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赖走向独立——1961-1979年间的美韩同盟关系免费阅读--免费小说全文-作者-冯东兴著作品-七猫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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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依赖走向独立　:　1961—1979年的美韩同盟关系　/

冯东兴著.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8

（南大亚太论丛　/　石斌主编.美国内政与外交研究系列）

ISBN9787305212833

Ⅰ.　①从…　Ⅱ.　①冯…　Ⅲ.　①国际关系－研究－美国、

韩国－1961-1979　Ⅳ.　①D871.22②D83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5230号

出版发行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汉口路２２号邮编２１００９３

出版人金鑫荣

丛书名南大亚太论丛·美国内政与外交研究系列

书名从依赖走向独立：1961—1979年的美韩同盟关系

著者冯东兴

责任编辑官欣欣

照排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35*9651／16印张　15.75字数　260千

版次2019年8月第1版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305212833

定价7200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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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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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亚太论丛》

主办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蔡佳禾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蔡永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洪银兴南京大学商学院

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石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孙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月清南京大学哲学系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张凤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委员会

主编石斌

副主编李里峰毛维准

成员祁玲玲舒建中赵光锐

吴小康宋文志

《美国内政与外交研究系列》

编辑部：

主编：石斌

副主编：毛维准祁玲玲

成员：赵光锐舒建中方婷婷

国际政治中的外交、战争与伦理

从依赖走向独立：1961—1979年的美韩同盟关系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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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得于2016年夏初创设并渐次成长，“南京大学郑钢亚太发展研究基金”之专项全额资助，实乃一大助缘、大善举；众多师友、同道的鼓励、扶持乃至躬身力行，同样厥功至伟。

此一学术平台之构建，旨在通过机制创新与成果导向，以国际性、跨国性与全球性议题为枢纽，将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具有内在关联之学科方向、研究内容与学术人才，集成为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群”，对大亚太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并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所谓“亚太”，取其广义，乃整个亚洲与环太平洋地区之谓。不特如此，对于相关全球性问题的关切，亦属题中之义。盖因世界虽大，却紧密相连。值此全球相互依存时代，人类命运实为一荣损相俦、进退同步之共同体，断难截然分割。面对日益泛滥的全球性难题，东西南北，左邻右舍，各国各族，除了风雨同舟，合作共赢，又岂能独善其身，偷安苟且？所谓“发展”，固然有“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多重意蕴，亦当有“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之价值取向，其理亦然。

吾侪身为黉门中人，对于大学之使命，学人之天职，理当有所思虑。故欲旧话重提，在此重申：育人与问学，乃高等教育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大学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养成人格”，非徒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大学之根是学问，学问之道，在“善疑、求真、创获”。二者之上，更需有一灵魂，是为大学之魂。大学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内核，即人文价值与“大学精神”：独立、开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与信念。大学之大，盖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学乃享誉中外之百年老校，不独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且英才辈出、薪火相续。于此时代交替、万象更新之际，为开掘利用本校各相关领域之丰厚学术资源，凝聚研究团队，加强对外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展示亚太中心学术同仁之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彰显南京大学之研究水平与学术风格，我们在《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系列学术成果已相继问世的基础上，决定再做努力，编辑出版《南大亚太论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设门户、画地为牢，绝非智者所为。所谓“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如群流，归于大海”，对于任何社会政治现象，惟有将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方能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否则便如朱子所言，“见一个事是一个理”，难入融会贯通之境。办教育、兴学术，蔡元培先生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论丛》的编纂，亦将遵循此种方针。

故此，《论丛》之内容，并不限于一般所谓国际问题论著。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诸层面，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重要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举凡个人专著、合作成果、优秀论文、会议文集，乃至特色鲜明、裨利教学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学术前沿的迻译之作，只要主题切合，立意新颖，言之有物，均在“网罗”、刊行之列。此外我们还将组织撰写或译介各种专题系列丛书，以便集中、深入探讨某些重要议题，推动相关研究进程，昭明自身学术特色。

要而言之，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所执守之学术立场，亦即《论丛》之编辑旨趣：一曰“本土关怀，世界眼光”；再曰“秉持严谨求实之学风，倡导清新自然之文风”；三曰“科学与人文并举，学术与思想共生，求真与致用平衡”。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冀望学界同仁、海内贤达继续鼎力支持、共襄此举，以嘉惠学林，服务社会。值出版前夕，爰申数语，以志缘起。

石斌

2018年元旦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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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随着年龄增长，越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自2010年毕业，博士论文作为毕业的初成品，已经陈放了近八年。八年来，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走出学生时代，工作、结婚、生子。不一样的阶段和环境，促使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对生活和学术的体验也在不断地快速变化。

无论从题目到内容，本书都已经与博士论文初稿有很大不同。最初，博士论文主体只是研究1961至1969年的美韩同盟关系，当时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充分，赶在毕业之际，匆忙完稿。恩师任东来，作为一位严谨的知名学者，当初在我的初稿上做了大量的批改。看到改得那么厉害，一直害怕自己不能毕业。但爱护学生的他，虽然平时非常严厉，最终却那么仁慈，让我顺利毕业，因为他怕我错过了找工作的好时机。论文陈放至今，依然没有十足的勇气发表，怕辱没了师门严谨的学风。

工作成家之后，没有了大块时间做学问，工作以及女儿的出生花去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但也正是生活阅历的增长，反过来促成了学术研究观点的成熟。最初博士论文题目是“冲突与协调：1960年代的美韩同盟关系”，由于写作时段短，视野没有打开，无论从结构、内容和观点来看，都很不成熟。读博时在华东师范大学访学期间，陈波老师就建议我,以后博士论文修改需要扩充，可以考虑研究整个朴正熙时代的美韩同盟关系。仔细阅读了陈老师的著作之后，进一步体会到了建议的合理性。因此，我后来对博士论文的修改也沿着这个方向努力。

随着博士论文修改的深入，我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就美国而言，在肯尼迪至卡特时期，不同的美国政府对韩国的政策虽然带有各自的特点，但基本上遵循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确定的对韩政策总体目标，即把韩国建设成为独立的西式民主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同的政府有着不同的理解，肯尼迪-约翰逊政府集中促进韩国经济发展，尼克松政府推动韩国自立，卡特政府则着力韩国民主。但无论是经济、自立还是民主，作为美国对韩政策总体目标的一部分，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为此，围绕这些目标之间如何权衡，以哪个为主，美国政府内部经历了艰难周密的决策。这是本书试图呈现给读者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朴正熙政府而言，这个深深打上个人色彩的政权，与美国政府考虑问题的视角存在明显不同。朴正熙要把韩国的国家发展和自身的政权安全结合在一起，把国家的发展和个人追求国家强盛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在美韩关系中，当美国的对韩政策恰好符合朴正熙政府的这两个目标时，美韩关系就展现出良好局面，一旦美国的政策有损于两者之一，朴正熙则顽强抗拒。尤其是在其执政的后半期，美国冷战政策的转型带来的国际形势变化，增强了朴正熙对自身政权安全的担忧。朴正熙加强政权安全的威权统治，则与美国推动韩国政治民主的目标相背离，进而导致美国政府与朴正熙政权关系的紧张。就美韩关系而言，这两个被太平洋隔开的国家能够结成同盟，与美国的冷战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基于遏制中苏的战略需要，扶植韩国的建设与发展。但韩国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并不完全按照美国既定的轨道前行。朴正熙作为韩国本土自产的政治家，带有很强的独立性。朴正熙时代美韩同盟的延续，得益于双方政府在同盟框架下艰难的政策平衡。但无论双方产生何种冲突，美韩共同防卫的战略框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是同盟始终没有完全失衡，不断延续的基础。

从研究的对象回到日常生活，觉得生活虽然没有国际关系那么复杂微妙，但其间也需要不断寻找平衡点。工作、家庭、身心等都需要在紧张的追求与适度的放松之中平衡。博士论文出版之际，恩师去世已经五年。忆往昔南大岁月，恩师教诲历历在目，无从报答恩师的培养之恩，在论文付梓之际，追忆恩师，唯有继承恩师的遗风，愿他在九泉之下安息！

书稿完成，重新阅读，仍显不足，它或许称不上完美，但仍是追求完美的过程。唯愿本书作为学术追求的成果，鞭策自己继续努力。非常感谢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决心不再拖延，将书稿出版面世。其中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河南大学新区办公室

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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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1

一、研究现状述评1

二、问题的提出、研究思路与文献9

第一章美韩同盟的起源及特征12

第一节美韩同盟的缘起13

第二节美国与李承晚政府关系的演进及其特征18

小结李承晚政府时期美韩同盟关系的特征26

第二章美国政策的调整与韩国政权的变更30

第一节肯尼迪政府对韩政策调整决策30

第二节韩国“5·16”政变与美国的应对35

小结美国应对政变的决策逻辑45

第三章合作与冲突：美国与军政府的关系47

第一节美国决定支持朴正熙政府47

第二节韩国军政府向代议制政府转变55

第三节肯尼迪政府的援韩政策74

小结围绕政策目标的冲突与协调106

第四章越南战争与美韩同盟“蜜月”109

第一节战略的契合：韩国向越南派兵的前奏109

第二节愉快的合作：韩国的两次大规模派兵(1965年2月—1966年8月)115

第三节彼此的限度：久拖不决的第三次派兵（1966年6月—1967年年底）128

第四节“蜜月”的结束：朝鲜的挑战与美韩分歧突显137

小结越战与朴正熙时期的美韩同盟148

第五章“尼克松主义”与美韩关系156

第一节美国对韩政策调整156

第二节美国缩减驻韩美军及韩国的反应164

第三节中美缓和及朴正熙政府的反应174

小结美韩同盟与美国战略收缩的限度184

第六章安全、人权与美韩同盟186

第一节卡特政府的撤军政策与美韩关系186

第二节朴正熙政府的人权问题与美韩关系192

小结卡特政府对韩政策失败的根源201

结语冲突与协调：美韩同盟与朴正熙政权203

附录211

1.　美韩共同防卫条约211

2.　美国对朝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NSC　6018号报告212

3.　国家安全委员会2430号行动纪录218

参考文献221

后记233

绪论

1961年5月至1979年10月，朴正熙在韩国连续执政18年有余，给韩国的发展和美韩同盟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一时期，韩国实现了经济的腾飞，美韩同盟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韩国之于美国的独立性大大增强。

与李承晚时期美韩关系以追求军事安全为主不同，朴正熙政府时期，美韩同盟关系除了保障基本的军事安全之外，开始追求韩国的经济发展及其他国家建设目标，呈现出多元冲突与合作特征。这与美韩双方彼此政策调整与互动有着密切关系。就美国而言，在对韩政策转变过程中，如何在加强韩国军备、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民主制度等多元目标之间平衡与抉择，如何在总体冷战目标与对韩政策目标之间协调统一，成为美国对韩政策的重要难题。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对韩政策的调整，韩国朴正熙政府试图充分利用美韩同盟提供的有利条件，为韩国谋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在竭力阻止不利于韩国的美国政策调整、力争维持军事水平不变的同时，朴正熙政府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致力于发展经济，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升国家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美国的冷战目标和对韩政策目标的相互关系、美韩同盟之间的分歧与协调，对于理解当前美韩同盟关系的本质及美国东亚政策的特点有着重要意义。

一、研究现状述评

历史研究难免受到观念的影响和资料的限制。从1950年朝鲜战争至1978年改革开放，国内学术界尽管对美韩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意识形态的考虑，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而且，受资料限制，这些研究多集中在朝鲜战争和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美韩关系。

代表性的论文有曾元英：“美帝控制下的韩国”，《世界知识》1950年21卷第3期；白寿彝：“历史上美国对朝鲜的侵略”，《光明日报》1951年1月30日，等等。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国内的美韩关系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曹中屏的“60年代以来的美‘韩’关系”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朝鲜历史研究论丛（一）》，延边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88308页。是国内最早介绍朴正熙执政时期美韩关系的一篇短文。在随后的一些通史性著作中，有关韩国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比如曹中屏、张琏瑰编著的《当代韩国史，1945—2000》

曹中屏、张琏瑰等编著：《当代韩国史:1945—2000》，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就是一部系统研究当代韩国史的通史性著作。该著作采用不少韩文文献，全面叙述了韩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状况，为深入研究朴正熙时代的韩国外交提供了基础和背景。

沈定昌的《韩国外交与美国》

沈定昌：《韩国外交与美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分析了自朝鲜半岛分裂以来影响韩国外交的各种内外因素，集中阐释了美国在影响韩国外交诸因素中的突出地位。其中第四章、第五章分别论述了美国对韩日关系正常化与韩国出兵越南的决策影响，以及韩国最终决策对其自身的影响。但作为通史性的著作，该书对这些问题只是作了宏观的分析，实证不足。

除了上述通史性著作外，还有一些较为深入的专题论著。

以日韩关系正常化谈判为主线，安成日的专著《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

安成日：《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具体阐释了日韩关系在1945—1965年的演变。在论述韩日谈判过程时，作者也分析了美国在韩日谈判中的重要作用，为理解20世纪60年代的美韩关系提供了一个侧面。

由于韩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发展与美国的影响备受学界关注，成为国内美韩关系研究中的一大热点。借助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论，董向荣的《韩国起飞的外部动力——美国对韩国发展的影响，1945—1965》

董向荣：《韩国起飞的外部动力——美国对韩国发展的影响，1945—196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以美国的影响为线索，追溯研究了韩国20年的发展历程，突出美国对韩国发展的重要外在影响。尽管作者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美韩关系的互动，但由于题材的限制，作者只是集中论述美国对韩政策中推动韩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涉及的问题到1965年为止。与前文相比，董向荣的“美国对韩国的援助政策：缘起、演进与结果”

董向荣：“美国对韩国的援助政策：缘起、演进与结果”，《世界历史》2004年第6期，第1523页。一文，进一步深化了美国对韩援助政策的总体特征研究，该文把美国对韩政策总结为五个阶段，分别揭示了各个阶段美国对韩经济和军事援助的特点，并指出美国军事援助对朴正熙执政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刘洪丰的博士论文“美国对韩援助政策研究，1948—1968”

