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文明”的唯一性序言“文明”的唯一性林鹏西方在海外扩张的历史大约经历了五百年。由起初欧洲列强轮番兴起的时代，到英、法、德争霸，经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超级大国间冷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全球一体化时期。其间，从大约17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70年代的100年间，逐渐形成了西方扩张主义的理论基础———“欧洲中心主义”，而“欧洲中心主义”则建立在西方的“古典历史观”，即“希腊主义”基础之上。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承受来自西方扩张主义的压力，由外部世界的侵入，引发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剧烈震荡。其间，中国文化逐渐从抵御西学的“夷夏之辨”，退守到“中体西用”，几乎要被“全盘西化”。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向西运动”。“西”者，“西学”也，无论“民主”还是“科学”，无论“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西学”的表现形式。而“西学”实际上也植根于“希腊主义”。

我们发现，“西学”在起源过程中大量引进了来源于中国文化的内容。例如，最初出现于法语中的“文明”（Civilisation）概念就来源于中国文化。

现代学术界将“文字”的出现，作为衡量“文明”产生的核心标准。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周易·文言》：“天下文明”是其用例。“文”指“文字”，指“斯文”。“斯文”者，自尧、舜、禹，经汤、文王、周公至孔子的文化传统之谓也。“明”指“昌明”，“斯文”因“文字”而“昌明”于“天下”就是“天下文明”的含义。这也是“文明”一词的本来意义。

在欧洲，“文明”（Civilisation）一词出现于18世纪中期的法语中，最早由路易十六时期法国财政部长安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Tur-got）使用。法国在17、18世纪时为在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路易十五被称为“中国的皇帝”，法国自诩为“文明”的传教士。

001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杜尔哥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与源于中国的法国经济学“重农学派”成员广泛接触，可以说“文明”一词最早由杜尔哥使用，绝非偶然。

欧洲“文明”（Civilisation）概念来自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说的是孔子的“斯文”照亮了历史。孔子的斯文传统不仅照亮了中国历史，孔子的理性观念也照亮了欧洲大陆，所谓欧洲“启蒙运动”是也。“启蒙运动”者，以孔子“理性之光”照亮黑暗的“神权欧洲”之谓也。

“文字”指书面语言系统，完整的文字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汉字就是这样一种“文字”，而且是全世界唯一一种起源于上古的、原生的，至今依然在使用的“文字”。西方诸语言的书面记录是一种被称为“拼音字母”的形式，不具备“字形”要素，在“音声”中寻“意义”，算不上是完整形态的“文字”。加以欧洲历史上使用纸张时间甚晚，之前缺乏书面语言的载体，因而到18世纪末才有了“文明”（Civilisa-tion）的概念。

此外，我认为“文明”还有另一个标准。

“文明”的“文”是“文字”的“文”，这个毫无疑问。另外，中国还有一个概念，叫作“文以载道”，光有“文字”没有“载道”不行。除了有“文字”，还必须看使用该“文字”记载了怎样的“文献”。

举例来说，埃及“象形文字”其实是图画文字，里面“载”了什么“道”呢？西方学者说发现了古埃及的《死者之书》。然而，遗憾的是《死者之书》非但没有“载道”，且是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本书；该书是19世纪德国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卡尔·理查·列卜修斯（1810—1844）编造出来的。再如西亚地区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等。这类“文书”中根本没有类似中国古代群经、诸子、史籍等各类文献的内容。换句话说，用“文以载道”的标准来衡量，找不到“道”的影子。没有“载道”就谈不上“文明”。

对古埃及象形文字与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的“释读”，是西方学者们在19世纪开始的。与其说是“释读”，不如说是“破译”，或者毋宁说是“猜谜”，而找到破译这些文字“钥匙”的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学者，大多是些二三十岁的愣头青。

法国人商博良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人，当时32岁（1822），“破译”方法为“猜谜”；首位“破译”西亚楔形文字的人是德国人，名叫格罗特芬德，当时27岁（1802）；而英国人罗林森25岁（1835）时又一次独立“破译”了楔形文字。商博良开始研究古埃及学时据说是年仅11岁的儿童。整个学术界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就建立在这样一位法国小伙子“猜谜”的基础之上。格罗特芬德是德国002序言“文明”的唯一性一名中学数学教师，据传有一次打赌说他能够破译古波斯楔形文字，然后琢磨一下就“破译”出来了。罗林森既不是学者，也不是教授，当时只是一名被派往波斯的英国年轻军官，出于一时的兴趣就轻而易举地“破译”了古波斯与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并将其译文及论文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世纪这两位欧洲青年，在文字学“形、音、义”三要素中，只顾及字音，模拟假定“音值”，通过与伪书《希罗多德历史》中若干人名的发音进行比对，用“破译”或“猜谜”的方法，将消失了千年，乃至几千年的三种古代语言或方言准确无误地完全揭示出来，形成了近代西方的“东方学”基础。然而，以中国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东方学”可信度甚低；同时，《皇家亚洲学会杂志》是西方早期“东方主义”的刊物，是为英国殖民政策服务的工具，缺乏学术性，不足为凭。其实，在17世纪也曾有过类似方法，不过“破译”对象为“神秘”的汉字。如柏林一位学者缪勒（Andreas%Müller）声称于1667年11月18日发明了所谓的“中文之钥”（Clavis%Sinica），运用他的“方法”，可以非常方便地掌握汉字。当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相信他的大有人在，包括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假设汉字是一种灭绝了的文字，想来一定可以通过“中文之钥”完全“破译”出来。缪勒生前对其“发现”秘不示人，据说临死前将“中文之钥”及其他手稿都销毁了……再举一个例子。一位名叫雅克·德·摩根的法国人于20世纪初（1901年12月）“发现”了一件“世界级文物”，即举世闻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该法典碑刻为楔形文字（一种断绝了的古拼音字体），据说距今年限约3700年，使用语言为古巴比伦语（早已失传），释读方法也是“破译”（而非考释），可“释读”比例达百分之百，现代人能够毫无障碍地释读几千年前完全不同语言并且久已失传了的残碑，其中文字3500行，法律条文282条，对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审判制度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从其所“记载”的内容来看竟然是19世纪的观念（概念体系），而且该石碑是反映“古巴比伦文明”经济与社会状况的唯一记录……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大致领略所谓“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及西亚楔形文字的性质。以考古学常识来说，普通人一看也知道《汉谟拉比法典》是假古董，欧洲学者们硬要将其说成国宝，实在匪夷所思。当代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揭露了西方近代“东方主义”的实质：出于殖民利益的需要，19世纪西方学者们通过“编定文本”的方法，虚构了概念化的“东方世界”，目的是为了支配与控制东方世界各民族。“东方历史”在欧洲原来可以被如此这般猜谜、破译、杜撰出来……15世纪以前欧洲没有文明。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谈到中国的一部长篇小003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说时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森林里的时候就有这类作品了”，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欧洲的基督教不是原生的“文明”。近代欧洲“文明”是在纸张及印刷术传到欧洲之后才开始的。只有不断更替的不同族群及其所操的不同语言，没有纸张，不能将语言记录下来，如何可能积累文化？没有文化积累的过程，也就不可能有“文明”。

从天下文献源流来说，属于原生的，达到了“文以载道”标准的文明有两支，一支是中华文明，以儒学为代表；另一支是印度文明，以佛教为代表。

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原生的中国典籍原汁原味地保存至今。而作为印度文明的代表，以1193年最后一座佛教寺院那烂陀寺被伊斯兰军队焚毁为标志，佛教从印度历史上永久消失了。古印度没有统一的民族与语言，佛陀说法使用摩揭陀土语，佛经结集为文字在佛陀身后，据说最初结集使用巴利文，而汉译佛经则大多来自梵文。古印度原文典籍贝叶书很少流传下来；现存佛教典籍，除少量梵文、巴利文残卷外，大部分以汉文译本及藏文译本的形式被完整保存下来。

有人会说，在佛教之前不是有“吠陀文明”吗？事实上，所谓古印度“吠陀文明”是19世纪初前后出现的概念，也属于近代西方的“东方主义”范畴。欧洲人在经营印度殖民地过程中，鉴于“古希腊文明”根基浅薄，出于为自己寻觅古老优种“祖先”的需要，虚构“雅利安人入侵”的故事，编造了“印欧语系”的学术谎言。《梨俱吠陀》等吠陀文献的年代无法确定。据说这类文献起初以“口传”方式流传，形成“文字”的历史甚晚。现存《梨俱吠陀》由“天成体”写成，而“天成体”出现于13世纪初。

