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内阁的起源

元至正二十四年（红巾军宋龙凤十年，1364），朱元璋即吴王位，仿元制，置中书省、行中书省，设左右丞相。

朱元璋从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到万人之上的皇帝，历经艰难困苦，既充满传奇色彩，也形成了刚愎自用的性格，其中明显特征就是他视权如命，一旦大权在握，就不能落入旁人之手。于是，在此后的几年间，为加强中央集权，将权力完全揽在自己手中，他一步步地削弱相位。

洪武元年（1368），改左右相国为左右丞相；

洪武九年（1376），改行中书省为三司，改变行省政治直属中书省局面，同年裁汰中书省官员，只保留丞相职务。

洪武十一年（1378），诏令六部，政事“勿白”中书省，夺六部政务于中书省。

洪武十二年（1379），谪斩右丞相汪广洋。

朱元璋称帝初期，设左右丞相。明朝以左为尊，故左丞相为百官之首，即实际意义上的宰相。朱元璋时期，共任命了两个左丞相，第一个是开国功臣李善长，第二个是胡惟庸。

朱元璋削弱相权

那朱元璋为什么后来又决心削弱相权呢？除了他对权力的过于渴望外，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

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收到了好的效果，但此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又激烈起来，大臣以地域为区分，分成淮西和浙东两派。

这些所谓的派别，实际上就是老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乡会就是淮西集团，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但考虑到他是皇帝，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会长。这一集团人多势众，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常遇春等人。这些人可以说是朱元璋起家的班底，阵容强大，足可独霸一方，甚至当时的人们见面都以会说淮西话为荣。

李善长何许人也，为什么是第一功臣？

李善长是定远人，与朱元璋同是安徽籍贯，算是同乡，很早就投奔朱元璋，并且十分有才能。明面上看，他好像很少出面干什么大事，实际这是由他的工作特点决定的。他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办理。李善长知人善任，能因才用人，使之各得其所；并且娴于辞令，明习故事，处理政务，裁决如流，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调兵转饷无乏，恢复制钱，榷淮盐，立茶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作为“大总管”，李善长被朱元璋称为“在世萧何”。他在朱元璋势微的时候投奔而来，一直负责军队的粮饷供应，成为前线将士风卷残云的“发动机”。他是朱元璋登基典礼的“总导演”，是朱元璋大封功臣时的“首席公卿”，也是朱元璋的亲家翁。

李善长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地劳顿。后勤工作不好搞，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所以在明朝建立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他为丞相；并曾特赐他一方铁制的凭券，上面明写着可以免除他两次死刑、免除他儿子一次死刑的承诺。

浙东派的代表人物是刘基。在当时，刘基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却终究成为派别之争的牺牲品。

李善长长处明显的同时，缺点也极其突出。他外宽和而内多刻薄，既富且贵，骄横专擅，凭借自己的权势，颐指气使，凌驾于百官之上，朱元璋日渐不满。碍于李善长过去的功劳朱元璋一直隐忍不发。一天，朱元璋借与陶凯论斋戒当至诚为由，暗示李善长应趁早退职。李善长立即心领神会，谢恩辞职。

然后，胡惟庸做了宰相。胡惟庸也是定远人。龙凤元年（1355），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胡惟庸归附红巾军，颇受宠信。因李善长的推荐，他被擢为太常寺少卿。对此，有人归结为同乡关系；也有人分析为胡惟庸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为妻，有着姻亲关系；还有一种说法是李善长收受了胡惟庸的贿赂。无论怎么说，在李善长的运作下，胡惟庸一路仕途顺利，历任宁国主簿、湖广佥事、太常少卿，洪武三年（1370）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升右丞相，再升左丞相。明太祖朱元璋先后任命过四员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其中胡惟庸主政时间最长、权最重——任相七年，权势显赫，遇事专断。

