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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窄门》，从亲身经历到虚构现实

张博

(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法国文学研究)

引言

《窄门》自1909年正式发表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自从海派作家穆木天1928年将其首次译成汉语以来，也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在此期间，多有译界名家在此一试身手。而一代文豪卞之琳先生，更是对《窄门》爱不释手，对这部纪德的名作进行过细致的翻译和解读。他在《窄门》的初版序言中自陈：“我这本译稿，1937年夏天，开始在雁荡山的灵峰寺，结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几天，在上海法租界。”[1]在战争的阴云乃至于隆隆枪炮声中完成这部名篇的翻译工作，并且感叹“这本小说里的悲剧的光芒，倒难道——不是为了场面的漂亮，而是为了正面的价值——不能叫演悲剧的世界有所醒悟，而特别叫我们演惨剧的更有所激发吗？”[2]这一有力的提问，在作品与时代之间构建起强烈的关联，使得这对遥远法兰西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悲剧，似乎与中华民族汹涌悲壮的近代史发生了叠合，穿越沉淀的时光，依然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卞之琳的《窄门》译本1947年正式出版，1980年代又进行了重新修订。在新版序言中，他又旧事重提：

四十年前，我在上海为这个译本写序，有鉴于当时当地的形势，发了以偏概全的感慨，说我们的世界是演不了悲剧，只能演惨剧的世界。我一九四九年春从英国回到北平，目击祖国大陆即将全面解放，自己的感官当然也大有改变。谁想得到又经过十七年的曲折，来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广大人民所受的元气挫折、心灵创伤，恢复不易，社会上旧的后遗症未尽，又加了新的并发症？我为大局的近景和远景庆幸之余，又感到四十年前类似而不同性质的一点杞忧。我现在不免激赏纪德在这部小说里表现的认真精神，不限于爱情的范围或层次。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堂与地狱，我们也就不该有我们自己的道德、自己的理想吗？尽管本质上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以及封建贵族阶级的“德行”观念之类，在好的方面，彼此还有一脉相通处、长远契合处，总还是说得过去吧？[3]

卞之琳先生的这段话，似是一点从《窄门》延伸开去的人生体会，但其实却涉及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根本方式：如何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处境中阅读同一部作品，提出的问题与回答是否可以或应该有所差别？笔者认为，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从具体时空中诞生的朝向超时空与非时空的呼唤。换句话说，作品一方面是作者在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境中创作出来的，另一方面却又可以不断突破时代、地域、语言、人群的限制，令作者无法想象的广大读者理解和感动。作品的意义，也将在新的语境中不断变化和生长。文学批评的真正能量，也恰恰建筑于“具体时空”与“超时空/非时空”之间的张力之上。这就涉及两方面的根本问题：第一，作品创作时的具体时空究竟是什么，作者的创作心态究竟为何？第二，在当下的语境中，读者可以如何理解这部作品，并对他们的人生产生意义？关于第二个问题，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对读者如何理解作品加以规定，自由的阅读，恰恰是文学的本质之一。作为研究者，我们仅能给出自己的感悟以供读者参考。而对于第一个问题，研究者却可以通过文献材料的梳理，给出一些相对客观的论据。本文的目的，就是把读者带回百年前纪德书写《窄门》的那个时空之中，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感受纪德这位一代文豪强有力的笔触。

《窄门》的自传性

《窄门》的成书过程缓慢而艰难。纪德大约在1894年就已经萌生了写作《窄门》的想法，直到1904年才真正动笔撰写初稿，之后又在1906年和1907年先后两次进行了近乎重写的大改，几乎可谓三易其稿。直到1909年最终出版前夜，纪德依然在对小说进行修改，抽掉了第八章开头杰罗姆的一段独白。在纪德的日记中，我们可以读到以下片段：

