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要竭力地男化，女子要竭力地女化，才是真正文化。男子日趋于女化，女子日趋于男化，才是真正的野化。

人与人不相同，国与国不一样，人与国全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各有所能，各有所不能（这是因为有种种的原因，一时无法详说）。无论如何，不能化为一律。一国的民性，南北还不能相同，东西也不能类似。山地的居民，绝不能长于捕鱼。沿海的居民，绝不能长于猎兽。各保原性，各守所长，才能与己有益，与人无害。中国不当弃其所长而强学外国，犹之乎外国也不当弃其所长而强学中国。

图强，要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切莫学魏孝文帝的移风易俗。国民性一失，就入了亡国灭种的路途。我见一些青年男女，穿必洋服，说必洋话，吃必洋饭，动必洋习，爱必洋物，我不禁为中国民族的前途，抱无限的哀痛。

人，失了个性，不能挺立于人群。国，失了国民性，不能争存于世界。

赵武灵王（约前340年—前295年），名雍，战国时期赵国国君。他所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可谓军事变革的前驱

有人问我说：“中国人事事仿学外国人，若变成洋人，不好吗？”我说：“将中国变成洋国，将中国人变成洋人，固然是文明进化，但是世上若再找中国与中国人，就找不着了。”

有人问我：“你既读过英文，教过英文，为什么不爱说英语，不喜穿西服？”我说：“我读英文是为得知识，教英文是为骗饭吃。中国虽弱，中国话还能表达思想，衣服也能遮盖身体。假若中国亡了，非说英语非穿西服不可，我自然不敢不努力效颦。”

人穷了，他说的话全是不合理的，办的事全是不合法的，他生的儿女，全不是人养的。国弱了，他的语言，是不合逻辑的，他的文字，是不利于传播文化的，他的文化，是野蛮落后的，他的国民是排外的，是应当膺惩的，是不会亲善的，是无视条约的。总而言之，人穷了，无处可以伸冤。国弱了，无处可以讲理。

古圣人所以能得多数的好人崇拜，是因古圣人的学说，能使人减少兽性，使人入了正轨。新圣人所以能得少数的浑蛋崇拜，是因新圣人的学说，能使人发展兽欲，使人走入歧途。

良好的教育，是降龙伏虎，化解恶性，使之与人有益。不良的教育，是为虎增翼，是教猱升木，不但不能化解恶性，反使之增加害人的能力。

迷信是人类自然而然养成的一种心理。迷信与人有利，也与人有害。一味地迷信，固然不可，一点不迷信，实在可怕。一味地迷信，容易害误自己，一点不迷信，容易损害别人。

道德多是由迷信养成的。若要打倒迷信，必须先提倡道德。欲提倡道德，须先禁止诱人为恶的书报。真迷信的人，绝不敢为恶。法律是阻人为恶的，迷信也是一种不成文法。它的功用，有时超过法律。古时的野心人，屡屡利用神鬼骗人，并且屡屡成功。因为鬼神是无形无象，渺渺茫茫的，不能被人察出真凭实据。现在的野心人，每每利用伟人或刚死几年的伟人骗人，并且每每失败。因为活伟人或死伟人的言行动作，好坏全是人所共知的。

我们不应当反对任何宗教。我们应当反对那些假借宗教之名而欺骗民众的人。我们不必反对任何学说（或主义），我们必须反对那些为谋私利而创造学说（或主义）的人，以及贩卖学说（或主义）的人。

信仰宗教或信仰已死的伟人，要在内心，不在外表。只要内心坚定，不在表面随和。我在教会读书九年，因为不能牢守宗教的仪式，曾经记过二次。我对外国牧师说：“我心里还没有尊崇上帝的心，我若瞒心昧己，做出种种仪式来，专为人看，与娼妓的行为，有什么分别。”宗教所以不能发达，何尝不是仅仅在仪式上追求。

信仰宗教或信仰主义，全是一种清高纯洁的行为，万不可演成饭碗化。湖北某处，称奉教为吃教，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就可想而知了。现在，人称研究主义为吃主义，他们所研究的主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某牧师说：“中国若想图强，若想真正统一，非全国的人，信耶稣基督不可。”我说：“真照耶稣基督的道理实行，中国当然要统一，要强盛。否则，口传耶稣之道，而行撒旦之行，非但不能统一，且要分裂。非但不能盛强，且要灭亡。你们若自命为耶稣的信徒，请你做出一个异于魔鬼的榜样，让人见识见识。”某牧师说：“你怎么样呢？”我说：“我还未离开撒旦的势力范围，我是一个魔鬼。”

现今，不使儿女入学校读书是误儿女，使儿女入学校读书是毁儿女。若是要不误不毁，必须将他们送入肯教书，能念书的学校。

救国不忘读书是诚心诚意，实地实行当前的职务，一面抽暇寻隙，以读书培养真正的学识，以免被不良的外务所诱，而减少救国的志愿。

读书不忘救国是将救国的志愿，牢牢地存在心里，埋头苦读，养成真正有益于国的学识，以备遇机实行真正的救国工作。

现在有些人，张口就说贵族化或平民化。其实现今的教育，真是贵族化，以前的教育，真是平民化。现今非中产阶级的人，无力使儿女受充足的教育。中产以下的人，若使一儿一女，受得中等教育之后，全家的养生之资，就一扫而空了。

不要看一个青年学生，穿着一身漂亮的西服，而生羡慕之心，要知他父母，为他那身衣服，未尝没有去了二亩田地。不要看他跳舞打球快乐逍遥，要知他的父母，为他筹快乐之资，未尝不正在抱头痛哭呢。

现在学校的课本改变得太快了。哥哥姐姐所用过的，弟弟妹妹不能再用。上季用的，这季便不能用。同级学校，这校用的，他校不能用。同一学校，甲教员用的，乙教员不肯用。换来换去，改进改出，只有卖书的商人，对这种改良的办法，歌功颂德而已。

我的朋友某甲，来信说：“小儿今已十岁，入学三年，所识之字，不及二百，除善开会外，别无所能……”我回信说：“……外人讥我为组织之国家，汝儿既能开会，必善组织，将来欲救中国，雪此奇辱，非此种人才不可。学问之有无，有何关系……”

研究科学是要明白它的理论，并非研究外国语可比。既有译本，且又经部审定，决不致有极大的误谬之处。然而有些教员，为使学生高看起见，必要选用洋文原本，而不顾学生的外国文的程度。结果，学生读一章书，须翻字典三小时。虚耗宝贵的光阴而得似明白似不明白的知识。可是学生还是以读洋文原本为荣，教员不过如同讲文学读本。不用做多少实验。钟点一到，薪水就入了教员的口袋。

欲为学生节省宝贵的光阴，免除教员使用洋文原本的毛病，应由教育部，采定最好的洋文课本，设立专局，聘请有名且懂中国文的本科学者，分门译出，交书局印行，按最廉的价钱责成学校采用。如此，非但使学生节省购买洋文原本之费，更可免中国的金钱流入外洋。

学校的等级愈低，教职员的威风愈大，学生的服从性愈深，所学的愈实在。学校的等级愈高，教职员的势力愈小，学生的威风愈大，所学的愈懈松。这就如同———儿女小，父母管儿女；儿女大，儿女管父母。

小学教员，对学生如同严厉尊亲。中学教员，对学生如同和善的朋友。大学教员，对学生如同驯顺的雇工。

在野蛮的古时，教员坐着讲书，学生站着听。在文明的现在，教员站着说书，学生坐着看。到进化的将来，教员跪着背书，学生躺着“睡”。因为愈文明进化，教员的程度愈低，学生的知识愈高。

1935年1月，世界书局为中等教育教材目录所做广告

迷信神佛，是偶像的奴隶。迷信学说，是伟人的奴隶。大丈夫当本着良心为人，守定正道做事，不拜神佛，不迷学说。

读书时，不可有己见。读书后，不可失己见。

我读书向来不存门户之见，尝将儒佛老庄耶，合在一起研究。朋友对我说：“你这样滥读，永远成不了专家。”我回答说：“我因怕养成一派的信徒，所以不愿学成专家。到了专家的程度，就是一派的奴隶了。”

饮食是为养肉体。读书是为养心灵。饮食若专牢守一种，必要生病。读书若牢守一派，必要发癫。晋人的清谈，宋儒的顽梗，全是偏于一派的病症。

贩卖骗人的洋货，则被人呼为奸商。贩卖骗人的洋主义，则被人尊为学者。奸商仅图利而得恶名。学者名利兼收而获荣誉。我为奸商鸣冤。我替学者庆幸。

人说中国商人最能投机。其实，中国当今的学者更能投机。任什么主义（或学说）新鲜，他们就能贩卖什么。

贩卖洋主义（或洋学说）的人，未必全是诚心诚意喜爱那种主义的人。如贩卖马桶或便壶的人，未必是喜爱马桶便壶，不过是借以谋利而已。

有人说：“学者研究某种主义（或学说）是为做学理的研究，并非是为谋利。”我说：“这也不尽然，他们正如小贩，研究什么样的马桶，可受妇女的欢迎，什么式的便壶，可供男子的需要。小贩是为求利，学者也是为求利而且为求名。”

迷信神佛，是给木雕泥塑的偶像当奴隶。迷信学说（或主义），是给血肉之躯的偶像（伟人）当奴隶。

古时的宗教拜神。现在的宗教拜人。古人拜神求福寿。今人拜人求位置。神虽未必能使它的信徒得福得寿，可是人实在能使他的信徒升官发财。

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唯读书的人最阴险最可怕。农工商，若不得志或失了业，尚无大害。读书的人，若不得志或失了业，贻祸无穷。我以为学校所造人才，若一时无法安插，莫如竭力缩减学校的数目，因为人才如商品，若无销场，其害较任何出产过剩远大。

学问愈博大，思想愈精密的人，愈不易统一。就以大学教员与报界中的人而论，他们愈开会，意见愈多。人数愈众，隔膜愈大。议论愈久，嫉妒愈深。简直如同一群美妇人，永远不能相亲相爱。

什么是“学者”？学者，是不愿务农，不肯做工，不能为商，不敢当兵，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善说大话欺人，最能谣言惑众，自命远能治天下，其实，近不能治一身的废物。

前年，我对某学院的学生说：“你们若学农，须实入农田，向老农讨教。若学工，须实入工厂，向工人学习。若学商，须实入商店，向店伙追求。不可专向书本里钻寻，不可专听教授们的高论。要知纸上谈兵既不合于实用，那么，书本里种田，书本里制器，与书本里开铺子，也不能达到成功。高深的理论，往往不能合于实用，不过是教员谋生的工具而已。”

中国多数的学者，对春秋战国的情形，明明白白，对民国以来的经过，反模模糊糊。外国多数的数学者，对希腊罗马的往事，清清楚楚，对欧美现今的实在情形，反隔隔膜膜。这种知古不知今，知远不知近的现象，真令人莫名其妙。

以前的教育，多是将人练成唾面自干的顺民。现今的教育，多是将人练成大言不惭的土匪。

能开口大骂古人（中国的），就有人说你是文明巨子，文化先锋。能作文标榜几个今人（外国人），就有人说你是学贯中西，文坛健将。

中国文字，具有世界各种文字的特长。无论平行直行，左行右行，均无不可。中国字，一字一音，所以组成文章，不但句段整齐，并且和声押韵。看几行名家的字，读一篇名家的文，真能增人美感，提人精神。无论什么国的文字，也没有这种特色。英国麦克乃路先生说中国文章为世界最精美的，实在是一句公平话。

我以为文章不论古今。读完了，使人或长精神，或增毅力，或奋志气，或去贪鄙，或减邪心，或发悲悯，或生羞愧，或动哀矜，或起美感，全是好的。读完了，或生愤怨，或起杀机，或生懈怠，或动淫心，全是坏的。

我所见的英文原本文选或读本中，少有现代人的作品。纵或有一两篇，也是因为那些著作家，是世界所公认的。编选的时候，若稍不谨慎，轻则虚耗人的光阴，重则败坏人的心术。绝没有像我国现今的国文教科书，竟将一些狗屁不通的今人作品，也滥选在里边的。

你的文章不论如何不通，不论如何下流，只要入了文选或读本里，就有人对你另眼看待。譬如一个破便壶或一个破马桶，若摆在供桌上，或陈列所里，参观的人，虽知道是盛尿装粪的东西，也必以为是大有来历的非凡出众之品。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现代的“作家”们，对有关系书局与无聊的编辑，拼命地运动，将他们的大作，胡乱编入文选或学校课本。读者阅后，虽觉臊臭刺鼻，然而还是莫名其妙，不敢下肯定的批评。因此，所谓现代的作家们，一登龙门，声价十倍，饭碗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报纸是民众的喉舌，是政府的良友。当为民众宣纾抑郁，指导明路，对政府要竭尽忠言，规正过失。不可为少数人宣传，不可替少数人泄愤。不可为吸引阅者而登肉感小说或新闻。不可贪图津贴而变作留声机，或应声虫。不可被威势所慑而颠倒黑白。不可为求新奇而大造谣言。永远要超然特立，使之成为完全的“营业化”。

现在某某要人，见中国日趋危乱，又提倡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这真是抓着病源，对症下药的方法。不过，欲恢复固有的道德，必须严禁诱人为恶的外国邪说，除灭那些贩卖邪说的“学者”。更要紧的是赶快打倒非孝主义。因为孝是百行之先，是种种道德的根源。不孝之子，绝不能为良好的公民，无良好的公民，国决不能存立。以我个人而论，我现在纵然愿为中国的良善的好人，总不能坚定不移，就是因为我当初未在孝字上，立下根基。

英国格言说“父母之心，永与儿女同在”，意思就是父母的心，时时刻刻放不下儿女。我们观察猫狗以及一切禽兽，对儿女亲爱的情形，也当想起父母的辛苦，答报父母的恩惠。对父母不忘恩负义，就是孝。

民国时期的《申报》

“精神文明”是根本的，是稳静的。“物质文明”是皮毛的，是争较的。精神文明发达，可以减少世界的乱源。物质文明发达，只可能增加世界的纷扰，求精神文明，既安且逸。追物质文明，劳而不济。

轻视本国固有的文化的国必亡。吸收别国的文化，填补本国的文化的国必强。东邻岛国，能吸收中国与欧洲各国的文化，补益本国文化的不足，所以能成为亚洲最强的国。非洲与亚洲的小国，只知吸收别国的文化，所以不能振兴。

“教育救国”四个字，我极赞成。然而要知道，中国的教育是要造就合于中国目下需要的人才，不是造就一些合于外国的人才。是要造就一些能为中国谋利的人才，不是造就一些善为外国推销洋货的先锋。现在中国学生，入了学校，学级高一层，为外国人销货的能力增一倍。全国若全受了教育，中国货就无人肯用了。

按公平的办法，对仇敌必须报复。然而仇敌若有好处，也应当效法。英国格言说：“聪明人能由仇人身上得益，糊涂人能由朋友身上受害。”日本人对中国，不念同文同种，唇亡齿寒的关系，利用中国浑蛋们闹内乱的时机，占我四省的仇恨，是不可忘的。可是日本人长处，是应当学的。第一，日本人的坏，是对外而施。甚至军人，也不肯向本国人发横。第二，日本人非本国货不用，甚至留学生，也不以用外国货为荣。他虽多穿西服不穿和服（日本服），然而也非本国货不穿，一根纸烟，也非本国货不吸。仅以“有威不向本国施展，用物不向外国购求”，就是我中国人所应取为模范的。

一国的语言文字与国民性若不亡，不算真亡。印度亡了将近八十年，然而它的语言文字仍然存在，将来印度必有复国的希望。犹太亡了二千五百余年，然而犹太人虽散居各国，至今还能不失国民性，所以犹太将来也有复国的机会。现在，犹太人在各国中的潜势力极大，隐然操持全球的经济，有统一世界的企图。这就是因为国民性未失，遂露出复兴的兆头。

蒙古与满清在当初，全是大有势力的民族。满洲人，因入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期限太久，饱吸中国的文化，先失了“民族性”后亡了语言文字，所以大清国亡了。蒙古操持中国政权八十九年，时期短促，未得多吸收中国文化，就跑出长城，所以民族性未失，语言文字仍然存在。大元国亡了，蒙古人还能繁荣滋长。

我国的苗族，由四千年前，就屡受汉族的压迫，退居于西南几省的山林之中，到今日还能保持苗语苗文，就是因为不肯吸收中国的文化，所以民族性未失。否则，苗族的名称，早就成了历史中的陈迹了。

不打倒古圣人，显不出新圣人。不排斥古文学，抬不高新文学。现今的许多学者并非对古圣先贤，有何深仇大恨，也非对古人的文学，深恶痛绝。不过，他们因为求名图利起见，不得不昧着天良，立异标奇。这个锦囊妙计施用之后，果然，新文圣，新作家，新文坛巨子，就如大雨后的雷蘑，一个一个地全钻出来了。他们或彼此标榜，或互相攻击，闹得乌烟瘴气，鬼哭狼嚎。于是盲从之辈，心目中只知有他们，不知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因此他们的新愚民政策就达到成功了。

现在是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时期。所以作的文，愈令人不知所云，愈是合于时代的好文。作的诗，愈令人莫名其妙，愈是合于时代的好诗。画的画，愈令人认不出是什么东西，愈是合于时代的好画。穿的衣服，愈不中不外，不男不女，愈是合于时代的新人物。你若稍加批评指正，就有人说你是没有欣赏文学的天才，缺乏审美的眼光，是时代的落伍者。

所谓良好的教育，不是增加学生的优点，是使他们知道自己的缺点。不是造就一些妄自尊大的圣人，是造就一些真有实用的凡人。

真正的北平人，有一样大毛病。人若没有学问，没有技能，他们并不讥笑。假若人不会说北平话，他们反以为是莫大的缺点，必要加以怯口或有口音等无意识的讥评。

北平的老住户，是最讲究说话的。可惜他们有时候说的话极无道理，太不客气。比如，说起自己的父母，总是说“我们老太爷”（或老爷子）“我们老太太”。说起自己的兄弟、姐妹、嫂嫂、弟妇，总是说“我们大爷、二爷、姑奶奶、大奶奶、二奶奶”，说起自己的女人，也称“我们大奶奶”。最无道理的是，说到自己的儿子、儿妇，竟敢自称“我们少爷，我们少奶奶”。并不细想，这种种称呼，全是尊敬之词，理应发之于别人之口，不可自上尊号。

我中国上流社会的人，说客气话，也时常不加思索，不合文法。比如，说起自己家庭的人，总是说“我们”家父（或家严）“我们”家母（或家慈），“我们”家兄，“我们”家嫂，“我们”家姐（或家姊），“我们”舍弟，“我们”舍妹。殊不知，“我们”二字是表多数的代名词。对人说话，若用“我们”，就要将对谈的人，包含在一起了。然而若按孔子的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将父母兄弟姐妹，模模糊糊，作为公有，尚无不可。唯独提起自己一个人的女人，也要滥称“我们”贱内或“我们”内人。在“公妻制”尚未施行的时候，未免太放弃“所有权”了。

在远古的时候，并没有钱这种东西。人需要什么，全是用物换物。古时的聪明人，为求方便起见，才造出钱来。可见钱不是坏东西。然而因为一些爱钱如命与用钱为恶的人，将钱侮辱妄用了。所以好讲面子的人对钱字，多不肯发之于口，行之于文。欧美人，在大庭广众之间，更以钱字为忌。这岂是钱的罪呢？

未读透中国的古书，不配批评中国的古书。未深知外国人的优点，不配仿学外国人。

前几年，北平某报征求“中国青年应读什么书”，接到了许多的答案。其中某有名的学者的答案，是“应多读外国书”。我原以为那种“忘本”的谬见，必定有人驳斥。岂知因为他是一个“学者”，竟得了许多人的赞助。我中国竟有这种“舍祖忘宗，是人非己”，仅求知人，不求知己的现象，中国焉得不日趋于灭亡。

十年前，日本文学家某人，在某处对中国人演说。提到中国文字，他说：“二十五年后，你们贵国人，若用国文教员，须到日本去聘请。”当时的听众，全都认为是笑话。岂知日本人，研究汉文的狂热，较我中国研究洋文，还格外的猛烈。在我国蔑弃国学的狂潮中，反给日本人造成搜罗中国古书的机会。我们所认为腐化落伍的典籍，他们全视作无价的珍品。再按现今我中国几个新圣人，竭力改良中国文字的情形推测，日本人那句预言，恐怕不久就要应验了。

古人读书，一年之中，除了三节与“歇伏”外，并无所谓休息。可是那些读书的人，也未全学了颜回，短命而死。他们的学识，也并不劣于今人。今人读书，除去星期、寒假、暑假、春假、例假与种种纪念日，种种运动日，一年几乎读不到三个月的书。可是这些读书的人，也未全学了彭祖，得享高年。他们的学识，也并未超过古人。

读书愈少，愈将自己认为圣人。读书愈多，愈把自己认成浑蛋。

近二十余年以来，我中国之所以日趋危亡，并非全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所致，最大的原因，就是多数的知识阶级，明于察人，昧于察己，自己卖淫偏要骂人为娼，自己为盗，偏要骂人做贼，自己生花柳恶疮，偏要讥人打“六〇六”。