作为淮西派二号人物，本来胡惟庸接替李善长的宰相之职已在朱元璋心中内定，可是为了显示公允，朱元璋偏偏要询问刘基的意见。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的排挤，仍然出于公心劝导朱元璋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但朱元璋还是决定要撤换李善长，于是提出让刘基接替李善长的位置，刘基立即以自己无法胜任而婉言拒绝。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刘基与杨宪有私交，但他还是说了公道话：“（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直言指出杨宪能力可以胜任宰相，可是心胸不够。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意思说汪广洋还比不上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性情耿直，一直不看好胡惟庸，就直言不讳地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又说：“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刘基这样回答，并不是完全出于私心要排除异己，也是站在国家利益上客观评价。胡惟庸早年归附红巾军，颇受宠信，在李善长的推荐下，被擢为太常寺少卿（北魏始置太常少卿，北齐称太常寺少卿，为太常寺副长官，历代沿置。唐制，太常寺少卿二人，正四品上，祭祀宗庙时由其率太祝、斋郎安排香烛，整理揩拂神座与幕帐，迎送神主。举行祭礼时，与良酝署令共同斟酒），后来一直从事排挤非淮西系人士的勾当。总之，胡惟庸一路仕途顺利，都是攀龙附凤之术。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不合适，再次邀请刘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刘基再次推辞：“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意思就是我这人疾恶如仇，又做不了烦琐事，如果做了宰相就辜负了皇上。皇上不用担心天下没有能够胜任宰相的人，只要有内心仔细甄别便会有所发现。目前您提的这几个人，都不适合做宰相。

可是朱元璋不但让胡惟庸当了宰相，而且把他们的对话告诉了胡惟庸，导致心胸狭窄的胡惟庸对刘基耿耿于怀，甚至即便刘基退休回家，依然不肯放过刘基。

史料记载，刘基因对于朱元璋安排胡惟庸做宰相的行为心灰意冷，知道自己将大祸临头，于洪武四年（1371）告老回乡，又因怕遭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治，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旋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胡惟庸获悉刘基曾在皇帝面前说自己无能，怀恨在心。当时胡惟庸以左丞掌中书省事，指使亲信官员攻击刘基，无中生有地诽谤刘基用有“王气”的土地建造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刘基被剥夺了官禄。刘基惧怕更大的祸患，赶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并且留京不归，以明心迹。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刘基大为悲戚：“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从此刘基忧愤成病，没有多长时间就死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有人告发说，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从胡惟庸与刘基的矛盾看，如果淮西派是朱元璋的“正室”，浙东派就是“偏房”， “偏房”斗不过“正室”，自然呈现一边倒的阵势。

淮西派倒台

胡惟庸在宰相的位置上政绩并不突出，但贪污受贿行为却很严重，同时不断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甚至敢于挑战朱元璋的权力，私自截留下属的奏章，官员升降，处决犯人，都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正如《明史》所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尽管朱元璋有意维护淮西派的利益，很多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真正危及自己利益时也会痛下决心，大开杀戒。

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丞相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醴泉，此为祥瑞，并借此邀请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紧拉住缰绳，由于激动，一时说不出话来，拼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返回，登上宫城时，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朱元璋大怒，以“谋不轨”罪诛胡惟庸九族，同时杀了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

出人意料的是，李善长还活着。他与胡惟庸是亲家，而且他弟弟李存义是板上钉钉的同党。朱元璋考虑到他在朝廷中的巨大影响力，不但没有杀他，连他的弟弟李存义也免死，放逐到崇明岛（今上海崇明岛）。

可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洪武二十三年（1390），李善长家里修房子。此时，他已经不是当年的丞相了，不能再呼风唤雨，却想出向带兵的汤和借三百士兵当劳工的念头。汤和是他的老乡，也是他的好友，因而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一件平常的事情。然而在借给李善长三百士兵后，汤和立刻密报了朱元璋，朱元璋又一次对李善长动了杀机。

然而李善长又犯了一个更加要命的错误：他的亲信丁斌因为犯法应该被流放，他却上书为丁斌求情。朱元璋愤怒了，下令不再流放丁斌，而是将他关到监狱里，日夜拷打。

丁斌扛不住了，在朱元璋的“循循善诱、耐心开导”下，终于脑子开了窍，招供了李存义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细节。朱元璋当机立断，把李存义抓了回来，也是严刑拷问。李存义于是又供出了自己劝说李善长的情况，而李善长的那句“汝等自为之”也成了朱元璋嘴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句之一。

李善长的家奴经过仔细分析，也开始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他们合谋以受害者的身份向朱元璋申述，说他们长期受到李善长的欺压，并状告李善长积极参与胡惟庸谋反，还将时间、地点说得相当清楚。