说梵文在三千余年前一经出现、就非常完备，至今没有多少变化，显然违反语言演变的一般规律。将《梨俱吠陀》等吠陀文献断定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的说法出自殖民主义学者马克斯·缪勒的猜测，并无科学依据；后来找出土耳其波加兹科易（Boghaz%Keui）等地据说是公元前14世纪的某些“泥板文书”，说这些“泥板文书”上有“雅利安”君王的名字，用以支撑马克斯·缪勒的立论。由上文所述欧洲人对西亚“泥板文书”楔形文字的“释读”建立在“猜谜”的基础上，可知其对土耳其“泥板文书”内容的“释读”亦缺乏严肃性，不足凭信。

中国古代文献卷帙浩繁、规模宏大。试举明代文献数端为例：如由皇家所编《永乐大典》（汇集文献七八千种，正文22%93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004序言“文明”的唯一性佛家的官、私刻《大藏经》（少者6%300余卷，多者达12%600余卷）①，道教的《正统道藏》及《万历续道藏》（计5%485卷）②等皇皇巨典，不一而足。其他经、史、子、集四部各类文献，各种典章制度，各家诗词、文集，各州道府县地方志等等，数不胜数。这才是真正人类文明的大宗遗产。同时期的欧洲，除了写在羊皮上与《圣经》相关的几页“书册”之外，没见到有什么可称“文献”的东西。

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相接触，表现出来的是像“鉴真渡东海，郑和下西洋”那样传播文化、传播和平的“王道思想”。而以“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打着“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旗号的扩张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是“霸道主义”。今天以“西方扩张主义”为背景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表面看来，如今的“霸道主义”横行天下，不可一世；历史表明，“霸道主义”凭借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可以横行一时，但都好景不长。而以“仁者无敌”理念为基础的“王道思想”则根本不同。“王道思想”的基本内涵包括：中庸，民本，孝道，仁德，礼让（修养、怀柔、文化），义利之辨，和而不同，成人之美，扶危济困等核心价值观念。

我认为，与“王道思想”相较量，“霸道主义”终将败下阵来。历史的天平向以“仁者无敌”为核心理念的“王道思想”倾斜。换句话说，可以制衡“西方扩张主义”的唯有“仁者无敌”的“王道思想”。

山西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一书具有特殊意义。从新文化“西向运动”，到传统文化“向东回归”，到2015年恰好是100周年。经过百年轮回，人们看到一个古老文明从救亡图存，到文化上自我否定；从追逐“四个现代化”，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轮回过程。

值此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之际，本书作者以大量事实为依据，提出“古希腊文明虚构论”，从源头上系统地揭穿了“西方文化”的假面，揭示出“文艺复兴”以来欧①以明代官私刻佛教《大藏经》为例。官刻三种：《洪武南藏》〔全藏678函，收经1%600部、7%000余卷；洪武五年（1372）敕令开刻，至洪武三十一年完成雕版，历时27年〕、《永乐南藏》〔计636函，收经1%610部、6%331卷；明成祖敕令雕印，始刻于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完成于永乐十五年（1417）〕、《永乐北藏》〔计636函，收经1%615部、6%361余卷；永乐八年（1410）敕令雕印，历时30年〕；私刻一种：《嘉兴藏》（计正藏210函，续藏90函，又续藏43函，2%090部，12%600余卷；万历十七年开雕，历时二百余年完成）。

②明代刊刻道教总集有《正统道藏》〔计480函，5%305卷；明成祖即位之初敕令编撰，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始行刊版，于正统十年（1445）校定付印〕、《万历续道藏》〔计32函，180卷；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命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续补〕。

005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洲学者们虚构“古希腊文明”过程的大致轮廓，揭露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本质，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作者提出，欧洲近代“文明”来源于中国。无论是西方的“科学”，还是“哲学”、“艺术”，其源头都在中国。欧洲在近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为了隐瞒其真实来源，虚构了“古希腊文明”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杜撰了西方“古典学术传统”，为其“欧洲中心主义”服务。

本书考述内容尚属初步成果，所提出的论点未必全部成为定论，或者毋宁说本书考述内容是对18世纪下半叶以来“古希腊文明”定论的全面质疑。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人们反思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及五百余年的欧洲历史，彻底解构三百年来的“欧洲中心论”，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与使命，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20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全世界二十六种“文明”的生灭，提出了“中华文明救世论”①，近年有人据此提出“中国文明的独一性”②。

我认为，与其说“中国文明的独一性”，不如说是“文明的唯一性”；而这唯一的“文明”就是“中华文明”。概而言之，“文明”的标准应当是：第一，要有真正的“文字”，而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项要素；第二，有了文字，还需要“文以载道”，未能“载道”，就算不上真正的“文明”；第三，既称“文明”，必须照亮历史，唯有“中华文明”曾经照亮历史，并为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西方的“东方主义”与“希腊主义”相表里，一并构成“欧洲中心主义”的内核与幔帐。常言道“去伪存真”，佛教云“破邪显正”；在破除虚构的“希腊主义”之际，连同“东方主义”一并剪除，才能廓清迷雾，彻底解构“欧洲中心主义”；也唯有如此，才能完全彰显“中华文明”的光辉。

①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回答日本文化界著名人士池田大作所提问题时说：如果有来世，“我愿意生在中国。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得以转世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某种有价值的工作。”汤因比进一步补充说：“如果我将来生在中国，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我就致力于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池田在总结他和汤因比的谈话时提到：“汤因比博士对于中国在广大地域多民族融和、协调，一贯保持一个文明的这种悠久历史刮目相看。他还清晰地论述了中华文明精神遗产的优秀资质，预言今后中国将成为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②见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博士刘涛：《汤因比学说与独一无二的中国文明》（2013）。

006序言“文明”的唯一性现在应该到了正本清源，以中华文明“仁者无敌”的“王道思想”为圭臬，为人类和平乃至“天下太平”（平天下）做出贡献的时候了。这正是“中华文明唯一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4年12月于太原东花园007前言前言西方“古典历史”是指“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历史，而“古典学”一词则特指从18世纪开始以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23年“古希腊”及奥古斯都时期的“古罗马”（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学统”。

西方“古典历史”植根于西方的“古典学”。西方“古典学”依托于“古希腊”的“古典时代”概念，而“辉煌、神圣的古希腊”的概念，在本质上形成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期间。18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就是基于这种“古希腊”的概念，一时间在西方有“不懂德语就不能研究古希腊”之说。实际上这正是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伴生物和“西欧中心论”的典型表现。

不仅如此，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的概念，本质上也是19世纪西方学者们的“创造”，再加上19世纪他们以貌似科学的“比较语言学”方法提出并兜售的“古印欧语系”假说，进而以之为基础，建构了“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

复兴中华文化，不认清西方“古典历史”的本来面目则易为其所惑，落入文化转基因的危险境地。本书试图通过证明“古希腊”、“古罗马帝国”概念以及“古印欧语系”假说的虚构性，通过揭示“西方学统”的重重疑窦，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构“西欧中心论”的历史学基础。

师友林明先生经常对笔者说：“西方其实并无文化，古希腊除了是个地名什么都不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所谓历史大多都是后世好事者编造的故事”，“文艺复兴，一个死了上千年的传统，怎么可能说复兴就得以复兴？”为了求证，笔者带着重重疑团，在涉猎西方历史文献及相关史学著作时留意于此，结果发现，林明先生所见非常准确。于是笔者对西方虚构“古典历史”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梳理，以期系统揭露西方“古典历史”的虚伪性。

“古希腊”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不可能有所谓“古希腊”手稿传世早期独立的古文明都有独特的文献载体，如：中华文明（甲骨文、金文、简帛）、001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贝叶）、古埃及文明（莎草纸）、古巴比伦文明（泥板）等。而所谓的“古希腊”则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

曾于1909—1931年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主张，自公元前6世纪以降，在希腊土地上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纸草。他的根据是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中的一段话。①凯尼恩所指那段话为：“伊奥尼亚人从古时便把纸草称为皮子，因为在先前由于缺乏纸草，他们是使用山羊和绵羊的皮子的。而甚至到今天，还有许多外国人是在这样的皮子上写字的。”②然而，被西方人尊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唯一“传世”的著作《历史》原来是一部伪书。（详见本书第2章第2节考述）凯尼恩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还列举了许多莎草纸古典文献的例子，然而凯尼恩本人就是最早伪造“古典纸草文献”的嫌疑人，其所述内容不足为信。（参见本书第1章相关内容）西方“古典时期”，可能作为文献载体的两种材质，一种是埃及出产的“莎草纸”，另一种是所谓的“羊皮纸”。“莎草纸”在欧洲的绝大多数气候条件下难以保存。在古希腊的气候条件下，莎草纸保存不到几十年就会发霉、粘连，不可能有片纸流传下来。在埃及，所谓古代莎草书卷只限于墓葬中发现的残卷。③而羊皮纸出现的时间只能是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④况且，羊皮纸成本高。抄写一部《新约圣经》大约需要300张羊皮⑤，《新约圣经》翻译成中文约为22.5万字，而《旧约圣经》翻译成中文为70.5万余字，是《新约圣经》字数的三倍多，《新约圣经》用300张羊皮的话，《旧约圣经》就需要900张羊皮，新旧约合计则需要1200张以上的羊皮。用羊皮纸①见［英］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译本，第10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