刘洪丰：“美国对韩援助政策研究，1948—1968”，[郑寅达教授指导]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集中分析美国对韩援助的变化与阶段性特征，专章论述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韩援助政策的变化与特点，认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韩援助的特征是在向开发援助转轨的同时，促使日本承担对韩援助责任，并着重分析了越南战争对美国对韩援助政策的影响。崔天模的博士论文“美国援助与韩国和台湾的经济增长，1945—1971”

崔天模：“美国援助与韩国和台湾的经济增长，1945—1971”，[陈振汉教授指导]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依据大量的韩文史料，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对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援助成效。

与前述以援助为主题的研究相比，梁志的《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1945—1987）》

梁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1945—198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视野相对开阔，将美韩关系置于美国对第三世界冷战战略政策的框架下，不仅论述了美国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考察了韩国内部的政治发展进程对美国对韩政策的逆向影响，力图揭示美韩关系中韩国对美国对韩政策的“牵制”和“制约”，并综合分析了韩国经济起飞的主客观因素。从研究对象的时段来看，马德义博士的“从肯尼迪到卡特时期美国对韩政策研究”

马德义：“从肯尼迪到卡特时期美国对韩政策研究”，[黄定天教授指导]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与梁志的观点接近，但该文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力图以点带面，揭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对韩政策特征，对于把握这一时段美韩关系的具体特征有着重要参考价值。与梁志的研究相比，马德义的专题方式，深化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但对于朴正熙时代美国对韩政策的内在联系与美韩互动关系揭示不够，比如对“日韩邦交正常化中的美国因素”“美国对韩政策中的人权问题”以及“卡特政府对韩人权及军事政策”等问题，尽管做了相对深入的专题研究，但其内在联系及统一性的分析有待加强。

随着档案的解密和研究视野的拓宽，一些青年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发表了相关的专题研究论文。冯东兴的“韩国5·16政变与肯尼迪政府的反应”

冯东兴：“韩国5·16政变与肯尼迪政府的反应”，《史学月刊》2009年第7期，第6267页。集中研究了美国政府对“5·16”政变的观望态度，并揭示出美国采取这种态度的深层原因，即肯尼迪政府看到军政府显示出的活力，符合美国在韩国实现经济建设和推动韩国政治稳定目标的客观现实需要，因此接受强力独裁的军政府，胜过维持软弱混乱的民主政府。马德义的“卡特政府从韩国撤军政策变化初探”则集中探讨了卡特政府最终停止从韩国撤军政策的原因，揭示卡特政府调整美韩军事关系的限度，即美国不会轻易撤出驻韩美军。

马德义：“卡特政府从韩国撤军政策变化初探”，《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第3643页。

除了上述论题与美韩关系密切相关的论文之外，一些以韩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为研究主题的专著，在论述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揭示了美国对美韩关系的影响，对于理解美国对韩政策的效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赵虎吉的《揭开韩国神秘的面纱——现代化与威权主义：韩国现代政治发展研究》、尹保云的《韩国为什么会成功？朴正熙政权与韩国现代化》、任晓的《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

赵虎吉：《揭开韩国神秘的面纱——现代化与威权主义：韩国现代政治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尹保云：《韩国为什么会成功？朴正熙政权与韩国现代化》，文津出版社1993年；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

与国内的研究相比，国外对美韩关系的研究比较丰富和深入。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界就出版了论文集《不对等：1945年以来的美韩关系》

Frank　Baldwin,　ed.，　Without　Parallel—The　AmericanKorean　Relationship　Since　1945,　Random　House,　Inc.,　1974.。该文集收录的七篇论文有四篇涉及朴正熙政府前期的美韩关系，其中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P.　Bix)　的“地区一体化：美国亚洲政策中的日本和韩国”一文，通过追溯日本、韩国之间的对抗关系史，突出美国在日韩关系正常化中的作用。作者把美国的亚洲政策视为一个整体，认为正是美国的这种政策考虑促使美国推动韩日关系的正常化，而韩日关系正常化又促进了地区的融合。詹姆士·帕莱斯(James　B.　Palais)则以“韩国的民主政治，1948—1972”为题，较为深入地研究了自韩国成立以来，韩国国内民主政治的进程，分析了李承晚、朴正熙政权对待民主政体的不同态度和美国在其中的作用。

1982年3月，在美韩关系百年纪念之际，韩裔美国学者郭太焕(TaeHwan　Kwak)等人，以“美韩关系，1882—1982”

TaeHwan　Kwak,　and　Kyǒngnam　Taehak,　eds.,　U.S.Korean　Relations,　1882—1982,　Kyungnam　University　Press,　1982.为题将一次专题讨论会的论文结集出版。与前者相比，该论文集收录了19篇论文，涵盖的主题更为广泛，时间跨度更长。有些论文已经开始摆脱美国中心主义的研究倾向。其中崔钟基的“美韩外交关系，1961—1982”一文，立足于韩国视角，初步梳理了朴正熙政府时期美韩外交关系的脉络特征。郭太焕、金宇楠(YuNam　Kim)等人在研究20世纪70年代美韩关系时，希望进一步提升韩国地位，使其与美国处于“相互依赖”的地位。此外，杰拉德·柯蒂斯(Gerald　L.　Curtis)和韩松均(Sungjoo　Han)编著的论文集《美韩同盟：安全关系模式的演化》从大国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美韩安全关系的变化。特德·伽林·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编著的《美韩同盟：一个变化的时代》与上一本论文集名称相似，但更多讨论冷战后美韩关系的变动。这些论文集的研究视角和结论互为补充，有助于加强对美韩关系的综合理解。

李曼寓(Manwoo　Lee)和罗纳德·麦克劳林(Ronald　D.　McLaurin)等编著的论文集《紧张同盟：美韩关系的演化》所收录的八篇论文，研究主题更加新颖、细化，主要侧重分析美韩同盟之间矛盾性的一面，突出了韩国对美国政策的反作用。论文分别集中论述了美国对韩国的影响与韩国的反美主义，美国对韩国安全、民主和人权的干预以及韩国的反抗，美韩之间的贸易摩擦，韩国的威权政府与民主发展问题等。这些研究反映了在美韩关系研究中，学界日益关注韩国在美韩关系中自主性不断增强的一面。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发展，有些学者开始借助相应的理论来阐释美韩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韩国学者林玄镇(HyunChin　Lim)的专著《韩国的依附性发展，1963—1979》

HyunChin　Lim,　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Korea,　1963—1979,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6.。作者把韩国置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框架内，运用依附性发展理论研究韩国的发展，集中研究促使韩国融入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外部因素，以及这种融入的过程对韩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作用。该书突出了外部援助，尤其是美国对韩援助对于韩国发展的重要作用。与林玄镇的研究视角刚好相反，B.K.吉尔斯(B.　K.　Gills)的专著《南北朝鲜：合法性之争》

B.　K.　Gills,　Korea　versus　Korea:　A　Case　of　Contested　Legitimacy,　London:　Routledge,　1996.则抛开了大国对半岛双方关系的主导性影响，以南、北朝鲜合法性竞争为主线，集中分析了朝鲜南北分裂之后围绕政权合法性展开的各种内外竞争，突出韩国在追求自身进步发展过程中的主动性一面。韩裔日本学者李约翰(John　Lie)在研究思路上与吉尔斯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其专著《摆脱束缚：韩国的政治经济》

John　Lie,　Han　Unbou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　Kore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以韩国的发展为主题，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说明了韩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各种必要但不充分条件，通过对这些条件的综合分析，透过现象揭示本质。作者认为，美国只是韩国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应突出韩国政府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性作用。

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为学界综合朴正熙时代的美韩关系全貌提供了可能。韩国学者金玄东（HyunDong　Kim）的《韩国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向跨太平洋同盟演进》

HyunDong　Kim,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Evolving　Transpacific　Alliance　in　the　1960s,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Peace　and　Unification　of　Korea　by　Seoul　Computer　Press,　1990.是第一部综合研究20世纪60年代美韩关系的专著。利用韩美双方的官方文件及统计数字，该书从共同安全、经济合作、外交和内政三个方面阐述了美韩同盟关系的演化，较为全面地探讨了60年代的美韩关系。通过突出韩国在越南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与经济自立发展，作者揭示了韩国在美韩同盟中地位的提升。作者的论述着力点主要在1965年以前，没有充分完成该书的研究主题。另一本研究美韩关系的著作《从解放到自立：美韩关系二十年》

Donald　Stone　Macdonald,　U.SKorean　Relations　from　Liberation　to　SelfReliance:　The　TwentyYear　Recor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1992.也将论述放在1965年以前。以美国国务院对韩政策解密文件为基础，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韩政策文件为纲，作者唐纳德·麦克唐纳(Donald　Stone　Macdonald)比较系统地论述了1945年至1965年的美国对韩政策，从半岛统一、军事安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发展四个主要方面详细叙述美韩关系的发展历程，展示了美国是如何影响韩国发展的。

与前者相比，金永库(ByungKook　Kim)与傅高义(Ezra　F.　Vogel)编著的专题论文集《朴正熙时代：韩国转型》

ByungKook　Kim　and　Ezra　F.　Vogel,　eds.,　The　Park　Chung　Hee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更进一步。尽管该书是20多位学者论文的结集，但基本形成了统一的体系，分别对朴正熙执政的军政府时期及朴正熙时代的韩国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国际关系做了专题研究。尤其是国际关系部分，对于越南战争中的美韩关系、韩日关系正常化、卡特政府的对韩政策研究，资料充分，深入客观地展示了美韩关系的具体状况。

由于越南战争对美韩关系的深刻影响，研究越战期间的美韩军事合作首先成为国外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先后出现了好几本以越战期间美韩关系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李珂(Kil　J.　Yi)的博士论文“同盟困境：美国、韩国和越南战争，1964—1968”

Kil　J.　Yi,　Alliance　in　the　Quagmire: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and　the　Vietnam　War,　1964—1968,　UMI　PhD.　dissertation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1997.借助有关同盟关系的国际关系理论，对美韩同盟结构进行分析，集中研究了1964—1968年美韩在越南的军事合作。作者认为韩国参加越战是被动的，但越战促使韩国寻求提升其在同盟中的地位，导致美韩关系出现困境。克里斯托斯·弗伦茨(Christos　G.　Frentzos)的博士论文“从汉城到西贡：美韩关系与越南战争”

Christos　G.　Frentzos，　From　Seoul　to　Saigon:　U.S.Korean　Relations　and　the　Vietnam　War,　UMI:　PhD.　dissertation,　the　Faculty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Houston,　2004.对越南战争的考察更加全面，与前者相比，该文的资料翔实，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史料的实证考察，集中论述了1961—1968年韩国参与越南战争的整个过程，揭示了韩国参战的动机，战争对美韩经济、军事关系的影响。

郭太洋(Kwak　TaeYang)的博士论文“筹划战争：韩国参与越南战争的遗产”

Kwak　Tae　Yang,　The　Anvil　of　War:　The　Legacies　of　Korean　Participation　in　the　Vietnam　War,　UMI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sets,　2006.使对越战期间美韩关系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依据大量的有关韩国参与越南战争的韩文、英文资料，郭太洋追溯韩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力图实现向越南派兵的意图，考察了韩国自参加越战至1973年退出越战的全过程，着重分析了韩国从越战中所得收益及对美韩关系带来的影响。在作者看来，韩国利用这次机会得到了美国的大量援助，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百年梦想，同时，导致了政治独裁、南北分裂的加剧，半岛军备竞赛以及东北亚地区的不稳；对于美国而言，美国出于战争的需要不得不放弃推动韩国民主化的政策目标，为了争取朴正熙政权对美国越战政策的配合，支持朴正熙加强个人权力。与先前的研究相比，作者对史料的梳理与解读明显高出一筹。

韩国学者金永阿(Kim　HyungA)的《朴正熙治下的韩国发展：迅速工业化，1961—1979》

Kim　HyungA,　Koreas　Development　under　Park　Chung　Hee,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1961—1979,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则在集中分析朴正熙政府发展政策的同时，揭示了美国在朴正熙政府经济政策中的重要影响，与朴正熙政府对美国对韩政策的回应。作者在结论中分析了美国对朴正熙政府政策影响的限度，认为韩国的工业化与美国的安全政策紧密联系，朴正熙政府能够充分利用美国的援助以及美国能够容忍朴正熙维新体制的原因在于双方都认可美韩安全关系。

随着冷战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近来以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为代表的“新冷战史研究”进一步拓宽了美韩关系的研究视野。美国学者格雷格·布热津斯基(Gregg　Brazinsky)在《外交史》杂志上发表的专文“从后生到典范：美国的开发政策与韩国，1961—1968”

Gregg　A.　Brazinsky,　“From　Pupil　to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and　the　ROK,　1961—1968”,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9,　no.　1　(January　2005),　pp.83115.，利用大量美国原始档案和韩国文献，详细考察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对韩开发援助政策对韩国经济发展外在的影响，提升了学界对60年代美韩经济关系的研究。紧接着，布热津斯基又另辟蹊径，集中研究美国对韩国国家建构的影响。在《韩国国家建构：韩国人、美国人与韩国民主化》

Gregg　Brazinsky,　Nation　Building　in　South　Korea—Koreans,　Americans,　and　the　Making　of　a　Democrac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中，以阐述韩国如何从东方专制走向美式民主的过程为主线，作者分析了美国在韩国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突出美国对韩国文化、人文观念和政治制度建构的影响。其中，作者把朴正熙时代作为美韩关系的一个转型期，阐述了这一时期美国在韩国推行的民主化政策对于韩国最终发展成为民主国家的重要意义，指出这一时期美国对韩政策的特征是“发展高于民主”。布热津斯基的这种提法突出了这一时期美国对韩政策中经济发展优先的特点，对于理解美国对韩政策的调整很有启发意义。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朴正熙政府时期美韩关系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其特点有二：第一，研究视角日益多元化，逐步摆脱美韩同盟关系中美国中心主义的研究倾向，试图“从韩国发现历史”，力求更客观地展现美韩关系的真相；第二，开始注重多边档案的综合运用。衡量历史研究客观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研究本身所依据的材料，目前依据一手材料进行的实证研究成果正不断增多。