此时凑热闹的人也不断地多了起来，御史们纷纷上书弹劾李善长，从上朝时不注意礼节到贪污受贿，罪名无所不包。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钦天监生怕落后，被人认为觉悟低，也结合部门实际，向朱元璋上了一个非常荒唐的奏报，说“最近出现星变，是不吉利的预兆”，然后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当移大臣”。

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等开国功臣。处死李善长的理由是李、胡两人往来甚密，而李善长身为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招惹灭族之灾。李善长全家七十多口被满门抄斩，朱元璋只免了自己的女儿、女婿（也即公主和驸马李祺）之死。朱元璋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三万余人，时称“胡狱”。

从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朱元璋这个人向来多疑，所以功臣几乎被杀光。现在他逐渐年迈，太子朱标又生性懦弱，所以他更加没有安全感。或许也一直密切关注胡惟庸等高官动向，之所以能够七年隐忍不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感觉事态还不够大，他所要的局面是胡惟庸把事情搞得足够大，好以此进行一场大的清洗与政局整合。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

这场腥风血雨除了使许多人遭受灭顶之灾外，另一个后果是朱元璋废除丞相制。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1380）废除丞相制度，开始大权独揽，集皇权、相权于一身，结束了自古以来皇帝与六部尚书中间夹着丞相的局面，从此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洪武二十八年（1395）六月，朱元璋御奉天殿，敕谕文武群臣：“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这是朱元璋将罢左右丞相、废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真正明确下来，标志着中国封建王朝“丞相”职位彻底消失。

可是在封建制王朝的最高决策层中，皇帝相当于企业集团最高层，宰相的职能就相当于CEO。关于宰相职责，西汉的丞相陈平有过总结：“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可见宰相的重要地位非同一般。能力好的皇帝或许还勉强可以短期兼任CEO，可是要长期维持大国正常运转却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仅仅八天内，朱元璋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

更要命的是朱元璋是标准的草根出身，做过和尚，当过乞丐，带兵打仗也很有天分，可是就是学问不够，因此对一批满口之乎者也的下属那通篇文绉绉的文章看得一头雾水，没少给人打板子。当时的户部尚书茹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人读给自己听，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都是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朱元璋当机立断，命令不要再读下去，数了下字数，已经有一万多字了。朱元璋气极，命令马上传茹太素进见，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并开始酝酿着找些参谋。

内阁的诞生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奇怪的机构——内阁就诞生了。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顾问，其职责最开始为皇帝的秘书机构人员，代皇帝起草诏令、批改奏折、拟票（拟定文草）等。最初的内阁设春夏秋冬四辅官，两年后撤之；仿宋制，改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四大学士，并增置文华殿大学士。诸大学士仅以“辅太子、备顾问”。建文帝改革翰林官制，废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大学士，设学士，将翰林、殿阁学士合而为一。永乐帝继位后，复旧制，并充实翰林官。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永乐帝命解缙、胡广、杨荣等翰林官七人入值文渊阁，协理庶政，是为内阁肇始。

内阁设辅政大学士若干，并无定数，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增补。以隆庆元年（1567）为例，内阁共有六人，分别为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徐阶，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李春芳（二月晋少保、四月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郭朴（二月晋少保、四月晋少傅兼太子太傅、九月致仕），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高拱（二月晋少保兼太子太保、四月晋少傅兼太子太傅、五月罢官），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陈以勤（四月加太子太保），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张居正（四月晋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到了万历元年（1573），内阁只有两人，分别为张居正、吕调阳（十一月晋太子太保）。内阁中首席内阁大学士也称为内阁首辅。朱元璋、朱棣时期，由于这两个皇帝比较勤政，内阁大学士一直没有什么权力，对政事也没有太大影响。到明成祖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时期，皇帝的精力没有爷爷和老爹充沛，于是就开始对内阁放权。此后内阁逐渐恢复了以前丞相的权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内阁首辅就成了有实无名的宰相。

从能力上看，明朝的内阁辅臣总体素质普遍较高，譬如连中三元的商辂、著名的“三杨内阁”等，在历史上都赫赫有名，但最具有争议性的却是大改革家张居正。