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古代文学新编
作者：丁富生，王育红主编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12
ISBN：978-7-305-17905-1
第一编
先秦与秦汉文学
绪论
先秦文学的主要形式是诗歌和散文。诗歌包括上古歌谣、《诗经》和楚辞。上古歌谣是原始先民在劳动过程中协调劳动节奏、减轻疲劳、表达美好愿望和收获喜悦的口头创作。《诗经》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总集，其中“十五国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民歌，“雅”和“颂”分别是用于典礼的宫廷正乐和用于祭祀的颂神乐曲。楚辞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诗歌。
先秦散文包括历史散文（又称叙事散文）和诸子散文（又称说理散文）。我国的散文萌芽于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到战国时期已相当成熟。发达的史官文化使得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首先确立。《尚书》和《春秋》分别提供了记言和记事散文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逐渐成熟。从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演变过程看，早期的《尚书》几乎完全是史官所保存文件的汇编，《春秋》仍然保持着史官记录的体式，战国初期形成的《左传》和《国语》虽然也利用了大量史官记录，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著作，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形成的《战国策》则主要是策士的私人著作。总体说来，这个过程表现为官方色彩逐渐减弱，文学成分逐渐浓厚。诸子散文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产物，是不同学派阐述自己学说的著作，代表作品有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和法家的《韩非子》等。诸子散文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论语》《老子》和《墨子》为代表的语录体散文，产生年代是春秋至战国初期，作品几乎都是简单的言行记录，无完整篇章；第二阶段是以《孟子》和《庄子》为代表的论辩体散文，产生年代是战国中期，这类散文从形式上看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论语》等语录体散文的影响，多以对话为主，但已开始向长篇议论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论题相对集中，篇幅较为长大，论证方法多样，标志着专题性论文的初步形成。第三阶段是以《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的专题性论文，产生年代是战国后期，能运用纯熟的书面语写作，重视语言的修饰和锤炼，用语准确生动，行文富于变化，论证全面深刻，结构严谨完整，形成了结构完整的论说文体制。总的说来，诸子散文的发展是渐进的，其基本趋势是从零散到严整，从简约到繁复，愈是后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组织愈严密。
就其本质来讲，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都不是纯文学作品，《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都是史书，《论语》《老子》《墨子》等诸子散文都是哲学著作。然而，这些史书内容丰富多彩，有的还有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时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基本具备了叙事文学的特征，奠定了叙事文学的基础。作为百家争鸣产物的诸子著作在探索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辨中展现出鲜明的个性，带着浓郁的情感，具有丰富的形象，具备丰富的文学性。
先秦文学也蕴含着其他文学体裁的萌芽。小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传说，历史散文中复杂多变的人物形象和诸子散文中丰富多彩的寓言故事为后世小说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王国维、闻一多都认为《楚辞·九歌》是中国戏剧的萌芽。辞赋可以追溯到《楚辞》，荀子《赋篇》也是汉赋的渊源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然而，秦王朝历时仅有短暂的十五年，而且又实行“焚书坑儒”等极端专制的文化政策，从而造成了传统文学史中所谓“秦世不文”的特殊现象。李斯以一篇《谏逐客书》而成为这个时代唯一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文人，该文旁征博引，纵横议论，排比铺陈，极富文采。