历史是已往的新闻。新闻是现今的历史。不过，历史与新闻，全是因坏人而起的。世上若全是好人，也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新闻。纵有历史，纵有新闻，也必如同忠臣孝子烈女节妇的传记，枯燥无味。人读一二句，就要睡着了。因为，有奸盗邪淫，才能使读者发生兴趣。

监狱收养一个无期徒刑的罪犯，以五十年计算，至少需消耗三千元，假若教育一个孩子，至多需费一千元。以收养一个与社会有害的罪犯的费用，至少可造就三个与社会有益的分子。可见政府对教育投资，较为司法筹费，重要得多，并且是利益无穷。不过，我所认为教育者，最良好的教育，是与中国有实用的教育。若以现在多数学校所得的成绩而论，最好是多筹司法费。

古语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1]”因为读书不是为通“经”，是要学做人。现今，是科学之师易得，人格之师难求。据我所知，现今校长娶学生，教员姘学生的事实甚多。以这种校长教员而论，他们虽能贩卖吓人的“科学”，也不过多造就一些害人的匪类。欲为中国养成人才，不当由甄别学生入手，要先由校长教员动工。

依着我的小人之心推测：不可用花枝招展，扭扭捏捏的女教员，教授血气未定的男生。更不可用油头粉面，洋装革履的青年，教授及笄待嫁的女生。不论这种教员是由什么国留学而回，也要防微杜渐，拒恶于始。

以先女学校，全有烹调与缝纫两门功课。近几年来，有人说那种功课是侮辱女权，学成也不过是预备做家庭的奴隶，所以多被取消了。可是对于音乐唱歌跳舞，反大加提倡。我不知，衣服破了，唱一唱就能补上吗？肚子饿了，跳一跳就能充饥吗？做饭缝衣，若算侮辱女性，那么给人唱着听，被人搂着跳，就是尊重女性吗？

学校里许多的学科，不是为学生将来入社会谋生的利器。不过是学校中的教员，在学校里混饭吃的饭碗。学生学成之后，也不过是再入学校，将那种饭碗，传授与别的学生。所以讲台上讲说的人才日多，社会里需要的人才日少。

据一些文明的学者说“中国是时代落伍的国家”。中国既是如此，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将超越时代，连文明的外国还用不着的高深学理，教授给中国学生呢？学生纵然学成了，也不过如荀子所说的屠龙之技高而无用。杀龙的把戏，既永无实现的可能，那么，他们那高深的学理，又有何处可用。

黑猫白猫，能捕鼠的是好猫。中国学问，外国学问，能换饭的是好学问。

按进化论，人是由猴类进化而成的。猴类既是兽类，人多少必要含有一点兽性。古圣先贤，知道这种情形，所以就创出道德、伦常、宗教作束缚兽性的无形利器，正如将野兽装入樊笼里，以免它们出来为害，使社会少生纷扰。现在有一些自命为新文化分子的人，不了解古人的苦心，以为道德、伦常、宗教是妨碍文明进步的东西，竭力主张打倒推翻。这种恶风若不速加制止，将来的人类，就要日趋“兽化”而变成真正的野兽了。这岂是文明进步，简直是归本还原。

老学究喜欢恭维古人而轻视今人，说古人善而今人恶。岂知古人并不良于今人，今人也并不劣于古人。古人所以觉得比今人好，是因为古人有种种的限制，不能任意胡行，如同笼里的虎豹，并非不能吃人，是因为有笼的阻碍，使它们无法施展它们的原性。

军阀祸国殃民，是一时的，至多二十年可以恢复原状。“学者”乱国毁民，是长久的，至少一百年不能恢复元气。军阀死了，祸患就完了。学者死了，遗毒去不净。所以“有枪阶级”，实在不如“有笔阶级”可怕。

我不提倡宗教。我不反对宗教。可是我以为，有宗教，终胜于无宗教。科学发达，固然可以减缩宗教的势力。然而科学发达到了极点，宗教的势力，就渐次地翻转回来。这话，读一读几个有名的科学家临终所说的话，就可以明白了。

宗教的好处是能使人心有所归宿，精神有所寄托，能于苦恼中，得着无形的安慰，能于愤恨中，消减许多的杀机。它的坏处，据说是“愚民政策”，阻人进步。其实，全不是宗教本身的错处。

在留学生里，已死的，我最佩服辜鸿铭。现存的，我最佩服潘敬。辜先生，精通几国的文字，他居然不将洋人看做圣人。并且敢当面或作文，指责洋人的过错，提倡中国的文化。他虽戴着大辫，穿着光绪元年的陈旧中服，外人对他，全都表示敬意。潘先生虽留欧多年，娶了外国太太，还能不染盲从式的洋化，还能不忘国语国文。并且能用国文著书，将中外的好坏，分得清清楚楚。

我中国所以衰弱，并非因为不识字的文盲太多，是因为半瓶醋式的文匪太众。

国家将亡，学校所造成的，多是大言不惭的志士。国家将兴，学校所养成的，多是守分尽职的凡人。

我对某校学生说：“你们须用心读书，要知中国的前途，全寄托在你们的身上。焉知你们之中，将来不出一位国府主席呢？”他们立刻眉开眼笑。我又对他们说：“你们若不专诚用功，中国的将来，就许亡在你们的手里。并且焉知你们之中，不出几个人力车夫呢？”他们顿时丧气垂头。可见许多学生的嚣张傲慢之恶习，全是教职员平日惯拍学生的马屁养起来的。

以前那“打戏”式的教育，固不易养成伟大人格。现在这“哄少爷”式的教育，极容易造就夸大的土匪。

日本原是自己没有文化的国，它所以能成为世界六大强国之一，是因为它能吸收中国的精神文明，做它的筋骨，利用欧美的物质文明，做它的皮肉。

辜鸿铭（1857年—1928年），名汤生，中国近现代为数稀少的一位博学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精通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学者

中国以维新而弱，日本以维新而强，是因为日本学得别国的长处，中国学来别国的短处。正如两个贫贱的人，同学富贵人。一个学得富贵人所以达到富贵的原因。一个学了富贵人所显露出来的富贵外表。

古学说是“调解”的，是使男女老幼贫富尊卑，相亲互助的。新学说是“挑拨”的，是使男女老幼贫富尊卑，相仇互嫉的。古学说若达于实现，必能使普世的人，合衷共济，大家全沾福利，和乐太平。新学说若果见诸施行，只能使少数的坏人得益，使多数的好人遭殃，并且你争我夺，大家同入于灭亡之途。

现在中国的教育愈发达，洋货推销愈广远。由小学校起，学级高一年，所用的洋货增一倍。照这种情形推演下去，不用等待教育普及，中国就要宣告经济破产了。要知现在许多的教员就是提倡洋货的功臣。

有人问我：“某有名的新圣人说‘四子书贻害中国’。你对他的这句话，有什么感想？”我说：“他是要使一些青年，将古圣先贤所遗下的书，认为破铜烂铁。将他的作品，当做美玉精金。人人心里，若不崇拜古圣人，他那新圣人的荣衔，就可实授了。他所行的，正是一种新发明的‘愚民政策’。好在他还没有秦始皇的威权，不配将一切古书付之一炬。并且他所以反对四书，是因为他当日未曾将四书读明白了。假若他肯将四书细读几遍，再请一位老先生，为他讲解三年，他就不敢讥评中国的古书了。”

某新学家说：“《聊斋志异》那部书，文笔芜杂，取材鄙陋，谈狐说怪，不合现代潮流，没有一读的价值。”我说：“蒲松龄是现代的人吗？阁下这种批评，如同说岳飞当日不该班师，应当先打一个电报或派一架飞机，去问一问宋高宗，那些金牌，是不是高宗亲自发的。并且阁下若嫌蒲松龄的文笔不好，那么，就请阁下著一部比《聊斋志异》更好的，使我开一开茅塞，使新文坛也发出一点光彩。”

凡是一种学术，若没有存立的真理，绝没有存的可能。中国医术，我虽不敢断定是起于黄帝，然而我确信中国的医术，是集合四千余年以来，无数的古人的经验而成的。若说中国的医术不高明，可是中国人的死亡率也并不超过于外国人之上。若说中国的医术不科学，可是许多洋医，所不能治的病，竟被中医治好了。医术是为治病的，以治好为主。何必用科学二字吓人。

食物，不论精粗，不论中西，吃了之后，能解饿，能养人，就是好食物。学术，不论古今，不论中西，学了之后，能有实用，能换饭吃，能不害人，能不骗人，就是好学术。

世界上最有实用的，就是经验。最无实用的，就是理论。我朋友家里，有一个仆人，无论什么电灯电话无线电等，全能安装拆卸改造，他并没有读过一天书。他所能的，全是由经验得来的。我朋友的儿子，是理科出身，对电学学了三年，对那仆人竟甘拜下风。假若他们两人，同时出去换饭吃，一个必能入工厂服务，一个只能站讲台教书。

自从帝国主义伸入中国以来，中国的物质方面，所受的损失固然是很大。可是自从外国的“新学说”输入中国以来，中国的精神方面，所受的损失更大。前者，是起于国势衰微；后者，是起于人心盲从。前者，罪在外国的政府；后者，罪在中国的“学者”。外国政府侵略中国，是为使它们的国富强巩固。中国学者贩运学说，是为求他们自己名利兼收。所以我以为，救中国之道，第一须先打倒那些为洋人当走狗的学者。

老子庄子，全生于扰攘的时代。那时老实人，不得安生。野心人，多存侥幸。老庄才不得不用他们那异众超俗的学说，安慰老实的人，提醒野心的人。我国现在较老庄时代，还觉百倍的七乱八糟。世界各国，因竞争的原因与学说的蛊惑，全到将要破产的地步。我以为，欲救中国，救世界，非提倡老庄不可。

地球上没有新鲜的事，全是旧事重提。历史中也没有新鲜的事，全是旧戏重演。换一句话说，人事是仿学，历史是抄袭。我愈默察世事，愈翻阅史书，愈知人事不过如此。

老子（前600年—前470年后），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楚国苦县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

古时，书少而精，所以能养成许多学者。现今，书多而泛，所以养成许多浑虫。古时的书重克己，所以学者多正士。现在的书重责人，所以学者多恶徒。

外国人可以说“中国文化落后”。中国人万不可说。外国人可以轻视中国的文化，中国人万不可以轻视。外国人可以说“中国人是弱小民族”，中国人万不可自居为弱小民族。

有人问我说：“某要人主张打倒宗教，用美术，代替宗教。你以为怎么样？”我说：“我只知宗教是正人心灵的，美术是悦人耳目的。无耳目的人，也可受宗教的感化，然而绝不能有美术的欣赏。许多的美术，固然是由宗教发生出来的，但是两样并不是一件事。假若说美术可以代宗教，那么，就可以说，吃屎可以代吃饭。”

我喜欢研究科学，可是我最反对“科学万能”一句话，因为万能是无所不能的意义。科学家，到现在还不能造一个动物或一棵植物，简直连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也造不出来。我敢断定，到将来，科学家也不配享受这万能的荣衔。

一对浑蛋夫妇，不费任何思想，就能造成一个“活人”。聚一万有名的科学家，费一百年的劳苦，也造不出一只“死狗”。

大浑蛋所以也能造活人，科学家所以竟不能造死狗，一是出于天，一是出于人。天，说一句新话，就是自然（或天然）。人力无论如何，绝胜不过天力。

科学只能由有中造有，不能从无中造有。由无中造有是创造，从有中造有是改造。科学家口中所说的创造，不过是改造而已。

现今有一句流行话“改造自然”。我并不反对，因为我教历史地理两种功课，也常用这句话吓学生，替人类吹牛。然而人类改造自然，也不过是只能改造一部分，改造一时期，绝不能根本地改造，更不能永久地改造。

中国女人虽能将两足改造，成为圆锥形，她们所生的孩子，仍不是尖脚。非洲的妇女，虽能将头顶改造，成为斜坡式，她们所生的儿女，仍不是扁头。人工虽能掘地成河，多年不修，仍必淤为平地。人工虽能训练使猫鼠同眠，猫若饿了，仍必将与它宣布同居的伴侣，作为食料。

占卜与相面，虽有引人入于迷信的坏处，可是很有提人精神或安慰人心的好处。因为卖卜或看相的人，多是说一个人的将来，要比现在好。如此，就能使听信的人，于失望之间，增加许多前进的勇气。于苦闷烦恼之时，增添许多忍耐的决心。可见古人发明一种学术，也是大有用意的。假若卜相没有存在价值，欧美各国，早就禁止了。

自从我国提倡打倒迷信以来，最可惜的是将认命二字推翻了。岂知这两字的效力，比一切法律与命令还大。能使富贵贫贱，尊卑上下，各阶级之间，免去许多嫉恨与杀机；能使夫妇安乐和平，不致以离婚为儿戏；能使坏人不存侥幸之心，而生非分之想；在无形中，使社会的秩序与国家的安宁，增加许多的保障。

有人说：“认命是迷信，是阻碍进步的。”请问不认命不迷信，所生的利益，在何处呢？我以为往刑场里去的强盗与争风妒奸的凶徒，全是不知认命的。有人说：“这是因为社会组织不良才发生的恶果。”然而我认定，社会组织不论多良，也不如认命二字能化解人的恶心。

迷信中，最误人最害人的就是“风水”。有许多矿产，许多道路，因风水的缘故，不容人开采，不容人修筑。许多的阳宅阴宅，因迷信风水的缘故，被人修改得乱七八糟。某堪舆家（风水先生）对我说：“你所以不发达，是因为你府上的墓地不好。你应将先人的坟墓，掉换掉换方向。”我说：“我不能升官发财，是怨我一人不好，并非因我先人葬的方向不对。”

种族思想若能坚固，不但可防异族的武力侵略与经济侵略，更可严防异族的文化侵略。要知文化侵略有害于种与有害于国的程度，较任何侵略，更为可怕。世界上有几种民族因受异族文化的熏陶，全已根本灭亡了，所以我认定我国现在几个竭力鼓吹尽量吸收外国文化的学者，不但是卖国奴，而且是亡种奴。

我在某教会女高中教英文时，曾对英文主任美国某女士说：“我国学生习英文，是要造就些融汇中英知识的学者，不是造就一些美国化或英国化的中国人，是要造就一些与中国有用的中国人。”

你先将古书古史，读通透了，然后再评议古人。你先将时人时事，察清楚了，然后再附和今人。你先将中国人的风俗人情，认明白了，然后再追随在外国人的屁股后边跑。

青年男女，是国家的“后望”。中国前途的兴亡，全担负在他们身上。父母师长，不但要对他们应读的功课注意，更要加倍地对他们不应读的书报注意。要知青年男女，对于书报，如同小儿对于食物，多不知选择。父母若容小儿胡吃乱吃，即是戕害他们的身体。父母师长若任青年男女胡读乱读，即是戕害他们的心灵。

穿西服，原不觉怎么讨厌。最讨厌的是一些人，穿上西服，立刻就自以为高人一等。

有些中国人穿上洋服，若有人说他像洋人，他立刻精神十倍，几乎连他的爸爸也不肯认了。假若有人说他穿上洋服，还像中国人，他顿时丧气垂头，仿佛是辱及祖宗。但是外国人穿中服，则反是。我不知这是什么心理。我只好谥之曰“忘国奴”。

我中国，原以丝、茶、瓷为出产大宗。可是现今经营这三项的人，几乎全歇业破产了。第一，是因丝的销路，被法国、日本所夺。茶的销路，被印度、日本所夺。瓷的销路，被法国、瑞典、日本所夺。第二，我中国所谓知识分子或文化先锋，多不肯穿中国绸缎，多不肯用中国磁器。摩登男女，甚至以喝中国茶为腐化，以为非饮咖啡不算维新。这种恶风不改，中国就不用等到外国人来瓜分，中国自己就会亡了。这皮毛忘本的维新就是中国的催命符。

民国时期穿西服者与穿长衫者并肩合影

日本人穿西服，必用日本货。我中国人穿西服，必求西洋货。日本男子穿西服，只取黑白褐灰四色。我中国男子穿西服，必求五光十色，领带尤其漂亮。

有人问我，对“国历”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只知有阳历阴历或新历旧历。阳历是以太阳（日）为主体，所以称阳历。阴历是以太阴（月）为主体，所以称阴历。自中华民国成立，议定以阳历为我国通行的历，遂有人称阳历为国历。阳历是全球多数的邦国所通用的历，不是我中国原有或独有的，自然不能与“国民”、“国语”、“国文”并称。因之在中国而言，非中国人（或入了中国籍的外国人），不能称为“国民”。非中国独有的语言，不能称为“国语”。非中国人独有的文字，不能称为“国文”。非中国独有的历，不能称为“国历”。

又问，阳历起于什么时候？我说：“若追本溯源，非几点钟所能例举。我只知在我国汉元帝初元四年（距今一千九百七十八年），西历纪元前四十五年，罗马统帅恺撒（Julius Caesar）创太阳历，直至明神宗万历十年（距今三百五十二年），西历一千五百八十二年，罗马教皇葛瑞格利第十三世又修正一次，沿用至今。现今欧洲一些学者，又高谈葛瑞格利所改的历，也不精当，且要定一年为十三个月等等的提议。可见阳历，也并不是一成不变，完善无疵的。将来改成的时候，我国自然不甘落后，必将遵奉后改的阳历为‘国历’，将现在的阳历，又贬废历了。”

又问，我国采用阳历为通行的历，有什么好处？我说：“阳历比阴历精确一点，并且是全球通行的。我国因国际间的关系，不能不与各国一致，而将原有的国历（阴历）作废了。至于富国强兵的希望，绝非因为改了历，就可以如愿以偿的。当初洪秀全占了南京（咸丰三年，距今八十一年）也曾改用阳历（那时人称之为鬼子历），强令人民遵从，且认为是一件极大而不肯通融的要政。可是洪氏定鼎南京十一年的工夫就灭了的原因，是因为他手下的人，彼此争权攘利，给清军造成机会，绝非因阳历未得通行。我以为改历如同改生日。人的富贵贫贱，只在个人勤惰善恶，并不关生日所占的时日前后。假若一个人，能立志要强，必能光宗耀祖，名显利达，他的生日，纵然在八月十五日（兔节），又有什么影响呢？”

又问，你究竟赞成阳历年或阴历年呢？我说：“我是无可无不可。不论阳历阴历，我全认为不关紧要。不过，我是以当教员当小官僚为本业，以作稿骗人为副业的。多有一个年，多放几天假，只要不扣薪水，我以为过年过节愈多愈好，多多益善。我所认为最重要的是，东北四省，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复归我国所有。”

又问，近二三年来，阴历年又有复兴的兆头，甚至一些事事学洋人的摩登男女，也受了潜移默化而大买大吃。连日鞭炮的声音，又阳奉阴违地，大放特放。究竟是否应当严加禁止？我说：“我国的农工商，终日终月终年地勤劳，忙了三百六十五日，也理当趁着新年休息几天，得一点娱乐。至于不能将这休息娱乐的日子，移到阳历年，是因为有种种习惯上的原因。一时不易革除的。要知‘习俗移人，甚于法律’。‘政以便民为主’，当权的人，要向大处着眼。若说阴历年，增加人民的耗费，那么欧美到了‘耶稣圣诞’，彼此送礼，又何当不是耗费呢？”

又问，你是过国历年呢？还是过春节呢？我说：“我是避名求实，依从多数。过春节就是过阴历年。若说过阴历年，在公事上就说不下去。说春节就是名正言顺，冠冕堂皇。在阴历年前，卖食品，卖神像与新年用物的，填街塞巷。若为推行阳历起见，本可将那些东西，付之一炬，对卖的买的，严加取缔，以为玩忽国法者戒。然而一些好心的当局，为调剂金融，繁荣市面起见，就可以不闻不问。正如现在各市，大卖裸体书。假若卖的买的，明目张胆说‘买卖春宫’，立时就要受警察干涉。假如说是提倡健美，或研究人体美，警察因爱护艺术的关系，也就不加干涉了。反正中国事，是‘告示烂，官事散’，难以认真，不易彻底。只要你先定出一个堂堂正正的名目，谁对你也是模模糊糊，不加深求。”

贺年的礼俗，各国全有，究竟始于什么时候，还没有确实的证据。依我推想，绝非始于浑噩之世。因为上古的人，还没有分年计月的知识。只知遇食喜乐趋前，见灾悲哭逃避。并不知有相贺的礼节。他们在草堆土穴里住宿，最怕的除了容易防备的猛兽之外，只有隐藏在草里的毒虫。所以他们见面，彼此相问“无它乎”（没有毒蛇吗）或问“无恙乎”（没有毒虫吗）。那全是发于人类的同情心并非出于假客气。

世界一天比一天进化。虽然天灾一天比一天减少，可是人祸一日比一日加多。天良日缩，人欲日长。诈伪日兴，为恶日甚。令人防不胜防，避不胜避，时时刻刻，月月年年，只在苦恼忧惧中度光阴。人类所以才希望，一年比一年减少一点痛苦。每逢度到新年，总盼着比旧年好。因此，新年的时候，人才彼此贺年。贺年的意义，就是预祝今年不要再像去年那样倒霉。不过人心一天比一天险恶虚泛，现今中外的贺年，简直成了例行的公事。真诚心少，应酬心多。若与上古的人，互问“无它乎”的情形相较，可就有实虚诚伪之别了。

