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姓曹名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人。他死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220年3月15日),享年六十六岁。据此推算，他的生年当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

曹操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当时的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培育了曹操，为其提供了发挥才干、表演自己，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正是东汉中晚期的社会动乱，在导致东汉过早灭亡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如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等一批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

本来，东汉初期国家复归统一，摒弃了王莽的诸多扰民措施，陆续实施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省减刑法，释放奴婢，假民公田，轻徭薄赋，劝民农桑，整顿吏治，并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社会的确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前后不过六十多年。统治集团很快走向腐败，巧取豪夺，谋权夺利，互相倾轧，最终把社会推向动荡不安，国家走向分裂，把东汉政权推向灭亡。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外戚和宦官的专权及其斗争。

宦官并没有夺取汉家的皇位，但治史者称“宦官亡汉”,这是很有道理的。史载，东汉章帝(76—88)死后，年仅十岁的和帝(公元89—105)即位，窦太后临朝，窦宪专权，父子兄弟并为卿校，充满朝廷。窦宪兄弟把持朝政，和帝想夺回权力，但无法同内外臣僚接近，只有宦官在自己身边，于是便同中常侍郑众定计除掉了窦宪。郑众因功封侯，开始专权。宦官用权自此开始。这个头一开，竟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遂使以后百余年间的东汉朝廷的内部斗争更加迅速激化。时而太后临朝，外戚掌权；时而宦官得势，专断朝纲，而皇帝则成了他们的傀儡。

在这些外戚和宦官的专权及其斗争中，有几次对曹操的出身、为人和事业的影响尤为微妙和深刻。顺帝、桓帝期间，外戚梁商、梁冀父子先后为大将军。梁氏父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曾试图同宦官相勾结，把许多宦官的子弟荐举到地方做官。曹操的先祖、宦官曹腾同梁氏父子完全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史载，汉顺帝死后，冲帝夭亡，质帝即位年八岁，少而聪慧，但不懂事，当面竟说梁冀是“跋扈将军”,不久被梁冀毒死。在立嗣问题上，太尉李固、司徒胡广、司空赵戒等三公要员都向梁冀建议“详择其人，务存圣明”,皆以为“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据说， “朝臣莫不归心”,对此，梁冀也在犹豫。曹腾因曾受到过刘蒜的怠慢，心有不满，因而当夜造访梁冀并对其说： “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秉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曹腾出于私心拒立严明之君的说辞深深地打动了梁冀图谋长久专断朝政的心。于是，梁冀第二天便重会公卿， “意气凶凶，言辞激切”,宣布立蠡吾侯刘志(汉桓帝)。由此可见梁冀专权得到了宦官曹腾的支持，这是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相勾结的一页。这不仅使梁冀得以长时间秉政，而且也使曹腾获得了一定的地位。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但并不袒护宦官，甚至反对作恶的宦官，主张杀掉罪大恶极的宦官，但他又不同意尽诛宦官，于此可以体察到一点微妙的因素。

延熹二年(159),汉桓帝同宦官单超等五人共谋杀死梁冀及其宗亲，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者三百余人。宦官再次专权，单超等五人皆被封为县侯，世称“五侯”。五侯同样贪纵专权，乃至五侯死后，中常侍侯览、小黄门张让相继用权，至此宦官势力越来越大。桓帝死，外戚窦武与中常侍曹节等人迎立十二岁的刘宏为帝(汉灵帝，168—

189)。窦武与太傅陈蕃等人痛恨宦官曹节、王甫等窃弄国权、混乱海内，谋划将他们除掉。谋划被泄露，宦官王甫等先发制人，假传圣旨逮捕窦武等人，窦武等以兵相抗，不敌而死。窦太后也被软禁起来。事后，宦官的权力更加大了，甚至在设官立制上确立了他们的地位。诸如，让曹节兼朝官，领尚书令。不久，赵忠、张让等十常侍贵宠专权，皇帝将他们比之如父母，竟说： “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并先后以赵忠为车骑将军，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授予兵权。

