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就是写作，并不经常停下来想我为什么要写。如果真这样做，要么是故作高深，要么就是在我们中间将出现一个黑格尔或者马恩列斯毛那样伟大的人物，他必须时时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

写作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东西，从生命中抽出来的一根细细的丝，总也抽不尽，甚至不抽也会自动地游出来。如果不将它及时地捺到纸上成为文字，它就要放赖一样地纠缠住我们，裹住我们的手脚，勒住我们的脖颈，卡在我们的咽喉处，总之，让你不能呼吸，不能说话，不能行动。你想安安生生睡个觉吗？

不行，它偏要撑住你的眼皮，让你失眠，或者梦里只见它一个；你想装扮整齐去歌舞厅潇洒潇洒？也不行，它盘缠在你的耳朵里大声地叫呢，你的耳道不可能绕开它专心听音乐；去旅行？怎么可以把它长时间地丢在家中让它孤独！去交易大厅看看股票是升是降？更不妙了，它生起气来会把你的心情搅得一塌糊涂。

写作就是这么一个讨厌的小东西。

但是，只要你安安静静坐下来，耐着性子把它丝丝缕缕地捺在白纸上，一切就变得美妙了。它有着金子一样的延展性，愿意拉长或者缩短，它随你。它又有着橡皮泥那样的可塑性，捏猫成猫捏狗成狗，乖得叫你不好意思。你只要摆弄它，花时间盘玩它，它就高兴。至于你能够把它弄成个什么模样，这是你的水平，与它无关。

这就是我对写作这玩意儿的认识。

当初怎么被它缠上了身子的呢？说起来更不好意思，几乎没有半点“我愿意”的成分。

我父亲年轻时是个虔诚的文学爱好者，至于水平怎么样，我不好枉自评说，因为我没看过他发表的作品，“文革”开始时一把火统统烧掉了。父亲的文学情结却始终深植在他心里，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根深蒂固地繁茂成一棵大树。到我长至十七八岁时，中年的父亲知道自己圆梦无望，遂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卸到我的肩上，望女成凤地期盼我在文学上有点出息。我的第一篇习作其实是一篇作文，父亲指导我如何在作文的基础上增加虚构的成分，使之发展为一篇小说。

我的第一篇又像作文又像小说的东西如何得以在上海的刊物上发表，这是又一个传奇性的故事，总之绝非我或我父亲的自觉投稿。在父亲看来，恐怕是深知投稿的艰难而不敢轻举妄动。在我看来，则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投稿”这么一说。

不管怎么样，我的小说还是发表了。父亲欣喜若狂，我估计他比发表自己的作品还要开心十倍。父亲勤快地督促我再接再厉创作第二篇作品。那时候我的状态，说得准确一点是“懵里懵懂”，既不甜也不苦，既不喜欢也不讨厌，算起来被动的成分居多。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文革”后期，真正的作家们还没有开始动笔写作，以至于我这样的稚嫩小子得以成了一点气候。虽说没有稿费，在家乡人心目中还是受到了敬重和赏识，这是写作之外得到的最大愉快。

一九七四年我下乡插队。父亲认为我日后离开农村的唯一出路就是写作。此言一出，我深感拯救自己的任重道远，从此勤勤恳恳不敢有丝毫懈怠。夏天是掖好了蚊帐门趴在草席上写，冬天哆嗦着坐在煤油灯下，一夜到天明两个鼻孔熏得乌黑。说实话我仍然没有感受到写作的乐趣何在，我拼命地鞭策自己，勉励自己，只为着饭碗和生存的需要。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知青作家，恐怕十有八九出于跟我同样的功利目的。写作没有什么神圣感，它就是一架天梯，缘着它一级级地攀上去，渴望能看到世间最美的风景。对于写作，无所谓痴迷，更无所谓疯狂，有的倒是清醒，是算好了尺寸一步步走过去的冷静。

一九七七年考入北大，由写作找出路的功利目的算是解除了。回想那时候笔耕不辍的原因，四分之一出于习惯，四分之一出于争强好胜，四分之一出于喜欢，最后的一点仅仅是想挣钱，拿点稿费贴补生活。二十多岁的我羞于向父母要钱买饭菜票。那是我精力最充沛的一段时间、接受新事物最快的一段时间，因而有很多收获，也有很多领悟。

我的写作从被迫状态进入到自由状态，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几乎跟我个人生命的成长同步。先是被人拽着我的手走，再是被裹挟着走，然后是不服气地跟人比赛着走，最后才是心平气和、自由自在地步入辉煌，看到了文学殿堂里种种绮丽的景象，在心里轻叹一声：多亏没有半途而废！

三十多岁的我还时常羡慕别人的职业：广告人、DJ、主持人、时装设计师、公关经理……心想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些尝试机会，如果有，恐怕十之八九我不会当一个作家。四十岁以后我不再怀疑当初的选择，写作已经成了我的生命，世间再没有比它更吸引我、适合我的职业，它的的确确是从我心里抽出来的一根丝，细细的，长长的，连绵不断的。

假如有来生，我还是愿意选择当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