世界一日比一日进化，人口一天比一天增多，物质一日比一日文明，奢华一天比一天猛进，物价一日比一日高涨，生活一年比一年艰难。再加以机器日精，用的人力愈少，失业者自然逐日逐月逐天地激增。人生愈难维持，人格愈无法顾全，只有日趋于为恶之一途。法律虽然日渐精密，也不能防止已崩溃的天良。所以，我只见一年比一年可怕，毫无可贺的理由。可贺，是贺旧年居然混过去了。可怕，是新年还不知是什么滋味。

我国虽然处在这举世恐慌的时代，以我国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多，人民之勤良，一切要人与一切“学者”，若能趁时猛醒，稍减贪污，不为身后留骂名；稍存廉耻，不为外国作宣传，我国虽不能逃免世界的大劫，也可不致与各文明国同陷于不可挽救的绝境。否则我国将如老太婆照镜子一年不如一年。若再打算恢复往日的容颜，只有徒劳梦想了。

清末民初官官相护、民不聊生，“法律虽然日渐精密，也不能防止已崩溃的天良”（图选自《民呼日报图画》呼吁无门）

我以为，天下的事，除了夫妻间的某种行为以外，没有不可公开的。清初，大理学家李某，作日记居然将“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也记入里边。有人说：“李某不顾廉耻。”我说：“你若顾廉耻，就当永远不娶妻。”李某既能将闺房的秘事，笔之于书，足见他一切的言行，没有不可告人的了。可知他的思想，比司马光的思想，还格外的彻底。可惜我们学不到。

以言语劝人，以文字化人，终抵不住以行为动人。古今中外的圣贤，全都在一个“行”字上注意。可见言语文字，是靠不住的。有人因我常在报上投稿，指斥奸盗邪淫，以为我必是一个好人。其实，是大错特错，我并非不是坏人，我不过是愿坏而坏不起来。要知，有许多坏人，因为没有为恶的能力与机会，而不敢为恶，竟侥幸被人错认为好人。

我认识几个专门损人利己、贪污诡诈、见钱就使的人，每日拜佛烧香，祷告上帝。他们的行为，还欺骗不了凡人，竟敢愚弄神佛。我以为并无神佛这种灵物，否则，早就不容他们装模作样假充善人了。

人类的不平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的私心是生来就有的。世上只要有人类，就不能没有这两种缺点。这缺点即是天生的（或自然而有的），如同毒虫蚊蚤，无论如何凭人力也不能彻底消除，所以无论提倡什么主义什么学说也是徒劳妄想。

见食物就吞吃，必致毒死为止。遇学说（或主义）就仿学，必致国亡而止。

非浑蛋，绝不肯以人命试药品。非大浑蛋，绝不忍以国命试学说。

我中国人是爱和平的。火药是由中国人发明，仅仅用火药制为供人玩戏的鞭炮。火药的制法，被外国学去，就造成杀人的利器。

天道[2]忌杀，所以鸷禽猛兽，绝不能繁殖。好战的民族，绝不能常存。

中国古人的作品，我所以喜欢研究，是因为他们无论说些什么，归终不离“和平劝解”与“引人向善”的范围。甚至一些淫书艳史，我看过的最多，里边也含着“劝善”的用意。你乍一看，纵然眉飞色舞心动神摇。细一想，就令你如冷水浇背心惊胆落。

现今许多的书报，“诲淫”只能引人纵欲，“挑拨”只能动人愤争，并没有“开导化解”的笔力。正如不良的学说，只能破坏不能建设。只能顾及一面，不能顾到全体。

研究学说（或主义）如同购买食物，须要用心考查是否与身体有害，不当专取新奇。

达尔文（D. R Darwin）所说“优胜劣败，强者荣华，弱者消灭”的话，经一些人奉为金科玉律，视同古今定则。岂知“天演”终久盖不过“天理”。天理是抑强扶弱，强亡弱存。你若反对这话，请你先将中外古今的历史详读一次，细想几遍。

天道奖善。所以中国人，若不变良善的国民性，终必能普遍全球，管领世界。正如一切驯良的生物，不但不能经鸷禽猛兽灭绝，反可滋生不已，历久长存。

宋末，蒙古以武力侵入东欧，那不是欧洲人心中所怕的“黄祸”。真正的黄祸，就是用和平手段而能得最后胜利的中国人。中国人占全球人类四分之一。若能不自相残杀，不彻底洋化，终必为全世界之主人。我并非替中国人自颂自夸。欧美有知识的学者，早就料到了。

有人问我，现在小学，全将“修身”一门功课取消了，改为“公民”，你以为怎么样？我说：“这就是舍本逐末，倒行逆施。不能修身，绝不能成良好的公民。在幼小时代，应先当将古人的嘉言懿行，灌入脑筋，然后再谈什么‘开会，组织，自治’等等的大问题。先要使儿童学成循规蹈矩的好孩儿，不可先将他们练成大言不惭的假圣人。”

现今中国所需要的知识，是“能在中国使用”的。可惜现今留学生，到外洋留学，如同猴子与狗熊，被人捉了去，教给一些“翻跟头、戴鬼脸、扛木枷、玩铁叉”等等的把戏，一旦回到山林，所学来的技能，不合猴子与狗熊实际上的生活。

现今，校长和职教员是靠学生为生的。因为人浮于事，谋生艰难，潮流所趋，校长和职教员，不能不将学生视同饭碗，认做饭东。既成了这种情形，学生也就以饭东自居，自尊自傲而不服管教了。这不怨学生们不服训导，是怨校长和职教员不敢认真。学生在学校，愈无拘无束安乐逍遥，毕业后愈无门无路、痛哭流涕。我是由学校出身的。这种实例我见得太多了。

我在学校受的是严酷的教育。我曾发誓说：“我有朝一日，当了教员，我必反其道而行。”岂知因此一念之差，我教书十八年，连陆军在内，竟误了害了青年男女，不下四千人。他们现在见面对我虽无恶感，可是更使我的良心不安。不但对不住学生，更对不住他们的家长，可见宽容学生，不是正当的教育方法。

自由与放肆的分别，如同狗与狼的分别。外形固然仿佛，性质则大不相似。一个是有拘束，守范围的。一个是不受拘束，不守范围的。

有人问我“自由的解释”。我说合乎理法（或礼仪）而不妨害（或扰乱）别人的行动是自由。譬如你自己一人，独居在一个围墙之内，你纵然不穿裤子，也必无人干涉，那就是你的自由。只要另有一人与你同居，你若再不穿裤子，那就不是自由，而且是放肆。再譬如你走进厕所，寻到尿桶，你尽量地便溺，那是你的自由。你在大街小巷，无论白昼黑夜，不论有人无人，你若略行便溺，不但不是自由，并且是违法。

自由有文明与野蛮之分，文明的自由是本乎“人道”的,野蛮的自由是近乎“兽欲”的。中国古书所说的“慎独”与“主敬”全是真正由根本讲起的文明自由。慎独，是虽独居孤处也不敢放肆；主敬，是一时一刻也不能放肆。

轨道就是自由之路。八大星，遵循自己的轨道，绕着太阳走，各不相犯，那是八大星的真正自由。因为它们个个遵守着真正的自由，所以走了几万万年，还未失了秩序，也未碰到一起。否则，早就没有宇宙或世界了。

个人的真正自由，如同火车电车的铁轨，是不容人任意侵占的。火车电车的司机，撞死人物所以不按杀人罪抵赏，是因为他遵守一定的铁轨。人物入了它的铁轨，就是阻妨它们的真正自由，遇有伤害是咎由自取。假若司机将火车电车开出铁轨，伤害铁轨以外的人，就当以杀人论，因为他们出了真正自由之路。

在公共团体之内，不能容个人的自由发展。所以政府、局所、军队、党派、商店与家庭，万不可有个人的自由，学校是养成守法的人格、造就合用的人才之处，更当限制自由，以免染成放肆的恶习。

有人问我，为什么现在出了教育破产一句评语？我说：破产是失了存立的资格，无法维持。教育坏到这步田地，由根本上说不怪学生，而怪办教育的人。现在国立的学校多是官僚化，私立的学校多是商业化，统而言之，多是“分赃化”，焉能不大糟特糟。

学生若想养成换饭吃的本领（恕我不说，养成救国救民的能力），必须专心一意，注意应学的课程，最忌的是务外旷课。然而有些国立学校的首领，为养成个人的势力起见，私立学校的当局，为节省经费找算，唯恐学生不务外不旷课。

外国人在中国设学校，多是含着文化侵略的用意。在别国，对这种学校多加以严苛的限制。而在我中国，外人所办的学校，反格外的发达的原因，就是外国人所办的学校，能使学生少有务外与旷课的可能。家长所以肯使儿女入外人的学校，并非出于媚外，不过是使儿女多念一点书而已。

我的电影嗜好已经成了癖。有时，饭可以不吃，电影则不能不看，可是对于国产的片子———尤其是合于时代的———我宁可害一场大病，也不肯开一开眼福。因为那些明星百分之九十九是东施效颦，沐猴而冠，邯郸学步，婢学夫人。简直是一味地追在外国人屁股后边，捡拾洋人的唾余，一点“国民性”全都没有。我以为不如看“琳丁丁”（美国演电影的名犬）或看耍猴的，因为多少还有一点天然的狗性与猴习。

许多的所谓中国电影明星，是应受外国政府奖励的。因为他们是传布外国恶俗的功臣，是推销洋货的媒介，是间接麻醉中国青年男女的先锋。我认为检查电影片子的重要，过于审定教科书。电影使人受影响的能力，远驾于一切书报之上。仅以现今的青年男女而言，不肯读书的太多，不爱看电影的太少。

民国时期的电影海报

科学家所说的“人类征服自然”就是人对天革命。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天对人革命。人对天革命，不过是一时的，是片段的。天对人革命，是永久的，是普遍的。人类不论如何机巧能干，终不能脱离天地（自然）的玩弄。

我的亲属的小女孩，欢喜烫头发。她有一天问我说：“怎么我的发烫得弯弯的，过几日又直了呢？”我说：“那因为你的父母，是直发种。假若他们是卷发种，你虽将发烫直了，不久也必曲过来。这是人种的关系无法改良。你若未读过人种学，也可以先看一看人文地理。”

据一些受洋毒的中国人观察，中国处处全是劣点，没有一样好的。据一些有知识的外国人观察，中国处处有优点，是外国人所学不到的。

我中国的文化，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所有古人传下来的学问艺术的优点，现在我国的洋化之辈，竟看不出来。不但不知勉力研求，发扬光大，反要随在一些新圣人之后，对古人的学术大加盲目的讥评。及至洋人指出某种学术的优点，他们又大惊失色，起而盲从，研究讨论。这种没有自信力的流行病，足可亡国灭种而有余。

我恨不能连中几个航空券的头奖，使我有几百万元，去运动一些外国的无聊学者，令他们竭力推祟赞扬中国的经史子集。果能达到我的志愿，我中国的洋式圣人，也就不至于“数典忘祖”，时时追在外国人的屁股后边，捡拾人的干屎橛，而一味地贩运不合中国民情国势的洋学术了。

现今，日日给中国丢脸的，不是三家村里的老学究，也不是穷乡僻壤的缠足女子，正是一些洋装革履、不懂外国习俗、忘了中国礼仪的男子与一些不明白家政、不服务社会、专能串饭店进舞场的摩登女子。他们在外国人中间，摆来摆去，以为是莫大的光荣。其实，外国人对他们这些不中不外、沐猴而冠的人，何尝看在眼里。不过拿他们耍戏着解闷而已。最大的国耻，尤其是他们愈当着外国人，愈不肯对中国人说中国话。

我认识几位留学多年，学贯中西，现在大学充当教授的留学生。他们不但没有洋习，并且外表好像三十年前的买卖人。我常对他们说：“你们这样的留学生，才是中国所需要的。”

现在中国所缺乏的，不是高等的教育，而是高等的人格。现在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能高谈阔论的博士硕士，而是肯实践力行的凡夫匹夫。

三年前，我在北大误人子弟时，第一次上堂，曾对学生说：“……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修养人格，学问还在其次。在小学，须养成初等人格。在中学，须养成中等人格。在大学，须养成高等人格。学级升一步，人格须要进一级。我们入学校，一面修养人格，一面勤求学问。那么，出了大学的日子，不但学问要高出人上，品格也必超人一等。要知，有高超的品格，学问纵然稍差，也能立足于社会。学问纵能超出凡众，若无超人的品格作为基础，也不能幸存于人群。

有人问我：“为什么国立大学的学生，反较任何私立学校的学生，穿洋装的少，并且俭朴得多？”我说：“国立学校，学费少而考取严，一些少爷小姐，不易钻进去。无论什么学校，只要成了少爷小姐的俱乐部，那个学校的学生，唯有日趋于皮毛的洋化。至于学问与品格，更必趋日下了。”

男学生，将来未必全当老爷。女学生，将来未必全做太太。可惜他们所受的多是“贵族化”，或“老爷式，太太式”的教育。我以为，教育当注重“平民化”或“劳苦化”才能养成有益于家有益于国的人才。

我对某学生说：“你的享用与西服，足可惊乎外国的贵族。你的学识与品格，简直不如外国的乡农。你要知，外表的衣饰，只能动无知的男女，不足以动有思想的人物。洋服革履，若是凭自己的本领换得来的，也未尝不可趾高气扬。假若是用革命的方法，吵闹打架，以父兄的血汗而得的成绩，未免是害己祸人，实在于良心上说不下去。当学生时如此阔绰，将来毕业之后，谋生之日，若‘难乎为继’，我看你怎见乡中父老。”

我当日到北京读书，校中并无夫役。一切洗衣服、补裤子、擦地板、净玻璃、扫院子等的事，全由学生亲自动手。每日仅吃粗米黑面，非到星期日，菜里见不着一个油花。见校长畏若上帝，对教员敬如天神。那虽是“奴隶式”的野蛮教育，然而我与一切同学，能养成劳动的精神，到如今不改。所得的知识也并不弱于今日受文明教育的学生。

现在多数的公寓，实在是“魔窟”，是使青年男女，入于放纵，趋于堕落的“传习所”。种种的现象，我真不忍详说。住宅若近公寓，几乎难得一时的安静。外乡的学生，到城市读书，住在不良的公寓，简直如同将白布送入染缸。

我以为，学校全应设备足用的宿舍。否则，当由教育机关限制该校招收外乡的学生的额数。纵然有充足的宿舍，学校当局也不可专知收学费、讲义费以及其他种种的费，更要注意学生的德育。要知，人家的儿女的前途是交给你们了。警察检查公寓，须当严于检查小店。要知，小店固然容易窝藏小贼。学生所住的公寓，若不善良，极容易养成大盗。

现今的青年学生，分为两派。一是痨病式的呻吟派，一是疯癫式的激烈派。这两种不良的现象的成因，不怪脑筋薄弱血气未定的学生，而怪多数的当局，用人只重“文凭”，不查真伪。只问人情，不别贤愚。我以为，不打倒“文凭制”的虚套，学生不能用心求学。不铲除“人情制”的恶风，学生不肯甘心求学。

文凭不过是一张含有“魔性”的废物。实学是一件具有“神力”的武器。

中外的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发明家、大演说家，与一切伟大的人物中，百分之九十九，全不是大学毕业。

有真正技能的工人，对国家是有益的。有名无实的大学毕业生，对国家是有百害无一利的。

在白种人未到非洲之先，非洲人并无需要。自白种人到了以后，非洲人的需要一天比一天增加。可见物质文明是使人感觉缺乏的。

自从世界发明文字以来，人生就减少了许多快乐。自从有了书籍以来，人生就增了无数苦恼。据说，仓颉造字而鬼夜哭，戈登堡发明印机而妖争辩。这虽是近于怪诞的老话，然而实在是古人的先见之明。

仓颉，号史皇氏，《说文解字》记载，仓颉为黄帝时期造字史官，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被尊为“造字圣人”

武人骗人，只能骗乡愚。文人骗人，且能骗学者。武人为害是一时的，至大不过亡国。文人为害是长久的，至甚足可灭种。

对内，要学日本人。对外，也要学日本人。对内若能团结一气兵精械足，对外就可以横行逆施不顾一切，要知本国人，全是同气连肢休戚相关，只要开诚布公终无不可解之仇。国际间，尽是势同冰炭欺软怕硬，虽是唇齿之邦，也必要严防密备。

以前，愚昧的人以为拜佛求神，死后就可升天堂。现今，愚昧的人以为仿学外国，人生就可得幸福。其实，全是妄想胡猜。果有天堂，升天堂的，未必是拜佛求神的人。果成外国，亨幸福的，未必是老实安分的人。

读书的人，才知道读书人的苦况。为农的人，才知道农人的苦况。做工的人，才知道工人的苦况。为商的人，才知道商人的苦况。所以本行的人，描写本行的苦况，才能合乎实情。本行的人，谋求本行的幸福，才能得到实在。外行的人，若要替他们描写苦况或代他们谋求幸福，就是有野心，就是要包办。

英文短篇故事中，有一段记载一个小儿，一天读书愈读愈不会，他的母亲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一个酱油瓶将我害了。他的母亲听完更觉莫名其妙。他说：我因你将那个东西，误放在我的书桌上。我读书时，不断地有它在我心里扰乱我，我如何能读得好？可见读书是最忌分心的。一个酱油瓶，还有那么大的牵引力，何况比酱油瓶更有魔力的呢？

现今多数的青年，所以不能安心求学，不全是他们不知要强，是因为薄弱的心灵，抵不住强大的诱惑。在学校以外，有种种动人情欲的娱乐。在学校以内，又常有花枝招展的女生。他们既是血肉之躯，焉能不受影响。

据现今许多书报的记载，以前的人类，不是人类。以前的生活，不是生活。以前的男女，不是男女。以前的夫妻，不是夫妻。以前的社会，不是社会。以前的国家，不是国家。以前的幸福，不是幸福。以前的学问，不是学问。以前的艺术，不是艺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简直干脆，古人全是极品的浑蛋。今人———尤其是受过新文化洗礼的人———全是超等的圣人。

作文写字，意到笔随，写将下去。不必拘守成法，不必顾及体式。只要令人看得懂，使人认得出，就可说是文，就可说是字。何必效颦古人，更何必学步今人。

作文之法，多读古人的好文章。写字之法，多看古人的好碑帖。不必成心仿学，不要劳神刻摹。随时浏览，遇机考究。经得多见得广，自能下笔不俗。

《文章轨范》那部书，将文分为“放胆文，小心文”已经是多此一举。《作文百法》将文又分为“一字立骨，反正相生，题前着笔，对面写景”等，更是画蛇添足。依法读作，只能使人陷入歧途，披枷戴锁，矫揉造作，掩闭灵机，不合自然。

我劝我的学生某甲，多读古人的文章，少看今人的作品。他说：古文思想陈旧，不合现代潮流。我说：文章只论香臭好坏，不论今文古文。文章含有道德劝诫的成分，就是香的，就是好的。文章含有淫邪挑拨的成分，就是臭的，就是坏的。譬如珠玉在古时是宝物，现今仍不失为珍品。古时的瓦砾是弃材，现在仍然是废料。更要知，古时的狗屎虽臭，若以臭的程度而论，还抵不住新狗屎呢。

古人的臭文章坏文章，多经不起后人的淘汰而灭绝了。所余下的，香的多，臭的少，好的多，坏的少，所以可读。今人的臭文章坏文章，还在灾梨祸枣的期间，大行其道的日子，无人敢惹的当儿，层出不穷的时候，所以不可读。

对于字，我最爱草书。对于画，我最爱写意。至于小楷，工笔，我以为仿佛是涂脂抹粉的乡女村妇，远看无神近观无韵，愈端详愈不耐端详。

去年报上的广告，有“一九三三的大衣”与“一九三三的汽车”，以及一九三三的这个那个，已经闹得头昏眼花。现在居然又登什么一九三三的文学，一九三三的小说。更令人不知所谓。莫非说，文学也是如同女人的衣饰或富人的用器，专在“新”字上追求吗？要知，在一九三三的东西，到一九三四就不时兴了。竭力求新，反要落后。这岂不是庸人自扰。

物质文明，本可增人类的便利。可惜人心日恶，偏将与人有益的发明，变为杀人的利器。譬如飞机，原可增加人类输运的范围，减少旅行的时日。然而狠心的人，竟将飞机用为轰城灭敌的东西，使无辜人民，添了一种“正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危险。

欧美人说“人是能笑的动物”，“人是能用器的动物”，“人是能群的动物”与“人是政治的动物”。其实，以上几样特点，在别的动物中，也有能表现出来的，不必详说。我以为，人不过是能进步改良的动物而已。譬如，一万年前的什么鸟筑什么样的巢，吃什么物，什么兽掘什么样的洞，吃什么食，到一万年后，它们也必不能有改变的思想。人类独能变古易常，对衣食住行四件事，永是研究改革的。

