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商人是世界公认的第一商人。从罗斯柴尔德到索罗斯，从洛克菲勒到彼德森，众多犹太商业巨子的功名事业令世人翘首瞩目。为什么耀目全球的光环总是频频落到这个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四百分之一的民族呢？

特殊的历史经历和特殊的民族文化铸就的犹太商人，无疑是当今世界商界一支最为耀目的奇葩。

经营之神——哈默

阿曼德·哈默这位美国实业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曾被人称为“经营之神”、“幸运之神”。1898年5月21日生于美国，在上大学时，即开始经营父亲留给他的药厂，获得很大成功，成为当时美国唯一的大学生百万富翁。1921年，哈默赴苏联，成为贸易代理人，获得巨额财富。1956年，58岁的哈默收购濒临倒闭的西方石油公司，逐步使其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1974年，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年收入高达60亿美元。哈默一生与东西方政界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全世界享有盛誉。从他经营的各种行业来看，可谓无往不胜。无论是与苏联人做粮食、铅笔、毛皮生意，帮赫斯特卖珍玩，还是经营威士忌酒、石油，都一一获得大利；从他对手的角度来看，也不得不惊呼：“哈默是无敌的”。

然而，“无敌”的哈默，“经营之神”哈默，却栽过一个不大不小的跟头：对方出了远不是他能接受的价，他坚决不要，可几次较量后，他不得不接受对方的条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吃到一块好牛排委实不易。受此启发，哈默踏入养牛业这一行。牛要卖得出好价钱，很大程度上系于种牛的血缘、质量。

正好，当时有一头名叫“埃里克王子”的得奖种牛，在密苏里州拍卖，这头种牛被养殖专家誉为本世纪最佳种牛。最开始，哈默想出个“大价”，用1.5万元买下。但一个叫奥布莱恩的企业家比他出得更高价，以3.5万元将它买下了。退而求其次，他以2.75万元买了前一年国际种牛赛冠军——“野蛮王子”来繁殖牛群，到后来一年收入上百万元。这使他更加感到“埃里克王子”的可贵。

正在这时，一位兽医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埃里克王子”患了阳痿病，而且据他的分析：它的病仅是心理上的，而非生理上的，还可利用其精液进行人工授精。

听到这个消息，哈默心花怒放，当即打了个电话给奥布莱恩：“奥布莱恩，老朋友，把您的‘王子’卖给我，怎么样？”

“我很乐意这样做。”奥布莱恩的答复竟是出奇的爽快。

“好，你打算出什么价？”

“10万元。”

这一棒简直把哈默打昏了。他不由吼骂起来：“您疯了吧？我刚听说您这头牛不能再生育了，而且一年多没有生育过了。”

“那您为什么要买呢？”对方竟反击说，“我知道您想干什么。大学里已经派人来讲过。‘埃里克王子’还可以作人工授精的种牛呢。”

原来对方已洞察了自己的心思，哈默有些气馁了。他当即以很委婉的语调向对方讨价还价：“我也仅仅是碰碰运气而已。谁也没真正证明它还能生育。这样吧，‘埃里克王子’已给您服务这么久了，我一分钱不少，照原价给您，怎么样？”

“10万元。”对方寸步不让。

“我们折中一下，7.5万元，不过您得让我做次试验。好不好？”，哈默说。

奥布莱恩稍微沉吟了一会，接着说：“好吧，你来吧!”

哈默带着兽医去了，试验结果十分满意。于是他掏出7.5万元的支票交给奥布莱恩。

奥布莱恩接过支票看了看，又把它还给哈默：“钱不够。”

“怎么？不是讲好7.5万元的吗？”

“不，我没有同意7.5万元成交，我只是同意你到这里来做试验。”

这简直是十足的无赖!哈默简直气昏了，转身就走。奥布莱恩则在背后微笑着目送他。

次年12月，最负盛名的芝加哥国际牲畜展览会开幕了，哈默带着一头年轻母牛参展。此时的哈默尽管在养牛界已经很有名气，但可惜的是，他的牛却从未得过芝加哥展览会的世界冠军。而这一次却大不相同，这头母牛也是“埃里克王子”的后裔，当它还是牛犊时，哈默就出了5000元的高价将它买下，同时又请一些最有名望的专家来饲养。这次他志在必得，养牛界的许多同行也认为冠军非它莫属。可没料到，这头母牛仅得一个亚军。冠军还是被“埃里克王子”的另一“女儿”抢走了!