昨天，我给科波念了《窄门》写成的部分。我很不满意，我所能作的评语等下面再写。差一点我就付之一炬。科波的见解很高明，他从我给他读的部分里，看出这无非是一件更好东西的初稿。这若是在前几年，要念的自以为已经完美(或者近乎完美)的篇章，其实还不成样子，我准得灰心丧气。没有神仙一般的耐心，就什么也创作不出来。(1905年7月10日)[4]

我迟疑再三，最后才鼓起勇气念《窄门》。首先稿子还极不完善，头两章有几处尚未定型，有几分模糊，总之念得相当沉闷……这本书，我写起来极为艰难的地方，他们听起来也相当艰涩。在时间上，它同我们今天所想、所感和所需错位了。无所谓，我不能不写。而我从这次有点失面子的考验中走出来，并没有气馁，而是更加坚定了。(1907年11月19日)[5]

从这些既哀怨又不失坚定的自白之中，可以看到纪德写作《窄门》的艰辛。也正是在这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中，纪德决定大量引入其个人的生活经验，以此作为对小说内容的支撑。如果对纪德的生平略作了解，我们就会知道，他父亲早逝，他的母亲有一个一辈子与她生活在一起的单身女伴(安娜·夏克勒顿)，他母亲的隆多家族在诺曼底拥有一块产业，他出生于毛里求斯的舅妈与别人私奔，他娶了自己的表姐(玛德莱娜·纪德)为妻，他有一个擅写情色文学作品的密友(皮埃尔·路伊斯)……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在《窄门》中找到各自的对应：弗洛拉·阿斯布尔顿、封格斯玛尔、露希尔·布科兰、阿莉莎·布科兰、阿贝尔·沃蒂埃。甚至杰罗姆与阿莉莎的往来信件，有一些段落直接摘抄自纪德与玛德莱娜的通信。尤其是杰罗姆与阿莉莎的疏远，其中的经验与感悟直接取自现实生活中玛德莱娜一度对纪德的回避。从这些细节来看，《窄门》似乎具有浓重的自传小说色彩，似乎是纪德对其现实生活的某种转述。

更隐秘也更有趣的细节还有，纪德在《窄门》的扉页上留下了这样一行题词：“à M.A.G”(“致M.A.G”)。这行题词，在法国各种版本的《窄门》中均有呈现，在国内却似乎无人破解，出版时不是原样保留但不作注解，就是一删了之。而这亦情有可原。遍查纪德的亲朋好友，并没有任何人名可以缩写为“M.A.G”，与之最接近的便是纪德的表姐和妻子玛德莱娜·纪德，但中间的“A”字母又所指为何呢？不过，只要在法语文献中进行一番研究就可以知道，这个“M.A.G”，其实是“Madelaine André Gide”，也就是“玛德莱娜·安德烈·纪德”，即“玛德莱娜·纪德”与“安德烈·纪德”的合写。这个“A”，恰恰是纪德自己的名字“安德烈”。换句话说，纪德把《窄门》这部作品献给了他的妻子和他自己。这个细节是否可以证明，在纪德、玛德莱娜与杰罗姆、阿莉莎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呢？

经验片段一：结尾

关于纪德在《窄门》中对其现实经验的运用，让我们首先看看他本人如何描述。在文学自传《如果种子不死》中，纪德这样写道：

安娜是一九八四年五月离开我们的。十天前，母亲和我送她去夏尔格兰街卫生院。她要在那里接受手术，切除一个肿瘤。相当长时间以来，这个肿瘤压迫着她，使她人都变了样，我把她留在一个干净、清冷的普通小病房里，此后就再也没见到她。手术做成功了，的确如此，不过使她变得太虚弱了。安娜没能康复，以她卑微的方式告别了人世。她去世的时候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只有在她去世之后才注意到。在她最后的时刻母亲和我都不在她身边，她没有能够与我们告别，她最后的目光所遇到的都是陌生面孔。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我一直想象着她孤独忧伤的情态。我想象、听到那个深情灵魂绝望的呼唤。除了上帝，一切都抛弃了这个灵魂。正是这种呼唤的回声，回荡在我的《窄门》最后几页文字里。[6]