②［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第1版下册，第370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

③参看［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30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④参看［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30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⑤“哥腾堡活字版印刷术发明时，第一套书，就是用欧洲自制纸与羊皮纸印的新约圣经，据说每本用300张小羊皮。”陈大川：《纸由洛阳到罗马》，第98页，财团法人树火纪念纸文化基金会，2013年10月第1版。

002前言大量保存文献，就是大国皇家也未必有那个财力，何况小小城邦。

实际上，羊皮纸不是纸，莎草纸也只是草“羊皮（parchment）和犊皮（vellum）是西方国家较长使用的书写材料。Parchment这个词指用羊皮做成的书写材料，译成‘羊皮纸’是不恰当的，因为不是纸，可否译成‘羊皮片’。英文中的parchment，法文作parchemin，均指羊皮板写成的文件，导源于Pergamum，本是小亚细亚米西亚（Mysia）的古代城市名。……羊皮板后来成为欧洲主要书写材料之一，甚至文艺复兴后印刷术西传时还用以印刷书籍。

我们在西方大图书馆里仍可以看到甚至16世纪至17世纪时的‘羊皮板’写本。

……与‘羊皮板’一起在西方广泛使用的还有‘莎草片’（papyrus），将这个西方词译成‘莎草纸’同样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也不是纸。”①从加工流程来看，“莎草片”没有任何蒸馏、化合的过程，只是简单地进行整形处理，还是“草”本来的形态。

“纸莎草纸的传统制法是:首先剥去纸莎草的绿色外皮，留下髓部，并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几天，捞出后用木槌敲打，压去水分，重复多次，把薄片两端切齐，一条条横向并排铺开，然后在上面纵向排开，并用石块压紧，挤出糖质黏液，使草片相互黏结起来。晾干以后，用象牙或者贝壳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了纸莎草纸。”②埃及的这种莎草片实际上并不稀奇，在欧洲人没有来到美洲前的几百年间，美洲的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用树皮做成薄片，用以书写文字画，叫huun或amatl。

其方法是将树皮剥下后，除去有色外表皮，将其内皮撕成2.54厘米（1英寸）宽的长条，放在锅内加草木灰煮沸。再在平板上纵横交错地叠起，用槌打在一起成为薄片，干燥以后以石磨光。现在墨西哥的奥托米印第安人（Otomi%Indians）还用此法作树皮片，用作书写材料。

太平洋上如夏威夷、斐济、日本北海道、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等广阔地区的土著居民，也用树皮借锤毡法打制成薄片，通称为tapa。夏威夷人称kapa，意思是捶打。印第安人的huun或amatl，太平洋岛屿上土著人的tapa或kapa，在制造方法及取材上大同小异，可统称之为“树皮毡”。③①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②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

③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003虚构的古希腊文明美国造纸专家的鉴定“美国造纸专家兼纸史家亨特到现场考察了莎草片、huun及tapa的制造方法后，得出正确的结论是，这三者在技术上是属于同一范畴，虽然均可作书写材料，但没有一个可谓之为真正的纸。”①中国造纸专家潘吉星对莎草片的体验“1981年笔者旅居弗吉尼亚州时，曾得到一枚用传统方法制成的莎草片，表面不平滑，需涂一层白粉后才能在上面画彩色画。”②这种莎草片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甚至难以承受陆路运输的颠簸。③纸草片和羊皮板用什么笔、墨写画？

“黑墨水用碳的沉积物制造，如从油灯头或锅底上刮下来的烟灰，用木炭和烧过的骨头研磨成精细的碳粉。无论用什么东西制成碳，都要混合一种阿拉伯胶之类的黏合剂，即一种阿拉伯树的水溶性树液。把这种混合物晒干，制成小块。在准备写字的时候，就用湿润的笔在墨水块上刷一刷。文士们也常使用红墨水，那是铁的氧化物、红赭石或者其他土壤中的矿物质制作的。”④“最早用来在纸莎草纸上写字的笔更像是小号油画刷，用生长在沼泽中的灯芯草或小植物制成。这些笔的长度不同，通常在15到45厘米之间（6到15英寸）。文士们把笔的一端嚼松，露出其中细小的纤维，将其制成纤维的刷子。……新约时代，人们用芦苇削成尖头的管状笔。”⑤我们知道，任何植物材料都会碳化。无论在何种植物材料上施以何种颜料，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几十年间逐渐褪色、劣化、解体、澌灭，何况是一种“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的材料。无论是埃及的莎草片，还是印第安人的huun以及太平洋诸岛土著民族的tapa，在其上涂以何种植物或矿物的墨汁或颜料，在自然条件下，都不可能长期保存。中国纸“纸寿千年”人们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千①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②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③参看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

④［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的过程及历史影响》中译本，第2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⑤［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的过程及历史影响》中译本，第3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004前言年纸草”却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莎草片开始被发现大约在拿破仑攻略埃及的80年之后，相当于蒙森晚年时代；在此之前，整个西方学术界并不知道有莎草片的存在。例如伏尔泰或吉本的著作中都没有莎草纸的踪影。在此之前，说到“纸”就是“中国纸”，将“羊皮片”混同为“纸”的概念，称之为“羊皮卷”。

无论是1793年纸草文献现身赫库兰尼姆①，还是古罗马时期涉及莎草纸制作方法的文献———普林尼的《自然史》等，都是后世所伪造。曾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是最早涉嫌制造伪“莎草纸文献”的西方学者之一。②当代美国科技史权威学者乔治·萨顿认为古希腊人的文字载体为石刻“如果文字只能刻在石头上（很明显，在希腊这种情况持续了数个世纪），它的范围就只能局限于记录被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文学作品太长，难以刻在石头或金属上。”③然而，人们只见过大量的古希腊石刻摹本，没有见过石刻原物，而那些大量的石刻摹本是在17世纪前后被炮制出来的。（参见本书第3章第6节相关内容）古希腊本无文字古希腊本无文字，从商业民族腓尼基那里借来了字母，据为己有，形成了“希腊字母”，而腓尼基字母则来源于古叙利亚语及古埃及象形文字。与其说是“希腊字母”，毋宁说是“闪米特字母”。

“尽管学者们尝试过，他们还是无法忽略以下事实，即希腊字母看起来像闪米特字母，发音也非常相似，大多数还有相应的名称。如：alpha/ālep（牛）；bēta/bê（t房屋），等等。这些字母在晚期迦南语中有明显的意义，而在希腊语中则没有意义。”④后世所见古希腊语，是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标准希腊语”“标准希腊语”，也叫“共通语”，是一种所谓“希腊化时代”的人造语言，流行于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的亚、非地区。

“古希腊共通语是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科学和学术所使用的语言，其时的科①［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1版，第130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

②炮制所谓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就是此人。

③［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29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④［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中译本，第358页，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

005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学和学术中心已不是雅典，而是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①“标准希腊语”得以流传下来，因其为基督教所使用尽管没有哪一种说法认为基督教起源于希腊，但它们却一致偏爱使用希腊语。“标准希腊语”是传播福音以及早期教会最初使用的语言，新的宗教信仰最初也是在讲希腊语的海外犹太人中间传播。

实际上，犹太人用“标准希腊语”创作《新约》很自然，“标准希腊语”用希腊字母，而希腊字母借用自腓尼基字母。而且在希腊借用腓尼基字母（公元前8世纪中期）之前，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就已经用腓尼基字母进行创作了。

《新约》如此，《旧约》也如此。希腊语的《希伯来圣经》《七十士译本》成为当时最权威的圣经版本，并且被犹太人广泛运用于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以及之后的基督教运动中。

所谓“标准希腊语”并非希腊语后世所称“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东征”本身也是后世所编的故事。而所谓“希腊字母”，本来名字是“腓尼基字母”，属于西亚文化的范畴，因而西亚人使用“希腊字母”不足为怪。伊朗人用“希腊字母”；大夏语用“希腊字母”；创作《新约》时，犹太人也用“希腊字母”。不仅在亚洲，欧洲人也拿“希腊字母”来标注自己的方言，如高卢（法国）人用“希腊字母”。（详见本书第4章第2节相关内容）美国学者马丁·贝尔纳很震惊地发现，希伯来语与腓尼基语彼此听得懂，发现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之间存在大量相似的地方。没有理由认为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有着大量相似声音和相似意义的重要词汇不是从迦南语或腓尼基语进入希腊语的，多达四分之一的希腊语词汇可以追溯到闪米特来源……如果真有古希腊语，一定是方言，并没有流传下来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所谓“古典时代”在希腊半岛所使用的古希腊语是各种不同的方言，并没有流传下来。《荷马史诗》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人工语言，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所谓古希腊语发音系统是16世纪荷兰文学家伊拉斯谟新造的。