“奥布莱恩，我愿意出10万元……”，哈默屈服了。

终于，这笔生意，还是以比奥布莱恩当初买入价高6.5万元的价格成交了。

经常有人向哈默请教致富的“魔法”。他们坚持认为，哈默发大财靠的不仅是勤奋、精明、机智、谨慎之类应有的才能，应该还有其他“秘密武器”。

在一次晚会上，有人凑到哈默跟前向他请教“发家的秘诀”，哈默皱皱眉说：“实际上，这没什么。你只要等待俄国爆发革命就行了。到时候打点好你的棉衣尽管去，一到了那儿，你就到政府各贸易部门转一圈，又买又卖，这些部门大概不少于两三百呢!……”听到这里，那个人气愤地嘟哝了几句，转身走了。

其实，这正是哈默20世纪20年代时在俄国13次做生意的精辟概括，其中包含着他生意的兴隆与衰落、成功与失败的种种经历。

1921年的苏联，经历了内战与灾荒，急需救援物资，特别是粮食。哈默本来可以拿着听诊器，坐在清洁的医院里，安稳地度过一生。但他厌恶这种生活。在他眼里，似乎那些未被人们认识的地方，才是值得自己去冒险、去大干一番的战场。他做出一般人认为是发了疯的选择，踏上了被西方描绘成地狱似的苏联。当时，苏联被内战、外国军事干涉和封锁弄得经济崩溃，人民生活十分困难；霍乱、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和饥荒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采取了重大的决策——经济政策，鼓励吸引外资，重建苏联经济。但很多西方人士对苏联充满偏见和仇视，把苏维埃政权看做是可怕的怪物。到苏联经商、投资办企业，被称作是“到月球去探险”。

哈默心里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风险大，利润必然也大，值得尝试。于是哈默饱尝在大西洋航行的晕船之苦和英国秘密警察纠缠的烦恼之后，终于乘火车进入苏联。沿途景象惨不忍睹：霍乱、伤寒等传染病流行；城市和乡村到处都有无人收殓的尸体；专吃腐尸烂肉的飞禽，在人的头顶上盘旋。哈默痛苦地闭上眼睛，但直觉告诉他：被灾荒困扰着的苏联目前最急需的是粮食。他又想到这时美国粮食大丰收，价格早已惨跌到每蒲式耳一美元。农民宁肯把粮食烧掉，也不愿以这样的低价送到市场出售。而苏联这里有的是美国需要的、可以交换粮食的毛皮、白金、绿宝石。如果让双方能够交换，岂不两全其美？

哈默从一次苏维埃的紧急会议上获悉，苏联需要大约100万蒲式耳的小麦才能使乌拉尔山区的饥民度过灾荒。机不可失，哈默立刻向苏联官员建议，从美国运来粮食换取苏联的货物。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初战告捷，没隔多久，哈默成了第一个在苏联经营租让企业的美国人。此后，列宁给了他更大的特权，让他负责苏联对美贸易的代理商，哈默成为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美国橡胶公司、艾利斯—查尔斯机械设备公司等30多家公司在苏联的总代表。生意越做越大，他的收益也越来越多。他存在莫斯科银行里的卢布数额惊人。

第一次冒险使哈默尝到了甜头。于是，“只要值得，不惜血本也要冒险”，成了哈默做生意的最大特色。

1956年，哈默已经58岁了，他感到自己的实业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便移居洛杉矶，准备用游泳、日光浴、捐赠珍藏等活动来消磨自己的余生。没想到命运再次将哈默推到他一生最赚钱的事业——冒险性很大的石油行业中去。

朋友告诉他：20世纪20年代初期创立的西方石油公司，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困境之中，这家公司请求哈默给予帮助。对石油行业还是外行的哈默，同意借给5万美元作为尝试，让该公司钻两口油井，将来得到的利润各分一半。哈默的打算是，如果这两口井是枯井，这笔钱可以根据当时的规定，作为亏损从应缴纳的税款当中扣除。