公元前206年汉王朝建立，此后两汉王朝总共历时四百余年。由于秦王朝极端专制的文化制度导致国家迅速覆灭的历史教训近在眼前，西汉王朝在文化政策上做了较大调整，废除秦王朝的暴政，实行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这些措施为汉初社会营造了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使得在秦代遭到压制的诸子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先秦诸子之学纷纷抬头，文士们均希望一展抱负、匡世救国，或欲以学说干禄，或欲立门扬说。汉王朝初期，理论比较完备的有儒、道、法、阴阳诸家。儒家主张推行仁政，强调教化，即在推行仁德政治统治的同时，注重对人民进行文化教育以提高其修养，从而达到德治的政治目标；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即在弱化政治意志，尊重民众自身生活状况的基础上，因势利导，保持社会稳定发展；法家则主张以一套具体的政治法律制度作为帝王驾驭群臣的方略；阴阳五行之说也因和儒学的结合后并入经学而对汉代的思想和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由于汉王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得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豪迈的情怀和建功立业的抱负和热情，从而促发了汉代文学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这一时代的文学领域无论是作家的群体，作品的种类和数量，还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作品之多、作家之众都是前所未有的。赋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既采用楚辞主客问答的形式，又借鉴了战国纵横家铺张恣肆的文风，同时吸收了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它犹如诗歌，讲究押韵、对仗和形式的整饬，又像散文，句型自由，可骈可散；既可以说是散文的诗化，又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从体制上看，汉赋可分为汉大赋和抒情小赋。汉大赋是汉代文人在汉帝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大背景下，积极进取精神和建功立业愿望的间接反映，其中充满了乐观向上的豪迈情怀和包括宇宙、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都是这方面的杰作。然而，由于汉大赋炫博耀奇，堆砌辞藻，好用生词僻字，缺少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有着明显的不足。从东汉中叶到汉末一百多年间出现的抒情小赋篇幅短小，语言清新自然，感情真挚，一扫汉大赋形式呆板、歌功颂德之弊。
政论散文和汉代史传文学也出现繁盛局面，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编撰主线，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叙述了中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成为一幅瑰丽雄浑、荡气回肠、悲天悯人的历史画卷。该书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班固的《汉书》继承《史记》的体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吴越春秋》则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
汉代诗歌主要有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和拟骚诗。汉乐府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直承《诗经》，五言的形式使其较《诗经》能够表现更为丰富的现实内容，强烈的叙事性是其突出特色，鸿篇巨制《孔雀东南飞》标志着叙事诗的基本成熟。东汉时期文人五言诗开始大量出现并渐趋成熟，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都有五言诗作品流传于世，他们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班固的《咏史》是第一首成熟的文人五言诗。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是五言抒情诗的典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汉代还盛行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拟骚诗。人们通常把在形式上模拟屈原作品，化用屈原作品的词句且代屈原立言的悯屈之作称为“拟骚诗”或“骚体诗”。汉代王逸十七卷《楚辞章句》中收录屈宋以外的作品，包括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都是拟骚诗的经典作品。汉代拟骚诗在文体上兼有文学模拟与传述屈骚的双重性。它直接继承了楚辞的形制特点、题材内容和抒情方式，既是对屈原作品的学习仿效和模拟，又是对屈原经历情感及其作品的深层蕴涵的感知和解读，对屈原人格精神和政治抱负的阐释和发挥，可谓深得屈骚之真传。从文体传承上看，汉代拟骚诗可以说是楚辞之余绪。