二、问题的提出、研究思路与文献

尽管相关论著从各种视角对朴正熙政府时期的美韩关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但把朴正熙政府时期放在美韩同盟的框架下进行集中考察的专著不多。与李承晚时期美韩关系充满矛盾和困境不同

李承晚政府时期，由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差异，美韩同盟之间矛盾重重。美国主要追求的是自身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安全战略利益，而李承晚主要追求的是国家统一和增强军事实力。为此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往往面临困境，最终不得不对韩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或者妥协。具体参见陈波：《冷战同盟及其困境——李承晚时期美韩同盟关系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朴正熙政府时期美韩同盟关系中合作与协调增多。首先，相对于此前的美国对外政策而言，1960年前后的美国对外政策开始步入一个新的时代，在继续同中苏进行冷战的同时，开始缩减美国对外援助，设法减轻美国对外政策的负担，促使盟国分担美国的冷战责任。其次，韩国开始步入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新时代。与前任李承晚政权相比，朴正熙政权的执政理念发生了突出的变化。在力图维持军事力量的同时，朴正熙积极谋求韩国经济的起飞。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张勉政府尽管历时短暂，却为后来朴正熙政府时期的经济发展做了相应的铺垫。再次，就美韩同盟关系而言，与艾森豪威尔时期重视韩国军事发展和半岛南北双方的军事竞争相比，这一时期的美韩同盟关系开始发生变化。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韩国在同盟中的地位逐步提升，独立性增强。这一方面是美国推行促进盟国自立的外交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努力进行政策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因此，系统考察朴正熙政府时期美韩同盟关系，将有益于深入理解美韩同盟地位关系的渐进变化，弄清其中的原因、特点和结果。

此外，从冷战史学研究的演进来看，研究美韩关系还有着深刻的学术意义。随着冷战史学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了“新冷战史研究”

代表人物有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和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其中前者认为，“新冷战史研究”本质上是以多边档案为基础、多元视角为框架的研究，在某些具体研究中，研究者能够以多元文化优势理解彼此冲突的观念。Odd　Arne　Westad,　“Introduction:　Reviewing　the　Cold　War”,　in　Odd　Arne　Westad,　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0,　p.5.。在继承了冷战史正统学派与修正学派以大国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之余，学者们开始将大国与地区盟国的互动关系作为国际冷战研究的学术追求。这将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大国中心主义，尤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研究模式。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宏观的全球冷战演进同局部地区甚至是某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深入透视冷战的全貌。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以美国对韩政策目标的确定与实施为主线，同时考察朴正熙政府对美国相应的政策回应，力图从以下几个层面分析朴正熙执政时期的美韩同盟关系，揭示美国对韩同盟政策特征。

第一，美国对韩政策的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随着冷战形势的变化和美韩同盟关系的演进，美国对韩政策目标的重心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从李承晚政府时期以传统军事安全目标为中心，向推动韩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等目标倾斜。自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的政策目标重心出现转变的趋势，开始强调推动韩国经济发展，但这种目标重心的转换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来自美国政府内部的阻力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对韩政策的调整，涉及美国政府内部决策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尤其是美国军方与国务院之间。另外，推动韩国发展经济、社会稳定与政治民主的目标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张力。对于这些目标如何取舍，是美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第二，美国对韩政策目标与美苏区域冷战目标的对立与统一。美韩同盟只是美国全球冷战同盟体系的一部分，美国对韩政策同样也属于美国全球尤其是远东冷战政策的组成部分。然而，美国对韩政策与美国远东冷战政策毕竟不是一个层次的政策，如何保持远东冷战政策与对韩政策的协调统一，是美韩同盟关系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与李承晚政府时期不同，朴正熙尤其注重配合及利用美国的战略政策，为韩国的国家战略政策的实施与目标的实现提供外在条件，这在越南战争期间表现尤为突出。由于美国扩大越战的需要，韩国借积极参与越南战争之机，提升了韩国在美韩同盟中对美国的影响力，增强了自身的实力。但当美韩双方的发展战略发生冲突时，美韩双边关系则陷入紧张。尼克松政府至卡特政府时期，朴正熙政府和美国的关系陷入紧张状态，这很大程度上要归于美国东亚战略调整与美韩国家战略的分歧。

第三，美韩同盟中两国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与以往相比，朴正熙政府时期的美韩同盟关系中，韩国的自主性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对于美国的对韩政策，韩国并非总是处于被动的状态。越战期间，朴正熙政府对于美国的对韩援助政策调整就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于尼克松政府的战略调整，朴正熙政府也做出了积极反应，在调整对外政策的同时，不同美国协商，加强自身权力，建立维新体制。

除了上述层面分析外，笔者还尝试运用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关系原理解释这一阶段的美韩关系。相互矛盾的事物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矛盾的对立双方地位可以相互平衡、转化。运用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原理可以很好地解释美国对韩政策多元目标之间的地位关系、美韩同盟关系、美国冷战目标与同盟目标之间关系的冲突与协调。

本书运用的档案文献主要有三：首先是美国国务院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　of　United　States,　FRUS)，该文件集为本书论证主题提供了基本的框架资料，有益于发掘美国对韩政策总的决策结果和目标。但因涉及美国政府内部具体的决策过程，各部门的分歧与协调，文件集中存在不少空白。作为该文件集的增补，盖尔(Gale)集团出版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DDRS)提供了相当具体的文件，有助于探讨美国对韩政策的具体决策动机以及韩国的相应反应。另外，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收藏的缩微胶卷《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文件，1961—1963》(The　John　F.　Kennedy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1961—1963,　Asia　and　the　Pacific)及其增补文件

以上两种资料，都是本人2008年9月—2009年1月在华东师范大学访学期间，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收集到的。为引用方便，本书引用缩微胶卷资料时，统一使用该中心的收藏号。，为论证肯尼迪政府对韩政策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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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依赖走向独立：1961—1979年的美韩同盟关系

第一章美韩同盟的起源及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苏双方开始划分势力范围，构建新的世界体系。作为美苏冷战的战略边缘地带，朝鲜半岛显然具有一定的战略地位。美韩同盟的形成及美国对韩政策的变动，与美国对朝鲜半岛战略价值的定位及半岛的形势变化紧密联系。为了防止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独占朝鲜半岛，1945年8月美国向苏联提议沿北纬38°线分界，美苏双方分别在朝鲜半岛接受日军投降。1947年10月，随着美苏双方联合托管朝鲜半岛谈判的失败，38°线最终成为朝鲜半岛分裂的政治界线。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很快改变了从朝鲜半岛军事撤退的基本政策，并随着战局的变化重新审视新中国的战略威胁，扭转了美国对朝鲜战略价值的定位。随后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开始逐渐集中在如何建立韩国政权和建设怎样的韩国问题上。1953年7月朝鲜停战不久，美国同韩国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卫条约》，进一步调整并细化了美国战后的朝鲜半岛政策，在维持半岛分裂格局前提下，加强美韩关系及韩国的国家建设。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朝鲜停战后出台了NSC　154/1、NSC　5514等一系列对朝政策国家安全文件，奠定了美国对韩政策的多元目标特征。尤其是NSC　6018号文件，不仅是对既往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总结，而且为未来美国对韩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指导。

尽管在同盟条约框架下，美韩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同盟关系，但就双边关系的发展而言，美韩关系并不总是和谐融洽的，一开始就充满了不断的斗争与妥协。随着美国冷战战略的演化，美国对韩政策的目标开始日趋多元化，在维持韩国军事力量的同时，建设一个怎样的韩国，成为美国对韩政策的核心内容，因而推动韩国经济、社会发展，促进韩国民主制度建设成为其中心目标。到1950年代末，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　6018文件，明确了最终的对韩政策长期目标：“建立独立自主、经济不断发展的统一朝鲜，该朝鲜拥有一个自由、独立的代议制政府，能够有效地反映民众的需求、处理社会问题，与美国和其他自由世界国家站在一起，能够维持内部安全并有力抵抗外来的入侵。”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NSC　6018”,　November　28,　1969,　in　Foreign　Relation　of　United　States(FRUS),　1958—1960,　Volume　ⅩⅤⅢ,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4,　pp.699707.除了长期目标外，文件还甚为详细地规定了具体目标。该文件表明，美国对韩政策目标已经相当完备，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中不仅包含军事安全目标，而且包括韩国的制度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多个方面。

而与美国相对，在美韩同盟的框架之下，韩国也在追求着自身发展的道路。与美国对韩政策主要基于美苏冷战的战略需要不同，韩国的对外政策主要基于如何在同朝鲜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这在李承晚政权的对美政策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李承晚并不愿完全服从美国的战略需要，而是在美韩同盟的框架之下，竭力为自己的政权利益和国家利益同美国斗争，因此，美韩冲突接连不断。

第一节美韩同盟的缘起

1943年11月，美、中、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议上宣布，在击败日本之后，三国将采取适当行动，实现朝鲜的自由和独立。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中支持三国的立场。为了推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美英承认苏联在东北亚的利益。1945年8月9日，按照《波茨坦公告》的精神，苏联对日宣战，攻入中国东北地区，并很快进入朝鲜半岛。此时，美军正远在日本外岛作战。为了防止苏军单独占领朝鲜半岛，美国提议以北纬38°线为界，作为美、苏两国军队的临时分界线，各自受理驻朝日军的投降事宜，38°线以北为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斯大林很快接受了美国的提议

Jongsoo　James　Lee,　The　Partition　of　Korea　after　World　War　II—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3940.，此举奠定了朝鲜半岛分裂的基本格局。同年12月16—27日，美、英、苏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就联合托管朝鲜问题达成一致，计划在朝鲜建立临时政府，作为朝鲜发展工、农、文化等产业的第一步；随后建立美苏联合委员会，以四国名义监督朝鲜本土力量发展朝鲜自治能力，直至组建独立政府；为促进美苏各自占领区的合作，双方应在两周内召开美苏司令部代表会议。

SeJin　Kim　ed.,　Documents　on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943—1976,　Seoul:　Research　Center　for　Peace　and　Unification,　1976,　pp.3031.但是，随着冷战逐渐展开，美苏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考虑，在托管的具体方案以及建立怎样的统一朝鲜政权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

Donald　Stone　Macdonald,　U.S.Korean　Relations,　from　Liberation　to　SelfReliance—The　Twentyyear　Record,　Westview　Press,　Inc.,　1992.　pp.34.最终，四国托管朝鲜半岛的计划不了了之。

除了美苏战略利益的分歧使联合托管的方案难以实现之外，大国联合托管朝鲜的政策一开始就遭到朝鲜本土民众的反对。美苏在难以就托管方案达成一致的同时，开始转而积极在各自的占领区内扶植自己中意的朝鲜本土政治力量。美国陆军中将约翰·霍奇(John　Hodge)率领第24集团军占领朝鲜南部后，在组建“南朝鲜”军政府时，任用一大批朝鲜社会中的右翼势力，甚至包括部分日本管理技术人员，奠定了南部朝鲜政权的政治基础。实际上，关于建立怎样的朝鲜政权，美国从进驻朝鲜南部时就开始考虑。从1946年美国政府与驻朝官员来往的文件可以看出，美国朝鲜半岛政策基于三点考虑：建立不受外国控制的、自主的朝鲜政府并加入联合国；确保该政府是一个广泛代表全朝鲜民意的民主政府；援助朝鲜建立独立民主国家所必需的经济和教育体系。

Ibid,　p.4.

不过，美国政府此时主要忙于日本的战后问题，加上中国的局势和国际地位尚不完全明朗，因此并不太看重朝鲜半岛的战略价值。这充分反映在1948年4月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号对朝政策文件(NSC　8)中。该文件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对朝政策行动：（1）　抛弃南朝鲜；（2）　在尽量避免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厘清美国对南朝鲜的人员和资金义务，支持建立一个南朝鲜政府；（3）　以必要的军事力量保障南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文件采取了第二种折中办法，支持建立独立、统一、自治的南朝鲜政府，免于外部势力的控制，并成为联合国的成员。美国给予该政府一定的经济、教育援助，以使其建立一定的统治基础，进而尽快实现从朝鲜半岛的军事撤退。

“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ouers)　to　President　Truman”,　April　2,　1948,　in　FRUS,　1948,　Vol.　Ⅵ,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pp.11631169.在该文件精神的指导下，5月10日，美国支持南朝鲜举行单独选举，并很快组成所谓的“制宪国会”。在随后的国会总统选举中，李承晚成为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统。三个月后，韩国政府成立。与美国在朝鲜南部建立政权相对应，苏联很快做出反应，支持金日成于9月9日在朝鲜北部建立政权。朝鲜南北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半岛对峙局面的最终形成。

然而，李承晚政权建立后，韩国政局不稳，经济形势恶化，新生政权的存续面临很大问题。与此同时，美苏冷战在欧洲加剧，加上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力量壮大，蒋介石在中国的败象突显。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人士开始认为NSC　8文件确立的“脱离”朝鲜半岛政策已经不适合新的形势，美国需要重新评估朝鲜半岛战略价值，要求修改NSC　8文件。随后，国务院提出了NSC　8/1号文件，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讨论修订，1949年3月22日出台，即NSC　8/2文件。与NSC　8相比，新文件明确了撤军和援助的关系，突出了美国在军事撤退的同时，必须积极确保韩国政权生存的政策目标。文件决定推迟撤退驻韩美军的最终日期，因为驻韩美军的存在，可以为韩国提供基本的内外安全保证。文件指出：“如果要巩固迄今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依据韩国人民的福祉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必须向韩国政府提供政治支持和经济、技术、军事以及其他援助。”

“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　the　President”,　March　22,　1949,　in　FRUS,　1949,　Vol.　Ⅶ,　part　2,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969978.