出乎哈默意料的是，两口井都出了油。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一下子上涨了。初次尝试的成功，引起哈默在石油行业进行冒险的极大兴趣。1957年，他干脆把借给该公司的贷款转化为股票，成为西方石油公司最大的股东，当上该公司的总经理。

1961年，西方石油公司几乎用完了1000万美元勘探基金，但仍无所建树。哈默计划集中余力，攻克难点。这计划吸引了一个名叫鲍勃的青年地质学家。他向哈默建议：旧金山以东有一片被德士古石油公司放弃了的地区，这个地区可能有天然气田，西方石油公司应该把它租下来。哈默接受了建议，汇集了一大笔钱，投入这一冒险活动。这个地质学家的挖井定位为距离那几口废井大约600英尺的一块空地上。当钻到8600英尺的深度时，终于钻出了加利福尼亚的第二大天然气田，价值约2亿美元。几个月以后，又在附近钻出了一个蕴藏量丰富的天然气田。

犹太哲言

哈默的成功源于他过人的胆识，敢于冒险的勇气和看准时机绝不放手的坚定信念，这样才会使他一次又一次获得成功。

金融界的拿破仑——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律师家庭。二战期间，随全家流落到瑞士。1947年他移居英国，并在1949年考入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国际金融的硕士学位以后，开始正式进军伦敦金融证券界。1956年，在美国通过建立和管理国际投资资金积累了大量财产。1971年，与另一投资奇才詹姆斯·罗杰斯合伙成立了“量子基金”，开始了他的国际投资生涯。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1984年他在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又于1987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他为基金会网络提供资金，这个网络在3个国家中运作，遍及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和中部欧亚大陆，以及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索罗斯也建立了其他较重要的机构，如中部欧洲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等。索罗斯曾获得社会研究新学院、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1995年波伦亚大学（意大利）将最高荣誉——Laure Honoris Causa授予索罗斯先生，以表彰他为促进世界各地的开放社会所做的努力。

索罗斯和巴菲特、林奇一样，不相信证券市场是有效的，他认为金融市场技术分析是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的，真正有用的还是基本面分析，尤其是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索罗斯在1989年11月柏林墙崩溃，东西德统一以后，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已无法继续维持了。因为这种机制要求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需齐头并进才可以实现。但是德国的统一使其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欧洲邻国，因而其他欧洲国家指望依靠德国的货币政策是不适当的。当时英国的经济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利率已经很高了，而用提高英镑利率的办法来支撑英镑的币值，可能会严重损害英国的经济，对英国经济雪上加霜。于是英国要求德国降低德国马克的利率，以减轻国际汇价对英镑的压力。但是德国统一以后，为了重建东德，造成了经济过热、开支过高的现象，德国政府不得不以维持高达10％的高利率政策来降温。因此德国中央银行拒绝了英国的这一要求，于是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1992年8月，正像鲨鱼闻到血腥一样，索罗斯以5％的保证金方式大量抛空英镑，购入马克，英镑对马克的汇率降至联系汇率的下限。当索罗斯听到英格兰银行将动用120亿美元去买进英镑时，他豪气冲天地说：“我正准备拋空这个数量。”至此，发动了历史上第一个投机资金挑战欧洲货币汇率的战役。在市场巨大的抛压下，9月16日英格兰银行被迫宣布两次提高利率。如此一来，反而导致英镑再次下跌，最后只有宣布退出欧洲货币体系。英镑汇率由1英镑∶2.1美元下跌到1.7美元，“量子基金”获利20多亿美元，索罗斯个人收入达6.5亿美元，在1992年的华尔街十大收入排行榜名列榜首，创历史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索罗斯的成功还来自他对成功的强烈欲望，这也是他与合伙人詹姆斯·罗杰斯分手的原因之一。索罗斯的过百亿“量子基金”一直保持高水平的增长率，他主张尽量追求最大的回报，正如他说：“重要的不是你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是当你正确的时候你赚了多少钱，在你错误的时候，你损失了多少钱。当你对一项交易充满信心的时候，你要尽可能多地获取!”曾经作为索罗斯“接班人”的人几乎众口一词，表示他们从索罗斯那里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便是“有风使尽帆”，在开始的时候投入少量的资金，当某种倾向逐渐明显时，再慢慢加大筹码。