据说古希腊地区有20种以上的方言。其中，著名的有四大方言：伊奥尼亚希腊语、爱奥尼亚希腊语、阿尔狄亚—塞浦路斯希腊语及多利希腊语。

①［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译本，第260—2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006前言“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四种主要的方言是在什么时间以及在什么地方形成的，也不很清楚这种方言的差异与在这个变幻不定时期里许多分散的希腊小社会在文化上认同自己的方式有着怎样的关系。”①19世纪希腊复古主义败坏了希腊“口语”“近代希腊语与西方口语很相似，也强调重音，而不强调音节。它还创立了一种相似的重音诗体，即所谓的‘主节律’，与古代希腊韵文迥然不同。近代希腊的重音诗体是11世纪巴西尔二世的史诗———与《罗兰之歌》相似的拜占庭史诗———的载体。但是，如果说11世纪的《罗兰之歌》是西方各种活语言的方言文学之父，其影响经历900年仍长盛不衰，那么，同时代的这首拜占庭史诗却由于东正教世界复兴了古代希腊语言和文学而被阉割，丧失了原本应有的使命。甚至法国和威尼斯口语文学所提供的榜样，也不能刺激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希腊口语文学。

“希腊文化在东正教世界的复兴发生在东正教文明与西方基督教社会发生长期接触之前。19世纪，当希腊东正教徒对西方的态度从蔑视和敌视转变为赞扬和欢迎时，这种文化交流本来可能会把近代希腊语言从僵死的希腊文化幽灵中解放出来。但是，希腊人很不幸地从同一个西方源泉吸收了民族主义的毒汁，结果，19世纪的希腊人更强烈认为，他们的语言与古希腊语一脉相承，他们祖先的东正教文明附属于希腊文明。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联系使他们乞灵于语言复古主义，硬在自己的母语中塞进大量的古希腊词汇、变音和语法，从而败坏了母语。在语言文学领域，西方文化的特色本来是利用生动的口语作为文学表达手段，而希腊人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接受”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不是解放而是束缚现有的希腊活语言。”②莎草片不可能承载古典文献，羊皮卷则为中世纪教会所垄断在中国纸传入之前，欧洲中世纪用羊皮卷抄录文献，基本上限于基督教会和修道院，除了《旧约》、《新约》及相关内容的书籍之外，很少有其他文献。教会与修道院都是严格禁锢人们思想、排斥异端学说的场所，怎么可能有大量的教士、修女在上千年的时间内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不断进行抄写、传承呢？

所谓“古希腊手稿”缺乏可信的流传著录在欧洲中世纪千余年间不见的“古希腊手稿”，于文艺复兴时期突然大量出①［英］保罗·卡特里奇：《剑桥插图古希腊史》中译本，第5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2月。

②［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中译本，第4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007虚构的古希腊文明现。从所谓古希腊时期，到希腊化时期，再到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又回流到西欧的过程，却没有可信的流传著录；经叙利亚语、阿拉伯语重重翻译而来之说也不可靠；即使真有“古希腊手稿”，也不可能大量流传下来。

“辉煌的古希腊”，在考古学上得不到证明在1837—1886年短短50年间，欧美各国各种雅典考古专门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古希腊考古学”，然而，至今看不到有什么重大考古成果发表。轰动一时的，都是像发现特洛伊遗址那样哗众取宠的东西。特洛伊遗址在亚洲土耳其境内，他们随意指认一处遗址，冠以“特洛伊”的名字，实际上与古希腊古典时代毫不相干。

今日所见所谓雅典古建筑，多出于18世纪法国、英国工程师所绘的图纸，最辉煌的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建。1933年帕特农神庙已经在当时的条件所能允许的情况下被修复到据认为是大约250年前的样子。而斯巴达城所在地，则出于17世纪旅行者的随意指认。

所谓古文物中最可以引为证据的古希腊画瓶都不是通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基本上都是从文物贩子手上收购而来。后世所排古希腊画瓶谱系，没有地层学上的证明。

今天所见大量的古希腊铭文，实际上很少有实物，都是些摹本。17世纪法国宫廷派法兰西学院富尔蒙教士（AbbéFourmont）到奥斯曼帝国。在1年左右的时间内，这位富尔蒙先生就将收集誊写的近3000册古希腊铭文带回了法国，并说雅典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取之不尽、刻满铭文的大理石矿。后世的研究建立在这样的铭文基础之上，没有实物对照，缺乏科学性。

虚构故事是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如上所述，在15世纪之前，西方由于没有方便记载语言的工具，加上没有长期的史学传统，于是在有了造纸工业之后，首先得到发展的就是毫无顾忌开始争相编造故事的传统。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欧洲就形成了捕风捉影的风气。

西方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总结“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时，出于无奈，不得不将虚构故事作为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历史也采取虚构故事的办法。”①①［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中译本上册，第54—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

008前言以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为例：“世界就是通过这些传说了解亚历山大的，就像它通过《伊利亚特》了解海伦和阿基里斯一样。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传说中的亚历山大就是真实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传说四处传播，在24种语言中已经收集了80多个传奇版本。”①因为没有真正的文献基础，结果西方古典历史就只有故事，没有历史。（详见本书各章节相关内容）19世纪西方历史学倚赖比较语言学西方历史学在18世纪“讲故事”的模式下没有出路，于是在19世纪发明了比较语言学，这样西方历史学就由此变成了“历史科学”。

通过比较语言学方法对语音系统、语言形态、语法和语汇进行比较。原则上，在有亲缘关系的两种语言之间，各种差异都应该能够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也都对应着系统的演变。以比照法得出的构拟，结果仅是理论上的假设。

萨义德《东方学》指出：“语言学家和解剖学家都旨在探讨那些在自然界无法直接获取或观察的事物；一副骨骼和一张肌肉线描图，与语言学家纯粹通过假想建构起来的闪语和印欧语原型一样，都是实验室和图书馆的产物。”显然，这不过是一个在实验室里的运算模式，从其实践来看，古印欧语系和“闪语”都是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实验室里虚构出来的概念。

先入为主是比较语言学的典型方法比较语言学的核心是一个数学算式，通过统计各语种在其基本语汇100词（后来是200）中与所比照语种同源的词语所占的百分比来推算语言划分的年代。

用一两百个单词进行比对，发现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单词有相似者，即断言两者同出一源，然后定义为希腊语源，树立为专业权威，并以之衡量天下，为“西欧中心论”造势。同样的发音，一定是希腊语为源头，其他语言为末流。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源于西方古典学中国学者都熟悉近代古史辨派“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然而，岂知为了否定中国古代历史真实性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原来是西方古典历史学的工具，为的是以19世纪新造的传说，否定15世纪以来形成的老的传说。

19世纪20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引进德国古典学，其间英国学者康诺普·瑟沃①［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613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009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尔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的数量似乎在不断增加，让人们了解的细节也愈加详细。但年代愈是久远，我们能听到的这类故事就愈少，直到如果我们查阅《荷马史诗》的话，完全找不到这类故事的踪迹。”①原来这是康诺普·瑟沃尔为否定古希腊源于东方文明的种种传说，塑造纯正古希腊种族的形象，从而为构建“西欧中心论”服务的。（详见本书第3章、第4章相关内容）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希腊”概念文艺复兴首先是，也许从来就是罗马的，当时对意大利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古罗马的民族历史，并没有所谓“古希腊”的影子。希腊作为政治实体始于19世纪。

“辉煌的古希腊”概念是18、19世纪西欧学者们的虚构。

16世纪，称呼希腊地区的名称五花八门，希腊地区属于东方（雷旺达），当时对希腊地区的称谓有：亚该亚、索非亚、鲁梅里、‘希腊-戈莱西亚’（Ellada-Greci-a）等。

在16世纪的英语、法语中，“希腊人”一词为通用名词，意指“骗子”。（详见本书第3章相关内容）“发现雅典”之旅始于17世纪70年代16—17世纪，西方开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方之旅”，正是“东方之旅”启动了西方世界的成长，而“东方之旅”的目的地并不包括希腊。发现美洲比发现雅典大约早了两个世纪。