这句话在客观上道出了随后美国迅速卷入朝鲜战争的原因，反映了美国对韩政策理念上的困境：一方面，美国并不想在朝鲜半岛驻留太多的美国军队，因而需要韩国能够自立；另一方面，既然扶植了韩国这样一个政权，就必须要保证该政权的生存。为了维持韩国的存在，帮助其抵御内忧外患，实现韩国的自立，美国对韩政策目标将会从原来的军事安全目标衍生出更多的具体目标。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军队迅速推进，韩国政权危在旦夕。得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后，美国政府内部迅速做出强烈反应，一致认定朝鲜战争是苏联人指使的，是共产主义扩张的体现，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征兆，并于当天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主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朝鲜军队立即撤回“三八线”以北，然后由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监督朝鲜撤军，同时呼吁各成员国不向朝鲜提供任何援助。

“The　Ambassador　in　Korea　(Muccio)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26,　1950;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June　25,　195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Ambassador　at　Large　(Jessup)”,　June　25,　1950,　in　FRUS,　1950,　Vol.　Ⅶ,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155165.

朝鲜战争迅速扭转了美国从朝鲜半岛实行军事撤退的政策，促使美国开始全面的军事介入。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指责朝鲜的军事行动是侵略行为，并于两日后得到国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授权。在介入朝鲜战争的过程中，美国也在同时审视战争的最终目标和新的朝鲜半岛政策。围绕是否越过“三八线”问题，美国政府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9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　81号文件“美国在朝鲜的行动”出台。该文件尽管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后中苏介入朝鲜战争的可能性做出了各项评估，但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Memorandum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Lay)”,　September　1,　1950,　in　FRUS,　1950,　Vol.　Ⅶ,　pp.685693.

9月15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将朝鲜军队拦腰截断。此举使南下的朝鲜军队陷入南北夹击，很快溃败，战局发生了大的逆转。军事上的胜利使美国政府失去了对朝政策的谨慎态度，决定借机统一朝鲜半岛。10月7日，“联合国军”不顾中国军队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

美军越过“三八线”，逼近中朝边境，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很大压力，迫使中国于19日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经过两次战役之后，朝鲜战局再次发生变化，“联合国军”被赶回“三八线”以南。中国的参战促使美国重新考虑调整战争目标，加之来自盟国的压力，美国最终确定了“有限战争”目标，维持半岛的分裂局面。1951年2月13日，美国政府内部达成一致，决定在军事上狠狠打击中朝军队，以实现停火谈判。

“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Matthews)　to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Bradley)”,　February　13,　1951;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of　a　Department　of　State–Joint　Chiefs　of　Staff　Meeting”,　February　13,　1951,　in　FRUS,　1951,　Vol.　Ⅶ,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3,　pp.174177.

4月9日，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eway）接替强硬的主战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开始寻求实现朝鲜半岛的军事停战。5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NSC　48/5号文件出台，确立保障“联合国军”和美军安全的原则，寻求避免朝鲜战争演变成一场同苏联的世界大战或者扩大为同中国的直接军事冲突。

“Memorandum　Containing　the　Sections　Dealing　With　Korea　From　NSC　48/5”,　Dated　May　17,　1951,　in　FRUS,　1951,　Vol.　Ⅶ,　pp.439442.6月30日，李奇微通知中朝方面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朝鲜战争以军事斗争为主的阶段基本结束，开始进入打打谈谈的谈判阶段。

随后，作战双方围绕如何实现停战展开了艰难的谈判。1953年2月，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审视杜鲁门政府的朝鲜半岛政策，决定减少国防开支，集中力量应对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挑战，不能让朝鲜半岛问题长期牵制美国的大量军事力量，因而决心尽快结束朝鲜战争。3月5日，斯大林去世，苏联支持中国对朝鲜停战采取强硬立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中朝很快接受了新任苏联领导人早日实现停战的建议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7482页。，这为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着手确立新的美韩关系。1953年7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出台了NSC　154/1号文件，名为“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的策略”。文件以遏制中国为前提，决定全面加强和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文件基本内容有四项：一是要对中国共产党和朝鲜施以政治、经济压力；二是维持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力量；三是继续向韩国政府和军队提供全面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四是与韩国政府签订一项双边条约。

Donald　Stone　Macdonald,　U.S.Korean　Relations,　from　Liberation　to　Selfreliance—The　Twentyyear　Record,　Westview　Press,　Inc.,　1992,　p.14.文件的出台表明，美国开始准备对韩国承担更大的责任。

1953年10月1日，美韩双方正式在华盛顿签署了《美韩共同防卫条约》

条约原文见附录1，关于李承晚在《美韩共同防卫条约》签订过程中对美国的影响，有学者进行了专门论述。代表著作有陈波：《冷战同盟及其困境——李承晚时期美韩同盟关系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51178页。。该条约的签订，表明美韩军事同盟关系的确立，成为冷战时期美韩关系的基础。从条约的内容来看，美韩关系是纯粹的军事同盟关系。然而，与一般的军事同盟关系不同，双方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合作意义上的同盟。由于韩国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其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因此，同盟的存在需要美国不断向韩国输血。随着美苏冷战重心的变化，在维持半岛军事平衡、避免新的军事对抗前提下，美韩同盟关系向着全面深入的方向发展，美国对韩政策目标也逐渐走向多元化。

1953年11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　170/1号文件，该文件基本继承了朝鲜战争前NSC　8所设定的美国对韩政策的长期目标。

“NSC　170/1,　U.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in　Korea,”　November　20,　1953,　DNSA,　PD00368.围绕美国的对韩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的NSC　5514号文件，最终确定了美国朝鲜半岛政策长期目标的表述，即“建立统一朝鲜国，该国经济独立、拥有自由的代议制政府；该政府对美国及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友好；并根据国际协定确保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建立足以确保自身安全的军队”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February　25,　1955,　in　FRUS,　1955—1957,　Korea,　Volume　ⅩⅩⅢ,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pp.4248.。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的NSC　5702/2、NSC　5817、NSC　5907、NSC　6018号国家安全文件基本继承了有关美国朝鲜半岛政策长期目标的多元设计。

第二节美国与李承晚政府关系的演进及其特征

自1945年9月美军进驻朝鲜本土后，美国军方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驾驭和运用本土力量来维持南朝鲜的统治秩序。在美苏协商联合托管朝鲜半岛的过程中，朝鲜本土的反对声势及派系纷争使美国进一步认识到，维持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必须倚重朝鲜的本土力量。随着美苏冷战形势的日益明朗，美苏在朝鲜半岛实行联合托管已无可能，美国决定放弃联合托管计划，扶植南朝鲜的右翼势力，在南部建立独立的政权。李承晚纵横捭阖于南朝鲜各种本土势力和美国之间，成为美国在南部建立政权的最终人选。

关于李承晚的崛起过程，可参见陈波：《冷战同盟及其困境——李承晚时期美韩同盟关系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3761页。

尽管美国对朝鲜半岛战略地位的认识不断提升，并对NSC　8号文件进行了修订，但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从朝鲜半岛脱离的政策基调仍然处于主导地位。新成立的韩国李承晚政权竭力阻止美国从朝鲜脱离的政策，由于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没有足够的重视，以李承晚为代表的朝鲜本土力量对美国对韩政策的影响非常有限。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扭转了美国从朝鲜半岛脱离的基本政策，开始转而强化对韩国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为韩国增加了影响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筹码。在“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初期，美韩在军事目标上是一致的，都主张用武力统一整个朝鲜半岛。但10月份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战局很快陷入僵持状态。美国从冷战的战略全局出发，为了避免战争演变成一场同中国的持久战，避免在朝鲜半岛过多投入美国的军事力量，决定通过谈判实现停战，而韩国李承晚政权则从韩国自身的利益出发，主张继续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因此，1951年6月30日中美停战谈判开始后，美韩在军事目标上发生明显分歧。从此，竭力阻止实现停战和破坏停战状态成为李承晚政府一贯的政策方针。这给美国的停战政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1952年2月，李承晚政府频繁的反停战行为令美国上下感到强烈不满，最后，杜鲁门总统亲自致信李承晚，对其行为进行谴责才暂时止住韩国的反停战行为。不过，李承晚借机要求美国尽快同韩国缔结韩美共同防御条约，并加快制订扩建韩国军队的计划。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Rhee)　to　President　Truman”,　March　21,　1952,　in　FRUS,　1952—1954,　Vol.　ⅩⅤ,　part　1,　pp.114116.对此，急于实现停战并在国内面临选举困境的杜鲁门政府迟迟不予答复。

1953年2月，由于在选举之前就公开承诺尽快结束战争，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急于实现停战。李承晚对美国急于停战的心态心知肚明，因此，竭力通过破坏停战以增加向美国要挟的筹码。1953年六七月份，在停战谈判接近尾声、即将达成协定的过程中，李承晚政府做出了破坏停战的最后努力，以公开释放韩国士兵看管的中朝战俘

1953年6月8日，中美双方达成了分两步遣返战俘的问题协议，中美停战实现在望。但是，李承晚集团一心想促成美国北进，采取行动破坏停战，6月18日，“释放”了由其拘押的2.7万名朝鲜战俘，并宣布将其编入韩国军队，以此破坏停战协定。相要挟，阻止中美双方达成停战协定。面对韩国政府不断制造的麻烦，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安抚政策。艾森豪威尔向李承晚保证：（1）　美国将不放弃用一切和平的方式实现朝鲜统一的努力；（2）　在缔结一项可以接受的停战条件时，准备按照过去美国和菲律宾共和国之间、美国和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两个英联邦成员国之间所缔结的条约的原则，立即同他谈判缔结一项共同防御条约；（3）　在取得必要的国会拨款的条件下，美国政府将继续向韩国提供经济援助，用以恢复其饱受摧残的国土。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1953—1956》，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215页。

美国很快兑现了自己的承诺。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刚刚签订，美韩双方就于8月8日草签了共同防御条约。对于美韩双方而言，共同防御条约有着不同的意义。一方面，韩国借助该条约，得到了美国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美国则借助该条约取得在韩国长期驻军的合法地位，并把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牢牢控制在联合司令部，防止韩国破坏朝鲜半岛的停战状态。

然而，在美韩同盟的框架下，韩国并不完全听命于美国，而反过来竭力影响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朝鲜半岛实现停战后，在有关战后遗留问题的解决方面，李承晚政府力图打破朝鲜半岛的停战状态，重启战端，因而不断设法影响美国的半岛政策，积极阻挠停战遗留问题的解决。

韩国影响美国停战政策的活动主要集中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停战监督的重要机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存废问题上。1954年1月25日，英、法、美、苏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声明，将于4月26日在日内瓦召开处理朝鲜和印支问题的会议。2月4日，李承晚得到消息后，很快对美国表示不满，认为这是美国在不顾韩国的存亡同苏联做交易。

“The　President　for　the　Republic　of　Korea　(Rhee)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February　4,　1954,　in　FRUS,1952—1954,　Vol.　ⅩⅤ,　Part　2,　pp.17451747.针对美国发出的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邀请，李承晚要挟美国在武力统一朝鲜和扩充韩国军事力量之间做出选择，要求把韩国陆军增加到35—40个师。

“Editorial　Not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March　20,　1954,　in　FRUS,　1952—1954,　Vol.　ⅩⅥ,　The　Geneva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1,　pp.3536,　4446.

李承晚借机要价的行为令美国感到非常恼火，但对于韩国的要求，美国也不得不予以考虑。16日，美国对韩国的要求做出答复，虽然没有明确满足李承晚的要求，但同意继续扩充韩国军队，推进韩国海空军现代化，重组韩国海军陆战队，并派遣军事人员具体磋商实施方案。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April　16,　1954,　in　FRUS,　1952—1954,　Vol.　ⅩⅥ,　The　Geneva　Conference,　pp.103105.对此，韩国也见好就收，不再坚持原有要求，宣布参加日内瓦会议。

但在日内瓦会议上，韩国的行为和立场再次让美国陷入困境，并促使美国最终不得不调整自己预定的会议方案。按照会议召开前的预想，美国准备在会上提出三种方案。为了争取韩国和盟国支持，美国主张以韩国现有制度为基础，在南北分别举行选举，然后再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

“Memorandum　by　the　Technical　Secretary,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at　the　Geneva　Conference　(Van　Hollen)”,　April　24,　1954,　in　FRUS,　1952—1954,　Vol.　ⅩⅥ,　The　Geneva　Conference,　pp.131139.