驰骋金融界的索罗斯对金融业及其游戏规则有着自己的理论。在索罗斯看来，市场并非总是对的。索罗斯从另一个角度对传统智慧做出了否定。索罗斯说：“现在最流行的说法是‘市场总是对的’，我的立场刚好相反。我假定市场往往都是错的，即使我的假设确定有误，我也会利用这些假设作为所谓作业假设。”

很显然，“市场总是对的”这一命题要求投资者必须顺从市场的变化，但是这样的顺从常常是十分盲目的，投资者在顺从时会迷失方向。一个能动的投资者（索罗斯倡导的真正意义或高效能的投资人）是不满足于这样的顺从的，并且认为盲目顺从市场的指导思想——“市场总是对的”的命题是错误的。索罗斯如此论证该命题的错误性：

当潮流或趋势出现时，追随者总希望潮流如愿进行并为之做出积极努力。但是潮流不是一成不变的，潮流会逆转，会改变方向，追随者先是一窝蜂地追随潮流，助长潮流的发展，然后是一味追随形成的定式并力求维持这种定式，追随主体变成偏见主体，最后被转变了方向的潮流所害。索罗斯假设“市场往往都是错的”的命题说明，市场存在着与偏见主体的意愿目的不一致的固有矛盾，主体以偏见即知性、完整性参与市场，最终必然以失败告终，这也就是索罗斯潮流理论所指“始于自助，终于自败”的道理。

一个纯粹的潮流追随者很难逾越“始于自助，终于自败”的规律，除非他懂得自省，懂得市场并非总是对的，懂得何时追随潮流，何时不追随。在索罗斯看来，缺乏必要的自省功夫，会阻碍你理解市场往往是错误的这一命题的真谛，更无助于保障投资收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索罗斯的投资理念是建立在一定的自省观念上的。他的自省以反华尔街传统智慧为主要内容，基于两点：一是不要盲目追随潮流，潮流是会逆转的；二是作为潮流追随者，自己会犯错误，走向潮流的反面。现实或市场的错误源于主体思想的错误，而逾越两者的错误靠的是自省，可见自省的重要。也正是基于此，索罗斯时刻强调投资者要与市场保持适当的距离。许多投资者以为每天紧盯电脑行情报价机，不放过每一个可以看到的市场分析、评论文章，就可以在市场上赚到钱，或者每周在办公室中待80个小时以上，但是投入大量时间和赢利是不成比例的，大部分人都是以亏损告终。索罗斯作为华尔街著名的投资大师，有他独特的工作方式，他每周工作不会超过30个小时，更多的时间里，别人看到的都是他在休假或者是在娱乐。但他自己却说：“那其实是工作的一部分，只有远离市场，才能更加清晰的看透市场，那些每天都守在市场中的人，最终会被市场中出现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所左右，最终就失去了自己的方向，被市场给愚弄了。”这充分说明了索罗斯确实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投资大师。

1987年，他出过一本《金融炼金术》，可惜看得懂的人很少，曾有人将它比喻为催眠药。他创造了一种“反射理论”，认为人们的认识会改变事物，而事物变化又会反过来改变人们的认识。索罗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他最大的教训就是：期待出乎意料的事物发生并做好准备应对它。他认为每个人都会因一些先入之见而妨碍他们正确认识现实，但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并不总是反映现实的。股票的价值和外汇的价值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认识。这种现实与对现实的认识之间的差距，就创造了有机可乘的机会。

在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中，由于错误地估计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同时过于感情用事，索罗斯犯了投资大忌，他没有选择在1998年去进一步攻击最弱的日本市场，而是选择了中国香港市场。在中国香港政府动用了200多亿美元的干预下，这场世纪豪赌激战异常惨烈，比之1992年的英镑战役有过之而无不及，使索罗斯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挫折，惨遭“滑铁卢”之败，“量子基金”也面临信任危机。

被称为“金融大鳄”的索罗斯因行善而获得第二届“代顿和平奖”。因特网上这样描述：“挑起亚洲金融风暴、导致无数人陷入经济困境的72岁大炒家索罗斯，因为行善成为第二届‘代顿和平奖’得奖者。得奖原因是他捐出巨款，给波斯尼亚地区的人民在战后重建生活，并成立量子基金支持慈善活动。”