纪德的这段论述，为我们阐明了《窄门》最初起笔时的动机。在他脑海中最开始出现的恰恰是结尾的场景，是女主人公在病房中孤独地离世。从这个情节出发，纪德开始构思他的整部小说。安娜是谁？是安娜·夏克勒顿，纪德母亲一生的女伴，纪德心中的第二位母亲，也就是现在小说中的阿斯布尔顿小姐。还是用纪德自己的话说：“我从安娜之死获得灵感，打算写一个故事，题目大概可叫《论安然死去》，后来则成了《窄门》。我终于开始感到世界很大，而我对其一无所知。”[7]所以，在纪德最初的构思中，《窄门》的故事其实是围绕他母亲的这位女伴展开的。当然，这是1904年《窄门》最初的草稿，其中大多数内容之后都被纪德彻底改换了，不过这个结尾，这个“深情灵魂绝望的呼唤”，最终被保留了下来。纪德的这一经验，来自安娜·夏克勒顿之死。但是，这段情节的意义，早已远远超越了对安娜·夏克勒顿的怀念。

《窄门》中阿莉莎在医院病房中孤独死去的情节，在小说中具有极重的分量与意义，甚至可谓对其人生的终极隐喻。在阿莉莎刚刚抵达疗养院时，她觉得“我挺喜欢这个房间。室内非常洁净，就无须装饰四壁了”。但到了临死前的最后时刻，她却猛然意识到，“我仿佛第一次注意到，我那房间光秃的四壁惨不忍睹。我害怕了。现在我还在写，就是要自我安慰，保持镇定。主啊!但愿我至死也不会说出一句大逆不道的话。我还能起床。我跪下来，像个孩子似的……现在我想死去，速速死去，别等到我又明白过来自己孤单一人”。阿莉莎的人生，就仿佛这房间光秃的四壁，它曾经以其“洁白无瑕”而让她迷恋，却最终看到它其实“光秃得惨不忍睹”。她为了对德行的追求放弃了与杰罗姆现世的相守，为了属灵的精神天国而放弃了尘世的肉身欲望。但在她人生的最后时刻，一切假象都被破除，她看到了自己人生的本相。这一段情节，可谓小说的关键组成部分。纪德把他对安娜·夏克勒顿之死的体悟，完美融入了小说剧情之中，除了表现出“深情灵魂绝望的呼唤”之外，更包含着一个孤独灵魂疼痛的彻悟。现实经验由此得到了凝缩，进而展现出不同寻常的质地。

《纪德传》的作者皮埃尔·巴勒普认为：“玛德莱娜是《窄门》中的主人公，尽管阿莉莎这个角色不是现实中的玛德莱娜，而是纪德儿时眼中的玛德莱娜的形象：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神秘和圣洁的理想人物。”[8]这也有一定的道理。阿莉莎一方面有纪德儿时眼中玛德莱娜的部分形象，又融合了安娜·夏克勒顿死前最后的场景，通过对不同生命经验的拼接和重构，凸显出一个崭新的角色，并使得这个人物拥有了属于她自己的命运与性格。

经验片段二：开头

《窄门》的故事，开始于一系列相对平淡的背景描写，交代各种人物，描写住房与花园等。小说中的第一个高潮，也是整部爱情故事真正的起点，是露希尔舅妈偷情时杰罗姆与阿莉莎在楼上房间中的相会——“这一刹那便决定了我的一生，至今回想起来，心里仍然惶恐。”而这段经验的原型，同样取自纪德真实的人生经历。他在《如果种子不死》中对此进行过详细的记录：

我傍晚时分离开表姐妹们，回到克罗斯纳街。我想妈妈正等着我回去，可是家里没有人。我犹豫片刻，决定返回乐卡街。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因为我是出其不意返回去的。我思想上已流露出这种幼稚的欲望，让自己不熟悉的空间和时间充满神秘。我十分关心在自己背后发生的事情，有时甚至觉得，如果回头敏捷，准能发现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形。

我在非正常时间来到乐卡街，想给人家一个意外，却在这天晚上，我窥探秘密的兴趣如愿以偿。

刚到门口，我就觉察到情况异常。与平常相反，大门没有关，不需要按门铃，我便悄悄溜进去。舅妈身边的使女阿丽丝这个讨厌的女人，突然从门厅的门后钻出来——她显然埋伏在那里——粗声粗气地问道：

“怎么，是你？!这个时候还来干什么？!”

