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伟人毛泽东有两件至宝：一是马，一是诗。马得之于外，诗言之于

心。他骑马长驱远征了二万五千里，从罗霄山脉转战到长城脚下，在马背上度过了成年后三分之一的生命。多年的戎马生涯给了他世之罕见的考验，也给了他与天、与地、与人奋斗的无穷乐趣。撇开22年的戎马生涯来谈论毛泽东，就会使毛泽东黯然失色，就会使他用历史巨笔绘成的整个中国革命画面顿失辉煌、无斑无斓。马背上的生活不仅丰富了毛泽东的人生，更能使他的思绪骏马般的飞腾驰骋。这飞扬的思绪在升华中便凝结成诗。毛泽东常常在马背上吟诗。这些马背上吟成的诗大多美妙绝伦。

假如说，时代没有将毛泽东塑就成一位世之空前的大革命家，也许，他仅会成为中国不可多得的（古体）诗词大家？然而假设不是现实。孰重孰轻的议论在这里似乎并无多大实质性意义。且不妨这样说，毛泽东既是大政治家，又是大诗人。他的政治杰作，即他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一首传奇般史诗的物态化；而他的诗，则很少不渗透社会政治意识。怪不得有人说，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是政治家诗人。如若要细细地考察，毛泽东从事诗词活动的时间要比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更长久。也许，他在诗坛上如果不比在政坛上更得心应手的话，至少在技艺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政治塑造了一个革命家的毛泽东一样，诗塑造了另一个风骚独著的毛泽东。

毛泽东离不开诗。

只要一踏入诗的领域，就像鱼儿来到水中，毛泽东便又临驾于自己另一块美妙奇幻的天地。这位生就诗人气质、秉具诗人天赋的政治奇才在这天地中一切是那么潇洒自如。莫非，他首先是通过诗国之路踏进人生的？还是在故乡韶山南岸私塾读书时，年少的毛泽东因有违塾规被塾师罚以吟诗“赞井”。这位顽童气满身的小诗人围着天井转了两圈，便如此这般赞了开来：“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这首朴实无华的赞井诗蕴含特别的内容。它既是对束缚学子全面发展的旧学的一种鞭笞，更展示了这位少年诗人意欲远游水深浪阔的江湖河海的鲲志。此诗的即席赋出，使这位抱负宏远的少年诗人初露才华。及后，少年毛泽东在外婆家唐家圫附近的保安寺游玩、赏花、采花时，又吟得咏指甲花（学名凤仙花）诗一首：“百花皆竞春，指甲独静眠。春季叶始生，炎夏花正鲜。叶小枝又弱，种类多且妍。万草被日出，惟婢傲火天。渊明爱逸菊，敦颐好青莲。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 这首诗尽管稚嫩，但它咏花言志，同样显露出这位少年诗人坚韧非凡的志趣和精神境界，亦表明他躯体内隐藏的诗思开始不停地涌动和溢出。