亚洲人对商人的情感可以说是“恨爱交加”。因恨，所以有“奸商”之谓；因爱，所以有“儒商”之盼。高尚的道德和肮脏的金钱，对于满脑子都是“东方价值观”的人来说，总是有那么一丝缝隙怎么也弥合不了。

这种“恨爱交加”自然来自于人们对道德的无限扩大，或者说，人们把伦理层面的道德和商业领域的道德给弄混了，虽然都希望这二者能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也的确有完美融合的人和事，但为人的道德准则和为商的道德准则毕竟是不一样的。就拿索罗斯个人来说，也并不是一个“金融大鳄”的评语就可以“盖棺论定”。索罗斯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曾说：“我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世界一些地区，我因迫使英格兰银行屈服和使马来西亚破产而出名，即作为投机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他地区我则被视作‘开放社会’的捍卫者。”索罗斯目前在许多地方都有捐款，他曾表示，在80岁前，会将所有财富全数捐出。

犹太哲言

投资者务必要反省自己囿于成见所形成的对市场的认识，并勇于否定流行的观念及传统的智慧，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本质，才能获得充分的投资收益；真理与成功总是属于独创者的，真理与成功不可分。

报业奇才——奥克斯

奥克斯是一位犹太人，他的父亲1845年从德国移民来到美国，1858年奥克斯出生。因为家庭经济不佳，奥克斯童年就辍学，在家里做帮工，晚上读夜校。他当过药房和杂货店的童工。14岁时，他在《洛斯威利记事报》找到一份杂工。后来，老板见他年轻，脑子灵，就安排他当排字学徒。奥克斯如许多犹太人一样，受了家庭传统教育，干什么工作都认真钻研，努力干出一番名堂。两年后，他成为一位正式排字工。干了一年多，他被《论坛报》聘为排字领班。在报社当排字工人乃至排字领班中，奥克斯时刻注重学习，对报业各环节工作很快熟悉，并且与该报的营业经理保罗及编辑麦哥云交往密切，成为知交。后来他们三人于1877年合办一家报纸，名叫《漆坦加隆快报》，但报纸仅仅经营了几个月就倒闭了，奥克斯只好另谋生路。

1878年，城内另一家《漆坦加隆时报》也面临倒闭，正以廉价寻找买主。奥克斯是个忠贞于报业的人，以500美元买下这家报社。当时他的资金不足，把一半股权让给他人，他控股一半主持经营。奥克斯动脑筋、想办法，把这份小报办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发行量增加数倍。一年多以后，获利甚丰，该报的股值升了20倍。奥克斯想：这份报纸被别人控股50％，自己再怎么努力创收，也要把一半的利润分给别人，很不合算，长此下去，会有碍于该报的发展。现在趁着本报股值暴涨，劝那些股东出售其股权是个绝佳机会。据此，奥克斯与有关股东协商，最后，他以5500美元购入他人控制的那50％的股权，使该报社成为他独资经营。《漆坦加隆时报》在奥克斯独资经营下，更加发展迅速。1892年，他花了15万美元建成豪华的报社大厦，并投资购进新的印刷机，使该报的印刷和发行进入现代化水平。在当时的地区性报纸中，它是首屈一指的。随着设备的更新，奥克斯声名鹊起，竞争力加强，很快成为一位富豪。奥克斯与其他犹太企业家一样，从来不满足于现状，他计划到全国最大的都市去拓展业务。1896年，正逢米勒接手的《纽约时报》债台高筑，银行催收很急，不得不出让股权。奥克斯抓住这个机遇，认购了该报75000美元债券，获得其1125股，另保留3876股让他在4年之内购买，即凑足5001股，成为控股股东。在奥克斯未加盟时，《纽约时报》共发行1万股，每股100美元。奥克斯在该报临危之时只用75000美元便获得1125股，并保留3876股购入权，这是十分优惠的。而这对《纽约时报》来说也是上策，因为该报在当时债台高筑，声誉日薄，一般人是不会购入这类企业的股权的。因此，这是次双赢的合作。