显然我不是人家等待的人。

我不理会她，径直往里走。

底层是舅舅埃米尔的书房，又小又暗，弥漫着雪茄烟味。他经常将自己反锁在里面，一锁就是半天，挂在心上的远远不是他的业务，而是各种烦恼，每次出来时总显得十分苍老。最近这段时间，舅舅的确老了许多。这一点说不清是不是我注意到的，但听见母亲对舅妈吕茜尔说：“可怜的埃米尔变化真大!”我立刻发现舅舅前额上布满了皱纹，目光惴惴不安，有时现出心力交瘁的神色。这天，舅舅不在鲁昂。

我悄无声息地爬上黑乎乎的楼梯。孩子们的卧室全在最上面一层楼，下面一层是舅妈的卧室和舅舅的卧室。二层是餐厅和客厅。我经过餐厅和客厅前面，准备一个箭步冲过第三层，可是舅妈的卧室门完全敞开着，里面灯光通明，连楼梯口平台也照亮了。我只匆匆往卧室里瞟一眼，瞥见舅妈毫无神色地躺在一张沙发上；苏珊娜和路易丝坐在她身边，弯着腰打扇子，好像还给她闻盐。没看见埃玛妞，或者更确切地说，本能告诉我埃玛妞不可能在这里。我怕被看见和被叫住，很快经过了门口。

我先要从埃玛妞两个妹妹的卧室前面经过。这两间卧室里黑乎乎的，引导我向前走的唯一亮光，是两个还没拉上窗帘的窗户透进的一点微弱光线。我到了女朋友的门前，轻轻敲了两下，没有回应，正要再敲，门开了，原来是虚掩着的。这间卧室更黑。床占住了紧里的一面。我背对着床，起初没有发现埃玛妞，因为她跪在地上。我以为房里没有人，正要退走，却听见她说：

“你为什么要来？你不应该再来的……”

她没有站起来。我没有立刻明白她正伤心，只是感到她的热泪落在我脸颊上，我双眼突然睁开了。

在这里我根本不想讲述她伤心的细节，不想讲述那使她痛苦的该死的秘密故事，况且这故事当时我基本上不清楚。现在想来，对一个纯洁无瑕，心里只装有爱和亲情的女孩子来讲，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要对她自己的母亲作出评价，谴责自己母亲的行为。更使她痛苦的是，那个秘密——她不知怎么发现的、已给她造成伤害的秘密——她必须独自藏在心里，还要瞒着她所尊敬的父亲。这个秘密全城人议论纷纷，被人当作笑柄，只有她两个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妹妹蒙在鼓里。不，这一切我只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我感到，在这个我已十分钟爱的少女心里，藏着一个巨大的、无法忍受的痛苦；这痛苦我凭着满腔的爱，一辈子都无法为她消除。此外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到此时为止，我只是盲目地游荡，这时突然发现了自己新的人生方向。[9]

《如果种子不死》中的“埃玛妞”，就是纪德的表姐玛德莱娜。除了一些细节差异，这段真实经历几乎在《窄门》第一章中得到了完整重现。《纪德传》的作者皮埃尔·巴勒普对于《如果种子不死》中的这段描述如此评价道：