人类因为能知进步改良，人类的苦恼，也就因此而增。别的动物，因为不知进步改良，它们的苦恼，也就因此而减。我终以为“茹毛饮血，穴居野处”那时代的人，较这二十世纪的人，多有快乐。

自从新文学兴起，“文圣”、“文坛健将”与“作家”钻出来不知多少。自从白话诗走运，“诗圣”、“诗哲”与“诗人”钻出不知多少。自从天足受欢迎，“美人”钻出来更不知多少。古人成名难，今人得名易。我替古人叫屈，我替今人庆幸。

不但为人应当有个性，作文写字，也当有个性，没有个性的文，纵然作得好，也不能成名。没有个性的字，纵然写得精，也不能传世。

文章与书法，绝不可随着人的鼻孔出气。不可专一地婢学夫人。固然，在初学乍练的时候，须以一二名家为模范，然而到了相近的程度，必须冲出范围去。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所以能经人公认为唐宋八大文家，就是因为各有个性。老苏、大苏、小苏虽是父子兄弟，而文章的气派，各具特点。他们八位，虽各有所宗学，各有所摹仿，而能跳出墙垣，使所得者与己同化，不露偷窃的痕迹。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

作文写字，须自成一家。欲自成一家，不可专学一人或一派。否则纵然学得一丝不差，也不过成了一人一派的奴隶。受了麻醉，终生不能表显个性。

教育的目的，是为发展良好正大的个性，消灭恶劣邪曲的个性。

以书法而论，专以满清说，王铎学柳，刘镛与何绍基学颜。然而人不能称王的字为柳，不能呼刘字何字为颜。必说“这是王，是刘，是何”。朱家宝学黄，虽学得升堂入室，而仍不过是黄庭坚的忠仆，不能取消奴籍，被人称之为“朱”。钱南国学颜，露的形迹虽多，然而所能以传，是因为人格，并不是因为书法。

将文章作好了或把字写好了，虽不署名，而能令人一见，就认出是谁的文，是谁的字，那才算到了名家的程度。不但文章与字是这样，一切艺术，若想成名也当如此。

现在，我最以为可忧的，是我国与古时相较，事事物物，无不退步。仅以人而论，所谓好人也好不及古人。所谓坏人，也坏不过古人。现今在我国坏的要人中，若寻一个像曹孟德的，竟寻不到。纵有一二要学他的，又没有他的学识。有人将已死的某总统比曹孟德。我当时大加反驳，说：“他哪一点配！”

文章本是自由的。是一时兴到随手记出来的，不必分析什么派别。可恨我国现在所自命为文坛健将之辈，竟吃洋人的屁灰，将文又分为什么“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尤奇怪的是“未来主义”。愈分愈乱，令人或读或作，全要加上桎梏。

用文治，可以立国。用武功，也可以立国。亘古以来，绝没有用骗术可以立国的。用整旧之法，可以强国。用维新之法，也可以强国。绝没有整个贩运外国的文化可以强国的。

文章或一切艺术，纵然好到绝顶，也须用人格做护卫，做先锋，才能经人保爱流传久远。曹操、秦桧、严嵩等人，全是文章能手，书法大家。他们并非不爱作文，不好写字，然而竟不能流传的原因，全是被当时或后世的人毁灭了。王安石虽被一些学者所恨恶，他的文章竟能流传至今，原因是他那顽固不肯随和的个性，至死不改，他的文章，又非三苏所及。

现今的青年，并非异于古时的青年，也非是甘心自愿争先恐后地跑入歧途。他们所以沉溺日深，是因为没有真正引导他们走入光明之路的人。并且一些受外人豢养或野心的“学者”，用种种钩饵，诱惑他们猛力地向歧途里盲行。我常说：“现在若想为一个好青年，比当初修成一个神仙还难。”

青年正是不小不老的人，应当守定中道而行，不顽固，不趋新，顺中正之路，谋求将来应世的学识。可惜他们多被两种极端派的人———老顽固与新野化———害了。老顽固既不能对青年加以正当的指导，青年们遂不由得被新野化吸收了去。青年人如同鱼鸟，新野化如同钓翁与猎者。老顽固就是驱鱼上钩，驱鸟入网的人。

有人问我：“为什么在前几年的一些新圣人，现在竟被一些青年，讥为落伍了。”我说：“因为那些新圣人，又多活了几年，思想慢慢地入了轨道。并且回国的日子多，作的文也可以使人懂了。思想若入了轨道，作文若令人可懂，这不是落伍吗？”

我中国现在的男女老少，所以不能相安共济，是因为守旧的太旧，维新的太新。双方分道扬镳，各趋极端，中间断了联系。并且缺少不旧不新的折中派沟通新旧两派的隔膜，调停两派的偏见。

日本维新，在中国之前。可是日本的摩登男女，摩登的程度远在中国之后。日本到现在还不准演接吻的电影。我中国的摩登男女，在公众的地点，就敢亲嘴抱腰。日本国民现今还主张保留古代的遗风，我中国摩登男女，竟提倡打倒旧日的伦理。日本的阁员，尚肯乘坐电车，我中国官至司长，就以为不乘汽车是不合身份。何怪日本岛民日强，何怪中华民族日弱。

人说：“新加坡是各种民族的展览会。”我看我中国，仅就北平一处而言，是一个“新朝旧代的陈列所”。北平有不知民主共和的乡民，有高谈社会主义的学者；有三寸金莲的姑娘，有烫发光腿的小姐；有讲三从知四德的女子，有破伦常灭宗教的“密斯”；有十八世纪的土房，有立体式的洋楼；有康熙元年式的轿车，有一九三四式的汽车；甚至一个家庭的人口，以思想新旧而论，相差足有三百多年。

用马车与汽车作比方，足可证明中国守旧与维新的现象。守旧的人维新，才达到马车的程度。维新的人进化，已超过汽车的速率。一个太慢，一个太快，中间接不上气。

小学教科书的良否，关系人一生的成败。在小学若打不好根基，入了中学大学，也不能有良好的希望。

现在中国所需要的人才，是知己知彼的。若不先将真正知己的知识，灌入脑中，绝不能追求真正知彼的学问。我国许多的留学生，回到中国之后，竟不能使中国得着他们的利益，就是因为他们多能知彼，不能知己，对外国的事明白，对本国的事模糊。

日本的留学生，回国之后仍不改国民性，仍是日本人。我国的留学生，回国之后多失了国民性，多变成外国人。日本的留学生回国，多服务社会。中国的留学生回国，多钻入官场。看一看现在我国的文职大员小员，有几个不是挂着英美大学博士硕士的头衔。

现今“学校商业化”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名词。我的朋友某校长，认为是奇耻大辱，打算作文驳辩。我说：“你不必辩。办学校若果能真正商业化，教育就不致愈办愈糟了。”因为商业是以公平交易为正轨的。学生花一份钱，必要设法使他得一份真货。他们虽年轻，不识货，也必要使他们换了真的走。万不可用劣货蒙骗他们而行奸商化。

教书是好汉子不做、赖汉子做不了的一种行业。人当了教员如同钻了牛犄角。愈往前钻，愈没有光明的前途。人说教书是清高，我以为教书是昏暗。

有人问我：“为什么书呆子的性质多方正，不合时宜。”我说：“书全是‘方’的。你看见过‘圆’的书吗？”

如书中所言，民国时期某些镀金归来的留学生，非但没有学到西洋文化，反失去了自己的国民性（图选自《民呼日报图画》归国后之留学生）

中国当初用的制钱，全是圆的，中间有一个方孔。颇与我国古人，处世要“外圆内方”的学说相合。可见古人做事，虽小的东西，也颇能给人一个教训。

中国人学外国人，或外国人学中国人，绝学不到其中美点，必先要染成了坏习。所以久居中国的洋人，回到本国多不受人欢迎。中国人留洋几年，回到中国得了权势，作弊的技能更特别的精巧。要知近三四年内，贪污大案中的罪犯，全是由外洋学来的。

“教育救国”实在是一句皮毛的话。真正的救国之法，是“良心救国”。欲施行良心救国，须先毁灭现今一些“责人”的学说，施行“克己”的教育。

某女士留学数国，通晓四国文字，对于政治法律，极有研究。外国女子对她也甘拜下风。论她所受的教育不为不深，知识不是不大。然而她得了权位不久，贪贼枉法的程度，竟超乎一切旧日的官僚。可见无论男女，若心术不正，纵然有天大的学问，只能与人群有害。

现在，我国的青年，原是白璧无瑕的良好国民，全是些大有后望的人物。可惜受了野心的学者蒙骗，将他们引入歧途迷路之中，导进愁云惨雾之内。欲救这些陷溺的可怜的孩子，教育部应赶紧编选“鼓舞”的课本，使他们多读富有民族性的文学。在教科书中，竭力铲除为外国宣传的材料。对于时人的作品，务要彻底肃清。用各省耗于留学的经费，奖励辅助勤苦的学生。

中国现在所以衰微，是因为未曾学到外国的美点，反将中国原有的美点失去了。正如庄子所说的“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

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乡下人，娶了城市的姑娘。某日他进城给他岳父贺寿。得了他女人的命令，一举一动，仿学同席人。同席的某甲，见他那事事学人的举动，大笑一声，立刻从鼻中喷出一根面条。乡下人连忙仿学，不但未曾喷出面条，竟喷了满桌鼻涕。他回乡之后，说城市中的人，全容易学，只是学不到他们那喷面条的技术。我中国人学洋人，也不过将将学到乱喷鼻涕的程度。

我国民族———尤其是汉族———自古以来，只是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只有同化异族之能，并无对外之力。所以能同化异族，是因善于孳生。不能对外，是因不善于团结。略读中国历史，就可发现汉族这种劣点。

朱元璋所以能驱出蒙元，武昌起义所以能打倒满清，并不是汉族之力盛强，是因为蒙满二族消失了他们原有的民族性。

中国的领土，所以慢慢地推扩，多不是用武力夺取而得的，是异族入了中国而陪嫁过来的。中国正如一个多病而寿长的男子，屡被一些壮妇们所霸占，她们一个一个地用尽心力，为他经营家政。慢慢地也受了他的传染，变成多病的弱妇。他因得着她们的补养，每一恢复元气，就不念夫妻之情，略一举手投足，将她们一个一个的或打死或逐出，将他们由娘家带来的东西，全据为己有了。

前年某洋报，议评中国人，如同无知无识的微生物。我以为这并不是恶意的。不过该报并不知中国人不但如同微生物，而且如同病菌，孽生之能力极大。任用什么科学方法，也不能使之灭绝。他们那科学之力穷极之日，就是中国人布满全球，吐气扬眉之时。

乍读几天书，最容易将自己认为圣人。多读几年书，才知道自己是个愚人。

读书愈少，对环境愈不满意。读书愈多，对自己愈不满意。现今，大骂环境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就是因为真读书的人，一天比一天少。

古为今之基，旧为新之本。老是新之趋向，陈是新之归宿。古有成规，新无准则。古，朴实而少改革。新，奇巧而多变化。守古朴，身安意闲。尚新奇，心劳力拙。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后人称之为“南华真人”，战国时期宋国蒙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有人问我什么是“摩登”二字最好的解释，我说最好的解释，就是俗语所说的“老赶”二字。因为摩登与新奇相等，你若专意追求新奇，你永远也追赶不上。你今天所认为新奇的，明天就许不摩登了。你若以为非求新奇不可，我管保你终生也没有宁静安闲的时候。

在我小的日子，我的先母还可以穿她出嫁的衣裳。从先母出嫁时，到我能记事，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光景。足见那时妇女，衣饰的改革，是很缓慢的。所以，经济可以不感觉怎样的缺乏，现今，因为文明进化之故，妇女的衣裳，恐不能应用到二十个星期之久。如此，焉能不使摩登妇女感受经济的压迫。

现今，以妇女的衣服而言，足可使中产阶级的人，趋于破产的途径。据当商所谈，十元所置的旗袍，每件至多值钱两角。并非当商故意与摩登衣服作对，只是因为尺寸窄小，无法拆改。材料虽是好的，只是这种“不留后步”的做法，唯有一糟烂而已。

不但现今摩登妇女的衣服是一糟烂是没后程，甚至外国洋圣人与我国新圣人所著的文明书和所写的进化文，也是短命鬼化。所以，他们去年的作品，今年就没人过问。今年的大作，明年就没人肯读。这样的左变右变，改去改来，究竟于国利民福有什么益处，凭我的陋眼，实在看不出来。仅将民国初年的小学国文教科书与现今的作一个比较，已足可以使我欲哭无泪。

《韩诗外传》记载，有一次，孔子出游，遇见一个妇人在野地里大声哭。孔子使门徒去问她所以悲痛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割蓍草，将一根用蓍草做的簪子丢失了。门徒问道：“为这一根草簪，又何必痛哭呢？”那妇人回答说：“我并非为失了一根簪子而哭。是因为那根簪子，经我戴了多年，不忍割舍啊。”孔子听了，对那妇人，很表同情，大加夸奖。这本是一件极小的事。然而，所以能感动圣人，所以能载入古书流传后世，只是因为那妇人能不忘故。

不忘故就是俗语所说的念旧。念旧，是我中国民族的一种天性。念旧，最易养成敦厚的美德。若不念旧，就必喜新。喜新，是西方民族的一种心理。喜新，必致养成浮薄的恶习。

人对小事，若肯念旧，对大事更不必说。这种美德，若发展起来，就是全人类的福星。人对小事，若专喜新，对于大事，更不必言。这即是全人类的祸害。

富于念旧心理的民族，容易安于故常不喜变动。因不喜变动之故，所以被人呼为保守性的民族，或被人讥为不易进化的劣等民族。然而这样的民族，是和平的，是安善的，是肯为别人想的，是与人群有益无害的。富于喜新心理的民族，容易见异思迁最喜更改。因专奸更改之故，所以被人称为进取性的民族，是竞争的，是凶险的，是有己无人的，是于人群有害无益的。

我中国以先，对古时的文化，肯加保爱。对祖遗的成法，不肯变更。对年老的男女，肯加敬重。对原配的夫妻，不忍分离。对老迈的仆婢，不忍逐遣。对旧亲故友，不忍弃绝，对邻邦旧属，不忍侵略。我以为，这全是因为依从念旧的美德而起的。近几年我中国，对于古时的文化则主张打倒。对祖遗的成法，则任意推翻。对年老的男女，则妄加蔑视。对原配的夫妇，则任意仳离。对老迈的仆婢，则随便斥逐。对旧亲故友，则视同路人。对邻邦旧属，则不是不忍侵略，只是因为还未能养成此种能力而已。我以为，这全是因为染了不念旧的恶习所生的。人说这是中国的进步，我说这正是中国的退化。

一个人若忽然改了脾气，必是到了要死的先兆。一个国若忽然变了特性，必是到了将亡的时期。

念旧，是守常。喜新，是好奇。守常则久安，好奇则多扰。以前我国的人民，所以多能得到安居乐业的幸福，就是因为受了在上者守常的好处。现今所以得到不能安生的痛苦，就是多受了在上者好奇的牵累。

有人对我说：“现今欧美列强，日在演变之中，所以入了进化的途径而达到盛强的地步。我中国欲求生存，只有急起猛追，岂可甘落人后。”我说：“进化这个名词，并不一定是愈化愈好。进化也不是一件可以骤然达到的改变。进化，有时是劣点的发达，是美点的缩减。现今，你所说欧美的进化，依我看，正是人类的劣点的发达，这种的进化只能将人间造成地狱，绝没有幸福的实现。我中国，为谋人生真正的幸福起见，正当牢守我国原有的美点。万不可误认欧美的现象是进化的典范。”

进化，是一种极缓慢的程序，并不是可以急切追学的东西。我中国的新圣人所谈论的进化，只是一种突变，并不合进化的原理。进化，是顺应自然的，并不是一时人力可为的。专以人类而言，进化是不知不觉的，是不感痛苦的。

我国因为误解进化，竟致厌故、喜新、轻老、重幼。这种偏见，若普遍起来，新的幼的，因然可以独霸称尊，但是也不过是只有一时的幸运，不久，时过境迁，又必被别的新的、幼的取而代之。这样推演下去，谁也得不到安乐的归宿。

我中国以先，只讲劝孝而不讲劝慈，全是极有研究的良法。因为，人对老年的人，容易厌恶，所以不得不主张敬老。人多是厌故喜新，所以不得不提倡遵古。人对子女，全知宝爱，所以不得不竭力劝孝。人既不能永远不老，物既不能永远长新，子女既有为父母的日子，可见古人所以敬老、遵古、劝孝全是出于前后照顾的苦心。现今的人，以为古人敬老是轻视青年的人，遵古是不知进化的理，劝孝是不顾子女的人格，全是只知一面的浑蛋思想。

长流的水，必是有源。繁茂的树，必是有根。水流，得泉源的接济才不干涸。树木，受根本的滋养才能发荣。老年人之对少年人，正如水的泉源树的根本。泉源若不经人毁坏，水流纵然被人浪用，终必有新水涌出。根本若不被人掘挖，树木纵然经人砍伐，终必有新枝长出。

无论什么成群的动物，全是由年老的领率，才能防避危险，维持生存。人类欲求平安稳妥，也不能违反这个定例。当初，罗马盛强之日，国中的大权，全是操在老年人的手里。古时，虽尊为太子，也必专以年老的学者为师傅。甚至现今各国掌大权的，也是一些老年的人。苏俄虽是最趋新的邦国，也不能打破定例，将大权全交付一班新青年掌管。因为世间的定例是“老制少，则治。少制老，则乱”。正如“文辖武，则治。武辖文，则乱”。这种定例，无论如何进化，也是不能变易的。

有人问我，对儿童节，有什么感想。我说：“我国自三代以来，就有‘敬老，怀幼’之说。历朝所以只有敬老的盛典，而无怀幼的成例，是因为古今中外的人，知道对老人施敬重的少，能够对儿童行爱护的多。前者，非倡提不能引人注意。后者，不待鼓吹人也能够尽心。”

儿童节，不过是在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才由“国际儿童幸福促进会”提议而起，民国二十年才经我国努力奉行。足见洋人也不是从古以来就文明。不过，我以为，我国最好是于每年某日再举行一回隆重的“老人节”，才不致使老年人叹气流泪。近几年，我国虽有“敬老会”，然而并不像儿童节那样热烈普遍。

儿童节的成因，是由于以前为父母的，对儿童的教养，多不合宜，对儿童的权利，多不维护，对儿童与国家的关系，多半轻忽。所以，儿童节的标语，有一条说“儿童是来来的主人”。不过，这一条须由家长，或师长详加解释。否则，若被儿童误解，必致养成他们的骄气。儿童若有了骄满的毛病，将来绝没有伟大的前途。

“儿童是未来的主人”一句标语，是由华兹华斯所说“稚子者，人类之父”与狄士累利所说“一国之青年，是后代之主人”两句话，拼凑而成的。所谓“未来的主人”者，是说儿童担负将来国家兴亡的责任，是提醒儿童们，必须预先追求学问，蓄养道德。现今若能为一个好儿童，将来才能为一个好公民，并不是因为有了“主人”二字的头衔，就变成了“儿童神圣”，一切言行就可以不受干涉。所谓“儿童权利”者，是说为父母或为师长的，对儿童不可任意虐待欺凌，并不是儿童有了“权利”就可以不服管教。

我国自古以来，虽有敬老与养老的成例，并非对幼年人，独不关心。以前各州县多有育婴堂与义学的设备，可证我国对于儿童的性命与教育并不忽视。现今的孤儿院与国民学校也就是育婴堂与义学的大同小异的别名。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老幼谈在一起，并且认为是人所应当常久遵行的道理。这岂不比偶尔举行一回的“敬老会”与一年一次的“儿童节”格外的深切。不过，儿童节是由洋人发起的，所以才能被中国认为是“进化”的表现。

进化，常是一部分的发展，一部分的收缩；或一部分的盛强，一部分的衰弱。所发展的部分，未必就是好的；所收缩的部分，未必就是坏的。专以人类的身体而言，将来进化的结果，因为惯用脑筋，头部必格外的发达；因为少用腿脚，下体必日渐收缩，仅仅变成一个硕大的头颅，化成两只细弱的腿脚。身体既失了均衡，必将站不稳立不牢，既不能走，更不能跑，这岂是人类之福？

再以人类行为中的政治而言，据说是日益进化。岂知若照现代的政治，加以预测，将来的政治必致专利于奸险诡诈的恶人。老实安分的好人，反要受了淘汰而无法生存。并且，政治是以人伦道德为基础。若以打破人伦道德为施政方针而断，将来的政治，必然日近于兽道。兽道一兴，即无所谓政治，只有蛮力的支配，与蛮性的发挥。这样，恶人因适应环境，也必进化而更恶。最恶的人，就居于优胜。次恶之人，就处于劣败。结果，最恶的人，也必互协竞争，彼此吞食，以致同归于尽，人类灭绝。这岂不是人类之祸。

人类所以有文明进步，是因为有欲望。人所以有欲望，是因为身体的各部健全。假若因进化之故，身体某一部分失了作用，全体必然发生影响。人既全成了病夫，欲望也必因之减少。欲望既日渐减少，焉有文明的进化可能。所以，我认定进化之极，就是退化之始。