这是一种折中方案，体现了美国准备在盟国和韩国之间实现妥协的一种构想。但会议的进程没有按照美国的最初设想进展。折中方案遭到韩国的反对，韩国谴责美国是在向共产党投降，李承晚指出，法国在奠边府的失败就是美国不想在亚洲用兵的结果。

“Dean–Briggs–Rhee　Meeting,　Seoul,　May　8,　Morning:　The　Ambassador　in　Korea　(Brigg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8,　1954　in　FRUS,　1952—1954,　Vol.　ⅩⅥ,　The　Geneva　Conference,　pp.226228.看到该方案难以在盟国内部达成一致，加上中朝方面坚持联合国无权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立场，美国决定放手让韩国去破坏日内瓦会议。最终，日内瓦会议没能就朝鲜问题达成任何一致。

除了在日内瓦会议上竭力影响美国对朝政策外，在战后的监督问题上，李承晚政府积极推动美国废除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以达到其破坏停战监督机制，进而打破半岛停战状态的目的。因为在韩国看来，朝鲜半岛的缓和局势意味着韩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地位的下降，韩国将从此失去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机会。因此，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后，韩国政府立即拿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开刀。7月30日，配合正在访美的李承晚，韩国宪兵总司令元容德公开发表声明，准备对中立国监察委员会采取行动，随后韩国爆发了驱逐中立国调查组中波兰和捷克成员的游行示威。

“The　Commanding　General,　United　States　Eighth　Army　(Taylor)　to　the　Chief　of　Staff,　United　States　Army　(Ridgway)”,　August　3,　1954;　“The　Chargé　in　Korea　(Stro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5,　1954,　in　FRUS,　1952—1954,　Vol.　ⅩⅤ,　part　2,　pp.18631865.显然，这些示威活动是韩国政府有预谋的行动。

针对韩国破坏朝鲜停战的行动，美国一再向韩国施压，最终于11月17日迫使韩国同美国签订了《共同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的签署，使美国得以继续以“联合国军”的名义控制韩国军队，保障韩国在停战问题上同美国进行合作。但在解决中立国监察委员会问题上，美国迟迟不能同盟国达成一致。1955年8月份，韩国又开始频繁向美国施压，促使美国不得不加快解决中立国监察委员会问题的进度。在答复1956年4月9日中国照会的过程中，美国最终争得了盟国的一致支持。5月31日，军事停战委员会中的美方代表单方面宣布，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在韩国各个口岸的视察小组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全部撤离韩国。

刘金质、杨淮生主编：《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871872页。最终，在停战问题上，困扰美韩关系的最后一个重要障碍被扫除。

在朝鲜停战问题上努力协调美韩关系的同时，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不得不积极思考停战后美国的对韩政策。尽管美国的对韩政策仍旧服从于美国的军事战略安全需要，但与战争期间以韩国军事安全为核心的政策不同，战后的对韩政策设计是以建设一个怎样的韩国为核心。韩国李承晚政府的考虑则与之不同，坚持以军事安全为国家政策核心，因此美韩在朝鲜停战后仍然政策冲突不断。

在停战前夕，美国就已着手考虑韩国的战后建设问题。1956年6月15日，经过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后，韩国经济事务总统特使亨利·塔斯卡(Henry　J.　Tasca）向艾森豪威尔提交了长篇报告。该报告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为具体的考察美国对韩政策的重要文件之一，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NSC　156号文件，并于6月23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该文件开门见山地指出：“美国的安全利益需要加强韩国的经济。”接着文件从“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行动、韩国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韩国的自卫和持续发展三个基本角度指出加强韩国经济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未来3—5年内援助韩国的政策建议。

“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Lay)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une　23,　1953,　in　FRUS,1952—1954，Vol.　ⅩⅤ,　part　2,　pp.12471263.

随后，沿着该报告确立的基本精神，在共同防御条约的框架之下，美国对韩政策目标随着美韩关系的演进开始日趋细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综合美国各部意见，从美国在朝鲜的长期目标、当前具体目标和具体的政策三个方面制定了详细的战后对韩政策目标。国家安全委员会NSC　170号系列文件确定，美国在朝鲜半岛的长期目标是确保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朝鲜，其政治和领土的完整性得到国际协定的保证，有足够的军队保证内部安全并能捍卫朝鲜领土免于大国的攻击。为了确保韩国的安全，美国应该加强对韩军事和经济援助，把援助的重点“放在提高韩国国民生活水平和能够立即提高生活水平的领域”。

“Draft　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Planning　Board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ovember　9,　1953,　in　FRUS,　1952—1954,　Vol.　ⅩⅤ.　pp.16001604.

一年多之后，1955年3月出台的NSC　5514文件取代NSC　170/1文件，相比前者，该文件表明美国对韩政策有了四点新变化。它首先规定美国的长期目标是，“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在朝鲜实行自由选举，建立亲美、独立的代议制政府，并在该政府领导下，实现朝鲜统一”。第二，文件规定“当前的政策目标”是扩大美国对韩军援，使韩国拥有充足的军事力量维持国内稳定并阻止朝鲜的侵略，进而促使其为“自由世界”在太平洋地区力量的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第三，文件确定了将韩国纳入太平洋集体安全体系的政策。为了减轻韩国对美国的依赖，美国将积极推动亚洲其他盟国与韩国发展双边或者多边关系，“帮助韩国与日本、菲律宾及台湾形成利益共同体，尽快建立包括菲律宾、日本、‘中华民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能与《马尼拉条约》《澳、新、美条约》联系起来的西太平洋集体防卫条约体系”。第四，文件提出了韩国军事力量发展优先于经济发展的原则，规定美国对韩国经济援助的目的在于使韩国承担更多的军事力量维持费。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February　25,　1955,　in　FRUS,　1955—1957,　Vol.　ⅩⅩⅢ.　part　2,　pp.4248.该文件所设定的对韩政策表明，美国对韩政策经历过朝鲜战争过度偏向军事化目标之后，开始继承NSC　8确定的更加合理的对韩政策设计，综合考虑美国的战略需要，通过加强韩国的自身能力，逐步减少韩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和对外政策牵制，对韩政策不仅仅局限于在朝鲜建立统一的亲美代议制政府，保障韩国不受外来威胁，而且要加强对韩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把韩国纳入美国远东的集体防卫战略框架，让韩国在东亚冷战中承担一定的责任。

1957年8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出台了NSC　5702/2号“美国对朝政策”文件。在保证韩国内外安全的情况下，文件更加突出了推动韩国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的目标。文件规定，当前的美国目标是：促进韩国进一步发展稳定的民主制度，同亚洲其他“自由国家”保持合作关系，使韩国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发展，并与一定程度的经济稳定性和必要的消费水平协调一致；防止韩国被共产主义以颠覆或侵略的方式控制；保证韩国军队能够确保国内安全，同美国军队一起遏制或者成功阻止朝鲜单独的进攻，阻遏朝鲜和中国军队目前驻扎在朝鲜的军队的进攻或者在美国有限的援助下遏制这一力量；影响韩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原则处理对外关系；促成必要的环境以形成西太平洋集体防御安排，使包括菲律宾、日本、“中华民国”和韩国在内的国家与地区参与这一体系，最终同美澳新条约和东南亚条约连接。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August　9,　1957,　in　FRUS,　1955—1957,　Vol.　ⅩⅩⅢ.　part　2,　pp.489498.从目标的排序来看，韩国的民主制度建设处于首要地位，其次是韩国的经济发展与稳定；在韩国民主、发展、稳定的前提下，援助韩国发展军事力量，维护韩国的内外安全，进而培养韩国参与美国西太平洋集体防御的能力。随后美国制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　5817号和NSC　5907号文件基本继承了NSC　5702/2号文件的对韩政策框架目标。

然而，李承晚政府在国家主要目标的设定上与美国的构想不同。李承晚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维护自身政权统治，并努力实现“北进统一”的毕生夙愿。因此，李承晚政府花费很大的精力以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和同朝鲜的军事竞争，而对韩国的国内民主、经济建设缺乏重视，因此，在美国对韩援助资金的使用上，李承晚政府竭力阻碍美国降低对韩军援比例，并促使美国不得不做出让步。

除了在对韩援助资金的使用方面不服从美国的政策之外，在实行韩国民主政治方面，李承晚也不断背离美国推动韩国政治民主化的目标。1956年5月，韩国总统选举结果公布，李承晚的支持率从1952年的74%下降到56%，副总统的选举结果也出乎李承晚的预想，李承晚意中的自由党候选人李起鹏（Yi　KiPong)败给张勉(Chang　Myon）。选举的结果令李承晚看到危机，大选之后日益增强的反对势力对李承晚的统治形成明显挑战，因此，李承晚加紧实行独裁统治。1958年12月9日自由党主导议会通过《国家保安法》修正案，并于24日动用武装警察强行通过该法案。尽管美国警告李承晚的独裁行为将影响盟国对韩国的支持，但李承晚仍一意孤行。

李承晚政权的独裁行为使其不仅在国内逐渐失去了群众基础，也促使美国进一步考虑李承晚政权的存续问题。1960年3月15日，韩国举行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赵炳玉离奇死亡，使选举成了以李承晚为首的自由党的独角戏。李承晚和李起鹏高票当选总统和副总统。自由党的舞弊行为引起了反对党和民众的强烈不满，最终激发了以学生为主的大规模示威

曹中屏、张琏瑰编著：《当代韩国史，1945—2000》，第173页。，韩国局势逐渐失控。4月19日，李承晚政府对学生运动的疯狂镇压进一步激起强烈反抗，最终导致韩国局势的失控。韩国局势的日趋恶化，让美国感到摆脱李承晚这个不听话伙伴的时机已到。美国决定对李承晚采取强硬态度。国务卿赫脱照会韩国驻美大使，指出韩国的游行反映了民众的愤怒，如果不及时纠正并恢复秩序，容易被共产党利用。美国要求韩国采取措施恢复民众对两党民主制度的信任，查处选举舞弊行为。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April　19,　1960,　in　FRUS,　1958—1960,　Vol.　ⅩⅧ,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4,　pp.624626.面对难以缓解的局势，美国于26日再次向李承晚施压，要求其辞去总统职务，修订宪法，改组内阁。在内外双重压力下，李承晚被迫辞职。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6,　1960,　in　FRUS,　1958—1960,　Vol.　ⅩⅧ,　pp.639640.外务部长官许政代行总统职权，组建过渡政府。为了防止再度出现总统个人独裁，6月10日，过渡政府决定第三次修改宪法，取消总统制，分散政府权力，建立责任内阁制，并筹备新的总统选举。

李承晚政权的倒台，客观上扫除了美国政策调整的韩国国内障碍。美国开始考虑韩国实行新民主的可能性，副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ion)表示，他“盼望着韩国富有世界意义的进步，这是先前我们在朝鲜战斗并一直捍卫的原则”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May　5,　1960,　in　FRUS,　Vol.　ⅩⅧ,　1958—1960,　pp.656657.。面对韩国向民主化迈进的趋势，美国政府相当重视。在韩国新宪法通过九天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韩国，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说并会见民主党领导人，鼓励韩国实行选举，尽快实现权力交接，表示美国将支持新的民主政府。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ne　20,　1960,　in　FRUS,　Vol.　ⅩⅧ,　1958—1960,　pp.668672;　Gregg　Brazinsky,　Nation　Building　in　South　Korea—Koreans,　Americans,　and　the　Making　of　a　Democracy,　pp.110111.

7月29日，新的总统大选开始。李承晚下台使其所领导的自由党势力衰落，而原来在野的民主党经过重组实力大增，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国会233席中的174席，民主党新派代表张勉当选总理，出面组阁，旧派代表尹潽善出任总统。然而，新的张勉政府却无力解决李承晚政府的遗留问题，同时由于权力分配不均，民主党内部新老两派很快展开权力斗争，并在内阁席位的分配上矛盾加深，最终导致分裂。民主党内的权力斗争严重削弱了张勉政府的施政能力，导致韩国政局不稳。

[美]玄熊：《朴正熙》，潘屹译，红旗出版社1993年，第2728页；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第192196页。重要的是，张勉政府也无力控制军队。

韩国政局的动荡不安促使美国开始深入思考对韩政策，对张勉政府的民主热情开始减退。1960年年底到1961年年初，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了最后一份对韩政策文件NSC　6018/1。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November　28,　1960,　in　FRUS,　Vol.　ⅩⅧ,　1958—1960,　pp.699707.　NSC　6018出台后，经过各部门的讨论，最终在1961年1月18日肯尼迪政府上台前得到批准，即NSC　6018/1。在继承以往文件中建立统一的代议制政府长期目标的同时，该文件加入了该政府应“能够有效地反映民众的需求、处理社会问题”的内容。考虑到美国政府即将换届，文件把以往的“当前目标”改为“暂定目标”并做了相应调整。“暂定目标”中的第一项强调了政府的能力与效力：“建立一个强大、稳定的韩国政府和社会，设计政策、制度和积极行动计划，促进民族团结和进步，满足大众需求，消除腐败，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平的自由世界理想”。第二项目标也是关于韩国经济的发展，不过与以往相比，开始强调在减少对韩援助的同时，促使韩国经济自立。这一调整表明，美国政府总结了以往对韩政策的经验教训，开始转向集中推动韩国政府自身的稳定、自立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小结李承晚政府时期美韩同盟关系的特征

美韩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源于美国的对苏冷战战略。因而，美国的对韩政策服从于美国的冷战战略需要。但在美国的东亚整体战略中，具体到美韩双边同盟关系，美国不得不考虑韩国自身具体的政权特性，结合韩国的本土特点，调整自己的对韩政策。在李承晚执政时期，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实施受到李承晚政府的显著影响。朝鲜战争使朝鲜半岛在美国东亚冷战战略中的地位提升之后，李承晚政权对美国半岛政策的逆向影响则更为明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将其排除在太平洋弧形防御圈之外，因此，美国采取逐渐从朝鲜半岛“脱离”的政策。尽管如此，美国依然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设想塑造一个统一的朝鲜。早在1946年，美国政府就初步考虑过未来美国的对朝政策目标：“建立一个自治的朝鲜，不受外国的控制并且有资格加入联合国；确保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使韩国人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为了确保形成独立的民主国家，援助朝鲜人建立合理的经济和足够必要的教育制度。”

Donald　Stone　Macdonald,　U.S.Korean　Relations,　from　Liberation　to　Selfreliance—the　Twentyyear　Record,　Westview　Press,　Inc.,　1992,　p.3.

