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里收编了我最近的一些文章。这本书最早在台湾地区出版，大陆版本自然多有不同。这个书名源于早先时候富士康员工不断跳楼，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青春》。这是一个太大的名词，其实不太恰当，就好比你不能弄一些街拍照片就出版一本摄影集叫《中国》。和很多人逝去的青春不一样，这篇文章得以幸存。文章里提到的一个朋友，是我的邻居，出现在很多的场合，包括《独唱团》里的《所有人问所有人》。他是年轻人的缩影，我去过很多城镇后更加这么觉得。过了少年，失去青年，踏向中年；机灵，勤奋，困苦，无望；想活得更好，活得更不好；有理想，不敢想；想创业，怕失败；盼真爱，却已婚；恨特权，又敬畏；怨体制，但想做公务员；要买房房价涨，要买车油价涨；吃饱了勇敢，饿着了懦弱；遵纪守法，但眼看着胡作非为的一个个发家；想胡作非为，上路一半摩托车又被扣了。身边能听说的混得很好的非投胎类，似乎都不带有正面激励色彩。然后一晃眼，孩子该交择校费了。

虽然感动常不在，但好在一些念想就像一张防坠网。我其实不喜欢“理想”这个词，因为这个词现在更多地变成了商家用来包装自己人文关怀的空词。好似一两个广告就能使年轻人内心激荡，好似每个人都必须得有攀登珠穆朗玛、征服撒哈拉的一些小九九，否则就是迷茫和麻木。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一张机票能搞定的事情，准确地说应该叫旅行计划。而理想本身什么都不是，一点也不高尚，理想就是有点想，是欲求的一种文艺表达。所以，我从来不觉得强调理想是救赎青春的一种方式。我甚至不觉得年轻人需要什么救赎，什么方向，什么理想，什么希望，都不需要。

就像每一个时代里的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赶上一个好的时代一样。

这里没有末路，你从不曾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