据洋圣人说，人类是由“细胞”进化而成的。那么，人类进化不停，身体必日渐收缩衰弱，终将返本还原，化成细胞为止。慢慢再由细胞进化而变成人类。看起来，进化也不过就是循环的别名，我以为，天下只有循环并无所谓进化。可惜人类的寿命太短，一般高喊进化的人，不能看见未来的结果。

新名词，多是由外国文字翻译而来的。文字一经翻译往往不能与原字的意义切合。若欲引用一个新名词，须先知道它的来源。由哪一国传来的，最好是查一查那一国的字典，若专以译文的字面为根据，必致发生误解。譬如进化这个名词是由Evolution一个字译得的。若仅按“进”字“化”字解释，以为“愈进愈好，愈化愈良”，那就错了。

《何氏公羊解诂》里说“去恶就善曰进，舍善就恶曰退”。现今一班新人物，所崇奉的“进”之说，据我看，全是唯恐人类不向恶里猛学，唯恐人类不向兽中仿模。假若人类以为“强存弱亡，适者生存”是人生的大道，人类只有日学日恶，以致背逆天良，离弃人道，而化为禽兽。我以为，这种的学说，与其名之曰“进化”，不如痛痛快快地改为退化才是名副其实。鬻子说：“人化而为善，兽化而为恶。人而不善者，谓之兽。”人类若不肯向善里走，而偏向恶里学，不是退化是什么？

英国达尔文说“人与猿，同出于一个祖先。人就是兽”。我国某新圣人说“人与猴子是表兄弟”，这种自卑自贬的说辞，虽然出于实验，虽是合乎科学。可是足以引人趋向下流。我国古书与犹太古史所载“人类是神所创造”，这种自尊自重的说辞，虽然发于猜测，虽是近于迷信，可是足以引人立志向上。

下流就是学恶。向上就是为善。我以为，凡是能引人为善的学说，纵然近于迷信，也当设法保存。凡是能勉人为恶的学说，纵然合乎科学，也当努力消灭。

鸟兽虫鱼的身体是横的，人类的身体是竖的。鸟兽虫鱼的头，没有定向。人类的头总是向天。猿猴的头，虽然有时向天，可是不能支持长久。以人的身体而言，绝与鸟兽虫鱼不同。岂可与它们列为一类。我中国将恶人比为禽兽，只是由存心上分别。人类，头向天脚踏地身居乎中，就当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努力为善，以自别于禽兽，以免辜负这个异于禽兽的身体。

徐守揆说：“人生而为人，则宜为人。”那么，就不必考究“人是由什么东西变的”。纵然是神造的，现在既不是神而是人，就当尽人道。纵然是兽化的，现在既不是兽而是人，就不应当学兽行。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他既说人皆有之，而未说兽皆有之，可见，人若没有“仁义礼智”就不是人类。

竞争固然是鸟兽虫鱼维持生存之法，但是人类维持生存之法，绝不是竞争，而是仁让。仁让是屈己；竞争是屈人。人人屈己，才能彼此相安。人人屈人，必致互相仇恨。彼此相安，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互相仇恨，埋伏下无穷的杀机。

学者著书立说，总当面面照顾，前后设想。万不可只逞一时的偏见，而惑乱人心，遗毒后世。人，为恶易，为善难。纵欲易，屈己难。导人为恶，引人纵欲的奇论，固然容易受人欢迎，但是也当为天下后世预计，纵不为别人打算，也当为子孙顾虑。所以，著书立说，总要使它无弊，万勿使它成了祸根。

仁让，不只是利己，并且是益人。竞争不仅是害人，而且是祸己。就以戏园或工厂以及一切聚会的场所打一个比方，每次发生危险，必致损伤许多的人命。所以有这种结果，只是起于不能逃出。所以不能逃出，只是因为人人向门口竞争，各不相让，以致将门路挤住，谁也不能转动。假若从容忍让，挨次而出，绝不致同归于尽。再以在车站买票而言，若顺序前进，并不耽误时间。假若堆挤一起，彼此争先，反致耗时费力。我以为，世上一切的事，全是如此。人己兼利的幸福，绝不是用竞争之法所可得到的。

现今竞争与奋斗，在我国已然成了最流行的名词。几乎三岁的孩子，也能将这个名词，挂在嘴上。这两个名词，所以容易受人的欢迎，只是因为误将竞争认为打破拘束的方法，妄将奋斗认做谋取权利的门径。拘束是人人所应遵守的轨道，权利是有功德者所应处的地位。假若人人有越轨之思，无功无德的人也怀非分之想，社会岂能不乱，国家怎得不亡？

据一些新人物说“有竞争才能有进化。”然而，我以为须先认清了对象，这个对象，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所谓竞争者，是以自己的良心，同自己的私欲竞争。你若能将私欲打倒，你就是文明了。所谓奋斗者，是以自己的学问道德，同别人的学问道德奋斗。你的学问道德，若能高于别人之上，你就是进化了。

我国古时的言论，多是劝人“克制人欲，学法圣贤”。人纵然不能进到圣贤的地步，也能变成一个“有所不为”的好人。我国近代的学说，多是诱人“放纵人欲，学法禽兽”。人虽不致化成禽兽的身形，也必变成一个“无所不为”的坏蛋。

竞争是为利己，斗争是为损人。利己损人的行为，仅可行于鸟兽鱼虫之间，因为它们少有复仇的思想。禽兽中，虽有能复仇的，只是能施行于当时，少有能存记永久的，人则不然，人的复仇之念，可以牢记终生，可以传之子孙。正所谓“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循环果报的定理，纵然利用科学，也是不能避免的。

满清入关以后，恃强欺弱。在扬州杀人十日，对嘉定实行三屠。真可谓“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了。到民军起义的期间，已过了二百余年。可是长江一带的汉人，居然得了复仇的时机，大戮满人。祖宗种祸，后人遭殃。这样的前例，历史里记不胜记。可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那两句话，只是浅陋之徒的一时之见，万不可因为是洋人说的，就认为是金科玉律。

洋圣人所讲的竞争，只是偏于武力一方面。你若迷信这种竞争，你世世代代必须保存你的“优胜”，别人也必须世世代代不变他的“劣弱”。否则，不必徒逞一时之强，而贻日后之悔。

鸷禽猛兽，生来是食肉的。它们为生存起见，不能不杀生害命，不能不恃强凌弱。并且它们的子系，也能不改它们的凶威。人虽是万物之灵，但是绝无能力，使自己的后嗣“克绳祖武”。何必只顾一时的私欲，而不念别人的死活。

日本佐藤一齐的《言志录》上说：“凡事有真是非，有假是非，假是非，谓通俗之所可否。年少未学，而先习了假是非，迨后欲得真是非，亦不易入。所谓先入为主，不可如何耳。”依我看，竞争或斗争的学说，全然是假是非。若欲保存我国自古以来立国的美德，万不可以外人的邪说偏见，毁了我国青年人的心田。

我国若能不变祖先所遗留的“仁让和平”的美德，绝不致灭亡到底。要知现今几个强国，因为受了竞争的麻醉，已然疯狂了。他们若非改取“仁让和平”的途径，绝不能支持久远。

战争原是不得已的举动，只可施之于敌对的兵卒，万不可牵累无辜的百姓。欧美在前些年，对待敌国，还分“战斗员”与“非战斗员”（Non combatant）。对非战斗员，向不加以伤害。自近几年，科学发达，机械进步，专以毁灭后方的老百姓，为取胜的门径。这种残忍的行为，尤甚于洪水猛兽千百万倍。人类的文明，若专以能杀人为断，那么，人类还不如倒退几千年，去度那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生活，反能免去许多的恐惧。

《尉缭子》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此皆盗也。”严实说：“百姓未尝敌我，岂可与执兵刃者同戮。”吕祖谦说：“后世用兵者，以黄石公一书，无与比者。不知黄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举而无敌于天下，兵书何在，黄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间，人自不识。三代之得天下，亦不过此道，唯‘仁’一字耳。”汪氏《兵学三书叙》里说：“兵者，逆得顺守，全军保民为上，无取禽猕草雉也。”我中国名将名臣，无不以不杀无辜为是，全是以仁存心。不嗜杀人正是文明进化的标准。欧洲列强自命为文明进化，竟肯发展毁灭敌国人民的狠心，岂不是退化野蛮的现象。

满清入关后曾先后有两次屠城，“即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图为“扬州十日”中的悲惨景象

某要人解释人生的意义说：“在于吃饭，在于生小孩，在于招呼朋友。”他这话，虽是出于玩笑的口吻，未免是将人类比为禽兽。人类的生活，固然离不开饮食传种，可是除了办理这三件自私的大事之外，尚有许多对人类应尽的义务。马牛羊鸡犬兔的一生，除了饮食传种之外，还能有益于人。人类的生活的意义，若仅以做到这三件私事为止，又怎配称为万物之灵？至于“招呼朋友”不过是社交之一道，禽兽之间也有这种行为，又岂是人类所独有的特点？

英谚说“人是宇宙间的灵魂”，又说“人是造物中的王”。这两种说法，与《书经》上所说“万物之灵”的意义相同。按字面讲，即说是魂灵，人就当对这个“灵”字注意。即说是王，人就当对这个“王”字用心。假若不辨邪正，不明是非，就不配称“灵”。假若胸无主见，随人转移，就不配为王。既不能灵于万物，又不能超于万物，虽生成一个人形，不过是一个两足的动物，或能言的禽兽而已。

英文说“人是社交的动物（Social animal）”。又说“人是政治的动物（Political animal）”。有人说“人是有五性（仁义礼智信）的动物”，又有人说“人是知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动物”。前两种说法，绝不能将人类的地位抬高。因为社交不过是友谊的往来，鸟兽鱼虫何尝没有这类行为。政治不过是维持秩序保护生命资产的团体组织，鸟兽鱼虫中，也颇有类似的举动。后两种解释，也不能将人类尊为万物之灵。因为禽兽中，也颇有些能尽五性行八德的成例。

我以为，最好是说“人是能辨别是非的动物”。人对于五性八德，是知道应当常久尽行的。能尽能行就是“是”，不尽不行就是“非”。禽兽只知尽行，并没有“为何当尽，为何当行”的理性。

自从邪说侵入我国以来，许多知识阶级，尤其是一些奴化的学者，已经不肯展布天赋的特能辨别是非，并且偏要悖逆天良，违反人情，而颠倒是非，以致阴阳易位，内外不分，亲疏莫辨，上下错乱，黑白混淆，香臭不知。他们全是民众的表率，全是领导百姓的指针。他们既然乱了方向，又何怪无知识的人民为非作歹的日众，犯法乱纪的日多。我以为，现今欲救中国的危亡，不在乎添置飞机大炮，须先要使这些知识阶级，不能假借吸收文化之名，散毒种祸。

人类所以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是非之心。人若失了是非之心，就是自入于禽兽之列。人的思想与行为，若与禽兽相同类似，就是退化。据我观察，禽兽对于阴阳内外亲疏上下黑白香臭也能辨别。人若故意混乱这种事实，不但是愧对禽兽，简直就是退化到了木石的地位。

我并不反对文化。我所反对的是蒙着文化皮子的野化和蒙着进化皮子的兽化。并且，我以为，我中国在努力追求科学化或时代化的当儿，更不可不赶紧讲求“人化”。

《龙溪子》说：“学者，学所以学为人而已。此外更无余事。”你学会了科学也好，游遍了外国也好，得到十个博士学位也好，但是万不可因为学了科学游了外国得了博士，而不肯学为人。古人说“为做官把人丢了，实在不值”。自古为做官，而丢了“人”的很多，万不可因求学，也将“人”丢。现今外国利用科学，灭人之国，毁人之家，害人之命，就是因为未学为“人”而失了人性。

学为“人”，不是学八面玲珑的圆滑人，而是学天真不变的正直人；不是学有大学问的人，而是学未失“人”格的人。我所说的人格是人与兽不相同的地方。

有人问我：“现今的新人物，几乎人人张口就说‘要为人类谋幸福’，为什么人类的幸福反因之日灭，人类的痛苦，反因之日增？”我说：“这全是因为他们只将自己当做‘人类’，不肯将别人当做‘人类’看待，并且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人类’是什么。”

外国某学者说“人类是能说话的动物”。这句话并不能提高人类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国俗语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句话也不能表示人与禽兽的分别。因为言语不过是为传达思想交换意见的。禽兽的话，固然不如人类的话精细完备。可是，我以为，不能由言语的精细完备与否，判断品格的高低。正如乡间的愚民说话，虽然不如城市的绅士咬文嚼字，可是以人格而论，恐怕愚见还要高于绅士。由此可知，所谓人类者，并不是因为能说人话，乃是因为能办人事。

能说人话，并不足贵，能办人事，才是可尊。鹦鹉与猩猩，所以仍然脱不掉禽兽的名称，只是因为它们仅能说“人话”。现今，世界上所以七颠八倒，民不聊生，也就是因为肯办人事的人少。专能说好听的人话，而偏做损人利己的兽行，言行不顾，也就等于猩猩鹦鹉。猩猩鹦鹉，并不明白它们所说的人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它们的言行相违，还觉情有可原。

人类的来源，按“神造说（Creation Theory）”，上帝造成万物之后，才造人类，据“进化论（Evolutoism）”，猿人（Ape- man）进化而为“人”也是在万物进化之后。这两种说法，固然有“不合乎科学”与“合乎科学”的差别。但是“人类在世界上出现最晚”是不容否认的。万物如同士卒，人类如同将帅。士卒虽然先行，将帅虽然后到，可是统制之权，仍是操于将帅，将帅的知识，必须高于士卒，才能指挥士卒而不为士卒所制。人类的知识因为高于万物，所以才能为万物之灵而超出万物之上。

将帅所以能运用士卒，是用心灵，而不是用蛮力。人类所以能支配万物，也不是用蛮力而是用心灵。以奔驰杀砍的本领而言，将帅未必高于士卒，以飞走抟噬的能力而论，人类实在不如万物中的禽兽。将帅仅用蛮力，绝不能无敌天下。人类专施蛮力，也不能有进化与文明。可惜，人类现今偏不向心灵上追求，而只向蛮力上注意。尤可惜，人类更将心灵与蛮力合用于自残同类，反不如禽兽专以蛮力对异类竞争。

禽兽对异类竞争，只用天赋的爪牙。人类对同类竞争，专用人造的利器。爪牙杀伤之力有限，利器杀伤之力无穷。爪牙口角，同时不能杀伤二命。飞机大炮，同时可以杀伤万人。禽兽还能爱护同类，人类偏能与同类为敌。人类这种恶行，实在过于禽兽万倍。所谓“文化进化”者，是为人类谋安全，求幸福。现今既专在杀戮的能力上用心，反说是文明进化，岂不是有愧于禽兽。

孟子将当时流行的邪说，比作洪水猛兽。现今的邪说，较洪水猛兽，残酷到几千万倍。杨墨之道纵然行到极端，也不过仅只无父无君，洪水还能使人有处可逃。猛兽也可使人有法可避。自从“竞争”的邪说深入欧美的人心，杀人利器，逐日有发明，日益精巧，实在令人无术可避，无法可逃。炸弹可以炸到高山之巅，毒气可以毒到深海之底。现在的人命，已经不如虫蚁了，怎么还配妄谈“文明进化”？

现今，几乎是一个人就要谈“科学”。其实，科学正如金钱，用之得当，就能于己于人有益。用之不当，反要祸己害人。现今借科学之力而救援人类的人太少，用科学之力而杀害人类的人太多。正如浪荡公子，专以有用的金钱，去做损阴丧德的坏事。科学家若再不洗心革面而研究有益于人类的事务，即是杀人自杀，害人自害，不但是现今人类的公敌，简直是千秋万代人类的罪犯。

法国有一个人，名叫盖洛廷（J- Guillotin），是一位医生兼政治家。看用刀斧斩人，太不便利，且费光阴，乃独出心裁，创造了一架断头机。因为是他所发明的，所以人也称那机为盖洛廷（Guillotine，与他的名字，只差一个字母）。当时死于那机下的人，真是不可胜数。不久，盖氏因为犯了罪，竟被他所创造的凶器砍断了头颅。以后，又有一人，以为那架凶器还不灵便，特意费心费力，大加改良。可是，过了些时，他也因犯罪，而死于他所改良的断头机之下，可见这正是作法自毙，制刀自杀。“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这话固然是句老生常谈，然而科学家，既不能种瓜得豆，也不能种豆得瓜，所以也脱不开因果循环的定例。

发明断头机的盖洛廷，在断头机上丧命，算到今年已经过了一百二十一年了，可是用那惨刑，处决重大犯罪的定例，至今还未经法国废除。在这一百二十一年里，又不知有多少人，因而身首异处，将来还不知有几多人要变成断头机下之鬼。盖氏因为一时妄显聪明，不但自己种下恶因，收了恶果，并且他的名字，竟成了一个杀人利器的代名词，岂不可叹。盖氏假若鬼魂有知，也当痛自悔恨，不该多此一举。

当初莫拉弗创造捕熊铗因此发了一笔小财，可是，他的小儿，竟因误踏熊铗，夹断了双脚。我所认识的某甲，专好玩鹰，每逢抓住野兔，他必砸断兔腿，以免它们脱逃，并且击破兔头，取脑喂鹰。他未到四十，两腿就不能动转，后来竟觉头中如同针刺，哀号而死。

又有某乙，专好捕蛙养鸭，将蛙剁成碎块，作为鸭食。后来生了两子，手脚全是连皮，并且全是在新婚未久，就短命而死。这全是我眼见耳闻的事实。至于史书中的记载，和父老的传述，更是无法详说。

从来，当屠户的、当鸟贩的、打猎的、捕鱼的，以及一切杀生害命的人，据我所知，绝无福寿安乐的结局。于人无害的禽兽，还不可残害，何况是圆颅方趾的人类。多人设法不能“生”一人，可是一人随便可以“杀”多人。由父母操心费力，经疼苦，耗钱财，养成了一人，是何等艰难。随随便便了结一人的性命，是何其容易。一秒钟之间，用科学的利器，可以杀几万人。可是要知道几万人，是经了多少光阴，才能养起来的。

司马迁说“三世为将，道家所忌”。我们细察父子为将的人家，有几家能得到好的结果。为名将也不过因为多杀人。为国家，多杀人，还不可行。何况是仗强横，为私欲。

当日某甲为袁某的私欲指使，杀人无数，后来被某乙所捕杀。某甲临刑，对绑他的人说“你们何必如此之忙”？以后某乙被人捉住枪决的当儿，也是说“你们何必如此之忙”？这段事实，据新人物想，不过是“偶然凑巧”。其实，这正是“报应循环”。他所害的人，临死所说的话，他临死也照样重说一遍，更可见天理之公。

司马迁（约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长，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有人问我：“《山堂肆考》上说‘……放下屠刀，立便成佛’岂不是勉人为善的话吗？为什么军界某要人，既已忏悔，皈依我佛，还不能得到善终呢？”我说：“放下屠刀，不过表示改过之速。人若改恶从善，全有成佛之望，并不是说屠儿立刻放下屠刀，登时就可上升莲座。某要人纵然未曾亲手害民，焉知他的数十万部卒，不假借他的威势，做出无数伤天害理的事。正如你将枪刀给人，人若用去杀人，你能说‘不负责’吗？”

《果斋日记》上说：“人为万物之灵，亦为万祸之本。”我以为，人的行为，若肯依从天理良心，就是万物之灵。人的举动，若反背天理良心，就是万祸之本。换一句话说，人的行为举动，若肯替别人设想就配称万物之灵。人的行为举动，若专求自己得意就变为万祸之本。现今，世界所以多乱，人心所以不安，只是因为有些人，受了邪说的诱惑，不信天理，不问良心，只知有己，不知有人。

天理，是万古不变的理。良心，是人类应有的心。也可以说，天理是大公至正的理，良心是为善不为恶的心。

顺着天理，本乎良心，才肯替别人设想。肯替别人设想，绝不致侵人之国，毁人之家，害人之命。国不侵人之国，家不毁人之家，人不害人之命，人类中才能有相爱互助，共享和平安乐的希望。欲达到这种希望，绝不是用竞争或斗争所可成就的。

我以为，顺应天理而行就是“道”，依着良好而为就是“德”。行为不违天理，不背良心，就是道德。

据说，科学与革命，全是为群众谋幸福的。既是如此，讲科学也罢，谈革命也罢，全须先在“心”上用工夫，全须以道德为根基。科学的研究与施用，若不本乎道德，不但无益于人群，反要有害于人类。革命的行为与目的，若离开道德，不但不能利民福国，反要祸国殃民。

我常说：不必讲什么“科”学，“神”学，“佛”学，以及这个学，那个学，先要讲“人”学。纵然讲遍了各种学，而独忘了自己这个“人”学，实在是得不偿失。这样，不仅误己，而且误人。我的朋友某君有一句自勉之辞“用科学方法办事，本圣贤之道做人”，实在是补偏救弊之术。