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很快扭转了美国的“脱离”政策，走上了全力扶持韩国政府的道路。在美国自身对苏冷战战略需要和韩国李承晚政府的极力推动下，美韩双方在朝鲜停战之际建立了紧密的同盟关系。然而，正是这种紧密的同盟关系成为李承晚政府反过来影响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资本。李承晚正是抓住了美国推行的东亚冷战战略对韩国存在战略依赖性这一点，才敢于贸然释放战俘，破坏停战协定，挑战美国的对朝政策。

为了实现朝鲜停战，美国不得不向李承晚让步，违背《朝鲜停战协定》的基本精神，同韩国建立军事同盟关系。在朝鲜停战后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韩援助资金的分配以及韩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等问题上，尽管美国有自己的政策设想，但由于李承晚政府在这些问题上不断施加影响，美国不得不适时调整自己的对韩政策。

朝鲜停战后，韩国在对苏冷战中的“窗口”作用进一步增强了韩国的战略价值。1950年代后半期，苏联赫鲁晓夫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对外政策总路线，强调同美国展开制度竞争。国际环境的变化促使美国将政治民主化提升到了冷战的战略层面。在韩国建立亲西方的民主政权，一直是美国的长期政策目标。为了显示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美国加强了对韩国的扶持力度，对韩政策目标开始沿着最初设想的目标深化发展，逐步细化。随着冷战形势的发展和美国冷战战略的不断调整，美韩同盟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同盟，除了发展韩国的军事力量之外，美国开始致力于韩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对韩政策目标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随着美国对韩政策目标的日趋多元化以及美韩同盟关系的加强，影响美国对韩政策实施效果的因素逐渐增多。美国政府内部有关对韩政策目标轻重认知的分歧和韩国政府对美国对韩政策的影响开始突显。

朝鲜战争之前，影响美国对韩政策框架设计及实施效果的因素主要是美国政府内部军方和国务院的分歧。双方的分歧主要是对朝鲜半岛战略地位的定位认识不同，这种认识的差异导致美国政府内部对朝政策一直没有稳定下来。经部际协调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最终，美国政府采取折中观点，即NSC　8/2文件确定的对朝政策目标，在实现美军军事撤退的同时，通过对韩国的援助，防止苏联控制整个朝鲜半岛。

朝鲜战争扭转了美国政府各部门对朝鲜半岛的冷战战略地位认识，一致同意采取积极扶植韩国政府的立场。随着战争的结束，围绕韩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发展等问题，美国对韩政策目标开始转向韩国的战后重建。其中，主要的政策手段就是加强对韩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是，在援助问题上，美韩双方就经济援助和经济政策、军事援助和军事部署的调整等方面争执不断。争执的根本原因在于美韩双方政策设想在追求目标上的差异，美国的对韩援助很大程度上服从于美国的东亚冷战政策目标，而李承晚政府则更多考虑韩国统一的国家目标与自身政权的存续。另外，在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军事援助问题，军方与国务院也存在一定的分歧，这对于美国对韩政策的实施都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关于美国对韩援助的具体情况，详细可见陈波：《冷战同盟及其困境——李承晚时期美韩同盟关系研究》，第240279页。

1950年代末期，随着韩国内部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在政策目标的制定过程中，关于美国对韩政策中的韩国政权民主化、内部稳定和军事安全等目标的优先选择和有关措辞问题，美国政府部门内部的分歧开始愈加明显，美国对韩政策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问题突显出来。

Donald　Stone　Macdonald,　U.S.Korean　Relations,　from　Liberation　to　Selfreliance—The　Twentyyear　Record,　Westview　Press,　Inc.,　1992,　pp.2526.尽管NSC　6018/1文件为美国1960年代的对韩政策提供了具体的政策框架，但新形势下美国对韩政策与美韩关系仍将面临新的挑战。

总体而言，从冷战开始至美韩同盟建立再到李承晚政府倒台，美国对韩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效果受到了双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美国远东冷战战略的总体框架决定了美国对韩政策的基本定位。另一方面，韩国李承晚政府从自身的国家和政权利益出发，对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实施效果产生了相应的影响。随着美国对韩政策目标从以传统的军事安全为中心不断向经济、政治等多元目标演化，美国对韩政策设计日趋复杂化，美国政府内部、美韩之间对这些目标的认知分歧开始日渐突出。尤其是1950年代末美国政府对外援助理念的逐步变化，对于美国对韩政策重心的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Rostow　W.W.,　W.　W.　Rostow　Eisenhower,　Kennedy,　and　Foreign　Aid,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1985.　pp.312,　139150.随着60年代冷战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对韩政策的调整，围绕美国对韩政策与美韩同盟关系的斗争与妥协将使双边关系呈现新的面貌。

第二章美国政策的调整与韩国政权的变更

自李承晚政权倒台至1961年“5·16”政变军政府上台，这段时期恰是美韩两国政府的权力交接或政权更迭之际。因此，这一时期美韩同盟关系呈现出非常微妙的特征。艾森豪威尔在总结既往对韩政策经验教训的同时，也把混乱的韩国交给了下一届政府。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在调整美国总体政策的同时，不得不摸索新的对韩政策。而急速更迭的韩国政府当权者也在努力稳固自身政权并寻求美国的支持，重新定位美韩关系。

经过短暂的许政过渡政府，以张勉为首的韩国第二共和国建立。尽管张勉政府的民主色彩符合美国在韩国建立西式民主政体的目标，但是该政权内部分裂，治理能力不佳，难以有效稳定韩国的政局，不能有效推进美国对韩政策的经济、军事等其他重要目标。

对于美国来说，混乱的韩国还不如不太听话但相对稳定的李承晚政权。但一切都随着李承晚政权的倒台成为过去，当下美国最需要的是帮助张勉政府稳住韩国局势。然而，张勉政权的软弱无力，最终促使肯尼迪政府不愿提供更多的支持。1961年韩国的“5·16”政变，切实考验了美国的对韩政策，但在和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人政权互动中，美国很快选择了军政府。因此，张勉政府的迅速倒台，某种程度上是美国观望放任的结果。

第一节肯尼迪政府对韩政策调整决策

1961年1月30日，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肯尼迪总统指出，为了应付中、苏对美国的挑战，推动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必须重新检查和调整其对外政策的全套机能，加强美国的军事能力，提高美国的经济影响力，磨砺美国的政治和外交工具。为此，肯尼迪表示，希望国会授权制订一个援助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教育和社会发展的更有效的新计划。同过去的计划相比，该计划必须能够更具灵活性地应付短期的紧急事件，更多地致力于长期发展，并对受援国各级教育给予新的关注；要更加强调受援国的作用，并推动受援国扩大社会正义和合作，使公共管理和税收制度更加有效。

Annu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30,　1961.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8045.

在加强军事力量同时，肯尼迪政府准备积极调整对外政策机构并制定灵活有效的对外经济政策，帮助受援盟国的发展，强调受援国的自主发展作用。为此，作为以往制定政策的重要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成为调整的重点对象。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刚就任，就着手精简和重组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复杂的国家安全机构，撤销了一些专门委员会，组成了一个精干而灵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

[美]小阿瑟·M.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仲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1年，第132133页。

新的工作班子很快参与了美国对韩政策的分析和制定。1961年3月，鉴于韩国混乱的局势，及对腐败无能、无所事事且权力斗争不断的张勉政府的不满，美国援韩使团(U.S.　Operations　Mission,　USOM)中负责对韩技术援助的副主任休·法利(Hugh　D.　Farley)提出辞职，并很快向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韩国内部政治形势的报告。报告对韩国的形势持相当悲观的看法，指出韩国主要政府部门的渎职、腐败和欺诈几乎不可救药。因为美国对此无动于衷，韩国民众正在丧失对美国的信心。张勉政府日渐无力，难以采取必要的行动。在未来的几个月内，韩国的局势将会急剧恶化，极有可能发生反政府甚至反美的政变。美国援韩使团相当重要，但是由于其决策者犹豫不决和消极领导，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与韩国政府缺乏有效沟通和合作。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在4月19日李承晚政府倒台一周年纪念日，张勉政府很可能倒台。局势的恶化将严重危及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地位，损害美国的共同安全计划和国际名誉。

“The　situation　in　Korea”,　February　1961,　in　MF0501100.

因此，法利提议，不要因为过分担心“干涉”韩国的主权而束缚了美国的手脚，美国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对张勉政府施加影响，扭转当前日渐恶化的局势。为此，法利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行动建议：首先，肯尼迪总统给张勉总理写一封信，向其施加压力；随后，派遣一位熟悉韩国情况的特使，并全面授权该特使负责所有当前对韩援助资金和项目，对美国援韩使团进行人事调整，推动张勉政府进行改革，争取各界支持。敦促张勉政府采取措施，重新分配韩国财富，使财产从少数富人手中向多数人手中转移，在4月19日前实施各项改革法令，并严格执行。美国还应该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韩国近期的汇率改革，采取有关稳定措施。对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施加影响，投资韩国市场，促进韩国的发展。

“Report　by　Hugh　D.　Farle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to　the　Presidents　Deputy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Rostow)”,　March　6,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424425.

法利的建议反映了作为援韩使团的重要负责人推动韩国改革的迫切心情。不过，尽管其建议看起来相当完善，但却很难操作，更重要的是它让美国承担了太大的责任。建议一提出，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引起了广泛争论。国际合作署官员威廉·谢泼德(William　Sheppard)认为法利对于4月19日太过敏感，他不同意法利提议的应急措施或重组美国援韩使团。助理国务卿帮办艾弗里·皮德森(Avery　Peterson)认为法利不够理性。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Deputy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Rostow)”,　March　15,　1961.　footnotes,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p.426.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尽管认同法利对韩国局势的判断，但认为其建议将会令美国对韩国干涉太多。约翰逊认为推翻李承晚的政变“唤醒了韩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了新的政治力量——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高度关注公共问题，对于美国的“干涉”变得敏感，而法利的这些提议涉及太多这样的“干涉”。在约翰逊看来，面对当前韩国的情绪，如果美国重新定位对其援助政策，强调经济和社会改革，而非军事计划，将可能受到韩国各重要政治势力的更多欢迎。因此，约翰逊建议，采用法利提出的有关计划和改革的总体原则，并在4月19日宣布，以表明这些计划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政变的目标。至于法利建议的派遣一名特使的特殊程序设计，约翰逊则认为不重要。

与约翰逊不同，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顾问罗伯特·科默(Robert　W.　Komer)认为法利言过其实，根本问题不是韩国政局在4月19日是否再次动荡，而是美国是否真的明白韩国情况相当糟糕，以致必须采取紧急行动。韩国的根本问题是资源匮乏、政府腐败、技术落后、穷兵黩武。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经济，美国未来十年的努力重点应该是：切实缩减韩国军备，将美国的资金转移到韩国的经济发展上；创立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充分利用韩国的人力资源，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推动韩国经济的发展。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Deputy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Rostow)”,　March　15,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pp.426427.针对法利提出的向韩国派遣特使的意见，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W.　Ball)在《评休·法利的韩国观》报告中认为，应该向韩国派遣一个特别委员会，尽快把1961年1月审查报告的结论付诸行动，在韩国进行改革，实施新计划，推动韩国经济进步。

“Memorandum　from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conomic　Affairs　(Ball)　to　the　Presidents　Deputy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Rostow)”,　March　21,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pp.429430.

罗伯特·约翰逊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不能贸然行事，韩国是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最大接受者，因此美国对韩政策的调整要慎之又慎。“无论如何，不能基于一些假定的危机就采取行动。韩国当前的问题是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在弄清楚这些情况之前，美国不应该采取重大行动解决这些问题。”

“a　letter　from　Roberts　H.　Johnson　to　Rostow”,　update,　1961,　in　MF0501100.

邦迪的副手、发展经济学家出身的沃尔特·罗斯托(Walt　W.　Rostow)总结认为，为了韩国的安全，美国大量的对韩援助不应该只限于保持韩国政权的稳定，而且要用于促进韩国的发展。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Deputy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Rostow)　to　President　Kennedy”,　Washington,　March　15,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p.428.

围绕韩国问题的讨论，映衬出美国政府内部虽然已经看到张勉政府在治理韩国方面的乏力，但短期内仍旧没能拿出一套可行的具体方案。不过，经过这番讨论，美国决策者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只要韩国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没有在清除腐败等问题上有所作为，韩国的未来就难以稳定。但肯尼迪政府仍旧没有决心对韩国局势采取强力干预，因而，在对待张勉政府的态度上，美国政府仍旧相当谨慎。华盛顿指示美国驻韩使馆，在同韩国领导人进行的重要会谈中，美国官员应该热情而不匆忙，在肯定张勉政府积极表现的同时，以恰当方式表明美国的关切。国务院具体提出了与张勉政府会谈的原则：首先，提醒张勉政府不要太在意媒体的影响，不能让统一问题被共产党人的宣传所利用，必须重点加强政府力量。其次，建议张勉政府广泛吸纳人才参与制订符合实际的国家计划，加强国家建设委员会的职能，增加建设资金，促进就业，争取民众支持。第三，4月份危机到来之前，张勉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整顿政府，应把警察机构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提高警察的道德和素质，使其成为自律性强的公共服务机构。第四，近来韩国通过的《国家安全法》非但不能解决当前的危机，反而会带来更多问题。

最后，国务院指出了美国对韩政策的总原则：准备全方位援助韩国，必须更多地强调发展。但韩国的领导人必须主动制订并执行实际的计划。作为“自由世界”的主权国家，未来的韩国，必须依靠自身谋求发展，其他国家的外来援助只能起补充的作用。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April　1,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pp.436438.

随后，作为对自己任职的总结，即将离任的美国驻韩大使沃尔特·麦康瑙希(Walter　P.　McConaughy)也就美国对韩政策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建议。关于较长时期内美国应该采取的行动和姿态，他提出四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更好地向韩国政府施加美国的影响，让它采取符合美国利益的措施？怎样促使韩国的民主制度变得更加有效？如何教导韩国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增强彼此间的信任和信心？如何最快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并且确立韩日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1,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pp.442447.

围绕这四个问题，麦康瑙希建议，美国应平等对待韩国人，坚持在国际问题上适当征询他们的意见，对于韩国的痛苦历史和分裂状态及当前诸多经济政治问题，保持富有同情的理解。美国必须对张勉总理施加更多的影响，锻炼其领导能力，敦促他果断行事，但必须防止韩国政府以镇压方式维护权力。韩国政府需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国家福利，促进社会稳定，而非采用国家安全法进行强力镇压，这样只会被共产党和左派利用。

Ibid.

关于增强韩国人信心和韩日关系正常化，麦康瑙希认为，这本质上是心理问题，是韩国的经济低迷、社会分裂、彼此长期缺乏信任等所导致的。因而，推动韩国认真制订一个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并积极实施是完全必要的。作为韩国天然的贸易伙伴，日本极有可能给韩国提供发展援助。美国也应该鼓励意大利和德国对韩国的工业项目进行私人投资。然而，韩国《国外投资法》生效15个月来，尽管为投资者提供了充足的安全保证，却一直没有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没有一个资本投资项目在该法的指导下启动。由此看来，政治和社会不稳是抑制国外对韩投资的主要因素。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1,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pp.442447.