总之，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朝代。汉代文学出现了不同于先秦文学的一些新的特点，无论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文体样式，还是在价值取向和审美风尚等方面都为后世文学树立了典范。
思考练习题
1．简述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过程。
2．简述先秦诸子散文发展三个阶段的特色及其代表性作品。
3．汉代文化政策对文学创作的繁荣有哪些影响？
第一章
文学的起源和上古神话传说
第一节 文学的起源
关于文学的起源，历代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进行了不断的探讨，提出了众多解释，影响较大的有游戏说、模仿说、巫术说和心灵表现说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为最早的文艺作品产生于人类劳动过程中。他在《没有地址的信》中这样表述：“毕歇尔深信，诗歌的产生是由精力充沛的具有节奏感的身体动作，特别是我们称之为劳动的身体动作所引起的；这不仅在诗歌的形式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如此。”即劳动是文艺产生的根本。“如果毕歇尔的这些出色的结论是正确的，那末我们就有权利说，人的本性（他的神经系统的生理本性）给了他以觉察节奏的音乐性和欣赏它的能力，而他的生产技术决定了这种能力后来的命运。”也就是说，人类在劳动中不仅在吃穿住用行等基本生活需求方面获得了满足，而且因“人类本性”所赋予的审美能力创造出了诗歌，“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观点上来看待它们”。但“原始狩猎者的心理本性决定着他一般地能够有美的趣味和概念，而他的生产力状况、他的狩猎的生活方式则使他恰好有这些而非别的审美的趣味和概念”。所以，本质上，文艺作品的产生源于劳动，它是根据劳动的实际需要而出现的。
根据历史考察和现有资料，最早出现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原始人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为了振奋精神、熟练技能、团结协作、战胜自然而依照“劳动的身体动作”自然发出有节奏的呼声，而这种呼声正是诗歌韵律的起源，“人的本性”觉察到这种“节奏的音乐性”，并载歌载舞。我国早期诗歌：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邪许”就是原始人类在集体劳作时的唱和口号，并含有振奋人心的感情，因而起到“劝力”的作用。再如：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
“葛天氏”是传说时期的一位部落酋长。这“八阙”可能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一套乐曲，有歌有舞，舞容为“三人操牛尾”，一边歌唱美好的愿望，一边起舞。同时也反映了原始人类的宗教信仰。
所以原始的诗歌是在原始人类的集体劳动中产生的；原始的音乐，是劳动音响的再现，原始的乐器是劳动工具的转化；原始的舞蹈，是劳动生产动作的模仿或过程的重演。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是由劳动节奏的一致性决定的，也是原始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总之，文学的起源离不开人类的生产劳动。以现存的文学作品论，当以《诗经》为最早。
第二节 上古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是产生于氏族社会的口头艺术形式，含有文学成分，历史悠久，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原始人类在面对自然灾害的种种复杂变化时既不能正确认识，又不能从容应对，于是便认为宇宙万物都有神灵主宰，对自然力加以幻想和神化，创造出日、月、风、云等神灵及其故事。马克思认为，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加以形象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普列汉诺夫说：“原始人的知识非常贫乏，他是‘根据自己来判断’的，他把自然现象都说成是一些有意识的力量的故意的行为。这就是万物有灵论的起源。”（《没有地址的信》）所以神话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们支配自然力，改造社会的美好期望。
我国古代神话资源丰富，大致分布在远古岩画壁画、出土文物的神话形象、少数民族流传着的神话故事以及文献记载等方面，但遗憾的是没有得到完整系统的记录和保存，散佚严重。现存先秦及汉代文献，以《山海经》《楚辞》《庄子》《淮南子》保存较多。我国古代神话按其主题大约可分为三类。