“发现雅典”之旅始于17世纪70年代，在此后的100年间，欧洲人，主要是法国人和英国人通过“百年游历，八重虚构”，终于将雅典从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推崇为古典历史时期的首都，使之与罗马及耶路撒冷并驾齐驱，并最终后来居上，居于世界古典历史之首席地位。

对于其虚构手法，这里举一个例子：重重虚构———“指鹿为马”，将天主教主题画作改名为《雅典学院》欧洲文艺复兴时，意大利“艺术三杰”中年龄最小的拉斐尔曾经画过一幅名为《雅典学院》（TheSchoolofAthens）的画，反映的是古典时期学派林立、相互切磋的景象。这是如今普通的说法，人人都信以为真，尤其是中国的学者，对其顶礼膜拜，不遗余力。

①C.%Thirlwall（1835，第一卷，p.64）。

010前言其实，拉斐尔的这幅画挂在梵蒂冈教皇办公室的走廊，原本是用来为天主教装点门面、表现天主教传教内容的一幅画作。该画创作于1509—1510年，将其称为《雅典学院》则是在17世纪末，确切地说该画是在1698年之后才被命名为“雅典学院”的，距其创作完成经过了差不多190年……该画名称“雅典学院”（Georgiod′Atene）的确定，与贝洛里发表于1695年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到标题“雅典学院”有关。①不懂汉字就难以彻底揭穿古希腊之伪当代意大利著名古典历史学家莫米利亚诺说，在他年轻时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圈子里，人们普遍认为不懂德语就不能学习古希腊历史。我们似乎可以补充一句：不懂汉字就难以彻底揭露古希腊之伪。为什么这么说呢？

欧洲的各种书面语言只是一种拼音记录，以汉字为坐标进行对比的话，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而欧洲诸语言只是不同的语音记录而已，缺乏字形的要素，因此严格说来拼音字母不算文字。

人类先有语言，后出现文字。迄今为止，只有一部分民族进入了有文字阶段；有些民族则通过字母对语音进行记录，形成了书面语言。记载《旧约》《新约》的希伯来语、拉丁语及希腊语就是这种书面语言。

汉字由于具有字形的特点，并且自汉代以来就有编撰大型字典、辞典的传统，有绵延不断的训诂学传统，因而可以在时间跨度几千年、地域跨度上万里的范围内进行传播，发生歧义的机会较少。

对于记录语音的书面语言而言，因它没有字形，缺乏“望文生义”的功用，只能“音中寻义”，而且因其跨种族、跨地域、跨时代的特点，其稳定性与传承性要差得多。西方各书面语言由于没有字形，因而要准确传达其语言的含义，就需要大量的定义和概念限定词义，这样就离不开词典。而希腊古文字学起步甚晚，以伯尔那·孟福孔《希腊古文字学》问世为标志，希腊古文字学首创于1708年。在此之前缺乏词典的条件下，要想准确地传达古希腊语拼音词句的含义几乎不可能。

举例来说，在有了纸张之后，15世纪英语在其形成过程中，不同英语方言之①参阅英格丽德·罗兰（Ingrid%Rowland）撰写的《雅典学院的知识背景：在朱流斯二世的罗马中探寻神医》，选自马西亚·霍尔（Marcia%Hall）主编的《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剑桥，1997年，第150页以及注释第56。哈里·B.古特曼的文章《拉斐尔壁画〈雅典学院〉中的中世纪成分》（期刊《思想史》第2卷第4期，1941年10月，第420—429页）（详见本书第3章第4节“百年游历，八重虚构”）。

011虚构的古希腊文明间相互间看不懂对方写在纸面上词句的含义。其他欧洲诸语言也都一样。因而，某种拼音文字语言，在跨种族、跨地域、上千年时间条件下可以被传承，无疑是一种神话。

16世纪拉丁文不能转译的哲学概念举例“让我们试试把16世纪法语在表达中所没有的大部分概念翻译成拉丁语。

‘绝对’（Absolu），拉丁文的absolutus意思是‘结束’、‘完成’，仅此而已，没有哲学上的用法。‘抽象’（Abstrait），拉丁文的abstractus意思是‘孤立’或者‘心不在焉’。

西塞罗无疑会提出一种‘专门折磨人的玩意儿’（Quod%cogitatione%tantum%percip-itur）。这样说也对，也不对。……对于‘相对’（relatif）来说也是一样，翻译成per-tinensad？可能是另一个意思了，后期罗马帝国及中世纪拉丁语中的relativus只有一种语法上的意义。”①翻译思想概念的前提是掌握所翻译思想的内容“我们要注意的是，要想翻译一种思想，你首先必须掌握它；而在这方面，掌握一种思想的标志，就是字词。在通俗法语中所没有的字词，你怎么用拉丁语去表示呢？而且说到底，如果严格说，我们可以用一个长长的句子来表达‘决定论’所表示的意思———好心的高尔泽（Goelzer）在他的《法语-拉丁语辞典》中便在努力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19世纪和20世纪的法国人，我们上过哲学课，我们的老师在把哲学的字词传达给我们的同时，也把这些字词所表达的概念教给了我们。可是，16世纪的人既没有读过哲学专业，也没有读过数学专业，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解释来翻译这一概念。单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决定论’这个共有的、常用的而且几乎是通俗的概念，这个我们从16岁的时候便毫不费力地就知道的概念，在他们来说却是永远得不出来的，因为这需要不止一个人的努力。”②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当代西方人来说，由于没有对真正的文字承载文献功能的切身体会，因而对于15世纪前后在欧洲被大量炮制出来的所谓古文献缺乏一个参照物，就难以理解和接受其全盘造假的事实，或者甚至反过来怀疑起了中国古代文献的真实性。

现代西方学者陶醉在从19世纪开始出版的各种有关“古典学”及“东方学”的①［法］吕西安·费弗尔：《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中译本，第494—495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②［法］吕西安·费弗尔：《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中译本，第495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012前言著作之中，单举19世纪有关近东的著作，就有6万本之多。①而西方古典学方面著作的数量一定大大多于西方的“东方学”著作。然而，“19世纪的史学家们所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大多数是在18世纪设定的框架中进行。”②问题不在古典学著作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其原始资料是真是伪；原始资料既伪，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研究著作一定如滚雪球一般，滚得越大就离真相越远。

认识了汉字，并通过汉字了解了中国历史，了解了中国出现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刻石文字、宣纸麻纸等书写材料载体，了解了中国历代的史官制度，了解了各种文体如经疏注释、诸子百家、诗词歌赋、骈文散文、箴铭颂赞、论说诏策、章表记序等，了解了中国有各种类书、丛书，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道藏》《佛藏》等，了解了中国有历代经籍志、艺文志、大量的官私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了解了中国古代字体有真草隶篆，等等，了解了数不胜数的古文献产生与传承的诸多条件。了解了这些中国文献学常识之后，依此为参照系，我们拿来去与西方所谓的古典文献对比一番，就容易发现原来在西方，这些古文献赖以存在的条件一概没有，既没有文字的演变历史、历史文献制度，也没有文献的载体，有的只是从西亚、北非借来的一套拼音字母。我们再寻找那些所谓西方古文献的来历，就会发现那不过像是在捕捉一个语音现象中的虚幻泡影。

罗马帝国于476年崩溃，是一个大谎言公元476年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换句话说，476年是上古史与中古史的分界线。公元476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历史学家们说那一年是罗马帝国崩溃的标志年。

为了安排辉煌的古典时代的结束，于是编造这么一个谎言，说从此世界历史进入了千年黑暗，而事实上，那一年什么也不曾发生。（详见本书第5章相关内容）西罗马帝国其实并不存在，只有罗马城邦，没有罗马帝国。近代学者以并不存在的西罗马帝国之灭亡作为世界史分期的界限，苏联历史学家进而说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奴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社会的开始，中国学者又将此说法奉为圭臬……作为近代西方法律样板的罗马法，其实并无根据从罗马法对近代世界的影响来看，罗马法的基本精神、罗马法的绝大部分内①参看杰拉德·德朗提：《欧洲的诞生：神话·理念·现实》中译本，第142页，台湾新北市广场出版，2012年8月。

②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上册，第72—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013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容，逾千古而犹存，对后世尤其是近代文明产生了极大影响。