因为爱上玛德莱娜，完完全全坠进一种虚无的现实中。他视而不见自身已经承受的一切，身体、土地和日常生活等，他选择了天使。他，一个凡夫俗子，期待着有一天也成为天使之翼，拥有一颗纯洁的心灵，没有半点罪过的阴影。从那时起，他的生活有了目标，有了奔头：一切为了玛德莱娜——换句话说，他把一生献给了一个自己主观臆造出来的与表姐其人重叠在一起的理想化了的形象……为了超越自己，为了真正诞生在这个世上，纪德不是想从玛德莱娜那里得到庇护，而是要献出他的爱。甚至还不是爱情本身，而是爱意，以及因爱而生的一种激情。[10]

这段评语，无疑可以完美地套用在杰罗姆身上，他爱上的阿莉莎，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臆想中的天使，他在主观的想象与期待中，人为地赋予了阿莉莎太多自我投射的理想。在杰罗姆与阿莉莎的感情世界中，其实存在一种失衡，存在着一系列情感与认知的幻觉，最终爱上了一个“自己主观臆造出来的与表姐其人重叠在一起的理想化了的形象”。这就使得他们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一个问号。他爱的究竟是那个真实的人，还是这种爱本身？所以不仅是阿莉莎最终走向了某种虚幻的终极，在杰罗姆身上，这种趋势也同样明显。二者之间，许多时候其实互相绞合，彼此推波助澜。只是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杰罗姆对自身的情感状态缺乏自知，也恰恰是因为如此使得小说中的许多独白变得更加微妙。

小说中的这一关键情节，既展现了杰罗姆向阿莉莎表白时的心绪，更代表了阿莉莎内心的剧烈冲突。阿莉莎的母亲露希尔·布科兰是她的“原罪”。这个来自异域的克里奥尔女人，体内依然保留着某种未经教化的原始野性。如果用现代主义的视角，无疑可以成为一本女性主义作品的经典主人公。她在家庭生活中的疏懒，她与情人笑骂时的野浪，她抛夫弃子义无反顾的出奔，包括她把手伸进杰罗姆胸口抚摸时的暧昧肉欲，都让她与这部情感压抑的作品形成了鲜明对照。她所谓的“发病”，在杰罗姆母亲眼中不过是“做戏”而已，却未必不是某种原始本能遭受压抑时的抵抗与宣泄，是肉体对于道德规范的排斥和反击。在这个意义上，露希尔·布科兰虽然让杰罗姆心中充满仇恨(仇恨是因为她对阿莉莎的伤害)，却又是纪德日后所推崇的那种赤裸的“真人”。在露希尔身上，欲望鲜活地保持在场。而阿莉莎一方面抗拒这样的母亲，另一方面却会发现在自己身上同样有母亲的影子存在——“灯罩拢住灯光，我的眼睛和上半身处在暗影里，而脚尖从衣裙下稍微露出来，正好映上一点灯光，我则机械地注视自己的脚尖。”她在欣赏和感受自己的身体。但是，当她感受到自己体内与母亲相同的欲望在萌动时，她感到恐惧，也许她想到了母亲所代表的罪孽，这让她越发惊慌地试图把这种欲望隐藏起来——“我看不见他，但是能感觉到他的气息，如同他身体传出的热气和颤动。我佯装继续看书，可是书中说的什么意思看不懂了，连行数也分辨不清，心中莫名其妙乱成一团麻。我趁着还能控制住的时候，急忙站起身，离开客厅一阵，幸而他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这一切的根源，无疑与母亲出轨偷情的一幕直接相关，使得阿莉莎既被体内的欲望吸引，又对其无比警惕和排斥，也使整部小说中阿莉莎在身体层面对杰罗姆的抗拒显得似乎不近人情。但这一切都是有理由的。故事开篇露希尔舅妈在楼下肆意浪荡与阿莉莎在楼上痛苦祈祷的一幕，构成了小说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情节的安排，是理解阿莉莎性格与心理的关键之一。纪德将他的真实经历略加变形，安置于此，其用意无疑不是怀念往事，而是制造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并且达到了完美的效果。卞之琳先生说得好：“故事的开始差不多就在各自要失去母亲的时候。那是两个极相反的母亲，芥龙[11]的母亲不宜于穿鲜艳的衣服，正如阿莉莎的母亲不宜于穿黑。在阿莉莎的母亲就要跟人家跑了以前不久，芥龙决定一生都保护阿莉莎；在芥龙的母亲弃世以前不久，阿莉莎也知道芥龙需要从她这里得到一点支撑。”[12]