一是人与自然的神话。盘古开天辟地是创世神话中广为流传的一则。三国时吴人徐整的《三五历纪》载：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卷一引）
讲述了盘古开天辟地，“神于天，圣于地”的神奇力量。从神话记载中可以得知中国先民已经在积极探索自然的本源问题，并将它与人类联系起来进行思索。上古人类不仅关心万物的起源，而且努力探究人类自身的起源。
人类起源的神话首推女娲造人，始见于屈原《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女娲自己也有身体，但她的身体是谁造的呢？这是对人类起源、对上古神话传说的叩问。当是屈原之前，女娲造人的神话就开始流传。《风俗通》载：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人也。（《太平御览》卷七八引）
这则神话幻想了人类由女娲抟黄土造成，同时也反映出母系氏族社会的情况，以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为例，先民在黄土地上生存繁衍，制作陶器，很自然地将制陶和抟人联系起来；而“富贵”和“贫贱”的区别也反映出只知有母的观念与社会地位的尊卑之别。
鲧禹治水神话，载于《淮南子·地形训》《淮南子·本经训》二篇及《山海经·大荒北经》《楚辞·天问》《尚书》《孟子》等书，如《山海经·海内经》载：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可知鲧禹父子两代人治水的过程中，都有动物指引，都使用息壤；只是鲧治水用“堙”的方式未获成功，禹治水“堙”、“疏”并举，治服洪水。这则神话塑造了两位个性鲜明的治水英雄，反映了远古人类战胜自然的智慧与力量。
夸父逐日神话，最早见于《山海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大荒北经》）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
太阳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同样也会带来干旱与灾难。上古人类渴望了解太阳运行规律，进而驾驭它。夸父以顽强的毅力追逐太阳，一路奔波，忍受着干渴，终于在“禺谷”赶上太阳，尽管最后渴死，但夸父“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列子·汤问》），身后的“邓林”仍然荫庇着后来者。夸父逐日的这种崇高精神，体现了上古人类征服自然的宏伟理想和拼搏奋进的浪漫主义精神。又如精卫填海神话：
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北山经》）
同样反映了上古人民渴望征服自然，填平大海，去除威胁的志向与美好愿望。相较于大海的广博浩瀚，精卫之志向气概比海水还要浩大，惊人夺目！
二是人与神的神话。如夏启制乐神话：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山海经·大荒西经》）
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山海经·海外西经》）
夏启作为夏之先王，能乘两龙，在天帝处作客，偷得天乐《九辩》与《九歌》，并制得新曲《九招》，在“天穆之野”演奏，在“大乐之野”舞《九代》，说明了启很有音乐天赋，是一位对音乐有贡献的人物。又如成汤伐桀斩夏耕神话：
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山海经·大荒西经》）
夏耕和刑天的形象相似，都没有了头，但刑天是“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海外西经》），而夏耕则是“降于巫山”。成汤作为商之先王，俨然是天神形象。
三是神与神的神话。黄帝战蚩尤神话在古代典籍中有多处记载：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
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
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太平御览》卷十五引《志林》）
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龙鱼河图》）
蚩尤首先发动战争，黄帝应战，涉及风伯、雨师等天神，除了“铜头铁额”所暗示的金属兵器外，还运用风、雨、旱、雾等气象相互攻击，战争情节生动，过程完备，最后以蚩尤战败告终。这是继炎黄二帝大战之后的又一次部落间的战争，反映了氏族社会晚期的社会斗争以及中华民族的逐步融合壮大。
我国上古神话传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从中随处可以看到当时先民们的生存环境和生产生活状态，不论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后稷教民稼穑，还是后羿发明弓箭，王亥发明畜牧等，都反映了先民们的生产劳动。这些神话创造了一系列形象饱满的英雄人物，从创世与发明造物的始祖伏羲、女娲，到填海英雄精卫，治水英雄鲧、禹等，个个为民除害谋利，遵从天帝或人帝的指示，顽强地和自然灾害、和非正义的力量做斗争，维护秩序，推动集体和社会的发展。神话传说作为一种人类童年时期对世界的幼稚认识，虽然它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带着原始的性质，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它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后代作家、诗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文学素材和艺术形象，而先民们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顽强意志，以及所体现出的爱憎分明等民族品格也在后世文学中很好地传承下来，寓褒贬于作品之中，将神话里的浪漫主义因素发挥到极致。比如《庄子》寓言的汪洋恣肆，屈原《楚辞》的奇谲瑰丽，李白诗歌的超凡想象，《西游记》故事的光怪陆离等等，都是受到神话浪漫因素影响的结果。