最近，外国的人类学者科学的推断“人类出现于世界上，至少有二万七千年之久”。世上有科学这个名目，至多也过二百年的光景。可见人类绝不是经科学家用科学方法造的。人类孳生了二万七千多年，也不是仰仗科学家的指导，才得以维持生存。人类所以能由小团体结成大团体，也全不是因为学了科学，而是因为人人有一个异于禽兽的人心。人类所以争杀险狠，是因为失了人心而坠于禽兽之列。所以欲谋人类长久的幸福，必须先由“救正人心”下手。

救正人心，不是去正别人之心，而是先正自己之心。以一国说，不是去正全国百姓之心，而是一国的要人与知识阶级，先由正己之心，为初步功夫。正心并不是翻山倒海的难事，只要先将自己认做一个人而不肯将禽兽的行为，施之于别人，那就够了。现今，人类中相杀之祸日众，国际间侵害之祸日多，全是因为不肯将自己当人看，也不肯将别人当做人。

最初，人类争斗用拳脚，以后，人类争斗用棍棒。据历史家说“这是进化了”。在前，人类争斗用刀枪，以后，人类争斗用枪炮。历史家也说“这是进化了”。以前，人类争斗用潜艇飞机。现今，人类争斗用流火毒气。历史家更说“这是进化了”。由用拳脚起，直到用毒气止，愈进化，杀人的方法愈速快愈普遍。我以为这种的“进化”是愈进化，愈失了“人”性，而化成较比鸷禽猛兽还残狠万万倍的怪物。

当初，我国发明火药，仅仅制造花炮，供人玩乐。火药传入欧洲，就因此制成毁灭人命的枪炮。当初我国富家公子，有斗鸡的玩好，只用公鸡与公鸡相斗。这种玩好传入欧洲之后，竟有人在公鸡腿上绑上尖刀，增加鸡与鸡相残互杀的能力。我看，科学家假借爱国之名造出最新式的杀人的器物，付给军人，使他们互相争杀，也就如同欧洲人，对待斗鸡的行为相似。我以为，人类若凭借科学的器物自残同类，未免有愧于公鸡。因为公鸡是没有灵性的。

我中国，惯将伤天害理自私自利的人，比为禽兽。英美国，惯将这类的人，比做Beast（兽类）。这种比方，不但不正确，并且，我实在替禽兽叫屈。因为禽兽是无灵性的东西，禽兽之为禽兽，并不可恨。若因恨怨恶人而累及无罪无辜的禽兽，未免是将清白无伪的禽兽，当做罪大恶极的东西。我以为，骂恶人不如禽兽则可，将恶人比为禽兽则不可。

披毛戴羽的禽兽，纵然可恨，但是绝不会假充圣贤，它们虽不会说“为人类谋幸福”的大话，可是它们颇能做人类衣食的来源，也可做出许多于人类有补助的事。唯独圆颅方趾的人类中，不如禽兽的人，偏能口是心非，大喊“为人类谋幸福”的高论。所以，他们为人类谋到如今，只见幸福日减，苦恼日多，自由日少，专制日甚。这种“人其形，而心不如禽兽”的人，或已成了圣人，或已变了富翁。然而依赖他们的人类，或已被实验而死，或已无法聊生。试问披毛戴羽的禽兽中，有这种欺骗同类的大骗子吗？我们的远祖，生在洪荒时代，日与禽兽为伍，能有时时受骗的恐惧吗？

科学家最好类推，所以达尔文因为鸟兽鱼虫之间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遂以为人类维持生活之术也离不开这种定例。殊不知，“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不免为下”。人既高于万物，自当以圣贤为法则，才能维持这个“人”的地位。若自甘卑下而取法于鸟兽鱼虫，岂不要变成不如它们的动物。达氏虽未曾明言劝人学法鸟兽鱼虫，可是，人若成了他的信徒，就必日趋退化了。

科学家的原则是：凡根据许多事实，所得到的科学观念，应该假定它是真的，等到发现新事实，不能适用的时候，再去修正它。这种寻求真理的热诚，若以草木鸟兽做研究的对象，未尝于人类没有利益。假若以国政民命供这种试验，实在有极大的危险。

自从我中国人，被外国的“手枪炸弹、飞机大炮、奇技淫巧、邪说诈辞”吓昏了脑筋，诱迷了心窍以来，几乎是一个名人，就大唱“科学救国”，甚至不知科学为何物的野老村夫，也随声附和。并且以为我国只要有了科学，就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有在大庭广众之间，只要能说出科学二字，就可光宗耀祖。学生回到家乡故里，只要说学了科学，就能以神圣自居。这种对科学疯狂热烈的情形，几乎和当初三家村里的老学究，认定学会了“八股”就可以治国家、平天下，是一样的舍本逐末。所以，以前的中国愈揣摩八股愈糟。现今的欧美愈研究科学愈乱。所谓“本”者，就是自己的“心”。对于这个小东西，若不肯先加注意，任凭你八股作得多好，无论你科学讲得多精，也是庸人自扰，也是画蛇添足。

“八股”不过是一种文章的体式。论实质，原是稀松平常。科学不过是有系统或有组织的知识。说实了，也不是神奇鬼妙。八股虽然误尽苍生，有时还能略收束缚人心的效用。科学虽然自称万能，有时反能加增放纵人欲的危险。当初我国只讲八股而忘了“正心”，所以未能得到国利民福。现今欧美，只讲科学而忽略“正心”，所以闹得杀气冲天。

我国精神文明的好处，是能使人时时返照天良。种种的善念，可以由此而生。欧美物质文明的害处，是能引人日日扩大人欲。样样的恶行，必然因此而起。“科学发达，机械进步，人人必有幸福可享”的高调，只能欺骗一些醒着做梦的书呆子。

人类的苦恼中，最大的只有两样，一是天灾，一是人祸。天灾并不常有，人祸逐日增多。天灾中最大的不过水患、瘟疫、地震。人祸最大的就是战争。水患、瘟疫、地震，固觉可怕，然而以损伤生命财产的能力而论，绝不如战争之大之甚。以历史中所载，天灾所损伤的数量与历次的人祸所损伤的数量相较，天灾实觉渺乎其小。现今欧美的科学家，一边努力研究防止天灾的方法，一边又大费苦心发明助长人祸的武器。这种救人而又杀人的行为，可谓只见其小，而忽略其大。结果，天灾减少了不过十之一二，人祸反倒增加了十之七八。这种倒行逆施，为善不足，为恶有余的趋向，实在是科学家自掘坟墓的愚行。

科学是为寻求真理的。只要它不拿人命做实验品，人人不当稍加反对。革命是为人民减少痛苦的。只要它不被恶人利用了，人人应当竭诚欢迎。

科学家若想发达，革命者若想成功，须要存着仁慈的心念，保持谦和的态度，放大了眼光，去净了偏私。万不可有包办的行为，更不可自认自己是科学的，是革命的，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就是不科学的，就是反革命的。假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秩序与谐和，就永不能到达了。

科学这个名词，原是日本人由英文Science一个字译出来的。在前清光绪年间，我国还译之为“格致”，是由“格物致知”而定的名称。比较起来还是“科学”二字最为贴切。因为我国的格物致知，是偏重“心灵”的。外国的科学是偏重“物质”的。也可以说，一个偏于“正心”，一个偏于“逐物”，一个是向“内”寻安乐，一个是向“外”求满足。向内寻，愈寻愈觉满足。向外求，愈求愈感失望。

聪明人的乐处是由于“正心”，愚昧人的苦闷是起于“逐物”。由正心而生的乐，是天然的。因逐物而生的乐，是人造的artificial。天然的乐，无止无休。人造的乐，有穷有尽。所以，人人正心，人世就是天堂。人人逐物，天堂也能化为地狱。

为善为恶，全是一颗心。劝人骂人，全是一个口。援人打人，全是一只手。“为善、劝人、援人”，既不比“为恶、骂人、打人”费力。为什么偏不做些于人有益的事？科学家研究杀人的奇物，并不较考究益人的方法少费心思，为什么偏要甘为军阀的走狗，发明流火、毒气，助长他们杀人的能力？要知，发明飞机、潜艇、毒药弹、坦克车的傻小子们，到如今并没有得到“铜像”的报酬。可是，那班利用这些武器，毁灭人类的大将们，早已成了各国历史里的英雄了。自己损阴丧德，为别人争名增誉，岂不是糊涂已极。

我不以禽兽为可怕。我只知人类最可畏。人类可为善，可为恶。禽兽中，善的常善，恶的常恶。善的虽有时发露一点恶性，不过是出于一时的自卫。恶的虽有时发露一点善性，不过是极少的例外。所以对待禽兽，接近也容易，防避也不难。唯独对人类，接近中，有时还须加以提防。防避间，还须加以谨慎。人类所以有这样危的险性，只是因为反逆天理良心，能以伪善掩真恶，能于媚笑里藏尖刀，能当面说好话，背后下狠手。

鸱鸮绝不肯因为惹人厌恶而变化自己的恶声，虎豹绝不肯因为招人嫌恨而改自己的凶态。人类若肯以本来的声调与本来的面目对人，世界上总可减少许多的扰乱与苦恼。

禽兽因不知进化，反能保住了一个诚字。人类口谈进化，反多生出来一个伪字。因此，种种损人利己的罪恶，就假借“为人类谋幸福”的好话，而行出去了。现在，若想将以上的好话，达于实现，只有两个方法，一是去伪存诚，一是不受欺骗。

唐朝郑义宗的妻卢氏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仁义也。”《孟子札记》上说：“仁义之于天地，为人类生活之原理。无仁义，则禽兽食人而乾坤几乎息矣。”日本贝原笃敬说：“仁义者，人道之大本，犹天地之有阴阳。天无阴阳，则造化之道息矣。人无仁义，则伦理灭，与禽兽何异乎？”这种“以仁义之有无而定人类与禽兽的差别”的话，古人说了不知多少。其实，禽兽之间，也时常有“仁义”的表示，岂能说仁义是人类所独有的特点。古人知道人类不愿得禽兽之名，所以就以仁义之有无，儆教人类，以免人类将仁义二字，视为可有可无。这正是古人故意提高人类的苦心，并非古人不知禽兽也有仁义的行为。

禽兽能行“仁义”的证据，在中外的书里，说了很多，一时不能详谈。甚至愚笨的鹅和横行的蟹，也颇能行出仁心义举的事。在德国曾有一位老妇人救了一只小鹅，以后那妇人，因为患病双目失明，以乞讨为生，给引路的就是那只鹅。它天天用嘴衔住那妇人的裙角，经过几条崎岖的险路，永远不肯离开那老妇人的身边。我曾亲眼见着两只螃蟹，驮着一只无腿的螃蟹爬行。所以，若以为仁义的有无，是人类与禽兽的分别，我极不认为是确论。

据我想，人类所以能行仁义，是因为知道“信天理，问良心”而生出来的。人所以高于万物的一点可贵之处，就是在这一点上。人类若反逆天理，背叛良心，简直就是不如禽兽，甚至不如虫鱼。

近来，在报上，时常有人对“天理良心”发表驳斥的言论。有的说：“讲天理是有意提倡迷信，谈良心更是空洞无聊。”有的说：“时至今日，拼命地追求科学，已觉着落入马后，若再懵然地妄论天理良心，未免是没有思想。”我以为，他们全是出于误解。因为谈论天理良心，并不阻碍科学发达。科学家若离弃天理良心，也绝做不出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事。并且，在太平的日子，注重天理良心，才能长治久安。在纷扰的时候，注重天理良心，才能拨乱反正。

天理良心并不是荒谬难解的妖术魔法。天，并不是神。天，是无知觉的高空，并不能降福降祸。唯独“天”字之下，若加上一个“理”字，就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因为，天理是“至大至高，无所不包，永久如一”的真理。顺之则吉，违之则凶。世界有变，国政有变，学术有变，风俗有变，唯独天理，始终不变。至于如何才是不违天理，那就得先自问是否不背你的良心。并且，天理良心，是息息相通，无法分离的，简直就是一个不讲天理，就是没有良心。不问良心，即是不顾天理。所以中外全将这两样，合称之为“天良”。

天良，英文译为Conscience，原是由拉丁文“我知”Conscio二字，组织而成的。按字典上的定义，天良是“人心中最隐秘的思想”，是“辨别是非的感觉”（The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鸟兽鱼虫，绝没有隐秘的思想，更没有分辨是非的感觉。它们自己是“是”、是“非”、是“善”、是“恶”、是“正”、是“邪”，它们也绝不能自知，可见，天良是人类所独有的美点，人若守住天良，才是一个人。悖逆天良，偏要瞒心昧己，滥唱高调，假借救国、救民、为国、为民的名义，利己损人，不但不是人，简直连草木土石不如。不但替自己唱高调是如此，甚至悖逆天良，向要人的脸上“贴金”，替他们伪造功德，也是这样。

我中国自从受了外洋武力的压迫和文化的侵略，就如同一个人被碾子轧了一遭，不但将身体轧得失了原形，并且将魂灵也轧出去了。我所说的魂灵，就是指责天良而言。我中国自古以来，是最讲天良的国。一切道德纲常伦理，全是由天良而生。没有天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全然存立不住。我国所以能屡次跌倒复起的原因，也是因为未曾将天良丧尽了。可叹近三十年来，因为日日斫丧的缘故，除了乡野的农民之外，几乎不知天良是什么东西。否则，我国何致愈救愈糟？否则，何致愈革命小民愈无法生活？何致愈革命而革命的人愈升官发财？

天良是善，人欲是恶。天良是公，人欲是私。天良是正大光明，人欲是偏狭邪暗。儒佛耶三教，所倡的仁义、慈悲、博爱，也不过是为劝人遵守天良的指遵而生活。正如三条大路，人生无论顺着任何一条进行，终归全是达到天良这一个目标。古今中外的圣人著书立说，也离不开天良这一个归结。各国发展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使人存天良，去人欲。因为不如此，绝不能为人类谋真正的幸福，求永久的和平。

有人说，欲救中国，必须发展科学。有人说，必须全盘洋化。有人说，必须施行读经。有人说，必须提倡道德。有人说，必须普及教育。有人说，必须施行三民主义。反正，依赖什么吃饭的人，必以什么为救国唯一无二的利器。但是，我以为，无论用什么方法救国，也必须先有天良。否则，全是等于画饼充饥。画得无论如何像饼，也是治不了真饿。

我在几年前，将我祖遗的房产卖出之后，并将我祖父母和父母的灵牌请到北平。逢年遇节，必上供烧香，叩头示敬。近几年，我已不再行这种仪式了。我并非不肯追念先人。我只是因为既不能为祖先争光露脸，又不能恢复我所卖去的祖业，还有什么脸皮装模作样，在我祖先之前显魂。我以为，在我这不孝之子叩头烧香的当儿，未必不是我的祖先在九泉之下，痛哭流涕的时候。所以，我立志，在不能赎回祖产之前，再不敢举行这种与祖先毫无实用的祭祀。

人类无论如何高谈进化，也出不了这奉宗教、祭祀祖先、崇拜伟人的范围。所以，苏俄虽然打倒宗教，不敬祖先，可是对于列宁，还要竭力地尊重。于是乎，拜列宁就成了苏俄的宗教，列宁也就成了苏俄的祖先。反正，人类一生，不给宗教当信徒，就给祖先当信徒。不给祖先当信徒，就必给伟人当信徒。一生一世也去不净当信徒的心理。至于这三种信徒，何为文明进化，何为野蛮退步，实在是无法区别。

或信奉宗教，或祭祀祖先，或崇拜伟人，全是崇德报本的表示，全是一种信仰。这三者之中，以我中国自古传来的祭祀祖先为最切合人情。以西北某国，近十余年所兴的祟拜伟人为最强制人性。

在二十多年前，我正荒唐的时候，在花街柳巷，常遇着妓女们“烧包袱”。我问我所认识的某可怜虫说：“你是给谁磕头烧纸？”她回答：“是给我的爹娘。”我对她道：“你只要赶紧从良，恢复清白的身子，比烧纸磕头，还使你的父母欢喜。”她回答说：“我就是为求他们保佑我，早早脱离火坑。”我说：“死鬼对自己的尸体，还不能保护，焉能管活人的事？你若愿跳出火坑，你就当做从良的预备。你若想将这件事，托靠死鬼，我管保你一辈子，也不能由火坑里跳出去。”妓女们这种愚行，固然可笑，但是因为不是做出给人看，所以还有一点价值。

信奉宗教，祭祀祖先，崇拜伟人，全是人生所不可少的。鱼虫鸟兽，出现于世界上，较比人类早几万年或几百万年。然而它们直到如今，并没有宗教的组织，对于它们的祖先以及祖宗中特出的鱼虫鸟兽，也毫无追念的感想。因为或信宗教，或拜祖先，或敬伟人，都是由天良而起的。鱼鸟虫兽既然没有天良，所以除了饮食、传种、防敌这三个问题之外，再无别的思想。人，若对于宗教、祖先、伟人毫无一点尊奉的念头，简直就与鱼虫鸟兽没有差别。

图为民国初年，活跃在北平八大胡同中的红妓女凤仙和小桂

人类既然有天良，所以才知道崇德报本，饮水思源。人类所以创宗教，祭祖先，拜伟人，也全是因为崇德报本饮水思源而生出来的。人类所以得称万物之灵，所以能够勉力上进，也未尝不是因为能信宗教，拜祖先，敬伟人。

“信仰”如同“恋爱”，毫不能出于强迫。一双男女若从心里不能投缘，纵然勉强撮合为一，绝不能和谐到老。一个人若从心里不敬重某伟人，纵然用权力迫他崇拜，绝不能心服口服。

宗教，若不以大公博爱为主，绝不是良好的宗教。主义，若不以大公博爱为主，也不是良好的主义。我说这话，是因为打倒迷信之后，主义就几乎要替代宗教了。

人生总去不净拜偶像的心理。讲宗教是以神为偶像，讲主义是以人为偶像。神的言行，渺茫难以考究。并且，人的恒性，愈对渺茫难凭的，愈容易迷信。人的言行，无论如何玄妙，也不能永久瞒得住当时或后世的人。所以，以人为偶像，全是庸人自扰。由这里看起来，无论如何主张打倒宗教，宗教绝不能永久灭绝；无论如何推崇主义，主义绝不能永久存在。

宗教是无时间性的，主义是有时间性的。无时间性的，万古不变。有时间性的，一过就完。若说，将来到了文明进化的时候，只有主义，并无宗教，我绝不认为确论。至于蔡某所说“将来，可以用美术代宗教”，更是想入非非。不过，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学者，他所说的话，就被人认做金科玉律。其实，学者若糊涂起来，比糊涂人还要糊涂万倍。学者若一念之差，足可祸己、害人、毁家、乱天下。

我国在古时，虽然没有宗教的名目，可是我国自古所讲的祭天、祀祖、尊贤，也就能将以前所说的三种信仰包括在内。因为，无论如何信奉宗教，无论如何崇拜伟人，也出不了敬天与尊贤的范围。敬天，是要学法天的大公。祀祖，是要追念先人的恩泽。尊贤，是要学法前贤的德行。这三样全是修身正己的实在功夫，不尚烦琐的仪式。并且我国对于任何宗教，绝不加以排斥，所以绝无宗教的战争。对于崇拜伟人，也绝不用权威逼人勉强施行，所以绝不能招起国人的愤怨。

我国现今的宗教，因为道正人邪，因为专在仪式上讲求，因为多是做出来给人看，所以多遭了不白之冤。我国现在的崇拜伟人，也是因为信徒们，犯了以上的弊病，所以使已死的某伟人蒙了不洁之名。各教主创教的原因，是为普救世人，并不贪图教徒的烧香礼拜。某伟人创主义的原因，也是为利国利民，并不贪图信徒的静默鞠躬。

英国俗语说：“穿袈娑的人，未必就是真和尚。”又说：“宗教重行，不重言。”拜伦说：“只因歌颂天堂，竟将人间造成地狱。”培根说：“恶人假充圣人最可怕。”宗教是不重外而重内，不重言而重行。主义，现今既有代替宗教的趋势，若不重实功，而专重虚礼，恐怕更不能支持长久。宗教是以神道设教的，然而因为传布宗教的人言行相违，还能惹起人的轻视，何况是人创的主义。假若宣传主义的人言不顾行，岂不更要惹起人的攻击。反正，道虽是好道，人若不是好人，断然推行不开。

《论语》上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因为祭祖祭神，是根本追远的行为，既不是搪塞差事，也不是虚应故事，所以必须发于天良，出于诚敬。孔子说：“吾不与祭，如不祭。”据古人解释，“吾不与祭”是“委人代行祭祀”。甚至英译的四书，也将这全句译为I consider my not being present at the sacrit原ice as if I did not sacritice.我的愚见“吾不与祭”并非是“自己不亲行祭礼”，乃是说：我在祭祀祭神的当儿，若不存诚意，正和不祭相等。并且，祭字包括祭祖祭神。祭神，虽可请人代行，祭祖，焉有请人代行之理？俗语说“祭祀贵诚”，可见“吾不与祭”正是指着没有诚意说的。

祭祖或祭神，必须觉着祖先或神佛，仿佛就在自己的头上，如同是正在自己的身旁。这样，才能发生真诚的念头。身静意专，才合乎祭祀之礼。假若毫无诚意，纵然仪式隆重，也不过是等于对祖对神大开玩笑。