而除了两位母亲的对比之外，露希尔·布科兰也和她的女儿阿莉莎的妹妹朱莉叶·布科兰构成对照。阿莉莎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女性，一是她的母亲，在婚姻中背叛了她的父亲，追求自身的欲望与情人逃之夭夭；二是她的妹妹，嫁给了一个看似庸俗可笑实则精明强干的葡萄酒商人，过上了一种在阿莉莎看来不值一提却又踏踏实实的幸福生活——“我是通过推理，才对朱莉叶的幸福感到高兴的。她这幸福，当初我多么诚心祝愿，甚至愿意为之牺牲我的幸福，可今天我却痛苦地看到，这幸福来得如此容易，同我们二人当初想象的大相径庭!”如果我们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其中当然包含了某种大资产阶级[13]对于工商业者的轻蔑(纪德母亲的家族是当时法国前五千位的巨富家族)，而如果把这些阶级身份放在一边，单从阿莉莎的心理角度出发，她对于朱莉叶的幸福产生了巨大的抵触情绪。首先是因为朱莉叶的幸福在她看来过于日常，过于平淡，取消了精神维度，缺少了高蹈与超越，与她们年少时一起阅读诗歌时幻想的未来差别过大——“朱莉叶生活幸福，她这样说，看样子也如此——我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怀疑……然而，我在她身边的时候，这种美中不足、颇不舒服的感觉，又是从何而来呢？——也许感到这种幸福太实际了，得来太容易，完全是“特制”的，恐怕要束缚并窒息灵魂……”这两种婚姻，无疑都是阿莉莎抗拒的，也使得她对于是否与杰罗姆结成夫妻产生了严重的心理怀疑。于是，在母亲对婚姻的不忠与妹妹“实际轻易”的幸福之间，阿莉莎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震荡，使她对于何谓“幸福”产生了奇特的理解，使她从追求幸福本身，转向抵达幸福的路径，使她从向往人间的幸福，转向祈求天国的幸福。

重新虚构现实

从上文所举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纪德在《窄门》的写作过程中，的确运用了许多真实的个人经验，又通过一系列巧妙的情节设置，使它们化为小说的一部分。纪德通过对一系列真实人生经验的引入以及对这些经验的重新安排，为《窄门》带来了一种真切而细腻的气质。纪德80岁时，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了《窄门》的创作问题：

——您写《窄门》似乎费尽心机，中断之后又几次重新开始？

——我不知道这话是否正确。我觉得这部作品的写作是相当自然的。小说的虚构部分压缩到小之又小，好更突出杰罗姆和阿莉莎所处的对立地位。

——我懂。您似乎要说这部作品，或者说这部作品的实质，是从您自己的经历取得的。

——绝对正确。从我在生活中的经验取得的。

——您又抱怨这部作品始终没有写好，您无法使它有生气，无法将它创作出来。

——《窄门》初稿中的那些“涂改”(借用画家的一个术语)、那些败笔恐怕还没有丢掉，以后把它们找出来也许是很有意思的。小说开头一再易稿。我十分缓慢、十分困难地将我的故事充分简化。

——或许恰恰由于它是取材于一段活生生的经历，书中某些人物，尽管是虚构的——我指阿莉莎，比方说——他们的原型却是确实存在的？

——是的，小说家最不好处理的就是这个。我写作《伪币制造者》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这部作品所有的人物，唯一的一个，清清楚楚地取材于现实的人物，是那个老拉·佩鲁斯，我的老师，马克·德·拉·尼克斯。好，就是这个人物使我煞费苦心，但就是这个人物显得不真实。