思考练习题
1．什么是神话？神话产生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2．神话按其主题可以分为哪几类？
3．神话对后世文学有哪些影响？
第二章
《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称为“诗”或“诗三百”，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称为《诗经》；共三百零五篇（另六篇有目无辞的“笙诗”不计在内），收入了自西周初期（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五百多年间的诗歌。其产生的地域在今黄河、渭水两岸及江汉之北。
第一节 《诗经》的性质与内容
《诗经》中的作品，主要用于祭祀、朝会、宴饮、娱乐等各种典礼及场合，同时也是推行教化的工具书，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中叶以前，“掌之王朝，班之侯服”（清朱彝尊《诗论》一），为周王朝观察民俗，考辨得失。春秋中叶以后，列国纷争，周王朝礼崩乐坏，王学下移，私学盛行。孔子传《诗》，注重《诗》的社会功能。《论语·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季氏》曰：“不学诗，无以言。”
《诗经》强调经世致用，影响越来越大，到战国时期，被尊为儒家经典，居“六经”之首。后经秦火，儒生或口耳相传，或泥封壁藏，将《诗》保存下来。西汉传《诗》者有四大家。《后汉书·儒林传》载：“《诗》齐、鲁、韩。”即“今文三家诗”：鲁人申培的《鲁诗》，齐人辕固生的《齐诗》，燕人韩婴的《韩诗》，都用汉代隶书书写，在汉文帝、景帝时立于学官。鲁人毛亨、赵人毛苌所传的《毛诗》晚出，用战国古篆书写，称“古文诗”，“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毛诗》在西汉虽未被立于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至东汉，由经学大师郑玄作《笺》，影响渐大，后立于学官。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其于每首诗题下简述诗的题旨、作者、背景等内容的文字称《诗序》。在《关雎》题下总论《诗经》的文字称《诗大序》或《毛诗序》。汉代人视《诗经》为政治、伦理的工具，认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他各诗序称作《诗小序》，以“美、刺”为纲。
《诗经》中的诗歌分为风、雅、颂三类。分类之据有功用说、曲调说、音乐说等。一般认为，《诗经》最初是按音乐标准分类，并考虑了音乐和地区的关系。《诗经》本来就是一部乐辞，每一篇都可以合乐歌唱；“风”、“雅”、“颂”，原本就是音乐名称，代表了三类不同曲调的音乐。
一、《风》诗
“风”是各地的土风歌谣，也称“国风”，一百六十篇，十五个小类，《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十九篇，《鄘》十篇，《卫》十篇，《王》十篇，《郑》二十一篇，《齐》十一篇，《魏》七篇，《唐》十二篇，《秦》十篇，《陈》十篇，《桧》四篇，《曹》四篇，《豳》七篇。《豳风》和《二南》中的部分诗篇是西周作品，其余大部分是春秋初期至中期的作品。朱熹认为《风》所收录的是“民俗歌谣之诗”（《诗集传》）。这些诗传唱于民间，情调或缠绵悱恻或奔放热烈，是人们真切的生活感受的反映。西周前期的《风》诗，如《周南·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该诗每章四句之内前两句与后两句相似度极高，《诗经》中只此一首。清人方玉润评曰：“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诗经原始》）此诗讲述采芣苢过程虽显板滞，但细品之下，正如方氏所言，采芣苢的“田家妇女”在优美的大自然中“群歌互答”，“采”、“有”、“掇”、“捋”、“袺”、“襭”，动作流畅，气氛融洽，心志畅快，形象与意境皆有，不失早期诗歌的素朴淡然之美。
《豳风·七月》是周人居豳时的作品，由奴隶们集体口头创作，历经漫长的流传过程，最终由宫廷乐师整理加工，创作定型。全诗格调深沉，以“诉苦”为基调，以时令为序，娓娓地讲述着他们年复一年永无止息的劳作生活：耕种、蚕桑、绩染、制衣、采植、狩猎、习武、采冰、藏冰、执宫功、祭祀等，真实、淳朴、亲切、心酸，使人感同身受，如临其境。诗中的叙事和农事描写均为抒发愁苦情感服务，反映出广大奴隶们艰辛的生存环境。《豳风·东山》《豳风·破斧》是反映战争的诗，均作于周公“东征”之后，均以“东征”归来的战士口吻抒写。《东山》是一位随周公东征三年幸获生还的老兵在归途中所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