我在少年的时候，最好诙谐。我有一个朋友，以惧内出名，我每逢遇着他的太太，必大鞠三躬。她必大骂我一顿。她所以骂我，是因为我施礼虽然必恭且敬，可是毫不出于一点诚意。行礼诚与不诚，还瞒不了人，何况是对祖对神。我们若以为祖先与神佛无灵，就不必祭。若认为有灵，祭祀的时候，就必须本乎诚意。

自从民国以来，我国新兴了纪念死伟人的典礼。据说，纪念死伟人，较比祭祖祭神，格外文明，并且含义深远。我以为，文明也罢，深远也罢，也不过是由祭祀鬼神之礼脱胎，并没有什么文明野蛮深远浅薄的分别。既然也是一种祭祀，也就当以真诚之意实行，万不可将鞠躬静默的仪式做成公事化或戏剧化。否则，就是耗时伤财，多此一举。不但于死者无益，且于活人有害。公事化是当差事，戏剧化是给人看。

犹太国摩西所传的“十诫”有一条说：“不可妄称你的主上帝的名。”那意思就是，祷告上帝，必须发于真诚。否则，口中虽然喊得“上帝，上帝”之声震耳，也不过是拿上帝开玩笑。不但对上帝及一切神佛，不可假装亲热，就是对于死去的伟人，也不当假充信徒。设若心中并无“总理”，纵然总理二字刻不离唇，也不过是以总理做招牌，徒使死者呼冤，徒使生者疑虑。宗教所以衰微，主义所以不振，全是因为一些教徒与信徒，仅知在口头上和仪式上用工夫。

现今，我国有一派人，一听“守旧”二字，就视同蛇蝎。一见“维新”二字，就尊如神圣。这全是因为不知如何是守旧，如何才是维新。真正的守旧，是守己之长。真正的维新，是学人之长。无自信力绝不配谈守旧，无鉴别力绝不配谈维新。自信力，是由深知自己的长处而生出来的。鉴别力，是由熟察别人的长处而生出来的。守旧与维新，全须在长处上守，在长处上学。

无自信力的守旧，如同没有防御的城，绝守不牢。无鉴别力的维新，仿佛没有缰绳的马，绝走不好。换一句话说，不知己而守旧，如同讳疾忌医的病夫，绝无康健的希望。不知人而维新，如同人尽可夫的流娼，绝无正当的归宿。

我中国，在道光以前是误于妄自尊大，自宣统末年，是坏于妄自菲薄。以先，是忘了世上还有外国。现今，是忘了世上还有中国。以前是强人后己，而今是强己从人。以前是不知自己有劣点，而一味地保守。现今是不知外国有劣点，而努力地仿学。闹到今日，旧病未除，新病又生。新旧之病，聚在一身，焉有不病入膏育之理。我常说：“中国若因自尊自大而亡，亡了还有一点景气。若因自轻自贱而亡，亡了实在太无骨头。”

前清宣统三年，胡思敬奉请停止新政，并且说，若不速罢新政，必致有“三速”的结果。所谓三速者，就是使中国速贫、速乱、速亡。他见清廷不以他的见解为然，立时离官回了原籍。胡某并非天性顽梗，他是看出那时朝野上下，对于维新如疯如狂的情形，唯恐我国人急不暇择，弃了自己的长处，而学了人家的短处。他因为预防弊病，而竟主张停止新政，固然是因噎废食。而满清那不能守旧，不会维新的行为，正是速贫、速乱、速亡的缘故。

合理的维新是去旧弊，悖理的维新是添新病。合理的维新是因病求药，悖理的维新是用药找病。日本的维新，是吸收别国的文化，加以改造，使之适合本国而成一种新文化。我国的维新，是吸收别国的文化，生吞生拉，使之适合外国而成一种洋文化。也可以说，日本维新是按脚买鞋，我国维新是削足适履。结果，日本得了新鞋的益，我国受了新鞋的害。一个是日行百里，而不觉其苦。一个是寸步难移，而抱着脚哭。我常说：“对日本人，有一事可学。可学的就是他们那维新的方法。”

日本自吸收西洋文化之后，对于由我们中国所吸收的文化，还是竭力地保存，对我国古圣前贤遗书，还是视同金科玉律。我中国自吸收西洋文化之后，对于固有的文化，反要竭力地铲除，将本国古圣前贤的遗书，竟主张投在茅房坑里。这种“忘本”的行为，不但可以亡国，而且可以灭种。

没有旧的，绝生不出新的。正如没有父母，绝不能有儿女。自从我国几个新圣人，传布“忘本”的思想以来，旧的一切，已被人视同粪土。老的人物，已被人认做弃才。于是乎，只要加上“新”的美名，中国人可以甘为别国的顺民，而不知羞耻。只要加上“旧”的恶许，生身的父母，也无妨打倒而不念恩德。忘本，岂可配谈维新？忘恩，岂能妄言进步？所谓维新进步者，也不过是违心的程度增加而已。

知道自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点而竭力地保存，就能生出自信力。有了这种力，就能遇困难而不灰心，处纷扰而不乱步。

英国博伊斯说：“不自信，是人生失败的总原因。”然而，须知自信与自大不同。自信是由于明察而生，自大是由于愚妄而起。人真能自信的少，流于自大的多，无自信力，必将归于失败。有自大心，也不能有所成功。能将自信与自大，分晰清楚，才能特立独行而不孤，才能超乎凡众而不危。自古以来，因自信而成功的，指不胜屈，因自大而失败的，所在皆是。满清以前所以弱，是因为过于自大，以后所以亡，是因为太不自信。

人处于众人之间，国立于众国之中，非有自信力，定难支持久远。人所以能特立独行，国所以能巍然独存，全是以自信力为争存的基本条件。以欧洲各国而言，立国数十，连疆接壤，犬牙相错，强弱悬殊。然而弱者所以能危而不亡，强者所以能败而复起，也就是因为甲国未失去自信力，遗弃自己的长处而强学乙国，乙国未失去自信力，遗弃自己的长处而强学甲国。

我中国自晋朝以后，遭受异族的侵略蹂躏统治宰割十余次之多，统治共有千余年之久。所以屡屡能死而复苏、跌倒复起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我国的自信力，未曾由根本消失。

据新圣人们说：“以前，我中国虽屡次亡于外族，还能亡而复兴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外族的文化，实在低于我国。现今欧美的文化，实在高于我国。我国若再亡于欧美，必将一亡到底，永世不能翻身。”欧美文化是否真高于中国的文化，我因未曾到过外洋，不敢妄下断语。可是，我敢决断，我汉族的文化，实在高于我国的苗族。苗族与汉族相持四五千年，所以能不灭不亡，只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未曾失去自信。若起了怀疑的心而竭力追求汉族的文化，恐怕在三千年前，苗族这一族，早就灭绝了。

我国的文化与欧美的文化相较，无论如何低下，也绝不至于像苗族的文化与汉族文化之比。苗族因有自信力，不肯沾染汉族的文化，还能由黄帝以来，支持直到今日。我中国对自己的文化，若不失自信力而竭力保存，焉知我中国不能与欧美列强，东西对峙，力争生存。

有人说：“我中国的苗族，所以能够存留至今，是因为汉族对待他们，因循放任而不干涉。假若汉族能实行欧美对待殖民地的办法，不但苗族不能存在，甚至蒙藏民族，也早就成了历史上的名词。假若中国受了欧美人的掌握，他们绝不能容许中国人，模模糊糊地仍度那旧式的生活，守那传统的习俗。所以，中国若不对欧美现代的文化急起直追，绝无侥幸存在之理。”我说：“外人以文化亡我，几百年未必能达到成功。我国人若对自己的文化起了怀疑，而对欧美的文化猛追急学，不出几十年，世上就无真正的中国人了。与其失了自信力而速灭，何如暂守故常而迟亡。”

“文化低的民族，必亡于文化高的民族”，这句话，是不可凭信的。文化低的民族，若不羡慕文化高的民族，绝不能亡。他们所以亡的原因，是因为自轻自贱，因为眼光太浅，因为没有骨头，因为沉不住气，因为水性杨花，因为东施效颦，因为邯郸学步。北美洲的红色人种与夏威夷的灰色人种，所以要归灭绝，不是白色人种不容他们繁衍，只是因为他们先失了自信力，习染白色人种的文化。

西洋的文化，与我国的文化，颇有“方枘圆凿”之处。我中国若勉强效颦，也不过如同村女乡妇，走进城市，专学摩登。结果，染得一身新毛病，失了原有的旧美点。以致手忙脚乱，失身丧节。久居城市，既因怯头怯脑，难得摩登男女的欢迎。回返乡间，又因妖形妖态，难得老亲旧友的容纳。以致进无所据，退无可守。若再想恢复旧日的本色，就不能了。

借来的衣服，不合身体。借来的文化，不适国情。衣服之合与不合，仅仅关系一身，文化之适与不适，且必牵涉全国。一个人在借用别人的衣服之前，还须打量自己与别人身体的肥瘦长短。一个国在借取别国的文化之前，对本国与外国的国势民情，岂可不细加考核。西洋的文化，并非全无可取。我国自吸收西洋文化以来，所以只得其害而未获其利，就是坏于徒知吸取而不知斟酌。

维新，不可失了主见。投降式的维新或顺民式的维新，全是奴性的。这种的维新就是自求灭亡。

英国俗语说“乞丐不可当选主”。因为乞丐生了两只穷眼，看见新奇的东西就以为全是好的，并不能辨别美恶精粗。我国自道光二十二年以后，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对于吸收外洋文化，简直是如同乞丐当了“选主”，胡乱选了一大堆，全不是实在能救饥寒的东西。

《伊索寓言》里说，一匹驴子听着草虫鸣叫得悦耳爽心，就问草虫道：“你叫得这样好听，请问你是以吃什么东西为生？”草虫回答说：“也不过吃露水。”驴子因为要学草虫，于是不肯再吃草料，专吃露水，不久竟致饥饿而死。他在将要断气的当儿，叹道：“可惜露水太少，否则，我叫的声音，必能引动幽人雅士的心灵。”有一只乌鸦，见着天鹅的羽毛洁白可爱，大生羡慕之心，他以为天鹅所以洁白，是因为终日在水中游泳，于是他也日夜在水里翻腾，不肯上岸寻食。不久，因为受了饥寒，也就一命归阴，失望而终。我以为，一个国若羡慕别国的富强，不知考究所以富强的原因，就勉强仿学，也就是与那驴子和乌鸦相等。这种国，亡了也不可惜。

日本维新之元勋西乡隆盛说：“广采各国之制度，宜先定我国之本体，张风教，然后徐斟彼之所长，不然而欲偎效彼，则国体衰颓，风教委靡，不可匡救，终受彼之制矣。”假若西乡隆盛同当初的一些维新志士，也将欧美看做天国，也将洋人尊为圣贤，对本国的一切也主张推翻，对欧美的一切努力效颦，我想日本也早就受了维新之害了。

真文化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与种种道德的实现，真野化是大炮潜艇毒气流火与种种邪说的发明。

自古，东方的文化，是向人上追求，所以主张正心。现今，西方的文化，是向物上考究，因而趋于纵欲。正心，才能使人安贫乐道，以增人类间的和平。纵欲，必致使人竞争排挤，而增人类中的纷扰。

古圣前贤，目光远大，知道人欲有害于人类的生存，所以对人欲，竭力主张克制。今圣今贤，思想偏狭，错认人欲是人类所以能进化的原因，所以对人欲，竭力提倡解放。

古圣前贤，并非与人类有仇。他所以主张克制人欲，正是出于大公之心，而为人类谋永久的平安。今圣今贤，并非有爱于人类。他们所以主张解放人欲，正是出于偏私之念，而为自己谋一时的权利。前者只是为公，反被浅见之徒视为仇敌。后者只是为私，竟被狂妄之辈尊为恩主。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以现今的人心，遭现今的劫数，正是咎由自取，理所当然。

人，不可急于求富贵。国，不可急于求富强。人若急于求富贵，必致无所不为，因而丧失人格。国若急于求富强，必致颠倒错乱，因而摇动国本。

人格，是一个人所以可称为人的凭照。国本，是一个国所以可称为国的根基。人失了人格，国动了国本，纵然仿佛有些进步，其实也不过如同回光返照，绝不能支持长久。

一时的现象，是“强存弱亡”。万古的定理，是“弱存强亡”。对浮躁的人，说这种话，就如同对夏天的飞虫，而谈冬天的冰雪。

有人对我说：“人若要安贫乐道，人类就不能有进步的希望。”我说：“真正的进步，是使人类减少杀机。人若能安贫乐道，不但可以使他自己不存妄想，也可使他不肯破坏别人的安宁。人己相安，就是人类的极大幸福，也就是人类进步的真凭实据。你若以为欧美现今那种竞争的情形，是人类的真正进步，就如同见着一伙强盗互相厮杀，而生羡慕之心。”

有人问我：“自从我国变法维新以来，对于外洋的新法新制，总算搬运了一个无一不备，并且又努力截趾适履，舍己从人。那么，为什么只见其乱，而未见其治？”我回答道：“薛瑄曾说过‘圣人论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制立法，其末也’。我国既然仅仅知道在法上制上追求，而忘了在人上心上注意，法制虽然日渐完备而人心已是东倒西歪。本末既已颠倒，焉能有好的成绩？”

我所最忧伤的是，现今谈科学的人太多，讲人学的人太少。在我中国的新人物中，全是这种的趋向。我以为科学与人学并重，才能使人类减少痛苦而增加安乐。否则，不但与人类无益，而且有害。前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只是因为人心兽化而又妄用科学的缘敌。假若再不讲求人学，而一味地研究科学，不久就要使人类尽亡而变为禽兽世界。

以中国的坏的与外国的好的相比，中国自然是比不上。以中国的坏的与外国的坏的相比，外国未必不较中国坏。以中国的好的与外国好的相比，中国未必准在外国之下。能明白这一点，然后才能谈得到守旧与维新。

国名可改，国体可改，唯国“性”（也可以说国民性）万不可改。正如一个人的名号可变，职业可变，独个性万不可变。

国的文化，如同人的灵魂。一个人的灵魂只要不离躯壳，身体纵然被病魔所缠，必不至于死亡。一个国的文化只要不被毁灭，国土虽然被敌所吞，终有复兴之望。所以轻视祖国文化的人，则成了新圣人，而大出风头。盗卖祖国领土的人，则成了卖国贼，而藏头露尾。我以为，我中国人若稍有国民性，若稍有爱国心，对这两种人，必须一例相等。

旧的未必就是野蛮，新的未必就是文明。现在所谓文明的，再过几年，未必不被人讥为野蛮。古时所认为野蛮者，又何尝不被现在的人认做文明。并且，在甲国所认为文明的，到乙国何尝不认为野蛮，乙国所谓野蛮者，到甲国何尝不认做文明。文明与野蛮，因时因地，就有变易，何尝有一定的标准。

纱罗绸缎羽毛绒呢狐貉羔獭，固然是美好的衣料，但是须分出季节，配合穿用。假若不辨春夏秋冬，将这种种，做成一件衣裳，穿在身上，不但穿的人，觉着冷热不均，而旁观的人，也以为是稀奇怪异。我中国讲求全盘西化之辈，纵然能吸取西洋各国的美点，假若不加考量，一起施与我国，也不过如同将以上的衣料制成一件衣裳。所以我以为，维新的人物，欲将中国英国化也可，美国化也可，以及任何国化也可，若全盘西化则不可。譬如一个女子，生在这文明时代，自由任性，嫁姓张的也可，嫁姓李的也可，若同时与张王李赵……发生密切关系，则实在不可。

追各强国的屁股赛跑而求与强国同化，固然仿佛是发奋图强的表示，但是须先睁开眼睛看一看现今几个强国是什么情形。他们正如一伙强盗，互相杀砍之后，直到今日，元气还未恢复过来，而又从事于下次交锋的预备。稍有脑筋的人，也能预断他们绝无良好的结局。跟着人学也罢，与人同化也罢，学，就当以正人为标准，化，就不当以盗强为模范。要知，现今几个强国，如同全都骑上了老虎，正在心惊胆跳，不知如何是良好的当儿，我中国若求与他们同化，正是等于要寻虎骑。

有人说：“现今几个强国之中，颇有与我国感情深厚，愿对我国加以援助的。我国若学法他们，正如蝇附骥尾，不用费力，就可得一日千里的进步。”我说：“他们这些强国，纵然对我国愿加援引，焉知不是别有用意？他们对于同种的人，还要钩心斗角，利用科学的武器，彼此残杀，又岂能对我中国人有所爱惜？至于蝇附骥尾一句话，不过是说一个苍蝇若落在快马的尾巴上，也能达到快马所到之处。然而苍蝇必须留心观察那快马是向什么地方进行，假若快马发了疯狂而向深海里奔驰，苍蝇若不猛醒，速逃活命，必要与快马同遭灭顶之祸。”

现今，欧美各强国中的有心人，对于各国明争暗斗的情形，以及奇技淫巧的状况，已经是疾首蹙额，无法挽回。可惜我国的傻小子，还要急起直追，唯恐落后。这正如有眼的人，偏要紧随瞎子们，向深坑的边上赛跑。西洋文化已经到了日暮穷途的绝地了。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就是欧美各国，自怨自恨迷途知返的日子。我中国人只要立定脚跟，明睁二目，就能见得着他们那呼天喊地的时候。到那时，他们才能深信东方的文化，是他们的救星。这就是鹖冠子所说的“物极则反”的公例。只有轻浮躁妄，眼皮太浅的人，才能被一时的现象吓坏了脑筋。

维新如用药，用药是为去病，不是为添病。维新是为图强，不是为求亡。药，虽然对症，也必须随着人的年龄体质区域，谨慎加减。新，纵然相宜，也当按着国的程度资格环境，详细斟酌。该加的，不可减。应减的，不可加。该缓的不可急，应急的不当缓。藏红花虽是妇科常用之药，然而对八十岁的老太婆，则极不妥当。腽肭脐虽是健肾壮阳之品，可是对二十岁的小伙子，更不可妄用。以我中国的经济现状而言，若仍竭力吸收奢侈的洋化，就好比强使老太婆日服八钱藏红花。以我中国社会的现状而论，倘再尽量提倡新奇的思想，就如同劝诱小伙子日服十具腽肭脐。

一个女子，愈追求男化，愈失去女子的天然美。一个邦国，愈追求洋化，愈失去邦国的独立性。阴，不阳化，才能与阳对立。华，不洋化，才能与洋并存。自保特异之点，与人对峙，是争存的条件。自弃特异之点，与人化合，是求亡的途径。

猫不求化于狸，狗不求化于狼。所以世上猫不断种，狗不绝根。狸虽凶狠，不能阻碍猫的繁衍。狼虽贪暴，不能减少狗的孳生。因猫不与狸同化，而替猫悲伤，是不明弱存强亡的定理。因狗不能与狼同化，而为狗忧惧，是不明优败劣胜的准则。

唯强者，才受“自然的淘汰”。唯弱者，才能保“永久的延续”。唯耳食之徒，才肯深信一时的现象。唯浅见之辈，才敢轻忽万古的定理。

我中国，若想用夏变夷未免是骄气太深，若想用夷变夏实在是骨头太软。人的天性，不能不好新奇。在这海禁大开，交通便达的今日，虽远隔重洋，如同近在咫尺。若对于新奇，一毫不加沾染，未免是强人所难。不过，我以为若些微化尚可，若全盘化则万万不可。个人些微洋化，只是他个人的自由，外人无法阻拦。少数的人，若欲对祖国实行全盘洋化，则关涉民族的存亡，凡是国民，即当群起而攻。

英国阿灵顿说：“中国衰弱之罪，不在其固有之文化，而在中国人不能遵循产生其文化之遗教与精神。”可见，我国求强之道，不必在我国的文化上寻瑕疵，而应在人心上找毛病。正如子孙若不知要强，而偏指摘祖宗的缺点，实在是舍本逐末，倒行逆施。况且，只要是一个稍有思想的外国人，还不敢轻蔑我国的文化，如中国人，又何必自轻自贱，自认是没有文化的国家。

自从民国八年，我国的新人物中，出了一班自骂祖先的人。他们因为要竖起西洋文化的旗帜，造成新势力，以便包办中国的一切，于是乎狠命地对中国固有的一切，加以猛烈的攻击，甚至胆敢污骂中国人是半开化的民族。他们的祖先既未入过外国籍，并且纵然入过外国籍，而骨血还是中国的骨血。他们污蔑中国人，请问他们那文明的贵体是由何处而来。譬如，一个人自骂他的父亲做贼，他的母亲为娼，试问与他自己有什么光彩？这不但不能提高自己的声价，反要增添自己的羞辱。

骂一个国或一个宗教中的某一部分或某一个人，原不是大罪。若骂一国或骂一宗教，就是罪不容诛。因为这是侮辱了那全国的人民，侮辱了那全教的信徒。一国的文化是一国国魂之所寄托，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若骂一国的文化，简直就是骂及全体全国的国民。只因我国衰弱，外国人虽对我国国民，加以种种的欺凌，可是直到今日，还不敢对我的文化胡批乱评。我中国人，只要有廉耻有血性，对于侮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必须以热血与他拼一个死活。假若我中国人中，再有自骂中国文化的人，我中国人，更当认他是外人之后，将他“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

