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 自商代以上（前3500—前1123）

第一章 初民的生活与教育的起源

一 初民的生活

据历史家的考证，距现今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业已占有了黄河下游两岸的地方。他们的生产方法，就是捕鱼、采果、打鸟、射击野兽；一切衣食的来源，皆取给于自然物品，吾人称此时期为采拾经济时期。男子出外采拾食物，女子在家照料儿童，同血缘的人员聚居在一群，以年长的女子为一群的首领。这种社会，谓之母系氏族社会。这个时候，没有文字，没有制度，完全过着自然生活，共同采拾食品，共同消费，共同育养儿童，故又称为原始公有社会。这个时候，敌人很多，毒虫是敌人，猛兽是敌人，天灾水患也是敌人，异种族、远血族也会成敌人；他们的生命长日在群敌包围之中，故如何抵御敌人成了他们重要的工作。经过长期斗争以后，征服了异族，汉族生齿日蕃，遂繁衍于黄河中流的中原腹地。到了此时，他们已知火食，渐有文字，发明了一切粗笨的用具，他们的生产方法遂由渔猎进步到牧畜了。生产方法由渔猎进步到牧畜，是男子对于女子的一大革命，故社会组织也由母系移转到父系。在父系氏族之下，产生了私有性质，产生了阶级意识，此时人民的生活，就不比以前那样自然了，就不比以前那样简单了。这种形态的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历唐、虞、夏、商一千数百年，直到周朝才又经一次重大的变革。黄河中下游地方，纵横数千里，全是广大平原，处北纬三四十度之间，气候温和，植物种子的产生当极容易，故自洪水平定以后，中国社会已有农业的萌芽。生产方法由牧畜进步到农业，从前游动生活此时遂变为定居生活了。在定居生活之下，工作经济，较易蓄积，社会上一定产生有闲阶级，而种种观念形态莫不由此发生。

二 教育的起源

知道了初民生活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教育的起源了。教育发生于实际生活的需要，教育情形也跟着当时的经济情形而变迁。在渔猎经济时代，他们的教育就是怎样捕鱼，怎样猎取鸟兽，怎样采掇果实。在牧畜经济时代，他们的教育就是怎样架设栅栏，怎样寻逐水草，怎样喂牛赶羊。劳动即是学习，父母即是教师，猎场与牧地即是学校，教育与生活是一致的。最初没有文字，要记载事情时则用结绳的方法；其后见结绳有时而穷，则又画些种种图样表示形意，即吾人所谓象形文字。当初没有宫室，他们就要学习怎样掘穴，怎样架巢。当初没有衣服，他们就要学习怎样缝缀树叶，怎样剥取兽皮。还有怎样抵抗敌人的侵凌，怎样防备毒虫猛兽的迫害。此等教育，与实际生活完全一致；即不然，也是帮助自身谋社会生活之一种手段，其目的就在谋全体族人的利益，除此以外，并无其他目的，也无其他意义。到了后来，一方面因人口增加，氏族内部分出许多房族，这些房族又联合成为种族，即由父系氏族社会进化到部落社会，而统治阶级日益显明。一方面因农具的发明，农业经济逐渐夺了牧畜经济的地位，土地变成为主要生产手段，而私产观念日益显明。这两种观念混合为一，统治阶级握了经济重权，促成了技术的进步，于是奴隶制、分工制及种种剥削情形，由此产生。到了此时，原始教育的意义无形改变，带有了阶级性了，与实际生活不能完全一致了，除了生物欲的目的外，还带着了支配所属阶级的工具之目的。

第二章 汉人臆造之上古教育制度

一 绪言

《戴记》，即《礼记》。因后世所传《礼记》为戴氏所订，故称。

自商代以上，通称上古时代，即我们所谓原始氏族社会时代。在这个时代，文化程度极其幼稚；生产尚以牧畜为主体，渐进于农业；文字只具雏形，多为象形体式；婚姻犹在亚血族时代，伦理观念未曾发生；纵有支配阶级，也不过为家长式的首领，尚未达到阶级对立的形式。以这种文化程度的民族，一切生活概属自然生活，一切行动全是习惯行动，繁文缛节既不会有，悠闲的教育制度当然无法产生。再以现今已经出土的古器物及甲骨文字看来，商代的用具全是铜器，商人的名字全以干支，他们文字的运用且极不规则，更可以证明在商代以上，虽有教育事实，绝无教育制度。但记载上古史事的古籍，如《孟子》、《戴记》、《尚书大传》及《白虎通》之类，为什么说唐、虞、夏、商四朝有大学与小学之分，有养老与视学之礼，有教学教悌之意？这种教育制度为何与氏族社会的文化程度相差很远？要知以上所举各书，除《孟子》较古外，其他全属汉人的作品；汉儒最爱关门造谣的，此处所谓上古教育制度，完全由他们捕风捉影，假托古制以见己意，毫无疑义。后人臆造的史料，本可以革命的手腕，一笔勾销；不过汉人去古未远，臆造也有时代的背景，由他们的臆造文字里面，也可以推知上古教育情形之一二。我们既以这种态度来叙论古史，虽勉强写出以下三条，当不致使读者发生迷惑的危险。