——显得最自然的，是彻头彻尾虚构的。

——是的。再说，这一点在阅读龚古尔兄弟的《日记》时就可以看到：龚古尔兄弟把在现实里采集到的，并用寥寥几笔匆匆记在他们的《日记》里的话显得多么不自然。每回他们想把这些话原封不动放到小说里面时，结果都使人觉得相当别扭。

——这说明“真”不是现实，必须创造现实和重新虚构现实。

——是的，我想是这样。所以葛饰北斋[14]说，如果我记得不错：“作素描、画画永远不要比着自然。”[15]

这段纪德的晚年回顾，对于理解他写作《窄门》的策略与心情颇为重要。把“虚构的部分压缩到小之又小”，通过引入现实经验，并且“重新虚构现实”，完成对小说人物的塑造。很难想象，一部内心戏如此丰满的作品，在纪德眼中却是一种“简化”，但也许这恰恰是一种真相，通过这种特殊的“简化”，让过于私密的人物变得普遍。杰罗姆与阿莉莎既有现实中的原型，又是一种想象性的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必要把杰罗姆与纪德、阿莉莎与玛德莱娜进行过度的一一对应，他们都是纪德以自己的经历片段为基础重构的小说人物，与其说纪德书写了一段人生回忆，不如说他利用一段回忆创造了一本小说。

阿莉莎，或每个人的“窄门”

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阿莉莎的形象也许会让读者颇为不适。不过，纪德的目的，不是刻意要对阿莉莎进行批判或抨击，甚至可以说，《阿莉莎日记》的设置，似乎就是纪德为她进行的辩解。前文曾经提到，在小说出版前夜，纪德抽掉了一页杰罗姆的自白，内容如下：

我的故事已近尾声。因为关于我自己的生活，还需要我来叙述什么呢？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讲述，在一片新的天空下，为了再次收获幸福我作出过怎样的努力呢？时而，当我竭尽全力，却突然忘记了我的目标，让我感觉似乎我依然在努力朝她走去，因为我实在难以想象哪一个与德行有关的行动会不令我更加靠近阿莉莎。哎!难道我不是把她打造成了我德行的外在形式本身吗？为了让自己远离她，我最终必须转而反对的正是我自己的德行。于是我当时沉迷于最荒唐的淫乐，自我放纵到幻想把自己身上的一切意志力都统统消除。然而我那些放纵的想法总是朝着记忆的斜坡陷落。于是我整整几个小时、整整几天都始终无法恢复镇定。

接着一种可怕的惊跳会让我从麻木中重新挣脱出来。我恢复了锐气。我专注于在自己身上毁灭过去那些由我的幸福建成的高楼大厦，专注于破坏我的爱情和信仰。我痛苦。

在这种混乱中，我的工作还能有什么价值!绝望，就仿佛过去我的爱情，似乎成为了我思想的唯一住所，我从中认出的内容无一不在向我呈现着我的苦恼。今天我憎恨这份工作，感觉我的价值尽丧，我怀疑这是不是由于爱情……不!而是因为曾经怀疑爱情。

这段文字，无疑包含了杰罗姆的抱怨，他在离开阿莉莎之后，过上了放荡荒淫的生活，却又痛苦不堪，身处灵与肉深切的撕裂之中，精神世界濒临崩解，而这一切似乎都需要阿莉莎负责。皮埃尔·巴勒普在《纪德传》中评论道：“《窄门》曾如此沉重地压着纪德，使他在交稿前几乎还想改写小说的大结局。他准备狠狠批判女主人公极端的道德观念，因为她逼得杰罗姆起来反抗，导致他沉湎于肉欲之中。但是，他终于战胜了一时冲动，没有破坏原作的整体结构。”[16]纪德最终把这段文字删去了。换言之，他不想把读者引向对阿莉莎的抨击。而随着杰罗姆第一人称叙事的完结，《阿莉莎日记》的出现，让我们体会到她内心的矛盾。这并不是一个干涩刻板的道德家，同样身具鲜活的欲念，只是在不断地克制、压抑，最终令自己窒息。她的身上充满悲剧性，却又闪耀着奇异的光芒。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把阿莉莎称为失败者或牺牲品，而更值得把她视作某种身具内在矛盾的悲剧人物。在纪德看似平实的叙述中，实在蕴含着惊心动魄的张力与冲突。就笔者自己的阅读体验而言，我更愿意把杰罗姆与阿莉莎视为纪德本人的双向摇摆。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