然而，没有人真正见过《十二铜表法》。后世所谓的罗马法实际上不过是所谓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组织编纂的一部《民法大全》，而这部《民法大全》内容博杂，实际上是一部伪书。我们知道，真正在历史上存在的法律一定有何时公布、适用范围怎样、何时做过修订、何时废止、何时被新的法律所取代的演变过程。而这部《民法大全》平面展开，只有系统，没有历史时间概念，不过是由许多伪书攒凑起来的一个大杂烩。（详见本书第5章相关内容）西方文献现有中译文资料，足以证明西方古典历史之伪在19世纪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下结论的时候，西方学者所掌握的中国文献资料非常有限。比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对中国历史进行全盘否定的时候，其所掌握的中国文献资料，除了耶稣会士翻译的一点点不准确的资料之外，竟然倚重的是一部明代三流小说《玉姣梨》。（详见本书有关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章节）如今我们对于西方古典历史作一个初步的评价，就文献资料来说,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早已大大超过了当时西方对中国历史下结论时所占有的文献状况。

举例来说，作为古典历史基本典籍的所谓古典文献原典都有了中译本，如《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伊里亚特》《奥德赛》《工作与时日》《神谱》《古希腊悲剧戏剧全集》《希罗多德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希腊史》《埃涅阿斯纪》《罗马帝国的崛起》《塔西佗编年史》《塔西佗历史》《阿庇安罗马史》《圣奥古斯丁天主之城》《罗马帝国衰亡史》，等等。（详细内容请参看本书后附主要参考书目）尤其是有部分西方开明学者开始揭露造假欧洲“文艺复兴”、“东方学”、古希腊“雅利安模式”等古典历史著作的中译本。如：［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中译本修订版、［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中译本等，也有内容虽然不是直接揭露造假古希腊的，却对于揭露该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和线索，如［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线索。因而可以说现有中译本初步具备了系统揭露西方伪造古典历史的文献条件。

然而，遗憾的是上列对西方古典历史进行质疑的著作，只是局部地对伪造古典历史提出了一些有限的怀疑，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在维护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虚假古典历史的存在。

我们参考了上述所谓的古典文献及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以考据学的方法，014前言钩沉索隐，在蛛丝马迹中为系统揭露西方伪造古典历史提供线索，以期唤起学界同人共同关注这一严重问题。

本书筚路蓝缕，体例草创，采取以相关各类学术著作引文为主的形式，一方面力图避免主观，就所考述内容标明来历，便于读者一一复案；另一方面也含有表彰中外学者之见解，兼示不敢掠美之意。

笔者并不奢望以一人一时之力能够轻易廓清数百年之迷雾，推翻盘踞在中华民族头上已逾百年、根深蒂固的西方伪学统，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则幸甚。貌似庞大的西方学统建立在虚构的古希腊概念之上，相信通过有志复兴中华文化同人之共同努力，一旦将古希腊及古罗马帝国之概念彻底解构，西方伪学统就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

本书主题涵盖内容广泛，在取舍时难免挂一漏万。本书所述内容、观点错误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指正。

015引言西方“古典时代”来去匆匆引言西方“古典时代”来去匆匆古典学是19世纪以德国为中心在欧洲形成的关于西方历史上所谓古典时代的知识的学问。

希腊古典时代指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鼎盛时期①，大体上与从苏格拉底经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三位哲人的生卒年限相重合。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柏拉图（约前427—前347）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三位哲人中柏拉图的著作全部被保存下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有约1/3现存，苏格拉底的著作虽然没有传下来，但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可以得知其概略。

从时间上讲，苏格拉底之前哲学的著作文本，既不成体系，也基本没有保留下来，而“从公元前3世纪以后，希腊哲学里实际上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了”②。

换句话说，这个所谓的古典时代就是从苏格拉底时突然出现，而到了亚里士多德后就瞬间完全消失了。

从地域上讲，古典时代的文献都集中在上千个古希腊聚落中的一个———雅典城邦。不仅今天所见到的古希腊文献几乎全部来自雅典，就是所谓考古学发现的绝大部分铭文也集中在雅典，流传下来的政论性演说词、法庭讼词也几乎全部出自雅典……“公元前5世纪……我们大部分资料来源都出自雅典。……我们今天认为的①参见［英］保罗·卡特里奇：《剑桥插图古希腊史》中译本，第8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2月。

②［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中译本上卷，第279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9月第1版。

001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古典希腊遗产’，就大多出自雅典人。”①“就希腊大陆而论，文献主要出自雅典，或者与雅典有密切关系的作家。”②“铭文大都刻在石板、石柱、陶罐等坚硬、耐久的物体上，故易保存下来。……总的来看，希波战争前的铭文甚少。古典时代铭文数量大增，但大多集中在雅典。”③“有些铭文为事后追记……其中有些很可能靠不住……有些铭文甚至完全是伪造的。”④“演说既是希腊社会的产物，又是希腊社会的反映。现今流传下来的演说辞，几乎全部出自雅典。”⑤这样一来，被称为奇迹的希腊古典时代，就聚焦在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雅典的时空点上。

18、19世纪名人对古典时代评论的例子爱德华·吉本：“雅典在赢得波斯的战争之后，接纳爱奥尼亚的哲理与西西里的修辞，研究学问成了这个城市祖传的遗产。居民不过三万多个男性，在单独一代人的短暂期间之内，凝聚而成的盖世天才，那是需要无数的世代和百万计的人类才能产生。”⑥雪莱说：“人类形式和人类心灵在希腊达到完美的境地，这种完美将它的形象加诸那些无可指责的作品，它们的残肢断臂都使现代艺术感到绝望；这种完美生成永不止息的冲动，通过一千种或显或隐的运动，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条件，使人类愉悦，直至人类不复存在。”⑦黑格尔说：“亚里士多德详述了全部的人类概念，把它们加以思考，他的哲学是包罗万象的。……最多地把握了现象；他确实地表现出自己只是一个思想着的观察者，他考虑了宇宙的一切方面。”⑧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希腊，个体才从群体割断了脐带，从一个生物人变成了政①［英］尼古拉斯·杜马尼斯：《希腊史》中译本，第39页，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4月第1版。

②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第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③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第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④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第83—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⑤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第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⑥［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文全译本第4册，第77页，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4月第1版。

⑦转引自［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中译本，第261页，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

⑧［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2卷，第282页，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版。

002引言西方“古典时代”来去匆匆治动物。马克思始终热爱古希腊，所以完全接受流行的观点，认为希腊在其每一个侧面，都与它之前的所有文明本质上不同，比它们高等。但是，正如同雪莱显然做过的那样，马克思超越了这一点，声称希腊高踞于它的后代之上。这一声称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它使得希腊违反了进步的潮流。①总而言之，18、19世纪古典学将古典时期雅典的学术成就推高到人类知识登峰造极的境地，标榜在一个小镇里一两代人时间内，完成了全人类需要几千年才可能完成的事业，称为奇迹。

被称为奇迹的这些古希腊文献是从哪里来的呢？

①参见［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中译本，第266页，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

003目录目录序言“文明”的唯一性／001前言／001引言西方“古典时代”来去匆匆／001第一章“古希腊”概念向壁虚造／001第一节“希腊古文献”为后世伪造／001第二节为什么说传世“古希腊”文献不可信呢？／032第三节“古希腊”的真实情况／052第二章古希腊三大名著质疑／065第一节《荷马史诗》为后世炮制／065第二节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历史》纯属虚构／093第三节史学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显系杜撰／115第三章西方古典学“雅典”概念层累造成———16至18世纪以“雅典”为核心的“古希腊”概念之演化／147第一节文艺复兴时期，只有“古罗马”，没有“古希腊”／147第二节早期东方之旅／150第三节17世纪70年代法国人及英国人“发现雅典”之旅／154第四节“古雅典”及“古希腊”概念出笼：“百年游历，八重虚构”／161第五节古希腊民主的起源———18世纪中期开始的“托古建制”／187第六节18世纪20年代大批伪希腊铭文出世／195第七节雅典帕特农神庙之来历／197001虚构的古希腊文明第八节抬高“古希腊”，打压“古罗马”／200第四章西方学统核心历史概念重重虚构／203第一节雅典的学园神话／204第二节杜撰“希腊化时代”概念是构建西欧中心论的重要一环／210第三节虚构“亚历山大里亚学术中心”／223第四节拜占庭“古希腊手稿”／228第五节阿拉伯哲学与经院哲学／232第六节关于“古希腊奥运会”／261第五章只有罗马城邦，没有罗马帝国———古罗马只有故事，没有历史／269第一节古罗马早期纯属虚构／270第二节古罗马中期捕风捉影／275第三节“永恒之都”———后世对古罗马城的神化／282第四节古罗马晚期历史／294第五节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的故事／302第六节罗马帝国的历史是怎样构造出来的／308第七节所谓的“罗马法”实际上并不存在／322第六章古印欧语系———西方学统中的弥天大谎／329第一节古印欧语系的来历／329第二节国外学者对古印欧语系假说的质疑／334第三节古印欧语系难圆其说／338第七章西方古典历史对“西欧中心论”形成的影响———以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为例／355第一节黑格尔的“东方观”／355第二节黑格尔的“欧洲观”／367第三节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380002目录第八章西方学者构建“古典学”之编年／389第一节前古典学时期／389第二节古典学时期／393第九章余论：是“文艺复兴”还是“中学西被”？／405第一节“文艺复兴”概念及中古欧洲的状况／405第二节文艺复兴及其后欧洲绘画风格及技法与中国的关系／416第三节西学源于中国／434结语严格说来，西方并无“文化”／491主要参考文献／503003第一章“古希腊”概念向壁虚造第一章“古希腊”概念向壁虚造第一节“希腊古文献”为后世伪造1.所谓“希腊古文献”的来源（以亚里士多德著作为例）1997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约300万字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中文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来源于19世纪中叶由德国柏林科学院编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