罗素说：“中国人，一伟大国民也，不能久受外人之压制。彼不欲采吾人之恶，以增进其兵力。但欲采吾人之善，以增进其智慧。予意世界国民，唯中国人能真信智慧较真实尤可贵。而西洋人，凡以中国人为野蛮。”罗素是英国人，他既是全球知名的人物，当然不是故意邀买中国人的好感。他若不是对中国有深切的研究，也不能发出这样确实的评论。外国人，只要对中国留心，还能看出中国人特有的美点。假若中国人对本国古圣先贤的遗书稍加研究，我想他绝不忍讥评中国人的文化。

前年，我听一个朋友对外国人说：“我耻为中国人。”那外国人对他说：“你为什么耻为中国人？中国无论多么不好，你既是中国人，就不能耻为中国人。正如英国人不耻为英国人，美国人不耻为美国人。”我以为他这话是对的。只要我中国人不以当中国人为羞耻，我想我中国永远是中国人的中国。

古谚说：“狐向穴嗥，不详。”狐之大穴，如同人之有国。穴是狐的藏身之处，国是人的寄命之所。狐无穴，不能避危险。人无国，不能竞生存。狐若非疯狂，绝不肯轻视自己的巢穴。人若不癫痫，决不忍污蔑自己的祖国。

古诗上说：“胡马嘶北风，越鸟巢南枝。”胡地在北，由北方来的马，遇到刮北风的时候，还要触动故土之思，而发悲鸣。越国在南，由南方来的鸟，建筑窝巢，还要寻找向南的树枝，而示依恋。禽兽尚且如此，人若一味地羡慕外洋，而任意地轻视祖国，他的思想，岂不是在禽兽之下！

韦伯斯特说：“我既生为美国人，我生，要为一美国人；我死，要为一美国人。”我中国人，若能将他这活，改为“我既生为中国人，我生，要为一中国人；我死，要为一中国人”。那么，活着就对得起全国的同胞，对得起所吃的粮米，对得起已死的祖先，对得起将来的子孙。假若我四万万五千万国民之中，有四分之一，有这种决心，纵然我全国地图的四分之三变了颜色，也不过是一时的现象。

孟子所说的立国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孟德斯鸠所说的立国三要素“土地、人民、主权”。全是东西相同、中外无异的名言。主权与政事，名称虽然不同，意义全是一样。不过，我以为人民，尤其是不改国民性的人民，最为重要，国不过是家的放大，土地不过如同一家的产业，政事或主权，不过如同一家对内的规则与对外的方法，人民不过如同一家的子孙。只要立志坚强，不背祖训，纵然产业被人侵占了去，终有物归原主的时候。并且好的子孙，还能在外添置产业。否则纵有极大的产业，也是保守不住。

一国的文化，是一国立国的精神。它的重要性，较比国土还重要到千百万倍。我以为传扬本国的文化之功，大于开疆拓土。毁弃本国文化之罪，尤甚于割地称臣。

我中国，向来被人称为文弱的国。我常想这个原因，只是因为我国素以“自守”为主，不愿扰害别国的和平。我国对于开疆拓土的汉武张骞之辈，并不怎样的恭维。这就是我国人不愿扰害别国的凭证。纵然因此得到文弱之名，我以为，我国正可以“文弱”二字自夸。因为这种何人怎样待你，你也怎样待人的思想，正是人种真正文明进化的表示。

据新圣人某甲说：“中国素以‘儒’道立国。儒是‘懦弱无能，苟且图存’的意思。我中国所以危弱，只是受了儒道的毒……”据我所知，“儒”字的意义，绝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卑鄙。仅以《韩诗外传》对儒字的解释，儒就是“不易之术”。所谓不易之术者，即是可行于古，可行于今，千古不变的准则。以儒道而言，当然以孔孟为代表，但是孔孟二人，绝不是任人欺凌而自甘忍受的人。他们对于强者，未当有一点屈服的表示。

世上的人，不能全善，也不能全恶。世上的国不能全强，也不能全弱。既有善恶强弱的不同，恶必欺善，强必凌弱。就以思想单纯禽兽虫鱼而言，还有这种的现象。人类的欲望复杂，这类恶行，当然格外的繁多。不过，我以为，人类既然比禽兽虫鱼，多有一个能辨别是非的天良，就当对得起万物之灵这个名称，竭力地不使禽兽虫鱼间的现象，表演于人类的世界。在几万年前“原人”的时代，人类的思想与行为，原与禽兽相差不多。人类彼此残杀，互相狠斗，还有可说。在这二十世纪的今日，若仍不能改变几万年前的老套，还配谈什么文明与进化。

张骞（？—前114年），字子文，汉中郡成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中国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及外交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图为“张骞出使西域壁画”

现今所谓“文明进化”者，据我观察，不过是杀人的利器日多，祸人的方法日毒，骗人的主义日巧，诱人的学说日精，人类的恐惧日加，人类的寿命日短，人类的烦恼日增，人类的凶狠日甚。照这样“文明”下去，必致将人类变为“紊”乱无序，“冥”顽不灵。照这样“进化”下去，必致将人类“尽化”为禽兽。

真正益人之道，并不十分神秘。真正有用之学，并不异常新奇。真正养人之食，并不特别香甜。

“去伪存诚，实事求是”是修己、治人的八字箴言。

现今，使我国不能富强的病根，只是虚伪二字。由在上的起若将这个病根去不净，无论讲什么高明的主义，论什么惊人的科学，也是只能趋于乱亡。

“生吞活咽”的新文化，是削足适履的文化，是舍己从人的文化，是用夷变夏的文化，是反客为主的文化。总而言之，是奴性的文化。

中国古圣前贤的书，是主张克己。克己是难事，所以不受人的欢迎。外洋新兴的学说，是提倡责人。责人是易事，所以容易受人的接纳。

现今流行的书报，多是教争，教乱，教残，教忍。这全是亡身，败家，祸国，乱天下的先锋。

青年人喜欢听什么，就讨着他们的心意发言。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恶行，非有铁石心肠的人绝不忍为。看见别人的孩子，想一想自己的儿女，也当知警惕。

光绪二十六年以前，老学究的教育，是给本国皇帝造顺民。民国八年以后，新圣人的教育，是替外国学者造奴隶。

有人对我说：“现今的人，知识开得太早了。六七岁的孩子，几乎比当初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明白。你以为是好是坏？”我说：“这是不祥之兆。人的知识，如同草木的籽粒果实，成熟须有一定的期限。熟得太早，绝不是好的现象。繁荣得太快，凋谢得必速。”

现今，说话作文若用上君、后等字，人必说是顽固腐化，受了封建的遗毒。但是，若提到电影皇帝、剧界大王、影后、舞后、女王，人反以为是时髦摩登，合乎现代潮流。这是什么原因，真令我莫名其妙。

我常对学生们说：“怨天尤人，是无志。责骂环境，是无耻。自从新圣人们提倡‘责人’的学说以来，误尽我国无数大有后望的青年，使他们只知高谈‘这个不良，那个恶劣’，而忘了在自己的‘正心修身’上注意。”

离开应走的正道，当然入了不当入的歧途。现今，听许多青年所说的话，看他们所作的文，全有“彷徨十字街头”的言辞，足见他们是迷了方向。他们所以陷入欲进不得，欲退不能的地步，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过错的责任十分之九，是在一些野心的“作家”。你只要查一查现今许多青年所爱看的书报杂志，就可以查出使他们走入了歧路的罪魁祸首是谁。

以“精神文明”而言，我中国在各国间，实在居于老祖的地位，以“物质文明”而论，我中国与欧美相较，尚在孩提的时代。图一时之强，我国可以求教于人。图万世之安，欧美还当求教于我。

卖洋货的，当然不喜欢售古玩的。卖洋装书的，当然不喜欢卖木版书的。那么，依此类推，新圣人当然与旧文化势不两立。卖洋货的与卖洋装书的和售古玩的与卖木版书的，并无仇怨，不过因为夺生意起见，不能不立于敌对的地位。

为求书法进步，虽花重价，购买好碑帖，并不算妄费钱财。然而在未能将字“写成个”之前，就用顶好的笔墨纸张，实在是暴殄天物。我每逢见着小学学生使用极品文具，我就以为他们的家长或他们的教员，故意使他们毁害东西。

我的亲戚的小儿女，在某小学读书。所用的文具，务求精美。仅以记事簿一项，每册就用钱三角以上。我问是什么原因，据说是奉教员之命买的。我对我的亲戚说：这种教员，足可以养成小学生奢侈的恶习。这种教员只可到富贵族的宅里，去教公子小姐，指导他们如何“败家”。至于像我们这等小户人家，实在难以供应。

现今，不但学生所用的美术化的文具，是妄费钱财，而所谓的教科书更是极大的消耗品。我国为求救国、救民、文明、进化起见，对于教科书，今天改，明天换；我们既不愿亡国灭种，对这种“朝改夕换”的良法，当然不敢表示反对。唯独教科书的昂贵，实在使当家长的真有一点担负不起。现在，普通的家长，每逢开学，对于学费已经咬牙，对于书费更是咧嘴。一家若有三个孩子，同时入小学中学大学，这笔买书的费用，简直足可使当家长的上吐下泻。

平均，现今的小学教科书，每科每本就需大洋一角八分，中学的每科每本就需大洋七角之多，至于大学用书，每本至少超过二元以上。仅以上海某大书店的小学教科书而言，一印就是千万多本。有几种已经印到一百四十几版。我对印刷事业，并不外行，这种一角八分一本的教科书，连版税在内，每本成本用不了五分大洋。每本可获利一角大洋以上。若加计算，岂不是一本万利。做生意是为得利，自然无可反对。但是，要知消遣用的书，贵一点也不妨，因为是愿买则买。教科书的定价，必须特别低廉，因为不买不行。某大书店，只为自己得大利。可是全国有子女的人，就受了大害。教育当局，果肯为人民设想，就当对这种包办教科书的大商，痛加惩罚。

近一两年来，市上出了许多“一扣打八扣”的书，其中颇有极有名的著作。虽然全有错字，大体并不误谬。这实在是为穷苦的读书人，增了无量的便利。我以为，印刷这种书的书店，实在有传布文化的效能，应当优加奖励。有人说：这种廉价的书上市，上海几家大书店全都受了极大的影响。我说，与其在出版界中，养成一两个包办文化的托拉斯，实在不如使穷小子多得一点买书的机会。假若我国的教育当局，能特编教科书，也按这种廉价的办法卖给学生，实在是功德无量。较比每年遣派无数的官费留学生，还能真正有益于国，有利于民。与其用中国钱，造就一些“外国式”的高等中国人，实在不如造就许多能认中国字的下等小百姓。

现今，许多学生对于功课，全说不感觉兴趣，这是极大的错误。许多教育家因为要提高学生的兴趣，竭力迎合学生的心理，这更是极大的错误。因为使学生欢喜的教材，决不是将来真正与他们有益的东西。所以，我以为教育，必须“反心理学”，才能与学生有实用。那些主张“教育须合学生心理”的教育家，全是将教育看做哄少爷的手段了。

曾国藩说：“除自强之外，无胜人术。”人若想不被别人所打倒，只有在自己的身上用精神，国若想不被别国所灭亡，只有在自己的国内用功夫。人，追着别人乱跑，绝不是自强的方法。国，随着别国乱学，也不是自强的门径。所谓自强者，是竭力发展自己的特长，使之达到一个完美的地步。是要用这样特长，应付别人的所短。不是效法别人的特长，而遗弃自己的所长。要知，与人不同，才有胜人之望。与众强同，正是取败之道。

人善使刀，你善使枪。你要想胜人，不可丢下你的枪而学使刀。人若想胜你，也不当抛弃他的刀而学使枪。你苦苦地练枪，才是最好的自保之法。他勤勤地练刀，才是最好的自卫之术。

现今欧美的文明，只要稍有思想的人，就可以知道他们那种文明，是疯狂的文明，是酒醉的文明，是打“强心针”的文明，是服“春药”的文明，全是一时变态的恶现象，全不是自然的真精神。有心人，见着他们这种情形，只是为他们的前途担忧。唯独混小子，才能见他们这凶野的行为而生羡慕。

近十几年来，我国骂人的艺术并没有进步，唯独捧人的手段真是超绝千古。就以前年新月书局那广告而言，足可以给他们所捧的人，招生许多不利。因为某学者在那书局里发售一本大作，那书局就大吹大擂说“中国文父”某先生近作某某书出版……我看了之后，几乎使我气破了肚皮。因为，“父”者，母之丈夫也，自己之爸爸也。什么恭维之词不可使用，为何竟因捧人而自处于儿子之辈。他们呼某学者亲爹活祖是他们的自由，为什么硬给中国的文上加上一个爸爸。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人。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我中国，现今固然有极少数的人不认亲爹，但是也不可随随便便用“父”字做捧人的材料。所以，用父字恭维人之前，应当首先查一查字典，翻一翻辞源，以免吃亏上当。在古罗马，虽然有称元老院议员为父的前例，但是那个父字，正与我国古时称年高有德且执掌教化者为“父老”的意思相同。罗马教徒虽然称掌教的人为父，但是那个父字译中文必为“神父或教主”，用洋文写且必须以大字母起首，以为区别。古罗马人，虽然称地伯河为父，古伦敦人，虽然称泰晤士河为父，那是因为他们将这两条河，认做人民的保障。也并不是可以随便将一个父字，加在任何一人或一物上。

有人说某书店称某学者为中国的“文父”，是因为他是首先提倡白话文的人。并且按英文父字（Father），有“创始者”（Founder）或“起始者”（Origi原nater）意义，譬如美国称华盛顿为“国父”，中华民国称孙中山为“国父”，因为美国是华盛顿创建的，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创建的。我说在华盛顿以前，并无美国，在孙中山以前，也无中华民国；美国由华盛顿而生，国民党由孙中山而起，所以华盛顿被称为美国的国父是可以的，孙中山被尊为国民党之父（简称国父），也是可以的。但是中国文，绝不是某学者所创出来的，他怎么可称为中国的文父？

中文既不是由某学者所发明的，那么，就不可将他呼为中国文父。不但文言不是由他开创，白话文也更不是由他发起。若说白话文是他提倡起来的，那么，在前清末年，创办白话报的那些人，岂不是比他还早。他若可以称为文父，那些创办白话报的人，又当称为什么？宋朝那些用白话作语录的人，更当称为文什么？我以为若称他为“新式白话文的文父”还可以将就得下去，若强呼他为“中国文父”，未免是数典忘祖，未免是只知有孩子，不知孩子有爸爸。

假若，某学者的文章做得好，就得称为文父，那么，凡是某一行某一艺中的出色的人物，就当得着一个父字的尊称。譬如，做官做得出色，就当称为“官父”。拉车拉得出名，就得称为“跑父”。做贼做得神奇，就得称为“偷父”。依此类推，极有名的婊子，就当称为“淫母”。极有名的舞女，也就当称为“跳母”了。这个恶端一开，岂不是爹妈太多。

天良是能分辨是非的一种感觉。世上的活物虽然繁多，只有人类独具这种感觉。所以说，人类独有天良。也可以说，唯人类有是非之心。人类所以称为万物之灵，并不是因为知识高于万物。乃是因为有这种能分辨是非的感觉，使人类超出于万物之上，而不与禽兽虫鱼合群为伍，相提并论。

“天良”永远时兴，“真理”永不落伍。天下有不同的人种，无不同的天良。天下有不同的事务，无不同的真理。人类虽然进化，化不了固有的天良。科学虽然神奇，变不了永存的真理。

是非之辨，如同白黑之分，并没有什么神奇奥妙。因为合于天良，不背真理，就为是。反背天良，违逆真理，就是非。可行于永久的就为是，只可行于一时的就是非。平平常常就为是，奇奇怪怪就是非。尊重本国文化，顺合本国民情，就为是。破坏本国文化，背叛本国民情，就是非。

肉眼不瞎，必能认黑白，心眼不瞎，必能辨是非。肉眼瞎了，不过成为人中的残废。心眼一瞎，就必化为人中的禽兽。山林中的禽兽，还知爱惜自己的巢穴和自己的同类，人类中的禽兽，反能毁坏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国人。尤可恨的是这种禽兽，肉眼与心眼，并非真瞎，而故意要行瞎心瞎眼的事。

在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里，得受教育的，不过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里，受过充足教育的，恐怕不足千分之二十。在这千分之二十里，肯于著书立说的，恐怕不足万分之二十。在这万分之二十里，能够成为一个名闻全国的学者，也不过只有几十个人，在这几十个人里，能够成了被中外皆知的学者，也不过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对国家兴亡所负的责任，我以为比全国的要人和全国的官吏，所负的责任还大。

我国全国现今仅仅有十几个名闻中外的学者，足见是产生不易。按理，我国人民对他们，应当视如无价之宝，力加重视。然而，事实竟适得其反。我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不但不对他们力加重视，并且甚至要“食其肉，而寝其皮”。这个原因不是我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全都有目无珠，乃是因为这十几个名闻中外的学者之中，多是不知自爱。他们所以成名，不是因为学优识超，行端履正，而是因为标奇立异、颠倒是非、崇拜外洋、蔑视祖国。

古谚说：“美女入市，恶女之仇。”美女并不妨碍丑女的出入，她们所以“仇”不过是起于嫉妒之心，在无知无识的禽兽之中，还不能免除，何况在人类之间。你若假造谣言，向丑女挑拨，说“美女有毁你之意”，丑女听到耳里，当然要和美女势不两立。

挑拨鼓动的言辞，最易入人耳。劝解调和的话，最难动人心。现今中外的新圣人，所以容易成名，就是全由挑拨、鼓动人的嫉妒之心下手。

古人说：“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这第一句，凡是一个人，全能做得到；这第二句，唯有读书的人，才能做得来。可惜我国自从染了洋毒以来，不读书识字的人，多以为“一时骗人以口”是最好的处世之法。读书识字的人，多以为“百世骗人以书”是最好的成名之术。甚至你发言立论，愈是背乎真理，反乎自然，叛逆伦常，颠倒是非，愈有人捧你为民众“前进”的明星，尊你为人类“解放”的导师。

世上的人，全有私心，全有弱点。你若能看出这个私心之所趋，弱之所向，然后再迎合这个私心恭维这个弱点，发言作文，你立时就可以得到多数人的同情。你若再能假借好听的名目，发些瞒心昧己的学说，创些口是心非的主义，你不久就可以被人尊为“伟大的导师”。甚至，你虽遭了天诛，人还说你的“精神不死”。然而，你不必因羡慕而欲追学。当知这种“成名”的方法，不过如同做贼养汉“发财”，来路既不正常，享受也不能长久。

古时中外的学者，所以流芳千载，只是因为传布平平常常的真理，劝人为善，导人修己。现今中外的学者，所以名劝一时，只是因为创造奇奇怪怪的邪说，引人纵欲，诱人责人。以古人的真诚，劝化人心，而谋人类的安和，还不能完全成功。以今人的虚伪，诱导人欲，而求人类的幸福，岂不是南辕北辙。照这样诱导下去，也不过是使人类退化为毫无理性的两足动物，彼此互杀相食而已，岂能再有幸福二字之可言。

读书的人，有两条命，有两个嘴。不读书的人，仅有一条命，一个嘴。读书的人，不但嘴可发言，笔也可以说话。不但生在世上是活着，躺在土里还是活着。因为他的著作，若得传流下去。他的骸骨，纵然化为灰尘，他的文章还能替他宣讲。可见，读书的人的第二个嘴，能永远不烂，第二条命，能永远不死。

读书的人，既然比不读书的人多有一个嘴，多有一条命，就当善用这个嘴和这条命。发言，就当本乎天良，要为有益于世道人心之言。著书，就当认清是非，要为有益于世道人心之书。不要为一时的富贵权势，讨人的欢喜。不要为一时的贫贱屈辱，灭自己的天良。一个读书的人，尤其是一个著作家，果能这样坚持到底，活着就可得到自己精神上的快慰，死了也可以对得起那块埋尸的黄土。

现今所谓“文坛健将”，所谓“前进作家”，据我研究，他们所以被青年人所欢迎，多是因为善于迎合青年的心理。譬如，青年人多“好异喜新”，他们就大骂古人古书，青年人知识将开，性欲正盛，他们就提倡社交公开。青年人多好玩乐放荡，他们就主张平等自由。青年人多不满意现状，他们就鼓吹改造社会。青年人多以为国文难读难学，他们就主张文学革命。青年多好写别字，他们就狂言改革字体。青年人多富于进取的心志，他们就提倡“站在时代的前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总统而言之，凡是青年人所欢喜听的，他们就努力倡说，凡是青年人所不欢喜的，他们就主张打倒。青年人未尝不将他们认为“知己”，岂知在不知不觉之间，就给他们当了求名谋利的“梯子”。古人说：“顺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远之。”青年人若不愿受欺骗，若不愿生后悔，最好是将这句话牢记在心里。

[1]“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见《北周书》卢诞传。

[2]天道就是自然之理，万不可视为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