1896年8月13日，《纽约时报》因奥克斯加盟而改组，奥克斯以董事局主席身份接管该报。他主持后，对该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对报纸编排上的变革，大量增加经济和金融新闻。奥克斯这一动作是很有远见的，当时纽约经济正在起飞，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地改观，人口大量增加，报纸增加经济和金融的新闻迎合了市场的需求，使该报发行量迅速增加。《纽约时报》在奥克斯刚接手时，每日发行量只有9000份，而当时的《记事报》日销30万份，《世界报》也日销20万份。自从奥克斯改革编排后，两个月内，使《纽约时报》日销量增至4万份，一年之后再增至7.6万份。

奥克斯第二招改革措施是，他的《纽约时报》定价为1美分1份，只是其他报纸一半的价钱，看起来是不足弥补报纸的发行成本。但是，奥克斯另有图谋，他的目的在于刺激发行量，发行量多了，厂商就会更多地在本报登广告。广告的收入增加，远比报费收入多，报社更为合算。在这种策略指导下，《纽约时报》到1900年日销量突破10万大关。这时，奥克斯增购了那3876股，他正式成为《纽约时报》的控股股东，其领导地位更加稳固了。随着业务的发展，奥克斯斥资250万美元，于1904年兴建《纽约时报》大厦，并将纽约市第42街至47街命名为“时报广场”，大厦高为22层，在当时的美国实属罕见。因此，《纽约时报》名声大振，促进了其发行量。以后，奥克斯改革通讯设备，以新闻快捷和独家报道为竞争手段，使该报权威性增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纽约时报》的发行量成为美国各类报纸之首，年赢利2700多万美元。1935年4月8日，奥克斯与友人共进午餐时，因脑溢血去世，享年77岁。此后，《纽约时报》由奥克斯的家人连续接任，至今该报仍是其家族后裔任董事局主席。

《纽约时报》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世界十大名报之列，与其创始人雷蒙的创业功绩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奥克斯在该报危难之时挽救了它，并把它办得比以前更辉煌，从中可窥见犹太人的经营本领。

犹太哲言

成功的经营离不开精明的头脑和正确果断的判断力，奥克斯的成功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证明了犹太商人高明的经营本领。

通讯之王——路透

英国的路透通讯社是世界上最古老、最著名的新闻通讯社之一。它的成功，与其创始人保罗·朱利叶斯·路透的传奇经历密不可分。这个曾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称为“无所不知的人”，原名伊斯拉埃尔·贝亚·约瑟法特，于1816年7月21日出生在德国小城卡塞尔一个犹太学者家庭，并在此地完成小学教育。1829年，老约瑟法特不幸逝世。年仅13岁的路透，因为家庭经济拮据不得不中止学业，来到哥廷根市他叔父开办的一家银行做小职员。哥廷根当时也是德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大学城，以哥廷根大学为中心，汇集了许多德国著名的科学家在此工作。因而路透得以结识在当地担任天文台台长的著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1833年，高斯领导铺设了从天文台到哥廷根大学研究所之间长达4公里的电报线，并在实验时成功地拍发了世界上第一封完整的电报。路透观看并细致地考察了这次实验的进展情况。这无疑对他日后热衷于利用新的通讯技术传播信息产生了深刻影响。

19世纪40年代初，路透离开居住了十多年的哥廷根，来到首都柏林寻求发展。不久与银行家马格努斯的女儿伊达·伊丽莎白·克雷斯蒂娜·马格努斯相爱，并为此于1844年改名为保罗·朱利叶斯·路透。

1845年，路透与心爱的伊达·伊丽莎白·克雷斯蒂娜·马格努斯结为伉俪。随后在岳父的资助下，路透在柏林开设了一家兼营出版业务的书店。当时欧洲政局动荡，工人运动方兴未艾，人们对议论政治的读物很感兴趣，精明的路透也开始印刷和发行一些有关政治内容的刊物和书籍，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日子里，反动的普鲁士当局对新闻出版工作不断加强防范措施，对政治言论防范尤严，路透断定继续在柏林经营出版业务不会有好结局，弄不好连自己也会被投入监狱，于是，他毅然决定到舆论控制稍显宽松的法国巴黎去另谋出路。