19世纪德国柏林科学院《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苗力田在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序言中说：“标准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是由柏林科学院授命，在伊曼努尔·贝克尔（Immanuel%Bekker）主持下编辑的。全书共5大卷，从1831到1870年历经40年才最后完成这一巨著。……这部《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出版被认为给亚里士多德研究奠定了新基础。这个版本是从最优秀和最古老的手稿中整理出来的、以亚里士多德为名的全部著作的合集。”《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的构成《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为五卷本，其中第一、二卷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古希腊语原文，第三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译本，第四卷是由布兰迪斯（C.A.

Brandis）汇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第五卷包括由罗泽（V.Rose）汇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残篇，以及由鲍尼兹（H.Bonitz）编的索引。①“标准本”成了后世各种《亚里士多德全集》版本的主要蓝本“在贝克尔版之后，西方各国的古典学者们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做进一步的加①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1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001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工、订正、诠释的工作，出版了各种文本的版本，如《托布奈丛书》（TeubnerSeries，1868—1961）、《牛津古典本文》（OxfordClAssicalTexts，1894—1968）、希法对照的《布德丛书》（BudéSeries，1926—1968）、希英对照的《洛布丛书》（LeobSeries，1926—1966），不过这些版本都是以贝克尔版为基础的。此外，学者们还收集了亚里士多德已散失的著作的残篇，并加以出版。”①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编排依照德国“标准本”“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缺乏显明的客观标志，使人可以确定其写作时代的顺序，所以，在这里所用的方法，也许是能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找到某种依据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在我们的译本里，也无可选择，无可创新，只能依照标准本的办法，按贝克尔的顺序和页码来编排。”②这个花了40年时间，从最古老的手稿中整理出来的标准本所依据的所谓古老的手稿疑点重重，不仅来历不明，载体晚出，而且流传可疑，实际上并没有所谓手稿的实物流传下来。（详见后文考述）从本书考述的情况来看，德国是伪造古希腊文明的大本营，19世纪中叶则是集中伪造古希腊文明的时期，《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于此时出笼，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而从现存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古本情况来看，实际上都是些印刷品。

现存亚里士多德著作主要古本都印在中国纸上亚里士多德著作古本大多是拉丁语版，有些有阿威罗伊（Averro觕s）的评注，有些没有，有关情况请参见克莱布斯《科学和医学古版书》中的第82号至第97号作品。据哈佛学院图书馆藏本，所有古本中最重要的是由奥尔都·马努齐于1495—1498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希腊语初版，该书为5卷对开本，共6册。版权页的内容包括威尼斯元老院授予的特权，禁止其他人出版同一版本。据哈佛学院图书馆藏本，巴塞尔的出版商们总是与威尼斯的出版商进行竞争，因此，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和西蒙·格里诺伊斯（Symon%Grynaeus）编辑了一套新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全集，由巴塞尔的倍倍尔于1531年印刷，该书为两卷，对开本，一般装订成一册。据哈佛学院图书馆藏本，希腊语本由弗里德里希·西尔堡（1536—1596）重编，并在法兰克福（Frankfurt）出版（11%vols.，1584—1587）。第一个附有拉丁语翻译①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002第一章“古希腊”概念向壁虚造的选集1590年在里昂问世。①追寻一下以上这些著作的出处才知道，原来各种文本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当成国宝保存于世界各地图书馆的最古老的版本，基本上都是使用来自中国的纸张（工艺）、使用中国的印刷技术印制出来的，而中国纸及印刷技术在欧洲的出现甚为晚近。

欧洲使用纸张的开始“欧洲引进造纸术是在文艺复兴前夕。在这以前，中世纪欧洲主要以羊皮及莎草片为书写材料。自从阿拉伯世界造纸后，将其输出到欧洲，欧洲人才用上纸。”②“从纸张到印刷术。纸也来自遥远的中国，伊斯兰国家是向西传播路上的中间站。最早的纸坊于12世纪出现在西班牙，但欧洲的造纸工业要到14世纪初才在意大利建立。……欧洲的印刷业在1440至1450年间业已形成。”③“当雕刻工人采用另外一项中国技术在木块或铜盘上制作镜像图画，并用它来生产诸多相同的木版画和雕版画的时候，印刷技术下一阶段到来了。接下来是在盘子或木块上添加一些句子来解释图画。最后，活字被设计出来，每个微小的雕刻活字代表一个字母，可以和其他活字一起构成单词、句子、一整页文字，然后再次组合并重新使用。这项重要的发明在15世纪40年代发展得尽善尽美。”④在标准本之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除了来自上述这些印在中国纸上的新古董之外，有没有其他载体的古文献呢？有。例如1890年被意外发现的纸草纸文本《雅典政制》。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所谓《雅典政制》的纸草纸文本，不过是由于实在找不到“希腊古文献”实物，当学术界发现了有一种纸草可以作为文献载体之后，由英国学者伪造出来的假古董。（详见后文考述）在欧洲流传中国纸张及印刷术普及之前，欧洲千余年间并没有所谓“古希腊文献”的影子。当时，羊皮纸为稀有资源，主要用于教会文献的抄录；至于所谓埃及纸草纸，从其特性及历史情况来看，根本就不足以承载所谓古典文献，今日人们所能见到的纸草纸文献，也基本上都是些摹本。

①详见［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9—605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②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5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③［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1版第1册，第468—470页，三联书店，1992年11月。

④［美］罗宾·W.温克、L.P.汪德尔：《牛津欧洲史》中译本第1卷，第120页，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4月第1版。

003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被称为现代版本“最重要的现代版本是由伊曼纽尔·贝克尔（Immanuel%Bakker，1785—1871）编辑的，并在柏林科学院（the%Academy%of%Berlin）的赞助下出版，该书附有拉丁语翻译（5%vols.，quarto；Berlin，1831—1870），贝克尔的页码标注方式在以后的几乎所有版本中都保留了下来。”①从上述情况来看，伊曼纽尔·贝克尔（Immanuel%Bakker）主持编辑的标准本《亚里士多德全集》是从最古老的手稿中整理出来的，而这些手稿实际上我们见不到；今天可以见到的所谓亚里士多德著作古本都是些印刷品，实际上伊曼纽尔·贝克尔并没有使用。后世为了将这些印刷品说成是真正的古本，于是将伊曼纽尔·贝克尔编辑的标准本《亚里士多德全集》说成是现代版本。

2.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三个系统那么这些印在中国纸上的大量所谓亚里士多德名下的著作，究竟是怎样出笼的呢？

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上不断转换面目。不同历史时期看到的亚里士多德形象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名下的著作在历史上大致来说有三个系统：第一是鲜为人知的、早期在亚氏身后若干个世纪曾经流传的系统。第二是欧洲中世纪时从阿拉伯语转译成拉丁语的系统。第三是15世纪前后在佛罗伦萨为中心的地区收集、抄录、翻译的系统。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时空点零星被发现的作品。

对应其文献来源的三个系统，亚里士多德形象有三次大的变换。现在我们看到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内容，基本上是以第三系统为主体、吸收了包括第二系统部分内容及个别其他零星发现的内容的集合体。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所展现的内容，基本上是15世纪后出现的新面孔。