二 学校的起源

据董仲舒、孔颖达一派学者的推想，唐、虞以前，已有了学校，或总名成均。——这当然是太滑稽了。[1]又据《孟子》及《王制》等书上说，虞、夏、商三代的学校，均分大学、小学两阶段。《孟子》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篇》宋儒朱子给这句话下个解释，他以为“校”、“序”、“庠”皆是乡学——小学，而“学”谓之国学——大学。乡学的名称三代不同，国学的名称是一律的，在这些里面皆是讲明人伦——五伦——之教的。《王制》上说：“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汉儒郑康成也下几句解释，他说，“上庠”、“东序”及“右学”三种是大学，“下庠”、“西序”及“左学”三种是小学。大学即国学，所以养国老；小学即乡学，所以养庶老。孟子同小戴两人的口词虽然不同，而承认虞、夏、商三代之有大学、小学是彼此一致的；再参考其他古籍，也有同样的说法。[2]再参考《王制》、《祭义》、《乐记》及《文王世子》等篇，好像此时的学校，除施教以外，养老要算最大的任务。以养老为学校最大的任务，就是崇拜祖先的宗教意识，也就是父系氏族社会的象征。

三 学官分三部

考查《舜典》，唐、虞二代的学官有三部：一曰司徒，主宣布五教的，以契为之长；二曰秩宗，主持三礼的，以伯夷为之长；三曰典乐，教导诗歌音乐之类的，以夔为之长。什么是五教？就是为父以义，为母以慈，为兄以友，为弟以恭，为子以孝。[3]什么是三礼？就是祭祀天神——日月、风雷之类，地祇——山川、草木之类，及人鬼——他们已死了的祖宗。[4]第一部属于伦常之教，即孝亲敬长的教育。第三部属于乐歌之教，所以陶冶性情的。第二部主持三礼，属于鬼神之教，正足以表现初民的宗教思想，以祭祀鬼神为最尊严的事务，也是极重要的教育。主持祭祀的必为僧侣阶级，此在其他开化最古的民族史上不少例子，且最初民族的教育权确在僧侣阶级手中，中国古籍虽未曾明白叙出，但在此处也可以见得一点痕迹出来。

四 宫廷教育

贤明的君主尚能自知其责任的重大，不敢怠忽，每于治事之外，还力求知识上的进步和性情上的修养；所以他们的宫廷里头都聘请了教师，以备随时请益。那些教师皆是选择当代的第一名流，他们的位置极其尊崇，他们的威权也非常显赫，试读《仲虺之诰》、《伊训》、《太甲》、《说命》诸篇，对于时君谆谆训诲，真有令人发惊的地方。[5]太子是承继老君管理国家的，教育尤为重要。每个太子都有师、保、傅朝夕训诲，陈以嘉言，启发他们的知识；教以礼乐，涵养他们的品性；而太子对待老师，也俨然如事严父，有极尊敬的礼貌。[6]按据氏族时代的社会组织，氏族长老一方为行政首领，一方为教育长官，所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在此种情形之下，另聘有权威的师长来训诲他们，殊不近情。此种有权威的师长，或是同血缘的前辈长老，或在氏族里面具有勋劳的贵族分子，以他们特殊的资格和较优越的经验，随时对时君与以启迪或忠告。汉儒不察，因从而夸大之，所以我们认为这一切全是臆造文字。

本期参考书举要

1）《尚书》的《虞书》、《夏书》及《商书》

2）《易经》及《诗经》

3）《礼记》的《王制》等篇

4）《尚书大传》

5）《白虎通》

6）《殷虚书契考释》（罗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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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王世子》：“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则虞庠近是也。’”

《大司乐疏》：“尧已上，当代学亦各有名，无文可知。但五帝总名成均，当代则各有别称。”

[2] 《通典·礼十三》：“有虞氏大学为上庠，小学为下庠；夏后氏大学为东序，小学为西序；殷制大学为右学，小学为左学，又曰瞽宗。”

[3] 《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孔注》：“五典，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又《舜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郑注》：“五品谓五常。”《孔疏》：“品谓品秩一室之内，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义、慈、友、恭、孝。”

[4] 《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郑三礼。”《郑注》：“三礼；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礼也。”

[5] 《仲虺之诰》：“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

《孟子·公孙丑》：“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

[6]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孔注》：胄，长子，自公卿大夫之适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