我总想知道自己将来是什么样子，我甚至不清楚自己要成为什么人，但是心里完全明白必须选择。我希望能走在确定无疑的路上，一直走到我决心去的地方。然而我却不清楚，不清楚自己究竟应当要什么。我感到自身有千百种可能，总不甘心只实现一种。[17]

阿莉莎，也许也包含在纪德自身的“千百种可能”之中，对于这扇天国的“窄门”，他似乎既想进，又不想进。对欲望的追求与对圣洁的祈盼，在他身上既对立又共存。而这也许就是人，无法用单一性格定义的矛盾复合体。

《窄门》这个标题，来自《圣经》。如果我们不使用中文和合本而从法语直译的话，内容是这样的：“你们要努力从窄门进，因为宽门和大路引向沉沦，走进去的人很多，而通向永生的窄门与小径，只有少数人将其寻获。”所以，“窄门”与大多数人走向沉沦的宽门大路相对，它通向永生，但只有少数人不懈坚持才能寻获。这个终点，在抵达之前，无人知晓是否真正存在。它似乎是一种信念，又似乎是一场骗局。这就使整部小说的立意变得更为微妙。“窄门”应该追寻吗？如果它有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依然应该无悔地前行吗？而如果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是真是幻，就真的不值得坚持吗？这一切都是这部小说提出的尖锐疑问，有待于读者自己作出回答。我想到了纪德的后辈勒内·夏尔的一首名诗：

还给他们在他们身上不再现身的事物，

他们将重新看见丰收的谷粒包裹在穗中并摇曳于麦秆儿。

教会他们，从坠落到起飞，他们面容的十二个月份，

他们将珍惜心的空白直到下一种欲望到来；

因为无物葬身海底或沉迷灰烬；

而谁若会看出大地终将通向果实，

没有挫败能令他动摇，即使他已失去一切。[18]

这终将通向果实的“大地”，是否也是一扇“窄门”？“失去一切”的挫败，真的能令我们毫不动摇吗？我们追求理想，又不敢坚定地压上全部，因为我们总在计算利益得失，因为这条路可能太过凶险，我们无法预知其中的痛苦，甚至无法预知终点是否存在，更不知道在终点处是否有我们曾经预期的美好。这让我想到了纪德的另一位后辈，将其尊称为“父亲”的阿尔贝·加缪。在加缪车祸去世后，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为他写过一份悼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就在他撞到树上的那一刻，他仍然在探索自我与追问自我。我不相信在那光明的一瞬间他找到了答案。我不相信答案能被找到。我相信它只能被寻求，被永恒地寻求，而且总是由具有人类荒诞性的某个脆弱成员来寻求。这样的成员从来就不会很多，但总是至少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19]

对加缪来说，他是否也在寻找着一扇属于他的“窄门”呢？如此看来，阿莉莎的追求，似乎无法被轻易地否定，但其中对于现世不近人情的抗拒，又显得是一种束缚。当然，“窄门”除了被理解为某种最高价值与理想之外，也可以被视作某种外在的规定与约束。从这个角度看，阿莉莎的悲剧也许更容易理解：要求人类走向窄门，是一个外在的律令，她所遵循的宗教戒律，与她内心的欲求不断发生着冲突，并压抑了她的天性，最终使她的人生一片荒芜。而即便从这个最简单的角度，它也依然与我们今天的每个人息息相关：在遵守社会规范，过上循规蹈矩的安稳生活，与放飞自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之间，我们也需要不断作出未必轻易的选择或取舍。阿莉莎也许同样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真的有资格和立场指责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