1848年末，路透举家来到巴黎。凭着他经营过出版业务，能熟练使用英、法、德3种文字的优势，路透很快便在一家由查理·哈瓦斯经办的通讯机构找到了工作。这家通讯社在当时也颇有名气，每天都能从欧洲各地收集到各种主要报纸，路透负责从中挑选一部分有价值的内容译成法文，作为哈瓦斯通讯社的新闻稿，提供给法国及国外订户。但是，路透是个独立性极强的人，他不甘心于仅为他人做嫁衣，想要自己干一番事业。几个月后，当他了解哈瓦斯通讯社的整个工作程序，熟悉了收集信息、寻找客户以及其他经营情况后，便离开了哈瓦斯通讯社，并于1849年春天在巴黎开始独立经营新闻业务。路透的服务对象是德国的地方报纸，它们都希望刊登法国的消息，路透每天把一大堆法文报刊粗略浏览一遍，从中选出适合德国人口味的新闻材料编译成稿，特别注意收集那些政治、金融等方面的内容，偶尔也译一些法律纠纷方面的报道。由于经济拮据，他们无法雇佣职员、租赁办公室，便由妻子做助手兼打字员，起居室作办公室。尽管夫妇终日疲于奔命，收益仍不理想，加之法国当局也加强了对新闻的控制，他们不得不于当年夏天结束了在巴黎经营新闻的活动。

尽管在巴黎经营新闻事业的尝试失败了，但路透创建自己的通讯社的希望和信心并没有因此失掉，他在积极寻找机会。

1849年10月1日，普鲁士国家电报局开始在柏林和亚琛之间开辟电报业务。德国人沃尔夫很快在柏林开办了一家通讯社。路透觉得这是机遇，很快便在亚琛开办了另一家通讯社。由于他精于搜集金融方面的信息，深受当地商人和银行家们的好评。

1850年春，法国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开辟了一条由政府经营的电报线路。在亚琛初获成功的路透马上想到了布鲁塞尔和亚琛之间仍有1130多英里没有电报联系，加之火车速度极慢，无法解决快速传递消息的问题，专职邮差、骑马信使、电报线接力都因代价太高而不可行。面对这种情形。路透想出了用信鸽传递新闻稿件的绝好办法。

因为火车跑完布鲁塞尔到亚琛之间的距离需要9小时，而训练过的信鸽则只需2小时，路透便向亚琛一个兼营信鸽业务的老板盖勒租了40只信鸽，开办了他的信鸽传递消息的业务。他的这一创举，曾在几个月里获得巨大成功，以至柏林的同行沃尔夫和巴黎的哈瓦斯都不得不佩服他的精明。同年年底，布鲁塞尔和亚琛之间的电报联系开通，巴黎和柏林间也架设了直通电报线，路透信鸽传递信息的优势顿失，业务急转直下。当时他曾想重返巴黎开辟天地，但考虑到哈瓦斯已在巴黎形成很大势力，又受到法国政府的种种限制，只得另作打算，一时陷入了一个决策困境。

恰在这时，路透结识了德国著名机械制造公司的创始人、电讯工程师西门子，两人都是富有事业心的人，所以一见如故。在西门子的建议下，路透于1851年夏天移居英国伦敦，并于同年的10月14日，在伦敦皇家股票交易所附近租下两个房间，正式建立路透通讯社。这成为路透新闻事业的转折点。11月13日，横贯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缆正式投入使用。路透立即借助这股东风，把欧洲大陆发来的金融、商业信息编成“路透社快讯”，供给英国的交易所、银行、股票商和投资、贸易公司，同时向巴黎、柏林、维也纳、阿姆斯特丹等地发布商情消息。短短几个月后，“路透社快讯”的名字便在欧洲大陆传开了，甚至东欧的商人们也纷纷要求路透做他们在伦敦的代理商，并向他们发送商情信息。

然而最初几年，路透社在伦敦新闻界并没有打开局面。报界并不重视路透社的新闻，也拒绝订购他们的“快讯”。1855年，英国废除了“印花税”法，刺激了一大批“廉价报纸”的出现，它们都需要新闻来源。这无疑给路透通讯社拓展业务领域带来了新的前景，通讯社也适时地采集发布政治、经济、军事、民事等多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通讯社也对各大报纸开展了宣传攻势。第一个目标就是销量居伦敦报业第二位的《广告晨报》。