国务院的对韩政策原则、麦康瑙希任满提出的四个对韩政策问题与建议，反映了此时美国决策者关注的重点：推动韩国自立发展，不能过分干预韩国内部事务；以张勉政权为基础，推动韩国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多种目标的协调统一。美国的这种以张勉政府的存续为基础确定的对韩政策，反映了在政变发生前，美国仍然对张勉政府寄予一定的希望，或者事先对政变的发生估计不足。

第二节韩国“5·16”政变与美国的应对

一、政变前的朴正熙

发动政变之前，朴正熙拥有传奇的人生经历。1917年1月，朴正熙出生在庆尚北道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大邱师范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一名中学教师。1940年，朴正熙加入伪满洲国日军，并考入新京军官学校。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许多富有活力的朝鲜青年，这些人不少成为他日后政变的支持者。由于在学校中表现突出，1942年3月，朴正熙被指定为日本帝国军事学院学员，赴日本东京学习。1944年7月，朴正熙毕业，作为二等少尉，被派往日军驻满洲第八集团军，直到二战结束日本投降。

ByungKook　Kim　&　Ezra　F.　Vogel　eds.,　The　Park　Chung　Hee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　p.37.

在日本军中服役期间，朴正熙萌生了运用军事力量重塑社会的强烈信念。日本投降后，朴正熙返回故土，参与朝鲜的军队建设。1946年9月他进入朝鲜军事学院，并成为该校第二届毕业班学员。毕业后他被派到美国人创建的警察部队任职。但是，对朴正熙而言，加入美国人创建的军事组织，并不意味着他支持美国驻朝军政府及其目标。在加入警察部队的最初几个月，他和美国顾问的分歧冲突不断。最重要的是，朴正熙曾经短期参加过朝鲜工人党。他的弟弟在日本殖民时期是反日运动的左翼领导人。1946年10月，他的弟弟在领导推翻家乡警署的示威中，被韩国国民警察杀害。他弟弟的死推动他和渗透进警察部队的朝鲜工人党成员走得更近，并获得了反美的名声。

Gregg　Brazinsky,　Nation　Building　in　South　Korea:　Koreans,　Americans,　and　the　Making　of　a　Democracy,　pp.113114.

1948年秋，朴正熙和左翼分子的联系戛然而止。在一次军事叛乱之后，韩国当局宣布实行戒严法，并采取措施清除军中的左翼分子。朴正熙被逮捕审问。通过揭发他所知道的军中其他左翼分子，朴正熙保全了自身性命。他的很多同党被处决，他本人也被判终身监禁，但是随后不断减刑并中止执行。尽管朴正熙没有在狱中服刑，但他也失去了原有的军官职位。

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给了他复出的机会。1950年6月，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在这种情况下，朴正熙非常容易越过边境，但朴正熙选择留在韩国。朴正熙表现出的忠诚使他得以恢复军中的职位，并获得了勤勉高效的声名。然而，他早期的左翼活动经历继续困扰他，影响他的升迁。他的上司往往采用临时提拔的方式考验他，直至证实他能胜任这个职位。这令朴正熙对他的上司有一种既爱又恨的复杂感情。他们挽救了他的生命并让他继续军事生涯，但是又因对他的不信任而限制他升迁。

1960年春季，朴正熙首次开始筹划军事政变。正当他积极筹备之时，4月19日学生革命，打乱了他的政变计划。朴正熙同情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但对因学生运动而掌握权力的政治领导人颇为不屑。他对新政府统治的混乱无序、政府内部的权力争夺及持续腐败感到不满。朴正熙及其支持者对自身军中地位的不满及与高层军官的冲突激发了他们的政变动机。美国驻韩国军队中的军事人员强烈怀疑朴正熙及其同僚卷入了反抗韩国军事领导人的密谋行动，建议张勉政府将他们免职。朴正熙的很多同僚是韩国军事学院第八级毕业生，其中包括他的侄女婿金钟泌(Kim　Chong　Pil)。当张勉政府实施军事缩减计划时，军队领导人开始迫使第八级毕业生从军中退伍。这些行动激起了曾经参与朝鲜战争的指挥官们的强烈抗议，认为这对他们太不公平。1961年2月，金钟泌被解职，加快了朴正熙发动政变的进程。

Gregg　Brazinsky,　Nation　Building　in　South　Korea:　Koreans,　Americans,　and　the　Making　of　a　Democracy,　pp.114115.

二、韩国“5·16”政变进程及美国的反应

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联合金钟泌等人发动军事政变。政变期间，美国不同部门之间行为的前后矛盾，暴露了美国应对这场政变的准备不足。张勉政府的猝然倒台，使美国依托该政府综合实现美国对韩多元政策目标的希望完全破灭，促使美国加速确定更为现实的对韩政策。政变期间，政变集团的积极主动，推动美国重新根据军政府掌权的既定现实来调整自己的对韩政策。经过调整，美国对韩政策目标与军政府宣布的韩国国家目标形成契合。肯尼迪政府很快认可了军政府掌握韩国政权的现实，在此基础上发展美韩关系，并在美国东亚战略及美韩同盟的框架下规制韩国军政府的政策行为。朴正熙政权的稳固，开启了韩国发展的新时代，美韩同盟关系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末期，美国已经注意到张勉政府的脆弱以及韩国再次爆发全国性暴乱的可能性。但艾森豪威尔政府依然盲目乐观，最后出台的NSC　6018号国家安全文件在对韩国内部形势评估后认为，与前任政府相比，张勉政府已经有更高的灵活性、更强的公共责任感，如果美国给予支持和鼓励，其政治稳定便可以持续，最终将更可能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且认为作为最重要的稳定力量，军队不可能发动一场军事政变。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NSC　6018”,　November　22,　1960.　in　FRUS,　1958—1960，Vol.　ⅩⅧ,　Japan;　Korea,　pp.697707.1961年2月，肯尼迪政府上台之初，继承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基本判断，强调韩国内部稳定，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并力图把政治与经济统一起来。这种政策取向，影响了肯尼迪政府对张勉政府和韩国政局的基本判断，导致对政变发生的认识和准备不足。

政变爆发之前两个月，驻韩使馆还在向国务院报告，虽然韩国近期内很可能发生政治危机，但军队是保持稳定的关键因素，不会采取独立行动，会听命于政府。同时，使馆对张勉政府稳定的判断充满了主观意识。在使馆看来，张勉政府的稳定基于几点因素：首先，张勉政府是通过自由、公平选举建立的，具有合法性；其次，张勉政府正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在国际上得到了相应的承认；再次，美国外交和经济的支持尤其有助于该政府的稳定。与此同时，张勉政府已经采取了应对危机的相应措施，宣布启动国家建设，加强防暴训练。基于以上考虑，使馆相信张勉政府能够有效处理三四月份面临的问题。

“The　Telegram　from　Seoul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11,　1961,　Databas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hereafter　cited　as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163985,　Farmington　Hills,　Mich.:　Gale,　2010.　驻韩使馆的立场表明，他们对于张勉政府寄予了较高的期望，力图利用张勉政府维持韩国内部稳定和政治民主，避免发生新的动荡。

驻韩使馆的观点引起了美国政府内部对韩国局势的重视。3月下旬，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国防部等部门的情报机构联合出台了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　4261)。与使馆的观点相同，评估认为，韩国可能受1960年4月李承晚政权倒台周年纪念的影响，发生学生主导的暴力冲突。它全面分析了可能导致危机的四个根源：张勉政府的软弱、经济的不平等、民众对美国的不满、朝鲜的统一问题。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SNIE　4261”,　March　21,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430435.评估虽然对导致危机的原因考察比较全面，但对军队发动政变的可能性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并再次把军队视为维持稳定的重要力量。

由上可见，在刚上台的肯尼迪政府看来，作为韩国的民选政权，张勉政府是执行韩国政治民主化目标的合适代表。尽管此时他们已经注意到张勉政府内部的政治纷争、腐败等问题，担忧张勉政府的治国能力以及自身稳定。

关于美国对韩政策转型的时间问题，存在不同观点。唐纳德·麦克唐纳、吴炯恩(Woo　JungEun)、李正万(Yi　ChongWon)认为，美国对韩政策的转型在195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但是朴泰勇(Park　TaeGyun)认为转型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参见Park　TaeGyun,　“Change　in　U.S.　Policy　‘Toward　South　Korea　in　the　Early　1960’”,　Korean　Studies,　pp.94111.　美国政府这种总体的政策倾向，影响了后来美国对韩国军队发动政变的判断。其实，在李承晚倒台之前，美国驻韩军方就知悉，时任釜山军需基地司令官的朴正熙少将企图利用军队内的不满气氛发动军事政变，结果因发生“4·19”学生起义、李承晚政权猝然倒台而流产。

韩国政变裁判史编撰委员会编：《韩国政变裁判史》（第1辑），第915页，转引自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第216页。张勉政府上台后很快向美国提出裁军10万的计划，引起韩国军方不满，加之张勉政府的腐败无能，军队对政府的不满日盛，发动政变的势力再次抬头。进入1961年4月份，韩国军队发动政变的行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已经注意到军队发动政变的危险，并获悉时任韩国第二军代总指挥朴正熙是准备政变的主谋。就连一些韩国媒体也嗅到政变的气息。然而，张勉本人尽管听到军队内的一群不满分子可能正在密谋政变的流言，但他对此不予重视，过分相信时任陆军参谋总长张都瑛能够阻止政变。张勉对军队的态度，进一步影响了美国对政变紧迫性的判断，直到政变前夕，美国中央情报局才匆忙告知肯尼迪总统，韩国军队可能发动政变。

“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Dulles　to　President　Kennedy”,　May　16,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pp.456457.但是，由于美国上下对政变的估计不足，因而在政变真的到来时，却没有形成统一的应对行动，致使美国在政变的立场上显得前后矛盾。

5月16凌晨3点，政变刚刚开始，韩国陆军总参谋长张都瑛（Chang　DoYong)匆忙请求联合国军总司令卡特·马格鲁德（Carter　B.　Magruder）将军帮助镇压政变，后者当即拒绝，大使馆对此也表示认同，只是表示将适时地支持现任合法政府。

“Coup　detat　occurs　in　South　Korea”,　May　15,　1961,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170338.美国驻韩军事当局这一无动于衷的不干涉做法，使美国失去了影响政变进程的最佳时机。政变进展十分迅速，七个小时后，政变集团占领了立法、行政、司法、电台等政府的要害部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时马格鲁德又匆忙发表声明，号召所有韩国军队支持张勉政府，恢复局势。美国驻韩临时代办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也很快发表了支持张勉政府的声明。但张勉政府大势已去，挽救为时已晚，况且驻韩使馆和军方的支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在韩国军队中，对于政变大多采取沉默观望态度，只有韩国第一军指挥官李翰林(Lee　Han　Lim)将军声明服从张勉政府。

“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U.S.　Forces　Korea　(Magruder)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May　16,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pp.449451.

与美国驻韩当局踌躇不决相比，美国华盛顿最高决策层内部对政变的反应更加迟钝。政变爆发之时，肯尼迪总统正出访加拿大，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则正在日内瓦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会议，留下助理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负责国务院事务。

“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U.S.　Forces　Korea　(Magruder)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May　16,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footnote;　“Telegram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Lemnitzer)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　U.S.　Forces　Korea　(Magruder)”,　May　16,　1961,　footnote　2,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p449;　p.452.对于韩国政变，美国政府高层都没有事先提供任何明确指示，马格鲁德和马歇尔·格林代办的声明都是自行其是。声明一出，华盛顿才认识到有必要明确美国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倾向于支持张勉政府，猜测政变者企图破坏韩国的稳定和声誉，表示希望恢复合法政府的权威。在其看来，军事政变企图武力推翻合法的民选政府，即使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问题，也有悖于美韩共同利益。但是，令国务院感到奇怪的是，韩国总统、军队领导人和其他重要的官员不是不愿意采取积极措施镇压政变，就是偏袒政变，作为政府总理的张勉更是藏匿不出。此外，韩国公众对张勉政府的命运也态度冷漠。韩国的现实让美国国务院感到不知如何支持张勉政府是好，因而主张在形势明朗之前，采取“观望(waitandsee)”的态度。为此，在给驻韩当局的电报中，国务院委婉批评了马格鲁德和马歇尔·格林所做的鲁莽声明，指出两人的声明无效，美国的最终立场将以同日下午的国务院新闻简报为主。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May　16,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pp.455456.白宫也持同样的态度，认为未经总统许可，驻韩官员不应该贸然就韩国局势发表声明。参加完白宫会议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莱姆尼策(Lyman　L.　Lemnitzer)带着批评的语气指示马格鲁德，以后要安于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责，保卫韩国免受共产主义的攻击，不要再发表任何进一步的声明。

“Telegram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Lemnitzer)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　U.S.　Forces　Korea　(Magruder)”,　May　16,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pp.451452.

后来，国务院向肯尼迪总统解释马格鲁德和格林声明支持张勉政府的原因时，很好地道出了美国内部对政变反应迟缓且前后矛盾的原委。国务院认为，“这些声明没有事先得到国务院的授权；但是在韩国当时的状况下，按照既定的加强和维持民主制度的对韩政策，他们的做法是合理的”。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以韩国的解放者、保卫者、经济和军事的支持者自居，韩国政府也就不断寻求美国在危机时刻的指导。在国务院看来，1960年4月韩国局势混乱期间，美国驻汉城使馆针对韩国局势所做的公开声明，“对于阻止进一步的流血冲突，促使权力转移到临时政府，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格林和马格鲁德站在张勉政府一边施加的影响，也恰是一项合适的决定”。

“Memorandum　from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Bowles　to　President　Kennedy”,　May　18,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p.463.