自幼喜赋、善赋，以致后来发展到，赋诗成了毛泽东的生活方式中一个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或成为毛泽东的生存方式之一，恰如山呼海啸、鹤鸣虎吼是自然类和动物类的存在表现方式一样。诗本能的冲动，战斗激情的激发，兴之所会，神之所到，毛泽东便要赋诗而不能自已。悲不赋诗，不足以表现悲；怒不赋诗，不足以表现怒；喜不赋诗，不足以表现喜；功不赋诗，不足以表现功。诗之如气，蒸郁在胸，不吐不快。不赋诗，毛泽东的生活便会显得平淡无味；不赋诗，他便难以志念那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的九死一生的战斗；不赋诗，一大计的定夺、一战略的部署、一决策的作出都似乎不那么信然自得。凡悲愤交加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四言·祭母》、《四言·祭黄陵》等这些荡气回肠的诗作，便从悲愤中出。凡与敌格斗、奋不顾身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忆秦娥·娄山关》等这些纪录征战的诗作，便从鏖战正酣中出。凡情绪压抑、意志难伸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清平乐·会昌》、《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这些托物言志、或直抒意气的诗作，便是高压环境中不舒之心气的泄漏。凡在生死攸关的重大战略决策关头，心潮翻卷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菩萨蛮·黄鹤楼》、《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等这些大气磅礴的诗作，便是决策前夕心态的袒露。凡置身山水、忘情天地、兴物写心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沁园春·长沙》、《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水调歌头·游泳》、《七律·登庐山》等这些心雄万夫、气势汪洋的诗作，其夺人意气便来自那钟毓出伟大中国文化及盖世英才的天地山水间。凡情深意绵、伤感痛楚、或与友纵情遣兴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七言·送纵宇一郎东行》、《贺新郎·别友》、《七律·和周世钊同志》、《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答友人》、《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等传情之作，便在离愁别恨、久别重逢或其乐陶陶中出。凡在享受胜利喜悦、踌躇满志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七律·送瘟神》等这些凯歌胜曲，便发自由衷喜悦的心境。总之，诗人的或喜或怒或悲或怅或乐或欢或庆，全系于心与情，心奋情激便有诗。毛泽东作为伟人，不仅胸膈如岸，更有激情似海。他那如海之翻卷的奔腾思绪，超出世外的奇特想象，合之以吞吐天地日月的恢宏意象，所赋出的许多诗章，莫不神工鬼斧。再配之以龙飞凤舞的手书，这些诗作更具诱人的魅力。它把阅读欣赏者带进一个不胜其美的审美境界，使之会形成这样一种朦胧的感觉：每读一首佳作，似乎是在醉迷于一首惊世名曲，在悦目于一幅绝世名画，或在省悟一个深隽的人生哲理。

毛泽东留下的绝世之作使他在同代诗人中独领风骚。也许，毛泽东在诗词领域的成功，如果不比在军事及政治领域的成功更加令人观止的话，那也至少可以等量齐观。诗词大家柳亚子曾以诗赞毛泽东“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著名作家徐迟则称“诗从毛主席，文崇马克思。”一代诗豪郭沫若，虽“有点目空一切”，但对毛泽东的诗词却“五体投地”，佩服之至。性情豪爽、犹喜赋诗的陈毅元帅，更是以“诗词大国推盟主”的句章来认定毛泽东作为诗空巨星的地位。

毛泽东之成为诗词大家，除其天赋之外，最主要的，他首先是一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和大思想家。他生活在一个东方大国，而这个大国又正处在苍黄翻覆的变革时代。如火如荼的社会革命斗争实践给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一推动力。经共产党广泛组织和直接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国革命传奇般的经历，革命胜利后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建设活动的各个气势非凡的场面，通过这位伟人的奇妙构思，便化成为一首首壮丽豪迈、气魄宏大的诗篇，并染上诗人爱憎分明的真挚的感情色调，烙上坚如磐石般的意志的深深印痕。毛泽东诗词风格的豪迈和气魄的宏大与中国山河的壮丽、中国国土的辽阔有着某种一致性。如果中国地不过百里，没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中国没有地球上最高的山脉，没有地球上少有的大河或浩瀚的海洋，或者毛泽东的生活足迹没有踏遍北国南疆的丰富的广泛性，那么他的诗的气魄或许要小得多，其内容或许将会远为逊色。如果毛泽东不是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身份出现，不处之于中国社会政治旋流的中心，他的诗就不会如此令人惊心动魄，激人意气，而充其量只像那闲吟风花雪月、山川云树、胭脂黛眉、卿卿我我之类的古代言情诗，婉约缠绵、愁山泣水。正是置身在震撼世界的现代中国革命巨变中，在为着夺取这个革命胜利的濒年苦斗中，毛泽东用诗家的慧眼细致入微地去观察沸腾如蒸的生活，并用诗的色彩去涂写自己丰富的阅历和体验之路。是伟大的中国革命运动造就了大诗人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