路透亲自来到该报所在地，向该报发行人詹姆斯·格兰特进行游说。格兰特起初并不热心，路透诚恳地提出：“我们愿意免费为您提供路透消息两周，以作试验。”格兰特很受感动，也觉得条件优厚，就同意了。结果反映不错，《广告晨报》便成了路透社的订户。很快地，《每日电讯报》、《标准报》和《先驱晨报》等6家报纸，也被路透以类似的方式争取过来。

与此同时，路透也深知，新闻稿件的质量是争取客户的最基本的条件，他通告派驻欧洲大陆各地的记者，务必尽心尽力，和各报社派驻当地的记者抢时间、争速度，用先进的通讯手段击败他们。路透社记者果然不负所望，发往伦敦的新闻不仅速度快，而且时常有一些是独家新闻，受到各大报纸的欢迎。

1859年1月4日，法皇在巴黎杜伊勒斯宫举行的新年庆祝会上，公开对奥地利驻法大使说：“真遗憾!贵国政府和我的关系不如从前那样友好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嗅觉灵敏的路透社记者，马上意识到法国将有重大举动，并把这一信息电告了路透，路透立即指示该记者密切关注这一势态，尽可能早地得到有关消息。当该记者了解到法皇将发表重要讲话时，他重金买通了一位法国宫廷官员，让他秘密抄写演讲文稿。两人协议，只能在法皇发表演讲时才可公开。为了和各报社记者竞争，路透预先包租了法皇发表演说当天从巴黎到伦敦的电报线路，剥夺了各报记者当天使用电报线的机会。

2月17日，法皇的演讲按原定计划开始，巴黎的路透社记者立即把预先抄好的演讲内容发往伦敦。路透的翻译人员一小时内就译出了英文译本。这次讲话是法皇向奥地利宣战，因而内容十分重要。路透马上派人将演讲全文和消息送往各报社。这时，各报社的记者们还在巴黎等着向伦敦发送电稿呢。

4月16日，法奥战争爆发。路透同时向交战双方派记者，进行随军“双重采访”，因此收集到许多真实的第一手材料。鉴于当时的一般报纸记者喜欢使用华丽的词藻，并且喜欢发表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议论，路透决定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其记者务必贯彻新闻报道的“迅速、准确、客观、公开”的准则，在报道战况时不夹杂情景描写，不无端发表议论，而是用最经济的笔墨直陈其事。结果，即使是对这场战争的高潮——索尔菲利诺大会战，路透社的报道也极精练，总共用数百字的篇幅，就把这次战斗最关键的场景叙述得清清楚楚。这是路透社第一次正式报道战争，但它所创立的简洁客观的新闻风格，立即受到欧洲各国新闻界的欢迎。

两年后的1861年，因林肯总统发布《解放黑奴宣言》而导致美国南部叛乱，从而爆发内战。路透社和英国各大报纸都向北美派遣了记者进行跟踪报道。当时，因为1858年铺设的大西洋海底电报线路中断，这些驻美记者只能依靠大西洋邮轮将新闻稿送到英国南部的安普敦港，然后由乘快艇的迎接人员接收后再电告伦敦。在这样的情况下，路透社总是能领先一步。

随着路透通讯社声誉的提高，它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张。1865年，路透社成了总资本为25万英镑的股份有限公司。1870年，它与巴黎哈瓦斯通讯社、柏林沃尔夫通讯社，缔结了划分采访和发布新闻范围的协定。随后美联社也参加了这一协定。路透社获得在美国、埃及、土耳其及远东广大地区的采访垄断权。

1866年4月，路透社在当时东印度公司控制下的孟买建立了分社，并在加尔各答等印度城市和斯里兰卡雇用了兼职记者。1871年，路透社上海分社和新加坡分社建立，准许兼职记者代发新闻。不久，横滨、东京、长崎、澳大利亚、新西兰分社也相继建立，成为国际著名的新闻通讯社。

路透于1878年退休，1899年2月25日去世，享年83岁。他的继任者、长子赫伯特秉承路透的作风，使路透社的势力不断扩大，保持着国际著名通讯社的领先地位。

犹太哲言

路透的成功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能和雇员之间保持良好的友谊关系。良好的关系使路透社员工能同心同德，为路透社的事业发展尽心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