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第一系统第一个系统，即早期流传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完全失传了。这些失传的著作是以下一些内容：《欧德谟篇》《格吕洛斯篇》《论公正》《劝勉篇》《论哲学》等。“在许多个世纪中，亚里士多德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它们基础之上的。”尽管这些“著作失传了，但它们的残篇以及古代文献对它们的提及相当多，足以使我们评价它们的内容。”②①详见［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600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②［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1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004第一章“古希腊”概念向壁虚造《欧德谟篇》是一篇讨论灵魂不朽的对话。《劝勉篇》是一篇为塞浦路斯的王子塞米松而写的专题著作，劝勉他学习哲学，并且用哲学的观点来看待生活。……西塞罗以《哲学的劝勉》为题编了一个拉丁语的改写本……而且西塞罗的版本给圣奥古斯丁（活动时期在5世纪上半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残篇来判断，业已失传的亚里士多德最长的著作是3卷本的《论哲学》这一专著。亚里士多德回到了七哲和早期德尔斐铭文的沉思之上，例如‘认识你自己’，他在第1卷中说明了他的学说永世轮回的观念，在第2卷中他批判了柏拉图的形相，在第3卷中他概述了一种拜星神学。在这第3卷中，他设想灵魂就像天体那样被赋予了自发的和永恒的运动，每一个灵魂都有自己的意志……”①对于这批最早流传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除了在三四个世纪中它们所获得的重要地位和它们后来神秘的消失外，我们没有太多的迷惑。情况仿佛是这样的，一个闻名了数个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后来突然被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亚里士多德取代了。最令我感到疑惑的是老亚里士多德的黯然失色。当他的作品享有一定的声望时，肯定会有许多抄本再现其每一部著作；但所有这些早期著作都消失了，我们甚至连一本完整的文本也没有，怎么会是这样呢？”②亚里士多德第三系统的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传奇经历亚里士多德名下第三个系统的文献，在亚氏身后没有见过流传，也没有见过为人称引，或者说对于15世纪前的欧洲没有发生过任何影响。

于是，为了给这批文献的来源找个出处，就编造了这批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传奇经历，并由此派生出所谓的“亚历山大利亚图书馆”等一系列近似神话的故事。

“在亚里士多德去世以后，他的各种文件成了他的朋友和继承者塞奥弗拉斯特的财产。塞奥弗拉斯特没有像我们可能料想的那样把它们捐赠给他自己的继承者或吕克昂学园，而是赠给了他的侄子斯凯普希斯的纳留（Neleus%of%Scepsis）。无论如何，纳留似乎对它们并不关心，他的继承人把其中的一部分卖给了托勒密-菲拉德尔福（公元前285—前247年在位），后者当时正在建设亚历山大图书馆。

他们自己的国王佩加马的阿塔罗斯（公元前269—前197年在位）那时正在修建与之竞争的佩加马图书馆，由于害怕其余的手稿会被阿塔罗斯没收，这些继承者①［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2—593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②［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4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005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们就把其余的所有手稿藏在一个洞里。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特奥斯的阿佩利孔在经过的时候听说了那笔珍藏，他正在为一家雅典的私人图书馆收集图书，于是他设法获得了它们。这位阿佩利孔是一个漫步学派的成员，同时也是一个富有的藏书家。他的情况除了苏拉围攻和雅典遭到洗劫（前84）前不久去世之外，其他我们一概不知。

“苏拉买走或夺走了亚里士多德的手稿，并且把它们运到了罗马。此后不久（公元前72年）卢库卢斯俘虏了一名绰号为提兰尼奥的希腊语法学家，并且把他带到罗马，委托他整理阿佩利孔的藏书。提兰尼奥是一个受到过西塞罗和斯特拉波夸奖的能干的学者，但他似乎只为亚里士多德的手稿编了目录或对它们进行了描述。”①传说的另一个版本“待亚里士多德逝世，他的吕克昂学园以及他的书斋，为其继承人泰奥弗拉斯图斯掌管了34年以上。……泰奥弗拉斯图斯卒岁约在公元前287年，他将他自己和亚里士多德的藏书都传给弟子纳琉斯，纳琉斯把这些文献全部移至特洛阿德的故里斯克博息。数年后，此镇向阿塔利得朝称臣，其主上约在公元前230年开始筹建珀伽摩的大图书馆，希望能够与托勒密在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相抗衡。纳琉斯的后人将书籍藏在地窖中，以待良机将之安全运送出国。这些文献即如此在他们的保护下经过了150年，约公元前100年时，经由忒奥斯的阿佩理孔带出，送与雅典保存。

“在公元前86年，雅典被苏拉攻陷，这些文献又从雅典转送至罗马，在那里被学者们翻阅，这其中包括冉尼奥、安德洛尼库斯等，但由于长期疏于护理，文献的许多部分变得不可卒读。而在阿佩理孔经手后所制作的副本，在无知的辨读和修补下，变得面目全非了。”②全部卖给亚历山大城的传说“阿特纳奥斯无意中说起亚里士多德传至纳琉斯的全部都被卖与托勒密二世，来充实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据称这位君王得到超过1000部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册页或卷帙。”③①［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4—595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②［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3版中译本第1卷上册，第1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③［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3版中译本第1卷上册，第1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006第一章“古希腊”概念向壁虚造正如俗话所说的“为了圆一个谎言，必须再造十个谎言”那样，为了证明这批假古董的来历，又编造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神话。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神话亚历山大里亚城位于埃及尼罗河口，公元前332年由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后所建。亚历山大死后，亚历山大帝国一分为三，由其部将托勒密接掌亚历山大里亚城后，组建了托勒密王朝。

这么一位蛮族的武将，听了一位法勒戎地方名叫德米特里乌斯的谋士在埃及首都建立图书馆的建议（约前295），于是就在短短几年间建成了历史上最宏大的图书馆，成就了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工程。据说当时建了一大一小两座图书馆，较大的那座图书馆据说长达6公里，是一座建筑巨无霸。建成之后，作为世界最大的文化中心存在了700年之久……“关于该图书馆的藏书数量，据说法勒戎的德米特里乌斯（约前285）答复皇室审查时声称已经有20万部钞本，此后不久就把这一数字增加到50万部。……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总数据言曾一度达70万卷。”①于是，“到通用纪年（公元）开始的时候，亚历山大里亚成为西方传统中的文本中心文化的发祥地。”②神话还在继续公元640年圣诞节前，阿拉伯人占领了亚历山大里亚，缪斯伊恩图书馆主管祈求阿拉伯占领者放过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图书馆。这个请求被奏报给了哈里发，哈里发回复说：“如果这些书的内容与《古兰经》相一致，我们就不需要，有《古兰经》已经足够了。相反，如果它们的内容与《古兰经》不符，就没有必要留着它们。继续前进，销毁它们。”这些书被用来作为火炉的燃料扔在公共浴室里。这些古卷化为火焰，为亚历山大里亚烧热水足有6个月之久。只有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逃过了这一劫。③“一部一部用纸或羊皮制成的书被分配给了全城4000家浴室，其数量是如此①参看［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3版中译本第1卷上册，第119—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②埃莫克：《亚历山大大帝》，伦敦和纽约：泰晤士&哈得逊出版社，2001/2002年，第8页；转引自［英］彼得·沃森：《人类思想史———浪漫灵魂：从以赛亚到朱熹》中译本，第32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③［英］彼得·沃森：《人类思想史》中译本，第42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007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巨大，这种珍贵的燃料竟然在6个月时间里还没有烧完。”①为何只有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逃过了这一劫呢？要不说是神话呢，逃不过这一劫，那么15世纪伪造希腊文献时如何说得通！造一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神话，原来是为了给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来历做出安排……这批没有被烧掉的亚里士多德手稿，又被辗转到拜占庭，并在1453年拜占庭被土耳其帝国攻占时，神奇般地再次躲过劫难，流传回西欧。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西欧的新世界。

“在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夜中，有一些人趁乱登上拉丁人的战舰，逃到了克里特、摩里亚、爱奥尼亚群岛和威尼斯。一艘热那亚商船保留了它在那最后一夜的乘客名单，上面有六名巴列奥略皇族的人、两个科穆宁皇族、两个拉斯卡利斯皇族，以及一些次要的贵族。这些人和其他许多拜占庭人携带着古代的珍贵文献流亡到西欧各国，使得生活在天主教神权世界的人们重新看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恺撒，以及其他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光辉思想。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人性战胜了神性，希腊人的理性光明照穿了教皇和封建制度所构成的重重帐幕，给西欧带去了文艺复兴之光。”②“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从而有大批避难者流入，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研究古典希腊的学问，还有古代作家珍贵的书稿。他们的知识以及他们所带来的书稿受到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欢迎。”③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第二系统“当日尔曼民族在西方已经获得了前此属于罗马帝国的土地，并且他们所征服的东西现在已经有了牢固的定形的时候，在东方则出现了另一种宗教，即回教。……回教在外表的力量方面，以及在精神的繁荣方面，都迅速地达到了它的顶点，在回教中，哲学连同各种艺术都有很灿烂的表现，……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进步，大大地超过了西方。”④西方大学的前身是阿拉伯世界清真寺旁边的伊斯兰学校。⑤①［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译本下册，第39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2月第1版。

②见维基百科“拜占庭帝国”。

③［英］安东尼·肯尼：《牛津西方哲学史》第2卷，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④［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卷，第252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⑤参看［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91—92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