汉灵帝死(189),皇子刘辩即位，何太后临朝，何进掌控了政权。先是宦官想杀何进，何进幸免；何进掌权后，恨蹇硕，把蹇硕杀了。袁绍劝何进尽诛宦官，何进尚在犹豫不决之时，宦官首先发难，杀死何进。然后，袁绍尽杀宦官二千余人，继而董卓引兵入洛阳，废刘辩，杀何太后，立刘协(汉献帝)。从此，一场历时数十年、规模空前的军阀混战开始了。

经过宦官与外戚的专权与斗争，朝廷的权力和威望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力增大了，一些州郡牧守，竞相扩充自己的势力，手握重兵，成了实际上的各据一方之主。汉末军阀，充分利用了这一条件，不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最后取得一定成功。而曹操是最为成功中的一个。

党锢是影响东汉末年社会的又一重大事件；外戚与宦官交互专权，竞相贪暴，不管哪方上台，带给人民的都是灾难。特别是宦官势力的发展，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阻断了官僚士大夫的升迁之路，引起了士族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起而反抗，最终酿成“党锢之祸”。党锢虽然禁锢了党人，但在客观上却活跃了党人的思想，推动了士族知识分子公开议论朝政的风气的形成。这使士人势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外戚集团想依靠他们、利用他们。许多朝廷和地方的官僚以自己能同“党人”沾点边为荣。宦官集团内部也起了分化，不少人同情“党人”,站到“党人”一边，他们的子弟也着力自觉地脱离同宦官的干系，而想方设法地使自己士人化。

士人议论朝政、褒贬人物，形成风气。这种风气，影响着已经做官的士族知识分子，同时也激励着诸多隐士关心社会。东汉末年及三国期间有那么多在朝的或乡居的知天下大势的智谋人物出现，都可在这里找到其最初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继而军阀混战，是曹操得以成其大业的重要历史背景。宦官与外戚交互专权，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又加之水灾、旱灾、蝗灾、风灾、雹灾、震灾等天灾接连发生，天灾人祸，民不堪命，流离失所，饿殍遍地。劳动人民为了活命，不得不铤而走险——造反、暴动。诸多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鼓舞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志，同时也给汉朝政权以沉重打击，动摇了它的根基。汉灵帝中平元年(184),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终于爆发了。

黄巾起义是张角兄弟发动的。张角，河北巨鹿人，创立太平道教，从宗教形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张角分遣弟子周游四方，发动群众，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八州之人，无不响应。起义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吓坏了汉朝最高统治者，急发“天下精兵”,遣中郎将卢植、皇甫嵩、朱儒等人征讨黄巾军。

黄巾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的历史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它使汉王朝的统治势力削弱了，根基动摇了；它点燃了反抗汉朝统治者的烈火。另一方面，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用兵者和州郡守、地方豪强，甚至一些野心家趁机招兵买马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很快形成了一些各霸一方的军政集团，客观上为军阀混战创造了条件。

数十年间，群雄割据，你争我夺，无有休止之时。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就是各个地方事实上的大小皇帝。军阀混战，受苦受难最多最大的无疑是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当然渴望安定和统一的政治局面。有本事的割据称霸者，相对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在战争中发展了自己，成为一方之主；平庸之辈和逆潮流者，对广大民众施暴不恤者，受到历史的惩罚，由强变弱，由大变小，最终或被吞并，或被消灭。

曹操是最善于在这历史的大风大浪中遨游的勇将。他有效而成功地利用历史提供的机遇，从相对微弱的力量基点起步，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过程中，发展了自己，壮大了自己。他虽然带着未能最终统一中国的历史遗憾而离世，但也无时不自我流露出成功的自豪。他适应并改造着这一历史环境，戎马一生，驰骋疆场，智诈并用，为自己的后世子孙打下一方天下。在这一过程中，他重视发展自己的势力，同时也重视不断总结现实和历史的经验教训，丰富自己的思想。正因为如此，后人可以骂他的为人，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