色的瘪皮球。这些东西杂乱地摆放着，但对我来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属于我，都是在半年前的夏天，被我放在那块神秘的水面上后沉入水中消失的东西。

我翻了一下，发现每个物件上都贴了纸，字条已经泛黄，但字迹依稀可见。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三日，净重二百四十三克，来历：未知。”这是皮球上贴纸的字迹，而几根树枝上分别标记着一九八五年和一九九二年。每一个标签上的时间都相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