与美国决策上的被动与混乱相比，政变集团的行动却显得迅速、有序。政变伊始，朴正熙等人就力图拉拢韩国陆军参谋长张都瑛加入政变一边。朴正熙曾作为张都瑛副手与其长期共事，深知其秉性。张都瑛系出身于日本陆军学校的北方籍军人，是个名利观念强、优柔寡断的人。政变爆发两个小时后，朴正熙就以张都瑛的名义发布“军事政变委员会”公告，以逼宫方式迫使张入伙。张都瑛在求援美国无果后，便幻想加入政变集团，进而控制政变进程，因而很快也加入政变队伍谋求和政变者妥协。

“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U.S.　Forces　Korea　(Magruder)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May　16,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pp.449451.张都瑛加入政变一方，阻止了尚处于中立的部分韩国军队反政变行动的可能。接着，李翰林将军也转变了态度，在政变次日参加了政变集团的政变委员会会议，公开宣布支持政变。在政变者的推动下，虚位总统尹潽善也运用其影响，谋求妥协，反对直接镇压政变。

在韩国第二共和国即张勉政府短暂执政时期，韩国采取的是责任内阁制，权力集中在以张勉为首的内阁总理手中，尹潽善为第二共和国总统，但没有实际权力。

在政变集团完全控制局面后，一直藏匿不出的张勉终于有了音信。5月17日早晨，格林接到张勉的私人信件。信中张勉询问道：“贵政府继续支持我的政府吗？如果政变者拒绝接受贵政府的政策，你下一步准备如何做？是说服或者迫使政变者支持现任内阁，还是和他们妥协任由他们一意孤行地讨伐我的政府？……我真诚地希望美国政府采取坚定有力的态度，不要和叛乱者妥协让步。……关于你的政府决定做什么，或者你对形势的看法，请告诉我，你希望我去做什么。”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7,　1961,　No.1551　in　MF0501125.

张勉的来信反映出他对政变已经束手无策，寄希望于美国的强力支持。对此，格林一方面安抚张勉，表示美国会站在合法政府一边，积极支持张勉政府恢复局势，并说服政变集团支持张勉政府；另一方面，格林又指出，韩国局势的恢复必须由韩国人自己采取主动，建议张勉立即和张都瑛联系。对于张勉本人的表现以及形势的迅速变化，格林认为，张勉政府重新执政已经相当困难。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9,　1961,　No.1546　in　MF0501125.

韩国形势的急速变化以及张勉自身的表现，促使美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变化。国务院、国防部、参联会经过磋商，一致认为张勉政府已经无力回天、必将垮台，因而建议马格鲁德避免任何会卷进韩国内部事务的行动。由于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归联合国军总司令，马格鲁德应该继续尽可能保持有关韩国高级指挥官的任免程序，努力影响韩国军队保持独立。如果韩国军队内部互相攻击，这将会给美国的对韩政策带来不利影响。

“Telegram　from　CJCS　to　CINCUNC　Seoul　Korea”,　May　17,　in　MF0501125.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放弃张勉政府，国务院指示驻韩使馆和马格鲁德，如果发现张勉政府的瓦解已经无可挽回，应考虑组建韩国新政府的方案，但美国并不打算接受一个军政权。为了继续维持韩国政权的民主性，国务院初步认为，应该尽量在合法的气氛中，继张勉政府之后，建立一个连续的、合宪的新政府。国务院主张最好维持尹潽善的总统地位，用他的声望和地位，促使政变领导人和重要政治人物协商，组织新的政府总理选举，尽快重建政府权威。这有助于尽快恢复韩国秩序，防止政变势力以共产主义为由，在韩国实行军事独裁。

“DOS　urges　U.S.　embassy　in　Seoul　to　promote　nonpartisan　civilian　government　after　coup”,　May　17,　1961,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170339.

在隐藏沉默了两天之后，张勉露面并公开宣布，军事政变委员会宣布的戒严法是合法的。

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第219页；“Korean　officials　announce　political　maneuvers　in　wake　of　coup”,　May　17,　1961,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164009；“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to　the　President”,　May　18,　in　MF0501100.张勉的表态基本上消除了政变集团在韩国国内任何可能的反对力量，也使马格鲁德和格林处于尴尬的境地。

与美国对政变集团的冷淡乃至反对对比鲜明，政变集团一开始就有意“投美国所好”。政变军人占领汉城广播电台之后，迅速发表五点“国家政变公约”：反对共产主义，重组并增强反共力量；遵守联合国宪章和所有国际协定，保持和美国及所有自由国家的合作，根除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塑造民族精神，鼓励形成新的社会面貌；加快解决民生疾苦，集中力量建设独立的国民经济；增强民族统一能力，使朝鲜半岛成为一个反共产主义国家；尽快完成政变使命，而后把政权交给诚实有能力的领导者。

“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U.S.　Forces　Korea　(Magruder)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May　16,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pp.449450.其中有两点强调反共，这是美国对韩政策要实现的基本目标；此外，“遵守联合国宪章和所有国际协定，保持和美国及所有自由国家的合作”，则显示了政变集团愿意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站在一起；清除腐败和努力稳定国民经济则与美国实现韩国内部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相一致；把政权交给诚实有能力的领导者，则是政变集团推翻张勉政府，争取公众支持的有力借口。

5月18日，张勉内阁宣布集体辞职，让权给军事政变委员会。

“Report　of　South　Korean　Cabinet　meeting　at　which　ministers　resigned　to　make　way　for　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May　18,　1961,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179527.张勉政府的让位，进一步增强了军政府的合法性。军事政变委员会又及时将委员会的宣言告知美国，进一步向美国明确了军政府积极反共、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消除国内腐败的立场，并在最后一点中明确，军政府在巩固政权后将把政权归还给民选政府。

“Message　from　Lieutenant　General　Do　Young　Chang　of　Korea”,　May　19,　1961,　in　MF0501100.形势的变化和政变军事委员会的主动，显然对美国政府的立场产生了影响。接到军事政变委员会告知当天，格林面向媒体公开表示，面对韩国的新形势，重要的是面向未来，而非过去。在前进的道路上，美国不愿意阻碍新的政府，但是，希望新政府能够成功实现其声明的令人欣慰的目标。只要新政府愿意，美国希望和新政府合作。

“Ambassador　Green　meets　with　foreign　correspondents　and　wire　service　representatives　for　a　background　press　conference　on　the　coup”,　May　20,　1961,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202911.格林的谈话表明，美国认同了军事政变委员会五点宣言中确定的目标，开始在推动韩国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立场上退却，倾向于接受军事政变委员会作为新政府的既定事实。

接着，如何确立美国和新政府的关系成为美国决策的重要目标，而美国最直接的目标就是重新确立正常的美韩军事关系。

此即恢复联合国司令部总司令对韩国军队的运作控制权(operational　control)。该权利可以追溯到1950年7月7日的联合国决议，该决议授权组建联合国军，韩国军队当时是联合国军的一部分。朝鲜停战后，《美韩共同防卫条约》成为维持美韩的这种军事关系的基础。利用对韩国军队的控制权，美国可以有效地威慑北部的进攻，同时控制韩国军队单方面的行动，避免半岛发生新的冲突。参见HyunDong　Kim,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Evolving　Transpacific　Alliance　in　the　1960s,　pp.8088.5月21日，在会见新任韩国外务部长官金弘一(Kim　HongIl)时，格林要求韩国新政府尽快澄清四点：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关系问题(command　relationships)；保障人权；确立广泛的文官政府基础；经济问题。在此四点中，格林着重强调了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问题，指出过去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作战指挥权不断受到挑战，危及它的权威和存在。格林敦促参与政变的军队回归适当位置，忠于他们的指挥官，否则联合国军司令的权威将不可避免地衰落。格林最后表达了美国的强硬立场，表示美国不会容忍指挥关系的长期混乱，长此以往将会危及美韩关系的共同安全，希望新政府尽快就此采取行动。

“Ambassador　Green　discusses　inauguration　of　new　South　Korean　cabinet”,　May　21,　1961,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316176.

但是，在和韩国军政府的接触问题上，国务院注意到，不能太过主动。国务院分析认为，在马格鲁德同朴正熙就军事指挥关系问题谈判时，朴正熙实际上拒绝归还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因而，国务院指示格林：“不要在这个阶段采取任何过分的主动，这些主动可能使他们变得大胆，进而对我们所希望的不做出回应。”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May　24,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pp.465466.

对于韩国军队的指挥权问题，韩国军政府最初也有其自身的考虑，担心美国控制韩国军队指挥权后，危及军政府的存在。军政府的核心成员金钟泌坦言，如果马格鲁德不打算用他对军队的控制权来破坏政变，国家最高重建委员会将把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归还给马格鲁德。军政府的立场很快得到马格鲁德的回应。与5月16日的声明立场完全不同，马格鲁德表示：“我的任务是保卫韩国，而不是决定韩国政府的性质，只要政变政府不损害韩国的防卫，不必对我感到担忧！”

“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United　Nations　Command　(Magruder)　to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Lemnitzer)”,　May　25,　1961,　in　FRUS,　1961—1963,　Vol.　ⅩⅫ，　pp.466467.此言使韩国军政府对美国感到放心，也表明美国对军政府的态度进一步转变。5月26日，双方很快达成了关于韩国军队指挥权问题的联合声明。

“Text　of　a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upreme　Council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UN　Command”,　May　26,　1961,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493835;　“Letter　to　South　Korean　Lieutenant　General　Chang　Do　Yong　from　U.S.　General　Carter　B.　Magruder　regarding　restoration　of　U.S.　operational　control　over　the　Korean　Armed　Forces　after　the　5/26/61　coup　led　by　General　Park　Chung　Hee”,　May　26,　1961,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471272.

美国与军政府的相互接触和美韩双方军事关系的初步正常化，意味着肯尼迪政府开始和韩国军政府建立了基本的信任关系，5月16日政变引发的美韩关系危机终于过去。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开始以新的军政府为对象，综合考虑美国的对韩政策，加快美国对韩政策的调整。

小结美国应对政变的决策逻辑

韩国“5·16”政变的发生，除了张勉政府统治下韩国危机重重等客观因素之外，政变领导人自身的主观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作为政变核心领导人的朴正熙既是一个能够顺应形势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民族主义者：为民族大义，既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同时不受抽象意识形态观念影响，立足实际，善于抓住时机。重要的是，长期的军旅生涯锻造了他强硬、果断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政变过程中以及他随后执掌韩国政权的十几年间，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它完全有能力镇压1961年的韩国军事政变。但是，由于肯尼迪政府刚刚上台，对外政策正处在调整时期，对韩方针并不完全明确，对政变的估计和准备不足。加上受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对韩政策的一些理念影响，并不愿过分干预韩国自身的内部事务。同时，韩国的政治现实，即张勉政权应付政变时显示出的极度软弱和政变军人对美政策的积极主动，推动了美国对军事政变态度的变化。从更深层次来讲，肯尼迪政府在政变危机处理中显示出的矛盾表象背后，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对韩政策调整过程中多元目标之间的矛盾。张勉政府作为合法的民选政府之所以符合美国在韩国建立民主政府的长期政策目标，正是基于对张勉政府推动韩国民主制度发展的一种期望。肯尼迪政府在政变前一直倾向于继续支持张勉政府，但张勉政府的软弱使其无法维持韩国的稳定并推动韩国的经济发展，无法实现美国对韩政策的经济目标和维持韩国稳定，军事政变集团尽管在政治体制上短期内不符合美国的民主需要，但其在推动韩国经济发展和维持韩国稳定方面显示出的活力，使美国态度很快转变，选择了支持军政府。

美国最终决定放弃张勉政权，除了张勉政权本身软弱无力这一根本因素外，政变集团对美国的主动示好，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朴正熙发动政变时41岁，正值年富力强。加上在日本和韩国军队的从军经历，使他能够非常灵活地看待和处理问题。

Gregg　Brazinsky,　Nation　Building　in　South　Korea—Koreans,　Americans,　and　the　Making　of　a　Democracy,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p.113.占领汉城之后，政变集团发表的声明和后来军政府主动向美国传递的信息表明，政变集团有意切合美国的对韩政策目标，并很快把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归还“联合国军”司令部总司令。这些做法消除了美国对政变发动者尤其是朴正熙“左倾”的担忧，很好地争取到了美国的支持。尽管在执行美国的对韩民主化政策方面，军政府不及张勉政府，但军政府在韩国社会稳定、经济政策方面展现出的空前能力，给美国驻韩当局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韩国民众对张勉政府的冷漠态度，以及美国难以找到可以替代政变集团的政治力量，也都促使肯尼迪政府考虑接受韩国新政府。最终，肯尼迪政府修订艾森豪威尔政府确定的对韩政策，突出强调韩国政府稳定韩国内部局势和经济发展的行政效能，推动韩国实施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相应推迟促使韩国实行民治政府的目标。1962年、1963年和1965年，美国国务院相继主导制定的三份对韩政策文件，都更加强调韩国的稳定、发展和自立。

Donald　Stone　Macdonald,　U.S.Korean　Relations,　from　Liberation　to　Selfreliance—The　Twentyyear　Record,　Westview　Press,　Inc.,　1992.　pp.3033.

经过调整，在韩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等对韩政策目标的排序中，发展高于民主。肯尼迪政府接受并支持韩国军政府，逐步实现了对韩政策的转型。而朴正熙在最终完全巩固了自己在政府中的最高权力地位之后，也按照自己的革命哲学，在“经济发展第一”的理念之下，追求韩国的现代化，开启了韩国发展的新阶段。

第三章合作与冲突：美国与军政府的关系

与张勉政府相比，在对美政策方面，韩国军政府一开始就显示出更大的独立性。尽管其政治体制不符合美国推动韩国政治民主化的目标，但军政府却有张勉政府所不具备的长处，它组织性强、目标明确、充满活力，尤其是在追求韩国经济发展方面，与美国推动第三世界盟国自主性发展的目标一致。因此，肯尼迪政府很快决定支持朴正熙政府。但军政府的政治体制并不符合美国对苏冷战的制度竞争需要。因而，肯尼迪政府在军政府稳定后，很快催促军政府实行民主选举，并最终促使军政府归还民政。另外，由于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转型，对韩援助资金缩减，美国政府内部在对韩援助资金的分配及美韩之间在对韩援助数量和韩国经济政策等方面矛盾不断。与此同时，韩国军政府也密切关注着肯尼迪政府对韩政策的调整，竭力影响美国做出有利于韩国的新政策，尤其是在对韩援助方面，韩国政府设法阻止美国对韩援助资金的缩减。

第一节美国决定支持朴正熙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